第609章 乱世如炉

    就在王汉彰等人忧心忡忡的讨论着未来的局势时，兴业公司窗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吵闹声。

    起初是隐约的呼喊，像远处的潮水。然后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逐渐能听清楚内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塘沽协定！打倒汉奸卖国贼！……”

    王汉彰走到窗边，推开了窗户。

    六月的阳光和热浪一起涌进来，同时涌进来的，还有街上震耳欲聋的声浪。

    只见门外的大街上，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正沿着南市三不管地带游行。队伍最前面，是一幅巨大的白色横幅，横幅上用凌厉的黑色笔锋写着八个大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墨迹酣畅淋漓，笔锋如刀，像是用尽全身力气写出来的。后面的一条横幅上，用红底黄字写着：拒绝承认塘沽协定！每个字都像在滴血。

    横幅后面，是黑压压的人群。主要是学生——穿着青布长衫的男学生，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的女学生，一张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激昂。他们高举着纸糊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各种口号：“誓死不当亡国奴！”“华北是中国的华北！”“反对妥协，继续抗战！”“还我河山！”

    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的声音还很稚嫩，有些甚至因为用力过猛而嘶哑，但那种不顾一切的呐喊，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除了学生，队伍里还有一些市民、工人、店员。他们不像学生那样有组织，大多沉默地跟着，但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屈辱，愤怒，不甘。

    游行队伍像一条愤怒的河，在南市的街道上流淌。所过之处，行人驻足，商户探头，黄包车夫停下脚步。有人默默地看着，有人低声议论，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加入了队伍。

    王汉彰看见，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贩，擦了擦手，把摊子交给旁边的人，默默地走进了游行队伍。一个穿着绸缎长衫、像是商铺掌柜的中年人，犹豫了一下，也跟了上去。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

    王汉彰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阳光照在他脸上，有些刺眼。他的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对这些年轻人的敬佩，有对时局的无奈，有对自己处境的焦虑，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知道这些学生的愤怒是正义的，他们的呼喊是血性的。在这样一个“宁为瓦全”的时代，还有人愿意“玉碎”，这是一种可贵的勇气。他们还在相信着什么，还在坚持着什么，还敢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走上街头，面对可能的风险——警察的棍棒，特务的盯梢，甚至更糟的后果。

    而他王汉彰，还有办公室里这些人，早就在生活的泥泞里，把那些东西磨没了。他们学会了算计，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成了爱国学生口中那种麻木不仁的人——先顾自己，先活下去。。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王汉彰喃喃重复着横幅上的字，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

    玉碎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瓦全了，至少还能遮风挡雨。这个道理，学生们不懂，或者说，他们懂，但选择了不懂。

    这有错吗？王汉彰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当年没有妥协，结果死在了日本监工的铁头皮鞋下。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更脏更险但可能活下去的路。这条路走到现在，他已经回不了头了。

    王汉彰关上了窗户。游行队伍的呼喊声被隔绝在外，变得模糊而遥远，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他转过身，走回沙发旁，看着办公室里沉默的众人。

    安连奎坐在沙发上，肩膀微微颤抖。许家爵盯着地板，手里的烟已经燃到了尽头，烫到了手指才猛地扔掉。秤杆眯着眼，但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高森整理着衣领，动作机械而僵硬。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这个时代的迷茫。

    “学生们又开始游行了。”王汉彰重新坐下，点了一支烟。火柴划过磷纸的“刺啦”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他深吸一口，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才缓缓吐出。烟雾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游行有用的话，”王汉彰的声音低沉，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所有人说，“还签协议干嘛？”

    没有人回答。

    窗外，游行的声浪还在继续，像这个时代不甘的呐喊，像一块玉石在即将碎裂前最后的脆响。窗内，沉默在蔓延，像瓦片在风雨中默默承受的重量。

    乱世如炉。玉会碎，瓦会全。而更多的人——像他们这样的人——会在炉火里被煅烧，被改变，变成自己都不认识的模样。

    王汉彰掐灭烟头，站起身。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听筒，又放下。走到书架旁，抽出一本书，又塞回去。最后，他重新走到窗前，但没有再打开窗户。

    他就那么站着，背对着所有人，看着窗外模糊晃动的人影，听着隐约传来的呐喊。

    阳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深色的地板上，沉默而沉重。

    游行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声势最大，南市、老城厢、法租界边缘，到处都能看到游行的队伍和飘扬的横幅。学生们高举着孙中山的画像，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声音嘶哑了也不停歇。市民们围观看热闹，有人鼓掌叫好，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默默加入。

    第二天，警察出动了。不是日本警察，也不是租界巡捕，而是中国警察——天津公安局的人。他们拿着警棍，在游行队伍周围维持秩序，不驱散，但也不让队伍进入日租界和英法租界核心区。双方对峙着，气氛紧张但还算克制。

    第三天，人少了一半。有些学生被学校叫回去了，有些被家长关在家里了，有些累了，有些怕了。剩下的百十号人，还在坚持，但声音已经哑得几乎听不见。

    到第四天，游行彻底散了。

    就像王汉彰预料的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所有人都清楚，《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推翻的可能。别说是日本人不愿意，就算是国民政府，想的也是尽快停战，稳住局面，好腾出手来对付南方的赤党。

    果然，协定签署后的第三天，消息就传来了：驰援长城防线的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九军等部队，奉命南下，开赴江西，加入到对赤党的第五次围剿之中。

    这条消息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国民政府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华北，可以暂时让出去；但赤党，必须剿灭。“攘外必先安内”，不是说说而已。

    游行的学生们彻底泄了气。他们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军队都南调了，难道指望他们这些学生拿着标语牌去跟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拼命？

    过剩的精力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于是，天宝楼电影院又火了，突然迎来了一波意想不到的客流高峰。

    强森通过他在上海的关系，弄回来几部新片子：好莱坞的《隐形人》、《侬本多情》，还有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民族生存》。

    尤其是最后这部《民族生存》，导演是应云卫，主演是袁牧之、陈波儿，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流亡上海的故事。电影里第一次在银幕上喊出“保卫民族生存”的口号，镜头里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那些失去家园的哭喊，那些“打回老家去”的呐喊，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这片子一上映，就爆了。

    每天从早到晚，天宝楼影院门口排着长队。学生、教师、职员、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票价从三毛涨到五毛，还是场场爆满。放映的时候，影院里鸦雀无声，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许多人还坐在座位上，低着头，擦着眼睛，久久不愿离去。

    高森又惊又喜。惊的是这片子的影响力这么大，喜的是票房收入水涨船高。他来找王汉彰汇报时，脸上都放着光：“彰哥，您猜猜这几天《民族生存》一场能收多少？一百块大洋！一天放五场，就是五百块！这还只是票房，卖瓜子花生汽水的收入还没算！”

    王汉彰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这种火爆是畸形的，是压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人们来看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娱乐，是为了哭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心，还会痛。

    但更让他意外的还是《白夜逃亡》这部电影。

    这部只能在晚上十点后偷偷放映的“特别电影”，竟然也在学生中间悄悄传开了。起初是几个有钱的学生，看完之后，目瞪口呆，三观尽碎。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好多学生都知道天宝楼有部“那个电影”。

    问题是，两块大洋的票价，根本不是穷学生能承受的。

    于是矛盾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