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求个心安

    6月底的老龙村，被绿色包围着。

    在绿油油的玉米地里，皮肤黝黑的农民戴着草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白毛巾，弯着腰，手里拿着锄头，一下接一下的割掉地里青草的生命。

    虽然是上午，阳光还远称不上炙热，但农民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汗珠，时不时就得用毛巾擦一下脸。

    乡村特有的沙土路，坑坑洼洼的，车子颠簸的厉害。

    道路一侧是一排排的土坯的泥瓦房，偶有几个红砖房，就算是村子里的富户。

    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开到山顶的老龙矿矿区大院里。

    副矿长兼总工程师刘学文，正在院子里和三个人说话，看见车进了院子，便朝三个人摆摆手，快步走了过来。

    陈旭东率先下车，帮陈建国打开车门。

    陈建国一脸诧异的看着他。

    “爸，我这助理当的还行？是不挺有眼力见的？”陈旭东调侃道。

    “嗯，养儿子就是比养狗强！”

    说完，陈建国就向刘学文走去，留陈旭东一人在风中凌乱。

    郁闷了两秒，快步跟上去，十分客气的打了声招呼，“刘叔，好！”

    刘学文笑着点点头，“旭东这是放假了？你是今年毕业，去矿务局工作？”

    “嗯，放假了！”陈旭东也没多说。

    “老刘，张大蛤蟆那个矿是怎么回事？”说着，陈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包阿诗玛，递给刘学文一根。

    刘学文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先给陈建国点上，再给自己点上，抽了口烟，说道：“张大蛤蟆挖过界了，他现在挖的那地方，属于咱们矿区的范围。”

    陈建国低头抽了口烟，没说话。

    刘学文接着说道：“我去他矿上找过两次，都没见到张大蛤蟆面。矿上的其他人，都说不清楚是咋回事。”

    “他挖过界多少米？”

    “我下井听了下，他的采煤巷道距离我们的巷道已经很近了，应该至少有100米了。”刘学文回道。

    站在一旁的陈旭东眉头紧皱，心想：这事不简单啊。

    如果说挖过10米、20米，还能说是挖煤工人疏忽。可现在已经挖过100多米，这分明就是故意的。

    可是，他张大蛤蟆怎么敢的？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呢？

    就凭他护矿队那30多人，7、8条破枪，在陈建国的护矿队面前，都走不上一个回合。

    莫非是他背后的金主，看上老龙矿了，想用张大蛤蟆试试陈建国的斤两？

    他在脑子里努力回忆，上一世陈建国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

    时间过得太久，脑子里只有零星的记忆。

    他只记得在1990年7月初，大哥赵鹏举肩膀上挨了一枪，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周振海胳膊上也被扫上一枪，胳膊上缠着绷带，非常的显眼。

    其他的，就完全没印象了。

    其实，这也不怪陈旭东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在市里上班，根本不在平安矿。

    陈建国本身就不想让他掺和这些事，也就没把矿上的事告诉他。

    如果赵鹏举和周振海的受伤和这件事有关，那就说明陈建国和张大蛤蟆发生了一次火拼。

    火拼过后，张大蛤蟆的矿还能继续开，这就意味着双方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

    那张大蛤蟆又是从哪找的人呢？

    能和50来人的护矿队打个平手，对方肯定不是玩唬哈吓的社会人。要么是社会上有名的刀枪炮，要么是其他煤矿的护矿队。

    就在陈旭东思考对策时，陈建国开口说话了。

    “老刘，这事你不用管了！两家的巷道要是挖穿了，就给工人放假，工资按照他们上个月工资的一半发。”

    说完，就朝着煤矿的更衣室走去。

    刘学文点点头，“我知道了，老板。”

    这些年，只要有时间，每天下井巡查一遍，已经成了陈建国的习惯。

    大的矿井，走一圈就要1个小时，小一点的矿井，也至少要半个多小时，井下30多度的高温，随便走几分钟，浑身上下就得湿透。

    玉田矿、老龙矿加起来一共五个矿井，全部走完至少5个小时，这运动量不亚于跑个半马。

    走进更衣室，陈建国和周振海打开小衣柜，就开始脱衣服。

    “爸，你也给我找一套工作服，我和你俩一起下矿井，我还没下过井呢！”陈旭东笑着说道。

    周振海转过头，对陈旭东笑了笑，没有说话。

    陈建国也不看他，自顾自的说着：“我这辈子拼死拼活，就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孙子不下井。咱们老陈家，有我一个人遭罪就够了。”

    换完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和头灯，穿上胶皮靴子，陈建国已经和普通的煤矿工人没什么两样。

    “老实在上面待着。”

    说完，陈建国和周振海推开门，朝着井口走去。

    在开门的刹那，室外的阳光照在俩人的身上，就好像给他们镀了一层金光。

    看着俩人的背影，陈旭东心里感慨万千。

    老一辈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宁愿自己这辈子多吃点苦，也要让自己的儿孙就能少点苦，他们总想把最好的留给下一代、下下一代。

    就像后世《长津湖》电影里那句经典台词：“我们为什么要打仗？”

    “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了。”

    这是一种传承，这就是中国式的父母。

    无所事事的陈旭东，就在矿区里四处闲逛。

    走到煤渣山脚下，看见五六个8、9岁埋了汰的孩子拎着小筐，手在煤矸石里扒拉着，偶尔找到一块发亮的大煤块，都会献宝似的和同伴显摆。

    在这群孩子旁边，七八个农村妇女头上围着纱巾，一手拿着小洋镐，一手拎着土篮子，在全是乌黑的煤矸石里，找寻发亮的煤块。

    像他们这样在煤渣山脚下挖煤，十分不安全。

    矿车从井下将煤矸石运出来，到地方就翻斗，日积月累形成了煤渣山。

    经过阳光的暴晒和雨水的冲击，让一些煤矸石非常酥脆，这就导致煤渣山的结构非常不稳定。

    经常有煤矸石从上面滚落下来，稍有不注意就会被砸伤。

    他们当然知道有危险，可是没办法，实在太穷了。如果有别的赚钱道儿，谁会愿意为了这点煤，受这份累，担这份风险。

    陈建国也劝过他们，可是没有用。

    这些人都是附近的村民，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只能立个“注意安全”的牌子，求个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