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名字与棺材

    那天清晨，我们接到一通来电，是南岸火葬场的一个打杂小工打来的。他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乡音，重复了一遍：“你们是那个……编号组织？我想给你们看看点东西。”

    我没说话，只把耳机的音量调大。他沉默片刻，又小声说：“有些骨灰盒……写的不是人名，是编号。”

    我几乎是立刻让阿妹和我一起赶过去。

    南岸火葬场是最边远的一级火化点，属于“低编码优先转送区”，也就是说，那些社会保障等级为c、d类甚至无登记档案者，往往最后就送到这种地方处理。这里远离主城区，路边没有公交车站，杂草已吞没部分废弃围墙，空无一人的停车场反倒像个更合适的坟场。

    我们在一间背光的遗物间里找到了那个小工。他穿着褪色的制服，脚边一只破茶缸，手里捧着一个裹着红布的箱子。

    “你们自己看。”他叹气，“这些人没亲属来认领，火化之后就堆在一起，有的连身份都没查到，系统只标了编号。我照流程，按编号贴了标签。可……你们自己看。”

    我颤着手掀开布，里面堆着八只骨灰盒，排列整齐，每只盒面都贴着一张灰白色标签。

    q-x809。

    q-z201。

    q-w912。

    q-d011。

    编号格式无一例外，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连性别也未注明。

    “他们真的……就这样吗？”阿妹低声问，手指抚过一只盒角，像抚摸某种古老、未知的生物。

    “你们是第一个来问这事的人。”小工干笑，“以前也有人来，但只是确认是不是有个亲属‘火化了’，从没问过他们叫什么。”

    我闭上眼，只觉得喉头发紧。

    他们不该这样走的。他们是人，不是一串代码。

    我们带走了四只骨灰盒——不，是他们。

    是四个没有名字的死者。

    回到据点后，我召开了一次从未有过的会议，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启动‘实名归骨’计划。”

    全场静了一秒，然后炸开。

    “你疯了吗？”

    “你知道要从多少数据中查出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吗？！”

    “更别说很多根本就没有入档，他们是‘黑底编号’——连户籍都没留下的人！”

    我举起手，止住争议。

    “我们不需要系统给的名册。我们自己找。”

    我带头写下第一块铭牌：“这里葬着：陆鹏。他不是q-l103。”

    那是一位编号者的哥哥提供的信息，他在我们发布“光回线”第四条广播时认出了跳楼自杀那名男孩，说那是他失踪两年的弟弟。他痛哭着打来热线：“我妈不肯认那是他，因为死亡通告上只有编号。你们帮我写上他的名字，好不好？”

    我们写下了他的名字，用最坚硬的铝牌刻印，再贴在他原先那只冰冷编号盒上。

    一个名字，一个人的轮廓，就这样从黑暗中浮现。

    接下来几天，我们发布“实名归骨志愿者征集令”，招募有数据分析能力、有遗物搜查经验、或曾在社区医院、街道档案室工作的人组成“回忆搜查小队”。

    他们分成五组，进入各个城市的边缘火化点、无人墓地、失踪档案柜，逐一匹配曾编号者的资料与遗物，希望为每一位“匿名死者”找到名字。

    起初进展缓慢。

    很多骨灰盒根本没有编号信息，有的只用“无名尸体c-023”之类编号；有的标签已脱落；有的连盒子都没了，只有散骨撒在粗糙的火盆灰上。

    但我们没停。

    有一次，在旧城区一所即将拆除的养老院杂物间，一位志愿者发现了一本发黄的登记簿，上面潦草地记录着几名“送医失败死亡者”的资料，其中一行写着：“编号q-t509，自称名叫周春平，男，62岁，四川南江人。”

    我们用这条线索联系到南江地方口音社群，一位白发老人一听就哭了：“那是我表哥！他二十年前离家，说去找儿子，后来再没回过。”

    我们把“周春平”的名字写下来，送到他被火化的那间小屋门前。小屋早已封闭，门口还贴着“系统回收场所，请勿入内”。

    我们没有进去。只在墙上贴了一张白纸：

    “这里曾烧过一位老人。他叫周春平，不叫q-t509。”

    我们开始用这种方式，在全国各地贴“名字纸”。

    有人撕，有人笑，有人骂我们“扰乱秩序”，但我们越来越快。纸张越来越多。

    到了第五天，全国“名字纸”贴出超过一千五百张，其中确认真实姓名的有312人，家属联系后认领的有27人。

    一个网友在社交暗网写下：

    “编号者死后连个名字都没有。你们让他们重新有了第二次人生。”

    我们终于筹集到一笔用于制作骨灰铭牌的专款。

    是一位匿名捐赠者留言：

    “我弟走的时候，他们只告诉我‘q-y211已火化’。我妈到死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你们愿意写回他的名字，我给你们50万。请继续做。”

    我接过这笔钱时，手都在发抖。不是因为金钱，而是因为这位编号者，在死后终于第一次被认领为“弟弟”。

    我们开始定制“编号者骨灰铭牌”，以编号为线索，查实姓名后予以镌刻，并附上一句短语，写下他们生前最后一句被记下的话、或家属的哀思。

    铭牌之一：

    “这里葬着：梁佳敏。你不是q-n401，你是我们最温柔的女儿。”

    铭牌之二：

    “林涛，男，不是q-902。他说过：‘爸，我没做错。’”

    铭牌之三：

    “q-w227，其实叫李宝生。他生前没什么人记得。现在有我们。”

    ……

    那天夜里，我和阿妹背着最后四块铭牌，去了城郊南山砖墙前。

    那是一处废弃建筑工地的挡墙，我们早就选好。

    我们在那里钉下铭牌，并贴上写着巨大字句的横幅：

    “这里葬的不是人，是一串系统不能容下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十几个年轻人自发来为墙刷漆，摆上蜡烛。有人抱着骨灰盒跪地，说：“谢谢你们写他的名字。”

    我看着那面墙，泪水终于再忍不住。

    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我们的抗争不只是为了活人，还有那些本应入土为安，却连墓志都被删改的灵魂。

    编号不是命。名字才是。

    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死去。也不能让他们死后仍叫不出名字。

    那一夜，我在日记本写下：

    “如果我死后也被编号，请替我写下：他叫净空，不叫q-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