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初出茅庐（7）

    几周以后，我收到了田民的信，让我大吃一惊。田民在信中说，他精神病是装的，当海军当成了水稻兵，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在农场干那个狗屁农活，太苦，还不如在自己家里干。他在信上还说，他跳鱼塘的那个晚上，躲在树的后面很长时间了，没有人，不敢跳。总算等到有人过来，他才跳下鱼塘的，后来才知道，来人是神医夫妻俩。

    原来，田民一个人戏弄了我们两个连。不过，为了脱离农场，那么冷的天，他都往水里跳，也够为难他了，真是死心塌地地要离开部队农场了。

    田民的事情，我没敢公开真相，怕影响不好，也怕场里领导追究田民的责任。

    在生产班工作五个多月后，我和“长腿”被调到场部造酒班，让战友们羡慕得要死。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我给指导员送了一条大前门香烟。

    其实，我从家里带的二十多元钱早在新兵连就被送菜的老头偷了，剩下的10块钱津贴费，全部被洪晓伟借走了，哪还有钱送礼？倒是给指导员送了二十七页稿纸的思想汇报，汇报里写了我的困惑、疑虑、失望，也写了我的理想、抱负、追求，真希望指导员能找我谈谈。可直到我离开一连的前一天晚上，指导员才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了连部，并递给我一封退回的信。

    那是一封我写给杨巧云的信，在农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特想将心中的苦闷和彷徨和她说说，也想问问，她退学以后，家里生活得怎么样？她母亲的腿好没好？可信怎么就退回来的呢？而且还退到了指导员的手中。指导员说：

    “王玉成啊，你现在是革命军人，要安心工作，要求进步，这么小的年龄，一切都没有定数，考虑个人感情问题，太早了一点！啊？”

    “没没没，指导员，我不是谈情说爱！是同学，就是一般通信。”我回答。

    因为信中没有任何敏感字眼，所以我当着指导员的面把信打开了。说：

    “真的没什么，真的，不信，你看！”

    我的直率和坦诚显然已经打动了指导员，他和颜悦色地说:

    “行，相信你，我就不看信了。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我看了你写的思想汇报，你很有才气、很有思想，我敢断定，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到场部后要好好工作。”

    “我会给你争气的，请指导员放心。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还要回来向你请教。”我说。

    后来，连部的通信员到处造谣，说我被老家的对象给踹了。

    一起到造酒班的除了“长腿”，还有齐兵和乔东名。齐兵看不懂钟表，班长拿着闹钟教他好一会儿，问他:

    “你看看现在几点？”

    他看了半天才说:“八点半，多七分。”

    后来我们就叫他“多七分”。乔东名的嘴整天不闲着，不是唱歌就是传播各种奇闻八卦，或者自言自语，班长叫他“啦啦”。班上原来就有一个老兵，是鞍山人，我们称他“小鞍山”。加上班长、副班长，这就是我的新家庭了。

    “小鞍山”很了不起，会拉小提琴，识简谱和五线谱。每到周四他就教我们场部的战士唱歌。一次，他教唱我们由蒋大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挤奶的姑娘向我招手笑，喝一杯奶茶……阿爸帮我饮战马，阿妈给我缝补衣裳……”很好听。

    大家正如痴如醉地唱着，突然，门“哐”的一声被踹开了，我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愣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场部会计满脸通红地闯了进来。会计叫蔡尧庭，大家叫他“车要停”。我一直不明白，班长说他小学都没毕业，怎么就提干当了会计呢？“车要停”大声呵斥:

    “想死啊！都想死是不是？嗯？谁让你们唱这个狗屁歌的？谁选的歌？啊？”

    “狗屁歌？怎么会是狗……我选的。”“小鞍山”也懵了。

    “这个流氓歌怎么能在部队唱？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公开唱？”会计的唾液直迸。

    “啊？流氓歌？”我们都傻了，怎么会是流氓歌？大家七嘴八舌的小声嘀咕。

    会计“咚咚咚”地指着墙上的歌词:

    “看看!你们都看看，挤奶的姑娘向我招手笑，这不是流氓是什么？”。

    “哦，你说这句啊，挤的是羊奶。”“小鞍山”解释说。

    “羊奶？‘羊’这个字在哪？啊？还骗我，你们的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找死啊！还是革命军人吗？革命军人能唱这个歌？我们虽然是农场，但也是正规军队的编制，属于人民军队，传出去，那还得了，啊？乌烟瘴气的，解散。”

    大家“轰”的一声都散了。

    我的天，在“车要停”看来:妈妈给儿子补好了衣裳，爸爸把儿子扶上了战马，远处一个姑娘挤着自己的奶，向他们的儿子笑着打招呼，这是一副多么污秽不堪的画面啊！搞得我以后一唱这首歌，脑子里就浮现一个半裸的少女形象。

    许多天以后，“车要停”又允许我们唱《骏马奔驰保边疆》了。听说是场部教导员批评他“没文化真可怕”的，还提醒他“要注意加强学习”，只是我们后来一唱到“挤奶的姑娘”那句歌词时，就笑得唱不下去了。场部王助理大声训斥我们:

    “严肃点，像什么样？”

    但是，当“小鞍山”领着我们再唱时，王助理自己先笑了，大家也跟着笑得更张狂了，“长腿”笑得直跺脚，“多七分”笑得都快没气了，自己直揉肚子。王助理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他长得很慈祥，我看到他，心里很温暖。他说:

    “算了，还唱《团结就是力量》！短小精悍，铿锵有力，琅琅上口。”

    唱歌结束，我走到宿舍门口，洪晓伟扛着一把铁锹，哼着小调，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主动说：

    “王玉成，忙啥呢？”

    “哎哟，心情不错啊，小调哼着，四方步迈着，当班长了？”

    “当什么班长？管水员，每天一把铁锹跟着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嗯，有点像大队支书。”

    “什么大队支书，就是比别人自由点。”

    “看来表现不错？！”

    “狗屁表现，新兵连副连长退回的两条恒大烟，我也不会抽，就送给我们连副连长了，副连长就让我当了管水员。”

    看得出，洪晓伟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也为自己找到了干工作的窍门而得意。接着，他把水壶递给我，说：

    “来，玉成，给我灌壶酒。”

    “凭什么？”我故意问。

    “我们哥俩的关系，在农场能找到第二人？你给我灌点儿，我没事的时候，坐在田埂上，咕咚咕咚地来两口，过过瘾。晚上睡觉前再来两口，不想父母不想家！睡得实！”

    “我丑话说在前头，你再梦游了，可别怪我！”我想起他在新兵连因为梦游，差点被送回去的可怜样。

    “你看我现在工作这么轻松，想梦游都难，你不要咒我！啊，你在做酒班，你不给我灌酒，谁给我灌？快点！”

    看着洪晓伟的厚脸皮样，我只好答应。

    每到礼拜天，“啦啦”就特别兴奋，早饭后他就迫不及待地从床头柜里拿出洗好的军装穿上，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还主动而热情地对全班说:

    “我去玉楼，谁要稍东西？寄信？”

    玉楼是一个小镇，买东西或者去邮局必须经过一个农贸市场。镇不大，可周日的农贸市场还是人山人海。

    一次，我和“啦啦”一起去玉楼，发现他喜欢快步钻进人群，左冲右突，似乎急着干什么事。回来后，他会和“长腿”、“多七分”说他在农贸市场撞了几个姑娘。“多七分”听后面无表情，“长腿”却坏坏地笑。我总觉得“啦啦”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很危险。好几次想跟班长打他的小报告，可转念一想，“啦啦”在班上特能干，一个人能把一池的酒糟全翻上来，还不喘大气。拖拉机开得又好，平时还给班长洗衣服，洗被子。我如果汇报，班长能信吗？想到这，我就放弃了。

    周一，场部例行点名，讲评上周工作，我们班每次受表扬都是“啦啦”。我们几个新兵很郁闷，“多七分”小声嘀咕:

    “什么了不起，不就会给班长洗衣服吗？”

    不久，我发现“多七分”特别勤快了，扫地、烧水、值班都抢着干。有几次半夜起来给我们掖被子，可没人知道，更谈不上被表扬。

    有一天夜里，班长嗷嗷地骂人：

    “不睡觉，瞎xx折腾什么？”

    原来，“多七分”终于发现班长的被子一半掉在地上了，他把班长推醒说:

    “班长，你被子掉地上了，是我给你盖上的。”

    班长的睡意正浓，冷不丁被人推醒，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就开骂，把我们几个都吵醒了。我看见“多七分”委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早上，“多七分”起得很早，我以为他跑步去了，后来听说他到炊事班一顿瞎忙乎，把碱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的颜色有点像蛋糕。炊事班长一顿劈头盖脸地臭骂，让他走远点!

    “多七分”上火了，感冒了，扁桃体发炎了。边神医给他开了药，吃了好几天都不好。

    周一点名又唱歌，“车要停”看“多七分”没唱歌，就问他为什么？“多七分”小声但慢条斯理地说:

    “我音道发炎，唱不出来。”

    老兵都在哄笑，我们新兵没明白老兵为什么会笑。后来场部疯传：造酒班有个新兵得了妇科病。“多七分”又多了个“妇科病”的绰号。他很无奈，看上去更傻了，直到场部王助理找他谈了两次心，“多七分”的脸上才又重新绽放了灿烂的笑容。

    周日，我、“长腿”和“啦啦”去玉楼的照相馆照相，路过农贸市场，“啦啦”又故伎重演，快步地在人群中穿插。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嗷”的一嗓子，吓我一大跳，那声音震得我耳膜都疼：

    “你给我站住，你个臭当兵的，你……”

    “啦啦”差点撞倒了一位大嫂，那位大嫂左手端着一碗面，右手搀着一个孩子往家走。“啦啦”有意无意的一撞，没想到那碗面汤烫到了孩子的脸，孩子哇哇大哭。可大嫂一看“啦啦”可怜样，把下半句脏话给咽了回去。

    众人都围了上来劝，“啦啦”自知理亏，又穿着水兵服，众目睽睽之下，把身上仅有的四元钱给了孩子。说:

    “对不起，叔叔不是故意的。不哭！”

    “行，我也不跟你啰嗦了，我得领孩子去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烫伤，这四元钱，算是检查费，走路都走不好，还当兵！真是的。”

    “对不起！对不起！” “啦啦”继续赔礼。

    到了照相馆，“啦啦”看着我和“长腿”照相，他在一边傻笑，他的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长腿”比我勇敢，没有任何犹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长，班长认真地做了“啦啦”的思想工作。从那以后，每到周日，班长给我们禁假，上午要“啦啦”写学习体会，下午带我们几个新兵到菜地施肥、浇水。我们在造酒的同时，在那块菜地里收获了很多的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日子过得艰苦但很充实。

    把我们营地和紫河油田隔开的那条小河的河水涨了。司机班的老孙用一根线绑一块鸡肉，再绑一个螺帽，钓螃蟹。我们几个陪班长在柳树下钓鱼，大家说好了，晚上一起到我们造酒班喝酒。班长刚钓了2条鱼，在换鱼饵时，不小心把鱼钩扎进手指头。鱼钩有倒刺，又几乎扎透手指，班长只好去找神医处理。

    神医一看，汗一下子就出来了，拿手术刀的手一直抖个不停，半天不敢下刀。班长安慰他说:

    “没事，我知道没有麻药会疼，你弄！不怪你。”

    然而，神医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又走到左边，就是找不出合适的位置。我们几个新兵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他，神医有点愠怒:

    “看什么看？不认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