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沸反盈天（3）

    我端着饭碗，离开了饭桌，老牛那双愤怒的眼神始终在我的眼前晃着。

    吃完了饭，刘大叔从口袋里掏出来5元钱，对我母亲说：

    “大嫂啊，我的好嫂子，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呐，要不，我哪有命到你家吃牛肉？”

    “你这是干什么呀？还给钱，这不见外了吗？当年你和你大哥关系那么好，我能见死不救吗？快把钱收起来，”母亲坚决地说。

    “是的呀，当年我要饭要到你家，是大哥带我参加新四军的。还有，那年我们新四军打曹甸，我跟大哥在一个团呢！都捡了一条命！”

    父亲抽了一口烟，用手拍了一下大腿，心有不甘地说：

    “狗日的韩德光部队抗打，当时守曹甸的韩德光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还有工兵营、特务营、炮营，我估计6000人都不止。”

    “是的呀，我们没成想他们有那么多的人，得到的情报不准，情报不准害死人呐。那一仗，我们死了很多人，光我们连死了一大半，打了两天两夜，曹甸也没有打下来，死的人，像田里的稻把，一片。后来，部队撤走的时候，要留人打游击，我就留了下来。”

    母亲说：“当时连长马武也留下来了，周团长给马武和你大哥留下六根金条，说是发展地方武装，你大哥硬是不要，傻不傻？”

    “我们在家打游击好说，他们在外，部队那么多人，用钱的地方多着呐。”父亲还是那个理。

    “人家现在在宁国市当副市长了，也没记住你的好！”母亲抱怨说。

    “是吗？宁国市副市长，我的天，大干部啊。那大哥你去找他去啊！当初周团长还是大哥的入党介绍人呐！”

    父亲摸了摸额头那个疤，说：

    “找啥，你看这枪伤，子弹再偏一点，我命就没了。有一条命在，就不错了，再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是叛徒呢。还找？再找就是找事！”

    “也怪我，那年，我要多说一句话，你大哥就跟周团长走了，打曹甸第二天五更头的时候，周团长到我家，让我烧点水，我去河边提水，看见河边停靠一条木船，上面盖着芦苇席子，我好奇地揭开席子一看，妈呀，一船的死人，都是新四军，全是血，吓得我扔下水桶就回来了。后来，我就劝你大哥留下来打游击，其实，留下来更不安全，跟大部队走的人都好了。”母亲内疚。

    “文波，你46年那年找我干什么？”父亲问刘叔。

    “那年，我来找你，是想和你一起回部队去，我刚到你家，大嫂告诉我，说你被还乡团抓走好几天了，有没有命，还不知道，我刚坐了一袋烟的功夫，还乡团又来了，是大嫂用小木船把我送进芦苇荡里，还给我几个发面饼，救了我的命。我在芦苇地里躲了好几天，饿得实在不行了，才敢走出芦苇地，跑回了老家下舍口。”

    “你命好，早来几天可能就没命了，还乡团抓了我、马武和曹文虎，曹文虎被他们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活活淹死了，马武写了自新书，宣布脱党才被放回家。孩子他外公，给还乡团团长邵秃子家里送了一张八仙桌、一个老爷柜，十个袁大头，十斗米，把我赎了回来，所以，别人总说我是叛徒。”父亲沉浸在回忆中。

    “你没有出卖自己人，没有写悔过自新书，也没有杀共产党人，曹甸战役你还受过国民党的枪伤，怎么会是叛徒呢？”刘大叔忿忿不平。

    “那个年月找谁说理？到哪儿说理去？被赎回来的人，反正，也不光彩！是这个理不？”父亲心痛不已。

    “你去找试试啊，周团长是个好人，他不会不念旧情的，你不去找，怎么知道行不行？”刘叔着急地说。

    “当年的档案不知在哪儿，入党申请书也不知到哪儿找？算了！”父亲显得很无奈。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了。实在不行我去帮你找，你当年就是排长，是新四军的干部，前些年，又当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乡长，没有功劳有苦劳，怎么就不能找？！”

    “当年的周团长，就喜欢我做的发面饼，每次来我家，我都帮他喂马！”母亲插嘴！

    “关键是我被抓后是赎回来的，这段历史也说不清楚，当事人邵秃子也死了，算了，做什么干部，想想当年在曹甸战役中死的弟兄们，我现在能吃上饭就是幸福！还想三想四的，想什么？”

    “哎呦喂，可惜了，太可惜了……”刘大叔直摇头。

    我这才想起，有一次我哥和别人吵架，有人骂我哥是叛徒的儿子，我当时很纳闷，现在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我突然知道了我父亲的这一段经历，觉得我的世界一片漆黑，过去所有五彩缤纷的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立即幻灭了，内心一下子充满了绝望和恐惧，我甚至想到一个字：死。

    父亲怎么还有这样一段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 如果我外公不去赎我父亲，那父亲也许会像曹叔叔那样被还乡团弄死，那也就没有现在的家了。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去找周副市长，替父亲说明缘由，为父亲要回尊严，讨回公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绝望痛苦的心情逐渐逐渐的淡化了。

    彩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上映了，我跟着农村放映员在相邻的村子看了好多遍。学校也开展“学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活动，最时髦的道具就是红缨枪和红五星，红缨枪都自己做，红五星只能到供销社用9分钱买，关长秋的哥哥当兵，他有一颗真正的红五星，我很羡慕。

    一夭，放学的路上，我们几个小伙伴扛着红缨枪，唱道：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

    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

    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

    我和关长秋、洪晓伟、钟志全唱完了歌，准备玩抓胡汉山的游戏，大家都愿意扮演潘冬子，不愿意演胡汉山，我说：

    “这样，我们说电影里的台词，谁说得多，谁就演潘冬子。”

    大家拍手同意，关长秋主动先来：

    “‘妈妈，白狗子来了。’

    ‘向后山转移，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不，你带孩子走！’

    ‘这是党的需要。孩子，你跟宋爷爷一块走’

    ‘妈妈，你……’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我是党的孩子。’

    ‘党需要她的孩子，跟着宋爷爷带领群众转移。’

    ‘妈妈……’”

    没想到关长秋把台词背得挺熟练，让我刮目相看。我想了想，也来了一段：

    “‘你妈在家吗？’

    ‘不在。’

    ‘死啦？’

    ‘不，活着。’

    ‘你爸在家吗？’

    ‘在。’

    ‘干什么的？’

    ‘杀猪的。’

    ‘杀猪的？还会杀人？你叫什么？’

    ‘郭振山。’

    ‘不对，你叫潘冬子，你爸叫潘行义，你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了。’”

    钟志全拍着手说：“哈哈，王玉成，你俩台词说得差不多，就你学胡汉山的声音学得最像，动作和表情更到位，你演胡汉山，就你了。”

    不得已，我就交出了红缨枪，钻进芦苇地，让他们十分钟以后再来抓我。

    我一个劲的往芦苇地的深处走，走好久，感觉很隐蔽了，就在一块厚实的盐巴子草上躺下了。

    风，刮得大片的芦苇哗啦啦作响，远处，柴雀“咚的，的哩咕噜”的叫着。我哥哥曾经告诉我，柴雀是牺牲的新四军的人变的，它反复告诫别人说“从前，地主压迫；现在，当家做主”。我躺在草上，津津有味地用心听着柴雀的叫声。

    一会儿，我摘下了几片芦苇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我无聊的编着小船，等着关长秋他们几个来找我、抓我。好久好久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猜想他们找不到我，可能回家了。就在我也准备回家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迷失方向了。我想用太阳的位置来判断，可是中午了，太阳在头顶上方，没法判断方位。只有柴雀不知疲倦的“从前，地主压迫”一遍遍地叫着，好像在嘲笑我找不着回家方向。

    我着急过后冷静地一想，反正芦苇地不大，我认准一个方向走，总会走到边缘的。

    于是，我朝感觉上的西边不停地走。走啊走啊，我终于走到了一条河边，我知道这条小河的走向是南北方向，而我在小河的西边。重新辨识方向后，我又向西南方向走，走着走着，我好像听到有人说话，男人说：

    “小娥，就在这儿，不会有人来的。”

    “嗯，你先等一下。”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以为是幻听，就停了下来，四处看了看。接着，又听到那个女人继续说：

    “你等一下，烦死了，不要急吼吼的……”

    我循着人声走了过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好像是我们生产队的陈队长和“老狂子”的女儿梁礼娥，就大喝一声：

    “干什么哪？”

    好像天上掉下一个人，把陈队长和梁礼娥都惊呆了，梁礼娥面色潮红，胸前嫩白的东西在直颤，她短暂的一愣，忽然又反应过来，转过身，勉强地站稳，慌乱地系着裤带。队长像弹簧一样地站起来，颤抖地说：

    “没……没干什么，路过……对，路过。啊不，梁礼娥偷生产队柴田的大草（大草有韧性且柔软，可用于编草鞋），我抓住了她。明天扣她的工分。”

    “哦，偷大草啊，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偷？该抓。”我边说边往外走，偷大草？偷大草怎么把上衣解开了？骗人。

    “死样，叫你别急，我们好像被他看见了，这怎么弄？这个死孩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梁礼娥埋怨。

    “喂，你回来，王玉成，快回来。”队长在我身后喊道。

    我转过身体，队长向我招了招手说：

    “来，这个给你。”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递给我，继续说：

    “王玉成，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看见……没看见什么，不是她偷大草吗？”

    “嗯，你今天要是看见了什么，出去不要和别人乱说，听见啦。”

    “为什么？偷大草也不让说？”

    “不为什么，小孩子乱说话，不好。”

    “哦，知道了。”

    “更不能和梁礼娥的男人‘眯眼’说，啊？”

    “嗯。”

    “你得保证！发誓！！”

    “我保证、发誓不告诉别人……”

    梁礼娥不敢看我，用手不停地拢着自己的头发，不说话。队长是一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憨相，讨好地看着我。

    我走了，边走边想，队长给我糖果，还不让我告诉别人，想想梁礼娥刚才系裤带的动作，我断定他们肯定在“搞破鞋”。

    东方红小学改名为东方红学校，设立了初中，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初中生。校长还是赵校长，班主任还是周老师。

    关长秋走亲戚回来，路过“老狂子”的茅屋，发现“老狂子”种了很多的甜瓜，怕人偷，“老狂子”把甜瓜埋在土里。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俩怀着报复的心理，决定去偷瓜。

    偷“老狂子”的东西风险太大，我俩做了充分准备：先用稀泥把全身糊上，包括脸，再用柳条编了一个帽子用于隐蔽，这样，即使“老狂子”发现，他也抓不住、认不出。

    我们轻手轻脚地向“老狂子”的瓜地靠近，进入瓜地后，就匍匐前进，地面凸起的地方，用手一扒拉，就是一个甜瓜。我们偷了四个，然后疯了一般地往村头跑，“扑通扑通”地跳入河里，先洗去身上的烂泥，然后爬上河里的一条小船，用拳头砸开瓜，心情愉快地啃着，边吃边决定，明天带着洪晓伟、钟志全再去偷。

    小船漫无目的地飘着，我们全然不知已经飘到了“老狂子”女儿家的瓜地。

    我拿着一个没有吃完的瓜刚一上岸，梁礼娥的男人“眯眼”就是一声断喝：

    “干什么玩意？干什么偷我们家的甜瓜？”

    “谁偷你家瓜了？”我一看，身边真是有一块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