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儿》 第一章 异性同桌 当绿皮火车缓缓停下的时候，站台上并肩站着的一对青年男女不约而同地扭过头，望着对方，两人脸上浮现出略显凄婉的笑容。 女孩儿抬起右手摇了摇。男孩儿就转过身，提起脚跟前的黄色帆布提包，不声不响地走进车厢。 仅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列车一声长鸣，重新启动了。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烟雾，带着长长的绿皮车厢，轰隆隆地向北方驶去。送人的女孩儿目送远去的列车，突然泪流满面，哽咽地抽泣着，哭得好伤心。她在站台上停留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擦了擦脸。然后，怅然若失地向通往车站外面的人行天桥走去。 她叫方红梅，今年十九岁。刚送走的男孩儿叫王加根，比她小一岁半。他们刚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今天是离校的日子。 红梅家在孝天县西南部的方湾公社，她得坐南下的列车到孝天城，再转汽车回方湾。与她同坐一趟火车的还有好几个同学，全都在候车室里等着。她的行李还交给同学们看着呢。 王加根的家在孝天县东部的杨岗公社王李村，那里只通汽车不通火车。按说，他应该坐长途汽车回家，但他放弃了回王李村的打算，准备先去heb省迁西县他妈那儿，暑假快结束时再回去。因此，就买了开往bj的火车票。 红梅和加根是今年春天确定恋爱关系的。两人在师范学校已经热恋了三四个月，正是爱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毕业季却无情地到来了。 加根的铺盖行李和装满各种杂物的木箱子存放在班主任汤正源老师家里。就算不去河北，他也没打算把那些东西送回王李村。他准备等毕业分配结果出来后，再去汤正源家里取行李，然后直接带到工作单位去——反正上班之后也是需要那些东西的。 加根这次去河北他母亲的家里，除了度假、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全力说服他母亲，让她改变对方红梅的看法，接纳和认可方红梅，承认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 这事说起来还真有点儿让人闹心。 在外人看来，王加根师范毕业还捎带着找了个女朋友，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情。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媳妇也不用愁了，这不是搂草打兔子，得一意外收获么？更何况，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能够得到女生的青睐，那简直如同彩票中奖一样幸运！ 孝天县师范学校不在孝天城，位于距县城五十多公里的花园镇。准确地说，是在花园镇西边一座名为五里棚的小山上。 王加根和方红梅进师范时，学校实行的是两年制，只从高考中招收学生。也就是说，只有高中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才能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学校就改成从中考招收学生了，学制也随之改为三年。因此，他们在校期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师哥师姐和他们这一届学生读两年毕业，师弟师妹们则要在学校里熬三年。 这所师范学校每年招收新生四个班，在校学生也就六百来号人，规模堪称微型。即便这样，每年的招生计划还是难以完成，不得不屈尊下调录取分数线。在高考和中考学子眼里，教师是个不受欢迎的职业，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条件艰苦，工资又少得可怜，待遇极其低下。每年报考师范院校的“有志青年”不多，而像孝天县师范学校这类县立师范学校，更是莘莘学子们迫不得已的“末位选择”。走进这类学校求学的，十之八九都是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最现实的目标，就是端上公家的饭碗，吃上“商品粮户口”。 孝天县师范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男生多，女生少。校园跟部队营房差不多，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愣头小子，难得一见黄毛丫头。与加根红梅同年级的四个班，两百多学生里面只有九个女生。他们八0三班是最多的，三个，其余三个班都是两个。比他们高一年级的四个班更惨，一共才四个女生。两人同坐一张课桌，女生只能分配到两个班，另外两个班就成了“和尚班”。比他们低一届的学生是初中毕业后考进来的，女生稍微多一点儿，但与庞大的男生群体相比，还是少得可怜。 在如此“狼多肉少”的惨烈环境下，王加根能够赢得女生的芳心，是不是狗尿到头上——交了好运？得知他与方红梅恋爱时，同学们都认为他“走狗屎运”，并且众口一词地认为，是因为他与方红梅同桌，近水楼台先得月。假如他将来能够与方红梅修成正果，班主任汤正源是最大的功臣，是他们的月下老人。 没有这种“地利”优势，方红梅怎么会看上他王加根？怎么可能投入这家伙的怀抱？不谈郎才女貌，两人的基础条件就没有可比性嘛！方红梅身材修长苗条，举止端庄大方，长得又漂亮，酷似红极一时的日本电影明星山口百惠。她留一条拖到屁股上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如风摆杨柳，让每一个见到的男生都难免想入非非。方红梅能歌善舞，经常参加学校举行的大型文艺汇演。至于学习成绩和组织能力，那更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话说！入校的第一学期，她就被大家选为副班长，第二年升任团支部书记，并兼任学校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堪称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花。 王加根呢？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虽说长得白白净净，五官端正，但身高只有一米六五，看上去还没有方红梅高。学习成绩中等，在班上表现平平。没有当过班干部，连小组长都不是。至于体育、音乐、美术这些在师范学校长脸的课程，他也没什么擅长的项目。所以大家就不明白：方红梅为什么会鬼迷心窍地看上他？他王加根又是用了什么旁门左道，采取了什么卑劣手段，迷惑了出类拔萃的方红梅同学？ 想起这些就让人生气，难以平息心中的愤怒。一些被方红梅拒绝过的男生，甚至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悲叹方红梅是喝了王加根下的“迷魂药”。明摆着的，你投入王加根的怀抱，无异于鲜花插在牛粪上啊！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对方红梅讲：“如果当初汤正源安排我和你同桌，你还不是会选择我！” “同桌的你”成了唯一能够让人信服、能够解释得通的理由。 事实上，王加根发现他的同桌是个女生时，感觉也很别扭。 他们同坐一张课桌，但凳子还是各坐各的。第一天上课时，王加根尽量把自己的凳子往开拉，与方红梅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其他同学的目光，还是时不时集中到他俩身上。王加根如坐针毡，感觉很不自在，脸上发烫，根本就没心思听课，如同第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或者在大庭广众面前演讲一样。 下课后，男生们便围着王加根开玩笑，说他艳福不浅，要交桃花运了。徐磊这个下流的家伙，还问他闻到什么气味没有，有没有摸方红梅那根拖到屁股上的长辫子……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都没有主动与对方交言，彼此没有讲过一句话。像他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本来就胆小腼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多少对他们有一些影响。幼儿时两小无猜，童言无忌，但进入中学之后，男生女生之间就会多出一条无形的“三八线”。王加根又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对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的事情，知之甚少。说实话，在与方红梅谈恋爱之前，他还不知道女人会来月经。 孝天县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与普通高中差不多，少了一门英语，多了《教育学》和《心理学》。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难度与高中相当，音乐、体育、美术课要求高一些，上得比较正规。 王加根高考时马失前蹄，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本来没打算读中专，是他爸王厚义逼着他到师范学校来的。从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毕业后“二次革命”，再去撞击高等学府的大门，根本就没有把县立师范学校的专业课程当作一回事。《心理学》以前没有学过，加上课本又迟迟没有发下来。别的同学都是找师哥师姐借旧书暂时用着，他却无动于衷。结果，第一次《心理学》单元测验他只考了五十三分，而他的同桌方红梅却是满分，全班第一名。 第二天早读，他照例翻开桌面，在屉斗里偷偷摸摸地看英语。坐在他身边的方红梅很不自在，眼光几次落在他身上又挪开，挪开之后又回到他身上。最后，方红梅终于拿出勇气，递给他一本《心理学》教材，慌慌张张地说：“我帮你借的。” 王加根受宠若惊，接过课本，说了声“谢谢”。 这就是他们第一次交言。 虽然每人只讲了一句话，加起来才七个字，但毕竟打破了坚冰。正如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自此，他们就有了交流和沟通。每天见面，再也不觉得那么拘束了。凳子慢慢地往拢靠，“三八线”也逐渐模糊起来。以前到教室，他们都是各人抹各人的凳子，各人抹各人的半边儿桌面。现在先到教室的那一位，总是把整个桌面抹干净，还附带着把对方的凳子也抹一下。 师范学校学生的开水供应，是由炊事员送到各班的保温桶里。由于僧多粥少，每人倒不满一杯，保温桶就空了。因此，每次送开水的师傅一来，大家都争抢着去接水。逢到王加根不在教室，方红梅拿自己的搪瓷缸喝完水之后，又会再接上一杯，搁在同桌的屉斗里。这样几次之后，遇到她没有赶上开水供应，王加根也如法炮制。你来我往，两人之间就达成了默契。互帮互助，在后来的日子里也显得比较自然。比如，夏天教室里闷热，人容易疲劳，方红梅就不失时机地递给王加根清凉油或者风油精。晚自习蚊子太多，王加根又会交给方红梅一瓶避蚊剂。方红梅有事请假回家，王加根帮她记听课笔记。方红梅从家里返校，又会带来很多土特产品给王加根打牙祭…… 方红梅家庭条件差，没钱买漂亮衣服，常穿一件红格子棉布衬衣，配一条蓝的确良裤子，脚上穿的解放鞋，款式也是最大众化的，与新潮沾不上边儿。同学们戏称她为“朴素者”，可第一学期选班干部，她的票数却名列前茅，当选为副班长。大家喜欢她的原因，学习成绩好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她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热心快肠。行为举止落落大方，不故作矜持、矫揉造作。 师范学校住校的男生最感为难的事情，莫过于拆洗自己的被子。清洗比较简单，只要在水里打湿过，晒干或者晾干就行了，干净不干净无所谓。但被里、被面和棉絮分开之后，要重新把它们组合到一块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活儿。 上被子通常是课余时间在教室里进行。把课桌并在一起，搭成台面，铺上被里，放好棉絮，包好被面，就可以穿针走线了。方红梅每次碰到男生在那里笨手笨脚地忙乎，就会主动上前帮忙。班上的另外两个女生马静和池中月遇到同样的事情，则常常坐在座位上岿然不动。她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起身离开教室，有意避开。说她们懒，有点儿冤枉，主要是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或者说，没有助人为乐的热心肠。 孝天县师范学校远离城镇，也不与村庄相连，环境幽静，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生活极不方便。校舍全部是红砖青瓦的平房，没有楼房，也没有像样儿的操场和跑道。王加根他们进校的第二年，学校开始大兴土木，开山采石，建办公楼，修操场跑道。为节省开支，很多力气活都交由学生们完成。自此直到毕业，学生们几乎成了半工半读。明知道学校改造环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劳动过于频繁，大家还是叫苦不迭，甚至怨声载道。不过，王加根在和大家一起起哄、一起骂娘的时候，有时内心里又渴望上劳动课。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是因为女同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毫不掩饰的偏袒和喜爱，常常会在劳动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炎炎盛夏，同学们手拿劳动工具站在走廊上，望着如火的毒日头愁眉不展的时候，方红梅会变魔术似地弄来一顶遮阳草帽，交给王加根。劳动中，最让王加根不安、也是最让他惊喜的，是方红梅居然多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地对他予以关照。见他流汗了，递给他一条毛巾；看他挑土担石时力不从心，她就放下手中的锄头或铁锹，跑过去抢王加根肩上的扁担…… 这还是普通的同学友情么？ 王加根一次次扪心自问，联想起平日学习和生活中的一些细枝末节，他不敢断定方红梅有儿女私情，但可以肯定她是喜欢他的。有了这种意识，后来的日子里，他就更加依恋女同桌了。早读时，他再也不愿意去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宁愿呆在教室里，坐在方红梅身边。周末，他再也不急着去花园镇消磨时光，宁愿在校园里东游西转，捕捉方红梅的身影。进教室没有看见女同桌，上课或自习时方红梅没有来，他就六神无主，心不在焉。他拿着书却看不进去内容，眼睛时不时瞟向窗外，直到方红梅出现了，心里才有一种踏实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文艺界正是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比，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关注，成为很多文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很多学生都跃跃欲试地给报刊编辑部投稿。即便是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王加根，兴趣和爱好又开始转向文学创作。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女同桌喜欢文学。 王加根开始写小说了。写出来的习作，第一个读者自然是方红梅。美其名曰让她修改，实际上显摆的成分居多。或者说，是在向她汇报自己的进步、展示文才。王加根还发现，请求方红梅“斧正”习作的，远不止他一个人。班上所有的文学爱好者，不论是写小说的，写散文的，还是写诗歌词赋的，初稿一出来，无一例外地都到了方红梅手里。她俨然成了班上的业余文学编辑，成了男生们文学创作的顾问。 这种现象，王加根最初并没怎么警觉。 直到今年初，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方红梅把他约到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向他表白真情，他才如梦初醒。这种表面上的写作交流，实际上是一场白热化的爱情竞争…… 第二章 又一个异性同桌 列车驶出花园镇没多久，就进入了大别山区。 窗外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沟沟壑壑的崇山峻岭，不时还会穿越一段黑洞洞的隧道。 靠车窗坐着的王加根，满脸都是离愁别绪。他真想痛痛快快的哭一鼻子。这么一个珍贵的暑假，他多么想和方红梅厮守在一起啊！心爱的人，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思念我？伫立在长长的站台上，眼望远去的列车，你是不是流下了伤心的眼泪？要是我们能够等到今天才向对方表白，而不是提前到年初的那个夜晚，此时此刻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方红梅的真情告白如同晴天霹雳，让王加根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事情还得从他们进入师范学校第二学年的座位调整说起。 王加根与方红梅过于亲密的接触，尤其是方红梅在多种场合毫不掩饰对王加根的好感，难免引起师生们的议论。 班主任汤正源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开始警觉起来。说实话，当初安排班上学生的座位时，他就担心过出现这种情况——学校是明令禁止学生恋爱的。可他们班五十四个学生，两个人坐一张桌子，三个女生中必定有一个要与男生同桌。让哪个男生和哪个女生坐在一起呢？汤正源确实很费了些脑子。最后他掌握的原则是，让年龄最小的男生和年龄最小的女生同桌。他觉得，年龄小，相对就要单纯一些，对男女之间的事情开窍晚一些——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结果，王加根和方红梅就成异性同桌。 现在看来，汤正源的预防措施并没有奏效。人小鬼大——两个年龄最小的学生正在滑向早恋的泥沼。为了把爱情的种子扼杀在萌芽状态，汤正源果断决定，调整方红梅的座位，让她与另外一个女生对调。 王加根的同桌就换成了池中月。 有了一年与异性同桌打交道的经验，王加根与池中月的沟通要简单一些，交流也比较容易。更主要的是，他心里记挂着方红梅，与池中月相处就比较坦然，没有那种拘束、恐惧和惴惴不安的感觉。 池中月待他也很好。除了没有像方红梅那样在大庭广众面前抢他的扁担、帮他挑土担石以外，其他方面，与方红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奇怪的是，无论池中月为他做什么，他都不像方红梅帮他时那样激动。有时，甚至觉得池中月是在模仿方红梅，有东施效颦之嫌。 这天中午，王加根没有午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小说《红楼梦》。池中月也来到了教室。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情绪有点儿异样。 “你中午没休息啊？”她无话找话地问王加根，接着把手里的书递给他，“星期天我去花园镇玩，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这本书。知道你喜欢，就买了一本。” 王加根一看封面，是《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高兴得叫了起来。他去过好几个书店买这本书，都没有买到。正准备写信给他姐加枝，让她在bj帮忙买呢！ 他接过书，很自然地去看了看后面的定价：一块八角五。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的钱放在宿舍里，晚自习时带过来给你。” “不要钱！送给你的。”池中月说完，就很快地转身准备离开。出教室时，她又回过头来，很不自然地望着王加根笑了笑。 捧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王加根感觉心里暖暖的。他迫不及待的打开书本，浏览目录，却发现封面与扉页之间，夹着一张池中月的彩色照片。 他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心怦怦乱跳——男生女生之间只有恋人才互送照片。他哗啦啦地把书从头到尾扒拉了一遍，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信件或纸条之类的东西。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王加根不知所措。他把书和照片放进屉斗，呆若木鸡地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 池中月是有心，还是无意？没有附纸条，照片上也没有写一个字，到底什么意思？显然，这个多情的女同桌在用一种含蓄的方式暗示和试探他。怎么办？如何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此时此刻，王加根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方红梅。 他承认自己是喜欢方红梅的。这种喜欢，早已超越了同学之间的友情，正在与日俱增地上升为爱。至于方红梅是不是喜欢他，他还真的有些拿不准。从言行举止来看，方红梅对他确实很好，但这种“好”是不是儿女私情的流露，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方红梅性格开朗，为人大方，在班上几乎能够与每个男生侃侃而谈，能够向任何一个男生请教问题，能够为所有男生提供帮助。有时，王加根会把方红梅对其他男生的“好”与对自己的“好”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让他乐观地认为，方红梅对他才是最好的。既然对他最好，那就肯定喜欢他。 你有情，我有意——彼此心照不宣，两人都不想过早地捅破那层窗户纸。夏天是生长的季节，不应该去干收获的事情，还是耐心地等待金秋到来！池中月送给他的小说集里，收有张抗抗的小说《夏》，表达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只要彼此真心相爱，自然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表白不表白又有什么关系呢？孝天县师范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谈情说爱。又何必要在校园里偷尝禁果，闹得满城风雨，影响两个人的前程？ 从踏进校门到现在，王加根一直是个好学生。在遵守纪律方面，他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谈恋爱？等等，毕业之后再去提这些事情。反正方红梅坐在自己的身边，早晚都是他篮子里的菜，还怕飞了不成？ 没想到，新学年班主任来了个调整座位。 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这一招完全出乎王加根的意料，让他猝不及防。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又一个女同桌池中月居然又主动向他示好。 池中月家住孝天县肖港镇。她父母是铁路职工，在肖港火车站上班。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上初中。相比较而言，池中月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她身材修长，目测在一米七以上，比王加根高出半头。不谈别的，仅从两个人身高上的差距权衡，王加根就认为他跟池中月不合适。如果他们的身高能够调换一下，男的高女的矮，这还说得过去，还有可能是黄金组合。现在女的比男的高那么多，走在一起多别扭啊！外人看上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潘金莲和武大郎。 这不是太滑稽了么？王加根觉得池中月应该找一个高大魁梧的男生，而不是找他这种小个子。池中月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恋爱中的男女往往都是傻子和疯子。 一个人爱上一个人，有时根本就谈不出什么理由和原因。还有一点也不好解释，当一个人心里已经有了心爱的人，就会排斥其他的异性——王加根眼下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他正暗恋方红梅，偷偷地喜欢方红梅，心里那块神圣的位置已经被方红梅所占领，当然不可能再接纳迟到的池中月。既然不准备与别人好，拿着别人的照片就不太合适。他准备把照片还给池中月。 这天下午放学铃声响起时，王加根叫女同桌稍微留一下。 等其他同学陆续离开，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王加根这才问：“你送给我的书里面，好像多了点儿什么。是不是你放在里面忘记拿了啊？” 池中月显得有些慌乱，面红耳赤，整个面颊如同泼了血：“什么东西呀？我不记得了。” 王加根从屉斗里拿出那张彩色照片，赞叹道：“照得真好看！” 紧接着，他把照片递给池中月，还拙劣地补充道：“别随便乱放，弄丢了就可惜了。” 池中月接过照片，很快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说了一声“谢谢”，就吊着个脸走出了教室。 王加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起身去食堂吃饭。他满以为这件事处理得比较有水平——既拒绝了别人，又没有伤别人的脸面，但事情并非他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晚自习时，他把买书的钱带来了。见到池中月，他就把两张一元钞票递了过去。 女同桌显然有些恼火，没好气地推辞：“我说过书是送给你的。哪个要你的钱！” 王加根坚持把钱放进了女同桌的屉斗。 “我没零钱找你！”池中月低声吼道。 “角把钱，不用找了。你帮我跑腿买书，我都没感谢你呢。” 池中月于是站起身，走出教室。几分钟后，她又回到教室，把一角五分钱放在属于王加根的半边桌面上。 自此，池中月对王加根由爱生恨，反目成仇，结束了他们和睦相处的美好时光。 每天来到教室，她总是脸色阴沉，好像有人借她米还她糠似的。抹桌子、拖凳子、开屉斗，总是故意弄得叭叭作响，以宣泄满肚子的委屈、怨气和怒火。她不再帮王加根做任何事情，甚至都不愿意搭理他。有时，王加根主动问她问题，她也装作没听见，不予理会。 王加根知道自己把女同桌给惹下了，只有不动声色，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接二连三地受冷落之后，他也不再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对池中月也冷淡了许多。而对方红梅，却是一如既往的依恋。 他与方红梅的座位一前一后，中间隔着好几张桌子，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两人的正常交往。王加根的习作完稿后，还是会送给方红梅修改斧正；方红梅发现有值得一看的好书，还是会推荐给王加根。 别别扭扭地过了一个星期，池中月的情绪似乎又有所好转。有时，她还会主动找王加根讲话，讨论学习上的一些问题。 一次上化学实验课，池中月递给王加根一张纸条。王加根接过纸条，打开一看，是一份《实验报告》。内容如下： 实验人：池中月 实验对象：池中月的同桌 实验目的：都说男儿心胸宽广、度量大，女儿心胸狭窄、度量小、特作实验以证明之。 实验过程：近几天，我故意做了一些让同桌生气的事情，但实验证明，结果并不是这样的。这使我明白了，人人都是自私的、狭隘的。我很苦恼，再也得不到同学之间的友情了。 请解释：这是为什么？ 看过这份别出心裁的《实验报告》，王加根心情很不平静。他知道，这是池中月求和的信号。于是，他也写了一张纸条回复：“我也许是自私的，但并不狭隘。我能理解你的苦恼，也不生你的气。如果我们不能成为恋人，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但愿友情天长地久！” 有了这次沟通，两人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像前段日子那样剑拔弩张，但也没有恢复到照片事件之前那么和谐。偶尔讨论一下作业题，都是王加根主动提问，池中月有一茬、没一茬地回答。交谈时，她脸上总是如同雕塑一般，没有任何表情，显然心里还没有释怀。 如果碰到王加根和方红梅单独在一起，她又醋意大发，重新回到“实验”状态。进出教室，她高昂着头，目不斜视，对所有的人都不理不睬。 终于有一天，池中月又交给王加根一张纸条，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已经对他彻底绝望：“去追求你的白雪公主。终有一天，你会尝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滋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知道扁担无捺、两头失塌的涵义是什么吗？” 王加根看过纸条，脑子里一团雾水，感觉莫名其妙。 池中月放弃追求王加根之后，很快就与班上的另一个男生徐磊打得火热。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笑风生，或者占领着教室里唯一的风琴，男的弹琴，女的唱歌，再现《天涯歌女》里描述的场景——小妹妹唱歌郎奏琴。他们在校园里肩并肩地散步，在林荫道上轧马路，甚至钻进校园外面的小树林里，不回避任何人，完全是无所顾忌的样子。 这突如其来的疯狂，让大家瞠目结舌。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与池中月住在一起的女生们更是议论纷纷，但池中月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丝毫也没有收敛的意思。她甚至变本加厉，放寒假时跟着徐磊去了他家里…… 第三章 早已有个他 今年春季开学时，王加根发现班上好多同学表现出躁动不安，显得心神不宁。或许是因为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了，大家考虑问题比较复杂。毕业考试能不能通过呀，去哪儿实习呀，会分配到哪里呀……所有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不能不想的。特别是那些已经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恋人们，还要考虑能否和自己心爱的人分配到一块儿。如果不能分配到一起，毕业季或许就是他们爱情的坟墓。 学生时代的终结，意味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即将结束，从此就要走向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甚至是养家糊口的成年人。 王加根对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是太在意。在他看来，毕业分配到哪儿都差不多，反正都是上讲台、拿粉笔、当教师，而且跳不出孝天县的地盘。好又好不了多少，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更何况，他是准备毕业之后重新参加高考的，对即将开始工作的单位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单独的宿舍、有电灯，能够让他在安静的环境里复习备考，或者进行文学创作就行了。至于其他的，真的无所谓。 王加根这段日子想得最多的，还是家里的事情。 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他发现年近八旬的奶奶显得更苍老了，走路和说话颤颤巍巍；耳朵也更聋了，有时扯起嗓子跟她讲话，老人家都听不清楚。而他爸王厚义，倒是越活越年轻。年满四十五岁、已经鳏居十六年的加根他爸，去年又梅开二度，娶了比他小十几岁的胡月娥。加根还惊奇地发现，胡月娥的肚子大了，看上去已经怀孕有好几个月。也就是说，过不了多久，他将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或者妹妹。 这事让他感觉有点儿别扭和难堪，心里觉得不美气。 加根他奶对这事也耿耿于怀，背地里瘪着嘴巴骂胡月娥贱，骂王厚义不是东西。老人家之所以这么生气，是担心家里再多出个小东西，与她孙儿加根分家产。 王加根也不管奶奶听得见，还是听不见，安慰奶奶说，反正老宅已经拆了，砖瓦木料都被他爸败光了。新建的这栋土墙瓦房，值不了几个钱。家产又能有多少？更何况，他马上就要工作。教师是国家干部，每月有工资，退了休有保障。这点家产他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他最担心的，是王厚义和胡月娥的小孩出生后，会不会又要奶奶给他们带。奶奶一生没有生育后人，但抚养了他妈和他三舅，带大了他姐和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六岁了，风烛残年，未必又要开始带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或者妹妹？一想起这些，他就感到特别揪心。 傍晚是难得的休闲时光。 男生们晚饭后，大都喜欢窝在宿舍里夸夸其谈，评论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或者利用这段时间洗衣服，洗鞋子和臭袜子，也有的坐在床产吹口琴、吹笛子、拉二胡，或者鬼哭狼嚎地唱歌吊嗓子。十几平方米的长方形宿舍里，靠墙一溜儿摆着六张高低床，每个房间有十二个床位。除了中间的过道，没有一点儿空余的空间。既拥挤，又嘈杂，但大家还是乐在其中。喜欢运动的学生则去操场上锻炼身体，或者到校园外面散步。当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时，所有人再往教室集聚。 王加根既不留恋宿舍，也不是特别爱运动。他吃完晚饭，多半会直接去教室。这段时间教室里空无一人，正是看书写作的好时机。 这天他刚在座位上坐下，池中月跟着进来了。 她气呼呼地责问王加根，为什么把她“忘记拿照片”的事情告诉别人，以此来败坏她的名声。加根非常惊讶。他起誓，自己绝对没有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听池中月的口气，她所说的“别人”，似乎指方红梅。因为她告诫王加根，不要把一个女孩子的粗心，作为自己向女朋友炫耀的资本。 王加根既感到冤枉，又觉得委屈，试图平心静气地解释一下，但池中月根本就不听他说话，不给他申辩的机会。她嘴巴子如机关枪一般，叭叭叭地对着男同桌扫射一阵之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教室。整个晚自习，再也没有回来过。 王加根坐在座位上，干什么事都没有心情。正在他无所事事地发愣怔的时候，方红梅来到了他身边。 “走，我们去学校外面走走！” 他于是锁好屉斗，起身跟着方红梅走出了教室。 春寒料峭，夜晚气温下降，寒气逼人。他们走在通往校园外面的林荫道上。突然刮起了大风，塑料袋、废纸片漫天飞舞，道路两旁的树木花草，也被吹得前后左右摇晃。两人逆风而行，感觉走路有点儿吃力，身上的衣服紧紧贴在胸前，身后又飘飘然，如同多出了一条尾巴在摇摆。身上的热气没一会儿就散尽了，感觉到彻骨的寒冷。 出学校大门，他们沿着围墙根走向五里山上的小树林。 路上，两人都没有讲话，就那么默默地走着，似乎都在等待着对方打破沉寂，提及那个心照不宣的话题。 到了半山腰，方红梅停下脚步，靠在一棵松树上。她问王加根：“如果让你做我弟弟，你愿意么？” 弟弟？什么意思？王加根瞪大眼睛，不解地望着她。 “我想结拜你为弟弟。怎么样？你希望有我这样一个姐姐吗？” 王加根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他嗫嚅着问：“这就是你对我那么好的原因么？” 方红梅没有回答，垂下脑袋，双手捻着长辫子的发梢。 见她那副神情，王加根直骂自己笨：方红梅肯定是在用结拜姐弟启发你！想到这一点，他心里又开始狂澜四起，惊涛拍岸。还等什么呢？我应该向心爱的姑娘直抒胸臆。 “坦率地讲，”王加根于是说，“我不同意我们结拜姐弟。” “为什么？” “我们应该成为比姐弟更亲近的人。”王加根的眼睛直视着方红梅，如两团火焰在熊熊燃烧。 “那你，那你为什么……”方红梅显然有些慌乱。 既然已经真情表白，王加根觉得一身轻松。他说：“我本来是准备到毕业时再向你求爱的，既然你现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只有把计划的日程提前了。我只能做到单膝跪地，戒指和鲜花暂时还没有条件送给你。” “可是，可是……”方红梅突然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泪水从眼眶里汹涌而出，“太晚了啊！” “太晚了？”王加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什么意思？” 方红梅两腿一软，竟然坐在草地上哭了起来。她右手捂着嘴巴，泪如泉涌，一边哭泣，一边哽咽着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方红梅的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她的家乡方湾公社上完的。读高中时，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周东明，特别喜欢她，平时对她格外关照。座位总是安排在中间两排靠前的地方，上课经常点她回答问题，还利用休息时间给她开小灶。方红梅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周老师总是提着马灯送她回家。上劳动课，从来不让方红梅干重活。业余文艺汇演时，还亲自给方红梅化妆。后来，又重点培养方红梅入团，甚至帮助方红梅写了入团志愿书。 周东明有个儿子叫周哲凡，是方红梅的同班同学。这小伙子可了不得，每次学校组织的大型考试，他的总分总是年级第一名。学习上的事情，根本不用他爸操心。周东明花在儿子身上的时间和心思，远不及照顾方红梅。因此，方湾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就经常开玩笑，说周东明是在培养他的儿媳妇。 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大家也没有太当真。高中生虽然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毕竟后面还有决定命运的高考。白热化竞争不允许他们分心，不可能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之类的事情。 高考成绩下来后，周哲凡过了本科线，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方红梅则名落孙山，连中专都没有考上。 泾渭分明，再也没有人提她是周东明的儿媳妇。 方红梅家住方湾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的菜园子村，与公社热闹的街市就隔着一条小河，类似于城市里面的“城中村”。她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读过初小，母亲没有进过学堂。两个“准文盲”在生儿育女方面却硕果累累：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造出了两女两男四条生命。取的名字也不俗，两个女儿分别叫红梅和腊梅，两个小子分别叫敬文和敬武。加上老态龙钟、一身是病的老祖母，家里长期生活着七口人。 方红梅高中毕业时，她妹腊梅正在读初中，两个弟弟还在上小学，家里的负担之重不言而喻。因此，她高考落选后，就准备回家当农民，给父母搭把手，为家庭尽点儿责任。但是她爸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她去高中再复读一年。 红梅她爸也不是纯粹的农民。他在方湾公社卫生院当炊事员，给医生护士们做饭。每个月能够领到三十多块钱工资——这是家里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他让大女儿复读的底气，也来自这份工资收入。 方红梅复读一年后，考上了孝天县师范学校。虽说读的是中专，在农村人眼里，却是乌鸡变成了金凤凰。 去年暑假期间，方红梅高中时的班主任周东明突然来到她家。彼此寒暄之后，周东明说明了来意。简单地讲，他是为儿子周哲凡来向方红梅的父母提亲，希望他们结为儿女亲家。 红梅她爸妈自然受宠若惊。 周东明是国家干部，公办教师，而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周哲凡读的是全国着名的重点大学，而他们家红梅只考取了孝天县师范学校。两家结亲，他们显然是高攀了。 不过，两位老人并没有把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尤其是红梅她爸，表现得非常冷静。他说，从当老人的角度来看，这肯定是一件大好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做父母的都希望子女能够花好月圆，早一点儿成家立业。但婚姻大事毕竟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还得他们自己拿主意。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已经行不通了。 周东明对红梅她爸的开明大加赞赏。说，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上门只是表达当老人的意愿，把这件事情挑明。最后成不成，当然还要看两个年轻人谈不谈得拢去。 “红梅和哲凡是高中同学，又不是生人。两个人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有两年，应该算是比较了解的。往后再通通信，节假日见见面，加深了解。谈得来就继续交往，谈不来也不勉强。恋爱这种事情，还得看缘分。”周东明做完最后的总结，就起身告辞了。 九月份开学之后，方红梅果然就收到了周哲凡的求爱信。她以自己年龄还小，不愿意过早地考虑这些事情为由，委婉地拒绝了。 周哲凡却没有就此罢休，继续书信不断。无论方红梅回信不回信，他都不屈不挠地邮寄，两三天一封，狂轰滥炸。从开学到“十一”短短一个月时间，方红梅就收到了周哲凡十多封热情似火的求爱信。 国庆节放假，周哲凡又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找到了方红梅的家里。除了继续表达对方红梅的爱慕之情以外，周哲凡还对他们二人的未来进行了规划。他说，红梅马上就要毕业了，他也到了大三，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够把恋爱关系定下来，就可以提前考虑毕业后的事情。他可以让他爸去找孝北县教育局的领导，争取把方红梅分配在孝天城。他毕业后，争取留在wh市，然后想办法把方红梅往武汉调，将来就可以定居武汉了。万一他不能留在武汉，他就申请分配到孝天城，与方红梅守在一起，在孝天城安居乐业…… 这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往，自然会引起红梅她爸妈极大的兴趣。两位老人有些动心了，开始倒向周哲凡这边，帮他做大女儿的工作。 方红梅依然犹豫不决。 她相信周哲凡是真诚的，也相信他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可问题是，她不爱周哲凡呀！跟他在一起，找不到谈恋爱的感觉。生硬地拒绝，她于心不忍，只得回复周哲凡，让她再考虑考虑。 两人返回各自的学校后，周哲凡仍然故伎重演，不间断地借鸿雁传情。希望用滴水穿石的精神，来感动方红梅。他相信精诚所至，终有金石为开的那一天。 事实上，那段时间疯狂追求方红梅的男生，远不止周哲凡一个人。孝县天师范学校的多情种子就数不胜数。除了和她同年级同班的男生，还有上届的师哥，以及下届的师弟，有的还是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这些人写起情话来厚颜无耻，让方红梅看得面红耳赤。好几个写情书的男生，她甚至都不认识，根本就对不上号，而她最熟悉的王加根，却一直无动于衷。 王加根交给她看的，都是洋洋洒洒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小说习作，却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写给她的。 这小子怎么了？我对他那么好，他就没有一点儿感觉？就算是木鱼脑袋，也该开窍了啊！未必，他只是想与我保持同学之间的友情，根本就没有考虑进一步发展两人的关系？他是不是看不上我？真有这种可能。听说他妈妈在heb省，他姐姐在bj上大学，他将来会不会也去bj或者河北呢？他一直在复习高中教材，准备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是不是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哼！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你呢。你不做我男朋友，未必我就找不到男朋友？我这就找个男朋友让你看看！ 赌气也好，实验也罢，反正没过多久，方红梅就回信给周哲凡，明确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自此，两人通信的内容，除了甜言蜜语，又多了海誓山盟。 今年春节放假，他们第一次以恋人的身份在方湾公社菜园子村见面。虽然在信中说了那么多让人脸红耳热的情话，但两人真正聚到一起，却没有那种相见恨晚、如胶似漆的感觉。说去说来总是那么几句废话，单调乏味得掉渣儿。恋人相见，往往喜欢单独相处，而方红梅恰恰相反，她怕单独与周哲凡在一起。 有天晚上，周哲凡约她上女儿港的河堤上走走，她非要拉上大弟敬文当“电灯泡”，一直陪着他们。更让她吃惊的是，浴着冬日的寒风，与周哲凡在河堤上边走边聊时，她时不时会想起了王加根…… 春节假期过后返回学校，就赶上了王加根与池中月因为“照片事件”闹矛盾。方红梅这才预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她明白自己心里爱的人到底是谁，也坚信王加根虽然没有向她求爱，但心里一直是喜欢她的。为了证实这一点，她就把加根约到了学校外面。 “你怎么那么清高，那么老实，那么傻呀！你那么多小说都写了，为什么连最简单的三个字都不愿意写给我？对我笔墨怎么就那么吝啬呢？”方红梅呜呜地哭着，悔恨交集地埋怨着王加根。 听完方红梅的哭诉，王加根感觉如五雷轰顶，木然地立在她的面前。 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方红梅半年前就与别人谈情说爱了？我怎么一无所知？这么长时间怎么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他痛苦地闭上眼睛，随之也泪如雨下，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脑袋，号啕大哭起来。 第四章 引火烧身 自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之后，王加根的情绪一直很灰。 池中月透过他情绪的变化，预感到同桌已经“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在品尝“扁担无捺——两头失塌”的滋味，心里产生了一种报仇雪恨的快感。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眯起一双漂亮的丹凤眼，隔岸观火，坐在教室里幸灾乐祸。只要看到王加根趴在桌子上伤心难过，她就不冷不热地来一句警句格言。诸如“存心不良就不会有好结果”“想吃蜂蜜反倒被蜜蜂螫了一口”之类的。她告诫同桌，不要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别以为每一个人都像她一般善良。 初恋还没有开始，就要忍受失恋的折磨和痛苦，还有别人的冷嘲热讽。王加根此时内心的伤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你为什么那么天真幼稚？为什么那么老实本分？为什么要死心塌地地深爱着一个人？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笨蛋！蠢猪！傻瓜！你的一片赤诚之心，换来的是什么？当你爱的人告诉你，她另有所爱，你为什么要痛哭流涕？没有骨气、不知廉耻的东西！有谁同情你？有谁理解你？你痛苦只会让别人更开心，你哭泣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柄！天涯何处无芳草？得不到一个女人的爱，值得你悲痛欲绝么？擦干泪水，振作精神，去爱你的事业，去爱你的文学，去实现你的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用行动告诉世人，你王家根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任何打击都不会让你沉沦，任何人想让你难堪都是枉然！ 唉，或许早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就不该过早地去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是雄心勃勃，准备师范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么？你不是想入非非，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作家么？如果恋爱一谈，婚一结，孩子一生，你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这些梦想么？这样看来，失恋也许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情，也可能带来好结果。全当是自己误入歧途，现在正好回头是岸。恢复到恋爱以前的那种状态，重温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 这是一种看似无奈，却比较明智的选择，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问题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 什么叫早恋？一个人多大年龄恋爱才算合适？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标准答案。爱情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一旦遇上了，想躲，是躲不开的；想逃，也逃不掉。王加根想用鸵鸟政策来逃避现实，但丝毫也不奏效。无论他怎么强迫自己，还是忘不掉方红梅。 坐在教室里，或者行走在校园里，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追寻方红梅的身影，去聆听方红梅的声音。萦绕在大脑里的，都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挥之不去啊！痛苦、悲伤和委屈，折磨得他茶饭不思，昼夜难眠，他多么想找一个人倾诉衷肠，倒掉自己内心的苦水啊！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母亲——妈妈永远是孩子遇险时的避风港，是孩子受伤时的疗养院。他摊开纸，拿起笔，把他与方红梅之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写信告诉了远在千里的母亲白素珍。 很快，他就收到了妈妈的回信。 白素珍在信中批评儿子胸无大志，十六七岁就沉溺于女色，没有出息。她谴责方红梅见异思迁，朝秦暮楚的行为，非常明确地告诫儿子，这种水性杨花的女子，根本就不值得去追求，更没有必要为她而痛苦。 王加根上师范后，白素珍一直担心儿子早恋，多次在信中提醒他，年轻人要专心学习，不要在学校读书期间谈情说爱。万一碰到这方面的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向她汇报，让妈妈给他把把关。而妈妈一直是加根最信任、最景仰、最佩服的人，他总是把她的话奉为圣旨。正因为此，他才把自己的初恋，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了她。但是，白素珍提出的那些观点，特别是对方红梅的看法和评价，他又觉得有失偏颇，不敢苟同。他受不了母亲如此恶毒地攻击和诋毁他心爱的姑娘，亵渎他心目中的女神，迅速回信予以反驳，为方红梅辩护。 这种申辩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让白素珍产生怀疑，认为儿子已经与方红梅搞到了一起。她又迅速回信，命令王加根悬崖勒马，赶快与方红梅一刀两断。她甚至威胁道，如果王加根执迷不悟，她就会把他们的“丑闻”公布于众，让他们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声名狼藉。 王加根没有想到妈妈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更没有想到妈妈会无情地攻击他们伟大的爱情，并且提出如此蛮横无理的“命令”。对此，他当然难以接受，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 很快，他就收到白素珍言辞更为激烈、攻击更为恶毒的回信。 母子之间关于恋爱的争论从此战火纷飞。他们各执一词，固执己见，谁也不肯让步。有时，王加根觉得这种争论其实毫无意义，也很无聊。因为眼下他并没有真正与方红梅走到一起，将来是怎么一回事，也未可知。如果他真的与方红梅好上了，同样没有必要去与妈妈争个输赢。反正他们母子相处的时间很少，将来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他和方红梅的事情，白素珍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都无关紧要。只要他们真心相爱，没有必要得到母亲的认可。 “唉！我为什么要写信告诉她这些？我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不过，一想到母亲对方红梅毫无根据的指责，一想到这些分歧可能对未来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他还是希望消除母子之间的隔阂。加根觉得自己还是想办法让母亲理解方红梅，改变对她的成见。 当王加根与白素珍唾沫四溅地打口水战的时候，方红梅与周哲凡之间的“自由之战”也在艰难地进行。 结束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日子，方红梅终于把王加根爱她的那颗赤诚之心看得真真切切。她也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与周哲凡在一起那么久，总也找不到恋人的感觉。原来她是放不下王加根，她心里爱的人实际上是王加根啊！她心里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一直是为王加根留着的，又怎么可能接纳贸然闯入的其他男子！ 因为天真和幼稚，因为赌气和任性，她答应了当别人的女朋友，但这并不能束缚她对真爱的追求。关于毕业分配，关于安家武汉，关于定居孝天城，还有什么重点大学毕业，什么优越的家庭条件，都见鬼去！能够找到一个喜欢自己、自己也喜欢的人，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两人之间没有爱情，就算生活在皇室豪门，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又有什么意思呢？ 王加根为人真诚，心地善良，感情专一，学习勤奋努力，生活积极向上，又有宏伟的抱负和理想。在方红梅看来，似乎每一个褒义词用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难怪人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王加根这样的小鲜肉，正是方红梅苦苦追寻的对象。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既然发现了，又岂能错过？ 方红梅觉得自己在恋爱问题上应该有所取舍了。当然，在“取”之前，必须妥善解决好“舍”的问题，免得留下后患。苦恼和熬煎了好几天，她字斟句酌地给周哲凡写了一封信，提出了结束恋爱关系的要求。理由是，两个人不合适，她找不到恋爱的感觉。在信中，她主要是检讨自己。把造成眼下这种尴尬局面的过错，全部归咎在她自己身上。因为她年轻幼稚、缺乏经验、处事草率、初恋不懂爱情，给老同学造成了伤害。她感到万分内疚，诚恳地向老同学道歉，求老同学原谅…… 不难想象，周哲凡接到这样的来信，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刚刚跳入爱河，还没有来得及伸胳膊伸腿地畅游，就得上岸了。这位华师大三的男生因此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他不知道方红梅说的“找不到感觉”是什么意思。既然“找不到感觉”，又何必答应他的求爱？这也太随便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让方红梅“找到感觉”。爱情需要呵护与培育，找感觉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啊！两人交往时间长了，“感觉”说不定就来了呢！他没有答应方红梅分手的要求，建议双方都保持冷静，冷处理一段时间再说。 方红梅又写信告诉周哲凡，这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并且说，她已经把周哲凡写给她的所有信件收集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牛皮信封里。等“五一”放假回方湾时，她会亲手退还给周哲凡。她同时希望，周哲凡能够把她的信件物归原主。 如此恩断义绝，让周哲凡不得不怀疑方红梅心里另外有人。他实在是忍无可忍，恼羞成怒，开始抨击和谴责方红梅见异思迁。他在信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喜新厌旧是不道德的，为世人所唾弃。人应该讲名誉，守信用，不能出尔反尔，更不能朝秦暮楚，这山望着那山高。 周哲凡提出的观点，以及使用的某些语言和词语，与加根他妈白素珍不谋而合，出奇的相似。这封措辞强硬的信发出去之后，好长时间没有收到方红梅的回信。周哲凡又慌了，后悔自己把话说得太重了。赶紧写信向方红梅道歉，把语气缓和下来，苦口婆心地劝她回心转意。 方红梅还是没有理他。 心急如焚的周哲凡利用周末不上课的时间，从武昌桂子山上的华中师范学院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花园镇五里棚山上。 两人见面后，周哲凡率先检讨，说自己心胸狭隘，胡思乱想，冤枉了红梅。他希望得到红梅的谅解，并保证今后再也不乱吃醋了。 “你没有乱说。我心里确实是有人了。”方红梅平静地回答。 “不！不可能！”周哲凡歇斯底里地喊叫，“你是因为生气，才故意这么说的。是这样吗？” 方红梅还是显得非常冷静：“周哲凡，我说的是真的。用不着自欺欺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 接下来的交谈当然很不愉快。最终的结局也不难预测：他们终止了恋爱关系，分手了。 万念俱灰的周哲凡从孝天县师范学校离开时，手里多了一个很大的黄色牛皮信封。那里面装着的，是他向心爱的人倾诉衷肠的情书。为了写出这些情意绵绵的文字，他曾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东西带回去有什么用？烧了！”走出孝天县师范学校大门时，他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对！就在曾经的恋人看得见的地方，把这些一钱不值的东西付之一炬。我要像朝觐那样，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来祭奠爱神，为自己短暂的初恋留个纪念。” 可怜的人！ 周哲凡满怀忧伤地走进五里棚山上的小树林。冥冥之中，就像有什么牵引似的，他竟然来到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第一次约会时表白的地方。他蹲下身子，把信封里的信件全部倒在地上，拎起一封用打火机点燃。然后，如同人们祭祖时烧香化纸一样，一封一封地扔进火堆。 火越烧越旺。 看着那一封满含着他心血的情书化为灰烬，周哲凡禁不住潸然泪下，情绪慢慢失控，最后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正在他一个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把火堆里黑灰和纸屑吹得到处乱飞。其中有一张燃烧着的纸片还落到了他的身上，把他那件崭新的的确良衬衣烧了个大窟窿。 周哲凡迅速从地上站起来，弹了弹身上的灰尘，摸着烧坏的衬衣，懊恼不已地离开了这伤心之地。 第五章 巧遇故人 得知自己所爱的人已经与别人私定终身，王加根整日被痛苦、惊愕、困惑、愤怒、失落、懊悔折磨着，真是连死的心都有啊！看到方红梅在他面前痛苦流涕，悔恨交加，并且表明要“弃暗投明”时，他一度欣喜和兴奋过，准备迎接失而复得的爱情。但是，白素珍接二连三的来信，又如一盆盆凉水，浇灭了他的热情，使得他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他与方红梅之间的关系。 方红梅的真情表白究竟是一时头脑发热，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前期错误的纠正？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加根。如果方红梅答应周哲凡的求爱是真心真意的，只不过是后来发现自己更喜欢王加根才移情别恋，那就比较危险了。这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见异思迁、感情不专一的女子。见异思迁的女子肯定不靠谱。万一她将来遇到比王加根更优秀、更强大的男子呢？ 每想到这一点，王加根就心有余悸，不想重演周哲凡的悲剧。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方红梅放弃周哲凡而选择他的理由，或者说，自己与周哲凡相比较，究竟“优秀”“强大”在哪里？方红梅委身于他，到底是看中了他什么？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现实的“好处”？ 从个人条件来看，王加根觉得自己不仅没有优势，反而与周哲凡差好大一截子。周哲凡身高超过一米七，长得英俊潇洒，没有任何生理缺陷，而他身高不到一米六五，属于姑娘们眼中的“三等残废”。周哲凡读的是全国重点大学，将来很有可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前途不可估量，而他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充其量也就是个中小学教师。至于重新考大学或者当作家，那都是空中楼阁——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 从家庭条件看，王加根觉得自己也不如别人。他父母是农民，而且在他一岁半时就离婚了。他跟着父亲在单亲家庭里长大，饱受磨难，童年时代一直泡在泪水之中。家住双峰山脚下，属丘陵地带，虽不算穷山恶水，与平原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祖上留下的老宅在村里首屈一指，本来可以作为他将来继承的财产，但他父亲却把老宅拆了，大屋改小，变成了一栋明四间的土坯瓦房，已经不值什么钱了。父亲去年背着他娶了继母，马上又要生小孩。加上年近八旬、病病歪歪的奶奶，全靠几亩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地维持生计。可以想见，家里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对他提供什么帮助，甚至还有可能会拖累他的生活。 而周哲凡呢？父亲是中学教师——据说已经提拔为方湾中学教导主任。哲凡他妈属农村户口，却没有种田，在方湾公社街上做小生意，长年住在方湾中学。哲凡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他这根独苗。父母再没有其他的负担，可以一门心思帮衬他。 这些都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方红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点儿是最现实的，那就是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周哲凡已经明确承诺，可以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把方红梅分到孝天城，并且对未来的美好生活蓝图，有一个清晰的勾画。王加根却不能给方红梅提供任何帮助。她只能听天由命。说不定将来被分配到穷乡僻壤，到一所破败不堪的农村学校里去工作。 两相对照，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女子都会选择周哲凡而放弃王加根。方红梅为什么会做出有悖常理的选择呢？是她脑子进水了？还是被所谓的“爱情”烧糊涂了？她说对周哲凡“没感觉”，心里爱着的是王加根。那么，这种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真的与物质利益没有任何关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掺没掺杂其他功利的成分？ “她死心塌地要跟我好，图我什么？我无权无势，身无分文，穷光蛋一个，很难为她提供幸福美满的生活。既然我不可能让所爱的人幸福，又何必要与她在一起呢？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为了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虚荣心，就不顾一切地把她揽入怀抱，是不是有点儿自私和可耻？就算我与她现在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将来毕业分配又不能在一起。相隔遥远，还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关系么？我们能够修成正果，步入婚姻的殿堂么？”加根自己问自己。 一切都是未知数，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有时，王加根还会接受良心的拷问。如果我一意孤行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实际上就等于是夺人所爱，等于在挖别人的墙脚。我的成功，意味着周哲凡的失败。周哲凡已经与方红梅谈情说爱好几个月，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失恋，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痛苦？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我已经伤害过池中月，现在又要伤害周哲凡么？可是，我一直信奉“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并没有存心伤害任何人啊！ 还有母亲。加根他妈白素珍虽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但他们一直在保持着联系，母子之间的感情，远远超过了加根与他父亲。因为他与方红梅的事情，突然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几乎到了母子反目成仇的地步。值得么？就算他坚持与方红梅走到一起，将来如何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何去何从，他真的失去了方向，拿不定主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捧着英语广播教材，他记不住一个单词。摊开纸笔，也写不出一篇完整的文章。毕业考试在即，他哪儿还有心思复习啊！当他从池中月给他的纸条中，知道方红梅已经与周哲凡“吹”了时，他并非如池中月所想象的那么开心，更谈不上有丝毫的喜悦之情。 他们“吹”或者“不吹”，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爱早已伤痕累累，那颗纯洁的心，已经千疮百孔了啊！ 这天晚饭后，王加根准备把积攒了多日的脏衣服洗一洗——再不洗就没有干净衣服可换了。以往他总是衣服随换随洗，这段日子心情不好，衣服也懒得换，不愿意洗了。他从学校食堂提水回到宿舍，把脏衣服和臭袜子泡在公用的塑料脚盆里，倒入洗衣粉，浸了一会儿。然后蹲在地上，一件件地搓洗。全部搓完之后，再提起装满衣服的塑料桶，前往操场南边儿的池塘里去涮。 由于学校建在五里棚山上，无法通过钻井取到地下水，孝天县师范学校一直没有用上自来水。学校生活用水主要是从山脚下的一个小湖里抽上来，储存在一个很大的池子里，用明矾净化后供食堂使用。学校每天早晨供应半个小时开水，傍晚供应半个小时热水。错过了这两个钟点儿的学生，就只能到操场南边儿的池塘里用冷水了。 那池塘的水面有四五亩的样子。师生们清洗衣服、床上用品及大件杂物，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池塘里。当然，学校里最大的公共厕所，也建在这个池塘边儿上，下水道通往池塘。也就是说，人们大小便实际上是直接排进这个池塘的。因为宽阔水域的稀释作用，加上池塘里活蹦乱跳的鱼儿把人的排泄物当成食物享用，师生们也就没太把这种恶心的设计太当一回事。池塘里的水看上去还是比较清澈的。大家除了在里面涮衣服，也经常来这里洗口洗脸，洗盛过饭菜的碗筷。夏天，还有学生违犯学校的禁令，偷偷地下到池塘里游泳呢！ 王加根沿着池塘岸边的石台阶走下去，到了能够接触水面的地方，把桶里的衣服全部倒在石板上，然后蹲下身子，一件件地涮。 刚涮了两件，听到身后有人走动的声音。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同样提着塑料桶来涮衣服的方红梅。两人相视而笑。 “我帮你涮！”方红梅走到他身边时提议。 王加根准备推辞，但方红梅的手已经伸过来了。他只好把涮了一半儿的裤子递给她。 方红梅接过裤子，就蹲在水边儿，很麻利地涮起来。 王加根站在一边儿，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看见方红梅的桶里有一双解放鞋和一把刷子，认定这双鞋子是要清洗的。就拿起鞋子和刷子，站到另一块石头上去清洗。 正当他们交换着清洗对方东西的时候，同班男生杨保胜来找王加根。保胜说，班主任汤正源到男生宿舍找加根，可能有什么急事。他叫加根赶紧去汤正源家里一趟。 “汤老师找我？”王加根好奇地问，又回过头看了方红梅一眼。 方红梅看着他，眼睛里也写满了诧异和疑惑。 “我涮完衣服再去！”王加根不知是在回答杨保胜，还是在征询方红梅的意见。 方红梅叫他赶紧去。她说，衣服她来帮忙涮，涮完后让杨保胜拿回男生宿舍。杨保胜说这样最好，因为汤正源到男生宿舍时，看样子蛮着急。王加根思索片刻，只得放下鞋子和刷子，洗了洗手，就走上台阶，往汤正源家住的方向走去。 他还是第一次去班主任汤正源家里。会是什么事情，必须到老师家里去谈呢？未必，他与方红梅之间瓜葛传到了汤正源的耳朵里？或者，是恼羞成怒的周哲凡告发了他们？王加根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都快毕业了，要是因为这件事受到学校的处理，背个什么处分，或者被开除学籍，那就太不划算了。 当他忐忑不安地走进汤正源家里时，看到的却是几张善意的笑脸。汤正源的老父亲抱着小孙女晶晶，笑容满面地迎接他。汤正源和他老婆刘老师热情地与王加根打招呼，叫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 “你妈叫白素珍？”王加根刚刚坐下，坐在另一只单人沙发上的汤正源就急不可耐地问。 王加根莫名其妙地点点头。 “你真是白素珍的儿子？”汤正源把一条腿压到另一条腿上，跷起二郎腿继续追问。 “货真价实。绝对不会有假。”王加根轻松地开了句玩笑。 屋里的另外三个大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汤正源发了一句感叹，接着就侃侃而谈。他所说的一切，让王加根也倍感意外，听得目瞪口呆。 原来，汤正源是孝天县白沙铺人。他和他爸汤老爷子与加根他妈白素珍还是一个生产队的，曾经在一起出工劳动，相互帮扶过。 “我和你妈还是结拜的姐弟呢！”汤正源不无骄傲地介绍说。 “我当时是生产队长。”汤老爷子把孙女交给刘老师喂奶，坐在一个木凳子上说，“你妈离婚后，带着你三舅和你姐回白沙铺，还是我帮忙上的户口。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可怜啊！除了三间大窟窿小穿的房子，家里什么都没有，连锅碗瓢盆都是隔壁左右的乡亲们送的。你妈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些情况，王加根以前听他妈叨叨过，今天是第一次听外人谈起。对于他妈白素珍娘家的情况，特别是没有见过面的外公和外婆，王加根一直觉得很陌生。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他非常想弄个清楚明白，探个究竟。 平时比较寂寞的汤老爷子，很高兴有今天这么一个倾诉和讲述的机会。他饶有兴趣地打开话匣子，对王加根说：“你奶奶与你外公实际上是亲姐弟，兄妹俩年轻时老实本分，在生产队里都是公认的好后生。你奶奶从白沙铺嫁到王李村之后，你外公就娶了你外婆。 “说句不怕你见怪的话，你外婆这人的确不怎么样。当时生产队里好多人都骂她是害人精，好吃懒做，蛮横霸道。她完全把你外公当成了下饭菜。他们头胎生了个女儿——也就是你妈，你外婆满肚子不高兴。这也难怪，农村人一般都有封建思想，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迟早都是别人家的人，养一场白养。到你妈一岁半那年，你外婆又怀上了，她就说服你外公，把你妈送到了王李村，交给你爷爷奶奶抚养。你爷爷奶奶结婚好多年没有生育小孩，两人自然也乐意。况且他们收养的是你奶奶的亲舅侄女，又不是外人。 “把你妈妈送人后，你外婆一口气生下了三个男孩儿。到你三舅出世时，你外婆又不乐意了——家里负担太重，养不起，她也没有精力和耐心抚养三个儿子。 “你三舅八个月大的时候，还没有断奶，又被你外婆送到了王李村。随后，你外婆又生了个女孩——也就是你素英姨。家里两个大人，扶养三个小孩。这在当时的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你外婆吃不了这个苦，天天埋怨你外公没有用。两人动不动就吵架扯皮，夫妻俩产生了比较深的隔阂和矛盾。某一年的时候，你外婆就带着你大舅离家出走了。有人说她去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有人说她跟一个做生意的麻子跑了。你外公到处找她，找了一年多都没有找到。后来完全断了指望，你外公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就把你二舅和素英送给别人，自己到陆家山火车站撞了火车…… “你外公死得那真叫惨啊！整个人被火车撞得七零八落。我带着生产队好几个社员去为他收尸，根本就没有办法拼凑成人形。最后只得一块块地装进麻袋，放在棺材里。你外公死后，留下的三间破房子就锁了起来。直到十年之后，你妈妈带着你三舅和你姐姐回来，才把房子的大门重新打开。 “你妈妈回白沙铺那年，才二十出头，你三舅十五岁，你姐才三岁。三个人相依为命，白手起家，日子过得那真叫艰难啊！” 汤老爷子说到这里，竟然伤心得老泪纵横。他声音哽咽，喉咙发硬，完全没办法继续讲下去了。 汤正源于是接过话头：“当时看到你妈每天带着你姐出工，说话做事相当有水平，人又长得漂亮，我就特别崇拜她，认她做了干姐姐。后来，她去了三线，我上了大学，两人才断了联系。这么些年了，一直没有你妈的消息，今天却突然收到了她的来信。她告诉我，她儿子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叫王加根。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我竟然是她儿子的班主任！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巧的事情！” “她是怎么知道您在这儿教书的？”王加根不解地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汤正源回答说，“不过，你妈来信可不是让我关照你。恰恰相反，她写信来是向我告状的，说你在学校里谈恋爱。” 王加根一下子脸红了，双耳根都有些发烫。 “你真的与方红梅好上了？”汤正源饶有兴致地问。 王加根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那就有点儿麻烦呢！”汤正源把右腿从左腿上拿下来，双脚着地，露出一脸的坏笑，“你妈妈让我做你的工作，要你与方红梅一刀两断。如果你不听，就要求我向学校领导汇报，开除你们的学籍。” 王加根听到这儿，非常生气，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毛骨悚然。 第六章 隐身月老 看过白素珍的来信，汤正源的第一感觉是他曾经崇拜的偶像轰然倒塌，或者说，干姐姐已经过时了。 他借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两句诗，对这封来信给出的总体评价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他能够理解一个母亲对儿子终身大事的重视和担忧，可以体会到白素珍此时此刻的心情，却不能认同信中提出的观点。他觉得干姐姐太理想化了，天真到了幼稚的程度，思维方式和对事物的认知水平，还停留在十几年以前。 浮现在他眼前的，还是在白沙铺当农民时的白素珍。 白素珍在信中用了无数个带有结论性的语言评价方红梅。什么“见异思迁的女子”“用眼泪迷惑男人的狐狸精”“老谋深算”“情场高手”“口是心非”“脚踏两只船”“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里候着锅里”，诸如此类。她把方红梅贬得一无是处，骂得狗血喷头，但在汤正源这个班主任看来，所有这些纯属无稽之谈。 方红梅是他教了快两年的学生。这两年，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学习和生活，未必他还不了解这个女学生是怎样一个人？ 方红梅学习成绩好，组织能力强，举止端庄，为人大方，性格开朗，温柔贤惠，心地善良，勤快能干，乐于助人，生活俭朴，能歌善舞，长得又漂亮……总之，根本就挑不出什么毛病和缺点。汤正源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教书这么多年，还很少碰到这么优秀的女学生。而白素珍仅仅因为别人初恋时没有经验，做了一次“好中求优”的选择，就妄加推论，把她勾画成了那么一个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 这一点，尤其让汤正源难以接受，甚至激起了他的反感。 在他看来，方红梅除了年龄比王加根大一岁，其他不管哪个方面，配王加根那都绰绰有余。能有这样的儿媳妇，是你白素珍哪辈子修来的福分，还有什么值得挑三拣四的？ 谁说谈恋爱就必须“一锤定音”？挑挑选选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一个人只要还没有结婚，就能够自由地选择别人，并且接受别人的挑选。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对这种行为横加指责。 买小菜还兴“货比三家”呢，何况是找一个人托付自己的终身！ 他不同意白素珍提出的“恋爱必须从一而终”的观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人的思想感情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持有这种看法，不是太天真可笑了么？让人匪夷所思。 白素珍在信中说，她儿子加根年龄尚小，不应该在十六七岁就谈情说爱，沉溺于女色，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学习上。这种观点看似很有道理，并且与师范学校的纪律规定高度契合，但汤正源还是不敢苟同。虽说他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又多年担任班主任，时常在教室里重申“学生在校期间不准谈情说爱”的规定，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这个规定的合理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课堂上告诫学生不要越轨，自己却在私下里向班上的一个姓刘的女学生求爱，并最终将这个白白胖胖、一口汉腔的小可爱揽入怀中。 这个姓刘的女学生是wh市人，中学毕业后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放到孝天县杨店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恢复高考制度后，她报名参加高考，并被孝天县师范学校录取。结果，她在校读书期间被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汤正源频频骚扰，两人最终建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她留校任教，分配在孝天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工作，很快就与恩师汤正源结为夫妻。 汤正源觉得，恋爱这种事情，是本无所谓早，也无所谓迟的。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再说，爱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遇到了，就应该把握好机遇，别让它溜走了。要是与心爱的人失之交臂，就会留下终身遗憾。如果暂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就应该耐心等待。着急没有用，处心积虑地去寻找也没有用——要是缘分没有到，找来找去，终究还会是一场空。 孝天县师范学校历来男生多女生少，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导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男生都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谈到女朋友。而毕业之后，他们多半会分配到孝天县辖属各公社的农村学校里当教师——能够分配到孝天城和花园镇的毕竟很少。各公社吃商品粮户口的女青年本来就少，加上她们又普遍看不上教书匠这个职业。农村男教师想谈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女朋友，简直比登天还难。纵观往年县立师范学校毕业生的婚姻状况，绝大多数都是找的农村老婆，组成“半边户”家庭。中国的户籍政策规定，子女户籍跟随母亲。因此，他们的后代又重新回归农民身份。 残酷的现实摆在人们的面前，也教育了后来进入县立师范学校的学子。特别是泛滥成灾的男生，都希望自己得到女生的青睐。在学校里找到女朋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自然会把学校“严禁谈情说爱”的规定当成耳边风，以身试法，偷偷地向女生们进攻。所以，学校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规定，早已形同虚设。 别说学生们不遵守组织纪律，我们的汤正源老师，不是同样阳奉阴违么？ 当然，春心荡漾的男生不可能都有汤正源老师那样的好福气，走桃花运的不多——他们的求爱十之八九以失败而告终。女生资源极其稀缺当然是主要原因，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没有缘分——相爱是必须有缘分的。比方，泥腿子出身的工农兵大学生汤正源，当初分配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教书时，怎么可能想到他会娶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武汉姑娘当老婆？可是，偏偏就有那么一个武汉姑娘伢，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放到孝天县所辖的杨店公社，又通过高考进入他工作的县师范学校，并且分配到他任教的班里面。 老天爷一直把“货”送上门，这就是缘分。 王加根眼下碰到的情况，实际上跟汤正源差不多。八0三班的三个女生中有一个女生必须与男生同桌，概率为三分之一；五十一个男生中挑出一个男生与女生同桌，概率为五十一分之一。这两个概率相乘，才是他与方红梅成为同桌的概率。 百里挑一都不止啊！这算不算缘分？ 汤正源当初为了安排好异性同桌的座位，冥思苦想，演绎推论，假定分析，把他在大学里学过的《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分析学》《概率论》知识都用上了，才认定王加根和方红梅坐在一起最安全。现在看来，他还是失算了，还是没有阻挡住爱情的潮水放纵奔流。尤其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挑过来、选过去，最后确定与女生同桌的男生，竟然是他干姐姐白素珍的儿子，是他的干外甥！ 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存心“以权谋私”的呢。事实上，当初他安排座位时，对王加根的身世和家人一无所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会有这样一层关系。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他，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着他。是不是上天有意安排他当月下老人，促成王加根与方红梅的姻缘？ 想到这一点，汤正源有点儿自嘲地笑了。白素珍还指望他拆散这对鸳鸯呢，他竟然想给他们当红娘！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这干弟弟是怎么当的？将来见到干姐姐如何交待？还有，别忘了你的另一个身份。你是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班主任！又一个声音振聋发聩，汤正源从胡思乱想中回到现实。他当然不能明确支持自己班上的学生谈情说爱，但他也没打算拆散他们。 “在学校读书期间，最好不要搞这些事情。”他语重心长地提醒王加根，“等毕业之后，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免不可。在我看来，方红梅是个不错的女孩儿。” 听了汤老师的建议和对方红梅的评价，王加根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他的心结似乎也解开了，有一种拨开乌云见太阳的感觉，眼前豁然开朗，明白了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汤正源知道王加根语文成绩好，作文在班上是写得最棒的。学校的各种专刊和墙报上经常有他的文章，据说这小子还在偷偷摸摸地写小说。于是，就问起了王加根的业余创作情况。 如果在平时，回答班主任老师这方面的提问，王加根可能会遮遮掩掩，不告诉实情。现在既然挑明了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他也就实话实说，甚至有点儿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带有炫耀的味道。 汤正源听完之后，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他鼓励王加根坚持下去，争取在文学创作方面做出一点儿成绩。 “如果你将来成了作家，也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荣耀和骄傲。我这个当班主任的，同样脸上有光彩。”汤正源半是调侃半是真话地说，“将来看到你发表文章的报纸杂志，或者拿着你出版的书，我会骄傲地对别人讲，看到没有，这个王加根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干外甥！” 王加根满脸通红地笑了，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接下来，他又道出了一件让他苦恼和烦心的事情。每天下晚自习后，学校关灯时间太早了。他想看会儿书，或者写会儿东西，总是没有地方。有时来了灵感，只能蒙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写。 “这个好办呀！”汤正源的老婆刘老师接过话茬儿，热情地出主意，“你可以到我们附小办公室里去看书或者写作。你下晚自习后，到我这儿来拿钥匙，去附小办公室。那里面晚上没人，电也是不关的。你想用功到什么时候都行，读书写作到天亮也没有人管你。” 汤正源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也可行。 王加根太高兴了！连声说着“谢谢叔叔”“谢谢刘阿姨”，喜笑颜开地起身告辞了。 第七章 私定终身 孝天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是为学校教师子女开办的。 因为五里棚离花园镇比较远，送孩子去镇上读书不方便，附近的农村民办小学教学质量又太差，孝天县师范学校干脆自己办了个附小。既解决了教师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又可以把附小作为教学实验基地，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在这里实习。 县师范附小与女生宿舍是连在一起的。红砖瓦房，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间舞蹈音乐室，总共只有二十几个学生，三个教师。 自从干舅妈刘老师为王加根打开方便之门，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到附小办公室看书或者写作。他享受的这一特权，很快就引起了同住一排校舍的女生们的注意。 这天快下晚自习的时候，池中月不知有什么事情提前离开了教室。方红梅来到了王加根的身边，递给他一大一小两粒纽扣。说是上次给他涮衣服时，发现他的上衣和裤子各缺少一粒扣子，就帮他找了两颗，按说大小应该差不多。 王加根感激地看了她一眼，收下了纽扣。 “还有一件事。呆会儿我也想去附小办公室看书，不知会不会影响到你？”方红梅试探地问。 “没问题。你来！”王加根说不出心里有多高兴。 这天晚上，附小办公室就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他们各自看了一会儿书，就忍不住攀谈起来。 “近段过得怎么样？心情还好？”王加根率先发问。 方红梅回答说：“挺好的呀！除了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的事情，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想。思想一单纯，人也觉得轻松了许多，心情也畅快起来了。” 王加根迟疑片刻，接着又问：“你与周哲凡之间的关系呢？” “断了！这事彻底翻篇儿了。”方红梅轻松而又快乐地说，“我与他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们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因为我？” “不。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感觉，两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分开是迟早的事情。你那天的表白，只是坚定了我这样做的决心和信心，可以算作是催化剂！” “那么，你们还有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王加根沉默了一会儿。又挑起话头：“你想不想知道汤老师那天因为什么事找我？” 方红梅抬起头，直视着他问：“什么事？” 王加根于是把他去汤正源家里的情况，以及他因为恋爱与母亲白素珍之间产生的矛盾，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 方红梅的脸上一下子晴转多云，情绪低沉下来。 恰在此时，突然停电了。王加根于是点燃之前准备好的蜡烛，倒了几滴蜡油在桌子上，把蜡烛栽在上面。 方红梅望着昏黄的烛光，沉默了许久，才用悲观失望甚至有些郁闷的语气对王加根说：“你妈讲的也许有道理。你将来肯定会遇到比我更好的伴侣。” “红梅，别这样讲！”王加根情绪突然激动起来，“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一定会听我母亲的。说实话，我还是希望我们……” “希望我们怎样？”方红梅见他不继续往下说，急切地催问。 王加根低下头，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到一起。” 方红梅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心突突乱跳。不过，她很快又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提醒王加根：“可你妈说，如果你找一个年龄比你大的女朋友，就要与你断绝母子关系呢。” “我妈只是那样说，肯定不会那么做。我了解我妈，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她人还是挺好的。”王加根非常肯定地说，“何况，恋爱是我自己的事情。就算我妈反对，只要我坚持，她也无可奈何。” “如果是那样，”方红梅垂下头，双手捻着发梢儿，羞答答地提议，“我们就把关系定下来呗。” 王加根欣喜若狂，眼睛里放射出激动的光芒：“定下来！我们应该成为比姐弟更亲近的人……” 他语塞了，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看了那么多文学名着，写起小说来洋洋洒洒，这个时候却笨口拙舌了。 “终身相伴，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方红梅含情脉脉地提示。 “不离不弃，白头偕老，海枯石烂不变心。” …… 接下来的海誓山盟听起来有点儿傻，在这儿就不现场直播了。 “加根，我看你还是挺讲孝心的。要是你妈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你会不会动摇呢？”方红梅对此仍然不放心。 “不会！决不会！我非你不娶，不会喜欢其他的女孩儿了。”王加根信誓旦旦，继续安抚方红梅，“我妈并不了解你，又没见过你，只是从我信中的介绍，对你产生了误解。只要我们耐心地向她解释，当面与她沟通，她肯定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的。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妈，倒是担心你将来会后悔。不说别的，跟我好，你肯定不可能到孝天城工作。我没有周哲凡和他爸那么大的能耐。” 方红梅又反过来安慰王加根：“这个你放心。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分配到孝天城，连花园镇也没有奢望过。能分到这两个地方的，都是有关系、有路子、有背景、有后台的同学。我们这些人，什么门路也没有，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我更不会把婚姻当作筹码，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交换条件，让别人把我安排到孝天城。我早就做好了去乡下的准备，随便到哪所农村学校教书都行。只要拥有你，只要我们心心相印，放弃全世界，我都不后悔！” “即使分配到乡下，我们恐怕也难得分配到一块儿呢！”王加根继续作最坏的推测。 “只要你始终如一，我是不会变的。” “问题是，不在一个公社，不在一所学校，我们就不可能天天见面了。” 方红梅俏皮地说：“上班后领到工资，我就去买一辆自行车。” “天天往我这儿跑？”王加根调侃。 “不说天天，每周至少去你那儿一次。” 王加根憨憨地笑了，内心里真如喝了蜂蜜一般甜。他又问：“红梅，你相信我将来能够写出一点儿名堂来吗？” “肯定能！我还要当好你的贤内助。你专心专意搞写作，家务事我全包了。要是我们能够分配到一所学校，我就和你承包一个班。我帮你把课都上了，你抽出时间写小说。我还要把字练好，将来帮你抄稿子。” “到时候我们买一台打字机，你学会打字就行了。抄稿子多辛苦啊！你就给我当打字员。”王加根说。 两个被爱情之火烧得体无完肤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当时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将来会有电脑这种神奇的东西。 墙上的电子钟不声不响地走着。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二点——新的一天开始了。 方红梅抬眼望着王加根，突然问：“你冷不冷？” 王加根伸出自己的右手。方红梅也伸出她的右手。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方红梅侧过身子，吹灭了蜡烛，同时把另一只手伸过去。王加根也伸出了自己的另一只手。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就变成了两双手。他们紧紧地握着，好长时间没有松开。 两双年轻的手不停地抖动着——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烙过一般。他们的身子也不停地颤抖。王加根挪动椅子，紧挨着方红梅坐下。方红梅的头就倒在了王加根的肩上，两张滚烫的脸庞亲昵地贴在了一起。这样依偎着坐了足有半个钟头，他们才不约而同地站起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有了这次疯狂而又甜蜜的约会，王加根和方红梅如同脱胎换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尔后的校园生活，完全被爱情的潮水所湮没。 早读时间，王加根通常会去校园外面的小山上学英语。手里拿着小收音机，听陈琳主编的《广播电视英语讲座》，或者背单词，读课文。普学班没有开英语课，因为他记挂着师范毕业后重新参加高考，所以一直坚持自学英语。 每当他叽哩哇啦地边走边读的时候，往往会与方红梅不期而遇。 两人私定终身之后，方红梅也开始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了。每天早晨，只要在教室里看不到王加根，她心里就像缺少点儿什么，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校园外面的小树林。打着学英语的幌子，实际上是到处寻找她的心上人。只要与王加根单独相处，她就缠着王加根教她读课文，用蹩脚的英语与王加根对话。虽然相互克制着没有谈情说爱，两人还是感到快乐无比。 白天坐在教室里，他们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心思却无时无刻不在对方的身上。有时实在憋得不行了，就借笔墨倾诉衷肠，写一封啰里啰嗦的情书，夹在一本书里面送给对方，或者趁教室里没人时，偷偷地塞进对方的屉斗。嗨，从早到晚坐在一间教室里，也不知他们怎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晚自习是最难捱的。从上自习开始，他们就盼望着下自习。那两个小时如同两个世纪一般漫长，急得他们坐立不安，心里发慌、头上冒汗啊！下自习的铃声一响，他们就会赶紧收拾东西，锁好屉斗，急不可耐地离开教室。王加根去找刘老师拿钥匙。方红梅则回到女生宿舍，时不时出门看看附小办公室的灯亮了没有。一旦那里有了亮光，她就会穿过宿舍门前那条长长的走廊，溜进那间甜蜜的小屋子。 也有拿不到钥匙的时候。比方，汤正源一家人有事外出了，或者说不出什么原因，刘老师家大门紧闭，怎么敲怎么喊都没有人回应。 进不了附小办公室，他们就会在夜色中一前一后地走出师范学校的大门，到校园外面的小树林里去约会。不过，这种约会的时间不能太久。学校大门晚上十点钟上锁，他们必须在锁门之前赶回校园。 有一次，由于粘乎的时间有点儿长，两人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大门口时，铁栅门还是锁上了。又不敢喊门，十点之后进校园的学生，是必须逐一登记的。如果那样的话，等于不打自招，第二天就会闹得满城风雨。附近又没有旅社。再说，就算有旅社，他们也没有胆量去开房。而且，身上也没带钱啊。 那就只有翻墙。 这种办法确实有不少学生尝试过，但风险比较大——不是每个人都有飞檐走壁的本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围墙少说也有三米高，沿着围墙外面寻找，运气好的话，可能找到一棵紧挨着墙体的大树。顺着树干往上爬，到达围墙的顶端应该没多大难度，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下去。围墙里面的情况一抹黑，不可能那么巧，同样有一棵紧挨墙体的树等着他们。墙顶面很窄，而且埋有玻璃茬子，根本不可能在上面行走。手也难得在上面抓牢。直接往下跳，则有可能摔成骨折，弄不好，还搞个半身不遂。 方红梅和王加根缺乏那种冒险精神和勇气。万般无奈，他们只能选择在学校外面的五里棚山上过夜。两人重新回到刚才缠绵过的松树林，找了个相对隐蔽的小土坑。他们脱掉外套垫在地上，相拥着坐在衣服上，准备这样呆到天亮。 好在是春夏之交，又天气晴好，不然是很难实施这套方案的。 他们屏气凝神地坐定，正打算闭上眼睛开启睡眠模式时，树林里的野蚊子开始向他们袭击，地上的黑蚂蚁也伺机朝他们进攻。他们不得不站起身来，与这些讨厌的家伙们搏斗。结果，整个晚上两人都没怎么睡，而且浑身上下满是幸福的红疙瘩。 第二天早晨，估计学校大门已经打开，他们又一前一后，拉开百十来米的距离，狼狈不堪地回到校园。 那天晚上，恰遇学生会值日生突击检查，发现男生宿舍里少了王加根，女生宿舍里少了方红梅——两人同时受到通报批评。 这样一来，他们隐蔽的“地下活动”就露出了马脚，让嗅觉灵敏的同学们抓到了把柄。 当班上多情的男生们预感到他们心中的女神已经“名花有主”时，内心的失落和愤怒是不言而喻的。王加根不务正业地自学英语的行为，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抨击的口实。 “学什么英语！他就是装腔作势，表明自己毕业后准备重新参加高考，以此博取女生的好感。” “说是练习英语对话，找个男生不行么？我们班自学英语的男生大有人在。他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女生当陪练？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 这些愤怒的男学生都盼望着王加根的丑恶行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学校的严厉处分。但是，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又担心他们心目中的女神方红梅受到连累。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呢？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八章 共度良宵 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夜晚。 临近天亮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铺天盖地，吵得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每一个人都支棱起了耳朵。 那风一阵比一阵吹得急，呼啸着，时而带着尖利的哨声。校园里不时传出门窗哐当哐当和玻璃破碎落地的声音。办公楼和教室那边这下惨了，没有关好的门窗，估计全部在劫难逃。 这风从凌晨一直吹到下午，越刮越大，愈吹愈猛，丝毫也没有减弱的迹象。气温也骤然下降。学生们都穿上了棉袄和棉裤，里面还增加了毛衣或绒衣。女生们围上了长长的围巾。 天昏地暗，大白天也不得不开着电灯。上课时，无论是授课的老师，还是听课的学生，都有点儿心不在焉。下课铃声一响，大家便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话题都离不开这突如其来难得一见的妖风。 “唉，今年的油菜算是完了。正是扬花的时候，这么一吹，还有什么指望？”不知是哪个男生用惋惜的口吻，无可奈何地发出感叹。刚刚包产到户，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们，还惦记着家里的收成。 王加根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迟钝。他真的不知道现在是油菜扬花的时候，对家里的责任田种得是好是坏，也很少关心。他一直觉得，王李村的那个家里，除了奶奶，没有什么值得他牵挂的。也不知是他不爱那个家，还是那个家不值得他爱了。 “完了！完了！今天吃不成晚饭了。”下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杨保胜突然从外面跑进教室，又惊又喜地告诉大家，“食堂的三根烟囱吹倒了两根，还砸伤了一个人。” 教室里的学生面面相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吃饭？” “管他呢！学校不会让我们饿肚子的。” “操多了心！” …… 放学铃声响过，大家还是同往常一样回到宿舍，各人拿着各人的搪瓷碗、勺子或者筷子，成群结队地前往校园西北角的食堂。 准确地讲，孝天县师范学校只有厨房，没有食堂。学校厨房与学校大礼堂紧密相连，中间仅一墙之隔。在墙壁上开了十几个小洞，大礼堂就成了学生们打饭的地方。 每天到了开饭的时候，学生们揣着印有“早”“中”“晚”字样的餐票，拿着自备的餐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空旷的大礼堂里。按班级排队，一个小洞后面站成一条长龙，等候取食。有时因为停电停水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小洞的木门没有按时打开，学生们就会乒乒乓乓地敲起碗来。夹杂着哗众取宠的大声喊叫和口哨声，整个大礼堂即刻变得热闹非凡。 待小木门一个个撤去，取食洞口透出亮光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学生赶紧把餐票和搪瓷碗递进去。如果是早餐，就会得到大半碗稀饭和两个馒头；如果是中餐或者晚餐，就会得到大半碗米饭，以及一锅铲菜。每餐只有一个菜，所有的窗口都是一样的。有时是大白菜，有时是包菜，有时是豆芽，有时是土豆或萝卜片，清一色的蔬菜，至多在里面加一点儿粉丝。水煮盐拌，根本谈不上色香味。每周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早餐把馒头改为肉包子或者菜包子，中晚餐供应土豆烧肉或者红苕粉丝煮肉片。 这样的日子，学生们就高兴得如同过年一般。 饭菜打好后，大家必须马上离开大礼堂，回到自己的宿舍或者站在操场上用餐。大礼堂里空无一物，根本就没有坐的地方，甚至连聚在一起站立的空间都没有。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学生在此逗留的，因为积聚的人太多，会妨碍随后前来打饭的同学。 今天开饭的时间早过了，但所有的打饭窗口都有小木门把守，没有一个是敞开的。全校六百多学生几乎全部聚到了这里，整个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外面的大风渐渐平息下来，下起了小雨。 因为知道是自然灾害导致开饭时间延误，大家就不像平时那样敲饭碗、吹口哨、说怪话、带渣子骂娘了，只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除了因吃不上饭而感到焦虑和担心以外，同学们如同周四晚上看电影、节日看文艺演出、平常看红火热闹一样，在礼堂里显得特别的激动和兴奋。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这其中，也不乏幸灾乐祸，希望学校停课放假的熊孩子。 正在大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隔岸观火，等待事态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时候，慈眉善目、大腹便便、体态酷似弥勒佛的学校党高官张雨桓微笑着来到了大礼堂。他看了一眼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大礼堂，什么也没有说，仍然面带笑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径直走向大礼堂的主席台。 看到张雨桓书记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面向厨房等待打饭的学生，都自觉地转过身子，眼巴巴地看着学校的最高领导人。 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 张书记告诉大家，因为学校食堂的烟囱被大风刮倒，砸坏了屋顶，有两口大锅也被砸破了，还砸伤了一名炊事员，现在只有一个灶经过修缮，勉强能够使用，无法满足全体学生吃饭需求。学校党委经过慎重研究，并报孝天县教育局同意，决定临时放假四天。 “乌拉！” “万岁！” …… 整个大礼堂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有的同学还情不自禁的敲起碗来，甚至吹起了尖利的口哨。 这场面让张雨桓感到有些尴尬。 不过，他还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把内心的不快表露出来，继续告诫学生们，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今天晚上确实没有办法回家的，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食堂会为留校的学生提供一碗面条。明天早上有少量的早餐供应，明天中午就完全停火了。 听张书记宣布完学校的决定和安排，很多学生都开始离开大礼堂，回宿舍清理东西，准备去花园镇乘车回家。没多大一会儿，大礼堂的人就减少了一大半。 方红梅凑到王加根身边，问他是否回杨岗，要是不想回去的话，就和她一起去方湾，到她家里去玩。 “你上周不是刚刚回过方湾么？又回去呀？”王加根故作惊讶地问方红梅，“跑去跑来多麻烦！在肖港下车后，走十五里路才能到方湾，中间还要渡船过河，天气又不好。你就呆在学校！我回杨岗家里，拿点儿吃的东西，马上就返回学校。” 王加根不好意思邀请方红梅去他家，因为连他自己都不愿意在那个家里呆。 方红梅听完王加根的建议，犹豫不决，默不作声，没有表态。 两人等到食堂面条煮好开始供应，打好面条后，就各自端着回宿舍去了。 当天晚上，风雨交加，气温持续下降。留校没有回家的学生都关在宿舍里，哪儿也不敢去。所有教室都黑灯瞎火，学校已经停止了供电，再也看不见学生晚自习，听不到教室里弹风琴的声音了。 第二天早上，留宿一夜的学生们顶着风、冒着雨，陆陆续续离开了五里棚小山。 王加根去食堂打回早餐，填饱肚子之后，就撑着一把雨伞，前往女生宿舍。到了方红梅住的宿舍门前，他停下脚步，抬手在门上叩了两下。 屋里很快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门开了，露出的是方红梅腼腆的笑脸。 “都走了？”王加根问。 “除我以外，空无一人。” 王加根这才放心大胆地走了进去。 女生宿舍里摆着五张高低床，住十个人，显得比男生宿舍要宽敞一些，也要整洁许多。 关好门，反锁之后，两人马上就抱在了一起，激情亲吻。一夜的相思债偿还得差不多的时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对方。 方红梅拿了一本《小说选刊》递给王加根，叫他在临窗的一张床沿上坐着看。她自己又找出一本杂志，在对面的一张床上和衣躺下。 外面的风越刮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噼噼叭叭作响。躺着看书的方红梅很快就把杂志丢在一边，拉一床被子盖在身上，闭上眼睛睡着了。坐着看书的王加根感觉腿脚有些发凉，便脱掉鞋袜，上到床上，在被子里偎了起来，靠在床头上继续看书。没一会儿，书也从他的手上自动脱落，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王加根这一睡就是好几个小时。待他醒来睁开眼睛，窗外已经暮色四合，宿舍里显得比较昏暗。对面的床铺空着，没有看见方红梅。 正在他纳闷的时候，方红梅推门从外面走了进来。她一手提着绿塑料桶，一手提着开水瓶，显然是出去打水回来了。 方红梅把塑料桶里的热水舀了些倒在脸盆里，叫王加根洗洗。她则从床底下找出两个搪瓷碗，用开水烫了烫，搁在临窗的小桌子上。再打开自己的小木箱，拿出一包炒熟的米粉，分别倒了些在两个搪瓷碗里，用开水冲成面糊状。然后，又变魔术似地从上铺捞出了一包饼干。 “我刚去小卖部买的。”她扬了扬手里的饼干，得意地笑着说，“米糊加饼干，我们今天的晚餐。” 或许是因为没有吃午饭的缘故，这顿没有菜的简单晚餐，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米糊和饼干消灭得干干净净。 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又刷牙、洗脸、泡脚，然后就挤在一张床上，同盖一床被子躺下了。因为是第一次同床共枕，两人都穿着长衣长裤，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相互抚摸，也是隔着衣服，没有直接接触对方的肉体，更谈不上做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 不存在敢不敢“偷尝禁果”的问题，实际情况是，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第二天，两人一起前往花园镇，分别乘车各回了各家。 王加根回到王李村的家里时，继母胡月娥刚刚生下一个女孩儿。 他爸王厚义正在忙前忙后地侍候月母子。加根他奶气得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正在厨房里烧火做饭，煮鸡蛋给胡月娥吃。 奶奶说，听村里的接生婆讲，胡月娥看到生下的是个女孩儿时，当场就嚎啕大哭，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没有给王家生个“带把儿”的，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 “王家没有带把儿的？我孙子加根就不能传宗接代？”奶奶愤愤不平地骂道，“这个女人到王家来就没安好心！” 王加根听到这些，心里不怎么痛快，觉得在家里呆着也没什么意思。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乘车返回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除他以外，学校里几乎没有提前返校的学生。王加根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加上没地方吃饭，餐餐吃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连开水都没有喝的，真是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熬到假期的最后一天，他一大早就急匆匆地赶往花园镇，到火车站接他的心上人。 候车室里人满为患。为数不多的长条木栏椅早已被先到的旅客占领，地面还有蹲着的、坐着的，墙边还有靠着的，挤得水泄不通。王加根径直前往问事处，询问最近一趟北上慢车的到站时间。 “十一点二十分。”胖墩墩的女工作人员声音清脆地回答。 王加根道过谢，抬腕看了看手表，才九点五十五，还有一个半小时呢。他于是前往胜利路上的邮电局，买了一本《青年作家》杂志。 出门看到对面的国营照相馆，记起方红梅曾向他要过照片，就打算去照一张相。 进照相馆后，发现照相的人还蛮多。排队等候了好半天，才轮到他。王加根照完相，交过钱，赶紧大步流星地前往火车站。 到候车室时，透过玻璃窗恰好看到一列北上的客车缓缓停下来。王加根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才十一点。大概提前了二十分钟！这样想着，他赶紧跑到出站口，过滤着每一位出站的旅客。 他望穿秋水地辨认着，就是没有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下车的旅客几乎都出站了，仍然没有见到方红梅。 他局促不安起来。简短地与验票员打了声招呼，就从出站口进到站里面，在站台上四处张望了好半天。 还是没有。他只得垂头丧气地往站外面走。 到出站口时，王加根又问了一下验票员：“同志，这趟车过后，还得多长时间才有北上的客车？” “马上就到。二十分钟，慢车。” “啊？刚刚过去的不是慢车？” “是直快。慢车还没有到呢！” 王加根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自己搞错了，方红梅在肖港站上车，怎么可能在快车上呢？ 花园火车站虽说是一个三等小站，停靠的列车还不少。慢车自不必说，直快客车基本上都在这里停靠。据说是因为这里驻扎有部队，列车停靠是为了方便驻军官兵出行。还有一种说法，与花园镇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花园镇地处贯通南北的京广铁路大动脉上，同时有一条省级公路直达xy市——这就是一九二三年建成的襄花公路。襄花公路沿线襄阳、十堰、随州等地的人们，如果想去bj、sjz、郑州、武汉、长沙、广州这些大城市，大多是乘汽车到花园镇，再转乘列车北上或者南下。这里实际上成了hub省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王加根回到候车室，找了个位子坐下，翻开《青年作家》杂志，心不在焉地看着。只要听到有汽笛鸣叫的声音，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弹起来，走到玻璃窗前，向站内遥望。 遗憾的是，有时是货车，有时是呼啸而过的特别快车。在失望了好几次之后，从南边过来的慢车总算进站了。 王加根再次来到出站口，眼巴巴地瞅着每一张出站的面孔。 还是没有见到方红梅。 王加根的心怦怦地跳着。又一次进入站内，在站台上前后左右搜寻。 没有。望穿秋水也没有见到他的心上人。 “锁门了！”验票员扬了扬手里的铁锁，对着他喊道。 他只好颓丧地从站内走出来。 返回县师范学校的路上，他一会儿加速小跑，一会儿又停下脚步，回头观望。他怀疑自己在出站口看走了眼，错过了方红梅。但一直到县师范学校大门口，他还是没有看到方红梅的身影。 当天晚上，伴随着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坐在教室里的王加根一直没有等到方红梅，他又大着胆子到女生宿舍寻找。 马静和另外几个女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方红梅没有来。 他急得什么似的，回到男生宿舍，又缠着刚从杨岗公社回来的杨保胜。两人一人撑着一把雨伞，风雨兼程地赶往花园镇火车站。 遗憾的是，他们还是没有接到方红梅。 第九章 实习 第二天早自习，王加根看到方红梅的座位仍然空着，他的挂念和担心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坐在教室里，他无心听课，翻开书本，也看不进任何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红梅会不会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 直到上午做课间操的时候，方红梅才出现在教室门口。她怀里抱着几本书走进教室，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打开屉斗，放下书之后，才对同桌马静谈起了她的悲惨遭遇。王加根支棱起耳朵，静心地倾听，大致弄清楚了她昨天没有按时返校的原因。 原来，方红梅昨天下午从家里步行七八里路，到达万安渡口时，发现瀤河涨水了。这也不奇怪，瀤河上游连日大到暴雨，怎么可能不涨水呢？万安渡口平时总是一只小木船摆渡，负责把行人和他们的平板车、摩托车、自行车、各种各样的物品送到河对岸去。枯水季节河面比较窄的时候，摆渡只需要一个人撑竹竿就行了；一旦河水上涨河面变宽了，就得竹竿、船桨双管齐下，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够把船划到对岸。这几天因为瀤河水涨得实在是太高了，出于安全考虑，渡口临时停止了摆渡。过不了河，就到不了河对面的肖港火车站，方红梅只得原路返回。今天早上，她又从方湾坐汽车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火车到花园镇。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回到五里棚山上的孝天县师范学校。 听到这些，王加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不过，他还是觉得有些委屈和难受，毕竟这两天受了那么多折磨，提心吊胆，度日如年，而方红梅对此却一无所知。 白天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方红梅倾诉。好不容易熬到晚自习下课，王加根直奔汤正源家里拿钥匙，到附小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候。 当熟悉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一下子从座位上弹起来，一个箭步冲到门后面，迅速把门打开。 方红梅闪身溜进来，就势扑进了他的怀里…… 都说恋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他们三天没见面，那就相当于过去了十年。因此，这段忘情的拥抱和接吻很费了一些时间。 平静下来之后，两人开始叽叽咕咕地诉说这几天的经历和苦情。有思念，有委屈，有甜蜜，有心酸，有气恼，有痛楚，时而哭，时而笑，时而互相埋怨，时而撒娇嗔怪，完全像两个疯子和傻子。 转眼就到了孝天县师范学校这届毕业生实习的日子。 为方便管理，学校把为数不多的几个女生安排在本校附属小学实习，男生则就近安排在花园镇和花园公社的几所学校。 花园镇和花园公社实际上是两个行政机构，均隶属于孝天县管辖。虽然花园镇和花园公社都是科级单位，党政机关在同一个大院里办公，但在管理上还是有区别的。从管辖范围看，花园镇与花园公社之间的关系有点儿像bj市与heb省。花园镇管理城区，花园公社管理周边几个村。一看地图就会发现，花园镇被花园公社包围着。 花园镇居民属于城镇户口，有商品粮供应；花园公社居民主要为农业户口，属于农民，习惯上称之为社员。城镇居民与农村社员享受的待遇是有区别的。比方，花园镇居民有生活煤供应，花园公社居民则没有——即使是吃商品粮的公职人员也没有这个待遇。 此外，花园镇还有一些外来单位。 镇东有驻军部队。从王家岗往北数公里，一直到崇山峻岭中的松林岗，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部队营房。之所以让规模如此庞大的部队驻扎在这里，主要还是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花园镇地处大别山脉与江汉平原交汇地带。早在春秋时期，这里就是楚国的重要军事堡垒，素有“楚北重镇”之称，自古就有“占据花园，逐鹿中原”之说。有历史记载的发生在花园镇的大小战役达数十次，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花园镇几乎被日本鬼子摧残得体无完肤，满目疮痍。在流经花园镇的瀤河上，至今还残留着被日本飞机炸断的石桥遗迹。历史上的这些战事，一直为花园镇人所津津乐道。 除了驻军部队，花园镇还驻有中南冶勘六○四队、鄂东北地质大队、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武汉铁路局花园电机厂等单位，外来人口数以万计，与花园镇本地居民旗鼓相当。一些规模较大的外来单位，还有自办的子弟学校。这些子弟学校也被孝天县师范学校定为实习单位。王加根、杨保胜等十名男生被安排在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他们的带队教师是汤正源。 根据往年的经验，实习生必须自带行李。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孝天县师范学校动用那台平时为食堂买米买菜的二十匹马力拖拉机，把实习生的行李送往他们的住宿地——花园接兵站。由于在花园镇和花园公社实习的男生全部住在一起，行李比较多，拖拉机来来往往跑了好几趟。 汤正源把前往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的十个男生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说，他已经与拖拉机司机打过招呼，把住花园接兵站学生的行李全部送完后，司机再单独为他们跑一趟。 “我们不住接兵站。”汤正源洋洋得意地说，“地质大队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住宿的地方。” 王加林与杨保胜对视了一眼，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可是我们的行李已经被拖走了。” “宋双清没有通知你们吗？”汤正源有点懊恼地问。 “我俩刚才上厕所去了。他可能没有找到我们。”王加根推测。 这时，拖拉机已经从校园外面开进来了，停在他们身边。 汤正源、王加根、杨保胜和另外八个背着行李的男生先后爬上了车厢。拖拉机又突突突地往花园镇方向跑。沿路，他们看到不少步行的同学，成群结队，谈笑风生，轻松自如，显得快乐无比。 过了花园大桥，汤正源大声喊叫着司机的名字，让他停车。 拖拉机停下来后，司机走出驾驶室，不解地望着汤正源。 “我们就在这儿下车。”汤正源对司机说，“还有两个学生要去接兵站拿行李。” “好！那我就不送你们去地质大队了。”司机表现出抱歉的样子，客气地说，“这儿离地质大队也不远，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行。谢谢你！”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走后，王加根和杨保胜赶紧往花园接兵站的方向跑，汤正源另八个男生站在花园大桥头的树荫下等他们。 花园接兵站位于花园火车站旁边。这家成立于一九五二年的军供机构，隶属于民政部门管理。最初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接收、转送由东北、西北赴孝天城、xy市、十堰等地转业复员的部队官兵，后来逐渐转变成为花园镇驻军部队及京广铁路过往军人服务。这样的机构在孝天地区独一无二，在全省也绝无仅有，足以证明花园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王加根和杨保胜一路小跑着，他们不好意思让汤正源和另八个同伴在花园大桥头等的时间太长了。可当他们路过花园电影院时，又不得不把脚步慢下来。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本来就不太宽敞的街道上，站满了等候进场或者准备购票的观众。还有卖冰棍的、卖汽水的、卖大碗茶的、卖瓜子的小贩，来往穿插，叫卖吆喝。这些人手中无一例外地捏着多张电影票，而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已经打出“票已售完”的告示。显然，电影票是被这些生意人买光了。不过，这些人也绝非“黄牛党”。他们转售电影票并不涨价，只是有个附加条件——必须购买他们的东西。 穿过前推后搡的人流，没一会儿功夫，就看到了一栋挂有“湖北花园接兵站”招牌的破旧楼房。王加根和杨保胜兴冲冲地跑过去。刚进大门，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他们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东西？这么臭！”杨保胜四下里望了望。 “是那几个桶里散发出来的。”王加根指着进门右侧摆放的几只半人高的大铁桶。 两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往桶里面瞄了一下。桶里装着的似乎是残菜剩饭之类的餐余垃圾，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已经腐烂成黑色的浆糊了。进门是一条长长的过道，过道两侧堆放着破铜烂铁、成卷的电线和乱七八糟的杂物。因为刚从阳光下进来，加上屋里光线比较暗，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过道尽头是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霉味，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一些高低床。 王加根以为这里就是同学们居住的地方，可揉了揉眼睛过细一看，又发现这些床上都有铺盖行李，而且都是铺好了的，显然已经有人睡过一段时间。再加上铺的盖的都很破烂，不像是学生的东西。 “这边儿，上楼。”杨保胜指着紧挨着墙面的木楼梯说。 王加根这才发现木楼梯上贴有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师范实习生由此上楼”。 楼梯很陡，往上爬时必须手脚并用。稍不小心，就有摔下去的危险。到了二楼，他们才见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有带队的教师，有实习的同学，但大家似乎情绪都不怎么好。有的横眉怒目，有的愤愤不平，有的悲观失望，脸都拉得老长，看不到丝毫的笑意。 “这是人住的地方吗？什么接兵站，简直就是收容所！” “学校也太抠门了！让我们与搞建筑提泥桶的揽工汉住在一起，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不在这里住了！我们回学校住，宁愿天天往花园镇跑。” “对！坚决不住这种破地方。我们自己掏钱去住旅社。” …… 大家七嘴八舌，有的学生甚至与带队的教师发生了争执，吵得脸红脖子粗。他们甚至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学校书记张雨桓身上，说他看似慈眉善目，实则笑里藏刀，心比蝎子还毒。 王加根和杨保胜一声不吭，在满是灰尘的木楼板上寻找自己的行李。找到之后，两人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没有与其他人打招呼。 “我们去的地方，条件会不会也这么差呀？”下楼梯的时候，王加根有点儿担心地问。 “绝对不会！”杨保胜满怀信心地回答，“最起码能保证墙是白的。” 与站在花园大桥头树荫下的汤正源及另外几个同学会合后，他们沿着一条土石公路径直向北行走。路上偶尔有汽车驶过，扬起漫天的尘土，犹如黄色的烟雾。他们时不时得停下来躲避。 想到马上就要当教师了，实习生们都很兴奋，一路谈笑风生，相互提醒实习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同学之间再不能直呼其名，应该叫“某老师”或者“小某”；平常讲话尽量用普通话，口里不能带渣子，更不能开粗俗不堪的玩笑。 十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一个高墙大院，大院正门口挂着“鄂东北地质大队”的招牌。向门卫老头说明来意，又根据门卫老头的指引，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的子弟学校。学校校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亲自把他们带到与学校相邻的鄂东北地质大队招待所。 十个实习生被安排在两个房间，每个房间住五个人。墙壁果然是白的，白得晃人的眼睛。墙上还贴有花鸟鱼虫之类的素描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沿墙摆放着五张单人床。棕垫，雪白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被子上压着枕头，枕头上面盖着枕巾。床单、被子、枕巾上都印有“鄂地质招待所”几个红字。临窗的一张桌子上，搁有两个开水瓶。实习生们带的行李显然成了多余的，只得原封不动地存放起来。 “全天都有热水和开水供应，还有一个公用浴池。大家洗澡可以去那里。”子弟学校校长不厌其烦地介绍，“吃饭在招待所食堂里，大家尽量去早一点儿，去晚了，食堂的好菜就没有了。” 接下来，子弟学校校长又带着汤正源上二楼，说是在楼上给带队老师安排了一个单间房。 大家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 “莫说实习三个星期，这样的环境，让我实习三年我都愿意！”杨保胜得意洋洋地宣称。 “嗨，做梦也没有想到地质大队条件这么好。再看看住在花园接兵站的同学们……” “一个在天上。”杨保胜得意地伸出右手食指向上指了指，然后又向下指了指，“一个在地下。” “真是天壤之别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比较幸运，高兴得眉开眼笑地发感叹。 第十章 纷纷扰扰 实习的第一个星期，主要是随堂听课、帮辅导老师批改作业、学习如何备课。 到了第二个星期，就必须自己撰写教案，开始登上讲台授课了。 王加根讲的是小学三年级语文，上第三十课《爷爷》。辅导老师和学校教导主任参加了听课和评审，都觉得他讲得挺好。能够运用启发式教学，重点突出，板书有条理。不足之处就是声音有点儿小，可能是由于紧张和胆怯，放得不是太开。 王加根在上第二堂课的时候，就克服了声音小的毛病，完全放开了。声如洪钟不说，还发挥了自己擅长讲故事的特长，大胆使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课堂气氛特别活跃。 结果，赢得了听课教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那些八九岁的娃娃们都特别喜欢他，一下课就往他的宿舍跑。有时放学了，还赖在他的宿舍里不肯回家。孩子们的天真无邪、活泼可爱，也深深地感染着他。每一个来找他的孩子，都竭尽所能地显露自己的才华。有的是小歌星，有的是小画家，有的是魔方大王，有的是乒乓健将……他们或带来自己的作品，或现场展示，让实习老师们大开眼界。 说实话，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十个实习教师都来自农村，他们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琴棋书画一窍不通，直到进入师范学校，才偶尔接触到一些皮毛。所以，面对这些多才多艺的孩子们，他们除了真心佩服、肃然起敬，就是自愧不如和自惭形秽。孩子们的谈吐也极不简单，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手的名字能叫出一串一串，好多都是实习教师没有听说过的。所有这些，让王加根极其震撼。他甚至傻傻地想，如果将来自己有了孩子，也要让他（她）像这些孩子们一样，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享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二十天的实习很快就结束了。回到孝天师范学校时，全校正在积极备战孝天地区师范学校体、音、美大赛。 孝天地区辖属的八个县都有自己的师范学校，地区教育局每年都会组织这八所师范学校开展体育、音乐和美术比赛。之所以开展这种比赛，主要是为了契合中等师范教育的特点，鼓励培养有特长的人才，弥补体育、音乐、美术师资的不足。各县师范学校也想借这么一个机会，来展示本校丰硕的教学成果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都比较重视。 参赛人员选拔起来其实比较容易，因为师范学校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比赛和活动，体育、音乐、美术方面的尖子生总是那么几个。 孝天县师范学校每学期都会举办一次田径运动会，形式上完全模仿奥运会、亚运会或者全运会这些国际国内大赛的样子。有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各班都会组织自己的拉拉队。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广播里不间断地播报比赛盛况和通讯稿，为运动员呐喊助威。 比赛项目当然因地制宜，主要的跑步、跳远、跳高，以及铅球、铁饼、标枪等投掷运动，遵循的还是“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学校还会不定期地组织篮球、排球、乒乓球和羽毛球比赛——因为没有足球场地，这项比赛就免了。每一项运动的优胜者，都榜上有名，学校都有记载。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种子选手，参加全地区师范学校的体育比赛，为母校争光。 逢年过节，特别是“五一”“五四”“七一”“十一”这些重大节日，孝天县师范学校都会举办大型文艺汇演。元旦时，各班还会举行迎新年文艺晚会。吹拉弹奏，唱歌跳舞，小品相声，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有文艺特长的学生便会脱颖而出。 美术人才当然是通过书画展览来发现的。让不少人倍感吃惊的是，今年带队参加美术比赛的辅导老师，竟然是在学校里极不起眼的图书管理员。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平时就表现得与众不同。每天早晨，学校广播里的起床号还没有吹响，他就一个人在操场上的环形跑道上慢跑了。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到了学生们做早操的时候，他又跟着一起做，或者到办公楼楼顶平台上打太极拳。 孝天县师范学校没有图书馆。去年新办公大楼落成后，才弄了个图书室，不知从哪儿调来了这么个白头发老头儿当图书管理员。他恪尽职守，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遇有学生来借书时，总是主动介绍推荐，并且百挑不厌。到了该还书的日子，他就逐个班地去催，甚至直接找借书的学生或他们的班主任。如果发现图书遗失或者损坏了，坚持按规定赔偿和罚款——跟包公一样铁面无私。图书管理员还兼做着报刊和信件收发工作。从邮差手里接过大包小包的邮件，他总是表现得特别镇静，有条不紊地开始清理和分派。首先根据订阅清单把报刊杂志塞到各班的信报箱里，再把信件按收信人地址逐一分发。如果是挂号信或者电报，他就会把收件人的姓名写在小黑板上。干完这些分内的工作，他又拿起扫把，打扫办公楼前的卫生，给花坛里的花草浇水。谁能够想到，这么一个从不显山露水的平凡老头儿，竟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如果一个学生在体育、音乐或者美术方面出类拔萃，那是很风光的。受人尊敬的程度，丝毫也不亚于学生会干部。 只可惜，王加根在这些方面表现平平。 当然，跟他一样表现平平的学生，在孝天县师范学校里占绝大多数。这些学生展示自己的平台，主要在文化知识及专业课程的学习上。比方，期中和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在各学科知识竞赛中获奖。 还有一个重要平台，就是业余文学创作。 各班每星期都会在教室后面出一期黑板报，学校团委和学生会在大型节日来临时，会在校舍比较宽阔的墙面上举办专刊，或者举行赛诗会、朗读比赛之类的活动。学校广播站常年接受师生们的投稿。这些都是舞文弄墨者大显身手的舞台。当然，向全国各地的编辑部投稿，希望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属更高一个层次的追求，但能够取得成功的很少。 孝天县师范学校今年的“五一”“五四”墙报专刊，图文并茂，办得特别漂亮。其中，王加根写的散文《晨雾》最为引人注目，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这篇千字文前面驻足阅读，凝神观看。看着看着，大家就有可能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评头品足，甚至情绪激动，听说，还有人看得泪流满面。 这篇文章的文字是非常朴实的，但大家普遍觉得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并且对此作了各种各样非同凡响的解读。其实，王加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很多观点都是读者们自己揣摩和挖掘出来的。学校墙报征稿时，王加根正在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是前去看望他的方红梅和马静，告诉他学校要办专刊，他才把好几个月前写的这篇文章，托两位女生带回学校，交给了专刊编辑。 特别神奇的是，这篇文章提出的很多观点，居然印证了其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吻合得天衣无缝，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以至于大家都认为他写这篇文章时别有用心。 王加根解释不清楚，也懒得去解释。不过，他自己私下里也感到奇怪，怎么会一语成谶？未必，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命中注定？ 因为这篇文章，王加根又成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焦点人物。 池中月执意把她高中时的语文老师介绍给王加根，宣称那位语文老师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发表过不少文章。 王加根推说自己正准备毕业考试，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写作方面的事情。结果，池中月把那位文学造诣很深的语文老师带到了他面前。当时王加根刚吃完晚饭，坐在教室里等方红梅，准备和她一起出去散步。池中月示意那位语文老师坐在她的位子上，又让王加根把他的作品拿出来给语文老师看一看。 王加根有点儿犹豫。 池中月马上激将道：“怎么？怕别人抄袭你的构思？” 王加根只得从屉斗里拿出一篇刚完成的习作，交给文学前辈。 文学前辈摊开王加根的习作，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接着就开始侃侃而谈。一二三四地肯定成绩，又第一第二第三地指出缺点。然后，从主题思想的确定、整体结构的布局、语言文字的特色、人物形象的刻画、心理活动的描写、外部环境的烘托诸多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苦口婆心，诲人不倦，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唾沫四溅。直到方红梅来到教室，在座位上坐了好半天，文学前辈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方红梅后来又起身往教室外面走。王加根真想打断前辈的发言，撵过去向心上人解释，又觉得这样不太礼貌，还是耐着性子继续听讲。 文学前辈谈兴正浓，王加根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他脑子里乱成一团麻，哪儿还有心思听什么修改意见啊！他甚至有些厌烦了，开始讨厌这样一个罗哩啰嗦的男人了。终于等到这个人把该讲的大道理讲得差不多了，准备鸣金收兵的时候，池中月又提出要欣赏一下这位语文老师发表的作品。 语文老师从随身带着的小提袋里拿出一个a3白纸订成的大本子，摊在桌面上一页页地往后翻。里面收集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从报纸或者杂志上把他的署名文章裁剪下来，很用心地粘贴在白纸上，然后在这些“豆腐块”下面注明发表的时间和采用报刊的名称。 王加根来不及拜读作品原文，只是简单的浏览了一下文章标题。他发现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通讯报道，而且以简短消息为主。能够称之为文学作品的，只有发表在孝天县文化馆内部刊物上的一首诗歌和一篇小品文。 这次“被教育”，让王加根懊恼不已。他还因此与红梅产生了一点儿小误会，两人闹了一次小矛盾。事后费了好多口舌解释，方红梅才噘着嘴巴原谅了他。 这事过去没几天，班主任兼干舅舅汤正源又穿针引线，介绍王加根认识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文学泰斗”熊老师。 熊老师主动邀请王加根散步。两人一起从学校大门口出发，边走边聊，一直走到花园大桥头，然后又从大桥头边聊边走，最后回到县师范学校。沿路基本上都是熊老师在讲，王加根在听，所谈的内容全部是文学创作——他又“被教育了一回”。 熊老师最后谦虚地总结道，虽然自己至今还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但他会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他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有付出，终会有回报。 又过了几天，也是在晚饭之后的薄暮时分，王加根在去教室晚自习的路上，被一位面相看起来有点儿熟、但叫不上名字的同学拦住了。 “八0三班的王加根是？”那位同学问，紧接着自我介绍，“我是八零二班的涂勇。糊里糊涂的涂，勇往直前的勇。” 王加根差点儿笑出声来，觉得这个同学挺幽默的。 涂勇说，想找王加根聊一聊，与他商量件小事情。 王加根跟随着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学，走上了学校教学楼的楼顶平台。平台上除了他俩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涂勇首先客套地恭维了王加根两句，然后进入正题，谈起了他找王加根的真实目的。 涂勇说，他想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名称暂定为文学辅助会，希望得到王加根的支持和响应。 谈起组建文学社的初衷，涂勇显得有些激动。他用极其惋惜的口吻悲观地宣称，现在的党组织、团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取而代之。文学辅助会以文学创作为基础，主要还是研究社会问题。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完全自愿，但必须是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有深入思考的。简单地讲，就是看不惯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对现实确实有不满情绪，并力图有所改变。 王加根听到这儿，立刻警觉起来。 说实话，他对政治方面的事情向来不怎么热心。总觉得自己年龄尚小，思想不够成熟，对社会了解不多，稀里糊涂地去参与政治，风险比较大，容易犯错误。因此，他很明确地拒绝了涂勇。 接二连三地“被教育”和“被邀请”，让王加根不胜其烦。 距毕业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他既要忙复习，又要谈恋爱，已经够乱的了。他不愿意这个时候被别人所打扰。更何况，来找他的都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除了占用他的时间外，根本就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不过，他有时也会因为自己被这么多人“在乎”而骄傲。这一方面说明他长大了，在别人眼里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另一方面，说明他在成人的队伍里有一定的“份量”。骄傲也好，烦恼也好，他最终的愿望，还是不要被打搅。 可事情往往又不能如人所愿。 这不，白沙铺的大舅白大货也来找他了。 白大货是在汤正源的带领下，找到王加根的宿舍的。他们小时候是一个生产队的，曾经在一起劳动和生活过，因此比较熟悉。 白大货来找他外甥王加根，有两件事情。一是想借用王加根的手表。他下个礼拜要参加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考试，不凑巧的是，他的手表在这个关键时候坏了。找了好几个熟人都没有修好，给生人修他又不放心。主要是怕别人用质量差的零件，把质量好的零件换走了。如今这种偷梁换柱的修表匠可不少，而且主要靠这种手法赚钱。白大货只得暂时把坏手表放在家里，等考试完了之后，到花园镇去盯着别人修理。二是想让王加根帮他猜一猜这次考试的作文题目，同时为他写几篇“范文”。白大货是教数学的，写文章不行。他不想语文这一科丢分太多，决心花点儿功夫，把王加根写的“范文”背下来。 借手表当然没问题，但猜作文题和写“范文”的事情，确实把王加根给难住了。他又不参与出卷子，怎么知道别人出什么作文题目呢？但白大货又眼巴巴地指望着他，他实在不忍心拒绝。 王加根只得答应说，这几天自己好好想想，弄好之后，星期天再送到白沙铺去。 第十一章 白大货其人 兄弟姐妹五人中，白大货算是最幸运的。只有他一直跟着母亲，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大货他妈带着他离家出走后，先是在汉口给别人当奶妈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在武汉做生意的孝天人。那男人姓万，满脸麻子，据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是后来生意不好做了，万姓男人就带着他们娘儿俩一起回了家乡，定居在陡岗公社万安村。 待大货他妈和万姓男人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白大货与他继父之间又开始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关系逐渐恶化，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地步。 大货他妈伤心至极。 这个曾经抛夫弃子、罪孽深重的女人，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当然不会重蹈覆辙，让过去的悲剧重演。她只好劝大货回白沙铺，去继承她前夫——也就是大货他爸留下的遗产，领白家的门户。 万安村和白沙铺都在瀤河岸边，相距不是很远。沿河堤步行，也就两三个小时的路程。白大货找到他父亲留下的破墙烂屋时，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没见面的姐姐、三弟和外甥女加枝。 亲人相见，自是百感交集，不约而同地哽咽落泪。 素珍和三货在王李村时一直随姑父姓王，大货随母亲改嫁后也不得不随继父姓万，现在回白沙铺了，他们又统一把姓氏改了过来，随他们死去的生父姓白。白素珍甚至让加枝也改为白姓，不再姓王了。 一度惨遭“灭门”的白家开始兴旺起来，紧锁了多年的“鬼屋”重现生机。白三货把那间有窗户的正房让给大哥，自己则住到了后面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 在正源他爸汤队长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人的户口也顺利地迁移到了白沙铺。姐弟三人开始同进同出，一起在生产队里出工。加枝有时跟着妈妈，有时跟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玩儿。 每天收工之后，三货去自留地里扯菜，素珍回家洗米煮饭，大货就逗小外甥女加枝。一家四口人在一口锅里搅稀稠。日子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见到了希望的曙光。 大货脑瓜子活泛，人比较聪明，也舍得吃苦做事，但有一个不良嗜好，就是喜欢抹牌赌钱。这毛病是他初中毕业之后养成的。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在家里闲得无聊，他就和村里几个同样无事可干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抹长牌，推牌九，天天以此为乐，慢慢就嗜赌成性了。回白沙铺后，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队伍，结交了一批牌场“战友”，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深更半夜。 为这事，白素珍不只一次地提醒和唠叨，但大货丝毫也不为之所动，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个喜欢玩，一个喜欢说，姐弟之间就难免磨牙拌嘴，磕磕碰碰的。到年终结算时，两人终于因为领余粮款的事情吵了起来。由于他们家有三个劳动力出工干活，年终结算是余粮户，能够领到余粮款。可是，当白素珍去找生产队会计领钱时，会计却说余粮款已经被大货领走了。她找大货要那钱，大货又声称自己用那钱偿还了赌债。姐弟俩为此大吵了一架，自此之后好几个月互不理睬，如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 第二年秋天，在正源他爸的积极推荐下，白大货到白沙铺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身份和地位发生变化之后，白大货就有点儿瞧不起只上过小学的姐姐，尤其难以忍受她无休无止的说教，以及在他面前的指手画脚。背地里，和牌友们一起打牌时，他经常把姐姐与《白蛇传》中的千年蛇妖白素贞混为一谈，嘲弄白素珍就是一个妖精。 接下来，白大货恋爱了。女朋友是白沙公社印刷厂的工人，叫沙桂英。沙桂英也是白沙铺街上人，她父亲早已离世，唯一的姐姐出嫁后，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白大货与沙桂英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马上就爱得死去活来，如胶似漆。没出半年，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结婚的基本条件是房子。可那么一幢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鬼屋”，挤住着他们姐弟三人和加枝，哪儿腾得出地方做洞房？在这样了房子里结婚像个什么样子？将来有了小孩又怎么办？ 沙桂英不高兴了。她开始激将白大货：“要不，你倒插门到我家，当上门女婿算了。” 白大货当然不愿意。回过头想想，他又觉得憋屈：姐姐和三货早年过继给了王李村的姑妈，他们实际上是王家的后人。素珍结婚后，是出了嫁的姑娘，三货是过了继的儿子，凭什么回白沙铺占据生父留下的房产？我是白家长子，祖宗留下的财产，理应由我来继承。 白大货心里不痛快，又不好明说，便用行动暗示。有事没事，他就提起毛笔练大字，在家里的桌椅板凳、扁担箩筐、木桶脚盆和其他各种能够写字的东西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来宣誓“主权”。 白素珍看在眼里，自然心知肚明。不过，她还是把大货的行为看成年幼无知。念在姐弟情分上，为了家庭的和睦，没有与他计较。 有一天，当素珍去拿家里唯一的木脚盆，准备给加枝洗澡时，却发现脚盆底上赫然写着八个字：只准男用，不得女使！ 血直冲她的脑顶。 是可忍，孰不可忍？白素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她一脚揣开大货的房门，指着大货的额头破口大骂。 白大货也不再顾忌什么了，跳起来回敬道：“搞烦了，老子点一把火，把屋烧了！”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把脚盆抛到了大门外面。脚盆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散架了。 姐弟俩由前期的路人，变成了仇人。 这样的日子，让人多么难堪，叫人多么难熬啊！白素珍有时感叹老天爷对她太不公平，让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又老是不给她容身之地。亲生父母的遗弃，王厚义的威逼，现在又是弟弟大货的排挤。 赶上“三线”建设工程上马，白素珍找到白沙公社领导，非要去陕西支援“三线”建设不可。 公社领导说，“三线”的活儿特别累，男人干上十天半个月，就叫苦不迭，女人根本吃不消。 白素珍声泪俱下。说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饿，不怕脏，什么活儿都愿意干，也决不会比别人干得差。她还悲泣地诉说着自己的身世，描述自己无立足之地的现状。 公社领导和在场的人都听得眼眶发热，摇头，叹气，深表同情。 从孝天县来白沙铺检查工作的“三线”工程负责人，破例答应接收白素珍。白素珍又说，自己还有一个十岁的女儿，必须带在身边。 “这绝对不行！”领导态度异常坚决，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开什么玩笑！去陕西的原始森林开山建铁路，环境那么恶劣，成年人都凶多吉少，小娃娃怎么能去？” 白素珍犯愁了：自己走了，女儿加枝怎么办？ 交给三货么？三货老实本分，对姐姐百依百顺，只要把加枝托付给他，三货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但是，三货已经是二十岁的小伙子，让他带着十岁的外甥女一起生活，多少还是有些不方便。至于白大货和沙桂英，自然不能有半点儿指望！ 思来想去，白素珍觉得还是让加枝回王李村比较好。那里有加根，有奶奶，有好心的乡亲们。不管怎么讲，加枝还是王家的骨肉。把她送到王李村，不会受外人的歧视和欺负。 就这样，白素珍把加枝送回了王李村。 然后，她响应国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祖国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和大漠荒野，投身到了火热的“三线”建设当中。 成功地挤走姐姐和外甥女之后，白大货又与三弟商量，把家里的这几间土坯房拆掉，改建成红砖瓦房。 “钱呢？建房的钱哪儿来？”三货不解地问。 “钱可以由我和你嫂子去借，但你必须认一半儿的账债。”白大货回答说，“将来房子建成后，我们兄弟俩一人一半儿的产权。” 白三货想了想，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老宅确实太破了，下雨到处漏水，刮风四面透风。既抵不了严寒，也挡不住酷暑。如果不拆了重做，大哥在这里结婚也太不像样子。 兄弟俩统一意见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借钱，东拉西扯地弄到了六百元钱，开始拆旧宅、建新房。 新房建成之后，白大货和沙桂英就开始筹办他们的婚礼。 为了把婚礼办得红红火火，让更多的人见证他们的幸福，当然，也是为了多收些礼钱，两人到处散布消息、送请帖。白沙铺的亲戚朋友自不必说，同生产队的社员、白沙铺小学的老师、公社印刷厂的同事，他们个个都邀请。白大货还专门去万安村请他的生母，去王李村请他的姑妈，给远在陕西的白素珍发了电报。他甚至不辞劳苦，历尽艰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二弟二货和妹妹素华。二货在肖港公社，素华在陡岗公社，离白沙铺都不是太远——他们的父亲当年并没有把他们送给太远的人家。 多么好啊！借自己结婚之际，让离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还可以让他们与亲生母亲重逢。白大货无限美好地憧憬着，想起那种久别重逢、亲人团聚的场面，他都激动得心潮澎湃了。 不过，他母亲并没领他的情，明确提出不参加他的婚礼，只是让与他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妹去捧场，凑个热闹。这个亏心的女人，不敢面对那些被她抛弃的子女，尤其害怕见到脾气火暴、从小就咒骂她的大女子素珍。她不愿意在大货的婚礼上，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样太尴尬，也不吉利。 就这样，在那场热闹非凡的婚礼上，姓氏各不相同的七兄弟姐妹第一次得以团聚。当时的场面，比白大货预想的还要感人。 加根他奶得到舅侄儿大货准备结婚的消息，高兴得老泪纵横。白家后继有人，她那撞火车死去的哥哥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高兴之余，老人家又有点儿发愁：送点儿什么给大货作贺礼呢？家里没钱。即使有钱，王厚义也不会给她。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猪才四五十斤，不到出售的时候，食品站也不会收。鸡到能值几个钱，老人家又舍不得卖。家里量盐买油、给孙儿加根买铅笔作业本，都指望着母鸡下蛋呢！ 加根他奶为这件事愁了好些个时日。 最后，老人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堂屋神台上的那个座钟上。座钟是她死去的丈夫从汉口买回来的，已经用了好几十年时间。钟的形状如同一块立着的土坯砖，不过顶部是弧形的。每半个月左右上一次发条，座钟正中的钟摆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左右摇摆。到了整点时，还会发出“铛铛铛”的敲击声，隔壁邻墙好几家都能听见。 老人家把座钟从神台上抱下来，拂去上面的灰尘，用一块花布包袱小心翼翼地包好。到了大货的良辰吉日，她一手挽着装有座钟的花布包袱，一手牵着孙儿王加根，挪动着缠过的小脚，到双峰管理区搭班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火车到陆家山，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瀤河边，最后坐小木船过河，就到了她的娘家白沙铺。 当加根他奶郑重其事地从包袱里拿出座钟，交给记账的司仪，并提出算三十块钱记入礼单时，白大货当时嘴巴都气歪了。他阴沉着脸，显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叫司仪不要收这座钟，让姑妈原物带回去。他说，这座钟根本就不值三十块钱，二十块钱都没人要！还有，结婚是大喜的日子，送座钟不吉利。送钟的谐音是“送终”，这不是咒他和桂英不长远么？ 听舅侄儿这么一解释，加根他奶非常尴尬。她惶恐不安地表示，自己决没有这个意思！年幼的加根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他拉着奶奶的衣襟，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说话，也不敢见人。三货见此场面，觉得大哥说话不妥当，做得也有点儿过分。他特别同情把他抚养成人的姑妈，就说了几句直话。结果，兄弟俩争吵起来了。 最后，还是正源他爸汤队长出面调解。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大货，告诉他“礼轻情意重”的道理。白大货这才没有继续发飚，咕噜了几句，就让司仪收下了这座钟。 白大货和沙桂英的婚礼办完之后，白三货报名参加了白沙公社建筑队。他也离开白沙铺，到武汉去干泥瓦匠打小工了。 转眼过去了一年。十月怀胎的沙桂英生下一个儿子。 几乎在他们喜得贵子的同时，又从白沙公社建筑队传回来一个噩讯：白三货在武汉遇车祸身亡。 白大货把月子中的沙桂英和刚睁开眼睛的儿子托付给丈母娘，心急火燎地赶往wh市。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交通事故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时，别人提出，必须由死者的配偶或者直系亲属来谈判。白三货尚未结婚，只能由他的父母来谈，兄弟姐妹都不行。白大货于是赶到陡岗公社万安村，扶着他的老母亲重返wh市。 反正人已经死了，所谓谈判，就是商量赔多少钱的问题。大货和他妈开口就要一千元。公交公司拦腰还价，只愿意赔五百。大货猛然记起做房子欠下的六百元债务，就把赔款的底价锁定在六百元。又经过了几轮谈判，最后在公安局交管部门的调解下，公交公司答应了六百元的赔款要求。 带着六百元现金和三货的骨灰坛，白大货和他妈就打道回府了。他用那六百元现金还清了做房子欠下的账债，再才发电报给姐姐白素珍，通报三货死亡的消息。 事实上，如果白大货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是应该追究肇事司机刑事责任的。 据三货的工友讲，那天建筑队放假，他们在市郊乘车，准备进市内去逛一逛。当时，公交站候车的人很多。公交车进站时，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而是一边滑行，一边开门上下乘客。三货和蜂拥而上的乘客们一起，跟着汽车跑了好几十米。他刚抢上踏板，挤进了半个身子，车门就关了。三货的右手臂和右腿被车门牢牢地夹住，进又进不去，下又下不来。司机竟然不理会售票员的叫喊，继续开车行走。跑了好几分钟，到了一个拐弯处，把三货甩下了汽车…… 工友们把三货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了几个钟头，最后还是咽气了。 听说过这些情况，白大货当然很生气，但他只是装腔作势地诈唬了几句，并没有提出追究司机的刑事责任。 他心里很清楚，一涉及刑事责任，战线就会拉得很长，时间就会拖得很久。如果等到他姐白素珍参与其中，事情就麻烦了。那样的话，他可能一分钱也得不到。他只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拿到赔款。而处理此事的公安局交管部门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公交公司赔款六百元，就草草地结案了。 第十二章 再婚 到陕西“三线”建设工地后，白素珍并没有去挖山、开石、伐木、筑洞，没有干这些男人们做的事情。她的岗位是孝天县民兵师宣传科广播员，兼做打字文印之类的工作。 这样安排当然是领导对她的照顾。 不过，对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白素珍来讲，要做好这些工作，也并非易事，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每次接到批准广播的稿子，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试读。不会认的字，就查字典注上汉语拼音，反复地练习，直到能够熟练地背诵下来为止。打字更是细致活儿，为了熟悉每个铅字的位置，她经常通宵达旦地排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从零开始起步，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终于干得像那么回事了，时不时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工作让她有了成就感，让她的生活变得充实而且有意义。不过，紧张的工作并不能减轻她对家人的思念，特别是想念活泼可爱的儿子加根和女儿加枝。 回王李村探望是不现实的，接加根加枝来陕西更不可能。她只能忍受着思念的折磨，用书信和眼泪，来排遣这种牵挂带来的痛苦。每个月领到工资后，交过生产队的副业款，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她就会去给养母及两个儿女买东西，通过邮局寄到王李村。邮给养母的主要是白木耳和冰糖，邮给加根加枝的有铅笔、作业本、字帖、毛线衣…… 白素珍在陕西的深山老林里呆了两年多。 铁路建设工程下马后，她又随孝天县民兵师转移到了hub省yc市，投身葛洲坝水电站工程建设。 她的工作岗位依然是广播员和打字员，但事情明显减少了，不像以前那样忙碌。由于生活在城市里，衣食住行比较方便，各方面条件明显改善，她又想到了把女儿加枝接到身边来。带着试试的心理，她大着胆子向孝天县民兵师领导提出申请，没想到领导居然批准了！ 白素珍喜极而泣，高兴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高兴过后，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加枝已经上初中，没有宜昌本地户口，来后去哪儿上学读书呢？ 她到附近的几所中学打听了一下，好说歹说，别人都不同意接收“黑户”学生。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附近驻军部队子弟学校的领导开了恩，答应了让加枝插班的要求。 女儿上学的事情安排妥当后，白素珍就请了几天假，回孝天县杨岗公社王李村。 当她提出接加枝去宜昌时，又遭到了王厚义的阻挠。 厚义原本以为，素珍把加枝放在王李村，是在向他示好，发出了回心转意的信号。他满心指望通过加枝这根“导线”，将位于两端的“导体”接通，让他们夫妻破镜重圆。 没想到，白素珍又要把加枝接走，他当然不能同意。 两个早已分道扬镳的冤家，又在王李村大闹了起来。不过，最终还是白素珍占了上风。再怎么说，加枝的户口在白沙铺——这孩子是法院判给她的。她接走加枝的理由充分着呢！ 就这样，素珍和加枝母女俩又在yc市团聚了。 新的生活开始后，她们本以为自此就可以安定下来，可事情又总是难以随人所愿。 白素珍想到自己不到三十岁，女儿就上了初中，由于怕别人笑话，或者邻居及同事问七问八的解释起来麻烦，就嘱咐加枝平时不要喊她“妈”，改口叫她“姨”。 她的想法很简单，而从白沙铺一起来的老乡却不领情，因为他们都知道她的底细。于是，闲言碎语铺天盖地。 有人说，白素珍之所以不让加枝喊她“妈”，是为了掩盖两人之间的母女关系，隐瞒自己结过婚的事实，好重新找人。还有人说，她之所以能够当上广播员和打字员，是因为与孝天县民兵师的领导不干净…… 听到这些，白素珍肺都气炸了。 她把被窝行李一卷，找到孝天县民兵师领导，非要调到炊事班去喂猪不可，并且气呼呼地说：“我去炊事班喂猪，看看那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民兵师领导仰着头大笑起来，说她简直就是个孩子。 “嘴巴长在别人身上，要说什么让他们说去，何必为这些烂嚼舌根的怄气呢？”民兵师领导这样劝她。 这事尚未平息，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白沙铺公社通知白素珍，由于她拖欠应该交生产队的副业款，生产队准备停发她和加枝的口粮，而且要下她们母女俩的户口…… 白素珍真的走投无路了。 要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她是不可能按时足额缴纳副业款给生产队的。如果口粮停发了，她和加枝吃什么呀！ 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加枝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来家访。 白素珍以为女儿在学校里犯了什么事，非常紧张。 班主任老师笑着说，她来家访与加枝没有关系。她是受驻军部队一位军官之托，特意上门来作媒的。 这位军官姓马，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营教导员。他老婆得癌症去世了，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四川老家没有亲人，马教导员既要上班，又要带小孩，根本顾及不过来。马教导员的大儿子与加枝是同班同学，这两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班主任比较了解，所以就萌发了牵线搭桥的想法。 “你的情况我已经对马教导员讲了，他比较满意，希望能够与你搭伙过日子……”班主任老师最后这样讲。 白素珍听后，不假思索地回绝了。 原因很简单，她不愿意改变独身生活的原则。由于王厚义对她的伤害，她对男人有了戒备之心和厌恶之情，认为天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班主任老师说：“马教导员这个人很不错，你们不妨先见见面。” 白素珍心里觉得没这个必要，口里还是答应了。 几天后，马教导员抱着个小男孩儿来找她。 他向白素珍诉说了自己既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大儿子马杰有尿失禁的毛病，被子床单几乎天天都要晒；女儿马红刚上小学，缝补浆洗都不会做，全靠大人料理；怀里的这个小儿子叫马军，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拉屎后不会揩屁股，晚上还要摸着大人的睡觉…… 白素珍对马教导员的境遇非常同情，尤其怜爱他怀里的小马军。那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多像加根啊！不过，坎坷的生活经历教育了她，不了解马教导员的为人，决不能轻易答应。更何况，自己身边儿还有个女儿，加枝已经成了大姑娘，也要顾及她的感受。 马教导员似乎看出了白素珍的心思，没有要求她马上表态，但希望保持联系。即使成不了夫妻，保持同志间正常的交往也是可以的。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后来，马教导员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去了heb省迁西县，驻扎在一个叫洒河桥的小镇子上，负责“引滦入津”重要工程——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 与白素珍的见面和交谈，让马教导员动了心。他觉得这个女人真的很不错。无论是给他当老婆，还是给几个孩子当后妈，都是最佳人选。他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得到这个女人。虽相隔千里，他一直借鸿雁传情，给远在yc市的白素珍写信。可每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总也得不到回音。未必，白素珍对自己没有好感？难道她真的准备一直单身生活下去？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和真心，马教导员专程去了一趟宜昌…… 多年之后，白素珍仍然不明白：她单身生活的决心怎么会在重新见到马教导员的那一刻土崩瓦解？她怎么会那么顺从地随马教导员离开yc市，带着加枝远嫁到heb省迁西县。 重新组合的一家人刚在洒河桥定居下来，白素珍就收到了大货发来的电报。电文是：三货在汉车祸身亡，速回。 这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让白素珍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马教导员和孩子们惊慌失措，围着她哭作一团。 她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也开始号啕大哭，为苦命的三货喊冤叫屈，悲叹三弟短暂而又可怜的一生。 “三货才二十四岁啊！刚刚谈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怎么突然就遭遇车祸死了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老马坐在床沿边上，默默地流泪。 他本想去向部队首长请假，和白素珍一起到武汉处理三货的后事，但家里大大小小四个孩子，没有大人怎么行？ 最后还是让白素珍一个人回了湖北。 她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根据三货生前写信的地址，一路走，一路问，好不容易找到了白沙公社建筑队所在的建设工地。 听三货的工友讲过三货死亡的原因，以及这起事故处理的经过和结果，白素珍的悲伤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怒火在她胸中熊熊燃烧，整个人都要爆炸了。她找到负责处理这起事故的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要求重新处理此案。 别人的答复是：已经由死者亲属同意的处理意见不可能改变。 白素珍说，来处理丧事的两个人只是名义上的亲属，与三货没有任何扶养关系，更没有感情。 公安局交管部门管不了这些，根本不予理睬。 白素珍又一路悲愤地乘车赶往白沙铺。还没进大货的家门，她就扯开嗓子申冤一样地骂开了，惹得左邻右舍都从家里跑出来看热闹，过往行人都驻足围观。 她骂大货黑心烂肝，榨干了三货的血汗，还要把他的骨头渣子拿去变钱；她骂生母不知廉耻，一个只生不养、牲畜不如的人，竟然好意思以母亲的身份，去处理三货的丧事…… 大货明知理亏，不敢还嘴。为顾大面，他还客客气气地把姐姐迎进家门。 正在做月子的沙桂英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抱着熟睡中的婴儿，躺靠在床上没有起身。 白素珍径直走进三货生前住过的房间，见到四屉柜上摆放的骨灰坛，又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开了。 平静下来之后，她又到街上去买花圈，买黑纱，买白纸，买蜡烛，买棒香，买墨汁，买毛笔，把三货生前的卧房布置成了灵堂。骨灰坛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四屉柜正中央，前面是香炉，两侧是蜡烛，墙上是她亲笔写的挽联。 庄严。肃穆。一种叫人生寒的悲凉气氛。 晚上，白素珍就睡在这“灵堂”里。人去物在，触景生情。她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抚摸着骨灰坛同三货讲话，或者如木雕泥塑一般地坐着发呆。白天，她不是痛哭哀号，就是大声叫骂。要大货退出那六百元钱，去为苦命的三货申冤报仇。 白大货怎么可能退钱呢？那钱已经用来偿还了做房子的账债。他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耷拉着脑袋，不表任何态。不管姐姐骂得多么难听，他都不还一句嘴，完全是一幅逆来顺受的样子。白素珍要他退钱，答复只有一句话，钱都还了账，他拿不出钱来。 “那钱是抚恤金，是三货的性命换来的。对三货有抚养之恩的人才能得，靠三货生活、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亲属才能使用。你是生过三货，还是养过三货？你说你是大哥，可以算作亲属，但你年纪轻轻的，又不是缺胳膊少腿，凭什么拿那钱？有什么脸面用那钱？”白素珍有理有据，咄咄逼人地质问。 大货还是一言不发。 “三货出生八个月，就被那个黑心烂肝的老母狗抛弃了，是王李村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的。他最应该报答的人是姑妈，是他的养母。只有他养母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你要是不退出那六百元钱，就要替三货履行赡养姑妈的义务，为姑妈养老送终！” “行。我愿意养姑妈。”大货终于开口表态了。 白素珍一怒之下就去了杨岗公社王李村，真的把她养母接到了白沙铺。随同一起来的，还有她儿子王加根。 当双耳失聪的白氏吃力地听大家解释，看大家比划，弄清楚了素珍接她来白沙铺的意图时，又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没地方住，又不是没有人养。我赖在大货这儿算怎么一回事？外人会说我是有米的叫花子。”老人家噘起干瘦的瘪嘴巴，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再说，我也离不开加根。总不能让加根也到白沙铺来住！” 无论白素珍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说和解释，老人家执意要回王李村。白素珍一筹莫展，相当为难。 “这不怪我不养姑妈，是姑妈自己不愿意来白沙铺的啊！”大货见到这情况，心里一阵暗喜，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儿幸灾乐祸。 白素珍气呼呼地白了他一眼，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她突然想到，如果生母不随大货去武汉，公安局交警大队就没办法处理这起事故。于是把怒火转嫁到她母亲身上。她让养母暂时住在大货家里，自己带着儿子加根，怒气冲冲地步行前往陡岗公社万安村。 就这样，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婆。 在此之前，关于外婆的信息，他都是从白素珍的咒骂声中了解的。好吃懒做，好逸恶劳，黑心烂肝，冷酷无情，蛇蝎心肠，行为放荡，臭不要脸……这就是刻在他脑子里的外婆形象。直到他看见外婆，与外婆短暂地相处之后，他才发现，外婆其实是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消瘦的身材，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说话轻言细语，待人有礼有节，还特别勤劳。平日在生产队里出工，回家就做饭、洗衣服、扫地、喂猪、喂鸡，干各种各样的家务。看上去，与王李村的奶奶差不多。 外婆的麻子丈夫早就不在武汉做生意了，回村与老婆一起劳动。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按亲戚关系，加根应该叫他们幺舅和小姨。遗憾的是，加根没办法跟他们亲热。 白素珍带着他来到万安村，还没进外婆的家门，就开始大声叫骂，把村子里各家各户的人都招引出来了。加根觉得很丢人，很没面子，但又没办法阻止妈妈的过激行为。他只能低着头，跟着妈妈往村子里面走，一直来到外婆的家门口。 加根他外婆、继外公、幺舅和小姨都在家里，听到白素珍的叫骂都不敢回应。两个老人躲在屋里不出来，两个年轻人出来迎接他们。无论白素珍骂得多么难听，表现得多么凶狠，家里人都装聋作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白素珍说，既然大货退不出钱来，那六百元钱就应该由生母出，因为是生母“恬不知耻”地冒充三货的亲属，去武汉处理的丧事。 加根他外婆躲在房间里抹眼泪。她应大儿子之邀，去武汉处理三儿子的丧事，又有什么错呢？再说，这本身就是一件让她非常伤心和悲痛的事情。六百元钱的抚恤金全让大货全部拿走了，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凭什么让她退钱呢？再说，就是把她的家当全部变卖光了，也不值六百元钱啊！老人家也不想与大女儿讲道理，只是避其锋芒，一句话也不讲。白素珍骂她咒她，她还不声不响地为大女儿和外孙做饭吃，安排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 白素珍在万安村闹了两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只得带着加根无功而返，重新回到白沙铺。 正在她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而伤神的时候，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条重要新闻。 紧接着，白沙铺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上就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宽敞的街道上，还涌出长长的游行队伍。人们高举着红旗、彩旗和标语牌，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整齐划一地呼喊着口号。 国家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三货的冤情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由于看不到翻案的希望，白素珍只好选择放弃。她让加根带着奶奶回王李村，自己到孝天城乘坐火车返回河北了。 第十三章 无奈的选择 毕业一天天临近，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爱情也与日俱增。 两人几乎到了离开对方就没办法活下去的地步，不过，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至今仍没有得到白素珍的认可。 王加根接连给母亲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正在他对此感到绝望，准备接受“断绝母子关系”的结局时，白素珍又来信了，同时还给他邮来了三十元钱。 白素珍让他去河北过暑假，三十元钱是送他的路费。 加根的心情这才好了许多。他也想利用暑假去河北，向妈妈当面解释和沟通，母子俩算是想到一块儿了。 在孝天地区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美术比赛中，孝天县师范学校捷报频传。音乐获团队总分第一名，拿了二十个单项奖中的十五个。美术获团队总分第二名。体育获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综合得分也是全地区第一名。全校师生群情振奋，欢呼雀跃，学校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为出战的功臣们颁奖。 不过，所有这些与王加根没什么关系。他眼下最发愁的，是如何完成他大舅白大货布置的写“范文”的任务。 手表被借走后，加根感觉特别不方便。 这块手表是他考上师范时，白素珍给他买的，与他姐加枝的手表是一个牌子。 两年前，加根和加枝分别在湖北和河北两个不同的省份同时参加高考，虽然两人考出的分数相差无几，但加枝过了heb省的大学本科线，加根只过了hub省的中专线。 加根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王李村学校上的，考上高中后，高一是在双峰中学读的，然后转入杨岗中学读高二。总之，中小学读的都是农村学校。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差，能够考上中专就相当不错了。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杨岗中学每年有三百多毕业生参加高考，考得最好的年份，能够进入高等院校和中专的考生只有二十多人，升学率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百分之十。 农村学生读书，最大的希望就是吃上“商品粮户口”，成为有工作的公家人。杨岗中学的很多学生都是在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通过复读才考上的，还有很多考生复读多次，仍然名落孙山。王加根第一次参加高考就实现了“改变身份”的目标，算得上是“天大的喜事”。可他这个家伙又心比天高，只想读大学，根本就看不上中专。 他预考时总分是杨岗中学第二名，正式考试却马失前蹄。因此心有不甘，再加上他姐加枝考上了大学，对他很有些刺激，促使他做出了“放弃读中专、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的决定。 王厚义知道儿子的想法后，急了，表示坚决不同意。 他骂加根好高骛远，野心勃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能够考上中专，不知是哪位祖先显灵、哪个菩萨保佑。还想上大学？今年考取中专不去读，要是复读一年后，连中专也考不上怎么办？ “明年考不上那是我活该，我回来种田！”倔强的加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他不相信自己复读一年之后，会考得更差。 王厚义见来硬的不行，又发动村里的“明白人”帮忙做工作。 大队书记、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先后上门。他们一致认为，放弃读中专是不明智的，冒的风险太大了。如果想上大学，读完中专再去参加高考，还是一样的。皮匠三爷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读大学就如同一个人去找马，中专是找马时遇到的一头驴，走着路找马，不如“骑着驴子找马”。万一将来找不着马，还有驴子骑。 年轻而又自负的加根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步行去找马，给他驴子，他也不愿意骑。 得不到父亲的支持，他就写信给母亲白素珍，表达了自己想复读重新参加高考的愿望和决心。 白素珍马上回信表示支持。她对儿子的远大志向和宏伟抱负大加赞赏，并且怂恿加根到河北复读，说是他继父所在部队办的子弟学校条件相当好，教学质量也高。 加根于是向他爸提出了去母亲那儿复读的想法。 厚义对儿子的糊涂和荒唐痛心疾首，对白素珍出的“馊主意”进行无情的抨击。他认为白素珍这个坏女人居心叵测，想利用帮助加根复读的机会收买人心，实际上是在与他“争夺儿子”。 他赤裸裸地告诉加根：“你今年考上中专，是老子的名誉。要是去河北复读，就算明年考上大学，名誉也是你妈的。老子肯定不会同意你去！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地去学校填志愿，争取读个省中专，前途一样大得很。” 继续与父亲对抗，肯定会闹得大家都不快活。 加根于是开动聪明的小脑瓜，准备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答应父亲去杨岗中学填志愿，同时提出，填完志愿之后，他就去母亲那里过暑假。 厚义勉强答应了加根的这一要求。儿子刚刚参加完高考，紧张了那么长时间，出去放松一下也可以。不在家里过暑假，还能节省不少粮食。他嘱咐加根，去河北可以，但不要呆太长时间，住个十天半月就回，免得耽误了中专发榜的时间。 加根满口答应。 到了填写志愿的日子，他回到母校杨岗中学，与过了中专线的同学们一起，欢天喜地填写《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志愿表》。 别人选择志愿时，一会儿咨询老师，一会儿查阅招生指南，仔细斟酌，反复权衡，既想读好一点儿的学校，又怕志愿填高了落选。 王加根却显得非常轻松，填报也相当干脆。他在第一志愿栏填上“bj大学”，在第二志愿栏填上“清华大学”，在是否服从分配栏里填上“否”，就把表格上交了。 填完志愿回到家里，他告诉父亲自己填的是“省中专”。然后，就带上换洗的衣服和书籍，坐汽车，转火车，又坐汽车，历经二十多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来到了heb省迁西县洒河桥。在崇山峻岭中找到了一片红砖瓦房——他继父所在部队的家属住宅区。 见到母亲后，加根才说明了此行的真实意图——他不是来河北度假的，而是来河北复读的。老马、白素珍、马杰、加枝、马红、马军和正呀呀学语的马颖都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 这一大家人住的是三室一厅的砖墙瓦房。 独门独院，院子里种有豇豆、茄子、辣椒、西红柿之类的蔬菜，还有一个木板钉成的大鸡笼。屋里塞满了笨重的木器家具，上着红油漆，使得本来就不算宽敞的屋子显得非常拥挤。尤其是木箱，大大小小十几个，最大的简直可以装下一头牛，也不知里面都锁着些什么宝贝。电器却很少，家里只有一台坐式收音机，连黑白电视都没有。 “四个孩子本来就够闹的，马颖出生后，家里就更热闹了。负担也更重。”白素珍见加根环视家里时眉心起了小疙瘩，这样解释，“再会好些的。今年你姐去bj上大学，十月份马杰也要去唐山上班，就剩三个小的和你了。你一心一意复习，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你爸刚涨了工资，我在酱油厂上班，每个月也有几十块钱。加上自己种的菜、喂的鸡可以贴补家用，供你复读一年完全没有问题。” 加枝打开两口大木箱，从里面搬出好大一堆复习资料，又把自己的听课笔记和作业本交给弟弟。 翻着这些五花八门的“习题集”“模拟题”“过关题”“疑难解答”，尤其看到姐姐做的一百多本课外作业，加根非常惭愧，似乎找到了自己高考失利的原因。他只有一套编写非常粗糙的复习资料，课外作业总是在草稿纸上信手划划，根本就没有一个正规的课外作业本。 接下来，素珍就带加根去部队子弟学校联系复读的事。 校长看过王加根的高考分数条，二话没说，就答应接收他，并且主动提出，在学费方面可以给予优惠。 暑假尚未结束，王加根就开始到部队子弟校复读班补课了。在他姐加枝的帮助下，他拟定了复习计划，并且把明年高考的目标锁定为“清华”或者“北大”。 白素珍看到儿子废寝忘食地擂学习，心里自然高兴。不过，她有时又提醒加根，要注意劳逸结合，学习累了就应该休息，还要适当干一些家务事。拖地呀，洗碗呀，浇菜水呀……能干的，都应该干，自己的衣服自己洗，莫让马红帮忙洗，免得外人看见了说闲话。 “你姐姐就是在这些方面不注意，一天到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写字，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说我偏心，把马家的孩子当奴隶使，让亲生的孩子上大学。甚至在马杰面前挑拨，说他之所以读书时学习成绩不好，是家务事做得太多了。” 加根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 素珍又说，加枝时常与马红吵架。每逢这个时候，她就把加枝关在房里死打一顿。老马见此，又会去狠揍马红。搞得一屋人都抹眼泪。加根来河北复读的事情，是他们商量了好多次才定下来。起初，马杰不同意，几天不搭理她，甚至扬言，加根一来，他就离家出走。是老马费了好大的劲做工作，马杰才改变了态度…… 听到这些，加根开始惶恐不安。 后来的日子，他见到马家的孩子就不自在，吃饭像做小偷一样，把头埋在碗里，默默地往口里扒，不敢嚼出声来。菜也不敢多夹，饭不敢多盛。他甚至觉得，继父老马也不是真心实意欢迎他来河北复读，只是由于他妈提出了这个要求，才不好意思反对。 “最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呢？如果想到了，我是绝对不会来河北的。我把这个家想象得太完美了。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家庭？更何况，这个家还是重新组合起来的。” 加根有些后悔了。 八月下旬，加枝去bj农业大学报到了，而加根填报的“中专”没有任何消息。他知道自己落选无疑，只有在河北硬着头皮复读了。 新学年开始，加根到部队子弟学校报了名。可是，刚上了三天学，又收到了他爸王厚义发来的电报。 电文是：加根被师范录取，速归。 素珍认为这是骗局。不可能！加根没有填报中专学校的志愿，怎么可能被师范学校录取呢？ 不过，加根还是想回去看看。即使是骗局，他也打算在湖北复读。 回到家里，王厚义果然拿出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他骂加根这个“小狗日的”耍花招，害得他一个暑假都不得安宁。 原来，王加根前脚动身去河北，后脚就有人向王厚义透露了他“瞎填志愿”的消息。 本村的王青松在杨岗中学教书，是他通报了这个重大新闻。 厚义一听就傻了眼。他恳求青松帮忙，两人一起赶到杨岗中学，去找加根的班主任，希望重新填报志愿。 班主任老师回答说，填报志愿的时间早过了，考生档案已经送到了孝天县教育局。 厚义又拉着青松一起前往孝天县教育局，求爷爷，告奶奶。 孝天县教育局招生办的人员严词拒绝，并且非常严肃地指出：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志愿后，是不能擅自修改的。更何况，考生档案已经分送到了各招生学校，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改。 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可怜的厚义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开始骂加根不是东西，自不量力，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 “既然孩子不想读中专，就让他再复读一年呗！”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这样劝慰。 “复读一年之后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要是再连中专都考不上怎么办？”王厚义继续抹眼泪，“复读一年还要老子供养他，又得花不少冤枉钱！” 王青松站起身，拉了拉厚义哥的衣袖。两个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孝天县教育局。回到王李村，前段日子春风满面的王厚义，突然之间如同死了爹娘一般，脸上再也看不到一点儿笑意了。 眼见八月份就要过完了，四邻八乡不时传来考生被录取的好消息，但王加根的杳无音讯。伤心无助的厚义再次找到青松，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希望青松帮忙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身为杨岗中学教师，为学生的事情奔走，也算青松份内的事情。更何况，他与加根同村同姓，扯起来还是叔侄关系。他于是又到孝天城，找他大学时的同学，动用了好多熟人关系。最后得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一是加根的考生档案一直留在县教育局，根本就没有投出去。二是部分中专学校因为填报的人数少，招生计划没有完成，有可能会降低录取分数线，再征集一次考生志愿。 王青松回村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王厚义。他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建议厚义哥去杨岗中学，找学校领导和加根的班主任。只要学校出面，县教育局说不定会同意王加根重新填志愿。 听青松这么一说，本来对儿子升学无望的王厚义，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马上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带上家里正在下蛋的两只老母鸡。一只送给了杨岗中学校长，一只送给了加根的班主任。 好说歹说，两位关键人物都答应“可以试试”。 结果正如王青松所预料的那样，孝天县教育局同意了杨岗中学提出的让王加根重新填志愿的要求，但前提是，必须由考生本人填报。 这又难住了王厚义。 加根远在千里之外的heb省迁西县，发电报得两三天才能收到，加上路途时间，回来根本就来不及。还有一个问题，就算加根按时赶回了，如果他不愿意重新填报志愿怎么办？ 最后还是王厚义送的母鸡起了作用。 加根的班主任找了个与王加根面貌相像的男生，冒名顶替，到县教育局代替王加根重新填报了志愿。 就这样，王加根最终被孝天县师范学校录取了。 王厚义当然不会告诉儿子这些细枝末节。他只是说，孝天县师范学校招生名额不足，王加根被破格录取了。 鉴于师范院校招生困难，当时有政策规定，如果已经被师范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去读，取消第二年参加高考的资格。 就这样，王加根被现实所绑架，不得不去读孝天县师范学校。 看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王加根为什么下定决心师范毕业之后重新参加高考了。 白素珍曾承诺，家里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就能得到一块全钢手表的奖励。加根一直被她视为“家里的孩子”，因此也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他的手表就是这样得来的。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手腕上能够撑一块明晃晃手表的学生并不多。戴手表的学生，不算凤毛麟角，也可以说寥若晨星。 王加根所在的八0三班，五十四个学生里面仅有两人有这种荣幸。除他以外，另一个戴手表的同学是班长宋双清。 宋双清是花园公园宋家湾人。他们村是远近闻名的“建筑村”，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外面搞建筑。双清他爸还是个小工头，家境比较殷实，买一块全钢手表当然不算太大的问题。 手表一度让王加根风光无限，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当然，也正因为有这块手表，使他丧失了申报每月三元钱助学金的机会。 第十四章 白沙铺 手表被白大货借走后，每到了需要知道钟点儿的时候，王加根抬手看看空空的手腕，就会产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有时，他还会担心大舅把手表弄丢了，或者弄坏了。至于他答应的猜作文题、写“范文”的事情，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一直落不了地。热恋中的他，除了记挂自己的心上人，哪儿腾得出时间和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啊！他巴不得全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够看见方红梅。一旦方红梅离开他视线，他就象失魂落魄一般，感觉心里不是滋味。 每天，王加根总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教室。中午，他也不在宿舍里午休了，常到教室里听英语讲座。晚饭后碗筷一撂，他也会跑到教室去。他之所以这样依恋教室，并非他多么爱学习，而是希望在教室里没有其他同学的时候，能够与方红梅单独相处。 每次打开屉斗，他都满怀希望能看到她写的纸条。一旦希望落空，就会特别的伤感和难受，既而开始生方红梅的气，又怨又恨。 见方红梅坐在教室里，王加根总会产生一种跑过去与她讲话的冲动，或者盼望她走过来找他讲话。但具体准备讲些什么内容，他又总是没有想好。结果，只好克制住自己，放弃这种打算。 下晚自习后，他们照例会去附小办公室。在那个无比温暖和甜蜜的小房间里，了结他们一整天无穷无尽的相思债。 两人如燕子般呢喃细语的时候，王加根提到了白大货要他猜作文题和写“范文”的事情。 “星期天快到了呢，你还不抓紧？”方红梅有些着急地对他说。 “我哪儿知道别人出什么作文题呀？也不想写什么狗屁范文。”王加根满腹委屈地回答。 “可是你答应了大舅呀！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你就得有个交待。”方红梅认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做人必须讲诚信！” “我是看他可怜，才勉强答应的。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去写。”王加根愁得快要哭鼻子，噘着嘴巴子说，“要我讲诚信？大舅就是一个最不讲诚信的人。他对我妈那么不好，我为什么要帮他呀？” 最后那句话，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这些年来，王加根与白大货虽然保持着联系，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说好，怎么也好不起来；想断呢，又下不了断的决心。 从王李村到白沙铺，步行得整整一天，坐汽车也得好几个小时，而且不能够直达，必须到花园镇转车。一年上头，他们来往的次数屈指可数。三货去世之后，王加根到白沙铺的次数就更少了。通常情况下，也就是春节时去拜个年。 凭心而论，如果撇开白素珍与白大货之间的恩怨，在王加根眼里，他大舅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人，大舅和舅妈组建的那个家也是蛮不错的家庭。虽说白大货夫妇都是农民身份，干的却不是与土地打交道的事情。一个教书，一个搞印刷，平时穿戴都比较体面。两人爱干净，讲卫生，家里总是搞得清清爽爽的。他们人缘儿也不错。王加根每次到白沙铺，总能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在他们家进进出出。有时在他们家打牌，有时在他们家吃饭或者聊天。据说，这些客人里面还有好多是公社干部。 王加根在白沙铺玩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白大货结婚的那年暑假。当时三货还没有去武汉，白素珍也从“三线”回来了，王加根在那栋刚刚建起来的新房子里住了二十多天。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学会了游泳。不过，学习这门技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他差点儿在澴河里淹死。 白沙铺坐落在澴河岸边，是一个依河而建的小镇子。最初的格局就是两条十字型的街道。十字交叉的位置自然是最繁华的，公社的党政机关和一些国营工厂商店主要集中在这里。街道比较狭窄，只能走行人、自行车、独轮车和平板车，不能过汽车。街面全部由石头或石板铺成，好些地方都长着青苔。街道两边多为古朴的木房子，为私人经营的茶馆、牌场、皮影戏院、理发店、铁匠铺、小卖部等铺面。 十字街延伸的尽头分别称之为东门、西门、南门和北门。东门直达澴河岸边。在河上还没有修建大桥的时候，这里是摆渡的木船停靠的渡口。过往行人要去河对岸，得破费五分钱。这渡口也是镇上居民取水的地方。那些没有在自家院子里打井的人家，都会用系有铁钩或木钩的扁担挑上两只水桶，沿通往渡口的平缓坡道下到河边，把清澈的河水挑回家里备用。 王加根到白沙铺过暑假的前一年，在渡口上游大约五百米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大桥。宽阔的河面上，二十五个水泥浇灌的桥墩一字儿排开，搁着一块块拼接起来的钢筋水泥板。桥面宽五米，光秃秃的，没有护栏。胆小的小孩一般都不敢单独过桥，需要大人陪护着。大桥建成后，发生过多起行人或车辆坠河的悲剧。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听说有人摔死或者淹死的，因为桥面距河面沙滩并不高。相传，有一个小学生过河时因为走路打野，一脚踏空掉了下去，结果屁股落地，坐在了自己的书包上，啥事也没有。这个神奇的小家伙因此名噪一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白大货家不在主街上，但距十字街交汇处很近。王加根每天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在街上东奔西跑，南征北战。饥肠辘辘的时候，他就特别想吃白沙旅社对外售卖的油炸饺子。那饺子有巴掌大小，里面包的是红苕粉丝，软乎乎的，滚烫滚烫，比猪肉还香。饺子现炸现卖，只要往墙上开的小窗口塞进去一角钱，里面就会递出一片旧报纸，然后出现一个用铁夹夹着的刚出锅的炸饺子。买的人必须用报纸包上。要是性急直接用手去拿，就有可能烫得哇哇大叫，弄不好手指头上还会烫起水泡。为了得到买饺子的一角钱，王加根先去找妈妈要。没要到，就去找他三舅，最后才是他大舅和舅妈。无论最终谁给钱，他总觉得心里不美气——找人讨钱毕竟是一件让人难为情的事情。 有一天，王加根突然提出，要去十字街交汇处卖茶水挣钱。他把大货结婚时新买的玻璃杯洗干净，浸在装有干净水的塑料桶里。一手拎起这只塑料桶，一手提着两个开水瓶，让三舅帮忙背起家里的折叠桌，一起来到十字街交汇处，铺开了卖茶水的摊子。从上午出摊儿到傍晚收摊儿，他一直站着，见人就吆喝，累得脚酸手软，舌干口燥。一天下来，总共卖了十八杯茶水，每杯一分钱，营业收入一角八分钱。 第一次做生意就有这样的业绩，按说也不错。不过，他又不慎摔破了两个玻璃杯。算起账来，反倒有六分钱的亏损。家里的大人再也不敢让他去卖茶水了，并且承诺每天给他一角钱买炸饺子。 做生意受挫让王加根明白了“钱无善赚”的道理。 他继续在白沙铺的大街小巷和旮旮旯旯里游玩闲逛，注意力最后落在了镇东的澴河上。沿河两岸，每天都有光屁股小孩在这里戏水游泳。王加根很快也加入其中。但他不会游泳，只能在离河岸不远的浅水区泡泡身子，手撑在河底沙滩上，让身体浮起来，抬起脚击打水面，发出很大的响声——俗称“打鼓泅”。 “打鼓泅”时间长了，他觉得不过瘾，就试着把手离开沙滩，随波逐流。最初，游两三米整个人就会沉入水中，甚至可能呛水，不得不爬起来，站在河水里咳嗽好半天。随着呛水和咳嗽的次数增多，顺水游行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成就感也越来越强。 河流真是学游泳的好地方！这种流动的水就是教练，就是帮助自己不沉下去的手！这样想着，王加根就特别兴奋，练习游泳的热情空前高涨，信心越来越足，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他只敢在码头附近戏水，尽可能在人多的地方，不让自己离开大人的视线。慢慢地，这种戒备心理就淡化了。他逐渐远离码头，玩到比较远的下游去了。 思想上的麻痹大意终于酿成了灾难。 有一次，他顺水游了好长一段距离，因呛水而站起身来时，发现水面已经淹没了他的头顶。待双脚再次接触河底沙滩，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冲，头出水面后大呼“救命”。可是，连续呼喊了好多次，竟然没有人回应。完了！自己肯定会被淹死。惊慌和迷乱之中，希望慢慢变成绝望，他的大脑却异常清醒。想到自己小小年纪就要死掉，他特别害怕，也特别悲观，更为自己的冒险后悔。但是，一切都晚了，无可挽回。他只能在越来越深的河水中等候死神的降临。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天由命的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脚又接触到了沙滩。可不是！那就是大地母亲的身体！他再次脚蹬着沙滩奋力向上，竟然看到了河岸的柳树和青草。他努力向那一片绿色靠近。 那真是生命的绿色啊！ 王加根终于上岸了。走上河堤之后才发现，澴河流经这里时拐了一个很大的弯。他是被拐弯处的堤岸拦住的。他坐在河堤上放声大哭，如同呱呱坠地的婴儿。是的，重生了！此时此刻，他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如果没有那段拐弯的河岸，他可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自然就没有这篇小说后面发生的那些故事。 “阎王爷之所以不收你，是因为有一个小女孩向他求情，说是希望你做她的如意郎君。”方红梅听过加根讲小时候的故事，戏谑地说。 “是吗？那小女孩叫什么名字？” “方红梅。” 王加根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把方红梅拥在怀里。两人满怀深情地搂抱着，甜蜜地度过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帮帮大舅。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对他未来的生活影响很大，直接决定他的下半辈子能否过得更好。”方红梅继续在加根的耳边呢喃细语，耐心地劝说。 “可是，怎么帮呀？到底写什么题目呢？时间又那么紧。” “这样！我们一起猜几个作文题，分开来写。能写多少是多少，确实来不及写的，就拟个简单的提纲。”方红梅松开双手，从王加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 两人重新坐到办公桌前，开始冥思苦想，猜起作文题目来了。 星期六下午，王加根就到花园镇坐火车，准备在陆家山火车站下，然后步行去白沙铺。 车程只有十几分钟。从闷热而又拥挤的车厢里钻出来后，王加根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前段时间连日暴雨，澴河肯定涨水了，白沙大桥会不会被冲垮？保险起见，他准备从陆家山走渡槽过河，沿着对面的河岸向南走，这样也能直接到达白沙铺。 陆山渡槽横跨澴河两岸，东起陆家山火车站，西起白沙公社的塔耳山。全长一千六百米，有六十个槽墩。河中心那个最大的槽墩，高度超过三十米。这个渡槽属于徐家河水库水利灌溉工程的配套工程，是为了解决孝天县下辖的几个公社的缺水问题而修建的。十年前动工，据说共投入民工万余人，历经十个多月才建成。 王加根出陆家山火车站直接往上爬，两三分钟到就了渡槽上面。放眼望去，渡槽其实就是一座大桥，一丈来宽，全部是水泥板铺盖，两边还有扶手的栏杆。水泥板铺盖下面，有一个近两米深的槽子，是放水用的。实际上，渡槽是一条建在空中的渠道，行人通过只是一种衍生服务。走过渡槽，就进入了白沙公社的地盘，但到白沙铺街上，还有十几里的路程。 王加根傍晚时分才到达目的地。 老远就看见六岁的表弟伟业和四岁的表妹千秋，两个小家伙打着赤脚在门口的臭水沟里玩耍。他们卷着裤管，身上脸上到处是黑泥巴，但兴致特别高，显得快乐无比。 “两个小短命的！快回来洗澡！”突然传来沙桂英的咒骂声。 王加根寻声望去，见身材魁梧的大舅妈站在家门口，怒视着她的两个宝贝疙瘩。 沙桂英穿着满身油污的布衣，可能刚刚喂过猪，手上还沾有猪食。见到外甥王加根，她马上露出满脸的笑容：“你怎么舍得来玩呢！你大舅放学后去责任田里了，还没有回来。” 进门之后，王加根看见堂屋里堆满了麦秸，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化肥气味。地面脏兮兮的，屋顶挂着好多蜘蛛网。这与他以往来这里时看到的，简直就是两个家庭。显然，农村包产到户后，白大货和沙桂英一家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的根源，随后回家的白大货阐述得比较清楚：“以前，生产队对民办教师按满勤记工，寒假暑假不算，一年能挣两千六百工分，每个月还有六块钱的补助。如果假期主动出工，还单另计工分。现在一个月就十五块钱工资，还不能按时领到手。你舅妈也一样，以前只要按时上班，一个月就能从印刷厂领到三十七块五角钱。交过副业款后，口粮照分，自己能净落十七块五。现在印刷厂也承包了，得自己揽活。做得多拿得多，做得少拿得少，没活干就拿不到钱。而家里的责任田是非种不可的，不种田，一家人连口也糊不住。” 听到这些，王加根感慨万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多少游手好闲的人都勤快起来了啊！ 第十五章 祖孙情深 还有十天，王加根就要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了。 这段日子，所有的毕业班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陷入“无政府状态”。毕业考试过后，教师们都不怎么上课了，多半让学生自习。偶尔来到教室，也是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扯野棉花”。学生们想来就来，不想来就可以不来，躲在宿舍里睡大觉也没人管。 突然意识到在校的日子屈指可数，大家心里真不是滋味。无论平时对学校有什么意见，不管同学之间产生过什么矛盾，留恋和依依不舍之情都油然而生。从此之后，天各一方，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聚到一起？想到这一点，心理脆弱的同学甚至流下了眼泪，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少人都捧着精致的塑料封面笔记本，找老师和同学们留言。再就是照相。集体合影，相好的师生及同学合影，单个留影——让花园镇来的几个摄影师忙得不亦乐乎。 趁着这段混乱的日子，王加根回了一趟王李村。主要是告诉家人，他准备去河北他妈那儿过暑假。 听了儿子的暑期安排，王厚义半天没有吭声，明显有点儿不高兴。 “你就不能去潜江玩几天？”他嘟哝着提出异议，“你就不能去看看你爹爹婆婆、大伯大妈、三叔三姨、四叔四姨和堂弟妹们？不懂事的东西！江汉农场的那些人，才是你真正的亲人。” 从血缘关系来讲，王加根与“江汉农场的那些人”的确比较近。遗憾的是，他对那些人没什么感情，难得亲热起来。这也难怪，他基本上没有与那些人在一起生活过，来往的次数也极其有限。 他第一次去江汉农场，似乎是在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当父亲提出带他去江汉农场过年时，加根并不是很乐意。王厚义就哄他说，江汉农场要多热闹就有多热闹，街上跑着好多小包车；楼房有几十层高，仰面朝上望，帽子掉了都看不到楼顶。 出于好奇，他跟着他爸去了。 到那儿一看，才知道父亲是骗人的。那里的爷爷奶奶和四叔厚德一家子住在江汉农场一分场，其实也就是农村，只不过房子是公家修的，比较整齐而已。大伯厚仁一家子住在农场办的砖瓦厂，当地人称之为窑厂，与一分场差不多。只有三叔厚道一家子住在江汉农场总场。不过，总场也就相当于公社所在地。虽然党政机关和部门齐全，但最热闹的地方，只有卖蔬菜的集贸市场。几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稀稀拉拉，两旁是清一色的砖瓦房，连二层楼房都看不到。 被厚义骗过一次之后，加根再也不愿意去江汉农场了。因为那里不好玩——连白沙铺都不如。几家之间的关系也不好，经常扯皮闹矛盾，没什么意思。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根离不开奶奶。他不愿意让孤苦伶仃的奶奶一个人呆在王李村的家里。 加根的父母离婚时，他才一岁半，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大的。虽说，家里挣工分的是王厚义，柴米油盐都是他弄回来的，但是，把生米煮成熟饭，把自留地里的蔬菜扯回来做成美味佳肴，则靠奶奶那双灵巧的手啊！ 从记事时起，王加根就不喜欢他爸，对厚义没什么感情，既恨又怕。他们父子之间交流很少，不怎么讲话。白天，加根总是围着奶奶转，一刻也不肯离开；晚上，他固执地要和奶奶睡觉。 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他小学毕业。 王厚义为此苦恼万分，想方设法讨好儿子。进山砍柴时，把摘到的野山楂、野板栗塞给加根，把不知从哪儿弄到的钢珠子、玻璃球送给加根，示范着教他弹珠眼。有时，厚义半规劝、半强迫地把儿子弄到自己的卧房，但加根不是嫌他脚臭，就是嫌他打呼噜，或者以作业没写完为借口，不肯上床睡觉。好不容易被弄上床了，加根一会儿要解手，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说肚子饿了，一会儿叫身上痒，一会儿说有事要告诉奶奶，折腾得厚义把煤油灯点了又吹、吹了又点。最后，厚义实在是没有耐心了，就骂一句“小狗日的”，让他去奶奶的房间。 一旦躺在奶奶的怀抱里，加根就觉得特别安全。摸着奶奶身上松软的皮肤，听着奶奶均匀的鼻息和单调的儿歌，加根能够很安静地进入梦乡。 为了素珍和厚义破镜重圆，加根他奶作了十几年不懈的努力。在王李村与白沙铺那六十多里的田间小路上，不知留下了老人家的多少脚印，洒下了老人家的多少汗水和泪水。 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骄阳似火，大雨倾盆，寒风凛冽，飞雪满天。奶奶总是风雨无阻地日夜兼程，在这条伤心的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有时孤身一人，有时还背着孙子加根，牵着孙女加枝。在厚义与素珍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扭打中，奶奶总是双拳捣胸、呼天抢地，颠着缠过的小脚左拉右扯，不知无辜地挨过多少拳脚。 夜深人静，加根经常听到奶奶长吁短叹。那颤抖的、拖着长音的叹息声，时常萦绕在他耳畔。听来是多么悲苦，多么凄凉，多么辛酸，多么无奈啊！老人家有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哭起来。说她有一次去白沙铺，走在路上被一条老黄牛顶进了水塘。人落水后，就往水塘中央漂。她大声呼喊着“救命”，喊一声喝一口水，喊一声喝一口水，最后是别人用竹篙把她拉上岸的。 “怎么不让我淹死啊！淹死就一了百了啊！” 听着奶奶的哀号，加根的眼睛里总是旋转着泪水。 奶奶做饭的手艺在王李村数一数二。她的拿手好戏是做小麦粑。小麦粑贴锅蒸，挨锅的一面焦黄焦黄的，香味扑鼻。奶奶做的小麦粑又白又胖，村里的其他人家都比不上。加根一餐能吃两个，有时还带一个到学校，在同学们面前炫耀。奶奶炒菜的功夫也不赖。只是由于家里东西少，食油又金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平日，摆在餐桌上的，都是自留地里的出产，难得吃上鱼肉之类的荤菜。吃猪油的机会也不多。炒菜时，用的是生产队分的植物油。品种虽多，但数量有限，实际上只能抹抹锅。有时干脆把蔬菜洗净塞进瓦罐里，放在灶膛里煨熟，撒上一点儿盐就吃。 逢到奶奶做饭的时候，加根就坐在土灶前帮忙烧火。奶奶教他许多厨房里的小常识和小窍门。比方，炒菜煮饭要讲究火功，什么时候烧，什么时候灭，什么时候用猛火，什么时候用文火。“大火煮粥，小火炖肉”。如果弄反了，味道就差了。“穷灶屋，富水缸”。要注意防火，每次烧完饭，应该把灶膛周围的柴草清理干净……由于奶奶的言传身教，加根七岁时就学会了做饭。烧火时的良好习惯，经常得到村里大人的表扬。 奶奶瘦骨嶙峋，面色憔悴，形容枯槁，从早到晚总在忙碌。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喂猪喂鸡，清场扫地，有时还要到自留地里去种菜、浇水、拔草、上肥。当夜色降临，奶奶把家务活都料理得差不多之后，又坐在那辆破旧的纺车前，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开始纺线。老人家右手摇着纺车，左手握着棉花条，身体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白色的棉线伴随着纺车的歌唱无穷无尽地抽出，缠绕着飞速旋转的锭子，形成白萝卜一样的纺锤。如果纺车的歌唱突然停了，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加根就知道奶奶睡着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奶奶身边，用稻草或小树枝挠她的耳朵和脖子，直到奶奶猛然惊醒。醒过来的奶奶总是望着孙儿笑笑，揉揉眼睛，按按额头和太阳穴，接着又纺。直到再次睡着，再次被挠醒……这样几个回合之后，祖孙俩才上床睡觉。 把纺好的棉线用米汤浸泡两天，晒干后，请人织成布，收好。进入寒冬腊月，再把棉布送到裁缝铺——加根就有新衣服过年了。 家里的脏衣服都是奶奶一个人洗。老人家佝偻着身子，坐在小板凳上，双手在搓衣板上吃力地搓着，伴随着有节奏的搓衣声，头时前时后地晃动着。那场景，总让人想起服苦役的劳改犯。每搓完一件衣服，奶奶总要停下来，伸直腰，长长地吁一口气，用被碱水浸泡得通红的老手，擦擦额上的汗珠，接着再搓。 逢到洗蚊帐、被子、床单、棉衣这些大物件，奶奶就力不从心了。她只能把这些东西浸泡在脚盆里，吩咐孙儿赤足站在里面踩踏。加根乐此不疲，鞋子一脱，就站在脚盆里又跳又蹦，搞得脏水满地都是，溅得奶奶一身。踩得差不多了，再把这些大物件从脚盆里捞出来，祖孙俩一人抓一头，反向旋转，拧干水，装进木桶里。然后用扁担抬起来，到村东的门口塘里去涮干净。 门口塘呈三角形，紧邻村子的堤岸近百米，全部用石头垒成，每二十米左右有台阶伸向池塘中央，方便人们挑水或者洗东西。涮衣服的时候，先把衣服在水里浸湿，扔到青石板上，举起芒槌，下劲地捶打。那声音清脆悦耳，还有连绵不断的回音。当所有的台阶上都有人涮衣服时，捶衣声此起彼落，交相辉映，如打击乐一般。加根和奶奶轮换着捶，轮换着涮。村里的婶婶或姐姐们碰到了，总是主动帮助他们。加根知道，这些好心人都是出于对他们一老一小的同情。 谁让他是个没娘的孩子，奶奶又那样老态龙钟呢？ 奶奶的耳朵早就聋了。跟她讲话，得扯起嗓子喊叫，老人家才能听个大概。平日，难得有人跟她拉家常。况且，她也坐不住，没事做就浑身不自在。从早到晚，这摸摸，那拿拿，永远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实在累得不想动了，就坐在凳子上，让加根给她捶背，或者挠痒。 小加根又调皮，捶背如同擂鼓，捶得奶奶“哎哟哎哟”直叫唤；挠痒也不听奶奶“轻点儿”的嘱咐，两只小手简直就是两把刨子，在奶奶后背上抓出无数道红印，抓掉一些痂疤，鲜血直流。 奶奶没有缠过辫子，头发总是用头绳一系，外面罩上一个巴掌大小的黑发卡。她从来不去理发店，头发长了，就拿来剪刀，要孙儿给她剪短一些。加根笨手笨脚，剪得三长六短。奶奶用手摸摸，在镜子里照照，笑得泪眼婆娑，说，像狗子啃了的。 当然，奶奶最少不了加根帮忙的，还是为她剪脚趾甲。 奶奶的脚是裹过的，a字形，既小又难看。残酷的裹足布使脚趾长成畸形，趾甲特别厚，有的就是一个硬块，往肉里长，疼得她不能走路，隔段时间就要修剪一次。修剪奶奶的脚，必须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削竹笋一般，一点儿一点儿地削，既要下劲，又得小心。剪到肉了，她就会抱着脚丫子，呻吟好半天，但阵痛过后，老人家咬咬牙，叫孙儿接着剪。剪完一次脚趾甲，往往需要大半个时辰。 奶奶卧房里的家具，没有一样是完好的。衣柜、床、踏脚板都被虫蛀过，朽烂了。好多次睡觉或者踏脚时，都因为木板断裂而塌陷下去，不是摔伤了身子，就是崴了脚。还有便桶，老是漏粪。奶奶为此苦恼不已，而诸如此类的修理工作，都由加根来完成。搬块石头到床下面或者踏脚板下面顶着，找钉子和木片钉牢。只要能凑合着用，老人家就一个劲地夸孙儿能干。 “不指望那个掉头的！叫他做一点儿事，眼睛就鼓得象灯笼。”老人家噘着嘴巴，忿忿不平地骂王厚义。 房间里的蚊帐是奶奶的嫁妆，旧得不能再旧了。补了一层又一层，仍然有不少洞洞。夏夜，蚊子无孔不入，如飞机一般嗡嗡乱叫。卧房又相当潮湿，常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霉味，蟑螂和臭虫滋生。一到晚上，这些讨厌的家伙们便如坦克出动，在床上到处乱爬。 每天睡觉之前，加根总是和奶奶一起，先拿蒲扇进行一番扫荡，再关上蚊帐。老人家端着煤油灯跪在床上，加根细心地寻找目标。发现了“飞机”，就鼓掌欢迎一般地拍打；找到了“坦克”，就把它们从蚊帐的皱褶里揪出来，用指甲壳碾死。每次战斗结束，加根的两只小手就沾满鲜血，刽子手一般。 秋风刮过，冬天走近的时候，奶奶最少不得的东西是火坛儿。 火坛儿是一种取暖工具，相当于富人家里的脚炉或手炉。其形状及大小，类似于菜篮子：平底，半球体，有一个弧形的提手。为黏土烧成的陶器，精致一些的，表面还涂有一层粗釉。 奶奶冬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火坛儿里的冷灰倒掉，装入炭墼、砻糠或锯末，搁在厨房里。做饭时，再把燃烧的炭火铺在上面。奶奶侍弄好的火坛儿，多半是给加根使用。 看到孙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双手冻得红萝卜一般，奶奶便招呼加根过去，用自己瘦削、干枯、却比较暖和的双手紧紧地握着，笼在火坛儿上面。烘过上身，再让加根坐在凳子上烘脚，并解下围裙，盖在孙儿的腿上，让热气浸透他的全身。晚上睡觉前，奶奶总是先用火坛儿把被子烘热，再把赤条条的加根塞进被窝，四周掼得严严实实，被子上面压上棉絮。待孙儿进入梦乡，她再取出火坛儿，烤孙儿的棉鞋、棉袄和棉裤。可以想见，翌日清晨，当加根从被窝里钻出来时，穿的戴的该有多么舒服！ 加根上高二之后，寄宿在杨岗中学，每星期只能回一次家。 逢到他回家的日子，奶奶总是站在村口，望眼欲穿地等他。 一看到加根的身影，老人家就挪动双脚，颤巍巍地迎上前去。拉着孙儿的手，“林林，林林”地叫个不停，抚摸着孙儿的脸蛋，看他长胖了还是瘦了，询问他在学校里的衣食住行。 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时，奶奶高兴得什么似的，逢人便夸孙儿聪明，说孙儿有出息。但是，到了孙儿离家的日子，老人家又嘤嘤地哭了，哭得很伤心，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别离之苦和对孙儿的担忧，使得奶奶老泪纵横…… 第十六章 乌云笼罩 加根对江汉农场亲人们不冷不热的态度，厚义不是不清楚，但他还是抱有幻想，并且一直在努力，要增进儿子与王家亲人们之间的感情，让加根融入江汉农场那个大家庭。 加根师范毕业，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祖祖辈辈与黄土打交道的王家，终于有了一个吃公家饭的人，也算得上是光宗耀祖。所以，厚义特别希望儿子这个时候去江汉农场，在外人面前显摆显摆。这也是他当父亲的一种荣耀。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再去改变行程不太好。”扯完这个理由，加根觉得还不够充分，接着又撒了一个谎，“我托我姐在bj买了不少书，都是上班后要用的，必须去拿回来。” 厚义不再言语了，默默地吸着旱烟袋。他叫儿子去江汉农场，其实也就是随口说说，心里根本没抱什么指望，因为他明知道加根不会听他的。 “那好！你在家里歇着。我去双峰街上割点儿肉。”厚义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摁灭麻杆，屁股离开凳子站起身，走出了家门。 王加根这才来到一直在摇摇篮的奶奶身边。 他瞅了一眼熟睡中的婴儿，目光就回到了奶奶那饱经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与上次相见时相比，奶奶又老多了！一股酸楚涌向加根的喉管。 “胡月娥去隔壁打麻将了。”老人家显然有些生气，“喂完奶就出去了。地上尿布一大堆，眼见就没有换的了。我又腾不出手去洗。这小东西完全离不开人！别看现在睡得好好的，只要停下手不摇了，她马上就会醒。又哭又闹，磨死人！” 加根无言以对，对奶奶的怜爱和同情油然而生。他知道奶奶与他爸厚义的关系不好，两人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却如同路人，平时都不怎么讲话。这些年来，除了大年三十吃团年饭，他们从来就没有坐在一张桌子上用过餐。 老人家一直把加根父母离婚的过错，归咎在厚义身上。她怪厚义脾气不好，性格粗暴；骂厚义作风下流，与别的女人乱搞……谈起厚义就怒不可遏，恨得咬牙切齿。 王厚义呢？对加根他奶同样没有感情。虽然厚义是以继子和上门女婿双重身份进入这个家庭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喊过老人家一声“妈”，一直称呼加根他奶为“伯母”。那么繁重的家务压在老人家身上，厚义丝毫也不同情，还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儿，说衣服没洗干净，说饭里有砂子，说家里的猪越喂越瘦……稍有不满意，就对老人家横眉瞪眼，污言秽语地谩骂。 这种时候，加根他奶多半忍气吞声，不与厚义计较。但厚义有时又骂得实在太不象话，表现得太不近情理，老人家就要回骂几句。结果，就招来厚义的拳打脚踢。加根曾亲眼见到，他爸双手扯着奶奶的头发，狠命地往墙上撞，撞得奶奶昏死过去…… 因为这些耳闻目睹的经历，加根离家去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对奶奶特别不放心。有他在家，厚义兽性发作的时候，他还能尽自己的力量帮奶奶一把，喊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来扯劝。而他这一走，奶奶可真是孤立无援、凶多吉少、前途未卜啊！ 初到孝天县师范学校，王加根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奶奶。逢到节假日休息，他就坐汽车回王李村看奶奶。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奶奶的身体不如从前，比上次要衰老一大截，耳朵也越来越聋了。一聋三痴，干家务活不如以前利索。奶奶看到孙儿回来，总是高兴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拉着加根的手，问长问短。系上围裙，挪动着小脚进厨房，煮鸡蛋给孙儿吃。 家里的鸡下蛋了，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总是瞒着王厚义，收在自己的衣柜里。等加根回去了，就煮给孙儿吃。前年夏天，因为天热，加根又两个多月没有回家，奶奶收藏的鸡蛋好多都坏了。老人家心疼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地骂自己“老糊涂了”。有了这次教训之后，她就把鸡蛋卖给那些走村串户的小商贩，留下钱，等加根回家了，就偷偷地塞给孙儿。 不过，自从胡月娥来到这个家，加根他奶就很难从鸡窝里捡到鸡蛋了。老人家完全丧失了对这项收入的支配权。 “哟，加根回来了！还没吃饭？我拿鸡蛋给你下面条。”加根刚挨着奶奶坐下，胡月娥就耸着高高的胸脯，从外面走进家门。 加根说不饿，不用单另做吃的，呆会儿一起吃午饭就行了。 “也行。你爸去街上割肉了，中午炒两个好菜，你们父子俩喝点儿酒。”胡月娥顺风转舵，拎起厨房门口的菜篮子，说，“我去菜园子弄点儿菜回。” 半个时辰后，王厚义和胡月娥双双回家了。夫妻俩一起动手，洗的洗菜，切的切肉，煮饭炒菜，齐心协力做好了午饭。 “加根，你去把胡太婆接来，一起吃中饭。”厚义见桌子上有这么多好菜，吩咐儿子去请胡太婆。 加根满口答应着出了门。 胡太婆是王李村独一无二的五保户，并且是村里年龄最长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她丈夫死得早，唯一的女儿出嫁后，胡太婆就孤身一人生活在王李村，一直由生产队保吃、保穿、保医、保住，死后当然还得保葬。也不知祖辈之间存在什么亲缘关系，胡太婆一直被加根家认定为“自己屋里的”，平时走动比较频繁。王厚义担任生产队长那些年，对胡太婆也格外照顾。胡太婆家的生活用水，总是厚义帮忙挑。春节时的对联，也是厚义帮忙贴。厚义家里弄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胡太婆送一碗。 像今天这种情况，厚义自然也不会忘记胡太婆。 加根甚至觉得，他父亲对胡太婆，比对他奶奶还要好，也不知道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当然，胡太婆对加根也是挺好的，打小就格外喜欢他，见到他总是“乖乖”前“乖乖”后地叫着，把别人送的罐头呀蛋糕呀分给加根吃。过年的时候，加根还会跟着父亲去胡太婆女儿家——也就是他姑婆家拜年。后来，胡太婆的外孙女春芝嫁给了加根的四叔王厚德。亲上加亲，两家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胡太婆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门口是开阔的稻场。老人家正坐在屋侧边的树阴下，手摇着蒲扇乘凉。 当加根说明来意时，胡太婆并没有表现出他所预想的那么高兴，反而脸拉得老长，没好气地回答：“我不去！” 加根非常吃惊，问胡太婆为什么不接受邀请。 胡太婆于是拉着加根的手，长长短短地哭诉起来，又生气又委屈地说，王厚义和胡月娥对她如何不好，如何虐待她。 “胡月娥昨天还跳起胯子来骂我，咒我死！今天又接我去吃饭。我是三岁小孩么？打一下，再摸一下。”胡太婆气呼呼地说，接着又嘱咐加根，“乖乖，你要是工作了，就把你奶奶接走，让她跟着你享几天福，莫让她跟着厚义和胡月娥。这两个狗男女，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迟早会把你奶奶整死的。” 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很过意不去，但还是盛情相邀。 胡太婆执意不去。她说，与厚义和胡月娥坐在一起根本就没有胃口，哪里吃得下什么东西。 告别胡太婆，返回家里的路上，加根越想越生气，一股无名的怒火在胸膛里升腾。王厚义的半吊子脾气上来了，对老人开口就骂、动手就打，这个他心里很清楚。但是，胡月娥竟然也这么泼、这么恶，却是他没有想到的。 王厚义与胡月娥是去年春天结婚的。 这一年来，加根与胡月娥接触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礼拜。总体上讲，他对这个继母的印象还不错。会做家，肯劳动，舍得吃苦，做事麻利，平常总是风风火火，对他也比较热情。加根甚至认为，他爸娶了胡月娥，是捡了个极大的便宜。 厚义与白素珍离婚后，先是试图复婚，结果遭到白素珍的拒绝。他死心之后，又努力重新再找。托媒人无数，钱也花了不少，但一直未能如愿，整整当了十五年鳏夫。去年，在本家二爹的撮合下，四十三岁的厚义才娶到了胡月娥。尤为让王李村很多人眼红、让加根感到吃惊的是，胡月娥不仅五官端正，体格健全，没有任何生理缺陷，而且年龄才三十岁出头！ 据说，胡月娥是结过婚的，生有一儿一女两个小孩。婆家在孝天县花西公社。她丈夫原本是个退伍军人，后来不知怎么患上了精神病，经常无缘无故的打她、折磨她。她忍无可忍，就离家出走，一个人在外面讨吃要饭。到王李村时，被加根的本家二爹收留。本家二爹就把这个讨饭的女人介绍给了王厚义。没想到，两人见面后，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很快就生活在了一起。转眼过去了一年多，两人相亲相爱，还生了一个女孩儿。 直到今天，加根才发现胡月娥是如此不尊敬长辈的一个泼妇。他决定要与父亲和继母理论理论。走进家门，他看到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坐在堂屋里，显然他们是被厚义请来共进午餐的。 “胡太婆呢？”看到儿子一个人回了，厚义问。 “她不来。” “为什么？” 加根看了一眼正往桌子上端菜的胡月娥，故意大声回答：“胡太婆见到我，就破口大骂。说，昨天那个不要脸的婆娘跳起胯子来骂我，咒我死，今天还请我去吃饭。” “算了！算了！不来就算了。”王厚义不停地冲加根使眼色。 加根正在气头上，哪里肯善罢甘休？他转身面对胡月娥，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你为什么要咒胡太婆死？胡太婆快一百岁的人了，你凭什么诅咒她老人家？凭什么？凭什么？你说！” 王厚义一个箭步朝加根冲过来，骂道：“你个小狗日的，反了天！” 本家二爹起身拦住厚义，护着加根。 “你们凭什么虐待一个百岁老人？凭什么？说！” 王厚义一把抓起加根的胳膊，往屋外面拉：“走！我跟你一起去问问那个老东西。” 出门后，厚义用手指头戳着儿子的前额：“你个小狗日的！就是找借口回来闹。你跟老子滚！老子不要你这个强盗狗日的。” “要我滚？没那么容易。”加根圆睁怒目地回敬道，“我走了，你们还不把几个老人整死！” 父子于是争吵起来，引来了左邻右舍不少人围观。 厚义对儿子怒目而视，口里不断地骂着脏话。 在众人的劝说下，父子俩最终都回到了屋子里面。本家二爹本家二婆又从中带了半天和，大家才围坐在了饭桌上。 加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猪肉扔进嘴里。一边咀嚼，一边端起酒杯，伸到本家二爹本家二婆面前：“请！” 厚义坐着没动。他抬起右手，伸出指头点着加根的额头：“老子哪一点儿对不住你？每次回来总是把你当客待。” 加根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眼睛里燃烧着愤怒的怒火，没有作声。 厚义拎起酒壶，放到一边：“老子今天不给酒你喝。” 加根就拿起筷子一个劲地吃菜。 “怎么？她忙了半天，现在就让她坐在灶屋里？”厚义对着加根问。“她”显然是把胡月娥。 “我又没叫她不吃！未必还要我去喂她不成？”加根不好气地回答。 厚义气得浑身发抖，又骂开了：“你个小狗日的，今天不去向她道歉，不去把她说好了，老子饶不了你！” 正在父子俩唇枪舌剑的时候，胡月娥突然哭着从厨房里冲了出来，径直往大门外面跑。 王厚义马上站起身，冲过去把胡月娥抱住。 胡月娥声泪俱下，挣扎着又哭又闹：“我要去问问那个老母狗！老！我是么样对不住她。” 王厚义把胡月娥抱回家，按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气急败坏地怒视着儿子。 加根他奶站起身，扯了扯孙儿的衣襟，示意孙儿快点儿跑。 加根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拿起酒壶，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又继续往空酒杯里斟酒。 本家二爹抢过酒壶，劝加根不要再喝了。 他置之不理，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再拿起筷子夹菜。菜送进嘴里的同时，泪如雨下。他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他妈白素珍和姐姐加枝的身影，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怎么也吞不下东西。 呼天抢地的胡月娥慢慢平静下来，抱起摇篮里的婴儿，掀起上衣开始喂奶。 王厚义又回坐到饭桌上，责问正在流泪的儿子：“怎么？你还抱屈了？” 加根再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他离开饭桌，拎起脚盆到奶奶的房间。从厨房的水缸里舀了两脸盆凉水，洗了一个冷水澡。然后，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听任何人的劝告，头也不回地走了。 坐在开往花园镇的班车上，加根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情绪颓败到了极点。他开始检视今天的行为，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儿感情用事。 听过胡太婆的哭诉，他的确非常生气，做好的仗义执言的准备。但是，他没有想到会闹出如此糟糕的结果。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本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比方，与王厚义和胡月娥私下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现在，他这么一闹，不仅没有起到调解作用，反而加剧了厚义夫妻与老人们之间的矛盾。 他闹完后走了，胡太婆的日子不是更加难过么？ 唉，这就是年轻人“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毛病。 不过，加根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的错误，反而觉得一肚子的委屈。自己十几岁就外出求学，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平日难得享受天伦之乐，可回家又总是闹得不欢而散。四邻八乡考出去的学生，哪一个回家是这个样子？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为什么会碰到这样一个冷血动物般的父亲？ 天空乌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暴雨了。 第十七章 外生枝 王加根偷偷溜回王李村之后，方红梅也没心思上课了，整个上午都显得六神无主。在她看来，教室里没有王加根，就如同天空没有太阳，万事万物都失去了生机。 最后一节课是自习，她不想继续呆在教室里，准备溜回宿舍清理东西，吃过午饭就去花园汽车站接车——这是昨晚她和加根约好的。因为不知道班车到站的准确时间，她打算尽可能早一点儿去，免得与加根错过了。 刚进女生宿舍，就听到身后有人喊“方红梅”。 她回头一看，是班长宋双清站在门口。他几乎是撵着她的脚步跟到女生宿舍的。方红梅以为班上有什么事情，赶紧迎了过来。 宋双清靠门框站着，显得有点儿腼腆。他从裤子袋里搜出一个纸盒子，递给方红梅：“送给你的小礼物，请笑纳！” 原来是这！方红梅道了声谢，笑着接过礼物。打开纸盒子一看，她脸上的笑容又倏忽消失，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块手表！ 要毕业了，同学之间都在相互送礼物，留作纪念。有的送书，有的送笔，有的送塑料面皮的笔记本，这些都说得过去，而送手表就太贵重了，性质似乎也变了味。 她把纸盒子还给宋双清，说：“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值不了几个钱，一点儿心意。”宋双清显然有些尴尬，嗫嚅着，“你的名字叫红梅，我特意挑了梅花牌的。同学两年了……”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方红梅态度异常坚决。 宋双清迟疑片刻，只好接过纸盒子，重新装进自己的衣袋里。 “那中午我请你吃饭总可以？”双清满脸通红地提议，“你不会连这点儿面子都不给我？” “我下午有事去花园镇。想早一点儿从学校出发。”方红梅委婉地谢绝。 “我就在花园镇请你吃饭！”宋双清兴奋地叫道，“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你吃完饭后，正好去办你的事情。” “这……”方红梅仍然觉得不妥，问：“你还请了哪些人呢？” “肯定不只我们两个呀。” “比如呢？” 宋双清故弄玄虚地卖关子：“暂时保密。你去之后就知道了。” 方红梅觉得，同学的这份盛情没办法拒绝，就勉强答应了下来。 宋双清脸上泛出兴奋的红光。两人定好了出行方式，以及到达五一饭店的具体时间，他就踌躇满志地告辞了。 望着宋双清远去的背影，方红梅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宋双清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而且一直对她很好。 我们已经知道，宋双清是花园公社宋家河人。进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前，他已在他们大队办的小学里当过几年民办教师。他是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最后被县师范录取的。双清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经常穿一件肥大的衬衣，扣子不扣，全敞开，走路左右摇晃，如同鸭子崴。衣摆在身后飘起的时候，极易让人想起电影里的日本汉奸。他这形象，难得给人较好的第一印象，不过，时间一长，深入接触之后，人们又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 双清在班上年龄最长，又有工作经验，社会阅历丰富，言谈、处事显得比较成熟。第一次见他站在讲台上，从容不迫，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点名的时候，由于红梅还以为他是班主任呢！当其他同学刚刚开始学习音乐简谱，老是为“哆来咪”发音不准犯愁的时候，宋双清已经能够识别五线谱，还能摆弄好几样乐器。教室里那架用于教学的脚踏风琴自然不在话下。他还会拉二胡，拉手风琴，吹笛子，吹口琴，吹唢呐……真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让那些按部就班考进师范学校的应届生汗足汗颜。后来，双清竟然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写歌，抱着吉他自弹自唱。 哎呀呀，这简直就是一个音乐天才嘛！ 第一学年，宋双清当仁不让地担任班上的文艺委员。第二学年，又当选为班长。逢年过节，孝天县师范学校搞文艺演出的时候，他总是大礼堂舞台上最光彩夺目的一个。虽为一班之长，又如此多才多艺，但双清的人缘却不是很好。除了得到班主任汤正源的信任，以及花园公社来的几个同乡的追随，班上大多数同学对他都没有好感，甚至从心底里痛恨他。这其中，或许有嫉妒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觉得他心胸狭窄，妒贤嫉能，容不下其他有才华的同学。 孝天县师范学校虽小，也算得上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这从孝天地区师范学校体育、音乐、美术比赛成绩中就不难看出。拿王加根所在的八0三班来讲，歌唱得最好的是徐磊，字写得最好、画画得最好的是杨保胜，体育方面的健将也大有人在。身为班长，宋双清本应该让这些同学们发挥专长，为班级争光，但恰恰相反，他害怕这些男生脱颖而出，动摇了他的“明星”地位。所有抛头露面的场合，他都亲自出马，至多带上几个平庸的花园公社老乡，以及三个与他没有竞争关系的女生。而不给其他男生任何机会，更谈不上为这些同学提供展示才能的平台。谁出类拔萃，他就打击谁；谁出人头地，他就压制谁。哪怕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也会想方设法残酷无情地掐掉。 这些情况，团支书方红梅同学并不是很清楚。作为班上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一起商量班级工作，一起研究宋双清的歌曲和诗歌新作。两人齐心协力，配合得比较默契。从宋双清平时的言谈举止，方红梅曾意识到他对自己过于殷勤，特别是从那双看人躲躲闪闪的眼神中，她猜测这家伙对自己有“非分之想”，总担心他会表达什么“意思”。但后来又听说，宋双清当民办教师时已经交了女朋友，结婚证都领了，只是没有举行婚礼。再加上双清家庭条件好，平时穿的戴的非其他同学能比，他父亲又是建筑工头，方红梅这才觉得自己想多了，有点儿自作多情。 “但是，宋双清今天为什么要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为什么要在花园镇最高档的饭店里请我吃饭呢？”带着这些疑问，方红梅一路踽踽独行地来到了花园镇。 到了五一饭店她才知道，宋双清今天宴请的客人，实际上只有她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文学泰斗”熊老师两个人。 他们坐在了二楼的一个小包房里。 菜点得不多，但都很精致。每一盘菜看上去都如同一件艺术品，让人不忍心下筷子。喝的是红酒，还有牛奶和桔子汁。 方红梅是第一次涉足这么高档的饭店，口无遮拦地开起了玩笑：“到底是建筑工头的公子啊，出手这么阔绰，请客这么大方。” 这句显然带有讽刺意味的赞叹，让宋双清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感觉比较难堪。 “你们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高层相会，当然应该搞得慎重些，规格应该高一点儿。”熊老师真不愧为“文学泰斗”，戏谑地打起了圆场，惹得主宾双方都笑了。 寒暄、客套、玩笑过后，熊老师首先端起的酒杯。 他以师范学校教师的身份，借花献佛，祝贺方红梅和宋双清师范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接着，又阐述了今天聚会的主要意图：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联络感情。 两个准毕业生随声附和。 熊老师介绍说，他与双清的父亲是多年的老朋友，与双清也算得上是忘年交。并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宋双清的家庭：双清他爸的事业越做越大，在花园镇搞建筑的老板中，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建筑队的名称也改成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双清只有一个哥哥，跟着他爸在搞建筑。双清他妈和嫂子在家里种责任田，带两个侄子…… “双清的个人情况就无须我啰嗦了，你们同学两年，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方红梅笑着说：“听熊老师的口气，似乎是在给宋双清打广告。” “文学泰斗”踌躇了一下。端起酒杯与两个学生碰了碰，深深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酒杯，赴汤蹈火般地对方红梅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反正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就不拐弯抹角，直说了！双清这个人脸皮儿比较薄，他早就喜欢上了你了，白天黑夜为你神魂颠倒，希望与你建立恋爱关系。可是又一直没有勇气向你表白，今天托我牵个线，做个媒人。不知红梅同学意下如何？” 如此直截了当，让两个年轻人都有点儿措不及防。包房里的气氛霎时凝重起来，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宋双清神情紧张，双眼热辣辣地盯着方红梅，就像在等候法官宣读判决书一样。 熊老师突如其来的提问，完全出乎方红梅的意料。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沉默片刻，她反问道：“宋双清不是有女朋友吗？我还听说，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 “这件事情我来解释！”双清见熊老师准备为他辩解，马上挥手予以阻止，抢过话头，“在大队小学教书的时候，我确实谈过一个女朋友。她是我的同事，也是民办教师。我们两人一度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后来发现，彼此性情并不相投。我爸妈和哥哥嫂子也不同意我与她在一起。特别是我考上师范学校之后，家里人都希望我找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女朋友。” 宋双清说，他与那位女民办教师已经分手了，办了离婚手续。为了证实自己没有说假话，他还从随身带的挂包里掏出了红色封面的《离婚证》。 到了这个时候，方红梅觉得应该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她首先感谢熊老师的热心，感谢宋双清的坦诚，最后非常遗憾的告诉他们，她已经有了男朋友。 熊老师一怔，把惊诧的目光投向宋双清。 “能告诉我这个幸运的人是谁么？”宋双清酸溜溜地问。 “暂时保密。”方红梅莞尔一笑。 “是不是王加根？” 方红梅不置可否，默不作声。 “王加根？就是那个学写小说的王加根？”熊老师表现出大惑不解的样子，“这个同学我接触过，是你们班主任汤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小伙子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呢……我绝对没有诋毁他的意思啊！如果跟双清比较起来，还是要差许多。就说他给我看的那些作品，名义上是小说，其实与中学生写的作文没什么区别，就是篇幅稍微长一点儿。而双清写的诗歌，绝对是那么回事！他们两个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宋双清谦虚地说：“熊老师过奖了。” 熊老师继续履行当媒人的职责，劝方红梅再重新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必须慎重。就拿即将开始的毕业分配来说！根据往年分工的惯例，哪个公社来的学生，就分回哪个公社去。宋双清是花园公社人，最起码能够分到花园公社。如果再找找关系，托托熟人，说不定能够分到孝天城或者花园镇。 “如果你与双清建立恋爱关系，我熊某人一定尽犬马之劳，想办法把你们两个人分配在一起。”县师范学校“文学泰斗”信誓旦旦地拍胸保证。 “谢谢熊老师。”方红梅如坐针毡，态度却非常明朗，“真的对不起！非常非常抱歉！恕我难以从命。”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没有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方红梅说自己已经吃好了，站起身告辞。她真想自己去结账，可囊中羞涩，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唉，将来工作之后，再去还宋双清这份人情！ 两个男士大度地把她送出了五一饭店。 来到火车站站前广场，方红梅犹豫起来。她原本想沿胜利路直接去花园汽车站，又担心在路上被同骑一辆自行车的熊老师和宋双清追上了，再次见面时难为情。于是，就改变了主意，走向了相反方向的民主街。路过新华书店时，看到“钟表修理”的招牌，她突然记起加根托她办的另一件事情：帮白大货修手表。 上礼拜，在民办教师转正考试中失利的白大货来师范学校还手表，同时把自己那块坏表也交给了王加根，嘱咐他抽时间去花园镇帮忙修理一下。加根一直没时间，昨天晚上就把坏手表交给方红梅，托她帮忙修理。可是，她刚才走得太急，竟然忘记把这块坏手表带上。 “都怪这个宋双清！无事找事，偏偏今天请我吃什么饭。”她有些恼火地在心里埋怨。沿着民主街继续往南走，到十字街口再转中山街向北，绕道来到达花园汽车客运站。 进候车室询问，别人告诉她，从杨岗开过来的班车，半个小时前就到站了。下一班车的到站时间是五点半。 方红梅一听就急了。王加根会不会在半个小时前到站的那趟车上呢？绝对有可能！她于是一路小跑地往五里棚的方向赶。 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再停下脚步，前后左右地搜寻。一直到孝天县师范学校，还是没有看到王加根。 教室里没有。男生宿舍也没有。看来，王加根没有坐这趟车，有可能在五点半那趟班车上。 方红梅又一次在心里埋怨宋双清。 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往花园镇跑了。在女生宿舍里歇了一会儿，就走出校园，进入五里山上的小树林，漫无目的地溜达。 此时此刻，王加根正坐在从杨岗开往花园镇的班车上。他同样在思念着接车的方红梅。尽管汽车一直以最快的速度在土石公路上颠簸前行，他还是感觉如同蜗牛一般慢。 汽车进入花园镇之后，王加根的目光就在公路两旁的行人中搜寻。一直到花园汽车站下车，仍然没有发现方红梅。出站之后，他同样站在街道上前后左右地了望，跟一个多小时前的方红梅如出一辙。 候车室的大门已经锁上了，方红梅不可能在里面。 王加根有些着急了，跑到汽车站附近的几个商店里去找，仍然没有他的心上人。 她会不会在花园大桥头等我？那里是回县师范学校的必经之地。这样想着，王加根赶紧加快脚步，急匆匆地穿过了中山街。 大桥头上没有。从大桥这头走到那头，还是没有。 他只得一往无前地向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方向行进。走一会儿，停下来回头望一望。走走停停，一步一回头。有时，误以为走在前面的单身女子是方红梅，追过去才发现不是；有时，又担心方红梅在花园镇还没有回来。他一会儿想追，一会儿想等。带着这种极其的矛盾心理，一直走到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大门口。 这时，他才看到从五里棚山上小树林里出来的心上人。 第十八章 牵肠挂肚 把王加根送进车厢，目送奔驰的列车一路向北，消失在视野之外，方红梅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五脏六腑如同突然之间被掏空了一样。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 为了不让候车室里的同学看出破绽，方红梅在出站口站立了一会儿，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直到情绪完全平静下来之后，才强作笑颜地走进候车室。 南下的慢车很快就来了。 进站上车后，同学们在车厢里谈笑风生，丝毫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离愁别恨。只有恋爱中的方红梅是个例外。她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轰鸣声，手里捧着全班同学的合影。凝神注目，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那张亲爱的脸。 本来，她是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到孝天城，然后转长途汽车到方湾公社的，但列车到达中途的肖港火车站时，她就执意下车了，决定从肖港走路回家。一只装满杂物的木箱，一捆铺盖行李，一根锄把长短的木棍挑着，方红梅开始了十五里路的步行。 走在路上，她满脑子里想的还是王加根。 北上的列车现在应该已经进入hen省，明天凌晨才能到bj站。这趟火车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意外？下车后，那么大一提包东西，加根拿得动吗？我为什么同意他去河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既然答应了他去河北进行那么重要的谈判，我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加根能够说服他妈妈吗？ 方红梅挑着行李，一路行走，一路胡思乱想。 到了瀤河岸边，她不得不停下来，等着漂浮在河面上的小木船。她必须坐小木船过河，然后再步行七八里路，才能到达方湾公社。 这段行程，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她肩膀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染红了衬衣。晚上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她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才醒过来。 加根现在应该下了火车。他是去bj农业大学找他姐？还是直接转长途汽车去河北迁西？这么早，他一个人在bj的街道上行走，会不会遇上坏人？菩萨保佑他一路平安啊！ 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方红梅睁着大大的眼睛，一直到天明。 白天，她无心听奶奶和父母的絮叨，无心参与弟妹们的斗嘴和打闹，更不愿意去街上买菜或者下地干活，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地呆着。看看小说，翻翻杂志，或者和衣躺在床上，放纵着她的思念，猜测心上人此刻到了哪儿、正在干什么。她真想给加根写封信，倾诉自己的相思之苦，询问一下他眼下的情况，但又不知加根究竟是在bj，还是在河北，不知道信该往哪儿邮寄。 唉，还是等加根来信之后再说！ 此后的日子，她就天天盼望着王加根的来信。 正在她因为得不到王加根的消息而煎熬的时候，家里其他人关注的焦点都聚集在了她妹腊梅和大弟敬文身上。他们两个马上就要参加中考——这当然是全家的头等大事！ 中考前夕，一家之主方父已经没有心思上班了。他向方湾卫生院院长请了假，在家里悉心侍候两个即将参加中考的考生。 正式考试那天，早餐过后，眼见腊梅和敬文走出家门，方父双手在围裙上揩着，不停地嘱咐：“要沉着，莫慌！” 目送孩子们远去的背影，这个四十岁的汉子眼眶里旋转着泪水。他一会儿进厨房，一会儿到堂屋，一会儿进卧室。时而站着，时而坐下，六神无主，心脏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 到了上午放学的钟点儿，他老早就在大门口翘首了望。 看到腊梅和敬文的身影，方父又赶快拿起身边的扫把，在已经很干净的地面上扫着，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眼睛的余光，却在孩子们的脸上顾盼，观察他们的表情是忧还是喜。 如果孩子们主动汇报考试情况，说的是好消息，他就故意浇冷水：“你容易别人也容易，水涨船高，不能骄傲，再接再厉，把下一门考好。” 要是孩子们说的是坏消息，他又不失时机地给孩子们打气：“没关系，没关系！这科不行有下科，农业损失副业补。快点吃饭，吃完饭后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门考试。” 全部科目考完之后，两个考生喜形于色，自我感觉良好，预估的分数都超过了往年中专和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前段日子阴云密布的家里霎时云开雾散，拨开乌云见太阳，大家再也没有那种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不过，方父还是比较谨慎，嘱咐孩子们不要盲目乐观，在外人面前不要张狂，毕竟中考的卷子还没有改，分数没有出来。即使自己感觉良好，也不一定就百分之百能考上。他还说了句不知是从哪儿听来的一句至理名言：“你易他易，易中失分；你难他难，难中取胜。” 这一天，方父从方湾卫生院下班回来，显得特别激动，并且把方母和大女儿红梅叫到堂屋里，神秘兮兮地告诉她们，下午方湾中学周东明老师到卫生院看病，给他透露了一条重要信息，说是今年孝天县中考的试卷集中在杨岗中学改。 “你赶紧给加根发电报！”方父对大女儿说，“让他快点回来，到杨岗中学找找他中学时的老师，看能不能给腊梅和敬文帮点儿忙。” “我才不发电报呢！”方红梅一口回绝，“谁知道他现在是在河北，还是在bj。就算他收到了电报，他妈妈也不一定同意他回。才去了几天！再说，这种小道消息谁知道是真还是假。” 方父方母于是轮番对大女儿进行轰炸。 一个说，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就算是假消息也应该去试试，事关腊梅和敬文的前途和命运，绝不能当成儿戏。另一个说，让加根回来办完这件事情，再返回河北去，不影响他在那里过暑假，加根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不让他多花一分钱。 方红梅充耳不闻，坚决不同意发电报。她冷静地分析之后，觉得周东明所谓的“信息”纯属无稽之谈。全县中考的试卷阅卷地点不可能在杨岗中学！她听王加林讲过，杨岗中学规模很小，条件极差，根本就没有接待阅卷教师的能力和条件。再说，就算阅卷地点真的在杨岗中学，这样的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周东明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周东明，因为我踹了他儿子而怀恨在心，又知道我谈了个杨岗公社的男朋友，就故意编造这样的谎言，愚弄我父亲，想看我们一家人的笑话。 方红梅把自己的这些推测讲给父母听，指出周东明没安好心，叫他们不要听信他散布的谣言，以免上当受骗。 “能上多大的当？能受多大的骗？”方父固执己见，“不就是往返河北的路费么？就算浪费了，又有几个钱？” “你让加根回一趟，有那么难么？万一真是在杨岗中学改卷子呢？这么好的机会不是错过了？”方母跟在方父后面打边鼓。 红梅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讲道理，两个老的都听不进去，于是开动脑子想对策。打电报让王加根回来是绝对不行的！这是底线。但她又不能表现出对弟妹升学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于是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这样！我去杨岗公社找找师范同学杨保胜。他和加根都是杨岗中学毕业的，让他去找以前的老师，效果是一样的。” 口里这样说，实际上她心里并没有打算让杨保胜去干这件完全不靠谱的事情，而是准备和杨保胜一起去游览双峰山。 长这么大，她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山是什么样子呢！王加根多次在她面前提到双峰山，吹得神乎其神。 据说，双峰山是孝天地区最高的山，海拔接近九千米。山上的白云寨是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王仙芝屯兵聚粮的地方。山上有个天然溶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当地人称为仙人洞，现在改叫青龙洞了。洞口在山顶上，有如一口深井，已经探明的主道长度超过一千米。千米之外是地下暗河，可以听到下面的流水声。青龙洞洞中套洞，径道曲折幽深，加起来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楚。洞中最宽敞的地方面积超过两百平米，可以容纳百把人在里面跳舞。山上有座寺庙叫回龙寺，是佛教禅宗多任祖师住持说法的地方，其名声一度超过河南嵩山的少林寺。明代皇帝朱元璋还在这里避过难呢！山上的双峰书院是明末清初工部侍郎、画家程正揆讲学的地方，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这里，御批“天下第一泉”，雕刻着这几个大字的石碑至今保存完好…… 这些传说与典故，一直深深地吸引着她。加根承诺过，从河北回来就带她去双峰山玩。现在父母逼她去杨岗公社，不如趁此机会提前游览双峰山。反正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两个老的还让她不得安生。 这样想着，她就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背上黄挂包就出发了。到方湾街上坐开往孝天城的汽车，准备从那儿转车去杨岗公社。 到孝天县汽车站一看，开往杨岗公社的最后一班车已经发车了。怎么办？回方湾明天早上再出发？两个老的又会不依不饶，唠叨得让她心烦。方红梅记得王加根以前在师范时回家，总是到花园镇坐汽车，下午很晚还有开往杨岗公社的班车。 “对呀！我干脆坐汽车到花园镇，再从花园镇转汽车去杨岗公社。”这样想着，她就买了一张开往花园镇的汽车票，进站上车。 不走运的是，这趟车在半路上抛锚了。 修车花了一个多小时，到达花园镇时，快到下午五点半，已经没有开往杨岗公社的长途汽车了。 方红梅一个人走在花园镇熟悉的街道上，心情相当郁闷。偶尔遇到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教师，热情地邀请她回母校玩儿。她礼节性地答应着，却没有去五里棚的打算。路远是其次，主要是觉得自己已经毕业了，再去县师范学校没什么意思。不明内情的人见她出现在师范校园里，还会认为她是为分工的事找人帮忙呢！她才不愿意让别人乱嚼舌根，在背后戳自己的脊梁骨。 那么，去哪儿过夜呢？ 方红梅记起同年级英语班有个女生家住花园镇。就在花园大桥西头的一个村子里——她曾经去过一次。 对！去那位女同学家里碰碰运气。 幸运的是，那位女同学正好在家里。女同学的母亲对方红梅非常客气，让座倒水，削苹果，弄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吃过晚饭，女同学又拉着方红梅去花园电影院看电影。放映的片子叫《白莲花》。散场出来时，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两个小姑娘一边嘀嘀咕咕地议论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一边加快脚步往花园大桥的方向走。刚走过大桥，就遇到了一群叼着香烟、趿着拖鞋、穿着花短裤的待业青年，其中一个男青年流里流气地问：“这么晚了，等谁呀？” 两个小女生吓出一身冷汗，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不敢继续往前走了。正僵持时，后面来了几个拖板车的农民。她们屏住呼吸，跟在板车的后面，这才摆脱了那群二流子的纠缠。回家之后，两人仍然心有余悸，都说，以后深夜再也不敢单独出门了。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方红梅就起床了。她跟女同学打了声招呼，没有惊动她的家人，也没有过早，就直奔花园汽车客运站。 到售票窗口买票时，别人告诉她只有到周巷的班车，没有到杨岗的班车。原因是，周巷与杨岗之间正在修路，汽车不能通过。 “周巷离杨岗有多远？”她着急地问。 “八公里，十六里路。” “那就买到周巷的车票！” 好几个到杨岗公社的人，都和方红梅一样，坐上了这趟终点站为周巷的长途汽车。汽车开出花园镇，就进入了丘陵地带。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加上夜里下过雨，土石公路上满是泥泞，行进相当缓慢，车速怎么也提不起来。乘客们有的在高声谈论着今年早稻的收成，有的在争论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利弊。 方红梅对这些不感兴趣。 她坐在紧靠车窗的座位上，眺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及山间郁郁葱葱的树林和袅袅飘浮的云雾，显得非常激动和新奇。这些景致，她可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 在周巷下车后，方红梅跟着那几个同样去杨岗的乘客，结伴而行。路上坑坑洼洼，满是泥泞。出周巷街道不久，就碰到一些修路的民工。他们用掺有水泥的沙土和石块，对路面上比较大的坑洼和被压坏的路基填填补补，并没有准备大动干戈地进行整体翻修，更没有铺设沥青路面的打算。走了七八里路的样子，土石公路从一个村子里穿过。 “到双峰了，已经走了一半儿。”同行的一位老大爷自言自语。 “双峰？这就是双峰管理区吗？”方红梅追问。 老大爷微笑着点点头。 “那您知道王李村在哪个方向？” “王李村吗？”老大爷停下脚步，抬手指向身体的右边，“往西看，那一片房子就是。很近。” 顺着老大爷手指的方向，方红梅看到不远处有几十栋鳞次栉比的平房，掩映在田野和绿树之中。那就是王李村啊，加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亲切之感。如果不是急着去找杨保胜，她真想去一趟王李村，看看王加根的家是什么样子，拜望一下王加根的家人。那里，就是自己未来的婆家呢！想到这儿，她又有点儿不好意思，脸上发烫，泛起了一片红云。 狠心的王加根啊，你为什么要去河北？要是你此时在我身边多好啊！我们可以一起去双峰山游玩。你知道我就在王李村附近么？我已经站在了你经常候车的地方——双峰管理区汽车站，你能想象得到吗？你现在究竟在哪儿？怎么到今天还不来信？你不是说一到河北就给我写信么？你未必在路上遇到什么不测？或者，你已经听从你母亲的劝告，准备与我一刀两断？ 胡思乱想中，方红梅的喉咙一直像被什么堵塞着，胸腔里烫伤似的灼热。不知不觉中，泪水又漫出了眼眶。 第十九章 忧心如焚 到了杨岗街上，方红梅就开始逐家逐户地询问，希望找到一个认识杨保胜或者知道杨保胜家住址的人。 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新街问到老街，问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才走进杨保胜的家门。 杨保胜身穿一件红背心，手里提着毛笔，正在堂屋里练习写大字。见到方红梅，他显然大吃了一惊。比他更吃惊的，还有他妈和他姐。得知来者是保胜的师范同学，又长得天仙般漂亮，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找到他们家，母女俩难免想入非非。她们一个忙着搬凳子让座，一个忙着端茶倒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虽然毕业分手只有半个月时间，老同学相见还是激动万分。加上杨保胜与王加根又是关系最好的朋友，方红梅对他更多了一份信任，感到格外亲切。爱屋及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回忆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园生活，谈论其他同学和老师的趣闻轶事，介绍离校后十几天的情况与感受，预测分工结果，展望参加工作后的前景。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保胜他姐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糖水荷包蛋，搁在堂屋的八仙桌上。 保胜姐弟俩招呼方红梅上座过中——这是当地人午饭前招待客人的礼节。 客随主便。方红梅道了声谢，就不客气地坐在了八仙桌旁。她拿起筷子正准备享用时，突然记起加根给她讲过的“杨岗规矩”：如果到别人家做客，吃糖水荷包蛋时，不要全部吃完，应该适当留一些，特别是主人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的时候。 碗里一共有四个荷包蛋，如果按照方红梅的饥饿程度，完全可以消灭掉。出于礼节，她只吃了两个，就放下筷子，不准备再吃了。 杨保胜见此，大惊失色，慌忙劝她全部吃完。 “我真的吃不下，已经饱了。”方红梅客套地推辞。 “不行！那你至少还要吃一个。”杨保胜用命令的口吻，毋庸置疑地请求。同时，不停地对她使眼色，急得汗都快冒出来了。 方红梅满腹狐疑，只得老老实实地再吃了一个。杨保胜这才把剩下的半碗糖水和剩下的一个荷包蛋端进了厨房。 为什么不能留两个荷包蛋？这事让方红梅非常纳闷，但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后来她才知道，按杨岗规矩，留两个蛋有骂人的意思。 唉，这又从何说起呢？入乡随俗，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杨保胜得知方红梅这次来是想去双峰山玩，自然非常高兴。同时，心里又有点儿疑惑：她为什么不等王加根从河北回来后再一起去双峰山呢？毕竟加根是她男朋友。而且王加根家距双峰山更近，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找我呢？未必…… 看杨保胜有点儿想入非非的样子，方红梅马上向他解释原因，并县把她父母的无理要求以及她来这里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 “在杨岗中学阅中考试卷？完全没有听说呢。”杨保胜也觉得蛮蹊跷，拿不准在这事是真是假，大大咧咧地说，“蛮简单，我去杨岗中学看看就清楚了。” 方红梅笑着打破：“没必要。这事一听就不靠谱，何必白跑一趟？” “杨岗中学离我家很近，走路的话，去来也就半个小时。我到隔壁去看看能不能借到自行车。”杨保胜热心快肠地说，“你在我家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杨保胜不由分说地出了家门。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他又推着一辆自行车回来了。进门时，脸上现出诡异的笑容。 “杨岗中学只有高三学生在补课，没看见改中考试卷的人。” “叫你不去你偏不听。我知道这就是谣言。”方红梅嗔怪道。 “没事啊！正好借到了自行车，待会儿去双峰山用得上。”杨保胜说，“我骑车带你到双峰管理区，把自行车存放在双峰中学，再空手徒步去爬山。” 吃过午饭，方红梅又改变了主意，说不去双峰山玩了。原因是，她上午是从周巷走到杨岗的，腿酸脚疼，已经很累了，下午根本就爬不了山。 “没关系。那今天下午你休息一下，晚上好好睡一觉。我们明天再去呗。”杨保胜通情达理地建议道，“去双峰山半天时间也有点儿紧张。我们一般是早上去，傍晚回来，基本上得一整天时间。” “不了。我出来已经两天了，家里都在等着我的消息，肯定着急坏了。”方红梅马上说，“我下午直接回家。双峰山以后再去，有的是机会。” 杨保胜听她这样讲，也不好强留，于是推上自行车，送她去杨岗汽车站，坐下午三点多的长途汽车前往孝天城。 在孝天县汽车站下车时，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半，开往方湾公社的长途汽车全部收班了。方红梅思家心切，决定从孝天城步行回方湾。 走出车水马龙、行人川流不息的孝天城区，过瀤河上的河口大桥，右拐进入一条十来米宽的土石公路。公路两旁，碗口粗的白杨树直插云霄，宽大的树叶在秋风中哗哗作响。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到处是正在插秧的农民。点缀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炊烟从各家各户的房顶袅袅升起，象白色的绸带在夜色中飘动。走了个把钟头的样子，方红梅就腿脚酸软，感觉有些吃力了。回想起这两天无谓的白跑，她又在心里埋怨起她爸妈来。 “我已经说过这些小道消息不靠谱，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你们偏不听！好在我没有听从你们的意见，给王加根发电报。要是把他千里迢迢地召回，又是这么一个结果。他怎么看待我们一家人？” 因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周东明，她又痛恨起了这个昔日的班主任。心里尚存的对周东明的敬仰、尊重和感激，骤然间消失殆尽，进而转变为刻骨铭心的鄙视、愤怒和仇恨。 为人师表，你周东明怎么能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事情？ 方红梅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时已经七点半，天完全黑下来了。一进家门，她就嚷着叫着要吃饭，说自己快饿死了。 方母赶紧往厨房跑。方父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眼巴巴地等待她通报“出使”杨岗中学的情况。 “什么狗屁重要情报！周东明是哄骗你的。又不用脑子想想，就跟三岁的小孩一样！”方红梅一肚子委屈，把气都撒到她爸身上。 方父听到这儿，难免有些失望。不过，他没有像女儿那么偏执，仍然在为周东明辩护：“人家周老师也是好心。” “什么好心？他就是巴不得看我们家的笑话！” 方父不作声了。犹豫了一会儿，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对大女儿说：“今天上午，我让敬文给加根发了电报……” 方红梅一听就火了，又急又恼，气得哭了起来。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你们能不能设身处地为王加根想一想，而不光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自私自利！总是只想到你们自己！” 嚷着，吼着，叫着，泪如泉涌。她再也没有食欲了，吃不下任何东西，气呼呼地跑进卧室，倒在床上伤心地痛哭。 “加根收到电报会怎么想？说不定以为我病了，他该有多么着急！还有他妈妈，会不会更加生气？唉，都怪两个老的，怎么就这么固执和自私呢？我真不该把加根去的地址告诉他们。快天亮！天一亮，我就再发一份电报，阻止加根回来。”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又到方湾邮局，发电报让王加根“勿回”。 两份内容矛盾的电报接连发出去之后，又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收到王加根的来信。 方红梅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暑假期间，邮差隔三差五光临她家，生产队干部和邻居偶尔也会送信到她家里。每次有来信，她都以为是王加根的，但每次都让她失望。这些写信给她的人，有周哲凡、宋双清和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其他同学（好多她都就不认识），还有曾经的高中同学，就是没有她盼望的那个人寄来的。从杨岗回来之后，她几乎天天晚上失眠，夜夜泪如泉涌，枕头上总是打湿一片。回想起与加根相识、相知、相爱的所有细节，她怎么也找不出他不写信的理由。 是他忙于学习，忙于与兄弟姐妹们交流，没有空闲么？哪怕是写三两句话也行啊！是他妈不准他写信么？但白素珍是有工作的人，不可能总在家里守着。他完全能够趁他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给我写信呀！是他觉得对我无话可说，不愿意给我写信么？不！绝对不会！他肯定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讲。未必是他听从了母亲的劝告，或者屈服于母亲的威逼，决定背信弃义，与我断绝往来？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成全他，再也不理他了。不为他牵肠挂肚，把他完全彻底的忘记掉。 转眼七月就过去了。 八月份一到，中考成绩出来了。家里的两个考生都没有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敬文过了重点高中线，腊梅只过了普通高中线。 按说，这个成绩不算太差，但由于期望值过高，一家人表现得不怎么快活。尤其是腊梅，整天哭哭啼啼，说她的考试分数肯定搞错了。 方父又开始发指示，要大女儿去找腊梅的班主任老师，以方湾中学的名义去孝天县文教局查分数。方红梅左右为难，因为这种查询大多不会起什么作用，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腊梅的班主任又是个“半边儿户”，家里正忙着插秧，哪里抽得出时间去孝天城？ 她不想去跑，但方父又固执己见。 父命难违。谁让你是家里的长女呢？ 方红梅只好买了两瓶水果罐头，拉上大弟敬文，趁着夜色，摸黑找到腊梅的班主任老师家里。打着赤脚、满身泥巴的班主任老师接待他们时非常热情，但一听说要查询中考分数，就推说这是公社文教组出面才能办到的事情，建议他们去找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 第二天一大早，红梅又和敬文一起，提着两瓶水果罐头，找到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家里。文教组干事以为方红梅是为她分工的事情来的，询问她有哪方面的专长，适合于教哪门课程，希望去哪所学校，个人对分工有些什么想法…… 天啊，她整天为弟妹的事情东奔西走，根本没想过毕业分工。 毕业前夕，她和王加根也讨论过毕业分配，但两人对此都比较低调和悲观。王加根唯一能够指望上的，就是班主任汤正源——名义上的干舅舅。 汤正源听过他们的要求，表态非常直白：“孝天城和花园镇想都别想！最好的结果，就是去一个条件稍微好些的公社。能不能与方红梅分配在一起，只能听天由命！你们这种要求，绝对不能向师范学校领导提。如果提出两人分到一起的要求，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学校领导肯定会把你们一个分配到天南、一个分配到地北。” 汤正源的谆谆教诲，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受益匪浅，同时对毕业分配彻底丧失了信心。他们不再幻想分配到什么好地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有地方上班，能够参加工作就行了。分配不到一块儿也没有关系，将来再想办法往一块儿调。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现在，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主动提出这件事情，方红梅只得笑着回答，自己比较喜欢语文。至于工作单位，当然离家近一点儿比较好，方便照顾家里。 聊完毕业分工的事情，她才道明了来访的真实意图。 文教组干事答应派人去复查腊梅的分数，同时也表明，这种查询就是走过场，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还是做好上普通高中的准备。 回到家里，一家人就开始讨论腊梅是去读普通高中，还是留在初中复读一年的问题。要是读普通高中，将来考上大学的希望渺茫。女孩子读书后劲不足，想考上大学比较困难。而要是在初三复读，腊梅又没有学籍档案。如果以“黑户口”参加中考，又面临着被举报的风险。学籍档案弄虚作假，则有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即使侥幸参加考试，中专和重点高中也不会录取。 “要是红梅能够分配在方湾中学教书，腊梅复读就没了什么凶险了。”方父突然这样推断，“教师的弟弟妹妹，学校肯定会出台优惠政策，在学籍档案方面予以关照。” 方红梅没有搭腔。她能否分配到方湾中学尚不确定。就算能够分配到方湾中学，学校会不会出台相关政策，她也不是很清楚。 正在一家人为腊梅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远在河北的王加根终于来信了，而且同时来了两封。 方红梅激动得小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她从邮差手里接过信，就准备跑回家里去看。 邮差却叫她稍等，因为其中有一封是挂号信，必须签收。 撕开第一封信，是王加根接到两份电报之后写的，主要是询问她家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出这么两份内容相互矛盾的电报。 再撕开那封挂号信，写信和邮寄的日期居然是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王加根到达河北的第二天！ 方红梅的泪水又漫出了眼眶。邮局怎么会这样呢？一封挂号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封平信反而更快一些。 王加根在信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方红梅的思念和爱慕，丝毫也没有变心的苗头。那些甜言蜜语，犹如一股清风，一缕阳光，驱散了这一个多月来缭绕和笼罩在方红梅心头的云雾。这既使她欣喜若狂，又让她愧疚万分。真不该胡思乱想、胡乱猜测的！让亲爱的人背了那么多黑锅，无端地挨了那么多的埋怨和咒骂。 想起这些，方红梅暗自笑了。笑过之后，泪水再一次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在她憔悴不堪的面颊上流淌。 第二十章 成年继子 在bj火车站下车后，王加根没有去bj农业大学找他姐，也无心在京城游玩。他直接来到继父所在部队的bj中转站，乘坐部队的敞篷汽车，前往三百里外的heb省迁西县洒河桥。 王加根每次去他母亲那儿，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而乘坐三百多里路的长途汽车，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他晕车。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坐汽车往返于花园镇与双峰管理区之间，四五十里远的路程他就坚持不下来，常常半道儿上就头晕目眩，感觉天旋地转。肠胃里翻江倒海，妊娠反应一样作呕，吐得到处都是，鼻涕眼泪横流。 可以想见，现在坐敞篷汽车行驶三百多里路，他会遭多大的罪，受什么样的折磨！眩晕的直接结果是呕吐。吐过一次，再吐一次。直吐得他肠胃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嘴角最后流出来的，只是绿色的涎水。整个人如同死了一般，无意识地躺靠在车厢里。 历经六个多小时的颠簸，总算到达了目的地。 与去年相比，被群山环抱的洒河桥以及驻军部队家属区都有一些变化。新修了不少房子，几条比较宽敞的道路铺上了水泥路面，街道也整洁多了。 王加根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他母亲的家里，看见屋里的变化也很大。那些笨重的木器家具重新做了油漆，旧貌换新颜。家具摆放的位置也进行了调整，格局比以前要合理，不像以前那样显得拥挤。门前的小院子里，依然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蔬菜，郁郁葱葱，有些已经硕果累累。在豇豆架下，还停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 王加根的到来，让白素珍多少还是有点儿意外，毕竟他们母子之间的“爱情论争”笔战正酣。在信中，两人各抒己见，谁也没有甘拜下风或者缴械投降的意思。 硝烟弥漫之际，儿子怎么可能低下高傲的头颅，来探望她这个“敌人”呢？唉，还是老话说得好——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加根毕竟是她亲生的，再怎么打，再怎么闹，还是记挂着妈妈。 “你爸每天早出晚归，过一会儿才能下班回来。”白素珍高兴地帮儿子拎行李，同时介绍家里的情况，“马杰技校毕业后，分配在唐山工作，已经去报到了。你姐本来已经放了暑假，但她想在学校里看看书，八月下旬再回来。现在屋里就我和三个小的。” “您今天没有去上班？”王加根问他妈。 “酱油厂那班？有订单就忙一阵儿，没活干就可以不去。没有人管，也不打考勤，自由散漫得很。上班与不上班，没多大区别，人还是蛮舒服的，就是钱拿得少一点儿。”白素珍自嘲地笑笑，“我平常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干家务活，侍弄菜园子，喂鸡。种菜和养鸡挣的钱，比工资还多。你爸也升官儿了，现在是团政委，工资涨了不少。” 母子俩谈得正热闹，马红、马军和四岁的小马颖也围了过来。他们亲热地叫着“加根哥”，非常兴奋的样子。 王加根从提包里抓出一把水果糖，散给弟弟妹妹们吃。 白素珍安排王加根洗澡，又进厨房为他做吃的。 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他们尽量避免提到方红梅。从儿子口中得知王厚义和胡月娥生了一个女孩儿，并且虐待胡太婆和白氏，白素珍的鼻子都气歪了。 她面色苍白，嘴唇直哆嗦，质问加根：“我让你带奶奶去公证处做遗产公证，把王李村那栋房子写在你的名下。你做了吗？” 加根沉默不语，摇了摇头。 “你总是不听我的安排！总是把你妈的话当成耳边风！”白素珍气恼地斥责道。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加根也表现也不高兴的样子，“王李村的老屋拆了后，大屋改小屋，你让我把多余的木料登记下来，列了那么长一个清单。最后，多余的木料还不是被吊子败光了？我淘神费力弄的清单，还不等于是一张废纸？遗嘱和公证，有个屁用啊！” 母子俩背后议论王厚义，总是称之为“吊子”，也就是半吊子的意思。王加根提到的王李村老屋，就是他爷爷留下的老宅。 那可是王李村独一无二的“厅屋”啊！ 外墙是用石头和青砖砌成的，墙上和瓦楞上爬满了青青的藤萝。藤萝上结有拳头大小、能挤出白浆的果子。大门朝北开，正对着穿村而过的马路。进大门是一条两米来宽、十几米长的巷子。巷子里光线比较暗淡，如同一条狭长的隧道，但尽头却豁然开朗。日光从足有五分面积的长方形天窗里射进来，照在铺满青石板的天井里，映亮了周围的一切。以天井为中心，靠西是木鼓皮隔开的堂屋，里面永远摆放着一个丈把长的神台、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堂屋两侧各有两间卧房。天井北边除巷子以外，还有灶屋、柴草房和猪圈；天井南边是一间大厢房，向南开了个后门。出后门是个大院子，里面栽有桃树、梨树、枣树、泡桐树、柏树、楝树等树种。 在王加根的记忆中，他家老宅的面积在王李村是最大的。 那时如果生产大队或生产小队要开会，通常都会选择在他家里。他家俨然成了王李村的公共活动场所。召开全村社员大会的时候，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少自带小板凳，散坐在他家的堂屋、厢房和天井周围。 看到那么多人聚到自己家里，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加根总是特别开心。他穿着开裆裤，戴着虎头帽，在屋子里颠进颠出，不时被伯伯婶婶叔叔阿姨们揽入怀中。 他家堂屋的墙体比较高，显得特别空旷。紧挨着神台两端，有两根粗大的立柱支撑着房梁。堂屋地面很平整，似乎是用类似于水泥的灰土粉刷过，还有绘制的方格和漂亮的花纹。正对堂屋的天井里，有一条阴沟直通村东的门口塘。 如果赶上下大雨，门口塘里的乌龟、王八、鳝鱼、鲫鱼就会逆流而上，通过阴沟游到他家的天井里面。王厚义看见这些“自投罗网”的家伙，就赶紧拿出筲箕或箢箕，把天井的排水口给堵上。那些不速之客就插翅难逃，最终都成了他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一九七六年，传说所有的私宅都要收归集体所有。由生产队统一拆除，然后修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标准式住房。王厚义听到风声后，不顾加根他奶白氏的反对，自作主张，提前把这栋“厅屋”给拆掉了，重新建造了一栋面积很小的土坯瓦房。 老宅改成新屋后，多出好多砖瓦和木料。砖瓦当时就卖了，木料则堆放在新屋的两间空房里。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 远在河北的白素珍得知老宅被王厚义“大屋改小”，自然非常气愤。老宅是她童年和少儿时代生活的地方，有她刻骨铭心的记忆，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美好的。只有老宅，才能寻到死去的姑父和三货的气息。她和三货从白沙铺来到王李村，成为姑父母的养子女之后，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家里的氛围还是其乐融融的。 白素珍小时候模样儿长得俊，是王李村的“人尖儿”。她脑瓜子聪明，上学读书成绩好。嘴巴子又甜，碰到长辈，总是大伯二婶三姑四婆地喊得特别亲热。她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又亮又好听，特别是那首“手拿碟儿敲起来”，与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简直一个样儿，绝了！隔壁邻墙的乡亲们聚在一起吃完饭，总是把碗筷递给她，要她边敲碗边唱。有时不小心把碗敲破了，别人也不埋怨她，仍然兴高采烈地翘起大拇指，夸她的歌唱得好听。 当然，白素珍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她勤快。 十来岁就像个小大人，每天放学回家，什么事情都抢着做。烧饭，洗衣，喂猪，挑水，掏粪，去自留地扯菜，风风火火，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礼拜天她还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给家里挣工分。 哪怕骨头累得散了架，也总是唱进唱出的。 这种美好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春天终结了。起因就是她姑父积劳成疾，累死在了双峰山白云寨水库建设工地上。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年过半百的白氏、十五岁的素珍和十岁的三货。白氏好些年没下地干农活，一直在家里操持家务。素珍和三货还在村里念小学。老的老，小的小，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别说没人挣工分，家里挑吃水、种自留地、出牛栏粪这些体力活，都没人能够承担。 面对这样的现状，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找上了门。在安慰未亡人节哀顺变的同时，他们又转入了老生重谈的话题：劝白氏接纳王裁缝的儿子王厚义，让他过继来领门户。 还是在素珍她姑父活着的时候，本家二爹就提过这样的建议，结果被她姑父拒绝了。 姑父拒绝的理由是，他们收养了素珍和三货，既有儿子，又有女儿，干嘛还要收个继子？ 本家二爹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非常直白地提醒道：“哥哥你糊涂啊！虽说素珍和三货改随你姓王，但他们毕竟与你没有血缘关系，实际上还是外姓人。将来你和嫂子走了之后，家产总得有人继承啊！王家的祖业，怎么能够落到外姓人手里呢？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姓王的茅厕，只能让姓王的人来屙屎啊！” “我都百年归西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姑父固执己见，还振振有词，“就算素珍三货是白家的血脉，你嫂子不是也姓白么？让他们继承家里的房产也说得过去。” 本家二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这事就一直没有办成。 现在姑父不幸去世，家里面临着没人干农活、没人主事的局面，好事的本家二爹就和他老婆就再次上门，旧话重提。 白氏本来就是个没主见的人，加上老伴儿刚去世，还没有从悲伤中缓过神来，哪里有脑水去决断这么重大的事情？ 听本家二爹说，王厚义过继来家后，可以与素珍成亲，既当儿子，又当女婿。再生个一男半女，家里就会兴旺起来。美好的蓝图迷惑了她的眼睛。这个多少有点儿糊涂的妇人，就把这事应承下来了。 本家二爹于是马上动身，前往几百里外的潜江县江汉农场，去找早年的同乡王裁缝。 王裁缝的根子也在王李村。他结婚后，一口气生下四个儿子，分别起名厚仁、厚义、厚道和厚德。由于在王李村过得不如意，一九五五年，举家迁移去了新建的国营江汉农场。 当他听说让二儿子王厚义回王李村，过继给白氏，既当儿子，又当上门女婿，王裁缝高兴得合不拢嘴。 厚义已经二十四岁，因为脾气倔，又没上过学，不识字，一直说不上媳妇，至今还是单身。王裁缝夫妻俩正为厚义的终身大事发愁呢！现在不仅媳妇有了，还能继承王李村首屈一指的“厅屋”，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王裁缝二话没说，就让本家二爹把厚义带走了。 王厚义的突然出现，让王李村的男女老少再次把目光聚集到刚刚有人去世的素珍家。大家都知道，这个矮矮胖胖的小伙子是素珍的女婿，因此评头品足，背地里议论成了一锅粥。 素珍本人却一直蒙在鼓里。 本家二爹、本家二婆和白氏商量这些事情都瞒着她，她对此一无所知。家里来了个厚义哥，她不仅没有排斥心理，反而显得比较高兴。前段日子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时候，她曾想过要退学，帮家里挣工分。现在多了个男劳力，她就可以继续上学读书了。 她已经上到了小学六年级，再过几个月，就要参加初中招生考试。有厚义哥帮忙做事，她正好可以抽出时间复习功课。 素珍她姑父走了，王厚义来了。家里还是四个人，但生活的氛围和大家的心情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今非昔比，大不一样了。 素珍她姑父活着时，是家里的靠山。只要他在家，大人小孩心里就踏实，没有太多的忧虑。素珍和三货可以尽情地玩，尽情地闹，家里充满了温暖，洋溢着欢乐。特别是每天晚饭后，一盏黄豆大小的煤油灯下，姐弟俩在同一张小桌子上写作业。姑父就笑眯眯地看着他们，有时哼几句楚剧，有时把他们招呼过来讲故事，讲牛郎织女的鹊桥会，讲董永七仙女的百日缘。 这一切都随着姑父的去世消逝了。 现在家里总是显得特别沉闷，空气如同凝滞了一般。王厚义虽说是家里的一分子，但又经常不落屋。 每天一收工，他就去本家二爹家，连饭也要端到本家二爹家里去吃。碗里的饭吃完了，跑回来盛。盛满了，夹些菜，又去。 刚来王李村那段日子，王厚义见到素珍会显出一些窘态。发现素珍看他时，就会把眼光快速地挪开。有时与素珍说上几句话，脸上就如同泼了血，还发烧发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胆子慢慢大了起来。与素珍对视时，再也不觉得难为情，有时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素珍看，目不转睛。 这灼人的目光让素珍感觉不自在，浑身不舒服。 兄妹！兄妹！她总是在心里这样念叨。尽量把王厚义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主动与他说话，帮他洗衣服、缝扣子、纳鞋底。 慢慢地，相处才自然了一些，但接踵而来的，是村里的风言风语。 素珍第一次听别人讲，王厚义是来与她结婚的，她与别人大吵了一场。然后怒气冲冲地跑回家里，问她姑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白氏笑着说：“没有这事。别人拿你和厚义开玩笑呢！让他们乱嚼舌头烂舌根，莫理他们。” “就是嘛！我才十五岁，又在上学，怎么可能呢？”这样想着，素珍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春暖花开的时候，白云寨水库终于修好了。村里的男人们拖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兴高采烈地回家。 正值春耕，是缺少肥料和柴禾的季节，大伙便成群结队去双峰山上砍柴、打青。上山是最苦的差事，也是王李村的男人们争强斗胜的资本。 鸡叫两遍，勤快的婆娘们就起床，炒好用剩饭加油盐葱花而成的油油饭，喊男人起来吃。再烙上两块油粑，用报纸或塑料薄沫包好，放在提兜里，让男人带上做午饭。 鸡叫三遍，男人们扛起挑着绳子、镰刀和提兜的冲担，叼着旱烟袋，开着淫秽的玩笑往山里赶。 直到傍晚时分，才一个个挑着夹有松枝、映山红树的茅草回到村里。尽管精疲力竭，他们还是会把担回来的柴禾用秤称一称。如果称得自己的柴草比别人的重，马上又会眉飞色舞地吹起牛来。 七月流火，王李村小学放暑假了。 有一天，厚义问素珍：“你愿不愿意上山？和我一起去砍柴？” 素珍显得非常兴奋：“当然愿意！我还没有去过双峰山呢。” “那我们明天就去！”厚义安排说，“你摘松果，我砍柴。” 素珍点点头，第二天就跟着王厚义进山了。 出王李村走了个把小时，就进了深山老林。 看着周围的风景，素珍真是喜不自禁啊！那游着鱼儿、爬着螃蟹的清涧，那漫山遍野郁郁苍苍的松树和奇形怪状的乱石，那已经枯萎的映山红和结着红绿果子的茅栗树，那旁若无人地在山道旁、青草间爬行的猪尾巴蛇，还有那会学人喊话的山沟和山涧，那叫不出名的各种野花、野草、野树……双峰山的美景，着实让素珍目不暇接，却忽视了隐藏在美景背后的凶险。 王厚义邀请素珍进山，其实是别有用心的。 这个二十四岁的男青年，正是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候。他对素珍早已垂涎欲滴，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看到素珍放暑假闲在家里，就想到了带她进双峰山，伺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进山个把小时，王厚义就砍好了两捆柴草，素珍也摘好了两麻袋松果。本来他们可以打道回府，王厚义却提议去青龙洞玩。 素珍小时候就常听村里人说，双峰山滑石冲有个青龙洞，青龙洞里面住着仙人。由于洞内险峻难行，而且洞中有洞，如同迷宫，进去的人都不敢走得太远，走远了就难得找到出洞的路，进得去，出不来……听到这些，她总认为别人在吹牛，极不服气，下决心要到青龙洞看看，见识一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但一直未能如愿。 现在王厚义提出去青龙洞，她当然高兴。 两人担着柴，挑着松果，绕道来到了滑石冲。 爬上一座山峰，接近山顶的时候，就看见青龙洞了。王厚义把柴草放在洞口，找了根有松油的松枝，用火柴点着当火把，带着素珍从洞口走了进去。 素珍原本以为，山洞都是蜿蜒向前的，即使道路崎岖，落差也不会太大，而青龙洞却不是那样的。往里行走，十有八九都是向下的台阶。整个山洞更象一口井，一口从山顶盘旋而下的井。拾级而下，道路大多比较狭窄，只能供一个人单向行进。即使如此，有时还是得低头、弯腰、侧身，勉强擦石而过。洞内阴暗潮湿，寒气逼人，雾霭袅绕，不时还有蝙蝠从里面飞出。 走了几分钟，素珍就不敢继续往下面走了，打算回去。 正在她准备转身出洞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厚义突然扔掉手里燃烧的松枝，饿虎扑食一般地向她冲了过来。 无论素珍怎么叫喊、打骂、哭号，王厚义都不放开，紧紧地搂抱着她，一起倒在了洞里面的一块石板上…… 第二十一章 母子交锋 白素珍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儿子，会在谈恋爱这个问题上揭竿而起，与她唱起了对台戏。 王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白素珍就特别担心他早恋。 她写信嘱咐儿子，一旦遇到这方面的情况，或者产生这方面的想法，务必向她如实汇报。 提出这种看似无理的要求，白素珍自有白素珍的考虑。 虽然争取加根的抚养权一直未能如愿，但她仍然没有放弃争夺儿子的努力，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将来能够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在给干弟弟汤正源的信中，她曾提出把加根分配到河北迁西工作。 汤正源回信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孝天县师范学校是为孝天县培养师资的，毕业生只能在孝天县范围内分配。别说跨省跨地区，跨县分配都不可能。 白素珍于是又寄希望于加根参加工作之后，能够调到heb省。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就是加根必须单身，无牵无挂。如果加根在湖北谈了恋爱，找了老婆，她的“夺子计划”就可能落空，这才是她特别关注儿子恋爱“动向”的原因。 当然，加根也算得上乖儿子。当爱情的种子刚刚萌芽时，他就把所有的过程和细节告诉了他妈。实指望母亲能够成为他的恋爱导师，为他出谋划策，帮他排忧解难，结果得到的，却是白素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反对。 白素珍当然不会透露她自己的“小九九”，反对的理由全部从儿子的利益出发，显示她完全是为儿子着想。比方：加根年龄尚小，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学习和事业上，不应该过早地沉溺于儿女情长；方红梅品行方面有问题，水性杨花，见异思迁，担心儿子上当受骗；方红梅年龄比加根大，从生理的角度讲，两人也不合适。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仅没有得到加根的认同，而且激起了他的强烈不满。他接二连三地给他妈写信，针尖对麦芒，对白素珍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可以这样讲，因为爱情纷争，加根彻底改变了对妈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讲，被蒙昧了多年的他，突然之间清醒过来了，开始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重新审视白素珍这个人。以前在他眼中完美无缺的母亲，现在成了一个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经常情绪失控、喜怒无常、性格上有缺陷的女人。他甚至改变了多年形成的对父母离婚的看法，不再把责任全部归咎在他爸王厚义的身上。 他觉得，白素珍本性是善良的，对人也很真诚，通常情况下不会存心去害人，但由于理性不足、感性有余，所以常会犯认知方面的错误。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爱认死理，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容不得别人提不同意见。如果有人反对她，她就会把反对她的人看成敌人。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予以打击，以此来扞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威。像王厚义、白大货这些本来就有负于她的家伙，自然会被她划定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到死也不会得到她的原谅。而其他没有做对不起她事情的人，哪怕是她最亲近的人，如果不听从她的安排，不服从她的指挥，不积极支持她，即便是消极应付，或者保持中立地位，她同样会嫉恨。简单地讲，她热爱的你就必须热爱，她喜欢的你就必须喜欢，她憎恨的你就应该憎恨，她讨厌的你就应该讨厌。她的爱恨情仇就是你的爱恨情仇。别人的喜怒哀乐，必须随着她的喜怒哀乐而改变。 王加根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母亲。 因为担心产生冲突，闹得不愉快，他们母子俩见面好些天都实行驼鸟政策，避免涉及那个敏感话题，谁也没有提起方红梅的名字。但是，矛盾和分歧已经存在，又怎么能够回避得了呢？ 一天晚饭后，母子俩在洒河边散步的时候，当妈的还是主动挑起了这个话头。 “你来河北的时候，方红梅哭了没有？”白素珍用玩笑的口吻，试探地问儿子。 王加根避而不答。 “实话实说嘛！这也没有什么值得藏着掖着的。” “哭了！怎么样？”加根挑衅地反问，又补充道，“不光我来这里她哭了，我去鄂东北地质大队子弟学校实习的时候，她也哭了。” 白素珍的脸突然阴沉下来，变得相当难看。她说自己最不喜欢这种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鼻子抹泪的人。 加根反驳道：“那我去年从河北回家的时候，您不是也哭了么？” “我哭？我与你是什么关系？她与你又是什么关系？一个是母子，一个是同学，这有可比性吗？” 可是，又有哪个规定，母亲能为儿子流泪，情侣之间就不能流泪呀！王加根在心里辩解道，口里却什么也没有说。 白素珍却不依不饶。她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开闸的洪水放纵奔流，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她再次表明，自己不喜欢方红梅，因为方红梅不稳重，见异思迁，有心计，城府很深，不坚强，感情脆弱，是在用眼泪拉加根下水。她责备加根幼稚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在信中对长辈出言不逊，没有一点儿老幼尊卑观念。她告诫儿子，在恋爱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学会冷处理，不能头脑发热，盲目地陷入情网之中。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如果执迷不悟，将来肯定会后悔的。到那时，你才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才知道我今天说的这些话的分量。”白素珍向儿子提出警告。 加根却觉得他妈危言耸听。 他笑着说：“我们最好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没有一点儿意义。您坚持认为方红梅不好，我又觉得她特别好。两个人看人的标准不一样，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何必争来争去呢？您为了什么？我为了什么？方红梅她又是为了什么？再说，我和她又不是明天就结婚，何必要这么快就下结论？以后的路还很长，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现在争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有什么用处呢？” “不争个谁是谁非，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你能够悬崖勒马停止与她交往吗？”白素珍不能容忍儿子和稀泥的态度，攻击的话又像雨点儿一样劈头盖脸地砸向加根。 她说，女人最善于用眼泪拉人下水。真正的爱情应该埋藏在心底，不应该流于外表，否则就是轻率的表现。情人之间的通信不应该偷偷摸摸地写，应该像《人民日报》的社论那样，能公布于众，能见得人。一个中专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去谈恋爱，是没有事业心和远大志向的表现，将来肯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她要求加根不看《红楼梦》《青春之歌》之类的书籍，不说“情书”“爱情”之类的字眼，将来找女朋友，也不能找年龄比自己大的，女方至少应该比男方小五岁…… 这太无理了。王加根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地喊道：“我自己种下的苦果，我自己吃。别人无权干涉！” 犹如火上浇油，白素珍暴跳如雷：“当然！当然该你吃！但败坏了老子的名誉！那些当流氓阿非的、杀人放火的，牢还不是该他们坐！他们的老人为什么要管？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长，走南闯北几十年，见得多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兔崽子，还想在老子面前逞能！你还想考大学，当作家，做梦！你将来要是有出息，老子把地球翻个过儿！” 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 加根和素珍的第二次争吵，是由方红梅家发来电报引发的。 也是傍晚时分，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准备去部队子弟学校操场上看电影，邮差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文是：加根接电空手速归。 这就是红梅她爸妈背着方红梅，让敬文发的那份电报。他们原本想让王加根回家，找一下杨岗中学的老师就返回河北，怕他带着行李跑来跑去麻烦，所以就提示他“空手速归”。 没想到，这种表述让白素珍大为恼火。她按照自己的理解，作出了各种各样非同寻常的解读：“叫你不要老子的任何东西，空手而归。老子是再嫁的人，东西也不干净。叫你不要把你妈带回去。哪个发的电报，叫哪个邮路费来。老子什么也不给你，你明天跟老子滚！” 听着母亲的痛骂，王加根感到万分委屈。 这能怪我么？我又没说什么。就算是方红梅打电报叫我回去，我也没说走啊！至于她为什么叫我“空手速归”，鬼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相信，绝对不会是妈妈臆测的那些内容。王加根眼泪漫出眼眶，泪珠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如果不是他了解母亲的脾气，如果不是继父老马耐心的劝慰和调停，他说不定一赌气就真的走了。 他再也没有心情去看电影，擦干眼泪，进房间抱出一大摞旧报纸，查找好的文章，继续中午没有完成的剪报工作。一边剪报，一边考虑如何处理电报。会是什么事情这么急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晚上，王加根主动找到白素珍和老马，与二老商量电报的事情。如果真要回湖北的话，他必须征得二老的同意，因为他没有路费。 “你回去就不用再来了！跑去跑来算什么事情？去守着你的未婚妻好了。”白素珍还是没有好语气。 王加根于是清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一去不归了。他心里真的特别想念方红梅呢！巴不得马上与亲爱的人在一起。 第二天正准备动身的时候，邮差又送来一份电报。 电文是：加根暂不回，原因来信谈。 白素珍看过电报，又满脸不高兴，骂方红梅是个神经病。 “哪有像你们这样谈恋爱的？人家总是把感情埋藏在心底，说话都羞羞答答的。你们呢？没一点儿稳重劲，什么都溢于言表，流露在外面。两个人谈恋爱，她看到你与其他女生交谈就不好受，你看到她与其他男生说笑就不高兴。我看这世界上只留下你们两个人好了，你们就不会闹矛盾了。什么阶级友情嘛？难道像你们这样自私自利就是革命的友情？” 白素珍借题发挥，又责备加根对她越来越冷淡。去年从河北回去好几个月不给她写信，让她担心得要死。而今年从湖北来河北，屁股没有坐稳，就趴在桌子上给未婚妻写信。这真应了那句老话，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 “小时候遇到一丁点儿小事，都跑过来对我讲。现在呢？什么话都不愿意给我说，坐都不愿意陪我多坐一会儿。对方红梅，反而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你的心目中，到底是母亲重要，还是未婚妻重要？人们总是说，母亲啊，我们听您的话。有没有哪个说，未婚妻啊，我们听你的话？” 王加根觉得完全没办法与妈妈沟通，做再多的解释都是徒劳。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代沟。 “再看看你写的那些小说。都是什么连衣裙呀，秋波呀，望着窗外沉思呀，有什么意思？哪有像你这个年龄就去考虑这些事情的？你反映了时代的新潮流么？反映了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么？谁会发表你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 王加根无语。他想不到母亲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 几天后，马政委回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基建工程兵部队马上要撤销。他们所在的部队有可能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改成武警水电部队。部队临时出台政策，团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如果是在外地工作，可以申请调回，由部队协调当地政府重新安排工作。 白素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既可以把马杰从唐山调回迁西县，也可以让王加根来河北参加工作。 “你愿意来部队吗？你能够抛下方红梅么？”白素珍直视着加根的眼睛问。 王加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你妈就不要方红梅，要方红梅就不要你妈。你只能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想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就赶紧与方红梅一刀两断；如果投入方红梅的怀抱，我们母子就再也不要见面了。”白素珍把题目抛给儿子后，又补充说，“我明天就给孝天县文教局局长写信，通报你与方红梅之间的恋爱关系，让他们不要把你们俩分配在一起。” “你没有权利这么做！”王加根愤怒地吼叫起来。 他的怒吼又招致白素珍酣畅淋漓的痛骂。 老马又开始两边儿作揖，让他们母子保持克制和冷静。 随后两天，白素珍坚持带加根去邻居家串门。 邻居夫妇俩都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工人，他们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子与加根年龄相仿，已经由部队安排在铁路上工作。女儿刚参加完高考，正在家里等分数。 白素珍的本意是让加根与邻居家儿子多交流，熟悉部队子女的工作和收入情况，但加根每次去邻居家，感觉都很别扭。因为与他们交谈，除了问工资、算奖金，就是讲级别、比舒服。 邻居家儿子说，他去年高考落选后，就到铁路上做事了。工作很简单，就是拿着洋镐掏铁路上的石块。每天凌晨四点半上班，早上七点半就下班了。一天工作三小时，其余时间就是玩。白天没事干，就听录音机、唱歌、跳舞，或者去街上找人打架。住在一起的同伴每人都有一个沙袋，天天在宿舍里练拳头。或者往篮球里面灌满沙子，代替沙包。他总是打得拳头流血，一直到把篮球染成褐色。 加根问：“你们那么多业余时间，为什么不看书呢？还有收录机，学英语不是挺方便的么？” “中学读完了，都工作了，还看什么书呀？我们三十多个一起上班的，没有一个人带书去的。宿舍里的收录机，除了听歌听音乐，其他的什么都不听。英语那玩意儿学着有什么用？反正又不出国，又不准备再考大学。就算复读考大学，也只是想多玩四年，到处逛逛，再就是落个好名声。更何况，读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未必有我们拿得多！” 王加根问他们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邻居家儿子骄傲地回答：“基本工资三十八元，加上奖金和津贴，一个月可以拿六十二块钱。”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听说，像他们这些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参加工作后的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 第二十二章 陌路姐弟 孩子无论年龄大小，作为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有思想、有灵魂的，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尊重生命，尊重子女，这是为人父母的基本遵循。 遗憾的是，生活中的很多父母只是片面地强调，子女应该尊重父母，而忽视了他们同样必须尊重子女。他们甚至把子女看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如同规划自己的未来一样，去规划子女的人生，要求子女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确方式”去成长，去追求，去生活。他们打着“爱”的旗号，粗暴地干涉子女的自由，明明对子女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觉得理直气壮。这样的父母，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实际上是最无知的，也是最自私自利的。 养儿育女的责任，就是呵护他们长大成人。庇护他们的身体，不让他们受到伤害，而不应该去主宰他们的思想和灵魂。每一个人都有放飞自己梦想的权利。更何况，子女的灵魂是属于未来和明天的，生命不可能倒退或者停留。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父母必须随时接受晚辈超越自己的现实，努力向子女看齐，而不是固步自封，拉子女的后腿，把自己落后的思想观念强加在子女身上，让子女变成已经过时的自己。 白素珍的悲剧，就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她一次又一次地带着加根去邻居家串门，借邻居家儿子现身说法，用部队子弟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裕的薪酬待遇吸引加根，结果适得其反。加根对邻居家儿子拥有的一切根本就不感兴趣，甚至从内心里瞧不起这些纨绔子弟。 串门的最后一天，他们还碰到了极其尴尬的一幕。 那天正好高考成绩发榜，邻居家女儿落选了，没有考上大学。她妈妈面色苍白，眼睛红肿，一边哭诉，一边伤心地数落不争气的女儿： “没良心的东西，你长十几年，老娘没让你洗一件衣服，没让你扫一次地。平时就是扫帚倒在地上，也没看见你捡起来一次。饭总是端到桌子上，再喊你吃。平时去你房间，走路都不敢出声。有人找我，我总是把人家拉到家门外讲话，怕影响你学习。水没叫你提一桶。每次买煤，都是我自己去拉，拉不动，我宁愿找外人帮忙，也不惊动你。你呢？烂的，看书总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翻前翻后的，根本就没用心。 “你先是在部队子弟学校读书，后来听说洒河桥高中教学质量高一些，要去洒河桥高中。老娘到处去找人，求爷爷，告奶奶，部队子弟学校领导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都没有吭声。去洒河桥高中后，你说学校离家太远，要自行车，老娘又给你买自行车。在洒河桥高中读了没几天，你又说这个老师不行，那个老师不中，要回部队子弟学校来，给老娘出难题。没办法，老娘又一次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向部队子弟学校领导求情。 “平时总是不好好吃饭，屁大个碗，还故意盛半碗儿，装个秀才样儿。买回来的水果不吃，平时糖开水都不喝一口。你营养就不够的嘛，考啥子考！一年上头总在病，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得劲，从来就没有断过药。 “老娘前半辈子操碎了心，下半辈子更伤心。这一生算是没指望了。我和你爸都是工人，也就是旧社会的奴才。光干事的嘛！和旧社会的奴才有啥子区别！只不过新社会变了，叫工人好听一点儿。别人上班坐小汽车，我们必须去赶火车，下车还要靠两只脚走那么远。平时想看看文件都不可能，哪个给我们看嘛！人家到处开会，公款旅游，动不动就加餐，吃香的喝辣的，拿这补贴那津贴，我们有啥子嘛？ “老娘每天一下班就忙家务，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什么时候叫你动过手？家里的收音机电池都放烂了，我都没功夫听。我和你爸都是小学文化，连初中都没上，没什么本事，在单位被人瞧不起。这次单位临时工转正式工，十个人就有九个转了，我和你爸都没有转。没地位，没权力嘛！总想你们兄妹俩能出人头地，没想到两个都不争气！只有当奴才的命。将来世事一变，说不定连奴才都当不成。 “家里没订报纸，你说考时事政治要看，我就到单位找人要，下班后给你带回家。有时走到家门口，想起报纸丢在单位忘记了拿，我又跑回去拿。已经走到家门口了呀！我能不伤心吗？你总是瞒着我，哄骗我，说你能够考上大学的，要老娘侍候你。结果呢？老娘这一生算是完了，走到头了……” 白素珍很想对邻居说些安慰话，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知道，家长遇到这种事情，别人的任何安慰都无济于事。她当然同情那位伤心的母亲，觉得孩子辜负了老人的期望，太不应该了。但眼见那位落选的考生也很沮丧，低着头一个劲地抹眼泪，她又不能够火上浇油。万一因为她的推波助澜，导致邻居家女儿想不开，寻了短见，她还不好交待。 王加根同情的天平则倾向那位没有考上大学的女生，认为她妈妈——那个满口四川话的女人太过分了。谁说你对孩子有较高的期望，孩子就必须按照你的期望去实现？谁说你付出比较多，孩子就一定能够考上大学？岂有此理！还用那么难听的话骂自己的女儿。 这就是两代人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 王加根真的不想在河北继续呆下去了。在这里的日子，一点儿意思也没有，度日如年般难受。但是，他姐在bj又没回来。好不容易来一场河北，如果姐弟俩连面都没有见到，他又于心不忍，也心有不甘。他还想听听姐姐对他恋爱的看法，听听姐姐对方红梅的评价。这一点很重要。她和姐姐是同代人，看问题的角度及思想观念应该差不多，姐姐的意见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加根和加枝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一岁半以前相处的日子完全没有印象。后来白素珍为上“三线”送加枝回王李村，他们姐弟才得以重聚。不过，重聚的日子只有三年多时间，之后他姐又被他妈带到了yc市。自此之后，姐弟俩再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也就是说，加根加枝共同生活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五年左右。 从白沙铺返回王李村时，加枝七岁，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虽说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好在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读书时脑瓜子特别聪明，学习成绩好。有时放学回到家里，还教弟弟加根认字和算算术。 那时办学条件很差，教室都是租用的民房，低矮、黑暗、狭窄。桌凳也是学生自带的，高的高，矮的矮，大的大，小的小，形状各异，参差不齐。有一次，加枝带着未到学龄的弟弟到学校里玩儿。上课时，姐弟俩挤在一条板凳上。老师点学生起来读生字，一个女生认到“团”这个字时卡壳了，急得抓耳挠腮，满脸通红，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同学们都很为她着急。老师的教鞭却一直点在那个“团”字上不移开。这对于那个可怜的女生来说，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看到这里，加根终于憋不住了，大声喊道：“团长的团！这么简单的字都不认得。” 结果引来哄堂大笑。加枝非常不安，小声责备弟弟莽撞。老师倒很宽容，不仅没有生气，还让加根站起来认生字。加根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姐姐。加枝鼓励他试试。他就大胆地站起来，随着老师的教鞭，正确地读出了黑板上的每一个生字，赢得哥哥姐姐们雨点儿般的掌声。他出尽了风头，也因此被学校破格吸收为一年级的插班生。 加枝和加根都喜欢看小人书，有时还跟着大人们一起去看电影。尤其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的故事，他们百看不厌。每看一次，都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掀起波澜。姐弟俩对“后妈”有着很深的成见，总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关心起自己的命运来。如同害怕虎豹豺狼一样，担心他们的父亲“找后娘”，就像当时流行的童谣所唱的： 包菜叶，包冰糖， 一岁两岁冇得娘。 跟着爸爸歪歪地走， 生怕爸爸结后娘。 后娘生的小玄妹， 吃的穿的比我强。 玄妹穿的绸子缎， 我却穿得破稀烂。 玄妹吃肉我喝汤， 想起来就哭几场。 加枝嘴巴子特别厉害。这方面，白素珍的遗传基因在她的身上充分显现。不论与谁争辩，她向来是不占上风誓不罢休。相比之下，加根就显得笨口拙舌。逢到姐弟俩发生争执，一个以“动口”取胜，一个以“动手”见长。不过，加枝并不是打不赢弟弟，而是让着他。加枝如果真的发起狠来，也是叫人胆颤心寒的。加根清楚地记得，姐姐曾经挥舞着拣粪的耙锄，在同村小伙伴二瘌痢的头上留下几个窟窿！ 事情的起因，缘于一堆牛屎。 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看到了一堆热气腾腾的牛屎。姐弟俩如同发现金银财宝一样喜不自禁。加枝高兴地对弟弟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回去拿粪筐粪耙来捡。” 那时种地的肥料，主要来自于动物和人的粪便。“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肥积多了，不仅能够满足自家菜地的需要，交给生产队，还能挣工分。村里总可以看到拎着粪耙、挑着粪筐的人们转来转去，寻找猪马牛羊的粪便。细心的人，连鸡鸭鹅这些家禽的粪便也不放过。看到牲口小便，也总是急匆匆地拿出粪瓢，接一瓢半瓢，倒进自家的厕所。平日人们下地干活、出门办事，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吃家饭，屙野屎”的。即使撑得肛门发裂，胀得满脸通红，也要坚持回家“方便”。 正在加根焦急地等待姐姐的时候，同村一个外号二瘌痢的小男孩拾粪正好拾到这里。这家伙不由分说，就要将那堆牛屎捡走。 加根怎么可能答应！他叉开双腿，护着那堆“宝贝”，几次把二瘌痢伸过来的粪耙踢开了。二瘌痢仗着人高马大，猛一用劲，把加根推倒在地。加根哭了起来，大声呼喊着姐姐，同时从地上一跃而起，牢牢抓住二瘌痢的粪耙。两人正争执不下，加枝和二瘌痢的哥哥先后来了。 双方很快争吵起来。 加枝伶牙俐齿，加上道理又在他们这一边，二瘌痢兄弟俩很快就理屈词穷，被噎得无话可说。可他们又是村里出了名的“恶霸”，平日总是土匪一样蛮横，哪里肯善罢甘休？动口不行，他们就动手，恼羞成怒地向加根扑过来。 加枝急得眼泪直流，扯起嗓子大喊大叫。眼见二瘌痢把加根按倒在地，开始拳打脚踢，加枝突然抓起地上的粪耙，高高举起，一耙子挖在了二瘌痢的瘌头上…… 当二瘌痢抱着鲜血淋漓的脑袋嗷嗷乱叫的时候，加枝又害怕了。她扔下粪耙，慌慌张张地逃之夭夭。 事情的结局是：加根他奶把二瘌痢带到大队卫生所，进行了包扎，并向他父母道歉；王厚义在生产队的稻草垛里找到加枝后，把她狠狠打了一顿，罚她在堂屋里跪到天黑。 加枝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白素珍又要把她领走，带到了宜昌。 高考之后，加枝考上了bj农业大学。她对弟弟仅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极为惋惜，甚至有些内疚。她写信说，自己能够长期生活在妈妈身边，已经是占了极大的便宜。假如妈妈当初带走的是加根，而不是她的话，说不定她早就辍学了。她只能在农村里挣工分，而加根也不会只是现在这个样子。她真心希望弟弟有出息、有作为，并保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加根…… 这封信让加根非常感动。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加根完全就没有心思上课，总觉得“小学人民教师”的归宿，与自己的理想相差甚远，不愿意为此去煞费苦心。在班上，他学业平平，但业余自学抓得比谁都紧。他一心想着再圆大学梦，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复习高中课程上。 加枝对此提出异议。她说，按规定，中专毕业两年后才有资格参加高考。与其这样原地踏步地苦等四年，不如利用这四年时间，学习一点儿新知识。更何况，上大学并非成才的唯一途径，自学一样会有所作为。爱迪生、高尔基、华罗庚都没上过大学，不是同样成了世界上着名的发明家、文学家和数学家？ 加根觉得姐姐的话不无道理，便接受她的建议，异想天开走出一条自学成才之路。他啃了一年多菲赫金哥尔茨的《数学分析原理》，听完了陈琳主编的英语广播教材，最后，又雄心勃勃地写起了小说……客观地讲，他当时热情有余，但恒心和毅力不足，总体上还是比较幼稚的。他并没有稳定的兴趣和爱好，没有具体的奋斗目标，对学习内容的选择，也是凭一时心血来潮。学数学是受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蛊惑；听英语是因为将来考研究生必修外语；而后来迷上文学，纯粹是为了战胜几个舞文弄墨的情敌，争夺他心仪的女生方红梅。 但加枝却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他。为了给弟弟买到最好的教材和资料，她几乎跑遍了bj城里的大书店。她还在信里给加根介绍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解答弟弟学习和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加根也把姐姐当作心中的偶像，认为姐姐是自己的精神支柱和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他眼中的加枝，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每一门功课都能当他的老师。有这样的姐姐，加根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但是，当他们姐弟俩去年暑假在洒河桥相会时，情形又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加枝觉得加根少年老成，没有小时候活泼可爱，尤其受不了他的沉默寡言和玩世不恭。加根却认为姐姐古板、自私，对别人挑剔，在家里又专横。两人根本就谈不来，动不动就发生争执，经常闹得不欢而散。 自此，虽然姐弟俩仍然在通信，但远没有以往那样情真意切。内容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枯燥，越写越流于形式，字迹也越来越潦草。有时，完全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应付，他们还常在信中赌气、争吵，互相指责和嘲弄。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同陌生的路人。 第二十三章 拖油瓶 读过大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在外求学会觉得特别孤独，单身独处时会特别想家，思念家里的亲人。因此，逢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总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 现在正值暑假，加枝却赖在她读书的bj农业大学，不愿意回家。这本身就有点儿不正常。尤其是在她得知王加根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北的家里之后，仍然不不急着回去与弟弟见面，更表现得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加枝自有她自己的苦衷。 在已经走过的十九年人生旅程中，尽管她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不像加根那样缺少母爱，但她并不像歌儿里唱的那样“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从三岁开始，她就生活在白沙铺的单亲家庭里。四岁感染流行性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十二岁那年，她又被白素珍带入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拖油瓶”。 这些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注定她不可能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拥有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童年。更何况，她的监护人白素珍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非常强势的女人。大小事情，加枝都得听妈妈的，任凭妈妈摆布，不能违抗白素珍的命令和意愿。就连她的姓氏，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在王李村，她叫王加枝；到白沙铺之后，按妈妈的要求改成了白加枝；跟随改嫁的妈妈到河北迁西县洒河桥，白素珍又把她的姓氏改成马，让她成了马加枝。 每谈起她四岁那年害的那场大病，白素珍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认为是菩萨保佑，才让她们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那是素珍、三货和加枝回白沙铺不久，大货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当时，素珍和三货除了在白沙铺的生产队里出工劳动以外，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时安排在晚上，有时安排在白天，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除非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就必须无条件参加。否则，不仅不计工分，还要挨批评。参加政治学习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像出工劳动时那样，把小孩子带在身边。 这种强制性规定，给素珍和三货出了一道大难题：他们都去参加政治学习了，家里没有大人，加枝怎么办？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加枝一个人锁在家里面。素珍和三货参加完政治学习回到家里，总会发现加枝躺在地上睡着了。小姑娘梦中还是伤心委屈的样子，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饭粒和灰尘。 夏日的一天，加枝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烧得烫人。她烦躁不安地哭着，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叫头痛。 白素珍以为女儿患了重感冒，叫三货到街上买生姜。用生姜煮汤，再加入红糖，喂给加枝喝。可加枝喝了几口之后，又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昏沉沉地睡着不醒。 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素珍带着加枝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口里时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素珍以为女儿死了，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这样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把摇篮上的竹筐取下来，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晚风轻轻地吹着，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的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 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而感到万分内疚。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起来，外面就传来男人淫荡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要是加枝有个三长两短，素珍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如果没有了她和加枝，三货怎么办？素珍想起这些，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在脸颊上静静地流淌。 晚风习习。身边的澴河流水淙淙。附近的乡村鸡鸣犬吠。 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姐弟俩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了，落汤鸡一般。他们把加枝放在候车室门口，前往问询处打听。 工作人员回答说，南下去孝天城的火车刚刚开走了。 “北上去花园镇的火车呢？”白素珍焦急地问。 “今天没有了。所有在这儿停的慢车，都得等到明天。” 听到这里，素珍和三货几乎同时哭了起来。 值班民警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过来。问明情况，看过竹筐里奄奄一息的加枝，大家都摇头叹息，表示无能为力。如果等到明天，加枝肯定没希望了。说不定，晚上就有可能咽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将永远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 生命这般脆弱，现实如此残酷，真的叫人难以接受！ “沿铁路往北走一两里路，有家铁路职工医院。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情急中的值班民警突然想到了这条路，“反正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了，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 绝望中的白素珍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马上拉起流鼻涕抹泪的三货，抬起加枝就走上了铁道，向北去找寻铁路职工医院。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严格地讲，只能算一个小诊所。医院虽小，却住满了病人。病房床位一个不剩，医院门口还临时搭起了几个帐篷。病人几乎全部是小孩儿，得的都是流行性脑膜炎。 医生检查了一下加枝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并且说，这种病目前正在很多地方肆虐和蔓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儿童被它夺去了生命。医生坦言，没有哪家医院有十足的把握治好这种病。他们这里收治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没有抢救过来。鉴于加枝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他们建议还是去其他的大医院比较好。 白素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着哀求医生救救她的女儿。并且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 医生见此，也不好说什么，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既然患者家属如此恳切，他们也不可能将病人拒之门外。他们按规定出示《病人亲属承诺书》，要求白素珍在上面签字，按红手印。 签订了“生死文书”，加枝才被送到医院大门口的帐篷里。医生让他们把加枝抬到木板床上，先做皮试，然后开始打吊针，源源不断地滴注青霉素和氯霉素。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一直昏迷的加枝居然醒过来了。 接着输了一天液，加枝的烧也退了，体温趋于正常。 医生嘱咐，要让孩子多喝水，可以喂些西瓜汁和罐头她吃。 白素珍一丝不苟地照办。她和三货轮流守护着加枝，熬过了漫长的三天三夜。 加枝终于活过来了。在她闯过“鬼门关”的同时，有两个小病友却不幸夭折，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据医生讲，脑膜炎可引起脑膜粘连和大脑实质性损害，将来有可能出现后遗症。诸如颅神经麻痹、失明、听力障碍、肢体瘫痪、癫痫及智力减退这些毛病。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病症在加枝身上并没有发生，或者说，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 她的听力、视力、嗅觉、灵敏度、智力都比较正常，中小学阶段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白热化的高考竞争中，她还以部队子弟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 白素珍和老马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小孩。这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和见证——小女儿马颖。生下马颖后，白素珍实际上就没有上班了。在家里相夫教子，担当五个孩子的妈妈，其艰难可想而知。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老马的工资。靠那几十块钱，肯定养不活这么大一家子。素珍于是在自家小院子里种菜和养鸡，做到大部分蔬菜和鸡蛋不用掏钱到市场上去买。 即使上街买东西，她也总是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她从来不在农贸市场刚开集时去凑热闹，而要等到快散集的时候，再去购买那些最后的剩货。她抓住农民急于回家的心理，提出“扫篮儿”或者“包圆儿”的要求，价格自然要比刚开始卖时便宜得多。 安排一家人衣食住行，照顾一家人吃喝拉撒，已经够白素珍操心的了。她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和化解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不偏不倚。毕竟，家里的五个孩子是组合到一块儿的。马杰、马红、马军非她亲生，但同父同母。马颖是她亲生，又与前面三个小孩同父异母。加枝与马颖同母异父，与前面三个小孩既不同父，也不同母。血缘关系错综复杂，导致家庭矛盾重重，经济上又那么拮据，真的太难为她了！ 在这种情况下，加枝能够健康地长大，并且考上重点大学。按说，她应该对妈妈充满感激，从内心里无比尊敬自己的母亲。可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加枝对白素珍满是怨恨。 加根在大学里读的是农学系。虽然班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天之骄子，她还是以干练的办事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被推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她学业优异，业余时间还负责系学生会会刊的编辑工作。她写过不少诗歌，发表在学校墙报和学生会会刊上，并多次在bj农业大学组织的征文比赛中获奖。 虽说患脑膜炎没有留下后遗症，但对加枝的健康状况多少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之后，她经常头疼头晕，晚上失眠，而且一直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足七克。 这里摘取她在学校里的一段日记：“中午，躺在床上刚刚进入迷糊状态，似乎是睡着了。一阵头疼，整个脑袋像是被很多东西挤压着。就这样，我醒了。忍着剧痛躺了一会儿，背起书包向图书馆走去。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浑身酸软无力。没有办法，只得绕道去学校医务室。校医给我开了药，嘱咐我注意休息。可是，马上就要期末考试，同学们都在专心复习，我怎么能够休息呢？我向医生要了一杯开水，吞下几粒药丸，还是坚持去图书馆。走了五分钟的样子，眼睛突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床边坐着同班的几个女生。她们说我已经昏迷了好几个钟头。班主任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准备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但考试怎么办？我真想放声大哭！可是，哭又有什么用啊……” 加枝一直把小时候患脑膜炎和长大后身体不好的原因，归咎于妈妈对她照顾不周，认为白素珍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在白沙铺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她说跟着母亲去宜昌之后，经常放学回家见不到妈妈。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不得不时常去麻烦老师和同学。 那时她就质问过白素珍：“既然你没有能力照顾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我在王李村生活得好好的，有奶奶照顾，有加根陪伴，那三年我没有得过一次病。脾气不好的吊子父亲，也从来没有打过我……” 话还没有说完，白素珍就歇斯底里的怒骂起来，对她劈头盖脸地一阵暴打。 当“拖油瓶”来到马家生活，每逢她与马杰、马红、马军产生矛盾的时候，白素珍总是压制她，打骂她，偏袒马家的三个孩子。 加枝认为，这是白素珍以牺牲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彰显她当后妈的崇高，塑造贤妻良母形象。上大学之后，她与白素珍之间的矛盾，则主要集中在生活费的支出上。 白素珍总认为加枝花钱如流水，向家里伸手要得太多了。责备她完全不考虑家里的实际困难，不顾父母的死活，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与同学比排场、讲阔气。 事实上，加枝在大学里还是相当节俭的。 生活在bj的高等学府，正值爱美讲漂亮的花季之年，她也是够寒酸的。与她同班同宿舍有五个女生，分别来自京城或者省城。她们的父母，都是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钱的高级干部或者大学教授。相比较而言，只有加枝出身卑微。她当时的处境，与电影《女大学宿舍》里面的女主人公非常相似。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是零七八碎的花销，她在五个女生中都是最差的。但这些道理，她没办法对妈妈讲。 白素珍也根本听不进去，反而理直气壮地问她：“同样是在外面读书，你一个月的花销，比加根一年的花销还要多。这怎么解释？” 这倒是实情。 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伙食费学校全包，手里只需要少量的零花钱。他又节俭，穿戴不讲究，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白素珍提出每月给他寄五元钱零花，被他婉言谢绝了。 素珍于是动不动就拿加根作例子，责备加枝大手大脚。 加枝在母亲的唠叨和训斥中受了不少委屈，而受委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她弟加根的“高姿态”。 可加根也有他的苦衷啊！ 家庭关系那么复杂，他的确不愿意过多地给白素珍添麻烦。他担心因为母亲对自己太好，导致她和老马之间产生矛盾，更不愿意激起马家几个孩子的反感。他哪里会想到，自己顾此失彼，反而得罪了同胞姐姐呢？加根的错误是无意识的，无意之中，使得他与加枝之间产生了隔阂。 一直到八月中旬，加枝才从bj农业大学回到洒河桥的家里。 她特意买了一本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编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送给加根，说这本书对即将为人师表的弟弟肯定会有所帮助。 谈到恋爱问题时，加枝开玩笑地说，弟弟有超前意识，比她还要“先进”。不过，她对方红梅颇有好感。建议加根，如果两人情投意合，交个朋友也未尝不可。 加枝简短的表态，让加根感觉很温暖，也很感动。 第二十四章 毕业分配 从河北返回湖北时，王加根依然是坐部队的敞篷汽车到bj，再从bj坐火车到孝天城，然后转长途汽车到方湾公社。 近五十天的别离让他魂不守舍，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方红梅。 情人久别重逢的场景大同小异，我们不想过多地渲染和描写。这里需要交待的是，方红梅已经收到了毕业分配通知书。 她被分配在方湾公社方湾中学——也就是她的母校。与她一起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有好几个师范毕业生，包括她的同班同学马静。她大弟敬文被孝天县一中录取了，已经去学校报到。她妹腊梅准备在方湾中学复读，将来的学籍问题自然指望她这个当大姐的。 方湾中学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最初为简易初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发展为六年制正规完全小学，六十年代末改为初级中学，七十年代中期发展为高级中学，去年又被降格为初级中学。 红梅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这所学校上的。学校现任教师中好多都是曾经教过她的老师。所以，接到分工通知时，她还是有点儿担心和害怕。就象即将进入竞技场的运动员一样，精神高度紧张和兴奋。从师生关系变成同事关系，与自己的老师同场竞技，多少心里还是没有底。今后做事和说话，都得小心谨慎呢！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所学校离她家太近了。 从方湾中学到菜园子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百米。即使穿街过巷，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方湾中学的学生都是街上、邻村和同村的熟人，见到她时常常直呼其名，根本不把她当“老师”看。加上她刚刚走上讲台，尚未在学生面前树立起威信。如果课上得不好，这些学生的家长们还有可能说三道四。如果那样的话，不仅她窝火，面子上过不去，家里人说不定也要跟着怄气。当然，最让她忧虑的，还是不能与王加根在一起。分配到方湾公社的师范生名单中没有王加根，显然他被分配了其他地方了。 加根究竟分配到了哪儿去了呢？会不会离方湾公社很远？来往搭车方不方便？为了尽快揭开这个谜底，她劝加根赶紧回王李村，拿到毕业分配通知书之后，再写信告诉她。 就这样，这对情侣恋恋不舍地分了手。 王加根回家之后看到的分配通知是：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到花园公社文教组报到。他看了看墙上的日历，已经是八月三十日。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搭乘开往花园镇的长途汽车车，找到了位于花园大桥头的花园公社文教组。文教组干事交给他一张纸，叫他到襄花小学报到，并且告诉他，这所学校刚刚更名为花园公社小学。 根据文教组干事介绍的大致方位，他走上了花园大桥，沿着那条着名的襄花公路往西走——也就是前往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方向。 过大桥后，走了一公里左右的样子，道路右侧有一条通往孝天县砖瓦厂的土石公路。县砖瓦厂那根高耸入云的烟囱特别引人注目，加根在县师范读书时，就听别人说起过那是全县最大的窑厂。土石公路旁边，有三排砖瓦房成“门”字型坐落在一片田野当中。 王加根猜想，那应该就是襄花小学。 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向那三排房屋靠近。 紧邻公路坐东朝西的那栋房子相对比较高大，只在正中央开有一个大门。大门敞开着。加根走近一看，发现是个大礼堂。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大礼堂的舞台或者主席台上，落有一大群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地欢叫，飞进又飞出。南北相对的两排房子破烂不堪，每排房子有六间房。房门与房门之间开有两个窗户，一看就是教室的格局。西边敞开的区域是几棵高大的树木，有泡桐、楝树和槐树。透过树木之间的空隙，可以看见远处碧绿的稻田。房屋和树木围起来的面积并不是很大，也就五六亩的样子，修有两个水泥乒乓球台，栽有一副简易篮球架。这里应该算作是操场了。所有教室的门窗都洞开着，但里面既没有桌椅板凳，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很多木门已经损坏，有的只剩一个门框，没有门板。没有哪一个窗户是完好无损的，而且见不到一块玻璃。窗户上的钢筋都被扒弯了，人能够钻进钻出。有的窗户连钢筋也没有，只用红砖砌上，中间留有几个孔洞。 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更没有招牌，王加根拿不准这里到底是不是他要找的襄花小学。正纳闷时，大礼堂南头那棵高大繁茂的合欢树下面，出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王加根赶紧朝那位老先生走了过去。 “请问，这里是襄花小学吗？” “是。这就是襄花小学。”老先生解下系在自行车龙头上的毛巾，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接着又问，“你找人？还是有什么事？” 王加根显然有些失望，低沉着声音回答：“我是分配到这儿来教书的。文教组通知今天报到，但学校里却没有人。” 老先生霎时露出满脸的笑容，把擦过汗的毛巾搭在肩上，腾出一只手伸过向加根：“欢迎！欢迎！请问老师贵姓？” “免贵姓王，王加根。” 老先生说，他也是刚从其他学校调到这儿来的，叫陆定国。 陆定国？那就应该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了。王加根刚听文教组干事刘福民介绍过，于是礼节性地问候：“陆校长好！” 陆定国说：“这里条件比较差，王老师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呢！” 说完，把自行车停在合欢树下，与王加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陆定国介绍，襄花小学原是襄花大队办的一所民办学校，从今年开始，花园公社文教组准备将其改为公办学校，更名为花园公社小学，作为全公社的重点学校来打造。学校的大部分民办教师已经辞退，只留了几个骨干教师。另外，从其他公办学校调了八个教师来这里工作，还分配来了十个师范毕业生。 “十个师范毕业生？”王加根显然非常惊讶，“您记得有哪几个人吗？” 陆定国紧锁眉头，努力回忆着：“除了你，好像还有宋双清、涂勇……我也没有完全记下来。全部是男的，都是县师范学校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有这么多同学分配到这里！王加根心情好了许多。特别是听说宋双清也分配到了这里，刚才因恶劣环境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明显有所好转。人家是花园镇鼎鼎有名的建筑工头的公子，也只能分配到这里上班，你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也是几天前才接到调令，比较突然。你也看到了，襄花小学就是这么一个乱摊子。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要想开学恐怕还得几天准备。”陆定国摊开双手，有些无奈地叫苦连天。 听说王加根是杨岗公社人，花园镇没有亲戚朋友，找不到地方住宿，陆定国叫他先回家休息。 “下周一，九月六号来上班就行了。”陆定国有些抱歉地说，“你已经报过到了，我记得的。” 听到这儿，王加根暗自高兴。他向陆定国道地谢，握手告辞。 他原本计划报完到之后就去孝天县师范学校，到汤正源家里拿自己的行李，看来暂时没有这个必要了。离九月六号还有五天呢！又可以多放五天假。他没怎么多想，就打算去方湾公社，投奔他女朋友。 方湾中学到底是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开学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九月一号的前一天，学校就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逐一表态发言。校长谈学校的远景发展规划，以及本学年度的工作计划和安排。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周东明宣布教师分工情况。后勤主任为新调来和新分配来的教师安排宿舍。 方红梅教初一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兼初一初二六个班的音乐课。马静教初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她们的宿舍都在进学校大门右侧的青砖瓦房里，每人一间单身宿舍。房子很旧，面积不到十平方米，光线也不是很好，阴暗潮湿。不过，宿舍的设施还是比较齐全。有单人木板床、书桌和凳子，还有刚刚配发的塑料脚盆、拖把、扫帚和铁簸箕。 王加根风尘扑扑地来到方湾中学时，方红梅刚从学校后勤处领回教材、备课本、钢笔、红蓝墨水、抄写纸等一大堆办公用品，正准备收拾和整理一下她的寝室。 见到加根，她马上停下手里的工作。反锁房门，开始上演他们每次相逢时的“疯狂三部曲”。安静下来之后，加根长叹了一口气，用极度失望和无奈的口气，谈起了他的工作分配情况。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到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地方！都八十年代了，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居然还有如此落后的学校！而且是在花园镇附近。”他忧国忧民地发着感叹，满腹牢骚，叫苦不迭。 方红梅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看见亲爱的人又黑又瘦，脸上满是倦容，她非常心疼，劝加根暂时忘记分工的事情，好好地享受这几天难得的清闲自在时光。 “我们明天就正式上课，要上笼头了，如同耕牛一样。纪律特别严格，条条框框非常多。老师必须按时上班，不准迟到早退，不准中途溜岗，更不准无故旷工。上课要准时进教室，没有课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办公室里办公。学校领导会如监工一样记考勤。上午开会时校长还通知，明天晚上七点半全校教职工都要到会议室，收看党的十二大开幕式现场直播。”方红梅对这种紧张节奏感到不适应，陈述时明显带有怨气。 听说马静住在红梅隔壁，王加根提出去拜会一下。 方红梅欣然同意。两人于是相跟着来到马静的宿舍。 马静宿舍的格局与红梅的基本一样。她正站在凳子上，往墙上钉一张电影明星的剧照。那剧照显然是从《电影画报》之类的杂志上拆下来的，正中间有一条折线，折线上还有拔订书钉留下的小窟窿。 王加根让马静下来，自告奋勇地跳上凳子，帮她把电影明星剧照弄上了墙。 “你家不是在西河公社吗？怎么会分配到方湾中学呢？”加根对马静的分配结果感到奇怪，随口问道。 马静说，她接到通知时也觉得意外，因为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她并没有填方湾公社，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地分到了这里。 “去不了孝天城和花园镇，哪个公社都差不多。无所谓！”马静大大咧咧地说，“反正都是吃粉笔灰。” “方湾中学真是雄性十足啊！我们班的三个女生，居然有两个投入了他的怀抱。”加根调侃道，接着又问，“池中月分到了哪里？” 马静回答：“听说是朋兴公社，分配在车站中学。” “那等于进了孝天城。”方红梅酸溜溜接过话茬儿，“车站中学就在孝天火车站旁边。” 王加根说，这也很正常，因为池中月的父母是铁路职工，并且从肖港调到了孝天火车站。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你去过她家？”方红梅醋意大发，警惕地瞪大双眼。 王加根笑着回答，听其他同学讲的。 “徐磊分配到哪儿了呢？”方红梅突然这样问。 马静不愧为消息灵通人士，非常肯定地回答，徐磊本来是花园公社人，却分到了季店公社，具体在哪所学校还不是很清楚。 方红梅叹息道：“那他和池中月的事情估计没戏了。” 马静坦言，池中月并不是真的喜欢徐磊，只是因为情感上受了挫折和刺激，意气用事，找徐磊玩玩儿而已。 “就算他们两个人分配在一起，也未必能够修成正果。”马静借机恭维起了红梅和加根，“你们才是真心相爱。我绝对看好你们！” 话题又转到了王加根的分工上。 马静认为花园公社小学前景广阔，完全没有必要悲观失望。既然花园公社文教组把这所学校作为重点打造，肯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更何况，这所学校离花园镇那么近。她预言，要不了多长时间，花园公社小学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们将来打算怎么办？是王加根向方湾靠拢？还是方红梅往花园调动？”马静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加根和红梅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先维持现状，过两年再说！反正结婚也不够年龄。”王加根含糊其词地回答。他心里还惦记着两年后重新参加高考呢！ 方红梅也表示赞成：“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两年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谈安家落户，还为时过早。” 告别马静，回到方红梅的宿舍，王加根的心情比较复杂，但情绪似乎比刚来时有所好转。 夕阳早已不见了踪影，天色暗淡下来。归巢的鸟儿在树林中发出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似乎在提醒人们，该吃晚饭了。方红梅本想去学校食堂打点儿饭菜回来，两个人在宿舍里用餐，免得又往她家跑，又考虑到中午没有给父母亲打招呼，怕家里人等她。所以，她还是提议一起回菜园子村的家里吃饭。 王加根表示同意。他觉得，既然来到了方湾，就应该与红梅的家人打个照面。如果躲在方湾中学不去她家里，有点儿不近人情，也显得不够礼貌。 “从明天开始，学校工作就会走上正轨。如果你不想回菜园子，我们就一日三餐在学校里解决，享受两人世界的美好时光。”方红梅安排起了随后几天的生活，“白天我上班，你就在宿舍里看书或者睡觉，也可以一个人去街上转转。晚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去女儿港河堤上散步。” “行！客随主便。一切听从方老师安排。”王加根答应着，心里如同喝了蜂蜜一样，甜丝丝的。 这对被毕业分配拆散的鸳鸯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几天难得的相聚时光过得丰富多彩，温馨，浪漫，充实，让人终生难忘。 第二十五章 职场起步 王加根再次到花园公社小学时，看到的情况与初见时大不一样。 与大礼堂邻近的北边那排校舍的第一间教室里，摆满了办公桌和椅子，而且有好多人在里面。男男女女，年老的年少的，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校长陆定国讲话。 不用猜，这些人正在参加第一次全校教职工会议。 陆定国说，把襄花小学更名为花园公社小学，是公社文教组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是推进花园公社教育改革的重大工作举措。目前，花园公社的小学教育主要由各生产大队民办小学承担。民办小学规模小，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差，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是很高。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包产到户了，很多家庭干活儿的人手不足，就让孩子提前退学，当劳动力使用，或者送孩子外出打工挣钱，以至于失学和辍学的学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 “花园公社二十多所民办小学，普通存在入学率不高的问题。低年级学生人数稍微多一点儿，到了四年级或者五年级就大幅减少。至于有些学校办的戴帽儿初中班，就更没几个学生，戴帽儿初中班根本就办不下去！”陆定国通报这些情况时声音悲壮，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能完全怪学生家长鼠目寸光，他们之所以看不到希望，还不是因为农村小学教育太差了？因此，提高农村小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刻不容缓。让学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共同责任，全社会都义不容辞！” 陆定国情绪非常激动，饱经沧桑的面颊胀得通红，眼睛里甚至旋转起了泪花。他说，花园公社文教组准备扩建几所规模比较大的公办小学，逐步取代民办小学，在襄花小学的基础上建立花园公社小学就是试点之一。这所学校的招生范围再也不局限于襄花大队，将扩大至附近的三个生产大队、十几个自然村。今年准备开设十个班，一年级至四年级各两个班，五年级一个班，另外办一个戴帽儿初中班。 “初中班暂时和小学放在一起，明年就会剥离出去。”陆定国越说越兴奋，语调儿也越来越高，“公社文教组准备在花园大桥头新建一所初中，暂定校名为桥西中学。这所学校占地面积超过二十亩，全部修建楼房，一栋教学办公楼和两栋教师宿舍楼。马上就要动工，预计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等桥西中学建成后，我们这儿的戴帽儿初中班就会转到那里去。” 接下来，陆定国介绍了花园公社小学领导班子，暂时由三人组成。他担任校长，兼学校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姓李，是返聘的退休教师，曾在多所中小学任教，担任过学校领导，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比较丰富。另设一个负责后勤工作的总务主任，由原襄花小学校长担任。最后是教师分工，安排大家所担任的课程，确定各班的班主任。因为牵涉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会场上霎时变得特别安静，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学校戴帽儿初中班只安排了三名主课教师。王加根教语文，兼任班主任；宋双清教数学，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英语老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叫董志芳，据说是花园驻军部队的军人家属。 教小学的教师除了承担语文或数字一门主课外，至少还要承担一门体育、音乐、美术、政治等副课。 分工宣布完毕后，话题又转到与大家息息相关衣食住行上。陆定国说，花园公社小学眼下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没有宿舍，没有食堂，没有水电，教师职工的吃喝拉撒睡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关于住宿。经花园公社文教组与襄花大队协商，准备将学校东边的大礼堂改建成教师宿舍。工程量不大，就是把大礼堂隔成小单间。隔墙不用到房顶，修三四米高就行了，顶上就敞开着。预计十天之内可以完成。施工期间，家住花园镇或者离学校不远的教师就辛苦一下，骑自行车跑几天。新分配来的十个师范学校毕业生，暂时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由民办教师们找些竹床来，供他们当床铺使用。 关于吃饭。学校准备腾出一间教室改成教工食堂，在附近农村找了一个炊事员，估计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开火。教工食堂建成之前这段日子，大家可以就近去花园砖瓦厂买饭吃——这件事情学校总务主任已经去联系好了。 关于水电。电好解决，准备从花园砖瓦厂拉一根电线过来，单独装一个电表就行了。这事也与砖瓦厂协商好了。水有点儿麻烦。大家生活用水只能依靠附近村庄的一个池塘。 “这里地势太高了，打井相当困难。”陆定国显出非常无奈的样子，“将来看能不能想办法把附近六0四冶勘技校的自来水接过来。” 安排完这一系列的事情，他又问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两位主任都客套地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发言。 陆定国最后说，下午除了负责报名的教师外，其他同志可以不坐班。抓紧时间把生活上的事情安排好，备课写教案，明天正式开学。 散会之后，大家相互自我介绍，彼此认识熟悉，说了一些“多关照”“多帮助”“多指导”之类的没有油盐酱醋的客气话，就各自散了。 王加根动身前往孝天县师范学校，去汤正源家里取他的行李和箱子。离开办公室，告别情真意切或虚情假意寒暄的新同事，他的思绪慢慢又回到自己即将从事的教育工作岗位上。 这是他的职场。 常言道，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迈好第一步特别关键。说实话，他没有想到学校领导会安排他教戴帽儿初中班，更没有想到让他担任班主任。毕竟，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新人。让他担当如此重要的岗位，表明学校领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并且寄予厚望。那么，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凭心而论，在此之前，王加根没有打算为教育工作付出太多。因为小学教师或初中教师的归宿不是他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他必须腾出时间和精力，复习高中课程，为两年后重新参加高考作准备。面对现实，他又有点儿犹豫不决，开始显得左右为难。是全心全意教书、当一个合格的教师和班主任？还是把业余自学复习备考放在第一位？ 选择前者，有可能会影响自己两年后的高考。高考竞争那么激烈，在校高中生一年比一年厉害，单枪匹马的社会青年与他们同场竞技，如果不付出百分之两百的努力，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上不了大学，他将会遗憾终生。况且，即使书教得再好，工作做得再出色，没有大学文凭，别人同样会另眼相看。社会上重文凭、轻能力的偏见根深蒂固，一时半会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选择后者，他又担心会辜负学校领导的信任和学生家长的期望，害怕因为自己的敷衍塞责，耽误了学生的大好前程。如果是那样的话，既对不起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对不起自己每个月领到的工资，还可能毁了他的名声。做不出成绩，别人就会觉得他没水平没能力…… 权衡利弊，王加根觉得，自己刚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应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工作为重，兼顾自学。事实上，教书与自学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啊！古人不是讲教学相长么？教书和自学是可以互相促进的，两者相辅相成，完全能够有机统一。自学必然能够丰富各方面的知识，而自己知道的东西多了，对教学肯定会有帮助啊！ 想到这一点，他才发现自己刚才的顾虑是多余的，纠结的其实是个伪命题，于是，有点儿自嘲地笑了起来。 上了襄花公路，看到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在孝天县师范学校上学期间，他在这条路上已经来来往往走过好多次。一个人走过，和同学们一起走过。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与方红梅结伴而行，特别是那几次为了接车而受熬煎的经历。 花园公社小学离孝天县师范学校不远，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走了二十多分钟，王加根就到了师范学校的大门口。他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右手边的小树林。那里是他和方红梅常去的地方。他们的爱情之火，正是在那儿熊熊燃烧起来的。他们曾经在那里忍受蚊子、蚂蚁的叮咬，相拥着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进师范学校大门是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走过一百来米，就到了女生宿舍和师范学校附小。这两个地方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太多了。王加根简直挪不动脚步，有些流连忘返。 继续往前走，就是教室、男生宿舍和教师办公楼。 在教室顶头的横断墙面上，“五一”“五四”专刊依然完好，他又看到了自己写的散文《晨雾》。这篇文章当时怎么就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怎么让那么多同学和老师津津乐道呢？他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停下脚步，从头到尾把这篇散文再看了一遍。心里还是感觉有点儿纳闷儿。 文学创作是很神奇的，有时候，读者意会和挖掘出来的东西，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当然谈不上是作者写作时的初衷。 操场那边儿传来整齐划一、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好多身穿橄榄绿军装的学生们正在练习走正步。显然，那是今年新入校的学生在军训。王加根站在办公大楼前欣赏了一下学弟学妹们的飒爽英姿。看到整齐的方阵中，个别同学因为紧张，不小心摆错了手，或者拿错了脚步，甚至差点儿把身边的人绊倒，他忍俊不禁地笑了。 在教师宿舍大院的入口处，停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一些教师和学生正在来来回回地往卡车上搬东西。 王加根与熟悉的老师们热情地打招呼，或点头笑一笑。碰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文学泰斗”熊老师时，他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哪位老师搬家啊？” “汤老师。就是你们班主任啊！他调到毛陈中学去了。” 汤正源调到毛陈中学去了？这消息让王加根感到很震惊。 他快步来到汤正源家里。可不，屋子里空空荡荡，以前的家具都不见了。地上还散落着一些书籍、报纸、包装盒、旧衣服、破塑料桌布等杂物，如同电影里面战争年代逃难的场景。 “哟，你来得还真是时候！”汤正源看见王加根，故作惊讶地叫了起来，“我正为你的东西没地方放而发愁呢。本来准备寄存在熊老师家里，让他转交给你，但又不知你分配到哪儿上班，没办法通知你。” 王加根于是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分工情况。 “花园公社小学？好地方啊！”汤正源故作惊讶地恭维道，接着又用玩世不恭的语气调侃，“你定居楚北重镇，我却要南下毛陈。” 王加根早就听说汤正源与学校领导张雨桓关系不好，过结主要是由于他与刘老师恋爱结婚引起的。再加上，汤正源为人清高，性格有点儿古怪，对看不惯的事情爱说三道四，口无遮拦，不讨学校领导喜欢。现在调离孝天县师范学校，到一所公社办的中学任教，看似比较突然，其实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早晚的事。 王加根也想不出合适的话语安慰汤正源。他把自己的行李和箱子提到操场上的树荫下放着，开始帮忙汤正源搬东西。 又过了一时半刻，汤正源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上了汽车，用绳子捆扎牢固，就准备出发了。 汤正源让他父亲抱着女儿坐在驾驶室里，又帮扶着他老婆刘老师爬上了后车厢。最后，与前来送行的教师们逐一握手道别，并且向所有人挥了挥手。 “bye-bye!”他用英语喊道，又仰天长啸般地唱起了京腔，“此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再相逢……” 王加根拎起自己的箱子和行李，也爬上了搬家的大卡车。他正好顺路，待会儿到了通往花园公社小学的岔路口，让司机带一脚就行了。 汽车驶离孝天县师范学校时，汤正源有些伤感地发起了感叹：“八年了！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教书，已经整整八年了啊！八年奋战，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听到这里，他爱人刘老师伤心地抹起了眼泪。 “哭什么哭？这又算得了什么！”汤正源对着老婆吼道，“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算我们是被张雨桓流放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他还说，自己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想当初，他和另外两个教师分配来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三个人的行李加在一起只有一板车。看看现在，他一个人的东西就是满满一汽车！八年前他是孤身一人来这里，现在却多了老婆和女儿。这不是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再去毛陈中学奋斗八年，说不定我们的东西就有两汽车。”汤正源调侃道，最后竟然仰天大笑起来。 王加根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看了看自己的行李和木箱，感觉还不如当年的汤正源。 八年之后，他的光景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十六章 百废待兴 王加根背着行李、提着箱子回到花园公社小学时，大礼堂的舞台上已经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竹床。大部分竹床上有人躺着，没人的则铺上了垫絮和床单，搁有叠成四方块的被子、盖着枕巾的枕头。 只有一个竹床是空着的，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显然，那空着的竹床是留给他的。此情此景，让他回忆起了小时候夏天乘凉的场景。他把箱子搁在舞台的地面上，把行李放在竹床上。正准备解开行李铺床时，一个男青年挑着一担粪桶走进了大礼堂。 男青年径直朝舞台这边儿走过来，笑着通报：“陆校长让我给你们送两个好东西来，供你们晚上方便用。” “不要不要！拿走拿走！”涂勇突然皱起了眉头，对着挑粪桶的男青年直甩手，“放这么恶心的东西在身边，不把人熏晕了才怪，还睡得着觉么？” 挑粪桶的男青年尴尬地停下脚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王加根记起上午开会时见过这个男青年，估计是留下来的民办教师。 宋双清从床上坐起身，开始为男青年解围：“先把粪桶放在墙角儿！晚上说不定用得着。谢谢你啊！” 男青年放下粪桶，感激地笑笑，就退出去了。 宋双清这才对怒气冲天的涂勇说：“厕所在教室的顶西头，离这里有点儿远。晚上又没电，黑咕隆咚的，去那儿不方便。有了粪桶，起码撒尿不用往外跑。你还想跟在师范上学时一样，站在门口走廊上撒尿吗？每天进进出出的，不把人臊死了？” 涂勇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又抱怨起来：“什么狗屁学校！真不是他妈的人呆的地方。” 不是人呆的地方也得呆啊！ 当天晚上，十个意气风发的师范毕业生就在黑灯瞎火的大礼堂里度过他们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夜晚。虽然已是秋天，蚊子依然很多。黑暗中，不时传来人与蚊虫搏斗的拍打声，偶尔还会跟上一两句叫骂。也有不惧蚊子骚扰的硬汉，躺下就打起了呼噜。鼾声此起彼伏，如同正在演奏交响乐。 王加根久久难以入眠。 他倒不是因为眼前的恶劣环境和艰苦条件而熬煎，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暂时的。正如马静所说的那样，要不了多长时间，这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主要是白天受了汤正源一席话的刺激，思考起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汤正源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重点大学毕业生。从孝天县师范学校起步，工作八年，如今也就这个样子。而他王加根各方面的都要低得多，不管怎么勤奋努力，将来又能混出个什么名堂？虽说有了女朋友，但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相距一百多里，什么时候才能够调到一起？这样分居两地，两人的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他们最终能不能修成正果？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到了下半夜，屋子里突然传出可疑的响声。王加根支楞起耳朵，似乎听到什么动物在大的礼堂跑动。不只一个，而是一群。响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由东奔西窜改为打架斗殴、相互撕咬，接着就是凄惨的“吱吱”叫声。原来是老鼠！这些见不得阳光的家伙们，正在黑暗中寻欢作乐呢。 天蒙蒙亮，王加根就穿衣起床。把毛巾、搪瓷缸、牙膏、牙刷放进脸盆里，端起脸盆，提起塑料桶，蹑手蹑脚地走出大礼堂，前往附近村庄的池塘里洗漱。 站在绿草如茵的塘埂上，他举起双手，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花园公社小学所处位置地势比较高，能够看见花园镇北部大片区域。王家岗驻军部队营房、银链一样的瀤河以及瀤河西岸郁郁葱葱的树林尽收眼底。他突然产生了到襄花公路上跑步的冲动。迎着朝阳，浴着晨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跑到花园大桥头，甚至过花园大桥跑到花园镇街上，然后再返回。运动肯定特别爽，也特别酷。但是，他又怕错过了县砖瓦厂开早饭的时间。 还是先去过早！把搭伙吃饭的地方找到，摸清楚早餐、中餐和晚餐的开饭时间，再作下一步的安排。工作和生活在此地，以后跑步锻炼的机会有的是。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洗口洗脸，然后端起装有洗漱用品的脸盆，提了大半桶干净水，打道回府。 他带回的水很快成了“香饽饽”。起床较晚的几个家伙马上跑过来，舀的舀，倒的倒，勉强对付着洗口洗脸。他们不想多走那一两里路。王加根笑骂着这一群“懒猪”，任他们去争去抢，自己则拿着碗筷，再次走出了大礼堂。 从学校到县砖瓦厂大门口有里把路的样子，但进砖瓦厂大门到职工食堂还有好几百米。早餐品种很少，馒头、稀饭和咸菜，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据说，中餐和晚餐也只有一个菜，跟孝天县师范学校生活水平相差无几。稍微强一点儿的是，这里有桌子有凳子，可以坐下来慢慢地吃。食堂里面还有一个小卖部，出售香烟和散装白酒，以及花生米、兰花豆之类的小吃食。这些东西，是干繁重体力活儿的工人们比较喜欢的。 王加根买好早点，又详细咨询了一日三餐的开饭时间。这才一手端着稀饭，一手拿着馒头，边吃边往学校走。路上，还碰到了好几个与他一样前往砖瓦厂吃饭的同事。 填饱肚子后，王加根想睡个回笼觉——昨晚的睡眠质量实在太差了。他刚刚在竹床上躺下，外面却传来急促而又有节奏的敲钟声。 这个时候谁在敲钟？敲钟干嘛？他看了看手表，早上七点半。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谁啊？是哪个在恶作剧？他满腹狐疑地从床上爬起来，一肚子不高兴地走出大礼堂。 敲钟的竟然是陆定国！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手里拿着一把钉锤，对着走道里吊着的一小段铁轨，连续不断地敲着。那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电影《地道战》里面的高老忠。 王加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前往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七八个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几乎全部是民办教师。钟声响过之后，才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公办教师。李主任也踩着钟声进来了。 “八点钟正式上课，教师必须七点半到岗！”似乎是为了回答教师们疑惑的眼神，陆定国放下钉锤时这样自言自语。 接着，他又吩咐道，“班主任全部到教室，八点钟清点学生人数。” 花园公社小学的新学期从此刻开始，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 开学的第三天，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成绩摸底考试。 戴帽儿初中班预计学生数在五十人以上，但实际报到只有十八人。这十八条好汉，来路也非同一般，可谓五湖四海。有五年级升上来的，有初一留级的，有初二或者初三降级的，有辍学回家劳动了一年多，又重新回到学校的，还有从花园镇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与王加根的岁数差不多。 戴帽儿初中班摸底考试成绩如何呢？一百分的试卷，语文人均分数四十二，数学人均分数四十五。十八人参加考试，语文有三人及格，数学有五人及格。两门功课中，最高分数六十八，最低分数十二分。 开学的第五天，花园公社小学有了自己的食堂——教师们吃饭不用往孝天县砖瓦厂跑了。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学校全体教师都没有休息。有的拖着板车去花园镇买水泥电线杆，有的在学校与县砖瓦厂之间的地面上挖土坑。电线杆买回来之后，又逐一栽进挖好的土坑里。接着就开始拉电线。忙了一整天，学校办公室和大礼堂里面终于亮起了电灯。又过了一个星期，原本空荡荡的大礼堂被隔成了鸽子笼一样的单间房。学校四周还砌起了围墙，铁栅栏大门上面，拱形铁架上“花园公社小学”几个大字，被红油漆刷得耀眼夺目…… 因为忙，王加根有三个星期没有去方湾中学。 这段日子，他和方红梅一直靠鸿雁传情。每天上午，他都会眼巴巴地盼望着邮差。无论多么忙，只要看到那辆绿色自行车出现在学校那棵合欢树下，他都会一路小跑过去，看看有没有方红梅的来信。 本来，王加根是准备国庆节去方湾中学的。方红梅又来信说，“十一”放假她要到花园公社小学，欣赏一下这所脱胎换骨的学校。特别是听王加根说，戴帽初中班学生数已经增加到六十人，开始人满为患了，她更是觉得有必要来看看。 这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正好是同一天。据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得这么巧。下一次“两节”重合，要等到下个世纪。 节日的前一天下午，王加根兴冲冲地来到花园火车站。迎来又送走了好几趟北上的列车，检索了一批又一批出站的旅客。当方红梅的身影终于出现时，他激动不已，双手一拍就奔了过去。接过方红梅手中的提包，挽着她的手臂，相拥着走出了火车站。路上，两人嘴都不闲着，介绍各自的学校、教师和学生，谈论耳闻目睹的趣闻轶事。 王加根说，有天课间他去上厕所，发现所有的坑道都空着，学生们全蹲着在地上随处大便，搞得厕所地面到处都是屎。他非常生气，问那些不讲卫生的学生，为什么不把屎拉到坑道里？学生们回答说，他们只要蹲在坑道上面，就有学生在外面往粪池里面扔石头，溅得他们满屁股是粪。你说这些调皮的学生们气人不气人？ 方红梅说，周东明升任学校教导主任后，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关照她了。对她总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以说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与此同时，周主任对马静又格外殷勤，有事没事常到马静的房间，嘘寒问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让人听起来就觉得肉麻。上个礼拜天，周哲凡竟然也出现在了马静的宿舍里。 “我有一种预感。”方红梅如同女巫一般地预言，“马静很有可能成为周东明的儿媳妇。” 王加根故意地问：“你是不是觉得很失落？” “我为什么要失落？”方红梅满不在乎地反问，“我遵章守制，又不违法乱纪。每天寝室、教室、办公室三点连线，备课、上课、改作业流水作业。滴我的汗，吃我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别人看不怪我，又奈我如何？想给小鞋我穿，都找不到借口！” 走过花园大桥，王加根有点儿尴尬地道出了一件难肠事：方红梅去他那儿，晚上可能没地方睡觉。虽然大礼堂隔成了“鸽子间”，但还没有分配给个人，床铺、桌椅之类的家具也没有买回。他们“十大金刚”仍然在主席台上睡竹床。 “你不是说我们同年级英语班有个女生住在这附近么？上次你去她家住过一晚上。要不你还是去她家借宿？国庆节放假，她应该在家里。”王加根提议道。 方红梅停下脚步。思忖片刻，又有所顾虑，觉得大过节的，去别人家里打搅不太好。 “这样！先去你们学校看看，你就送我去县师范。我到师范女生宿舍里睡。师范肯定也放假了，有的是空床。” “跑那么远啊！”加根皱起了眉头，有点儿于心不忍，“要不我们还是向后转，去知青旅社开一间房。” 听到这儿，方红梅满脸飞霞，还是有所犹豫。 “算了！何必去花那个冤枉钱？”她自然明白王加根提出开房的意图，又提出了一套折衷的方案，“我们到县师范后，可以去校园外面的小树林里走一走。” 王加根心领神会，默许赞成。紧接着，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难题：他们学校食堂停火了，没地方吃饭。 学校食堂做饭的师傅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与公社文教组干事刘福民是亲戚，今天下午放假回家了。 这个钟点，也过了孝天县砖瓦厂食堂开饭的时间。 “你什么意思啊？到你这儿，睡没地方睡，吃没地方吃。是不是不欢迎我来呀？”方红梅故意拉长脸，嗔怪起了她的心上人。 “夫人息怒！夫人息怒！”王加根赶紧道歉，学着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台词耍起了贫嘴，“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两人左顾右盼，发现路边儿有个卖吃食的小摊儿，便一起走了过去。要了两盘炒米粉，一人一盘，对付着填饱了肚子。 这天的事情安排得差不多了，但假期还有三天时间。 接下来的三天如何度过呢？ “明天去你家！去那个传说中的王李村，看看你奶奶和我未来的公公婆婆。”方红梅心里早有计划，回答得非常干脆，“另外，我还想去一趟双峰山，见识一下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旅游景点。看看是不是名副其实，会不会是徒有虚名。” “行啊！行啊！”王加根马上表示赞成，并且补充道，“听说杨保胜分在双峰中学，我们正好去他那儿看看。” 方红梅又想起了在杨保胜家吃荷包蛋的事情，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加根莫名其妙地看着她，问她笑什么。 “笑你们那里的杨岗规矩！”方红梅没好气地嘲弄道，“居然把鸡蛋说成是那么恶心的东西。” 王加根也格格格地笑了起来。 “对了，十月三号我准备去孝天城看看敬文。他上周回家拿钱，我爸嫌他花钱太凶，唠叨了几句，两人就吵起来了。父子俩产生了一点儿小矛盾。敬文赌气说中秋节不回家了，也不知他在学校里怎么样，让人挺不放心的。”方红梅脸上晴转多云，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她说，去过王李村和双峰山，拜访过杨保胜，她就从杨岗公社坐长途汽车直接去孝天城，不和王加根一起回花园镇了。 王加根觉得这样安排也挺好，免得让红梅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何况，他带方红梅到花园镇，也没办法安排她的衣食住行，更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唉，百废待兴的日子，还是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第二十七章 寒门长女 “十一”放假期间，方红梅不让王加根去方湾公社是有原因的。 她主动前往花园镇，也并非“想看看花园公社小学长什么样儿”那么简单。当然，信上所说也是实际情况，但这只能算作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国庆节恰好是中秋节。按照农村的规矩，到了中秋节，已经结婚的女婿或者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男子，必须到女方家里送节礼。方红梅知道王加根囊中羞涩，不愿意让他花钱。另外，方红梅的一个堂哥定好“十一”结婚，如果王加根此时出现在菜园子村，会面临一个难题：作为未来的堂妹夫，他该不该去堂哥家送礼？ 送，方红梅知道他没钱；不送，又显得有点儿小气。为了避免让王加根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她就想办法阻止他到方湾公社。堂哥结婚，方红梅本来是应该前去帮忙的。她扯了一大堆客观理由，执意去陪自己亲爱的人。可是，到了花园公社小学，又遭遇没地方吃饭、没地方睡觉的糟糕局面。 刚到的那天晚上，方红梅回母校孝天县师范学校女生宿舍借宿。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和王加根一起坐长途汽车去了杨岗公社。他们先到双峰中学找杨保胜，结果杨保胜不在。 两人又一起回到王李村。 加根和他漂亮的女朋友出现，在王李村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看“加根的媳妇”，评头品足，搞得方红梅蛮不好意思。加根他奶喜笑颜开，高兴得老泪纵横，拉着红梅的手问长问短，一直不愿意松开。王厚义和胡月娥自然也很给面子。煮鸡蛋，炒瓜子，炸麻叶，割肉买鱼，做了一大桌子好饭菜，盛情款待未来的儿媳妇。 吃过午饭，两人兴致勃勃地去了双峰山。看白云寨，爬好汉坡，逛回龙寺，登双乳峰，钻青龙洞。在山里整整消磨了一个下午，直到薄暮时分才回到王李村。 翌日清晨，方红梅就在双峰管理区坐长途汽车，直接到了孝天城。 王加根曾提出和她一起去方湾中学，被她婉言谢绝了。她建议王加根用剩下的两天假期，去看看在杨岗公社上班的老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好朋友杨保胜。 方红梅到了孝天县一中，沿路打听，才找到大弟住宿的地方。结果敬文不在宿舍，同寝室的同学热情地跑出去帮她找。 红梅坐在了敬文的床上，看到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箱子、脸盆、鞋子也都摆放得比较齐整，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一些。 姐弟俩见面后，她又好言相劝，叫敬文和她一起回方湾的家里，可敬文死活不愿意。没有办法，红梅只有一个人回去。临走前，她把敬文带到街上，给他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一条短裤和一双运动鞋。还扯了几尺蓝色涤卡布，嘱咐敬文去裁缝铺做一条长裤子。安排好这一切，她才到孝天县汽车站去坐班车。 在方湾下车后，她没有回菜园子村家里，而是回到了方湾中学。 进学校大门时，正好看到马静和周哲凡肩并肩在校园里散步。触景生情，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她非常后悔没有让加根来方湾，同时也有点儿生加根的气，心里说：“我让你不来，你就真的不来啊？别个是怕外人笑话嘛。你就是块木头！”她快步奔向自己的宿舍，关上房门，和衣倒在床上，禁不住潸然泪下。 自从王加根在菜园子村和方湾中学“闪亮登场”，大家知道方红梅找了个师范同学当男朋友之后，各种打破的声音就不绝入耳。有的说，加根的学历太低了——女方中专毕业，男方最起码应该是大专或者本科；有的说，教师工资本来就低，又找个当教师的，将来两个人养家糊口都难；有的说，加根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像个女孩子，又笨口拙舌，不爱讲话，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听到这些，方红梅总是不以为然。择偶标准因人而异，每一个人都有所不同。方红梅的恋爱观很朴实，概括起来就是“三个不”：不图钱财——金钱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多钱少无所谓，能够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就行；不惟外貌——绣花枕头一包糠，只要没有生理缺陷，五官端正就行；不重口才——能说会道不一定真正有才，花言巧语者多半都是说瞎话，最重要的是诚实，能够讲真话。她要找的伴侣，必须品行端正、老实敦厚、诚实守信、正直无私，是自己能够终身依靠的人，而王加根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和标准。他相貌说得过去，性格柔中带刚，爱学习，求上进，事业心强。 方红梅坚信，只要他们心心相印，将来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去战胜困难，两人肯定会幸福的。一定会！她之所以伤心落泪，只是想到两人分居两地，不能长相厮守，难以忍受相思的折磨。 这时，隔壁马静的房间里，传来周哲凡动情的歌声。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 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我的情爱，我的美梦 永远留下你的怀中 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 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 …… 这首《乡恋》，真真切切地唱出了方红梅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周哲凡是唱给马静听的。马静才是最幸福的女人。 自从投入周哲凡的怀抱，马静的衣着打扮一天变一个花样儿。昨天是红羊毛衫、黑皮靴，今天是蓝呢绒春装、白高跟皮鞋，如时装模特儿一般，看得人眼花缭乱。 方红梅则永远是那两件一成不变的旧衣服。十八九岁的年龄，哪个女孩子不希望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她家庭条件太差了，男朋友又那么穷，拿不出钱来买好看的衣服和皮鞋啊！家里七张嘴巴要吃饭，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年迈的奶奶长年患病要打针吃药。一年上头不计其数的周情搭礼，仅靠地里微薄的出产和她爸少得可怜的工资，经常捉襟见肘，已经不堪重负。她是家里的长女，又参加了工作，父母的养育之恩尚未报答，怎么忍心只顾自己吃好穿好呢？人心都是肉长的。她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除了留下几块钱零花之外，其余的全部交给了家里。记得她曾在师范附小办公室里对王加根说过，一领到工资，她就去买一辆自行车。现在看来，那只是痴人说梦。 方红梅也知道，马静的那些漂亮衣服都是周哲凡送的，是周东明讨好未来儿媳妇的。而她的男朋友加根家里太烂包——她第一次去王李村连见面礼都没有！王加根的工资又低得可怜，不可能送她什么。 两相对照，马静似乎更有眼光。她自己有时也因此表现得神采飞扬，一脸的风光。 方红梅却觉得她浅薄，并不羡慕她。心里还与她较劲：“你得意什么？你找的男朋友和婆家，是我挑得不要的！不错，我现在的男朋友只是一个中专生，但我们是自由恋爱，自己找的。你们呢？是别人介绍的。一个月前，你们彼此之间还不认识，能有什么感情基础？你马静看中周哲凡的是什么？大学学历、殷实的家境和几件漂亮的衣服而已！这些东西，能与真挚的爱情相提并论么？” 跑了一上午路，又坐了那么远的车，累得够呛。方红梅本想在学校宿舍里躺一会儿，最好能够睡上一觉，现在看来是休息不成了。与其在这儿看别人秀恩爱，还不如回菜园子村家里，眼不见，心不烦。也不知到了几点钟，按说也快吃午饭了。她于是从床上爬起来，锁好房门，离开了学校。 方红梅穿街过巷地回到菜园子村，没想到家里竟然来了客人。 来人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与方红梅是师范同学，同届但不同班，曾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叫殷彬。方红梅与殷彬在学校时打交道并不多，但两人还算熟悉，毕竟她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又担任过学生会文艺部长。 一见到殷彬，方红梅就明白了他是为什么而来的。因为不久前，她曾收到过殷彬的求爱信。方红梅已经回信婉言谢绝了，没想到这家伙又找到了她家里。堂屋的桌子上放着一塑料网兜儿苹果、一包蛋糕和一盒月饼，显然是殷彬带来的礼物。 “听说你去花园镇了，我还以为你今天不回呢！正准备离开。”殷彬笑着，显然非常高兴，“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方红梅勉强笑着，招呼殷彬坐，内心里却在犯嘀咕，后悔自己回的不是时候。 红梅她妈给客人倒了一杯水，就进厨房做饭去了。腊梅本来在房间里写作业，见敬武一直在堂屋里转悠，眼睛时不时瞟桌子上的东西，就有点儿生气，走出来把小弟赶进了房间。 方红梅与殷彬坐在堂屋里交谈。话题无非是参加工作之后的感受，其他同学的分工情况，对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评价，复杂的人际关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如何处理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今后的打算和想法。总体上讲，两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基本上一致。 殷彬毕业分配在孝天县第一小学，是本届同学中分工情况比较理想的。他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得意，觉得比较幸运，盛赞孝天县师范学校领导够意思，对德高望重的张雨桓书记感激涕零。 一样的毕业分配，几家欢喜几家愁！同样一个人，不同人的评价竟是那样的不同。汤正源视张雨桓为魔鬼，殷彬则把张雨桓当成贵人。说穿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既得利益不一样——得失决定爱憎。 饭菜端上桌后，殷彬礼节性地客套了几句，就客随主便，与方红梅一家人坐在一起共进午餐。饭桌上，他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拘谨，显得非常随意。他询问腊梅和敬武的学习情况，时不时还开两句玩笑，逗大家开心。 饭后，殷彬提出想去方湾中学看看，见识一下方红梅工作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红梅有点儿为难，但又不好拒绝，只得万分不情愿地在前面带路。 两人边走边谈。出了菜园子村，殷彬趁机提出了他此行的真实意图，希望方红梅成为他的女朋友。他说，自己在师范时就喜欢方红梅，之所以没有向她表白，除了学校纪律约束之外，主要是考虑到还没有毕业，大家未来的去向都不确定。如今，他落脚在孝天城，而且完全能够想办法把方红梅调进城里去。就算一时半会儿不能如愿，孝天城离方湾公社那么近，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交往和未来生活。 方红梅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的个人问题已经解决，有了男朋友。 “能告诉我这个幸福的人是谁吗？”殷彬表情非常难看地问，与宋双清在五一饭店的用语一模一样。 “王加根。师范的同班同学。”因为怕殷彬继续纠缠，方红梅觉得有必要交待得清楚明白一点儿，“我上午就是从他那儿回来的。” 殷彬的脸上的肌肉开始痉挛。 他沉默不语地走了十几步，仍然不死心地说，谈恋爱不是儿戏，希望方红梅再慎重地考虑考虑。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因为一时感情冲动。如果因为经验不足或者权衡不周，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那将贻误自己的一生。 笑话！我是三岁的小孩子么？方红梅对殷彬的说教和提醒相当反感。回答说，自己选择王加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殷彬不好再说什么。行尸走肉一般地跟着他的女同学，到方湾中学转了一圈儿，就准备坐长途汽车回孝天城了。临分手时，这家伙又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包括人的感情。他等待着方红梅幡然醒悟的那一天。只要方红梅没有结婚，他就会一直等下去。 方红梅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劝他千万不要这样。如果因此耽误了他的婚姻大事，她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送走了多情男生殷彬，方红梅回到自己的宿舍。隔壁马静的门上一把锁，这对甜蜜的恋人，可能去周哲凡家里吃午饭了。 上班以来，方红梅已经记不清自己受到过多少次类似的骚扰。 求爱信隔三差五地来，有时一天会收到好几封。写信的，基本上都是过去的男同学。有的小心翼翼地试探，有的厚颜无耻地表白。最初，她每封信必回，主要是担心别人说她清高，认为她不懂礼貌。答复自然都是回绝，只是拒绝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后来，收到的求爱信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回绝了的男生仍然不屈不挠，纠缠不休，让方红梅特别心烦。她开始对此类信件不理不睬。看完之后，撕成一把碎纸花就扔进了垃圾篓，有的信甚至连拆都没拆开看，就烧掉了。 信可以撕后扔掉，或者一烧了之，但上门的人就不是那么好打发了。方湾中学校长为他侄子来说过媒。后勤主任为他儿子来牵过线。曾经教过她的一些老师，也乐此不疲地当起了月老。这些人在她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就灰溜溜地走了。最让方红梅心烦的，还是学校里的几个单身男教师，还有公社文教组那个叫池松山的办事员。 他们有事没事就来到她的宿舍，无话找话地说个不停，死皮赖脸地赖着不走。这些人穿着新潮时髦的服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讲起话来油腔滑调，能够把稻草说成黄金，把水说得点着灯。他们吹嘘自己的家庭条件如何优裕，所在的公社或者生产大队环境如何好、包产到户后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多么高。漫无边际地胡扯一气，说的都是与方红梅不相干的事情。 方红梅因此非常生气。我和你们既不是同学，又不是老乡，有什么好谈的？但这些人就是不知趣，坐在她宿舍里的椅子上或者床上，如同屁股被粘住了一样。一呆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个把钟头，搞得方红梅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百无聊赖地陪他们耗着。面对这些不学无术、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的家伙，方红梅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有时，她真想在宿舍里贴张字条，告诉来访者“话多讨人嫌”。可思来想去，觉得这样做还是欠妥。 没办法，方湾公社这地方有商品粮户口的未婚女青年太少了，用寥若晨星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她们大多把目标定在孝天城，根本就不拿正眼看本地男青年，更别说是待遇低下的教书匠。 只要是吃公家饭的女生，哪怕身有残疾，也会成为男教师们追逐的对象，更别说是美若天仙的师范学校毕业生方红梅。 第二十八章 个人福利费 电影《少林寺》上映，迅速在中国掀起了学习武术的热潮，演员李连杰也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这部影片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风头已经盖过了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 方湾中学也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在习武，武术已成为校园里最时尚的体育运动。学生们纯粹是好玩，闹眼子。教师中倒有几个练得像模像样的，有的徒手练拳脚，有的练刀枪棍棒。一招一式，看得人眼花缭乱。时不时还大声吼叫一声，怪碜人的。不过，稍微细心一点儿的人会发现，学校里练武术的多半是中老年教师，基本上看不到青年教师的身影，特别是那些没有成家的单身汉。 也难怪，别人媳妇都没有着落，哪儿有心思练武术呀？ 方湾中学已经结婚的男教师，无一例外都是找的农村老婆。这些组成“半边儿户”家庭的过来人，看到青年男教师为了找女朋友四处奔波。供销社、卫生院、粮店、棉花采购站，如无头苍蝇一般乱撞，四处碰壁，最后又灰溜溜地回来。同情者有之，嘲笑者有之，说风凉话者有之，叹时运不济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 方湾中学共有四间办公室。书记、校长、主任这些当官的在一间，语文教师、数学教师各一间，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体育教师共一间。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是由主课教师兼任的，不存在另外安排办公室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语文教研组总是最热闹的。教语文的毕竟都是文人，说话幽默风趣，又喜欢抬杠，挖空心思捉弄人，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前仰后合，气氛相当活跃，常常把其他办公室的人也吸引过来了。 这天，大家又在讨论青年男教师找对象难的问题。到语文教研组串门的后勤主任说，看到小青年们如热锅上的蚂蚁，自己也很着急。恨不得在纸上画几个漂亮姑娘，一吹气，把她们都变成有商品粮户口的美女，再一个青年教师发一个，免得他们找得辛苦，还不用花钱。 后勤主任的奇思妙想引来哄堂大笑。 “现在的女孩儿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只认得钱。”一个青年教师愤愤不平地谈起了自己的遭遇，“我姨妈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孩儿，前天带我去见面。两人自我介绍后，她第一句话就问我每个月拿多少钱，家庭条件怎么样。这也太实际了！我二话没说，掉头就走。这样的女孩儿要着干什么？将来还不骑在我的头上拉屎拉尿？” “唉，方湾公社吃商品粮户口的女孩儿太少了！”后勤主任跟着发感叹，“土生土长的方湾女孩儿还往外面跑，宁愿去山旮旯里受苦，也不在本地找朋友。哎，红梅，我不是说你啊。” 最后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补充，惹得教师们都笑了起来。大家又议论纷纷。有的说，今年不晓得是哪个菩萨保佑，学校里分来了两位未婚女教师。马静是周大主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父子联手才弄到手的。虽说受益的不是本校教师，但哲凡毕竟是方湾公社人，肥水没流外人田。而方红梅呢？却谈了一个家在杨岗的男朋友，愿意去那么偏僻的山旮旯。 “小王家虽在山旮旯，但在花园公社工作。”有知情者更正。 “花园公社能比方湾公社强多少？”有人显然不服气，又好心地提醒红梅，“小方，你要面对现实、正视困难呢！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两人天南地北，相距一百多里，来去不容易，将来可别哭鼻子。” “就是。红梅真是孩子气，急着谈个什么男朋友？你怕将来找不到条件更好的？” “我们方老师是个重感情的姑娘，不在乎男方的条件。看她平时文文静静的，其实心里有数。” “像红梅这样的姑娘现在太少了！我就弄不懂，她的想法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 听了同事们的议论，方红梅一句话也没有讲。 她能说什么呢？她和加根的爱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在有些人看来，他们这个年龄根本就不应该谈恋爱。但世事难料，阴错阳差却让他们过早地相爱了，而且爱得那么深。种子不仅发芽了，茎干茁壮成长，已经枝繁叶茂，蓓蕾正在绽放，马上就要开花结果了。 正在大家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教导主任周东明进来了。 屋子里霎时鸦雀无声。 “下个通知，今天晚上七点钟开会，讨论福利费发放问题。希望大家准时参加。”周东明对着所有人说完之后，又把目光转向方红梅，“方老师，你来一下。校长有事找你。” 方红梅满腹狐疑地站起身。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其他老师，不知道校长找她有什么事。 “快去！肯定是好事。”有人鼓励。 方红梅心里直打鼓，屏住呼吸走进学校领导办公室。 除后勤主任以外，其他领导都在。 校长见方红梅进来，笑容可掬地招呼她坐。然后说，公社文教组准备下周在方湾中学举行语文公开课，全公社四所中学都要派教师来参加。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这堂公开课由方红梅老师主讲。 “这怎么行？”红梅的头嗡地就大了，“我连本校的公开课都没有讲过，哪里讲得了全公社的公开课？” 校长仍然面带微笑，表扬起了方红梅。说她人虽然年轻，上班时间不长，但给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留下的非常好的印象，学生及家长们的反映也不错。这次期中考试，所教的语文课还得了全年级第一名。完全有能力讲好这堂公开课！希望方老师不负众望，为学校争光。 “不要害怕！年轻人就是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校长不停地为她打气。 方红梅还是心有余悸，细声细气地回答：“好！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是到时候出了丑，给学校丢了脸，可别埋怨我。” “傻姑娘！我们相信你。”校长哈哈大笑，“这么好的机会让你去锻炼，你只管大胆地去讲。” 方红梅双手捻着辫梢，不再吭声。 “公开课暂定在下周一，时间还比较充裕。”周东明例行公事地吩咐道，“你下去好好准备一下。” 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方红梅默默地退出领导办公室。 回到语文教研组，满屋子的人都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她。她于是说出了校长找她的事由。 “没关系！我们做你的后盾。”曾经教过她高中语文的教师为她鼓劲，提醒她，应该早做准备，先试讲两次，到时候就不会慌场了。 方红梅非常感动，眼泪都快出来了。下班回到宿舍，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公开课，仍然显得惴惴不安。要是加根在身边多好啊！我可以和他一起商量如何写教案，讨论如何把这堂公开课讲好。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赶紧买块手表，讲公开课时好掌握时间。 参加工作之后，方红梅就盼望有块手表，但一直未能如愿。她的工资太低了，而且绝大部分都交给了家里，贴补家用，负担弟弟妹妹读书的费用。特别是大弟敬文，花钱如流水。在父母那儿没有要到钱，就来找她要，急得她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次眼泪。 为了买手表，她跟父母打了好几次嘴巴官司。直到家里卖了棉花，才凑了四十五元钱交给她，差额部分她得自己想办法。看来这个月的工资不能交给家里了，必须狠下心思把手表买回来。想到这里，她马上给王加根写信，让他这个星期天到孝天城，为她买手表当参谋。 王加根曾经告诉她，花园公社小学的青年教师为了买手表，采纳涂勇的建议，成立了一个“资金互助会”。“十大金刚”每月领到工资后，每人拿出十五元钱交给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当月就可以得到一百五十元钱，足够买一块手表了。这样轮流资助，十个月之后，大家买手表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涂勇在县师范学校组建“文学辅助会”没有成功，但这家伙成立各种组织机构的贼心不死。他终于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破解了大家买不起手表的难题。不过，“资金互助会”对先拿到互助金的人有利，后领取互助金的人必须奉献。被资助对象的先后顺序，采取抓阄的方式确定，已经有手表的宋双清和王加根理所当然排在了最后。 “资金互助会”模式在方湾中学没办法复制，因为没手表的教师只有少数几个人。方红梅要想买手表，只能靠自己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地去攒钱。今晚评定福利费，自己要是能够评上就好了。 她突然对晚上的会议充满了期待。 福利费由公社文教组按年下拨到各学校，各学校集中统一管理和使用。使用范围包括用于集体福利的支出和用于个人福利的支出。用于集体福利的支出诸如贴补学校食堂、慰问离退休人员和患病人员、补助无偿献血者。用于个人福利的支出主要是补助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基本原则是“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集体福利费的发放主要是针对具体事项或特定人员，相对比较透明，也公平合理，但个人福利费的发放机动性就比较大。谁困难，谁不困难，说不清楚啊！福利费最终发给谁，都是学校领导说了算。 这里面的名堂很多，期望与结果的出入往往也很大。 方湾中学往年的福利费发放都是学校领导决定。开个校务会，确定几个补助对象，通知他们来领钱就完事了，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今年换了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提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先征求群众意见，再交校务会研究决定。 晚上开会的气氛相当沉闷。 校长宣布完会议主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好半天都没有人发言。大家要么面无表情地作沉思状，要么一口接一口地抽烟，吞云吐雾。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大家都想得到福利费，但又不好意思开口。提别人，又心有不甘。即使大公无私，又会得罪了那些没被推荐的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条件差，生活比别人困难。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默不作声，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这样的场面让人感觉特别压抑。 尤其是提议和鼓励大家发言的校长，面子上有些过不去，显得有点儿尴尬。他耐心地等了几分钟，无奈只有逐个点将，逼着几个教研组长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发言。 语文教研组长说，福利费体现的是党的温暖。可是，党的阳光总是照着那么少数几个人，大部分群众从来都没有沐浴到党的阳光和雨露。这未免显得有失公平。 数学教研组长说，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因为生活困难的毕竟是少数人。问题是，往年的福利费都是发给年纪比较大、教龄比较长的教师，青年教师总是没有份。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评福利费又不是评职称，怎么能够按年龄和教龄论资排辈呢？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中，未必就没有生活困难的？ 英语教研组长说，他非常同意数学教研组长的观点。福利费应该发给那些家庭生活确实比较困难的教职工，而不是发给那些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溜须拍马、讨领导喜欢的人。 “我要表达就是这个意思。”语文教研组长继续侃侃而谈，“比如方红梅老师，虽说刚参加工作，但家里三个弟妹上学，奶奶长年患病，父母又是农民。她的困难有目共睹，是不是可以考虑纳入这次福利费补助的范围？” …… 几个教研组长的话匣子打开之后，接下来的讨论就比较热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好几个福利费发放的候选人名单。其中，有患有慢性疾病，长年打针吃药，医药费负担过重的；有老婆去世，家庭生活困难的；有家里发生火灾，财产遭受较大损失的。 校长最后说，学校里家庭生活困难的教师的确比较多，但福利费有限，不可能都照顾到。学校领导会认真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最大的努力做到公平合理。 三天后，福利费评定结果出来了。补助对象共有九个人，最高的三十元，最少的八块钱。与往年相比，今年补助的人数明显增加了，覆盖范围有所扩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也有获得福利费的。这个幸运儿不是方红梅，而是在教职工大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名的马静。 听到这个消息，方红梅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当领导的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会上说得天花乱坠，会后做事狗子不闻。要是没有马静比着，她也许会欣然接受任何结果，现在这样做，两面三刀，不是明显欺负人么？语文教研组的教师们也都愤愤不平，怂恿她去找学校领导评理，奉劝她去找学校领导求情。但她又拿不出勇气去领导办公室，缓步走到语文教研组长面前，有些孩子气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我不讲公开课了，学校另请高明！为什么做事总是我们这些人？得好处就没有我们的份？” “你这鬼丫头！又不是我安排你讲公开课的，怎么找起我的麻烦来了？”语文教研组长站起身来为自己叫屈，惹得整个办公室的教师都笑了起来。 一个年龄较长的语文老师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却没有忘记火上浇油：“不找你找谁？你提议给青年教师发福利费，完全是别有用心！把小方拿出来做幌子，实际上是为周主任的媳妇谋福利。官官相护，你们的双簧演得好啊！” 语文教研组长哭笑不得，一脸的无奈。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我又没资格参加校务会，怎么能左右领导的决策？”他非常真诚地对方红梅说，“我也很生气，在会上的提议等于放了屁。自己觉得很没面子，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淡定一些，别为这点儿小事生气。以后稀奇古怪的事情还多着呢！要学会见怪不怪。傻丫头，买手表还差多少钱？我借给你。” 方红梅这才破涕为笑，感觉心里舒服多了。 第二十九章 语文公开课 从睡梦中醒来，方红梅睁眼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欠起身子看桌子上的小闹钟。 快五点半了！她马上掀开被子，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 早晨五点半起床——这是她听过姜昆和李文华说的相声《时间与青春》之后，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珍惜时间，必须从每天早晨做起。 她穿好衣服，坐到床沿，伸脚往地面一勾，那双已经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就套到了脚上。把蚊帐夹起来，叠好被子，再开门开窗，让室内空气对流。然后带上房门，踮起脚尖，轻轻地走过宿舍的过道。 这栋宿舍的前身是方湾中学的猪圈。不仅面积小，隔墙还没有到顶，每一个房间上方都是开放的，说话就像在一个屋子里一样，隔音效果极差。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早起的方红梅走路总是蹑手蹑脚，如同做贼一般。出门后，走三十来米就到了学校操场。她抬手扩了扩胸，又在水泥乒乓球台子上压了压腿，然后步入跑道，先是轻盈地腾跳，接着就慢跑起来。 方红梅打小就喜欢运动。读师范时，这一良好习惯得到发扬光大。跑步，做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偶尔还在单杠上吊着摆一摆。不久前，她应学校男教师们的相邀，开始和男教师们一起打篮球。上场后，居然还打得像模像样儿。传球，接球，运球，投球，三步上篮，挺象那么回事的。很快，她就成了方湾中学教师篮球队唯一的女队员。 天还没有大亮，四周模模糊糊的。天空挂着一轮半圆形的月亮，稀疏的星星在忽明忽暗地闪烁。 方红梅围绕操场跑了四圈，就放慢速度，胜似闲庭信步。操场上已经有了不少早起的学生，有的在跑步，有的在玩单双杠，有的在草地上仰卧起坐或者俯卧撑，还有的在练武术。 遥望东方，已经红霞满天，太阳喷薄欲出，辉映着奇形怪状的白云。而西边的月亮和星星则越来越淡，逐渐隐身于云层之中。 一日之计在于晨。校园的早晨真是生机勃勃啊！方红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脸上露出了微笑。透过这张笑脸，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出，她已经走出了没有评上福利费的阴影。 校长在公布福利费评定结果时，谈了一大堆道理。诸如，青年人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钱看；青年人的路还很长，机会还很多；青年人要助人为乐，礼让前辈。这些说教，对方红梅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影响。不过，促使她完全放下思想包袱的，还是她的自我调节。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家庭生活再困难，她也不会主动向学校领导申请救济。刚刚参加工作，整天为钱去纠结，也的确划不算。她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啊！如果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敛财上，眼睛成天盯着钱，则可能耽误了应该做的事情。那样的话，就有点儿得不偿失。只要自己的知识丰富了，素质提高了，工作得心应手了，变得足够强大，还愁没有创造财富的机会？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她改变了之前与王加根定好的计划，没有去孝天城买手表。钱不够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她也不想外出。因为马上就要讲语文公开课，她想利用周末一天半时间，修改完善教案，先试讲一遍。她已经通知班上的学生们星期天来补课，并且写信告诉王加根周末的安排，以免他去孝天城扑空。 星期六上午，方红梅吃过早饭，准备去办公室写教案。刚走出宿舍，就被公社文教组办事员池松山拦住了。 池松山红着脸问她，星期天外不外出，有没有什么其他安排。他想找她谈点儿事情。 “明天我要给学生补课。”她果断地回答。 “今天下午呢？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 “今天下午？”方红梅有点儿困惑地望着他，回答道，“暂时没有其他安排。” “那我下午来找你！” 她犹犹豫豫地回答：“行。” 目送池松山远去的背影，方红梅心里已经猜到了他找她有什么事情。这个比她年龄大两三岁的年轻人，以前也在方湾中学教书，后来借调到了方湾公社文教组了。严格地讲，他还是方湾中学的教师，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还在学校，工资由学校发，住的也是学校的房子。 方红梅平时常在校园里碰到池松山。从相见时池松山看她的眼神，以及他说话时吞吞吐吐不自然的神情，她已发觉这家伙对她“居心不良”。池松山有时也和其他男教师一起到方红梅的宿舍串门，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前不久，语文教研组长还旁敲侧击地试探过方红梅，问她觉得池松山这个人怎么样。 方红梅口里回答说：“挺好的。不错啊！” 但她内心里发出的是这样的声音：“尊敬的池同志，有点儿自知之明好不好？你要人才没人才，要水平没水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还想跟我交朋友？但愿你找我不是为这件事情，免得我说出的话难听，让你下不了台。” 午饭后，方红梅早早地把宿舍门关上，反锁之后，躺在床上休息。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敲门。她故意装作睡着了，没有理会。 后来敲门声停止了，她还真的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她估计池松山已经离去，于是打开房门。没想到，池松山从对面一间宿舍里走了过来。她被逼入了死角。无奈，只好让池松山进了她的宿舍。 没有任何铺垫，池松山谈话直奔主题，问方红梅的个人问题解决了没有，问他们两个人能不能交朋友。方红梅明确告诉他没有这种可能性，并且毫不隐瞒地提到了王加根。 池松山置若罔闻，还是一个劲地骚他的杨柳情。 方红梅借口要上厕所，径直走出了寝室。她来到学校后面的学生宿舍，与住校的学生们闲聊了好半天。足足过了半个小时，她估摸池松山讨了个没趣走了以后，才磨磨蹭蹭地往回走。 池松山竟然还在她的宿舍里！这家伙不是坐在凳子上，而是躺在了她的闺床上。闭着眼睛，也不知是醒着，还是睡着了。 方红梅心里非常害怕。她没有惊动池松山，又折转身，往学生宿舍方向走。路过操场时，看到几个男生在打篮球。其中，有三个正好是她教的学生。她把那三个男生叫到身边，问：“你们最近又学了什么新拳术？怎么没有表演给老师看？” 原来，这三个男生都是武术爱好者。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偷偷练习武术，还常常跑到方红梅的宿舍里表演，展示他们习武的成绩。听到班主任的询问，三个小家伙一下子来了兴致。他们也不打篮球了，吵着嚷着要表演拳术给老师看。 方红梅于是带着三个“保镖”回到宿舍。路上，还嘱咐他们不要顾及床上躺着的那个人。 池松山被这几个“少林小子”吵得心烦意乱，恼羞成怒，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撵走了池松山，送走了三个学生，方红梅还是心有余悸。整个下午，她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再也不敢轻易打开房门。 傍晚时分，居然又有人敲门！ 方红梅头皮发麻，心里乱慌乱跳，用颤抖的声音问：“谁呀？” 外面没有应答，继续执着地敲门。 “你自重一点儿好不好？不要那么死皮赖脸的！”她生气了，对着门外骂了起来。 敲门声嘎然而止。片刻之后，外面传来熟悉的声音：“开门！我是加根。” 什么？加根？她听出真是加根的声音，于是迅速打开房门。 亲爱的王加根果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这个周末就呆在花园镇么？”她一边问，一边喜出望外地把王加根迎进来。 关上房门，两人就抱在了一起。方红梅抽泣着，嘤嘤地哭了起来。 “见面仪式”的流程走完之后，方红梅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今天一大早我看到有只喜鹊对着我欢叫，估计你就会来的！” “那你刚才还骂我死皮赖脸？”王加根装出非常生气的样子。 方红梅于是恼火地说起了池松山的长长短短。 加根听完之后，脸一下子拉得老长。他嘱咐红梅，以后少搭理这些不知廉耻、不讲意思的人。 为了缓和气氛，他又报告了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一是他们学校的宿舍分了。每间房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名义上是两个人一间，实际上住的都是一个人。因为宿舍分配的原则是每间房住一个公办教师和一个民办教师，而民办教师家都在附近，基本上没有在学校住宿的。二是他们学校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戴帽儿初中班参加全公社中学统一考试，与其他正规中学用的是一样的试卷，考完之后又是集中统一阅卷。他们班的数学和英语均是全公社倒数第一名，而王加根教的语文却位居上中游，学校因此奖励了他五元钱。 方红梅言过其实地把他狠狠地表扬了一通。 接着，两人谈笑风生地回菜园子家里吃晚饭，又一起去方湾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然后一起到方湾中学过夜。 他们看的影片叫《玉碎宫倾》，讲的是能骑善射的青年洪古儿与蒙古干珠尔王的塔娜公主真心相爱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坚贞不屈的爱情，以及后来悲惨的结局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很压抑。 回家的路上，他们肩并肩地走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进入方红梅的宿舍，两人又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了一起。深情地亲吻着，吻了很长时间。最后，他们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打开窗户，欣赏着窗外的夜景。 正对窗口的是一个池塘，池塘对面住着两户农家。月光映照下的池塘碧波荡漾，水面上游动着一群夜不归宿的鸭子，捣碎了农家灯火在水中的倒影。池塘边杨柳依依，在夜色中显得格外轻柔和安宁。 红梅依偎在加根的怀里。加根紧紧地搂抱着红梅。两人就那么安安静地坐着，凝视着窗外的美景。 这样的夜晚，他们谁也不愿意让对方离开。 第二天上午，他们临时决定，由加根来给红梅他们班的学生上一堂课。就讲红梅准备上公开课的那篇课文。她在下面听。红梅要看看加根是如何处理这篇课文的，与自己的教学教法进行对照。取长补短，吸取精华，完善公开课的教案。 这一招让方红梅受益匪浅。 午饭后，下起了蒙蒙细雨。王加根得回花园镇了。红梅叫他坐汽车绕道孝天城，但他执意步行前往肖港火车站。临走前，王加根把自己的手表留给方红梅，方便她讲公开课时掌握时间。 方红梅撑了把雨伞，一直把王加根送到万安渡口，才恋恋不舍地返回。一去一回，她也踩着泥泞走了十五六里路。刚进方湾中学大门，就遇到了从武汉回来的马静。 马静身穿绿色呢春装，棕色涤纶喇叭裤，脚蹬黑高跟皮鞋，手里拿着一把花尼龙雨伞。与一身老土粗布衣裳、脚穿褪色黄球鞋、手拿黑布伞的方红梅走在一起，对照格外鲜明。不凑巧的是，她们与提着开水瓶从学校食堂打水回来的池松山撞了个正着。 池松山满脸堆笑，主动向方红梅打招呼：“小方，听说你男朋友刚才来过。把他送给你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呗。你看人家小马，打扮得花枝招展，就不像你把肉埋在饭里面吃。小马的周哲凡是华师的高才生，你男朋友也是大学生？” 方红梅嘴都气歪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鄙夷地瞪了一眼池松山，又打量了一下马静，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对他们嗤之以鼻，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入宿舍，她关上房门，倒在床上，把脸埋在被子里哭了好半天。 都是些什么人啊？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想方设法报复别人。池松山，你凭什么嘲笑我？凭什么伤我的自尊？我找的男朋友是穷，也不是大学生，但不管怎么着也比你强！你猪肝色的肥脸，暗淡无光的眼睛，对天吹喇叭一样的鼻孔，丑得让人看了就想吐。相貌奇丑不说，又没有一点儿本事，庸俗无知，你有什么资格贬低我的加根？你说你有一千多块钱的存款，在我眼里那就是粪土。你说你在家里是独苗，没有额外负担，家庭条件优裕，在我眼里那就是一座冰冷的寺庙。还有马静，你穿再好看的衣服、用再高档的东西，我都不稀罕！你将来就是调到孝天城或者wh市，我也不羡慕！你除了依靠男朋友飞黄腾达，自己还有什么能耐？ 本来蛮温馨的一个周末，让池松山马静这些人搅得七零八落。 不过，睡过一晚上之后，方红梅又恢复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她仍然坚定不移的认为，真正的爱情与金钱、地位、荣誉、文凭和职业不相干，主要在于两个人是否情投意合。从古到往，向来如此！有了这种信念，她就把前一天所有的不愉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欣喜地看到，晨练过后的她，走起路来多么精神！轻盈柔曼，就像脚底下装有弹簧一样。她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陋室，走近窗户，突然惊得瞪大了眼睛。 窗外池塘的水面上，飘散着丝丝缕缕乳白色的烟雾。那烟雾似乎是从水下面涌起来的，袅袅浮起，轻盈地向上飘摇。一丝一缕的烟雾汇集成团，渐渐由稀薄变得浓厚起来，慢慢笼罩了整个池塘的水面。突然，一团雾气向红梅扑了过来，从窗口涌进了她的房间。她迎着雾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沁人肺腑，还带有些微的甜味呢！ 要是有一个装空气的大口袋就好了，我要把这甜甜的雾气装上一口袋，留下备用。这样想着，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 别胡思乱想了，快去食堂过早！马上就要讲公开课了。方湾公社四所中学都要派教师来听课呢，可不敢讲砸了。 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是，方红梅的这堂公开课讲得非常成功！ 评课会上，参加听课的教师们一边儿倒地叫好，赞扬声不绝入耳。方湾公社文教组干事甚至动情地说，这堂公开课让他耳目一新，喜出望外。他相信，方湾公社教育界一颗璀璨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第三十章 人生规划 在肖港火车站上车后，王加根发现车厢里还有不少空座位。 他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拿出从方红梅那儿带回的一本《辽宁青年》杂志，准备用看书来消磨即将开始的半小时车程。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看上去年龄与他不相上下。从这些人的交谈和议论中，王加根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孝天县师范学校学生。 王加根听到他们在点名道姓地抨击学校书记张雨桓，对县师范学校的一些教师和食堂师傅评头品足。他猜测，这些师弟师妹们很有可能是回家过了周末，坐这趟火车返校的。 他们抱怨县师范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了，宿舍里没有厕所，而校园里的公共厕所又太少。女生们晚上起来方便要跑那么远，不安全；一些男生又站在宿舍走廊上撒尿，不文明。谈起学校食堂的师傅，他们争抢着吐槽。有的说食堂师傅不讲卫生，一边抽烟，一边炒菜，烟灰都掉进了锅里面；有的说食堂师傅洗菜不仔细，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学生们吃饭时，居然从菠菜里面挑出了卫生纸！ 话题最后又转到了“迎新文艺晚会”。他们争相评价哪个班的舞蹈排得好，哪个班的合唱水平高，并且评出了他们印象中的几个好节目：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男声独唱的《乌苏里船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一个男生突然提议道。 “唱什么呢？”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怎么样？” “行！” 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还有人还从背包里翻出口琴，吹起了这首歌的前奏。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师范学生们都敞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唱着，歌声完全掩盖了列车奔驰发出的轰鸣声。 一些受到感染的其他旅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王加根却没有开口。他合上杂志，面带笑容地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歌唱者，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曾几何时，他也和这些师弟师妹们一样，少年不知愁滋味。可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才几个月，他就时常“无言独上西楼”，喜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 花园公社小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由大礼堂改建的职工宿舍完工后，王加根花了好几天时间，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未来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大课题。 王加根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有希望实现的。 记得他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走近校园，看到学校大门口拉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小学人民教师！ 坦率地讲，他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横幅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那本来就不多的热情。 学校为什么要拉这样的横幅？这不是故意给新生们添堵么？谁心甘情愿当小学人民教师啊？ 当时他并不清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师范院校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本科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师范学院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孝天县师范学校拉出这样的横幅，就是给新入校的学生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作好当小学人民教师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 可是，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很多中师学生都心有不甘。别说小学教师，就是中学教师，也并非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和志向，都觉得自己将来会成就非凡的事业。 那么，王加根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或者说，他这一生到底想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小时候，他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进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他以“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同样成了数学家”自勉，废寝忘食地自学《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原理》。后来确实没有办法学通弄懂，只好无奈地放弃了。紧接着，他又加入到文学青年的行列，跟风写起了小说，做起了作家梦。他觉得，当作家没有学历门槛儿的限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并且把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却写出了《母亲》这种享誉世界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他王加根是农民王厚义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里长大。上小学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上初中时，他只能王李村小学“戴帽初中班”接受民办教师的教育。后来考上高中，才第一次接触到有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雄心勃勃地参加高考，却马失前蹄，最后被他父亲王厚义“绑架”，万不得已地上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学历仅为中专，如此之低，他还能希望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以教书为职业，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争取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最终实现理想，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王加根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周游世界，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要实现这个梦想，他觉得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人身自由，不受束缚，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二是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肯定寸步难行。三是要懂外语，至少能够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而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 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保证衣食无忧，他就能够全力追逐“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梦想。 他清理了自己现有的书籍，有两百多本，逐一登记造册。整理了近几年剪报收集的资料，重新分门别类。制定了个人《作息时间表》，规范每天的日程安排。在备课、上课、改作业、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又多出了读书和写作这些自我加压的任务。 和方红梅一样，他每天早晨也是五点半起床，开始早锻炼。与方红梅不同的是，他跑步不是在校园里面，而是在通往花园镇的柏油马路上。跑到花园大桥头再往回跑，往返三公里的样子。 回宿舍刷完牙洗过脸之后，喝一杯白开水，拿上英语广播教材和小收音机，到学校周边的田埂上去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朗读英语课文。接下来是早餐、上班和午餐。中午小憩一会儿，就在宿舍里看文学书。下班之后晚餐，再就开始写作。直到困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偶尔，他还会和同事们一起去花园镇看场电影。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平静如水。 为了能够多读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王加根到花园镇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张《借书证》，开启了八小时之外的阅读生活。他借阅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着，尤其喜欢俄国、法国和英国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中国的四大文学名着中他只喜欢《红楼梦》，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多大兴趣。 每次去花园镇文化馆，他还会到报刊阅览室转一转，浏览近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翻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搜集“征文”“约稿”之类的信息和编辑部地址。有了这些信息和地址，他就能够把自己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东西投寄出去。 投稿和等待编辑的回信，是他追求作家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篇稿子写完之后，他就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装进牛皮信封。写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同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然后用剪刀把封好的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样，他就无须粘贴邮票了，邮资由编辑部支付了。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显得有点儿混乱。 王加根得忙着赶车去方湾中学，或者到花园火车站接方红梅，有时还要回王李村，或者接待来访的不速之客。 近段日子，他父亲王厚义来过两次，红梅的大弟敬文来过一次，同村的二瘌痢——就是小时候跟他抢牛屎、脑袋上挨过加枝一粪耙的那位小伙伴，居然也来找过他一次。此外，就是如走马灯一样的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仍然在校学习的师弟师妹。 王厚义第一次来花园公社小学，是因为家里种麦子要下底肥，没钱买化肥，来寻求支援。第二次来这里，是去胡月娥的娘家送礼，顺路来看看儿子。 敬文是打着帮方红梅买手表的旗号来的。 他说，大姐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在孝天城的大小商店里都找过了，没有买到。他特意来花园镇看看，兴许在这里能够找到。 王加根当时就有点儿纳闷儿：方红梅买手表怎么不对他讲呢？她完全可以让他在花园镇购买呀，还用得着敬文专门来跑一趟？再说，孝天城都买不到的“上海牌”手表，花园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呢？ 他带着敬文在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手表的地方找了找，自然都没有“上海牌”手表。送敬文去花园火车站搭车的路上，这家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敬文十五岁生日快到了，想请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聚餐庆祝，手上没有钱。 王加根只得把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未来的小舅子…… 二瘌痢来到花园公社小学，出现在王加根寝室门口时，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二瘌痢身穿翻毛领棕色皮茄克，紧身牛仔裤，脚上是锃光发亮的方头牛皮鞋，完全是一副港商的模样儿。 这“小恶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二瘌痢比王加根大两岁，从小就调皮吊蛋，是王李村出了名的“恶霸”。他读书拿锥子都钻不进，打起架来一向不要命。他头上的黄癣老早就好了，满头的黑发比一般人还要浓密。不过，被加枝拿粪耙挖破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头发来，成了永久的空白。 二瘌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母让他投奔广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学开汽车。因为没有办法在广州落户，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书是读不进了，又不愿意在家里种田，于是就外出跑生意。 他在花园镇的农贸市场上收购乌龟、脚鱼、黄鳝之类的水产品，贩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带回尼龙伞、牛仔裤、夹克衫和各种布料等洋玩意儿，卖给花园镇的小商店和居民。一年上头来来往往地跑，赚取两地之间的差价，据说收入相当可观。 前些年，二瘌痢的这种投机倒把行为是被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兜售，还是在火车上贩运，他总是提心吊胆，做贼一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看到或者听说市场管理人员来了，他就如同受惊的兔子，时刻准备抱头鼠窜。也有多次被抓了现行，东西被没收，处以罚款，甚至人被关押，受了些皮肉之苦。 改革开放之后，对这种买卖管得松了一些。二瘌痢认为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南来北往的频率明显提高，贩运东西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多。他这次来找王加根，主要是想借点儿做生意的本钱，顺便推销他的“广州货”和“香港货”。 王加根一贫如洗，自然没有钱借给他。 二瘌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把自己带来的帆布提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花花绿绿的折叠伞、布料和衣服，丢在王加根的床上，任他挑选。 “这种天蓝色的涤纶布特别好，特厚涤纶，是从香港进口的，十一块钱一公尺。”他重点向王加根推荐布料。 东西都是些好东西，问题是王加根没有钱。 “暂时不付钱也可以。”二瘌痢非常大度地说，“东西先给你留下，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给我。” 王加根月工资三十二元，交纳十五元的互助金，就剩十七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于花园镇与方湾公社之间的路费、人来客往的招待费和不可预见的零花钱，都指望着这十七块钱。 他哪儿还敢买什么东西呢？ 没钱借给别人，又不买别人的东西，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他只得把住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都喊过来，希望这些同事们能够照顾一下二瘌痢的生意。 遗憾的是，最终只有宋双清买了一把折叠伞。 王加根把二瘌痢带到花园砖瓦厂食堂吃晚餐。运气还不错，食堂卖的热菜是土豆炒肉片。他买了三份，装在一个大碗里，又到小卖部买了皮蛋、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打了半斤散白酒。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二瘌痢叹息王加根的生活太清苦，并且说，没有想到他考上了学，也只混得这个样儿。人活一生，就是个碰运气的玩头。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受穷受苦，不如出去冒几次险。运气好的话，就能发个横财。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至多拘留几天，罚几个钱，也算不了什么。 王加根被二瘌痢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 二瘌痢说，中央刚刚召开了会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纸上也发了文章，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像他这种全国各地到处跑、低进高出做买卖的，不再定性为投机倒把犯罪，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合法行为。 “花园镇那些租门面卖鞋、卖衣服的，还有十字街那些摆地摊卖书、卖皮带和小玩意儿的，工商人员根本就不管。生意做得好的还得表扬呢！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繁荣经济。”二瘌痢越说越兴奋，已经有点儿炫耀的意味，“他们的好多货都是我从广州弄回的。我看你挺喜欢看书，以后要什么书就给我讲。我从广州给你带回来，保证比新华书店便宜一半儿！” 二瘌痢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的心情好些天都难以平静。 他和二瘌痢年龄相仿，人生规划却完全不一样。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将来，谁又会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呢？ 第三十一章 班级管理 参加工作这几个月来，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有时激情高涨、热血沸腾，有时又郁郁寡欢、悲观失望。 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十大金刚”里面，他的思想起伏和情绪变化很大，表现明显与众不同。 经过与校长陆定国的多次交涉，争取到与民办教师同住一间宿舍之后，“十大金刚”中的好几个人都开始了独占房间行动。他们把自己的弟妹或者侄子外甥等亲戚带到身边读书，睡在另一张为民办教师准备的单人床上。 他们与陆定国谈判时，扯的理由是一人单独居住方便谈朋友，好找对象，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带弟妹或者亲戚上学。这些从农村考出来的娃娃，家境都不是很好。父母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供他们读书考学，参加工作之后，自然到了他们回报家庭、承担责任、为老人减轻负担的时候。家人、亲戚和他们本人都觉得，小孩子由自家人教育放心些，多少还能得到一些特权和关照。 涂勇带的是他哥嫂的儿子——也就是他侄儿。 他专门买了一个煤油炉，添置了锅碗瓢盆等炊具，率先在宿舍里开火。每天早上和中午，他把大米洗干净，装在铝盒子里，送到学校食堂蒸成饭，菜则自己在家里炒。 学校食堂为教师和学生蒸饭是的。教师们在食堂就餐，则按就餐的次数交钱和粮票。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每餐的价格都一样。涂勇精于算计，特别爱占小便宜。逢到食堂供应鱼肉这些荤菜时，哪怕他已经在家里炒了菜，也要去学校食堂去打一份。学校食堂的饭菜是按计划供应的，前一天报了多少人，第二天就准备几个人的饭菜。涂勇事前没报餐，看到有好菜又强行来打，搞得炊事员没得吃的。炊事员是从农村请来了，老实巴交，又不敢说什么，总是窝着一肚子火。 还有一件事涂勇做得也很不象话，那就是每个月交团费。 共青团组织对团员交纳团费没有数额规定，特别是对学生团员，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觉自愿交纳。通常情况下，中小学教师中的团员每月交两角钱，中学生团员交五分钱。 涂勇从上班到现在，每个月的团费总是交纳两分钱！比学生团员交得还要少。除了不愿意多交团费，他对团的工作也不热心，很少参加团的活动，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他的文学辅助会。 前不久，他宣告文学辅助会正式成立，创始会员有二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友。 这些人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不上班的日子都会聚到涂勇的宿舍里。他们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卖弄风骚，相互推荐书籍和作品，显得热闹非凡。有时，因为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他们会面红耳赤地辩论起来。争吵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每个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身为文学辅助会会长的涂勇，好胜心强，尤其喜欢夸夸其谈。当他自认为有理，或者找到了别人的破绽和漏洞的时候，他就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让对手完全没有插言反驳的机会。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不停地晃动，时而前仰，时而后俯，右手挥舞，打着幅度很大的手势。 王加根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热闹火红的组织，也从不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因此显得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作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空谈除了浪费时间、消耗精力以外，对创作没有实质性帮助。自古文人多寂寞。文学创作就是一项默默无闻、单打独斗的工作。作者必须安静下来，用心体验和观察生活，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和身边普通人物身上，寻找出非凡的东西，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闪光点。独到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和超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才是造就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十大金刚”里面有三人参加了文学辅助会，其他几个人和王加根一样，各有各的梦想。有的想专心复习，重新参加高考；有的想认真教书，通过勤奋努力的工作得到领导重用，进而得到提拔；有的想托关系、找路子调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还有的安于现状、按部就班，想尽快谈个女朋友，娶妻生子，过上安宁稳定生活。 与方湾中学那些求偶无门的青年教师相比，“十大金刚”要幸运得多。毕竟这里临近花园镇，方便接触有工作或者有城镇户口的未婚女青年，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每隔一段时间，“十大金刚”中就有人带回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引起一阵骚乱、躁动和热议。大家互相转告，某某的女朋友来了！于是所有人都来看稀奇、看热闹，如同选美比赛的评委一般，对来人评头品足。从外貌、身材、气质、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评分。由于审美观不同和评价标准不一样，得出的分数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结果就会导致唾沫四溅的争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 咸吃萝卜淡操心，其实这事与他们屁不相干！ 大家说好说坏，评分高或者评分低，对当事人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他们喜欢的，就会继续交往下去；他们不喜欢的，很快就会分手，重新再找。 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如果动了心思，又被拒绝或者遭到抛弃，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素养高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儿的，可能会友好地分手，但也有不少姑娘胡搅蛮缠，在学校里闹得前后左右不得安宁。 她们骂这些受人尊敬的男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臭流氓，玩弄她们的感情。不就是个穷教书的么？有什么了不起！ “十大金刚”中挨骂最多的当数宋双清。 短短三个月，他就换了六个女朋友。有的是他自己挑的，有的是别人介绍的，其中两个姑娘还是花园公社小学同事的亲戚。没办法，有钱就是任性。他也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飞短流长，骂他是“花心萝卜”。 在谈恋爱方面受非难最少的自然是王加根。 他与方红梅爱得死去活来。心里有了自己的女神，就很少正眼看其他女孩儿。再说，他也没有时间。 又是工作，又是英语，又是写作，周末还要舟车劳顿地往方湾公社跑，或者一天几趟地去花园镇接车。正事都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工夫参与同伴们的胡闹？更别说到外面去沾花惹草了。 王加根有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着急。 不过，他着急的事情主要是班级和学生管理。戴帽儿初中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太多了，三天两头给他惹麻烦。 眼看冬天就要来了，而花园公社小学所有的教室窗户都是敞开的，看不到一块玻璃。窗框也都烂了，或者被拆下来扔了。学校前期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把各教室的门换了，但换窗户却无能为力。 陆定国往花园公社文教组跑了好多次，文教组干事刘福民才勉强答应，等春节过后——也就是下学期再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寒潮，让学生们免遭寒风冷冻之苦，学校就买了一些塑料薄膜和炕席片，把所有的窗户都封了起来。冬天多半吹的是北风，所以，靠北的窗户钉的是炕席片，而把塑料薄膜蒙在靠南的窗户上。这样既能有效抗击雨雪风霜的袭击，也不至于教室里的光线太暗淡。 学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教师和学生们特别感动，有的抵着陆定国的面恭维，有的在写作文时唱赞歌。偏偏戴帽儿初中班的学生不领情，他们班的窗户封了没几天，靠北窗户上的炕席片就被撕烂了！上课时，呼呼的北风直往教室里面灌。 陆定国非常生气，责成班主任好好查一查，看是哪个小混蛋在搞破坏。 王加根明查暗访了好几天，也没有把肇事者揪出来。 这事尚未查个水落石出，陆定国又来找王加根。说他们班的学生上体育课时把学校的羽毛球拍子打断了，说他们班迟到的学生总是比其他班上多，说他们班总有几个女生不做课间操，说他们班清洁大扫除投机取巧，没有其他班搞得干净…… 校长毫不留情的批评，让王加根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他的语文教得不错，学生的汉语基础知识和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班级管理如此糟糕，还是说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毕竟，他不只是一个语文教师，还是戴帽儿初中班的班主任。 王加根于是把戴帽儿初中班的另外两个任课教师宋双清和董志芳召集到一块儿，从期中考试质量分析入手，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挑出了十个表现最好和十个表现最差的学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然后，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逐家逐户地去学生家里走访。王加根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通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让表现好的学生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班学生的榜样和标杆；让表现差的学生迅速进步，迎头赶上，让处于中游的学生产生危机感。 这一策略在教育学上叫做“抓两头，促中间”，很多知名教师都这么搞过，据说效果还不错。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那些农村学生的家庭，王加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同时也有一点儿小紧张。 学生家长对他都很热情。无论条件好坏，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要他品尝。他们把家里的凳子抹了又抹，让王加根坐下，然后拉着他的手，不厌其烦地叨叨起孩子们的事情。 从孩子小时候说起，不放过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些孩子由于智商高低、成绩优劣、表现好坏有差别，王加根对他们有的喜欢，有的厌烦，认为他们有的前途远大，有的是无法雕琢的朽木。但是，家长的看法却不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们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无一例外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一点，对王加根的触动很大。 十几岁的小孩，可塑性是很大的。作为教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在内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家长们对花园公社小学允许路远的学生在学校食堂搭伙蒸饭的做法大加赞赏，同时又道出了另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那就是，学生们带到学校的大米和咸菜没有地方存放。 王加根马上想到，可以把自己宿舍里的那张空床腾出来，让学生把东西放在他那里。 还有家长提出，他们家孩子坐的桌子和凳子比较矮小，座位又在教室的后面，被前面的学生挡住了，看不见黑板。 这事宋双清也反映过，但王加根考虑到调整座位比较麻烦，动一发而牵全身，担心引起混乱，就决定暂时不动。现在家长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不解决是不行了。 花园公社小学没有公用的课桌和凳子，学生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桌椅板凳来上学。所以，走进每一个教室，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桌子大的大，小的小，高的高，低的低。桌面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正方形，还有的是圆形。屁股下坐的凳子也不一样：有长条板凳，有单人方凳或圆凳，还有靠背椅。 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桌子，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凳子。桌椅板凳是学生自己带的，位子也是各人抢占的。先报名、先到校的，就可以抢到比较靠前又居中的位置；后报名、后到校的，就只能坐在教室的后面和两边儿。 这是原襄花小学多年形成的不成文规矩。 以前也有学生和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但班主任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所有调整座位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王加根觉得，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有失公平，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决定趟一趟这潭浑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不考虑学生的成绩、表现、身高、家庭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只根据班上现有桌椅板凳的高低大小情况，尽可能摆放得合理和整齐一些。 抽了个下午放学后的休息时间，趁教室里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亲自动手，和宋双清一起忙碌了大半天，把班上的桌椅板凳重新摆放了一遍。比较矮小的放在前面，比较高大的搬到后面，基本上能够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看见黑板。 他对调整后的座位非常满意，一种勇于变革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可是，让王加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改革举措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第二天早晨，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乱糟糟的。学生们哭的哭，骂的骂，吵的吵，闹的闹，如同一锅烧沸的开水。矛头自然都指向他们的王加根。有的说他不会当班主任；有的说他家访时吃了别人的鸡蛋，就把别人家的小孩安排坐在好地方；甚至有学生咒他不得好死…… 这些话被宋双清听到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赶紧去找王加根，笑容满面地转达了学生们的反应，丝毫也不掩饰他在幸灾乐祸。 王加根非常惊讶，当然也很生气。 不过，他还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马上去找那几个骂他的学生。他问心无愧，就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至于那几个无理取闹的捣蛋鬼和调皮精，他相信自己能够把他们搞定。 第三十二章 调整座位 早自习钟声响过，王加根和往常一样走进教室。 整个教室霎时鸦雀无声。好几个学生嘴巴子噘得老高，有的对他横眉怒目，有的趴在桌子上，不肯坐起身来。还有一个叫刘惠珍的女生，站在教室中间的过道上，不上自己的座位。 王加根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平心静气地走上讲台，开始介绍调整座位的起因、目的、原则和过程。他一再强调，老师只是根据桌椅板凳的高低、大小和形状不同，进行了重新摆放，不存在偏爱或者排挤谁的问题。无论大家满意或者不满意，都必须服从统一安排，没有价钱可讲，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合理或者不合理，按现在的座位坐一段时间再说。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和要求，下学期再调整。 “这学期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再大的困难，也请大家克服一下。”王加根说完，就叫学生们读书，没有搭理那几个有抵触情绪的学生。 整个早自习，刘惠珍都在走道上站着，拒不回自己的座位。 上午第一节课是语文。王加根拿着备课夹和教材，拎着粉笔盒走进教室，发现刘惠珍仍然站在教室中间的过道上。他视而不见，喊了一声“上课”，就进入讲课环节，自始至终没有理睬刘惠珍。 课上到一半的样子，刘惠珍突然哭了起来。她哽咽着，抽泣着，身子不停在颤动，哭得特别伤心。 王加根停止讲课，果断地说：“你要是听课的话，就请回你自己的座位。如果不想听课，你可以离开，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刘惠珍还是站在走道上，委屈地流眼泪。 王加根继续讲他的课。下课后，他径直走出教室，对刘惠珍还是不理不睬。据上第二节课的董志芳老师讲，上英语课时，刘惠珍已经没有哭了，而且乖乖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王加根非常得意。跟我斗，跟我耍无赖，我才不怕你呢！反正道理已经跟你讲清楚了，听得听，不听也得听。我既不打你，也不骂你，甚至连批评的重话都不说，死个不理，看你还能怎么着？站着示威，赌气不上课，背地里骂我，我都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的，更不生气。说什么死了也要在我身上踩几脚，行啊！我死了管你踩几脚，反正我也不知道，但我活着，你就必须听我的。我才不生气呢，气大伤身，笑一笑十年少，这些道理我懂。 下午放学之后，王加根吃过晚饭，准备洗澡。宋双清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的宿舍，告诉他，刘惠珍和另外一个女生还在教室里，说是不解决座位问题，就不回家。 “你快去看看！”宋双清非常着急的样子，“天马上就要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可不是好玩的。” 王加根把塑料桶的热水倒进脸盆，一边拿毛巾洗脸，一边开玩笑说：“我当班主任的都不急，你着急什么？该讲的道理，都对她们讲清楚了，现在去还不是那些话。我不去！” “刘惠珍说，她的座位正在靠北的窗户边，席子又撕乱了。风吹在脸上像刀割，太冷，她受不了。” “这事我已经答复她了，马上让学校把撕破的席子换掉。上午我找过总务主任，明天就会派人去修理。” 宋双清犹豫片刻，继续劝王加根：“人大性大，这两个女生特别犟。要不，还是把她们的座位调整一下！” “怎么可能？”王加根坚决拒绝，“调整座位牵一发而动全身。调一个人，就必须动另一个人，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个先例绝不能开！” “但是，这样犟牛抵墙地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呀。等会儿天就黑了，万一晚上出个意外……”宋双清满脸愁容，着急得什么似的。 “想怎么闹，就让她们怎么闹去。想在教室里过夜，就让她们在教室里呆着。骂我咒我没关系，我认了。想调整座位，没门！” 宋双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犹豫片刻，他还是提示道：“你知道刘惠珍与陆校长是什么关系吗？” 王加根疑惑地望着宋双清。 “刘惠珍是陆校长老婆的弟弟的女儿，亲舅侄姑娘。” 这个王加根还真不知道。他只听说过陆定国是襄花大队的女婿，还听说陆定国老婆也在花园公社教书，是光明中学校长。 宋双清解释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陆定国不好亲自出面找王加根，希望王加根对刘惠珍予以关照。宋双清同时告诉加根，教室里另一个不肯回家的女生，是襄花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千金。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窜起一股无名怒火。小兔崽子们的，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牛逼呢，原来都有后台！越是这样，老子越不能给你们调座位。不然的话，我在别人眼里成啥人了！他最讨厌那种拍领导马屁，见了领导就点头哈腰，甚至恬不知耻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卖身求荣的人。眼前的宋双清，就是他讨厌和蔑视的那种人。 这家伙特别善于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整天围着陆定国的屁股转，简直就是陆定国养的一条哈巴狗！学校青年教师与领导们因意见分歧而产生矛盾时，他总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站在学校领导那一边，与几个同伴形成对立面。大家斥责他的背叛行为，他还振振有词：“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不听领导的听谁的？” 也难怪陆定国把说服王加根的差事交给他。遗憾的是，王加根又软硬不吃，顽固不化，是个死不开窍的木鱼疙瘩。他听宋双清挑明了这层关系后，笑了笑，说：“陆校长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那你还是尽快去教室，安抚一下她们。”宋双清急不可耐地说。 “好的。你忙你的去！谢谢你的提醒。” 宋双清本想和王加根一起去教室，但听王加根下了逐客令，他也不好意思继续留下，有点儿尴尬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王加根关上房门，慢条斯理地开始洗脸。洗完脸，又把塑料桶里的热水倒进脚盆，宽衣解带，一丝不挂地坐在脚盆里洗澡。洗澡的时候，他又回忆起了几天前学校里评选先进工作者的闹剧。 教育部门一个完整的教学年度是从秋季开始，到第二年夏季结束。不过，工作总结和先进评选还是按年度进行。花园公社文教组分配给花园公社小学的年度先进个人指标有两个，学校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民主推荐两个先进工作者候选人。 陆定国简短地说明了开会的目的和任务，就让大家各抒己见，踊跃发言。 会场陷入让人窒息的沉寂状态。大家抽烟的抽烟，望天的望天，看书的看书，还有人拿着铅笔在白纸上鬼画胡桃，就是没有人出声。 “我先说两句！算是抛砖引玉。”好半天之后，突然响起了董志芳浓重的麻城口音。 王加根一阵窃喜。 董志芳率先发言，很有可能推荐他为候选人呢！他们同教戴帽儿初中班，相互之间比较熟悉。戴帽儿初中班三个主课教师中，王加根的表现最突出。他既是班主任，所教的语文课期中考试成绩又最好。更重要的是，董志芳前段时间因为意外怀孕，做了流产手术，享受十五天产假。她休息期间，初中班英语课程由王加根兼任，因此对王加根非常感激，多次提到要酬谢王加根。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抢着发言，是不是想兑现她的承诺？ 王加根的小心脏怦怦地跳着，等着董志芳“抛砖”。但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这块抛出的“砖头”并不是他，而是校长陆定国。董志芳推荐完陆定国，又怕得罪了其他领导，接着又推荐了李主任。 李主任马上笑着说：“我已经退休了，是不能算数的。这个名额就给小宋，宋双清老师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看李主任高风亮节，陆定国也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什么先进都当过，还是把机会让给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教师。 几个中年女教师马上跟着起哄，说先进工作者非陆校长莫属。 “鸟无头儿不飞。”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虽说陆校长平时对我们管理比较严格，但严师出高徒，也是为了我们好啊！” “陆校长心直口快，有什么话讲在当面。就算是批评我们，我们心里也舒服。” “骂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心里高兴着呢。” “我以前上班总是闲得无聊，现在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就突然多了起来，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忙是忙一点儿，但人感觉特别充实，心情也比较痛快。还是陆校长领导有方。” …… 中年女教师们唱的唱，和的和，好不热闹！她们比赛式地讨好陆定国，说起那些肉麻的话来，丝毫也不觉得脸红。其他老师都如看猴把戏一般地听她们演讲，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十大金刚”，个个沉默不语，完全被这场面惊呆了。 王加根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客观地讲，他是比较敬佩陆定国的。一个在教育战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同志，五十三岁时又被委以重任，到这么一所破烂不堪的学校来工作，实在难能可贵。虽然，陆定国也有牢骚满腹的时候，说文教组是搭好梯子让他上，等他上到树梢儿了，就把梯子搬走。但他真正走马上任之后，工作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加根记得，正式开学的前一天，陆定国弯着腰在办公室里一张满是灰尘的桌子上排课程表的情景。当时，大家都在观望，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学生没到齐，教材没领回，食宿没着落，大家猜想，正式上课最起码也得十天半个月！但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下午，陆定国就召集全体教师开会，宣布第二天正式上课。他要求各科任教师赶紧出题目，印试卷，组织学生参加摸底考试。那天晚上，陆定国抱了床铺盖行李到办公室，睡在拼在一起的四张办公桌上。第二天早晨七点半，他就敲响了上班的钟声。 用摸底考试让教师们忙起来，就如同牵住了牛鼻子。接下来，他又马不停蹄联系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方面的事情。睡在办公室的日子里，他总是天麻麻亮就起床，晚上工作到深更半夜。人们经常看到陆定国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写写画画的身影。 有一天中午，陆定国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来到大礼堂的集体宿舍，想找个地方靠一靠。王加根当时正好在场，热情地让陆定国睡他的床。陆定国说了声谢谢，把床单掀开，躺在垫絮上，两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见此情景，王加根眼眶发热，差点儿掉下了眼泪。 陆定国没有具体教学任务，属于行政管理人员。他每天的工作，除了开会、思谋、筹划、指挥、周旋、交涉以外，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当“监工”。检查教师们的教案，翻阅学生作业本，一旦发现备课不认真、改作业不过细、作文没有按进度完成等现象，他就会召集教师们开会，点名批评那些敷衍了事、马虎从事、应付差事的人。有时，他还会围着两排教室转，站在窗外，检查各班上课时的组织纪律，看教师们讲课时的表现。 八小时之外的事情他也管。谁把公家的火砖拿到宿舍里搁箱子、放鞋子呀，谁在宿舍里偷偷摸摸地烧电炉子呀，谁晚上睡觉时没有关电灯呀，谁交给食堂的大米里面有砂子呀，他都会在校务会上唠叨一番。批评人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会儿看地面，一会儿看房顶，一会儿看办公室里的某个物件，就是不看被批评的对象，也不看其他的人，怒不可遏的样子，脸涨得通红。前段日子，他不知从哪儿了解到，涂勇代替别人参加技校招工考试，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地斥责涂勇没有教师职业道德，不配当教师，也不配教学生。他要求涂勇写检查，在全体教师大会上作检讨。 实际上，这次代考事件的始作甬者是宋双清。他为了帮助高中同学找“枪手”，先是找王加根，加根没有同意，接着就去找涂勇。涂勇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还兴致勃勃地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他挨批评、作检讨的时候，宋双清一直当缩头乌龟，没有出面承担责任。 对于事无巨细、婆婆妈妈的陆定国，教师们既怕又恨。大家背地里谈起他来就恨得咬牙切齿，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包括这次在评先会上拍马屁、唱赞歌的几个女教师，也不只一次地咒“这个老东西不得好死”。但是，她们当着陆定国的面，怎么就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呢？为人怎么能够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每一个走上社会的人都会变得这么世故圆滑么？为什么大家要在互相欺骗中生活？如果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的丑恶啊！当身边的人总是口是心非、尔虞我诈，我们还会有什么安全感？这样的生存环境该是多么令人可怕啊！ 坐在脚盆里洗澡的王加根被这些问题困扰着。他对自己从小到大在老师那儿和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有了一种大厦将倾的危机感，因此感到非常痛苦。对于刚刚从他这儿离开的宋双清，他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个人。“十大金刚”中，宋双清的社会阅历最丰富，为人处世更有经验，又有“拼爹”的资本，因此深得陆定国信任。据宋双清自己讲，陆定国正在有意识地培养他，准备让他顶替退休返聘的李主任，担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因此，尽管他所教的课程在期中考试时名列全公社倒数第一名，还是评上了年度先进工作者。 这样办事，哪儿来的公平和正义可言？ 洗完澡之后，王加根坐到床上，拿起桌上的《红与黑》，若无其事地看起了小说。他才不愿意理睬教室里那两个赌气不回家的女学生！在河北迁西过暑假时，他从小幺妹马颖的身上得到启示。每当马颖调皮捣蛋的时候，大人好心相劝，她就越闹越来劲；如果大人都不理她，她反而不闹了，一会儿就安静下来，变得非常听话。 对待小孩子就是要这样，先把道理讲清楚，如果他们不听，就臭个不理他们！让他们闹去。闹够了，他们自然就会消停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王加根见外面已经完全断了光，就放下小说，拿起戴帽初中班教室的门钥匙，走出宿舍。 当他进入大门洞开的教室时，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黑漆漆的教室里面空无一人，那两个置气的女学生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三十三章 法制觉醒 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把王加根从睡梦中惊醒。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睁大眼睛，被窗外忽明忽暗的闪电和滚滚的雷声吓得心惊肉跳。没有丝毫的睡意，但他又不敢拉开电灯。电闪雷鸣的时候使用电器是比较危险的，这是他在物理课上学到的常识。 通常情况下，打过雷之后就会下雨，而雨下透了，雷电就会逐渐消失。可是，王加根等了好半天，也没有听到下雨的声音。 老天爷似乎有意否定他的推断，就是光打雷，不下雨。 到了下半夜，依然没有下雨，反倒刮起了大风。这风与一年前吹倒孝天县师范学校烟囱的那场风颇为相似，风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从小到大，由远及近，呼啸而来，如山洪暴发，似万马奔腾。房顶噼噼叭叭地响着，也不知落在上面的是些什么东西。树枝？石块？瓦片？似乎都有可能。后来，竟然听到大礼堂房顶的机瓦被风掀落，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 王加根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好！教室的窗户没有关。他记起了一个月前新做的玻璃窗，迅速穿衣起床，打开房门，顶着料峭春寒，冲出大礼堂宿舍，往教室的方向奔去。但是，已经晚了。几乎所有的窗玻璃都被震碎，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 他痛心疾首地环视了一下惨不忍睹的校园，无奈地返回宿舍。他寝室的窗户是关着的，玻璃完好，只是那些没有粘牢的玻璃纸在呼呼啦啦地响着，吹口哨一般。他重新躺在床上，眼睛里马上就飞进了灰尘，脸上也粉嘟嘟的。 拉开电灯，见床上、被子上、书桌上、凳子上到处都是灰尘。地面如同铺上了一层灰色地毯。雷、电、风、灰，困扰得他几乎一夜无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看到的景象更是触目惊心。 花园公社小学南北的围墙全部吹倒了。新栽的泡桐树吹断了，有的还被连根拔起。大礼堂宿舍房顶靠北的机瓦吹落了好多，檩条和椽子裸露在外面。 教师们见此情景，面面相觑，摇着头嘘唏不已。正值清明节前夜，大家都说这是一场“鬼风”。 真是如同撞到了鬼一样，王加根竟然在学校大门口看到了他妈白素珍。母子俩出其不意地相见，情绪都不怎么好。 王加根尽量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把妈妈带到了他的宿舍。 白素珍一边喝水，一边告诉加根，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马上就要竣工了，他继父所有的部队陆续撤离。老马的工作也变动了，调到了部队在bd市建的一家干休所，担任干休所所长。他们全家也从heb省迁西县洒河桥搬到了bd市。 “我这次回湖北主要有三件事情。”白素珍有条不紊地告诉儿子，“首先去白沙铺给你三舅上坟。再就是把你奶奶接到bd市，让她老人家跟我们一起生活。我和你继父准备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还有一件事，就是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愿不愿意调到bd市工作。” 听过白素珍的话，王加根如同昨晚听到狂风怒号一样吃惊。 去白沙铺上坟，肯定不是白素珍此行的主要目的。三货死了快八年，她从来没有选择清明节回白沙铺上坟。这次自然也是顺便的。 她怎么会突然想到接奶奶去保定呢？还有加根工作的事情，去年暑假他已经明确表示不到heb省，白素珍怎么又旧事重提呢？ 离开河北迁西县的山沟沟，来到华北平原上的bd市，白素珍、老马和他们的一群孩子们都很高兴。 部队干休所给他们分配了三室一厅的住房，有厕所，有厨房，有暖气，有自来水，各种配套设施齐全。 他们真正过起了城市人的生活。 提起bd市，那可是一座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古城。 清康熙八年，直隶巡抚驻保定，这里就为直隶省省会。从那时开始的近三百年间，保定一直是heb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九六八年，heb省省会迁至sjz，保定才改为地区行署所在地。保定与bj、天津构成黄金三角，互成犄角之势，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保定距离bj、天津、sjz均为一百多公里，坐火车或者乘汽车只需要个把两个小时，地理位置极其优越，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 说起保定的着名人物，那可真是不胜枚举。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郦道元、祖冲之和关汉卿，还有现代着名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我们熟悉的电影或文学作品《荷花淀》《红旗谱》《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烈火金刚》《少年英雄王二小》里面的故事，都发生在保定。保定好玩儿的地方也不少：大慈阁、直隶总督署、清西陵、狼牙山、白洋淀、冀中冉庄地道战遗址、古莲花池。每一处风景名胜，都足以让人流连忘返。 不过，刚进保定的白素珍暂时还没有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该有多少事情等着她去做！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孩子上学，大人上班，都得从零开始，从头再来。 虽说住上了楼房，面积比以前宽敞了许多，但也有让她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鸡养不成了，菜也种不成了。仅这两项，家里每年就要减少不少收入，开支也相应增加，白素珍必须去工作了。 由部队干休所出面，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她最终被安排在一家小型国营企业——bd市冲剪机床厂。白素珍干不了技术活儿，单位给她的工作岗位是自行车看管员，也就是为厂子里来上班的职工看管自行车。厂区专门划有一片停放非机动车的场地。每天上班时，看到有职工来停放自行车，白素珍就迎上去，往自行车龙头上挂一个塑料号牌，同时把另一个相同号码的塑料牌交给停车的职工。到下班时，职工凭塑料牌对号领取自己的自行车。 这项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还特别拴人，而且责任重大。因为工人们上的是倒班，停车场从早到晚都有人来停放或者领取自行车。看车人必须坚守岗位，一会儿也不能离开。一辆自行车大几十块钱，名牌车还要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看车人除了白素珍以外，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她们两个人实行两班倒，中午换班。半天上班，半天休息，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耗费不了多少体力，总的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只是工资比在车间干活的工人要低一些。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她们干不了技术活儿呢？ 不上班的时候，白素珍就在家里料理家务，踩动缝纫机做衣服，拿起针线织毛衣，缝缝补补，浆浆洗洗。一旦忙过之后，闲了下来，她的思绪就会飞到遥远的湖北。 她忘记不了自己曾经受过的屈辱，记挂着她的伤心之地白沙铺和王李村。那两个地方的房产，她都是有份的啊！可现在都被仇人霸占着，她想起这事就愤愤不平，如同吞下了苍蝇一样感觉不舒服。她咽不下这口气。 从老马带回家里的报纸上，白素珍看到国家正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想到了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她找到bd市法律顾问处，向律师咨询有关问题。 问到王李村房产的归属，律师答复说：那栋房子目前的所有权属于加根他奶。等到加根他奶去世后，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老人家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于老人家的配偶和父母早已离世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只剩下子女。法律上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白素珍是老人家从一岁半扶养长大的，属于养子女，肯定享有继承权。王厚义虽然是上门女婿，也可以看作是过继的儿子，并且与老人家有扶养关系，同样享有继承权。 “农村里过继的都是小孩子，是未成年人。王厚义二十四岁才到王李村，怎么能够算继子？”白素珍表示质疑，提出了不同意见，“再说，他对我养母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完全是在虐待老人，根本算不上扶养。他凭什么享有继承权？” 律师大度地笑了笑，说，法律上是规定被收养人为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只要加根他奶与王厚义生活在一起，就可以认定他们之间存在扶养关系。至于王厚义是不是虐待老人，必须用证据说话。提供不出充足的证据，法律上是不予认可的。 听到这里，白素珍感觉很气闷。 离开法律顾问处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让法律认定王厚义没有继承权。 王厚义娶了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再想让他离开王李村，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要想让加根他奶不与王厚义一起生活，唯一的办法只有让老人家离开。但是，老人家离开王李村后能够去哪儿呢？白沙铺大货家里她不愿意呆。加根刚刚参加工作，也不可能把奶奶带在身边。对了！可以让老人家到保定来，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呀！这样既能否定王厚义与她之间的扶养关系，又能尽我这个养女的一片孝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的条件。 想到这里，白素珍的郁闷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以言状的激动和兴奋。 回到家里，她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 老马二话没说，就表示赞成。 夫妻俩又对赡养老人家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商量了实施这一方案的具体细节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终达成了由白素珍回湖北接老人家到保定的意见。 至于调王加根到bd市工作，当然是白素珍的一厢情愿。她估计儿子不会答应，也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她只是想试探性地听听儿子的意见。 王加根果然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有去河北工作的可能性。 “怎么没有可能性？只要你愿意，所有的手续由我来办，也不要你出一分钱。我只要你一句话，愿意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白素珍咄咄逼人地追问儿子。 王加根不置可否。 “我知道你还是放不下方红梅！” 王加根缄口不语，用沉默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算了，不说这件事情了。我也不逼你，你想通了再给我写信。再怎么说，保定也是一座中等城市，离bj、天津和sjz那么近，工作、生活和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比花园镇强一百倍。看看这所破烂不堪的学校，你在这儿呆着能有什么前途？”白素珍恨铁不成钢地质问。 王加根还是一句话也不讲。 白素珍只得安排另外两件事情。她让加根回王李村，把奶奶接到花园镇，送到孝天县二中马兴祥老师家里。她先去白沙铺给三货上坟，上完坟之后，再到马兴祥家里接奶奶，然后坐火车回bd市。 “马兴祥是我的小学同学，人挺好。我待会儿带你去他家里认个门，再坐汽车去白沙铺。”白素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然她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 孝天县二中位于花园镇中心。作为孝天县北部唯一的重点高中，这所学校已经很有些年头了。学校创建于一九五二年，最初叫孝天县三中，后来又先后更名为花园中学、花园镇中学，现在的全称是孝天县第二高级中学，与位于孝天城的孝天县第一高级中学齐名。县一中和县二中，一南一北统治着孝天县的高中教育，是孝天县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才的主力学校。在花园镇，县二中的名气比县师范还要响亮。 王加根在妈妈的带领下，到孝天二中与马兴祥老师见了面，然后就坐长途汽车回王李村接奶奶。 王厚义和胡月娥看见儿子加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知道他妈白素珍回来了，两人又显得特别慌张。他们怕白素珍回来闹架。 听说白素珍要带加根他奶去河北，王厚义并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的阴谋，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心里反而比较高兴。加根他奶走了，家里能够减轻一些负担。虽说加花没人照料，但这没有关系，他可以托人写信到潜江县江汉农场，让他父亲或者母亲到王李村帮他们带孩子。反正两个老人在江汉农场闲着也没什么事。 就这样，王加根带着奶奶返回花园镇，送到了马兴祥老师家里。安顿了奶奶几句，他就抱着一大捆从双峰山采摘的映山红，回到了花园公社小学。 王加根把映山红分给住在一起的同事。逐家逐户地送，给刚刚遭遇狂风袭击的学校增添了一些喜庆气氛。送完映山红，回到宿舍，他还没来得及坐下，白沙铺的大舅白大货就跟着进来了。 白大货说，加根他妈到白沙铺后，突然提出想见方红梅，叫加根去方湾中学把方红梅接到花园公社小学来。 王加根看了看手表。这个钟点儿，已经没有了南下的列车。 “干脆去邮局给红梅打个电话，让她自己明天坐车过来。”王加根记起方红梅说过，方湾卫生院有电话，让他有急事时打电话给她爸，她爸再转达给她，就提出了这个想法。 白大货认为可行，于是骑上自行车，带着外甥加根，风驰电掣般地赶到花园邮电局。 从花园镇打电话到方湾公社属于长途，不能直拨，必须通过人工转接。先由花园邮电局与方湾邮电局取得联系，方湾邮电局拨通方湾卫生院的电话之后，再转接到花园邮电局。 王加根把电话号码报给接线员之后，就坐在营业柜台外面的长条椅上等待。但等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还是没有接通。接线员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可能是方湾卫生院的电话机坏了。 王加根万分气馁。白大货也觉得很为难。怎么办呢？两人愁眉苦脸地坐在花园邮局的长条木椅上，思考着对策。 “要不这样！你现在跟我到白沙铺。”白大货急中生智地提议道，“到白沙铺后，你再骑车去方湾公社，把红梅接到白沙铺来，让你妈与红梅在我家里见面。反正白沙铺离方湾公社也不远，二十多里路，骑车个把钟头就到了。” 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王加根只得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由白大货带着。舅舅外甥共骑一辆车，沿着京广铁路线向南走，朝着白沙铺的方向行进。 第三十四章 旧事重提 花园镇与白沙铺通汽车，他们本来可以走公路，但那样的话，就得绕道花西，路程比较远，上坡下坡多，而且灰尘特别大。尤其是走完襄花公路那段柏油路，进入花西地界之后，全部是土石公路。遇有汽车从身边驶过，带起的灰尘如同蘑菇云，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所以，白大货没有选择走宽敞的公路，而是选择了走与铁路并行的小道。 这条小道宽的地方可以走板车，窄的地方只有尺把宽，行人交汇都要侧着身。好在白大货骑车的技术不错，除了遇到沟沟坎坎，或者对面来了车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都能够坚持不下车，带着王加根一路前行。当然，如果有火车从身边经过，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人行道紧贴着铁路，呼啸而过的火车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弄不好就会把路边的行人带入轨道，酿成悲剧。只要听到火车的鸣叫声，或者看到有火车迎面驶来，白大货都会提醒后架上的王加根下车。他自己也从车上下来，靠边儿停下，或者推着往前走。 两人步行的时候，王加根很自然地对大舅谈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起惨剧——一对青年男女抱在一起殉情。现场惨不忍睹。 据说那两个人是相约自杀的，在他们的衣袋里发现了遗书。遗书上透露的信息显示：女的是未婚青年，只有二十一岁；男的为有妇之夫，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鬼迷心窍，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婚外恋情，而且陷得很深，难以自拔。女的要男的离婚，男的又一直没有办成。男的说，是因为他老婆不愿意离婚。女的指责男的根本就不想离，吃着碗里猴着锅里，道德品质败坏，欺骗她的感情。两人扯了好长时间的皮，最后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旁若无人地接吻。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丝毫的顾忌。两人被撞得七零八落，骨肉散落，根本就分不清哪块是哪个的…… “现在的年轻人啊！”白大货欲言又止。发过这句感叹，他又没有继续说下去。显然，他联想起了同样身亡的父亲。 到了陆家山火车站，就可以离开铁路，走瀤河岸边的堤坝了。堤坝修得很高，一边儿是河水和沙滩，一边是农田和村庄，风景如画。骑车跑在坝面了，浴着和煦的春风，感觉特别清爽。 因为路面较宽，王加根提出换着骑，由他来当“司机”。他怜惜大舅，怕大舅累着，当然自己也想过过骑车瘾。 白大货没有推辞，把自行车扶手交到外甥手里。 加根带着他大舅，在堤坝上不紧不慢地骑着。由于路面平坦，他也不用费太大的力气，甚至可以分出心思，盘算其他的事情。 他问大舅：“我妈怎么突然想到要见方红梅呢？” 白大货说他也不是很清楚。 王加根担心他妈为难方红梅，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或者干出一些不恰当的事情，让方红梅难堪。 去年暑假从河北回来时，王加根和白素珍闹得很不愉快。两人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都没有向对方低头认输。他的河北之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母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白素珍这次回湖北，看得出是作过精心准备的，可谓来者不善。王加根拿不准该不该让方红梅与妈妈见面。但是，俗话说得好，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既然他下定决心要跟方红梅好，迟早都得想办法消除妈妈与方红梅之间的隔阂。长痛不如短痛，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王加根一路骑车，一路胡思乱想着。没花多大气力，就把他大舅带到了白沙铺。 见过白素珍，舅甥俩把联系不上方红梅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又提出让方红梅来白沙铺的新方案。 白素珍听过之后，眨巴着眼睛想了想，说：“算不！我又不想见她了。” 她让大货去通知白沙铺街上沾亲带故的人家，晚饭后来家里坐一坐。她想召集大家开个座谈会。 白大货不敢违抗姐姐的命令，赶紧去各家各户通知。 晚上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大货现在住的这栋房子的产权及归属。白素珍说，这栋房子是大货和三货合做的，做房子借的账债说好两个人分担，但后来是用三货“骨头渣滓变的钱”偿还的。毫无疑问，这栋房子有一半儿的产权归三货。三货既然已经死了，他的遗产应该由第一顺序继承人来继承。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三货没有配偶和子女，遗产应该由他的父母来继承。三货的生父撞火车死了，黑心烂肝的生母又没有尽抚养三货的义务。现在唯一应该继承三货遗产的，只有王李村的姑妈——也就是三货的养母。 白素珍提出的这个观点，几乎让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他们看来，弟兄两个合做的房子，其中一个死了，自然该另一个人所有。王家的姑妈出嫁都几十年了，白沙铺的房子还有她的产权？这个道理在农村说不通呀！但白素珍分析得条条是道，简直无懈可击，找不出任何毛病。 法律真是这么规定的么？大家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绝对不是信口开河。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查一查相关法律条款，或者找律师咨询一下。”白素珍振振有词地重申，“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接我养母到河北。我要为她老人家养老送终。下一步，就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争回王李村的房产。至于白沙铺的房产，我希望大货能写个字据给我，承认他只享有一半儿的产权。今天把亲戚们请来，就是想让大家作个见证。” 大货低头不语。沙桂英起身从堂屋进入卧房，斥责正在疯闹的伟业和千秋。其他的人都默不作声。 过了好半天，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开始发言。他们说，法律上的事情，他们不是很懂。既然素珍咨询过保定的律师，他们也相信法律上有这样的规定。但规定是规定，最后下结论还得以司法部门的裁判为准。现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就要大货写字据，还是有点儿勉为其难。 白大货趁机委屈地说：“我也不是说不养姑妈，是她老人家不愿意来白沙铺。我和桂英也没有办法。” 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按照大姐提出的要求做了，把房产的一半儿写在姑妈的名下，将来姑妈去世了，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是白素珍。大姐名义上是为姑妈争房产，实际上是在为她本人争。白素珍的这个意图，其他人也看得清清楚楚。大家想到素珍现在混得比大货强，日子又不是不可过，都劝她高抬贵手，放大货和桂英一马。 “毕竟是你的弟弟弟媳，他们要是混得缺吃少穿，日子过不下去了，找到你这个当姐的，你还不是得帮他们一把？” “是啊！还有千秋和伟业，他们将来还指望你这个当姑妈的和当大官的姑父提携呢！你们能够完全不管？” “字据就不用写了。今天三人抵六面把话说到桌面上，亲戚六眷都在场，我们都可以作证呢！” …… 大家异口同声地和稀泥，都是在为白大货和沙桂英打圆场。乡里乡亲的，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愿意得罪大货和桂英。另外，就是农村的封建传统观念在作怪。素珍和她姑妈毕竟是出嫁多年的姑娘，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怎么能够又回娘家继承房产呢？ 座谈会一直开到深更半夜，白素珍最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和加根一起坐班车到花园镇。先是去孝天二中马兴祥家里接加根他奶，再前往花园火车站，准备坐北上的列车回保定。白素珍搀扶着养母走在前面。母女俩边走边聊，显得非常亲密。王加根拎着从王李村带来的花生米和汤元粉子，跟在后头。 快到火车站时，白素珍突然松开她养母，回转身怒气冲冲地朝王加根冲过来，扬手打了儿子一耳光。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打得王加根眼冒金星，摸头不是脑。 听过他妈劈头盖脸的怒骂，他才弄清楚白素珍暴跳如雷的原因。原来，加根他奶告诉白素珍，方红梅去过王李村。他们两个人还是在一个房间里过的夜，已经同床共枕睡过觉。 白素珍用最恶毒的话攻击王加根，咒骂方红梅这个“骚货”“狐狸精”。并且说，她一定要把他们的丑事公布于众，让他们两个人臭名远扬。最后，她夺过加根手里的东西，叫他滚蛋，不要他这个道德品质败坏“没有出息的东西”为她送行。 王加根挨打的左脸庞火烧火燎。他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转身气冲冲地走了。走过五一饭店、接兵站、花园邮电局，快到孝天县二中的时候，他的脚步又停了下来，因为他记起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 回王李村接他奶时，王厚义曾交给他三十元钱，说是给他姐加枝的，他忘了把这钱交给他妈。他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还是回转身，磨磨蹭蹭地走向花园火车站。 进入候车室，加根看见奶奶坐在长条木椅上，白素珍则站在售票窗口前的队伍中，排队等候买票。他径直走到奶奶身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三十元钱，交给奶奶，并大声告诉奶奶，这钱是他爸给他姐加枝的。 加根他奶从长条木椅上站起身，接过加根递过来的钱，又伸出皱巴巴的右手，抚摸着加根的脸蛋，心痛得什么似的，问他痛不痛。 王加根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的泪水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他叫奶奶保重身体，并且说，等放暑假了，他会到保定看望奶奶的。然后，一边流着泪，一边走出了候车室。 此后好些日子，王加根的情绪一直不好。眼前老是晃动着白素珍蹦上跳下、气歪了脸、破口大骂的身影，耳边老是回响着她歇斯底里的喊叫和不堪入耳的痛骂声。 白素珍扬言要给孝天县文教局、花园公社文教组、方湾公社文教组、花园公社小学、方湾中学领导写信，要给方红梅的父母和她本人写信，要把他们未婚同居的事情告诉天下所有人，让他们的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怒发冲冠时的义愤之辞，是为了吓唬儿子说说而已？还是真会这么做？ 王加根心里没有底。 以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判断，当母亲的绝对不会这么做。因为王加根一再申明，他只是与方红梅同室而居，并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更何况，王加根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事业刚刚起步，领导的第一印象何其重要！这事关乎他未来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影响他一生的前途和命运。即使他真的犯了什么错误，当妈的也应该包涵，怎么可能仅凭主观臆断和捕风捉影，就不负责任地败坏儿子的名声呢？ 可是，白素珍偏偏就这么做了。 这事是一个月之后才得到证实的。 挨了母亲一耳光，王加根虽然觉得委屈，但思想上也敲响了警钟。他那已经被烧得发昏的头脑霎时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和重新检视他们的爱情。说实话，在王李村同床共枕的那个夜晚，他和方红梅都有点难以把持自己，差点儿就越过了那道防线。最后，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他们只是搂抱在一起，用亲吻和抚摸平息了情欲。 还没有拿到他们偷尝禁果的铁证，白素珍就这么大的反应。如果他们真的干下了丢脸事，导致方红梅意外怀孕，他妈不知道会怎样兴风作浪，说不定会拿刀捅了他！ 受过这场惊吓之后，王加根有意识地强迫自己“冷”下来。他给方红梅写信，提议今后不要每个星期见面，把相聚的频率降下来，改为每个月见一次面。理由也说得冠冕堂皇：不能因为谈恋爱而影响工作和学习，要处理好恋爱与事业的关系。 这一提议得到了方红梅的积极响应。 他们相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为“五一”放假。这期间共有三个周末。如何一个人单独度过，身居异地的王加根和方红梅面临共同的挑战。 王加根当然是用读书和写作来打发时间的。 前不久他的一篇小说被孝天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学期刊《瀤水浪》采用了。处女作的发表让他欣喜若狂。虽然《瀤水浪》只是内部刊物，不能公开发行，但他毕竟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小小的成功让他热血沸腾，增强了他献身文学、勤奋写作的信心。所以，不上班的周末他不愁没事可干，反而感觉时间不够用。不过，坚持到第三个周末，他还是感觉有点儿熬不住，思想上开始动摇，想去方湾中学。 “不行！我自己立的规矩，怎么能够自己不遵守？如此出尔反尔，将来能成什么气候？”他鞭策自己坚持下去。 星期六下午，王加根强迫自己呆在花园公社小学，哪儿也没有去。但是，半天时间，他看不进一页书，也写不出一句文章。在宿舍里东摸摸，西翻翻，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站着发呆，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晚上，他辗转反侧，还是想第二天出门转转。 去哪儿呢？回王李村？奶奶不在家，回去有什么意思？ 思来想去，他决定去毛陈中学看望汤正源。孝天县师范学校一别，他们大半年没有见面了。汤老师一家子过得怎么样？王加根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去看一看。白素珍这次回湖北，也向他问起过汤正源，但他一无所知，母亲还责备他不懂事。 星期天上午，王加根坐火车到孝天城，然后转四路公交车到毛陈镇。找到毛陈中学时，却没有见到汤正源。 毛陈中学校长说，汤正源调进孝天城，一个月前就搬家走了。 “孝天城？在哪所学校？” “不是学校，是县司法局。”校长不无嫉妒地回答，“他参加省司法厅招录律师的考试，考上了律师。这家伙走狗屎运，飞黄腾达了。” 王加根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第三十五章 两地相思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此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黄梅戏《天仙配》的故事，也曾让无数人泪流满面，感慨嘘唏。但是，如果问起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知道的人恐怕并不是很多。 不错，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北孝天。 孝天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董永“行孝感天动地”而得名。相传东汉时期，少年董永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从山东博兴迁居湖北孝天。后其父亡故，董永为换取丧葬费用，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此举感动了天帝的千金小姐七仙女，她下凡到人间与董永结为夫妻。男耕女织，共同偿还债务，还生育了儿女。这就是《天仙配》故事的原始素材。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从“孝天麻糖”“孝天米酒”这两样名小吃中，知道孝天这么一个地方的。 那么，孝天究竟在什么地方？孝天城又是怎样一座城市呢？ 摊开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孝天地区位于长江以北、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上，距离hub省省会wh市很近，基本上与武汉融为一体，连成一片。夏商时代，这里为古荆州之地，周代诸侯国割据时，曾有轸国、郧国建都于此。新中国成立后，孝天一直为地市级建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孝天城同为孝天地区行政公署和孝天县政府所在地。孝天是孝文化之乡。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中，除董永卖身葬父以外，还有“黄香扇枕温衾”“孟宗哭竹生笋”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我国清朝县志记载的孝天孝子，有近五百名之多。概而言之，孝天是一座因美好传说而得名、有着深厚孝文化底蕴的城市。 王加根从毛陈镇返回孝天城时，已经临近吃午饭的时间。 问了好几个人，他才在书院街上看到了孝天县司法局的招牌，但大门紧锁。星期天是休息时间，没有人上班。 去哪儿找汤正源呢？ 正犯愁时，他发现这栋有些年头的砖瓦房旁边还有一个侧门，正对着孝天县大礼堂。侧门敞开着。他带着侥幸的心理进入侧门，看到了一条长长的走道。走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只有一间房门似乎是开着的——因为黑暗的走道里，唯有那里透出些亮光。 他缓步走向那里，结果让他又惊又喜：开着门的房间里站着一个男人，正好是他要找的汤正源。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汤正源黑瘦的脸上露出笑容，非常意外，接着又风趣地调侃道，“这才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刚在外面办完事，回办公室取点儿东西。正准备去你刘阿姨那儿吃饭。你要是来早了，我不在，进不了门；你再晚来一会儿的话，我就走了，也见不着。” “这就叫缘分！”王加根学会了贫嘴。 汤正源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一边收拾桌上的文件，一边提议：“走！跟我一起去县一小，到你刘阿姨那儿吃饭。我们边走边聊。” 去县一小刘阿姨那儿吃午饭？怎么会是县一小，而不是去他家里？王加根有点儿纳闷。 汤正源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说：“对了，还没有带你参观我们住的地方呢！临时住所，比《陋室铭》里的陋室还要简陋。” 出了办公室，汤正源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径直往过道里面走，到了最顶头的一间房门前，停下脚步，打开房门。 王加根亦步亦趋地紧随着。 进门后，他看到了那对曾在孝天县师范学校坐过的沙发，还有熟悉的方桌和椅子。房间正中央摆着一排大衣柜，把一通间房隔成两小间。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橱柜、床头柜、电风扇、音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见缝插针，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县司法局新办公楼和宿舍楼还没有修好，我们只能暂时栖身于此了。”汤正源略显尴尬地介绍道，“因为和办公场所在一起，不允许我们开火。做饭只能在你刘阿姨上班的县一小。我们每天都是两头跑，在县一小吃饭，回这里睡觉。早餐一般都是在外面解决。晶晶在上幼儿园。县幼儿园和县一小隔壁临墙，还算方便。” “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王加根应和道，“并且，道路已经不那么曲折了。” 汤正源赞许地笑了笑。 重新锁好房门，他带着王加根走出了县司法局。前往孝天县一小的路上，他得意洋洋地谈起了工作变动情况。 他说，调到毛陈中学不久，也就是去年“十一”前后，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领导讲话，了解到中国法制建设的紧迫性与法律工作人员奇缺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自学法律的想法。紧接着，又从报上看到省司法厅招录法律工作人员的消息，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正好符合报考条件，就不假思索地报了名。然后，根据考试大纲紧张地复习了几个月，没想到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我报考的是律师，本应该安排到法律顾问处。但县司法局法制股正好缺人，就留在了局机关。法制股眼下就我一个人，既当股长，又当办事员。工作任务主要是编辑司法局主办的内部刊物，负责全县的法制宣传。”汤正源不无炫耀地侃侃而谈，又提醒王加根，“你也可以给我们投稿呢！我们付稿费的。” 到了孝天县第一小学，进入一间低矮的平房，王加根见到了体态丰腴的刘老师和胖墩墩的小晶晶。 饭菜已经上桌。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大家就围坐就餐。看到王加根带来的一瓶人参酒，汤正源吩咐老婆拿来两个酒杯，师生二人开始对饮。 三杯酒下肚，汤正源的话就多了起来。他情绪亢奋，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溢于言表。他说，自己能有今天，得感谢孝天县师范学校的领导张雨桓。如果不是张雨桓排挤他，把他赶出县师范学校，他可能仍然在五里棚山上唱“园丁之歌”，还不知要在那座破庙里吃多少年的粉笔灰。 “一个人的潜能往往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迸发出来，这就叫置死地而后生。”汤正源如同哲学家一样地总结道，“记得我离开师范时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说我现在是不是因祸得了福？” 王加根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点点头。 酒足饭饱之后，王加根起身告辞，说明天还要上班，今天必须赶回花园镇。 汤正源没有挽留，笑着起身为他送行，并嘱咐他别忘了给《法制宣传》投稿。 王加根走出县一小，准备乘公交车前往孝天火车站。路过地区汽车站时，他突然萌发了去方湾中学的念头，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孝天城离方湾公社仅十几公里，坐汽车只需要半个小时。他完全可以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一起呆上几个钟头，然后前往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镇。这样也耽误不了明天上班。 去不去方湾中学呢？他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去！已经二十多天没与红梅见面了。她肯定和我一样，被思念折磨得不行。近在尺咫，为什么不去了却这二十多天的相思债？一个王加根这样说。 马上又有一个王加根提出反对意见：你有没有一点儿自制力？说话还算不算数啊？还有几天就是“五一”假期，你未必连这几天就等不得？讲好了这个周末不去的，你贸然前往，就不怕方红梅笑话？万一她也外出了呢？如果她不在方湾中学，你去了不是要扑个空？ 最后提出的那个假设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 王加根不再三心二意了，坚定不移地走向后湖边的公交汽车站。 事实上，他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此时此刻，他的心上人正在方湾中学望眼欲穿地盼着他去。 或许是因为已经养成了每周见面的习惯，形成了周末相会的动力定型，方红梅觉得，她与王加根分开的极限也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的每一天，都感觉度日如年。连续三个星期思念的煎熬，已经把她折磨得形容枯槁，整个人瘦得变了形。 周一到周六上午的上班时间，她用近似于疯狂的工作来麻痹自己。尽可能把教案写详细一些，把作业布置多一些，把作文改认真一些。每一节自习课，她都会守在教室里。凡是其他老师因病因事请假，或者因为其他乱七八糟的原因不能上课，她都欣然用语文课顶替，而且不计报酬。 八小时之外，她收听英语广播讲座，看文学书，坚持写日记。灵感来了，还会写篇把文章。只是她从来没有投过稿。对文学的爱好，也没有王加根那么痴迷和执着。如果看不进书，又写不出文章，她就会用运动打发时间。跑步，做广播体操，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早晨和傍晚，她都会离开宿舍，走向户外。 最难熬的还是漫漫长夜。 天黑之后，她就如同一个精神病人，变得疯疯颠颠。有时去办公室晚办公，有时去会议室看电视，多数时候又没有办公或者看电视的心情。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一会儿又坐起来，看看书又重新躺下，电灯关了又开，开了又关，无数次时亮时灭。闭上眼睛，满脑子想的都是王加根。两人相爱一年多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场景和片段，都如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重现。 她时而哭，时而笑，时而悲，时而喜，眼泪总如涓涓细流在腮颊子上流淌。肝肠寸断，有时实在是想得没办法，她就翻出王加根的来信和情书，细细地品读，或者捧着王加根的照片，凝视好半天。 “根，你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呀！我听着。根，快说呀，喊我一声梅啊！根，你听见我在叫你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工作、家庭、事业、理想、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六眷……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不要，但就是不能没有你，根。我只要你！”她就这样对着照片与王加根交谈，自言自语。 不知不觉中，总算睡着了。王加根又出现在了她的梦境里，甚至就躺在她身边。 隔壁抹牌的教师散场回到宿舍，余兴未尽的议论声，以及拖动椅子的声音，把她从梦中惊醒了。 她又开始哽咽着饮泣。 “根，抱紧我！天这么黑，我一个人好怕。根，我的亲人！你为什么不来看你的梅啊！你知道她正痛不欲生地思念你吗？王加根，你不是人！连牲畜都不如。你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不到我身边？未必你真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把你心爱的人置之脑后？把思念抛到九霄云外？我多么可悲！为什么要酿下这爱情的苦酒？” 到了星期六下午，明知道两人约好了不见面，明知道王加根不可能来方湾中学，她还是满怀希望地在宿舍里等待。 等待着王加根违约，等待着心上人从天而降，出人意料地站在她的面前。有时，恍惚中听到有人敲门，她就会从床上或椅子上一跃而起，奔过去打开房门。 结果，外面什么也没有，回报她的只有凉风拂面，料峭春寒。 这种无望的等待往往要到次日早晨才算告一段落。 星期天，她强迫自己正视现实，回归自然。 没精打采地回到菜园子村的家里，听祖母叨唠，帮父母干家务，检查弟妹的学习。或者，一个人穿过春天的田野，到绿草如茵、杨柳依依的河堤上散步。 置身于美丽的大自然，她的心情才开朗起来，感到舒畅和快乐。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儿，蜂飞蝶舞，河水欢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首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民歌《在希望的田野上》。 看到鸟儿成群结队，蜜蜂与花蕊紧紧拥抱，遥望小河中戏水的鸳鸯，她又难免黯然神伤。 唉，动物都能够朝夕相伴，我和心上人为什么要天各一方？ 第三十六章 三菜一汤 按照之前商量好的计划，王加根和方红梅准备利用“五一”假期去武汉玩两天。不买东西，不走亲访友，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一下大城市的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他们恋爱之后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旅游，因此两人都比较兴奋。晚上，他们趴在《wh市交通旅游地图》上研究了好半天，基本上确定了游览的景点和出行路线。 天亮之后，在煤油炉上煮了点儿白菜面条，香滋滋地吃完，两人就怀着激动的心情上路了。王加根背着已经洗得发白的黄书包，书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钢笔和银行存折。 他们先到银行取钱。办业务的显然是个新手，不是账算错了，就是找不到记账单。打起算盘来像捉虫，数钞票的样子也很难看。一笔简单的现金支取业务，整整办了二十五分钟。这种人要是在教育界，早就靠边儿站了。本来蛮好的心情，一下子受到了影响。走出银行时，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愤愤不平。 来到花园火车站，刚进候车室，竟然碰到了徐磊。更巧的是，徐磊也是坐火车去武汉，到他大伯家里。 三个人买好车票，一起进站上车。 车上人满为患，找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座位。后来在专门用来堆放货物的“货车厢”里，终于看到长条木椅上有几个空着的位子。他们赶紧跑过去坐下。 徐磊是花园公社人，家住花园镇北头的徐家河。师范毕业后，分配在季店公社教书。他从家里去季店，或者周末从季店公社回家，必须走襄花公路，正好路过王加根所在的花园公社小学。 此前，他已经到王加根那儿去过好几次。王加根也去过徐家河他家里。两人交往甚密，彼此关系不错。不过，徐磊与方红梅是师范毕业后第一次见面。两人交谈的意愿更强一些，话题相对较多。 “你跟池中月现在怎么样？”方红梅明知故问，因为她已经从王加根那儿知道徐磊与池中月分手了，只是想确认一下。 “还能怎么样？”徐磊玩世不恭地反问，“我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小孩子过家家，玩玩儿而已。” “你们这些臭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方红梅为池中月打抱不平。 徐磊为自己辩解：“话可不能这样讲，王加根不就是一个例外？再说，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是你情我愿，又没有谁强迫谁。就算我玩了她，她不同样玩了我？” 方红梅骂他是一个臭不要脸的无赖。 徐磊也不生气。他舌头虽然很毒，但掩饰不了内心的感伤。 “听说她又与七九级的殷彬好上了。殷彬分在县一小，她分在车站中学。这回算是门当户对了。”徐磊酸溜溜地说。 殷彬？红梅非常意外，出来了兴趣，问：“池中月与殷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快半年了！” 听到这里，方红梅忍不住暗自发笑。去年国庆节，殷彬到方湾中学找她时，还说要等到她“幡然醒悟”的那一天。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方红梅没结婚，他就会一直等下去。没想到，这才过了七个月，殷彬已经与池中月恋爱了小半年。 列车快到肖港火车站的时候，本来比较平静的车厢突然躁动起来。乘客们纷纷起身，把开着的窗户关上。徐磊也跪在长条木椅上，花了好大的劲，才把身后半开着的窗玻璃放下来，关得紧紧的。他说，肖港到武汉做生意的人特别多，大部分是贩运蔬菜的农民。因为只有三分钟停车时间，这些人担心上不了车，通常不走车门，而是翻车窗户往里钻。 果不其然！列车刚在肖港火车站停稳，就见站台上聚满了挑着大筐小担、背着麻袋竹篮、拎着木箱塑料桶的人们。他们不停地用手拍打着窗玻璃，大声喊叫着，要求里面的人把窗户打开。坐在里面的乘客自然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这时，从车厢两头涌进来几个刚刚上车的人。他们慌慌张张地直奔车窗，不由分说就要打开窗户。这些人完全不顾其他乘客的抗议，遇到阻止开窗的人就大声吼叫，恨不得与你打架拼命。结果，“货车厢”里所有关着的窗户都被他们强行打开了。 车上车下乱成一片。 装满蔬菜的塑料编织袋、麻袋、竹篮或者铁筐不停地从窗户外面扔进来。喊叫声、咒骂声、争吵声、叮嘱声震耳欲聋。在车上接应的人们抓到从外面递进来的货物，随便乱扔。不管是过道，还是座位，他们只管货物有地方堆放。货一上完，站台上的人要么直接从窗口翻进来，要么急急忙忙地奔向车门。整个车厢被堆积如山的蔬菜水果、活鸡活鸭、乌龟王八、鳝鱼河虾挤得水泄不通。各种难闻的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目眩。特别是洋葱和大葱散发出的刺激气味，让人简直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他们早已被这些亡命之徒从座位上赶了下来，只能站在过道的空地方。 “活体动物以前是不允许上车的，现在放开搞活了。只要不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类动物，都能够贩运。这些东西在汉口特别俏，价格也高，蛮赚钱。”徐磊俨然自己贩运过动物一样，经验十足地介绍，“现在农民都不种田了，专门跑汉口跑广州，做生意来钱快，比种田划算。即使种田，也不种庄稼了，改种蔬菜。肖港的很多农户都成了菜农，或者做倒卖蔬菜的二道贩。汉口人的菜篮子，有一半儿是肖港人提供的。” 王加根本来对这些穿戴破烂、蛮横无理、粗俗不堪的“地头蛇”们充满了厌恶，听徐磊这么一说，敌意减少了许多。改革开放后，一些脑子活泛的农民也加入到了商品流通环节，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做生意并不是城里人的专利！什么赚钱就捣腾什么，哪儿价钱高就送到哪儿去卖。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生意人共同的目标。 列车启动后，车厢才慢慢恢复平静。 商贩们开始整理自己的货物，尽可能放得整齐一些。弄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享用他们带上车的早点。馒头、包子、油条、油饼、烧饼、发糕、热干面……品种相当丰富，每一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吃过早点，用餐巾纸擦擦嘴，他们就从口袋里掏出纸烟，用打火机点着，香滋滋地抽着。这些烟鬼们都是各人抽各人的，只有少数几个把烟散给同伴。吞云吐雾的同时，他们嘴也不闲着，插科打诨，谈笑风生。从进货成本，到责任田的收成；从十二大政策，到分田到户后引发的各种矛盾。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被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不时引起满车厢的笑声。 “政策合不合理，那是中央考虑的事情。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何必咸吃萝卜淡操心？操心也屁事不顶！只要让我们有钱赚就行。来打牌，还是赢几个车票钱实惠。”一个满身油污、胡子拉碴中年人拿出一副扑克牌，拉起了牌局。 很快就有三个人响应。 四人席地而坐，在车厢中间的空地上铺了张报纸，开始“斗地主”。围观的人内三层外三层，少说也有二十几个。大家时而惊呼，时而惋惜，时而赞叹，时而揶揄。每一局结束，都会有好半天的总结与点评。因为意见不合，甚至相互争吵起来，如好斗的公鸡，脸红脖子粗。 这种激烈的战斗一直延续到汉口火车站。 王加根、方红梅和徐磊下车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车站。他们马上被汉口火车站这座“西洋建筑”所吸引。 据说，汉口火车站是法国人设计的，建成于二十世纪初，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座车站是京广铁路线上最有特征、最现代化、最壮观的火车站，在亚洲首屈一指。火车站采用混合结构，中间是候车大厅、两侧是配厅和辅助用房。候车大厅呈正方形，四角均设有钟楼，内部用四根拱柱支撑。大厅的顶部为穹顶，体形简洁、空间开朗。基座用的是花岗岩，与上部的白墙、大玻璃窗户形成强烈的对比。火车站的钟楼为二十米高的塔堡，堡顶采用铁铸成，呈流线纺锤形。墙面、窗洞、檐口都用线条与几何图形的雕饰，使得整栋建筑华丽生动，具有很高的艺术效果，看上去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火车站居然能够修得这么漂亮！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惊讶。回想起花园镇、孝天城、肖港和陆家山这些小车站，他们一下子觉得，大城市就是不一样。跟着徐磊转过好几条街道和小巷子，爬上一栋破旧的老楼房，又七拐八绕地走了好半天，才到了徐磊他大伯家里。 男主人不在，徐磊的伯妈接待了他们。虽说住的是筒子楼，房间窄小，但肝胆俱全。黑白电视机、单门电冰箱、落地电风扇、永久自行车，三人沙发，各种家具齐全，典型的城市居民家庭。 女主人操一口地道的汉腔，说话很快，行动敏捷，风风火火的，待人非常热情。端茶倒水之后，她又打开电视机，安顿徐磊陪加根红梅说话，自己到阳台上搭建的厨房里做饭去了。 王加根跟着过去客套几句，见女主人已经打开了煤气炉。不烧柴禾，不烧煤球，不用煤油，也不用电，拧开煤气罐，划着火柴，炉灶上就冒出了蓝色的火焰。这太神奇了！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没多大一会儿，三菜一汤就上桌了：青椒炒瘦肉、红烧鲫鱼、家常豆腐、番茄鸡蛋汤。女主人一个劲地招呼客人吃菜，叫大家不要客气，一定要把饭菜全部吃光。剩着只有倒掉，糟蹋了。 剩菜为什么要倒掉？留着下餐吃不行吗？王加根心里犯嘀咕，但口里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城里人讲究，可能他们都不吃剩菜！ 听说加根和红梅是专门来武汉旅游的，女主人又打开了话匣子。她说，武汉好玩的地方很多，不过，最有名气的，跟餐桌上一样，也就“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王加根和方红梅有点儿摸头不是脑。 女主人笑着解释说，所谓“三菜”，是指黄鹤楼、归元寺和古琴台，“一汤”就是指东湖。 “黄鹤楼肯定要去看看。虽说很多人去了就后悔，觉得没什么看头，但毕竟是武汉的地标。”女主人很实在地推荐，“黄鹤楼建在武昌蛇山上，正对着长江，还是挺有气势的。这座楼与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浩称天下江山第一楼，是天下绝景，值得一看。”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 三个年轻人不由自主地背起了这些与黄鹤楼有关的诗词。 “归元寺与其他佛教寺庙大同小异，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罗汉堂。里面摆放着五百多尊罗汉塑像，可以去数罗汉，蛮有意思的。至于古琴台，恋爱中的情侣就更应该去走一走。高山流水遇知音嘛！”女主人显然已经知道了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关系。 古琴台的来历，王加根和方红梅略有所知，当然是从书本上看到的。相传，春秋时期楚国琴师俞伯牙在汉阳龟山鼓琴抒怀，山上的樵夫钟子期能识其音律，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伯牙便视钟子期为知己。两人相约一年后重临此地。不料，一年后伯牙依约前来，却得知子期已经病故。伯牙悲痛不已，当即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后人感其情谊深厚，就在这个地方修建了琴台，来纪念这两个性情中人。 “风景最好、最赏心悦目的地方还是东湖。”女主人最后隆重推荐武汉的“汤”。 她说，东湖湖面有三十三平方公里，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六倍，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东湖以大型自然湖泊为核心，湖岸曲折，港汊交错，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岛渚星罗，素有九十九湾之说。东湖自古就是中部地区最大的游览胜地。屈原曾在这里“泽畔行吟”，后人因此在这里修建了行吟阁、屈原纪念馆。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全文也被匠人用巨大的石碑雕刻下来，耸立在东湖边。还有，楚庄王曾在这里击鼓督战，刘备曾在这里设坛祭天，李白曾在这里放鹰题诗。 环绕东湖的有三十多座郁郁葱葱的山峰，其中最大最高的是位于东岸的磨山。磨山是花的海洋，花的品种成千上万。除磨山植物园以外，还有专门的梅园、荷园、杜鹃园和樱花园。梅花的品种和数量在国内首屈一指，中国梅花研究中心因此也设在这里。 “磨山顶上的楚天台很气派，能够在里面看编钟乐舞表演。”女主人说起东湖的景点如数家珍，但无论怎么努力，总感觉自己没有介绍齐全。 “这样跟你们讲！东湖的漂亮和美丽，环境的优美和恬静，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大家很可能会觉得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伟人们的选择和评价总有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四十四次到东湖，除中南海以外，这里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朱德委员长把武汉东湖与杭州西湖作过比较，他认为，东湖暂让西湖好，将来定比西湖强。这两句话刻在磨山的石碑上，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叫朱碑亭。” 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如醉如痴。他们都有点儿急不可耐，想赶快去品尝大武汉的“三菜一汤”。 “我们家离中山公园和武汉商场很近。吃完饭后，你们可以先去那两个地方转转。”热情的女主人继续给他们提建议，并且为他们规划好了游览的路线，“下午看看这两个地方，就差不多了。天黑之前，坐车或者坐船过长江，到武昌找家旅社住下来。明天一大早，去东湖。估计也只能看看近处的听涛景区，磨山那边肯定去不了，时间不够。在东湖边转转，感受一下湖光山色，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再坐车到长江大桥的武昌桥头，登黄鹤楼。可以步行过武汉长江大桥，体验一下行走在万里长江第一桥上的感受，观赏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走过大桥，就是古琴台了，归元寺离汉阳桥头也不远。最后，到汉口火车站坐车回花园镇。记得不要误了火车的钟点！” 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激，觉得武汉人真是太热情了。 第三十七章 农村娃进城 王加根和方红梅在武汉的两天行程，基本上是按照徐磊他伯妈设计好的线路完成的。 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正经八百的旅游。时间虽然很短，对他们的影响却非同一般。 此前，方红梅还没有到过省城，只是在人们维妙维肖的描述中，听说过大汉口的繁华。她原以为汉口就是武汉，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现在她才知道，汉口仅为武汉的一部分。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江在wh市中心交汇，把武汉分割成汉口、武昌、汉阳三部分，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武汉三镇”。 王加根跟随他妈白素珍曾来过武汉一次，也就是他妈带着他和奶奶为处理三货的丧事，找公安交管部门和武汉公交公司扯皮。不过，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八年，加上他那时年龄尚小，懵懂无知，没心没肺，耳闻目睹的东西很快就忘记了，谈不上有什么感触和印象。所以，这次专门到武汉游玩，同样让他感到非常新奇。 中山公园里人山人海，游人摩肩接踵，走路都不利索。每一个人都那么悠闲自在，不紧不慢地溜达，轻声细语地交谈。有的还提着录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和好听的音乐。情侣们手挽着手，勾肩搭背，显得亲昵无比。沿路两边的假山上、亭子里、大树下，随处可见休息小憩的人们。有的在拉胡琴、吹笛子、吹口琴、吹长号，捣鼓着各种乐器，还有人随着他们的伴奏放声高歌。小湖里有人在划船。球场上有人在打羽毛球。绿草地上有人席地而坐，聚在一起野餐。高架铁轨上，有人骑独轮车慢行，喊着叫着让地面的人帮忙照相。 在一片开阔的场地，正在举办花卉盆景展览。可惜，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是“花盲”，认识不了几种花，十有八九都叫不出名，更分辨不出花的名贵与普通。只是看到奇形怪状的盆景和花树时，他们才停下脚步“观赏”一番。如果外形平常，哪怕是奇花异草，他们也不识货，感觉索然无味。离开花卉盆景展览现场，道路两旁摆放着很多表面凸出来或者凹进去的玻璃镜。人在镜子前面走过，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完全扭曲，特别滑稽可笑。这些镜子因此有个形象的名称——哈哈镜。他们在哈哈镜丛林中逗留了好半天，觉得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特别好玩儿。不过，他们很快就被动感十足、活力四射的溜冰场所吸引。 五月的武汉是不可能结冰的。溜冰场实际上是水泥地面，必须穿着滚轴溜冰鞋才能够滑动，又称溜旱冰。在溜冰场上展示技巧和勇气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他们动作舒展，身轻如燕，时而金鸡独立，时而雄鹰展翅，抬腿伸臂，变换着各种姿势。初学者则显得比较生疏，要么如步履蹒跚的老人，要么如hd学步的小孩。这些戴着头盔、穿着护掌和护膝的“菜鸟”，尽管小心翼翼，还是免不了摔跤，造成连环相撞跌倒，引起场内一片混乱。一个漂亮的姑娘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小伙子，被撞者竟然如中了头彩一般高兴。小伙子抓住姑娘的胳膊，没有让姑娘跌倒。接着又与姑娘手拉着手，两人一起滑行。他们如跳交谊舞一般，交换位置，旋转环绕。小伙子时不时扮着鬼脸，做着怪像，逗姑娘开心。 看着这些无忧无虑、快乐无比、性格开放、落落大方的城市青年，王加根满眼都是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方红梅也看得入了迷，扶着溜冰场边上的栏杆，面带微笑，舍不得离开。在徐磊多次催促下，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告别溜冰场，前往公园里面的动物园。 王加根和方红梅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见过不少的家畜家禽。猪马牛羊驴猫狗兔鸡鸭鹅都比较熟悉，但虎豹豺狼狮子狐狸之类的野生动物，只是在电影、电视和书本上看到过。现在终于有机会与这些可怕的家伙们近距离接触，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是不言而喻的。在动物园里，他们学到了不少知识。比方，熊猫有大熊猫与小熊猫之分，大熊猫为中国特有，以竹子为主要食物。小熊猫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又粗又蓬松。辨别雄狮和雌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它们的个头和身上的鬃毛。雄狮的个头普通比雌狮大。雄狮有鬃毛，而雌狮没有。孔雀为“百鸟之王”。孔雀开屏主要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能够自然开屏的，只能是雄孔雀。雄孔雀展开尾屏，不停地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蹈动作，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美丽，吸引雌孔雀…… 游过中山公园，他们准备去对面的武汉商场转转。 在中山公园大门口，聚集了好大一堆人，似乎在看红火热闹。出于好奇，他们也从人群缝隙里挤了进去。原来，大家是在参与一种赌钱游戏。一个身穿黑皮茄克的中年人蹲着，地面上摆放着三个类似茶杯的竹筒。他先把竹筒逐个拿起来展示给众人看，里面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再放了一粒骰子在地面，拿一个竹筒罩上。接着，把另外两个竹筒也倒扣在地面上。然后，不停地挪动三个竹筒的位置，速度不断加快，让人眼花缭乱。最后，他停止挪动，让人们猜测骰子在哪只倒扣着的竹筒下面。猜测的方式，就是赌钱——你认为哪只竹筒罩着骰子，就把钞票放在哪只竹筒前面。 “皮茄克”大声地喊叫着，吆喝着，鼓动人们下注。 等所有的人下注完毕，他再把竹筒逐个翻开。罩着骰子的竹筒前面有多少钱，他就赔多少钱；没有罩着骰子的竹筒前面押的钱，则会被“皮茄克”收走，装进他自己的腰包。 徐磊站在一旁看了几轮，完全被这种有趣的赌钱游戏吸引了。看到不时有人赢钱后笑呵呵地离开，他心里痒痒的，也想碰一碰运气。王加根马上打破，告诉他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劝他不要参与，赶紧离开。 徐磊说：“几十双眼睛盯着呢！庄家能玩什么假？是输是赢，考验的就是你的观察力。” 他没有听从加根的劝告，又耐心地看了一会儿。在不下注的情况下，试着猜测了几轮，发现自己的选择都是对的。当下一轮赌局开始时，他毫不犹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押在了他认定罩着骰子的那只竹筒前面。结果，他输了。五元钱的钞票马上就被“皮茄克”收走，成了别人的。 徐磊懊恼不已，对这一结果感到非常纳闷。自己看得清清楚楚呀！骰子明明是在他押钱的那只竹筒下面，怎么会跑到另一只竹筒下面呢？未必是从地底下钻过去的？寻不到庄家弄虚作假的把柄，他也没有办法找别人扯皮。愿赌服输，他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徐磊原本计划和王加根他们一起逛武汉商场的，遭遇这场打击后，已经没有了游玩的兴致，于是遗憾地向两位老同学告别。 接下来的旅游，就变成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侣游。 游玩的过程比较顺利，只是在住宿时遇到了一点儿小麻烦。因为他们没有带身份证件，出门时又没有找单位开张介绍信，跑了好几家旅社，别人都不愿意为他们开房。没有办法，他们准备去武昌火车站候车室里过夜。 走到武昌大东门时，恰好路过一家旅社，王加根决定再进去碰碰运气。他带着侥幸的心理走进旅社，向负责登记的服务员说明情况，希望能够让他们住宿。服务员犹豫片刻，还是不同意给他们开房，提出可以在走道上加两张行军床，让他们睡在走道上。 王加根和方红梅欣然同意。 开票时，服务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方红梅满脸羞涩，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王加根却信誓旦旦地说是。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结婚证带上呢？”服务员反问，“如果你们带着结婚证，我是可以给你们开单间房的。” “单间房多少钱一晚上？”加根问。 “八块。”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凉气。天啊！住一晚上要八块钱。就算他和红梅真是夫妻，恐怕也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住一宿。睡那么几个小时，一个月工资就去了四分之一，打死他也舍不得。睡觉嘛，走道上与房间里有多大区别？他宁愿花几角钱睡在走道上，也不愿意花八块钱睡单间房。 这次旅游结束回到学校后，王加根好些日子都难以平静。见识过大武汉的美丽与繁华，体验过城市人悠闲自在的生活，再看看身边的工作环境，看看自己过的日子，那简直一无是处！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强烈地刺激着他。在武汉时他就胡思乱想过，幻想着有一天他和方红梅也能生活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不上班的日子，两个人手拉着手，随心所欲地逛公园。 他知道，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写下来就是《狂人日记》，说出来就变成了聊斋。因此，他既没有写，也没有说，而是深深在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全当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即使实现不了，能够做梦，也是难能可贵的。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的话掷地有声。有梦想才有目标，有目标才能明确努力的方向。 “五一”过后两三个星期，就到了农村最繁忙的季节。 小麦已经成熟，等待着收割。早稻秧苗开始发棵，需要浇灌，还要拔去与其争夺养料、影响其生长的野草。点种的棉花苗刚成活，必须锄草和松土。没有长出苗的地方，还得重新补苗。因为怕耽误农时，花园公社小学的民办教师和“半边户”公办教师一窝蜂地请假，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班的学生也大面积旷课。 学校的教学秩序完全乱了。 陆定国紧急召集学校领导开会，针对农村学校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决定放假四天——这就是在城市学校里难得一见的“农忙假”。 当全校师生为放假而欢呼雀跃的时候，王加根又开始为假期去哪儿犯愁了。他最想去的地方，当然是方湾中学，利用难得的假期与心上人厮守。但是，眼下又没有到他们约定的“见面周期”。更主要的是，他不知道方湾中学是否也放农忙假。如果方湾中学没有放假，方红梅就得上班，没时间陪他。他一个人闲呆在那里，也没什么意思，而且会被方湾中学的老师和家属们笑话。 安守花园大本营，学校食堂已经停火，没地方吃饭。自己做呢，时间就会全部交给一日三餐，也干不了什么事情。还是回杨岗王李村！自上次回王李村接奶奶之后，王加根再也没有回去过。家里情况怎么样？妹妹加叶现在谁在带？农活需不需要人帮忙？ 所有这些，他一无所知。 尽管王加根不喜欢他爸，与继母胡月娥也没什么感情，但王李村的那几间土坯瓦房毕竟是他的家啊！从血缘上讲，王厚义是他父亲，加叶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些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血浓于水。藕断丝连。不管怎么说，总有一丝丝牵挂。 这样想着，他就简单地收拾东西，步行到花园汽车客运站，坐上了开往杨岗公社的班车。 在双峰管理区下车后，他兴致勃勃地回到了王李村。走进冷冷清清的家，加根意外地见到了他爷爷——当然不是二十年前过世的爷爷死而复活，而是生活在潜江农场的厚义他爸——加根血缘上的亲爷爷王裁缝。加根与爷爷见面不多，但印象还算深刻。主要是因为爷爷会裁缝手艺，给他做过几件衣服。 剃着光头的王裁缝坐在堂屋里的一把椅子上，有气无力地摇着摇篮。老人家的眼睛是闭着的，脑袋时不时左右摇晃。只有听到小孩的哭声，他才会突然惊醒过来，加大摇动的幅度。见加根回来，老人家从椅子上站起来。告诉孙儿，他爸和他继母到地里割麦子去了。 加根哼了一声，准备把带回来的提包放在吃饭的小方桌上。见上面满是灰尘，又想另寻一个地方放。但环顾堂屋，所有的桌子、凳子和椅子，包括神台上，没有哪个地方不是铺满灰尘，有的上面还有鸡屎。万般无奈，他只有把提包放在墙角的麦草堆上。那上面似乎要干净一点儿，最起码看不见明显的灰尘。 他脱下外衣，打算进厨房自己弄点儿吃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王裁缝很热心地跟了进来，但也不知道该做点儿什么。说了两句客套话，又退回堂屋，照看孙女加叶去了。 加根突然之间特别想念奶奶。 奶奶在时，他每次回家，老人家都会接过他的提包，双手抚摸着他的脸蛋，说他瘦了。然后，不由分说地去给他弄吃的。他有时还嫌奶奶啰嗦，受不了奶奶的过分热情。此时此刻，他多么希望听到奶奶颤巍巍地叫他一声“根”啊！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当你长时间拥有，并且习以为常的时候，并不会认识到它的价值，也难得去珍惜。只有当你失去了，并且再也难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才会发现它的珍贵。 王加根在厨房里没有找到米面，就回到堂屋，见厚义夫妇的房间上锁了，就走进奶奶在家时住的房间。打开睡柜，看到里面有一点儿豆丝和面条。他拿了一把面条，回到厨房。厨房里黑魆魆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真想把煤油灯点着，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农村里白天点灯，要是被别人知道了，会被骂死的。 拿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瓢水到锅里，用火柴点着稻草把子塞进灶堂。水烧开后，把面条下到锅里。该放油盐了。但灶台上的油壶是空的，拿起来倒了半天，一滴也没有出来，手指上还留下一道黑印。打开碗柜，看到一个瓷汤匙里有糊状的熟猪油。猪油上沾有黑色的火灰和用筷子撬过的印迹。按加根的想法，把汤匙里所有的猪油放进锅里都嫌少，但他知道，这一汤匙猪油家里可能会用好几天。奶奶以前炒菜时，每次只是用筷子撬一点儿猪油放到锅里，抹抹锅而已。所以，他还是手下留情，只撬了一半儿到锅里，水面能够看见油花儿就行了。 农民还是苦啊！能够吃饱穿暖就不错了，不可能有太多的讲究。虽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里冒出了一些富裕户，但数量微乎其微。即使在江汉平原这样的鱼米之乡，“万元户”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很多都是靠做生意、办企业积累的财富，真正靠种田富起来的基本上没有。 第三十八章 农忙假 分田到户一年多了，王加根还不知道他家的责任田在哪里。 想到这一点，他觉得自己的确有点儿不像话。 自从读了孝天县师范学校，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在家里呆的时间很短。两个暑假他都去了河北他妈那儿，寒假又是在方红梅家里度过的。他已经没有把王李村这个家当成他自己的家了。 这次回家，他下决心帮父亲干点儿农活。吃完自己煮的面条，他就准备去畈里找王厚义和胡月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快到下午五点半。这个钟点去畈里，干不了什么活儿就得往回走。况且，他又不知道家里的责任田在什么地方，到底有多远。 算了！今天就不下地了。在家里把晚饭做好，等父亲和继母回家后，能吃上一口热饭菜，也算是自己的贡献。这样想着，他就提起菜篮子，去自留地里扯菜——自留地他是知道的，家里营务好多年了。菜扯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打理。该去蒂的去蒂，该削皮的削皮，该切根的切根。然后，拿到门口塘里洗干净。干完这些琐碎的工作，花了一个多小时。在王裁缝的指点下，他找到了家里的大米，把饭煮好了。切好菜，等王厚义和胡月娥回家后再炒。利用这段等候的时间，加根拿出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坐在门口的石凳子上看。 “哟！王老师回来了！”他刚翻开书，就听到身后传来破锣一样的声音，“怎么？回来还抱着书看？对了，你现在是知识分子。既然回来了嘛，就帮你爸搞一下，听到没有？现在正是大忙季节呢！把书收起来，到畈里去。行不？一定要去呀。把呢子衣服脱下来，换一件打粗穿的，听到了么？知识分子要向农民学习、学习、再学习，是不是这样说的？嘿嘿嘿。” 王加根回头一看，是邻居皮匠三爷。他高考落选后，就是皮匠三爷的“骑着驴子找马”理论，让他走进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皮匠三爷不自然地笑着，近似乎讨好，话虽然是在责备加根，但尊敬也溢于言表。他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赤脚穿着草鞋，肩上扛着冲担，看来是准备去畈里挑麦秸。 加根赶紧从石凳上站起来，应答道：“是是是。我放假回来，就是帮忙干活的。明天就下地割麦子。今天快黑了，在家里做晚饭。” “哎——这就对了。是要搞一下，明天一定下地啊！”皮匠三爷因为加根采纳了他的建议，非常高兴，嘿嘿嘿地笑着走远了。 第二天，王加根就拿着镰刀、扛着冲担，和王厚义胡月娥一起下地收割麦子了。虽说他在农村长大，但六岁开始上学，一直读到师范学校毕业，接着又当了教师。小时候开门办学时，也只是农忙时节插插秧，之后的寒暑假很少在家里呆，农活干得不多。割麦子、抱麦子、挑麦子、打麦子这些活计，他能勉强上手，知道应该怎么去弄。不过，真正让他干起来，还是有一点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他做得不是那么地道和顺畅，看上去比较别扭。 割了半天麦子，皮肤白净的王加根马上就黑了一大截，而且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脸上、脖子上、手臂上、小腿上都被麦芒扎得通红，火烧火燎一般疼痛，而且发痒。下午是捆麦子和挑麦子。浑身酸软无力的他感觉自己就是在拼命。捆麦秸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每加入一抱麦秸，都得用膝盖压紧。系要子时，得用力拉拽。这样麦秸才能捆得更结实更紧，不至于松散开来。挑麦子是王加根最感为难和吃不消的差事。责任田离家有两里多路。挑着七八十斤重的麦捆走这么远，对于秀才王加根来说，无异于二万五千里长征。困难还不止如此，他首先得解决如何把两捆麦秸挑到肩上的问题。 王厚义在前面很顺利地实现了麦秸上肩，显然是想给儿子做个示范。先双手握紧冲担，如练刺杀一般地插入一个麦捆，用力把麦捆挑起来，举向空中，再把冲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个麦捆，然后送到肩膀上，挑起来就走。 见父亲已经走远，王加根就握着冲担亦步亦趋地跟着学。他把锋利的冲担刺向麦捆，却没有顺利地插入。也不知是因为用力不够，还是由于麦秸捆得太紧。可怜的麦捆怕疼一般地躲到了一边。重新再来。反反复复好几次，把麦捆折磨得满地打滚，最后总算杀进去了。用力上举又遇到麻烦。他没有那么大力气把麦捆举向空中。只有分两步走，就象举重一样，抓举不行，就改为挺举。先举起一个麦捆，让冲担的另一头立在田埂上，稍事休息，再提起来杀向另一个麦捆。 挑担也有讲究。冲担与肩膀应该形成四十五度的锐角，这样挑着才比较舒服，也不妨碍观看前来的路。但王加根并不知道这个诀窍。他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垂直，要么让冲担与肩膀平行——用后颈项承受压力。挑在肩上的麦捆也不听话，居然玩起了“翘翘板”。翘过来，翘过去，终于从冲担上脱落了——他又得再次练“刺杀”。麦秸重新上肩后，心理上就有了阴影。走路小心翼翼，非常谨慎。双手托举着冲担，尽量保持平衡，害怕麦捆再次脱落。既要承受重担的压力，又要防范滑落的风险。身心双重折磨，感觉非常痛苦，形象也显得特别狼狈。来来回回地跑了三趟，王加根就精疲力竭，已经累得不行了。 他把冲担搁在家里的大门后面，进入奶奶的房间，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肩膀火辣辣的，针刺一般的疼。没一会儿，他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听到胡月娥喊他吃饭，才醒了过来。他万分不情愿地坐起身，在破烂不堪的搭板上搜寻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一双趿脚的干净鞋。只好淘神费力地穿上自己的皮鞋，走出房间。 拿脸盆进厨房打了点儿冷水，想擦把脸，可洗脸架上的毛巾脏得不堪入目。他只好闭上眼睛，咬着牙使用。提起开水瓶，又找不到一个喝水的干净杯子。搪瓷缸里里外外都是黑的，似乎从来就没有清洗过。唉！这样的家简直没办法呆。他记得小时候家里并不是这么脏，未必日子越过越差了？也许那时也和现在一样脏，只是他没在意罢了。他找了张报纸，把几个凳子擦了好半天。 刚刚坐下，王厚义就挑着一担麦捆走进了堂屋。他卸下麦捆，吃力地码到墙角，然后把冲担靠在墙边儿。他歪着脑袋看了看堆积如山的麦秸垛，似乎在估量今年的收成。因为累，也没听从胡月娥发出的吃饭邀请，而是垂着双手，倒在了堂屋的一把靠背椅上。 蓝色的上衣只剩下中间的一粒纽扣，领子半边儿翻在外面，半边儿折进里面。裤子已经分不清是什么颜色，一只裤腿卷过了膝盖，另一只裤腿又完全放了下来。裤子开口小便的地方纽扣没有扣上，或者根本就没有纽扣，露出里面灰色短裤的一块补丁。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前面已经裂缝，大拇指露在外面。为了散热，他用脚把鞋子脱了下来，踢到一边儿，赤脚片踏在地面上。那是怎么的一双脚啊！黄色？灰色？黑色？红色？褐色？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踢在一边儿的鞋和他的脚一样，说不清是什么颜色，里里外外全是污垢。稀稀薄落的头发，如枯萎的稻草一般。 王厚义把脑袋靠在椅靠上，闭了闭黯淡无光的眼睛，口里喃喃道：“花生棉花干得冒烟儿。再不下雨，就要挑水浇了。秧田也要车水……” 王加根看着父亲，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给了他生命的那个男人？这就是在王李村叱咤风云十几年的生产队长？眼前的颓废形象与他儿时的记忆相差太远了。 包产到户后，王厚义不再是生产队长，变成了普通社员。虽然有过短暂的失落，但他很快就发现，如今的生产队长也没什么当头。出工收工不用敲钟了，每天的农活不用分派了，政治学习基本上不搞了，会也不怎么开了。生产队长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成了摆设。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哪里还需要生产队长发号施令？他觉得，专心专意营务好自家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是根本，没有必要去为两旁世人的死活操心。 “快吃饭，菜都冷了。”胡月娥招呼加根，又转向躺在椅子上歇息的王厚义，“你们爷儿俩要不要喝点酒？”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神台上的大半瓶散白酒提过来，又进厨房拿来两个酒杯。 桌上大碗小碟的，看起来相当丰盛。油炸花生米，番茄炒鸡蛋，蒸南瓜，烧茄子，清炒苋菜。最难得的是，还有一盘荤菜：青椒炒猪耳朵。所有这些，都是胡月娥忙前忙后，一手操办的。她趁着厚义爷儿俩挑麦捆的工夫，跑到双峰管理区的街上，买回了半斤卤猪耳朵和一瓶豆油。尽管王加根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妈”，对她总是不冷不热的，去年因为她骂胡太婆，还与她大闹过一回，但胡月娥还是没有与加根计较。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显露出丝毫的怠慢和不满。加根每次回家，她都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当后妈的难处和苦衷，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加根陪着他爸，你一杯，我一杯，把大半瓶散白酒全部喝光了。头晕晕乎乎的，也顾不上满身臭汗，他连澡都没洗，就倒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时间可真不短。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吃过午饭，加根戴上一顶草帽。按照他爸的吩咐，挑起一担水桶，拎着一个小铁铲，跟着同样是戴着草帽、挑着水桶、提着长嘴铁壶的厚义，去畈里补棉花苗，浇棉花水。 父子俩到达棉花地之后，王厚义把水桶和扁担搁在地头，从水桶里拿出一把铁铲，教儿子补棉花苗。 棉花苗通常是用营养钵培育，送到地里栽种，但成活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有的地方长得茂盛，有的地方又稀稀拉拉，留出大块的空地。补苗就是把密集地方的苗儿，挪到稀疏的地方来，让棉花苗间距合理，在整块地里分布均匀，便于生长。 厚义先用铁铲在缺苗的地方挖一个有坡度的小坑，再到棉花苗拥挤的地方去取苗。取苗时，从四周下铲插入，使苗儿与泥土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诫加根，不要让取出的土块松散，否则苗儿就不易成活。把苗儿连同泥土一块儿放入之前挖好的小坑，再把挖小坑时取出的泥土填入取苗的地方，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是个精细活儿。把取出的苗儿放入小土坑之后，还要用铁铲插入小土坑四周，轻轻地往拢挤压，使挪动的土块与新地方连成一体。 加根一边跟着学，一边发感叹：生产队的时候，谁还做这种事情！棉花苗是稀是疏听天由命。密的地方让它们挤死，或者锄草的时候锄掉几棵；没长出苗的地方就空着，没有哪个考虑将来的收成。包产到户后就不一样了，各家各户都希望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最大的收益。种田就如同绣花一样细心。 补完整块地里的棉花苗，花了近两个小时。 初夏的阳光毒辣得很，烤得人浑身软绵绵的。田野里看不到一棵树，连歇息的树阴都找不到。因为酷热，加根也顾不上晒了，取下草帽，不停地扁着风。 王厚义坐在田埂上，抽了几袋旱烟。然后站起身，从他挑来的水桶里拎出装有尿素的塑料编织袋，以及家里平常用来装凉开水的土陶壶。水桶腾空后，他就拿起扁担挑起桶，前往不远处的池塘里去挑水。 加根也挑起水桶，跟在父亲的后面。 两担水挑到地头后，厚义打开塑料编织袋，往铁壶和土陶壶里各抓了一把尿素，再注满水，找了根树枝搅了半天。然后，父子俩一人提起一只壶，顺着棉花的行路浇水。 这种工作一箭双雕，既浇了水，又施了肥。 加根觉得挺有水平、也挺有趣的。四桶水全部浇完，他已是雨汗同流，衬衣都湿透了。但棉花地只浇了四分之一的样子，他们还得往池塘那边儿跑——每人至少还得挑三担水。厚义担心加根吃不消，叫儿子只负责浇水，由他一个人来挑水。加根硬撑着又挑了一担水，结果肩膀磨破了皮，扁担一搁上就疼。无奈，他只有老老实实听从厚义的安排，专心专意浇化肥水了。 父子俩同心协力干完地里的活儿，已是薄暮时分。 假期的第三天，加根接到的工作任务是车水，浇灌他家的秧田。 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灌溉秧田，主要靠抽水机或者大型脚踏水车。现在使用得较多的，是小型水车，用把手推拉车水，通常只需两个人或者一个人就行了。 水车的外观是一个长条型的木制槽桶，槽桶内部用木板隔成上下两层。水车两端各有一个木制的车轴，车轴上缠绕着有固定桑木叶片的木制“链条”。将水车的一头没进池塘，一头连着农田。人用把手推拉转动车轴，木制“链条”和叶片就会呼拉拉地运行，把池塘里的水提升起来，汩汩地流进农田。 加根觉得这差事特别有趣。趁着父亲在秧田里扯野草的空隙，他一只手拿起一个把手，左右开弓，用力又大又猛，很轻松地就把水提上来了。听着桑木叶片刮着木板的欢唱和哗哗地流水声，他得意极了，感觉快乐无比。但是，没一会儿功夫，他的手就开始酸软，推拉不动把手了。不得不停下，等着厚义来帮忙。 父子俩一人握着一只把手，推拉槽桶两侧的木柄。木制“链条”和叶片匀速运行，比一个人操作要轻松许多。尽管这样，加根还是得间隔交换两手，才能跟上厚义的节奏。车了半个小时的样子，他的右手掌已经打起了血泡。 厚义见儿子累得气喘吁吁，从头到脚汗水淋淋，提议歇一会儿。他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扛起铁锹，沿田埂走向自家的责任田，准备去看看浇灌得如何。因为他家的责任田没有挨着池塘，车起来的水必须流经别人家的责任田，才能到达他家的秧田。因此，无法预测浇灌的效果。 “应该差不多了！”加根这样推测道。他满怀期望，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带来好消息。他实在不想继续车水了。 十分钟后，王厚义扛着铁锹转了回来。老远就说：“水刚进我家秧田，淹了一个脑壳。” 王加根听后，整个人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第三十九章 雪上加霜 “五一”假期结束，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方红梅刚在座位上坐下，就听到教导主任周东明在语文教研组门口叫她。 “小方，你来一下”。 她马上站起身，跟着周东明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 “是这样。小阮老师病了，初步诊断为败血症，也有可能是白血病，就是人们常说的血癌。”周东明声音低沉地通报，同时不停地摇头叹息，“小阮老师情绪很不好，听说遗书都已经写好了。唉！这么年轻，也确实可怜。” 方红梅听到这儿，也为小阮老师感到惋惜，心里很不是滋味。 “小阮老师和他家人都不甘心，想去武汉的大医院再看看，确诊一下究竟是什么病。他向学校请了病假，可能会有段日子上不了班。”周东明这才转入正题，“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小阮老师病休期间的语文课暂时由你担任。反正你和他是平行班，不用另外备课。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而已。” 同事患病请假，彼此互相关照，本是人之常情。替小阮老师上段时间的课，就算再苦再累，方红梅也会欣然接受。但周东明安排这项工作时说话的语气，让她听来感觉特别不舒服。什么叫“也就是同样的课文多讲一遍，再就是多改几本作业而已”？ 方红梅自己负责一个班的语文和六个班的音乐，每周要上十三节课，如果加上小阮老师的七节语文，一个星期就是二十节课。平均算下来，每天至少要上四节课。 连续讲四节课，喉咙不冒烟才怪呢！另外，还要写教案、改作业，履行班主任职责。尤其是批改作文，两个班的学生有一百四十多人。这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啊！而且每两个星期至少要完成一篇。 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周东明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他却用如此轻松的语气来安排工作。说得多么轻巧！多讲几节课，多改几本作业而已。 “周大主任，你也是语文教师出身啊！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轻松又可以领取代课费的活儿，我可以让给你，你来试试！”方红梅内心里非常反感，真想这样回敬周东明，但想到他是自己的老师，又是学校领导，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她什么也没有讲，怏怏不快地退出了学校领导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我的境遇也比小阮老师要好。人家都患绝症了，我吃点苦、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方红梅这样自我安慰，心情也就慢慢平和下来了。 不过，说实在话，她这段日子也够忙的，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这都是奶奶病情加重引起的。 老人家瘦得皮包骨头，像一根干柴棒。整天躺在床上，说话有气无力，也不吃什么东西，老是说心里闭气、难受。 方父每天都要背着老人家去方湾卫生院打针。方母则为婆婆端茶倒水，煎中药，扶侍老人家吃喝拉撒，清洗弄脏的床单、被子和衣物。 老人家偶尔有了食欲，想吃点儿好东西，家里又没钱。方父就去找人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尽自己的一份孝心。 方父与老奶奶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 方父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六岁时被老奶奶收养。老奶奶自己生过两个小孩儿，可惜都夭折了，因此指望全在收养的方父身上。 老奶奶把方父抚养长大，供他上学读书。在他上中学的时候，老奶奶又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儿，实际上是给他准备的媳妇——旧社会叫童养媳。 方父与童养媳结婚后，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方红梅。 现在推算起来，红梅她爸妈结婚的时间，与加根父母结婚年份正好一样，都是一九六二年。 方红梅与加根他姐还是同年同月出生的。 这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不得而知。王加根在与姐姐分开多年之后，又找到一个与姐姐同岁数的女朋友。这说明他与方红梅之间还是有某种缘分。 还有更巧的，加根他爸不是他奶奶的亲生儿子，红梅她爸与她奶奶也没有血缘关系；加根他奶收养了白素珍，招了王厚义这个上门女婿；红梅她奶收养了方父，娶了方母这个童养媳…… 两人的家庭出身何其相似！ 祖辈到父辈都不是因血缘关系而延续，王加根和方红梅又分别是他们家里父辈下一代的长子和长女。两个如此出身的人相遇、相爱的概率，恐怕只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奶奶一病，方母就不能下地干活了。 方父又在方湾卫生院做饭，难得抽出时间照顾家里。 敬武年龄尚小，又娇生惯养，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 腊梅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中考，处于冲刺阶段，更不能分心。 顶替方母料理家务、扶侍奶奶的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方红梅的肩上。 这段日子，她午饭晚饭都在家里吃。吃过午饭，她只能守在家里，一直忙到下午快上课时再走，让方母能够抽空去责任田里干个把小时农活儿。晚饭后，她在家里呆的时间更长，往往到十点钟之后再到方湾中学睡觉。 眼看奶奶病病怏怏，如风中之烛一天不如一天，方红梅总是忍不住暗自伤心，偷偷地流泪，肝胆俱裂一般难受。她多么害怕奶奶死去啊！奶奶操劳一生，还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没享什么福呢！ 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方红梅突然发现母亲头上多出了好些白发，没有变白的头发也显得焦黄，如枯萎的稻草。母亲眼眶塌陷，眼袋浮肿。蜡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嘴唇泛白，没有一点儿血色。 这都是操劳过度和营养不良导致的啊！ 方红梅真想去买点儿好吃的东西，改善全家人的生活，但是，没钱啊！她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了家里，或者给了在孝天城读书的大弟敬文。 “五一”期间去武汉旅游的花费，全是王加根承担的，一直让她心里感觉过意不去。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有领到手，得等到月中——方湾中学发工资通常是每月十五号。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到了这个月的十五号。 方红梅上完第三节课，就去学校出纳员那儿领了工资。她第四节没课，便向语文教研组长打了声招呼，准备抽空去方湾公社粮店买三十斤大米，上午放学后顺便带回家。 回到宿舍，她从工资中抽出买大米的钱，把剩下的二十元钱装进一个信封，锁在书桌的抽屉里。然后找出那条用来装米的布袋子，前往方湾中学隔壁的公社粮店。 大米属于国家统购统销商品，只有在公社粮店才能够买到，价格也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方红梅去买大米的时候，受了点儿窝囊气。 她付过钱、开完票之后，把单子递交给营业员。 营业员只是把磅秤上的秤砣挪到三十斤的位置，要求顾客自己动手往秤盘里装米。 这是什么服务态度？她据理力争，指出营业员不应该这样做。 营业员却说起了风凉话，反唇相讥：“觉得我服务态度不好？你可以不来呀！我又没有请你来买米。”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独家经营！”方红梅气呼呼地说，“得瑟什么？等将来粮、棉、油买卖放开了，允许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你们这些人的末日就到了！” 拎着大米走出方湾公社粮店，联想起上次在花园镇银行取钱时，碰到的那位业务生疏的银行职员，她心里越发不平衡。 这些知识贫乏、能力低下、服务态度又差的家伙们，凭什么享受那么好的待遇？凭什么工资比中小学教师高那么多？ 等她愤愤不平的回到自己宿舍，又遭遇更大的打击。 她的宿舍门敞开着，书桌的抽屉没有锁，那个装有二十元钱的信封不见了。 刚才离开的时候没有锁门吗？她记得自己是锁了门的。会不会是腊梅回来过？离开的时候又忘记了锁门？ 腊梅有她宿舍的钥匙。平时课间休息时，腊梅有时会来喝开水、上墨水，或者突然来了月经，需要到她这儿拿卫生纸。 就算是她或者腊梅忘记了锁房门，书桌抽屉应该是锁着的呀！未必她今天如此粗心大意，刚才连书桌抽屉也忘记锁了？ 方红梅赶紧带上房门，一路小跑着，前往妹妹腊梅所有的初三教室。到了教室门口，她顾不上是上课时间，与正在讲课的教师打了声招呼，就把腊梅喊出了教室。 “你刚才去过我宿舍吗？”她心急火燎地问妹妹。 “没有啊！我一直在教室里上课。”腊梅看姐姐那么着急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方红梅于是叫妹妹回教室上课，说她就是随便问问。 腊梅正处于紧张的中考复习阶段，她不想妹妹受影响。 离开初三教室，方红梅失魂落魄一般地往办公室走，泪水如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她这幅模样，吓坏了语文教研组里的教师们。 大家关心地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麻烦。 她于是哽咽着说自己刚领的工资被偷了，询问大家是否看到有人去过她的宿舍。 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摇摇头。有的唉声叹气，感慨万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的劝她想开一点儿，折财可以免灾。 但是，家里等米下锅，到处都需要花钱。她对这笔钱已经规划了好几种用途，现在突然不翼而飞，叫她如何想得开？她在自己的座位坐下，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先是抽泣，默默地流泪，后来竟然哭出了声。别人的安慰和劝告都不起作用。 上午放学的铃声响过，教师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 方红梅还是趴在座位上不动。 “走走走，跟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语文教研组长过来拉她的衣服，“扫盲检查团还没有走，中餐肯定剩下不少好东西。” “别做美梦了！”另一个教师接过话茬儿，“从昨天晚上开始，剩下的好菜就被程主任锁进了柜子，说是要留着卖钱。” “程主任也太抠了！连残羹剩汁都不放过？”有人这样嗤之以鼻，“真不愧为后勤总管啊！” 这时，学校总务处程主任正好从语文教研组门口经过。 有的教师便故意起哄，大着嗓门调侃道：“有豆腐千张吃就不错了，营养足够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不能吃肉，吃肉容易拉肚子；也不能吃鱼，鱼刺卡喉咙；花生米呀、蘑菇汤也不能吃，吃了反胃……” 程主任佯装没有听见，扬长而去。 教师们议论得这么热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方湾中学几天前来了一个扫盲工作检查团。据说，这个检查团是由孝天地区文教局和孝天县文教局联合组成的，主要任务是对方湾公社扫除文盲工作进行检查验收。 检查团成员共有二十多人，住在方湾公社最好的旅社，一日三餐则由方湾中学安排，在学校食堂就餐。早餐是套餐，有牛肉粉、热干面、馒头、包子、油条、面窝和鸡蛋；中餐和晚餐都是吃宴席，每次开三桌，伙食标准听说是两百元。 因为菜和品种比较丰富，份量又特别足，领导们酒足饭饱之后，餐桌上总会剩下不少没吃完的东西。这些多余的菜倒掉太可惜，陪吃陪喝的方湾中学领导就开恩，通知教师们去享用。 因此，这几天学校食堂特别热闹。每天中餐或者晚餐的钟点儿，都有教师去那儿蹭吃蹭喝。虽说是领导们吃剩下的，但鸡鸭鱼肉、豆腐千张、花生米兰花豆、白酒啤酒，应有尽有。大家也无所顾忌，吃得还是挺开心。风卷残云过后，杯盘狼藉的三张桌子留下的全部是空盘子，跟舔过的一样干净。 没想到，学校后勤主任竟然出头扫大家的兴，把领导们吃剩下的鸡鸭鱼肉这些好菜提前锁了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方湾公社扫盲工作，还不是靠我们这些当教师的去做？我们不求其他回报，连扫盲检查团吃不了的残羹剩汁都不留给我们，还有一点儿人性吗？”大家义愤填膺地发过一通牢骚，就气呼呼地离开了。 唯有因丢了钱而悲痛不已的方红梅还在办公室。 她对学校食堂有没有剩菜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满脑子想的还是那二十块钱。她恨自己疏忽大意，丢三落四。她恨拿她钱的人狼心狗肺，居然对她这种穷困潦倒的人下手。她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让她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打击。她的眼前频繁地闪现着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的面容，或愁苦，或忧伤，或抱怨，或愤怒，或悲痛，让她看着觉得难受，心里堵得发慌。 二十块钱买个教训，这种代价还是非常沉重的。二十块钱相当于她大半个月的工资，说没就没了。她真的感觉非常难受。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整理好桌上的学生作业本，锁好抽屉，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宿舍。拎起刚刚买的三十斤大米，流着泪，朝菜园子村的家里走去。 家里人听过她的遭遇，竟然比较平静。没有人埋怨她，没有人讲半句责备的话语。方父还劝她坚强一些，不要表现得过于悲伤，显得没有价值、没有志气。 “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看得那么重？丢了再赚，有什么了不起？全当是自己好吃好喝好穿，大手大脚花了的……” 听到这些，方红梅更是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家里人骂她几句，埋怨她几句，她心里或许还好受一些。 因为丢了钱，她如同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一直走不出悔恨和内疚的阴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她只能更加勤勉地做事，挑最重最累的活儿干，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惩罚自己，让思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 快到六月份的时候，方湾中学也放农忙假了。 算上周末休息，一共有六天时间不上班。 红梅家只有几亩旱地，没有水田。不种水稻，这段时间实际上并不是太忙。加上奶奶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能够下床走动，可以帮忙烧火做饭了。 她就想利用农忙假去看看王加根，向亲爱的人倾诉自己的思念之苦，以及这段日子的委屈和不幸遭遇。 第四十章 岂有此理 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王加根再也撑不下去了。吃过早饭，他就到双峰管理区搭长途汽车，返回了花园公社小学。 之所以当逃兵，劳累当然是主要原因——他浑身到处疼，肩膀磨破了，手打起了血泡，腰如同断了一样，腿肚子抽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心里不痛快。 车水那天回到家里，已是繁星满天。吃晚饭时，加根和他爸还是喝白酒解乏。也许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他们父子俩突然聊起了方红梅。厚义说，方红梅长得不好看，而村里与加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找的媳妇不晓得多漂亮。又说，方红梅家里弟妹多，家庭负担重，条件那么差，是个永远也填不平的大窟窿，将来会拖累王加根。 “她的年龄还比你大。俗话说，只准男大一层，不许女大一岁。你何必急着把这事定下来呢？在花园镇上班，还怕找不到一个有商品粮户口的媳妇？”王厚义如红脸关公，醉醺醺地开导儿子。 加根听完之后，当时就很生气，顶了他爸一句：“我的事你少管！我与方红梅之间的事情，你今后不要说三道四行不行？” 他筷子一扔，不再喝酒，也不再吃饭菜，气呼呼地进房间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加根说身体不舒服，清理好自己的东西，吃过早饭就离开了王李村。回到花园公社小学，他还是感觉又累又乏，食欲不振。中午勉强吃了点儿面条，下午和晚上都是在呼呼大睡中度过的。 农忙假结束后上班，家在农村的教师谈的都是收割麦子、浇灌秧田、补棉花苗、种植蔬菜。事情大同小异，忙碌各不相同。家在花园镇的教师津津乐道的则是打麻将、抹长牌的战况，假期去哪儿玩了，看过什么电影，朋友聚会的红火热闹。从通报和交谈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城镇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差异。 “公社文教组已经从政府大院搬到桥西中学了。”消息灵通的总务主任告诉大家。 “是吗？桥西中学已经建好了？” “早建好了。听说桥西中学的教师名单都确定了。暑假到位，下学期就要开始招收学生了。” “我们学校的初中班搬过去之后，几个主科教师是不是跟着一起过去？” “谁知道！” …… 桥西中学的建设和人员配备，牵动着花园公社几百名教师的神经，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这所学校建在澴河岸边、花园大桥西头的一片空地上，与中南冶勘六0四队技校相邻。应该是花园公社距花园镇中心最近的学校，也是全公社条件最好的中学。除了教学办公楼以外，还有职工宿舍楼，而且全部是二居室或者三居室的单元房。公社文教组借桥西中学新建的机会，搭顺风车，在校园里修建了文教组的办公楼和住宅楼。从此，花园文教组就告别桥东头的乡镇政府大院，另立门户，在桥西中学安营扎寨了。 花园公社与花园镇党政机关在同一个大院里办公，而且共用一栋办公楼。那栋四层楼房位于机关大院的最北部，坐北朝南。楼梯在大楼的正中间，很自然地把楼房分成了两大部分：楼梯以西是花园公社党政机关办公场所，楼梯以东是花园镇党政机关办公场所。 因为公社和镇都冠以“花园”二字，又是平级单位，党政机关各部门的名称特别容易混淆。比方人们要找“花园文教组”，就弄不清楚是在大楼的东头还是西头，因为东头西头各有一个文教组。东头的花园镇文教组和西头的花园公社文教组都可以简称“花园文教组”。这就容易让那些办事的人、特别是第一次来办事的人找错地方。现在花园公社文教组主动撤离，无疑也是一件好事情。 虽然花园公社文教组的做法有以权谋私之嫌，但大家司空见惯，也没有谁去说三道四。大家关心的，还是谁能够幸运地进入桥西中学。 “文教组说，要在全公社范围内挑选骨干教师，把精兵强将集中到桥西中学。打造一所标杆学校，与花园镇中学决一雌雄。” “狗屁！说得好听。进不进得了桥西中学，还不是刘福民一句话？看哪个会送会塞会拍，送得多塞得多拍得他舒服的，自然就是文教组确定的最终人选。” “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书教得好与坏，能力强还是不强，都不是领导说了算？” “所以啊，大家平时都要听领导的话，不要与领导唱对台戏。历史证明，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只要与领导作对的，最终都没有好果子吃，结局都会很惨。” 七嘴八舌的议论，一会儿功夫就离题十万八千里，跑到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不过，有一个观点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能否去桥西中学教书，取决于花园公社文教组组长刘福民。 说曹操，曹操到。这天傍晚，刘福民出人意料在来到了花园公社小学。他是骑自行车来的。把坐骑停在大礼堂宿舍大门口之后，他径直走向陆定国的宿舍。沿路遇到几个刚吃完晚饭，准备去打篮球的青年教师。大家用近乎于讨好的态度与刘组长打招呼。刘福民只是用鼻孔哼一声，或者礼节性地点点头，看上去，情绪似乎不是太好。 很快，陆定国的宿舍里就传来热情的寒暄声。刘福民说他已经吃过晚饭了，来学校也没什么公事，是为个人的私事来的。 刘福民是襄花大队人，老婆是农民，也属于“半边儿户”。他们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马上就要毕业了。儿子叫刘胜兵，读初中一年级，在花园公社小学戴帽初中班。 听刘福民说是为私事来的，陆定国马上就想到了组长的公子刘胜兵。于是问：“需不需要把胜兵的班主任叫过来？” 刘福民不假思索地回答：“行。把他叫过来！我就是来找他的。让初中班的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都过来。” `陆定国显得有点儿为难，说，让王加根和宋双清来没问题，他们都住在学校。可英语老师董志芳不住校，住在王家岗驻军部队。她早就放学回家了，现在没办法通知。 “那就让王老师和宋老师过来！” “好！我马上去叫他们。”陆定国看刘福民气色不对，知道组长来者不善，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表现得诚惶诚恐。 没一会儿，陆定国就带着初中班的两个年轻教师王加根和宋双清进来了。刘福民从椅子里站起身，掏出一盒大前门香烟，给两位下属散烟。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王加根和宋双清哪里敢接？他们客套地推辞着，请刘福民归坐。两个人站在宿舍中央，洗耳恭听。 “你们也坐啊！别站着。”刘福民说。 宿舍里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凳子，要是他们坐了，陆定国就没地方坐了。两个年轻人还是站着，说站着挺好。 陆定国于是把床单掀了起来，让两个年轻人坐在床沿儿上。 刘福民说，他来找胜兵的任课教师，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他儿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 王加根与宋双清对望了一眼。两人都说，胜兵在学校表现还好，能按时到校，上课听讲比较认真，作业也能按要求完成，就是成绩进步不太明显。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刘福民启发性地问。 异常情况？加根和双清再次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王加根接着又说，有一天上自习课，胜兵在教室里看小人书，他发现后，把胜兵的小人书没收了。 “你就没问问他的小人书是从哪里来的？” 王加根莫名其妙地看着刘福民。小人书从哪儿来的？不是买的，就是借的呗。这还用得着问吗？ “你为什么不追查一下他的小人书是从哪里来的呢？”刘福民突然激动起来，“这就是你当班主任的失职！” 陆定国、王加根、宋双清都有点儿震惊。 刘福民用无比悲痛的声音告诉他们，前天搬家时，他在儿子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了一纸箱子小人书和一把口琴。初略数了一下，小人书就有一百二十八本。经严刑拷问，胜兵承认，这些都是他买的。钱呢？除了以学校收钱的名义向大人要以外，再就是从家里偷的。 “买这一百二十八本小人书，花了多少钱暂且不论，前后延续的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你们作为胜兵的老师，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这是不是失职？”刘福民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亢奋，“我们家胜兵在小学时年年都是三好生，进入初中还不到一年，就到了这种地步！我儿子在你们这儿只能是这个样子。可想而知，其他学生会是什么情况！我教了一生书，临到自己的头上，才尝到了误人子弟的滋味。我不准备让胜兵继续读下去了，让他回家老老实实呆着。我也没指望他有什么出息，种田总比当强盗百叉子要强！” 面对刘福民的质询，陆定国无言以对。宋双清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王加根呢？却是一肚子的怨气。 “你自己的儿子，在你家里偷钱，买的东西又是放在你家里，关学校屁事？偷钱买东西都是在你们家里，你们家里人都没能发现，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呢？你自己家教不严，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学校老师的身上？”他本来想这样与刘福民理论，可又怕刘福民下不来台，只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做声。 听刘福民说不让胜兵上学了，陆定国显然有点儿着急。他说，这学期的课程快上完了，马上进入复习阶段，接下来就是期末考试。如果这个时候让胜兵回家，读了一年，连个成绩都没有。反正下学期就要转到桥西中学去，还是让胜兵把这学期上完比较好。 “我考虑一下！”刘福民站起身来，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无论我家胜兵读还是不读，我希望你们履行好当教师的职责，增强责任感和事业心，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不要让胜兵的悲剧，在其他学生身上重演！” 撂下这句冠冕堂皇的狠话，刘福民便扬长而去了。 送走刘福民，陆定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返回了自己的宿舍。 王加根和宋双清站在操场上议论了好一阵，都认为刘福民太过分。自己没有尽到当家长的责任，却无端地指责别人。明明是家庭教育没有搞好，却来找学校老师的麻烦。这样的文教组长真是奇葩！ 回到宿舍，王加根久久不能平静。他没有想到，堂堂花园公社文教组长就这种水平！在这种人手下卖命干活儿，还能有什么指望？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 或许是因为文学作品看多了，他并不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表扬或者批评，恭维或者打击，他都觉得无所谓。是对是错，只要自己心里有杆秤就行。“自古雄才多磨难”“自古文人多寂寞”这些警句格言对王加根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他了解到，很多他敬佩和崇拜的名人，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大多历尽艰辛与坎坷。他们有的读书时被学校开除，走上社会被政府流放，甚至被关进监狱，但最终他们还是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尽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是在去世多年之后，才被社会认可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王加根就想按照但丁说的那样，做一个我行我素的人。不过，有时他又会陷入矛盾之中，特别是想到方红梅的时候。女人往往希望过一种平静、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如果他桀骜不驯，对什么都不管不顾，方红梅将来势必会跟着他受苦，一起过颠沛流离的日子——这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唉，眼看着花园公社小学的戴帽儿初中班就要撤销，正当桥西中学挑选教师的关键当口，冷不丁地跑出这么一档子事情，王加根感觉自己真是太倒霉了。这不是躺着也中枪么？ 灾难还不止于此。接下来，他又遭遇到了一场更大的打击。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突然看到方红梅出现在教室门口。他又惊又喜。还没到周末呀，又不是节假日，她怎么突然来了？也来不及细问，他从腰间取下宿舍的钥匙，交给方红梅，就继续上他的课。课间休息时，他急不可耐地跑进宿舍。这才知道，方红梅放农忙假了，准备在这里玩六天。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一声呢？我们刚好农忙假结束。要是你早两天来，就要吃闭门羹。” “我有心灵感应。知道你不会让我吃闭门羹。”方红梅调皮地说。 王加根高兴地把她抱起来，在宿舍里转了好几个圈儿。 尔后几天，他们如同新婚燕尔的小夫妻，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甜蜜生活。王加根按时准点儿上班。方红梅负责买菜、做饭、洗衣服、晒被子、做卫生，整日如家庭主妇一般忙碌。他们早晨一起跑步，傍晚并肩散步，晚上一起去花园电影院看电影。 因为高兴，两人总是唱进唱出的。唯一的矛盾，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人会为同不同房的问题扯皮。方红梅要求王加根去其他男同事那儿借宿，说是自她来这儿之后，学校的教师们都如看稀奇古怪一般盯着她，有时看得她走路都不知道迈哪条腿。 “大家都关注着我们呢！说不定现在隔壁就有人竖起耳朵听我们讲话。还是注意一点为好，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免得别人闲话。”方红梅好心相劝。 “怕个球！我们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要嚼舌根让他们嚼去，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呢。”王加根嘴巴子翘得老高，不肯去其他男同事的宿舍睡觉。 “你不在乎我在乎！唾沫星子淹死人，还是忍忍，我求你了。”方红梅像哄小孩子一样，双手捧着王加根的脸蛋，小鸟啄食般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 王加根万分不情愿地走出房间，到涂勇那儿挤了一晚上。 第二天晚上也是这样。 第三天晚上，王加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方红梅，非要与方红梅同床共枕，两人抱着睡一次不可。前两个晚上，方红梅虽然狠着心把王加根赶走了，但她一个人躺在床上也开始后悔，整夜翻来覆去，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孤枕难眠啊！如果自己在方湾中学也就罢了，毕竟离得那么远，想在一起也不可能。可是，现在亲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能相拥着过夜。这种折磨真的让人生不如死！所以，当王加根再次死皮赖脸地不肯离开时，方红梅也就半推半就地让他留下了。 结果，他们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被嗅觉灵敏的老校长陆定国捕捉到了，招致了一场让他们意想不到的狂风暴雨。 第四十一章 未婚同居 算上炊事员，花园公社小学教职工正好三十人。如何把这样一个团队管理好，是陆定国上任以来日思夜想的问题。 三十个人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复杂，之前接受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各不一样，这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相比较而言，民办教师是最好管理的。这些人端的不是“铁饭碗”，稳定性和安全感较差。领导一句话，就有可能叫他们卷铺盖走人。通常情况下，他们不敢直截了当或拐弯抹角地与领导作对。 最不好管理的，是刚从师范分配来的“十大金刚”。他们一直在学校里念书，没有工作经验，没受过夹磨，不懂得职场的复杂与险恶，更谈不上人情世故。脑子里还是和学生时代一样，充满了五彩斑斓的幻想——都思谋着过两年重新参加高考，没有一个是死心塌地教书的。陆定国看到他们抱着那些与教学内容毫不相干的书籍，或者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谈恋爱，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些愣头小子们，初生牛犊不怕虎，遇到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就如爆竹遇到火星，炸起来没有任何顾忌，经常让他这个当校长的下不来台。 “十大金刚”中，又数王加根最让他头痛。 客观地讲，王加根身上的优点还是挺多的。即使是对人严格到近乎苛刻的陆定国也不可能否认这一点。他勤奋好学，无论是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还是业余文学创作，都能够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像涂勇那些人咋咋乎乎的，高谈阔论地叫得热闹，看不见实实在在的效果。文学辅助会隔三差五地聚会，但会员至今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而不是会员的王加根却在《澴水浪》上发表了小说。 语文教学方面，王加根也有两把刷子。 他上的每一节语文课，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这与他看书多、知识面宽、能够旁征博引地“扯野棉花”有一定的关系，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他的教学方法与其他语文教师明显不同。 有人说上语文课很简单，流程是千篇一律的：教师先介绍文章诞生的时代背景，再教文章中出现的生字生词，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然后是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说白了，就是按字词句章的顺序，挖掘文章里面的好东西，让学生学习借鉴。从逻辑学的角度分类，这种授课方法可以算作归纳法。而王加根上语文课，则背其道而行之，用的是演绎法。 他先让学生预习课文，同时提出预习思考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让学生设身处地，以作者的身份来考虑这篇文章的写法。采取什么写作手法，如何谋篇布局，如何遣词造句。鼓励学生标新立异，与作者“不一样”。最后再把学生的构思与设想，与原文进行比较对照，分析优劣。他认为，语文学得好不好，就看文章写得怎么样。学习生字生词、造句、修改病句都是为写作服务的。他不只一次地提到古代的科举制度，说科举制度完全不考察语文基础知识，就是写一篇文章。文章写好了，就能封官进爵，一举成名，享受荣华富贵。 为了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解决学生不知道写什么的问题，他鼓励学生写真人真事，说实话，讲真话。暂不考虑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先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再说。他布置的作文作业，有大作文和小作文之分。大作文就是每两周一篇命题作文。这是硬性教学任务，必须接受公社文教组和学校领导检查。小作文是他的创举，是他额外给学生开“小灶”。小作文题材不限。每天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内心里泛起的一阵涟漪，都可以记录下来。可以完整成篇，也可以是一段景物描写或者心理刻画。体裁不限，可以是记叙文，也可是议论文，或者是诗歌、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小作文的标题学生自己拟定。原则上每周完成一篇，多写不限。他对小作文的批改比较简单，只肯定文中特别的亮点，目的就是增加学生练笔的机会，引导学生观察生活。无论是大作文，还是小作文，他自己都跟着学生们一起“下水作文”，并且把自己的作品在教室里朗读，与学生们分享。 到了下学期，小作文训练提档升级，王加根引导自己的学生“写书”——《童年趣事》。他要求学生们单独用一个本子来写，作文本前面空两三页，接着开始回忆与记录小时候的事情。只要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人真事，只要给自己留下过深刻的印象，都可以写出来。每一件事拟定一个标题，单独成篇。结果，全班学生一下子来了兴趣，觉得有写不完的事情。标题也都很实在：捉泥鳅、跳皮筋、偷红薯、种蔬菜、看电影、钩鱼、掏鸟窝、捕蝉、捉迷藏、拾贝壳……他让学生在前面空着的页码上编制目录，在文章的后面画上插图。一本像模像样的“书”就写出来了。 在王加根的调教下，戴帽儿初中班的学生由害怕写作文到喜欢写作文，整体写作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也是他们班在几次大型考试中语文取得好成绩的“秘密武器”。作为语文教师，王加根是合格的，甚至可以算优秀，但作为班主任，他又明显不足。他对学生太宽容了，太心慈手软了，有姑息养奸的嫌疑。从来没有看到他把迟到的学生堵在教室门口罚站，从来没有看到他把调皮捣蛋的学生带到办公室里训话，从来没有看到对学生大声喊叫或者责骂。无论遇到什么恼火事情，他总是一脸笑容地与学生们“烙软面”。这怎么行？这哪儿能够树立班主任的威信？还有，这家伙似乎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除了教书、写文章以外，对其他的事情都不闻不问，对学校领导和来学校检查的上级领导总是不冷不热，连讨好和尊重的样子都不做一做。陆定国想起舅侄女刘惠珍调整座位的事情，至今还耿耿于怀。怎么说我也是一校之长，是你的顶头上司呀！这点儿小事情都不肯帮忙，连我的亲戚都不关照，你让我多没面子？ 这次刘福民为儿子胜兵偷钱买小人书的事来兴师问罪，陆定国本来认为王加根有点儿冤枉，但想起他对领导的一向不尊重，也就保持沉默，没有帮王加根说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几天前，陆定国收到了加根他妈写来的一封信。白素珍在给陆定国的信中，狠狠地奏了她儿子一本。说王加根道德品质败坏，目中无人，专横跋扈，不尊重老人……他自己的母亲对他都是这种评价，这人又能够好到哪儿去？ 就让刘福民教训教训这小子，灭灭他的傲气和威风！免得他真的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正当陆定国因为王加根受到刘福民的指责而幸灾乐祸、感到解气的时候，方红梅来到了花园公社小学。 方红梅以往都是周末或节假日来，陆定国一直没有碰到过。陆定国没有想到，王加根这小子艳福不浅，居然交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同事们第一次见到方红梅，都恭维王加根有板眼、好眼力。尤其听说红梅是他师范同学，在中学教书，大家更是羡慕和嫉妒。 方红梅要在这儿住上好几天，大家尤为关心她在哪儿睡觉的问题。大礼堂宿舍毕竟是“男性部落”，这儿没有女教师居住。王加根会不会与他女朋友同室而居呢？ 第一天中午，陆定国来到王加根的宿舍，礼节性地与方红梅打了声招呼，询问她怎么没有上班。得知是放农忙假了，又问怎么不帮家里干农活。方红梅说，她家责任田不多，又全部为旱地，主要是种棉花和蔬菜，这段时间并不是太忙。方湾中学放农忙假，主要是照顾那些种水稻的老师和学生。 “哦，是这样啊！”陆定国不自然地笑着，哼哼哈哈地退出了王加根的宿舍。其实他关心的并不是询问的这些内容，主要是想探究一下这对情侣中午如何睡觉休息的。 王加根的宿舍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只有一张床上有铺盖行李，另一张床上堆放着戴帽儿初中班学生的大米、咸菜和乱七八糟的物品。这张为民办教师预留的单人床一直空着，民办教师从来就没有来睡过。王加根没有打算清理那张空着的单人床，中午他和女朋友在哪儿午休的呢？ 陆定国返回自己的宿舍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在这时，他听见王加根宿舍的房门“嘭”地一声关上了。这让他心里感觉很不爽：谈恋爱就谈恋爱嘛，大白天关什么门？窗户也是关得严严实实的，想干什么？ 那天晚上，陆定国时不时走出宿舍，看看王加根宿舍的灯光。大礼堂宿舍没有顶棚，都是敞开的，哪间宿舍亮着灯，哪间宿舍没有亮灯，站在走道上能看得清清楚楚。王加根平时有上半夜睡觉、下半夜看书写作的习惯，所以，他的房门经常被陆定国敲得嘭嘭直响，伴随着不满的提醒：“小王，你的灯忘记关了！” 王加根的宿舍里现在多了一个姑娘，陆定国关心的不是他的房间里亮着灯，而是怕他的房间里没亮灯。如果没有灯光，两人又没有从房间里走出来，那么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真是那样的话，他还没有想好自己该怎么做。去敲王加根宿舍的门？肯定不妥当，那就成了明目张胆的“捉奸”。不闻不问，他又难以容忍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学校的青年教师三天两头从外面还姑娘回来，已经让他够心烦的了。如果王加根与女朋友未婚同居，这个头带坏了，将来如何得了？ 方红梅来的第一天晚上，两人一起去花园镇看电影了，直到晚上十点半才回来。结果，陆定国一直在宿舍里等到十点半。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听到王加根在喊“涂勇”。涂勇开门后，王加根就在他的房间里借宿了。陆定国听见涂勇还在与王加根打趣，笑王加根“假正经”。不过，他对王加根的这种“假正经”还是挺满意的。这小子总算没有丧失理智，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 第二天晚上，加根和红梅又去花园镇看电影了，又是到深夜十点半才回来。害得陆定国又等到十点半。到了十一点，王加根又去了涂勇的宿舍。陆定国并没有像前一天那么兴奋，相反，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失望。 第三天晚上，加根和红梅没有去看电影。吃过晚饭，他们就一起出去散步。从花园公社小学走到襄花公路，沿襄花公路向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方向走。一直走进师范校园里面，看了看他们曾经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重温往日的欢乐。出校园后，他们又爬上校园外面的小山，漫步山下的小湖，钻进那片甜蜜的松树林。返回花园公社小学时，他们比前两天更晚，十一点钟都过了。 陆定国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连续三天都么熬着，他还是有点儿招架不住。在王加根和方红梅回来之前，他就和衣靠在床上睡着的。到他醒来时，整个大礼堂漆黑一片，看不见一点儿亮光。王加根去没去涂勇那儿借宿呢？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让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安生。天蒙蒙亮，陆定国就从床上爬起来，穿过宿舍中间的过道，去敲涂勇的房门。他说自己身上被蚊子咬了几个大胞，想看看涂老师这儿有没有清凉油或者风油精。 涂勇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房门。又在房间里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半盒清凉油，递给陆定国。陆定国迅速环视涂勇的房间，发现里面没有王加根。他接过清凉油，装模作样地在手臂上抹了抹，说了声谢谢，就怏惴不快地离开了。 一整天，陆定国都被愤怒的烈火燃烧着。好不容易熬煎到下午最后一节课，他郑重其事地通知，下班后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 会议开始后，陆定国说话还是和平时批评人一样，眼睛向上，不看任何人，并且直奔主题：“今天开会，就是严肃批评王加根老师未婚同居、道德品质败坏的行为。” 这话如同一颗炸弹，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炸懵了。特别是当事人王加根，简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见陆定国仍然两眼仰望星空，脸涨得通红，成了猪肝一样的颜色，生气地问：“请问陆校长，你说我道德品质败坏，没有结婚就与女朋友发生了关系，你有什么证据呢？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觉的？” “在我的宿舍。” “你女朋友在哪儿睡觉的？” “也在我的宿舍。” “这不就是证据吗？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肯定干了见不人的事情。” “你这是什么逻辑？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过夜就一定会干那种事情吗？”王加根咄咄逼人地反问，“我也不跟你打嘴巴官司。这样，让我女朋友去医院去做检查。如果她破身了，我听凭学校处置，开除都行。如果她仍然是处女，你陆定国必须向我道歉，同时向我女朋友道歉。否则，我去法院告你诽谤他人！” 王加根的话掷地有声，办公室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 陆定国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脸上的肌肉开始痉挛，面部表情非常难看。为了挽回颜面，他又抛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你母亲对你是怎么评价的？” “哦。我妈给你写信了。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我与我妈之间有矛盾，说起来话比较长。简单地讲，她一直反对我和方红梅谈恋爱。为了拆散我们，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算了，算了，刚才那些话全当我没说。我也管不了你们家里的是是非非，你妈的来信我也交给你，你好自为之。”陆定国借机给自己找台阶下，马上宣布散会，让教师们回家。 一场精心筹划的批判会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第四十二章 朋友忠告 下班回到宿舍，王加根没有把陆定国向他发难的事情告诉方红梅。 他强作欢颜，尽量不让内心的愤怒和痛苦溢于言表，不想让方红梅知道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而难受。多么难得的几天相聚时光，他必须让心爱的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此后的两个晚上，他再也没有任性地要求与红梅同房，而是老老实实地去了涂勇的宿舍。 蒙在鼓里的方红梅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贤惠小媳妇”的角色。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晾晒铺盖行李和鞋子，从早到晚忙进忙出，时不时还哼几句流行歌曲。但是，学校教师们看她的眼神，明显多了一些复杂成分——这是最让王加根伤心和痛苦的。有时他难受得泪水溢满眼眶：不明内情的人们，还以为他女朋友脑子缺根弦儿呢！ 狗日的陆定国，等红梅走了，老子再找你算账。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跟你没完！王加根趴在办公桌上，起草了一份十二页纸的发言材料，准备找一次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宣读，痛斥陆定国捕风捉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行径。同时，他起草了一份起诉状，准备控告陆定国诽谤他人、败坏他人名誉的犯罪行为。 送走方红梅的那个周末，徐磊来了。 未婚妻刚走，就有好朋友相陪，王加根感到非常高兴。 谈起上次在武汉中山公园门口输钱的事情，徐磊仍然觉得蹊跷，怎么也闹不明白庄家是如何做的手脚。 “庄家骗人的把戏要是让你看破了，他们还如何骗人？”王加根哲学家一般地提醒。 “那怎么还是有那么多人猜对了呢？” “猜对的那些人，说不定就是庄家的同伙，是托儿。他们故意用赢钱的假象引诱旁人下注，事后再来分成。” 徐磊说，大城市的人就是他妈的鬼点子多，骗人都能够做到滴水不漏。话题又转到方红梅身上。自然而然地，王加根提到了前段日子遇到的倒霉事情。 徐磊也觉得刘福民无理，依仗权势耍淫威，教子不严怪别人。而陆定国呢？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听过王加根的报复和反击计划，他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像他们这些刚从学校里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受不得一点儿窝囊气，心里藏不住话。看不惯就要说，有冤屈就要申，遭遇不公就拍案而起，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按说，这都是一些优良品质。学校老师是这么教的，书本上是这么写的，广播、电视、电影里也是这么倡导的，本来没什么错。但是，如果真正这样做了，往往又会吃更大的亏。 “不管在哪个单位工作，都应与领导搞好关系。千万不要与领导作对，尤其是不能得罪顶头上司。得罪了顶头上司，你未来的日子就会很惨。他会想方设法打击报复你，伺机整治你，给小鞋你穿。不管你工作多么努力，哪怕你把事情做得完美无缺，他都不会认可你，更不会提拔和重用你，让你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在这方面，我有过切身的体会和教训。”徐磊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提醒王加根，“你眼下的情况已经比较糟糕了。得罪了公社文教组长，又得罪了学校校长。他们都是掌握着你生杀大权的人物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决定着你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如果他们对你有了成见，对你坏了印象，你王加根在花园公社教育界还有什么希望？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低下你那高傲的头颅，委屈求全，想办法去改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算百分之百的道理在你这边，你也要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去向他们道歉，求得他们的谅解，让他们慢慢改变对你的看法。这是策略，与骨气无关。心里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并不一定要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先埋藏在自己心里，必须学会韬光养晦。” “我做不到。杀了我也不会这么做。”王加根断然拒绝。 “你这个伙计啊——”徐磊一脸的无奈，由于自己苦口婆心的说教没有成效，显得有点儿惋惜，“就算你不愿意去改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再去激化矛盾呀！这是底线。希望老同学慎重考虑。如果你连这点建议也听不进去，他们肯定不会给好果子你吃。别说下学期进桥西中学，现在这所学校，你恐怕都呆不下去。” “悉听尊便！他们总不会让我连教鞭都拿不成。老子的能力在这儿放着，教学成绩在这儿摆着，又是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他们还能磕了我的饭碗不成？” “这个不好说。想治你的话，分分钟的事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岳飞有能力？有功劳？还不是被秦桧害死了。他们只要盯上你了，就能找出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你开了。让你吃哑巴亏，还没地方申冤。” 听到这里，王加根出了一身冷汗。 “还是回到陆定国这件事上来！”徐磊诲人不倦，继续循循善诱，“从你介绍的情况看，陆定国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中断会议，又把你母亲写给他的信交给你，实际上就是在向你示弱。非要让他这么一个大你几十岁的人，向你说声对不起才算道歉么？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把同事之间的关系搞得像敌人？更何况，他还是你的领导。” “我可以不告他，但在教职工大会上说说自己的想法总可以？”王加根开始让步。 徐磊觉得，也没也这个必要。他分析，王加根想在教师大会上发声，无非有三个目的：表明他和方红梅并不是陆定国所说“道德品质败坏”的人；表明自己并不是白素珍所说的“专横跋扈、目中无人”的人；再就是发泄一通，出一口恶气，让陆定国知道他的厉害。 未婚同居的事情，只能越抹越黑，还不如不说。谈恋爱发生两性关系，其实也比较普遍，只不过人们讳莫如深罢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又不是婚外瞎搞，谈不上“道德品质败坏”。王加根为人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自有公论，何必去为自己辩解？至于与陆定国置气，就更没有必要。产生那种想法，本身就是幼稚的表现。图一时快活，惹百日灾祸。划算么？ 听徐磊这么一剖析，本来是义愤填膺、准备与陆定国决一雌雄的王加根，感觉自己的斗志丧失殆尽。他第一次发现徐磊有这么好的口才，看问题入木三分，思维又如此缜密，让人找不出破绽。这家伙，将来绝对是一个当官儿的料子。 初战告捷的徐磊乘胜追击，继续劝王加根利用暑假去跑一跑工作上的事情，力争进入桥西中学。 王加根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找不出花园公社文教组不让他去桥西中学的理由。说好了桥西中学建成后，襄花小学戴帽儿初中班整体转到桥西中学，未必学生们都转过去了，会把他这个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留下？何况他的语文教得那么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每次大型考试的成绩都摆在那儿，难道文教组领导看不见？低三下四地求人，或者劳民伤财地去打通关系，不如认真组织学生复习，力争在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才是最重要的。 徐磊急得跳脚，恨不得拿头撞墙。 “因为成功与失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人们根本就无法预测，更没有办法把控，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旁门左道。哪怕明知起不了什么作用，也要花钱找人，努力争取成功的筹码，或者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有这么严重么？”王加根觉得徐磊有点儿危言耸听，“凡事都必须走后门，那还要大门和门脸儿做什么？” “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也不管是难事，还是易事，都逃不过这种魔咒。”徐磊用毋庸置疑的语气铿锵有力地回答，“事实上，你王加根就是这种畸形社会风气的受益者。” “笑话！怎么可能？”王加根觉得老同学越说越离谱。 徐磊直视着王加根，咄咄逼人地质问：“那你告诉我，你本来是杨岗公社人，为什么毕业分配没有回杨岗公社，而是到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花园公社？” 王加根无言以对。 “还不是因为有班主任汤正源帮忙！你能否认这一点么？而我呢？生在花园，长在花园，祖祖辈辈都是花园人。师范毕业分配的原则，不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我分配到花园公社？而把我流放到了孝天县的西伯利亚——季店公社？还不是因为我没有走后门，没有得力的人为我帮忙！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发牢骚、泄私愤。我只是提醒你，不能太书呆子气，脑筋应该活泛一点儿。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整个社会都被污染了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独善其身？现在，别人都在为进桥西中学跑路子、找关系、请客送礼，你却坐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王加根沉默不语。 尽管他感觉徐磊说的特别有道理，但还是不愿意照着徐磊的话去做。他过不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儿。他不止一次地发过誓：绝不为自己的工作、晋升、荣誉、职称、待遇等方面的事情去向别人求情！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英雄好汉。陶行知的这句话，一直被他当成座右铭。他告诫自己，遇事只按正常程序去办理，所有的梦想都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不幻想走捷径，不奢望搞特殊，不祈求别人的怜悯。他认为，该来的，自然会来；不归自己的，奢求也没有用。人不求人一般大。不求人的人，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活得坦荡，心情舒畅，任何时候都能昂首挺胸。腰总是直的，做人才有尊严。 进入七月份，紧张的期末考试复习开始了，整个学年的收关工作也同时开启。因为忙，同时也因为徐磊的忠告起了一些作用，王加根暂时把驳斥“未婚同居”言论和告状的事放在了一边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班级管理工作之中。 天气也不是很好。夏至前后一直到小暑，几乎每天都在下雨。阴雨绵绵的日子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天。望着连绵不断的雨丝，民办教师和那些“半边儿户”公办教师眉心里都扭起了疙瘩，忧心如焚。再这么落下去，棉花、小麦、花生、芝麻这些旱地作物就完了。一个多月前专门放农忙假抗旱，现在又担心农作物被雨水涝死。 老天爷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啊？ 大礼堂宿舍屋顶的机瓦因为长时间风吹雨打，有些地方已经挪动或者破损了，雨稍微下得大一点儿，屋面就成了个破筛子。漏雨的地方随处可见，殃及到每一间宿舍。王加根的房间里一处多日被雨水浸泡的地面上，居然还长出了一棵小蘑菇！就在发现这棵小蘑菇的当天，他收到了孝天县文化馆寄来的《澴水浪》杂志样刊。 捧着印制精美的文学杂志，看到自己苦心孤诣写出的文字再次变成铅字，王加根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所有不快，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杂志样刊一共两本。他把其中的一本放入自己的木箱，另一本准备邮寄给方红梅。有喜悦，两人共同分享；有痛苦，两人一起分担。这是他们热恋时的约定。 吃过午饭，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为了让心爱的人尽快收到杂志样刊，早日分享他成功的喜悦和快乐，王加根决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冒雨前往花园邮局邮寄。他拿起墙角那把满是泥污、伞面已经褪色的黑布伞。伞架上一根脱落的钢丝左右摇晃，特别扎眼。这根钢丝脱落有些日子了，王加根一直懒得去理它，今天却觉得无论如何也看不下去了。他翻箱倒柜，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一根细铁丝，耐着性子把脱落的钢丝绑在伞架上。然后按了按伞把上的开关，整个伞叭地一声打开。伞面恢复为完整的蘑菇形状，比前段日子耷拉着一角好看多了。 作品发表本来就是一件喜事，现在坏了多日的伞又修好了，真是喜上加喜，王加根心情不错。尽管雨丝毫也没有停歇的意思，前往花园邮局的路上，他还是走得大步流星。 办理完杂志邮寄手续，走到邮局大门口时，王加根发现伞忘记拿了。赶紧回去找，却没有了踪影。显然是被别人“顺”走了。 雨无休无止地下着。下午第一节课有戴帽儿初中班的语文，王加根不可能在邮局的屋檐下等得太久。跑！只能冒雨往家里赶了。他横下一条心，在不时溅起水花的街道上一路小跑。还没上花园大桥，他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用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他索性放慢脚步，如同平时一样正常行走。反正里里外外都湿了，只当淋了个雨水浴的。随他去！已经这样儿了，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王加根没有想到，他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思想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第二天，他就病了。鼻塞、流涕、打喷嚏、咳嗽、咽喉痛、畏寒，发烧……感觉浑身都不舒服，肌肉又酸又痛。 去医院看医生，诊断为严重的伤风感冒。 第四十三章 “双抢”时节 学年的收尾工作，王加根是在病中完成的。 好在学生们这段日子好像突然懂事了一样，表现得特别自觉，也比较听话。在至关重要的期末考试中，戴帽儿初中班数学和英语与期中考试相比都有进步，语文更是创造了历史，夺得全公社第一名。 这段时间，王加根没怎么去办公室，一直在宿舍里办公。去教室上课，也视健康情况而定。因为新课已经上完了，讲授的内容相对较少，主要是编印复习资料，发给学生们练习，然后公布答案——俗称考讲。在宿舍的时间比较自由，感觉身体状况较好时，他就刻钢版、印资料、改卷子、填成绩单、写评语；感觉身体不适，就躺下休息。药一直在吃，但效果差强人意。因为白天睡得太多，晚上难免有时失眠。写作是没有心情了，只有强迫自己看书。 恰逢世界超级女排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半决赛遭遇美国，艰难取胜；决赛又碰到日本。女排姑娘不负众望，一举夺得冠军。只要有中国女排比赛，王加根就抱着收音机听实况转播。女排姑娘的拼搏精神和宋世雄煽动性极强的讲解及点评，给病榻上的他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十大金刚”中收听女排比赛实况转播的还不少。大家呆在宿舍里，守着收音机，如醉如痴地收听。时而欢呼，时而嘘唏，时而叹息，整个大礼堂宿舍区，到处都可以听到宋世雄咋咋呼呼的声音。唉，要是有台电视机，能够看到现场画面就更带劲了。一睹女排姑娘的风采，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放暑假了。学生们抬的抬桌子、扛的扛凳子，背的背椅子，从各个教室里走了出来，欢天喜地地走出校园。老师们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回家度过炎热而又漫长的假期。只有王加根无动于衷。他还没有马上离开学校的打算，准备等候方红梅。 王加根的病基本上好利索了。他和方红梅在信中约定，两人暑假一起去杨岗公社王李村，帮家里抢收抢种庄稼。到了七月末或者八月初，就全力以赴跑腊梅考学的事情。 为了方便暑假期间出行，王加根自作主张买了一辆“大桥牌”自行车。本来，他早就想买自行车，钱也攒得差不多了。“互助会”轮到他领互助金时，他就拿到了一百五十元钱。加上近一年的积蓄，他的存款已经超过了两百元，买一辆自行车绰绰有余。之所以一直没有下手，他是在等待机会。因为他想弄一张名牌自行车的供应票，争取买到一辆“永久”或者“凤凰”。现在要跑腊梅升学的事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等待了。他还是委屈求全，买了一辆杂牌子自行车。不过，杂牌也有杂牌的好处，便宜！算上自行车锁及各种配饰，总共花了一百四十元钱。手头结余七八十元，正好可以作为暑假的花销。 自行车买回后，王加根抓紧练习骑行。先是在校园里面练习，接着骑出校园，到襄花公路上练。有时往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方向跑，练习上坡和下坡时如何控制刹车；有时往花园镇的方向跑，练习在人多车多时如何做到不慌乱，锻炼自己的胆量和勇气。 等到方红梅来学校找他时，王加根俨然一个老手，自行车骑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了。他们果断地决定：这次回王李村不坐长途汽车，就骑自行车回家！既然有了自行车，何必掏冤枉钱去买汽车票？骑自行车时间又自由，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不用再去赶车、候车，等得人心烦意乱。 瞅了个天晴的日子，王加根骑车带上方红梅，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骑自行车远行。他们是上午十点钟出发的，预计中午十二点之前到王李村，正好可以赶上吃午饭。也就六十多里路程，两个小时应该足够了。总不至于每小时三十里路的速度都达不到？ 上路后，无论是坐车的方红梅，还是骑车的王加根，都特别兴奋。出学校大门到花园镇，道路平坦且多为下坡，不用蹬车，车轮就转得飞快。自行车这东西真是太好了！发明自行车的人太伟大了！王加根赞不绝口，不由自主地发着感叹。不过，好景不长。穿过花园镇，进入镇东的丘陵地带，就开始爬坡上王家岗了。王加根感觉非常吃力。方红梅建议他下车推行。他又犟驴一般不肯。最后实在是骑不动了，还是采纳了方红梅的建议。 过了王家岗，柏油路变成了土石路。路面崎岖不平，坑坑洼洼，到处是泥水凼子，而且多为上上下下的坡道。上坡骑不动，下坡不敢放行，平地也得躲避水坑和泥潭。所以，推行的时间比骑行的时间还要多。没关系！反正又不赶时间，行走时正好可以聊聊天。 方红梅说，腊梅今年中考过后，自我感觉特别好。对照答案估了一下分数，预计总分可以达到四百九十分。 “这么强！”王加根由衷赞叹，“重点高中和中专录取分数线一般在四百六十分左右。她可以超出三十分呢！腊梅太棒了！” 方红梅说，预估尽管乐观，但家里人还是有点儿不放心。她妈斋戒三日，专程去了一趟黄陂木兰山，求菩萨保佑。她爸天天在家里叨唠，催她到王加根这儿来，一起去找找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探听中考阅卷的地方，找人帮忙打招呼。 “去年被周东明愚弄过一回，他还是不长记性！”方红梅显得有点儿生气，认为她爸的想法太天真，“中考阅卷是严格保密的。阅卷地点怎么可能随便让人知道？阅卷人员也是提前集中，封闭管理，试卷全部改完之后才让出来。我们去哪儿向别人打招呼？再说，就算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了阅卷人员，成千上万份试卷，别人去哪儿找腊梅的卷子？何况考生的姓名、准考证号这些信息都是密封装订的，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我把这些道理讲给我爸听，但他老人家还是固执己见，一根筋地要我跑路子找人。说，找找总比守在家里强，死马当成活以医。说不定突然遇到一个机会呢？暑假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不就是花几个路费么？这钱由家里出！再就是出点儿力气到处跑一跑，年纪轻轻的，吃点儿亏又累不死人！天天在家里叨叨，吵得人耳朵都起茧子了。” 王加根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我们将来有了儿女，会不会也这样为他们升学的事情操心呢？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王加根自嘲地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方红梅莫名其妙地问。 “没什么。”王加根回答说，“我在想，”方红梅无可奈何地反问，“有人守规矩，有人不守规矩。结果又总是守规矩的人吃亏，不守规矩的占便宜。哪个还愿意继续守规矩？” 到王李村时，接近下午两点钟。原本计划两个小时的行程，整整用了四个小时，多花了一倍的时间。离开孝花公路，从双峰管理区到王李村那段机耕路，全是烂泥，既不能骑车，也不能推车，王加根只能扛着车子走。他们到家时的狼狈相，就不在这里描述了。 走进家门，还是和上次回家一样，只看见王裁缝和加叶这爷孙俩。王厚义和胡月娥下地收割早稻了。 冷冷清清，脏乱不堪。路上的热情被一盆冷水浇灭。两人不声不响地开始做饭——白菜煮面条，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四个小时的艰难行程，让两个年轻人累得几近瘫痪。他们吃完面条，稍微洗了一下，就进入房间，倒在床上睡着了。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的情绪不怎么好。因为怕加根和红梅误解，他们趁王裁缝离开堂屋进房间的时候，小声告诉他们：加根的四叔厚德死了。 四叔死了？这让王加根非常震惊。厚德是五年前与胡太婆的外孙女春芝结婚的，接连生下两个大胖小子。算起来，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厚义说，厚德的死确实有点儿蹊跷。从听到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一场医疗事故。他们弟兄四人中，厚德年龄最小，长得最帅，身体也是最强壮的。从部队复员后，厚德一直在江汉农场砖瓦厂上班，并且当上了车间主任。几天前，厚德身体有点儿不舒服，去江汉农场医院看医生。诊断为伤风感冒，说是要输液。结果，一瓶吊水还没有打完，就产生了极强烈的不良反应。医院马上组织抢救，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他年轻的生命。 “春芝去找农场医院扯皮，你三叔三婶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胡月娥一脸神秘地说，“厚德看病先是找的你三婶，你三婶是农场医院的护士，熟人比较多。医生给厚德看病时，好多钱都没有收，还给了不少方便，没想到出了意外。春芝再去找农场医院闹，你三婶和那个医生肯定会受牵连，恐怕今后连班都没上的。为这事，老三老四两家有了矛盾，扯了好长时间的皮。春芝和你三叔三婶到现在还互不理睬，没有讲话。” 王加根不怎么关心这些是是非非，只是难以接受四叔死亡这个事实。厚德和春芝结婚后，到了春节都会回王李村过年，在加根家里小住几天。每次回来，他们在王李村都特别抢眼。夫妻调情，父子打闹，母子欢笑，显得其乐融融，温馨无比。所有这一切，从此就将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悲伤、痛苦和怀念。 人的生命太脆弱了。那么一个身强体壮、年富力强、活力四射的小伙子，一夜之间，说没就没了。这让王加根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悲观和恐惧。但是，悲观和恐惧又有什么用呢？命运就是那么残酷，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面对。 死亡是可怕的，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加根这样想。当我浑浑噩噩地虚度时日，或者因为空虚无聊而感到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可以假设：“也许，我明天就会死去——”那么，人就会霎时紧张起来，无数必须办的事情，抓紧时间去办。 第二天，王加根就参与“双抢”了——跟厚义和胡月娥一起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方红梅没有干过水田里的农活，又怕蚂蟥和水蛇，就留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喂猪，搞后勤服务。当她在家里忙进忙出的时候，不时有抽着旱烟袋的老头儿老太太来串门。胡太婆、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皮匠三婆……这些人无话找话地问红梅一些问题，说几句没有油盐酱醋的家常话，又都吞云吐雾地离开了。 望着这些走路颤颤巍巍、说话声音发抖、皮肤如松树皮一样皱巴巴的老人，方红梅非常纳闷儿：王李村的寿星怎么这么多呀？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随处可见。胡太婆快一百岁了！也没看见他们吃什么好东西呀。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非常简单。只求填饱肚子，根本就不讲究营养，而且不注意卫生。未必真的如俗话说的那样，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老头儿老太太吃喝都很马虎，但几乎每个人都抽烟。老人们都随身带着旱烟锅子和装有烟丝的布烟袋，一些讲究的老人家抽的还是精致的水烟袋。抽烟不是有害健康吗？他们为什么能活那么大岁数？这里的人干活也非常辛苦，劳动强度特别大。像现在这样的农忙季节，都是起早贪黑，甚至通宵达旦地勤扒苦做。 方红梅没有下地，在家里搞家务、做后勤都感觉吃不消。天那么热，又没有降温的饮品，唯一解渴的东西就是白开水。 加根家八仙桌上摆放着一只装有白开水的土陶瓦壶，瓦壶上倒扣着一个脏兮兮的搪瓷缸。家里人渴了，就把瓦壶里的水倒进搪瓷缸，咕嘟咕嘟地喝一阵。搪瓷缸那么脏，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又全家人共用。方红梅喝水时，总是闭着眼睛，强迫自己不看缸子里面的污垢。 成熟的早稻全部收回，晚稻秧苗插得差不多的时候，王加根主动提出，去跑一跑腊梅中考的事情。方红梅自然非常高兴。虽然她口里责备她爸的想法不切实际，但内心里还是希望加根为她妹的事情跑一跑。就像她爸说的那样，即使起不了什么作用，至少心理上是一个安慰。 “你只当进行社会调查，出门体验生活的。到处跑一跑，对你的文学创作也会有帮助。”送加根出门时，方红梅这样说，“我一定把家里的后勤工作搞好，让你爸你继母安心双抢。呆会儿我就去双峰街上买点儿生粉和陈醋，给他们做凉粉。” 加根深情地望了红梅一眼，什么也没说，就骑上自行车上路了。 目送加根骑车远去的背景，方红梅怅然若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他不会出什么事？方红梅脑子里突然闪现这样的一个念头。亲爱的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快去快回，平平安安地回来。 这段日子，王加根实在是太累了。每天收工回家，总是形容枯槁，面无表情，说话有气无力，走路迈不动步子。人晒黑了，而且日渐消瘦。吃过晚饭，连坐在门口乘凉的精神都没有。无论天气多么热，他总是洗完脚就钻进房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连身上有大黑蚊子咬都没有感觉。方红梅帮他赶走蚊子，双手捧着他瘦削的脸蛋，心痛得泪如泉涌。回王李村之前，加根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哪里受得了如此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需要静养、需要休息啊！可是，为了妹妹腊梅升学的事情，又不得不骑车远行。 路上不会出什么意外？亲爱的人，你一定要好好的啊！ 第四十四章 功败垂成 没有王加根在身边，人生地不熟，方红梅感到特别孤独。 王厚义和胡月娥总是天麻麻亮就下地干活了。陪伴方红梅的，只有耳聋眼花的王裁缝和刚刚学会走路的加叶。 王裁缝除了照看小孙女，其他的什么事都不管。老爷子头发稀落，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对小孙女格外疼爱。小孙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老人家的神经。不是把小孙女紧紧地搂在怀里，就是强迫她睡觉，依依呀呀地唱神歌，不停歇地摇着摇篮。 王厚义和胡月娥回家吃饭时，也忘不了亲亲他们的小宝贝，而把方红梅晾在一边儿。对加根，更是不闻不问。似乎加根和红梅并不是他们家里的人。 此情此景，让方红梅感慨万千，觉得特别心酸。与王加根相比，她觉得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她都生活在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里。爸爸、妈妈和奶奶对她百般疼爱，弟弟妹妹对她崇拜尊重，如同众星捧月一样。虽然家徒四壁，物质方面比较匮乏，但是有享不尽的天伦之乐。 而王加根呢？一岁半父母就离了婚，生活在一个矛盾重重、扯皮拉筋的单亲家庭里。除了奶奶，有谁真心实意地爱过他？如今，虽说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但仍然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亲生母亲粗暴干涉他的恋爱自由，视他如仇敌一般，还在他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关键时候，写信给他的领导败坏他的名声！亲生父亲除了希望他多回家干农活儿，多给家里一些钱以外，对他个人方面的事情完全不过问。娶了胡月娥、生了加叶之后，心里更是没有了加根的位置。继母胡月娥，对加根自然没有真心。口里叫得亲热，行动又是一套。隔层纱，差得差。前娘后母的日子真是凄凉啊！ 方红梅下决心要好好爱加根，多给他体贴和温暖，弥补他因缺失亲情和家庭幸福而失去的爱。加根出门之后，她天天提心吊胆，显得心神不宁。平时在屋里做事，只要听到自行车的铃铛声，她就会急急地跑出家门，看看是不是加根回了，但每次都大失所望。好多次，她转到王李村路口，对着双峰管理区的方向翘首了望，一等就是好半天。 “唉！我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呢？”方红梅非常懊悔，想起这一点，就难受得眼泪汪汪。 直到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加根总算平安地回到了王李村。他一进家门，就兴奋得声音变了调，说腊梅中考成绩特别好，总分考了四百八十分，超过了中专和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 听到这个好消息，方红梅高兴得几乎要昏厥。她突然特别想家，巴不得马上回方湾菜园子村与亲人们相聚，分享妹妹的喜悦。但看到加根那么累，她还是克制着自己的情感，让加根安静地休息一天。 次日一大早，他们就骑车回花园公社小学。把自行车停放在加根的宿舍后，两人又一起步行前往花园火车站，坐火车去方湾公社。 他们回得正是时候！一家人正在商量腊梅如何填报志愿。中专选择的学校还是挺多的：财贸学校、卫生学校、工业学校、供销学校、师范学校…… “保险起见，还是报孝天县师范学校！”方红梅提议说，“那所学校里起码有我们认识的老师，其他学校一个熟人也没有，万一落选了怎么办？” 腊梅表示同意，说自己喜欢当教师。如果能够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去加根哥那儿也方便。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她还可以和加根哥一起回方湾公社！红梅她爸妈也认为读师范学校挺好。家里将来两个当教师的，说出去也好听，受人尊敬。 “如果下定决心读孝天县师范学校，填志愿就只报这一所学校。我们全力以赴到师范找人帮忙，争取做到万无一失。”王加根看大家意见比较统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 红梅觉得加根的建议有道理。志愿填多了，档案投到哪儿都不知道，不好跟踪。万一其他学校把腊梅的档案拿走了，又不予录取，而孝天县师范学校有录取意向，又拿不到档案，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把所有的细节问题都想清楚之后，腊梅就跟着红梅和加根，一起到方湾中学填报志愿。 沿路，不时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满含着嫉妒和羡慕的眼神议论纷纷。大家都说红梅她爸妈福气好，养了几个成器的后人；说他们家祖坟发了热，兄弟姐妹个个有出息。红梅考学当了老师，敬文去年考上县一中，腊梅今年又考上了中专。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菜园子村在议论。方湾中学在议论。方湾卫生院在议论。整个方湾公社都在议论。他们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下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方湾中学今年中考整体情况不错，过重点高中和中专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有十六人，升学率超过了百分之十。初步估计，只有超过录取分数线二十分以上的，才有希望被中专学校录取。所以，填报中专志愿的并不多，总共只有五个人，其余十一人报的都是重点高中。腊梅总分名列全校第二名，高出分数线二十八分，信心满满地报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负责组织学生填报志愿的是教导主任周东明。见到方红梅，他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把她叫到领导办公室。周东明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份通知交给方红梅，说是孝天县文教局举办暑期青年教师培训班，学校决定让她和小阮老师参加。 红梅接过通知一看，培训地点在孝天县一中，八月十号报到，培训到八月二十号，总共十天。这真是个好机会！既可以利用暑假学点儿东西，又能顺便跑一跑腊梅升学的事情。只是和小阮一起培训，她感觉心里不是很爽，她不怎么喜欢小阮。 小阮也是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的，与方红梅同届不同班。这小伙子有点儿婆婆妈妈，心胸狭窄，吝啬，小气，遇事总是斤斤计较，完全不象个男人。前段日子声称自己得了白血病，在学校和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惹得好多人为他担心。后来又说是误诊，只是普通的贫血，血色素偏低。学校领导让方红梅帮他上了好几个星期的课，他自己却赚了一屋子的营养品。方红梅想起这事就生气。 “学校为什么不安排马静培训呢？两个女老师一起不是方便些？”她笑着问 周东明回答说，这次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语文教材教法，马静教数学，就没有安排她去。 方红梅听到这里，也就不再问什么了。她回到宿舍，与加根商量下一步如何安排。 王加根说，他过两天就回花园公社小学。在那里驻扎下来，这样去孝天县师范学校比较方便。他准备去找一下师范书记张雨桓，再找找曾经教过他们的其他老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关系，直到拿到腊梅的《录取通知书》为止。 方红梅非常感动，一头扑进加根的怀里。两人深情拥吻，泪水浸湿了他们年轻的脸庞。 陪腊梅到孝天城参加完体检，王加根就坐火车回了花园镇。在孝天城与心爱的人分手时，方红梅感觉自己就是陕北民歌《走西口》中那位多情而又无奈的女子。 志愿填了。体检合格。姐妹俩返回方湾菜园子村，静候佳音。 这段日子，情绪变化最大的当数红梅他爸方老汉。 中考分数还没有出来时，他整日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动不动就眼巴巴地问腊梅，究竟考得怎么样，能够预估多少分。遇到街上别人家参加中考的孩子，他也要拦下别人，问这问那，在心里与腊梅进行比较。有时窃喜，有时忧伤。听到广播里播新闻，他就停下脚步细听。到了方湾卫生院，他马上就去找最新的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打听，中考的分数线可能是多少，录取比例高不高。 除此之外，他没有心思干任何其他的事情。 夜深人静，方老汉一个人躺在方湾卫生院那间简陋的宿舍里，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地“烤烧饼”。睡不着。只能强迫自己平躺着，睁着大大的眼睛等待天明。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腊梅今年能够考上中专。腊梅去读中专，家里的负担才能减轻些，真正看到出头之日。 “要是考不上中专，怎么办哟！”因为实在无法入眠，方老汉从床上爬起来，找出旱烟袋和烟丝，坐在床沿上，哒哒地抽着。 烟丝随着吸气的频率忽明忽暗。 烟雾缭绕中，方老汉愁容满面，时不时用手梳理满头的白发。 和所有的农村父母一样，他坚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希望孩子们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户口，成为“公家人”。虽然中专与高中属同等学历，但在农村孩子和他们家长的眼里，两者两差甚远，有着天壤之别。考上中专，意味着读书再也不用自己掏钱了，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国家出，还能得到助学金和奖学金。毕业之后，能够分配工作，拿到稳定的薪水。而考上高中，哪怕像敬文那样考上重点高中，却改变不了“农村人”的身份。读书的花销全是自己掏，毕业之后还得参加高考。如果高考落选，哪儿来的，仍然回哪儿去，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地球”。正由于此，农村家庭会把孩子考上中专看成是天大的喜事，大张旗鼓地过客，大摆宴席，甚至请来戏班子唱戏，请电影队放电影，亲戚朋友都会来送礼恭贺。考上高中是享受不到这些待遇的。 因此，就算腊梅今年考上重点高中，仍然没有办法解开方老汉的愁肠百结。在孝天城里读书，花销那么大，一个敬文就让家里不堪重负，两个孩子读重点高中，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更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敬武，马上也要上初中…… 直到腊梅的分数过了中专线，填报了志愿，又去孝天城体检，方老汉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他从早到晚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显得喜气洋洋。不管遇到大人还是小孩，总是主动打招呼。从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的纸烟，递给别人抽。挑水担粪时，他还自我陶醉地哼着楚剧《百日缘》，简直就像一个快乐的大男生！ 前段时间一直愁眉不展的红梅她妈，也变得容光焕发，走路脚步轻快，做事浑身是劲。人啊，都是靠精神活着的。 红梅她爸妈开始商量过客的事情。日子定在什么时候，通知哪些亲朋，还私下盘算过可以收多少礼金。 八月十日，方红梅按通知要求，背着行李到孝天县一中参加暑期培训。报到时她才发现，来参加培训的几乎全部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而且八成以上是与她同届的。校友相见，大家都很激动。无论以前关系怎么样，都表现得亲热无比。 毕业一年多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池中月。 池中月烫发了。卷曲的头发在头顶上挽成一座“富士山”。白的确良衬衣，派力司长裤，半高跟皮鞋，一副城里人的打扮。昔日的情敌似乎把孝天县师范学校里的那点事完全放在了一边。池中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男朋友。孝天城人，接班参加工作，在一家军工企业当技术员，兼任厂团支部宣传委员，正在读电大，平时也爱写点儿东西，经常帮电大的教师批改学生作文…… 方红梅听得云里雾里，不解地问：“你不是和殷彬在谈么？” “早翻篇儿了。” “你呀！换男朋友真是比换衣服还勤。” “有比较才有鉴别嘛！”池中月满不在乎地说，“反正年轻，还有折腾的资本。过几年人老珠黄了，再将就着定一个。” “到时候别人都不要你了，看你如何嫁得出去？” “不可能！这点儿自信，姐姐我还是有的。”池中月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小圆镜和口红，自顾自地补妆。 方红梅本来准备培训期间溜号，去王加根那儿看看情况的，但第二天开班时，县文教局领导就宣布了组织纪律，比师范学校读书时还要严格。她不得不打消溜号的念头，内心里盼望着加根能够来孝天城。 与此同时，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下发。 方湾中学五个报考中专的考生，先后有四人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两个卫生学校，两个师范学校。唯一没有接到录取通知的只有方腊梅。 全家人都开始着急了，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几趟地往方湾中学跑，到方湾邮局询问，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 八月十五号，红梅她爸照应医生护士们吃过午饭，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孝天城找红梅，希望她赶紧去王加根那儿，看看是什么情况。没想到，在孝天县一中敬文住的男生宿舍里，与王加根不期而遇。敬文、红梅和加根正在议论腊梅的事情。 加根说，他对孝天县师范学校一直盯着很紧，几乎隔天都要去一趟。县师范书记张雨桓也答应得很好，说腊梅分数那么高，孝天县师范学校录取没有问题。但正式录取开始后，张雨桓总是说没有收到方腊梅的考生档案。直到今天上午，他还是这么讲，并建议王加根到县文教局查一查，看看方腊梅的档案究竟投到哪儿去了。 “我们刚才去过县文教局招生办，别人不接待我们，也不同意查询档案的要求。”红梅有点儿无奈地对她爸说。 “你不是有个叫殷彬的同学在县一小么？看他能不能帮忙去查一查。”红梅她爸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急中生智，提到了曾见过一面的殷彬。 红梅犹豫着没有作声，感觉有点儿为难。别人求爱被她拒绝了，怎么好意思再去麻烦别人呢？更何况，殷彬也就一小学教师，又有多大的能耐和面子，县文教局那些老爷们怎么可能领他的情？ 加根看出了红梅的心思，想出了另外一条路子：“还是我去找找汤正源！他在师范学校教了八年书，桃李满天下，说不定县文教局有他的学生。就算没有，他现在毕竟在县司法局工作，大小还是个干部，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人托人，说不定能够把事情办成。” 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想不到更得力的人了，王加根赶紧骑车前往孝天县司法局，找汤正源。无巧不成书！孝天县文教局招生办主任正好是汤正源的学生。汤正源亲自出面，查询方腊梅档案去向的事情，就变得相当简单。 不过，结果却出人意料之外，如同晴天霹雳，让王加根和方红梅目瞪口呆。 县文教局招生办主任告诉他们：方腊梅被别人举报，说她不是应届初中毕业生，学籍档案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因此，她的考生档案一直扣在县文教局，没有投往招生学校。 这一结果，无异于对腊梅判了死刑。她不仅上不成中专，连重点高中也读不成，充其量只能进入一所普通高中。 第四十五章 学籍造假 关于腊梅初中复读学籍的来龙去脉，还得追索到三年以前。 当时，腊梅在方湾中学上初二，她姐方红梅刚刚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那年秋季开学不久，方湾中学教师周东明突然来到腊梅家。 方父方母以为周老师又是为他儿子周哲凡提亲的事情，心里觉得有点儿为难。因为周老师暑假期间来家里提过这事，可他们家大女儿方红梅一直在县师范学校没有回家，他们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不知道大女儿是什么想法。 “我今天来不是为哲凡和红梅的事情。”周东明笑着说，“我是为你们家腊梅读书的事情而来的。” 腊梅读书的事情？腊梅一直比较听话，学习也刻苦努力，在学校里会有什么事情？老两口听到这儿更加紧张。 周东明于是问：“你们想不想给腊梅再建个学籍档案？” “腊梅读初一时就建了学籍档案啊！为什么要再建个学籍档案？”方父不解地问。 周东明接过方母递过来的茶水，吸着方父给他的香烟，开始讲述初中学籍档案管理中存在的一些猫腻。 他说，学生进入初中，通常会在初一建立学籍档案，到了初三，凭此学籍档案参加中考。初中毕业后，学籍档案就作废了。也就是说，每个学生的学籍档案在初中的保管时间为三年，学生只能在初中阶段读三年。中考后，如果被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录取了，学生就能够继续上学读书；要是落选了，就只能走向社会。初中毕业生是不允许复读的。 “这些我们都知道呀！腊梅回来给我们讲过。”方父说。 周东明弹了弹烟灰，又深吸了一口，用炫耀的口吻对方父说：“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 方父方母都觉得好奇，目不转睛地盯着周老师。 “初中学籍档案管理的名堂很多，这里面的水深得很。”周东明故弄玄虚地侃侃而谈，“说是初中不能复读，学生只能读三年。事实上，有些学生在初中读了四年、五年甚至六年，最后还被中专或者重点高中录取了。” “怎么会这样？”方父疑惑地问，“那这些学生的学籍档案是哪儿来的？” “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周东明得意洋洋地回答说，“初中学籍造假现象非常普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初中学籍造假的手法，包括延期建档、重复建档、假病休、假留级、假转学、冒名顶替等等。 方父方母听得直打“啧啧”，眼睛瞪得大大的，张着嘴巴好半天不知道合拢。 周东明将烟头在鞋底上摁灭，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水，再才把话题转移到腊梅身上。 “腊梅上初二，学籍档案也到了初二年级。我可以想办法在初一再给她建个学籍档案——当然这只是个空档案，她不需要回到初一去读书。也就是说，她一个人在方湾中学读书，但方湾中学有两个她的学籍档案。”周东明耐心地解释道，“万一她第一次中考没有考取，就可以继续在初中读一年，用第二个档案再参加一次中考。” 方父方母听到目瞪口呆，几乎异口同声地问：“这样能行？” “当然行。”周东明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们学校很多教师，都是采取这种重复建档的方法，给他们的子女或弟妹建两个甚至建三个学籍档案。如果中考落选了，就能名正言顺地在初中复读。” “能够这样当然好。谁也不能够保证孩子一次中考就能够考取。”方父满怀感激地对周东明说，“这事就有劳周老师费心了。要是需要花钱打点的话，您尽管告诉我们。” “您说这话就见外了！”周东明非常大度地摆摆手，接着又笑着说，“要是红梅和哲凡好上了，我们就是儿女亲家。还谈什么钱不钱？你们给我两张腊梅的登记照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管。所有手续我负责搞定。” 方父方母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又手忙脚乱地翻箱倒柜，找了两张二女儿的登记照片，交给周东明。 “这事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外人讲。”周东明临走时嘱咐道，“也不能告诉腊梅。她要是知道后面还有学籍档案，说不定学习就会松劲的。” “行！这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告诉。”方父唯唯诺诺地答应。 周东明拿着照片走了之后，这事就没有了下文。 方父方母也不知道二女儿的第二个学籍档案建立了没有。到去年腊梅第一次参加中考时，这事已经过去了两年，他们几乎忘记了。 直到确认腊梅中考落选，商量她接下来怎么办时，方父这才记起这件事情。他让即将成为方湾中学教师的大女儿去找周东明，打听一下那事到底办了没有。 方红梅当时很矛盾。 她刚与周哲凡分手了，再去找周哲凡的父母，自然心里觉得别扭。但这事她不去打听又让谁去打听呢？明知道是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总不能让年迈的父母去丢这个人？为了妹妹的前途，赴汤蹈火都无所谓，受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她马上就要到方湾中学工作，将来与周东明就是同事了，不可能总不打交道。借助机会道个歉，改善一下关系也是好事情。 想到这些，她就硬着头皮到方湾中学教工宿舍，见到了曾经的高中老师兼班主任周东明。叙了一会儿旧，扯了一会儿闲话，她就转入正题，询问她妹腊梅的第二个学籍档案是否办了。 “办了！所有手续都是我亲自办理的。”周东明信誓旦旦地回答，“绝对没有问题。” 听到这儿，方红梅差点儿流出了眼泪。感动？欣喜？内疚？庆幸？似乎都有那么一点点。 有了这个备用学籍，腊梅去年就没有去读普通高中，放心大胆地在方湾中学复读了一年。万没有想到，虽然她今年中考取得了好成绩，学籍档案还是出了问题，而且是被别人举报的。 方红梅在孝天市教育局听到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为中学教师，她对初中生学籍造假现象还是比较清楚的。像腊梅这种重复建档的情况，在方湾中学并不少见。为什么别人用假学籍参加中考能够顺利过关？而偏偏腊梅会被人举报呢？ 当然，腊梅用的是假学籍，被人举报也无可厚非。只是这样一来，对腊梅显得就不够公平。让她去举报其他弄虚作假的考生，她又鼓不起勇气，更拿不出证据。 唉！认命。命里有的终会有，命里无的不强求。或许，腊梅就是与中专学校无缘。不然的话，怎么会考好考坏都不能被录取呢？ 暑期培训结束后，方红梅心情沉重地前往长途汽车站，坐班车回到了方湾菜园子村。 走进熟悉的家门，再也看不到前段日子喜气洋洋的情景。方父、方母和老奶奶坐在堂屋里，一个个如霜打过的茄子，蔫头耷脑，唉声叹气。腊梅听到姐姐的声音，从里屋走了出来。她明显地瘦了，看上去憔悴不堪，脸上没有丝毫笑意。 在汽车上时，方红梅一直告诫自己要坚强，即使内心难受，也要强作欢颜，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用正能量影响家人，但此情此景，还是让她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怎么会这样呢？”方父又开始自言自语，“腊梅的学籍是周老师一手办理的，他不是说绝对不会出问题吗？” “不是给您讲过吗？学籍档案确实办了，但是被人举了报。” “这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啊！周老师一直叫我们保密。” 方红梅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方父于是放下碗筷，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借着煤油灯火点燃，默默地抽起来。 方母说：“这段日子全家人都是吃不香、睡不着。看到别人家的考生一个个接到录取通知书，而腊梅的没有音讯，心里就如刀绞一样难受。你爸总是十一二点钟才上床，翻过来，翻过去。眯得个把钟头，早上四点不到又起来了。他一个人坐在堂屋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上班也打不起精神，瞅着没人的时候，就偷偷地抹眼泪……” 正说着，方湾中学教导主任周东明突然出现在门口。 一家人赶紧都站了起来，与周主任打招呼，邀请周主任上桌吃饭。 “吃过了。”周东明笑着婉言谢绝，“知道小方暑期培训今天结束，就过来看看。” 方父给客人递烟。方母给客人倒水。红梅给客人拿凳子。 大家重新坐定之后，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腊梅的身上。 “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周东明表现出非常遗憾和气愤的样子，“我好心好意给腊梅办学籍，没想到被人举报了。让人白起了一场心思。”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谢谢周主任。”方父说。 “这个举报的人会是哪个呢？这事没有多少人知道啊！”周东明像是自己问自己，又像是问屋里坐着的其他人。 其他人都没有做声。 “我个人认为，这个写举报信的人很有可能是方湾中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因为外面的人不了解情况。”周东明继续推测。 其他人还是没有做声。 “虽然没什么证据，但我觉得有一个人值得怀疑。”周东明压低嗓子对大家说。 “谁？”方父一下子警觉起来。 周东明前后左右望了望，犹豫片刻，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们学校的后勤主任老程。” “程主任？”方红梅感觉非常吃惊，同时又觉得不太可能，“程主任为什么要举报我们家腊梅？我们与程主任之间又没什么过节。” 周东明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小方你刚参加工作，还比较单纯，不晓得世事的凶险，人心的险恶。老程这个人心眼比较小，总怕好事了别人。你还记得扫盲检查团在我们学校吃饭的事情吗？” 方红梅点了点头，没有应声。 “校长都说了，检查团吃不了的剩菜让老师们随便吃。他倒好，自作主张地把剩下来的好菜锁起来，不给老师们吃，说是要留着卖钱。”周东明侃侃而谈，旁征博引，“方湾中学今年参加中考的教师子女和教师弟妹，只有老程的儿子和你们家腊梅两个人。老程的儿子连普通高中都没有考上，而你们家腊梅却过了中专录取分数线，他当然觉得没面子。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他很有可能暗中来那么一下子。” 听到这儿，方父和方母都觉得周主任的分析有道理，而方红梅却显得比较冷静。 她知道，周东明与后勤主任老程关系一直不怎么好，两人都在竞争副校长这个职位。周东明有可能是故意往程主任身上泼脏水，挑起他们一家人对程主任的仇恨，让他们一家人在外面说程主任的坏话，借此来败坏程主任的名声。 “我也只是瞎猜啊！没什么证据。”周东明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就起身告辞。 送走客人，屋里全部是自家人的时候，方红梅谈了自己寻周东明到访的看法。她认为周东明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 “当初他主动帮腊梅办学籍档案，是想讨好我们家，想我成为他们家的儿媳妇。我与周哲凡分手后，他对我们家的态度就完全变了，说不定心里还后悔帮腊梅办了学籍档案。”红梅一针见血地分析道，“我到方湾中学上班这一年，他明里暗里压制我，打击报复我，故意给小鞋我穿。我早就把他这个人看穿了。腊梅的学籍是他办理的，只有他最熟悉情况，举报的嫌疑也最大。他与程主任关系一直不好，两人都在竞争副校长，就故意往程主任身上泼脏水，转移我们的怀疑和仇恨。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他，以免中了他的圈套，替他当了炮灰。” 听过大女儿的牢骚，方父不知该说什么好。 犹豫了一会儿，他才用息事宁人的口气劝慰道：“你也用不着胡乱猜测。反正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再去追查举报的人也没什么意义。全当是我们点子低，认栽，认倒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商量一下，看腊梅下一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回来种田。”腊梅接过话茬，没好气地回答，“家里总不是需要人做事的？” 整个屋子霎时安静下来，有半分钟没有人吭声。 “回来种田绝对不行！书肯定是要读的，就是看读初中，还是读高中。”方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驳回了二女儿的任性胡言，“你现在读得上不上、下不下，这样回来太可惜了。只要你想读，我和你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供到头。” 方红梅说：“腊梅已经被人盯上了，又在孝天县文教局挂了号，再去初中复读肯定不行。明年考得再好，也会和今年一样，上不了中专。我建议腊梅去读肖港高中。” 腊梅马上表示反对：“肖港高中每年只能考二三十个人，而且考上的绝大多数是男生。我去那儿读书，还不等于打酱油？读三年一样回来种田！” “读三年再说呗！万一不行再复读，高中复读又不受限制。就算最后考不出去，起码也能拿个高中文凭。”方红梅坚持自己的意见。 听着姐妹俩打嘴巴子官司，方父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是决定了读普通高中，就不见得非要去肖港高中，可以在孝天城里找一所学校。这样的话，与敬文在一起，姐弟俩相互之后有个照应。” 方红梅想了一下，觉得这个提议也不错。她说自己去找找函授同学和师范的老同学，看能否托人帮忙联系一所较好的高中。 事情这样定下来之后，第二天她又动身去了孝天城。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喜过望：在汤正源的直接干预下，通过他的学生——现任孝天县文教局招生办主任的“神操作”，方腊梅被孝天县第一高级中学录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方红梅则满心欢喜地回到方湾菜园子村，还没来得及向家人通报喜讯，却惊悉奶奶去世的噩耗。 走进家门，她看见母亲抱着奶奶的遗体，伸冤一样地哭号着。腊梅、敬武站在床头，不停地抹着眼泪。父亲则一边流着泪，一边安排人借钱，准备料理老人的后事。 到了下午，菜园子村男女老少都到她家来帮忙。有的去亲戚家里报丧，有的上街买鱼买肉买蔬菜，有的挑着黄豆去打豆腐，有的到责任田里去挖墓坑…… 第二天是死者出殡的日子。 除了亲戚朋友，方父和方红梅所在单位的部分同事也来了。 马静问方红梅：“怎么没有看到王加根？” 方红梅有点儿沮丧地回答：“他今天在开会。电话打不通，写信打电报也来不及。” 此时此刻，王加根对红梅家的丧事一无所知。 他正坐在花园公社大礼堂，听文教组长刘福民宣布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及教师分工调整的决定。 刘福民说，孝天县已经改为县级孝天市。孝天市所辖人民公社全部改为“乡”，生产大队全部改为“村”。原来的花园公社更名为牌坊乡，与邻近的季店乡、陡山乡合并组成花园区公所。根据行政机构改革的要求，原花园公社文教组、季店公社文教组、陡山公社文教组合并组成花园区教育组，负责管理花园区三个乡的教育工作，统一调配教育资源。因此，今年的教师人事变动比较大。 花园公社小学又恢复为原来的名称，还是叫襄花小学，有八个教师调到了其他学校。其中，宋双清到桥西中学，涂勇到白合中学，王加根和董志芳到牌坊中学，另外四个人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小学。 开会时，王加根和董志芳正好坐在一起。 董志芳说，她是主动申请到牌坊中学的，因为那所学校离王家岗驻军部队比较近，上班方便。而且，牌坊中学条件也不错，有自来水，有电…… 王加根听过这些，对新的工作单位充满了期待。 第四十六章 牌坊中学 纵贯南北的京广铁路线从花园镇穿城而过，把整个镇子划分成路东和路西两大部分。横穿铁路的通道，主要有北道口、中道口、南道口和花园火车站内的人行天桥。 北道口是主干道，从花园镇到孝天城的孝花公路就是从这个道口经过的。董志芳告诉王加根，去牌坊中学走北道口比较好找。 报到那天，王加根骑着自行车，穿过京广铁路花园段北道口，沿孝花公路向王家岗方向行进。走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快到官塘水库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岔道口。虽然都是柏油马路，但右边那条道路明显要窄一些。董志芳说过，走那条道可以到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穿过铁路技校，就可以看到牌坊中学了。 王加根骑着自行车边走边寻找，时不时还下车询问别人。 所谓“穿过铁路技校”，实际上是走铁路技校教学区围墙与生活区围墙形成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巷子十来米宽，有一百多米长。走出巷子，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田野之中，有一条可以勉强通过汽车的土石路，连接着远处的一个高墙大院——院子里红砖瓦房的屋顶依稀可见。 王加根估计，那就是他要去的牌坊中学。 他一直把自行车骑到那片院墙的墙根儿。院子外面，有一片平坦的场地，南北各栽有一副篮球架，说明这里就是操场。操场四周杂草丛生，中间经常被踩踏的地方，露着光秃秃的黄土，酷似谢顶男人的秃头。正对操场的围墙正中，有一个铁栅门，两米来宽，仅能供行人、自行车或者平板车通过。怎么没有校名招牌呢？这是牌坊中学吗？ 他满腹狐疑地推着自行车走进铁栅门。 围墙里面是五排东西走向的红砖瓦房。最南边的那排坐南朝北，门往北开；其余四排坐北朝南，门往南开。相邻两排瓦房之间的距离二三十米的样子，空地上栽着零星的树木，点缀着一些开着红花或者黄花的美人蕉。五排砖瓦房的西头是一条火砖头铺成的甬道，方便人们通行。 院子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 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甬道旁的乱石杂草间，在甬道上信步慢行。突然，从南数第二排房子最西头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推开了，露出一个穿着白汗衫的中年男人胖乎乎的脑袋。他马上走过去打招呼。那人也从屋子里走出来，热情地与王加根寒暄。简单地交谈过后，王加根确认了这个地方就是牌坊中学，与他讲话的中年人是学校教导主任，姓张名仲华。 张仲华手里拿着一把纸质折叠扇，不停地扇着风。白汗衫罩着一条宽松的花短裤，赤脚穿着一双塑料拖鞋。肥胖的脸上泛着油光，红里透黑，呈现出猪肝一样的褐色。可能是因为刚刚午睡醒来，眼角糊满了眼屎。这形象，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教师，更没有一点儿学校领导的样子，活像一个杀猪宰羊的屠夫。 趁着拉话的功夫，王加根瞅了一眼张仲华的宿舍。 水泥地面，石灰粉过的墙壁，房顶还有棕色的天花板。房子的基础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整个屋子却显得非常凌乱，被主人糟蹋得不成样子。沿墙摆着两张课桌，还有一条板凳和两把椅子。单人床是用木板加宽了的，但加宽部分与床的铺板不在一个平面上，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显得凸凹不平。房间似乎从来就没有清理过，也没有认真地打扫过。废弃的试卷、作业本、旧报纸、旧书、空酒瓶、搪瓷缸、牙膏皮、破鞋子、酒精灯、试管、轴承、元规、教学用的三角尺……散落在屋子的各个地方，如同一个废品回收站。 “哟嗬！你们怎么今天就来了？不是通知明天报名吗？”张仲华突然满脸堆笑，对着刚进校门的两个女生打起了招呼。 其中一个女生用标准的普通话回应，说她们去邹肖村同学家里玩，路过学校，顺便进来看看。 张仲华似乎忘记了王加根的存在，露出一脸媚笑，与两个女生套近乎，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还装腔作势地说起蹩脚的普通话，显得阴阳怪气的。 王加根感觉非常难堪，突然对眼前这个肥胖的男人产生了厌恶之情。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他看见校大门那里又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于是借机向张仲华告辞，朝刚进学校的那个男人走过去。 来人叫邹贵州，是牌坊中学后勤主任。听说王加根是新调来的老师，他马上与加根握手，连说了几个“欢迎”。邹贵州说，他在牌坊中学好几年了，家就在附近的邹肖村。接着，尽地主之谊，带着王加根在校园里到处转了转，介绍学校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里曾经是花园公社的重点中学，办的全部是高中班。后来公社修建了路东中学，高中和重点随即转向路东，现在重点中学恐怕又转到桥西中学了。”邹贵州略显伤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王加根，又介绍起了牌坊中学的优势，“这里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离驻军部队和铁路技校比较近，距我们邹肖村也不远。抄近道儿去花园镇，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学校用的是铁路技校的电，自来水是从驻军部队抽水房接过来的。你看见操场旁边的那栋小红房子了吗？那就是驻军部队抽水房。王家岗部队营房的用水，就是从我们这里抽上去的。” 王加根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邹贵州又从南往北介绍起了学校的五栋校舍。第一栋、第二栋和第四栋是教室和教师宿舍；正中间的第三栋是办公室，最后面那栋是学校食堂和学生宿舍，公共厕所在紧挨着办公室的东头。 走到第四栋与第五栋校舍之间时，王加根果然看见了一个马槽形状的水池，水池上方有自来水管和两个水龙头。 邹贵州走近水池，打开水龙头，一边洗手一边说：“老师们用水都到这里来提。学生们蒸饭洗米洗碗也在这里。部队抽水房门口还有一个水龙头，水也是随便用。” 听到这些，王加根倍感欣慰。与襄花小学相比，这里各方面的条件明显要好得多。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住宿安排。他特别希望能够一个人住一间宿舍，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于是，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邹贵州说，学校里总共有十几间教工宿舍。因为教师们的家都在附近乡村，或者在花园镇，一般都是早上来、下午走，没有住校的，有些教师中午也回家休息。比方，他们邹肖村的五个教师，还有家在铁路技校的两个教师，学校都没有给他们安排宿舍。 “已经分到宿舍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一间。少数青年教师两个人合住，也是把一通间隔成两半儿，每人半间，互不打搅。” 这就好！王加根想，如果学校能够安排他单独一个人居住，那是最好的。万一安排他与其他教师合住，他就申请要靠里面的半间，能够单独上锁，只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写作就行了。 正在他们交谈时，其他教师陆陆续续走进了校园。 董志芳也骑着自行车进来了。太阳帽，太阳镜，防晒袖套，与在襄花小学上班时一样，全副武装。 “走！去办公室坐。丁校长一到就要开会了。”邹贵州提议道。 办公室是由多个房间贯通连接起来的。中间的三间大房有两个圆形拱门隔开，东西两头各有两间小房。三间大房共一个大门进出，是办公室的主体部分。两头的小房间另外开有一个小门。 从房间整体布局及办公桌椅的数量上看，全校教师应该是集中在一起办公的。东头小房间的墙壁上，张贴着《作息时间表》《教师轮流值日表》《周工作安排表》，悬挂着由小黑板制作的《课程总表》，另外还有几面锦旗和奖状。看得出，这里是学校领导办公的地方。 正在大家一边儿闲聊、一边儿等候丁校长的时候，一个头发卷曲、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拎着一大塑料袋糖果走了进来。他把塑料袋放在办公室进门口的办公桌上，从里面拿出两包香烟。 “先发烟，再发糖。”小胡子边拆香烟边说。 “怎么？赵老师有什么喜事？娶媳妇了？”邹贵州打趣道。 “我能有什么喜事？媳妇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被称作赵老师的年轻人解释道，“我们班左平考上了中专，接老师们明天去他家里玩一玩。托我代劳，邀请各位。明天中午十二点，大家都去啊！” 办公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抽烟的教师吞云吐雾，不抽烟的教师津津有味地嚼着水果糖。 “不好意思！迟到了。”一个三十多岁、身材高大、略显瘦长的男子走进办公室，笑着向大家检讨，同时解释迟到的原因，“车骑到半路上，链条断了。真他妈的倒霉！” “这不是好兆头咧！开学第一天，校长怎么就掉了链子呢？”头发苍白、满脸络腮胡子的黄老师调侃道，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新学期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随即开始了。 先由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丁胜安讲话。他首先对新来的董志芳老师和王加根老师表示欢迎，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两个新同事的情况。他说，董志芳老师既是部队家属，又是学校教师，这对学校和驻军部队搞军民共建将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王加根老师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但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是未来的作家，教学方面堪称后起之秀，所教的语文多次在大型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特别是作文教学方面，得到过花园区教育组领导的好评。 这种言过其实的介绍，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大家还是抱以热烈的掌声。接下来，丁胜安宣读了两份花园区教育组印发的文件，然后安排布置新学年的工作。他说话语速不是很快，但声音洪亮，态度又比较温和，教师们听得相当认真，唯有教导主任张仲华，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丁胜安对张仲华的表现视而不见，继续讲他自己的。直到全部工作都布置完毕，他才喊了一声“张主任”。张仲华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正襟危坐，清了清喉咙，开始宣布教师们的分工和课程安排。 正在张仲华讲得唾沫四溅的时候，刚才发烟发糖的“小胡子”赵老师突然站起身来，蹑手蹑脚地走向办公室的一个墙角。另外两个青年教师随后也站起身，分别走向墙角的两边。赵老师见两边的人已经到位，猛地冲向墙角，对着一只硕大的老鼠猛踹。两个青年教师围追堵截，你一脚，我一脚，终于把那只老鼠踩死了。 赵老师拎着老鼠尾巴，把嘴角还在滴血的硕鼠提了起来，交给炊事员小肖：“金平，拿去剥了！呆会儿算个菜。” 肖金平接过老鼠，笑嘻嘻地离开了。 会议继续进行。张仲华宣布完教师分工和课程安排情况，学校后勤主任邹贵州接着发言。他通报了各教室的课桌、板凳和窗玻璃损坏情况，希望班主任老师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要爱护公物，损坏必须照价赔偿。最后，他开始宣布教职工宿舍调整安排计划，并一再强调，这里学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 王加根比较幸运。他担任初一（1）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而且分到了办公室东头的那间小宿舍，一个人单独居住。 散会后，邹贵州用大嗓门提醒大家，中午学校食堂有酒喝。肖金平请客，因为他刚刚领了暑假照校的补助，想表示表示。多数教师笑着离开了。前往食堂的只有校长丁胜安、后勤主任邹贵州、体育老师程彩清和“小胡子”赵乾坤。 王加根正准备推自行车离开，结果被丁胜安和邹贵州喊住了，叫他吃了饭再走。盛情难却，他只得推着自行车一起去了学校食堂。 酒菜已经摆在食堂隔壁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里应该是炊事员住宿的地方。两张课桌并在一起，铺有报纸的桌面上，摆着两瓶“小黄鹤楼”白酒和五六个盛有菜的碗碟。青椒炒瘦肉，肥肉片炒大白菜，油炸小喜头鱼，花生米，兰花豆，韭菜炒鸡蛋，还有一盘用洋葱炒的荤菜，估计是刚才在办公室踩死的那只耗子。 肖金平拿出一次性塑料碗、塑料杯和筷子，忙不迭地分给大家。六个人团团围坐，开始斟酒吃菜。丁胜安先端起杯子，说是为王加根老师接风洗尘。两人各喝了一大口。其他老师见王加根能够喝酒，而且比较直爽，矛头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这个“新人”。大家轮番向他敬酒，明显想把他灌醉。 出于礼貌，王加根也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只要有人把杯子伸过来，他就端起杯子和谁碰杯，来者不拒。 没一会儿，一瓶酒就见了底儿。 体育老师程彩清见王加根没什么反应，让肖金平拿来两个花瓷碗，将第二瓶酒平分，说是要与王加根“二一添作五”。 这下可把王加根给难住了。喝下这半斤酒，他估计自己必醉无疑，于是一个劲地推辞。 程彩清不依不饶，说王加根不够意思，不给他面子。丁胜安、邹贵州、赵乾坤也跟着起哄，说“宁可醉人，不能却情”。如果哪个不喝下这一碗酒，就从桌子底下爬过去。 万般无奈，王加根只有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他赴汤蹈火般地端起花瓷碗，一饮而尽。大伙连声叫好，有的鼓掌，有的翘起大拇指，说王加根海量。 挑事的程彩清却蔫了——他原指望自己虚张声势能够唬住王加根，认为王加根喝完这碗酒就会醉倒的，没想到这小子“干碗”后，安然无恙。他于是向王加根道歉，说自己确实没有能力喝下另一只碗里的半斤白酒。他掏出香烟，散给大家抽，并甘愿受罚。说话间，他真的趴下身子，如猪狗一般，从桌子的这边钻到了那边…… 酒足饭饱。肖金平赶紧把桌子收拾干净，从食堂里拿来一只瓷盘子，又把一副黄颜色的纸牌搁在盘子上面。 丁胜安、邹贵州、程彩清、赵乾坤四个人各坐桌子的一方，开始抹“扯胡”。纸牌上写着一些变形的中文字。按“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之礼”分别组合，赢牌时，就拿起需要的那张牌在瓷盘子上磕一下。 王加根第一次见到这种赌钱游戏。看了好半天，也没有弄清其中的道道儿。感觉无聊，他就向大家告辞，提前离开，去襄花小学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第四十七章 初露锋芒 转眼间，王加根到牌坊中学已经一个月了。 这三十天，足够他熟悉和了解这所学校，并且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首先，他把牌坊中学的地理位置弄清楚了：在花园镇的正东面，距离花园镇街上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校园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土岗上。土岗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野，以及星罗棋布的水塘。离学校最近的村庄是邹肖村，最近的单位是武汉铁路局花园技校和王家岗驻军部队。 从学校前往花园镇，除了他第一天来报到时走的那条路以外，还可以抄近道，走连接邹肖村与花园镇的一条机耕路。机耕路两三米宽，可以行走手扶拖拉机。不过，平时走得比较多的，还是板车、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和行人。每天从早到晚，机耕路上人来人往，显得比较繁忙。走这条路去花园镇，比绕道铁路技校要近一半儿的路程。 牌坊中学的夜晚非常安静。王加根调来之前，因为学校没有住户，每到晚上校园里总是空无一人。他调来之后，夜晚就有他这么一个光杆司令。每天早晨，天大亮之后，大概七点钟的样子，才有人陆陆续续进入校园。教师和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朝这里聚集，将沉睡中的校园唤醒。慢慢地，就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教师声嘶力竭讲课的声音，有了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校园开始显得生机勃勃，热气腾腾。而下午放学之后，嘈杂的校园又会慢慢安静下来，直到变得死一般的沉寂。周末或者节假日不上学的日子，牌坊中学从早到晚很难见到一个人影，如同一座香火不旺的寺庙一样。 王加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听完讲座之后，接着背一会儿单词，读一会儿课文。当王家岗驻军部队方向传来嘹亮的起床号声时，他就换上运动鞋和运动衣出门锻炼。出学校大门向北，朝着花园铁路技校的方向跑步，跑到驻军部队营房那里再折返。赶上兴致高的时候，他还会跑得更远，上孝花公路，一直跑到官塘水库。返回学校之后，赶紧刷牙洗漱，到学校食堂过早，精神饱满地投入一天的工作。备课上课改作业，与学生交心谈心，做好班级管理。不过，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他大部分还是贡献给了文学创作。特别是每天晚饭之后，从学校周围的田野里散步回来，他就钻进自己那间十几平方米的斗室。拉开电灯，关上房门，开始静心地读书或者写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周末是最甜蜜的日子。他会骑上那辆载重自行车，长途跋涉，前往百里之外的方湾中学与情人相会，了却一个礼拜的相思之苦。当然，方红梅有时也会来牌坊中学陪伴他。两人厮守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如同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 王加根发现，牌坊中学的管理文化和工作氛围与襄花小学明显不一样。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校领导比较随和，没有官架子，很少装腔作势，与教师之间关系比较融洽，不像襄花小学那样等级森严。学校领导开会时提的要求很高，讲得很严肃，但真正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管理松懈有时到了放任自流的程度。上班时，只要教师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领导们就高枕无忧。虽说学校制定了坐班制度，但并不是强制性的，环境非常宽松。全校教师集中在一起办公，大家该干活儿的时候干活儿，活儿干完了，就可以谈笑风生。哼几句流行歌曲，唱两段京剧或者楚剧，甚至可以把桌上的东西挪开，杀几盘象棋。没有人干涉，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学校领导甚至会站在旁边观战，为下棋的人呐喊助威，帮忙支招儿。 王加根还发现，牌坊中学的酒文化和牌文化氛围特别浓厚。 开学典礼那天，学校食堂准备了三桌酒席，全校教职工会餐。菜堪称丰盛，白酒随意喝，每人还有一瓶啤酒。大家划拳猜令，吵吵嚷嚷，喝得面红耳赤，撑得肚子溜圆，不停地伸着脖子打嗝儿，还有人当场就吐了。紧接着，是考上中专的学生排着队请客，举办谢师宴。还有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新生家长，也到学校来请老师们去家里坐坐，旨在为孩子未来三年的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学生家长请客都是倾尽财力，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搞得相当丰盛，甚至有点儿铺张。不管老师们能吃多少，菜的数量、份量和质量都追求高大上。宁可浪费，也要在老师面前表现出慷慨大方，用舍得来显示请客的诚心。王加根因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又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酒量，有学生请客时，大家都会把他拉上。这个把月，他已经去过好几个学生的家里。胡吃海喝，让他的肠胃都有点儿不堪重负。 如果哪个教师家里有红白喜事，大家自然都会去送礼捧场。即使没有红白喜事，平时遇上一点儿沾喜气的事情，大家也会以此为由头，吵着闹着聚餐。炊事员肖金平照校领了补助，专门为此请客，王加根当时感觉有点儿宰别人的意思。可是后来出现的一些请客理由更奇葩，让人啼笑皆非，觉得不可思议。抹牌赢钱了请客，考试得奖了请客，评上先进了请客，添置新衣裳了请客，戴上手表了请客，买自行车了请客……几乎每天都有人主动掏钱，让炊事员肖金平跑路，去花园镇农贸市场买菜回来加工，在食堂里请大伙儿喝酒。 牌坊中学有个教师调到了桥西中学，大家帮他搬运行李，为他送行。结果，那位教师把所有帮忙的人请到馆子里吃了一顿，据说花了二十多块钱。王加根知道这件事后，感觉很不好意思。因为他从襄花小学来这里报到时，行李也是四个青年教师用板车送到牌坊中学的。他不仅没有请别人吃饭，连水也没有给别人喝一口。 平常，教师们实在想不出请客的理由，可酒瘾又犯了，还是有人提着酒瓶子到学校食堂，让大家把饭菜汇集在一起，推杯把盏地喝起来。大家围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或者蹲在地上，喝劣质酒，吃家常菜。这样的聚餐与社会上盛行的公款吃喝相比，的确显得有点儿寒碜。但教师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痛快淋漓。大家不愿意独自关在宿舍里喝闷酒，喜欢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图的就是喝酒时的热闹气氛，寻求一个交流感情的机会，用酒来驱赶寂寞、排遣烦忧，用酒来庆祝成功、分享快乐…… 喝过酒之后，接下来的节目自然都是打牌——抹扯胡，也不知道这种纸牌游戏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牌坊中学的教职工中，除几个女教师以外，几乎每一个人都喜欢玩这东西。他们利用午休或者下班之后的休息时间，聚到某位教师的宿舍里抹得热火朝天。有时还通宵达旦的玩儿，整晚上不回家。 王加根有时参加饭局喝酒，但抹牌绝不染指。他觉得这种游戏太耗时间，而且生疏感情，无异于浪费生命。因此，他一直以自己不会玩为借口，拒绝参与这种游戏。即使是学校领导撺掇，他也不去学习和研究这种纸牌的玩法。他知道，同事们沉迷于扯胡，主要还是由于空虚和无聊。大家八小时之外无所事事，没完没了地夸夸其谈。说去说来总是那么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不如抹牌赌博刺激。 王加根不一样。他从早到晚总感觉有做不完的事情：学英语、看文学名着、写小说、抄写投寄稿件、观察体验生活、记日记、谈恋爱……为了做好教学工作，他有时还要去学生家里走访，或者利用休息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因为忙碌，他在学校里就显得与众不同，时常独来独往，不参与抹牌赌博，不沉溺于海阔天空的闲聊，不到其他教师宿舍里串门。这种特立独行的不合群表现，很快又引起了别人的议论和风言风语。学校里有人说他自视有才、故作清高，说他装模作样、假装正经，甚至说他野心勃勃、想往上爬。 开学典礼上，王加根被丁胜安校长委以重任，作为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面上讲话，难免有些紧张。他认真准备发言稿，抓紧时间背了下来，满怀信心地想打响第一炮。可是，当他坐到主席台上面对麦克风的时候，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稿子里的内容完全不记得了。他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脸上发烫，心乱蹦乱跳。因为过于自信，他写的发言稿又没有带在身上。怎么办呢？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平静下来。临时调整策略，改背诵稿子为即兴发言。他从到牌坊中学之后的所见所闻说起，用朴实的语言谈了一些切身感受。然后讲了讲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准备怎么教学，如何做班级管理工作，怎样履行好教书育人的职责。他实话实说，没有一句大话、空话和套话。 几百人的会场上鸦雀无声。 大家一动不动地坐在位子上，睁大眼睛认真地倾听，有的还一直张着嘴巴。等王加根发言完毕，满场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会后聚餐时，大家开玩笑说，他把校长主任的风头都抢了。 王加根每天去学校食堂吃饭，或者去学校大门口提水的时候，总会看到水管下面的池子里有学生倒掉的米饭，白花花一片。这种情景是他以前没有见到过的。从小到大，他一直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即使是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和同学们总是抱怨食堂师傅打饭时份量不足，吃不饱肚子，谁还敢浪费粮食？看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之后，大家已经不愁吃的了。因为没有饿过肚子，这些农民家出身的孩子竟然如此不珍惜粮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古诗人人会背，不能浪费粮食、要珍惜劳动成果的道理学生们都懂，但如何让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真正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从内心里认识到浪费可耻呢？王加根冥思苦想了好几天，决定写一篇文章提醒他们。他采取拟人的手法，写了一首数十行的寓言诗《谷粒的自述》，抄在办公室西头墙面的黑板上。 这首寓教于乐的诗歌，引来牌坊中学师生的围观，成为校园里的热门话题。自此之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学校食堂和部队抽水房门前的排水沟里，倒掉的剩菜剩饭明显减少了。 学校后勤主任邹贵州兴奋地说：“我每年都在提示班主任强调这件事情，但从来就没有今年的效果好。” 王加根也很得意，笑着说：“这就是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这件事持续发酵的过程中，王加根又应教导主任张仲华要求，讲了一堂语文教学公开课。牌坊中学全体校领导和各年级语文教师均参加了听课和评课。他讲的是朱自清的散文《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拿出了看家本领，临场又超水平发挥，这堂公开课讲得相当成功，赢得领导和同事们的普遍好评。 年过半百的语文教研组长黄老师激动地说：“我教了大半辈子书，还是第一次碰到小王这样有才华的青年语文教师，前途无量！” 向来喜欢鸡蛋里头挑骨头、对教师要求苛刻的张仲华也认为，王加根的教学教法让人耳目一新，课堂组织能力比较强。 校长丁胜安是个行政管理人员，对教学方面的事情不是很懂。听到大家一边儿倒地说好，也激动起来，承诺道：“今天我拍板，初一（1）班就交给小王了。你从初一带到初三，把这届学生送毕业！”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起来。有人说丁校长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因为他儿子就在王加根的班上。 事实上，牌坊中学招收的这届初一新生，只要是与本校教师沾亲带故的，基本上都在王加根担任班主任初一（1）班。尽管学校没有分快慢班，大家已经在内心里把这个班看成重点了。 这种情况，对于年轻的王加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鞭策和激励。虽然有压力，他还是满怀信心。事业上顺风顺水，他的心情也格外舒畅，对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感到满意。有时他甚至觉得，牌坊中学是花园地区最好的中学。这里能够用上电和自来水。办公室里有电视机和电唱机，能够看电视、听音乐、播放广播体操。操场南头新修了乒乓球台，驻军部队送来了单杠和双杠。学样体育运动的种类也比较多：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跳高、跳远、跑步、单双杠……现在的农村中学很少能够做到这样的。 王加根接二连三地出风头，听到的当然不全是赞扬声，还有一些风凉话。那些与他年龄相仿、学历相同、资历略深的青年教师难免心里不舒服，感觉有点儿不爽。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想方设法冷淡和孤立王加根。赵乾坤动不动就喊加根“小伢”，有时还酸不溜丢地称他为才子，说他是有板眼的人，说自己要睁大眼睛，看王加根创造牌坊中学的品牌，等着阅读王加根发表的小说…… 对于这些故意给自己添堵的人，王加根并不是特别在意。即使是学校领导的表扬与批评，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他的理想和追求并不全在工作上。书教得再好又能怎么样？当先进模范？入党提干？升任校长主任？这些东西，并不是他内心真正想要的。王加根只是把教书作为谋生的手段，利用学校和教师这样一个平台，从事文学创作。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毕生的追求，还是写作，力争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作家，写出像《红楼梦》那样千古流传的文学作品。 王加根不看重工作和生活中的成败得失，并不意味他是一个得过且过、饱食终日的人。身为人民教师，供职于教育岗位，就必须恪尽职守，对得起每个月领的薪水，对得起自己的学生——这是做人的底线。因此，他对工作还是充满激情，不折不扣地完成教学任务，想方设法提高教学质量。 第四十八章 故土难离 国庆节刚过，王加根就收到了白素珍发来的一份电报。 电文是：速来保定接奶奶，母令。 电报是从襄花小学转过来的，发报日期为九月二十五号。显然，白素珍是指望王加根在“十一”之前收到电报，利用国庆假期到保定，把他奶奶接回湖北。由于不知道王加根工作调动，电报打到了“花园公社小学”。转来转去，就耽误了好些时日。 捧着这份命令式的电报，王加根感觉有点儿为难。 从花园镇坐火车去保定，单程得十八个小时。算上两头去火车站的时间，去来少说也得三天。他哪里抽得出空呢？国庆假期错过了，外出还得请事假。学校领导会不会批准？就算学校领导同意了，他的教学任务怎么办？课谁上？班上的学生怎么办？ 暑假期间，王加根曾收到过白素珍的一封信。在信中，白素珍谈了加根他奶到保定之后的一些情况。大致意思是，奶奶在保定吃喝不愁，又不用干家务，过得相当惬意。不过，老人家还是无福消受，总感觉不习惯。奶奶一生忙碌，劳动惯了，适应不了每天坐着吃饭不干活儿的日子。特别是当老马端茶送水地侍候她时，老人家就诚惶诚恐，觉得自己不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感觉不好意思。 加根他奶的这些想法，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因为马家的几个小孩从来都没有喊过她一声“奶奶”，背地里，马红马军还经常给她脸色看。对她冷眼相待，甚至横眉怒目，故意对她伸舌头、做怪相，变着法儿做事气她，偷偷地骂她。奶奶于是天天吵着要回王李村。她说自己不愿意寄人篱下，当一个“有米的叫花子”。不愿意死在城市里火化，要回王李村睡棺材。她说想加根了，还是和加根在一起舒坦。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就算有什么不是，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不像马家的这群小兔崽子，明里暗里捉弄人，还不敢说他们半个不字。 白素珍在信中说，自己既要上班，又要照顾一大家子，抽不出时间送奶奶回湖北，“命令”加根赶紧到保定，把奶奶接走。 王加根那时正忙着跑腊梅中考升学的事情，每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哪儿敢擅自离开孝天县？他没有理睬白素珍的“命令”，也没有给她回信。后来，腊梅中考落选，搞得鸡飞狗跳。接下来又是召开教师大会，工作调动，搬家，新学期开始……乱七八糟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加根把接奶奶的事情完全放在了一边儿。 没想到，白素珍现在又发来了电报。电文中的“母令”二字，激起了加根强烈的反感。白素珍就是这种德性，任何时候总是表现得盛气凌人。 “叫我去接奶奶，是你求我办事，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发号施令？之前你不是已经在信中下达过命令？我不理你，你又奈我如何？你既然能够回湖北把奶奶接走，就可以把奶奶从保定送回！你要上班，你有事走不开，未必我就没有上班？未必我就没有自己的事情？真是岂有此理！”想起在花园火车站广场挨的那一耳光，想起她写信给陆定国败坏自己的名声，王加根更是对白素珍恨得咬牙切齿。 谈什么“母令”！你配“母亲”这个称呼么？天下有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儿子的么？我从来没有幻想你给我什么帮助，只求你不要对我进行折磨。这种要求过分么？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我全凭个人的努力去奋斗，不奢望得到你的支持，但你总不至于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去拆我的台？你这样的母亲，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王加根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如果白素珍用商量的口气让他去接奶奶，加根可能会尽弃前嫌，马上找学校领导请假，前往保定。现在，电报中的“母令”二字让他怒火中烧。他又打算对这份电报置之不理，全当没有收到一样。 我偏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把我杀了？你不是喜欢写信搬弄是非么？不是会散布流言蜚语么？写！再写信给牌坊中学的领导，写信给花园区教育组的领导。看他们会不会相信你，会不会强迫我服从你。开玩笑！ 可是，如果我不去接奶奶，白素珍又不送她老人家回，奶奶不是会继续在保定过寄人篱下日子么？继续遭马家那几个不懂事孩子的白眼？继续过那种没有尊严、郁闷压抑的生活？我高考落选那年，准备在河北复读的时候，有过切身体会，那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想到这一点，加根又有所动摇，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保定把奶奶接回来。再说，离开奶奶半年了，他也想念奶奶啊！为奶奶着想，他还是准备去一趟保定。不过，动身的日子不能太急，拖一段时间再说。偏不“速”，偏要气气你白素珍，让你也尝尝有令不行的滋味。 这一拖，就是一个月。直到十一月初，王加根才向校长丁胜安请假，去保定接奶奶。拖延的这段日子，王加根又有了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那就是，他第一次做了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他和方红梅同床共枕的次数不少，但他们一直守身如玉，执着而又痛苦地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没有做越轨的事情。这种坚守，曾经成为他们击败陆定国的有力武器，让陆定国甘拜下风、斯文扫地。但是，到牌坊中学才两个多月，这种固若金汤的防线就土崩瓦解了。他们开始了实质意义上的未婚同居。 在情欲与理智的博弈中，随着感情的不断升温，理智终有一天会缴械投降。对此，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理智在此役中败得如此迅速和彻底，还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究其原因，这与牌坊中学特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关。学校领导比较嘻哈和随便，思想也比较开放，不像陆定国那么僵化和古板。教师们上完课后就各自回家，忙各人的事情，不太关注别人的私生活。 有一次开教职工大会的时候，校长丁胜安竟然在会上表扬王加根刻苦自学，号召全校青年教师向他学习。这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在襄花小学，陆定国只要看到年轻教师学英语、看文学书、写小说，脸就拉得老长，认为年轻教师不务正业，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工作上，对他们自学与工作无关的东西恨之入骨。 丁胜安却公然鼓励青年教师自学！ 襄花小学的年轻教师一窝蜂地自学，激起了领导的反感；牌坊中学的年轻教师游手好闲，业余时间基本上不摸书，又让领导感到不安。 这事揣摩起来，王加根觉得特别滑稽。 赵乾坤老师交了个女朋友，是铁路职工，在花园火车站守道口。他有时带着女朋友来牌坊中学过夜，明目张胆地睡在一个被窝里，甚至连窗户都不关。其他老师视而不见，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一次，炊事员肖金平去喊赵老师吃早饭，赵乾坤在蚊帐里搂着女朋友，不耐烦地回应道：“还没起来！” 耳濡目染，王加根完全消除了“未婚男女不能同室而居”的戒心。 方红梅第一次来牌坊中学时，他没有装模作样地去其他教师那儿借宿。当然，正值周末，校园里也没有可供他借宿的地方。 结果，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校长、教导主任、会计和一大群男老师围着他审问：“昨天晚上是在哪儿睡的？” 他没办法搪塞，只有红着脸不做声。 邹贵州不依不饶，中午吃饭时，非要他去邹肖村小卖部买酒买烟买菜，请大家的客，事情才算有了个交待。 这种宽松的环境，无疑为他和方红梅的周末相聚提供了便利条件。后来方红梅每次来牌坊中学，他们都是在那个甜蜜的小房间里共度良宵。结果有一天，他们没有阻挡住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两人都喝了点儿酒，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实在憋得太久了，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那一夜，他们才真正地做了一回男人和女人。激情澎湃过后，他们还是谈起了这种行为的后果，并且带着侥幸的心理，希望不要“出事”。 王加根是带着满腔的愤怒和怨恨前往河北保定的。不过，当他到达bd市，见到母亲白素珍之后，这种负面情绪又缓和了不少。白素珍并没有责备他违抗“母令”，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来接奶奶，反而对他笑脸相迎。她拉着儿子的手，嘘寒问暖，安顿他洗澡，手忙脚乱地拿东西他吃，又系上围裙，进厨房做饭。加根他奶见到孙儿，竟然高兴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吃过午饭，已经由团政委改任干休所所长的老马带着加根去街上闲逛。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俩边走边聊天。 老马身高一米六五，体态微胖，慈眉善目，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脸上永远挂着平易近人的笑容。他与加根交谈的主题和对象，一直没有离开白素珍。老马从白素珍一岁半被父母遗弃说起，回顾、概括和总结了她三十七年苦难的人生历程，认为她是一个饱经沧桑、无私奉献、性格坚强、值得尊敬的女人。老马说，白素珍遇事总是替他人着想。这些年来，为三货，为加枝，为加根和奶奶，为老马和马家的一大群孩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流了多少泪、操了多少心。虽然白素珍脾气暴躁，有时候说话难听，偶尔还会行为失控，但她对人没有坏心，主观上还是为了别人好。 说话间，老马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鼻涕和眼泪都流了出来，嗓子完全发不出声音。王加根这时才意识到，老马老了。毕竟年近半百，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老马和白素珍一样，也是一个苦命的人。他十六岁离开四川老家出来当兵，戎马半生，勤劳半生，俭朴半生，到如今还在拉扯着一大群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父母已经离世，老家四川没有什么亲人。现在白素珍就是他唯一的依靠。夫妻俩相依为命，相敬如宾。 想起白素珍和老马对自己的好，王加根为前段时间对母亲的态度而脸红。妈妈也是四十岁的人了，进入到了中老年人的行列。自己不仅没有想到回报、尊敬和爱戴她，反而对她充满了敌视和仇恨。这确实有点儿不应该。 带着这种愧疚和自责的心理，王加根带着奶奶一起离开bd市，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后，他没有带奶奶去牌坊中学。因为奶奶腿脚不好，走路太慢，也经不起往返七八里路的折腾。他搀扶着奶奶去花园汽车客运站，乘坐长途汽车回到了王李村。 走进那个熟悉的家门，王加根的目光落在了胡月娥大腹便便的肚子上。显然，这女人又怀孕了，看上去起码有五个月。他心里一沉，脸色显得很不好看。 王裁缝见他们回来，脸上喜笑颜开，连声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我可以回江汉农场了。” 王裁缝已经知道了小儿子厚德夭折的消息，动不动就伤心得老泪纵横。他怜惜四儿媳春芝可怜，天天吵着要回江汉农场，帮春芝带两个小孙子。在弄清楚了厚德死亡的准确时间之后，王裁缝又把厚义臭骂了一顿。因为正是厚德出事的那天，王厚义在家里发现了一条蟒蛇，有两三米长，锄把一般粗。王厚义不听老父亲的劝告，拿起铁锹把那条蟒蛇杀死了。 “我说过，蛇是精灵之物，不要惹它。让它呆在家里好了，它又不会咬人。或者把它赶走，你偏不听，偏要把它杀成几段！”王裁缝痛心疾首地怒斥二儿子，“现在好了，遭报应了！厚德就是属蛇的。说不定这条蟒蛇就是他的化身。我可怜的四儿啊！” 王厚义瞪了他父亲一眼，不满地嘟哝道：“你总是装神弄鬼，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 耳背的王裁缝不知是听到了厚义的质疑，还是从厚义的眼神中看出了二儿子的不满，振振有词地反问道：“那你说，厚德遭难的那一天，为什么和你杀死蟒蛇的日子会是同一天？事情怎么就会那么巧？” 王厚义没办法解释，低下头，默不作声。 加根对王裁缝父子俩的争论不感兴趣。他不声不响地进入奶奶的房间，帮助奶奶收拾睡的地方。把床上的稻草、垫絮翻动了一下，把破旧蚊帐的下摆压好，免得蚊蝇进入。忙碌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因为内心里还惦记着胡月娥怀孕这件事情。 ？看来你们说没作我的指望，并不是随口说说而已，已经在做这种精心的准备和安排。那么，如果这次生的又是女孩儿呢？你们还准备继续生下去？ 加根越想越生气。他知道，胡月娥与前夫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与王厚义在一起，也没有领取结婚证。他们两人的结合，实际上是非法同居行为。胡月娥还涉嫌重婚犯罪。这个女人对此执迷不悟， 加根真想把王厚义和胡月娥叫到一起，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道理。特别是他爸王厚义，已经四十五岁了。再去生儿育女，就不怕外人笑话么？ 思来想去，王加根还是放弃了与他们沟通的打算。 他闷不作声地整理完奶奶的房间，进厨房味同嚼蜡地扒了几口饭，就前往双峰管理区拦班车，回牌坊中学上班了。 第四十九章 未婚先孕 进入四月份，太阳不知躲到哪儿贪玩去了，天总是阴沉沉的。 清明节那天，还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此情此景，总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朗诵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短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段日子，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常会怀着忧伤和崇敬的心情，去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上坟，以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在方湾菜园子村方红梅家里，今年清明节的祭祀活动比往年要隆重一些。虽然不是周末，敬文和腊梅都从孝天城回来了。 全家六口人聚在了一起。 堂屋的神台上，摆放着一个香炉和两根燃烧着的蜡烛。方父关上大门，和方母一起把厨房里的饭菜往吃饭用的八仙桌上端，来来往往地跑了好多趟。这些食物暂时还不能食用，要先用它们祭祀祖先。大碗小碟的饭菜全部上桌后，还要给祖先们斟上白酒。 接下来是烧纸。方父把提前买回来的黄表纸解开，抽出几张用打火机点燃，放在正对着八仙桌的地面上。然后不停地往火苗上添加纸张，直到形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堆。其他人陆陆续续地拿起黄表纸，跟着往火堆上扔。投放纸张的同时，每个人口里都念念有词，表达自己的心愿，祈求祖先保佑实现。方父方母反复念叨的，是敬文和腊梅能考上大学。 没一会儿，整个屋子里就烟雾弥漫，黑灰到处乱飞，熏得人眼泪直流，但大家都坚持着把烧纸，没有一个人离开。 方父起身进里屋。拿出一个灰色麻布袋子，铺在正对着火堆的地面上。然后，双膝跪在麻布袋子上，双手趴地磕了三个头，再站起来作了三个揖。方母紧随其后，也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身作了三个揖。然后依次是大女儿红梅、二女儿腊梅、大儿子敬文和小儿子敬武。全家人磕头作揖完毕，等黄表纸烧完之后，再打开大门，到门口燃放鞭炮。 这个环节，敬文敬武是最积极的。他们一人拿了一卷湖南浏阳生产的电光炮，一边往大门外走一边拆开。把两卷鞭炮平摊在门口的地面上，两人分别点燃。很快，劈里啪啦的响声震耳欲聋，鞭炮的碎屑到处跳蹦，白色的烟雾四散升腾，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放过鞭炮，家里的祭祀活动就算告一段落，大家准备去墓地。方父扛起一把铁锹，方母拎起装有碗筷、酒瓶和酒盅的竹篮子，敬文提起装着黄表纸、线香和蜡烛的塑料袋，敬武抱着两卷鞭炮，红梅和腊梅把八仙桌上的食品挑了几样拿上，一个跟着一个地出了门，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穿行。 菜园子村没有公共墓地，死了人通常都是埋在各家各户的责任田里。方家老奶奶是去年秋天去世的，入土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坟墓被绿油油的麦苗掩埋着，坟头上的野草不是很茂盛，还残留着花圈的骨架。墓地的祭祀仪式与家里的大同小异，烧香、化纸、磕头、作揖、燃放鞭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多了修整坟墓的环节。 上完坟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突然感觉头晕，走路似乎脚踩在棉花上一样，飘飘欲仙。紧接着，肠胃也开始闹腾，一股辛辣的暖流直冲喉管。她蹲下身子，在田间地头呕吐起来。 方父、方母、敬文、敬武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留在她身边的只有腊梅。妹妹关切地问姐姐哪儿不舒服，有没有发烧，怎么会突然呕吐，是不是去医院看看。 红梅用手掌抹了抹嘴唇，又用手背揩了揩眼泪，掩饰地说，“可能是昨晚上没盖，凉了肚子。” “那还是去医院看看！”腊梅着急地建议。 “不用。回家休息一下，喝点热开水就会好的。”红梅用非常坚定的口气回答，然后站起身，继续用手背擦着眼泪，跟在家人们的后面，慢慢地行走。吐过之后，身体感觉舒服了一些，但她脑子却更加慌乱，甚至有点儿惶恐不安。 方红梅很清楚，身上的这些反应并非昨晚“凉了肚子”，最大的可能性是已经怀了孕。她私下里推算过，自己三月十五号就该来月经，而今天都四月四号了，却还是没有动静。 超期一个星期时，她心里就有点儿慌，担心自己怀孕。不过，当时还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因为往日月经提前或延后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随着超期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的担心就与日俱增。 自从他们突破男女之间最后那道防线，此后两人见面，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做那个事情。虽然他们选择的是“安全期”，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因此并不安全。 本来，方红梅是准备这个周末去牌坊中学，把自己可能怀孕的情况告诉王加根，并一起商量对策的。还没有等她动身，王加根就来信了。说是他这个周六和周日要去孝天城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正式开始奔大学文凭。 关于文凭，是他们这代人永远的伤痛。 上小学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每天参加劳动和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上课还要多。上山砍柴、采中草药，搞勤工俭学；到田间地头唱歌、跳舞，参加文艺宣传队；请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挖野菜，吃忆苦思甜饭。教师和学生都是穷折腾，根本就没上几节文化课，也没学到什么科学文化知识。 读中学时，恢复了高考制度，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可是，几近瘫痪的高等教育体系尚处于恢复阶段，大学招生人数极其有限。像杨岗中学、方湾中学这类公社办的普通高中，每年能够考上大学的考生如凤毛麟角，升学率很难达到百分之五，甚至全校“剃光头”。 如果不是受到教育资源匮乏的限制，像他们这些考上中专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大学深造的。时势造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由于重新参加高考的信心不足，他们取得大学文凭的途径，只能选择参加成人高等教育。 如今奔文凭的途径比较多，而且各有特点。脱产进修、函授、夜大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入学考试，学制相对比较固定，专科三年，本科五年，坚持学完一般都能够毕业；广播电视大学、网络远程教育无须参加入学考试，修满了规定的课程就能毕业，在学制上完全没有保障。有的人很快，两年或者三年就拿到了文凭；有的人则比较慢，需要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还有的人考考停停，终生也没有拿到大学文凭。 方红梅接受方湾中学一些老教师的建议，准备报考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正在抓紧时间复习。她曾劝王加根与她一起报考，将来两人都考取了的话，又能一起参加面授学习，可王加根没有同意。 加根有加根的考虑。 他正沉迷于文学创作，整天苦心孤诣地写小说，编织作家梦。因此，不想为复习备考耽误太多时间，更不想被函授学习牵着鼻子走，定期完成作业，按时参加面授和结业考试。另外，他觉得本科函授学习学制太长，需要五年时间。与其花五年的时间奔文凭，不如用五年的时候写小说，说不定他能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然而，大学文凭又是必不可少的。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教师的学历有强制性要求。教小学必须取得中专文凭，教初中必须取得大专文凭，教高中必须取得本科文凭。文凭达不到任教学段的要求，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工作安排等方面都有可能吃亏，甚至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正在王加根为文凭而犯愁的时候，省报上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hub省即将举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他觉得这种奔文凭的方式比较适合自己。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虽然比较难，但学习方式灵活，无须受制于人。平时在家里看书自学，每年四月份和十月份到孝天城参加考试。考试合格一门，拿一门单科结业证。全部课程合格后，就可以用十几个单科结业证，去换取一张大专文凭。 今年四月上旬，是王加根首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方红梅不想在这个时候去叙说自己可能怀孕的烦心事，以免影响王加根正常发挥。 等他考完试，再去找他商量！ 清明节过后，在焦虑不安和提心吊胆中又苦熬十天，总算又等来了周末。星期六吃过午饭，方红梅就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她准备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坐火车去牌坊中学。 顾不上去孝天一中看望腊梅和敬文，她直接去了城站路上的孝天地区妇幼保健院。 排队挂号。交费。尿液化验。抽血检验。 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笑容满面地告诉她：“恭喜你有喜了！”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方红梅呆若木鸡地坐在椅子上，脸上看不出丝毫的喜色。 女医生还在一个劲地告诫她怀孕期间的注意事项。 她却感觉浑身发冷，手心冰凉，木然地站起身，慌慌张张地走出了妇幼保健院。 来到医院门口的公交车站，她手扶在铁栏杆上，摇摇欲坠。 怎么办？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一个没有结婚的大姑娘居然有了身孕。这让她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外人的指指点点，朋友的议论纷纷，同事的嘲笑，同学的讥讽，父母的责骂……这些都会铺天盖地而来，将她淹没在社会舆论的洪流之中。 唾沫星子淹死人啊！ 想到这里，二十一岁的方红梅不寒而栗，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眼看开往孝天火车站的公交车进站了，她跟在拼命拥挤的人群后面，最后一个才上车。 车上挤得水泄不通，别说座位，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人挨着人，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如打楔子一般，活动一下就非常困难。人体散发出的汗臭味、乘客拎着的熟食味、汽油味、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柏油马路散发的沥青味，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熏得方红梅一阵阵作呕。 真是比死去还让人难受啊！ 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孝天达火车站。 方红梅买好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等车。看到一些年轻的女旅客与小孩子亲昵嬉戏，女性的母爱油然而生。她双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开始胡思乱想。 “我也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啊！假如你能够顺利出生，我同样会像那些母亲一样爱你，为你倾注全部心血。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我还是一个大姑娘，还没有结婚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命运怎么要如此捉弄人？”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又步行一个小时到达牌坊中学。投入王加根的怀抱后，她迫不及待地把这条说不清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心上人。 王加根自然也很震惊。 他好半天没有做声，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婚？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不具备结婚的基本条件。他才二十岁，还不到年满二十二周岁的法定法律门槛。当然，这个可以变通处理，先不领取结婚证。可问题是，他什么都没有开始准备，而且两手空空，兜里没钱，地地道道一个穷光蛋。 他和方红梅又不在一起，天南地北地扯着。生了孩子怎么办？就算他们对这些不在乎，红梅的父母能同意么？ 还有一点，也是让他想起来就后怕，甚至有点儿胆颤心寒的。结婚之后，他们就得围着小家庭转。整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吃喝拉撒和抚育小孩操劳，他的自学考试怎么办？方红梅的函授备考怎么办？他们的事业、前途和理想不是都完了？如果不结婚，那就只能去医院引产，把这个孩子做掉。 两人权衡利弊，痛苦地决策了一晚上。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狠心做掉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小生命。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骑自行车带着方红梅，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到妇产科要求引产。 “你们是夫妻吗？”妇产科医生敏感地问。 方红梅没有做声。 王加根果断地回答：“是。” “那把你们的结婚证拿出来给我看一看。” “结婚证放在家里，没有带来。”王加根继续撒谎。 “那不行！我们必须确认你们是夫妻关系，才能做流产手术。” 加根红梅面面相觑，只得闷闷不乐地离开。 在这家县级医院碰壁后，他们又带着侥幸的心理，前往花园镇医院和花园区卫生院。 结果，别人都要求他们提供夫妻关系证明。 既然公立医院不行，那就去私人诊所试试。就算做不了流产手术，开点儿堕胎药也行。 据说，离花园镇十几里路的江河村有个远近闻名的老中医，看病相当神奇，被人们誉为神医。 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往江河村。 见到老中医后，王加根谎称他们是花园铁路技校的学生，正在谈恋爱，做出了丢人的事情，求老中医帮助他们堕胎。 鹤发童颜的老中医听过王加根的陈述和要求，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还说他最见不得那些乱搞男女关系、作风不正派的人。 王加根重申他们是恋人，并不是乱搞。 “恋人毕竟还没有结婚嘛！没有结婚就怀了孕，不是乱搞是什么？”老中医驳斥道，“你说你们不是乱搞，那怀了孩子为什么要打掉？第一胎，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王加根无言以对。 话不投机，他只好拉起方红梅的手，准备离开。 “如果你们愿意出一千块钱，我可以考虑帮助你们。”在他们快走出大门时，老中医突然亮出了底牌。 一千块钱？原来这老东西是想敲竹杠。 “如果我们有一千块钱，就不会为结婚犯愁了。我们肯定会举办一场红火热闹的婚礼，然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还用得着找你？”王加根心里这样想，没有理会这个老奸巨滑的老中医，径自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两人垂头丧气，疲惫不堪。 怎么办呢？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卸掉方红梅身上的负担？ 王加根黔驴技穷。 方红梅一筹莫展。 他们只能坐在宿舍里相对无语。没有埋怨，也没有后悔，因为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在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王加根提出，先把结婚证领了，再去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做流产手术。 第五十章 人工流产 未婚青年没有单独的户口簿，使用的都是单位的集体户口本。他们领结婚证时，必须由工作单位出具证明，证明其年龄和婚姻状况。 方红梅不存在什么问题，未婚，年龄也达到了法定婚龄。王加根却遇到了一点儿障碍，法律规定男年满二十二周岁才能结婚，而他还不足二十周岁。怎么办？只能说好话求情，让校长丁胜安开证明时把年龄写大些了。 我们都知道，丁胜安是个嘻哈马虎人。他接过王加根递过来的香烟，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二话没说，就开了个“虚假证明”。 就这样，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到花园区人民政府领到了红彤彤的《婚姻证明书》。揣着结婚证，两人兴冲冲地再次前往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瞟了一眼他们视为救命稻草的《婚姻证明书》，冷若冰霜地告诉他们，还要单位开证明，说明他们怀的是第几胎。 这么麻烦啊！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公开自己的丑事么？也不知是医院确有这方面的规定，还是妇产科医生故意刁难，两人听过之后，如霜打的茄子，一下子蔫了。 他们垂头丧气地返回牌坊中学。 王加根让方红梅在宿舍里休息，自己骑着自行车找到校长丁胜安的家里。运气还不错，丁胜安正好在。同时在场的还有程彩清、赵乾坤和邹肖小学的一个民办教师，四个人嘴里叨着香烟，正在聚精会神地抹“扯胡”。屋子里烟雾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王加根谎称上次开的证明有问题，必须重开。 “真麻烦！”正沉迷于牌局的丁胜安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自己把证明写好，我来盖章！” 听到这句话，王加根灵机一动。他拿出一张白纸，对丁胜安说：“我没有带钢笔。您干脆先把章盖上，我自己回去写。” 丁胜安没有任何顾虑，喊他老婆把他的皮包拿过来。从皮包里掏出学校的公章，往王加根的空白材料纸上盖了一个红印。 王加根喜出望外，道过谢，赶紧告辞离开了。 回牌坊中学自己开好证明后，两人又一次来到孝天市二医院。 妇产科医生看过证明，又开始审问：“既然是第一胎，干嘛要打掉呢？” 方红梅说自己要考本科函授，老公要搞自学考试，两人都在奔文凭，想晚两年再要孩子。 女医生再也找不出刁难的借口，于是拿起钢笔，开了人工流产的处方，叫他们到一楼收费处去交钱。 二十元！方红梅虽然觉得有点儿贵，心里还是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有一种“终于可以刮掉”的喜悦。交完钱回到妇产科，她看见王加根站在二楼墙角，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样子，心里一下子也蒙上了一层阴影。王加根肯定想要这个孩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他怎么舍得扼杀掉啊！方红梅本想过去劝慰他几句，但看到走道上到处都是人，也就放弃了这种打算。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履沉重地走进了手术室。 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两个年轻女护士神情冷漠，麻木不仁，按部就班地忙碌着。 方红梅踏上手术台的垫板，双腿不禁微微发抖，如同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她平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地闭上眼睛。 “把吸引器拿过来！”女医生吩咐女护士。 接着，方红梅的耳边就传来沙沙的响声。她浑身肌肉突然收紧。吸引器伸进下体之后，如同一把刀子在腹腔里剐，在抽血，在割肉。那简直就是绞肉机，剧烈的疼痛让她感觉生不如死。王加根，你来呀！让我抓紧你的手。你来呀！王加根。你就不担心你的梅会死掉么？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 “你几个月了？”女医生突然发问，伴有一股难闻的口臭。 方红梅睁开眼睛，微微偏过头：“两三个月。” “做女人真是难。你这多遭罪啊！”女医生絮絮叨叨，“男的只晓得自己快活，哪里管女人的死活！” 胀痛难忍。方红梅禁不住呻吟起来，用微弱的声音问道：“快完了吗？” “快完了？”年轻女护士没好气地回答，“才开始呢。” 女医生白了那护士一眼，又用和缓的口气安慰道：“快了，快了。再坚持一会儿。有点痛啊！你再忍忍。” 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好！为了保全名声，就算是疼死，自己也认了。 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医生才如释重负地告诉她：“好了。” 方红梅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穿好衣服，缓慢地走出手术室。 王加根迅速迎了上去，扶着她，缓步走下楼梯，走出医院，走到行人稀少的民主街上。 “我直接坐车回去！明天还要上班。”方红梅说。 加根有点儿担心：“你行吗？要不到牌坊休息休息，明天再回去。” “明天上午有我的语文课。今天必须回去。”方红梅坚持要走，并且说自己感觉还可以。 他们于是沿民主街直接走向花园火车站。正好有一趟到孝天城的快车。王加根买好车票，把方红梅送进站台，送上列车。 当南下的列车渐行渐远，在王加根的视野里慢慢消失的时候，他突然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失声痛哭起来。刚才在医院里，坐在妇产科走道的长条椅上，他就一直想哭。只是因为人多眼杂，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但心上却早已是泪流成河。他骂自己是混蛋，骂自己没有用。有女人爱，却没有能力娶别人。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勇气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是人吗？我还能算一个男人吗？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我有脸面对自己亲爱的人吗？我如何告慰那没有长成人形就被自己扼杀了的孩子？”他痛骂着自己，又想起了他爸和胡月娥。 二十天之前，胡月娥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加花。 据加林他奶讲，加花出生时，胡月娥和上次一样，又是号啕大哭，骂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说自己枉到王家做了一场人，没有生个儿子。 王厚义和胡月娥连结婚证都没有领，只是请王李村的父老乡亲到家里吃了一餐饭，公开两人的同居关系。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地生小孩，生了一个，又生一个。没有人说他们的不是，也没有人觉得不正常。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领取《婚姻证明书》，是受法律保护的名正言顺的夫妻。但是，因为没有能力举办婚礼，缺少一个仪式，他们怀了孩子也不敢生，只有残酷无情地打掉。不该生的，可以放心大胆地生；该生的，却要偷偷摸摸地引产。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法律在世俗和舆论面前，该是多么苍白无力啊！ 王厚义四十六岁还在生小孩，我二十岁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加根想起这一点，就觉得自己特别窝囊，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用，枉为男人。他不敢生小孩，还不是因为穷！拿不出钱来举办婚礼，向世人昭示他与方红梅的夫妻关系。 加根他奶曾气呼呼地告诉他，因为王厚义和胡月娥再次超生，村里罚了他们五百元钱。厚义把拆老宅时多余的木料全部卖光了，才凑齐这笔巨款，交给了村里。 五百元啊！王加根一年不吃不喝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如果家里能给他五百元，他就能把结婚所需的东西置办齐，然后举行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方红梅自然就不用去做工人流产。他那可怜的没有见过面的亲骨肉，就能正大光明地来到人世间。然而，他每次回到王李村，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他面前叫穷。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情真意切的样子，让任何人见了都觉得可怜。以至于王加根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家里买农药和化肥。 儿子要结婚，他们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为了交超生罚款，他们一出手就是五百元！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母！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觉得心寒。 与此同时，坐在列车上的方红梅同样感觉万箭穿心。 她在孝天火车站下车后，挤一路公交车到了孝天市汽车站。买好到方湾的车票后，这才在候车室的长条木椅上坐了下来。精疲力竭，浑身酸软无力，整个人如同垮掉的一摊乱泥。正当她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在搡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见到了马静灿烂的笑脸，还有与马静并肩而站、推着一辆崭新“凤凰”牌自行车的周哲凡。 “这么巧！你也回方湾？”马静大大咧咧地问。 方红梅笑着点点头。 马静说，她周末去武汉玩了两天。地区教院组织老师们去武大和华师参观，食宿和车费都由单位出，小周就让她跟着一起去玩。 方红梅已经听说过，周哲凡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他和马静准备今年“五一”结婚，新家就安在孝天城。望着眼前这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她更觉得自己孤独和可怜。为什么别人的生活能够那么幸福和美满，而我却总是那么苦命？ 开始检票了。 周哲凡把他曾经爱过的两个女人送到进站口，向她们挥手告别，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汽车站。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马静的嘴巴一刻也不闲着，说的都是她和周哲凡的事情。 “小周在教院分了一套二的房子，粉刷得特别好。我们结婚的家具全部是小周家里打的，做油漆就花了一百多块钱。电视机、冰箱和落地扇也是小周家买的，我家只负责床上用品。小周原先准备拿两百块钱去撕布做衣服。我说，你可真够大方的！两百块钱也拿得出手？两百块钱买我一个人的衣服都不够！”马静不无骄傲地津津乐道，“我妈嘱咐我，趁现在多要点衣服，不然将来结婚之后想要就难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家放放血。不听我的，有他好看的！” 方红梅已经去马静的房间看过她家准备的床上用品，还有她去武汉买回的衣服。四床被子都是洋布被里，缎子被面，新打的棉絮。羊毛毯，尼龙蚊帐，绣花枕头。两对新买的皮箱里装满了内衣、连衣裙、春装、呢子大衣等各种服装，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人比人，气死人啊！看过马静阔气的嫁妆，方红梅脑子里已经是一桶浆糊，现在听着马静的炫耀，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一个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娘，一个刚刚做过人工流产的未婚孕妇。她们曾经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她们被同一个男人爱过——不同的选择，导致了眼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方红梅后悔么？实事求是地讲，她对自己没有选择周哲凡并不后悔。她不喜欢他，更不爱他，对他没有感觉。无论他家多么富有，她也不会嫁给他。爱情不是商品，不可能用金钱来买卖。她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姑娘，必须服从内心的意志，必须顺应天定的缘分，找一个自己喜欢、又喜欢自己的男人。这一点，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改变。她之所以不舒服，之所以感到失落，还是因为王加根的家庭。简单地讲，她不是生王加根的气，而是生加根父母的气。同样是养儿子，同样是当父亲。周东明为了儿子的婚事，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而王厚义呢？对加根的婚事从不过问，总是装聋作哑，不打算花一分钱。这让方红梅感觉心里很不平衡。 还有，马静每次去周哲凡家，总会享受众星捧月一样的待遇。周哲凡的父母对她百般怜爱，嘘寒问暖，好吃好喝侍候。夏天电风扇对着她吹，防暑降温的饮品送到她手里。冬天热水袋她一个人用，哲凡他妈晚上还总是起来给她捂被子。大小事情都不让马静动手，逢年过节还会送她红包和各种各样的礼物。 方红梅也去过王李村。在王加根家里，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生人。王厚义和胡月娥口里叫得热闹，却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东西，更谈不上红包。无论是第一次去加根家，还是暑假在加根家里当牛做马地干家务，抑或是今年春节去加根家里拜年，王厚义和胡月娥都没有任何表示。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的礼节，他们都装作不知道。好像她不是王加根的女朋友，更不是他们未来的儿媳妇。 春节期间，方红梅在王李村遇到了加根的四婶——一个未满三十岁就死了丈夫的寡妇。春芝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过春节，到王李村给她外婆胡太婆拜年，顺便到加根家里，与方红梅不期而遇。 春芝虽然新近丧夫，但人还是表现得比较坚强。她在加根家里忙进忙出，主动找事干，很少有闲着的时候。言谈举止得体，一看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唉，人好命不好！老天爷总是在人世间弄出这样或那样的遗憾事。因为第一次见到方红梅，春芝送给红梅一条红围巾——这也是她在王李村收到的唯一礼物。 寒假快结束时，方红梅从王李村回到了方湾的家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听说她春节去过男朋友家，都来到她家里，围着她起哄。 大家如同审问罪犯一样，问这问那。小王的家人对她好不好？待她亲不亲热？第一次上门给了她什么东西？送了她多大的红包？ 方红梅臊得满脸通红，既难为情，又尴尬，不知该如何作答。她说自己不是第一次上门，已经去过他家两次了。至于礼品和红包，她只能拿出那条红围巾。 “就一条围巾啊？也太小气，太抠门了！” “怎么说也得买一件衣服，撕一块布料！现在农村姑娘去亲妈家上门，都能得到呢子大衣呢。” …… 方红梅于是为王加根申辩。说他家条件比较差，上有老，下有小，又没什么出产。说王加根平时还是送了她不少东西，有折叠伞、鞋子、衬衣等等。 “没见过你这样的傻丫头！没价值！还没过门呢，就为婆家说上好话了。也不害羞，不怕丑！”大家异口同声地对红梅进行围攻，“你以后也会变得跟小王一样小气的，走着瞧！” 方红梅哭笑不得，内心里还是在为王加根开脱。 不过，现在听着马静的叨唠，她似乎觉得自己是有点儿傻。我那么爱他，把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了他，都怀上了他的孩子。他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他家不管怎么穷，也不至于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说来说去，就是缺少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方红梅心里有点儿愤愤不平。 第五十一章 两相牵挂 周一上班的时候，王加根无意间听到两个女教师肖玉荣和董志芳在聊天，谈的正是女人小产的事情。 肖玉荣说，邹肖小学有个女教师引产后大出血，一个多星期还没有好，躺在家里不能上班。董志芳谈起了她自己去年人工流产，认为引产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她请假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星期，什么事情也不做，好吃好喝地补，仍然感觉身体大不如从前。 本来在改作业的王加根开始心不在焉。他支愣起耳朵认真地听着，生怕露过了她们交谈的细节。原来人工流产对女人有这么大的影响，还存在那么多的风险啊！他真想参与到她们的聊天中，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终究还是不好意思。毕竟都是女人的话题，他一个未婚小伙子，去聊这些事情，别人会怎么想？那不是主动挑起别人对自己的怀疑？虽然只听了个大概，他还是为方红梅担心。 红梅不会有什么问题？她不可能请假休息，只能硬撑着上班。吃得消么？昨天看她走出手术室时，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如同受过酷刑一般。叫她休息一天再回去，她又不听。路上不会出什么意外？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加根越想觉得事情越严重。于是，骑上自行车直奔花园镇，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女性健康指南》，回学校就关在宿舍里看。他一口气看完了所有与人工流产相关的内容，越看心里越发慌，进而忧心如焚了。人工流产应该注意的很多问题，他和红梅都忽视了。比方，做手术之前一周内不能过性生活，手术前一天应该洗澡、换衣服，手术前四小时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诸如此类的常识。 他们原以为，做完手术就百事大吉了，其实不然。人工流产手术有可能产生多种并发症，包括吸宫不全、漏吸、子宫穿孔、宫颈裂伤、术后感染、术后出血、人流综合征、月经失调等等。如果子宫没有刮干净，宫腔内有绒毛或蜕膜之类的残留物，就容易发生术后感染。要是做手术的医生医术较差，没有将胚胎组织吸出来，胎儿还会继续生长发育，就要进行二次手术。即使手术非常成功，也有可能因为卫生条件差导致细菌感染，出现发烧、肚子痛等症状。方红梅的手术做得怎么样呢？做完人工流产之后，至少应休息两个星期，不能参加剧烈的体育运动，也不适宜进行繁重的脑力劳动。手术后一个月内不能在脚盆里洗澡，更不能游泳。这些禁忌红梅肯定不知道，如果不注意，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牵挂，方加根迫切希望收到方红梅的来信。 每天一见到邮差来，他就迫不及待地跑过去。如果由于上课错过了邮差，下课一进办公室，他就到领导办公室去询问，去翻当天的报纸和信件。但是，整整过了一个星期，他也没有收到方红梅的只言片语。由于着急上火，王加根生病了，主要症状就是咳嗽。白天咳得不能说话，晚上咳得无法入眠。坐着咳，站着咳。在办公室里办公时咳，到教室里上课咳，去食堂吃饭也咳。有时咳得半个身子疼痛，小肚子收缩，胃有压迫感。喉咙肿痛，连咽痰都觉得困难，如同针扎一般。 那滋味真不好受啊！ 去公费医疗定点医院——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诊断为流行性感冒。开了一大堆感冒药，以及消咳喘、止咳糖浆等治咳嗽的药，但吃下去之后，没一点儿效果。这样继续咳下去，王加根真担心引发气管炎或者肺炎。还是去市二医院看看！管它费用能不能报销，把病治好要紧。他计划好了这个周末去方湾中学，如果不及时把自己的病治好，怎么去照顾红梅？弄不好还会把病传染给了她。 到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打了两天吊针，又吃了些消炎药丸，王加根的病情才略有好转。他准备周末去方湾中学，看看方红梅情况怎么样，最重要的是，嘱咐她那些必须注意的禁忌。 星期五下午，王加根向丁胜安请过假，收拾好东西，正准备动身去花园火车站，他爸厚义突然出现在了他宿舍门口。王厚义把驮在肩上的塑料编织袋拿下来，放在加根宿舍门后面。 他喘息未定地笑着说：“我前天晚上做梦，梦见你生病了。不放心，就跑过来看一看。” 听父亲这么讲，王加根鼻根儿发酸，差点儿流下了眼泪。未必这就是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他不得不改变去方湾中学的计划，决定留下来陪他爸。 王厚义解开系在塑料编织袋上的布带子，拎起塑料编织袋的下角提起来，倒出了一大堆蔬菜。萝卜、白菜、莴笋、辣椒、芹菜，显然都是自家的出产。 加根估计他爸还没有吃午饭，就洗了几棵白菜，打开煤油炉，下了一碗青菜面条。趁王厚义吃面条的功夫，他又骑上自行车去花园镇，买烟买酒，买鱼买肉，筹办款待他爸的东西。虽然平日想起父亲的所作所为，加根会对他油然而生刻骨的仇恨，但父子一见面，这种仇恨又烟消云散了，变得淡漠又遥远。 唉，血浓于水，亲人毕竟是亲人。 晚上，加根给红梅写了一封信。除了思念和问候，详细介绍了工人流产之后应该注意的事项，解释自己没有去方湾中学的原因，并且让方红梅下个礼拜五——也就是五月四号来牌坊中学。 加根尽管病未痊愈，仍然带着王厚义去花园镇转了两天。在花园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还陪父亲去了花园铁路技校、驻军部队营房和官塘水库。餐餐酒肉相待，又买了两包纸烟。周日送王厚义离开时，他手上的钱已经花得一干二净。 五月四号，天突然下起雨来了。凌晨听到雨点击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噼啪声，王加根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天气，红梅会来么？北上的列车在花园火车站停靠的有三趟，分别在上午、下午和晚上九点半。红梅会选择坐哪一趟列车呢？这么长时间，她又不来一封信。真的让人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接哪一趟列车。牌坊中学又没有电话，如果有电话，还可以打个电话到方湾卫生院问问红梅她爸。不过，就算有电话也未必打得通，这种隔着区的长途电话可不好打。即便打通了，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红梅她爸。就算找到红梅她爸了，他未必知道红梅的行程安排。唉，这样两头扯着真不是个事，太不方便了。 为了接方红梅，王加根把白天的课程都调好了。临到上午那趟车到花园站的一个小时前，他就撑着雨伞，一步一滑地往花园火车站走。车没怎么晚点，他也赶上了。眼巴巴地守候在出站口，过滤完每一个出站的旅客，终究没有看到方红梅。他只能失望地返回牌坊中学。 下午复制了与上午同样的过程，还是没有接到他想见的人。 晚上八点钟，风刮得更猛，雨下得更大了。王加根丝毫也没有受到白天两次接车失败的影响，顶风冒雨地又出发了。他猜测，红梅最有可能坐这一趟列车。因为坐这趟列车她不用请假，放学之后往肖港火车站走都来得及。 九点半的火车晚点到深夜十点多钟才进站。王加根还是没有在出站的旅客中发现方红梅。她会不会没有走出站口，直接翻越轨道，从路东走了呢？这种情况以往是有过的。有时为了逃票，他们甚至从停在站内的火车车厢下面钻过去，翻越轨道，直接从路东走，而不经过出站口。有了这种猜测，王加根迅速赶往花园火车站南边的人行通道，翻越天桥，一路小跑着，追赶路上的行人。 风雨交加。雨伞左右摇晃，很难遮风挡雨，有时伞面还被吹翻，成为一个朝天的喇叭。王加根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裤子贴在腿上，感觉很不舒服。球鞋里灌满了泥浆。冰凉的手早已麻木，浑身没有一点儿热气。牙齿颤抖着，发出磕磕的响声。他又开始咳嗽了，咳得头晕目眩，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蹲在路边，对着稻田和水沟喘息好半天。一旦发现前面有朦胧的人影，他又会迅速站起身来，朝着那人影狂奔。从背影看过去，前面那人就是方红梅！他欣喜若狂，边跑边喊着“红梅”的名字。结果，到近前一看，并不是他熟悉的面孔。陌生女子莫名其妙地望着他，露出惊慌和紧张的神情。 “不好意思！认错人了。”他道着歉，赶紧离开。 夜行的女子总算没有把他当成坏人。 回到空无一人的校园，王加根内心的失落、痛苦、忧虑和悲伤，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既然红梅不愿意来，那我明天就去方湾中学！晚上躺在床上，他在悲愤和怨恨过后，作出了妥协的决定。但是，如果她明天上午又坐车来了呢？那我们两人不是错过了？ 这样一想，王加根又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我写信让她来牌坊中学，她并没有回信拒绝。这就说明她认可了。至于来这儿的时间，她有可能推迟呀！也许她昨天调不开课，或者有什么事情耽搁了。这是完全可能的。我没有在信中说准备去方湾中学，她也没有来信让我去，现在贸然前往，很有可能与她错过。不行，还是留在花园，明天再去接车看看。”这种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第二天，王加根上午、下午和晚上又去花园火车站接了三次车，仍然没有接到方红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方红梅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做完工人流产回到方湾中学，方红梅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正如王加根推测的那样，她没有办法请假休息，只能硬撑着上班，而且必须尽量掩饰自己的行为，不让别人看出破绽。 手术当天她感觉身体还行，但第二天就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上课时头晕目眩，手扶着讲台才勉强站稳。在宿舍里洗衣服时，两只手火烧火燎，浑身都有炙热发烫的感觉。吃饭没有胃口，东西嚼在嘴里，如麸糠一般难以下咽。她非常后悔做完手术就直接回来了，应该跟随王加根去牌坊中学的。哪怕是躺在加根的怀抱里睡一晚上，她也不会象现在这样难受。还有，那天她坐在南下的列车上，望见加根在站台上孤苦伶仃的样子，心里感觉特别痛苦和内疚。自己为什么不留下来，安慰他，抚慰一下他那颗受伤的心呢？更何况，自己同样希望得到他的爱抚啊！ “五一”是马静和周哲凡结婚的日子。 对于方湾中学来说，则是双喜临门：女教师马静出嫁，教导主任周东明结媳妇。马静家四月三十号过客，周东明家五月一号婚宴。这两天又正好放假，全校几十个教职工先是集体乘车到西河乡马静家里，然后又转到方湾周东明家里，热热闹闹地吃喝玩乐了两天。 方红梅与马静既是师范同学，又是同事，还是新娘的伴娘，自然不能缺席。整个“五一”假期，她都是在别人结婚的喜庆气氛中度过的。直到五月一号从周哲凡家坐完席回来，她才能够安静地考虑自己的事情。 马静的嫁妆，当然不是她轻描淡写地讲的“床上用品”。除了之前见过的铺盖行李和衣服以外，还有自行车、缝纫机、台式电风扇和落地灯。马静的父母为了嫁女儿，也算花了血本。触景生情，方红梅自然而然地想到，她将来出嫁的时候，爸妈能给她什么。能给她什么呢？家里穷到骨头里了。除了几间破房子，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这些年来，红梅她爸妈整天如老牛拉着一辆破车，异常艰难地往前奔。赚来的每一个血汗钱，都供了家里的小孩读书上学，再就是年迈的奶奶看病吃药。现在家里连一床像样儿的被褥都买不起。 想到这一点，红梅又觉得对不起加根。前段日子她还在埋怨加根的父母，现在想想自家的情况，她又开始体谅他们。 同病相怜，都是因为穷啊！ 五月三号，她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叫她星期五去牌坊中学，但这个周末方湾中学全体教师必须到肖港区教育组参加培训学习。 孝天撤县建市后，方湾公社就不存在了，并入了肖港区。方湾文教组也撤销了，方湾中学改由肖港区教育组管理。因为顶头上司变了，方湾中学领导比较谨慎。要求全校教师务必按时参加培训学习，一律不得请假，除非家里死了人。并且一再强调，不准迟到，不准早退，更不得溜号，违者严肃查处，扣发当月教学津贴和课时补助。 迫于纪律压力，方红梅只能放弃周末的约会。 两天培训学习都是上午九点钟开始，下午五点钟结束。区教育组既不负责住宿，也不管教师们如何往返，一切都是自己安排。 因为隔着一条瀤河，方湾没有直达肖港的班车，两地往来只能步行，或者骑自行车。单程十五里路，步行自然很累，也很费时间。多数教师都选择了骑自行车，早出晚归。 方红梅骑自行车的水平一般，勉强能够上路，但是家里没有自行车。马静提出骑车带她，她又于心不忍。往返三十里路，要别人带来带去多不好意思啊。她又不会骑车带人，会带人的话，两人换着骑还差不多。最后，还是红梅她爸在方湾卫生院找人借了一辆自行车给她用。 星期六一大早，方红梅、马静、小阮、池松山和另外几个男教师一起上路了。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结伴而行，看上去蔚为壮观。这里需要交待的是，池松山不再被教育组借用，又回方湾中学教书了。 方红梅是生手，骑车时比较紧张。双手紧紧地握着自行车龙头，手心都出汗了，而且磨得生疼。到达瀤河堤岸，前往河边渡船过河时，必须经过一段长长的下坡路。教师们要么一路狂奔下堤，要么带着手刹缓行下坡，个个表现得镇定自若，游刃有余。方红梅却没有这个水平。自行车刚下坡就如脱缰的野马，不再听她的使唤了。车速越来越快，如果此时急刹车，肯定人仰车翻。眼看就要撞上前面的池松山了，紧急关头，她只能选择侧身倒地，摔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堤坝上。好在人和车都无大碍，只是糊了一身的泥巴。 在肖港区教育组培训学习期间，方红梅心里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王加根。五月四号爽约，她估计王加根五月五号会过来。因此，那天快到南下的列车到达肖港站的钟点儿，她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她偷偷地跑到肖港火车站，等候王加根。 连续两天都是这样，结果都是失望。 她不可能想到，这两天她在肖港火车站接王加根的同时，王加根也在花园火车站望眼欲穿地接她。 第五十二章 对调 后湖宾馆是孝天市规模最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宾馆，同时也是孝天市人民政府招待所。 在宾馆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摆成“回”字型的会议桌周围坐满了人。“回”字中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五盆一品红。这种植物下部椭圆形的叶子是绿色，顶端狭小的叶片是鲜红色，看上去很像花瓣。会议桌上摆着一些塑料花瓶和小盆景，还有开水瓶、陶瓷茶杯、烟灰缸和带过滤嘴的“永光牌”香烟。会议室主座后面的墙壁上，拉着一条很长的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四十二周年暨《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 从会议主持人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到会的领导有孝天市副市长、市文化局长、市文化馆长、市广播电台台长、孝天报社社长和《澴水浪》杂志主编等，还有专程从武汉赶来的省作协副主席。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领导对面就坐的获奖人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是王加根吗？ 对，正是他。他是所有获奖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和名气如雷贯耳的作家们侃侃而谈，王加根的心情异常激动，同时又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走到了这些人中间，并且与他们坐到了一起。这就是进步，就是对他这些年勤奋努力的肯定。 没有奖金。奖品也很简单：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个陶瓷笔筒和一个种水仙花的陶瓷花盆。虽然不值几个钱，但书香气息很浓，都是文人们喜欢的东西。会议只有半天时间。散会之后，大家到宾馆餐厅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王加根拎着装有奖品的纸袋子，来到孝天市汽车客运站，买了一张前往方湾的车票。他准备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见个面，然后步行到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镇。 明天星期四，他必须赶回牌坊中学上班。 王加根之所以这样规划自己的返程路线，除了想见方红梅，并且把自己获奖的喜讯第一时间告诉她以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必须与方红梅商量。 前天上午，王加根收到获奖通知正在与同事们分享喜悦的时候，涂勇突然来牌坊中学找他。与涂勇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面相很熟、但他叫不出名字的师范同学。他把两位老同学带到自己的宿舍。 “他是我师范的同班同学，叫舒建新，在陡山中学。”涂勇把同行者介绍给王加根。 “认识！认识！在学校时我们经常见面。”王加根客套地应和。 舒建新说，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在墙报上看王加根的作品，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涂勇则谈起了他从襄花小学调到白合中学之后的一些情况。直到大家把该说的废话说得差不多了，谈话才进入正题。 原来，舒建新是肖港公社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陡山公社。他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没有其他的兄弟，老人没人照顾。所以，他一直想从陡山公社调回肖港公社。可公办教师跨公社调动，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一直未能如愿。 这种情况，王加根心里自然清楚。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均由公社财政发放，教师人数的增减，直接影响公社财政的负担。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各公社对公办教师数量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教师人数减少，皆大欢喜；教师人数增加，则要经过层层审批。所以，公办教师调出某一个公社比较容易，而想调入哪个公社则非常困难。撤社并区之后，农村公办教师的薪酬改由区财政发放，教师流动的瓶颈，就变成了跨区调动。 “我听说你和方红梅在谈恋爱，有没有想过把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舒建新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加根说，想当然想过，但谈何容易！ 舒建新马上兴奋起来，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是这样。方湾已经划归肖港区管理，小方从方湾中学调到牌坊中学，实际上就是从肖港区调到花园区。而陡山又划到了花园区，我从陡山中学调往肖港，就变成了从花园区调到肖港区。我和小方调出调入单位相反，正好可以对调。对调不影响两个区的财政收支，应该比较容易。” 对呀！这倒是一个好途径。王加根也激动起来，饶有兴致地与舒建新聊起了对调的事情。真没想到，这件困扰了他和红梅一年多的难肠事，竟然这么戏剧性地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正如他收到小说获奖通知一样，此前完全没有征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事就找上门来了。 送走涂勇和舒建新，王加根心花怒放地回到办公室。 教师们还在议论他小说获奖的事情。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日历，这天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小满——小小的满足。他笑了。心里说，今天双喜临门，不只是小满啊！可惜没有“大满”这个节气。如果有，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惊喜。既然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怎么就没有“小满”“大满”呢？ 他对此有点儿疑惑不解。 前往孝天城参加颁奖大会时，王加根提前一天出发，特地去孝天市教育局咨询了一下对调方面的规定。人事股长明确答复，对调这种事情，只要双方教育组同意，市教育局一般不会干预。因此，他必须马上与方红梅商量对调的事情，趁热打铁，抓紧办理，不能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王加根坐汽车到达方湾后，径直前往方湾中学。见到方红梅，先是炫耀了一下他的奖品，接着就急不可耐地告诉了她对调的事情。 方红梅听过这两条喜讯，自然也是春风满面，抱着亲爱的人儿亲吻了好半天。得知王加根要去肖港火车站赶车，她看了看手表，马上反锁房门，不由分说地扯掉了王加根和她自己的衣服。两人猴急着上床，轻车熟路地云雨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把自己的课全部调到下午，又找马静借自行车，前往肖港区教育组，跑对调的事情。 借自行车时，马静问她去哪儿，她也没有隐瞒。她知道周东明和周哲凡父子俩正在帮马静往孝天城调。马静三天两头向她报告调动进展情况。别人对自己实话实说（尽管有炫耀的成分），自己干嘛要去隐瞒呢？工作调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十五里路加上中途渡船过河，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方红梅能够把自行车骑得这么快，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当她兴冲冲地来到肖港区教育组，找到教育组长，提出与舒建新对调的要求时，教育组长显得比较冷漠。 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打着官腔道：“学期中途教师要求调动工作的，一律不予考虑。等到了暑假再说！” 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方红梅只得失望地离开。返回方湾的路上，她窝了一肚子火，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官老爷恨得咬牙切齿。快到万安渡口时，天突然下起了雨。她只能顶风冒雨地骑行。 过河之后，走了一段河堤，就是田间小路。路上的泥土被雨淋湿之后，变成了粘性很强的泥巴。泥巴糊在自行车轮胎上，别说骑行，连推都推不动。没有办法，方红梅只能把自行车扛起来，踩着烂泥，一哧一滑地艰难行走。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压在肩膀上，吃力不说，还硌得肩胛骨生疼。回到方湾中学，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泥泞满身，显得狼狈不堪。她咬咬牙，去池塘提了几桶水，把自行车冲洗干净。然后，又去食堂打热水回宿舍洗澡。忙了半天，人累得够呛，身心疲惫，却没有一点儿效果。 下午上班时，方湾中学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方红梅要调走的消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前来打听。 池松山酸溜溜地说：“你终于可以与小王团聚了，结束夫妻分居生活。” 方红梅气得恨不得骂人。不过，她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笑而过。何必呢？都是共事快两年的同事，说不定暑假之后自己就真的离开这里了，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啊！ 肖港区教育组这边吃了个“软钉子”，花园区教育组那边进展还算顺利。王加根和舒建新一起去找教育组长刘福民。 刘福民听过他们的要求，没有马上答复。他看看王加根，又看看舒建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拿起钢笔在舒建新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接着，对王加根说：“你女朋友调到花园区来我没有意见，但我不能保证把她分到牌坊中学，去陡山中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加根没有吭声。 陡山中学距牌坊中学有三十多里路，据说那里条件还比较差，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这也是舒建新想离开那里的主要原因。让方红梅去陡山中学，会不会太委屈她了么？她愿意去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调到花园区来再说。至于分配到哪一所学校，那是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就算方红梅真的分到了陡山中学，也比现在相隔百里之遥要方便得多。两人同在花园区工作，属同一个教育组管理，将来想往一起调，也要容易一些。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与刘福民争辩，算是勉强同意了这个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得到刘福民同意接收方红梅的承诺，王加根就全力以赴主攻肖港区教育组。他先帮方红梅写了一份《调动申请书》，找方湾中学领导签字盖章。再拿着这张纸一次又一次地往肖港区教育组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死乞白赖的软磨硬缠，肖港区教育组组长终于在方红梅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王加根又骑车到陡山中学，约上舒建新，一起到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见两份《调动申请书》上都有调出调入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并且盖上了红印，就公事公办地对他们说：“回去等着！这事还得局党委会研究同意。一旦有了结果，我们会把调令发到花园区和肖港区教育组的。” 事情到这一步就搁置起来了，一直到放暑假都没有消息。 暑假临近的那段日子，牌坊中学的教学秩序突然混乱起来。办公室里很少看到人办公。桌椅东倒西歪，显得杂乱无章。到处是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纸盒子、玻璃碎片、墨水瓶、粉笔、木板子、三角板、圆规……挂在墙上的《考勤簿》和《听课记录本》被撕得稀乱。各个教室里的情况更加糟糕，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课桌和板凳好多都被人为损坏，甚至缺胳膊少腿儿；窗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被打碎的玻璃片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教室门不是被打破了，就是被拆掉了。所有的电灯都不见了踪影，有的连灯头都被扯走。地面好多天没有清扫，纸屑、玻璃碴、粉笔头和灰尘等垃圾积了半寸厚。 丁胜安家里在做房子，一个多星期没来学校打照面。张仲华和邹贵州从早到晚躲在宿舍里抹“扯胡”，与民同乐，完全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责任心稍微强一点儿的教师，偶尔到办公室或教室里转转；责任心差的则百事不管，有时到学校点个卯就回家了。 暑假就是在这样一种散马无笼头的状态下开始的。 眼见教师和学生们欢天喜地地回家，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快半年没有回王李村了，突然特别想念奶奶。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都快把奶奶忘记了。带着满腹的自责和愧疚，他在放假的当天下午，就骑自行车回到了王李村。 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王加根走进家门，便望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老人家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大哭大闹的加叶，右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 王加根走到奶奶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根么？”老人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根么？呜呜呜……”奶奶突然哭了起来，声音颤抖着，“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奶奶说，她晚上做梦总梦见加根，想他想得好苦。天天都盼着他回来，但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个家，忘了他还有一个奶奶。加根双膝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向奶奶道歉，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好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加根可曾吃饭，叫加根替她照看小孩，她去煮面条。加根谎称自己吃过饭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老人家于是絮叨起来。她说，王厚义和胡月娥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粪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不要紧，要是娃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奶奶身上热烂了的一块块疮疤，王加根心如刀绞。 “也没做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烧个火，洗个碗，摇个娃，洗个衣服。只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奶奶掀起围裙擦去加根脸上的泪水，笑着告诉孙儿，“他们弄了好吃的东西，总会给我盛一浅碗。我还求什么呢？只等着睡一个棺材。”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特别难受。奶奶太容易满足了。少干了一点儿活，多吃了一口食，就觉得是生活对她的馈赠，因此感激不尽。 奶奶自己没有生育儿女，却抚养了好几个后人。素珍、三货、加枝、加根，如今年近八旬，又要带加叶和加花，还要干那么多繁重的家务活。老人家操劳忙碌了大半辈子，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可是，并没有人真心的爱她、关心她、照顾她。白素珍和王厚义争着和她一起生活，只是打着扶养她的旗号，惦记的是她的房产。奶奶总是把加根看成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把仅存的一点儿温情给孙儿，但加根因为忙工作、忙事业、忙爱情，记起奶奶的时间极其有限，竟然半年都不回家看奶奶一眼。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骂自己不是人，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他下定决心，这次回家一定要多陪陪奶奶。给奶奶做点儿好吃的，与奶奶多聊聊天。因为耳聋，与奶奶说话得费很大的劲，平常难得有人与她拉家常，加根告诫自己要耐心，多陪奶奶说说话，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 第五十三章 柳暗花明 每次回到王李村的家里，王加根总是感到特别压抑，又脏又乱又差的环境让他觉得恶心。 各种农具家什随意乱丢，坛坛罐罐到处都是。屋顶和墙面结满了蛛网、落满了扬尘。桌椅板凳、地面和门口的石礅上，随处可见鸡屎、鸽子屎、燕子屎和老鼠屎。卧房里则散发出霉烂、化肥农药、屎臭尿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再加上小孩扯起嗓子满脸通红地哭号，吵得人心烦意乱。 出门转转，村子里也没什么变化。拆了几栋旧房子，做了几栋新房子。认识的乡亲越发老了，小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还有那些新近嫁来的媳妇，他都不认识。门口塘的堤坝重新修整了。池塘边那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碾子还在，巨大的碾磙子常年累月停在碾盘上不动。一群小孩儿正围着碾盘转圈儿，手里拿着石块、砖头或瓦片，沿着碾盘四周凸起的边沿滑动，口里还“呜呜呜”“突突突”地模仿着汽车或者拖拉机跑动的声音。这游戏王加根小时候也玩过，现在见到，觉得特别亲切和有趣。 转到皮匠三爷家门前，老俩口非常热情地与加根打招呼，让凳子他坐。王加根赶紧把特意买的纸烟拿出来，向皮匠三爷和皮匠三婆敬烟。相邻几家的老头儿老太太看见加根，也都凑过来，搭腔拉话。王加根逐一把纸烟散给他们。 交谈中，加根得知他的好几个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死了。这让他感到很吃惊。同村绰号为黑货的小伙伴去宜昌打工，在葛洲坝建设工地上失足，掉进几十米深的坑里摔死了。邻村李家岗的一个同学，应征飞行员，初试和复试均已通过，但在最后环节被淘汰。因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感觉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脸面，最后悬梁自尽了。 “二瘌痢在广州被公安局抓了！你听说过没有？”皮匠三爷又转移话题，神秘兮兮地问加根。 王加根惊讶地摇摇头，问：“他犯了什么事？” “好像是偷东西，也有人说是卖假货坑蒙拐骗。他这小混蛋向来不正搞，进号子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的必然。”皮匠三爷如哲学家一般地断言，“他爸妈现在后悔了，说当初不该让他去广州学开汽车，应该让他把中学读完。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悔之晚矣！” 有人不认同皮匠三爷的观点：“读书考不上学还不是瞎的？王李村这么多年也就考取了一个加根。考不上大专中专，上完中学还是回家种田，种田能有什么出息？现在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还卖不出去。您老没有听说吗？到粮店卖稻谷要指标，凭票卖。妈的，粮食卖给国家还要凭票，成了狗屎！” ……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也说起了他们的烦心事。前不久，他们往自家的责任田里车水，要从别人家的责任田里经过。别人死活不借道儿，说是把田里的肥泥巴冲走了，影响稻谷的收成。两家因此大闹了一场，差点儿打起来。现在，家里还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早稻快成熟了，收割完早稻，就要犁田，准备插晚稻秧。恰在这个时候，几家共用的耕牛受伤了。这头牛是分田到户时分给王厚义、皮匠三爷和本家二爹三家共有的。前天，本家叔叔用牛犁田时，牛脚掌被锋利的耙齿扎了。伤口有两三寸深，牛的整条后腿都肿了。昨天请兽医来看过，说牛伤最少得一个月才能治愈。这一个月，是断不可勉强使用的。 “明知道牛已经受伤，他还让牛犁了几个小时的田。你说他的心狠不狠？”胡月娥愤愤不平地抨击本家叔叔，“现在搞得好，三家都用不成。皮匠三爷昨天找本家二爹扯皮，骂他们家狼心狗肺。两家大吵大闹，讲了一口。但吵闹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把牛的伤吵好。皮匠三爷只好去找亲家借牛，本家二爹也去找亲戚借牛了。只有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这些事情王加根爱莫能助。他突然意识到，当今农村，牛有时比人还要金贵。 吃过晚饭，王厚义搬起竹床，到屋侧边的风口子那儿乘凉。胡月娥抱着加花，牵着加叶紧随其后。加根则把家里的竹躺椅搬到门口，一个人坐在那儿。奶奶可能因为白天太累，已经早早地睡下了。 王加根靠在躺椅上，望着满天的繁星和弯弯的月牙儿发呆。四周不时传来蟋蟀的鸣叫和青蛙的鼓噪声，盛夏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他撇开私心杂念，置身这种久违的纳凉氛围，享受故乡夏夜的深沉与恬静。可是，耳边又响起蚊子嘤嘤嗡嗡的叫声。它们不时狡猾地落在加根的身上，出其不意地叮咬一口。他恼火至极。感觉到疼痛，就“啪”地一巴掌打过去，恨不得把蚊子拍成肉泥。蚊子却在他的巴掌到来之前飞走了，挨打的地方反而火辣辣的疼。 正在加根跟蚊子搏斗，对这些讨厌的家伙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黑暗的屋子里走出一个颤巍巍的身影。 那身影缓慢地挪动着，脚步忽高忽低，如同在探路一般，慢腾腾地靠近躺椅。加根知道这是奶奶。老人家来到加根的身边，一手扶着椅靠，一手摇动蒲扇，轻轻地拍打在孙儿的身上。蚊子被赶走了，扇子拍打在身上，不痛也不痒，怪舒服的。多么熟悉啊！儿时的王加根，夏夜躺在石板上或者竹床上，奶奶总是坐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扇着扇子，赶蚊子，送清风，一直到他进入梦乡。 王加根的眼睛湿润了，还是强忍着哽咽，没有哭出声来。 因为畈里的农活不多，王加根第二天没有跟着王厚义胡月娥一起下地，而是在家里做卫生、清场、干家务活，帮助奶奶干一些老人家干不动的体力活儿。恰逢晴天，他把奶奶的床单、被褥、蚊帐、棉衣全部清洗了，把床上发霉的稻草换了。和以往一样，为奶奶剪了脚趾甲，修理了搭板、便桶和衣柜。忙完这些，他就去双峰管理区买菜割肉，弄一些奶奶吃得动的菜肴。 加根他奶身板硬朗的时候，做饭的厨艺在王李村无人能比。贴锅蒸的小麦粑、劲道好的手擀面，都给加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都口水直流。可是，奶奶如今老了，和不动面了，更没有力气滚动那一米多长的擀面杖。现在做面食，多半是疙瘩汤，或者面籽羹。 加根准备做刀削面给奶奶吃。他把面和成团之后，用菜刀一片片地往锅里削，奶奶感觉很神奇。老人家还没有见过用刀削面的。 削面煮好后，加根给奶奶盛了一大碗。奶奶吃了几口，就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孙儿能干，说刀削面就是好吃。有劲道，又吃得动，不像疙瘩汤和面籽羹，嚼在口里如一团泥巴。 到了下午，天热起来了，加根就变着法儿做冷饮。他用淀粉、醋和白糖冲凉粉，奶奶喝下一碗后，夸这东西好，不用嚼，刺溜一下，就滑进去了，到了肚子里透心儿凉。吃过加根做的糖拌蕃茄，奶奶说汁水特别好喝，像是桔子罐头…… 听到奶奶的夸奖，看到奶奶吃得那么开心，加根特别有成就感。但家里两个小孩的哭闹，又让他感到心烦。一会儿大的哭，一会儿小的闹。刚哄好了这个，另一个又开锣了。有时两个小孩同时哭号，吵得人就要发疯。加叶有时还知道说饿了、渴了或者哪儿不舒服，加花又不会讲话，只是扯起嗓子号啕，让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 王加根耐着性子在家里呆了五天。 第六天，他必须走了。因为惦记着方红梅调动的事情，他想去孝天市教育局和花园区教育组看看情况。 奶奶听说孙儿要走，浑浊的眼里满是忧郁。老人家把加根拉进她的卧室，从枕套里翻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些零角票，大概有两块钱的样子。老人家把钱急急地塞给加根，叫他拿去用。又说，家里的小剪刀钝了，不好用，叫他下次回家时，买一把带回。 加根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他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些零钱，骑上自行车赶到杨岗街上。跑了供销社和几家小商店，都没有买到小剪刀。就用奶奶给的钱和他自己身上的钱，买了一斤红糖、一盒蛋糕、一瓶罐头和四个皮蛋。 加根返回王李村，把这些东西交给奶奶时，老人家一个劲地责备他乱花钱，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接受。 加林带着复杂的心情与奶奶告别。骑车到了花园镇，他顾不上回牌坊中学，直接去了花园区教育组，询问红梅的调令来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教育组长刘福民没好气地回答，“教师调令一般都是八月份来，而且多半是在八月中下旬。再说，你女朋友的调令也不可能发到我们这里，应该发到肖港区教育组。” “那舒建新的调令来了没有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调令最起码要等到八月份。” 王加根说了声谢谢，失望地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他才发现自己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手头没钱了。别说跑调动，这段日子过生活都成问题。好在从王李村拿了半袋子大米和一些新鲜蔬菜，可以应付一阵子。他必须靠这些东西和不到一元钱的现金，维持到十五号，等着领七个月份的工资。 好！这段日子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学校里看书写文章，晚上还可以去办公室去看电视连续剧《血疑》。这部从日本引进的电视连续剧眼下正在中国热播。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个少男少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更是成了追星族们热捧的对象。方红梅曾不无骄傲地告诉王加根，方湾中学好多教师都说她长得像山口百惠。 本来，王加根也想过去方湾中学，或者去菜园子村红梅家，但徐磊曾说过的一段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徐磊有一次与王加根聊天，说自己每次回家过周末，他弟弟妹妹都会揶揄他，嘲笑他，说他回家“吃血汗”，白吃白喝，揩家里的油。 王加根听后，最初感觉徐磊的弟妹有点儿过分，口无遮拦，说话太伤人，但事后想想，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后，每次回家时间呆长了，比方在保定白素珍那儿住了个把月，他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虽然是亲人，但自己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劳而获，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就感觉心里有愧。任何时候，吃自己的，用自己的，心里才坦荡，说出去也硬气。每次去方湾中学或者红梅家里，他又没交生活费，时间住久了，自然感觉心里不美气。所以，他决定坚守牌坊中学，一直等到领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跑方红梅的调动。 八月二十二日是方红梅二十一岁生日。巧的是，这天下午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调令。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手续。毫不夸张地讲，她和王加林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 先是拿着孝天市教育局下的调令和肖港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到肖港区政府开《行政介绍信》。再把《行政介绍信》送到孝天市教育局人事股，要求开具《分工介绍信》。《分工介绍信》送到肖港区教育组后，又凭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前往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到当地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迁移证》，到银行办理《工资关系迁移证》。然后，把这三个迁移证和孝天市教育局的《分工介绍信》一起送到花园区教育组，手续才算基本跑完了。 下一步，就是等候花园区教育组给方红梅安排工作单位。 王加根已经向花园教育组提出了把方红梅分到牌坊中学的要求，但刘福民没有表态。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重申这事需要研究，并一再强调，作好去陡山中学的思想准备。 他回到牌坊中学与方红梅谈起这件事，红梅一脸的不高兴，嘟哝着说：“要是把我分到陡山中学，我就不去上班。返回方湾中学当一个没有编制的代课教师。” 加根知道红梅肯定不会这么做。她这样讲，多半是在激将他，要他赶紧想办法，托人去花园区教育组说情。 能找谁呢？只有找牌坊中学领导了，让丁胜安去向刘福民要人。 王加根对丁胜安说：“调我女朋友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安心地工作。好不容易把她调到花园区来了，又让她去陡山中学，两个人还是不在一起。这种调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区教育组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多给教师一点儿人文关怀！” 丁胜安觉得加根讲的不无道理，拍着胸脯表态：“这事交给我。我去搞定刘福民。” 王加根非常感动，承诺这件事情办成后，一定请学校领导喝酒。 丁胜安骑上自行车，满怀信心地去了花园区教育组。几个小时后，他又神情沮丧地回来了，耷拉着脑袋，如晒蔫了的茄子。 他对王加根和方红梅说：“刘组长说了，你们还没有结婚，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他还是坚持让小方去陡山中学，说陡山中学师资力量薄弱。等你们将来结婚了，教育组再把你们调到一起。” 方红梅听到此，如泄气的皮球，一脸的悲观失望。 王加根先是眉头紧锁，后来脑子里灵光一现，表现得非常兴奋。他追问丁胜安：“刘福民的意思是说，只有我和小方结婚了，就能够把她安排到牌坊中学？” 丁胜安回答：“估计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我马上去找刘福民。只要他刘组长说话算数，小方就肯定能分到牌坊中学。”王加根胸有成竹地这样讲，显得自己特别有把握，“结婚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算真正结了婚？结婚并不是看有没有举行婚礼，而是看领没领取结婚证。我和方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书，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法律上对此有明文规定。” 第二天，王加根揣着上次为了人工流产而领的《婚姻证明书》，去花园区教育组找刘福民，据理力争。 刘福民理屈词穷，再也找不出故意刁难的借口，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把方红梅分配到了牌坊中学。 第五十四章 近是冤家 俗话说：远是亲家，近是冤家。 王加根和方红梅历尽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到一起之后，才真正领会这句话的涵义，明白其中的道理。 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做梦都盼望着相聚。见面之后的情景，同样让人刻骨铭心。 “真想啊！”他们紧紧搂抱着，呢喃细语。 “好想啊！”他们捧着对方的头，望着对方的眼，含情脉脉地倾诉衷肠。 “想得好狠啊！”他们泪流满面地接吻，双手在对方的身上摸索，不停地呼唤着对方的昵称。 当心理和身体上的需求得到满足，感情趋于平稳，精神趋于正常之后，他们又会在平凡的生活中，产生各种矛盾和分歧。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他们有大把时间呆在一起，白天黑夜都不分离。特别是两个人单独住在牌坊中学的日子，同一个锅里吃饭，同一张床上睡觉，从早到晚形影不离，过起了真正的夫妻生活。遗憾的是，这段梦寐以求的团聚日子，他们相处得并不和谐，过得也不是很快乐。甚至由于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会争吵起来，发生口角。或者因为看法或意见不合，两人互不相让，赌气地互不理睬，几天不与对方交言。 矛盾最多的当然是干家务活。 暑假学校食堂不开火，一日三餐他们得自己动手做。光这三餐饭，就会派生出很多事情：去花园镇买菜、打理和清洗菜、切菜、弯着腰在煤油炉子上炒菜、洗米、煮饭、吃完饭后清场、洗碗筷。还有洗衣服，做卫生。天气又热，人坐着什么活都不干，汗水就直淌，忙碌起来自然更不好受。 当然，这些活儿他们以前也干过。单身过日子，自己不干就没有人干，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了指望，会产生依赖心理。正如老话说的那样，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加上现在家务活比以往增加了许多，干家务活的质量标准也提高了许多。 从王加根这边儿讲，他骨子里就看不起那些怕老婆的丈夫。在正式进入小家庭生活之前，他时刻告诫自己：千万不能步那些窝囊废的后尘，染上“妻管严”的毛病。所以，他有时故意在方红梅面前犯横，显示男子汉的威风和尊严。拿出点儿犟劲给她看看，以示警告：别想随心所欲地控制和摆布我！他甚至违心地干出一些与方红梅争强斗胜、惹她生气的事情。本来能干的事情，偏不干；本来应该这样干的事情，偏要那样干；本来能够开开心心的事情，偏要弄得不如意。目的就是不助长方红梅的嚣张气焰，以免她养成对人颐指气使、呼来唤去、指手划脚的坏毛病。 王加根曾在萧伯纳的书中看到过这样一段话：“虽然男人认为最痛快的事，莫过于使女人的自大得到满足，但女人却认为伤男人的自大，才是她们最痛快的事情。”因此，显得特别谨慎小心。本来可以过得蛮温馨、蛮愉快的一个假期，被他这种戒备心理搅成了一锅羹。 有时，他也会自责和反省。特别是看到电视连续剧《血疑》中光复与杏子那么相爱，彼此互相尊重对方的时候，他就扪心自问：我不尊重别人，为什么要强求别人尊重我？我害怕她凌驾于我之上，本身不就是我想凌驾于她之上么？在爱中，各人尽各人的义务，何必去考虑对方会对你怎么样？做丈夫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老婆，为老婆牺牲和奉献，我却总是与她争风头，斤斤计较，简直枉为男人！ 有了这种意识，再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方红梅产生分歧时，他就尽量表现出大度和宽容，让步和低头的时候居多。不过，看到方红梅对双方家庭和老人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又难以忍受，还是过不了心理上的这道坎儿。 参加工作两年来，方红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在家里搭伙吃饭，很少穿新衣服。除了雪花膏，没用过其他的化妆品。唯一高档一点儿的东西，就是一块“宝石花”牌手表。想买自行车，但一直未能如愿。她所有的工资收入，除了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全部交给了父母，或者给了弟弟妹妹。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作为大姐，她都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从方湾中学来到牌坊中学，她一贫如洗，别说存款，连生活费都等着下个月的工资。已经这样了，她爸妈还交给她一项新的任务：把弟弟敬武带在身边读书。 方红梅对家里的付出和奉献，王加根能够理解，甚至为她的孝心和爱心所感动，一直予以支持。当红梅他爸嗫嚅着，向他们提出带敬武读书的要求时，王加根满口应承，并且保证照顾好敬武的生活，辅导敬武的功课，力争让敬武的学习成绩有明显提升。 “我也晓得敬武不是读书的料子，跟他哥哥姐姐没法比，好像不是一个妈生的，没作他考中专或者高中的指望。混个初中毕业，把身体养好，将来回来种田就行了。”红梅他爸谈起敬武就感到特别无奈，“四个孩子总不能说个个都考出去嘛，家里总是要人领门户的。” 王加根问起敬武的学习成绩，听说在方湾中学时门门功课在班上都是倒数，于是建议到牌坊中学后不读初二，重新从初一读起。 红梅她爸妈都表示同意。敬武也没提出什么异议。至于学籍档案问题，王加根答应由他来搞定。 王加根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方红梅的家人，并且从内心里对她的父母充满了敬意，钦佩她爸妈的为人。但是，方红梅对王加根的父母的态度却恰恰相反。她恨加根他妈，因为白素珍一直反对她和加根恋爱，并且想方设法拆散他们；她不喜欢王厚义和胡月娥，因为他们自私自利，心里只有加叶加花，对她和王加根虚情假意。口里说得好听，行动上没有尽到做老人的本分。她多次在王加根的面前抨击他的父母，贬损他的家人。这让王加根非常难堪，感觉很不舒服。 说实话，王加根也不喜欢他爸妈。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继父母，他对他们都有满肚子意见。但是，这些人又是他的亲人。素珍和厚义生了他、养了他，没有这两个人，他又怎么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的身上流淌着这两个人的血液，无论怎么恨和不喜欢，他还是难以割舍与他们的亲情，逃不掉身上背负的责任。 他可以与父母闹别扭，但难以容忍方红梅不尊重他的老人。这是一个贤惠妻子最基本的素养。更何况，王加根对方红梅的家人那么好，当然希望方红梅对他的家人同等相待。 他自己不喜欢的人，又要求方红梅去喜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命题。两人之间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唉，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真是难以处理啊！ 开学后的课程安排，也不尽如人意。方红梅教初一（1）班的语文，兼任班主任，还算说得过去。她正好让敬武到她的班上。主要是王加根的课程安排，翻来覆去地变化，让他窝了一肚子火。 在新学年的第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上，已经宣布了王加根跟班上，继续教初二（1）的语文，担任班主任。但第二天，张仲华又找到他，说情况有变化，重新安排他教初一两个班的英语，不当班主任。 王加根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他舍不得自己带过一年的那个班，特别是他精心培育的几个“尖子生”。这些学生多么可爱、多么懂事、多么勤奋好学啊！他们暑假期间肯定又写了不少作文和日记，准备开学后向他报喜呢！突然不让他教初二（1）班，他这一年付出的心血和苦劳不就白费了？另外，王加根已经连续教了两年初一语文，特别想跟班上，熟悉一下初二的语文课程。 张仲华解释说，区教育组从牌坊中学调走了一个英语教师，没有另外补充人。牌坊中学只剩下赵乾坤和董志芳两个人教英语，师资明显不足。本来准备从邹肖小学请个民办教师来代初一英语，但从侧面了解到，那个叫邹金桥的民办教师品行有问题，学校就放弃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其他的英语代课教师，只能考虑让王加根转行。 “你一直在听英语广播讲座，教初一英语应该没问题。眼下学校里英语基础强一点儿的，除了赵乾坤和董志芳，就数你了。”张仲华现出为难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你语文教得那么好，我们也舍不得让你改行，但是没办法，的确找不到其他适合教英语的人。” 听张仲华这么一说，王加根释然了许多。既然是学校领导已经决定的事情，他不乐意也得接受。教英语就教英语！这样还可以巩固自学英语的成果，为将来参加高考和自学考试作准备。至于那些可爱的学生，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现在不与他们分开，将来初中毕业时，还不是一样要分手。教师就是这样一个职业：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不当班主任，虽然每个月少了五元钱的津贴，但业余时间更多了，正好可以准备结婚的事情。以前两人不在一起，婚礼可以无休止地往后拖，现在就不行了，必须把结婚仪式纳入议事日程。这样一想，王加根就接受了分工调整的安排，负责初一两个班的英语教学。 但是，仅仅过了十天，张仲华又来找王加根，提出让他继续教初二（1）班的语文。原因是，这个班的学生对现在的语文老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应，纷纷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还有那些有子女或亲戚在初二（1）班的教师，包括校长丁胜安，也都要求王加根继续教初二（1）班的语文。 “你教初二（1）班的语文，不当班主任。另外，初一（1）班的英语继续由你教，初一（2）班的英语交给董志芳。”张仲华侧偏着脑袋，摆动的肥胖的手指头，宣布学校领导慎重研究后的决定。 哪有这样安排课程的！ 政治、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这几门中考必考的主课，历来都是一个教师教一门，另外搭配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这些副课，从来没有听说一个教师教两门完全不同的主课。这简直是开玩笑！王加根当即提出异议，并且质问张仲华：花园区有哪一所中学这样安排教师的课程？ 张仲华酱色的脸上即刻现出尴尬的笑容，用近似于讨好的语气恭维王加根：“我也知道这样安排不合适。但是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能者多劳，年轻人多吃点儿苦，学校领导心里都有数。” 王加根正欲继续争辩。校长丁胜安又凑了过来，申明他以前的承诺必须算数，这个班由王加根送到毕业。 “老张完全是瞎搞！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初二（1）班的语文老师换人。现在必须拨乱反正！” 听丁胜安这么讲，王加根再也不好说什么了，默认了学校领导对他的工作的不合理调整。这就意味着，从此之后，他得承担语文和英语两门主课的教学任务，并且领不到那五元钱的班主任津贴。 多干活就多干活，吃点儿亏也累不死人！少赚钱就少赚钱，一生还长着呢，以后赚钱的机会还多得很！反正方红梅调到身边了，再也不用来来往往地两头跑，时间和精力也顾得过来。 方红梅的宿舍被安排在办公室西头，也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间。她和王加根一东一西，正好守在办公室的两头。王加根的宿舍兼做厨房，煤油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和吃饭的小桌子都在他这儿。 每天早晨，王加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起开水瓶、提着塑料桶去学校食堂打水。回宿舍刷完牙、洗完脸，再拿着搪瓷碗和铝盬子去学校食堂买早点。有时是馒头和稀饭，有时是稀饭和花卷，只有这两种搭配。再次返回宿舍时，方红梅已经洗漱完毕，敬武也来到了王加根的宿舍。 三个人共进早餐。 在上课铃声敲响之前，他们必须用铝饭盒洗好大米，送到学校食堂的木蒸笼里。上午放学之后，再去学校食堂把蒸熟的米饭拿回来，中午只需在煤油炉上炒两个菜就行了。菜当然得去花园镇的集市买，只要没有课，王加根就可以骑上自行车跑一趟。 晚餐一般比较简单，多半是下面条，或者和点儿面粉，做刀削面。 当夕阳西下，教师和学生们放学回家之后，学校就如同退了潮的海滩一般宁静。偌大个校园里，只剩下加根、红梅和敬武三个人。 敬武住在男生宿舍里。除了中午和晚上睡觉，他很少在那间摆满了高低床的大房间里呆。那个房间面积比较大，床铺也很多。因为无人居住，屋子里到处是灰尘和老鼠屎，床与床之间还牵扯着蜘蛛网。敬武最初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屋子里，心里特别害怕，晚上吓得睡不着觉。时间久了，才慢慢适应。晚上他不可能吃完饭就睡觉，也不愿意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就跑到学校操场上去打篮球，或者到部队抽水房里找那个姓黄的战士玩儿，直到深更半夜才回男生宿舍休息。 王加根和方红梅晚饭后的活动主要是散步。有时往铁路技校和驻军部队营房的方向走，有时往邹肖村和花园镇的方向走。散完步回来，他们就各回各人的房间，看书或者写字。学校的电视机坏了，不然的话，他们还可以去办公室里看看电视连续剧。 日子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下循环往复。 团聚的兴奋和喜悦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方红梅开始审视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审视她与王加根之间的关系，结果同样令她大失所望。感觉这次调动完全是头脑发热，显得有点儿盲目，因此开始后悔。 寺庙一样死气沉沉的校园，破烂不堪的操场，狭小而又低矮的教室，肮脏的学校食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同事，特别是以张仲华为代表的中老年教师，不仅相貌丑陋，待人虚伪，而且举止庸俗，谈吐无聊。再加上与王加根无休无止的斗气和争吵，都让她厌恶、反感和压抑，常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抚今思昔，触景生情。多少回梦里，方红梅回到了她的母校方湾中学，与语文教研组那几个“活宝”教师打趣。醒来时，泪水总是打湿了她的枕巾和枕头。 第五十五章 饮恨离世 一声悠长的驴叫之后，驴主人套好板车，“得”地喊了一声，驴子就拖着板车，朝着村口的机耕路走去。 这条机耕路就是从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主干道。驴车的后面，跟着王加根、方敬武和邹肖村小有名气的肖木匠。 肖木匠穿着满是油污的衣裳，赤脚套着一双解放鞋，耳朵上夹着王加根发的纸烟，走起路来身体左右摇晃，显出很骄傲、很得意的样子。他长年累月在牌坊中学干木匠活儿，修理被学生损坏的桌椅板凳和门窗，与牌坊中学的教师已经很熟悉了。今天，他是应王加根之邀请，担任参谋和顾问，去花园镇指导王加根购买木料。 驴主人也很高兴，因为他小儿子在牌坊中学读书，正好在王加根任教的初二（1）班。能够为儿子的老师效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更何况，他经常听到小儿子对王加根的评价，知道王老师书教得好，又会写文章，是个有本事的人。尽管他靠拖板车卖力气为生，还是喜欢与有本事、有身份的人打交道。 方敬武是被王加根拉来帮忙的。来牌坊中学快一个月了，他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晚上睡觉再也不害怕了，即使老鼠在屋里横冲直撞、打架撕咬，他也能够睡得很香。 刚开始在学校食堂里搭伙时，王加根特意买了一个大号搪瓷碗蒸饭，以为这么一大碗饭足够他、红梅和敬武三个人吃了。 实际上，敬武每餐都吃不饱。他又不敢明说，总是吃完自己盛的饭之后，还要深情地望一眼空搪瓷碗，表现出非常留恋的样子。这一细节被王加根发现后，他就增加了一个铝盒子蒸饭。搪瓷碗和铝盒子一起上，敬武就能够放开肚皮来吃了，饭后总是露出满足的笑容。 当然，敬武这一个月最大的收获还是在学习上。因为是第二次读初一，加上语文教师是他姐，英语老师是王加根，上课提问、批改作业时对他格外关照。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在班上已经名列前茅了。 吃得饱，睡得好，学习有进步，已经让方敬武非常开心。谁曾想，他还鬼使神差地找到了一个业余篮球教练。 这个人就是牌坊中学大门口部队抽水房的广东籍战士小黄。 小黄身高只有一米五，精瘦精瘦的，籍贯广东湛江。他一个人驻守部队抽水房，负责王家岗驻军部队的自来水供应。闲来没事的时候，他时常到牌坊中学转悠，与学校的教师都比较熟。与人交谈时，因为时不时冒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广东话，大家习惯称呼他广广黄。 别看广广黄体量很小，但身上蕴藏着惊人的能量。他说话语速很快，走路健步如飞，行动猴子一般敏捷。篮球打得特别好，据说是驻军部队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这个篮球高手与酷爱篮球运动的方敬武相遇，那简直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成了师徒关系。他们每天傍晚都在一起打球，有时周末也在一起合练。 今天要随王加根一起去花园镇买木料，方敬武就取消了与广广黄打篮球的计划，但心里还是非常乐意的。买木料是为了打家具，家具打好后，大姐就可以结婚了。他这个当弟弟的，怎么能不开心呢？ 王加根之所以急着这个周末去买木料，是想利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请肖木匠来学校把木料铸成木板，为寒假打家具作准备。 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骤然增多，吵架和扯皮成了家常便饭。闹得特别凶的时候，甚至会说出“分手”之类的绝情话。但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分手是不可能的事情。也不是说，他们已经领取了结婚证，引产过一个胎儿，做过夫妻之间的事情，就不可能断绝关系，而是在内心深处，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吵闹过后，稍微冷静下来，他们就会感到特别后悔，各人检讨各人的行为，然后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结果，很快又重归于好了。 吵了好，好了吵，吵了又好，好了又吵，成了他们团聚之后的一种常态。或许，这本身就是夫妻生活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律。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说法呢？ 既然调到了一起，又不可能再分开，那么结婚的事情（准确地讲，是举办结婚仪式的事情）就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 房子可以住学校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添置几样实用的家具。王加根盘点了一下参加工作以来的积蓄，根本就不敢去家具店，所以准备自己买木料回来打家具。 据学校的同事们讲，自己打的家具结实耐用，比家具店卖的实惠。他于是托邹贵州请了肖木匠，自己又去找拖板车的学生家长，再拉上方敬武，组成了今天这支庞大的队伍。他还给方红梅分派了任务，叫她在家里备酒备菜，为他们准备凯旋后的午饭。 驴子拖着板车，带着一大队人马径直来到花园镇木材公司。 面对堆积如山的木料，就到了肖木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指挥其他人在木料堆里到处翻动，挑挑选选。选中了的，就吩咐大家抬放到板车上。前后花了近一个小时，挑选了四棵一人合围粗的杉木，在板车上绑好。王加根去开过票、付完钱之后，他们就打道回府了。 回牌坊中学卸完货，大家也没有客套。洗洗手，就围着王加根宿舍的小方桌坐下，开始享用方红梅准备的午饭。 劳累了半天，酒是非喝不可的。我们已经知道王加根的酒量不错，但与肖木匠和拖板车的学生家长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完全不是两个客人的对手。 三个人喝了两斤白酒。最先投降的是王加根。他跑到厕所里吐过之后，回来倒在床上就睡了。肖木匠与“板车司机”继续对饮。 两个客人最后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王加根完全不知道，好在有方红梅为客人送行。 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上午上班时，仍然感觉头疼。而到了中午，王加根就得到了奶奶去世的噩耗。 来报丧的，是加根的本家叔叔。 本家叔叔告诉加根，奶奶是前天傍晚，趁王厚义和胡月娥在门口塘里洗藕时，喝农药自尽的。 家里没有吵架，也没有闹矛盾。王厚义发现加根他奶喝了农药，就和本家叔叔一起，用板车把老人家往杨岗卫生院送。 路上，加根他奶的一只手臂绞进了车轮里。因为天黑，拖板车和推板车的人都没有发现。直到他们无论使多大的劲，板车都没办法挪动时，才发现老人家的衣服绞破了，手臂几乎被绞断。 到杨岗卫生院后，灌了不少肥皂水洗胃，也不见好转。一直到昨天早晨，奶奶还在医院里痛苦地挣扎和呻吟。 杨岗卫生院要求王厚义预交三百元住院费。厚义拿不出来，又听医生说，即使救活了，也管不了几天。他便以老人死在外面不吉利为借口，放弃了抢救，连奶奶的手臂都没有包扎，就把老人家拖回了王李村。加根他奶被拖回家后，躺在堂屋地面的草席上，乱喊乱叫，脚乱蹬，手乱抓，被折磨了一整天，直到昨天下午五点多钟才断气…… 王加根听到此，泪水已如断线的珠子。他当即和本家叔叔一起到花园镇，坐长途汽车回王李村。快到花园汽车站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应该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母亲和他大舅。于是，前往花园邮局分别给白素珍和白大货发了简短的电报。 汽车在黄色的土石公路上艰难地行驶。因为坡道较多，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速度时快时慢，显得特别不均匀。 王加根时不时被颠得屁股离开椅面，两条大腿很快就麻木了，脑袋晕晕乎乎的。加上浓重的汽油味的刺激，他突然感到心里作呕，胃里面翻江倒海，一股热浪迅速涌向喉管，污秽之物从口腔里喷薄而出。他迅速把头伸出窗外，让那些呕吐出来的东西随风飘扬，散落在路面、路旁的树枝和汽车的车身上。他接连不断地呕吐了好半天，最后吐出来的完全是淡绿色的水，不过，胃部仍然在间隙性地痉挛。 平静下来之后，王加根已经满眼是泪。也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呕吐所致。他从口袋里搜出几张卫生纸，擦了擦眼睛，又揩了揩嘴巴，然后把纸团扔出窗外。 本家叔叔一再向他说明，家里没有吵架。加根他奶与他爸和胡月娥之间，近段日子也没有发生矛盾冲突。奶奶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自己喝的农药。 不管本家叔叔说的是真是假，丝毫也不能消除王加根对王厚义和胡月娥的仇恨。因为暑假回家时，他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奶奶吞吞吐吐的诉说，已经在他心里埋下了愤怒和仇恨的种子。他觉得王厚义和胡月娥对奶奶太不好了，缺少最起码的照顾和尊重。 长途公汽在双峰管理区停下后，王加根和本家叔叔相跟着下了车。回村的路上，叔侄俩一前一后只顾走路，什么话也没有说。 进村之后，本家叔叔向加根告辞，抄另一条小路回了自家。 王加根继续沿着乡村公路走。到老宅旧址时，他看见家门口摆满了花圈。满腔悲愤再次涌上心头。 加根的出现，引起了那些在花圈丛中忙碌和看热闹的乡亲们的注意。他们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用目光迎接逝者的孙儿。有的还迎着加根走过来，主动与他打招呼。 加根表情严峻，走过老宅旧址，穿过花圈丛林，径直走进家门。在大门口，他看见堂屋正中摆放着黑色的棺材。 奶奶已经入殓，但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他大声呼喊着“奶奶”，泪飞顿作倾盆雨。 “奶奶，我是加根啊，您最疼爱的孙儿加根。加根回来看您了，你最疼爱的孙儿回来看您了！您要的小剪刀，我给您买回来了。您睁开眼看看哪！奶奶——” 他不管不顾的哭诉，让满屋子的人悲从中来。不少大妈大婶都掀起衣角，擦起了眼睛。 奶奶平躺在棺材里，双目紧闭，面色惨白，愁容依稀可见。 “你奶奶昨天怎么也不肯断气，拖了一整天。可能就是在等你呢！”本家二婆抹着眼泪，哽咽着对加根说。 本家二婆的话音刚落，王加根惊奇地发现，奶奶的眼角居然滚下两行泪水！ 多年以后，当人们谈起这件事时，仍然觉得蹊跷。王加根甚至专门为这事咨询过医学专家。医学专家的解释是，人死之后的最初阶段，脑细胞并没有完全死亡，可能会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看来，奶奶死不瞑目，就是因为没有盼回亲爱的孙儿。 等加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之后，王厚义才小心翼翼地凑近他，叫他先去厨房吃饭。 王加根没有理会。 王厚义又和本家二爹商量，说天气太热，应尽快安葬死者。 王加根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等他妈白素珍回来，让妈妈最后看奶奶一眼。 王厚义惊愕万分。当他得知加根已经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发电报告诉了白素珍和白大货时，竟然恼羞成怒，斥责儿子不懂事。 “怎么办呢？天这么热，放长了肯定不行。”厚义显得手足无措，试探地征询本家二爹的意见。 本家二爹说，既然已经通知了素珍，那只有等她回来了。 次日一大早，白大货就赶来了。王厚义于是向他提出，必须赶紧出殡。白大货仍然坚持要等他姐回来。无奈，所有人只能翘首等着白素珍。 白素珍是当天上午出现在王李村的。 她没有哭泣，也没有流泪，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有认识她的人与她打招呼，她只是严峻地点点头，不说一句话，只是气喘吁吁地走路，径直来到加根家的门前。步入停放死者遗体的堂屋，她把旅行包随手一扔，就掀翻了虚掩着的棺材盖，大声呼唤着“养母”。 “我不会哭！是谁害死了我养母？是谁逼死了她？是谁？是谁？找公安局的来验尸，把那个杀人的凶手抓起来枪毙！”白素珍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她责备加根发的电文过于简单，应该说明奶奶是非正常死亡。她叫加根再去给她丈夫老马发一份电报，说她十天半月不会回保定，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在场的乡亲们都想息事宁人，劝白素珍马虎一点儿。人死不能复活，闹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白素珍一句也听不进去。 王李村德高望重的村支书把素珍叫到一旁，嘱咐她冷静。并且说，事情做事情处理，人还是应该安葬。天这么热，不能耽搁得太久。 白素珍执意要等公安人员来验尸。 没有办法，村支书只得派人前往周巷区派出所，请来了派出所的杨所长。 杨所长戴着白手套，拿着手电筒，在棺材里面前前后后照了照，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尸体，做了一些记录。 加根他奶这才在鞭炮声和亲人的哭号声中，送到了村西的晒石畔墓地。 从白素珍出现到出殡全部结束，王厚义和胡月娥一直不敢在家里露面。王厚义失魂落魄地在外面游荡。胡月娥则抱着加花，拉着加叶，乞丐一样地坐在别人家的门口。按照乡俗，如果家里刚刚有亲人去世，是不能进别人家门的。 到了晚上，王厚义瞅空找到加根，把儿子叫到屋子侧边的小院子里，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然后跌坐在厕所旁的地面上，失声痛哭起来，声音又不敢放大。 王加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爸表现得这般可怜。 在加根的印象中，王厚义总是凶神恶煞、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的，现在竟然表现得这样六神无主，胆怯可怜。他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意，同时坚定不移地认为，奶奶的死肯定与他爸有关。不然的话，王厚义不会表现得这么心虚。 入夜，白素珍睡在加根他奶生前住过的房间。加根和衣躺在她的脚头，陪伴和保护着母亲。母子俩好多年没在一个床上睡觉了，现在睡在一起，却怎么也难以入眠。 白素珍告诉儿子：老马后天要去bj开会；马杰刚刚与女朋友吹了，正在闹矛盾；马红在家里待业，又总是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跳舞跳到深更半夜；马军上学路远，要单独给他做饭吃；马颖正在上幼儿园，早晚都必须有人接送…… 总而言之一句话，家里一刻也离不开她，她必须马上返回bd市。 “您不是让我给继父发电报，说您十天半月不回去么？”加根问。 “我倒是想这样。”白素珍无奈地说，“但不回去不行啊！” 王加根不言语了。 内心里，他也不希望妈妈在王李村大吵大闹。因为这种吵闹，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况且，他自己也该回牌坊中学上班了。 结果，预想中的翻天覆地的吵闹，就这样虎头蛇尾的收场了。 第五十六章 文凭情结 参加完奶奶的葬礼，王加根的情绪极度低落。 他怎么都难以相信，慈祥的奶奶殁了，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但这一点又是毋庸置疑的。他亲眼见奶奶躺在棺材里，亲眼见本家二爹、本家叔叔和皮匠三爷钉上了棺材盖，亲眼见村里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把装有奶奶遗体的棺材抬到村西那个叫晒石畔的墓地里，又亲眼见他们把棺材放进事先挖好的土坑，用铁锹掀起红黄色的泥土，把棺材一点儿一点儿地掩埋…… 再也见不到奶奶的音容笑貌，再也听不到奶奶的细声叮咛，再也没有机会为奶奶修剪脚趾甲，更没有机会把奶奶接到身边生活了。想起这些，特别是回忆起奶奶躺在棺材里眼角滚出泪珠的情景，加根总是泪眼婆娑。 奶奶实在是被生活拖累得不行，才自寻短见的啊！所以，无论她老人家喝农药之前有没有吵架，与家里其他人产没产生矛盾，王厚义和胡月娥都难辞其咎。最让王加根寒心的，也是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原谅王厚义和胡月娥的，是在奶仍有希望存活下来的时候，他们却放弃了抢救。仅仅为了省下三百元钱，他们就把奶奶从医院里拖回家，眼睁睁地看着老人家遭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痛苦地死去…… 稍有良心和良知的人，对老人家稍有一点儿感情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眼巴巴地盼着一个人死去，这需要多么硬、多么狠的心肠啊！钱就那么重要么？他们为了生加叶和加花，两次交了七百元钱的罚款，怎么就舍不得花三百元钱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呢？眼看一个生命即将逝去，能抢救而不去抢救，实际上就是间接故意杀人。这在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的。 “即使救活了也管不了多长时间”——多么荒唐而又残酷无情的理由。照这种理论，所有身患绝症的人，都没有救治的必要，反正救活了还是会死去的。依此类推，所有患病的人都有生命终结的那一天，都没有医治的必要。那么，这个世界上还要医院和医生干什么？ 据科学研究和医学实践证实，一个自寻短见的人，在将死而没死的时候，往往会幡然醒悟，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求生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加根他奶从喝农药被人发现时起，就已经不愿意撒手人寰了。因为她还等着加根给她买小剪刀，还等着孙儿娶孙媳妇，等着看自己的重孙子呢！她怎么舍得离开这个世界呢？但是，没有人给老人家这个机会。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胸腔里就一阵绞痛。他能为含恨死去的奶奶主持公道么？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继母，他如何去处理这件麻烦而又棘手的事情？他一筹莫展地回到了牌坊中学。 国庆节放假期间，肖木匠带着徒弟如约来到牌坊中学。花了两天功夫，把上次买回的木料铸成了半寸厚的木板。 肖木匠告诉王加根，杉木比较潮湿，暂时不能用来打家具。因为湿木材打的家具会变形，必须等木板晾干。他还经验十足地叮嘱，木板只能阴干，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室内。加根和红梅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房间，面积十平米不到，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横着竖着，还是立着躺着，都放不下这东西。盘点学校所有的校舍，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够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行，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几天就会让木板面目全非。 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王加根征得丁胜安和邹贵州的同意，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节省空间，将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竹筷子和木片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同事们说，这些木板风干至少需要两个月，完全干了才能够定型。木板定型了，做出的家具才不会变形。 这没有关系。王加根根本就没准备马上打家具，因为没钱，也找不到适合打家具的场地。他和方红梅的宿舍那么窄，屁大一块地方，打家具根本就铺排不开。只能等学校放寒假之后，腾出一间教室出来给木匠们使用。 家具的事情只能暂时做到这一步。 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婚房。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宿舍被办公室隔开，东一间，西一间，这样扯着不方便。他们希望把两个人的宿舍调到一起，或者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这样便于摆放家具，也有个家的样子。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丁胜安和邹贵州满口答应。只是时间上要稍晚一点儿，等到这学期结束，再帮他们调剂。 当然，王加根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他已经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买菜都得找方红梅要钱。 二十岁的王加根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眼见加根这么熬煎，红梅也很心疼，但爱莫能助。她不敢撺掇加根去向王厚义或白素珍要钱。她知道，如果自己提出那个话头，加根就可能如点着的爆竹，噼里啪啦地炸个不停。她太了解加根了。 “要是春节来不及，就把婚期往后推一推，改到明年五一。”方红梅委婉地提出建议，“反正结婚证已经领了，又住在一起，结婚不结婚没多大区别，也就是举行个仪式而已。” 王加根也有过这想法，只是心里惦记着另外一件事情：“你不是说这个月好事没有来，可能又出事了吗？” 方红梅懊恼地低下头，显得有点儿沮丧，说：“也可能没有怀孕，只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还是抽空儿去医院检查一下。” 正在他们谈婚论嫁，商量婚期的时候，一封从方湾中学转过来的信件打破了生活的宁静。那是湖北大学寄给方红梅的《录取通知书》，她考上了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班。 她是今年暑假参加的函授招生考试，所以《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方湾中学。手捧着《录取通知书》，她激动得满脸通红，浑身颤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调儿。太不容易了！孝天市报考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班的有好几百人，最终只录取了三十九名。而这三十九名幸运儿中，只有四个是女生。 “不惜一切代价拼五年，一定要拿到本科文凭！”方红梅斩钉截铁地发誓，又对王加根说，“结婚的事情就算了，五年后再说。要是出了事，我就去医院。” 王加根无言以对。他能说什么呢？他应该支持红梅。 前段忙忙碌碌的日子，他们老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扯皮，家长里短地辩论，婆婆妈妈地争吵，与那些市侩而又庸俗的夫妻没有什么两样。王加根既感到厌烦，又非常担忧。他害怕自己和方红梅过早地“蜕变”，成为他看不起的那些平庸之辈。毕竟他们都还年轻，才二十岁出头啊！现在方红梅考上本科函授班，意味着她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最起码这五年不会感觉到无所事事。这多么好啊，坚决支持！ 方红梅到孝天市二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她确确实实又怀孕了。 他们虽然各有各的宿舍，中间还隔着办公室。学校教师都认为，这种布局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如直接把他俩安排在一起。晚上校园里只有这对热恋中的孤男寡女，他们怎么可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呆在各自的宿舍里？ 英语老师董志芳经常以倒开水喝为借口，到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宿舍里巡视，查找他们偷尝荤腥的证据。董志芳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得满脸通红，并且大呼小叫着，让其他同事来参观。大家斗地主一样地对王加根进行审问，搞得坐在一旁的方红梅脸上如同泼了血一般。 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不，现在又出事了。 拿到医院的检查结果，方红梅丝毫也没有犹豫，提出了引产的要求。时隔半年，她第二次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眼见方红梅为了函授学习破釜沉舟，推迟婚期，打掉孩子，王加根心里还是难免一阵酸楚。不过，既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他就不能出尔反尔，显得没有男子汉的气量和大度。 方红梅首次面授的时间是十二月上旬。按通知要求，必须交三十元钱的教材费，加上往返路费和十天的生活费，起码得她一个月的工资。这次人工流产，手术费和药费，又花了二十六元钱。她已经囊中羞涩。所有的花销，都等着发十一月份工资。 王加根的存钱计划看来是泡汤了。在为经济拮据而苦恼的同时，他还得考虑自己的文凭问题。 当初方红梅劝他一起参加本科函授招生考试，他固执地拒绝了，现在见方红梅收到《录取通知书》，他又有点儿后悔。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如果他们都考上了本科函授班，不是又可以和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一样，一起参加面授，坐在一间教室里听课吗？五年之后，双双领到本科文凭，那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错过了。 不过，加根又想，如果他和红梅两人都考取了本科函授，两人的学费就得六十元，一起面授学习的花销更大。钱从哪儿来？两人同时外出参加面授学校，他们的工作怎么办？课谁来上？作业谁来改？学校领导会同意他们都去读函授么？方红梅前天把《录取通知书》交给张仲华，为十二月份的面授请假时，张仲华直言不讳地提出附加条件：以后只要方红梅参加面授学习，她的课程必须由王加根承担。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要是他们两人同时请假，学校领导绝对不会批准。 还有，如果他和方红梅都外出了，敬武一个人在学校里怎么办？ 这一系列的问题，王加根都无法给出答案。面对现实，他对当初放弃本科函授班招生考试，又不那么后悔了，觉得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明智的。他和红梅不可能同时参加面授学习。一个人坚持读函授的话，另一个只能作出牺牲，选择高考教育自学考试这种途径奔文凭。 问题是，函授学习五年之后，方红梅肯定能够拿到本科文凭，而王加根参加自学考试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能否本科毕业却不一定，甚至有可能连专科文凭都拿不到。 这是隐藏在王加根心里最大的危机。如果方红梅将来本科毕业了，自己还只是中专学历，脸面往哪儿搁？万一按教师学历来安排教学时段，方红梅可以教高中，而他只能去教小学。两个人想在一所学校里工作都不可能，自己还配做她的丈夫么？ 函授班读不成，自学考试能否毕业存在不确定性，脱产进修没有指标，电大又没听说要招生。要想不掉队，现在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参加高考，重圆自己的大学梦。王加根参加工作已经满两年，能够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了。这条路虽然难度很大，但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客观地分析现状，王加根觉得自己考上理科类大学的希望不大，因为高中的数理化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这些年的高考还增加了不少内容。他上中学时，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整个中学阶段只有四年时间，而现在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学制已经改为六年。六年学习的内容，肯定比四年学的要多得多。 综合考虑，他决定去报考文科类大学。历史和地理知识靠的是死记硬背，他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语文和政治，多花点儿功夫，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短板还是英语和数学。尤其是英语，现在的高中生都比较厉害，而他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听英语广播讲座，眼下的实际水平，还不如初中毕业生。虽然难，他还是准备脱它一身皮，咬紧牙关去搏一搏。方红梅的本科函授已经把他逼上了绝路，他别无选择，只能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给自己打过鸡血之后，王加根就把自己的宏伟规划和远大抱负告诉了方红梅。方红梅听过之后，却没有他所想像的那么兴奋，更没有对他的计划表示支持。她表情冷漠，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打破。高考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王加根高中毕业四年了。这四年完全没有接触高考方面的信息，怎么可能战胜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异想天开，完全是白日做秋梦。 “如果你这样的人都能够考上大学，我估计中国的大学生就要用牛栏装。”方红梅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打击，目的就是让他彻底死心。 王加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随时都可能咆哮起来。 方红梅意识到自己的话说重了，又换了一种和缓的语气，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她说，如果王加根去读大学，她的本科函授班就学不成。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读大学必须脱产离职，没有工资收入。仅靠她一个人的薪水，不足以维持两个人学习和生活开支。时间上也没有保障。两个人都去奔文凭，一个人要复习备考，一个人要自学课程，家务活儿哪个去干？如果是这样，务必将来经常扯皮，影响两个人的关系，还有可能两个人都学不好。退一万步讲，就算王加根考取大学了，他们又得分开四年。四年时间，她一个人在牌坊中学怎么办？分居那么长时间，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男人都是花心大萝卜。进了花花绿绿的大城市，大学校园里那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你一去恐怕就会忘了我。”方红梅噘起嘴巴子，显出委屈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考上大学并不是什么好事。对于我来讲，无异于一场灾难。我们可以来个约定，你放弃考大学，我也不坚持推迟婚期。还是按照原计划，我们明天五一结婚。”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加根再也不好固执己见。他没想到方红梅还是个醋坛子，于是答应不报考大学了，继续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凭自己的实力去拿文凭。 “我们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基本上一样，教材可以共用。这能节省不少钱。”方红梅继续巩固她劝说的成果，“我可以把面授时的听课笔记给你看，你又能帮我完成函授作业。我们还可以互相报题目对方背，检验学习效果。比翼双飞，共同进步，该有多好！” 王加根被方红梅勾画的美丽蓝图感动了，眼眶里旋转起了泪水。 第五十七章 嫉恶如仇 通过推心置腹的沟通和交流，王加根和方红梅对未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总算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和规划。 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彼此促进，家务事共同承担。所有这一切，看似非常美好，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并非那么容易。说来说去，还是思想上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王加根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难得轻松和快活起来。肝火又特别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对领导不满，有时对同事不满，有时对学生不满，有时对红梅和敬武不满，逮谁就跟谁闹，如同一只好斗的公鸡。单身独处时，他甚至生自己的气，莫名其妙地抽自己的耳光。 手头有事忙的时候，稍微好一点儿。只要一闲下来，他就无事找事地发神经。一会儿说日子过得太单调、太呆板、太枯燥、太无聊，恨不得去死了就好；一会儿感叹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往下混，没什么意思，如同断线的风筝不知道要飘向何方。有时庆幸自己与方红梅相识、相知、相爱，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有时又后悔谈恋爱太早了，二十岁不到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整天愁得像个老头。因为烦闷，因为懊悔，因为压抑，他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大叫，大哭一场，或者把身边的东西砸个稀巴烂。 这期间，王加根还回王李村参加了爷爷王裁缝的葬礼。 奶奶去世后，加叶加花没人照顾。没有办法，王厚义又去江汉农场接王裁缝。老人家回王李村才一个多月，就因为脑溢血过世了。 王加根回王李村参加王裁缝的葬礼时，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奶奶。他一个人坐在奶奶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没有一丝一毫害怕，反而感到非常亲切。恍惚中，他似乎看见奶奶从床上坐了起来，抬起瘦骨嶙峋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蛋儿，叹息他瘦了，问他是不是生了病。 眼见王厚义和胡月娥都在为王裁缝的丧事忙碌，没有谁提起奶奶，似乎奶奶根本就没在这个家里生存过，加根感到特别伤心，也特别气愤。这一个多月来，他接二连三地收到母亲的来信，谈的都是奶奶的事情。白素珍说，她准备今年春节回湖北，陪伴她养母的亡灵，为含冤去世的奶奶报仇雪恨。 她在信中说：“加根，我以前劝你与王厚义和平相处，那是我考虑到你年幼，害怕你跟他作对会吃眼前亏。现在你长大了，我必须告诉你：我和王厚义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生活的舞台上，要么他死，要么我亡！至于谁胜谁负，法庭上见分晓！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替我养母申冤报仇，替我自己报仇雪恨！不告倒你父亲，不争回我养母的遗产，我绝不会停止战斗的笔！” 读着这样的来信，王加根感到非常为难，既困惑，又矛盾。 奶奶饮恨离世，他也恨他爸，希望王厚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真的把王厚义拉出去枪毙么？真的让王厚义去坐牢么？他又于心不忍。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给过他生命。他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有这个男人的血液。 血浓于水啊！ 另一方面，王加根对母亲那种吵闹起来就随心所欲，对什么事情都不管不顾的做法比较反感。他担心白素珍春节期间在王李村闹得一塌糊涂，多次写信劝她不要回湖北，或者回湖北之后不要大吵大闹。这些劝告丝毫也没起作用。王加根反而遭到母亲毫不留情的痛骂。 白素珍说，加根是在可怜他那罪大恶极的父亲，因王厚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吓得胆战心惊！ 唉，王加根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麻烦事。 方红梅的情绪同样不稳定。当函授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消退之后，她仍然走不出工作调动留下的心理阴影。牌坊中学不是伊甸园，她和加根也不是夏娃和亚当。尽管古今中外的文人墨客把爱情描写得那么美好，神圣、崇高而又伟大。可是，爱情不能当饭吃。人活着，就必须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必须演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呆在这么一个孤岛野庙一样的鬼地方，夜晚见不到一个人影，周末和节假日找不着人说话聊天。陪伴他们的，只有孤单、寂寞、空虚、无聊和恐惧。因为远离城镇，加上人生地不熟，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 抚今思昔，想起自己毅然离开的方湾中学，方红梅难免失落，难免郁郁寡欢，甚至伤心落泪。那是她的母校，又在那儿工作过。无论那里的教师和学生，还是他们的家属或家长，她都非常熟悉。八小时之外，她和同事们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扑克，去街上吃大排档、看电影、看录像、唱卡拉ok，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更为难得的是，方湾中学离她家菜园子村那么近，她可以在家里吃父母做的热菜热饭，可以与弟弟妹妹斗嘴疯闹，享受天伦之乐。调到牌坊中学之后，这一切倏忽间远离了她。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人的孤独相守，是漫漫长夜的顾影自怜。 方红梅心理上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回想起两次意外怀孕，又不得不打胎，她更是悲从中来，而且特别生气。怪只怪王加根太穷了，没本事结婚。她于是指责和抱怨王加根，骂他枉为男人。 王加根呢？也不甘示弱，与方红梅针锋相对。我就这个条件！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就是一个穷光蛋！又没有瞒着你，又没有欺骗你，是你自己投入我怀抱的。你一会儿说马静找的周哲凡家庭条件好，一会儿说高中的女同学嫁的老公会赚钱。这不满意，那不满足，现在觉得委屈后悔了，早干嘛去了？我不会因为穷，就对你卑躬屈膝，更不会存心去巴结你、讨好你。我绝不会当一个没有血性、没有骨头的猥琐男人。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看着办！ 听这口气，我们难免会在心里骂王加根不是东西。你把人家黄花闺女睡了，就摆出这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不过，他也实在是没办法。 陪方红梅人工流产时，他心如刀绞。医生扼杀的，是他的亲骨肉啊！他不想把自己的孩子留下吗？虽说领了结婚证书，他们就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但按常理还是应该举行一个婚礼。向社会昭示，得到亲朋好友的认同，他们的婚姻才算名正言顺。可是，他们拿不出钱来办这么一个仪式。没有结婚就怀上孩子，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唾弃和谩骂，特别是女人，会背上极坏的名声。他不愿意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只能以牺牲亲骨肉为代价。孩子没有了，可以再造再生，女人的名誉受损了，则永远难以修复。他也是为方红梅着想啊！ 他们两人的是非曲直还没有理清，方红梅又与学校教导主任张仲华发生了冲突，关系搞得相当紧张。 矛盾是由期中考试考核评定引起的。 开学初，牌坊中学制定出台了《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其中一条重要内容，是对在期中、期末和中考等大型考试中，教师所任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给予奖励。具体来讲，全班学生及格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根据优秀率情况予以奖励。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三十，获一等奖，奖金二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二十，获二等奖，奖金十元；优秀率达到百分之十，获三等奖，奖金五元。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及格率和优秀率。假如考试满分为一百分，六十分以上为及格，及格学生人数与学生总数的比率为及格率；八十分以上为优秀，优秀学生人数与学生总数的比率为优秀率。 这个奖惩办法是张仲华负责起草的。 这些年来，牌坊中学教学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出自这位“能人”之手，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导，也由这位“能人”组织开展。丁胜安通常只在人事、财务和对外接待这些事情上出面，学校内部管理方面的麻烦事，一般都交给张仲华。 张仲华呢？又是一个不怕麻烦、喜欢用权、爱管闲事的人。每天早上，他拿着考勤本在办公室转一圈，看看教师们有没有按时到岗。隔段时间，他都要检查一下教师们的备课和学生作业批改情况。心血来潮了，他还会拎起一把靠背椅，不声不响地进入某间教室，旁听教师们讲课。他干起这些事情乐此不疲，劲头十足。特别是看到教师们因为他的“严格管理”显得紧张和惶恐不安时，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觉得自己在牌坊中学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管理别人，张仲华尽量做到事无巨细，查找教师们工作中存在的纰漏，更是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是，他自己又不以身作则，更谈不上率先垂范。要求别人做到的，他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仅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基于他的这种德性，学校的教师们都不怎么喜欢他，甚至从内心里厌恶他。尤其是一些年轻教师，经常因为受到他的压制和批评，对他恨之入骨、嗤之以鼻，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不过，大家确实又有些惧怕他，担心他在丁胜安面前打小报告，所以受了委屈总是忍气吞声，不与他计较，尽量避免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张仲华拟定《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时，参考了往年的考试情况，认为他自己十拿九稳能够得奖。遗憾的是，今年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他所教的政治课考得差强人意，很多学生都在六十分以下，及格率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失去了评奖的资格。丁胜安和邹贵州没有任课，自然也拿不到奖金。能够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的，全部是普通教师。 看到这种结果，张仲华霎时慌了手脚。 奖惩办法是经校务会讨论通过，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布于众的。如果出尔反尔，肯定会引起教师们的反感，激起公愤。但是，按照这个奖惩办法执行，学校得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更为尴尬的是，获奖人员没有一个是学校领导。考试结果出来的最初几天，张仲华坐立不安，对兑现问题感到万分棘手。他先是找中老年教师到办公室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这个事情该怎么弄”。 大家一致认为，学校领导应该说话算数，不能失信于民。 无奈之际，张仲华又提出对所有获奖学科的学生试卷进行复核。他的意图非常明确：既然学校领导拿不到奖，就不能让教师获奖面太大，要最大限度地压缩获奖人数。 随后，他就坐在办公室里专心致志地翻阅那些已经阅过的试卷。重点审查那些刚过六十分或者刚过八十分的，想方设法扣减分数，把及格率和优秀率拉下来。他整整花了一个星期时间，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复核试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最初的结果相比，全校获奖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且大幅度降低了获奖等级。 不少教师气得眼睛充血、头冒青烟，但都敢怒而不敢言。 王加根获一等奖稳如磐石，没有被拉下来。方红梅本来可以获二等奖的，因为及格率被拉到百分之八十以下，失去了评奖资格。她翻阅着被张仲华扣减过分数的试卷，发现很多本来答对的题目，都被扣了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调到牌坊中学的方红梅，成了第一个去摸老虎屁股的人。她拿着初一（1）班的语文试卷，来到学校领导办公室，把试卷在张仲华面前摊开，逐题询问学生的答案究竟错在哪里，要求他说明扣分的理由。 张仲华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搞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新来乍到的黄毛丫头竟敢向他叫板。他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开始搜肠刮肚的调动自己的语文知识，胡乱地解释和应对挑战。有一道题目，要求用“花枝招展”造句。学生写的答案是：我妈妈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张仲华认为说法欠妥，判为错误。理由是，如今又不是原始社会，人怎么可能用花朵和树枝来打扮自己呢？ “你知不知道花枝招展是什么意思？”方红梅用嘲弄的口吻问。 张仲华一时语塞。迟疑片刻，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比划着回答：“花枝招展嘛，就是那个花呀、树枝呀，在风中摇呀摆的。就像这样，这样两边摆动。属于动宾词组。” 办公室里的不少教师都埋下头偷偷发笑。 方红梅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从桌上拿起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再次来到领导办公室。她把词典扔在张仲华面前：“你自己查一查，好好学习一下，把意思弄懂了再判断对错。不要误人子弟！” 说完这些，方红梅觉得还不解气，继续咄咄逼人地发问：“还有这几个字的拼音，为什么错了？文言文中的通假字与现代汉语的读音不一样，你知不知道？自己不学无术，凭什么胡乱更改？” 张仲华满脸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因为丢了面子，他气急败坏，也顾不了学校领导的身份，竟然开口骂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个什么东西！”方红梅毫不示弱，“自己没本事得奖，看到别人得奖又眼红！有你这样当领导的吗？”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弱女子能够这样拍案而起，让那些忍气吞声当缩头乌龟的男教师们汗颜汗足。大家纷纷找丁胜安评理，表达对张仲华胡作非为的不满。 迫于民情民意的压力，张仲华不再坚持复查和更改试卷分数。 丁胜安趁机送了一个顺水人情：坚决执行《教师教学考核评定奖惩办法》，严格按照最初评定的考试成绩兑现，该奖的一分钱不少，不该奖的一分钱不给。 就这样，方红梅的据理力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她因此得罪了教导主任张仲华，结怨的程度还比较深。 自那以后，张仲华对她总是“特别关照”，有事没事找她的茬儿，故意刁难她，伺机报复，给小鞋她穿。 方红梅本来就对牌坊中学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满意，现在又遇上张仲华这么个无赖，烦恼和苦闷的程度更深了。 第五十八章 卷土重来 旧年除夕的中午，是乡下人吃年饭的时候。 放鞭炮、烧香、化纸、磕头作揖、供菩萨、供祖宗、供先人，一套繁缛的礼节之后，总算到了入席就座的时候。 在散发着火药味和飞扬着大片小片黑灰的堂屋里，霎时充满了拉拉扯扯的谦让声。本家二爹、本家二婆、本家叔叔、本家婶婶坐定之后，王加根和他爸厚义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胡月娥带着本家的几个小孩挤在一条板凳上。她的另一边，是手拿碗筷、站在靠背椅上的加叶，以及在摇篮里睡得正香的加花。 农民一年上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碌，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心安理得地休息放松一下，吃点儿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团年饭丰盛如否，则是反映当年收成好坏的一面镜子。王厚义今天看上去气色不错，酱红色的脸上不时浮现出欣慰和骄傲的笑容。这既因为一米五见方的八仙桌，被大碗小碟的肉菜盖得看不见桌面，更重要的是，他儿子加根今年在家里过年。 自上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王加根好几年没在王李村过春节了。如果今年不是他奶奶新香，他很有可能又去了方湾菜园子村。 收音机里在唱楚剧《三世仇》，哭哭啼啼的悲哑腔。王加根觉得这唱腔与除夕的喜庆气氛不太协调，想换个频道，但本家二爹和二婆又喜欢楚剧，摇头晃脑地听得如醉如痴，他也就罢了，没有去调台。 “加根！加根！”刚端起酒杯，还没来得及说祝酒词，门外传来急促的喊叫声。 王加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 “谁呀？这个时候喊什么！”王厚义一脸不高兴，嘟哝着，望望胡月娥，又看看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不知道该不该让儿子下席。因为吃年饭的时候，忌讳席上的人离开，也不能随便打开自家的大门。 外面一声声喊得紧。王加根再也不敢无动于衷，便急急地站起身来，穿过堂屋靠北的卧房和猪栏，从侧门走了出去。喊他的是村支书的大儿子，告诉加根，他妈妈回了，叫他赶紧过去。 果然如此！王加根怔怔地站在大门口，遭雷击一般地呆在那里。担心了几个月的事还是发生了，而且正值大年三十的时候。 王厚义这时跟了出来，听到白素珍回来的消息，脸色变得煞白。 “不管她！”厚义恼怒地把手一挥，在加根面前走过来、走过去，又走过来，又走过去，最后站定。刚才在酒席上的得意劲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他眼睛里喷着火，露出满脸的杀气。 加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 “先把年饭吃完再说。”厚义吩咐道，声音比“不管她”的吼叫起码降低了八度。 回到屋里，望着加根父子俩的，是几双询问的眼睛。 厚义尽量放松地说“没什么，没什么”，但无论如何也挤不出一点笑容。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就闷着头不停地夹菜吃。 “是不是素珍回来了？”本家二爹试探地问。 沉默。沉默等于确认。满屋子的人不吃不喝不动不作声，一个个变成了归元寺的罗汉塑像。 “我怎么这么命苦哟！”王厚义失声地哀嚎着，往自己的脑袋上打了一拳，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 寂静。只有收音机里在笛子独奏《喜洋洋》。 本家二爹欠着身子，关掉这唯一的发声体。他干咳了一声，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说呢，既来之，则安之。素珍既然回来了，加根还是去书记家，客客气气地把她接回。只要大家都不闹，平平安安地把年过过去。” 沉默。死一般的寂静。 摇篮里的加花醒了。胡月娥赶紧下席，去端尿喂奶。 懂事的加叶似乎也觉察出了什么。她不再要大人夹菜，规规矩矩地站在靠背椅上，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本家叔叔和本家婶婶一言不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静观其变。 良久，王厚义从桌子上抬起头来，手臂擦拭着潮湿的眼睛，自言自语，又像是回应本家二爹的提议。他语气坚定地说：“不行！老子今天是不准她进这个屋的！臭婊子，离婚十七八年了，还回来扯皮。不要脸！” 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开始劝厚义，叫他为来年的顺遂着想，忍耐一下，把年过了再说。加根也不同意他爸这种蛮横的态度。他觉得，母亲既然回了，就肯定要进这个屋，因为她就是为这个屋而回的。 大家又商量了好半天。最后决定，由加根去村支书家接他妈，嘱咐他做好素珍的工作，回家后不要闹。 肩负着满屋子人的重托，王加根心情沉重地前往村支书家。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来聊一聊白素珍那边的情况。 参加完养母的葬礼，回河北保定之后，白素珍一直难以释怀，怎么也放不下这件事情。想起她养母的死，想起她和三货受过的屈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复仇的火焰每天都在熊熊燃烧，她开始策划如何为养母申冤、为她自己雪恨。考虑如何想办法夺回她养母留下的房产，如何让罪大恶极的王厚义受到法律的制裁。 她买了好多法律书籍在家里自学，花四十五元钱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接着，夜以继日地写控告信，寄往孝天市人民法院、孝天市人民检察院和孝天市公安局，寄往全国各地的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妇联，强烈要求维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办王厚义这个人渣。每一封控告信都火药味十足，随处可见“杀人犯”“强奸罪”“重婚犯”“绳之以法”“坐牢枪毙”这样的字眼。与此同时，她还着手打官司的准备。多次写信征求冯婷婷和汤正源的意见，还和老马一起到bd市法律顾问处进行过咨询。 律师们普遍认为：王厚义虐待老人的情节比较严重，特别是在老人家喝农药之后，找借口放弃抢救，属于故意不作为，涉嫌间接故意杀人。如果他受到刑事处罚，就有可能丧失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 白素珍于是决定聘请律师打官司。 “要请律师的话，你最好去孝天本地请。这样办案方便一些。取证呀，出庭呀，与法院沟通呀，都比较容易，也可以节省不少费用。”bd市法律顾问处的工作人员提出这样的建议。 她又问打这场官司得花多少钱。 别人微笑着预估了一个数目。白素珍听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表面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儿。 “铁定可以赢的官司，凭什么收这么多钱啊？”白素珍感觉律师行业真是太黑了。她决定自己去打这场官司。 根据咨询律师的意见，结合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这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开始自己撰写起诉状。草稿完成之后，她就交给字写得比较工整的丈夫老马，认真地誊抄下来，用挂号信寄出去。 因为担心春节假期不够，她又找单位领导请假。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满腔的怒火和伤心泪水的感染力，她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在岁末年初之际，获批一个月的假期。 正在她作回湖北的准备工作时，家里又接二连三地出状况。 先是马军生病，持续不断地高烧，在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打了好几天的吊针，也不见好转，后来引发病毒性腿痛，完全不能够走路。无奈，只有转到bd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了二十多天。马军刚出院，马颖又生病了。舌头上长满了小泡泡，吃东西就疼，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还有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找工作接连受挫，托了好多人，零零碎碎花了八十多元钱送礼，至今没有着落。 前不久，一家计算机开发公司来找基建工程兵部队干休所，提出想租干休所闲置的房子办公经营。白素珍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怂恿老马“以权谋私”，与别人谈判时，把马红进这家公司上班作为租房的附加条件。 老实本分、原则性很强的老马觉得这样做欠妥，影响不好，没有答应。白素珍于是天天在他耳边聒噪，唠唠叨叨，还蛊惑马红哭着找她爸闹。可怜的马所长被两个女人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吞吞吐吐地向对方提出了这个要求。 没想到，那家公司的经理答应得非常爽快，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租到部队干休所的房子，他们一定把马红招进公司，让她在办公室里干轻松活儿，月薪一百元。 听到此，老马喜出望外，马上把这消息告诉了家人。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白素珍还得意洋洋地表扬老马“木鱼脑袋”终于开了窍。可没有想到的是，等租房协议签订之后，承租单位计算机开发公司却变了卦，不愿意招收马红。理由是马红学历太低了，又不懂计算机。白素珍恼火至极，天天为这事生闷气。明知道被别人耍了，又没有办法找别人理论。这种事情，怎么能够拿到台面上来说嘛！ 加枝大学毕业后，留在了bj农业大学工作。得知她妈准备春节回湖北打官司，就不打算回保定过年了。她说准备陪男朋友张德林去广州中山大学补习外语，为出国留学作准备。 在唐山工作的马杰打电话说春节要值班，也不回保定过年了。 老马劝白素珍在保定过完年再回湖北，但她不听，说是必须抓紧时间。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住在冯婷婷家里。第二天，又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白素珍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回到王李村，她又不敢贸然进她养母留下的房子，而是先到了村支书家里，让村支书的儿子去通知加根。 此时，王加根已经来到了村支书家里。他看见他妈正在和村支书的老婆拉家常。和上次回来相比，白素珍明显瘦了。 她见到儿子加根，挑衅地问：“你没想到？” 王加根没有应声。 白素珍说，她准备住在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和他老婆却让加根把他妈接回家过年。 “回去。”加根对他妈说。 “你先坐下。我让马红给奶奶画了一张像，你看画得像不像。”白素珍在装满文件材料的提包里翻找起来。 像是根据奶奶生前的照片画的。哭丧着脸，瘦骨嶙峋的样子。画像两侧分别写有“宪法显灵”“善恶应报”四个字。 “奶奶生前总是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现在她不明不白地死了，就应该让恶人受到惩罚。你说这几个字该不该这样写？”白素珍问儿子。 加根没有回答，叫他妈回家后不要闹。 “不闹是不可能的！”白素珍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你难道不知道仇人相见是怎样一种情形？” 加根感到非常为难。 村支书夫妇这时都来劝白素珍，说今天是大年三十，乡下人图个吉利，最好别吵别闹。更何况，加根开春后还要结婚。 思忖良久，白素珍才答应，只要王厚义不打不骂，她就不吵不闹。她同时向村支书提出请求，要保障她的生命安全。 领着母亲回家的路上，王加根的心情很不平静。不知为什么，他怕见到村里的父老乡亲。 快到家门口时，早已在屋侧边的厕所里观望的王厚义走了出来，拦在白素珍的前面：“哪里去？哪里去？干什么？” 加根因为着急，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忘记了向父亲解释说，讲好了不闹的，只是低垂着头，强行往家里走。 白素珍石像一般立在屋侧边，紧闭着嘴唇，高傲地昂起头，指望儿子为她打开通路。 加根认为父亲出尔反尔，做得有些过分，耐心地作着解释。 但王厚义就是不让路，说要图来年的顺遂。他不相信白素珍不闹，因为选这个日子回来，就是摆好了大闹的架式的。 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开始劝说正在大声对骂的王厚义和白素珍。 屋前屋后，很快聚满了围观看热闹的人们。 厚义骂素珍离婚十几年了还回来闹，不要脸！素珍骂厚义是流氓，是强奸犯，是间接故意杀人犯，应该抓起来，坐牢枪毙。 在房产的归属问题上，两个人争得更凶。 白素珍说她是加根他奶的养女，养女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王厚义说他二十多年一直守在加根他奶的身边，生养死葬，房子该他继承。白素珍又说，加根他奶是王厚义虐待致死，逼得自杀，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应该剥夺继承权…… 加根站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吼这个不是，训那个又不好。他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父母互相骂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他觉得丢人。他感觉无地自容，真希望地面裂开一条缝隙，一头钻进去。 “去死！都去死！一起死了，就干净了！”加根仰面朝天大声喊叫，眼眶里漫出泪水。他感觉这样做人太没意思了。 白素珍骂儿子没出息，又开始对看热闹的人群演讲：“今年是我养母新香，我千里迢迢从河北赶回，本来打算在村支书家里住的，我儿子硬要接我回家过年。现在王厚义不准进门，还骂人。父老乡亲都看到了，谁是谁非，大家应该有个公断！” 听众毫无反应。 本家二爹把厚义拉进屋里，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叫白素珍进屋。 白素珍从提包里拿出加根他奶的画像，说先得把画像挂上，她才肯进屋。好多人劝她进屋后再挂，她就是不听。 王加根只得接过奶奶的画像，放在神台上的灵位前面。 厚义对儿子怒目而视。 画像摆好后，白素珍径直走到灵位前，双膝跪下，嚎啕起来，边哭边诉。 屋里屋外的人都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摇着头。 王厚义眼睛血红，凶光毕露，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加根和本家二婆把素珍掳抱起来，拖进他奶奶生前住过的卧房。白素珍仍然不停地哭，不停地喊，不停地骂，脚乱蹬着搭板，发疯一样地尖声吼叫：“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我六二年为什么不死啊！” 王厚义怒不可遏，突然猛虎下山一般往卧室里冲，幸好被本家二爹拦腰抱住。加根又帮着本家二爹把他爸推了出去。 白素珍哭喊过一阵，突然昏厥，不省人事。 第五十九章 久别重逢 白素珍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她把房门闩牢，又找来一根木杠顶着，叫儿子在房间里保护她。 加根只好和衣躺在母亲的脚头。 夜已经很深了。他思潮翻滚，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多灾多难的家，想起已经走过的洒满泪水的二十个春秋，他就伤心。不是说“祸兮，福所倚”吗？可他为什么总是挣扎在痛苦的深渊？福为什么就和他无缘呢？童年时代，他失去母爱，成为一个受人怜悯的“冇娘伢”。少年时代，他很少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如今，又要在父母无益的纷争中，扮演一个左右为难的角色。他羡慕别人温暖幸福的家庭，渴望得到爱----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但是，哪一天才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呢？望着漆黑的房顶，他感到茫然。 加根恨父亲，因为王厚义自私自利，凶狠残忍。他也不支持母亲大吵大闹，白素珍无非是为了争夺奶奶的遗产，出一口怨气。冤冤相报何时了？往后的日子，总还得往前过呀！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 方红梅马上要去武汉参加面授学习。他四月份也要参加自学考试。业余写作一直没有起色，投出去稿子都杳如黄鹤。做饭的煤油又快烧完了，家务事真是永远也做不完啊……春节过后，他和方红梅还要结婚。房子没有着落，家具没开始打，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 多少麻烦事和愁肠事在等着他啊！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年的机会，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力求得到支援和帮助。但是，他昨天小心翼翼向他爸表达这层意思时，王厚义只有一句话回敬他：“家里没钱！” 加根说：“你暑假时不是说，我结婚时家里给三百元钱么？我现在也不要你兑现之前的承诺，多少帮一点儿。我现在确实是遇到困难了，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王厚义还是那句话：“家里没钱！” 加根心里发毛，火气也上来了：“有钱没钱你自己知道！钱是你挣的，给不给是你的自由。但是，拆老屋多余的那些木料哪儿去了？那是王家的祖业。我是王家的后人，用那些木料打家具，总不过分？” 厚义两只眼睛鼓得像灯笼，破口大骂：“你管那些木料哪儿去了？老子处理这些木料，未必还要跟你个小狗日的商量？” 的确，家里堆积如山的两屋子木料，早已无影无踪。 奶奶活着的时候，曾气呼呼地向孙儿控告：加花出生时，是靠卖木料出的；厚义的四弟厚德在潜江结婚时，曾用汽车拖了满满一汽车木料到江汉农场…… 自己的弟弟结婚，厚义能够那么慷慨地送木料；轮到自己的儿子结婚，他却一毛不拔。天下有这样做老人的么？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 看到父子俩剑拔弩张，胡月娥挤出笑容出来做好人。她劝加根学聪明一点儿，给潜江的大伯大妈、三叔三婶写封信，告诉他们要结婚的消息，接他们回王李村参加婚礼。 “舌头打个滚，叫人不折本。你在信里把话说好听一点儿，态度诚恳一些。大伯和三叔条件那么好，一人帮你一点儿，结婚的钱不就有了？”胡月娥显出非常有经验的样子，开导加根。 加根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让他向潜江的伯伯叔叔们低头，才是王厚义和胡月娥的真正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他绝对不会去求那几个与他虽有血缘关系、却没什么感情的伯伯叔叔。 王厚义与白素珍离婚之后，他一直在试图培养加根与江汉农场那些亲人之间的感情，希望儿子融入江汉农场那个大家庭，但这种努力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加根始终与潜江的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叔叔婶婶和堂弟堂妹们亲热不起来。 这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没有缘分”！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如同冷水洒进了滚烫的油锅里，炸得人耳朵发麻。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着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仪式。 搬一张小木桌到大门口，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碗筷，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满酒，就开始烧香化纸，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最后是放鞭炮。 加根小时候，每看到他爸把额头挨到地面磕头的时候，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么严肃认真，那么毕恭毕敬，那么敬畏虔诚，他就感到疑惑，未必世界上真的有菩萨和神仙？今天，他没有出去参与出巡仪式，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天亮之后能否太平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身体，时不时唉声叹气，主动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也不晓得马颖现在情况怎么样，在冯阿姨家里听不听话。”她自言自语，特别为小女儿担心。 冯阿姨就是在王加根家里住过的冯婷婷。正是这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帮助白素珍与王厚义离了婚，并且强令王厚义返回江汉农场。她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并且在武汉找了老公。成家立业，定居在了武汉。她眼下是hub省司法厅工作，副处级干部。她老公在hub省人事厅当处长。因为王李村的那段情缘，白素珍一直与冯婷婷保持着书信联系，两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次与王厚义打官司，白素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征求冯婷婷夫妇的意见，寻求他们的帮助，回湖北的第一站，也选择了武汉。 王加根听母亲念叨马颖，就开始发泄自己的怨气。他埋怨妈妈固执，春节不好好在保定过年，偏要回湖北胡闹，完全是自寻烦恼。 “胡闹？我怎么是胡闹？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怎么可能在保定安心过年？”白素珍振振有词地反问。 王加根无言以对。他提醒妈妈，大年初一千万不要吵闹。 白素珍说，她这次回，本来就没打算和王厚义吵架。因为上次回来参加奶奶的葬礼时过于仓促，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生前的生活状况，没有查清奶奶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没有见面的乡亲。并再次声明，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根勉强松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被大门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吵醒了。 因为是新香，王李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加根家祭奠。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在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上香。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向乡亲们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愤愤不平地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地趴在地上，她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踢两脚。她没有理会前来祭奠的人们，自顾自地刷牙、洗脸。然后，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走出了大门。 王厚义见此，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白素珍这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根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外出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之前，他曾收到过姐姐加枝从bj写来的信。 加枝说，长辈们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他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枝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他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他们制造灾难。她建议加根在父母的纠葛中保持中立，不要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 加根不可能象加枝那样置身事外，更不可能逃得远远的，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声援、支持和帮助，他如何才能够做到不偏不倚呢？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地活着，还不如死去。 正月初一白天，加根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才听到妈妈在外面喊他开门。他起床去把门打开。 白素珍回到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儿子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她也不急着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正月初二也是这样。 正月初三，王加根该去方湾给红梅她爸妈拜年了。 白素珍也收拾好东西，乘车去了娘家白沙铺。母子俩临分手时，她对加根说，自己准备在大货那儿住几天。等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正式上班了，她就前往孝天城告状。 当天下午，她就出现在了白大货的家门口。 大货夫妇对于白素珍的突然出现，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他们见识过姐姐的火爆子脾气，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姐姐在春节期间找他们的麻烦，拿往日的矛盾纠纷来挑事，闹得家里不得安宁。 白大货和沙桂英担心得要命。 为息事宁人，他们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来欢迎姐姐，用近似于谄媚的态度讨好，在白素珍面前表现得俯首帖耳、低三下四。一日三餐，他们总是把饭菜做好，送到素珍的手里。晚上睡觉时，沙桂英总是为白素珍灌好热水袋；早晨一起床，又为白素珍倒痰盂、叠被子。白素珍的衣服还没有穿脏，就被沙桂英强行拿走，洗得干干净净。 听说马颖寄居在武汉冯婷婷家里，大货马上提出，去武汉把外甥女接到白沙铺来。 就这样，白素珍终于在白沙铺与小女儿团聚了。 马颖扑进妈妈的怀抱，委屈得哇哇大哭。几个大人哄她都没有用。最后，是表姐千秋和表哥伟业拿着鞭炮、气球和纸风车来邀请她，拉她出去玩，她才止住了抽泣。 当天上午，又有一大群人陆陆续续来到白大货家里。他们分别是被素珍她爸送人的二货和素华，还有素华的丈夫，以及白素珍的两个同母异父弟妹。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终于团聚，大家百感交集。各自叙说着这些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家庭。每个人都泪水涟涟。 沙桂英从房间里拿出一卷卫生纸，递给这些伤心的人们。 说话间，他们难免会提到年事已高的母亲，建议大姐去万安看看她。不然的话，将来恐怕再也见不着面了。 白素珍态度坚决地予以拒绝。她说，那个抛夫弃子、狼心狗肺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做她的母亲。她不会去看她，就算是偶然遇到了，她也不会理她，说不定还会上前去掴她几个耳光。 见大姐是这种态度，大家也不好继续议论这件事情。话题又被白素珍转到了王李村，转到了她姑妈的死和遗产上。 她说，正月初一初二两天，她打着拜年的名义，走访了王李村的好多父老乡亲，掌握了一些王厚义和胡月娥虐待她养母的证据。 自王厚义的“姘头”胡月娥进门之后，她养母就失去了对养鸡收入的掌控权，一年上头手里难得有一分钱，也难得吃上一点儿有营养的东西。就连吃面条，王厚义和胡月娥总是在自己碗里加猪油，她养母则吃水煮盐拌的无味面。她养母经常因为肚子饿，找村里人诉苦，别人就点头表示同情，摇头制止老人家继续说下去，怕被厚义听到了挨骂。皮匠三婆同情她养母，用糖开水泡了一碗爆米花给她吃。她养母感激不尽，说：“多谢你作福，我还是自己能炒炒米的时候吃过的。” 长期的苛刻生活，使得她养母瘦得皮包骨头，体重不到五十斤。腿总是发软，风一吹，就歪歪倒倒。已入风烛残年，还要做这做那，照料两个“非婚生”小孩。她养母跪在门口塘的石台阶上洗衣服，好几次掉进池塘里。小孩没带好要挨骂，米没淘洗干净、饭里面有沙子，还要挨打。是忍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她养母才喝了农药。而王厚义发现后，为遮人耳目，用板车往杨岗卫生院拖。在路上故意把她养母的手绞断了，又在完全能够救活的情况下，找借口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养母受十几个小时的折磨，最后悲惨地死去。 这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虐待老人致死罪和间接故意杀人罪。 …… 白素珍讲了好半天，直到大货把酒菜端上桌，提着酒瓶子招呼大家入席就坐，才停下来。她早已是舌干口燥，喉咙冒烟，但听的人似乎并不是那么上心。 二货一个劲地吸着烟，吞云吐雾。同母异父弟弟抬起右脚，不停地摆动，似乎是在画圈儿，也像在“划船”。素华和她丈夫露出满脸的不耐烦，还时不时白大姐一眼。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正如人们不愿意听祥林嫂讲她的阿毛一样。 酒席上一团和气。大家尽量用趣闻轶事，甚至是生活中的一些黄段子逗白素珍发笑，以免她又去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白素珍好几次欲转入想说的话题，但都没有找到机会，或者被弟妹们的玩笑打断了。 下席后，二货和万安的两个弟妹向哥哥嫂子告辞，准备离开。 白素珍叫他们坐下来聊聊。 二货说要去几个亲戚家拜年。另两个弟妹说要回去招待客人。他们边说边去推自行车，并盛情邀请白素珍去他们家里玩儿。素华夫妇没有急着离开。他们的家离白沙铺比较远，必须坐长途汽车。因为距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陪大哥大嫂打几圈麻将。 于是，饭桌改成了麻将桌。大货和桂英、素华和她丈夫相向而坐，四个人哗哗啦啦地搓开了。 白素珍拿了把椅子坐在旁边，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觉得没趣，就进房间休息了。她原本想发动弟弟妹妹，抽个时间一起去王李村，给她壮胆助威，吓唬吓唬王厚义，看来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 唉，虽说是兄弟姐妹，毕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没什么感情啊！更何况，现在弟妹们各人都有各人的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心事，哪个愿意为她的事情去劳神？别说同仇敌忾了，他们居然连听她诉说的耐心都没有。真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 白素珍对这次与弟妹们的久别重逢感到特别失望。 第六十章 恨铁不成钢 王加根原本计划等牌坊中学放了寒假，腾出一间教室，找个宽敞一点儿的场地打家具，后来发现这想法不切实际。 临近寒假，他和邹贵州一起去请肖木匠。 肖木匠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腊月份多忙啊！大家都要打年货，准备过年。哪儿有功夫出来做工？正月份又要忙着拜年，招待亲戚朋友，喝酒、抹牌、打麻将。一年忙上头，过年还不快快活活地玩几天？就算我愿意帮你干活儿，也找不到小工啊！月半之前，徒弟们肯定不会听我的调遣，给再多的钱，他们也不会干！” 肖木匠说得头头是道，理由十足，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 王加根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春节这么重要的节日，出门在外的人都要赶回家与亲人团聚，哪怕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也在所不辞。谁愿意在这个时候撇下家里的事不管，来给你打家具呢？自己完全是异想天开。只考虑到自己的难处，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 结果，寒假打家具的计划就落了空。 放假后，方红梅和她弟敬武回了方湾菜园子村，王加根则回到了王李村，各回各家过年。 因为新的一年要结婚，按照农村的规矩，双方的老人应该提前见个面。男方到女方提亲，还要准备像样儿的彩礼。加根已经向王厚义和胡月娥表达了这层意思，但回答却是叫苦连天。 王厚义说，今年家里两个老人新香，抽不出时间去与方红梅的父母见面。又说，安葬爷爷奶奶扯下不少账，拿不出钱来送礼。 父子俩正为这些事情交涉的时候，白素珍回到了王李村。一吵一闹，王厚义正好以此为借口，推卸责任，完全不管加根的事情。 他直言不讳的揶揄儿子：“你有一个有钱的妈，结婚的事情还用得着我们操心？” 王加根正月初三去方红梅家拜年，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有给他一分钱，也没让他带家里的任何东西。从双峰管理区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之后，加根在街上的小摊儿上买了些麻糖、港饼、龙须酥之类的副食品，作为去红梅家拜年的东西。不管怎么说，他总不能赤手空拳地去见未来的丈人丈母娘。更何况，方红梅还有几个本家亲戚，按礼节也应该去看看。 东西买好之后，加根来到孝天汽车客运站，准备坐班车前往方湾。 坐在候车室里等车的时候，不时有卖报刊的小贩在身边转悠，推销报纸和杂志。王加根瞟了一眼那些花里胡哨的报纸，标题都很吸人眼球。诸如《一女二夫酿悲剧》《奇案》《蒋介石和他的四个老婆》等等。这些报纸卖得特别快，没一会儿功夫就脱销了。相反，那些很大牌的纯文学杂志却无人问津。 “报纸换杂志！报纸等价换杂志！”小贩见一些乘客已经看完了报纸，突然这样喊叫起来。晃动着《小说月报》《人民文学》《散文》等文学杂志，换回已经卖出去的那些小报，再出售给其他的乘客。 见此情景，王加根感到特别难过。天啊！这些他做梦都想发表文章的一流文学杂志，竟然还不如胡编乱造的色情小报好卖。人们热衷于刺激感官的“快餐文化”，而对这些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感兴趣。这样的欣赏水平，简直就是民族文化的堕落！他还用得着苦心孤诣地去搞文学创作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努力还有意义么？ 到菜园子村红梅家里时，正碰上敬文与他爸在闹矛盾。父子俩涨红着脸，横眉怒目，如两只好斗的公鸡。见王加根来了，他们的情绪才缓和了一点儿。互致问候，倒水让座。 红梅她妈赶紧进厨房，准备弄东西加根吃。 “听红梅说，学校里没地方打家具？”红梅她爸问。 王加根无奈地点点头。 红梅她爸说：“干脆把木板拖到菜园子来。我去请师傅把家具打好，再送到牌坊中学。” 王加根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同时又面临另外一个难题：牌坊中学距方湾一百多里，拖木板肯定少不了汽车。去哪儿找汽车呢？就几十块木板，专门请一辆汽车又划不算。 “方湾街上经常有人去花园镇买水泥，我留意一下。如果再有买水泥的汽车去花园镇，我就托别人顺便把木板带回来。” 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熬煎了他几个月的难题，红梅她爸三十五除二就解决了。他对老丈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安排完打家具的事情，大家又开始东拉西扯，说些方湾的一些新鲜事情。最让王加根吃惊的一条消息是，方湾中学的池松山老师患精神病，疯了。据说他曾交过一个女朋友，是万安中学的代课教师，去年考上了师范学校。池松山高兴得什么似的，请文教组领导吃饭，到方湾中学发喜糖。但他女朋友读师范之后，对他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粘乎了，无形中给他增加了思想负担。撤社并区机构改革之后，池松山被肖港区教育组退回方湾中学，已经让他感到比较郁闷。没多久，他女朋友又宣布与他分手。双重打击让他的精神完全崩溃，就这样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满屋子的人都为池松山老师嘘唏叹息。 为了缓和气氛，王加根又把话题转到敬文身上，问他学习怎么样，刚刚为什么和他爸争吵。 原来，方湾卫生院准备改制，承包给个人经营。红梅他爸有可能被辞退，当不成炊事员了。因为少了这块收入，红梅他爸就老生常谈，提到了敬文大手大脚、花钱没有节制的问题。他要求敬文以后节俭些，家里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给他生活费。敬文不乐意，就与他爸吵起来了。 “别人又没说一定辞退你！你就是找借口克扣我的生活费。”敬文愤愤不平地斥责他爸。 “我克扣你？腊梅跟你一样在市一中读书，她每个月二十块钱用不完，你五六十块钱还不够！是家里克扣你，还是你自己乱花钱？” …… 父子俩又唇枪舌剑地吵了起来。 王加根听着他们的争吵，一直默不作声。内心里，他是倾向于红梅她爸的。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方父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老人，算得上是中国农民中的精英。 方红梅初中毕业那年，方母曾想让她回家种田，帮忙挣工分。因为当时敬武也该上学了，家里确实负担不起四个孩子读书。方父坚决不同意。他鼻子一横，眼睛一瞪，骂方母头发长、见识短，鼠目寸光，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孩子的前程。 “四个娃儿上学，报名费就得几十块，还要买笔买本买墨水，晚上写作业点灯要煤油，钱从哪儿来？家里还欠着生产队那么多的缺粮款。”方母有些委屈地争辩，“你看菜园子和红梅一样大的娃儿，还不是有那么多没上学。” “别人家的娃儿怎么样我不管。我自己的娃儿，只要想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供到底！”方父坚定不移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方母不再作声了。这个老实巴交、贤惠善良的农村妇女。做事慢条斯理，说话轻言细语，性格比较绵软，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向来把方父的话当成圣旨，不是愁得实在没办法，她是不会搓反绳的。 为了供四个孩子上学，方父每天收工之后，就去方湾街上打零工。烟也戒掉了，酒呢，不是馋得实在没办法，绝对不敢沾。一次带红梅她奶去方湾卫生院看病，方父无意间与大夫聊起了自己家里的情况，感叹四个孩子上学读书的艰辛。不凑巧的是，那位与他聊天的大夫，正好是方湾卫生院院长。 一位农民能够如此深明大义，让卫生院院长十分感动。这位好心人问方父，愿不愿意到医院当炊事员，给医生护士们做饭。 方父喜出望外，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他还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把饭做得好吃，让医生护士们满意，让院长放心。就这样，他幸运地成了有“工作”的人，一个月能够挣到三十多块钱。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他到方湾街上唯一的国营食堂拜师学艺。先是学白案，煮饭、蒸馒头、烙饼、做包子；再学红案，炒炸煎煮，变着法儿把菜烧得色香味俱全。因为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弄早餐，方父晚上只能睡在卫生院的单身宿舍里。开过早饭，碗筷清洗收拾完毕，他就赶紧去街上买菜。中午吃饭的人员最多，又是正餐，准备的时间自然也最长。整个上午一般没什么空闲。只有下午，他才能够抽出时间，回菜园子村家里看看老母亲，料理家务，或者去侍弄家里的几分自留地，给蔬菜上粪浇水。在家耽误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还有晚饭等着他去做呢！虽然住在同一个镇子里，他和老婆实际上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难得有亲热的机会。 四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丁摞补丁。特别是腊梅和敬武，基本上没有穿过新衣裳。腊梅敬武有时感觉憋屈，难免闹情绪，他们同仇敌忾，责怪爸爸妈妈偏心。 “哪个叫你们晚出生的？腊梅要是生在你姐前面，敬武要是生在你哥前面，还不是该你们穿新衣服。”方母反而把责任推给他们。 方父则对孩子们循循善诱，如同哲人一样告诫他们：“不怕身上衣裳破，就怕肚子里没有货！” 听说过这些故事，王加根不能不对方父肃然起敬。 “我在卫生院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现在别人要辞退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人要学会感恩。当初如果不是老院长给我这份工作，光凭我们两个老的挣工分，根本不可能负担你们上学。”方父重温历史，如泣如诉，“这些年我和你妈什么时候克扣过你们？不管你们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家里拿得出来，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特别是敬文，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优先满足你？” 敬文是两个姐姐出生之后，家里苦苦盼来的第一个男丁。打小就是“一等公民”，享受额外的关照，得到特殊的保护，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这种娇生惯养，促成了他唯我独尊、自私自利的性格。在家里，他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老少三代人都是围着他在转。尤其是方父，对儿子有求必应。直到敬文考上孝天一中，到孝天城读书之后，因为花钱没有节制，父子俩才口水战不断，经常发生冲突，产生矛盾，感情上出现了裂痕。 家里最初承诺，除学杂费以外，每月给敬文二十块钱生活费。结果，他每个月都不够用，总是中途跑回家要钱。没有办法，只得把标准提高到二十五元。二十五元钱仍然不够，又加到三十。水涨船高，后来给他四十元都管不到一个月。现在每个月的花销，都是五六十元。 为了得到钱，敬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家里人说假话。编造谎言，虚列名目，向父母索要，找大姐支援。 大家完全对他失去了信任。到后来无论他讲什么，方父总是告诫家人：“莫听他的！他说的话，只能作参考。” 那么，敬文怎么需要那么多钱？他的钱又花到哪儿去了呢？ 和敬文一起从方湾中学考到孝天一中的，有四个男生。他们虽说没有分在一个班里，毕竟是方湾老乡，四个人很快就聚在一起，结为拜把子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乡情，加上离家在外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农村娃进城之后的自卑和恐惧心理，使得他们模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发誓成为同生共死的铁哥们。 平日，兄弟四人各上各的课。到了周末，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约在一起，从早到晚形影不离。在穿着打扮上，他们互相攀比，并且尽量向城市学生看齐。毕竟，都是爱漂亮、讲排场、不服输、不服气的年龄。只要学校不上课，他们就换上自认为最帅气的衣服，学着城市青年吊儿郎当的样子，有时嘴里还叼着香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上到处闲逛。哪儿人多热闹，他们就往哪儿挤。也没有什么具体事情，就是看看人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稀奇古怪。 红火热闹看够了，他们再钻进网，上网，打游戏。有时，也吵吵闹闹地结伴儿，一起去看电影，去录像室看武打片。他们对逛商场没什么兴趣，因为身上的钱不多，买不了什么东西，而且觉得那是女孩子才感兴趣的事情。城里的旮旮旯旯逛遍了，又把活动范围向城郊周边扩展。后来，他们发现城西澴河岸边是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河口大桥下面，有大片的树林和草地。高大的白杨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厚厚的草坪如绿色的地毯。四个人正好坐在树荫的草地上打扑克。 星期天，他们在学校里吃完早饭就往城西跑，带上一些饼干、锅巴、麻花之类的干粮，买几罐啤酒，中午也不吃饭，就用这些干粮和啤酒填饱肚子。扑克游戏从不间断，一直到太阳落下对面的河岸…… 住在孝天城读书，花费本来就不小。敬文这人手又撒，与几个兄长一起吃喝玩乐，他出的钱总是最多。四个人一起在小餐馆或者大排档上吃完饭，老大金安会说，今天我来买单！ 说过之后，人却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老二于是出面反对，怎么能让大哥破费呢？还是我来！说话的同时，右手插进上衣外套的内层口袋，摸了一会儿，又空着手慢慢抽出来。左右两只手同步插入上衣外面的两个荷包里，接着还是空手出来。双手又同步插入裤子的口袋，再老半天没有动静。 老三见此，非常迅速地摸出了自己的钱包，表现出非常慷慨的样子。都别争了，今天我来！打开皮夹子，却发现里面只有几张毛票和硬币，不够支付账单的零头。 最后掏钱的，还是冤大头老幺方敬文。 买零食买啤酒买香烟也是一样，兄长们只提建议、出点子、拿意见。跑腿去办事的，掏出真金白银的，总是我们可爱的敬文同学。 这两年的寒暑假，敬文虽然回到了菜园子村家里，但大把的时间还是和结拜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四个人除了在方湾街上寻乐子，还轮流做东请大家到家里打牌。敬文家在方湾菜园子村，上街最方便，加上方父做的菜又好吃，几个人他家聚餐的时间最多。碍于情面，方父方母总是跑前跑后、不辞辛苦地伺候几个年轻人，但内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愣小子们在家里吵吵嚷嚷，影响腊梅温习功课不说，也确实增加了家里的开支。不痛快又不能说，还不能表现在脸上。两位老人都很憋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忍着。 敬文现在已经上高三，还有最后一学期就毕业。按说，到了高考的冲刺阶段，他应该紧张起来。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反而糊里糊涂地分了心。他与班上的一个女生眉来眼去，还经常一起去看电影。这些事情，他当然不会告诉家里人。 眼见敬文与方父闹得那么缰，王加根就从中打圆场。承诺说，如果方父下了岗，他和红梅可以承担敬文的一部分生活费。 第六十一章 出师不利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白素珍从白沙铺坐班车来到了孝天城。 走出汽车客运站，她径直前往孝天市人民法院。 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但节日气氛依然浓厚。多数店铺还是关门闭户，开门营业的主要为卖副食、水果和烟花鞭炮的。商家们把货物从店铺里面搬出来，整齐地堆放在大门口，招徕顾客。卖气球和塑料玩具的小贩，把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造型各异的塑料玩具充满氢气，用绳子系在自行车或者三轮车的笼头上，让它们在空中迎风飘扬，吸引大人小孩的眼球，挑拨小娃娃们吵着闹着要大人购买。还有打汽枪的、打台球的、扔铁环套奖品的、转圆盘赢糖人的。这些带有赌博和娱乐性质的小游戏，吸引了不少行人参与和围观。 白素珍提着一个大帆布提包，走上了红火热闹的北街口大天桥。走着走着，她又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似乎改变了主意，不打算一个人去法院。她想先去找她的干弟弟汤正源，让正源陪她一起去法院。正源是律师，听说已经当上了孝天市法律顾问处主任，与市法院的人肯定很熟悉。有他出面，人家或许会更重视一些。 这样想着，白素珍就到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盒孝天麻糖和一包本地产的鸡蛋糕。按照汤正源写信时留下的住址，一路走，一路问。半个小时后，她终于在长征二路上看到了孝天市司法局的门牌。 孝天市司法局职工宿舍楼就在办公大楼的后面，办公区与住宿区融为一体。白素珍敲开了汤正源的家门。汤正源的父亲、老婆和女儿在家，他本人却去单位上班了。 看见白素珍，汤父和刘老师显得非常热情。 刘老师胸有成竹地说：“节后第一天上班，也就是去点个卯，互相拜个年，他不会守到十二点的。您请坐，先喝点儿水，吃点儿瓜子水果。正源说不定马上就会回来的。” 白素珍也不客气，在沙发上坐下，逗了会儿小宝贝晶晶，就开始与正源他爸拉家常。除了回首往事，她还恭维老队长养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能让他跟着进城享福，住这么宽敞漂亮的房子。汤父呵呵地笑着，说是祖坟发了热，菩萨在保佑。 话拉得正热闹，汤正源回了。他身穿黑色雪花呢大衣，戴着一幅深度近视眼镜。身板依然单薄，黑瘦黑瘦的，但精神状态很好。见到白素珍，他马上露出满脸的笑容。相互问候，寒暄了一阵之后，话题就转到了告状打官司上面。 白素珍把起诉状交给正源，请汤大律师把把关。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明，她没有请律师代理的打算，准备自己打这场官司。她的理由是，王厚义的罪状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明了，官司肯定会赢，不愿意冤枉花律师费。汤正源接过起诉状，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沉默片刻，欲言又止。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起诉状写得还不错，可以交给法院去试一试。 “先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下。下午我带你去市法院。”汤正源这样提议，又告诉白素珍，他上班的地方离市法院很近，而且顺路。 热热闹闹地吃过午饭，汤正源就骑上自行车，把白素珍带到了孝天市法院大门口。下车后，他把法院院长和民事审判庭庭长的姓名写在一张白纸上，交给白素珍，叫她自己进去找人。 白素珍希望汤正源陪她一起去法院，但汤正源为难地说，他出面不是很好。又说，他们单位上还有事要处理，没时间在这儿耽搁。 白素珍没有强求，目送汤正源远去的背景，还是有点儿失望。不过，她走南闯北几十年，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并不惧怕单刀赴会进衙门。瞄了一眼法院门口张牙舞爪的石狮子，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就提着大帆布提包，赴汤蹈火般地走了进去。 到了一楼大厅，她正准备上楼的时候，从传达室里传出“喂喂喂”的喊叫声。一个中年男人跑过来拦住她，问她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情。 白素珍如实相告，说她找市法院院长告状。 那男人让她先登记。告诉她，院长下午有事出去了，不在。 白素珍又改口说，她找民事审判庭的苏庭长。 那男人显然有点儿吃惊。他说自己就是民事审判庭的苏庭长，今天在传达室值班。 白素珍喜出望外，马上放下提包，腾出右手，向苏庭长伸了过去。 苏庭长与她握过手，又倒了一杯热开水递给她。 双方坐定之后，白素珍就开始讲述她的悲惨遭遇。讲到动情处，还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过，苏庭长自始至终都比较平静。或许是因为他们法官见过太多的人间悲喜剧，心肠都比较硬。 “你告王厚义什么呢？”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讲了好半天，苏庭长打断她的话问。 “我告他强奸罪、重婚罪、侵占公民财产罪、虐待老人致死罪、间接故意杀人罪！”白素珍说出了一大串的罪名。这些都是她参加《民主与法制》刊授学习时接触过的名词。 听到这儿，苏庭长就知道来者是个对法律似懂非懂的人。 常言道：生苕甜，熟苕粉，夹生苕就冇得整。像白素珍这种学过一点儿法律的“半瓢水”，糊弄肯定不行，解释又得费很多口舌。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就碰到这样一个难缠的妇人，苏庭长心里暗自叫苦。不过，他还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开始耐心地解释。 。重婚罪必须由受害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王厚义重婚，受害人是胡月娥的丈夫，只有胡月娥的丈夫才有权利起诉。如果胡月娥的丈夫患有精神病，丧失了行为能力，应该由其监护人提起诉讼。间接故意杀人罪不成立。王厚义发现老人家喝农药自杀后，已经将其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至于放弃抢救，那是因为农村生活困难，拿不出那么一大笔钱，不能认定为间接故意杀人。 “怎么能用生活困难拿不出钱来推脱他的罪责呢？”白素珍不同意苏庭长的观点，插话予以反驳，“王厚义拿不出钱来，可以打电报告诉我，让我从河北带钱回。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在老人有可能救活的情况下，把她拖回家里，眼睁睁地看着老人悲惨地死去。” 听白素珍强词夺理地钻空子，苏庭长显然有点儿不高兴。 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白素珍：“你只能控告王厚义侵占房产和虐待老人这两条。侵占房产属于民事范畴，虐待老人属于刑事范畴。民事刑事不能混在一起，起诉状必须分开来写，而且要有充分的证据。就这样，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听苏庭长下了逐客令，白素珍不好意思继续呆在这儿。她把苏庭长退回的起诉状装进提包，站起身，还是大度地伸出手，与苏庭长握了握，然后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孝天市法院。 北正街上热闹非凡。已经开门营业的商家都把音箱摆在大门口，播放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音放得特别大，震耳欲聋。不时还夹杂着商家声嘶力竭的吆喝，吵得人心烦意乱。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白素珍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出师不利，到孝天城的第一站就碰了壁。她觉得苏庭长这个人不可理喻，明显是在袒护王厚义。但是，审理案件的权利掌握在别人手里，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别人让她重写起诉状，她就必须重写。不然的话，别人根本就不受理。 重写就重写！ 现在最重要的是，她得找个安身落脚的地方。去汤正源家里肯定不方便，他那两室一厅的房子，根本就腾不出多余的地方。汤正源和他老婆刘老师住主卧，他们的女儿晶晶住次卧，汤父睡在阳台上的一张行军床上。哪儿又能提供地方给她呢？除了汤正源，孝天城还有几个白素珍认识的熟人。有的是小学同学，有的是白沙铺老乡，这些人都是通过各种门道挤到孝天城上班的。但春节还没有过完，贸然去别人家里打搅，白素珍又觉得不太好。 还是找一家旅社！ 她于是来到了孝天商场旁边的向阳旅社。这是一家国营旅社，位于槐荫大道与书院街交汇处。离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都很近，住在这里方便办事。可一问价格，单间和标准间每天都要八块钱。即使睡标准间的一个铺位，每天也得四块钱。太贵了！向阳旅社也有十几个人睡的大通铺，每天两块钱，但人多嘈杂，又没有桌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写东西。 白素珍走出向阳旅社，准备找一家便宜点儿的小旅社。转了好半天，她在孝天商场后面的一条背街上，找到了一家叫“国光旅社”的小旅店。进去一问，价钱果然比较便宜，单间房每天三块五角钱。 她让服务员带她先去看看房。所谓单间，其实狭窄得要命，一张单人床就占去了房间三分之二的地方。勉强塞进去一张桌子，但没有凳子，只能坐在床上写字。 白素珍环顾房间，有窗户，有电灯，有洗脸盆，有拖鞋，铺盖行李也比较干净，心里觉得还不错。面积虽然狭小，毕竟能够避开其他人的打搅，是个能够独享的空间。于是，她就去前台交钱开票，住了下来。安营扎寨之后，她开始奋笔疾书，重新撰写起诉状。由于必须引用的一些法律条款记不清原文，她又想到去孝天市法律顾问处找汤正源，借几本法律法规方面的书籍参考一下。 与汤正源见面之后，白素珍聊起了与苏庭长交涉的情况。 汤正源听得很认真，但一直没有发表意见。最后，他说自己可以去找苏庭长，摸一摸苏庭长的底细。他让白素珍晚上去他家里吃晚饭。 白素珍说，吃晚饭就免了。午饭吃得太饱，肚子根本就不饿，一会儿去孝天米酒馆吃一碗糊汤米酒就行了。 “好多年没吃孝天米酒了，还真有点儿馋。”她笑着说。 听白素珍这么讲，汤正源就没有勉强。两人约好晚上七点半在孝天市司法局职工宿舍他家里见面。 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来到了汤正源家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汤正源才从苏庭长那儿回来。她急不可耐地询问，苏庭长是什么态度。 汤正源阴沉着脸，没有马上回答。他脱下黑呢子大衣，挂到衣架上，然后坐到沙发上，答非所问地告诉白素珍：“我们孝天人，不可能把王厚义一家人赶出家门，让他们在露天里过日子。” “这是什么狗屁理论！”白素珍非常生气，忍不住冒出一句脏话。 汤正源也不计较。他从茶几上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燃，一边抽，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法律既要维护公平正义，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稳定。” 他劝白素珍大度一点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老是纠缠于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纠缠于现实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不能老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要向前看。不要死抠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要理论联系实际。莫总是沉溺于美好的幻想当中，没事找事地给法院添麻烦。否则，只能是自讨苦吃。 白素珍觉得汤正源说这些话，简直不象一个法律工作者，浪费了一个律师指标。 她反问道：“我生活条件好就能容许王厚义犯罪么？就该放弃本应属于我的正当权益么？这是你的观点，还是苏庭长的意思？” 汤正源直言不讳地说：“苏庭长觉得，你就像个三岁的小孩，幼稚、无知、愚蠢、可笑。特别是你说在王李村，抱着你养母的遗像进门，还在遗像两旁写什么宪法显灵、善恶应报。这简直不像正常人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个精神病人！”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粗鲁地把苏庭长臭骂了一通。 汤正源没心没肺地笑了，开始陈述法院审理案子的内幕。 白素珍原本希望汤正源对她打官司提供支持和帮助，没想到这个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泼冷水。她失望极了，内心里不赞成汤正源的观点，也不认同汤正源讲的那些狗屁理论。求人不如求己。她下定决心要把这场官司打下去，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第二天，白素珍关在国光旅社的房间里，写了一上午的起诉状。她严格按照苏庭长提出的要求，刑事民事分开写，起草了两份状子：一份状告王厚义虐待老人致死，一份状告王厚义侵占公民房产。 草稿完成后，又遇到了难肠事。因为她的字写得太差了，稻草把子一般。这样交到法院去，别人肯定不会受理。之前的起诉书，都是她打草稿，丈夫老马帮忙抄写的。老马写的是正楷字，一丝不苟，如同临摹字帖一般。现在老马离得那么远，她不可能跑回保定去找老马，也不可能让老马赶到湖北来。怎么办呢？找打字社打印出来？那得花不少钱，而且要耗费好长时间。白素珍既不愿意花钱，也怕耽搁的时间太久。她想找个人帮助抄一遍。找谁呢？孝天城的朋友中，哪个的字写得好一些呢？她肯定不愿意去找汤正源。想起这个人，她就生气。什么干弟弟？什么狗屁律师？纯粹是一个披着法律外衣的混混儿！ 除了汤正源，还有谁能帮得上忙呢？ 如同昨天考虑到哪儿住宿一样，她又把所有在孝天城的朋友盘点了一遍。电影院放映员小夏，汽车站售票员小陈，餐馆服务员小沈……但这几个朋友写的字，似乎都不怎么好，有的连她的字都不如，根本就拿不上桌面。 比较来比较去，她觉得最佳方案还是去牌坊中学，让她儿子加根帮忙抄写。 第六十二章 告状无门 白素珍走出国光旅社，穿过一条巷子，来到孝天商场门前，准备乘公交车去孝天火车站。 正在她等公交车的时候，一辆装垃圾的板车停在了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旁边。外衣上套着“孝天环卫”红马甲的女工搬起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进四周都有档板的垃圾车。白素珍觉得那环卫女工看上去有点儿眼熟，长得特别像她的好朋友李艳红。 “艳红！”她试探地喊了一声。 环卫女工回过头来，面朝向她这边儿。 “真是你啊，艳红！”白素珍喜出望外。 那环卫女工也认出了白素珍，赶紧跑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得满脸通红，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两人站在路边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邂逅，不敢相信对方就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我初一去你们家拜年，看见门上一把锁。邻居说，你早就不在王李村住了，跟着青松去了杨岗中学。今天怎么会在这里？”白素珍疑惑不解地问。 艳红回答说，她确实在杨岗中学住过一段时间。去年九月份，王青松工作变动，调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她和孩子们就一起来到了孝天城。 “地区实险中学离这儿不远，我就住在学校里面，进校门第一栋教工宿舍三楼。要不你先去我家！”李艳红热情地对白素珍发出邀请，“我还有几个垃圾桶要清理，清理完之后就可以回家了。很快的，要不了多长时间。” 白素珍本来想告诉李艳红，她准备去花园区牌坊中学，改日再去拜访她，但想了想，又改变主意，答应去李艳红家看看。 “我陪着你！路上还可以说说话。收完垃圾，我们再一起去你家。”白素珍一边说，一边帮李艳红拖板车。 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重温起了往日的生活。她们边走边聊，嘴巴一刻也不闲着。 得知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正在为找不到人抄写起诉状发愁，李艳红大大咧咧地说：“这还不简单！让青松帮你抄。他是语文老师，字写得蛮好的。” 白素珍有所顾虑：“这不太好！大过年的，又去麻烦他。” “什么麻烦不麻烦！屁大点儿事情。学校又没有开学，他闲着也是闲着。让他抄，只当是练了字的，还可以学点儿法律知识！” 白素珍当然希望王青松能帮这个忙，又担心他不乐意。 “有我呢。我说的话，他敢不听！”李艳红表现得相当强势。 白素珍笑了：“我相信你对青松的威慑力。” 李艳红长得很壮实，做事风风火火，说话直来直去，待人热心快肠，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女人。王青松在杨岗中学教书时，与一个女同事关系有点儿暧昧。这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李艳红的耳朵里。她火冒三丈，带上家里的切菜刀，怒气冲冲地找到学校。见到王青松，她不管不顾地破口大骂起来，举起菜刀就砍。王青松吓得抱头鼠窜，在操场上被老婆撵着像燕子飞。 事实上，那个女同事与王青松教平行班，平时交流比较多，又经常一起加班，就引来了一些闲言碎语。两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 但李艳红不相信。她找王青松闹过之后，又提出再也不在王李村种田了，要带着孩子们住到杨岗中学来，照看着自己的男人。 没办法，王青松只有找学校领导要房子，又到附近学校联系孩子们上学的事情，让一家五口生活在了一起。 “这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白素珍笑着恭维道，“你一闹，全家团聚了。现在又进了孝天城，你有了工作，孩子们能够在城里上学。你还是有福气，夫贵妻荣了。” “狗屁夫贵妻荣！一个扫大街的。”李艳红自嘲地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真叫我去坐办公室，我脑水也不够用。环卫工人累是累点儿，工作辛苦，但简单啊！还稳定，不担心别人抢了饭碗。垃圾里面的纸盒子、饮料瓶、易拉罐，还能挑出来卖钱。” 李艳红家住的是单元房，三室一厅，有厨房，有卫生间，面积不是很大，但一家五口住着也不显得拥挤。 三个小孩出去玩了，王青松一个人在家。见到白素珍，他也很惊讶，而且特别高兴。一个人春风得意的时候，是希望亲戚朋友来见证他的成功、分享他的快乐的。 当李艳红提出让他帮白素珍抄起诉状时，王青松二话没说，欣然答应了。他从白素珍手里接过起诉状草稿，瞄了一眼，就坐在写字台前抄了起来。 听说白素珍住在国光旅社，李艳红大呼小叫起来：“住什么旅社？去花那个冤枉钱！快去退掉，到我家里来住。让我儿子去跟他爸睡，咱们两人睡我儿子那间房。住在孝天城这个鬼地方，我到现在也没认识几个人，整天闷得慌。你来我家里住，咱们正好可以聊聊家常。” 白素珍说，春节期间家里肯定会来客人，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来了客人让他们去住旅社。走走走，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旅社把房退了，帮你把行李拿过来。”李艳红拉着白素珍的手臂就往外面走。 白素珍说，不用那么着急，还是等王青松抄完了再去。她怕自己写的字太潦草，王青松认不清楚。 “认不清的字空着！待会儿回来再补上。”李艳红不由分说，坚持要去国光旅社退房。 王青松也叫她们去，说自己辨认字迹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算有的字认不清，也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见他们夫妻俩这么热情，白素珍非常感动。她望着王青松笑了笑，说了声谢谢，就和李艳红一起出了门。 等她们从国光旅社回来时，王青松已经把起诉书抄好了。 白素珍看了一遍，非常满意，因为她写的好几个错别字，都被王青松逐一更正过来了。 第二天，在李艳红家吃过午饭，白素珍再次来到孝天市人民法院。 传达室里坐着的还是苏庭长。 他见到白素珍，明显没有前一天热情，既没有与她握手，也没有为她倒水，而是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去趟厕所。” 他离开后，就把白素珍一个人晾在了传达室。 白素珍等了好半天，也不见苏庭长返回。她坐在传达室的长条椅上，焦虑万分，非常不自在，时不时站起身，走到传达室门口向外了望，但一直不见苏庭长的身影。 上个厕所怎么要这么长时间？正当她拎起手提包，准备上楼去寻找苏庭长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法官笑容满面地从楼上下来了。 “苏庭长上午有个会，你有什么事就对我讲！我姓楚，也是民庭的。”女法官显得比较亲和，声音也非常动听。 白素珍于是拉开手提包的拉链，拿出起诉书，呈到楚法官面前。 楚法官把两份起诉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听白素珍滔滔不绝地叙述了半天案情，才发表意见：“虐待致人死亡属于刑事案件，应该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房产纠纷问题，可以找法院解决，但起诉书的格式不对，原告和被告的基本信息没有写齐全，没有列示证据清单，也缺乏相关的证据材料，必须重写。” 白素珍争辩道：“苏庭长昨天讲，虐待老人案件法院是可以受理的。请您行行好，把我的起诉书收了，尽快让案子进入审理环节。” 刚才还是笑容满面的女法官，脸色霎时阴沉下来，坚持自己的意见。无论白素珍好说歹说，她都不点头，丝毫也没有通融的余地。 白素珍只好起身告辞。走出孝天市人民法院，她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了。考虑了好半天，才决定去孝天市人民检察院看看。 孝天市人民检察院接待她的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白素珍自我介绍之后，又开始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从她一岁半被亲生父母遗弃说起，一直说到她的养母喝农药自尽。累得她口干舌燥，舌敝唇焦，咽长气短，腰酸背疼。 接待她的小伙子笑着说：“我是在这儿临时代班的，不是经办人员。你下午一点半来这儿找我们刘主任！他负责这事儿。” 说了半天等于白说！ 白素珍无可奈何地走出孝天市人民检察院。可能是因为说话太多了，她感觉肚子特别饿。看到北正街口有个卖早点的小摊儿，她走了过去，要了一碗馄饨。吃完后，觉得没有吃饱，又要了一碗。两碗馄饨花了四毛钱。看看手表，十二点一刻。 再去哪儿呢？回李艳红家？这个钟点儿别人要么正在吃午饭，要么已经午休了，去了都会打搅别人。而且，返回孝天地区实验中学一趟得半个小时，在李艳红家里也呆不了多长时间。 “去汽车站候车室坐一会儿算了。”这样想着，白素珍就前往附近的孝天地区汽车客运站。 实在是太疲倦、太困乏了，她在候车室里找了个座位坐下，没一会儿，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快到下午一点半，她赶紧前往孝天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传达室值班的，换了一位年近半百的男人。 一问，果然姓刘。 白素珍于是热情地喊着“刘主任”，主动与别人握手。 坐定之后，她又开始讲述她的苦难史。 刘主任耐心地听白素珍讲完，同时把她的起诉书浏览了一遍，再才慎重其事地予以答复。 刘主任说，虐待案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的被害人已经死亡，属于命案，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我去过市法院。他们说，这事该检察院管。”白素珍如实相告。 “乱弹琴！”刘主任生气地说，“只要是自诉案件，就属于法院管辖，法院就应当受理。如果法院觉得证据不充分，可以移交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接下来，刘主任又耐心地介绍了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范围，以及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三个司法机关是如何分工的。 他说，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以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这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虐待致人死亡案，肯定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侦查完结后，再移送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院负责审查，然后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刘主任侃侃而谈，一会儿自诉，一会儿公诉，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绕来绕去，把白素珍完全弄糊涂了。 她无助地望着刘主任，一脸的茫然，无所适从了。 刘主任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平心静气地对白素珍说：“你养母被虐待致死，公民个人直接起诉肯定不合适。你应该到公安机关去报案，所以，这份起诉书应该改成报案材料，或者写成一封控告信。你只须把写好的东西递交到公安机关就行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刘主任说得这样清楚明白，白素珍找不到继续留在这儿的理由。她只好站起身来，向刘主任道别。 心灰意冷地在热闹非凡的北正街上踯躅，她思考着下一步再该怎么办。思来想去，她又觉得应该向妇联求助，取得这些群团组织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于是，她开始寻找孝天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场所。 几经周折，她见到了孝天市妇联“一把手”杨主席，又开始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这已经是一天当中的第四次了。 杨主席听完后，嘘唏不已。 她说：“你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市妇联有常年法律顾问，能够为有需求的妇女同志提供法律援助。” 杨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起桌上的电话，联系上了孝天市法律顾问处的魏律师。 魏律师在电话那头回答：“我明天有个案子要开庭。后天是星期天，我要去武汉办点儿事。这样，大后天——也就是下周一，我可以抽出时间。您让当事人到法律顾问处来找我。” 听杨主席转达完魏律师的意思，白素珍千恩万谢，眼含热泪地离开了。 回到孝天地区实验中学李艳红家里，她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过晚饭，才简单地向艳红夫妇俩陈述了这一天的经历。 李艳红说：“打官司肯定是件麻烦事，不光耗精力，还费钱。” 王青松认为，汤正源律师的观点非常有道理。法律既要维护公平正义，也要维护社会稳定。这起房产纠纷案，如果王厚义败诉，就会引出一系列的麻烦事。最现实的问题是，王厚义一大家子去哪儿居住？总不能让他们到露天里过日子！但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胜算又在白素珍这一边，因此孝天市法院就扯出各种理由，不受理案件，索性拖着不办。 “案件不是到了非受理不可的地步，他们是不会轻而易举地受理的。”王青松这样总结道，“除非上面压着他们，催着他们办，他们才有可能动一下。” 最后那句话提醒了白素珍。 她记得汤正源也说过类似的话，阐述过相同的道理。能够让谁压着他们、催着他们受理案件呢？ 她认识的熟人中，官职最大的就是冯婷婷。 能不能让冯婷婷帮忙敦促一下这个案子呢？白素珍整晚上都在考虑和谋划这件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乘车到了武汉。 见到冯婷婷夫妇，白素珍非常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因为怕冯婷婷夫妇为难，她又补充道：“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或者说这样做违反原则，也不勉强你们。我再去想其他的办法。” 冯婷婷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公检法这些机关都是独立办案，比较忌讳外界的干预。不过，你的要求也算不上过分。你只是希望法院受理案件，属程序方面的问题，不涉及案件的实体内容。” “我也是黔驴技穷，实在没辙了。不然的话，也不会来麻烦你们。”白素珍不好意思地说。 冯婷婷仗义执言：“孝天法院的做法确实不妥当。当事人起诉，受理或者不受理，法院应该给个明确意见。如果不受理，要说明不受理的理由，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拖着。” 她冥思苦想了一会儿，最后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这样！我与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打过几次交道，算得上是熟人。我写张字条，你去找他试试。” 婷婷她老公听到这儿，也拔刀相助：“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结识了孝天市的一个副市长。我也给他写封信，助你一臂之力。” 听到这儿，白素珍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冯婷婷夫妇俩把信写好后，相继交给白素珍。 在找人的策略上，冯婷婷建议她先去找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如果曹云安不愿意出面，再去找那位副市长。 “这是策略，要记住哦。”冯婷婷笑着嘱咐道，“找人办事，并不是找的人越多越好。人找多了，有时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比方说，如果你找的人知道你同时找了其他人，就会产生依赖思想，等着别人去办事，甚至觉得你不信任他，怀疑他的办事能力，索性就不给你办事了。” 白素珍不住地点头，称赞冯婷婷考虑问题周全，还自嘲道：“我一个看自行车的工人，哪里知道这些诀窍啊！” 第六十三章 调查取证 星期一早晨，白素珍七点钟不到就起了床。 她洗漱完毕，拎起手提包，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李艳红的家门。 街上一片寂静，整个孝天城似乎还在梦中一样。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沿着人行道踽踽独行，或者拖沓地慢跑着。他们的咳嗽声听起来都特别响亮。 白素珍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两个烧饼，一边啃，一边急匆匆地赶往孝天市法律顾问处——魏律师承诺今天帮她写起诉状的。 八点钟上班，法律顾问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踩着钟点到。连主任汤正源都按时上了班，但魏律师却没有来。白素珍坐在魏律师的座位上，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的身影。 一直等到八点半，仍然不见魏律师，却等来了魏律师的老公。原来，魏律师病了，她老公是来替她请假的。 真倒霉！运气怎么这么差？白素珍有点儿懊恼。想到魏律师与自己素昧平生，就那么爽快地答应帮她写起诉状，她到街上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跟着魏律师的老公一起前往她家去探望。当然，她也想去证实一下，看看魏律师是不是真的病了。 年轻的魏律师躺在床上，额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她正发着高烧，说话有气无力。听过白素珍对案情的陈述，魏律师说，自己一时半会儿恐怕难得上班，建议白素珍最好去找找汤正源主任，让汤主任重新安排个律师帮她写起诉状。 白素珍于是又返回孝天市法律顾问处。她向汤正源转达了魏律师的意思。因为担心汤正源敷衍，又拿出了冯婷婷写给曹云安的那封信。 看过信，汤正源笑容满面地说：“我跟省司法厅的冯处长是老熟人。至于市政法委曹书记，既是我的领导，也是可以打坐场的朋友。” 谈到打官司，汤正源改变了之前阻止和反对的态度。还说，眼见干姐姐每天在街上啃烧饼、吃包面，中午坐在汽车站候车室里等别人上班，像个没娘的孩子，那么可怜，他心里非常难过。 听汤正源这样讲，白素珍的眼泪止不住涌出了眼眶。她说：“我本来就是个没娘的孩子。有娘的话，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我并不觉得自己可怜。养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逼死了，我为养母申冤，吃这么一点儿苦，算不了什么。如果不是养母抚养，我的命早就没了。所以，为养母报仇雪恨，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汤正源没有吭声。他很快叫来一个姓周的男律师，吩咐他，帮助白素珍写起诉状。在案件管辖问题上，汤正源和周律师比较认同检察院刘主任的观点。房产纠纷案找法院，虐待致人死亡案去公安局报案。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写两份法律文书，一份起诉书，一封控告信。 当天晚上，白素珍在汤正源的陪同下，拜会了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曹云安看过冯婷婷写给他的信，答应去找孝天市法院院长，催办这起案子。 该找的人找过了。起诉书也重新写好了。白素珍又信心满满，觉得法院受理案件应该没有问题。她趁热打铁，赶紧去孝天市人民法院。 接待她的依然是年轻漂亮的楚法官。 楚法官把周律师重新起草的起诉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就对白素珍说，起诉书应该一式两份，正本留法院，副本由法院送达被告人。她让白素珍去找家打字复印社复印一份，并在复印件上签名。 白素珍连声答应着，忙不迭地照办。 “行了。起诉书我们收下了，你回去听消息！”办理完起起诉状签收手续，楚法官对白素珍说。 “估计什么时候开庭呢？”白素珍小心翼翼地问。 “一个月左右。” “这么久啊！能不能快点儿？”白素珍又急了，非常迫切地恳求道，“你看我大老远地从河北保定跑来，去来一趟多不方便，路费就得好几十块钱。现在住在旅社里，每天吃呀住呀开销也是挺大的。你们考虑一下我的实际困难，早一点儿开庭行不行？我就在孝天城等消息，免得跑去跑来，多花冤枉钱。” 楚法官笑容可掬地看着当事人，慢条斯理地回应道：“法律上对诉讼期间有明文规定，并不是想快就能够快的。今天收了你的起诉状，算是我们正式立案了。立案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收到被告人的答辩状后，我们会在五天之内把答辩状副本送给原告人，再才开始组建合议庭。两个五天加一个十五天，这二十五天是雷打不动的，所以，一个月能够开庭审理，就算是比较快的了。” 听楚法官这么讲，白素珍又无话可说了。她只得对着漂亮的楚法官笑了笑，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孝天市人民法院。 按照之前拟定的计划，她又赶紧前往孝天市公安局。 孝天市公安局接待白素珍的是年轻的郭警官。看过她的控告信，郭警官问，人都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到现在才来报案？ 白素珍又开始讲述她养母死亡之后发生的故事，讲述她告状的曲折过程和艰辛。 郭警官耐心地听完之后，若有所思地发了一会儿呆，愤愤不平地说：“本来蛮简单的事情，怎么弄得这么复杂？刑事案件的报案、控告和举报，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可以受理。就算不属于他们管辖，也可以受理后，再移送给该管的部门呀。” 郭警官说，控告信他收下了，但具体经办不一定是孝天市公安局，他们很有可能会移交给下面的杨岗派出所。王李村属杨岗派出所管辖，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更方便一些。 “你们什么时候移交给杨岗派出所呢？”白素珍惶惶不安地问。 “应该很快。”郭警官回答，接着又补充道，“如果你想更快些，可以直接到杨岗派出所去报案。” 白素珍想到法院那边的房产纠纷案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庭，不如自己直接去杨岗派出所，全力以赴催办这起案子。于是回答说：“那我就去杨岗派出所报案！” 告别郭警官，白素珍回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 她向艳红夫妇讲述了官司进展情况。一边说，一边清理自己的衣物。吃过午饭，她就拎上大帆布提包，到孝天汽车客运站搭班车。历经长途汽车一个半小时的颠簸，总算到达了杨岗街上。 她顾不上寻找落脚的地方，直接前往杨岗派出所。 运气还不错。在杨岗派出所，她见到了曾经为她养母“开棺验尸”的杨所长。 杨所长接过她的控告信。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然后公事公办地承诺：“我们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你所写的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将王厚义绳之以法。” 白素珍追问，什么时候开始侦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结案。 “这个就不好说了。”杨所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靠在沙发转椅上，打起了官腔，“这要视案件的复杂程度而定。我们办案有时很快，天，甚至当天就能破案；有时很慢，一年两年的有，十年八年的有，当然，也有一些几十年都没有破的积案。你这个案子，人已经死亡是事实，而且确实喝了农药。你说死者是被虐待致死，这就需要证据。收集证据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眼下春节刚过，农村抹牌赌博成风，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一时半会儿，我们恐怕抽不出人手办理你这个案子。当然，你也可以协助我们调查取证。只要收集到的证据确凿充分，我们同样可以惩治犯罪嫌疑人。” 白素珍说，她愿意协助杨岗派出所调查取证。 杨所长认为这样最好。 就这样，白素珍在杨岗街上找了家旅社住下。以“业余警察”的名义，开始了她的调查取证工作。她的工作目的地，当然是王李村。 杨岗街上距王李村有八里路，可以坐长途汽车，但每天的班次很少，而且得花钱。白素珍坚持步行往返。她每天一大早从杨岗街上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王李村。 重回自己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村庄，可有家难回，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熟悉的老宅早已不见了踪影。亲爱的三弟和养母离开了人世，化作了泥土。而本应属于她所有的房屋，仍被王厚义和胡月娥霸占着。一想起这些，白素珍就满腹悲怆，义愤填膺，怒火中烧。 “等着，王厚义。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定要争回养母的遗产，让你、胡月娥和你们的非婚生子女无处安身！” 有了这种坚定的信念，白素珍变得异乎寻常的镇静。她开始接触那些多年不见的父老乡亲，走进那些她曾经非常熟悉的家庭。王李村的有些人家，她正月初一初二已经去过了。但那时目的性不强，也不知道要告王厚义哪方面的“罪行”，所以都是泛泛而谈，聊天叙旧的时间比较多。这一次就不一样了，目的非常明确。她就是要了解王厚义和胡月娥是如何虐待老人的，在发现她养母喝药寻短见之后，又是如何假装抢救，遮人耳目，故意不作为，让她养母悲惨地死去的。 每次与别人谈话，白素珍都想方设法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让别人说出实情，形成“铁证”。听的时候，她总是拿出钢笔和笔记本，把别人说的话认真地记下来。乡亲们见她这样，就产生了顾虑，说话吞吞吐吐，故意遮遮掩掩，不愿意畅所欲言。 白素珍发现这个情况后，再去调查取证时，就不带笔记本和铅笔了。她装作非常随便的样子与别人聊天，结果听到的情况就有价值得多。把乡亲们的控诉牢牢记在脑子里，回到杨岗旅社之后，她就在房间里奋笔疾书，一点点地回忆和补充记录下来。 有些敏感的乡亲已经意识到白素珍准备与王厚义打官司。当然，有时是因为她情绪激动，流露出了要控告王厚义的想法和意图。别人就好心地劝她算了。他们说，孝天市虽说是孝文化之乡，但农村里后人虐待老人的事情，还是比较普遍，却很少有人为这事去打官司。 “素珍呀，你执意打这场官司的话，起码要掉二十斤肉。最终，还未必能够赢。”皮匠三爷这样断言。 这些奉劝和忠告，丝毫也动摇不了白素珍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别说掉二十斤肉，就算搭上这条命，她也要为养母报仇雪恨，誓死也要把王厚义送进监狱。 辛辛苦苦地跑了几天，白素珍的“微服私访”成果丰硕，已经记满了两个软面抄写本。她拿着这两个笔记本，到杨岗派出所找杨所长，询问这些“证据”够不够。 杨所长把笔记本翻了翻，回答说：“内容已经差不多了，问题是被调查的人都没有签名。这些人过后要是不认账怎么办？证据材料必须有证人签名，不会写字的，要让他们按上手印。” 白素珍感觉非常为难。 “他们不签字也行啊，那到了开庭的时候，这些人必须出庭作证。”杨所长说。 要做到这一点，白素珍觉得更难。 杨所长两手一摊：“那你这几天的调查取证就白做了！”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好再次前往王李村，找那些曾经提供过“证词”的乡亲签名，或者劝说别人能够出庭作证。情况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证据材料上签名或者按手印，更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 他们说：“你白素珍打完官司，拍屁股一把灰，远走高飞了。我们还要在王李村活人呢！又不是说这场官司你就一定能够赢。王厚义也不一定会坐牢。我们将来还要和他在一起相处几十年，哪个又愿意为你打抱不平，去得罪厚义呢？要是与厚义结了怨，他不光会骂我们，说不定还会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呢！” 白素珍觉得这些人太势利了，没有一点儿正义感。但是，她又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 见她束手无策，表现得非常着急的样子，好心的皮匠三爷出主意。建议她去找村支书，要求村党支部以组织的名义出证明，证明乡亲们说的都是事实。这样的效果，肯定比个人签字画押更有说服力。 白素珍眼前一亮，觉得皮匠三爷说的非常有道理。她道过谢，马上就去找王李村党支部书记。 村支书是看着白素珍长大的，参与过白素珍与王厚义离婚案的处理。这些年来，他一直和王厚义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对相关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从内心里讲，村支书愿意出这个证明，但是又不肯一个人背这个责任。村支书告诉白素珍，这事他得和村委会主任商量一下。他叫白素珍下午晚些时候再来，到他家里听消息。 正在这时，皮匠三婆来找白素珍，请她去家里吃午饭。 白素珍就向村支书告辞，跟着皮匠三婆去了他们家。 吃中午饭的时候，皮匠三婆和她老伴皮匠三爷显得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劝白素珍赶快离开王李村。 白素珍不解地望着他们。 皮匠三爷说，厚义已经听到了素珍调查取证的风声，正在到处找她，要打她的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躲避一下！”皮匠三爷说。 听到这儿，白素珍心里确实有点儿怕。她知道王厚义心狠手辣，打起人来是不管死活的。匆匆地扒了几口饭，她就向皮匠三爷和皮匠三婆告辞，一路小跑地去了村支书家里。 村支书不在，他老婆说可能在村委会主任家里。 白素珍于是又前往村委会主任家。 村委会主任的老婆说，她男人和村支书一起去大队部开会了。 白素珍来到王李村的“首脑机关”。她发现王李村所有带点儿职务的干部都在，大家正在开会研究，给不给白素珍开证明的问题。 白素珍趁此机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开了。她恳求村干部们拿出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公正，为她主持公道，给她提供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 接下来，村干部逐个表态发言。经过了好半天讨论和研究，最后由村支书拍板，同意给白素珍出证明。 拿到红印堂堂的证明，白素珍如获至宝。她不停地给大家弯腰致谢，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往杨岗派出所。 第六十四章 大闹王李村 古往今来，人们通常把“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人生的四大喜事。 结婚更可以说是喜上加喜。提到结婚，人们就会联想起红灯笼、红绸布、大花轿、大红花，红盖头、唢呐、鞭炮、钻戒、玫瑰、喜宴……总而言之，那是美得不能再美、好得不能再好的时刻。但是，对于穷困潦倒又举目无亲的王加根来说，这桩喜事却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搁在他的心里，成了他最大的精神负担和压力。 也难怪，除了摊在办公室风干的木板以外，他什么都没开始准备呀！主要还是因为没钱。眼下，他和方红梅两个人的积蓄加在一起，只有一百多块钱。靠这一百多块钱结婚，怎么精打细算也不够啊！ 家具是非打不可的，打好的家具还得做油漆；棉被、床单、被面、被里、枕头、枕套、枕巾这些床上用品是必不可少的；每人还得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就是请客。就算在牌坊中学举办婚礼，不邀请双方的亲戚朋友，学校有二十多个同事，起码也得置办三桌酒席……这些最基本的花销，少说也得五百元。 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三百多元钱的缺口。 已经定好了在方湾菜园子村打家具，王加根天天盼望着来拖木板的顺路车。但顺路车迟迟没有来，加根他妈却不请自到。 白素珍的突然造访，王加根和方红梅虽感意外，但并不是特别紧张。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反正他和方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白素珍的态度对他们的结合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让王加根没有想到的是，白素珍第一次见到方红梅，居然表示非常满意。她夸方红梅模样儿长得俊，说她知书达理，言谈举止得体，还会体贴人。 “老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真是一点儿也不假。都怪加根以前写信时没有把你介绍清楚，让我产生了误会。看来，我儿子还是蛮有眼光的，没有看走眼。”白素珍拉着方红梅的手，笑呵呵地发着感慨，“当然，我反对你们恋爱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希望加根到河北工作，让我们母子在有生之年能够生活在一起。他如果在湖北安了家，母子团圆的梦想就落了空。唉，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也不强求了，不干涉你们的婚姻自由。” 白素珍说完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两百元钱，交给方红梅。说是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也是送给他们的结婚贺礼。 方红梅客套地礼让了一阵，最后还是红着脸收下了。 王加根见到这种场面，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他发现母亲与春节时相比，明显瘦了，眼眶大了，脸上只剩下一张黄皮，难免有些心疼。 拉了一会儿话，喝完一杯水，白素珍突然转移话题，卖起了关子。她得意洋洋地问：“你们猜，我是从哪儿到这里来的？” 王加根和方红梅疑惑不解地望着白素珍。 除了王李村、白沙铺和孝天城，她还能从哪儿来呢？但白素珍既然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来，显然不是这三个地方。 “菜园子村？红梅的家里？”王加根问。 白素珍抿着嘴摇摇头，笑了笑：“说出来，吓你们一大跳。” 王加根和方红梅更觉蹊跷。 “我去了胡月娥前夫的家里。”白素珍如同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开始喝第二杯开水，慢慢地介绍胡月娥前夫家里的情况。 她首先骂胡月娥贱，对胡月娥看上王厚义难以理解。 白素珍说，胡月娥的前夫健在，长得高高大大，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看上去像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虽说有精神病，但只是间歇性的。不发病时，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每天五更不到就起床，到澴河里捞鱼虾，天麻麻亮送到花园街上去卖。胡月娥的婆家也是非常幸福的。公公婆婆身子扎实，婆婆帮儿子媳妇带孙子，公公开了个豆腐铺，打豆腐赚钱。二老膝下共有三个儿子，都已结婚成家。胡月娥的前夫是老大。老二是木匠，做家具和农具卖，一个水车就可以卖到两百元。老三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两个弟媳也通情达理。 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目瞪口呆，这些情况他们都是第一次听说。 “胡月娥前夫家里还不晓得她的下落，一直在到处找她。”白素珍神神秘秘地继续说，“现在终于知道了她的藏身之处，他们准备去王李村扯皮。” 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冷气。他觉得母亲的这种做法不是很妥当，但又不好指出来。他于是转移话题，问母亲这些天是在哪里度过的，在哪儿居住，吃饭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白素珍于是一五一十地谈起了她在孝天城告状和在王李村调查取证的情况。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王加根和方红梅听得身上寒毛直竖。他们觉得白素珍太厉害了，而且正值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白素珍说，拿到王李村党支部开的证明之后，她还去了杨岗卫生院，找负责抢救她养母的医生了解情况，并让医生出了证明。 带着这两份证明，她再次找到杨岗派出所。 派出所杨所长认真审查之后，认为证据比较充分，就把案子移交到了杨岗法庭。杨岗法庭承诺，会择机开庭审理。 接下来，白素珍就去了孝天城，到孝天市人民法院询问房产纠纷案子。市法院还是那句话，让她先回河北保定，等候通知。 万般无奈，白素珍只有摊出最后一张王牌。她拿着冯婷婷老公的亲笔信，去找孝天市那位副市长。副市长和曹云安一样，答应去找孝天市人民法院院长，督促法院尽快审理。 可是，当她再次到孝天市法院时，苏庭长说，他已经收到了好几个领导的字条，案子还是得他来办理。 白素珍与苏庭长大吵了起来。她不顾法院工作人员的阻拦，强行闯入法院院长的办公室。法院院长对她相当冷淡，甚至态度生硬。 白素珍于是又乘车到武汉，找hub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接待甚为热情，对白素珍的遭遇也深表同情，但涉及到具体案子时，却说鞭长莫及。因为他们只受理重大的刑事案件，以及在全省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民事和经济案件。 白素珍讲到这儿，已经怒不可遏了，“难怪人们说，我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事实清清楚楚地摆着，昨天，我给孝天市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将回到杨岗王李村，住进那栋本来属于我的房子里，要他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白素珍说，她准备到白沙铺找大货，让大货去召集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伙同胡月娥前夫家的人，清明节到王李村大闹一场。把那栋“本来属于她的房屋”拆掉，用汽车把檩子、椽子和家具拖到牌坊中学来。这样一闹，法院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王加根听后，当然很不赞成。说实话，他被父母闹怕了。想起父母扭打成一团，哭天喊地、争吵叫骂的场面，他就不寒而栗。小时候，他是胆怯。一见到父母打架，就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手足无措。现在呢？主要是顾及面子，顾及名誉。那种自己的父母打架、几十人或者百把人围观的场面，是叫人难堪的。何况，他的父母不共戴天，为了丑化对方，都极力编造最丑恶的事实，互相攻击，说出一些最难听的话来。加根劝母亲不要意气用事，不要任性蛮干。事情总得通过政府、通过法院慢慢解决。 白素珍哪里听得进去！她对儿子不支持她的正义行动相当恼火。发誓般地宣称，无论加根清明节回不回王李村，她是肯定要去的，而且一定要闹得天翻地覆！她说完，就拎起手提包，气呼呼地走了。 方红梅赶紧跟着出去送行，问她准备去哪里。 “我去白沙铺找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姐姐受别人欺负，站在一边儿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白素珍没好气地回答。 白素珍走后，王加根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知道，如果把他爸逼急了，王厚义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是父母互相残杀，闹得鱼死网破，任何一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他不情愿看到的。阻止这次冲突，恐怕已经不可能了，但加根觉得，清明节还是应该回王李村。他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让父母闹出事来。 四月五号，天蒙蒙亮，王加根就起床了。他连走带跑地赶往花园汽车客运站，可开往杨岗的汽车却提前发车，已经开走了。 下一班车是午饭以后，来不及等。他只好原路返回牌坊中学，骑着自行车往王李村赶。途经周巷时，碰到了在那里赶集的皮匠三爷。 皮匠三爷说，胡月娥的前夫和公公昨天下午就来了，还带着胡月娥与前夫生的两个小孩。胡月娥乱吼乱骂，面目狰狞，发疯一般地赶他们走，甚至抄起锄头，扬言要挖死两个小孩。疯子和他爸吓得要命，当天又带着两个小孩回去了。白素珍是今天上午到王李村的。在村口遇到胡月娥，她突然饿虎扑食般地冲过去，狠狠地抽了胡月娥两耳光。胡月娥大声叫骂。王厚义闻讯从家里冲出来。白素珍则大喊着“救命”，跑进了村支书家里，把门顶得紧紧的…… “你一定要理智。”皮匠三爷嘱咐加根，“不要偏向任何一方。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他们毕竟都是你的老人。” 加根谢过皮匠三爷，继续骑车往家里赶。想起父母打架的场面，他羞愧难当。一个跑，一个撵，喊的喊，骂的骂，这像什么样子啊！ 加根到家时，已是中午。屋子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他正纳闷，本家二爹来了。告诉他，他爸厚义和他妈素珍都在村支书家里。法院里来人了，正在处理。 听说法院来人了，加根那颗悬着的心才着了地。他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赶紧去村支书家里。 远远地，他看到了王厚义和胡月娥。胡月娥怀里抱着加花，右手牵着加叶，正在向围观的人们诉说和演讲。王厚义则坐在村支书家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探听屋里的动静。 看到加根，厚义迎着他走了过来。 “走走走，回去！”厚义拉了一把加根的衣襟。 加根只有老老实实地跟着他爸往回走。 “没吃饭？”进屋后，厚义问。 加根说，在路上吃过两个包子。 “陪我喝盅酒。”厚义拿出两个酒杯，端出一碟兰花豆和一碗臭豆腐，提起半瓶白酒，把两个酒杯斟满。 加根感觉厚义的行为有些不正常。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这个年近半百的男人身心交瘁。 “我前生造了什么孽啊！”厚义喝完几杯酒之后，突然双手抱着头发稀落的脑袋，号啕大哭起来。 加根默默无言地喝酒吃菜。 厚义抽泣了好半天，又抬起头来，怒目圆睁，质问儿子：“你回来干什么？你今天为什么要回？” 加根无言以对。他心里的确有点儿同情和可怜他爸，尽管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 厚义仍然不停地喝酒，发呆，叹气，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杨岗法庭庭长和村支书来到家里，他才起身让座，倒水递烟。 “素珍没有走？”厚义问两个领导，“打了人，可不能叫她就这么走了，社员打架还罚款呢。” 法庭庭长劝厚义马虎点儿，不要与女同志计较。他又叫加根去村支书家里，把白素珍弄走。 “那可不行！”厚义站起来表示抗议。 “她们妇女打架，与你这个男将什么相干！”村支书吼道。 厚义还是不服气。 加根趁机起身，前往村支书家里。 母子见面后，白素珍责备加根上午没有回来。她说，幸亏杨岗法庭的人来得及时，不然的话，她肯定会被王厚义打死。 加根拎起母亲的手提包，拉了拉她的手臂，叫她赶紧走。 “你父亲打我呢？” “法院的人在呢，还有村支书。” “今天……今天就看你这个当儿子的了。”白素珍喃喃自语，两条腿筛糠一般地抖动。 在王李村村口，厚义在村支书的挟持下，没有轻举妄动。他只是虎视眈眈地瞪着白素珍。但是，当王加根回家去推自行车时，胡月娥突然冲向白素珍，打了白素珍一耳光。 法庭庭长迅速把胡月娥推开。 白素珍大声喊叫起来，捂着刚刚挨打的脸庞，命令加根为她报仇，去把那一耳光打回来。 加根扶着自行车没有动。他像木桩一般立在那儿，没有动……同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是因为王厚义用血红的眼睛在怒视么？是因为胡月娥用恐惧的眼睛在哀求么？说不清楚。 痛苦万分的王加根泪如雨下。他拉着一个劲上窜下跳的白素珍，失魂落魄地上路了。 路上，白素珍一个劲地痛骂王加根，斥责他没有当众揍胡月娥，为她拣回面子。她用最恶毒、最刻薄的话诅咒加根，把满腔的愤怒都发泄在儿子身上。这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只想到自己出气，是不会体谅加根的难处的。 直到骂累了，骂够了，骂乏了，她才告诉加根：白沙铺的大舅妈病了，在住院，大货没有来；二货和素华也扯客观，不听从她的安排。胡月娥前夫家里人多口杂，意见不一。爷爷奶奶觉得孙子没娘太可怜，想把胡月娥弄回去。老二和两个媳妇又有点儿担心，怕胡月娥回去之后天天吵闹，把家里搅成一锅羹。最后只有疯子和他父亲响应。 结果，“好端端的一个计划”就落了空，还致使她挨打受辱。 “我打胡月娥，是因为听她弟媳讲，她诬蔑我在‘三线’时如何缠住你继父，如何同老马共同密谋，害死了老马的前妻。这是你晓得的，我和你继父认识时，他前妻都死了一年多。那时你大舅……” 白素珍又开始无休无止的诉说。 和王加根一起到牌坊中学后，白素珍整天昏睡，足不出户，也不理睬儿子。有什么话，她就对方红梅讲，再由方红梅转告王加根。 这样别别扭扭地过了几天，白素珍又告诉方红梅，她准备去白沙铺接马颖，参加完他们的婚礼，就回河北保定。 第六十五章 结婚之愁 星期天早晨，王加根和方红梅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以及白素珍送的两百元礼金，又到学校后勤主任邹贵州那儿预支的下个月工资，两人高高兴兴地坐上南下的列车，按事先拟好的购物清单，去武汉购买他们的结婚用品。 说起来好笑，所谓购物清单，也就是身上穿的和床上用的，唯一奢侈一点儿的东西，就是准备买两只皮箱。 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乘公交车到中山公园，一下车到看到了闻名遐迩的武汉商场。两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商场，开始楼上楼下转悠，寻找要购买的东西。转过几层楼之后，他们感觉特别失望。并不是说没有想要的东西，而是价格实在太贵了。他们带来的钞票，根本就买不齐清单上的物品，连一半儿都难以买到。 两人赤手空拳地走出武汉商场，站在门口商量了一会儿。 方红梅突然记起上次去徐磊他大伯家时，徐磊他婶提起过，武汉商场附近有条享有“天下第一街”美誉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于是提议去汉正街看看。 王加根有点儿犹豫，因为他听别人讲过，汉正街卖的都是“水货”。结婚用的东西，怎么能够买“水货”呢？ “先去看看嘛！实在太水了，我们就不买。”方红梅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两人于是一路打问着寻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从解放大道转入武胜路，到京汉大道后，进入利济北路，穿过中山大道，进入利济路，再到沿河大道，这才看到汉正街。说是“武汉商场附近”，实际上走了快一个小时。 汉正街真是名不虚传啊！这里的熙熙攘攘的场面，看得人眼花缭乱。来自五湖四海的生意人，操着不同的方言讨价还价，买进卖出，迎来送往。每一条街巷都被匆匆忙忙的打货人挤得水泄不通。 王加根和方红梅跑了好几个门店，别人都说只做批发，不搞零售。拿着钱都买不到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零售的商家，又发现东西确实很“水”。质量太差了！崭新的服装，有的扣子已经掉了，有的袖子已经脱线。 “算了，还是去中南商业大楼看看。”方红梅又提出了新想法。 她在湖北大学面授学习时逛过中南商业大楼，虽然不如武汉商场有名气，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卖场。只是有点儿远，在武昌中南路，与他们目前所在的汉口隔着长江。因为担心堵车，他们选择了去武汉关码头坐轮渡。在武昌中华路码头下船后，再转公交车前往中南路。 到达中南商业大楼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跑了大半天，一样东西也没买，人累得够呛，肚子也叽里咕噜直叫唤，饿得几乎前胸贴到了后脊梁。找了家小餐馆，两人一人吃了一碗热干面，喝了的白开水。稍事休整，就精神抖擞地重新出发了。 中南商业大楼的东西没有武汉商场那么贵，也不像汉正街那么“水”，比较适合他们这样的消费阶层。不过，方红梅对每一样东西还是精挑细选，确保物美价廉，让性价比发挥到极致。 购物清单上的东西买齐后，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所有物品中，最奢侈的那对褐色皮箱花了八十多块钱。他们在商场的角落里找了块比较宽敞的空地，打开皮箱，把衣物全部装进箱子。一人拎着一只皮箱，前往武昌火车站赶车，准备打道回府。 武昌火车站看上去不怎么大，周边的环境比较差，站前广场的地面坑坑洼洼，售票厅和候车室也很破旧，给人一种乱糟糟的感觉。北上在花园站停靠的列车，只有晚上九点半以后的。买好车票，他们到车站旁边的小餐馆，一人吃了一碗炒米粉，才走进候车室。 候车室的长条木椅脏兮兮的，有些进站的旅客宁愿站着或者蹲在地上，也不愿意去坐椅子，更不愿意淘神费力去把椅子抹干净。王加根和方红梅要等两个多小时，站着蹲着肯定受不了。他们找了条相对比较干净的椅子，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擦了好半天，才勉强坐下。 这时，候车室大门口走进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人。这人穿着破旧的黄棉袄和褪了色的蓝裤子，左脚穿着球鞋，右脚趿着塑料拖鞋。焦黄的头发如被风吹过的喜鹊窝。身上背着一个旧书包，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右手拿着一个搪瓷碗。因为脸上很脏，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和长相。他径直走向长条木椅，把搪瓷碗、草帽和旧书包放在一边儿，就仰面朝天地躺在椅子上。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疯男人并没有穿内裤，唯一的蓝布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裤管裂开几条缝，裙子一般。裤裆也撕开了，成了开裆裤，根本就遮不住羞丑。 一个急于进站的旅客把吃剩的半个馒头丢在流浪汉身上。他马上坐起来，抓起馒头，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挪开，又闻了闻，就扔在了地上。这一举动让王加根非常吃惊：都这样了，他还挑食呢。 流浪汉扔掉馒头之后，拿起草帽放在大腿上，盖住裤裆里的羞丑。接着，用手去抠身上的伤疤，把手臂搁在椅背上蹭痒。这时来了一群年轻的小伙子，看见他敞开的裤裆，忍不住哈哈大笑。有几个还捧着肚子，蹲下身子，乐得直不起腰来。旁边年轻的姑娘和媳妇们则羞得满脸通红，躲避瘟疫一样的走开。 流浪汉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笑。他看见一个旅客正在吃黄瓜，站起身来向别人讨要。吃瓜的旅客厌恶地把黄瓜扔在地上。他弯腰捡起来，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在候车室里到处游荡。 “小方……嘿嘿嘿……你是小方。”流浪汉走过王加根和方红梅身边时，突然对着方红梅打起了招呼。 王加根和方红梅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过细地瞅上瞅流浪汉的面容，天啊！这不是池松山吗？两人感觉到头皮直发麻。 池松山却嘻皮笑脸地离开了，回到了他的领地。又躺在木椅子上，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 坐上绿皮火车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心情都很沉重。之前，他们已经听说池松山因为失恋和被退回方湾中学受挫，精神方面出了问题，但没有想到会这么严重。虽然因为过去的事情，方红梅对他有反感，但看到一个正常的小伙子变成这个样子，她还是感到非常难过。 这都是爱情和婚姻惹的祸啊！ 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天黑沉沉的，闪着雷电，眼看就要下雨了。加根和红梅把皮箱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地往牌坊中学赶。走到通往邹肖村的机耕路上时，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了下来。前不挨村，后不着店。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找不到任何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没一会儿功夫，两人的衣服就全部湿透了，落汤鸡一般。脚下的泥土也很快松软，变成了粘性极强的黄泥巴。因为担心淋湿和损坏新买的皮箱，他们把皮箱紧紧地抱在怀里，步履艰难地奋力前行。 回到牌坊中学时的狼狈相这里就不赘述了。好在皮箱的密封性很好，装在里面的衣物没有打湿。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王加根和方红梅周日去武汉购物的经历，已经够倒霉的了，周一上班时，他们又遭遇了一件烦心事。 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教导主任张仲华郑重其事地通报：“上礼拜，我对老师们批改作业情况进行了抽查，发现有个别语文老师改作业相当马虎。三月三十一号这一天，竟然批改了三十本学生作文。速度真是惊人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一天时间，还要备课呀、上课呀，总得干点儿其他事情。从时间上分析，我们就不难想到，这个老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很不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极不端正！” 所有的语文教师都很紧张。大家从桌上拿起自己所任班级的的学生作文本，翻看批改日期。 通常来讲，一个工作日批改三十本学生作文，的确有点儿困难。因为每篇作文改完之后，还得写评语，是很费脑子、很花时间的。只要是教过语文的教师，都有切身体会。要想达到这种速度，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全天放下其他事情，一心一意批改作文；再就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敷衍了事，随便写几句评语，批个日期。 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哪个教师批改作文认真，哪个教师批改作文马虎，大家心里都有数。王加根把目光投向最有可能“一天改三十本作文”的黄老师，结果黄老师在翻过作文本之后，表现出泰然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显然，黄老师不是张仲华批评的对象。就算他真的一天改了那么多作文，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标注日期。他会把批改日期写成好几个不同的日子，绝对不会为领导检查留下把柄。 王加根见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张仲华说的会不会是红梅？与此同时，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种猜测，因为红梅批改作文比他还要认真，每一个病句和错别字都会改过来，作文本往往是红彤彤一片。 他把询问的眼光投向方红梅。 方红梅安静地坐在座位上，阴沉着脸，眼睛里燃烧着怒火。 听完张仲华含沙射影的批评，她突然站起身来。主动发言：“我想请教一下张主任，你知道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几吗？” 张仲华一时答不上来。 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教师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办公室墙上的挂历。 方红梅不紧不慢地说：“你既然记不清，那我就来告诉你。三月三十一日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休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改了一整天的作文，这有错吗？我是考虑到四月中旬要出去面授，还要忙结婚的事情，就想加班把作文批改完。如果你认为改得不认真，可以指出批改中的错误。凭什么那么武断地下结论，一天改三十本作文就是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 张仲华脸涨得通红，被噎得哑口无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嗫嚅道：“是星期天吗？星期天也改不了那么多……” 不少教师都埋下头，暗自发笑。 “张主任，你既是学校领导，又是我的长辈。总不至于我曾顶撞过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的麻烦！一个大男人，不至于心胸那么狭窄，连一点儿肚量都没有！”方红梅乘胜追击。 张仲华恼羞成怒，又不知道该如何发泄。 为避免冲突升级，丁胜安及时出面，转移了话题。会场上紧张而又尴尬的气氛暂时得以化解。 散会后，王加根刚回到宿舍，体育老师程彩清突然跟了进来。他叫王加根去他宿舍一趟，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 王加根于是带上房门，跟着程彩清走向学校最南边的那排校舍。 程彩清的宿舍里烟雾弥漫，好几个年轻教师都在里面。见王加根进来，大家递烟的递烟，倒水的倒水，表现得非常热情。 接下来，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他们同仇敌忾，开始控诉张仲华的罪行。有的说他自私自利，什么好处都往自己怀里揽；有的说他妒贤嫉能，想方设法压制年轻人；有的说他品行不端，背地里调戏女学生……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阵儿，赵乾坤说，他准备以学校青年教师的名义向学校领导提建议，从下学期开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把学校教师分成四十岁以上和四十岁以下两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同年级一个班的教学，平行班之间比着干。 “我们就是要让张仲华看看，到底是中老年教师厉害，还是青年教师厉害。”赵乾坤进一步强调了此举的意图，“凭什么先进模范每年都是肖玉荣那些人？青年教师总是靠边儿站？” 王加根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但学校领导绝对不会采纳。 “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提不提是我们的事情。”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王加根只好说，大家怎么弄，他都不反对。要签字他就签字，要表态他就表态，但具体工作他可能没时间参与。现在结婚的事情，自学考试的事情，家里的矛盾纠纷，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大家对此表示理解，并且非常关心地询问他的婚事筹办得怎么样。 王加根回答说，家具已经在方湾打好了，只是来不及做油漆。 “来不及做油漆就不做，就这样拖到学校来。” “可是红梅她爸妈又觉得，新房里没有新家具不像个样子。” “但没有做油漆的家具摆在新房里，通房白也不吉利呀！” “就是。先把家具放在小方家里，等结婚之后，随便挑个日子再去拖回来。” ……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让王加根无所适从。事实上，他对新房里有没有家具并不是特别在意，眼下最发愁的，是筹办婚宴的钱还没有着落。就算只请三桌酒席，买鱼买肉，买烟买酒，买糖果和各种蔬菜，怎么也得一百多块钱，但从武汉回来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了。 本来，王加根是计划用白沙铺大舅送的礼金，以及牌坊中学教师交的份子钱筹办婚宴的。白大货和沙桂英曾承诺送他们一百元钱。另外，按照牌坊中学的惯例，学校教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大家每人会送三元钱的份子钱。加根和红梅是双职工，大家会加一块钱，送四元钱的份子钱。全校二十多个老师，总共可以收八十多元的礼金。 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办三桌酒席也就差不多了。可现在的情况是，教师们的份子钱收得差不多了，但白大货承诺的礼金还没有到位。 加根又不能主动开口去向他大舅讨，那像什么样子嘛！ 下个月的工资已经提前预支了，白素珍给的两百元钱用完了，王加根感觉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为了弥补这一百多块钱的缺口，他决定回王李村去找王厚义。 身为父亲，在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总不至于一毛不拔！他未必真的会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丢人现眼而见死不救？如果我王加根办不起婚宴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看不起，这也是在打他当父亲的脸啊！难道他王厚义连这么一点儿亲情都不顾？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王加根坐上了回老家王李村的长途汽车。 第六十六章 两头受气 坐在长途汽车上，王加根不停地告诫自己：这次回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好说好商量，不发脾气，不争不吵，不哭不闹。无论王厚义和胡月娥是什么态度，自己都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他甚至想，尽可能表现得调皮一点儿，痞一点儿，儿子在父亲面前，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丢丑也是丢在家里。尽管这样，他对这次回家能否拿到钱还是没有底气。因为从白素珍反馈到他这儿的信息，王厚义对他的成见还是很深的。 白素珍已经带着马颖来到了牌坊中学。母女俩住在加根的宿舍里。王加根这段日子不得不与方红梅同室而居。白素珍还是不理他，有什么话只对方红梅讲，由方红梅转达给他。 白素珍告诉方红梅，杨岗法庭去找王厚义核实情况，王厚义竟然说加根他奶自杀是早就想好了的。老人家之前已经对加根讲过她不想活了，并且向加根托付过后事。加根之所以不愿意站出来作证，是因为白素珍承诺给他六百元钱结婚，被他妈收卖了。 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加根对王厚义红口白牙地说假话非常生气。但回过头来一想，又不知白素珍说的这些是假是真。 王厚义对杨岗法庭讲的话，白素珍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她这段日子不是一直在白沙铺么？加根知道，为了激起他对父亲的仇恨，母亲是有可能编造事实、搬弄是非的——王厚义也经常干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对父母讲的话，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信到什么程度，全凭他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马颖已经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如果在保定，她早该去学校上课了。跟着妈妈回湖北这么长时间，已经耽误了不少课程。因为担心她掉课太多影响学习成绩，加根建议送她去附近的邹肖小学插班旁听。这建议由方红梅转达后，白素珍欣然同意。王加根就忙不迭地去找邹肖小学的校长和一年级班主任，顺利地敲定了这件事情。 这段日子，白素珍住在牌坊中学也比较忙碌。她一天几趟地去邹肖小学接送马颖。回到王加根的宿舍，就关起门来奋笔疾书，写起诉状，写控告信。 对于白素珍走火入魔一样地打官司，王加根也很无奈。他既不愿意偏向他妈，也不愿意偏向他爸，只能采取中立态度，随他们怎么去闹。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无论祖上留下的房产将来落入谁之手，他都一分钱不要。他只求和平安宁。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回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心里格外的烦恼和苦闷。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终身大事会遭遇眼下这种局面。走到王李村口时，他碰到了皮匠三婆。 皮匠三婆慌慌张张地告诉加根：“疯子又来了。” 他知道“疯子”指的是胡月娥的前夫，没太当一回事，继续往家里走。到自家茅厕旁边时，看到他家大门口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一个身穿黄色军大衣、剃着平头的陌生男子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正在与屋里的人讲话。 王加根猜测，那陌生男子可能就是“疯子”。 “疯子”说话有条有理，而且振振有词，情绪比较激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胡月娥跟他回家。初次见到“疯子”的人，很难相信他患有精神病。 王加根拨开围观的人群，看见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本家二婆、皮匠三爷和几个邻居。他爸王厚义则坐在大门口把守着，双手不停地剥着花生米。大家正一个劲地向“疯子”解释，说胡月娥不在家，带着两个小孩回娘家了，有的又说她去孝天城了。 看见王加根，大家不约而同地与他打招呼。只有王厚义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剥花生米。 本家二婆轻声提醒厚义：“加根回来了，可能还没吃饭呢。” “不管他！”厚义低声吼道，口气相当生硬。 加根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屋，站在那里相当尴尬。他耐心地听了一会儿“疯子”的胡话，又拨开人群离开了。他给胡太婆带回一盒蛋糕，准备给老人家送过去。另外，他想去村里的一位油漆工家里看看，咨询一下家具做油漆的事情。 等他再次返回时，围观的人已经散了。门口停放的自行车也不见了，显然“疯子”已经走了。胡月娥带着两个小孩也回了，关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堂屋里坐着本家二爹、皮匠三爷和他爸王厚义。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开始与加根搭讪，询问他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加根便把婚礼的安排一古脑儿说出来，表面上是回答二位老人，实际上是说给他爸听的。 王厚义一直没有吭声，闷声闷气地剥花生米。筛子里的花生剥完之后，他又拿起菜篮子，准备去自留地里扯菜。 “厚义！”皮匠三爷叫住他，“加根的事，你要考虑呢。还有三天就办酒席，已经没有日子了。” “与我么事相干！他有一个有钱的妈，还怕结不成婚？”王厚义蛮横无理地揶揄道。 “这是什么话？他毕竟是你儿子，你毕竟是他老子嘛。” “我没有他这个儿子！”厚义绝情的吼叫起来。 加根忍无可忍，回敬了他爸一句：“这是你说的啊！” “是我说的！怎么了？”厚义气势汹汹地转向他儿子，“从今往后，老子跟你一刀两断！老子将来老了，动不得了，哪个龟孙子找你！你潜江的大伯和三叔，都叫我莫作你的指望。” 又是潜江的大伯和三叔！ 加根算是彻底明白了，王厚义心里早有打算，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儿子当做一回事。即便是这样，他觉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清楚。 “这是你做父亲的说的话！我今天特地回来与你商量结婚的事情，你竟然是这种态度。你没作我的指望，我也可以告诉你，我的婚事你不管，我照样可以结！”加根说完，转身就走。 过了自家茅房，快到老宅旧址的时候，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都喊着他的名字追了过来。一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往回拉。 加根委屈地哭了起来：“你们听听！他说的那些话，像个做老人的吗？王李村有第二个像他这样当父亲的吗？” 本来抱着加花的王厚义听到这里，把加花塞给胡月娥，大声叫骂着，吼着凶着冲向儿子，挥舞着拳头要打他的人。 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又放开加根，回转身去拦挡厚义。 刚刚还一个劲地往村外走的王加根，见父亲凶过来要打他，他反而停下脚步，站在那里不动了。他显得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胆怯和害怕的感觉。 “狗日的！都是素珍叫他回来找老子闹的。你今天跟老子说清楚，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王李村。”厚义挣脱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的阻拦，一把揪住加根的上衣，扯掉了一颗纽扣。 加根仍然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又有几个围观的乡亲赶上前来，帮助本家二爹和皮匠三爷，一起把王厚义推开了。 加根这才慢腾腾地走出村子，前往孝花公路上的双峰管理区，去等候到花园镇的长途汽车。 路上，他越想越委屈，泪水早已盈满了眼眶。 这个时候，加根还是希望有人能够把他劝回王李村，或者听到王厚义来喊他回家。父子俩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谈一谈。能不能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闹得一家人都不开心。但是，没有人来追他。一直到他走上孝花公路，也没有人来劝他回王李村。 他孤身一人站在公路边，等候着长途汽车。 整整等了两个小时，既不见车来，也不见人来。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加根估计再也不会有班车来了。他横下一条心，壮起胆子，拦下了一辆大货车。好说歹说，司机才答应把他捎到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白素珍问儿子，回王李村要了多少钱。 王加根没有吭声。 见儿子情绪低落，白素珍又开始给他打气：“有什么值得愁眉苦脸的？你未必还有什么求他王厚义的不成？” 话虽这么讲，加根还是非常郁闷。也不仅仅是因为回王李村没有要到钱，从内心里讲，他不想与父母任何一方把关系搞得太缰。正如皮匠三爷嘱咐他的那样，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晚上，王加根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感觉头昏脑胀，眼睛发涩，上下眼皮像要粘到一起似的。因为上午有课，加根还是强打精神，到食堂买回馒头和稀饭，招呼他妈白素珍、小妹马颖、敬武和红梅一起过早。 刚刚吃完饭，上课钟声就响了。 王加根走进办公室，拿起讲义夹准备去上课。将走还未走时，他透过窗玻璃看到了他爸王厚义。 厚义驮着一个大塑料编织袋子，低着脑袋，正朝加根的宿舍走。 加根迅速把讲义夹扔在办公桌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办公室外面跑，试图拦住他爸——因为他妈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照看着马颖写作业。还是晚了！王厚义已经推开了加根的宿舍门……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王厚义与白素珍并没有失去理智地打骂起来。 王厚义把塑料编织袋子丢在房门口，很快地退了出来。 白素珍则在王厚义退出房间时，“怦”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加根赶紧掏出钥匙，把他爸带到办公室另一头方红梅的宿舍里。 厚义进门便泣不成声。他说，昨天一夜都没有睡着，今天五更就起床，往花园镇的方向走，走到周巷镇才搭上班车。 因为急着上课，王加根不能久留。他怕父亲一个人无聊，又担心母亲过来两人发生冲突，于是回到办公室，找到后勤主任邹贵州和语文教研组长宁海涛，让他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到方红梅的宿舍，陪他父亲聊聊天。 邹贵州和宁海涛愉快地答应了。 王加根这才重新拿起讲义夹，一路小跑着赶到教室去上课。 下课后，王加根再次回到方红梅的宿舍时，邹贵州和宁海涛还在与他爸厚义拉话。 邹贵州提醒王加根：“你爸还没有吃早饭呢。” 加根说他马上就去做。 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都在他的宿舍，加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他妈。撬开已经封好的煤炉子，利用等待炉火燃旺的空隙，加根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子。里面装的是花生、红苕和蚕豆夹，都是责任田里的出产。 “这些是带给你结婚的？”白素珍嘲弄地问。 加根嘱咐他妈，今天切切不要闹，在学校里影响不好。 白素珍还是那句话，除非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 王厚义每次来学校时，都要喝点酒。王加根就想炒两个菜，但又怕白素珍不高兴。思想斗争了好半天，他还是炒了一盘蕃茄鸡蛋，拎起桌上的半瓶白酒，准备送到方红梅的宿舍。 白素珍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王加根走出房间时，恼火地打了马颖一巴掌。 厚义没有喝酒，啃了几口馒头，就都放下了。他哽咽着诉说自己的难处：安葬两个老人扯的账还没有还清，今年收成又不好。虽说经济上帮不上儿子什么忙，他还是希望加根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后，回王李村一趟。他准备在村里请几桌客，放一场电影…… 说完，就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放在桌子上。 “家里就这点儿钱了，算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王厚义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感地申明，“你要是嫌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回去了。” 加根没有言语。他知道留他爸在学校里也不方便，于是搬出自行车，骑车送王厚义去花园镇坐长途汽车。 当王加根送走他爸从花园镇返回时，白素珍对他大发雷霆。 白素珍质问儿子，为什么和王厚义有那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真的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加根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妈提出的这个问题。 白素珍不依不饶。她命令加根从今往后必须随她姓白，不准姓王。另外，在学校举行完婚礼后，不准回王李村。 王加根觉得母亲不可理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缺乏对公共道德的认同和对乡俗礼规的尊重，那是极其可怕的。而在他眼中，他妈白素珍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怨气，她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身边所有人受到的伤害。这种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比方，王李村房产纠纷，如果全权委托给一个专业律师代理，绝对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更不会发生那么多荒诞不经、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无知又无畏的白素珍，偏要按自己的意志去打官司，结果只能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壁。她现在一意孤行地下达的两条“命令”，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也不合情理。 王加根于是回答说，姓氏只是一个符号，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感情和爱憎，改不改没多大意义。更何况，他从小学到中学，从师范到参加工作，一直都姓王，人事档案是改不过来的。至于回王李村参加喜宴，他已经答应父亲了，现在没办法改口。如果他出尔反尔，让村里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等着，也有点儿不尽人情。 白素珍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腾地站起身，猛地掀翻桌子。她手指着加根的额头，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把加根父子俩的丑恶行径写出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 叫骂声很快把隔壁办公室里的教师们吸引过来了。 大家都劝白素珍冷静，有话好好说，不用这么大动肝火。气大伤身，大吵大闹会吓着了小丫头马颖。 白素珍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她一边继续咒骂王加根不得好死，一边收拾着自己的东西，同时，命令儿子退还她那两百元礼金。 教师们的劝解和方红梅的赔礼道歉，丝毫也不起作用。 白素珍提起自己的行李，拉着马颖，只等着王加根还钱。 王加根眼睛都气红了。他转身怒气冲冲地走出宿舍，来到学校财务室，找后勤主任邹贵州借钱。 邹贵州犹豫片刻，还是让加根写了一张借据，给了他两百元钱。 王加根拿着一大摞钞票，怒气冲冲地返回宿舍，扔在已经被方红梅扶起来的桌子上。 白素珍从桌上拿起钞票，手指头蘸着唾沫，认认真真地清点了两次。确认无误后，就揣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拉着马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牌坊中学。 第六十七章 寒酸的婚礼 白素珍索要走两百元礼金，拂袖而去之后，所有在场的牌坊中学教师没有不摇头的。 方红梅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王加根则站在方红梅的宿舍，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同遭雷击一般，痴痴地发呆。 丁胜安、邹贵州、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相继来到方红梅的宿舍，劝他们想开一些。不要因为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心情，直面现实，快快乐乐地结婚。 “我们的婚礼，双方的老人都不会到场。”王加根有些伤感地喃喃自语。 “这有什么！当初我和程芸结婚时，比你们还惨。”程彩清突然这样说，同时晃动脑袋，环视屋里的其他人，“这些情况丁校长、邹会计、宁老师、肖老师都是知道的。你可以问问他们。你们现在至少还有小方的父母支持，我们那时双方的老人都坚决反对。” 程彩清点到的几个教师都点点头，说事情真的是那个样子。他们还饶有兴致地议论起了程彩清与程芸的恋爱与结婚经历。 程彩清是接他父亲的班，到牌坊中学当体育教师的。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因为常去花园镇闲逛、看电影、买香烟，认识了花园镇供销社的营业员程芸。程芸也是初中毕业后，顶替时任花园镇供销社主任的她爸上的班。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当他们向家人公开恋爱关系时，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坚决反对。原因是他们都姓程，而且辈分还不一样。辈分不一样的同姓人结婚，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被视为“乱伦”。 已经山盟海誓、私定终身的程彩清和程芸，却管不了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因为彼此喜欢，他们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坚决要走到一起。在与父母亲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失败之后，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程芸愤然离家出走，班也不上了，跑到牌坊中学，与彩清老师住到了一起。他们买烟买糖，燃放鞭炮，在学校食堂里置办了两桌酒席，请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婚礼上，男女双方的里亲外戚一个也没有出现。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两个人好，管他两旁世人是什么态度！”程彩清经验总结一般地宣称。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非常感动。他们见过程彩清的老婆程芸，还有他们的女儿欢欢。看他们一家三口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真没想到发生过这样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他们暗下决心，向程彩清和程芸学习，抛开所有烦恼，高兴而又快乐地完成婚礼。 家具已经在方红梅家里打好了，来不及油漆，只能暂时放在方湾菜园子村，待婚礼过后再拖到牌坊中学来。当然，就算做了油漆，王加根也没有打算急着去拖家具，因为拖回来学校里也没地方放。学校领导还没有为他们安排好婚房，他和红梅依然住在办公室两头的两间小宿舍里。 因陋就简，只有把方红梅的宿舍改为“洞房”。弄起来也也很简单，把王加根的床搬过来，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组成一个双人床。再把新买的皮箱、开水瓶和塑料花摆放在房间里，在窗户上贴上纸剪的红双喜字，在房门口贴一副红对联，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段日子，徐磊等好几个师范同学相继来到牌坊中学，提前祝福他们百年好合，并送来了份子钱。到了婚礼举办的前一天，白大货也风尘仆仆赶到牌坊中学，交给外甥和外甥媳妇一百元礼金，还自告奋勇掌勺，担任筹办婚宴的主厨。 牌坊中学食堂的两个师傅也很高兴，乐意给白大货打下手。 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六，牌坊中学没有上课，正好为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腾出时间和空间。把初二（2）班教室的桌凳沿墙摆成“回”字形，中央留出一块较大的空地。客人们团团围坐，喝着茶水，抽着香烟，享用桌上的糖果、瓜子和水果。 婚礼由教导主任张仲华主持，校长丁胜安当证婚人，后勤主任邹贵州作为客人代表发言——三位学校领导悉数上场。因为没有结婚戒指，就省去了求婚宣誓环节，改为新郎新娘谈恋爱经过，两人合唱电影《甜蜜的事业》里的主题歌。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结婚仪式举行完毕，再把桌椅板凳摆成用餐的形式，教室又变成了“宴会厅”。司务长小朱和炊事员肖金平来来回回地端菜，客人们吵吵闹闹地敬酒，气氛相当红火热闹。 前段日子，王加根一直为婚宴的费用发愁。现在的情况是，招待完客人之后，他们手头还结余八十多块钱。当然，他们同时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 第二天，是王加根和他爸约定好回王李村过客的日子。 天蒙蒙亮，新婚燕尔的夫妻俩就起了床，顾不上吃早饭，步行前往花园汽车客运站赶车。从花园镇开往双峰管理区的班车比较少，每天只有两趟，上午下午各一班，错过了上午的班车，就得等到下午。王厚义筹办的酒席是中饭，加根和红梅必须上午赶回王李村。他们快步疾行，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到达花园汽车客运站时，距头班车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 买好车票，两个人就在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坐下来，等候进站。见时间尚早，方红梅说她出去买几个馒头，简单过个早，填饱肚子。 “对了，背包里有瓶梨子罐头，你把它打开，待会儿就着罐头吃馒头。光啃馒头太干了，咽不下去。”方红梅临走时吩咐。 王加根于是把搁在长条椅上的双肩包找开，拿出了梨子罐头。 罐头是玻璃瓶装的，瓶口用白铁皮封着，想打开并不容易。没带刀子，王加根只能靠钥匙串上的一把折叠式小剪刀。他把一直拎在手里的黑皮包放在长条椅上，用小剪刀把铁皮盖剪开一个口子，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撬。铁皮盖很结实，撬起来特别费劲，还得防止把玻璃瓶弄破了。 王加根专心致志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扣住玻璃瓶的铁皮盖撬开了。揭开瓶盖，一股水果味的清香扑鼻而来。他忍不住把罐头瓶送到嘴边，舒舒服服地喝了两口糖水，算是对自己忙活半天的犒劳和奖赏。但是，当他把罐头瓶重新放回长条椅时，却发现椅子上的黑皮包不见了。把帆布双肩包拎起来，长条木椅上空空如也，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 会不会刚才放进背包里面了？他马上把双肩包的拉链拉开，里里外外地翻找，仍然不见黑皮包。 无助的王加根抬眼环视整个候车室。 大家要么规规矩矩地坐着，要么面无表情地站着，要么不紧不慢地走着，看不出任何人神情慌张，更没有哪个在跑动，或者露出贼眉鼠眼的模样。显然，黑皮包是在他一心一意撬梨子罐头的时候，被别人顺走了。黑皮包里装着他的日记本、自学考试准考证、钢笔、银行存折、几斤全国粮票和八十多元现金。只有刚才买的汽车票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逃过了一劫。 方红梅拎着装有几个热馒头的塑料袋，兴致勃勃地回到候车室，一听说黑皮包被偷了，脸色霎时也变了。她埋怨王加根怎么这么不小心，检讨自己不该让他开罐头，又诅咒不得好死的小偷。但是，埋怨、检讨和诅咒都无济于事。最后，她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地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啃着馒头，喝毒药一般地吃罐头，享用这顿代价惨重的早餐。 进站上车后，两个人完全没有了赴婚宴的喜悦之情，面色凝重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最初，他们并没有回王李村的打算。是准备在牌坊中学举行完婚礼之后，抽个时间回趟王李村，发喜糖，散喜烟，向乡亲们通报一下他们的喜讯就行了。但王厚义执意要他们回去——这位王李村的前任生产队长想在村里热闹热闹，显摆显摆。 王厚义说，他为人一场，只有加根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儿子结媳妇连客都不过，太不像样子，会让他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因为舍不得出钱，他与加根彻底闹翻后，又屈尊追到牌坊中学，既有与儿子修复关系的意愿，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儿子媳妇回王李村过客，为他和胡月娥长脸面。 王加根想起这些，难免怒火中烧，埋怨他爸固执自私，遇事只从个人的角度考虑，患得患失，从来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加根高考之后，想方设法阻止他去河北复读。 “你今年考取中专，名誉是老子的。去你妈那儿复读，即使考取大学，名誉也是你妈素珍的。”王厚义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加根的耳边。 这次回王李村请客，王厚义之所以那么热心，既有出于脸面的考虑，同时也想借操办儿子婚事的机会，收一些礼金。按王厚义的想法，江汉农场的哥哥嫂嫂、弟弟弟媳这些亲戚，本家二爹、皮匠三爷这些关系不错的乡亲，都会来捧场。加上他担任生产队长多年，积攒了那么多的人脉关系，而且在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时又总在送礼，这次前来参加他儿子婚宴的人肯定不会少。 他考虑的就是这些因素，丝毫也没有考虑儿子儿媳回王李村的难处。他更不会想到，为了参加这场婚宴，加根与他妈彻底闹翻，几乎断绝了母子关系。当然，这种结果是他非常希望看到的。 如果王厚义知道了加根回家的路上遭遇偷窃，又会作何感想？ 班车在双峰管理区停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如释重负地挤下了汽车。和以往坐汽车一样，加根又晕车了。虽然在车上没有呕吐，但胃里翻江倒海，不停地打嗝，相当难受。下车之后，他站在公路边，扶着白杨树干，还是把刚刚吃的馒头和罐头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之后，他满眼是泪，感觉却舒服多了。路边正好有一条水渠，水渠沟底流淌着一股麻绳一般的细流。他沿着土坡走了下去，在够得着水的地方蹲下身，洗了洗手，用双手捧水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再才回到公路上。 阴沉沉的天空这时飘飘洒洒地下起雨来了。 西装革履的王加根，穿着高跟皮鞋的方红梅，只得跑到路边的屋檐下去躲雨。这对满怀忧伤的新人相拥在一起，面对风雨交加的苍天，回想起刚刚失窃的经历，心里又增添了许多愁绪。 “存折上面有多少钱？”方红梅一直记挂着被偷走的东西，现在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四十多块钱。”王加根回答说，“是准备油家具用的。” 方红梅的目光突然定在加根的脸上，非常担心地问：“小偷会不会去银行把这些钱取走了？” 方红梅的提问让王加根大吃了一惊。 对呀，刚才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小偷完全可以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呀！ “我们应该去银行挂失，让银行止付我们的存款。”方红梅事后诸葛亮地提议。 唉，刚才上车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去银行挂失呢？ 开户银行就在花园汽车客运站的斜对面，时间完全来得及。当时两人只是着急、愤怒、懊悔、埋怨，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忽视了。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存折上的钱恐怕早就被小偷取走了。 “我们赶紧回花园！”方红梅提议，“说不定小偷以为我们挂了失，怕去取钱时被抓住，钱还没有被取走呢。” 王加根表现得比较冷静。他说，如果小偷贪得无厌的话，钱可能已经被取走了。要是小偷害怕被抓，不敢去银行，钱就不会被取走。所以，急着返回花园镇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既然已经坐车回来了，王李村近在咫尺，我们还是应该回家看看，至少与家里人打声招呼，然后再回花园镇也不迟。 红梅觉得加根的话有道理。不过，她还是觉得早一点回花园镇好，去银行看看，心里比较踏实。四十多块钱毕竟不是小数目，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 她抬头看了看天空，为越来越密集的雨点发愁。说：“那我们就赶紧回家。谁知道这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王加根表示同意。两人一前一后冲进雨幕，踏着泥泞，艰难地跑向王李村。他们回家时的狼狈相，让王厚义、胡月娥和客人们大吃了一惊。 家里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风光和热闹，反而显得冷冷清清。江汉农场的大伯、伯母、三叔、三婶、四婶都没有回来，王李村送礼的乡亲寥寥无几。因为天公不作美，晚上放电影的计划也取消了。 进家门之后，新郎新娘就通报了他们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必须赶紧回花园镇的想法。 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嘘唏不已。 王厚义和胡月娥也显得很着急，不约而同地说：“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赶紧回花园！” 也就是说，王加根和方红梅在王李村家里呆了不到十分钟，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共用一把雨伞，顶风冒雨地去双峰管理区赶长途汽车回花园镇了。还好，仁慈的小偷手下留情，没有去银行取他们的存款。那四十多块钱就成了他们结婚后所有的金融资产。 现金、存折、粮票、钢笔这些东西丢了，王加根只能自认倒霉。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那本记载着他恋爱经历的日记本，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时过境迁，日记是没有办法补记的，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当时的感觉，体会不到当时的心情，而那些经历、那段感情又是多么珍贵啊！还有自学考试准考证，补办起来也相当麻烦。 看到花园镇大街小巷的墙壁和电线杆子上经常张贴着《寻物启事》，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继而产生了美好的幻想：我也写个《寻物启事》，就说日记本和准考证不慎遗失，不提其他的东西，要求拾到者邮寄给我。小偷看到后，或许会良心发现，邮寄给我呢！ 反正那些东西在小偷手里也没什么用处。 天真善良的王加根于是用毛笔写了两张《寻物启事》，分别张贴在花园汽车客运站和花园火车站候车室的外墙上。 不难想象，他的这种举动无异于白日做秋梦，徒劳无功。即使等到海枯石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第六十八章 三天回门 婚假加上“五一”劳动节假期，王加根和方红梅可以休息七天。 因为没有钱，他们不可能去旅游景点或者大城市游玩。如果就这样呆在牌坊中学，或者主动要求上班，又怕别人笑话，骂他们傻。 唉！别人结婚都是想方设法多争取休息时间，天南海北地游山玩水，而王加根和方红梅竟然为如何打发假期发愁。 除了牌坊中学，也只有王李村和方湾镇两个地方可以去。刚刚去过一趟王李村，就碰到钱包被偷这么倒霉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与王厚义和胡月娥在一起，他们觉得特别不舒服，完全没有家里人的感觉。还有加叶和加花，整天哭哭闹闹，吵得不成样子。两人慎重考虑之后，决定还是去方湾菜园子村，权当是红梅出嫁后三天回门。加上现在正是摘棉花、收割小麦的大忙季节，可以帮红梅她爸妈干几天农活儿。 大清早，趁着教师和学生们还没有来到学校，他们就步行前往花园镇，准备坐八点多钟的火车到孝天城，然后从孝天城换乘长途汽车到方湾。 花园火车站的候车室与售票厅合二为一，是一幢外墙刷成奶黄色的平房，与四周灰不溜秋的民居形成鲜明对照，看上去显得富丽堂皇。售票窗口通常情况下是关闭的。只有等到列车即将到站的前半个小时，才开始售票。 八点钟临近，王加根准备去排队买票，方红梅却阻止了他：“买什么票！从南边进去算了。” 新娘子的意思是逃票。这种情况在铁路营运中相当普遍，特别是从花园镇到孝天城这段线路，选择坐火车的乘客，只有极少数老实巴交和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买票，绝大多数都是“逃票族”。 逃票一般得通过三道关卡：进站口、出站口和列车上的查票人员。 花园火车站和孝天火车站的进站口及出站口，都是能够绕道避开的。从火车站候车室往南走一段距离，就可以找到穿越京广铁路的小巷子。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些“邪门歪道”进站和出站，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现象，火车站还没有开始检票进站，站台上已经站满了候车的乘客。多走几步路，就可以省去车票钱，大家都觉得值。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至于在火车上遇到查票的怎么办，“逃票族”自有他们的高招。有的人钻进厕所里不出来，有的人逃往其他车厢，想方设法与查票人员“躲猫猫”。万一被逮着了，就补票呗，多掏五角钱的手续费而已！ 从花园火车站到孝天火车站票价六角钱，两个人得一块二。为了节省这笔开支，方红梅试图学着别人的样子铤而走险。 上车之后，王加根心里一直不踏实，眼睛不时往车厢两头看。一听到有人在车厢里喊叫，他就会感到特别紧张。而那些喊叫的人，有可能是推着货车卖香烟、啤酒、矿泉水的，或者是列车餐车卖饭的，或者是来检查旅客行李中有无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还有一些兜售冰棍、汽水、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卤鸡蛋的小贩。稍有风吹草动，他就会经受一次精神上的折磨和心理上的考验。 为什么要逃票呢？如果买了车票，不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心安理得地读书、看报、聊天，欣赏车窗外面的风景，或者闭目养神，不至于搞得这么紧张兮兮的。这种精神、心理和身体上所遭受的折磨，是几角钱或者块把钱的车票款能够弥补的么？ 王加根有些后悔，甚至在内心里埋怨起了老婆红梅。 堂堂人民教师，坐火车居然逃票。这要是让学生知道了，自己的脸往哪儿搁？车厢里说不定就有认识我们的人呢，还有可能是学生家长。如果学生家长知道我们这样为人师表，怎么可能放心地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我们？内疚和自责让王加根难受得不行，但他又拿不出勇气去补票。他怕方红梅不高兴，同时也希望能够侥幸逃票成功，省去这一块二角钱。 说白了，还是因为穷啊！ 被偷走的存折虽然挂了失，但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取钱，补办新的存折。他们两个人手头的现金全部加起来，只有四块多钱，刚刚够买往返的车票。如果省下这一块二角钱，他们就可以买一包糖果或者点心，作为方红梅回娘家的礼物。 快快到站！到孝天火车站就可以安心了。王加根一个劲地在心里催促着。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火车快些跑，赶在列车员查票之前到达孝天火车站。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又不能如人所愿，甚至背道而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一直老牛拉破车般咣当咣当地前行，就是达不到王加根所希望的速度。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这趟车竟然停下来了，说是临时停车，为其他的直快和特快列车让道儿。这真是要命啊！如果列车员趁着这段时间来查票怎么办？补票倒无所谓，王加根担心被查出逃票时面子上过不去，说不定还会被别人训斥，遭别人白眼。要是那样的话，该有多么难堪啊！ 临时停车这段时间让他倍受煎熬。 好在列车停了十几分钟后，又重新启动了，摇摇晃晃地继续向南行进。还有两站到达孝天火车站，中间就隔着一个肖港站。当列车在肖港火车站停下时，王加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他坚持要下车，从肖港步行前往方湾。步行十五里，渡船过河每人五分钱，两个人只需要一角钱。这比到孝天城转长途汽车更便宜。 方红梅也表示同意。她此前之所以没有规划这条路线，是因为自己的身体有点儿小情况。刚好来了月经，步行不是太方便。既然王加根临时改变路线，她也欣然接受，乐于克服困难，陪老公一起步行。 小两口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来到瀤河岸边。 他们看见河里涨水了，河面显得比平时要宽很多。渡口也改变的位置，从以往的河中心滩地挪到了堤岸上。渡口那里聚着黑压压好大一群人。小木船似乎也停靠在这一边。 大家为什么不上船呢？ 王加根和方红梅加快脚步，迅速加入到等候过河的人群中。从大家的议论中他们得知，摇船的木桨断了一只，固定木桨的轱辘也坏了，没办法行船。他们挤到河岸边，看见摆渡的年轻人手里拿着断桨和坏轱辘，左看右看，似乎在探寻出现问题的原因。 检查了半天，摆渡人还是一脸无奈，抱歉地对等候过河的人说，他得去肖港街上修理木浆和轱辘，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水涨得那么高，湍流那么急，不可能像秋冬枯水季节那样，用一根竹篙就能把船撑过去。少了木桨，是绝对不能行船的。 那就等！能有什么办法？上下游附近又没有其他的渡口和桥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自告奋勇，主动提出送摆渡人去肖港街上修木桨。大家马上为小伙子的义举点赞，说骑车往返会比较快，花不了多少时间。 目送摆渡人坐着小伙子的自行车走远之后，聚在小船周围的人们便四散开来。大家开始议论不断上涨的河水，互相打听上午去肖港街上做生意的收入情况。还有人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席地而坐，吆五喝六地斗起了“地主”。王加根和方红梅沿着河岸走了走，感觉没什么值得好看的，就坐在草地上休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不见摆渡人返回。 “都快到吃午饭的钟点了，谁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方红梅有些不耐烦了，提议说，“我们还是回肖港坐汽车，到孝天城转车。” 因为自己决策失误，王加根心里非常内疚。现在方红梅提出新方案，他也不好意思反对。再走八里路，他没什么问题，方红梅能行吗？ “没事，我没那么娇气。”方红梅大度地笑着说，“如果在路上碰到修船桨的人，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回来。” 王加根羞愧难当。什么话也没有说，老老实实地陪着老婆一起返回肖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方红梅今天竟然没有唠叨，也没有冲着他发火，只是轻描淡写地嘲笑他，说他心理素质太差了。 一直走到肖港街上，他们也没有碰到那个修船桨的摆渡人。 从肖港坐长途汽车去孝天城，一个人的车票六角钱，与从花园镇坐火车去孝天城的价钱是一样的。他们不如早上就规规矩矩地买火车票，心安理得地坐到孝天城。既然动了逃票的心思，就索性冒险到底，说不定现在也坐在方湾菜园子村的家里吃午饭了。 唉，这事闹的！羊肉没吃到，还惹得一身臊。 站在公路边等过路车的时候，王加根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大姨妈”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与红梅对调的舒建新不是在肖港中学么？干嘛不去找他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回方湾，不是可以省下所有的车票钱？一直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兴奋起来，拉起方红梅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舒建新还去邻居老师家里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王加根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舒建新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这几步路算什么！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牌坊中学为，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牌坊中学。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可以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挥汗如雨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王加根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方红梅打情骂俏，说自己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 看清他们戴的红袖标上有“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其中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根，瞅了瞅自行车龙头，说这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方红梅和王加根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别人的，但“红袖标”还是要强行打钢印，要求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方红梅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用，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没有钱。就算他们打了钢印，她也不会给钱的。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 僵持了好半天，“红袖标”只好让了一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方红梅，坚决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王加根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子。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西边的太阳已经快到地平线下面了。王加根低声与方红梅商量说，这些人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折财免灾。老是这么犟牛顶墙，他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还没有吃，肚子饿得叽哩咕噜叫，早就在提意见了。 方红梅想了想，觉得加根的话有道理。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丈夫，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交给“红袖标”，算是勉强让了步。他们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根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面。“红袖标”们再也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老百姓还不算富裕，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名牌，成了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年轻人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这“三大件”，加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鉴于自行车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购买自行车之后必须到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回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推行这项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自行车的管理，尤其是当自行车被盗或者丢失时，方便寻找。不过，由于自行车登记必须缴费，而且手续比较繁琐和麻烦，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大家都不怎么热心。更何况，就算自行车真的丢失了，报案之后也未必能够找回来。因为盗贼能够轻而易举地抹去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或者把钢印重新打成其他的号码，钢印对于寻找自行车的帮助意义并不大。现实生活中，买了自行车之后主动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的人并不多，都是在被“逮”到之后，出于无奈，才迫不得已去打个钢印，领个登记证书。 如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已经算不上稀罕物件了。“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所取代。自行车虽然算不上“家庭重要财产”，但注册登记制度仍然在执行，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废止或修改。 谈论起这件事情，王加根和方红梅愤愤不平地吐槽了好半天，觉得刚才那一块钱交得有点儿冤枉。 第六十九章 蜜月患病 王加根和方红梅骑自行车到达菜园子村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没人。热情的邻居告诉红梅：“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两人刚起步，就见方母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回来了。 见到女儿女婿，疲惫不堪的方母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就准备进厨房做饭。 “我们来！您老累了一天，先歇歇。”王加根见丈母娘累得走路都走不稳，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方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皮。 饭菜做好端上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响的三个人开始狼吞虎咽。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方父从门外回来了。 职业习惯，方湾卫生院炊事员同志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而且太简单了。他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方母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去街上割点肉。今天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根红梅他们自己做的呢。” 听到这儿，方父感慨万端。说，每年的农忙季节都像打仗一样，根本就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是一样。忙了医院的忙家里的，没有一点儿空闲。他提议，家里应该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红梅她妈做个伴儿。 “雇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二十块钱！”方母马上表示反对。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子，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方父坚持他的意见。为了论证雇人的必要性，他还非常动情地向女儿女婿叨叨起了方母的简陋生活。 他说，红梅她妈刚才说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在说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动镰刀，哪儿来的面粉做粑？这段日子，红梅她妈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儿水，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里，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后，晒在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或者簸箕里，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棉花吹得满地都是。红梅她妈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今年涨价了，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又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几个晚上，红梅她妈听到外面有人在拨弄家里的大门，她一个人在屋里吓得瑟瑟发抖，不敢睡觉，在堂屋里一直坐到天亮…… “我晚上又要睡在医院里，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方父对着女儿女婿问，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根和红梅果然就站在方父这一边，一起劝说方母，花钱雇个人帮忙。 方母还是舍不得冤枉掏二十元钱。她说，敬文和腊梅在孝天城上高中，每月就得七八十块。敬文今年上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一个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雇人？自己累点儿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得多。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既敬佩岳父岳母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如果混好了，一定要对红梅她爸妈好。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接下来的几天，加根和红梅一起，帮扶着两个老人把责任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了，又捆好从畈里挑回。 挑回的麦捆堆放在红梅家门口。天气一晴，他们就解开麦捆，把麦子整齐地铺排在门口的空地上，在炎炎烈日下暴晒。再抡起梿枷拍打，让麦粒脱落。然后，用木杈把麦秸杆掀开，重新捆扎起来。 地上金黄的麦粒，就是一家人期待的收成。 帮助方父方母干完这些活儿，加根和红梅的假期也满了。 虽说人晒黑了不少，也感觉到特别累，但他们仍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婚假，是蜜月里一段难忘的经历。唯一让人遗憾的是，回牌坊中学上班没几天，王加根就犯病了。 最初的症状是手指间出现红色的丘疹和水疱，发痒，白天稍微好一点儿，到了晚上总是痒得钻心，根本就无法入睡。 丘疹和水疱逐渐向手腕屈侧、肚脐眼四周、大腿内侧蔓延，导致他浑身上下发痒。有时奇痒难忍，只得用手指搔抓或挤压，结果总是破皮流水，甚至流血。最让他感到尴尬的是，后来下身私处也出现了这种讨厌的东西，白天抓起来极不方便，也很不雅观。 宁海涛老师推测说，这可能是疥疮。 怎么会长疥疮呢？王加根非常纳闷。 宁海涛说，疥疮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很可能是加根近期接触过患疥疮的人，或者触碰过疥疮病人用过的东西。比方毛巾、被子等，或者穿过疥疮病人的衣服或鞋子。这种病极易传染，但也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儿痒，抹点治疥疮的药膏，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接触过哪些人呢？王加根认真地回想起来。近段时间就是去方湾菜园子村住了几天，接触得最多的只有红梅她爸她妈，也没听说两个老人有疥疮呀！那几天，王加根白天累死累活地干活，晚上单独一个人睡在红梅家里的睡柜上。红梅则与她妈睡在一起。她不愿意与王加根同床，说是在娘家干那事不好，晦气，会让娘家人倒霉。 会不会是睡柜上的铺盖行李不干净？有这种可能。因为红梅家平常来了客人，一般都会安排在睡柜上睡觉。这些客人中，保不准就有得疥疮的。疾病已经传染上身，再去探究得病的原因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当务之急还是治病。 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大夫经过诊断，认定为疥疮。开了一些药丸内服，又给了两只硫磺软膏外擦，双管齐下。 一个星期后，瘙痒的情况有所好转，可又出现了新的症状：右大腿根部又红又肿，一扯动就痛，走路都困难。 再次去花园区卫生院，医生诊断为淋巴结发炎，说必须输液。 王加根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打吊针的滋味。疼倒不是很疼，就是输液的时间长，等得烦人。打完一瓶吊水，往往得一个多小时。每天打一瓶，接连打了三天，同时外敷硫酸镁配合治疗，但丝毫也没什么效果，肿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最初几天，王加根还能骑自行车往返于花园区卫生院与牌坊中学之间，后来连自行车都不能骑了。方红梅主动承担起送丈夫去医院打吊针的责任。她能骑自行车，但不会带人。只好让加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她双手推着车走。 四里多路并不算远。从邹肖村到花园镇的那条机耕路还铺上了水泥，按说比以前要好走得多。可是，这段水泥路又被附近村民当成了稻场——沿路整齐地铺排着收割的小麦。推着自行车走在足有半尺厚的麦草上，方红梅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时由于麦草绞进车轮，完全没办法走动。她只得停下车来，扶下王加根，把麦草清理干净。 眼见老婆这么辛苦，王加根非常心疼。不过，最使他感到焦虑和心急的，还是自学考试时间一天天临近。眼下这种状况，如何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呢？而耽误了这一次考试，他就不可能在三年内拿到大专文凭。他非常希望自己成为hub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取得专科学历的考生。 自学考试的前一天，医生建议他放弃考试，赶紧住院治疗。 王加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他让医生开了几小瓶针剂药，说是带到孝天城去打针，然后就执拗地挤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孝天城时，病情似乎有所好转，患处也不那么疼了，走路没什么问题，王加根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许多。他先去孝天市教育局领回了补办的准考证，再到他经常下榻的国光旅社办理住宿手续。然后，前往孝天地区实验小学熟悉考场，忙得不亦乐乎。 真希望这种良好的状态能够保持到考试结束。明天，能够坚持到明天下午，就算胜利了，王加根私下里祈祷上帝保佑。 可是，由于情绪紧张，他整晚上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晨，病情突然加重，疼痛加剧，走路又难以挪动步子了。 他在北正街的小摊上喝了两碗稀饭，然后到附近的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注射过后，再缓慢地向孝天地区实验小学挪动。 路上，看到其他考生雄赳赳，气昂昂，意气风发地奔赴考场，他是多么羡慕啊！三四百米长的一条街道，成了难以完成的行程。走了一半的样子，他实在是走不动了，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左顾右盼，又没有能够坐的地方，看看腕上的手表，发现时间也不允许。 坚持走！就算是爬，也要爬到地区实验小学。 右大腿根部完全不能弯曲，稍微弯一下，就疼得钻心。王加根只得像螃蟹那样横行，侧着身子一点儿一点儿地移动。 谢天谢地！总算在考试开始前到了孝天地区实验小学。 走进校园，王加根看了看手表，距开考还有十分钟。他四下里望了望，吃力地挪到一个花坛前面，坐在水泥台面上。他实在是难以支撑身体继续站立了。不时有熟人过来与他打招呼，还有好多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大家都是奔着大专文凭来到这里的。出于礼节，他也回应别人一声，或者笑着点点头，但一直没有站起身来。兴许有人觉得他傲慢，没办法，要误解就让别人去误解。 当进考场的铃声刺耳地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站着、蹲着、坐着、倚墙或者倚树靠着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如潮水一般涌向教学楼上的考场。本来比较宽敞的楼梯，一下子显得特别拥挤。 王加根自甘落后，没有去凑热闹。等大家进得差不多了，他才双手撑着水泥台面站起身来，一步步地挪到教学楼前。扶着楼梯，一级一级艰难地上着台阶，只有双脚落在同一级台阶上，才能抬腿迈向上一级台阶。到达三楼他所在的考场时，他已经满头大汗。 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才觉得舒服一些。摊开试卷，有一点晕晕乎乎的感觉，大脑里一片空白，很多平常背得滚瓜烂熟的名词、定义和概念，都没有什么印象了。《汉语写作》本来是他的强项，但现在提起笔来，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整个人就象被糨糊粘住了一样，怎么也清醒不过来。他无奈地放下手里的钢笔，眼睛望着窗外的蓝天和白云。 阳光明媚，却无法驱散他满腹的愁绪，还是如同梦游一般。时间不允许他继续发呆，答题！他开始“糊涂僧判糊涂案”，先把试卷上所有空白的地方填满再说。作文要求字数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字，而他只写了八百字左右。 交卷之后，王加根非常沮丧地离开了考场。同样艰难地一级台阶一级台阶走下楼梯，一步一步地挪出孝天地区实验小学，侧着身子移到孝天市妇幼保健院打针。然后，再步履维艰地挪到国光旅社。 进房间之后，他倒在床上就不想动弹了。 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黯然神伤。不想看书，又睡不着觉。他就这么呆呆地平躺着，稀里糊涂地捱过了两个多钟头。眼看下午的考试时间又快到了，他强迫自己坐起身来。离开旅社，在街上的小摊上吃了一碗馄饨，又开始向孝天地区实验小学艰难地行进。 下午考试时，王加根感觉大脑出人意料的清醒，整个答题过程非常顺利。他提前交卷，想去孝天地区中心医院检查确诊一下。 走在路上，他正好碰到了骑着自行车的周哲凡。周哲凡准备去孝天师专，正好与他同路，就用自行车送了他一程。 今天运气不错！王加根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 孝天地区中心医院的医生诊断过后，还是认定为淋巴结发炎。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小剂量注射针药起不了什么作用，医生建议他输液消炎。但是他没钱啊！再说，按规定他也不能在孝天城的大医院治疗，因为治疗的费用无法回去报销。 花园区教师公费医疗定点医院是花园区卫生院。只有在这家定点医院看病，才能够享受公费医疗。到其他医院看病，必须事先征得定点医院的同意，由定点医院出具转院证明。 王加根拿着地区中心医院医生开的处方，根本就没有去划价，直接移步返回国光旅社。 这段两三里的路程可真难走啊！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花了多长时间。看到过往行人轻盈的脚步，他真的恨不得放声大哭一场。 回到国光旅社，王加根意识到自己难以坚持参加第二天的考试了。万般无奈，只有向服务员提出退房要求。 “已经过了下午五点，不能退房！”服务员果断地回答，毫无商量的余地，“就算你今天不住，钱还是照扣。” 不退房就不退房，钱照扣就钱照扣！王加根还是得离开。 针剂药已经打完，疼痛依然如故，晚上是不可能入睡的。他必须赶紧回花园镇，去花园区卫生院打吊针。 他艰难地移步到一路公交车站，坐公交车到孝天火车站，乘晚上北上的列车回到了花园镇。 在花园火车站下车后，王加根又开始在茫茫的夜色中，一步一步向牌坊中学行走。四里多路程，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般。 当他摸到牌坊中学的铁栅门时，那种总算回到了家里的兴奋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第七十章 挑拨离间 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又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与加根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在为加根祈祷。 周六上午，正当红梅在推测加根是否已经开始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又出现在了她的宿舍门口。 方红梅大吃一惊，不知婆婆是没有走呢，还是重新从保定回来的。她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她觉得上次要走礼金的做法太过分，良心发现，又把两百元钱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算了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官司，花了那么多钱，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艳红家里。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几天时间！”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已经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地这样讲。 方红梅于是很伤心地聊起了他们回王李村遭遇到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有点儿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着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是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母亲！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白素珍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方红梅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她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花园镇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的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更没有怜惜，还一个劲地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谁说世上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不！王加根的父母就想置我们于死地。儿女结婚，别人家都是父母操办，唯独他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感到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被敲门声吵醒了。 听到有人敲门，方红梅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菜园子村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王加根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方红梅让他脱掉裤子，见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她的眼泪刷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急不可耐地催丈夫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象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有急诊。天亮了再说！”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全部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加根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两人啃了几口馒头，喝了一点儿稀饭。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办理完住院手续，进入病房才发现，住院的病人很少。为数不多的几间病房床位大多空着，床单和被子脏兮兮的，显然好长时间没有换过。方红梅挑了个相对干净一点儿床位，把被子抖开，拍打了好半天，又掀起床单，抖了抖上面的灰尘，然后重新铺好。见枕头上满是油污，脏得不堪入目，她索性拿掉了，从另外一张床上抱了床被子过来，给加根当枕头。 王加根刚在床上躺下，护士就过来打吊针。葡萄糖水溶液里加入青霉素和维生素，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上午下午各吊一瓶。晚上是否输液，视白天消炎的情况而定。 “你回去！没必要耗在这儿。”加根对坐在床边儿的红梅说。 方红梅想了想，回答道：“也行！我回学校把饭做好送过来。顺便带床毛毯和枕头来，这里的东西太脏了，简直不能用。” 方红梅走后，空空的病房里就剩下王加根一个人。他眼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白素珍昨天来牌坊中学的情况，方红梅已经告诉他了。他听后自然相当气愤，也相当难受。 再过一天，他和方红梅结婚就满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蜜月。但蜜月期间，他丝毫也没有甜蜜的感觉，有的只是苦涩、悲愤和辛酸。为什么会这样？真如方红梅所说的那样，是结婚的日子没有选对么？他不信。因为他向来都不认同那些唯心的东西。追根溯源，他觉得造成这些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白素珍。 他深切地感受到，白素珍如同一团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是黑沉沉的。所有与她打交道的人，都怕她，恨她，讨厌她，又奈何不得她。她不讲意思，死皮赖脸，整日像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说着让人肉麻的话，做些让人唾弃的事，稍有一点儿自尊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待人接物的原则，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毒。无论是谁，只要不听她的话，不合她的意，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就会想出最恶毒、最阴险的办法打击报复，不惜一切代价，毫不手软地赶尽杀绝。 王加根痛苦地发现，这些年来，他恰恰做了这团乌云的保护伞，使得白素珍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白素珍当枪在使。而这一次，在争夺奶奶的房产时，因为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白素珍便与他反目成仇。 我做错什么了？我无非是不想卷入父母的争端，想过清静的日子而已。我早已申明过，放弃祖业，不要奶奶的房产。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不依不饶？结婚前夕，你咒我不得好死，你要砸烂我的家具，你扬言要杀死我，要印发传单到处散发，败坏我的名声。你甚至咬牙切齿地宣称：“老娘走南闯北几十年，还在乎你这乳臭未干的小畜牲？对付不了你这个狗崽子，老娘这些年算是白闯了。” 嗨！你的本事我早见识过了。孝天城、王李村、白沙铺、牌坊中学，到处留下你的足迹和大吵大闹的身影，到处被你搞得乌烟瘴气。我和方红梅的婚事不是同样被你搅成了一锅羹、闹得一团糟么？ 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喜事，我当然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你还要写材料印发传单败坏我的名声，行啊！我等着。你不是给花园公社小学校长陆定国写过信么？你不是给花园文教组组长刘福民写过信么？你不是找牌坊中学校长丁胜安谈过话么？到处说我的不是，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名声是你红口白牙说假话能够败坏的么？ 哈哈哈！母亲！你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母亲。 我小时候信任你、依赖你、同情你，只是因为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两片薄嘴唇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唾沫四溅地花言巧语。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守财奴。为了钱，你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你没有爱心，没有，绝对没有！奶奶、三舅和我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什么赡养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眼睛里盯着的，还是奶奶的遗产。什么为了三舅报仇雪恨，还不是想从大舅手里夺回那六百元的抚恤金。什么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是为了送给我，只有白痴才相信你的这种鬼话！ …… 方红梅从医院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正准备做饭，就来了客人。 来人是她的闺蜜。她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学习成绩也不相上下。高考后，红梅考上中专，闺蜜名落孙山。闺蜜伤心得几乎要投河自尽，是红梅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才使她最终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闺蜜这次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两人进门就发糖，邀请方红梅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穿金戴银、打份得珠光宝气的闺蜜说，她男朋友是黄石大冶人，家里是开矿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矿老板”。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准备六月中旬举行婚礼。男方家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添置了满屋高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一应俱全。看到方红梅简陋的婚房，闺蜜不住地叹息她可怜。 唉，女人的命运真是不好说啊！难怪人们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确实太重要了！婚姻，真的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方红梅翻出家里有限的食材，做了简单的午餐，招待两位尊贵的客人。然后，又和他们一起步行前往花园区卫生院。 方红梅推着自行车，自行车笼头上挂着带给王加根的午饭。她闺蜜拿着枕头，闺蜜的男朋友抱着毛毯。三个人一路走，一路拉话，谈笑风生，根本不象去医院看望病人。 住院之后，王加根不得不暂时告别课堂。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由方红梅代着。这既是学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他个人的要求。他知道方红梅的课讲得好，学生由他老婆来教，他比较放心。 可是，这又苦了方红梅。 两个人的教学任务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还要做饭、洗衣、做卫生，料理各种家务，抽时间去医院照顾加根。学校医院两头跑够她忙的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来客人。有孝天师范或中学时的同学，有方湾中学的老同事，有加根和红梅的亲戚……这些人多半是因为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事后又听说他们结了婚，特意上门来恭贺的。 王加根患病住院的消息传开后，专门到医院探望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都带着礼物，各种吃的喝的，罐头、饼干、蛋糕、水果、橘子汁……堆满了床头柜，还有好多搁在对面的空床上。 牌坊中学的同事们是瞅着没课的空当，相约分批到医院的。他们告诉王加根，小方因为他患病非常着急，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这让王加根非常吃惊。 方红梅每次来医院都表现得很轻松，经常笑着鼓励加根，安慰他，说他这只是小病小痛，没多大关系，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她甚至转述了程彩清编的荤段子，说王加根新婚猴急，晚上干那事用力过猛，导致大胯软组织损伤。 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本来很着急，却不愿意暴露出来，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他为自己有这样贤惠的好老婆而欣慰。 教师们还骂张仲华不是东西。王加根病了这么长时间，他既不关心，也不过问。近段时间，还对方红梅的考勤盯得特别紧。 方红梅一个人上着两个班的语文和四个班的音乐课，又要做家务，还要经常跑医院，难免迟到或早退。张仲华只要看见方红梅不在办公室，就拿着《考勤簿》到处转。方红梅迟到了几分钟，早退了几分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教师因病住院，作为学校领导，本来就应该安排人到医院照顾。”邹贵州说，“现在小方自己挤出时间照顾加根，他张仲华还这么斤斤计较，完全没有人味！” 王加根听到这些，自然也很生气。不过，他还是看得很开：“想怎么记，就让他怎么记去！大不了扣钱。无所谓！” 真正让王加根焦虑的，还是病情没有明显好转。 吊针打了十几瓶，右大腿根部仍然肿得厉害。肿块很硬，动不动就如同拔火罐一样，炙烤得难受。站立久了，不容易坐下去；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又比较困难，而且好半天都伸不直腰。 医生怀疑患处里面已经化脓，开始商量是否需要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王加根就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用刀子把人的皮肉割开，那该多么痛啊！他恳求大夫想其他的办法治疗，比方加大吊针里面用药的剂量。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刀。 其实，医生们的想法与他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做手术，王加根就必须转院。花园区卫生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和能力。转走一个病人，他们就会减少不少收入。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又坚持输了两天液，那个红肿的硬胞逐渐变软变小，有了消肿的迹象，而且不那么疼了。 医生说，再吊几瓶水，王加根就可以痊愈出院了。 第七十一章 单独立户 在青霉素连续不断的围攻下，王加根右大腿根部的炎症逐渐消退。但是，前段时间明显好转的疥疮又卷土重来了。 手指和手指间又冒出很多丘疹和水疱，瘙痒难忍。最尴尬的还是下体上也起了红疙瘩，抓又抓不得，只能用手指捏着肉皮揉搓，但根本就不顶事。医生认为这是淋巴结发炎的并发症，会在淋巴结炎症消退的同时自然好转。所以，没有额外用药，只是开了几支药膏外敷止痒。 因为不需要输液了，王加根就申请出院。医生却不同意，说他的病情尚未完全康复，必须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王加根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里条件极差，吃喝拉撒都不方便，又没地方洗澡，他确实不想继续住下去。于是对医生说，不办理出院手续也行，他还是回家去住，每天来医院检查一次。 医生默许了。开了一些针剂药，叮嘱他继续打几天小针，巩固消炎的效果。 王加根于是抱起自己的毛毯和枕头，兴高采烈地回了牌坊中学。虽然没有出院，他还是到办公室向学校领导销假，并且主动提出上班。因为离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他真的不敢再耽误了。 校长丁胜安表现得特别开明，对王加根说：“这段日子你可以不坐班。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回去休息。上课时站不下来的话，搬把椅子坐着讲也行。带病坚持工作，可以享受教授待遇！” 教师们都笑了。王加根也很感动。 只是天气差强人意，从他回牌坊中学开始，一直阴雨绵绵。他每天只有打着雨伞去花园区卫生院检查和打针。 这一天，王加根走在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机耕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他。抬头一看，竟然是父亲。王厚义撑着一把黑布伞，驮着一个塑料编织袋子，迎面朝他走来。 父子俩站在路边交谈了一会儿。 王加根本想陪父亲返回学校，又担心错过了医院检查的时间，加上从邹肖村到牌坊中学那段泥巴路特别不好走，他就不打算返回了。叫他爸自己去学校，说他打完针马上就回来。 王厚义有所顾虑，但还是满口答应，准备一个人去学校。往前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问：“红梅在学校吗？” 这显然是明知故问。今天又不是周末，红梅肯定在学校上班呀！王厚义是怕儿媳妇对他不热情，或者故意给脸色他看。 王加根回答说：“在。她上午有三节课。” “那厨房门是不是开着的？你身上带没带钥匙？”王厚义听说儿媳妇忙着上课，就准备自己弄饭吃。 听到这里，王加根又起心随父亲回学校，不想让王厚义太为难。因为白素珍的挑拨离间，方红梅窝着一肚子火，正愁没地方发泄呢！王厚义现在来学校，等于是送肉上砧板。 至于王厚义是否讲过他们谎称遭遇小偷勒索家里这样的话，王加根表示怀疑，但也没有完全否定。是母亲故意编造假话？还是父亲的确说过？真的不好说，似乎都有可能。他也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毕竟事实胜于雄辩。他和方红梅回过王李村，告诉过家里他们被偷的经过，但他们并没有向家里索要一分钱。这不就结了么？ “可是，我陪他回学校就能消除红梅对他的成见么？我在场就能减轻红梅对他的仇恨么？不能。我回去了，红梅说不定就会躲得远远的，连厨房的边儿都不沾。这样反倒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让红梅去接待他，公公与媳妇面对面，开诚布公地把话说清楚，或许更好一些。”这样一想，王加根掏出房门钥匙递给父亲，径直去医院了。 因为还没有到检查的时间，王加根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百无聊赖，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睁开眼一看，竟然是父亲。 王厚义说，在学校里没有见到方红梅。寝室门锁着，但厨房门是开着的。他见桌上有一碗冷稀饭，就端起来吃了。留下带来的东西，就到医院来了。 “蛇皮袋里装着我的两件旧毛衣，都破了。我想让红梅帮我拆掉，两件合在一起重新打成一件。不晓得她有没有时间。”王厚义小心翼翼地问。 王加根说，穿毛衣要等到秋天呢！又不是太着急。好几个月时间，应该没多大问题。 厚义这才放了心。又说：“我不晓得你得病住院，没带什么东西。现在去街上买两斤排骨！” 加根说不用。 “你等着我啊！我马上就回来。”厚义不由分说地离开了。 没一会儿，值班医生就来查房了。检查了王加根的患处，觉得情况还好，又开了几天的针剂药，吩咐他继续打小针。 王加根于是去取药，打完针之后，站在医院大门口等父亲。 大约等了十来分钟，王厚义从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来了。一手拎着用稻草绳子系着的两根猪排骨，一手拿着几根香蕉，满面春风，踌躇满志的样子。到了加根跟前，他又说：“本来想买条黑鱼的，太贵了，身上的钱不够。明天你自己去买！黑鱼吃了好，是补人的。” 父子俩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正在做午饭。她没有与王厚义打招呼，表现得不冷不热，但也没有恶言恶语。 加根见此，没有提织毛衣的事情。 王厚义吃过午饭，就提出要回家。说现在正是忙的时候，加叶加花又调皮，家里离了他不行。临出门时，他又劝加根给潜江的大伯和三叔写信。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加根最亲的人。 王加根没有吱声，心里完全没有写信的打算。他恨死了这些有血缘关系却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的亲戚。他还记得爷爷活着的时候，厚义经常因为收不到厚仁和厚道承诺的生活费而骂人。他们三弟兄见面就为老人的赡养问题扯皮。总是把爷爷推过来推过去，最终还是推到了王李村，一直到老人离开人世。因此，他们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时的表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无情无义的叔叔、伯伯、婶婶、婶妈，加根怎么可能给他们写信！ 送走父亲，王加根才打开他爸带来的塑料编织袋，拿出那两件旧毛衣，向方红梅说明他爸来的意图。 “不织！我没时间！”方红梅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口气相当生硬。 王加根感到很为难。语塞了好半天，又嗫嚅道：“东西送都送来了，不织怎么办？” “原样给他送回去！”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答应了你帮他织！”方红梅没好气地说，“我工作那么忙，还要忙家务和自学，马上暑假去武汉面授，有三门课程要结业考试。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来的时间织毛衣？” 王加根又不作声了。他的确不愿意把毛衣原样送回王李村。不管王厚义以前对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但这个人毕竟是他父亲。这次来时又表现得那么可怜，求红梅织毛衣的愿望相当恳切。如果红梅坚持不织的话，他只能去托别人，或者送到花园针织厂，花几个钱加工。对王厚义，谎称是红梅织的。 这事暂时就这样搁下来了。 王加根接连打了一个多星期小针，那个鸡蛋大小的红胞就不知滚到哪儿去了。不过，疥疮并没有随之滚蛋。这些讨厌的家伙们继续折磨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徐磊、涂勇、宋双清等好几个在花园工作的师范同学都来过，或祝贺他们结婚，或对王加根表示慰问。 红梅她妈、敬文、腊梅也来过。红梅她妈带来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敬文和腊梅当然只能空着手来看看。 敬文还导演了一场恶作剧。他装作非常难过的样子，无比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说他预考没有考上，落选了，已经丧失了参加正式高考的资格。 红梅和加根非常意外，又不好过多地责备他。只是不停地叹息和惋惜，担心家里两个老人受不了这打击。 “骗你们的！我预考过了。”这个被方父认定为“说话只能作参考”的人最后终于说出了实情。 红梅和加根的脸上这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还有个把月就要正式高考。好好擂一下，别让家里的两位老人和我们失望。”方红梅满怀期望地叮嘱大弟。 王加根办理完出院手续，正式回学校上班时，又得到一个好消息。牌坊中学领导总算为他们调剂出了“婚房”——他和方红梅从此可以告别分居办公室两头的日子，合住到一个屋子里了。 他们的新居位于正对学校大门的第一排校舍，和初一的两个教室连在一起。一通间加半间，面积有二十多平米。根据他们的要求，学校又把那一通间房隔成两半，形成“两室一厅”的格局。和正经八百的套房相比，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再就是没有自来水。 拿到新房钥匙后，王加根开始考虑拖家具的事情。 拦路虎还是没汽车。上次拖木板去方湾，是找方湾街上买水泥的汽车顺带的，这次从方湾拖家具回来，总不能又去找买水泥的汽车送过来？更何况，从方湾到花园镇买水泥的汽车，多半是小型农用车，装不下那么多家具。 王加根于是向同事们咨询租汽车的事情。 “租汽车？从花园镇到方湾往返跑一趟，得大几十块钱呢！还不包括家具搬上搬下的人工费。” 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赵乾坤、程彩清这些教师们都说租汽车太贵了，光拖几件家具划不算。邹贵州听过王加根的难肠事，突然大义凛然地拍了拍胸脯，说这事交给他来办。他去想办法找汽车，而且不让加根花一分钱。 “事后请我们喝一餐酒就行了。”邹贵州笑着说。 这买卖太合算了，加根和红梅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一辆草绿色的军用汽车开进了牌坊中学校园。身着军装的司机直接来到王加根的宿舍，说是专门来帮他拖家具的。 王加根这才明白，邹贵州去找驻军部队要了一辆车。这个邹会计，面子还真不小呢！ 满满一汽车家具拖回来之后，他们那空荡荡的新房里一下子充实起来了，平添了几分喜庆的气氛。不过，因为家具没有上油漆，看上去还是不像“婚房”，倒蛮像一个家具店。 他们暂时还不敢考虑油漆家具的事情。 这两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花销以外，基本上都送给了医院。王加根马上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方红梅暑假要去武汉面授学习二十多天，学校的两百元借款还没有还。这“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敢动油漆家具的心思？ 缓缓！等手头宽裕一点儿再说。反正没做油漆的家具也能凑合着用，没有必要那么着急。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 由于煤油供应紧张，煤油不好买。他们以前用的煤油，都是托关系、找熟人，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买到的。烧煤油炉火力不足，而且烟雾很大。过一段时间，家里的东西都被熏黑了。居家过日子，烧煤油炉绝对不行。从长远考虑，他们决定改用蜂窝煤炉子做饭炒菜，但买煤同样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户口都在牌坊中学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集体户口是没有生活煤供应的，他们只能去买“黑市”煤。“黑市”煤不仅价格贵，而且质量差。不是生不着火，就是封不住炉子，特别让人闹心。 出院不久，王加根就着手办理单独立户的事情。 花园区派出所户籍警察审查完他提供的资料，明确告诉他，单独立户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住所在农村，只有粮油供应，没有生活用煤供应。要想获得生活煤供应指标，就必须把户口落在花园镇。 王加根又跑到花园镇派出所咨询。 花园镇派出所户籍警察的答复是：落户地址应以实际住所为准，王加根和方红梅住在牌坊中学，住所地址只能写成“邹肖村”，不能落户到花园镇。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为了解决燃煤之急，王加根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镇派出所跑，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但户籍警察就是不答应。 同样是公办教师，同样属于国家干部，为什么户口落在农村就没有生活煤指标？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就不用烧煤了吗？城镇居民凭什么就高人一等？这都是些什么狗屁政策！加根和红梅在办公室里说起这种不合理规定时，总是牢骚满腹，愤愤不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事被初三语文教师肖玉荣听到后，居然很快就帮他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案。 肖玉荣说，花园镇派出所负责办理户籍的女民警是她中专时的同学。她们的关系还不错，她可以帮忙说说情，看能否通融一下。 结果，肖玉荣一出面，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顺利地领到了《城镇居民户口簿》，住所地址莫须有地写成了“花园镇中山后街”。凭借这个户口本，他们去花园粮店领回了绿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又去花园镇燃料公司办了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可以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供应。 邹贵州帮忙找汽车和肖玉荣帮忙办户口这两件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认识到了“关系”和“人缘”的重要性。要想在这个社会上很好地生活，仅凭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单打独斗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别人的帮助。难怪人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有朋友出手相助，往往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让你绝路逢生。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牌坊中学体育教师程彩清把他老婆程芸和女儿欢欢接到学校来居住了。继王加根和方红梅一家人之后，牌坊中学校园里有了第二户常住人家。 按说，这是一件让他们欣慰和高兴的事情。 加根和红梅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孤单了。程彩清的家就在他们隔壁。远亲不如近邻。茶余饭后，他们最起码有个串门的地方了。夜晚和节假日学校放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说话的人。如果有什么难处，还可以互相帮衬。 可是，事情却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正是因为校园里多出了程芸和欢欢母女俩，王加根和方红梅后来的日子更加煎熬，更加闹心。以至于他们最后不想在牌坊中学呆了，想方设法要调走。 孟母择邻而居的故事，演绎出了一个新的当代版本。 第七十二章 同姓夫妻 程芸与程彩清的爱情故事，一度在花园镇传为佳话。多少年轻人都为他们冲破家庭阻力，勇敢地走到一起而感动。 程芸是土生土长的花园镇人。上完小学和初中，她就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在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当上了营业员。 一次接待来商店买香烟的帅小伙程彩清时，两人一见钟情，就那么鬼使神差地对上了眼。据她后来讲，是因为程彩清付钱时的动作很潇洒，引起了她的注意。至于是怎么一个潇洒法，她自己也难以表述清楚。但不难推测，当时已经是牌坊中学体育教师的程彩清，绝对不会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把铜板一个一个地往柜台上面“排”。 自此之后，程彩清隔三差五就到程芸那儿买东西。 买好东西之后也不急着走，而是站在柜台外面，与柜台里面的程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有时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 再后来，程彩清请程芸到花园电影院看电影，去花园大桥西头的沙滩和小树林里散步，去官塘水库钓鱼。直到有一天，他用自行车把程芸带到了牌坊中学，带进了他的那间单身宿舍。房门先是敞开的，后来又不声不响地关上了…… 一切都水到渠成。 小城镇的男女青年谈恋爱，大多是这种模式和套路。 两人高调结婚之后，程芸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蜜月里，当她感觉呆在牌坊中学里很无聊，发现丈夫一个人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家里的开销时，她又找到花园镇供销社，要求能够重新回来站柜台。 供销社经理拿出一份红印堂堂的文件，递给程芸。 她这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花园镇供销社除名了。丢了工作的程芸为自己的意气用事而后悔，但开除的结果却没有办法改变。 正在她追悔莫及、唉声叹气的时候，又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她怀孕了。既然已经有了身孕，就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全当是为了休息保胎。这样一想，她又释然了，不再为工作的事情去伤神。 十月怀胎。程芸生下一个小公主，取名程欢欢。 欢欢的到来，让小两口很兴奋，但本来就紧巴巴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了。从小娇生惯养的程芸，花钱向来大脚大手，哪里忍受得了这种拮据生活的折磨？于是，她开始埋怨程彩清无能，埋怨公公婆婆不帮助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夫妻二人之间的争吵和扯皮。为一些细小的事情磕磕碰碰，经常闹得好几天互相不搭理。 这个时候程芸才意识到，为了爱情而放弃工作是多么的不理智。她后悔自己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干出了糊涂透顶的事情。 欢欢满百日时，程芸抱着女儿第一次回娘家。她耷拉着脑袋，希望得到父母的谅解。程芸她爸妈自是百感交集，搂着闺女，亲着外孙，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 程芸她爸退休前是花园镇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他抹开老面子，放下身段子，为女儿工作的事情四处奔走。回原单位已经不可能了，程芸最终被安排到了杨岗公社，还是在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就这样，她带着蹒跚学步的欢欢，去了王加根的家乡杨岗公社，开始了她的新工作和新生活。 只有周末和节假日，他们一家三口才能够团聚。多数时候都是程彩清花园杨岗两头跑。他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骑自行车。后来，又花血本买了一辆嘉陵牌摩托车。时不时，他还用摩托车把程芸母女俩接到牌坊中学住几天。 因为分居两地，聚少离多，夫妻团聚的时光自然弥足珍贵。但程彩清和程芸到了一起还是经常扯皮，动不动就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打得鼻青脸肿。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程芸基本上没有领过工资。她负责经营的副食品专柜每次盘存都没有盈余，甚至会亏损一个大窟窿。她那微不足道的几个工资，根本就不够堵窟窿眼，还得程彩清拿钱来弥补。 程芸怀疑是其他同事做了手脚，而别的营业员说是她们母女俩提前享用了。大家经常看到她一边上班，一边吃东西。她女儿欢欢不是拿着饼干蛋糕吃，就是抱着汽水饮料喝，嘴巴很少有空着的时候。谁知道她们享用这些东西掏钱没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来扯去一直没有定论，谁也断不清这样的糊涂官司。但亏欠的钱，却是非赔不可的。 每次赔钱的时候，程彩清都会把程芸臭骂一顿，甚至理直气壮地用拳头和巴掌让她“长长记性”，提醒她不要总是那么犯糊涂。 程芸也不是省油的灯，程彩清动手打她，她自然会自卫反击。打不赢就拿家里的东西出气，把锅碗瓢盆和开水瓶往外面扔，或者躺在地上打滚儿，杀猪一般地哭号，扯起嗓子叫骂。从程彩清的祖宗八代开始骂起，一直骂到他将来“生儿子没有屁眼”。她骂程彩清没本事赚钱，又总是装大尾巴狼，偷偷摸摸地塞钱给公公婆婆用。小姑子出嫁和小叔子结婚时，狗日的恨不得把家当都送给他们。小姑子小叔子的娃娃出生和过周岁，送的礼钱也是多得离谱。 “老子一个人带着你嫩妈上班容易吗？有时忙得连做饭的工夫都没有。就算老子亏钱，也是因为吃了喝了，总比你个婊子养的打牌输了要强。”程芸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拍打满身的尘土，用脏兮兮的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指着程彩清的鼻子尖骂道，“你个王八蛋自己算一算，每年抹牌赌博输了多少钱！” 程彩清横眉怒目地瞪着老婆，想不出合适的话语予以回应。抹牌赌博的确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说他嗜赌如命，也算不上特别过分。男人嘛，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赌性。不过，程彩清迷上抹牌赌博，与他工作相对轻松、业余时间充裕、生活空虚无聊不无关系。 他是牌坊中学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 全校六个班，每个班每周两节体育课。程彩清一个星期的教学任务就是十二节课。从数量上看，课程并不算少，但农村中学的体育课与其他文化课有着本质区别。上体育课无须写教案，不需要改作业，只须把学生们集中到操场上，进行一下队列训练。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向前看，立正，稍息，齐步走。然后就是自由活动。让学生们去体育器材室拿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各取所好，自由组合，疯闹到下课铃声响起。只要学生没有闹事，没有打得头破血流，就算大功告成，完成了教学任务。 每天的两节课上完之后，程彩清就百事大吉，坐在办公室里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又没有读书看报的习惯，于是就拉上其他没课的教师下象棋。万一找不到对手，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大觉。下班之后，他也不愿意回农村的父母家里，常常一个人呆在学校。也懒得做饭，在学校食堂里随便吃点什么，就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 老婆孩子离得那么远，没什么家务事。觉也睡得差不多了，漫漫长夜如何度过？结果他就想到了打牌。最开始是邀请同校的教师到他宿舍里抹长牌。后来改为打麻将、推牌九。再后来发展到摇骰子赌博。参加赌博的人员范围，也从牌坊中学扩大到周边几所学校，有时附近村庄和花园镇的赌徒也来参与。 程彩清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成了远近闻名的赌窝子。 因为迷上了赌钱，他对老婆和女儿的惦记明显不如从前，有时周末也懒得往杨岗公社跑。至于他在赌场上的战绩，并非程芸所怒斥的那么悲观。真实情况是，程彩清赢得多、输得少。他赢了钱之后，总是在程芸面前说输了，或者谎称保本，不通报实情。这才导致程芸把他看成了“败家子”。 败家子就败家子，他才不想去逞那个强呢！逞强的结果，只会是自己的战果被程芸没收。他宁愿用赢的钱去弥补老婆上班的亏空，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底细。 参加完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婚礼，就到了“五一”假期。程彩清突然记起自己好几个星期没去看望老婆和女儿了。放假的当天，他骑上嘉陵摩托车，风驰电掣般赶往杨岗公社。 到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早已过了供销社下班的时间。他直接去了程芸母女俩住的宿舍，却看见门上一把锁。 她们去哪儿了呢？程彩清询问住在隔壁的程芸的同事。 邻居惊奇地瞪大了眼睛：“程老师您还不知道啊？程芸早就没上班了。她跟着一群放录像的走了，听说是去帮助别人卖门票。” 这回轮到程彩清瞪大眼睛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程芸的同事介绍说，一个月前，杨岗街上来了一个流动录像放映队，听口音似乎是从河南那边儿过来的。他们租用街上的电影院放录像，放的多是武打片，有时也偷偷摸摸放一些让人脸红耳热的黄色片子。引得四邻八乡的农民跑到街上来看稀奇，生意特别火。程芸抱着欢欢去凑热闹，结果被放映队的头儿盯上了。 那头儿虎背熊腰，长得圆滚滚的，留着小胡子，穿着花衬衣，抽着比手指头还粗的雪茄。他主动与程芸拉话，说放映队正好差一个售票员，包吃包住每月工资一百块，问程芸愿意不愿意干。 一百块呀！自己每个月累死累活上班才三十多块钱，还经常拿不到手。程芸二话没说，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她成了录像放映队的售票员。在街上帮助别人卖了几天门票，又随放映队一起“流动”到其他地方去了。至于具体去了哪里，程芸的同事也说不清楚。 程彩清听到这里，肺都快要气炸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腰里别着一把尺把长的刀子，骑着嘉陵摩托车四处打听。跟踪追击，终于在黄冈地区麻城县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那个录像放映队。程彩清黑着脸找到放映队的头儿，看到那人五大三粗，酷似《水浒传》里面的黑李逵。人家是河南人，说不定还在嵩山少林寺练过呢！他估计自己不是那家伙的对手，而且找不出寻别人麻烦的理由。别人只是录用他媳妇当售票员，又没有对他媳妇做什么。 他于是打消了“扬眉剑出鞘”的念头，很大度地与放映队头儿握了握手，不痛不痒地警告了几句，就带着程芸和女儿欢欢离开了。 他再也不敢让程芸去杨岗供销社上班了。这种蠢猪一样的婆娘，你还指望她挣工资？弄不好连人都被别人贩卖了，还要搭上他们的女儿欢欢。就让她在家里呆着！带孩子，做家务，反正这些事情也是少不了人干的。 因为抹牌赌博筹码的不断加大，程彩清已经不在乎程芸每个月那几十块钱的工资了。他一个晚上的输赢，往往都是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稍微把张子捉稳一点儿，一次的收益，就抵得上程芸干一年。 程彩清把抹牌赌博当成一条生财之道，作为养家糊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他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了程芸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夫妻二人经常在家里研究打牌的技巧，争取做到战无不胜，想方设法把别人的钱弄到他们的口袋里来。 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抹牌赌博的输赢，在很大程度上靠运气。既然起心通过这一途径捞钱，他们就得想办法增加胜算。直白地讲，必须想办法作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出老千”。因为赌场设在他们家里，程彩清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除了常规的作弊手法，他还与老婆协作配合，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管是抹长牌还是打麻将，程芸总是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观战。看着看着，她就会时不时地咳嗽、打哈欠、打喷嚏、举起左手或者右手理头发、摸耳朵、捏鼻子、捂下巴。其实，她的每个动作都有特定的含义，都是在向老公发信息。程彩清自然心领神会，而牌场上的其他人则一无所知。也有赌场经验比较丰富的老手，提出不允许旁人观看的要求。遇到这种情况，程芸就重操旧业，恢复她“营业员”的身份，开辟新的赚钱门道儿。她到邹肖村代销店买回饼干、面包、啤酒、饮料和罐头。到了深更半夜，当赌徒们饿得眼睛发花的时候，她就以超出买价数倍的价格出售。 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新邻居，就是这样一家人。 牌坊中学的五排校舍中，有四排的朝向坐北朝南，唯有最南边的那排校舍坐南朝北。这排校舍的后面就是学校的南院墙。院墙与校舍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米的样子，形成一条狭长的死胡同。除了初一两个班的教室外，另有三间宿舍。加根和红梅占了一间半。程彩清占了一间。还有半间是学校堆放体育器材的杂物间。这个杂物间的钥匙掌管在体育老师手里，使用权其实还是属于程彩清。 搬入新家之后，王加根和方红梅原来住过的两间宿舍的钥匙仍然在他们手里。邹贵州没有催，他们也就没有急着给。因为考虑到将来油漆家具时味太重，他们有可能要回到“故居”暂住一段时间。交了钥匙，将来又得去找学校要，比较麻烦。 每天晚上，王加根和方红梅在昏暗的白炽灯下看书写字的时候，总会听到隔壁传来哗哗啦啦搓麻将的声音，扯皮争吵的声音。那种热火朝天的嘈杂，一直延续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都不停息。 看书看累了，或者感觉写文章没有灵感的时候，王加根和方红梅就会放下书本和钢笔，相对而坐，聊聊天。他们讨论和商量的话题，是如何安排即将到来的暑假。 暑假有两个月不上班。这是教师职业的特别待遇，也是唯一让其他行业的人们羡慕和嫉妒的地方。不过，对于薪水低、收入少、一年上头难得攒下几个钱的中小学教师来说，这种“特别待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有时，他们甚至为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假期而犯愁。 方红梅收到了湖北大学的面授通知，七月中旬要去武汉。通知要求学员自带行李，这让她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因为家里没有那种适合于铺在单人床上的凉席。本来，她在方湾中学教书时曾经买过一床竹编的凉席。工作调动后，留在了方湾菜园子村的家里，后来又被腊梅带到孝天一中去用了。 她打算放假后去孝天一中，把那床凉席拿回来，带到武汉去。 王加根住院期间垫付的医疗费，到现在还没有报销回来。家里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根本就挤不出买凉席的钱。 第七十三章 愁过暑假 暑假临近，王加根满以为学校领导会安排他补课的。 他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如果跟班上的话，新学年，他就该教毕业班了。按照惯例，每年暑假学校都会安排教师给即将进入初三的学生补课。提前上初三的课程，为下学期复习备战中考，腾挪出一些时间。 参加暑假补课的教师虽说牺牲了休息时间，但是能够领到比平时上班高得多的补课费，大家不仅没有怨言，还满心欢喜，甚至把学校领导安排自己补课当成一种恩赐和荣耀。只有担任初三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主要课程的教师，才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补课的教师，通常也是新学年拟教毕业班的人选。 因为中考的残酷性和重要性，学校对初三教师的挑选向来比较慎重，通常会把教学能力最强、知识水平最高、教学业绩最好、经验最丰富的教师安排在毕业班把关。挑选出全校各学科的拔尖教师，组成最强大的阵容，参与中考白热化的竞争。 之所以要这样做，也是为形势所逼。中考成绩好坏与否，不仅事关初中毕业生的前途和命运，也直接影响一所学校的声誉。在现行普通中学教育体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就是升学率。衡量一所中学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升学率高不高。如果是高中，就看每年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的人数有多少；如果是初中，则看每年考上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人数有多少。应试教育的指挥棒非常明确：高中盯高考，初中盯中考。可以这样讲，高中就是为高考而办的，初中就是为中考而办的。 升学率是中学教育的生命线，直接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兴衰与存亡。鉴于此，各中学对毕业班把关教师的挑选自然非常严格，不敢有丝毫的马虎。非毕业班教师可以轮换着上下，毕业班教师则相对固定，甚至多年“坐庄”。对于教师个人来讲，能够进入毕业班教师群体，往往也是一种荣耀。而想获得这种荣耀，除了教师自身的努力以外，还必须得到学校领导的认可。 王加根到牌坊中学两年来的表现可圈可点。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程，在每一次期中和期末考试中都优于平行班，在花园区也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他在作文教学上的大胆创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所辅导的学生，先后在hub省、孝天地区和孝天市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作文竞赛中获奖，有的学生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工作能力和教学成绩摆在这儿，加上校长丁胜安三番五次地承诺，让他把手头这个班从初一送到初三。因此，他乐观地估计下学年学校会让他带毕业班，私下里已经做好了暑假给学生补课的准备。 但是，在放假前的校务会议上，教导主任张仲华宣布暑假补课教师名单时，却没有王加根。 当时，他很失落，也非常郁闷。几个长期教不上毕业班的年轻教师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把他拉到一边儿叽叽咕咕，为他打抱不平，说学校领导做事向来就是这么“差火”。连那些喜欢他的学生们，都觉得王老师两口子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不愿意过分地去指责牌坊中学的领导层。如果让我们去决策这件事情，同样会感觉比较为难。毕竟，王加根从来没有教过初三，没有带毕业班的经验，又那么年轻。让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楞头小子到初三年级把关，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弄不好，就会砸了牌坊中学的牌子，耽误了学生的前途。 暑假补课的愿望落空后，王加根又幻想着学校领导安排他照校。 每年寒假和暑假，牌坊中学都会安排两个人值守，俗称照校。目的是防止学校的财产被人盗窃，防止校舍及水电设施遭人破坏。照校人员原则上必须住在校园里，白天晚上都要巡逻。因为对人身自由有比较大的限制，又承担着那么重大的责任，照校人员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照校费。尽管照校费数额较小，与补课费没有办法相比，但毕竟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对于那些假期找不到门道儿赚钱的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 炊事员肖金平是丁胜安的外甥，又承担着假期为补课的学生和教师做饭的责任，基本上是固定的照校人员。另一个照校人员，名单则经常在变。今年情况比较特殊，校园里有了加根夫妇和彩清老师两家住户。既然暑假期间他们都不离开学校，完全可以安排他们照校。 基于这种情况，王加根就产生了对照校费的渴望。不过，学校也不可能安排三个人照校——这不符合历年来形成的规矩。屁大一点儿校园，也不需要这么多人照看。领导只能在王加根和程彩清两人当中，挑一个出来与肖金平合伙照校。 王加根多么希望学校领导安排他啊！他眼下太需要钱了。 方红梅七月十号去湖北大学面授，等不到发七月份的工资，而家里仅剩下准备油漆家具的那四十多块钱。看来，这些钱只能临时挪作他用了，而且必须尽量节省着花，细下来给方红梅面授。 在武汉学习和生活二十多天，往返路费、住宿费、餐饮费、教材费、资料费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花费，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四十多块钱全部给她也未必够，还必须留下一部分给王加根。他要吃饭啊！留下的生活费，至少要让他能够维持到七月十五号发工资。 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真是精辟啊！王加根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为了钱，他现在竟然要与体育老师程彩清竞争照校的机会。 究竟会鹿死谁手？王加根觉得，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学校里教书，又都担任着主要课程，总比程彩清在领导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论人缘，他们夫妻二人也不错。领导信任，同事尊重，学生喜欢，家长们好评。这些都是不学无术的程彩清无法相比的。从经济状况来看，王加根和方红梅眼下也要困难一些。他们还欠着学校两百块钱的账债没有还呢！学校领导理所当然应该对他们予以关照。 尽管优势这么明显，王加根还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种不自信，其实由来已久。不错，他和方红梅老实本分，待人真诚，工作努力，自学刻苦，平日总是读书写字，不搞歪门邪道，但他们的寒舍却总是门可罗雀。程彩清上班混钟点，下班从来不摸书，家里连一本连环画都找不到，不分白天黑夜地抹牌赌博，但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加根红梅贫穷，而程彩清比他们富有。世人对花钱慷慨、出手大方的人总是刮目相看。有的时候，王加根甚至怀疑他和方红梅为人处世有问题，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对，犯了路线错误。因此，在学校领导会不会安排他照校这个问题上，他推测起来还是比较谨慎。 最终的结果，还是未能如他所愿。学校领导研究后确定的暑假照校人员为肖金平和程彩清。 王加根一下子被激怒了。 丁胜安和邹贵州是行政管理人员，没有任何课程，暑假却打着领导带班的旗号。每天来学校晃一晃，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电视，或者躲进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还是与补课教师一样领加班费。张仲华教初三政治，本没有补课的必要，仍然加入到了补课教师的行列。逢到他以领导的身份带班时，同一天时间，既领补课费，又领带班费，享受双份补贴。 真是他妈的一群贪官污吏，哪儿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 王加根私下里把学校领导逐个臭骂了一通。尽管还是补不成课，也照不了校，但骂过之后，感觉心里舒服了许多。这很有点儿像鲁迅笔下的阿q。不就是少赚几个钱么？多赚这几个钱，我发不了财；少赚这几个钱，我也不一定就活不下去。算了，我视而不见，全当是牌坊中学既没有人补课，也没有人照校的。 问题是，暑假正式开始之后，牌坊中学总有同事进进出出，在加根的眼前晃。这些人，要么是补课的，要么是照校的。他们出现在校园里，都有额外的收入。唯独守在学校里的王加根，一个子儿的额外收入都没有。想起这一点儿，他还是感觉到特别难受，也非常难堪。看上去，他似乎是死皮赖脸地留在学校里。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境地，他真想离开牌坊中学，找一个合适的去处。反正学校放假了，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但是，他能够去哪儿呢？ 河北保定他是肯定不会去的。他已下定决心不理白素珍，从此与她一刀两断。全当自己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去bj？到他姐加枝工作的bj农业大学玩？去来的路费那么贵，还不知姐姐在不在学校，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她也放暑假了，又正谈恋爱，说不定和男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呢！或者和春节时一样，陪男朋友去广州补习外语了。听说张德林考上了公派美国留学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为出国作准备。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要不，就到王李村住一段时间？可王厚义和胡月娥会不会认为他是回家吃“血汗”？家里这段日子农活也不多，不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加根与王厚义胡月娥又没什么话讲，还特别烦整日大哭小叫的加叶和加花。回到那个冷冰冰的家里，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方湾菜园子村呢？方红梅和敬武放假离校时，曾邀请加根一同前往，但他理性地回绝了。敬文参加完高考回家了，腊梅放假也回家了，再加上红梅和敬武，一大家子人挤在破破烂烂的几间屋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天气又热，蚊子苍蝇又多，日子肯定也很难受。再说，女婿老是在丈母娘家里蹭饭吃，外人也会说闲话，他在面子上挂不住。 去白沙铺大舅家里玩几天？那也不是长远之计。 出去旅游身上没钞票，做生意没本钱，打工又找不到门道。真是走投无路、投亲无门啊！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牌坊中学的家里，深居简出，死啃自己的那几个工资。 学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也该静下心来，谋划一下自己前途和未来。前段日子忙于结婚，忙于复习考试，忙于应付胡搅蛮缠的白素珍，忙于治疗那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根本就没心思考虑未来的事情。 结婚了，安家了，如何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王加根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他觉得，总的原则应该是把日子过得充实，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把书教好，当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这是“饭碗工程”，必须摆在第一位。勤奋写作，追逐当作家的梦想——痴心不改，初心不变。刻苦自学，尽快拿到大学文凭——形势所迫，丝毫也不能马虎。 在文凭这个问题上，他想得比较多，考虑得比较复杂和长远。即使教育局、教育组和学校对教师没有学历方面的要求，他也必须努力去奔文凭。因为老婆在前面当参照物，容不得他懈怠。再过四年，方红梅就可以拿到本科文凭。如果他还是个中专生，那怎么行？别人怎样看他？每个月领工资时，自己的脸往哪儿搁？ 要争气！不说赶上或超过方红梅，差距也不能拉得太大了，最起码要大专毕业，不能让老婆看不起。写作能否见成效，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文凭才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所以，绝不能因为写作耽误了自学考试，应该把奔文凭放在优先的位置。 已经结了婚的男人，就是一家之主。除了工作和学习，还要安排好小家庭生活。不能当个枯燥乏味的“老死板”和“老古董”，要成为爱好广泛、懂生活、会娱乐、有趣味的人。看电视，听音乐，学唱歌，吹口琴，下象棋，打扑克，跑步锻炼，打羽毛球，练书法，种花养草，周末去电影院看电影……尽量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多些仪式感。 还有，要主动承担家务事。 他和方红梅在一起生活已经快一年时间。这一年来，恩恩爱爱的时候居多，但磕磕碰碰的时候也不少。扯皮和吵架的原因，多半是因为家务活。分居两地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偶尔聚到一起，还互敬互让，一般不会产生矛盾。但天天厮守，长期在一起生活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像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你上班，我也在上班；你奔文凭，我也要奔文凭；你读函授，我在搞自学。一天的劳累之后，都想休息放松一下，但家务事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夫妻多么恩爱，感情多么融洽，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下来。 最初，他们干家务是“吃大锅饭”，结果孳生了偷懒和攀比的心理。一方在干活儿的时候，看到另一方闲着就不舒服。即使另一方没闲着，只是在专心致志地看书或写字，对方心理上也不平衡。都想做“红花”，都不愿意当“绿叶”，矛盾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因为闹别扭，两人心里都不快活。有时甚至好几天互相不理睬，晚上睡觉背靠背，白天工作也没精神，拿着书本也提不起兴致。 后来，他们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对主要家务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男的买菜，女的做饭；男的洗碗，女的洗衣；男的拖地，女的清场。至于分工范围以外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理论的威力和效果，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甚至商量过，是否可以考虑在校园里面的空地上种点儿菜，或者养几只鸡。 对呀，利用暑假休息时间开荒种地！ 自己种点儿蔬菜，学校厕所里有的是大粪，有机肥料种出来的蔬菜吃着也放心，既新鲜，又不需要花钱去街上买。这样节省下来的开支，还不等于是赚到了钱。 开荒种地需要锄头铁锹等农具，拿不出钱来购买。这好办，可以到邹肖村学生家里去借。暂时用别人的，等发了工资之后再添置。 王加根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但天公又不作美，放假之后一直阴雨绵绵。他只能把开荒种菜的计划往后延。 第七十四章 新婚燕尔 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每个季度安排一次学员集中面授。 春季、夏季和冬季面授时间为十天，秋季面授恰逢暑假，所以时间最长，一般为二十天。方红梅从去年被录取为中文系函授学员算起，已经参加过三次面授了。这次暑假面授是第四次，也是首次到湖北大学本部参加面授。 当初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她以为每次面授都要去武汉，其实不是这样的。湖北大学在孝天城设有函授站，具体负责孝天地区函授学员的组织和管理。每季度的集中面授，都由函授站就近联系单位，安排学员的食宿和学习场地。湖北大学只派教师来授课和组织考试。 方红梅第一次参加面授的地点在孝天城。住在环城旅社，听课则在孝天市一中——也就是敬文和腊梅读书的学校。报到之后她才发现，这期函授班学员中，有不少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有同届同窗，有上届的师哥师姐。特别是中文系函授班里，竟然有三个是她师范时的同班同学——宋双清、徐磊和池中月。 师范学校毕业两年之后，再次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大家感觉很神奇，甚至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因此都特别激动和兴奋。我们已经知道，方红梅和池中月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都与王加根同过桌，并且都喜欢和追求过王加根，应该算是情敌。 情敌邂逅，结局早已明晰，两人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芥蒂。见面之后，她们谈笑风生，似乎把过去的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忘记得干干净净。方红梅问池中月，与殷彬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感情是否与日俱增，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早翻篇儿了！”池中月和上次回答类似的提问一模一样，又用嘲笑的口吻讥讽方红梅，“你这人重色轻友！对姐们的事情太不关心了。总是把明日黄花当成新闻。” 池中月说，她与殷彬分手了好几个月。殷彬虽然人不坏，对她也特别好，但书呆子气太重了。相貌又没什么特点，谈不上英俊，身材瘦小，不是她所期望的那样高大魁梧。两人谈了那么长时间，她一直没什么激情，根本就找不到恋爱的感觉。正在她为此而苦恼和烦闷的时候，她供职的铁路中学调来了一位男体育教师。那家伙青春年少，一米八二的身高，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曲，浓眉大眼，鼻梁高挺，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男子汉气息不输高仓健。 简直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男神！ 池中月主动出击，很快就投入到了那个体育教师的怀抱。尽管别人诚实地告诉她，已经有女朋友了，她还是奋不顾身地与他相好。 “他是搞体育的，平时活动量大。我总是把自己最喜欢吃的零食全部留给他。他喜欢吃毛壳鸡蛋，我就用煤油炉煮好，揣在荷包里，寻找机会偷偷地塞给他。每次他休假回家，或者去他女朋友那儿，我心里总是特别难受。在学校里度日如年，天天扳着手指头计算他返校的时间。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他那么迷恋！这种体验，是以往与徐磊和殷彬交往时所没有过的。”池中月满怀深情地侃侃而谈，并且把自己的隐私都告诉了她的好朋友，“后来他吻了我。他的劲那么大，总是抱得我喘不过气来。再后来，我们就睡在一起了。有时他到我的寝室，有时我去他的宿舍。我把少女最纯洁的初夜无私地献给了他，但是，他还是打算和原来的女朋友结婚……我遍体鳞伤，心灰意冷，心一碰就要流血。可自己又陷得那么深，太傻，太痴情，完全不能自拔。每次见到他，还是想抱他、亲他。这种强烈的欲望，使得我根本就不可能恨他。更何况，他同样想抱我亲我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爱一个人怎么这么难？心怎么这么痛啊？” 池中月如泣如诉，方红梅听得泪眼朦胧。她握着老同学的手，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是好。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糊涂的。像这种脚踏两只船或者说故意玩弄女性的男人，根本不值得爱，池中月却那么伤心。 函授班的另外两个女学员都来自孝天城。一个叫岳小晶，年近三十，已经结婚，儿子在上幼儿园；一个叫王莉，二十六岁，据说还是单身。王莉的父亲是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与周哲凡同事。所以，她时不时还会提到马静。 方红梅那次接到暑假面授通知时，王加根正在住院，是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在医院，听到王加根不住地叫疼，看着他没有血色的蜡黄的脸，方红梅特别心痛。 “如果加根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啊！我们二人相依为命，绝对不能失去任何一方。求上天保佑，保佑加根的病快快好起来！保佑我们这对苦命的夫妻平平安安。”方红梅在内心里祈祷着，“蜜月？这就是新婚蜜月？灾难纷至沓来，让我们惊慌失措，没有一点儿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家徒四壁，囊空如洗，哪有蜜的味道？又怎么甜得起来呢？” 回到牌坊中学，方红梅又得带着沉重的心情，马不停蹄地忙碌。 每天早晨一起床，她就骑车去花园镇买菜。菜买回来后，啃几口敬武从学校食堂买回的馒头，喝两口冷稀饭，就赶着去上班。她和王加根两人的语文课，四个班的音乐课，还兼任着初一（1）班的班主任。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来回跑，脚后跟打着后脑勺。 中午，方红梅得赶紧洗菜做饭。匆匆忙忙地扒几口之后，骑车送饭到医院。她精心调理的饭菜，王加根又总是不想吃。说是没胃口，有时一口都没沾，就让她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回牌坊中学的路上，想到加根一个人躺医院病房里，身边没有人照顾，她的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漫出来了。坐在办公室里备课、批改作业时，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 肖玉荣、董志芳、宁海涛等好心的老师都来劝她，叫她放心。说淋巴结发炎不是什么大病，打几天吊针就会好的。但是，每次到医院看到王加根孤孤单单、可怜兮兮的样子，她又如何放心得下呢？ 下班之后，又是做晚饭、送晚饭、洗碗、清场，然后搓洗一家三个人的脏衣服。 夜深人静，她才能坐在宿舍里看看书，复习一下函授课程。 暑假面授的时间越来越近。《文学概论》和《中国古典文学》这次要结业考试，她还有好多内容没看完呢！而且，两个班的学生作文等着她批改，期末考试题目等着她出，初一（1）班五十多个学生的成绩单和评语等着她填写。她还得自己刻钢版、印试卷。事情多如牛毛！加上心情又不舒畅，她哪里能够安静地看书啊！ 有时，方红梅恨不得把脑袋分成两个来使用，恨不得通宵达旦地看书，把书上所有的内容都塞进脑子里。因为忧愁和烦恼，她经常头疼。那种脑袋就像要裂开的疼痛，折磨得她在床上打滚。 真难受啊！真让人着急啊！ 等到将来有了小孩，事情就会更多，更麻烦。要是有个保姆帮忙做事就好了。她多么希望请个保姆帮她一把啊！但是，他们请不起啊！自己养活自己都难，哪儿拿得出钱来请保姆呢？没有了往日单身生活的快乐，远离了无忧无虑的青春。 人为什么要结婚？结婚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今年春季在安陆县面授学习时，岳小晶、王莉和池中月都劝她暂时不要结婚，等把本科文凭拿到手再说。但是，她和王加根天天在一起，又经常同床共枕，长此以往肯定会出事。已经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总不能再去做第二次第三次。听说上避孕环对身体不好，吃避孕药又影响婴儿的智力。更主要的是，王加根特别想结婚。 去年寒假时，王加根因为一个人在学校里孤单寂寞，怀满深情地对方红梅讲：“你给我生一个小孩！放假就有人陪我了。我会把孩子照顾得很好的。” 一想起王加根说这话时的凄惨神情，方红梅就感到特别难受。结就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反正每一个女子都要走这一步，迟早是要过这一关的。马静都当妈妈了，还不是一天两个半天地在过。 就这样，方红梅近乎麻木地，稀里糊涂地答应了结婚。 真正把结婚纳入议事日程，正式开始实施之后，她才发现这事该有多么难！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没有必需的生活用品，连最基本的床上用品“成双成对”的要求都做不到，更谈不上电视、冰箱、洗衣机这“三大件”家用电器。 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方红梅已经够委屈的了。王加根的父母还不停地找他们的麻烦，制造各种灾难，伤他们的心。从春节到现在，她和王加根就没有安生过。 最开始，白素珍来来往往，为打官司闹得鸡犬不宁。后来，她竟然住到了牌坊中学，天天在他们耳边聒噪，搅得他们心烦意乱。结婚前夕，她大吵大闹，逼着他们退还礼金。结婚第二天，他们回王李村的路上又遭遇小偷。紧接着，王加根就病了…… 老天爷为什么如此残酷无情，一次又一次地把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呢？我们已经够可怜、够不幸的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过高的期望，只想平平安安地过自己的日子，难道这点儿要求过分吗？ 一想到王加根的父母，方红梅就伤心至极，怒火中烧。 当初她和王加根恋爱时，加根他妈就坚决反对，不停地写信打破，痛骂王加根，贬低、毁损和侮辱方红梅，把她说得一钱不值。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书信，合在一起，可以赶上鲁迅的杂文集。王加根千里迢迢地去河北解释说明，力求得到白素珍的理解和支持，结果招来的是破口大骂。事后，这个疯子一样的女人，还写信到王加根的工作单位告状。在信中，说她儿子大逆不道，不忠不孝，品行不轨，极尽所能败坏王加根的名声。对于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来说，亲生母亲的“差评”会给单位领导留下什么印象，会对他的事业和前途产生什么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在王李村房产的纠纷中，王加根只是表明自己保持中立，不参与父母无益的争斗。他也不要奶奶留下的遗产。结果，白素珍还是不依不饶，在他们结婚时闹得天翻地覆，把儿子一生中最美好的婚事，搅得一塌糊涂。索要走了已经送出的礼钱不说，还回过头来在方红梅面前说加根的坏话，挑拨离间，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 天底下有这样当母亲的么？ 王厚义同样不做人香。本来，恋爱期间王加根谈起他父母之间的是是非非时，方红梅对王厚义就没有好印象。后来的接触，更是让她对这个自私、残暴、吝啬、丑陋、猥琐的男人没有丝毫的好感。她都不愿意喊这个男人一声“爸”，觉得有这样的公公是自己的耻辱。 王厚义只有加根这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结婚时，他竟然百事不管，装聋作哑，哭穷叫苦，一毛不拔。王加根回王李村哭闹一场，王厚义才送来五十元钱。 儿子结婚五十元钱就打发了！白大货还送了一百元钱呢。 给了五十元钱，王厚义还要求他们回王李村过客，为的是给他和胡月娥撑颜面。结果，害得他们遭遇小偷，光现金就损失了八十二元。儿子媳妇东西被盗，王厚义不仅不同情，还说他们故意撒谎，想以此为借口勒索他的钱财。 天底下有这样当父亲的么？ 这种连牲畜都不如的家伙，竟然好意思开口要儿媳妇给他织毛衣。方红梅怎么可能答应！她娘家的爸妈也不曾向她提出这种要求呢。 那段日子她确实很忙，并且老是为函授结业考试担心。就算她不忙，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她也不会给这种人织毛衣。 她过不了心理上的那道坎儿。 王厚义送来的两件旧毛衣，加根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方红梅不知道。就算加根打她骂她，甚至提出与她离婚，她也不会帮忙织的。 为了回娘家拿面授必须的凉席，方红梅绕道孝天城，顺便去了一趟孝天市一中，看看敬文高考前的准备情况。 找到孝天市一中男生宿舍时，见到的情况非常糟糕。敬文刚刚与同学打了架，被班主任老师训斥了一顿，正躺在床上生闷气。 原来，七月六号是敬文的生日。他叫上三个拜把子兄弟，以及送他生日礼物的几个同学，到街上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餐。回到学校后，他拆开金安买的浏阳鞭炮，摊开摆放在男生宿舍门前的地面上，拿香烟点燃。噼噼啪啪的响声霎时传遍了整个校园，乳白色的浓烟向四周扩散。正当他捂着耳朵，为鞭炮营造出的喜庆气氛兴奋得满脸通红时，突然从宿舍楼二楼泼下一盆水，把炸了一半的鞭炮浇哑了。 敬文跑出走道，对着二楼看了好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影。血直冲头顶，他破口大骂，从楼下冲上二楼，逐个宿舍查问。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位泼水的男同学，两人很快就打成了一团。其他同学扯劝的扯劝，找老师的找老师，充当“灭火队员”。 班主任老师赶来后，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情况，就说敬文不对。批评他在校园里面放鞭炮，影响其他同学休息和学习。要求他向那位被打的同学道歉，送别人去医院检查，并承担所有费用。 敬文不服气，认为班主任老师偏心，处事不公正，从孝天市一医院回来之后，一直关在宿舍里生闷气。 唉！明天就要高考，敬文竟然惹出这样的事情。 方红梅真担心这件事会影响他高考，好言好语地开导了他半天。并且说，全家人今年最大的希望和梦想，就是他考上大学。她提醒敬文，放下思想包袱，抛开私心杂念，正常发挥水平，力争考出好成绩。班主任老师批评他，也是为他好。只要他考上了大学，别人同样会对他刮目相看。 “敬文啊敬文，你可千万不能考砸了啊！那样的话，爸爸妈妈这些年的心血就白费了。他们会多么伤心啊！” 带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方红梅离开孝天市一中，回到了方湾菜园子村。拿到那床她曾经用过两年的凉席后，又步行到肖港火车站，连夜赶回了牌坊中学。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她就前往wh市，参加湖北大学举办的暑假面授学习了。 第七十五章 野菜充饥 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下得人心烦意乱。 家里唯一的雨伞让方红梅带到武汉了，王加根也懒得出门，不想去花园镇买菜。一日三餐吃面条，对付着过。白水煮面，加点儿油盐和酱油里面，就成了他填充肠胃的主打饮食。接连吃了几天，他感觉实在难以下咽。不仅没有食欲，而且见到面条就反胃，作呕，想吐。 如果能够在面条里面加点儿青菜就好了。这样想着，他又起心去花园镇买蔬菜。打算到隔壁程彩清家里借把雨伞，上街一趟。 翻出钱包，王加根又有些犹豫。家里的积蓄都给了方红梅，他只给自己留了五块钱。七月份的工资还不知道哪一天发，这么快就吃光老底，万一来了客人怎么办？想到这儿，他又打消了上街买菜的念头。先撑着！能撑多久就撑多久，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去花园镇买菜。 雨，没完没了地下着。 雨水沿着屋顶的瓦沟流淌，顺屋檐下坠，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流水声中，偶尔还会夹杂着一两声麻雀的啼叫。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校园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 王加根站在自家客厅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外面的校园，如同无人光顾的坟地一样死气沉沉。 初三教室离得比较远，那里补课的情形他一无所知。 菜可以不买，但水是必须出去提的。洗口、洗脸、洗衣、烧开水、做饭，都少不了干净的自来水。 趁着雨声渐小、雨点不那么密集的时候，王加根一手拎一只塑料桶出门，打算去提两桶水回。去学校食堂门口水管与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水管，距离差不多，但王加根不愿意去学校食堂门口接水。他不想让补课的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在校园里晃荡的身影。 沿着火砖头铺成的甬道走向学校大门时，王加根发现操场周边的野草疯长，与放假时相比，茂盛了许多。野草丛中，还可以见到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荠菜之类的野菜。这些野菜他都认识，小时候他常到生产队地里挖这些东西回家喂猪。读小学时，他还吃过“忆苦思甜饭”，知道这些野菜也可以供人食用的。 对呀！为什么不挖些野菜回家煮面条？野菜煮面条，肯定比白水煮面条好吃。野菜的味道并不比街上卖的蔬菜味道差呀！突然产生这一灵感，让王加根高兴起来。他把水提回家之后，就拎起平时买菜用的竹篮子，拿了把菜刀出门。 他没有在操场周边挖野菜，而是直接去了校园外面的农田。田埂上、池塘边、庄稼地里到处都能找到野菜。因为连日下雨，土地浸泡得比较松软，挖野菜也特别容易。 没多大一会儿，他就挖了满满一竹篮。 在部队抽水房门口洗这些野菜时，广广黄问他挖这些野菜干嘛。 “包饺子。”王加根撒谎说，“野菜包饺子好吃。” 广广黄马上表示赞同，还补充说，广东人特别喜欢用野菜包饺子。 回到家里，王加根把这些洗干净的野菜下到锅里煮面条时，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他的鼻根，泪珠从他紧闭着的眼角慢慢滑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有点儿心酸。 从小到大，除了上小学时“忆苦思甜”时吃过野菜外，他还没有在家里的饭桌上吃过这种东西。没想到，他师范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之后，竟然不得不拿野菜充饥！小时候挖野菜都是用来喂猪的，现在挖回来，却是用来喂他自己。 王加根天天盼着学校发工资。 这天上厕所，他正好碰到了在学校带班的邹贵州，便随口问了一句：“邹会计，七月份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呀？” 蹲在大便坑上的邹贵州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还想领工资？你欠学校那么多钱，还不够扣呢！” 王加根有点儿尴尬：“全部扣吗？扣完了，我吃什么呀？” “你吃什么？我怎么管得了？自己去找地方吃呀！”邹贵州显然有点儿恼火，“你借的那两百块钱，是我从基建款里面挪出来的。学校马上要建围墙，修门房，等着钱用呢。” 这事王加根知道，校长开会通报过。牌坊中学准备把现有围墙全部拆除，四周向外扩展，把西边的操场围进来。校园面积将比现在扩大一倍。另外，在正对花园镇的方向，开一个宽敞气派的大门，修建两间门房，一间供门卫住宿，一间作为传达室。以后邮差送报刊信件，就不用去办公室了，直接交给传达室。这项工程必须在暑假期间完成，新学年开学时，以崭新的校容校貌迎接第一个教师节。 顺便交待一下，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国务院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将每年的九月十号定为教师节。 学校建围墙修门房，也不缺少我这两百元钱！王加根撒完尿后，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站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与邹贵州理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眼下确实有困难，学校每个月多少给我留点生活费，其余的都扣掉也没关系。账，还是得慢慢还嘛。” “你这不是说胡话？我这儿又不是银行！”邹贵州把手里的半张报纸对折，三下五除二地擦完屁股，提起裤子站起身，“银行贷款可以慢慢还，但那是要付利息的。学校的钱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各有各的用途。我刚才说过了，借你那两百元钱是学校的基建款，属专项资金。挪用专项资金，是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万一检查起来，我没办法交待，搞不好还要受处分。” 听到这儿，王加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 看来，邹贵州确实有他的难处。但是，现实又摆在这儿，两百元的账债，他和方红梅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还。要是全部扣光了，他们就得饿肚子。 常言道，兔子急了也咬人。王加根从其他教师那儿听说，校长丁胜安家里建房子，找学校借过五百元钱，至今也没有还上。既然逼上了绝路，他也不想求情，说话反而硬气起来：“欠学校钱的不只我一个人？要扣就都扣！只要一视同仁，我没意见。” 已经穿好裤子的邹贵州站在那儿，被噎得白眼直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一视同仁？” 王加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扁担揩屁股——横着来。 他义正辞严地指出：“钱是我借的，你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但扣方红梅的工资，肯定没道理，她又没有找学校借钱。” 撂下这句蛮话，王加根就气呼呼地走出了厕所。 回到家里，他又感觉自己的态度有点儿过分。当初找邹贵州借钱时，别人二话没说，就把那么一大笔钱借给了你。你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在别人面前耍横呢？但是，不耍横又能怎么办？他们夫妻俩要吃饭呀！还有敬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不能饿肚子。 我为什么要借钱？要是不欠学校的账债，我就不用看邹贵州的脸色，不用受这样的窝囊气了。一触及那两百元钱的账债，王加根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白素珍。 小时候想起妈妈，他总是双眼噙满泪水，脑子里是满满的思念，心里交织着温暖、甜蜜和幸福的感觉。而现在想起白素珍，他却眼里射出凶光，周身燃烧着愤怒，恨不得杀了这个歹毒的女人。 这种“翻脸不认人”的母亲，真是亘古未有，全世界少见，可偏偏让他遇上了。他能不心生怨恨么？特别是想起白素珍到处唾沫四溅地造谣惑众，红口白牙地说假话诬蔑他，他真恨不得掐死这个女人，撕烂她那张无事生非的嘴巴。 与邹贵州在厕所里“谈判”过后，王加根郁闷了好几天。平日他与邹贵州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不然的话，别人也不会主动帮他联系汽车拖家具。邹贵州既是学校会计，又是出纳，还是总务主任，学校的后勤工作他统管。教职工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他都得操心。因为王加根和方红梅常住学校，邹贵州对他们还格外关心。经常嘘寒问暖，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 邹贵州家住邹肖村。他是顶替退休的父亲，到牌坊中学上班的。他女儿在牌坊中学读书，一直在加根的班上。现在正参加暑假补课，马上就该上初三了。他的两个儿子还在邹肖村上小学。因为自己学历不高，书读得少，邹贵州对三个孩子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不会教书，因此格外尊重书教得好的同事。在他看来，王加根和方红梅年龄虽小，却都是有能力、有板眼、有本事、有前途的人。形成这样的认识和印象，除了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评价，还有学生和家长们的反映，特别是他的宝贝女儿。女儿上小学时老是挑老师的毛病，现在回家却总是叽叽喳喳地说王老师这好，方老师那好，吵得他耳朵都起茧子了。 在厕所里与王加根打嘴巴子官司，邹贵州的本意是开个玩笑。没想到，王加根却当真了。两人因此搞得很不愉快。说真心话，他压根儿就没有逼王加根还钱的意思，更不会强行扣他们两口子的工资。那天在厕所里与王加根交锋过后，他马上就后悔了。回家与老婆说起这事，贵州还被老婆臭骂了一顿。 不管怎么说，王加根是他们女儿的老师，还指望着别人关照呢。还有，两个儿子以后也会到牌坊中学，指不定又会在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班里。关系弄得这么缰，对自己有什么好处？现在别人有困难，借的是公家的钱，你邹贵州逞什么能？就算是找你借钱，别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你也不能把人家逼得那么急。缓一缓又怎么了？你就是《白毛女》里面的黄世仁！ 七月份的工资拨下来之后，邹贵州没等王加根来找他，就拿着工资单和现金直接送到了加根的家里。 王加根老大不快地签完字，等着邹贵州拿借条扣钱。 邹贵州却把加根和红梅的工资全额给了他，并且大度地说：“下个月再扣！我知道你们眼下有难处。” 一团热乎乎的东西突然堵住了王加根的嗓子眼。他感觉鼻腔发痒，眼眶发热，泪水差点儿漫出来。他连声道谢，又不好意思地说：“上次真是对不起。我说话太硬呛，伤着您了。” 邹贵州笑了笑，收好工资单和圆珠笔，连同多余的现金一起装进黑皮包，向王加根告辞：“今天修围墙的民工进场，我得去看看。走了啊！” 看着桌上的钞票，王加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钱真是重要啊！手上没有钱，再硬气的人也寸步难行。难怪俗语讲，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现在有钱了，王加根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他可以去花园镇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牙膏、买洗衣粉，基本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了。如果再奢侈一点儿，他还可以买一瓶劣质白酒，或者买点儿水果。他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能够吃饱肚子、衣服能遮住羞丑、冬天不至于冻着，就满足了。住宿方面，还是在师范学校分工时的想法：能够单独住一间房，有电灯照明，方便读书写作就行。 眼下，他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心情自然就畅快起来了。虽然没有实现补课、照校的愿望，但那毕竟是额外收入。有也可，无也行，不属于“维持温饱”的范畴。况且，假期他也并非无所事事。他可以写文章，去追求当作家的梦想；还可以去一趟武汉，看看在那里面授学习的方红梅。 提到写作，这里又该多啰嗦几句了。 自参加《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之后，王加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一年多没有发表作品了。这一年多，他仍然在坚持业余写作。虽然因为工作繁忙，以及结婚、生病、家庭矛盾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写作经常中断，但始终没有放弃。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挑出一两篇手稿，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邮寄给报刊编辑部。可投出去的稿件，要么被无情地退了回来，要么如泥牛入海，消逝得无影无踪。 唉！文学虽然风光，但弄起来真不容易啊！ 作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的。有时，王加根真想打退堂鼓，放弃这种吃力不讨好、耕耘无收获的营生。可是，不弄文学，他业余时间又能干点儿啥呢？打麻将？斗地主？和身边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沉迷于赢了又输、输了又赢的赌钱游戏？或者加入程彩清开办的抹牌赌博“俱乐部”？ 王加根对这些别人乐此不疲的东西不感兴趣，总觉得这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日复一日地消磨时间，无异于浪费生命。 还是写作！还是投稿子到编辑部去碰运气！ 只要手头有写好的文章，他就天女散花般地到处邮寄。稿件投寄出去之后，再就是满怀希望的等待。结果，邮差成了他最牵挂的人。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只要不是在教室里上课，他都会准时离开办公室，前往学校大门口，等候那个穿着草绿色制服、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差。如果邮差已经提前来过，他就会到学校领导办公室翻阅当日的邮件，看有没有编辑部给他的回信。 希望一次次地唤起，又一次次破灭。他从最初的痛苦和难受，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病愈出院不久，王加根收到一家省级文学杂志社编辑的亲笔来信，告知他的小说《小脚奶奶》初步选上，已交给执行编辑审定，叫他“暂勿投他处”。 这篇小说是王加根以奶奶为原型创作的。奶奶去世之后，他一直非常悲痛。回首已经走过的二十年人生历程，他觉得，只有奶奶才是他最亲的人。回牌坊中学上班之后的好长时间，他白天想着奶奶，夜里梦见奶奶。满脑子都是奶奶老态龙钟的身影和悲怆愁苦的面容。慈祥的奶奶真的没有了么？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么？这种残酷的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王加根。为了排遣内心的烦忧，他想写篇文章纪念含冤离世的奶奶——这就是《小脚奶奶》诞生的缘由。 收到编辑的亲笔信，王加根激动得小心脏乱跳，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他幻想着，如果这篇小说能够发表，他就买几本杂志样刊，到奶奶的坟墓前焚烧，以告慰奶奶的在天之灵。 可是，等了一个多月，这篇小说还是被编辑部无情地退回来了。随信只有三个字：经审退。 编辑部退稿，以及无缘暑期补课和照校。三重打击，让王加根在郁郁寡欢中开始了他的暑假生活。 第七十六章 燃煤之急 改用燃煤做饭后，王加根每天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 把学校废弃不用的课桌和板凳，以及捡回来的枯树枝，用斧头剁成小木条或小木块，用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蜂窝煤炉膛里熊熊燃烧起来之后，再拿火钳把煤球往炉膛里面添。煤球填满炉膛之后，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 烟雾袅绕，熏得他眼泪直流。 有风的日子，他就把煤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风来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力气。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火砖头铺成的甬道上，一个半米来高的绿皮蜂窝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了“风神”，并非百事大吉，王加根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煤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因为煤球掺土太多，或者煤炭品质不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王加根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 这算个屁呀！最让他感到为难的还是买煤。 生活用煤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他每个季度都得去花园镇煤球厂买一次煤。一个季度的供应煤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法运回的。一旦起心买煤，他首先就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之后，再去邹肖村农民家里借板车。 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好，停放在校园里。因为买煤必须大清早出发，尽量去早一点儿。去晚了，排队的人多不说，还很有可能轮不上自己，煤球厂关门下班了。 拖平板车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过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再才能进入花园镇中心，有七八里路的样子。牌坊中学地势比较高，从花园镇回学校的路上，有好几个上坡道，必须有人推才行。所以，买煤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每逢这样的日子，王加根和方红梅夫妻俩总是一同上阵。 煤球厂八点钟开门。他们一般是凌晨五点多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但此时，煤球厂大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真想打道回府。但改日再来又得重新走那么远的路，又得去找其他教师调课，又得去借平板车。麻烦不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好天气。 横下一条心，等！ 花园镇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地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故障、罢工停摆的时候，两列队伍自动地重新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相互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上升为流血冲突。 王加根和方红梅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秩序井然，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比较慢，每辆车主买煤的数量又特别多。王加根前去探个究竟，这才知道，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了。蜂窝煤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不得不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他们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如果回去吃了午饭再来，这一天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炎炎烈日或者吹着凛冽的寒风，等候两个小时，待下午两点钟煤球厂再次开门。于是，王加根继续排队，方红梅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充当午餐。 正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如果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买到煤之后，王加根如老牛般地在前面拉，方红梅躬着腰在后面推。回到牌坊中学时，早已是暮色四合。 为满足那些时间较紧或者性急顾客的需求，花园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置方案：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 煤票只能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只能买到七十斤散煤。煤球厂必须把本应掺入的泥土和水的份量计算在内。 王加根和方红梅遇到课程调不开，只能挪出半天时间买煤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散煤买回来之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上，用塑料薄膜盖住。等到周末休息时间，并且天晴的时候，再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 首先得借助铁锹、铁簸箕和塑料编织袋，把煤全部搬运到学校操场上。再到校园周边的田埂上挖泥土。用塑料编织袋把泥土运回，倒入煤炭中，用铁锹拌匀。然后，拎着塑料桶去部队抽水房门口提水。 接着就是和煤。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儿，倒入一两桶水后，等上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用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时，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学校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照耀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成浅黑。到了傍晚，无论煤球干了与否，他们都得收回家里。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刮风下雨，那就全泡汤了。 搓煤球靠手工操作，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垢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 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宁海涛老师建议他们做煤饼。 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饼子”。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烧煤时，只需把煤饼敲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也就类似“煤球”了。这种方法当然省时省力得多。煤饼又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垛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一块地方。 再后来，邹贵州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打煤机一米来长，形状类似于车水的把手，下部有个圆柱形的铁模。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打煤机下面的铁模后，再提到操场的空地上，用脚把“蜂窝”蹬出来。 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具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王加根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伸不直腰。 买煤和做煤的劳累和辛苦，真是一言难尽。 还有好几次，他们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突变，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就必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来帮忙。 今年暑假临近时，家里的蜂窝煤已经不多了，眼下已经快烧完。买煤又成了当务之急。但方红梅去了武汉，家里只有王加根一个人。 这事成上他的一块心病。 要不，找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帮帮忙？但跑一趟需要大半天时间，抽水房又不能长时间没人。让广广黄擅离职守，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部队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弄不好会毁了人家的前程。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想都不该往这方面想。 去邹肖村找同事或者学生家长帮忙？为这事去麻烦别人，王加根又觉得不好意思。 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姨子腊梅来到了牌坊中学。 腊梅说，假期一直在菜园子村家里。人多嘈杂，敬文三天两头带着他的几个结拜弟兄回来闹，吵得她根本就没办法看书。菜园子村又没有通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太暗，烟子熏得人眼泪流，蚊子又多。方父方母让她来牌坊中学投奔姐夫。说这里环境好，没人吵，没人闹，又有电灯，她可以安心地温习功课。 “开学就该上高三了，心里还是有点儿慌。”腊梅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王加根自然非常欢迎。工资发了，手头有钱了，也负担得起小姨子在这里的生活费。要是腊梅早来几天，他还真有点儿尴尬和为难。 去年暑假，敬文也说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来牌坊中学住过一阵儿。但他在这儿的那段日子，没有给王加根留下什么好印象。 敬文太懒了。每天起床连自己的床铺都不整理，更别说做卫生了。王加根做饭时，他从来不搭手，饭熟了喊他才来吃。吃完之后，碗筷一丢就离开。穿脏的衣服也不自己洗，连同臭袜子一起扔在脚盆或者塑料桶里，等着王加根给他洗。 再就是特别大意。王加根把家里唯一的床铺让给敬文，自己睡办公室的桌子。但敬文晚上睡觉时经常不关门，自行车也随意丢在外面。虽说校园里晚上通常没有人，万一哪天来了小偷怎么办？ 当然，最让王加根受不了的，还是敬文动不动就向他提要求。敬文那次带来一部小型录放机，也不知是借的哪个同学的。一进门，他就吩咐王加根去花园镇买轻音乐磁带，说他看书看累了，可以听听音乐，调节一下大脑。 吃饭也是挑肥拣瘦。记得王加根有天炒了盘冬瓜片，敬文一看就大呼小叫起来：“冬瓜烧肉我都吃不进，清炒冬瓜有个什么吃头！” 看见王加根穿都是廉价衣服，敬文不屑一顾。经常用嘲笑的口吻嗤之以鼻：“一件衬衫一块八？我的一条短裤就花了六块四！” 王加根偶尔买点儿白酒或者啤酒回来，敬文总是嫌档次太低了。说这么劣质的酒喝着不过瘾，让外人看见了，还觉得丢人…… 天啊！一个还在读书的高中生，自己不挣一分钱，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条件，甚至看不起正在为他提供生活帮助的人！ 去年暑假与敬文相处的日子，王加根非常不开心，既郁闷，又气愤。但他又不好说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小舅子。说长道短，方红梅也会不高兴。他只能忍气吞声。好在敬文受不了牌坊中学的孤单与寂寞，住了十来天就走了。今年腊梅来，情况应该不一样。腊梅勤快、细心、温顺，讲规矩，懂礼貌，为人处事比较有分寸。 王加根把小姨子安排办公室西头红梅以前住的宿舍里，自己则睡在摆满家具的新房，做饭依然在办公室东头的“厨房”。 买菜自然是王加根的事情。 菜买回来之后，腊梅总会跑过来帮忙打理。去蒂，掐根，削皮，拣枯叶，切肉剖鱼，然后拿到部队抽水房门口洗干净。 吃过王加根炒的菜，她觉得味道不如他爸做的好吃。又主动要求由她来炒菜，说她的厨艺比姐夫要强。饭后，腊梅总是抢着洗碗。 忙完这些，她才进入她姐的房间看书。 看着懂事又勤快的小姨子，王加根心情特别愉快。 天气实在太热了，连续多日最高温度突破四十摄氏度。生活在这样的酷暑中，人总是感觉浑身没劲，软绵绵的。看不进书，更写不出文章，整天昏昏欲睡。骄阳似火，根本就不想出门。眼看厨房里的蜂窝煤一天天减少，王加根始终下不了买煤的决心。他天天抱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终于等到了一个阴转小雨的日子。 那天晚饭时，王加根喝了两瓶啤酒。就说，明天准备买煤，叫腊梅跟着他去推车。 不知什么原因，这晚上他竟然失眠了。浑身感觉不舒服，脑袋出奇的清醒，眼睛又涩又痛又痒。 凌晨四点不到，王加根就起床了。东摸摸，西翻翻，一直捱到天亮。他准备去厨房洗口、洗脸、做早饭，出门看到天阴沉沉的，似乎马上就要下雨。 买不买煤呢？他犹豫不决地走在校园里，一直举棋不定。 塑料桶里没水。他拿起牙膏、牙刷和毛巾，拎起塑料桶，前往学校食堂门口水管处。拧开水龙头，水管里没有水。他又走出学校大门，到部队抽水房门口——这里是不会停水的，除非检修。洗漱完毕，他又提了满满一桶水回家。 腊梅已经起床了，问他买不买煤。 “在下雨呀，怎么买？”王加根口里这么回答，心里还是特别想把煤买回来。天虽然阴着，只有蒙蒙细雨，估计不会下大雨。难得天气这么凉快。如果把煤买了，他就能够安心地去武汉。 “还是去买！”王加根终于下了决心。 他赶紧去拿钱和《生活用煤供应证》，又把地上的几个空啤酒瓶装进买菜的竹篮里，对腊梅说：“你先往花园镇走。我去邹肖村小卖部还啤酒瓶，找人借板车。” 还了啤酒瓶，收回了押金，又到肖玉荣家里借到了平板车，王加根就赶紧拖着板车去追腊梅。 腊梅抄近道走的机耕路。一边走，一边等，没一会儿就与姐夫会合了。两人都很兴奋，买煤是家里最重要的事情，能够一起完成，等于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水泥路还没有走完，雨点就密集起来了。 淅淅沥沥的大雨，淋得人睁不开眼睛。到了花园区卫生院门口，王加根只得把板车停在路边，和腊梅一起跑到屋檐下避雨。等了十来分钟，雨丝毫也没有停下来迹象。王加根又犹豫起来，不知该返回牌坊中学，还是继续去花园煤球厂。 “既然已经出来了，还是去看看！”腊梅说。 两人于是冒雨前行。快到花园煤球厂时，见大门口一辆买煤的车子也没有。 未必下雨天不卖煤？王加根心里犯嘀咕。走近煤球厂，大门居然慢慢地打开了。他们今天是第一名！ 平板车过磅称自重，装煤，再过磅。交钱，开票，走人。 王加根买煤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走在花园镇的街道上，雨竟然也下小了。他们一鼓作气，把煤拖回了牌坊中学。刚进校园，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两人同心协力，赶紧把板车拖到学校办公室门前的走道上。 好险啊！这雨整整下了一下午，直到晚上才停下来。 王加根暗自庆幸，觉得今天的运气真不错。这样的雨天买煤，天气凉爽，又没有太阳，不晒人。水泥路上没有农民晒的稻谷，板车好走。更重要的是，别人都不选择这种日子买煤，排队的人出奇的少。 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管做什么事情，决策要果断。谨慎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要大胆。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往往就是自己的机会——人是需要有一点儿冒险精神的。 第七十七章 大学印象 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方红梅立在站台上，对着地上的一大堆行李发愁。 她左顾右盼，真希望能够遇见一个熟人，帮忙她拿点儿东西，搭把手。但是，放眼望去，全是陌生的面孔。这里不比方湾或者花园镇，出门就能遇见熟人。她眼巴巴地搜寻了好半天，直到站台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了，也没有发现可以求助的对象。 这个时候，她才后悔没有让王加根跟着一起来。 方红梅是第三次来武汉。前两次都是和王加根同行，有一次还意外地遇见了徐磊。单枪匹马地闯武汉，她还是第一次，而且带着这么多东西。本来，王加根提出把她送到湖北大学，但她拒绝了。路费那么贵，手头又那么紧，跑来跑去，得多花好几块冤枉钱。她相信自己一个人能够到达目的地，同时也幻想着路上能遇见同学或者熟人。 现在找人帮忙的幻想破灭了，她只能靠自己。 方红梅把黄挂包背在身上，左手拎起装有蚊帐、被单和衣物的黄帆布提包，右手提着装满衣架、碗筷、牙膏牙刷、毛巾等杂七杂八东西的红塑料桶，胳膊肘儿下夹着那卷草编凉席，气喘吁吁地走向火车站出站口。 在站前广场，她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从黄挂包里找出面授通知书，又拿出一张《wh市交通旅游图》。虽说来过两次，但置身于这座特大型城市，方红梅还是辨不出东南西北。通过地图，她才弄清楚武汉的总体布局：万里长江穿城而过，长江上最大的支流——汉江与长江在这里交汇，把城市分割成汉口、武昌和汉阳三部分，形成隔江相望的武汉三镇。 武汉三镇近在咫尺，但由于江水阻隔，往来却不方便。直到一九五七年，举世闻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武汉三镇才连为一体。武汉长江大桥为铁路公路两用桥。上层为公路，可以走汽车、电车、自行车和行人；中间是铁路，可以并行两列火车；最下面是水路，可以通过万吨远洋巨轮。这座大桥的建成，把长期被长江阻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接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京广铁路线。这条南北大动脉的贯通，对整个中国发展的促进作用意义非凡。难怪伟人当时激动万分，奋笔疾书，留下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诗篇。 方红梅前两次过长江，都是坐的公交车。这次她想坐轮渡。长这么大，她还没有坐过轮船呢。她想感受一下坐在轮船上乘风破浪是什么滋味，看看长江两岸的美景。面授通知上说，从汉口火车站到湖北大学，可以步行到长江边的粤汉码头，坐轮渡到武昌徐家棚码头下船，然后换乘公交车。既然是步行，就不会太远。走！她调整了一下塑料桶里的东西，把席子横放在桶沿上。一手拎着包，一手提着桶，把胳膊肘儿解放出来。她边走边问，朝粤汉码头的方向行进。走走停停，有时还得休息好半天。整整花了四十分钟，她才来到粤汉码头入口处。 买好船票，方红梅沿着江堤的斜坡往下走。 江边停靠着一艘大船。船舱里已经挤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推着自行车，有的骑在摩托车上，看上去熙熙攘攘。她上船后，寻了个空隙立足，把提包和塑料桶放在脚边。但是，左等右等，这艘船好半天都没有开行。 后来，宽阔的江面上又开过来了一艘轮船，与这艘船紧靠在一起。这艘船的大铁门突然哗啦啦地打开，人们争相拥出铁门，挤到刚刚停靠的那艘轮船上。方红梅这才知道，那艘久等不动的实际上不是航船。它是固定在岸边，供人们候船用的，相当于火车站里的候车室。 嗨，真是个土包子！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她自嘲地笑了。 跟着拥挤的乘客们一起上船后，她没有往上爬。东西太多了，上上下下麻烦。一层已经没有座位，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站着，欣赏外面的风景。终于坐上轮船了，她特别兴奋。窗外开阔的江面，让她心潮澎湃，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受。同时又有一点儿遗憾，因为江水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清澈，不能称之为碧波万顷。 浑浊的江水如同黄色的泥浆在翻滚，江面还漂浮着树枝、杂草、塑料泡膜等杂物。方红梅在高中上地理课时，曾听老师讲黄河是“一碗水半碗沙”，没想到长江也快成了这个样子。水这么脏，远处居然还有好多人在游泳。这让方红梅很吃惊。是因为长江是母亲河，人们才不在乎它的脏么？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儿不嫌母丑？ 在武昌徐家棚码头下船后，方红梅又花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十六路公交车停靠的车站。公交车进站时，候车的人们蜂拥而上，拼着命地往前挤。她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双脚刚落在踏板上，车门就关了，差点儿夹着她的胳膊。提着东西往中间走，东瞅西瞄，想找个能够放行李的地方。车子突然启动，她打了个趔趄，倒在身边的座椅靠背上。 咋这么快就开车了？她不满地看了一眼司机，又不知该责备人家哪里做得不对。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来的人，最初都难以适应城市公交车开门关门、即停即走的节奏。加根他三舅三货就是因为身体未进车厢汽车就开了，最后被甩下车子摔死的。这事红梅听加根讲过，今天她才切身体会到了城市公交车的凶险。 在武昌车辆厂站下车后，方红梅看到了立在路边的一块牌子，写有“湖北大学”四个醒目大字。她以为目的地到了，可左看右看，又不像大学的样子。见牌子下面有个箭头，才弄清楚，这只是个路标。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走了好半天，再才到达湖北大学正门口。她掏出面授通知书交给身穿制服的门卫，按照人家指示的路线，前往成人教育学院报到。 走在整洁干净的大学校园里，方红梅目不暇接，两眼完全不够用。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足球场、教工宿舍楼、外籍教授住宅楼、第一食堂、第二食堂、学生宿舍楼、附属小学、附属幼儿园……真不愧为大学啊，面积这么大，这么漂亮！她惊叹不已。 湖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三0年。时任hub省教育厅厅长的黄建中先生为了发展本省乡村教育，着手筹建了hub省立乡村师范学院，校址就在武昌沙湖之滨的宝积庵。学校先后更名hub省立教育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hub省教育学院、hub省教师进修学院、湖北师范专科学校、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武汉师范学院。期间，经历过停办、迁址、分拆、合并等多次变革，一九八四年九月，正式改建为湖北大学。学校设有中文、政教、历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体育等十个系和教育行政管理、中文、政治三个专修科，共十三个专业，在校学生三千多人。学校占地面积五百二十亩。 湖北大学本来办得相当不错，只因为置身于名校云集、教育资源丰富的大武汉，与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这些国家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在一起，又相形见绌。不过，这并不影响方红梅对这所学校的顶礼膜拜。与她的母校孝天县师范学校相比，湖北大学简直就是天堂。难怪人们把大学生称之为“天之骄子”。 参加面授的女学员被安排在湖北大学附属小学住宿。这里独门独院，还是门卫看守，显然是为了充分保障女学员的安全。来自孝天市的四个女学员住同一间宿舍。岳小晶、王莉、池中月每人带来一个大皮箱，皮箱里装满了连衣裙、短袖衫、短裙子、长筒袜，花花绿绿，色彩斑斓。拿出来摆在床上，就像搞夏季服装展览。王莉还带来了洁面乳、清洁霜、胭脂、口红、眼影、香水、粉饼、眉笔，如同要开化妆店。城里的姑娘就是讲究，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显摆的机会。 方红梅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个褪了色的黄帆布提包里面装着的，只有她平时上班穿的两件衬衣，一件的确良长裤和两条很普通的裙子。抹脸抹手用的，就是一盒雪花膏。羡慕别人么？这是肯定的。但她并没有因此就自惭形秽。这种情形与感觉，她在方湾中学工作期间，已经充分地体验过了。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心理上的失落感也就减轻了许多。 她把蚊帐挂好，铺上床单和席子，摆放好被单、枕头和枕巾，搭建起自己的安乐窝。然后坐在床沿上，向同伴们宣布了自己结婚的消息。大家十分惊讶，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觉得遗憾。 “恨死你了。为什么这么早结婚？你不要文凭了？”池中月嗔怪道。 “哎呀，你真是先进！我比你大四岁，还没有男朋友呢。”这是王莉的声音。 “王加根那么小，成熟没有啊？你简直是在残害少年儿童！”岳小晶的调侃有点儿流氓味。 …… 当方红梅把她结婚的详细情况告诉大家时，三个同伴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还有这么结婚的呀？未免太寒酸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方红梅说的都是实情。她没有添油加醋，更无半点儿夸张。这些委屈和辛酸堵在她心里太久了，总想找个地方倾诉。现在说出来了，感觉舒服了许多。 晚饭后，附属小学这个“女儿国”里异常热闹。女学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拿着小凳子坐在树下看书，有的席地坐在绿色草坪上，聊天或者讨论问题。水龙头那儿最热闹，坐着洗衣服的，站着洗头的，弯腰刷牙的，各种花色的连衣裙让人眼花缭乱。忙碌的同时，大家还互相打趣，斗嘴吵闹，不时爆发出无忧无虑的笑声。 晚上，方红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天太热了！宿舍里既没有电扇，又没有空调，她后悔没有带一把折叠纸扇或者蒲扇来。上铺下铺住满了学员，认识的，不认识的，年龄大的，年龄小的，结了婚的，没有结婚的，唯独没有她的心上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夜晚她特别想念王加根。 加根，你为什么不报考函授班啊？如果我们都考上了，夫妻双双来面授，就不会忍受彼此思念的折磨。刚来武汉就这么想你，之后的二十多天我怎么过？你还是快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看不进书，也听不了课，结业考试怎么办啊？ 第二天，面授学习正式开始了，函授学员们进入在校大学生的紧张节奏。清晨起床，盥洗完毕，去学生食堂早餐，接着迅速到阶梯教室抢占座位。听课，午餐，午休，又是听课，晚餐。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只有傍晚才有一点儿自由活动时间。 授课教师中，有的是讲师，有的是教授。相比较而言，教授派头十足，“味”明显要大得多。讲师每天按时到堂，自己拿讲义，自己擦黑板，站在讲台上规规矩矩地讲得口干舌燥。教授就不一样了。迟到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是很正常的事情。进教室时前呼后拥，有人搀扶，有人拿讲义。讲台上已经提前摆好了沙发椅，沏好了茶水，准备了香烟和烟缸。教授讲课中途，有人帮忙擦黑板，有人帮忙倒开水，有人递擦汗的毛巾。 但是，论授课的质量，在学员们看来，教授强不了多少，有的还没有讲师讲得好。讲师紧扣教材，把重点难点讲得清清楚楚，板书条理分明，学员很容易理解，记笔记也方便。教授讲课则经常挑课本中的毛病，与着作者唱对台戏，用批评别人来抬高自己。并且经常跑题，扯一些与教材内容无关的野棉花。信口开河，让学员感觉云里雾里，越听越糊涂。板书杂乱无章，根本就没有办法记笔记。 函授学员听课的直接目的，就是应付考试，确保每一门功课及格，最后拿到毕业证书。教授老是说课本这里不对，那里存在问题，那么，到了结业考试的时候，到底是按教材内容作答，还是按教授的观点答题？这让学员们感到很困惑。因此，他们常常在宿舍里把装腔作势的教授们贬得一钱不值。 这天吃完晚饭，回宿舍的路上，方红梅和池中月走在一起。 池中月说，她与那个负心汉体育老师断了，再也没有交往。但因为两人同在一所学校，见面时还是有点儿尴尬。心里没有了牵挂，她希望这次面授时间尽可能延长，在武汉多呆些日子。 “你今天还想你的小朋友吗？”她突然笑着问方红梅。 怎么可能不想！什么时候又忘记得了！方红梅这段日子几乎天天晚上失眠，白天听课思想老开小差儿，笔记漏记了好多。这都是思念王加根的结果。 “你希望面授延长，我巴不得现在就回家。”方红梅笑着回答，“我幸福吗？是的，思念一个人是幸福的，可痛苦同样难以忍受。很多人热恋过后，彼此就不那么思念了，但是我们不一样。虽说结婚了，我们还是沉浸于热恋之中。平时我们也吵架，也斗气，有时还闹得很凶，但吵过之后很快就会好。说这些你也不懂，等你将来结婚成家了，就会明白的。” “结婚才几天啊？在我面前倚老卖老！” 回到附属小学，见她们的宿舍门关着。敲了好几下，王莉才红着脸把门打开。 “好事来了。在换卫生纸。”王莉不好意思地说。 池中月大大咧咧回应道：“哦，我刚刚转去。” 听王莉池中月兴致勃勃地交流“好事”，方红梅这才记起自己好长时间没来月经了。认真地回忆了一下，似乎有两个多月没来。 她有点儿奇怪地回：“我的怎么快两个月没来了？” 岳小晶这时正好进宿舍，接过方红梅的话茬：“你还来个鬼哟！肯定已经有了。” 这话让方红梅警觉起来，未必自己真的怀孕了？ 二楼有个带着小孩来面授的“妈妈学员”，专门请了个保姆带孩子。每天上课中途，她还要从教学楼回宿舍喂奶。平日尿布挂在二楼的走廊上，看着就觉得麻烦。 难道自己也要走这条路？想到这一点儿，方红梅不寒而栗。 得赶紧让王加根过来，商量一下这事该怎么办。另外，她也特别想见到王加根。没有他在身边，学习完全没有效果。 方红梅关在蚊帐里给加根写信，叫他接信后赶紧来湖北大学。 第七十八章 寂寞难耐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煤买回来之后，王加根又去花园粮店买了三十斤大米、十斤面粉和两斤食油，家里一下子殷实起来。隔天去花园镇买一次菜，他和腊梅的生活就基本上有保障了。 不过，买菜还是非常麻烦的。主要是路远，天气又热，虽说有自行车，路上又总是晒有厚厚的稻子，根本就没办法骑行，跑来跑去，时而上，时而下，在街上拥挤的行人和车辆中穿行，挑菜时又得把车子停放在路边，一会儿锁，一会儿开。甚是烦人！ 闲得无聊的时候，王加根也会走出家门，到校园周边转转，或者看看正在施工的学校围墙。见那些民工带来的锄头、铁锹等工具有时闲置着没用，他又想到了开荒种菜。于是，趁着民工们中午回家吃饭，或者中途休息的间隙，王加根就借用他们的劳动工具，在学生宿舍门前的那片荒地上种菜。有时，腊梅还会跑过来帮忙。 王加根怕影响她学习，说这点儿活自己干得了，叫她回宿舍看书。 “看得累。出来换换脑子。”腊梅很真诚地说，“这样从早到晚关在屋里看书，特别枯燥。看不了一会儿就打瞌睡，没什么效果。” 王加根听到这儿，笑了笑，没有搭腔。 腊梅继续说，难怪敬文去年一个人在这儿呆不下去。这里安静是安静，但生活单调乏味，连个说话聊天的人都没有，过于沉闷。学习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氛围。比方平时在孝天一中，大家坐在教室里比着学，都怕落在别人后面，所以憋着一股劲，就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儿则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人特别容易疲劳，总想偷懒。 “过两天我还是回方湾菜园子村。家里吵是吵点儿，但学习效果比这里还强些。我也有点儿想家了。”腊梅说到这里，眼眶里竟然闪动着泪花，“还有，高考的分数可能快出来了，也不知敬文考了多少，我想回去看看。他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说是不想读中专。” 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与往年不一样。 往年都是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填志愿，今年是高考一结束就马上填志愿。考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志愿分三个批次，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大专，第三批中专。可以同时报三个批次，也可以只报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批次，报高还是报低，全凭考生对自己考试分数的预估情况而定。 敬文既然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说明他对自己的高考成绩比较自信，预估分数至少在大专录取分数线以上。唉，这种填报志愿的方式，为什么不早几年实行？王加根又联想起了自己“被绑架读师范”的事情。如果他高考时采取这种填报志愿的方式，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落选、名正言顺地复读，或许早就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何至于现在为大学文凭“愁白少年头”？ 敬文有“不读大学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和抱负，王加根还是比较钦佩和欣赏的，在内心里对此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是，敬文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的习惯，敬文唯我独尊、不顾老人死活的表现，敬文自私自利、不懂得感恩的个性，仍然让王加根对他一肚子意见。他觉得，就算敬文今年考取大学，家里两位老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如果他考不上，家里肯定会让他继续复读，同样轻松不了。反正是难！养了这样一个小冤家，就是做父母的劫难。 这些话，他当然不会在腊梅的面前说出来。 腊梅提出想回方湾，王加根也是能够理解的。腊梅说的是实情，一个人关在这儿学习，确实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另外，王加根准备七月底去武汉，也担心到时候腊梅一个人在学校里不安全。实事求是地讲，他也希望腊梅回方湾。但是，腊梅这么快就返回，岳父母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比方，误以为加根对腊梅照顾不周，对她不好？ 唉，有这想法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还是尊重腊梅的选择！就这样，腊梅两天后就回了方湾——在牌坊中学总共只呆了一个星期。 送走腊梅，王加根就开始考虑去湖北大学的事情。 依照他和方红梅之前商定的计划，到方红梅面授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去武汉，玩两三天，两个人再一起回来。眼下，距方红梅面授结束还是十几天，这个时候去武汉显然有点儿早。去早了，在湖北大学呆着也无聊。他又不是函授学员，不可能跟着去听课。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地天天围着老婆转，时间长了别人会笑话的。更何况，这些函授学员中，还有那么多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 还是坚守几天！但这几天一个人在家里又能干点儿什么呢？ 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修好了，王加根可以去看看电视。 这台十八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据说是王家岗驻军部队送给牌坊中学的，是“军民共建”的见证物。为了接收到电视信号，学校专门在办公室房顶架设了室外天线，如同帆船上的桅杆。室外天线与电视机上的两根“长辫子”协作配合，才能勉强出现模糊不清的图像。不过，能够收到的频道很少，而且荧屏上总有“雪花”。 这样的电视看久了，眼睛特别容易疲劳。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室外天线挪动了，又会影响接收的效果。看不到清晰的图像，教师们就拿电视机出气，把电视机自带天线前后左右旋转，或者恼火地在电视机身上拍打。结果，电视机隔一段时间就“罢工”，学校不得不派人送到花园镇街上去维修。 王加根平时就不怎么看电视，除非有特别吸引人的电视连续剧。暑假一个人当观众，更没什么兴趣。他还是决定守在家里，强迫自己写点儿东西。 修改《小脚奶奶》的时候，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编辑还是比较欣赏那些有真情实感的纪实类作品。我为什么不以我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呢？题目就叫《房子儿子》。说不定编辑会感兴趣。即使将来发表不了，留下来也是历史资料。现在人们一谈起我的家庭，总会问这问那。 你爸在杨岗王李村，你妈为什么在保定？你有一个在bj工作的姐姐，怎么总不见她来看你呢？你都参加工作了，怎么会有那么小的两个妹妹呀？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特别烦人！如果我把这些“答案”写进小说里，让别人读过就一目了然，他们就不会老是刨根问底，问东问西地烦我了。 这样一想，王加根很快就找到了事做，一下子来了精神，白天黑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他完全忘记了学校不安排他补课、不安排他照校的烦恼，也没有感觉到像学生们打抱不平的那样，认为他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白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空气对流，让室内敞亮。自己穿着短裤，趿着塑料拖鞋，袒胸露腹地坐在客厅正中央，趴在那张小方桌上奋笔疾书。夜晚，他在白炽灯下与蚊子昆虫搏斗，把这项工作延续到深更半夜。在王加根焚膏继晷地抓紧时间写小说的时候，邻居程彩清家里也是热闹非凡。负责照校的程彩清白天总是关起门来睡觉，为晚上的赌场鏖战养精蓄锐。除了偶尔上街买菜以外，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以及照看女儿欢欢的任务，通常都由他老婆程芸承担。 每当暮色降临，一些神神秘秘的人员就会出现在牌坊中学，径直走向程彩清的家里。门通常是关着的。来人敲门之后，室内就会安静好半天。如果继续敲门，就会传出程芸大声的询问。敲门人自报姓名。这时，房门就会打开一条缝儿，露出程芸东张西望的脑袋。她验证完来人的身份，确认是经常来的赌客，才让其进门。 参加抹牌赌博的“斗士”中，经常会出现牌坊中学教师的身影，包括丁胜安、张仲华、邹贵州、赵乾坤和其他几个嗜赌如命的年轻教师。他们有的是在学校补完课或者带完班之后没有回家的，有的是吃过晚饭专程从家里赶到学校里来的。不论是输是赢，这些人总是显得特别快活。散场之后，大家甚至谈笑风生，一起回顾“战况”，总结经验教训。有时还在程彩清家里聚餐，大呼小叫地猜拳行令，喝得面红耳赤。这些人频繁地出入程彩清家，却很少光顾一墙之隔的王加根的家门。 这让王加根再一次迷惘和困惑。 这些同事同样没有大专文凭，他们为什么不担心学历太低？他们不读函授、不上电大、不搞进修、不参加自学考试，每天上个直班，八小时之外很少摸书，不是照样活得自由自在、过得有滋有味？ 就说程彩清，论文化知识水平，可以算半个白痴，但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吃穿住用并不比你王加根差呀！特别是赢钱的日子，他家的收录机总是开得震天价响，放着流行歌曲，有时夫妻俩还扯起嗓子对唱呢。唱累了，实在是不想吼了，程彩清就会推出嘉陵摩托车，带着程芸和欢欢去花园镇。逛完街，回到学校，就到了程芸“走秀表演”的时候。她要么拎着尺把长的一块五花肉，要么端着已经剁好的猪排骨，要么提着一条两三斤重的草鱼或者鲤鱼，从家里出发，走过操场与校舍之间的甬道，到学校食堂门前的水管处清洗。每次剖鱼时，铜钱大的鱼鳞和鱼内脏散落在水池里，把水池的出水口都堵塞了。 “都是上班过日子，别人能够那么轻松快活，我为什么要过得苦行僧一般？”加根这样扪心自问，“拿到了大专文凭又怎么样？还不是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写作那么难，自己那么低，又没什么生活积累，天天在家里闭门造车，能够写出什么名堂！就算侥幸在报刊上发表几篇作品又能怎么样？能够改变你农村教师的身份么？能够离开牌坊中学么？能够跳出花园镇么？可是，不读书写作，业余时间我又能去干点什么呢？不去奔文凭，我将来在老婆面前如何抬得起头？红梅本科函授已经学了一年，再过四年，她就能够拿到本科文凭，如果那到时我还是中专学历，脸往哪儿搁？工资还没有老婆拿得多，别人会不会笑我吃软饭？不说比红梅强，我最起码不能与她差距拉得太大呀！所以，还是得努力，要争气。” 想起老婆，思念又如老虎钳子一般钳住了王加根的心，脑子里全是方红梅的身影。他巴不得伸手就能把亲爱的老婆揽入怀中。 天真热啊！太阳像火球一样高悬在空中，射出的万丈光芒照得人睁不开眼。空气似乎在燃烧，烤得大地都在冒烟。除了提水、洗衣、洗菜、上厕所这些必须出门办的事情，王加根白天通常都呆在家里。门窗全部打开，一条短裤遮羞，赤身裸体抵抗高温。或看书写字，或在客厅地面铺上凉席睡觉休息，或忙着准备饭菜。到了晚上，他才会去外面放放风、透透气、乘乘凉。如果实在热得受不了，他就来到学校办公室，打开吊扇，躺在办公桌上睡觉。 这天傍晚，学校突然停电了。本来就很荒凉的校园，霎时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显得阴森森的，让人觉得恐怖。王加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到操场上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坐下。本来想浴着晚风乘凉的，结果讨厌的蚊子从四面八方向他袭击，根本就不允许他安静。无奈，只有回到家里，点上蚊香强迫自己睡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可怎么也睡不着，大脑越来越清醒。折腾了个把小时的样子，他又点着蜡烛，起床看书。看着看着，还是觉得太闷，于是拿出蒲扇，走出校园，到部队抽水房里与广广黄聊天。 聊得实在是无话可说了，他再才返回家里，强迫自己睡觉。依然睡不着。干脆去武汉！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太受煎熬了。 产生这个念头之后，王加根就点燃蜡烛，开始准备去武汉必须带的东西。钱，粮票，牙膏、牙刷、毛巾、换洗的衣服……一样样清好，装在双肩包里之后，他再次回到床上。 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脑子一会儿又清醒了。 突然记起小说手稿《房子儿子》还没有完稿，又点着蜡烛，趴在床上接着写。用方格稿纸誊抄看来是来不及了，但至少应该带个完整的稿件到武汉，去杂志社征求编辑的意见。 趴着写了一会儿，感觉腰酸背疼。他又穿上背心和长裤，坐到客厅的小桌子上写。写着写着，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又把衣裤扒掉，还是赤膊上阵，一边与蚊子战斗，一边构思着小说的情节。 换过两次蜡烛之后，小说终于结尾了。他如释重负地伸了伸懒腰，把一大摞潦潦草草的手稿塞进背包里。大功告成，再应该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回到床上，却依然睡不着。手表好些天没用了，发条没上，一直“罢工”。也不知到了几点钟，离天亮还得多久。 这样想着，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带上办公室的门钥匙，又拿了一盒火柴在手里，走出家门。 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得大地如银似水。王加根径直来到办公室，打开门之后，又划着火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凌晨四点半。 既然快天亮了，他就不想强迫自己睡觉。回家把拖鞋换成球鞋，准备到校园外面的田间小路上跑步。兴冲冲地冲出学校大门，外面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儿。 青蛙鼓噪，昆虫此起彼伏地鸣叫，更加烘托出四周的寂静。王加根又心生胆怯，有点害怕。不远处，还传来恶狗凶猛的吠声。他打退堂鼓了，重新返回校园，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觉肯定是睡不成了，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看到地面上堆着的几条脏短裤和几双臭袜子，他拎起塑料桶，去校园后面提水回来。把脏衣服扔进脚盆里，加入洗衣粉，倒水泡上。找来一个小凳子和搓衣板，他开始搓洗这些天积攒下来的脏衣服。 衣服洗完，晾到门口的晒衣绳上。 东方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 王加根回厨房看炉子，炉膛里的蜂窝煤只有两个眼儿是红的，基本上熄灭了，已经没有重新燃着的希望。他不得不把煤灰倒掉，直接在炉膛里面烧木柴，煮了一碗面条。 过完早，王加根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家里，挂在客厅沿墙的一根铁丝上。然后背起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前往花园火车站，赶南下去武汉的列车。 第七十九章 造访编辑部 王加根到达湖北大学时，已经过了上午十一点。 望着气派的学校大门，他突然感觉自惭形秽，几乎没有勇气走进这所高等学府。 “我既不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也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连函授学员都不是，门卫会让我进去么？别人会不会耻笑我？”他心里这样想。 还好，门卫对进出校园的人员并不仔细盘查，而且非常热情地回答王加根的询问，告诉他成人教育学院该怎么走。 到了成教学院，才听说函授学员住在学生宿舍。在学生宿舍楼，他碰到了好几个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大家见到他，知道他是来找方红梅的。笑他没出息，意志不坚定，问他是不是在家里熬不住了。 徐磊告诉他，女学员住在附属小学，独门独院，进出都得登记。那里是男学员的禁区，没有学生证，恐怕别人不会让他进去。 “我带你去。”徐磊自告奋勇，显得特别仗义。 到了附属小学，证明徐磊刚才完全是危言耸听。他们进入女学员住的宿舍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他老婆。方红梅看上去瘦了。见到老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刚给加根写了信，叫他快点儿来武汉，两人想到一块儿了。 已经到了吃午饭的钟点儿，方红梅拿起碗筷，带王加根去学生食堂。徐磊也返回男学员宿舍，去拿他自己的餐具。 湖北大学的伙食比孝天县师范学校要强得多。能够单独点菜，还有供应的菜汤。不过，打饭同样必须排队，菜的价格也比较贵，一盘清炒茄子就要三角钱。 吃饭时，方红梅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这段日子的学习和生活。她说，面授学习比中学生抓得还要紧。每天上午下午都有课，晚上还要自习两个钟头。辅导员天天检查督促，守在教室里记考勤。 “你来了，我恐怕也没时间陪你。”方红梅略带歉意地说。 “没关系。我自己到处转转。”王加根丝毫也不介意，“下午我准备去趟《长江文学》编辑部，带了篇稿子，想让编辑看看。” “你去！晚上还是回这儿来吃饭。”方红梅随后又补充了一句，“睡觉就去男学员那里挤一挤。” 王加根心有不甘地望了老婆一眼，还是认同了这种安排。他又不能睡在女生宿舍，更不可能带方红梅去外面的旅馆开房。忍忍！反正过几天就要回家的。 饭后两人都没有午睡，肩并肩，一起走向学校操场。坐在树荫下的石凳子上，方红梅这才告诉王加根，她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估计是怀孕了。听到这儿，王加根没有方红梅所想象的那么激动，似乎还有什么心思。他仔细推算方红梅怀孕的日子时，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 方红梅怀孕的时候，他刚出院。当时淋巴结消肿了，但疥疮还没有治愈。打了那么多吊针，吃了那么多药，病又没有完全好，药物和身上的病菌会不会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担心和焦虑，使得他即将成为父亲的喜悦大打折扣。 “应该不会！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方红梅听过王加根的顾虑，带着侥幸的心理安慰他，当然也是安慰她自己。 “但愿不会有什么事！菩萨保佑我们生个健康聪明的宝宝。”王加根附和着方红梅，但心里的石头并没有真正落地。 眼看下午上课的时间快到了，方红梅起身走向教学楼。 王加根就准备去《长江文学》编辑部。行李都放在附属小学了，他轻装上阵，手里只拿着一个牛皮信封，信封里装着他的小说手稿。 这个牛皮信封，也算得上他的“杰作”呢！ 因为经常向报刊编辑部投稿，对信封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必须是纸张质地好、比普通信封要大的那种特制信封。特制信封不仅价格贵，邮局还时常没卖的。因此，王加根比较注重“废物利用”。 收到编辑部的退稿时，他不会随意撕开，而是拿小刀子沿封口慢慢地撬，尽可能保证信封完好无损。抽出里面的信件后，继续用小刀子撬信封上粘贴的地方，恢复信封的原貌，翻过面来，再重新粘上。这样，就有了一个可以重新利用的信封了。 从改装信封中受到启发，他又开始自己制作信封。 逢到学校买课本和参考书籍时，他就会把包装用的牛皮纸收集起来，裁去破损的部分，裁成长方块，做成大小不一的信封。紧接着，原材料又扩充到了废弃的年画、过时的挂历等物件上。只要有一面是空白的纸张，都能为他所用。信封做多了，他还摸索出一些小窍门。比方粘贴，如果是大批量制作，一个个地涂胶水相当麻烦。速度慢不说，有时还会把信封的中间粘住了。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裁剪好、尚未粘贴的信封摊开，一个一个地摞在一起，留出需要涂胶水的地方，一次性涂好胶水，再逐个逐个地粘贴。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保证粘贴信封的质量。 这种“变废为宝”的创造性劳动，不仅解决了缺少信封的难题，还能够让他拥有小小的成就感。投稿不用花钱买信封，邮费又由编辑部出，刚性成本就只剩下方格稿纸。当然，成本再小，投出去的稿件如果别人不采用，还是一件让人闹心的事情。 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让自己的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是最大的愿望。而决定他们愿望能否实现的人，或者说，裁决他们作品命运的人，则是报刊杂志社的编辑。对于这些掌握着他们作品生杀大权的编辑们，作者的敬畏和崇拜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啊！ 王加根就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前往《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的。他记得编辑部地址是“东亭二路特一号”，但问起东亭二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于是就直接报《长江文学》的名号，可询问了好几个人，别人还是直摇头。 这么一家有名气的杂志编辑部，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长江文学》杂志社隶属于省文联，或许与省文联在一起。再次遇到行人时，王加根就询问省文联怎么走。别人还是一问三不知，抱歉地对着他摇摇头。按说省文联级别也不低呀！这么高规格的单位，大家怎么还是不知道呢？ 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 花了一个多小时，走得腿都发软了，他才在一片绿树丛林中看到了“hub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招牌。这是一栋新建的办公楼。远离闹市，位置偏僻，坐落于荒山野岭。文联是作家诗人云集之地，都是写东西的人，当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王加根在心里这样解释。 省文联的门房兼做小卖部。天气炎热，王加根的喉咙早已干得冒烟了。他买了一瓶汽水，咕嘟咕嘟喝完之后，才向卖东西的小姑娘打听《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 “在文联三楼。门上有字的。”小姑娘干净利落地回答。 王加根道过谢，用手抹了抹额头和脸上的汗水，屏住呼吸，如同朝觐一般，开始前往他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到达三楼时，他的心脏怦怦直跳，询问小说编辑是哪一位时，声音都有点儿发抖。 “你找周编辑吗？来来来，你跟我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把他带到三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房门开着。里面摆着四张桌子四把椅子，但只坐着三个人。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而空座位的主人，恰恰就是王加根要找的小说编辑。 老先生问在座的三位，知不知道周编辑去哪儿了。 大家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老先生于是招呼王加根坐，又急急忙忙地去其他办公室寻找。 问遍了三楼所有的办公室，大家都不知道周编辑的去向。 老先生返回时有点儿生气，自言自语地唠叨：“小周太不像话了！上班总是不守摊子，动不动就开小差，又不与其他人打个招呼。” 其他几个编辑默不作声，大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味。 老先生转而问王加根，找周编辑有什么事，能不能先留个电话，或者写个通讯地址。 王加根于是从牛皮信封里抽出自己的小说手稿，递交给老先生。同时抱歉地解释道：“时间太仓促，还没来得及用稿纸誊抄。” 老先生接过小说手稿翻了翻，又退还给了王加根。他非常严肃地强调，交给编辑的稿件，最好还是用方格稿纸誊抄，便于编辑审阅和修改，也方便统计字数。这是投稿的基本要求。接着，老先生又问王加根是哪儿人，做什么工作，从事写作几年了，发表了哪些作品。显然是为了缓和气氛，无话找话地闲聊。 王加根一一如实作答。 聊了十来分钟，周编辑还是没有出现，王加根只好起身告辞。 返回湖北大学的路上，他怏怏不快，情绪异常低落，与刚才来的时候判若两人。这就是省文联？这就是编辑部？那本印制精美的《长江文学》杂志，就是出自这个地方？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圣地？这些，就是我向往已久、孜孜以求的生活？ 省文联办公楼是新做的，办公家具却非常陈旧。桌子和靠背椅的油漆都已脱落，周编辑的那把椅子坐着还有些晃动。铁皮柜锈迹斑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古董。那么窄小的一间办公室，居然摆着那么多的家具，容纳四个人办公，显得拥挤不堪。再加上举止卑微的老先生、冷若冰霜的编辑，工作氛围毫无生气，令人压抑…… 回想起刚才寻找省文联时，向别人打听，别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单位！要是他向别人打听武汉卷烟厂、黄鹤楼酒厂、武汉手表厂这些工业企业，或者询问武汉商场、中南商业大楼、武汉中心百货商场这些商业企业，情况肯定不一样。难怪汤正源谈起“文联”“作协”这些机构时，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这些事业单位无权无势，又没钱。 这次不愉快的造访，动摇了王加根的理想和信念。 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到底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说实话，他不愿意一生当教书匠。虽然他在理性上承认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的日子，单调乏味，绝对不合他的心意。这样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想起来就不寒而栗。他的这种想法，可能会遭到一些正人君子的猛烈抨击，说他没有牺牲奉献精神，没有爱岗敬业的优良品质。但我们认为，每一个人的潜质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追求和梦想。尤其是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不刻意去危害社会和别人，所有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都是值得尊敬的。 这些年，王加根一直在做着“作家梦”，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作家协会，争取调到文联、文化馆，甚至是乡镇文化站工作。万没有想到，连神圣的《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都是如此惨不忍睹。神像轰然倒塌，他感到万分的失落和痛苦。既郁闷，又迷茫，就像一艘在大海里航行找不到灯塔指引的轮船，突然之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如果不朝写作方面去发展，自己还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成绩呢？ 当科学家肯定不现实。去兴办实业，争取当个企业家？或者去做生意，争取当个成功的商人？似乎都不可能。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哪儿来的本钱经商办企业？再说，他也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和天赋，更没有冒险的勇气和精神。改行从政当个公务员？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那种“万事不求人”的臭脾气，也不适合在官场上混。这样看来，自己简直一无是处！ 一路走，一路这样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王加根不知不觉来到了东湖风景区大门口。他瞄了一眼手表，下午三点四十分。这个钟点儿回湖北大学，估计方红梅还没有下课。他进不了女学员住的附属小学。男生宿舍那里估计也没人，自己去哪儿落脚呢？ 在校园里游荡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去东湖风景区转一转。 这样想着，他就从梨园入口进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不少行人背着游泳圈，他突然特别想游泳。 小时候，每逢夏天，他几乎天天泡在王李村的池塘里。奶奶总是吓得要死，挪动着小脚村前村后到处找，直到把他从池塘里拽起来，押回家里才放心。他上师范学校之后，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游泳的机会就很少了。今年夏天都快过完了，他还没有下过水呢！ 如果能在东湖里游泳，肯定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这些背的游泳圈的人，会从哪儿下水呢？王加根不好意思跟着别人，于是爬上了纪念屈原的行吟阁，登高远望。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他终于看见了东湖里的畅游者，以及这些人下水的沙滩。于是，他迅速从行吟阁上冲下来，几乎是小跑着往那片聚满了人的金色沙滩奔去。 到了沙滩上，他忙不迭地脱衣裤、脱鞋袜，捋下手表，塞进裤子口袋里，然后把这一大堆衣物集中放在一起。他只穿着一条短裤头，欣喜若狂地跳进了碧波荡漾的东湖里。 浸泡在清凉的湖水中，随着波浪的起伏，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当他手脚并用开始畅游的时候，那种久违的快乐和舒适，几乎让他眩晕。真正有了那种“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的感觉。 太舒服了！远离湖岸之后，他竟然兴奋得嗷嗷乱叫，引得周周不少人莫名其妙地瞧他。也不知在水里泡了多长时间，当他感觉身上的皮肤特别是手指头在起皱的时候，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水面，走上沙滩，走向那堆安然无恙的衣物。 王加根团起t恤衫，擦了擦前胸和后背，又把t恤衫展开套在身上。然后，坐在沙滩上穿袜子、穿凉鞋。因为短裤头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不打算穿长裤了。把裤子搭在手臂上，就开始往湖岸边儿走。 上岸之后，王加根想看看到了几点钟，伸手去裤子口袋里摸手表，却发现手表没有了。他一下子慌了神。急急地把裤子前后左右的口袋再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于是，他沿着上岸的路线往回找。一直找到最初堆放衣物的地方，仍然不见手表的踪影。 手表丢了。极有可能是从他搭在手臂上的裤子口袋里滑落后，被别人捡走了。 第八十章 时不我待 陪伴自己五年多的手表突然没有了，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 这只手表是他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那年白素珍送给他的。江苏常熟生产，据说买的时候花了五十五块钱。 因为这只表，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一分钱的助学金也没有拿到。后来，因为手表老是出故障，找人维修又花了好几块钱。 这只手表无疑是王加根迄今为止最贵重的私人物品。 没想到，来武汉的第一天，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我为什么要来武汉？为什么鬼使神差地突然想到去游泳？为什么上岸之后没想到把手表戴在手腕上？”他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却找不出答案。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你不是对白素珍恨之入骨么？凭什么继续使用她送的东西？有骨气的话，你早就应该把手表还回去。再说，你这样的家庭、身份和条件，根本就没有资格戴全钢机械表。掌握时间，买几块钱一只的电子表就行了。丢手表的事情，暂时就不要告诉红梅！免得影响她的情绪。也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诉苦有什么用？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安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说不定别人还会幸灾乐祸呢。”王加根自己对自己这样讲。 “别人玩得多么开心啊！怎么唯独我处处不如意？红梅呀，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倒霉蛋？我现在是赚钱无路，扬名无门。越来越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未来的命运，注定了只能与穷困潦倒为伴。你会与我风雨同舟么？你能心甘情愿地陪我受苦受难么？”他突然非常害怕失去方红梅，又在心里与老婆交谈起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王加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方红梅会离他而去。未必，是她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让他产生了自卑心理？ 回到湖北大学，王加根站在大门口犹豫了好半天。 按说，他应该直接去找他老婆，但他又怕去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受不了别人如看稀奇古怪一般地盯着他，更害怕听到别人的评头品足。一个大男人，老是在女学员的专属区域进进出出，的确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情。还是去男生宿舍！先把晚上睡觉的地方定下来，再到学生食堂看看能不能买到饭。这个钟点，估计已经过了开饭的时间。 傍晚的男生宿舍热闹非凡。 函授学员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刷牙，有的着身子在擦澡。不过，更多的人是在休闲娱乐，充分享受紧张学习之余难得的空闲。打扑克，下围棋，走象棋，吹口琴，拉胡琴，或者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唱歌，鬼哭狼嚎一般。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闹的闹，整栋宿舍楼如同嘈杂热闹的农贸市场。 这里的学生宿舍与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格局差不多。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每个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王加根来到熟悉的师范同学住的宿舍时，宋双清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 这种行为看上去虽然不雅，但比起他们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时的光景，还是要文明得多。那时，男生们白天内急去学校的公共厕所，晚上小便则是站在宿舍门前的走廊里，直接朝着树木和草地扫射。 徐磊和涂勇都坐在下铺，一人面前的地面上放着一个装有热水的塑料盆。徐磊双脚泡在塑料盆里，正在弯着腰洗脚。涂勇看来刚刚洗完，正卷起裤管坐在床上，一边修剪脚趾甲，一边与大家聊天。 看到王加根，两人不约而同地打了声招呼。 涂勇又接着刚才中断的话题，评论他们的授课教师。 大致意思是说，教他们《现代汉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讲师，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但行为举止相当随便，不修边幅，完全不像一个大学教师。这个讲师上课时，身穿沾满油污的白汗衫和褪了色的蓝裤子，脚上是塑料凉鞋，也不穿袜子。讲课过程中，一会儿把手叉在腰上，一会儿又用沾满粉笔灰的手去摸鼻梁。结果搞得脸上、汗衫上花花花绿绿的，如同京剧里的小丑。 “我看啊，教书的先生都一个德行。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师，都是差不多的，除非你混上个教授的头衔。”涂勇这样总结道。 王加根耐心地听完涂勇的讲述，没有发表评论。他挨在徐磊身边坐下，提出了晚上在这里借宿的要求。 “没问题！我们挤一挤就行了。”徐磊非常爽快，接着又问，“你吃晚饭了吗？” 加根如实回答：“还没呢。也不知道食堂还有没有饭菜。” “应该有。食堂关门比较晚，你拿我的碗去打饭！” 听徐磊这样讲，他也不客气，从床头拿起徐磊的碗筷，进卫生间洗了洗，就径自走出了男生宿舍。 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王加根与他老婆方红梅迎面相遇。 方红梅穿着白衬衣，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丝光袜和白凉鞋，亭亭玉立，光彩夺目，差点儿没让加根认出来。她说自己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他回，只好一个人去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也是一边吃一边等他。 “我刚刚吃完，正准备回宿舍，看来又得向后转了。”她扬了扬手里的碗筷，看见加根拿着餐具，奇怪地问，“你从哪儿弄的碗筷？” “徐磊的。”王加根回答说。 “脏不脏啊！怎么能够用别人的碗筷吃饭呢？快还回去！”方红梅毋庸置疑地对他发出命令。 王加根有点儿为难。借了碗筷又不用，徐磊会不会有想法？ “还是带着！不用他的，用你的就行了。吃完之后再还给他，免得让他觉得尴尬。” 听加根这么讲，红梅也觉得有道理，没再说什么。 两人相拥着，卿卿我我地前往学生食堂。饭菜买好后，王加根拉开架式，准备狼吞虎咽。 方红梅突然发现什么不对劲，问加根：“你的手表呢？” 王加根举起的筷子停在半空，然后轻轻地放下来。这事怎么瞒得过去呢？他的两只手臂上光着呢！没办法，他只有把今天的悲惨遭遇陈述了一遍。说实话，就算方红梅不追问，他也很难把这事隐瞒太久。在方红梅面前，他根本就藏不住话。如果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方红梅，他就会感觉特别难受，甚至觉得对不起老婆。 方红梅听说手表丢了，满脸的惊诧，觉得非常可惜。她心里难免有一丝愠怒，但并没有让这种情绪溢于言表，尽可能表现得比较轻松，显出无所谓的样子。 她安慰加根说：“丢了就丢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或许，你命中注定就不该有这块手表。等以后我们有钱了，再去给你买一块上海生产的名牌手表。” 王加根听到这里，眼圈一热，泪水差点儿漫了出来。这比骂他还让他难受。如果方红梅恼羞成怒地骂他一顿，或许他不会这么自责，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他拿起筷子，不声不响地埋头吃饭。 方红梅本来有好多话要对他讲。 自王加根光顾女生宿舍之后，在湖北大学附属小学这个“女儿国”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那些长舌妇们以王加根为话题，在方红梅面前说三道四，让方红梅觉得甚为有趣儿。比方，大家说方红梅找王加根这么个小朋友当丈夫不好。年龄小，身个儿矮，难以找到那种背靠大树的感觉，想在丈夫面前撒娇都不可能。得知王加根是方红梅的师范同学，现在既没有搞函授，也没有读电大，更没有搞进修，而是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大家惊讶得直伸舌头。 “自学考试多难啊！说不定一生也拿不到大学文凭。还是应该选择学制相对比较固定的方式奔文凭，最好能够弄个脱产进修的指标。”岳小晶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且告诉方红梅，“王莉的老爸是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的教授。你们可以去找王教授开后门，弄个脱产进修的指标。” …… 女函授学员们讲的这些话，方红梅是准备转述给王加根听的。由于丢失手表的事情影响了她的心情，王加根又显得那么郁闷，她就提不起聊天的兴趣。 王加根闷头闷脑地吃完饭，放下筷子，突然沮丧地说：“我不想在这儿呆了，想回家去。” 方红梅没有应声。 王加根继续说：“小说编辑没见着，手表又丢了，在这儿玩得一点儿也不开心。晚上又不能和你一起睡觉，难受死了。” 方红梅说：“小说编辑不在，你可以再去一次呀！他总不至于天天都不上班。你明天去买一本稿纸，在男生宿舍里把手稿抄下来，重新去一趟《长江文学》编辑部。至于手表，丢了就不要再去想它了。想又想不回来，反而搞得自己心情不愉快。” “但是我想那个……这么长时间没在一起，心里像鸡子抓。” 方红梅的脸上突然如同泼了血一般，红彤彤的。其实她的想法与王加根差不多，只是不好意思这么直白地表达出来。 “没出息！”她含情脉脉地嗔了加根一眼，停顿片刻，又说，“要不这样！今天你跑了一天，也累了，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你到附近景点转转，下午早点儿回来，晚上我们一起回花园镇。后天早上，我再坐火车来武汉。” 加根当然求之不得！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丢手表的烦恼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一趟附小。我给你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t恤衫。你明天就穿那套衣服出去玩儿。”方红梅提醒道。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又是一热。他马上站起身，拥着老婆走出了学生食堂。 路上，方红梅把在食堂想说又没说的那些话，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她劝王加根还是想想办法，争取脱产进修。 加根心里很清楚，红梅是听进了岳小晶灌的迷魂汤。她怕加根落在别人的后面，担心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脱产进修必须有指标呀！花园教育组的领导们怎么会把这种好事给他呢？ “要不我们就去找找王莉她爸？”方红梅似乎看出了加根的心思，决定采纳岳小晶的建议。 “这不是说笑话么？”王加根马上予以驳斥，“要是王莉她爸能够弄到脱产进修的指标，他何必让自己的女儿去考湖北大学的函授？地区教院的一个教授，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不过，她还是想私下里找找王莉，探听一下她爸究竟能不能弄到教师脱产进修的指标。 到了男生宿舍门口，两人就要分手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又迈不动了，不约而同地站在路边。 方红梅说：“你把碗筷还给徐磊后，我们还是在校园里转转！” 王加根当然明白老婆的意思，一路小跑着进了男生宿舍，又跳着蹦着奔向附属小学。 方红梅很快就出来了。两人手挽着手，开始在校园里面轧马路。 虽说是暑假，仍然有不少没有回家的学生。有的在图书馆用功，有的在操场上打球，有的在林荫道闲逛，还有的在僻静的树林里谈情说爱。加根和红梅走到学校操场后，干脆坐在了足球场的草坪上。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两人不再说话。彼此都能听见对方的呼吸，感觉到对方的心跳。如同两块磁铁，他们越靠越近，终于挨在了一起。拥抱，亲吻，抚摸，忘情地呻吟和呢喃。显然，这样的肌肤之亲还不能让他们解恨。但是，操场上又没有遮挡的屏障，他们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扒掉自己的衣服？王加根开始后悔来武汉时没有带《结婚证》。如果带了《结婚证》，他们就可以去外面的旅社开间房，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 现在两人虽说见面了，却没办法在一起睡觉。这情形比不见面还让人难受。 红梅与他的感受是一样的。 她满含热泪，喘着粗气，完全是一幅要死要活的样子。 “我们到操场边的花坛那里去！”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轻言细语地提议。 王加根当然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马上站起身来，拉起老婆。 两人相拥着，径直走向操场角落的一个花坛，躲到大树的后面。 避开人们的视线后，两人又抱在了一起。王加根急不可耐地掀起方红梅的裙子，扒下她的内裤…… 这是他们第一次站着过夫妻生活。 小别胜新婚。让他们欣喜的是，这次亲热竟然比较顺利，而且相当成功。夫妻俩都得到了满足。 生理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第二天就没有一起回花园镇。 王加根继续留在武汉。 尔后几天，他一直没有走出手表丢失的阴影，完全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打发时间的方式，除了在校园里闲逛，就是在男生宿舍里睡觉，或者借用徐磊的学生证，去图书馆看书。 置身于大学校园，和函授学员们挤住在一起，向来心气比较高的王加根不再自命不凡，反而经常莫名其妙地自惭形秽。 晚上，听着别人高谈阔论或大声喧哗，他不敢插言，更不敢表达自己的抗议和不满。半夜上厕所时，他总是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声响，影响和妨碍到别人。毕竟，他是寄人篱下，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他害怕惹得别人不高兴，引来别人的责备和嘲讽。 在附属小学女生宿舍那里，不管方红梅在还是不在，他都觉得特别别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感觉手脚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上，完全不听使唤。得知女函授学员把他们寒酸的婚礼当成笑料谈论，王加根羞愧得满脸通红。看到方红梅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如别人，他黯然神伤，心里觉得万分难过，暗地里骂自己枉为男人。 一个人呆在牌坊中学的家里时，王加根曾狂妄地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他甚至像罗曼·罗兰小说中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看不起好多学者和名人，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现在出来走一走、看一看，他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妄自尊大。 全国有那么多高等院校，每年该有多少毕业生啊！再加上函授、电大、夜大、脱产进修、网络教育和自学考试，每年的毕业生也是源源不断。若干年后，还有中专生的立足之地么？饭碗都难得保住，还谈什么出人头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百舸争流，不进则退。别说学者和名人，照眼下的发展趋势，方红梅就有可能把你甩得很远！举国上下以文凭论英雄，你不去奔文凭，就必定会落后呀！ 王加根这时才意识到，通过写作改变现状的想法太幼稚，太不切实际了。没有扎实的文学理论知识作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积累，仅凭一腔热情在家里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写出像样儿的文章的。就算侥幸发表几篇作品，抑或在如火如荼的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又能怎么样呢？自己顶礼膜拜的《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还不就是那个样子！何况古今中外的文人总是摆脱不了穷困潦倒的命运。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时间不等人啊！王加根突然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再这么糊里糊涂地虚度光阴，几年之后，就会落在众人后面，连方红梅都会看不起你！先不谈成名成家，当务之急是要站稳脚跟，保住位子。在牌坊中学保住教师的位子，在家里保住丈夫的位子。既然已经放弃了函授学习，又没有脱产进修的机会，那就死心塌地参加自学考试！把奔文凭当成头等大事。复习备考，同样能够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对！要把握好轻重缓急。”王加根这样告诫他自己。 第八十一章 高考落选 结束面授学习，方红梅和王加根一起回到牌坊中学时，已经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 打开家门，难闻的霉味扑鼻而来。没有做油漆的家具依然如故，但桌面、床上、橱柜和衣柜台面上到处都是老鼠屎。几本杂志和几张报纸被撕得稀里哗啦，散落地客厅和卧房的地面上。一个礼拜无人居住，家里被“高客”们糟蹋得不成样子。 王加根这才后悔自己疏忽大意，走的时候忘记了在家里下老鼠药。 到学校办公室两头的房间里一看，也大同小异。两间房都被老鼠浩劫过，尤其是厨房，看上去惨不忍睹。装米的布袋子被咬破了，大米撒了一地。竹篮里的几个土豆全被啃过，有的只剩下一小半儿。锅碗瓢盆上面全都留有老鼠的粪便。 赶紧清理，撸起袖子做卫生！ 该扫的扫，该抹的抹，该洗的洗，该晒的晒，该收的收，该扔的扔。夫妻俩顾不上旅途的疲乏和劳累，很快就投入到了清洁大扫除中。 整整忙了两天，三处属于他们的“居所”才基本上恢复了原貌。 干活儿的时候，方红梅总是感觉心里隐隐作呕，隔不一会儿就想小便，一天往学校厕所里跑了无数趟。吃饭没有胃口。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包括饼干和水果之类的零食，放进嘴里却味同嚼蜡。而且，她总是感到特别疲劳，昏昏欲睡。 什么原因呢？或许回娘家去住一段时间会好一些。方红梅也确实想念她爸妈和弟妹了。从收音机里听到高考成绩通知单下发，并且公布了录取分数线，方红梅马上就想到了敬文。她一刻也不敢耽误，马上就想回方湾菜园子村。 她要王加根陪她一块儿去，但王加根没有同意。 王加根说，他想在学校里修改和誊抄《房子儿子》，等把这篇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投寄出来之后，再去方湾玩几天。 方红梅没有强求。 距开学还有二十多天，这么长时间让王加根一直呆在方湾菜园子村，他也会觉得不自在。就让他在家里照门！ 天太热了。 王加根大清早骑车送方红梅去花园火车站，就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到候车室时，他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湿透了。 吸取上次的教训，方红梅规规矩矩地买了到孝天火车站的车票，准备在孝天城转汽车回方湾。这么热的天，太阳晒在身上如火烤，加上身体又不适，她是没有办法从肖港步行十五里路到方湾的。何况，前段日子一直下雨，瀤河的水位肯定又上涨了。能否正常摆渡过河，也是一个未知数。还是走孝天城比较保险。 检票进站后，狭窄的站台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显得拥挤不堪。 一看那架势，方红梅就为能否挤上列车而担忧。果不其然，列车刚刚进站停稳，站台上的人们便拼命地往车门口挤。没有人理会乘务员“先下后上”的叫喊。下车的下不来，上车的又上不去，引来不堪入耳的叫骂声。停车只有两分钟。两分钟还不能上车的话，列车就会不管不顾地开走。 方红梅在人们的推推搡搡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车门。看到有不少人从打开的车窗口往车上爬，王加根灵机一动，也起心效仿。他拉起老婆的手，朝开着的车窗跑去。方红梅扒上窗框后，王加根就用双手托住她的屁股，使劲往上推。列车上的旅客也热情地伸手相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生拉硬拽地把她弄进了车厢。 方红梅的脚刚落车厢，火车就哐当哐当地启动了。 真险啊！这哪里是乘车，简直就是在打仗。 座位肯定是没有了，连座位之间的过道都挤得水泄不通。方红梅随身带有一个装有衣物的提包，前后左右看了好半天，也没找到适合放置的地方。她只能一直拎着。后来，在好心人的提示下，塞到了别人的座位下面。她这才找了个可以立足的地方，手扶着小桌板，勉强站稳身子。 身边有一位男乘客内急，因为无法去厕所，竟然背对着其他乘客，把小便尿在空啤酒瓶里，然后从窗口倒出去。尿液顺风钻入后面的车窗，飘洒到一位女乘客的脸上，惹怒了这只愤怒的“小鸟”，招来破口大骂。肇事者不敢应声。而那些仅仅闻到骚味、没有受到尿液攻击的人们，则乐不可支起哄。笑声在车厢里回荡。 一个小时的车程，让方红梅倍受煎熬。不过，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真正严酷的考验，竟然出现在从孝天火车站到中心城区的路上。 孝天火车站与中心城区由八里远的城站路连接。这条路上，跑着孝天城唯一的公交车。当然，也有出租车、黑面的、三轮麻木、两轮摩的来回跑，与公交车抢生意，但价钱要贵好几倍。红梅下火车出站后，没有理会那些拉客的个体营运者，耐心地等候公交车。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看到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 她拎起提包，迎着公交车跑过去，和蜂拥而上的人们开始了新一轮的肉搏。这回运气不错。公交车刚好停在方红梅的身旁。她不仅顺利地上了车，还占到了一个座位。她因此非常开心，面带微笑地欣赏街道两旁的风景。 可惜好景不长。满载乘客的公交车从孝天火车站出发没多久，就停下来不动了。方红梅把头伸到窗外，看到前面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显然是堵车了。据说，城站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发生了交通事故，肯定会有交通警察来处理呀！等不了多长时间。大家都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期待着公交车重新启动。 十分钟过去了，前面依然水泄不通。 二十分钟过去了，所有车辆还是一动不动。 公交车司机等得不耐烦了，他索性把车子熄火，从驾驶室跳下，蹲在公路边的树荫下面乘凉。 正午的骄阳炙烤着汽车，公交车厢里面完全变成了烤厢。酷热难耐，头上、脸上和身上淌着汗水的乘客们牢骚满腹，开始骂骂咧咧。有的说自己起早了，遇到鬼了；有的后悔没有坐个体营运的三轮车；有的叫公交车司机把车门打开，想下车透透气…… 公交车司机从树荫下面站起身，喊着售票员的名字，叫售票员赶快卖票。等所有的乘客都买了票之后，司机这才打开了车门。 没座位的乘客纷纷下车。有的干脆往中心城区步行，有的站到路边的树荫或者屋檐下面，聊天，看风景。 方红梅和其他有座位的乘客坚守在车上，忍受着太阳的暴晒和热浪的烘烤。他们都不愿意下车，担心自己的座位被别人抢占了。 这些执着的人们，真是要座位不要命啊！ 一个小时过去了，迎面而来的车辆开始动了。吉普车、拖拉机、三轮车、摩托车、平板车、自行车，这些块头儿比较小的车辆，充分发挥灵巧的优势，见缝插针，各奔前程。汽车的喇叭声、拖拉机的轰鸣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人们的喊叫声响成一片。 大家驾驶着自己的坐骑，在公路两旁的人行道和凸凹不平的土堆上摇晃着前行，努力逃出这片是非之地。 紧接着，一些大型货车和客车也迎面开来，与方红梅乘坐的公交车擦身而过。但是，从孝天火车站前往中心城区方向的车辆仍然纹丝不动。跑到前面去“侦查”的乘客回来说，一辆满载钢筋的大货车侧翻了，车上的钢筋滚落一地，挡住了半边公路。交警也无能为力，正在等着吊车来搬运…… “再等一个小时，看车子能不能开动。”悲观者这样预言。 听到这个消息，车上又是诅咒声和谩骂声一片。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一些不讲道理的人，甚至把矛盾指向那个拖钢筋的倒霉司机，说他翻车又不认个地方，要翻就直接翻到路边的水沟里去好了，干嘛要翻在公路上祸害别人？ 方红梅一直没有作声，静静地坐在公交车上，耐心地等待。 她心里很清楚，发牢骚、说怪话、通娘骂老子，都无济于事，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么热的天，再去着急上火，只会让人更加烦躁。不如省下一点儿力气，多安静一会儿。反正道路已经堵死了，也不可能换乘其他的车。太阳那么毒，更不可能步行进中心城区。现在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等待。反正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就是回方湾菜园子村探望家人，早一点儿或者晚一点儿到家，没多大关系。 夏日正午的太阳，似乎不是在放射光芒，而是在喷射火焰。空气中热浪滚滚，一片灼人的炙热。因为烈日长时间的烤晒，公交车的外壳已经烫手，车内的温度不断升高。坚守在车厢保卫座位的人们，如同扣在闷热的蒸笼里面，几近窒息。 他们终于忍受不了，陆陆续续下车，到路边的树荫下乘凉。 方红梅也走出了车厢。除了汗流浃背以外，她的喉咙干得冒烟。于是，沿路寻找卖汽水的地方。走了好几百米，连一家商店也没有。因为担心公交车跑了，她又不得不失望地返回。 接下来的等待，果真花了一个多小时！ 当前面的车流缓缓移动，公交车也跟着发动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已经少了一大半，座位都没有坐满。 下公交车后，方红梅又前往孝天客运站转长途汽车。 到达方湾菜园子村时，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 家里只有红梅她妈和腊梅，母女俩正在厨房里做饭。方红梅进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敬文考了多少分。 “四百二十六分，连中专分数线都没有过。”坐在灶膛前烧火的腊梅神情沮丧地回答。 “怎么可能？怎么只考了这么一点分？敬文不是感觉良好么？”方红梅万分惊讶地问。 腊梅不吱声。 红梅她妈掀起衣服角揩眼泪。 “金安他们几个考得怎么样？”方红梅继续问。 腊梅说，敬文的三个结拜兄弟考得都不错。金安过了中专线，老二和老三过了第一批本科线。 “那敬文怎么会考得这么差？”方红梅越发觉得奇怪了。 腊梅又不做声了。好半天，她才嘟哝着说，高一高二时，他们几个人搅在一起瞎胡闹，根本就没有好好搞。到了高三，别人睡醒了，敬文又谈起了恋爱，分了心。 高考分数出来后，方敬文很少在家里呆。 除了晚上睡觉和一日三餐回来吃饭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外面游逛。有时，接连几天都见不到他的人影儿。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睡觉，吃饭是如何解决的。父母担心他出事，就让敬武去街上和他的拜把子兄弟家寻找。 消失几天之后，敬文往往又会突然出现在菜园子村。 他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吊儿郎当地走着，像个“大尾巴狼”。不管遇到谁，都不理不睬。哪怕别人主动与他打招呼，他也不应声。回到家里，同样一言不发，对所有的人视而不见，对所有的问话充耳不闻。进门就直接到厨房盛饭，默不作声地狼吞虎咽。吃饱之后，碗筷往桌子上一丢，点燃一只香烟，叼在嘴里又走出家门。一路吞云吐雾地往方湾街上去……高考落选，他似乎没有丝毫的自责，更谈不上反省。好像失败的责任不在于他本人，完全是别人造成的。 只要有敬文在家，老的少的都噤若寒蝉，不敢与他交言。尤其是方母，总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动不动就偷偷地抹眼泪。 “敬武又去街上找他了。”腊梅最后补充道。 说话间，方红梅见她爸走进了家门。父女俩简单地问候了两句，话题又转到了敬文身上。方父坚定不移地认为，敬文之所以阴沟里翻船，就是因为交友不慎，与金安这几个“狐朋狗友”搅在一起，后来又分心谈恋爱，害在了那个“小妖精”手里。 老人家愤愤不平地发过牢骚，就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唉声叹气。抽烟时目光呆滞，如同遭到雷击一般。 见方母眼睛红肿，泪珠仍挂在眼角，他没好气地吼道：“哭什么哭？有么事值得哭的？那些死了儿子的，还不是照样在过！只当没有生那个狗日的。” 骂声刚落，只见穿着短裤和拖鞋、身上晒得黑不溜秋的敬武出现在了大门口。 “找到了没？”腊梅问。 “找到了。在后面，马上就回。”敬武一边回答，一边拿起脸盆，到厨房里打冷水洗脸。 没一会儿，敬文就黑丧着脸回来了。 他对家里所有人置之不理。看见大姐方红梅，只是瞟了一眼，也没打招呼，就像没看见似的。然后，径直走进厨房，盛了一大碗大米饭，拿起一双筷子，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自顾自地吃起来。吃饭，夹菜，喝汤，他都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如同示威一般。 吃饱喝足之后，他照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叨在嘴上，搜出打火机点燃。眼望着神台上方贴着的像，吞云吐雾。 整个屋子里的气氛异常压抑和沉闷。 “你怎么只考了那么一点儿分呢？”方红梅实在憋不住，还是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了一句。 敬文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没好气地回答：“胜败乃兵家常事！谁能保证百战百胜？” “可是，你输不起啊！家里这么穷，你不知道爸妈供你读书有多难。你只需稍稍用一点儿功，说不定就能够考上大学的啊。” “稍稍用一点儿功？说得多么轻巧！那你怎么只考了个县师范学校？你怎么没有考上大学？”敬文强词夺理地反问。 方红梅无言以对，恨铁不成钢地叹了一口气。 腊梅这时嘀咕道：“你要是不谈恋爱，肯定不会考得这么差。” 敬文马上转移进攻目标：“你凭什么说我？你有什么资格教导我？大姐瞎猫子碰到个死老鼠，读了两年县师范学校，还能够说我两句。你考了那么多年，连个中专都没有考上，现在还不是在市一中！谈恋爱跟高考成绩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没有谈恋爱，我看你明天考上清华北大的！” 可怜的腊梅被揶揄得直抹眼泪。 方父实在看不过去，横眉怒目质问敬文：“怎么？你没有考取还有理？别人就说不得你几句？” “就是说不得！考取没考取，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干你们屁事？”敬文狂妄地叫嚷道。 “你自己的事情？你吃的喝的穿的哪儿来的？不干我们的事，那你为什么要我们负担？为什么隔三差五回来要钱？” “好！从今往后我不要你管。我和你决裂！断绝父子关系！”敬文从板凳上站起身，把还没有抽完的半截香烟狠狠地摔在地上，气呼呼地扬长而去。 见此情景，方红梅心里万分难受。 她既同情父母，也觉得外强中干的大弟可怜。高考分数出来后，敬文的女朋友也与他分手了。 高考落选与失恋的双重打击，敬文承受得了么？ 第八十二章 妊娠反应 回娘家好几天了，方红梅一直食欲不振、疲乏嗜睡。 联想起自己两个多月没来月经，她估计是被岳小晶说中了——怀了孕。 这天下午，她在挑水浇菜地的时候，突然感觉心慌气闷。从村里的公用水井到她家自留地，也就几百米的距离，五六十斤重的一担水，怎么跑了两三趟就吃不消了呢？ 这种情况以往没有过的。她更加坚信自己有了，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是好。时下的一些电影或小说里面，描写女人知道自己怀孕要做母亲时，总是欣喜若狂，幸福感油然而生。方红梅觉得不可信，因为她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或许，是由于她根本就不想这个时候怀小孩。 经济拮据，微薄的工资一个月管不到下个月，又欠着那么多的账债。再多一张嘴吃饭，他们哪里养得活？还有，小孩生下来谁来照顾？她爸妈还在为三个弟妹的前途拼命。加根的父母又是那么个情况，自身难保，不可能管他们。她和加根都有工作。一个在搞函授学习，一个在参加自学考试，都在奔文凭，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抚养小孩呀？ 接着挑水！挑不动也要强迫自己挑，走不动也要强迫自己走。把水桶再打满些，步子再拿快些，一定要把肚子里的“小东西”压下来。 未成型的孩子啊！你不要怨我心狠，只怪你来得不是时候。 这样想着，红梅就拼起命来挑水。衣服被汗水浸透了，肩膀被扁担硌破了，她全然不顾。来来回回地跑了五趟，一口气挑了五担水，她突然感觉头晕目眩，差点儿栽倒在地。勉强支撑着身体回到家里，放下水桶和扁担，就倒在堂屋的竹床上，浑身上下虚汗直淌。 方母凑了过来，见红梅脸色发乌，嘴唇发白，吓得手足无措。 她摸了摸女儿的额头，拿毛巾给女儿擦汗，不停地问：“怎么回事？刚才出门时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成了这样？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想不想喝水？” 方红梅无力地躺在竹床上，懒得回答母亲。 她一心指望肚子里的小孩能够掉下来。 尔后几天，她完全不想吃东西。以前喜欢吃的饭菜都不香了，产生不了一点儿食欲。为遮人耳目，不让家里人看出破绽，她总是强迫自己下咽。可每次端起饭碗，扒两口就不得不放下来。放下又端起，端起又放下，反反复复四五次，甚至中途还要小睡一会儿，才能勉强吃点儿东西。 肚子隐隐作痛地闹腾了几天，又安然无恙了。 看来，这个小家伙硬是不愿意离开，赖在她身上了。怎么办？干脆去方湾卫生院做掉。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她都熟悉，别人会为她保守秘密的。但是，王加根对这些一无所知啊！ 这孩子既是我的，也是他的。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我怎么能够擅作主张呢？他要是知道了，还不把我杀了！加根是那样喜欢孩子，不只一次要我为他生育。算了！就让这小东西留下来。让他（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一起尝尝贫寒和穷苦是什么滋味。 “加根，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我想回家。我要和你一起保护我们的孩子。” 说来也巧，就在方红梅内心深情呼唤丈夫的第二天，王加根就来到了她身边。或许，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听方红梅讲自己可能怀了孕，王加根马上提出去医院检查。 当天下午，他们就乘车回了花园镇。从花园火车站回牌坊中学，正好途经花园区卫生院。王加根不由分说，就要带方红梅进去检查，但方红梅却显得有点儿犹豫。 花园区卫生院没有高科技设备，孕检完全靠妇产科医生的双手和眼睛。想起妇产科医生残酷无情地在自己体内乱摸，她就心有余悸。这些人根本就不管你难受不难受，痛苦不痛苦，全是铁石心肠。 “算了！她们顶多只能判断我怀孕没有。做不了b超，不可能看到胎位正常不正常。”方红梅想打退堂鼓。 王加根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方红梅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妇产科。 检查的结果与方红梅推测的情况一模一样。医生证实她有了，但胎位是否正常说不清楚，说是要等到怀孕三个月之后做b超才知道。 走出花园卫生院，两人茫然不知所措。 虽然妇产科医生罗啰嗦嗦地讲了许多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但他们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二十岁出头的他们，完全没有做父母的心理准备。对于怀小孩、生小孩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们什么都不懂啊！ “还是去买几本！”无助的王加根只能想到向书本求助。 他觉得，书本上写的或许更科学、更靠谱一些。既然能够写成书出版，肯定都是专家的意见，比乡镇卫生院医生的信口开河更令人信服。 方红梅没有提出异议。她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两人于是重返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过铁路旁的小巷子，翻过横跨铁道的人行天桥，来到花园镇热闹的大街上。 方红梅感觉双腿如灌了铅一样，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到了火车站门前的广场，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卖凉粉的小摊上坐了下来。 “你去书店！我就在这儿等你。”她有气无力地说。 王加根把提包放在老婆的脚跟前，满怀忧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独自一人走向花园镇唯一的新华书店。 方红梅坐在凉粉摊儿的小桌子前面，不停地喘着粗气。来来往往的汽车散发出浓重的汽油味儿，熏得她胃里翻江倒海，难受极了。因为实在支撑不住，她便趴在桌子上，头枕着双臂打盹儿。时不时又睁开眼睛，看看民主街那边儿，希望王加根快点儿回来。 但左等右等，好半天都不见王加根的人影儿。新华书店那么近，买几本书怎么要这么长时间？ 正纳闷儿时，方红梅突然头晕目眩，胃里有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上涌。她赶紧站起身，跑到街道旁边儿的僻静处，扶着电线杆子，“哇”地一声呕吐起来。腹部一阵接一阵的收缩和抽搐，食物不停地往外喷。胃很快就排空了，最后吐出来的，全是绿色的苦水。 她面色惨白，样子特别吓人。 过往行人有的驻足观望，有的边走边回过头来盯着她看，但没有人上前询问，或者向她提供帮助。 呕吐过后，方红梅满眼是泪，口里又苦又涩。 她向卖凉粉的大妈要了一杯凉水噘口，重新坐到小凳子上。 又等了十来分钟，方加根才一手拿着几本书、一手拎着一长条五花肉，微笑着走了过来。他说，买完书后，又去十字街菜市场割了点儿肉。家里只有几样蔬菜，一点儿荤腥都没有。 方红梅一肚子怨气，本想对王加根发泄的，但看到他满脸笑容，又有点儿于心不忍。没办法，伸手不打笑脸人。 接过王加根买的《青年夫妇卫生指南》《妇女卫生问答》《优生咨询》《母子保健手册》等四本书，她又有点儿不高兴。 这些书大同小异，肯定有不少内容重复。买一本看看就行了，根本就没有必要买那么多，浪费钱！可已经买了，又不能退。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生闷气。 男人办事，没有哪一件是能够让人省心的。 回牌坊中学还有四五里路，想起来就让人犯愁。 要是有辆自行车就好了。 “你先走！回家之后，再骑车来接我。”方红梅有气无力地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王加根答应着，拎起地上的提包就走。他大步流星，时不时还小跑一段儿，一心想快点儿回家拿自行车，返回来接老婆。 方红梅目送王加根走远，也站起身来，强打精神跟在后面。 她想，自己至少要翻过火车站里面的天桥。这段路，自行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 他们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时，西边的太阳已经落下了地平线。 因为胃里面全部排空了，方红梅感觉特别饿，但家里又没什么零食。蜂窝煤炉子熄着，也没有办法做饭。 王加根赶紧骑车到邹肖村小卖部，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桔子罐头。把这两样东西交给老婆后，再开始生炉子，洗菜，筹备晚餐。 在王加根跑前跑后忙碌的时候，方红梅翻开刚刚买的书，细心研读起来。 书上说，从妊娠开始的最初三个月，孕妇应尽可能不过性生活。看到这一提示，她就为那天在湖北大学操场上的荒唐之举，以及回家之后接连几天的而脸红。 还有一点让方红梅特别不安，那就是宝宝的健康问题。她仔细地推算了一下自己怀孕的日子，正好是王加根患病期间。那段日子，加根的身体状况那么差，又一直在用药，会不会影响受精卵的质量？ 医生诊断王加根身上的红疙瘩是疥疮，会不会有误诊？她担心那些讨厌的东西是“鬼风疙瘩”，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荨麻疹。书上说，这种病对生育的影响特别大，有可能导致胎儿先天性痴呆。 求菩萨保佑，千万别让我们的孩子有生理缺陷啊！孩子可以不聪明，可以不漂亮，但起码要健康。我们不奢望生育“天才”和“神童”，只要宝宝和大多数小孩一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行了。 吃了两块饼干，喝了几口罐头水，方红梅又没有了食欲。 她洗了洗手，擦了把脸，就在床上躺下了。 王加根劳神费力做的晚饭，她一口也没有尝。 接下来的几天，方红梅还是没有胃口，什么东西也不想吃。 王加根急得团团转，宿舍厨房两头跑。一会儿煮鸡蛋，一会儿冲凉粉，一会儿煮米饭，一会儿下面条，一会儿炖汤，一会儿炒菜，但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功，老婆浅尝辄止。 他急着眼泪都出来了。 红梅看加根这么辛苦，有时就强迫自己吃。可咽下去的东西，进入胃里就往上涌。想吐又吐不出来，十分难受。 有时她特别想吃一种东西，但真正等王加根弄回来之后，吃到嘴里又变了味，咽不下去，见到油腻的东西就恶心。 早晨还没有起床，或者挤牙膏刷牙的时候，她就会莫名其妙地反胃和呕吐。无论是在床上，还是在凳子上，稍微坐一会儿就头发晕。只有躺着，才感觉舒服一点儿。 睡！睡！睡！整日昏睡。面部朝上平躺着睡。侧卧着睡。面部朝下趴在床上睡。伸直了身子睡。蜷缩着身子睡。枕在枕头上睡。拿掉枕头睡。把枕头垫高了睡。各种各样的睡姿，全部尝试过了。 时间睡久了头又疼，下床走路飘飘然。每次上厕所，离开蹲坑儿站起身来时，总会头晕目眩，摇摇晃晃，双手扶墙才能勉强站稳。 “怀孩子真不是滋味啊！”方红梅大口地喘着粗气，万分痛苦地发着感叹。 联想起农村里那些想生儿子的妇女，一生就是六七个，她觉得不可思议。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她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啊！这个时候，她才深切地体会到，做个女人太不容易了。仅十月怀胎这一件事，就比男人不知要苦多少倍。还要生孩子，孩子出世之后，还要哺乳和抚育。难怪有个电影明星说过一句经典台词：做人难，做女人更难。 不过，做男人同样也不容易。 王加根看到方红梅这不想吃，那不想吃，一会儿说头昏，一会儿叫肚子疼，一会儿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一会儿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干呕，他也手足无措，心急如焚。 方红梅干呕暂停时，脸上总是糊满了鼻涕和泪水。 王加根就手忙脚乱地倒热水，搓毛巾，不失时机地递过去，或者帮红梅擦拭。他能做的仅此而已，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减轻老婆的痛苦。一旦红梅说想吃什么东西，他都会想方设法地弄回。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也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花园镇有卖的，他就会不辞劳苦地跑一趟。 这天，方红梅说想吃水果，叫他去买几个梨子和苹果回来。 王加根高兴坏了，推出自行车就准备去花园镇。可是，当他打开钱包时，却发现里面只有五角七分钱。 怎么办？怎么办？老婆好不容易有了吃水果的欲望，好不容易主动要东西吃，而我手里却没钱了！他真恨不得抽自己两耳光。 去找隔壁程彩清家里借点儿，他又抹不开脸面。 情急之中，王加根记起家里还有一本银行存折。翻箱倒柜，找出银行存折一看，上面果然还有五块四角七分钱。 他带上存折和现金，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赶往花园镇。 先去银行取钱。银行规定，存折账户上至少要保留一块钱的余额，他只能取出四块钱。 用这四块钱和钱包里的五角七分钱，他到花园火车站门前广场的水果摊上买了几斤苹果和梨子。 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总算满足了方红梅吃水果的愿望。 买过水果，他们又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当然，困难只是暂时的，再过两天，学校就该发八月份的工资了。 王加根身上的疥疮一直没有好断根儿。去武汉之前的一个多月，身上基本上不痒了，但从武汉回来之后，又旧病复发。大腿上起红斑点，生殖器上长红疙瘩，成片成片的，一块一块的，痒死人。 他天天抹红霉素软膏，抹肤轻松软膏，但效果都不怎么明显。 加根非常担心自己的皮肤病传染给红梅。因为他从书上看到，孕妇在怀孕的前三个月，禁止使用任何药物。 他把两人穿的衣服鞋袜严格隔离，使用的毛巾也严格区分。睡觉两人也分床。方红梅睡卧室的床铺，他则在睡在客厅地面的凉席上。晚上也不关门窗，只在大门口摆两把靠背椅，防止坏人和野兽进入。 八月十五号是牌坊中学发工资的日子。 总务主任邹贵州吃过早饭就来到学校，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等着教师们来领钱。 王加根和方红梅到办公室时，见丁胜安、张仲华、赵乾坤、宁海涛、肖玉荣、董志芳、程彩清和炊事员肖金平都在里面。有的在签字，有的在数钱，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聊天，比开会还热闹。 临到王加根签字画押时，在是否偿还学校借款的问题上，方红梅与他产生了分歧。王加根考虑到马上要请油漆工油家具，八月下旬他又要报考下半年的自学考试，加上老婆怀孕之后，开支肯定会大幅增加，所以叫邹贵州这个月暂时不扣他们的钱。 方红梅却不同意，提出还是扣他们一半儿的工资。 自她知道王加根与邹贵州的“厕所谈判”之后，心里就一直非常难受。虽然邹贵州申明是在“开玩笑”，但别人说的那些话，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她不想让邹贵州为难，更不想让其他同事看不起，想尽快把欠学校的钱还掉，不愿意老是背着账债过日子。 最后，邹贵州还是尊重方红梅的意见，扣了他俩一半儿的工资。 第八十三章 雄心勃勃 王加根去孝天市教育局办理下半年自学考试报考手续时，还办了一件大事情——帮敬文联系好了复读的学校。 敬文高考落选后，家里人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方父虽然扬言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对敬文的事情再也不管了，但那只是恼火时说的气话，不可能当真。正如他无数次警告要削减敬文的生活费一样，事到临头，他还是下不了决心。对敬文依然有求必应。哪怕敬文要星星，他也会仰望天空，冥思苦想好半天。 与敬文吵过闹过之后，他又私下里安顿红梅和加根，让他们托熟人找关系，帮敬文联系一所学校，让敬文去高三复读。 红梅和加根已经就这事商量过好多轮。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基本上都在小学或初中任教，没有听说有教高中的。方红梅的函授同学中有没人教高中，此前她没怎么关注过。 两人愁眉不展时，王加根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同村的王青松。他从白素珍口里得知，王青松从杨岗中学调到了孝天地区实验中学。这所学校是完全中学，既有初中，又有高中。 为什么不找王青松试试呢？他借这次自学考试报名的机会，就去了一趟孝天地区实验中学。 结果，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王青松问过敬文的高考分数和基本情况，当即就带着加根去找他们学校的校长。校长不仅答应了接收敬文复读，还承诺在收费方面给予优惠。王加根喜出望外，马上乘车去方湾菜园子村，拉上方敬文一起到孝天地区实验中学报了名。 熬煎了全家人半个月的难肠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回牌坊中学后，王加根又得到一个好消息。方红梅告诉他，赵乾坤得知他们要给家具做油漆，主动上门，向他们推荐了一个油漆工。 油漆工是赵乾坤老婆的弟弟，也就是他小舅子。赵乾坤说，他小舅子从事油漆工这行当有好几年，质量方面尽可能放心。至于收费，既然是熟人关系，肯定比别人便宜。 “那真是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油漆匠呢。”王加根喜形于色，似乎有那种“瞌睡来了遇到枕头”的感觉。 赵乾坤的老婆姓潘，是花园铁路道口看守员。两人结婚后，赵乾坤一直住他老婆家里，类似于上门女婿。 王加根去过他们家一次，知道他们住在花园镇中山后街。因此，第二天到花园镇买菜时，他就推着自行车找上了门。 赵乾坤正好在家。乾坤的岳父母和小舅子也在，只有他老婆去花园铁路中道口上班了。 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油漆家具的商务谈判上。 王加根与小潘师傅约定：油漆家具采取半包的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包工不包料”。原材料由王加根负责购买，小潘师傅只负责施工。九月一号开工，工期十天。家具全部油好后，王加根向小潘师傅支付工钱三十五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小潘师傅找来纸和笔，写了个原材料购买清单。包括调和漆、底漆、中层漆、面漆等涂料需要多少，需要哪些辅助材料。他嘱咐王加根，必须在九月一号前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以免影响工期。另外，由于做油漆气味比较重，施工的屋子里最好不要住人。 王加根说，这个他早有考虑。因为他老婆怀有身孕，绝对要远离高污染环境。他们准备从新居搬到原来居住的地方，等家具油漆做好了，确认家里没有气味了，再搬回来住。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新学年开始时，牌坊中学变化很大。学校新修了围墙，把原本在校园外面的操场圈到了校园里面，整个校园面积扩大了一倍。学校大门有四五米宽，顶端是钢筋焊成的圆拱，“牌坊中学”四个大字熠熠生辉。两扇铁栅门非常气派，铁栅门中间，还套有一个单人通行的小门。门房是用片石和火砖砌墙的，屋顶铺有红色的机瓦，内外墙全部用水泥和石灰粉刷，看上去既结实耐用，又显得小巧玲珑。 进牌坊中学大门，是一条用火砖头铺成的甬道，甬道两旁栽上了青翠碧绿的女贞树。在门房与最南边的那排校舍——也就是王加根和程彩清他们住的那排房子之间，修了两个水泥乒乓球台子，挖了一个跳远的沙坑，增加了一个单杠和一个双杠。 除了校容校貌的变化，人事方面的变化同样很大。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增加为四人。校长还是丁胜安，总务主任还是邹贵州，教导主任张仲华提拔为副校长，语文教研组长宁海涛提拔为教导主任。教师调走了两人，同时新分配来了两个师范毕业生——都是女生。另外，从辖区内宁家河小学调来了一个姓宁的老教师，负责看守大门，当门卫。去年被学校弃用的邹肖小学民办教师邹金桥，也卷土重来了，担任英语教师。据说，学校领导还准备对他委以重任。 新学年的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新任教导主任宁海涛宣布了教师分工。 王加根教初三（1）班的语文，同时兼任这个班的班主任。听到这种安排，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两年前，他雄心勃勃，曾幻想着把当时的初一（1）班带到初三，通过自己勤奋努力的工作，送一届像样儿的毕业生。第一年，他干得风生水起，浑身是劲，成绩也非常明显。第二年风云突变。他先是被安排教初一英语，几天之后又被调整为初一英语和初二语文，不再担任初二（1）班的班主任。这种莫名其妙的变动，如当头一盆凉水，浇灭了他的热情。王加根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地混了一年。他精心调教的那个班，管理大不如从前。组织纪律涣散，学生的学习劲头和成绩整体下滑，已经落在了平行班的后面。如今，学校又把这个乱摊子交给了他。 他怎么可能没有情绪？还有一点让他想不通：既然准备让他教初三毕业班，为什么不安排他暑假给学生补课？赚补课费的好处，让别人得了，现在又把工作的重担交给他。 他觉得学校领导这样做太欺负人了，在心里骂丁胜安，骂张仲华，甚至连老实巴交的宁海涛也不放过。做事太差火了！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们，见好处就捞，见利益就沾。从来不考虑普通教师的难处，不顾及普通教师的感受。难怪学校的教师对你们一肚子意见！ 随心所欲，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太把我们这些年轻教师不当一回事了。害得老子无所事事地往武汉跑，把手表也弄丢了。 骂归骂，闹情绪归闹情绪，王加根却不能抗拒学校领导作出的决定。身在职场，就得如同军人一样“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除非你不想端这个饭碗。更何况，他也非常渴望教毕业班。 中学教师要想引人注目，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去毕业班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你连毕业班都没有带过，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尽管非毕业班也很重要，但教学成果只有在毕业班才能够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 荣耀是属于毕业班教师的。这正于修建楼房一样，每一个人都知道打墙基重要，但墙基是埋在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评价楼房建得好不好，最终还是看露出地面的那部分。 中学实行的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升学率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素质教育听起来很美好，但素质这个东西虚无缥缈，又没有一个统一评价的标准，孰高孰低，说不清楚。还是升学率直观，评价起来也比较简单。就像说的那样，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学教师不教毕业班，就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找不到展示本领的舞台。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来遛遛才知道。 初三（1）班眼下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王加根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或者说，他并不认为这个班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毕竟，他一直担任这个班的语文教师，对班上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专业水平充满自信，又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他相信自己能够很快扭转初三（1）班的被动局面。因此，他非常希望当这个班主任。他甚至觉得，学校领导这个时候对他委以重任也恰逢其时。如果再过一年或者两年，等方红梅生了小孩之后，杂七杂八的事就多了。他的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毕业班教师的收入相对较高。 毕业班教师的高收入从何而来？是不是教毕业班就可以涨工资？当然不是。学校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别说学校，区教育组也没有权力随便给教师涨工资。 普通中小学是事业单位，属社会公益型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基本是财政包干，实行统一工资制度。工资定级和调整，教师工资是增加还是减少，只有财政部门说了才能算。通常来讲，影响教师工资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技术职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职称。一个教师的能力、水平、责任和贡献，是通过职称来衡量和体现的。职称高的，拿的工资就多；职称低的，拿的工资就少。 工资高低与教不教毕业班没有多大关系。只不过，毕业班教师拥有更多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比方，前面所提到的假期补课和平时每个周末的补课。仅加班费，一年算下来就比较可观。要是升学考试取得好成绩，还能拿到让人眼红的奖金。 眼下，方红梅身怀六甲，肯定需要补充营养。等孩子出世之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更多。王加根不能不考虑即将加重的经济负担，增加收入也就成了他的迫切需求。 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拒绝学校领导让他教毕业班的安排。 就这样，刚满二十岁的王加根，开始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成为牌坊中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把关教师。 他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 “终于轮到我王加根大显身手了，看我的！不管初三（1）班与初三（2）班的差距有多大，一年之后的中考见分晓！” 王加根同时也清楚，经验不足是他最大的短板。不过，这没有关系。他姐加枝曾送给他一本书，即苏联着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他相信，只要严格按这一百条建议去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能弥补自己经验不足的弱点。 如同即将奔赴战场的斗士，王加根走马上任之后就处于亢奋状态，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他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当好班主任，如何把初三（1）班带好，如何在中考时取得好成绩，一炮打响。 牌坊中学正式开学那天，油漆工小潘也来了，准备开工。 本来说好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由王加根负责购买，他现在顾不上了，完全抽不出时间去花园镇到处跑。他把材料清单退还给小潘，全权委托油漆工去采购。买回来之后，他装模作样地去验收一下就行了。 王加根必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上。 花了好几个晚上，他精心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准备让初三（1）班的学生填写。问题包括：你对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有没有信心？语文、政治、外语、数学、物理、化学六门功课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门？最讨厌或者说最害怕的是哪一门？你认为自己的哪门功课最好？哪门功课最差？你认为班上表现最好的同学是谁？组织纪律性较差的同学有哪几个？你对班主任及科任教师有哪些要求？你认为如何才能把初三（1）搞好？有哪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 在开展调查问卷的同时，王加根还准备自己出题目，自己刻钢板，自己印试卷，对初三（1）班学生进行一次摸底考试。 结合问卷调查及摸底考试所掌握到的情况，对全班学生的座位进行重新安排和调整。他知道，初三（1）班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不高，组织纪律涣散。上课时总有少数学生嘀嘀咕咕，思想开小差，或者干其他的事情。老师稍微离开一会儿，教室里就叽叽喳喳，如同打破了麻雀蛋，热闹非凡。 针对这一情况，他准备双管齐下，开展专项整治。 一方面，他要明查暗访。其他教师上课时，他就站在教室外面透过玻璃窗观察，或者从后门不声不响地进入教室，找个地方坐下来随堂听课。如果是自习时间，无论是哪个教师的，他都准备搬个椅子坐在教室里面，带本小说或者文学杂志，边看边守着学生。保证课堂的安静，培养学生专心自习的习惯。另一方面，实行班干部轮流值日制。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让他们把不遵守纪律学生的行为记在《班务日志》上。通过学生管学生，或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作文教学方面，除了延续写“小作文”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外，他还准备在班上成立一个文学社，激发学生写作的热情。让学生在班上朗读自己的作文，由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点评…… 当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想办法培育“尖子学生”。 成绩拔尖的学生正如体育比赛中的种子选手一样，是冲击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希望。这些“尖子学生”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升学率。 正当王加根热血沸腾，规划初三（1）班的美好蓝图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 初中学籍管理中的弄虚作假，使得毕业班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留级生。这些留级生成绩并不差，而是潜伏下来的“秘密武器”。 王加根到初三（1）班点名时，却发现一些本来应该在他们班的留级生，坐到初三（2）班教室里去了。留级生的随意调班，导致两个毕业班的人数失衡：初三（2）班人满为患，不得不增加课桌和板凳；而他所教的初三（1）班，学生人数还没有达到正常的班容量。 尤其让王加根感到气愤的，是学校领导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不闻不问。那些擅自转班的学生中，还有副校长的儿子、教导主任的女儿，以及本校其他教师的子女、弟妹或亲戚。 “狗眼看人低！我刚到初三（1）班上任，凭什么就认定我不行？” 面对别人的不信任，王加根只能私下里生闷气。眼见初三（2）班班主任肖玉荣喜笑颜开，整天洋洋得意的样子，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前段日子的兴奋与激动，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第八十四章 竞争对手 学校领导在大会上恭维王加根年轻有为，鼓励他在毕业班好好干，私下里却把自己的子女从初三（1）班调到初三（2）班。 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行为，明显就是对他不信任。 王加根怒火中烧，怎么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 可生气又有什么用呢？别人不信任你是有道理的。肖玉荣多年教初三语文，多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经验就是比你丰富。领导们可以把其他学生放在你手上当试验品，但他们自己的子女则绝对不行。稳妥起见，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小孩投奔肖玉荣。 这样看来，肖玉荣才是让王加根难堪的罪魁祸首。 肖玉荣家住邹肖村。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从结婚成家到儿女成群，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挪过窝儿。 父母一生只生育了她这么一个宝贝丫头。辛辛苦苦地把她拉扯大，送她上学读书，供她读到了孝天县师范学校。师范毕业之后，她一直在家乡的学校里任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父母让她坐堂招亲，找一个上门女婿，并且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老苏。 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有包办的嫌疑，但肖玉荣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当别人用羡慕的口气谈起她，说她不用处理恼人的婆媳关系，她的脸上总是露出满足而又欣慰的笑容。 老苏在花园镇化工厂上班，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早出晚归。入赘之后，他很快就把肖玉荣家当成了他自己的家，把肖玉荣的父母当成他的亲生父母，照顾老人比肖玉荣还要细心。他还主动提出，将来如果有了小孩，无论是儿子还是姑娘，一律姓肖。果不其然，他们接连生下的一女两男，无一例外地成了肖氏宗族的后人。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对老苏肃然起敬。 肖玉荣在家乡的好几所中小学教过书。从牌坊中学由高中改为初中那年起，她就固定在这所学校里了，没再去其他学校。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里离邹肖村比较近，照顾家里方便。 教书是凭良心的事情。马虎一点儿，得过且过，就会觉得无所事事；认真负责起来，又会发现事情总是做不完。 肖玉荣属于后一类人。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已经够她操心劳累的了，家里又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她还经常找学生交心谈心，去学生家里走访，把教育教学工作做到细致入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年来，五花八门的荣誉纷至沓来：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五好家庭……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她家的两面墙壁，红彤彤的“荣誉证书”装满了一个大木箱。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肖玉荣事业上的成功，是在她同时作为贤妻良母及孝顺女儿的基础上取得的。她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家庭，也没有因为家庭而影响工作，真正做到了工作家庭两不误，事业生活双丰收。 邹肖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玉荣她爸因病去世。家里所有的农活儿义不容辞在落到了她和老苏的肩上。由于两人都有工作，都要上班，他们只能起早贪黑，挤出时间去种责任田。三个孩子在邹肖小学读书，虽说生活上有玉荣她妈照料，但学习上的事情，还是得他们夫妻俩操心。 每天早晨去学校上班，肖玉荣总是肩上挑着水桶，手里拎着锄头或铁锨等农具出门。她家的责任田就在牌坊中学周边，她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去地里干活儿。下午放学时，她再从牌坊中学大门口的部队抽水房门口接两桶水，挑回家里备用。 班上了，农活干了，吃水也挑了——她总能做到“一箭三雕”。 放学回到家里，玉荣她妈通常会把晚饭做好。不过，吃完晚饭之后，肖玉荣还是得洗碗、清场、洗衣、喂猪、清点鸡鸭……把所有的家务活忙完之后，再来辅导孩子们的学习，检查他们的家庭作业。 眼见玉荣这么辛苦，丈夫老苏煞是心疼。他提出把家里的责任田退给村里，不种田了。老苏说，家里就老太太一个农业户口，供应的粮食又不是不够吃，何必要种那几亩责任田？ 肖玉荣赞成老苏的观点，可又担心老太太不同意。 果不其然，当玉荣她妈听说他们要退责任田，立马在家里骂开了：“才种了几天田？就不想干了！我和你爸与黄土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叫苦叫累过。莫忘了本！现成的田地不要，掏钱去买粮食吃。合算么？你们不种田我去种。反正我这把老骨头也不值几个钱！” 老太太一骂，夫妻俩再也不敢提退责任田的话了。 直到后来，肖玉荣实在吃不消，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老太太这才慌了神，又主动提出把责任田退给了邹肖村。 老苏还是小苏的时候，工作就特别卖力，进步也比较快。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从小组长到车间主任，从车间主任到如今的副厂长。他一步一个脚印，两年上一个台阶，如同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老苏荣升花园化工厂副厂长那年，厂子里给他分配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老苏于是提出把家搬到工厂宿舍。住在花园镇，三个孩子就能够到镇上的学校里上学读书了。 肖玉荣当然同意。花园镇的中小学都是公办学校，教学条件比民办学校好，教学质量也比民办学校高，对孩子们的成长有利。不过，她又担心母亲从中作梗。老人家已经年逾古稀，舍不舍得离开故土呢？告别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乡村，到陌生的花园镇过日子，老人家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夫妻俩私下里商量了好长时间，一直没有勇气向老太太提搬家的事情。直到那年暑假快过完了，即将开始新学年报名的时候，肖玉荣才不得不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去征求她母亲的意见。 “要搬你们搬！”老太太没好气地回答，“我一个人住在邹肖村。” 肖玉荣和老苏面面相觑。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怎么能够把老人家一个人放在邹肖村呢？ 玉荣她妈在家里是太上皇，说话一言九鼎，拥有绝对的权威性。老人家用毋庸置疑的语气，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搬家的事，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考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要再提了！” 得！这事完全没有了商量的余地。花园化工厂分配的那套房子只能空起来，供老苏上班时中午休息，或者加班时晚上留宿。 因为母亲的言传身教，肖玉荣一直恪守勤俭持家、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豆寇年华时，她也曾想过穿颜色鲜艳、样式新潮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老太太厉声教训道：“花花朵朵的媳妇，破破烂烂的姑娘。莫总是穿得妖里妖气的，去招人惹眼！” 结果，肖玉荣添置衣服只能选择蓝色、黑色、褐色和灰色，样式也是最普通、最大众化的。一年四季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不溜秋。亮一点颜色，或者款式新一点的衣服，她绝对不敢买，更不敢穿。直到现在，她还没有穿过裙子，更别说花花绿绿的奇装异服了。 为人父母之后，肖玉荣把这种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传承到了自己的下一代身上。三个小孩穿的衣服多半是她自己织布，或者从供销合作社买回廉价的布料，找裁缝做的。家里人穿的毛衣都是她买回毛线，一针一线织成的。鞋子也是她自己纳鞋底，用布头邦鞋面，然后缝合在一起，亲自动手做的。只要能够自己在家里做，决不花冤枉钱去外面买——这就是肖玉荣勤俭持家的原则。 遇到同事、朋友、亲戚劝她，叫她给子女们买衣服，把小孩打扮得时尚和漂亮一点儿的时候，肖玉荣总是笑着说：“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年一个样儿。买那么贵的衣服干嘛？穿又穿不烂，多浪费啊！再说，屁大一点儿年龄，何必那么讲究？我们小的时候，衣服还不是补丁摞补丁？如果讲吃讲穿，还是资产阶级的香风毒草呢！” 在生活上向最低标准看齐，在学习上向最高标准看齐。肖玉荣一直这样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子女。 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她会伤心落泪；孩子们学习上取得进步，她就喜笑颜开。 肖玉荣一直从事语文教学，辅导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没有问题，但辅导他们的数学却觉得非常吃力。为了当个称职的家长及辅导老师，她又挤出时间，重新去温习丢了好些年的数学课程。 家里那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他们怕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孤单寂寞，专门买回尽孝的。电视机买回来好几年了，打开看的时候却不多。家里的大人都怕这东西分散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 …… 王加根碰到的竞争对手，就是这样一位各方面都很优秀，又十分严谨的女人。年龄与他母亲白素珍差不多，教龄可以赶上他的岁数。 肖玉荣多年担任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送过好几届毕业生。尽管教学业绩平平，但牌坊中学把关教师的位子却稳如磐石。她几乎年年当先进，二十岁时就入了党。面对这样一个女中豪杰，花园教育界的老模范，从来没有教过初中毕业班的王加根，拿什么去向别人叫板呢？眼见本应在自己班上的留级生都去了初三（2）班，他没有强求他们重新返回，也没有去找学校领导或者肖玉荣理论。 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别人不信任你，不愿意在你任教的班上，要去投奔肖玉荣，你再去把他们拉回来，又有什么意思？ 他王加根没有那么贱。 “你们看不上我，我还不愿意侍候你们呢！” 再说，这些逃离的留级生，都是有门道儿、有关系、有后台的“八旗子弟”。如果把他们拉回初三（1）班，万一明年中考失利了，他还没法向别人交待。到那时，别人就会骂他误人子弟，耽误了学生的美好前程，甚至会嘲笑他没有金刚钻，又揽瓷器活。 这样不值得。 初三留级生并非成绩差而留级。这些学生只是通过各种门道把学籍留在初三，想在初三再复读一年而已。准确地讲，这些留级生应该叫初三复读生。初三复读生往往比初三新生的成绩好，理所当然地成为冲击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主力军。 初三（1）的留级生都跑了，王加根只能寄希望于现有学生中成绩比较拔尖的。他盘点了一下班上期末考试的前十名，发现其中有六个学生的学籍仍然在初二。也就是说，这六个学生还会在初三复读，这一届根本就不会参加中考。种子选手跑路的跑路，缓考的缓考。初三（1）班明年中考真是凶多吉少啊！ 与初三（2）班相比较，初三（1）班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这是让加根最为揪心的，也是他感到愤怒的。但是，揪心和愤怒又有什么用呢？你第一次教初中三年级，从来就没有送过毕业班，人家肖玉荣却是多年把关的“老月母子”。学生家长肯定要选择让他们放心的教师呀！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读个好班呢？站在学生家长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王加根心里的怨气又消了许多。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他亲眼目睹了敬文高考落选后，方父方母伤心欲绝和悲观失望的惨状。农民家庭要想子女有出息，只有考学这一条独木桥。一旦被别人从独木桥上挤下来，那就没有了任何指望。 正在王加根为初三（1）班的前景和命运而担忧的时候，一个陌生男生拿着一张纸条来找他报到。 纸条是张仲华写的。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字：“请将王伟同学安排在初三（1）班。” 一看纸条，加根就火冒三丈。 他把纸条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那个叫王伟的男生，客气地说：“初三（1）班已经满员了，没有空余的座位。你还是去找张副校长，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一个班。” 听王加根这样讲，王伟同学只好有点儿沮丧地走了。 实际上，初三（1）班并没有满员。由于留级生一窝蜂地投奔肖玉荣，去了初三（2）班，导致初三（1）班的座位还有很多是空着的。而这段日子，恰好有不少外校的学生想来牌坊中学插班。隔不了几天，就会有陌生的学生或家长来找王加根，希望到他教的初三（1）班。 他的反感情绪是不言而喻的。成绩好的留级生都走了，又要他接收这些来路不明、摸不清底数的家伙。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可这些要求插班的学生都是有人引荐的。有的是学校领导指派，有的是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说情。碍于情面，他还是接纳了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如果是副校长张仲华介绍的，他坚决不收！ 这个叫王伟的学生，张仲华先是准备安排在初三（2）班，但肖玉荣没有收。理由是，她从侧面了解到，王伟是附近驻军部队的军人子弟，特别调皮。平时吊儿郎当，身体又壮实，肥头大耳，不好管理。 张仲华在肖玉荣这儿碰了钉子，就又写了张字条，想把王伟安排到初三（1）班。 王加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王伟拿着退回的纸条离开没一会儿，张仲华就气喘吁吁地来找王加根。他说，王伟看上去五大三粗，其实特别老实，成绩也说得过去。 “不管怎么说，王伟跟你还是家门的。一笔难写两个王字。他是部队军人子弟，照顾一下军民关系，放在你们班上算了。”张仲华嬉皮笑脸，近似于讨好地对王加根说。 “怎么？初三（1）班硬是个渣滓班？什么乱七八糟的学生都往里面塞！”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你们当领导的说话还算不算数？一直强调各班的留级生保持不动，结果初三（1）班的留级生全部到了初三（2）班！现在又把这些没人要的货色塞到初三（1）班。还有没有一点儿公平和正义？” 张仲华一脸的尴尬。 他言不由衷地解释说，留级生转班不是学校领导的意思。学生们是在暑假补课时自己坐进初三（2）教室的。 王加根听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嘲弄地问：“分班是学生自由选择，还是学校领导安排？” “当然是领导安排。”张仲华强词夺理，“可领导安排你又不听嘛！” 发现自己的话前后矛盾，张仲华又扯理由说，初三（1）班留级生太多了。如果全部留下来，教室里根本就坐不下。 “坐不下？坐不下可以再调剂！总不至于让所有留级生都跑到初三（2）班去？既然明知初三（1）班教室坐不下，现在为什么又要我接收插班生？”王加根说到气头上，完全不管不顾了，“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不信任我，可以不让我教毕业班！何必这样欺负人？王伟也好，张伟也罢，我也不管他老实还是调皮，既然肖玉荣不收，我也不要。不要不要！坚决不要！就是不要！” 张仲华一下子懵了，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相当难堪。 为挽回自己的颜面，他提高嗓门打了几句官腔，说王加根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把学校领导放在眼里，然后就气急败坏地走了。 第八十五章 教师节 九月十号上午，花园区人民政府在区大礼堂召开会议，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师节。 全区六百多名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全部参加会议，每人领到了一条毛巾和一个喝茶水的搪瓷缸。毛巾和搪瓷缸上，喷有“庆祝教师节”五个鲜红的大字。区教育组还给每个教师发了两块钱的过节费。 会上，花园区高官、区长、区教育组长都讲了话，还有教师代表发了言。内容和意思差不多，倡导全社会尊重教师，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办学条件，奖励优秀教育工作者。这些大话、套话和空话，近段日子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和广播里，大家早就听厌了。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看得大家眼睛痛、心里烦。所以，坐在会场上大多数人都没心思听台上的人讲话，而是在叽叽咕咕地聊天，互相打听今年工资调整后加了多少钱。 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在全国高官会通过后，有关调整教师工资的传言不绝于耳，各种推测和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最近半年来，教师们只要遇到或者聚在一起，就会聊起这个热门话题。 工资怎么调，收入可以增加多少，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乐观人士认为，工资至少可以翻一番，增加一倍。最悲观的估计，也是增长百分之二十。牌坊中学不少教师按照相应的增长幅度和比例，计算出了调整工资后，自己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大家天天盼，月月盼，对薪水的大幅度增长和收入的跳跃式增加充满了期待。 直到教师节的前一天，花园区教师工资调整方案才正式出台。 所有教师的工资确实都增加了，但增长的幅度却不尽相同。工资的定级与职称和教龄息息相关。职称越高，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的增长的幅度就越大，反之亦然。王加根和方红梅参加工作才满三年，每人每个月只增加了六元钱。绝对额虽然不多，但增长的幅度还是在百分之十以上。这次调资方案从今年元月份开始执行，前八个月的增加部分，九月份发工资时一次性补齐。也就是说，王加根和方红梅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九月份可以多领一百零八块元。 这笔飞来横财，刚好可以支付油漆家具的费用。 庆祝大会结束后，教师们作鸟兽散，各回各家——下午放半天假，大家不用去学校上班。王加根推着自行车，和方红梅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然后回牌坊中学。 进学校大门时，看见门卫老宁在生炉子。老宁用的是一个只有尺把高的土炉子，烧的是煤球，有时也直接烧木柴，当灶用。 老宁年过半百，老婆几年前因病去世了，他一直鳏居到现在。自调到牌坊中学之后，他就以校为家，基本上成了学校里的常住户。 他是花园区宁家河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年轻时找了个好老婆——或者说，是他老婆的弟弟有出息，官至孝天市财政局副局长。内弟为他在家乡谋了个教师职位，还是吃皇粮的公办教师。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最初把他安排在宁家河小学，可他根本就不会教书，承担不了任何一门课程。碍于市财政局副局长的虎威和情面，花园区教育组又不敢贸然解聘他，就把他调到牌坊中学看大门。 老宁的老婆虽然不在了，但留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成家，夫妻双双在宁家河种田。二儿子在大悟县财政局工作，目前还是单身。三儿子在孝天地区财贸学校上学。 老宁在宁家河小学上班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但与儿媳妇关系不好，加上孙子又磨人，搞得他特别闹心。他三番五次找小舅子诉苦，希望远走高飞。如愿调到牌坊中学后，他就很少回宁家河了。 老宁的工作职责，除了看守大门和收发报纸信件以外，还是学校的“司号员”，负责敲钟，掌握作息时间。走马上任十天来，他的表现可圈可点，赢得牌坊中学领导和教师们的普遍好评。 每天的起床钟、上课钟、课间操钟、下课钟、放学钟敲得都很准时，快慢节奏也比较规范。接过邮差送来的报纸和信件，他先挑出学生邮件，把收件人姓名抄写小黑板上，然后把小黑板挂在门口，等着学生们下课后来认领。然后，把报纸和教师的邮件亲自送到办公室。邮件交到收件人的手里，或者放在收件人的办公桌上；报纸则用报夹分门别类地夹起来，整齐地搁放在报架上。有时，他还借用学校食堂的铁锹，把办公室门前的杂草清理得干干净净…… 见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完会回来，老宁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叫他们在他这儿吃午饭。 王加根道过谢，又开玩笑说：“您小锅小灶的，我们要是在您这儿吃饭，恐怕连碗筷都不够用。更何况，您炉子还没有生着呢！我们说不定还快些。要不，你也不用忙乎了，干脆去我们家里吃。” 说笑间，两人推着自行车沿着甬道往里面走。 夫妻俩没有回新居，径直走向办公室西头的厨房——加根以前的宿舍。这间厨房从昨天开始，又兼做了他们的卧室。 办公室两头的两间宿舍，学校本来准备分配给新调来的教师。因为王加根说他们新居里的家具在做油漆，没办法住人。邹贵州体谅他们的难处，就答应他们暂缓搬家。不过，延缓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天。也就是说，教师节前后他们必须腾房子。 王加根与油漆工小潘定的合同期限，与这个时间刚好吻合。 如果小潘严格遵守协议，全力以赴施工，他们是能够在规定的期限内搬回新居的。遗憾的是，看上去老实巴交、商谈时信誓旦旦的小潘，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施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好几天都不打照面。 涂料是由小潘代买的，一共花了五十多块钱。辅助材料呢？还是由王加根准备。小潘今天要汽油，明天要松香水，上午要催干胶，下午又要牛皮纸……王加根是个外行，只能拿着小潘写的纸条，骑着自行车一次又一次地往花园街上跑，按要求的品名和数量购买。 花钱如流水！工期还不能保证。到昨天为止，家具才做完头道漆，如期搬家已经不可能。 邹贵州不高兴了。 因为新调来的教师天天逼他，找他要房子，而王加根和方红梅又迟迟不腾房，他没办法向别人交待，也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 王加根于是去找赵乾坤，催促他小舅子加快施工进度。 赵乾坤表现得也很无奈。 他笑着解释说，他小舅子同时做着好几个地方的油漆活儿，通常是轮流着施工。今天到这一家，明天去那一家，难免顾此失彼。其中有一个雇主急着结婚，小潘在那家做工的时间，相对就要多一些。 “慢工出细活儿。这样一边做，一边等着干，油漆的效果还好些。”赵乾坤反过来劝加根，“莫把邹贵州的话太当一回事，别理他！迟几天搬家又怎么样？学校里该有多少住房分配了又一直空着没人住！” 王加根觉得这样不好。 邹贵州在他困难的时候帮了他的忙，他怎么能够做这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事情呢？ 腾房催得急，新居又没办法住人。这件难肠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伤透了脑筋。 经与邹贵州协商，决定采取折衷办法，先把方红梅那间宿舍腾出来，两人到厨房暂住。等家具油漆完工后，再腾王加根那间房。 昨天下午，他们把方红梅宿舍里合并组建的“婚床”重新拆开。搬了一张单人床到厨房他们自己睡，留下一张床给新调来的教师使用。再把杂七杂八的东西一点儿一点儿地往新居搬，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如同蚂蚁搬家一样。 晚上他们只能挤在厨房里睡单人床，白天还得在这儿做饭。 运气还不错！早上出门时封的炉子没有熄。 王加根先撬开炉子，换了蜂窝煤，拿起搪瓷碗准备洗米。 “我要吃面条。”方红梅突然说。 王加根困惑地望着她：“你不是说面条吃得太多了，见到面条就反胃吗？煮饭也会很快的。” “我今天就是想吃面条！”方红梅语气非常坚决，看上去似乎还有点儿不高兴。 “行行行。那我就用瘦肉白菜下面条。”王加根一边说，一边把刚刚买回的白菜扔进塑料桶，准备到食堂门口去清洗。 临出门时，他又吩咐方红梅把瘦肉切成丝。 走到初三那排校舍时，看到初三（2）班教室里坐满了人。王加根这才记起，学校今天中午摆“鸿门宴”。以庆祝教师节的名义，宴请辖区内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实际上，是要这些地头蛇们出点血，捐点款，填补牌坊中学扩建围墙留下的经费“窟窿”。 学校食堂里热气腾腾。司务长小朱、炊事员肖金平和新招的临时工聂聋子忙得不亦乐乎。老远就能闻到飘散在空气中的鱼肉香味。 王加根打开水龙头，把白菜叶子一片片掰开，非常仔细地冲洗。 方红梅这段日子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如果白菜洗得不干净，回去是要挨骂的。 “小王回来了！准备弄什么好吃的？”一个声音从他身后响起。 王加根回头一望，见邹贵州笑嘻嘻地迎着他走过来了。 “丁校长找你有事。叫你到初三（2）班教室去一下。” 王加根将信将疑地望着邹贵州。 “怎么？你不相信？不信你可以直接问丁胜安。”邹贵州于是对着初三（2）的窗户大声喊道，“丁校长！丁校长！” 窗口立即出现了丁胜安的上半身。 “你是不是有事找小王呀？”邹贵州问。 丁胜安马上回答：“是是是。小王，你来一下。” 王加根这才停下手里的活儿，关好水龙头，跟着邹贵州前往初三（2）班教室。 “丁校长找我什么事呀？还是为退房么？”王加根一边走，一边问邹贵州，“这事我不是已经与你讲好了吗？” “跟退房子没关系。” “那他找我有什么事？” “到了你就知道了。”邹贵州故意卖起了关子。 丁胜安已经站在初三（2）班教室门口了，他身边还有一个军官。 经介绍，王加根才知道那个军官是驻军部队卫生队的王队长，专程来学校参加教师节庆祝活动。 王家岗驻军军队在教师节前夕已经有所表示，学校操场南边的单双杠就是他们捐赠的。王队长今天来，又送了六个开水瓶，以及一块写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八个字的玻璃镜框横匾。 王队长自我介绍说，他是河南洛阳人，在花园部队当兵十几年了，今年家属才随军。他们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这次也跟着他妈过来了，想到牌坊中学来插班上学。 “王队长想把他儿子放在你们班上。”丁胜安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王队长从侧面了解过了，知道你语文教得好。人家是慕名而来哟！” 王队长应和道：“对对对！我们团政委的女儿就在王老师班上，叫陈红。” 陈红她爸是团政委？这事加根今天才听说。那小丫头性情温顺，学习很用功，成绩中等偏上。王加根知道陈红是军人子女，但不知道她爸当这么大的官。 “你儿子叫什么名字？”王加根问王队长。 “王伟。” 王伟？就是张仲华介绍的那个王伟？王加根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不再哼声。 “他个子长得高，但年龄不大，今年才十四岁。在洛阳读书时学习成绩还不错，在家里也比较听话。”王队长絮絮叨叨地介绍。 王加根还是没有作声。 抵着学生家长的面，他也不好陈述他与张仲华之间的矛盾。加上这件事涉及牌坊中学与驻军部队的关系，事关军民共建，他肯定不能当面拒绝别人。 丁胜安见王加根犹豫着不表态，怕王队长难堪，于是当场拍板：“这事就算说好了。明天叫王伟来报名，找王老师报到。” 王队长马上点头哈腰，热情致谢，并且向王加根伸出了右手。 王加根礼节性地握了握王队长的手，就告辞离开了。 白菜洗好后，他又提了一桶水回家备用。 刚进家门，邹贵州又跟着来了，说是丁胜安让王加根去陪酒。 “不了。我们吃完饭，还要去花园镇看电影！”王加根推辞道。 “电影不是三点钟开演么？误不了！”邹贵州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把客人送走后，还不一样要去看电影。” 今天的电影票是学校统一购买分发的。每个教师一张，是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内容之一。据说，一张票可以连着看两场电影。 “你去！”方红梅这时突然插言，对王加根说，“我自己来下面条，吃完后躺一会儿。等你喝完酒，我们再一起去看电影。” 王加根这才跟着邹贵州走了。 路上，邹贵州兴奋地说，今天这个活动效果还不错。募集资金一千三百元，扣除一百多块钱的招待费，可以净落一千一百元。 初三（2）班教室已经由“会议厅”改成了“宴会厅”。 几张课桌并在一起，拼成了两个“大餐桌”。碗筷已经摆好了，但客人们都忙着出去上厕所，还没有就座。 王加根走进教室时，再次受到王队长的热情相迎。王队长说，今天借花献佛，一定要和王老师好好喝几杯。王加根连连摇头，说他酒量不行，待会儿还有事要去花园镇。今天就不喝了，改日再聚。 教室前后的黑板上都用彩色粉笔写有标语。 前面黑板上写的是“热烈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后面黑板上写的是“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这些显然都是写给村支书和村主任们看的。名正言顺地提示他们捐款，心甘情愿地掏钱。 菜很丰盛。气氛也很热烈。教室里吵吵嚷嚷，煞是热闹。喝了白酒喝啤酒，直到每一个人都东倒西歪，说话舌头打卷儿。村干部们闹起酒来没完没了。 王加根怕耽误了看电影，又担心喝得太多，呆会儿骑自行车不安全，就借上厕所的名义，中途溜了号。 他回家洗了把脸，就叫方红梅赶紧起床，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我不去！”方红梅突然改变主意，语气相当生硬，像是在赌气。 王加根不知道老婆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想到方红梅怀有身孕，他不想多计较，可心里又实在放不下这场电影。 他问方红梅，是不是身体不舒服，需不需要去医院，表现出了十二分的殷勤。 方红梅丝毫也不买他的账。 她闷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对王加根不理不睬。躺了十分钟的样子，她看了看手表，又从床上爬起来。梳了梳头，洗了洗脸，把拖鞋换成凉鞋，拿起一把遮阳伞就出了门，一个人自顾自地朝学校外面走去。 王加根赶紧拿起黑皮包，拉开拉链，确认电影票在里面，马上找钥匙锁门。接着，又推上自行车，迅速去追赶他老婆。 第八十六章 重大疏忽 王加根骑自行车赶上方红梅后，就主动放慢速度，拨动铃铛，示意方红梅上车。 方红梅犟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面。 从牌坊中学到邹肖村的土石路上，王加根骑得很慢，怕车子颠簸。穿过邹肖村，上了水泥路面，他就明显加快了速度。 置身于秋天的田野，他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放眼望去，碧绿的秧苗一望无际，其间夹杂着金黄色稻谷——那是等待收割的中稻。池塘里的荷叶郁郁葱葱，点缀着粉红色的荷花和陀螺大小的莲蓬。早地里的棉花，结满了沉甸甸的棉桃，有的已经炸开，露出洁白的棉絮。芝麻一棵棵笔直地立着，绿叶和白花交相辉映，身上结满棱形的蒴果。红薯地里杂草丛生，有的已经被挖掘起来，一蓬蓬地堆放在田间地头。最打眼的还是鹤立鸡群的高粱，红的穗和绿的叶在秋风中摇曳。 为了缓和气氛，王加根骑车时嘴不闲着，说的却是看电影的事情。 他说，小时候除了盼望过年，平时最迫切的愿望就是看电影。每逢村里放电影，便如过节一般喜气洋洋。家家户户早早地吃过晚饭，太阳还没有下山，就搬出自家的板凳，到禾场上去占位子。兴奋而又焦急地等待着电影开演。电是发电机送的。每听到那轰隆隆的声音响起，看到放影机旁的电灯亮起来的时候，整个禾场就会沸腾起来。大家欢呼雀跃，喊着叫着要前面的人在座位上坐好，等待着那块洁白的银幕上出现活动的画面……更多的时候，是到邻村或杨岗街上看电影。这样的日子，往往是大人小孩结伴而行。大家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前呼后应，一路欢声笑语，别有一番情趣。有人踩着水蛇了，吓得一声惊叫；有人掉进水坑了，传来一阵恼骂。但所有的不快，都会在电影开演时烟消云散。也有消息没有弄准的时候，到了那里扑了空，白跑一趟，扫兴而归。 去杨岗街上，一般是为了看好影片。像《闪闪的红星》《红湖赤卫队》《卖花姑娘》这些轰动一时的片子，即使杨岗街上，往往也是放跑片。所谓跑片，就是同一部片子同一个晚上要在好几个地方巡回放映。为了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加根在杨岗街上整整等了一通宵。电影放完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杨岗街上没有影剧院，放电影是在露天里。露天电影场正好建在一个山坡上。银幕在最下边的舞台上。看电影时不用带凳子，只要大家规规矩矩地坐在草地上，都能看得见。但人一多，秩序一乱，也容易出事故。王加根清楚地记得，放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那天，电影场上人山人海，整个山坡被挤得水泄不通。他没有占到地盘，只有坐在农户人家的窗台上看。电影结束散场时，突然发生了骚乱。大片人被挤倒。哭嚎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结果，有两个小孩在这次骚乱中被踩死了…… “现在多好！看电影能够坐在宽敞空旷的电影院里，电影票又是单位买的，不用自己掏钱。”王加根触景生情地发着感叹。 方红梅还是不理他，一直没有搭腔。 到了花园电影院，王加根把自行车锁在街道僻静处，紧挨着一根电线杆子。然后，和方红梅一起进场。因为是集体买的票，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熟悉的面孔。大家互相打招呼，嘻嘻哈哈地就座。 第一部影片是《香港一百天》。电影放到中途，突然停电了。整个电影院黑漆漆一片。头顶上和墙壁上的电扇也不转了，又闷又热。观众们叫苦连天，口哨声和咒骂声此伏彼起。 王加根怕方红梅受热，叫她去入口处的大厅里转转，那里人少，空气流通，凉快一些。 方红梅坐在座位上没有动。 王加根再次劝说时，她突然火了，吼道：“要去你去！” 王加根无奈，只有陪在老婆身边，耐心地等候。 过了十来分钟的样子，电影银幕前面才亮起了一盏昏暗的电灯，喇叭里开始播放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 王加根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小声哼唱起来。 “神经病！”方红梅狠狠地挖了他一眼。 王加根知趣地闭上嘴巴，停止哼唱，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完全没有了看电影的兴致。 “我怎么得罪你了？我干了什么让你讨厌的事情？你凭什么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他真想大声地质问方红梅，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发泄满腔的愤怒。不过，他还是忍下来了，没有发作。 《香港一百天》放完之后，是戏剧电影《五女拜寿》。 这种影片年轻人大多不太喜欢。放映没一会儿，很多观众纷纷离场。赵乾坤和他老婆小潘抱着小孩从加根夫妇面前经过，也准备出去。 王加根见方红梅在座位上昏昏欲睡的样子，估计她也没多大兴趣，于是好心好意地提议：“算了，我们也不看了。回去！” 方红梅置若罔闻，没有理他。 王加根又重复了一遍。 “要走你走！”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加根真是忍无可忍，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贱东西”。本想站起身离开，但想了一下，还是坐在座位上没有动。不过，接下来他只看到银幕上有人影儿晃动，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好不容易熬到电影放完，两人才别别扭扭地走出花园电影院。 中山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根本没办法骑车。王加根推着自行车跟在方红梅的后面，一前一后往花园火车站的方向走。他们准备走火车站的人行天桥过铁路，这条路回牌坊中学最近。 在火车站门前广场上，王加根看到路边有卖老鼠药的地摊儿，记起家里的老鼠药用完了。无人居住的新房里是少不了这东西的，不然的话，搬进去的那些物品就会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 他停下脚步，叫方红梅在前面等他，然后支起自行车，蹲下身子挑选老鼠药。老鼠药有用红颜色纸包着的，也有用绿颜色纸包着的，价钱一样，都是一角钱一包。他不知道该买哪一种好。 卖药的老头告诉他，绿纸包的是让老鼠吃的，红纸包的是让老鼠闻的。下药时，必须把两种药混合在一起，这样效果最好。 王加根于是一样买了四包。付过钱，就赶紧骑车去追方红梅。 人行天桥通常是供旅客进出站用的，而花园火车站的人行天桥有点儿特别。这座天桥的正中央有一道铁栅栏隔开，把天桥分成两半儿。一半儿供上下车的旅客使用，另一半儿的两端直接连到火车站外面，供路人通行。 上天桥和下天桥全部是台阶，自行车通行不怎么方便。上天桥时，王加根把自行车的后轮提起来，让前轮着地，一蹦一蹦地往上推；下天桥时，他的双手得死死地拉住车龙头，以防自行车下溜，时不时还要带一下手刹。过天桥没一会儿，他就赶上了方红梅。 方红梅嘴巴子噘得老高，不过，还是坐到了他的自行车后架上。骑上水泥路面，王加根实在忍不住，就问方红梅今天为什么不高兴。 方红梅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竟然抽搐着哭了起来。 她哽咽着问：“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加根怔了一下，回答：“今天九月十号，是国家规定的第一个教师节。” “那农历呢？”方红梅进一步提醒。 农历？王加根真没怎么关注。 方红梅声泪俱下，哭得更伤心了：“今天农历七月二十六，是我的生日。结婚才几个月，你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王加根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方红梅一整天都闷闷不乐！难怪她中午执意要吃面条！生日吃长寿面，是长命（面）百岁的意思。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习俗，自己怎么就没有明白她的暗示和提醒呢？ “该死！真是该死！”他轮起右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嘴巴。因为一只手握龙头，搞得自行车晃了好半天。 他赶紧向老婆道歉，臭骂自己不是东西，又说了一大堆好话，方红梅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谈恋爱的时候，方红梅每年的生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怎么刚刚结婚，就把老婆的生日忘记了呢？未必，结婚真的是爱情的坟墓？长此以往，他们会不会变得和程彩清夫妇一样，动不动就吵架打骂？ 进学校大门时，他们看见门卫老宁正在与英语老师邹金桥聊天。 今天不上课，邹金桥怎么到学校来了？不会也是去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王加根有点儿纳闷。他知道金桥平时不怎么喜欢抹牌，对赌博也没什么兴趣。 休息时间不在家里好好呆着，到学校里来干什么？ 邹金桥是邹肖小学民办教师。虽说这个学期才来牌坊中学代课，但王加根对他并不陌生，已经听到过不少有关他的传闻。 邹金桥家住邹肖村，在家里是独苗。他父母一生只养了他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把他当成心肝宝贝，也惯出了一些坏毛病。 从小到大，他好吃懒做。在家里横草不拿，直草不拣。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又娶了邻村一个女子做老婆。结婚最初两年，夫妻俩感情尚可。时间一长，就有了不和谐的声音。据村里人和熟悉他家情况的人讲，主要还是由于邹金桥嫌弃他老婆引起的。他一会儿说他老婆不孝顺，不守妇道；一会儿说他老婆不勤快，不会理家；一会儿说他老婆不会打扮，土里土气的…… “他这都是胡说八道！”谈起邹金桥的家庭，与他同村的邹贵州总是显得愤愤不平，“他老婆要多贤惠就有多贤惠。长得也漂亮，比他牌面强多了。恰恰是他这个大男人，长得牙齿暴暴的不说，还没有人味，不做人香！” 邹贵州说，金桥当民办教师时，工资总是一个人拿着用，从来不交给家里。他老婆有时来了月经，没有钱买卫生纸，不得不向公公婆婆伸手。金桥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得油头粉面的，还在衣服上喷香水。见到年轻女人就酸眉醋眼，认得的，不认得的，都厚颜无耻地与别人打招呼，点头哈腰，说些不堪入耳的骚情话。特别是到牌坊中学来当代课教师之后，他又不是班主任，却动不动就到女学生家里去走访。深更半夜在外面鬼混，每天都是十一二点钟才回家。学校里给他分了宿舍后，他有时就一个人睡在学校里，夜不归宿。暑假期间正值农村“双抢”，又要割谷，又要插秧，金桥他爸和他老婆都在畈里忙，他却躲在学校睡大觉。 邹金桥只有高中文凭，但英语成绩不错。邹肖小学办戴帽初中的时候，他一直担任英语教师。去年，牌坊中学因英语教师不足，曾打算把他聘来代课，但社会上流传他生活不检点，有作风问题，学校领导才放弃了用他的计划。今年，不知为什么又把他聘过来了，还让他到毕业班把关，教初三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 王加根和方红梅在门房前面停下脚步，听到门卫老宁与邹金桥聊天的话题，似乎与老鼠有关。 “你说狠不狠哟！”老宁满脸通红地诉说，“我中午没吃完的饭菜放在桌子上，还用罩子罩着。刚看完一场电影回来，饭菜就被老鼠糟蹋了，连罩子都被掀到地上。白天都敢出来偷吃，你说狠不狠哟！” 听说是这事，王加根马上从口袋里抓出一把老鼠药，挑了一个红纸包和一个绿纸包，递给老宁。说：“我正好买了几包老鼠药，不晓得效果怎么样？你拿两包去试试！” 老宁连声致谢，接过了老鼠药。 “红纸包是吃的，绿纸包的是闻的。两种药要混在一起下，这样效果好一些。”加根现趸现卖，把售药老头教给他的秘诀传授给老宁。 邹金桥听到这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对王加根说：“你上当了！什么吃的呀闻的呀，这两种颜色纸包的药，只有一种是真的，另一种是假的。卖老鼠药的都是这样真假搭配，然后让你混在一起下，一样可以把老鼠毒死，但他一包真药卖了两包的价钱。” 王加根这才如梦初醒，觉得邹金桥的话非常有道理。 真是无商不奸啊！连卖老鼠药的都这么狡猾。究竟哪一种是真药哪一种是假药呢？他又没办法分辨。还是只有听从卖药老头的建议，把两种药混在一起下。 回到厨房兼卧室，王加根拎起炉子上的烧水壶，准备撬炉子做饭。很不幸，蜂窝煤眼儿全部是黑的，一点儿红光也没有——中午走得太急，他忘记了封炉子。 王加根只好把炉子提到办公室门口，用铁撮箕装了些木柴、旧报纸和煤块出来，重新开始生炉子。 恰在这时，又停电了。 薄暮中的校园瞬间暗了下来，显得非常安静，死气沉沉的。 方红梅早已饿得肚子叽里咕噜乱叫，也只有望炉子兴叹，饥肠辘辘的帮忙准备饭菜。 这段日子，她厌食、嗜睡、反胃、呕吐的毛病神奇地消失了。而且胃口大开，饭量明显增大，总想吃鸡鸭鱼肉之类的荤菜。见到别人吃什么新鲜玩意儿，她就馋涎欲滴，恨不得跑过去抢。肚子饿得也特别快，一日三餐似乎已经不能够满足她的要求。难怪社会上骂某人嘴馋，就说“像害伢的”。 怀孕的女人都是这个样子吗？ 方红梅在房间里点了只蜡烛，借着昏暗的烛光切肉，削冬瓜皮，掰豇豆，剥大蒜。炒菜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敬武也从外面回来了，但炉子还是没有生着。 炉膛里的木柴都成了灰烬，煤球却没有燃烧起来。方加根面对不争气的煤炉子，气急败坏，但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把菜拿到食堂去炒！我实在太饿了。”方红梅提议。 王加根稍作迟疑，也别无选择，只得放弃重新生炉子的打算。他和方红梅一起回到屋里，拿的拿盘子和碗，端的端切好的菜，前往学校食堂去借灶做饭。 因为筹办中午的“鸿门宴”过于劳累，散席之后又收拾了半天残局，清洗杯盘碟筷锅碗瓢盆，三个炊事员都没有去看电影。中餐和晚餐，他们享用的是客人们没吃完的饭菜和没喝完的白酒啤酒。虽是残羹剩饭、残杯冷炙，但汇集起来还是挺丰盛的。三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得红光满面。酒足饭饱之后，还美美地睡了一觉。 王加根和方红梅来到食堂时，只看见聋子聂师傅一个人在烛光下洗碗。小朱和肖金平在隔壁下跳棋。 听过借灶炒菜的要求，聂师傅二话没说，赶紧把锅洗干净，把灶膛的火点燃，又拿出学校食堂的油和盐，叫他们随便用。 第八十七章 同行是冤家 家具油漆做好之后，等了几天才阴干。 瞅了个天气晴朗的星期天，王加根和方红梅实施第二次搬家——其实就是回搬。考虑到这次搬家之后，再也不会有大的变动，他们有可能长期住在这一间半屋子里，两人决定好好做一下卫生。 一大早，他们就把家里的所有家具和杂物搬出来，堆放在门口的走道上。方红梅用竹竿绑上扫帚，清扫天花板及墙面上的扬尘和蛛网。王加根一手提着一只塑料桶，一趟接一趟地到学校大门口的水管处提水回来，把门窗全部清洗了一遍，接着又开始冲洗地面。然后，用拖把和抹布把地面和门窗上的水抹干。 家里弄得窗明几净之后，他们再把堆在门口的家具和杂物重新搬进屋，逐一摆放在早已规划好的位置。最后，就是从办公室西头的厨房里往新居搬东西。铺盖行李、衣服鞋帽、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循环往复地跑，一直到上午十点多钟，才把厨房里的东西搬完。 整理和布置新家，又花了一个多小时。 当一切都安排停当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的夫妻俩，脸上露出了欣慰和满足的笑容。 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像样儿的新家了！ 现在唯一的缺憾，就是家具上的玻璃还没有安装。橱柜、四屉柜和书柜上都预留有安装玻璃的滑槽，挂衣柜正面应该有一块能够照人的大镜子，眼下都还空着。这几块玻璃和镜子，只有等“十一”过后再去划了。 九月份工资虽然提前领了，但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吃喝。加上九月底就是中秋节，他们还得去方湾，给红梅的父母及门上的几家亲戚送节礼。王加根粗略地估算过，配齐家具上的玻璃和镜子，至少需要二十五块钱。家里的余钱是不足以应付这笔开支的。 唉，工资太低了。总是这个月没有过完，就盼望着发下一个月的工资。没有哪一个月是过得游刃有余、宽宽松松的。 “安家”之后，王加根就全心全意地“立业”了。他眼下最直接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带好初三（1）班，加强对学生的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力争在一年后的中考中取得好成绩，全面超过初三（2）班，把肖玉荣彻底打败。 凭心而论，王加根是非常敬佩肖玉荣的。加上肖玉荣对他们提供的帮助，比方，帮他们把户口落在花园镇，借板车他们买煤，提示方红梅孕期的注意事项等等，他对肖玉荣满怀感激。可是，自打他开始教毕业班，尤其是遭遇留级生转班这场打击之后，他就对肖玉荣产生了敌意。准确地讲，是对肖玉荣特别不服气，两人之间有了过结。 同行是冤家——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王加根也难以脱俗。 初三年级两个班的师资力量基本均衡。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和政治这五门主科，都是同一个教师分担两个班的课程。只有语文教师不一样，再就是班主任不同。因此，两个班竞争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到了语文教学和班级管理上。说白了，就是王加根和肖玉荣两个人之间的竞争。 新学年伊始，“肖王之争”已经成为牌坊中学尽人皆知的秘密。 肖玉荣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细致。虽然多年蹲守毕业班，已经是个“老月母子”了，她还是一丝不苟地备课——把往年的教案一页一页地重新抄写。讲课力求全面，每篇课文都会按部就班地依次推进。生字听写、词语解释、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不忽视任何一个知识点。批改作业如同审核离婚协议书，不放过任何一个汉字和标点符号。特别是改作文的时候，几乎每一页都要见红，评语总是写得特别长，有时都快赶上学生作文的篇幅。 相比之下，王加根则要散漫马虎得多。 他备课写教案，都是提纲式的。讲课主要是提问，逼着学生去思考，美其名曰“启发式教学”。他甚至打乱课本篇目编排顺序，按他自己的想法，决定哪篇课文先上，哪篇课文后上，哪篇课文教师重点讲，哪篇课文让学生自学。批改作业多为查找错别字和病句，找出来了，也不在作业本上直接改过来，而要求学生自己更正。作文呢？他创造性地提出“大作文”和“小作文”的概念，分成两个作文本。“大作文”他会认真批改，“小作文”则比较马虎，有时仅仅批个日子，只是检查学生按要求完成没有。 这就如同屠夫杀猪一样，有的抹脖子，有的，各有各的搞法。我们暂且不去评论谁优谁劣，不武断地评价谁的教学方法更高明更先进，还是留给教学效果去检验！ 不过，王加根我行我素，打破循序渐进的原则，不按规矩出牌，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初三两个班的语文教学进度不一致，而且教学的内容也不一样。 初三（1）班语文教材第一单元上完的时候，初三（2）班还有两篇课文没有上。于是，王加根就单独组织了一次单元测验考试。他自己出题，自己刻钢板，按初三（1）班的学生人数印卷子，完全没有与初三（2）班语文教师肖玉荣通气。 王加根单独进行单元测验考试的消息传到肖玉荣的耳朵里，她又震惊，又着急，又生气。教书这么多年，还没有碰到如此教平行班的同事！以往，两个平行班的语文教学进度总是齐头并进，一起测验，一起考试。试卷相同，也便于统计学生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名。哪有像王加根这样的？自己出卷子，只管自己班上的考试，根本不征求其他平行班的意见。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单打独斗，完全没有合作精神！ 方红梅也觉得王加根的做法欠妥，告诫老公，不应该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同事之间还是应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她在后面老牛拉破车，我总不能停下课来等着她！”王加根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她这些年沾别人的光够多的了。复习用别人的资料，测验用别人的试题，考试用别人的试卷。总是别人弄得好好的，她坐享其成。这就是一种剥削！剥削别人的劳动，剽窃他人的智力成果！我绞尽脑汁地出题目，劳神费力地印试卷，凭什么无偿地提供给她使用？有本事她就自己出题组织考试嘛！老是想站在别人的肩上摘桃子，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她不是老先进、老模范么？大家不都是迷信她、崇拜她么？我就是要让人们看看，离开了别人的帮助，她到底有几斤几两！” 方红梅见老公如此怒不可遏，知道他是咽不下前段时间所受的窝囊气，也不好过多地责备和强求。更何况，肖玉荣也在暗地里与王加根较劲，早已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王加根把写“小作文”的做法带到牌坊中学时，曾引起肖玉荣和其他语文教师的非议。时任语文教研组长的宁海涛也认为，这是语文教师“自己整自己”。每学期八篇作文的教学任务已经够繁重的了，大家按进度完成就比较吃力，现在又去写什么“小作文”，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 到了初三，看到王加根还在继续写“小作文”，肖玉荣也不得不跟着效仿，而且批改比王加根还要认真。平时上自习课，只要看见王加根在初三（1）班蹲守，肖玉荣就会赶紧去初三（2）班。她也特别关注王加根的教学进度，关注王加根要求学生背诵的重点篇目，关注王加根出的作文题目和平时测验的试卷……说实话，她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王加根“人小鬼大”，鬼点子多，不按常规的套路教学，也不按常规的套路搞班级管理，喜欢别具一格，总是推出一些新花样，让人防不胜防。应对起来，让她感觉特别吃力。实际上，王加根使用的那些招数也并非他的创造，都是照着苏霍姆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做的。 肖玉荣没读过这本书，自然觉得新奇。 一老一少两个初三班主任都憋着一股劲，争先恐后。也够难为他们的了！想想看，肖玉荣上有老、下有小，丈夫老苏又经常不在家，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她不得不丢下家里的很多事情，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工作上。王加根呢？老婆怀着孕，家务事一大堆，又要奔文凭，又要搞写作。方红梅的妊娠反应虽然过去了，但精神状态依然很差，整天为经济拮据而发愁，动不动就在王加根耳边聒噪。 家具的玻璃没有划；床上的铺盖没有换洗的；天马上就冷了，她和王加根的毛衣没有打，婴儿的毛衣也得提前准备，但是没钱买毛线。她总希望王加根回王李村去找他爸借点儿钱，缓解一下家里的临时困难。王加根却一直没行动。他不想向家里伸手，也不愿意向任何人开口借钱。更重要的是，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他怕这些事情分散了他的时间和精力，耽误了班级工作和教学。 方红梅因此把叫苦连天改成长吁短叹。 好在她下一次的面授时间是十一月下旬，此前还能领一个月的工资。不然的话，她还是会逼王加根去借钱的。 工作、家庭、自学、老婆、父母、即将出世的孩子、正在为升学拼搏的小舅子和小姨子、调皮吊蛋的几十号学生，方方面面的压力，让王加根透不气来。因为夙夜忧虑，愁肠百结，他又病了。 一天早晨醒来时，王加根的牙痛得厉害。 他以为是牙周炎犯了，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了半瓶黄莲上清丸。胡乱吃下一把药丸，又在疼痛的牙龈上抹了些牙膏，但并没有什么效果。早餐时感觉比较困难，左边的牙齿接触到食物就钻心的疼，只能用右半边的牙齿咀嚼。 去不去医院呢？他非常矛盾。连日阴雨天气，路上满是泥泞，根本就不能骑自行车。走来走去，得花大半天时间。说不定还得输液，他的课怎么办？而且，他也放心不下初三（1）班的学生。期中考试一天天临近，他必须每一堂自习课都守在教室里。 撑着！说不定过一两天就会好的。 拖了三天，病情丝毫也不见好转，而且更严重了。王加根的左脸庞全部肿了，半个脑壳和左耳根也疼得厉害。口不能张大，连馒头都不能咬。个头稍微大一点儿的吃食，很难塞进嘴巴里。口腔左边的牙齿疼痛难忍，完全不能嚼东西，只能用右边的牙齿咀嚼。但每一次咀嚼，还是会影响到左边的牙齿，疼得钻心。哪怕的轻微的、小心翼翼地咀嚼，疼痛都让他难以忍受。 方红梅劝他还是去医院看看。 为了王加根的吃食，方红梅真是操碎了心。煮绿豆稀饭，煮面条，蒸鸡蛋，皮蛋拌豆腐，想方设法弄一些流质或者清火的东西，但他每次还是吃得很少，也吃得特别艰难。 眼看着身怀六甲的老婆忙前忙后，王加根总是感动得满眼泪花。 红梅真是个好老婆啊！要是没有她，我现在该有多么可怜！她给了我多少温暖，又给了我多少快乐啊！王加根越来越觉得红梅的可贵和可爱。和她在一起，他心里就充实、就甜蜜，感觉自己享有无尽的财富，哪怕是穷得连买菜的钱都没有的日子。 天又下雨了。 王加根却再也不敢大意。这个阶段本来应该由他来照顾方红梅，哪儿能让方红梅反过来照顾自己呢？还是去看医生，抓紧把病治好。他与其他老师换了课，又向宁海涛主任请了假，然后就撑着雨伞，一哧一滑地前往花园区卫生院。 医生建议他打吊针，王加根坚决不从。 上午第四节是他的语文课，他怕赶不上。他让医生注射了一针青霉素，又开了些消炎药带着，就冒雨返回牌坊中学了。 讲课时，疼痛丝毫也没有减轻。 中午喝了一碗绿豆稀饭，午睡还是疼得睡不着，只得再次前往花园区卫生院。 这回打的是吊针。 王加根先是平躺着，时不时“咝咝”地吸着气，以缓解牙齿的疼痛。后来又改成侧卧，让左脸颊贴着枕头。翻过来，翻过去，如同烤烧饼一般变换着姿势，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打完吊针回学校，已经是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 王加根拿起灌有红墨水的钢笔，又从桌子上拿起一摞学生作文本，痛苦不堪地走出办公室，准备到教室守着学生自习，顺便批改几本作文。看到班主任老师带病坚持工作，学生们也很感动，自习再也不打打闹闹了。整个教室鸦雀无声，组织纪律比平时好得多。 王加根在讲台上站了几分钟，不争气的牙齿又痛了起来，一波一波，一浪一浪，疼得他恨不得哭爹喊娘。 难怪人们都讲，牙痛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他完全没有办法坚持了，只得退出教室，逃跑似地返回办公室。把作业本和钢笔往桌上一扔，又一路呻吟着，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打滚儿。 方红梅也跟着回来了。 她说，听宁海涛讲，用鸡蛋清与凉性药拌在一起，敷在疼痛的地方，效果比较好。鸡蛋家里有——尽管这段时间鸡蛋价格飞涨，一个已经卖到一角五分钱，但为了孕妇和病人，他们还是常到邹肖村的农家去买。可凉性药哪儿去弄呢？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去花园镇呀！ 方红梅找了块白纱布，把鸡蛋直接打在白纱布上，挑出蛋黄，就这样把蛋清浸湿的纱布敷在王加根的左脸颊上。后来，又急中生智，突然想到痱子粉可以代替“凉性药”。她找出家里的“老马入和冰片粉”，重新打了颗鸡蛋在小碗里，挑出蛋黄，加入痱子粉，调成浆糊，敷在王加根口腔左边的牙齿和牙龈上。 王加根感觉疼痛似乎真的减轻了许多。 到了晚上，牙齿没有好，耳朵又疼起来了，咽喉也发硬，后脑勺的神经一阵一阵地痉挛，明显是感冒的症状。 下半夜，王加根竟然拉起了肚子。被疾病折磨的他既痛苦，又郁闷。从结婚到现在，一直就没有消停过。他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百事不顺。未必真是红梅说的那样，结婚的日子没有挑好？ 他是个唯物论者，不相信迷信，但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灾难，又没办法解释。有时，就怀疑这其中也许存在某种天意。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什么时候才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呢？但愿我的后代不要像我这样多灾多难！ 想到后代，王加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又开始震颤。他还是担心自己病病怏怏的身体会影响到婴儿。 “菩萨保佑！让我们生个健康的小宝宝。”白天黑夜，王加根时刻都在心中这样祈祷。 第八十八章 内忧外患 期中考试刚结束，丁胜安就来到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家里。 王加根估计丁校长是来打听他儿子的考试成绩，非常抱歉地说，试卷刚改完，分数还没有统计出来，暂时看不到排名。 丁胜安笑着说，他儿子的水平他心里有数，能够在班上占个中游就不错了。一次性考上中专或重点高中的可能性很小，只能在初三多滚几年。他询问了一下王加根的病情，代表学校领导表示慰问，嘱咐王加根注意休息，保重身体。 客气话说完之后，才进入正题。原来学校准备让王加根担任团总支书记，丁胜安是来找他谈话的。 “学校设有团总支？”王加根不解地问。 他来牌坊中学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听说学校有团组织，也没有缴纳过团费。 丁胜安说，学校早就成立了团总支，支部书记是赵乾坤。但赵乾坤对团的工作不热心，占着团总支书记的位子，又完全不做事。牌坊中学好几年没有发展团员了，更没有开展组织活动，连团费都没有人收。团组织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名存实亡。 听到这些，王加根并不感到吃惊，因为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王加根他们小时候，上了小学就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做梦都想着戴红领巾；上了中学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把入团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入了队或者入了团的学生，如同过喜事一样，还会兴高采烈地买糖请客呢！ 恢复高考制度之后，人们关注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升学上，对政治上的进步也就不那么热心了。当不当班干部无所谓，能不能入团无所谓，只要考试能取得好成绩就行。升学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升不了学，班干部的头衔有什么用？戴着团徽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一样回家耕地种田，面朝黄土背朝天！ 丁胜安希望王加根把牌坊中学团组织工作抓起来，挑两个青年教师作为支部委员，成立团总支委员会。元旦之前发展一批团员，并且在团员数量较多的班上成立团支部。 “能够升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还有一大批学生读完初中就要走向社会。我们不能让这些学生初中毕业了，连团员都不是。”丁胜安非常动情地说，“就算是能够考上学的学生，也有政治上进步的要求。他们将来进入中专或者高中深造时，如果都不是团员，这也说不过去。别人会如何评价我们牌坊中学！” 这些道理王加根都懂。他担心的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顾不过来。 “这个应该没多大问题。现在学校的团员不是很多，工作量不会太大。教师团员估计也就十来个，学生团员也差不多，这几年根本就没有纳新发展嘛！清理一下，主要看从外校转来的学生中有没有团员。就算将来团员数量增加了，工作也可以让两个支部委员去做。你主要是牵个头，把个关，掌个舵。”丁胜安故作轻松地说。 他担任学校“一把手”多年，熟谙为官之道，谈起来轻车熟路。 王加根提不出拒绝领导安排的理由。 这事定下来之后，丁胜安并没有急着离开。他又从裤子衣袋里搜出一张对折着的纸条，递给王加根。 “这是什么？”王加根满脸疑惑地问。 “你看看就知道了。” 王加根把纸条摊开，发现是一封用圆珠笔写给邹金桥的信。 信的内容如下： 邹金桥： 你趁早辞职，免得别人到时候写信告发你，让你夹着尾巴逃跑，不光彩。你这个大流氓，别人把你恨死了，滚你娘的蛋。 你只会装腔作势，装模作样，你只会做那种令人作呕的丑样儿，你只会在女孩子面前献媚，你只会跟别人女孩子打交道。 不要脸，臭不要脸。滚蛋！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滚蛋，滚蛋，滚你娘的蛋。 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臭名远扬，不要脸，真不要脸。 一个痛恨你的人 看过信，王加根一脸茫然。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丁胜安说，这封信是他在办公桌上捡到的。他已经向张仲华和宁海涛通报了情况。三个校领导商量之后决定，让初三的两个班主任分别调查一下，找出写这封信的学生，进一步了解情况，看看邹金桥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王加根没有应声。 期中考试前，他和肖玉荣都收到过学生写的请愿书，要求学校领导更换初三英语教师邹金桥。学生们普遍反映，邹金桥根本就不适合教毕业班。他上课抓不住重点，老是在课堂上扯闲话。东拉西扯好半天，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因为闲话扯多了，教学任务无法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他就不按时下课，无休止地拖堂，挤占其他老师的时间，影响学生们休息。还有学生反映邹金桥“好色”。上课提问，只点女生，不点男生。解答问题也是对女生特别有耐心，站在女生的面前，或者挤在女生的座位上，一讲就是老半天。而男生提问，他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敷衍塞责，完全是应付差事。还有，他经常把女生叫到他的宿舍里背课文，或者在宿舍里给女生开小灶，辅导女生写作业。男生是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 王加根和肖玉荣商量过后，两人一起找学校领导反映情况。 结果，丁胜安把这事推给宁海涛，说教师分工是教导主任的事情。宁海涛又是个“老好人”，不发表任何意见，说人事安排历来都是张副校长说了算。张仲华不好意思把皮球再踢还给丁胜安。于是就表态说，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邹金桥已经在初三教了这么长时间，中途把他换下来肯定不妥当。更何况，金桥老师是毛遂自荐教初三。人家满腔热情，学校领导更不应该挫伤他的积极性。至于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可以与他交换意见，让他改进一下就行了。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没想到，这才过了几天，学生们又向邹金桥开炮了。 看到信中骂得那么痛快淋漓，王加根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快意。说实话，他也不喜欢邹金桥这个人。 首先是邹金桥的长相就不讨人喜欢。尖嘴猴腮，头发又总是梳得油光水亮，看上去男不男女不女的。门牙有两颗暴得特别厉害，怎么抿嘴唇都包不住。正如邹贵州贬损和学生们反映的那样，邹金桥这人看到年轻女人就管不住自己，老是色迷迷地盯着别人看。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总是主动与别人搭讪拉话，比女人还要婆婆妈妈。说他有非分之想，也谈不上，他就那个德行。正如苍蝇喜欢臭味、狗喜欢吃屎一样，他就是有那种嗜好，热衷于围在女人身边转。到牌坊中学来代课，邹金桥表现得特别积极。自告奋勇教初三，早自习主动到教室，上课又老是拖堂，占用其他老师的自习时间。周末补课他天天到，如果其他科任教师有事，或者不想来补课，时间和机会就会被他占用。 看到邹金桥这么卖力，加根曾经窃喜过，认为有这样的科任教师很难得。直到听了学生们的反映，他才产生了忧虑。前段时间，因为留级生转班和插班生推诿这些问题，王加根考虑得较多的是初三（1）班，关心的是他个人的业绩。而现在，他关注的是整个学校，开始担心这届毕业生的前途和命运。 与往年相比，这一届毕业班教师的变化较大。学校唯一的化学老师因病请假，长期病休，学校只得让一个数学老师改行教化学。多年在毕业班“坐庄”的赵乾坤突然“下庄”，把初三英语的重任交给了代课教师邹金桥。算上王加根，这届毕业班教师中有三个是“新人”。虽然期中考试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新人”们的表现还未可知，但从平时的观察，特别是学生们的反映来看，估计差强人意。当然，王加根对他教的语文还是蛮有信心的。 教师配备与学校领导的决策有关，属人为因素。客观条件同样不尽如人意——开学到现在，学校老是停电，完全没有办法组织初三学生搞晚自习。王加根有时觉得，方方面面都在故意与他作对，促使他第一次教毕业班“翻船”，让别人看他的笑话。 天要灭我，我能奈何？他常常这样悲叹。 这些话，他当然不能在校长丁胜安的面前讲。人家把儿子托付给你，放在你的班上，还指望着你培养成才呢！ “金桥老师的情况，前期我已经找学生了解过，并且向张校长和宁主任作过汇报。现在去查这个写信骂他的学生，又有什么意义呢？”王加根对丁胜安布置的“侦查”任务提出了异议。 丁胜安说，金桥“好色”大家都知道。平时与女的聊个天，搭个腔，说个荤段子，开几句玩笑，这都无所谓，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怕他与女学生之间发生不正当关系，那样的话，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查找写信的人，主要是想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丁胜安直言不讳地说。 王加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答应尽快开始调查。 丁胜安离开之后，王加根就去了办公室，抱起班上的学生作业本，又返回家里。他决定从核对笔迹着手，查找写信骂邹金桥的学生。 他把那封信摊开，放在桌子上，又一本一本的翻开作文本，与信上的笔迹进行比对。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的笔迹与纸条上的字迹完全相同。或许这封信不是初三（1）班学生写的？但丁胜安明确告诉过王加根，肖玉荣已经排除了初三（2）班学生写信的可能性。 两个初三班的学生都没写，未必还会是初二或者初一的学生？邹金桥又没代他们的课程，怎么会与他们有瓜葛呢？ 从笔迹和信中的语气推断，写信的极有可能是一个女生。 王加根又把班上女生的作业本挑出来，重新比对了一遍。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最后框定了四个“嫌疑人”。 他把这四个“嫌疑人”逐个叫到家里来盘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们如实坦白，道出真情。 “嫌疑人”众口一词，都说自己没有写。 王加根非常无奈。 他不想继续调查下去了。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找出写信的学生真的没什么意义。正当他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班上的六个女生同时来到了他家里。她们一个个满脸通红，承认信是她们商量后集体写的。趁办公室没有老师的时候，从窗口扔到了丁胜安校长的办公桌上。 “我们不想听邹金桥上课，强烈要求学校换英语教师！”女生们情绪激动地表达她们的诉求。 王加根不解地问：“你们不是说邹金桥重女轻男么？他对你们女生那么好，你们怎么还有反感情绪呢？” 女生们回答说，邹金桥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 王加根答复，他会把大家反映的情况向学校领导汇报，至于换不换英语教师，那是学校领导决定的事情。他同时提醒学生们，不能因为不喜欢哪个教师，就放弃那个教师所教的课程。这样意气用事，最终受害的只会是自己，因为中考是以总分来划分数线的。六门主课齐头并进，才能取得好成绩。如果一门功课掉了队，其他五门考得再好也是枉然。六减一等于零——大家务必明白这个道理。 六个女生唯唯诺诺，点着头向班主任保证，她们绝对不会放弃英语学习。 期中考试是检测阶段性教学成果的标尺，学校上上下下对两个毕业班的考试成绩特别关注。 出人意料的是，王加根带的初三（1）班完败。除了语文和政治两个班不相上下以外，初三（2）班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都比初三（1）班考得好。六门主课总分前五名的学生全部集中在初三（2）班，而且都是留级生。其中，有四人是从初三（1）班转过去的。 这样的结果，再一次让王加根着急上火，义愤填膺。 老话重提没什么意思，他必须正视现实，从自身的工作中查找不足。相同的教师授课，两个班的考试成绩如此悬殊，要么是初三（1）班学生基础普遍较差，要么是他在班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如果是第一种情况，他觉得并不可怕。毕竟，他接手初三（1）班才两个多月，后面有的是时间。他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们迎头赶上。王加根最担心的是第二种情况。如果他的教学方法存在缺陷，那才是最致命的。在这方面，他进行了认真检视和深刻反省。 期中考试前夕，王加根参加了下半年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复习备考分散了精力？放松了对学生的管理？ 回答是否定的。几乎每一节自习课，他都拿着自学考试教材坐在教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守着学生自习，不存在放松管理的问题。 王加根认为，问题还是出在学生身上，还是因为初三（1）班没有留级生。读过一个初三的学生，肯定比刚到初三的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有耐心。 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拼搏赶超的目标：上学期争取与初三（2）班拉平，下学期全面超越。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心里并没有多少底数，有的只是自信。 眼下，王加根还得承受来自领导、同事、学生、家长及社会上带来的舆论压力。 别人不了解牌坊中学的内部情况，他们才不管这理由那原因呢！他们只关注考试成绩，只关心考试总分排名靠前的学生人数。 两个班一比较，他们普遍认为：姜还是老的辣。 大家开始质疑王加根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 那些转班的留级生及家长为他们的明智之举而庆幸。悲观人士甚至担心，初三（1）班会在中考中“剃光头”。 在王加根为初三（1）班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而郁闷的时候，方红梅同样在为她弟敬武的“退步”而焦虑。 敬武在初一时，每次大型考试成绩都不错，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而升到初二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成绩断崖式下滑。总分在全班六十四个学生中，名列第五十三名。 怎么会这样呢？王加根和方红梅面面面相觑。 内忧外患让夫妻俩焦头烂额。 第八十九章 孤独少年 兄弟姐妹四人中，敬武年龄最小。不过，他与年龄最大的方红梅只相差六岁。也就是说，红梅她爸妈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制造出了两女两男四条生命——近似于文盲的他们养儿育女确实卓有成效。 因为前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敬武出生时，家里人表现得比较平淡。他既没有享受到方红梅捷足先登的荣耀，也没有像方敬文那样带给全家人“喜得贵子”的惊喜。争不到“第一”还是很可悲的。 打记事起，敬武就发现他在家里的地位不及哥哥敬文。 如果把他们家看成小宇宙，敬文则是位于宇宙中心的太阳，其他人则是星星和月亮。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得围着敬文转。 就说一日三餐！大人做饭时，首先得考虑敬文喜欢吃什么，根据他的口味去准备饭菜。如果开饭时敬文不在家，就把他喜欢吃的饭菜留在碗柜里，等他回来之后一个人享用。敬文他奶和敬文他妈经常为弄敬文喜欢吃的饭菜发愁。她们都知道，如果餐桌上没有敬文喜欢吃的饭菜，后果一定很严重。敬文肯定会大喊大叫，大哭大闹，甚至把他不喜欢吃的饭菜倒在地上。 敬武是绝对不敢这样的。他和两个姐姐总是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大人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挑食的习惯和勇气。 那时家里穷，吃鱼吃肉的日子屈指可数。自家的出产中，最好的东西莫过于鸡蛋了。但吃鸡蛋成了敬文的特权。 如果把鸡蛋做成菜，蒸也好，炒也罢，所有人多多少少能尝点儿。但敬文根本就不给大人用鸡蛋做菜的机会——生鸡蛋就被他喝掉了。从早到晚，只要听到家里的母鸡“咯嗒咯咯嗒”地叫唤，敬文就会条件反射一样地往鸡笼那里跑，从稻草窝里摸出刚下的鸡蛋，趁热开始享用。他把鸡蛋的两头各敲开一个小孔，然后，嘴对着其中的一个孔用力吸吮，蛋白蛋黄就能滋溜溜地滑进他的肚子里。这种功夫，是他经过长期训练摸索出来的。起初，他只在鸡蛋上敲一个孔，嘴对着那个孔怎么吸也吸不干净。后来，他试着在鸡蛋的另一头也敲一个孔，结果吸吮起来就相当利索。 敬武和两个姐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敬文喝生鸡蛋，没有哪个敢去与他争抢。凭什么好吃的东西总是他一个人享用？就算两个姐姐是女娃，不敢与他争，我也是个男娃呀！不就是比他小两岁么？为什么好处都让他占尽了？敬武有时也相当不服气，但慑于敬文的霸道和拳头，他又不敢揭竿而起闹起义。尽管名字中他是“武”他哥是“文”，但真正动起手来，他还真不是他哥的对手。 这是吃的。 穿的呢？提起来就更气人。从小到大，敬武就没有穿过新衣服。他总是跟在敬文后面捡旧，有的还是补丁摞补丁。当然，与他有相同遭遇的还有腊梅。腊梅也是穿大姐红梅的旧衣服。 逢到家里给红梅和敬文做新衣服的时候，腊梅和敬武也哭过也闹过，向偏心的父母提抗议。但他们的父母表现得却很无奈，因为家里拿不出那么多布料为四个孩子做新衣服，只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 “你们偏心眼儿！”腊梅和敬武异口同声地喊道。 “哪个叫你们晚出生的？腊梅要是生在你姐前面，敬武要是生在你哥前面，还不是该你们穿新衣服。”方母这样回敬。 方父则如同哲人一般对他们循循善诱：“不怕身上衣裳破，就怕肚子里没有货！好好读书，将来考上了大学，考上了中专，还愁没有新衣服穿？” 问题是，敬武不喜欢读书，准确地讲，是怕读书。这一点，他与哥哥姐姐们完全不同。上小学时，他懵懵懂懂，和小伙伴们玩玩打打，疯疯闹闹，还算快活。进入方湾中学，就开始了少年的烦恼。 他上课老是走神，听老师讲课就像听天书一样，做作业照别人的抄。考试时老师照得紧，抄不成了，他就胡乱答题，结果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班上摆尾。跟着大姐到牌坊中学读书，敬武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长这么大还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家乡和父母，老是在方湾的地盘上打转儿。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摆脱父母的看管、约束和控制，是每一个少年的梦想。 在敬武的想象中，花园镇是个了不起的大地方，牌坊中学肯定也非常好玩儿。直到他融入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才发现现实与他的想象相差甚远。牌坊中学那么小，面积还不及方湾中学的一半儿。位置又那么偏僻，平时想去花园镇街上看个红火热闹都不方便。 和姐姐姐夫在一口锅里搅稀稠，饭菜的花样儿还没有菜园子村家里多。有时饭煮得太少，他还不敢放开肚皮吃，吃菜也总是有所顾虑，不像在家里时随便。由于王加根和方红梅工作忙，或者做饭的炉子不争气，不能按时开饭的情况时常发生。这个时候他就得耐心地等待，饿得肚子咕咕叫。有时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他就干脆去学校食堂打饭菜，把账记在姐姐的名下。 吃饭的问题勉强能够想办法解决。最让敬武难以忍受的，是一个人住在学生宿舍里的孤单和寂寞。 每天放学钟声一响，同学和老师们退潮一般地离开之后，牌坊中学就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庙宇。吃过晚饭，敬武总是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不可能老是和姐姐姐夫在一起，也不愿意到教室里去看书，于是孤魂野鬼一般地在校园里面或者周边乱转。好在附近有个部队抽水房，他时不时去广广黄那里坐坐，后来又跟着广广黄打上了篮球。 夜深人静，当敬武不得不走进学校空荡荡的男生宿舍时，他的情绪总是低落到了极点。最初那段日子，灯一关，老鼠就在宿舍里横冲直撞，相互撕咬，吱吱乱叫，吓得他汗毛直竖，胆战心惊，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眠。好多次，他用被子蒙住脑袋，浑身瑟瑟发抖，睁大眼睛等待着天明。为此，敬武不止一次偷偷地哭过。 后来，男生宿舍住进了几个高年级的同学，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这些调皮的学生们甚至半夜三更不睡觉，关起门窗打老鼠，把灭鼠行动视为一件开心而又快乐的事情。 因为基础太差，敬武到牌坊中学没有升级，而是重新从初一读起。这一年，他已经十五岁了，比班上的其他同学要大两三岁。 他岁数在班上最大，身个儿在班上最高，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他姐方红梅，英语老师是他姐夫王加根，自然能够享受到很多特殊的关照。 开学不久，敬武就被同学们选为班干部，方红梅封了他班长的头衔。这可是敬武同学第一次“当官”。他乐得屁颠屁颠的，整天忙着记考勤、管纪律，处理同学之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俨然自己一下子成了个人物。 方红梅提醒他，不要光顾着过官瘾，还要把学习搞好。成绩好是当好干部的前提，自己进步了，才有资格管别人。 敬武点头称是，说自己一定会两者兼顾，处理好学习与“当官”之间的关系。结果，他还真做到了学习“当官”两不误，取得了双丰收。初一每次大型考试，他的主课成绩一直保持班上前三名。 进入初二后，也就是刚刚开始的这个新学年，学校对教师分工进行了调整。因为方红梅怀了孕，又要经常外出参加面授学习，学校领导没有让她跟班上，而是安排她继续教初一。王加根到初三毕业班把关后，也不再兼任初二的课程了。所以，升入初二（1）班的敬武一下子失去了姐姐和姐夫的双重保护，必须靠自己打拼了。 新任班主任拿掉了敬武的班长职务，任命他为体育委员。虽说还是班干部，但毕竟“降职”了。他在心理上多多少少有点儿疙瘩，算是一个小小的打击。 初一的主课只有语文、数学和英语，初二增加了物理和政治。学习任务加重了，又不像初一那样“炒剩饭”，敬武明显感觉到了新课程的压力。他在学习成绩上的优势很快丧失，初二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就考砸了，从班上的前三名掉到了五十多名，打回了原形。 与学习成绩直线下滑形成鲜明对照，敬武的身个却在快速增高。这一年多，他如同刚刚撒过尿素的庄稼，呼啦啦地直往上长。眼下，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七，比王加根还要高出半个脑袋。 还有一样进步比较快，那就是他打篮球的技术和水平——这主要归功于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敬武爱上打篮球，一半儿是因为孤单寂寞，一半儿是受了广广黄的影响。 也可以这样讲，广广黄是敬武的篮球启蒙老师和教练。 我们已经知道，来自广东湛江的广广黄是附近驻军部队师部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受过专业训练，技艺精湛娴熟。他一个人驻守在抽水房，同样非常孤单和寂寞，也有找人沟通、交流和玩耍的需求。他遇到寂寞难耐的敬武，真可谓干柴遇烈火，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就成了固定的球友。只要有空闲，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操练，对攻打篮球。 与高手过招，敬武的球技进步很快。牌坊中学四百多名学生中已经没有他的对手。因此，他经常与学校教师同场竞技。遇到牌坊中学与外单位进行篮球比赛时，他总是作为主力队员上场。 东方不亮西方亮。学习成绩不行的敬武同学，因为擅长打篮球，一样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体育教师程彩清格外赏识他，每天做课间操的时候，还让他站在全校师生面前吹口哨、喊口令。 敬武因此感到风光无限。 他姐方红梅却忧心忡忡。篮球打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如果考不上中专或高中，初中毕业后还不是得回家耕田种地！ 敬武学习成绩扶摇直上时，方红梅一度暗自惊喜，认为带敬武来牌坊中学读书这步棋走对了。初一每次大型考试之后，她总会跑到邹肖村小卖部，买一包好烟，称两斤水果糖，到学校办公室散发，感谢老师们对她弟的关照。万没有想到，刚升到初二，敬武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方红梅坚定不移地认为，敬武之所以学习成绩断崖式下降，就是因为喜欢上了打篮球。打篮球让他分了心，占用了他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她觉得，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敬武不务正业，让他回归到搞学习的正确轨道上来。 方红梅叫王加根与敬武好好谈一谈。 “你与他谈不是一样吗？干嘛非要我去谈？”王加根显然不乐意，这样质问方红梅。 “我的话他不听。你找他谈，或许作用会更大一些。” “这是什么逻辑！”王加根突然恼火起来，“你是他亲姐。你的话他不听，未必他会听我这个当姐夫的？简直莫名其妙！” 方红梅不好再说什么了。 她讲的是实情。她已经利用敬武回家吃饭的时机，唠叨过好多次，三令五申，叫他不要打篮球。对他约法三章，规定只能在周末不上课的时候打个把小时。但敬文根本不予理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把大姐的话完全当成了耳边风。 王加根不肯与敬武谈话，也有他自己的考虑和原因。 敬文在孝天一中读高中时，王加根因为看不惯他的言行举止和作派，时不时在方红梅耳边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他批评敬文轻狂、自私、学习浮于表面，不懂得尊重别人，不知道感恩，甚至抱怨岳父母对敬文宽容过度，姑息养奸。 结果引起了方红梅的反感。她责怪王加根心胸狭窄，容不下她大弟，甚至认为王加根是在嫉妒敬文，因为敬文长得英俊，活得潇洒，又才华横溢。直到敬文高考落选，方红梅才认同了王加根的那些“忠言”。不过，她心里服了，口里还是不服，曾多次开玩笑说，敬文马失前蹄，不幸中了王加根的“口毒”，责怪加根是个乌鸦嘴。 今年国庆节放假，在孝天地区实验中学复读的方敬文来牌坊中学玩。看上去他完全走出了高考落选的阴影，相当的春风得意。他说，在地区实验中学举行的摸底考试中，他的表现相当抢眼，受到学校领导和科任教师的器重。班主任对他寄予厚望，让他担任学习委员。 “明年绝对能走第一批！”敬文非常自负地说，“我考上大学之后，要搞一场像样儿的谢师宴！不管是地区实验中学的老师，还是市一中的老师，只要是教过我的，我都要请他们喝酒。” 敬文就像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始考虑是在孝天城宴请老师呢，还是把老师们接到方湾菜园子村。知道了弟弟敬武学习成绩下降，又迷上了打篮球，方敬文觉得无关紧要，不足为虑。他说，可以让敬武去报考体育学校，或者报考孝天县师范学校体育班。 敬文滔滔不绝地侃侃而谈，让方红梅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发现大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见多识广，眼界就是与他们不一样。 王加根却在敬文离开之后，骂他轻狂，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他提出的让敬武考体校的宏伟蓝图，也提出了异议，因为体育专业课测试根本就没有打篮球，文化课考试同样必须达到划定的分数线。 方红梅又是老大不高兴。 她说王加根在骨子里就看不起她大弟，老是挑敬文的毛病，对敬文没有信心。 王加根这时才意识到，在老婆面前谈起她的娘家人，必须把握好分寸。即使心里不满，语言上也不要表达出来，否则就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忍着！让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烂在肚子里。 最近这段时间，王加根告诫自己谨言慎行，尽量避免谈敬武和敬文这两个小舅子。而现在，方红梅又让他去找敬武谈谈，他心里当然不乐意。不过，敬武的成绩下降得这么厉害，他同样非常着急。 带敬武来牌坊中学读书，除了分担红梅她爸妈的负担以外，他们还承担着帮助敬武升学的重任。如果敬武将来有出息，他们对老人有个交待；要是敬武读几年书之后，连普通高中都没有考取，背着行李垂头丧气地回方湾菜园子村，那他们就辜负了两个老人的期望，脸上肯定也没有光彩。 王加根没有与敬武谈话，私下里却找到了敬武的班主任黄老师。 黄老师听过加根的疑问，脸上似笑非笑，意味深长地说：“敬武的学习成绩下降，与他的智力水平和打篮球有关系，但这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他已经分心了，心思没有放在学习上。据学生们反映和我自己的观察，他正在与班上的一个女生谈恋爱……” 听黄老师这么讲，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真的吗？敬武真的早恋了？ 第九十章 孕妇学员 公交车到达后湖站就不继续前行了。这里是终点站，同时也是开往孝天火车站的站。 在司机和售票员的喊叫与催促下，公交车上的乘客一个跟着一个下车。身怀六甲的方红梅拎着鼓囊囊的黄提包，夹在人们中间走下公交车，站在路边四处搜寻了望，没有发现认识的熟人。 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孤身一人开始往城西方向走。 这次面授学习的地点是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方红梅已经在那儿参加过一次面授，对行走的路线是熟悉的，也知道那里距后湖站还有四里路，因此特别希望遇到同学或熟人，让别人帮忙她拿东西。 她怀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空手走路就感觉特别吃力，更别说提着这么重的行李。她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路上竟然连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遇见，看来她今天不怎么走运。 找到女生宿舍，方红梅发现同室而居的全部是外县的女学员。 王莉家在这个学院里，她肯定不会住学生宿舍。岳小晶和池中月呢？她们都在孝天城工作，未必也住在自己的家里，早晚两头跑？ 产生这个疑问后，方红梅也没打算去找她们。肚子早饿了，她得赶紧去学生食堂打饭。 打饭首先得买餐票。餐票又分菜票和饭票，菜票用现金买，饭票用粮票换。两种票证都是厚纸印制的，跟火车票大小差不多，但没有火车票硬。菜票的计量单位是元角分，与人民币相同；饭票的计量单位是斤或者两，与粮票保持一致。计量单位不同和纸张颜色不一样，是区分饭票和菜票的标志。 这次面授学习时间共十天。方红梅考虑到自己近段日子饭量明显增大，所以打算买十斤饭票和八元钱的菜票。每天一斤主食加八角钱的菜，应该差不多了。 她把钱和粮票递进售票窗口，接过一大摞票证，顾不上清点，就急匆匆地去买饭菜。到卖饭菜的窗口才发现，她手里只有八元钱的菜票，没有饭票。 方红梅赶紧回到售票窗口，向售餐票的老头儿说明情况。 老头儿瞪了她一眼，矢口否认。并宣称，他卖了这么些年的餐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方红梅急得没有办法，几乎要哭出来了。 正在这时，杨保胜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他拿着碗筷和餐票，看来也是来打饭的。杨保胜不是函授学员，他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这里进修。”似乎是为了回答方红梅的疑问，杨保胜主动介绍说。得知方红梅与老头儿之间的餐票纠纷，杨保胜叫方红梅不要着急，先用他的饭票去打饭。吃完饭之后，他再来想办法帮忙查找。 两人于是去买好饭菜，坐在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 杨保胜是今年九月份来这儿脱产进修的，两年时间，毕业后可以领专科文凭。 “你路子真大！”方红梅不无羡慕地说，“像我们这些没有门路的人，想弄到脱产进修指标，简直比登天还难。” “也谈不上路子大，机会好而已。”杨保胜谦虚地说，接着又转移话题，“王加根现在怎么样？又发表了不少小说？” 方红梅于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王加根的现状。特别提到了他前段日子的病情，流露了自己对加根身体状况的担忧。 “吉人天相！”杨保胜乐观地安慰道，“他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他把碗里的饭扒完之后，去水池里把碗筷洗干净，就进入食堂里面，找到司务长，说明了方红梅买餐票时出现差错的情况。 司务长于是来到售票处，让售餐票的老头儿盘点当日的现金、粮票及餐票。结果，正好多出了十斤饭票。 老头儿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十斤饭票交给了方红梅。 方红梅从中拿出四两还给杨保胜。 杨保胜说什么也不肯收。 方红梅强行把饭票塞在他的手里，就先行告辞离开了。 回女生宿舍的路上，方红梅情绪低落，心情糟糕透顶。 自己怎么总是这么粗心大意呢？刚报到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次面授安排有《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概论》两科结业考试。接到通知时，方红梅就比较担心，因为这两门课程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老师讲课时进度拉得很快，有时笔记都记不全。布置的练习题也有两大本，她还没有做完。看书复习这段日子，又赶上她怀孕，加上单位和家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她总也静不下心来。 一个月前，也就是方红梅收到面授通知的那一天，她突然感觉到了明显的胎动。尽管非常轻微，但她可以知道胎儿的方位，准确地数出小东西跳动的次数。一个新生命在她的身体里孕育，而且是她和王加根爱情的结晶。想到这一点，她真是激动万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胎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小家伙在她的肚子里闹腾，翻身、伸胳膊肘儿、踢腿，对着子宫壁拳打脚踢。 “动了！动了！”每逢此时，方红梅就喜出望外地告诉王加根，兴奋得满脸通红。 王加根赶紧跑到老婆身边，掀起她的上衣，把耳朵贴在那圆西瓜一般的肚皮上，用心谛听。有时还自作多情地与他们的小宝宝讲话，开几句玩笑。或者把手掌盖在方红梅的肚皮上抚摸，就像如来佛掌控着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为了小生命的健康，方红梅也开始注意饮食了。按照书上说的，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多吃鸡蛋和瘦肉，以及花生之类的干果。听牌坊中学有经验的中老年教师讲，筒子骨营养价值高，骨髓多，吃了补钙，尤其适合孕妇。逢到王加根上街买菜时，她就嘱咐他去找这种三角钱或者四角钱一根的猪骨头。 筒子骨洗净之后，用刀背从中间敲断，扔进土陶瓦罐里，上适量的水，搁在蜂窝煤炉子上。先用大火把水烧开，加入萝卜、莲藕或者海带一起炖，然后关上炉子下面的进风口。再就可以百事不管，安心地去上班，或者干其他的事情。几个小时之后，家里就会飘散着骨头汤的肉香。打开瓦罐的盖子，加点儿食盐里面，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喝筒子骨汤，应该算是方红梅怀孕期间最享受的事情。按照他们的经济条件，也力所能及。不过，家里的零食的确少得可怜。像饼干、蛋糕之类的副食品，他们买得很少。 逢到王厚义来学校看他们，带来花生、红苕之类的自家出产，才能为方红梅备点儿零食。花生炒熟，装进密封的塑料袋摆在床头。红苕洗干净蒸熟，装一小筲箕放在厨房的碗柜里。 方红梅一旦饿了，或者馋嘴想吃东西了，就去剥一把花生，或者啃两个红苕。花生很脆，也很香。红苕虽然味道不错，但干巴巴的难以吞咽，经常噎得她胸闷气短、白眼直翻。 这两样东西也不是经常有。一旦吃完了，王加根又不愿意回王李村拿。搞不清是什么心理在作怪，王加根似乎总是怕回王李村。每次都要方红梅左说右劝，做好半天的思想工作，才万分不情愿地动身。 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别人家的儿媳妇怀孕时，当老人的送鸡鸭鱼肉，送整筐的鸡蛋，我吃点儿花生和红苕未必就过了分？”方红梅真的有点儿想不通，有时还会无端地伤起心来，平白无故地流眼泪。 怎么搞的？感情一下子变得如此脆弱？明知道哭泣对胎儿不好，可又难以把控。该不会是要出什么事情？ 方红梅身子一天天笨重，但家务事又还是得做。再也不能像以往那么干净利落、做事麻利了，行动只能慢吞吞的。蹲下身子时间稍微长一点儿，就感到腰疼，肚子里面不舒服。哪怕是弯腰做事情，也感觉特别不方便，难受得很。记挂着面授和考试，强迫自己拿起书本，可看不了几页，脑子就会犯迷糊。勉强往下看，看了半天也不知看的什么内容，有时连看到哪儿都忘记了。 有一天，方红梅的下体突然莫名其妙流起血来了。 这显然不是月经，没有听说孕妇还来“好事”的。她慌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既担心流产，又担心对胎儿有不利影响，导致胎儿畸形。她想去花园区卫生院检查，又怕医生敷衍塞责，打两针黄体酮了事。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生平庸的医术和不负责任的作风，早已让她领教过了。她既鄙夷，又讨厌，不愿意劳神费力跑去跑来，白花钱。算了，等到孝天城面授学习时，去孝天地区中心医院检查！这事她瞒着王加根，没有让他知道。 王加根那段日子正犯牙周炎，整天疼得哼哼唧唧，虚弱的体质让人担心。他晚上睡觉总是出虚汗，隔不一会儿就往厕所跑，完全不像个年轻人！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一点儿肉也没有。有时打个哈欠下巴就脱了臼，好半天复不了原。 唉，生活条件太差了，营养供应不上啊！ 紧接着，又卷入了繁忙的期中考试。出题目，刻钢板，印试卷，监考，阅卷，汇总分数，排名次……从早到晚忙得晕头转向。特别是阅卷那几天，牌坊中学每天都停电。为了赶时间，夫妻俩借来学生晚自习用的煤油灯，接连几天加班，开夜车到晚上十一二点。因为劳累，方红梅感觉腰酸背痛，疲乏至极，下体又不间断地流血。也不是特别浓，淡淡的，像是血水。 她再也不敢瞒王加根了，吞吞吐吐地向他说明了实情。 王加根一听，大惊失色。 他赶紧推出自行车，带上方红梅就往花园区卫生院跑。 结果，花园区卫生院妇产科医生全部下乡搞计划生育，现场结扎去了，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又翻过花园火车站的人行天桥，前往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二医院妇产科医生问过病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非常热情地建议方红梅做b超。 医生说，b超是市二医院刚刚买回来的新机器，能够把人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肯定能查出胎儿存在什么问题。 “做一次b超多少钱？” “十元。” 方红梅一听，转身就走。 王加根说，十块钱就十块钱，做一个还是放心些。 方红梅坚决不肯，认为医院纯粹是宰人。她说，就是做b超，也到孝天地区中心医院去做，反正过几天她就要去孝天城面授的。 结果，孕检他们无功而返。 这几天，血水还是不间断地往外渗，胎儿又每天动个不停。也不知小东西是高兴了，还是身上有什么毛病。 唉，养个孩子真是让人操心啊！什么时候去地区中心医院检查呢？后天就要考试了，是考试前检查？还是考试后检查？ 方红梅举棋不定。 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她已经回到女生宿舍，碰到了池中月和岳小晶。 岳小晶见方红梅挺着个大肚子，笑弯了腰，揶揄道：“你不是说函授毕业之后再怀小孩么？怎么食言了？” 方红梅无言以对，红着脸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她又转移话题，问她俩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间宿舍。 池中月说，她们两天前就来了。 因为对这次考试不放心，她们提前到地区教院来复习。安陆县的几个女学员也是提前来的，和她们住在一个宿舍。 听到这儿，方红梅心里更是一阵发慌。 大家都这么卖力，而她接二连三出状况，刚才又遇到买餐票扯皮的倒霉事。这次考试恐怕凶多吉少。 与岳小晶、池中月分手后，她迅速回到宿舍，想抓紧时间看书。同宿舍的其他女生全部来自应城县，几个月没见面，大家又天南海北地聊天，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嘀嘀咕咕，直到很晚才安静下来。 从她们的交谈中，方红梅听说应城有个女生为了结婚，已经退出了函授学习。她心里又咯噔了一下子。 下一个退学的，会不会是她方红梅？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拿到本科文凭！ 下半夜，外面突然起风了，接着又噼噼叭叭地下起了雨。气温瞬间下降了许多。方红梅肚子里的胎儿手舞足蹈起来，在她的身体里活蹦乱跳，也不知是因为不适应新环境烦躁不安，还是因为刮风下雨兴奋不已。小东西这么闹腾，方红梅完全没有办法入睡。 天麻麻亮时，她感觉肚子特别饿，但身边又没有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只得起床倒了杯白开水，勉强喝下几口，等待着食堂开饭。 因为是考试的前一天，没有安排授课，大家自己复习。天这么冷，方红梅本来准备呆在宿舍，偎在被子里看书，结果，同宿舍的女生们进进出出，打打闹闹，吵得她脑袋都要炸开。 她又不好意思说别人。惹不起就躲！还是闪到教室去。 坐在教室里，她没一会儿就感觉腰疼背胀，不停地在椅子上扭动身体。隔一会儿就想上厕所。小家伙也不老实，时不时地动弹。这受的是什么罪啊！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终于开始考试了。 第一科是她最担心的《中国古代文学》。结果答题还比较顺利，大部分知识点她都复习到了，估计及格没问题。反倒是《文学概论》让她丧失了信心。这科试卷客观题少、主观题多。选择、判断、填空题占比不到百分之三十，而论述题就有六十五分。因为不知道标准答案，方红梅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胡乱作答，无法判断对错，对自己能否及格完全没有把握。 女学员们聚在一起议论考试情况时，岳小晶和池中月却认为《文学概论》比较简单，因为论述题她们都在《电大文科月刊》上看到过。那本刊物是孝天市函授站辅导员提供给她们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那本刊物？”方红梅有点儿不快地问。 “你没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不知道你想不想看呀。”岳小晶和池中月异口同声地回答。 借口！说白了，还是女生之间的嫉妒心。你怕我考好了，我怕你得高分。彼此之间搞信息封锁。 方红梅并没有把这层纸捅破。考都考完了，再去互相埋怨又有什么意义呢？考完了就放下，能不能及格听天由命。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去地区中心医院做检查。小宝贝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小宝贝健健康康，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值一提。 迎着早晨初升的太阳，红梅慢腾腾地步行，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孝天地区中心医院。当她把自己的情况陈述完之后，医生又让她躺在床上，认认真真地进行了检查。 最后的诊断结果为：一切正常。 她主动提出做b超，医生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第九十一章 走出阴影 敬武的班主任黄老师一席话，让王加根茅塞顿开。 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之前感到疑惑的很多事情。 难怪敬武到初二之后，尤其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每次回方湾菜园子村，他都向家里要新衣服。他还专门到孝天一中去找敬文，要他哥穿过的运动鞋。教师节期间，牌坊中学给每个教师发了一套运动服。敬武天天缠磨方红梅，要他姐把发的运动服给他穿。 敬武的反常表现让王加根警觉起来，向方红梅谈起了自己的担忧。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方红梅不以为然地抢白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难道你不想穿新衣服？不想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是敬武穿得像叫花子一样，我们脸上有光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加根就不好去计较了。不然的话，方红梅又要训斥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现在的事实证明，他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敬武已经早恋，沉溺于儿女私情，那就无可救药了。考学的事情肯定彻底泡汤，想都不用往那方面想。 王加根把黄老师说的情况转达给了方红梅。 方红梅听后感到很震惊，但又觉得这事不大可能。 “敬武才上初二呢，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怎么可能谈恋爱？他们长都没有长活，啥都不懂嘛！”她认为黄老师有点儿捕风捉影。 由于急着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她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这件事情。拜托王加根把敬武看紧点儿，瞅机会与敬武谈谈心，然后就动身去了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见老婆如此敷衍塞责，王加根自然心里不高兴。 说实话，带敬武读书，他心里就有疙瘩。毕竟，他和红梅刚刚成家，生活并不宽裕，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而敬武年龄已经那么大，个头儿比他还要高，凭什么要让他这个当姐夫的来抚养和照顾？现在出了状况，又要他去当恶人，他才懒得去趟这滩污水呢！ 工作上的心都操不完，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心去怄敬武的气！叫我看紧点儿，叫我找敬武谈心，我看得住他么？我又能跟他谈些什么？话说轻了，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重了，他说不定就跑回方湾不读书了。他平时就老是说怕读书，不想读书。万一因为我的叨唠，他离开牌坊中学，我又成了罪人。外人还认为我心眼儿小，那样的话，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唉，敬武真是豆腐掉进炭灰里，摸又摸不得，打又打不得。 包袱！包袱！真是背上身就无法卸下的包袱！克制一下，忍耐一下，勉强把敬武送毕业。将来再要是有亲戚托我带小孩读书，磕头作揖也好，骂我祖宗八代也好，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 关于初三学生谩骂邹金桥的那封信，王加根向丁胜安反馈调查情况后，学校也没有把邹金桥怎么样。只是针对学生反映的问题，提出了两条原则性意见：一是教师上课应在四十五钟内完成教学任务，不得随意拖堂；二是教师不得把学生叫到宿舍里补课或者谈话，只能在教室或者办公室里与学生交流。其他一切照旧——邹金桥还是继续教两个毕业班的英语。 王加根早就预料到了会是这么个结果，也没有对学校领导抱什么太大的期望。趁方红梅外出，家务事相对较少的空隙，他必须抓紧时间理一理班级工作的头绪，再就是把学校团总支的事情弄出个眉目。 因为期中考试失利，王加根的情绪低迷，整个初三（1）班学生也很灰，有“兵败如山倒”的蔓延趋势。他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状况很危险。 不行！灰心丧气的结果只能是一蹶不振。必须给学生们打气，提振全班的信心。奋起直追，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如何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呢？几句空洞的口号，无异于画饼充饥，学生们根本就不会相信。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活跃班上的气氛。让学生忘记失败，走出阴影，不能总是这么死气沉沉的。 王加根联想起了孝天县师范学校一年一度的新年文艺晚会。 对，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举办一次文艺节目表演。让学生们自选节目，会唱歌的唱歌，会跳舞的跳舞，会乐器的演奏乐器，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乐器的，朗诵一首诗歌，或者说一个笑话也行。目的就是让大家开心。 当他把这个想法在班上宣布时，竟然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学生们兴奋得嗷嗷直叫唤，有的还抬起双脚忘情地蹬地，搞得教室里尘土飞扬。大个子王伟从座位上站起来，红着脸问班主任，能不能把他家里的“三洋”带到学校来，因为他跳舞时必须有音乐伴奏。 “行啊！什么高档玩意儿都可以带，但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 教室里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就像一滴水洒进了滚烫翻滚的油锅里。 到了星期天，初三（1）班教室完全改变了模样儿。 课桌板凳沿墙顺到了四周，中间留出一大块空地，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黑板上画着火红的灯笼和“周末文艺汇演”几个大字。电灯的吊线上，还包上了彩色纸带。文艺节目全部是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独唱，合唱，诗朗诵，笛子独奏，口琴独奏，相声，吹口哨，霹雳舞，迪斯科，英语情景剧…… 王加根完全没有想到，学生们会把文艺汇演组织得这么好。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基本上都是原生态表演，可以算作自学成长，水平有的还真不赖。看得出，他们的好胜心非常强，表现的欲望特别高。要是他们把这股精气神儿带到文化课学习上，肯定能够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又一个新点子闪现在王加根的脑子里。 第二天，他任命期中考试中主课单科分数最高的学生为课代表，让他们负责相关课程的学习组织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每周负责出一期黑板报。政治、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六门功课的课代表，从周一到周六依次轮流，把教室后面那块长期闲置的黑板利用起来。黑板报的形式不拘一格，但内容必须与课代表负责的课程密切相关。周日对本周出的六期黑板报进行评比，由班干部和学生代表打分，按得分多少排序。获得第一名的授予流动小红旗。 方案一出台，就引起了学生们浓厚的兴趣和火一般的热情。课代表们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拿出看家本领决一雌雄。他们找报纸、翻杂志，到处搜集资料，精心组织和策划。 出黑板报的时间统一规定为下午放学之后，所以，轮值的课代表通常是在学校里吃晚饭，也有回家吃过晚饭再返回学校的。遇到学校里停了电，他们就点着蜡烛或者煤油灯，在教室里弄得很晚。 自此之后的每天上午，初三（1）的教室里就会出现一期崭新的黑板报，让教师和学生的眼睛为之一亮。 除了文字内容的精心组织和编排以外，有的还加入了报头、插图、题花、尾花、花边和框线，同时利用彩色粉笔，点缀和烘托版面的气氛。黑板报的推出，让全班学生受益匪浅。一些科任教师甚至主动向课代表提供板报内容，抢占这块教学阵地。 当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文艺汇演和黑板报上之后，期中考试失利的阴影很快就消散了，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看到教室里闲置多时的黑板成了“香饽饽”，王加根又打起了办公室外墙上那块大黑板的主意。 鉴于初三（1）班不少学生喜欢写作文，他决定在班上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意，文学社起名为“鸿鹄文学社”，社刊直接叫“鸿鹄”。他辅导文学社成员写稿子，每周在校园的大黑板上出一期板报。 王加根接二连三推出新举措，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学生们是非常高兴和拥护的，但社会上也传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初三学生马上就要参加中考，时间该有多么宝贵啊！一寸光阴一寸金，而班主任竟然领着他们去唱歌跳舞！这简直就是乱弹琴！哪有这样教毕业班的？初中生写作文，话都说不通，错别字随处可见。他们懂得什么是文学？还成立什么文学社。简直是异想天开，糟蹋了文学社这个名词。 面对别人的责难、非议和嘲笑，王加根表现得比较镇定。 他承认，毕业班学生时间是宝贵，但时间宝贵不等于从早到晚不空闲，时时刻刻不离开书本。学习上的进步与学习时间的长短并不一定成正比，还要看学习的效果，提高单位时间里的学习效率。学生参加文艺汇演，看似占用了学习时间，实际上是劳逸结合。换一下脑筋，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习效率。至于形式多样的黑板板和鸿鹄文学社，则能增强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和参与的热情。采取生动活泼的方式寓教于乐，学生印象更深刻，更容易记忆和接受，效果绝对不会比“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差。 无论别人说什么，不管非议和指责的话多么难听，王加根丝毫也不为之所动，坚持自己的做法。 他甚至在班上宣布，元旦期间以牌坊中学团总支和鸿鹄文学社的名义，联合主办一期大型墙报，鼓励学生们踊跃投稿。 孰对孰错？谁是谁非？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判定。但有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通过王加根这段时间的“瞎掰”，初三（1）班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完全走出了前期颓废的阴影。 至于学校的团总支工作，王加根也在按计划有条不紊的推进。 统计团员，完善组织，补收团费，准备纳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共青团花园区高官韩杰亲临牌坊中学，宣读了王加根的任职文件，并对牌坊中学团建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同时宣布，王加根将作为花园区团代表，出席共青团孝天市第一次代表大会。 王加根参加团代会的时间，恰好是在方红梅结束面授学习返回之后。两相衔接，对教学工作和家庭生活并无太大的影响。 牌坊中学领导对王加根外出开会四天，也没有提出异议。 花园区出席孝天市团代会的代表共有二十二人，来自花园区各机关团体、农村和企事业单位，其中还包括一个跟随采访的通讯员。 他们被安排住在后湖宾馆的一间集体宿舍里。报到的第一天，大家牢骚满腹，认为这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了。这么高规格的会议，最起码也应该住个标准间嘛。 韩杰也耿耿于怀，觉得团市委太抠了，让他这个带队的书记很没有面子。他单独找会务组交涉。 答复是，因为代表人数太多了，后湖宾馆没有那么多房间。安排到其他宾馆，又距开会的孝天市大礼堂太远，来去不方便，请大家理解和原谅。晚上，团市高官又亲自上门道歉。 代表们这才气顺了一点儿，委曲求全地接受了这种安排。 王加根是第二次住后湖宾馆。 第一次是去年五月在这里参加《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那次会议只有半天时间，就住了一个晚上，双人标准间，条件自然比集体宿舍要好许多。不过，他倒不太在意住集体宿舍，也就晚上睡一觉，哪张床上都差不多。大家在一个房间里还热闹些，反正吃饭都是一样的。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而且吃住都不用自己掏钱。 每个会议代表都领到了一个牛皮纸做的档案袋。里面装有一支圆珠笔、一个塑料封面笔记本、一个过塑的“代表证”和一大摞会议材料，还有电影票和歌舞晚会入场券各两张，以及董永公园的参观门票。 翻开《会议指南》，四天的安排一目了然，而且非常详尽。 第一天上午听hub省英模事迹报告团作巡回报告，下午是会议开幕式和团市高官作主题工作报告；第二天和第三天分组讨论；最后一天，上午选举新一届团市委组成人员及会议闭幕式，下午自由活动。每天晚上都有活动，要么看电影，要么看歌舞晚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王加根向来有早起的习惯，凌晨五点钟就醒了。由于住集体宿舍，怕影响别人休息，他只能强迫自己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等待天明。 外面北风呼啸，显然降温了。 捱到六点半，他才起床、洗漱、去食堂早餐，然后，顶着严寒步行前往孝天市大礼堂。进入书院街，到达孝天市法律顾问处——也就是汤正源上班的地方时，看到街道两旁站满了小学生。 小朋友们身穿校服，戴着红领巾，手里拿着鲜花和纱巾，显然是准备列队欢迎hub省英模报告团的成员。 因为天气寒冷，王加根把带来的两件毛衣都穿上了，外面还套着呢春装，走了那么远的路，仍然觉得冷得不行。再看看那些小学生，只穿着单薄的校服，又来得特别早，据说已经在路上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有的冷得缩成一团，有的站在路上直跺脚，有的抱在一起起暖，有的在街边的台阶上跳上又跳下，有的实在受不了，就哭着喊着找老师要求加衣服……队伍全乱了。带队的老师开始埋怨团市委领导，怪他们没有弄清楚省英模报告团到来的准确时间。 直到八点半，hub省英模报告团成员才在孝天市领导的陪同下，出现在书院街的入口处。负责敲锣打鼓的少先队员在老师的指挥下，马上敲起锣打起鼓来，其他孩子们迅速排好队，舞动着鲜花和纱巾。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营造出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 hub省英模代表团成员和孝天市领导进入会场后，负责欢迎的孩子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们赶紧四散开来，找老师或者家长要厚衣服穿。 上午的剩余时间就交给了hub省英模报告团。 下午的会议开幕式和主题报告也很平淡。 晚上本来有一场舞会，但王加根什么舞也不会跳，进舞厅看了看，就提前离开了，回宾馆休息。 接下来是会议讨论，由各代表团自行组织。花园区代表团是用打扑克替代的。打扑克还带“彩”儿，赢了钱的就上街买副食、买水果、买甘蔗、买啤酒，大家一起打平和。对扑克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逛街、逛商场、逛公园，保证在开饭之前赶回后湖宾馆就行了。 王加根抽空去市一中看了腊梅和敬文，还到汤正源的办公室里坐了坐——他把会议讨论改成了走亲访友。 最后一天的大会，代表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投票。 候选人一个也不认识，更谈不上了解，但还是得按要求打勾或者打叉。投完自己神圣的一票，作为会议代表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王加根坐晚上的火车返回了牌坊中学。 第九十二章 遭遇难产 放学钟声响过，王加根整理好桌上的学生作业本，把教材和教案收进抽屉，锁好，起身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闭上眼睛，又摇了摇脑袋，然后刑满释放般地走出办公室。 校园是每天放学时必有的嘈杂。喊叫声、打闹声、笑骂声、自行车铃铛声响成一片。王加根径直走向学校食堂，从庞大而又笨重的木蒸笼里翻出自家的两个铝饭盒。 由于初三两个班主任的积极鼓动，牌坊中学已经有了不少住校生。加起来，应该有二十多个了。以毕业班学生为主，也有从外乡镇来插班或借读的初一初二学生。 学校食堂负责为他们蒸饭。菜是他们从家里带来或者由家长送来的，多是臭豆腐、咸萝卜干、腌菜、酱豆之类的咸菜。 王加根一直沾学生的光，在学校食堂里蒸饭。上班时把洗好的米送到食堂，下班时就变成了两盒热腾腾的米饭。饭拿回家后，只需要炒菜。他拎着饭盒回到家里，见身怀六甲的老婆站在客厅里。 方红梅产期临近，学校领导格外开恩，叫她有课时上课，没课就在家里休息或办公，不强行到办公室坐班。 “怎么样？又在动吗？让我听听。”王加根把饭盒搁在吃饭用的小方桌上，掀起老婆的上衣，把耳朵往她肚皮上蹭。 “别闹了！”方红梅神情紧张地制止道，“我肚子疼得厉害，大腿间粘粘乎乎的。” “啊？是不是要生了？”王加根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把老婆扶到餐桌旁坐下，又急急地跑到书柜前面，抽出前期买的那些生理卫生书籍，哗哗啦啦地翻着，查看临产到底有哪些先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王加根和方红梅是在牌坊中学度过的。 作出这样的决定，当然经过了商议、争论和痛苦的决策过程。按说，春节他们应该回王李村或者方湾菜园子村陪家人，但王加根执意要留在学校，守在他们刚刚建立的新家里，迎接婚后的第一个新年。 临放寒假时，王加根还找丁胜安和邹贵州缠磨，把学校的电视机搬到他家里，说是大年三十要看春节联欢晚会。 虽然没有室外天线，电视信号不是太好，但家里有了这么一个有图像、能出声的高级玩意儿，他们的寒假生活变得丰富多了。 除夕夜的春节联欢晚会，给孤单寂寞的他俩带来不少欢乐。 开场的歌曲大联唱，都是他们耳熟能详，并且非常喜欢的歌曲。尤其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两首歌一下子把他们带到了孝天县师范学校，回想起了他们的初恋。当然，给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刘伟、冯巩表演的相声《虎年谈虎》，或许是因为方红梅即将下一只“小虎崽”的缘故！ 春节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加根他姐加枝从bj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二是加根他爸王厚义来过牌坊中学一趟。加枝在明信片上告诉他们，她和张德林定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启程前往美国；王厚义当面通知他们，他和胡月娥准备带着加叶加花离开王李村，举家迁移到潜江县江汉农场。 “你三叔升官了，在江汉农场当副场长。他可以帮我们转户口，还可以把我和你后妈安排在窑厂上班。”王厚义一脸兴奋地侃侃而谈，“去那儿之后，加叶加花可以进托儿所、上幼儿园，那里的小学和中学教学质量也比较高。我在窑厂做砖做瓦，不用下水田干农活儿，对治疗我的关节炎有好处。你三叔说，我和你后妈两个人上班，一个月能拿百把块钱，将来退休了还有劳保，比在王李村种田强多了……” 这事来得太突然，王加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随口问道：“那家里的房子怎么办？” 王厚义回答说，王李村的房子准备让本家二爹住着，帮忙照看。他先带一部分适用的家具到江汉农场，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集中到一个房间里锁起来。房屋四周的树木让它们长着，几棵已经成材的大树他已经砍了。就是家里养的鸽子没办法带走，有点儿可惜…… 听到这些，王加根知道他爸已经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 王厚义并不是来征求他的什么意见，只是向他通报一下情况，让他知道有这么回事情。 王加根未置可否，算是默认了。 这段日子，他和方红梅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正忙着迎接他们的小宝宝降生。哪儿有闲心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们真是忙坏了，也愁坏了。方红梅自己动手缝制小衣服、小被子、小帽子、小鞋子、小袜子和红兜肚，编织小毛衣和小毛裤，准备了满满一抽屉尿布。王加根一有时间就抱着《青年夫妇卫生指南》《优生咨询》《母子保健手册》《妇女知识问答》这些书籍看，恶补优生优育知识。唉，二十出头就要当父母，什么都不懂，难为死他们了。 前段日子，他们一直在为到哪儿生小孩的问题纠结。 方红梅最初想回娘家生育，后来又觉得在牌坊中学生育比较妥当。主要是怕难产。方湾卫生院没有做剖腹产手术的能力，万一难产，就得往孝天城跑，而学校这边儿有孝天市二医院。可是，守在牌坊中学，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方红梅在某一天深更半夜发作，他们想找个帮忙的人都难。 花园区卫生院离这里那么远，又有好大一截是黄土路，要是遇到刮风下雨，板车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行。赶上那种情况，孤零零地住在牌坊中学的他们，岂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正在王加根翻书查找方红梅所说的那些症状，判断她是否快生产的时候，敬武放学回来了。 见桌上只有米饭，还没有开始炒菜，敬武显然有点儿失望。 “你去食堂吃！你姐可能快生了，我们要去医院。”王加根对小舅子说。 敬武一听，二话没说，转身就走出了家门。 王加根综合几本书上的观点，认为方红梅眼下的情况，很可能是破水。书上说，破水后二十四小时左右，可能出现正式临产的宫缩。这样看来，真的要生了。王加根觉得这算是万幸，毕竟今天天气晴好，时辰也不算太晚，去医院比较方便。 两人如同即将上前线的战士，迅速忙乎起来。 方红梅抓紧时间洗了个澡。王加根准备住院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推出家里那辆载重自行车，把行李挂在前面，让方红梅坐在后面。 他骑上自行车，心急火燎地往花园区卫生院赶——区卫生院是他们公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只有在这儿生育，费用才能够报销。 到达花园区卫生院时，妇产科值班医生正在吃晚饭。 方红梅前期来进行过几次孕检，与值班医生认识，知道她姓安。 安医生简单地问过情况，就让方红梅躺在床上，掀开她的上衣，用听诊器贴在肚皮上听了听。接着，一边吩咐方红梅脱裤子，一边往右手上套胶手套。戴着手套伸进方红梅的下体摸索了好半天。 “早着呢！看晚上转钟时有没有可能生。”安医生若无所事地说。 王加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始办理住院手续。 把红梅安排停当，他又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往方湾卫生院挂了个长途电话。他把红梅快生育的消息告诉岳父，并希望丈母娘尽快来花园区卫生院，帮忙照应。 晚上快十点钟的时候，红梅她妈乘火车赶来了。 方母刚进病房，红梅又开始叫肚子疼。她痛苦地呻吟着，不住地扭动身体，额头上滚下豆大的汗珠，衣服也湿透了。 方母坐在床边，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嘱咐她不要乱动，不要扭动身子，说这样对孩子不好，也不利于生产。确实难受的话，就伸缩一下双腿。她还不停地用粗糙的双手，在女儿的大肚子上轻轻地按摩，自上而下地抻着。 安医生准备回家睡觉了。 她说，十二点之前她再过来。临走时，她又把家庭住址告诉王加根，说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就去喊她。 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竟然这样不负责任！王加根着实有点儿不高兴。但转念一想，生孩子他们是第一次，别人见得可多了。安医生已经认定晚上十二点钟生，总不能让别人在这里等上几个小时！何况，安医生就住在医院职工宿舍里，跑一趟也就几分钟的事情。 午夜快转钟时，方红梅又呻吟起来，说腰酸背疼，就像断了一样，肚子紧一阵松一阵，想大便。 正好是这个钟点儿，估计快要生了，可是安医生还没有来。 王加根于是拿起手电筒，一路小跑着赶往医院职工住宅楼。此时的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拍门喊人的声音都有些发抖。 安医生睡眼惺忪，开门时还哈欠连天。她往身上套了件春装，疲惫不堪地走出了家门。 当王加根和安医生相跟着进入病房时，方红梅已经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 安医生简单地问了下情况，吩咐王加根扶孕妇进产房。 她用听诊器在方红梅的肚皮上听了听，又戴上橡胶手套在孕妇的下身摸了摸，还是若无其事地说：“早着呢！胎位是正常的，用不着那么着急。” 王加根问，大概会在什么时候生。 安医生说起码要到天亮之后。 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 方红梅这般折腾，到那时恐怕早已精疲力尽。 王加根与丈母娘商量了一下，决定回牌坊中学一趟，弄点儿吃的带过来，让红梅补充补充能量。 寂静的深夜，春寒料峭，月光清冷。 王加根骑着自行车穿行于空旷的田野，融入万籁俱寂的夜色之中。听蛙声一片，他并不感到胆怯，但路过邹肖村时，又显得高度紧张，汗毛都竖起来了。偶尔一声狗吠，就会惊出一身冷汗。除了半旧不新的自行车，他身无分文，自然不俱怕拦路抢劫的坏人，而狗却是心头大患。畜牲是不管你有钱没钱，都可能咬你的。所以，进入邹肖村他就把自行车踩得飞快，目不斜视，直到把那些鳞次栉比又杂乱无章的农舍远远地甩在身后。 稍微放松下来，他的眼前就会浮现老婆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耳边就会响起她那撕心裂肺的喊叫和无助的呻吟声。 做女人真是不容易啊！ 回家已快凌晨两点。看到餐桌上那两盒冰冷的米饭，王加根才记起自己昨晚没有吃饭。由于紧张和慌乱而忽视了的饥饿感骤然袭来，刹时感到肌肠辘辘。 炉子已经熄了。他把饭盒里的冷饭挑了些到瓷碗里，用暖水瓶里的热水一泡，就着榨菜丝和臭豆腐，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干净净。 收拾完残局，在厨房里左顾右盼，开始考虑给老婆弄点儿什么吃的。塑料桶里有大米。碗柜里有挂面。地上有一把蒜苗和几个红萝卜。他翻箱倒柜，最后在碗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几个鸡蛋。 还是煮糖水鸡蛋！这已经是家里最有营养的东西了。 重新生炉子太麻烦，而且得花好长的时间。王加根把炉膛里的炭灰掏空，直接在里面烧木柴，煮了六个荷包蛋。把荷包蛋盛在蒸饭的铝饭盒里，用一件旧衣服包起来保温，放在平时买菜的竹篮子里。 关灯。锁门。他一只手提着竹篮子，一只手推着自行车，顶着深夜的寒风，又往花园区卫生院赶。 方红梅看了看加根送来的荷包蛋，还是感觉没有胃口。 她只吃了一个，喝了几口红糖水，就说吃不下去了。怎么劝她都没有用，剩下的五个就让方母吃了——老人家昨天也没有吃晚饭。 阵痛使方红梅再次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她咬紧牙关，额上和太阳穴两边的青筋都暴出来了。 眼见老婆痛不欲生的模样，听着她不住地叫疼叫胀，王加根急得手足无措。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老婆的痛苦。 方红梅说想大便。 王加根马上把她扶下床，帮她坐到痰盂上。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方红梅又说她拉不出来，只挤出来几滴小便，或者其他的什么液体。 安医生嘱咐过他们，产妇不能老是躺在床上，尽可能走动走动，活动一下筋骨。 王加根又搀扶着老婆，到病房外面的走道上缓缓行走。 走了没几步，方红梅就感觉浑身酸软，连站的力气都没有。她完全趴在王加根的身上，几乎是王加根驮着她在行走。 早晨上班之后，安医生让红梅到产房，又检查了一次。 结果，宫颈口仍然只有三指宽。子宫壁还厚得很，与晚上检查的情况几乎没什么进展。 安医生非常疑惑：胎儿为什么不奔生呢？未必已经胎死腹中？ 她把听诊器贴在孕妇的肚皮上，又分明能听见胎动。 当王加根再次追问什么时候能够生时，安医生苦笑着摇了摇头。 她说，自己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她也拿不准。怕王加根担心，又补充道，可以肯定的是，胎位正常，胎儿目前的情况良好。 听到这里，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些茫然。 方红梅靠坐在床上，眼睛望着窗外火红的朝阳发呆。 王加根站在她的身边，如遭遇雷击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能说什么呢？事情已经这样了，抱怨、牢骚和悲叹都无济于事。只能祈求菩萨保佑，只能听天由命。 等待。耐心地等待。痛苦地等待。 上午，肖玉荣、董志芳和新调到牌坊中学的两个青年女教师都来到了医院。问过情况，她们都是一脸的关切和担心。 肖玉荣安慰方红梅说，没事的，生头胎一般都比较困难。 下午依然如故。 妇产科的医生和护士们开始议论纷纷，都说这种情况以前不多见，比较危险。安医生也不敢马虎，迅速找卫生院院长汇报情况。 集体会诊之后，安医生建议他们转院。她说，去市二医院比较保险，万一不能顺产，可以做手术剖腹产，而花园区卫生院没有这条件。 听到这里，王加根赶快骑车回牌坊中学。 他到办公室向丁胜安请过假，又到邹肖村农户家里借了一辆板车。然后，如骆驼祥子一样拉着板车，跑向花园区卫生院。 在板车上铺上棉絮和床单，扶方红梅躺在上面，盖好被子。 王加根在前面拖，方母跟在后面，穿过花园粮店往市二医院赶。 两条人命如两根绳索紧勒着王加根。他呼吸困难，泪流满面。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 板车的颠簸使本来就疼痛难忍的方红梅更加难受，她开始呕吐起来，面色惨白，如死人一般。 方母跟在板车侧边，拉着女儿的手，安慰她，鼓励她。时不时，还背过身去，难过地抹着眼泪。 第九十三章 有惊无险 自从方红梅怀孕后，王加根就在为胎儿的健康而担忧，原因是受孕期间他正在患病。尤其是那些让他浑身发痒的红疙瘩，别人说是疥癣，他却害怕是荨麻疹。 书上说，夫妻任何一方患荨麻疹时怀孕，都有可能导致小儿先天性痴呆。还有，王加根那段日子一直在喝酒，而喝酒对胎儿也是有不良影响的。 每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格外不舒服。这十个月他完全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同时又怀着侥幸心理，希望没什么问题。虽然每次孕检医生都说胎位正常，但不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天，他那颗悬着的心就落不了地。生男生女无所谓，他也不奢望红梅能给他们生一个神童，但千万不能是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孩子啊！ 他天天在心里祈祷，并且嘱咐老婆多吃对胎儿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对智力发展有帮助的食品。 心里这么想，口里这么说，可又哪儿有能力照书上列出的食谱清单，去买哪些山珍海味呢？ 还完学校那两百元借款，王加根首先想到的就是攒钱买一部收录机。听别人讲，让孕妇多听音乐有好处，书面语叫“胎教”，能够让胎儿更聪明。 春节过后，他们一咬牙，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买了一部单卡收录机，又买了一大堆好听的音乐磁带。 王加根天天提醒方红梅听音乐。只要有时间，就让她坐下来静静地欣赏。还别说，这一招真的挺灵。 每当音乐响起时，方红梅就感觉肚子里的胎儿动得特别厉害，手舞足蹈，仿佛是在跟着音乐的节拍跳舞。 平常日子，王加根也是想方设法让老婆心情舒畅，保持情绪稳定，避免受到工作和生活中各种烦恼的干扰，以免精神受到刺激，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可以这样讲，为了他们后代的健康成长，王加根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首先让他们面临的严峻考验，竟然是难产。 王加根拖着平板车，过铁路中道口进入花园镇，又沿路吼叫着提醒行人让路，走过了好几条街道。 到达孝天市二医院门口时，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的衣服都汗透了。把老婆扶下板车后，他赶紧到收费窗口去挂号，让丈母娘先搀扶着方红梅去二楼妇产科。 待他挂过号蹬蹬蹬地爬上二楼时，方红梅已经坐在妇产科候诊。一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女医生正在问她情况。 王加根赶紧过去交挂号的单据。当他准备把单据递给女医生时，一下子愣住了。 那女医生也愣住了。 “周菊凤！” “王加根！” 两人分别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一下子显得特别兴奋。 原来，他俩是杨岗高中的同班同学。 王加根上高中时，班上的女生没几个，成绩好的女生就更少。周菊凤属于成绩特别好的女生，堪称凤毛麟角。临近毕业时，不少男生向她发起猛烈进攻，试图俘获她那颗少女的心。据说还有两个男生为了她进行过决斗，到学校附近的麦田里打得鼻青脸肿。 王加根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加上特殊家庭环境的影响，对男女方面的事情知之甚少，属于尚未开化的糊涂虫，没有参与这些是是非非。 周菊凤和王加根同一年参加高考。 预考时她的总分是全校第六名，排在王加根的后面，可正式考试时，她却出人意料地过了大专线，被湖北医学院录取了。 那些名落孙山的多情男生自然退避三舍，不敢对她痴心妄想了。 王加根马失前蹄读了孝天县师范学校，也不好意思与她联系。 转眼间，已经过去了五年。他们既没有再相见，也没有对方的任何消息，没想到今天竟然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不期而遇。 “我去年医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到这儿上班了。”看到王加根已经结婚，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周菊凤感到很惊讶。 “这么巧！” “还是你先进！”周菊凤一边开玩笑，一边认真地给方红梅做检查，“我连男朋友都没谈呢。” 检查完毕，周菊凤安慰他俩说，胎儿头部朝下，胎位是正常的。分娩困难，可能是因为孕妇产力太小，不一定要剖腹。只要孕妇多吃东西多喝水，注意补充能量，再等几个钟头，也许就能够生下来了。 王加根准备去街上买食物，可方红梅说她没一点儿胃口。 从昨天发作到现在，二十多个小时了，她只吃了一个鸡蛋，喝了几杯白开水。 “如果实在不想吃东西，那就输液！”周菊凤建议道，“打葡萄糖也能补充能量。” 配好药，给方红梅挂上吊针后，她又吩咐其他护士搬来一个半人多高、形如炮弹的氧气瓶。用塑料管连接方红梅的鼻腔，向体内输氧。 看到接生的医生是王加根的同学，对自己照顾得这么周到，方红梅感到很欣慰。心理压力明显减小了，精神上比较放松，似乎肚子也不那么疼了。她安静地躺在床上，感觉比较困倦，于是闭上眼睛，试图睡上一觉，恢复一些体力。 “外面有椅子，要不你们也去坐一下。”周菊凤对王加根和他丈母娘说。 “坐倒不必了，我们去街上吃点东西！肚子实在太饿了。” 一昼夜忙前忙后，王加根和方母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又累又困，饥寒交迫，确实需要补充能量了。 “去！去！这儿有我，你就放心。”周菊凤笑着说。 王加根于是带着丈母娘下楼吃东西去了。 一直等到天黑，胎儿还是没有“奔生”。 当天午夜和凌晨，已经下班的周菊凤两次从宿舍赶到病房，对孕妇进行检查，依然没什么进展。 第三天早上，方红梅的宫颈口还是三指宽，仍然没有达到正常分娩的四指宽要求。 王加根再也没有耐心等下去了，要求进行剖腹产。 周菊凤也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她让王加根在病历上签了字，吩咐护士们准备手术。然后，拿来一把刀具，专心致志地为孕妇刮。 与自己的女同学、一个未婚女子共同面对老婆的裸体，王加根有些尴尬。他本想回避，但周菊凤似乎并不介意，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王加根也就赖在产房了。 说实话，他放心不下老婆，不愿意离开方红梅半步。 刮的时候，周菊凤有点儿羞涩，轻言细语地问：“当医生是不是很脏？” 王加根连忙否认，恭维说：“救死扶伤，你们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此时此刻，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让一个新生命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保证母子平安。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此时是不会有任何私心杂念的。 王加根曾经看过一篇题为《陈小手》的小说。写的是一位军阀团长的老婆生孩子，因找不到女助产师，请一位叫陈小手的男人来接生。孩子出生之后，军阀团长竟然残忍地枪杀了陈小手。理由是，他不能容忍第二个男人看到他老婆的裸体。 每想起这篇小说，王加根就会骂那位恩将仇报的军阀团长太他妈的混蛋，太他妈的灭绝人性，太他妈的不是东西！ 准备给方红梅做剖腹产手术的是一个中年女医生，讲一口地道的武汉话。在扶红梅进手术室之前，她戴上胶皮手套，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皱起眉头，果断地说：“没必要手术，可以生！” 她让方红梅重新上床躺好，双腿弯曲，对着护士大声喊道：“准备东西！” 方红梅倏然紧张起来，连声说怕。 她一手抓着床沿，一手死死地拽着王加根的胳膊。 女医生嘱咐孕妇放松，说生小孩都是这样的，不要害怕。每一个女人都要过这道坎，闯这个鬼门关。她从护士端着的托盘里挑出了一把镊子，朝孕妇产道里用力一捅。 一股散发着臭味的黑水涌了出来。 “看看，羊水都变臭了！”女医生神情严峻，叫孕妇向下用力。 方红梅双手把床沿和王加根的胳膊抓得更紧了。她紧咬牙关，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子向下用劲。伴随着一阵阵吃力的哼叫，她额上的青筋暴露出来，眼睛血红，眼珠凸出，就像要掉出来一样。 王加根紧紧地攥着老婆的手，不断地颤粟和抖动着。他真想通过这手，传递给方红梅一些力量。 “加油，老婆！加油啊！”王加根低声鼓励。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为孕妇加油。 经过好一阵子努力，终于可以看见胎儿黑色的毛发了。但此时的方红梅，已经精疲力尽，完全使不出劲来了。 女医生说，羊水没有了，如果胎儿长时间出不来，会非常危险。 她吩咐给孕妇做侧切手术。 周菊凤拿来一把剪刀，在产道边缘剪开一条口子。然后，用一只吸盘吸住胎儿的脑袋，用力一拉。 一个湿淋淋的小生命终于来到了人世间。 是个女婴。脑袋被吸盘拉变了形，像只哈密瓜，不过，身个儿还挺大。周菊凤剪断脐带，把婴儿放在一只铁盘子里。 婴儿不断地扭动身体，却发不出声音。 周菊凤拿来一根尺把长的塑料管，从婴儿的嘴巴插进去，然后用自己的嘴巴衔住管子的另一端，用力地吸吮。 很快，就从婴儿的体里吸出好多黑色的羊水。周菊凤把这些脏兮兮的羊水一口一口地吐到护干捧着的痰盂里。估计吸得差不多了，她左手抓起婴儿的双脚，倒提起来，右手轻轻地拍打着婴儿的身体。 婴儿这才发出微弱的声音，如老鼠吱吱地叫唤。 方母从周菊凤手里接过婴儿，麻利地垫好尿布，用小被子包好，交到王加根手里。 周菊凤开始用针线为孕妇缝合伤口。 因流血过多，体力透支厉害，方红梅显得极其憔悴和虚弱。 她一直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处于半昏迷状态。 “最好能够输点儿血。”周菊凤低声建议。 可王加根承担不起输血的费用。 见老同学没有应声，周菊凤似乎明白了他尴尬的处境，于是改口道：“不输血也不要紧，坐月子时吃好点儿，恢复起来也是挺快的。” 王加根非常内疚和难受。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更对不起他们的女儿欣欣。 对了！现在可以称他们的小宝贝欣欣了。这名字是王加根老早就取好了的。无论生男生女，都叫欣欣，取欣欣向荣之意。 欣欣出生时体重八斤半，属超大婴儿。 这或许是导致方红梅难产的最主要原因。小家伙头发浓密，黑油油的，如泼墨的绸缎。虽然她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嘴唇总是一瘪一瘪的，非常委屈的样子，不时发出微弱的哭声，但可以看出是一个健康的小生命，没有生理缺陷，也不会是个智障儿。 这就够了。搁在王加根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至于生男生女，王加根一直把这事看得很淡。尽管家里人都希望生个男孩延续香火，但他本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他觉得，所谓传宗接代，其实都是眼光短浅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就算他们能够生个男孩，能够保证他儿子也生男孩么？能够保证他儿子的儿子也生男孩么？一个家族总有宗传不下去、代接不下去的时候，香火迟早是要断的。何必强求自己这一代呢？生儿育女，最重要的是保证子女能够健康地长大成人，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样才算尽到做父母的责任，就可以安心地向祖先交账了。 眼见方红梅的分娩过程那么艰难，真正是一只脚在人间、一只脚在阎王殿里。大难不死，母女平安，王加根对上苍已经感激不尽了。哪儿有闲工夫去考虑“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这样的问题！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这“天”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天大的事，也可以理解为“天性”。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别人教导，无师自通的能力，大概就是吃了。 欣欣出世的第二天，就开始吃东西了。 当时，方红梅还没有奶水。 王加根根据周菊凤的建议，划了些糖开水灌在奶瓶里，伸到欣欣的嘴边，她居然很快衔住了，用力地吸吮起来，直到把奶瓶里的糖开水全部吸干。而且，她还会品味。如果奶瓶里是白开水，没有加糖，她吸两口就松开奶嘴，哭了起来。嘴巴一噘一噘，非常委屈的样子。 吃饱了，她就睡，眼睛闭上了就不愿意睁开。 无论是把她平放在床上，还是大人抱在怀里，拍打，抛起来又接住，她都不理睬，不哭不笑不闹不睁眼，至多动动嘴唇，鼓鼓腮帮子，继续睡她的觉。 最初几天，护士隔不一会儿就要来给欣欣打针。 也不知注射的是什么药剂，王加根懒得问。医生用药自然有医生的道理，问了他也不懂。不过，欣欣倒是挺在意的，她挨过两针之后，就发现打针不是什么好事情。后来，只要护士用酒精棉球在她的小屁股上擦，她就嘤嘤地哭起来。 护士摇着头笑着说：“这小东西太精了，长大以后不得了。” 孕妇和婴儿是一个星期之后出院的。 王加根借了一辆平板车拖她们母女回家。 路过花园副食品商店时，他把板车停在大门口，进去买了几斤糖果和一串湖南浏阳生产的鞭炮。 路过花园区卫生院时，他又停下板车，提着糖果走进妇产科，见到医生护士就发，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熟悉不熟悉。 安医生曾信誓旦旦地预言方红梅会生男孩，看到王加根喜笑颜开地捧着糖果进来，自信地问：“是男孩？我一看就知道是男孩嘛！” 王加根说生了个丫头。 安医生感到非常意外，疑惑不解地望着他。也不知是对方红梅生女孩感到疑惑呢，还是对王加根得了女儿来发糖感到不解。 王加根大大咧咧地说，生儿生女无所谓，大人小孩平安就好。 安医生的眼神里有了敬意，甚至有些感动。 到了牌坊中学大门口，王加根把板车交给丈母娘。他拆开电光鞭炮，划了根火柴点燃。提着噼噼啪啪燃放的鞭炮，从学校门口一直拖到他们的家门口。 老师们听到鞭炮声，三三两两走出办公室，到他们家恭贺。 王加根忙不迭地发烟发糖，撬开煤炉子烧米酒、煮鸡蛋。 方母把欣欣抱给老师们看。 来恭贺的教师个个赞不绝口，说欣欣长得快，才出世几天，看上去就像两三个月大似的。那么长，那么胖，头发又密又黑又有光泽。并且能够睁开眼睛盯着人看，啼哭的声音也宏亮。 丁胜安说，牌坊中学人丁兴旺是喜事，建议王加根好好庆贺庆贺。 欣欣出世的第十天，加根为女儿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仪式——请亲戚朋友吃饭。 说简单，并非客套，是实实在在的简单。菜是王加根从花园镇买回来的，请学校食堂的师傅们加工。酒宴摆在他家隔壁教室里，两张课桌一并，四条板凳一围，就是一桌。客人只有学校的教职工、方母和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其他亲戚朋友都没有通知。 王加根和方红梅怕麻烦，不想把女儿的出生庆典搞得很铺张。 一切从简，如同他们的婚礼一样。 第九十四章 舔犊情深 女儿出生后，王加根曾想过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亲戚和家人，邀请他们参加欣欣的出生庆典。摊开纸、提起笔，他又不知道邀请信如何写，甚至不知道应该写给谁。 妈妈白素珍自索走那两百元结婚礼金、愤然离开牌坊中学、返回河北保定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整整一年了，他们母子俩既没有来往，也没有通信，彼此之间完全断绝了联系。 父亲王厚义和继母胡月娥眼下不知道还在不在王李村，或许已经搬到潜江县江汉农场去了！王厚义春节期间来告诉他们准备迁移的消息，方红梅曾劝加根回王李村看看，但他犟牛抵墙，一直不愿意回家。转眼过去了两个月，王李村家里情况如何？他完全不知道。 姐姐加枝自寄给他那张贺年卡之后，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从明信片上透露的信息，她应该去美国了。至于在美国的什么地方，留学还是打工，“伴读”是什么意思，他都闹不清楚。 王加根的三个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妹妹尚小。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马杰、马红和马军只能算个熟人，又都没有成家，与他没有来往。 亲戚呢？潜江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娘、堂弟堂妹好久都没有联系了。虽然他们在血缘上与王加根比较近，但没什么感情。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时，他们连婚礼都不愿意参加——彼此之间的冷漠和寡情由此可见一斑。白沙铺的大舅白大货和舅妈沙桂英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已经帮了大忙，王加根不想让他们在欣欣出生时又花钱，没打算正经八百地邀请。至于方红梅的娘家人，有红梅她妈当代表就行了，红梅他爸走不开，敬文和腊梅马上就要高考，不能分心…… 唉，想起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王加根就一头的包，烦恼透顶。 另外，还有一点儿也不好弄——所有的亲戚都相隔遥远，去来不方便。即使把他们请来了，食宿也不好安排。思来想去，王加根最终只请了牌坊中学的同事和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 远亲不如近邻——他算是切切实实体会到了这句俗语的涵义。 不过，所有这些烦恼与欣欣出生相比，都不值一提。我们当父母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女儿！我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口之家！我们要让这个家庭稳定、幸福、快乐、简单！ 每想到这一点，他就能够把心里的所有烦恼抛到九霄云外。更何况，欣欣是多么可爱、多么聪明、多么让人开心啊！ 出院回家之后，她一天一个变化，每天不一样。出生时被吸盘拉变形的脑袋早已长圆了。高鼻梁，大眼睛，双眼皮，简直就是王加根的翻版。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安静地睡着。躺在大人怀抱里，表情极其丰富：一会儿笑成两个酒窝儿，一会儿紧锁眉头，一会儿出粗气，一会儿噘嘴巴，一会儿鼻吸非常均匀，一会儿深呼吸之后长长地出一口气……婴儿也在做梦吗？ 方红梅坐月子期间，到他们家串门的，除了学校里的几个女教师，再就是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 广广黄的工作职责是看守部队抽水房，往王家岗营房的水塔里抽水，保证官兵们的用水需求。因为抽水房离营区较远，他平常还得自己用电炉子做饭吃，做卫生、洗衣服、洗碗筷，料理生活起居。孤身一人，挺不容易的。所以，每天晚饭过后，他总是百无聊赖。有时找敬武打篮球，有时到门卫老宁或者王加根家里坐一坐，找人说话聊天，驱赶难耐的寂寞和孤独。欣欣出生后，广广黄到王加根家就更勤了。每次一进门，他就把欣欣从其他人手里抢过去，抛上抛下，口里还念念有词，依依啊啊地教小家伙说话。 欣欣直到满月，还没有睡过摇篮。她总是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连睡觉都要人抱着。完全被惯坏了！大人抱着时，她睡得很香，可一旦把她放到床上，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哭闹起来。脚乱蹬，手乱舞，大声地哭叫。 每当此时，方红梅和她妈就会迅速把小家伙抱起来，喔喔喔地哄着，轻轻地拍打，到处走动。 王加根到底是男人，心肠比较硬。他被欣欣折腾过几次之后，就任凭小东西在床上哭闹，故意不理她。邪了！大人不抱她就不愿意了，将来外婆回去了怎么办？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哭，号，叫，我看你能闹翻天。他阻止老婆和丈母娘，告诫她们不能向小东西屈服。 欣欣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哭声越来越大，脸涨得通红，抽泣一阵紧过一阵，伤心至极。 最终的结果是：她尿床了。 几个大人只得缴械投降，把她抱起来，给她洗屁屁，换尿布。 婴儿大小便没有规律，是最让大人棘手而又无奈的事情。尽管他们此前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衣柜的抽屉里装满了单层尿布和棉尿布。但是，欣欣过于频繁地屎尿，还是经常拉响尿布告急的警报。 有了欣欣，王加根家门前晾衣绳上花花绿绿的“万国旗”就成了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家里是少不了热水的，开水瓶也不能空着，蜂窝煤炉上永远搁着装有水的铝合金水壶。欣欣每次拉粑粑了，大人都要给她洗洗小屁股，再换上干净的尿布。尽管这样，因为屎尿的污染，她的小屁股还是有些发红发炎。每次给她洗时，她都要哇哇大哭，万分不情愿。及时换尿布，治标不治本，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培养她按大人指令有规律大小便的习惯。 王加根每次抱欣欣时，第一件事就是掀掉尿布，抓着她的双腿，吹口哨端尿。如果她撒了，王加根就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哎呀，又可以节约一条尿布了！如果她扭动着，极力伸直身子，哭闹着不肯尿尿，王加根就重新给她扎好尿布，过一会儿再试。 参加完欣欣的出生庆典，红梅她妈就闹着回方湾菜园子村。 家里的猪要人喂，鸡要人清点，责任田要人种。红梅她爸在医院里烧火做饭，根本就顾不过来这些事情。她几次委婉地向女儿女婿表达回家的意思，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故意装糊涂，或者寻找各种借口和理由，希望老人家多留些时日。 刚刚为人父母，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懂，如果老人家不在这儿，简直难以想象日子会怎么过。直到王加根参加完四月下旬的自学考试，方红梅的月子也快坐完了，红梅她妈才咬咬牙，老泪纵横地离开了。 红梅她妈走后的第二天，小夫妻就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说来也怪。欣欣出世以来，近一个月都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教师们都说这孩子与老天有缘，衣服有换的，片子（尿布）有用的，不愁洗后干不了，但红梅她妈离开的次日，老天就变脸了。 从早晨开始，淅沥沥的小雨就下个不停。 欣欣那天拉屎拉尿又特别频繁，弄脏的衣服和尿布屋里随处可见。王加根抽课余时间和午休时间不停地清洗，晾在门前的走廊上。 到了下午，尿布告急：干的快用完了，湿的又没有晾干。 雨还在时断时续地下着。 方红梅眼望窗外愁眉不展。 王加根时不时去摸摸门口晾着的尿布，一脸的无奈。 还是肖玉荣有经验，提醒他们用火烘。没有火坛和火盆，王加根就用撮灰的铁簸箕代替。他到学校食堂找了些木炭，生火，做成一个简易的“火盆”，拎着湿尿布坐在“火盆”边一片片地烘烤。 这可是一件考验耐力和耐心的活儿。人一刻也不能离开，得守在“火盆”边不停地掀动、翻面，还得忍受烟熏火烤。 王加根从傍晚时分一直守到深夜，脸烤得通红，双颊发烧，缭绕的青烟熏得他眼泪直流。 欣欣满月之后，王加根带她到花园镇剃胎头。 满头的黑发剃得干干净净，成了个光头小和尚。没有了头发，小家伙的脸显得特别大，也特别胖，看上去非常滑稽。 王加根用手扒她的小下巴，她竟然笑了！嘴唇还一张一合的，想说话。几天后，大人再逗她时，她已经能够张开嘴巴，呵呵呵地发着喉音。通常情况下，面部表情和声音，两个月大的婴儿才有啊！而欣欣二十几天就有了，真是个小精灵！ 有一天，王加根抱着欣欣到学校办公室看电视，放的是日本电视连续剧《聪明的一休》。 教师们都说，欣欣长得像一休。不光长相像，聪明劲儿也与一休有得一拼。肚子饿了要吃奶，或者憋得难受要尿尿，欣欣都会哭几声，给大人报个信儿、提个醒儿。哪怕是躺在床上，或者在大人的怀里睡着了，只要内急，她就会在梦中哼哼，或者伸伸腿，扭动着身体，直挺直挺的。遇此情形，大人就赶快端尿，十有八九大功告成。 因为中考临近，王加根工作上的事情越来越多，照顾欣欣的责任大部分落在了方红梅身上。可方红梅由于分娩时失血过多，坐月子期间又没有很好地调养，身子恢复得很慢。加上欣欣出生时就很胖，出生之后体重与日俱增，方红梅抱她已经明显感觉有些吃力了。 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王加根就在没课的时候溜回家，抱孩子，洗衣服，洗尿布，做卫生，减轻老婆的负担。特别是每天午饭后，王加根总是把欣欣完全承接过来，让老婆能够安心地睡个午觉。 炎热的正午，王加根抱着欣欣走出家门，在校园里面到处转悠。有时去门卫老宁那里坐一坐，有时到部队抽水房里去找广广黄聊天。孩子抱久了，他也会感到手臂酸疼，有点儿吃不消。 于是，他就去花园镇买了一辆小摇车。 小摇车设计精巧。主体结构是铁架的，有四个小轮子，能够推着走，上面有能开能收的遮阳篷，中间是由三块活动木板拼成的小床，小床下面还有一层脚踏板。小床与铁架之间是用布连在一起的，能够前后左右自由地晃荡，就像吊床或者荡秋千。 刚开始把欣欣放在摇车里、左右晃动小床时，她吓得手脚并举，哇哇大哭。时间一久，也就慢慢习惯了。 王加根在小摇车的推手上系上五颜六色的气球和风铃。推动小摇车时，气球随风飘动，风铃叮当作响，欣欣总是睁大眼睛，好奇地东张西望。小摇车的确减轻了大人的负担。欣欣醒着时，他们可以逗她在小摇车里玩；欣欣睡着了，他们就让她平躺在“吊床”上。不过，如果小家伙只是困了而没有睡着，想通过摇动小摇车的方法让她安然入梦，是绝对不可能的。 欣欣已经习惯了躺在大人怀抱里进入梦乡。因此，每天的“引睡”工作，就靠王加根抱着女儿到处走动，一边走动、一边唱歌来完成。 他通常是在家门口那条三十多米长的走廊里走过来走过去，用舒缓的旋律和故意放慢的节奏，唱《摇篮曲》，唱《宝贝》，唱《童年的小摇车》。 循环往复，反反复复地唱，直到确认女儿睡踏实了，才轻手轻脚地把她放进小摇车，再慢慢地摇动。如果她不再乱动了，哪怕噘着嘴巴似乎在抗议，他还是打开遮阳篷，盖上帐纱，让女儿安静地进入梦乡。也有失败的时候。那就是他抱着女儿走呀唱呀搞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引”她睡着了，可刚放进小摇车，欣欣就睁开了眼睛。 遇到这种情况，他只有无奈地抱起女儿，从头再来。 没有睡意的时候，欣欣是不肯一个人在小摇车里呆着的，非要大人抱起来不可。如果强行把她放进小摇车，她就会哇哇地大哭起来。重新抱起她时，小家伙就会把头靠在大人的胸前，一抽一抽的，小嘴撅着，非常委屈的样子。 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撒娇么？ 王加根参加完四月份的自学考试，就可以等到十二月份再考了。他可以暂时放松放松，但方红梅就不行了。 暑假面授学习及三门课程的结业考试马上就要到了。她天天为此长吁短叹，愁得不行。虽然产假正好接上暑假，她有五个月不用上班，但是生孩子、坐月子、照顾婴儿耽误了她太多的时间。 平时她难得静下心来看书。五年本科函授学习才进行了一年半，她真担心自己不能坚持到最后，不能顺利地拿到大学文凭。 红梅她妈在这儿时，一再告诫女儿坐月子期间不能流泪，不能看书，但她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遇到伤心的事情，眼泪照样如泉水直往外涌。晚上睡不着觉，或者白天有闲暇时，她还是抱着《中国文学史》《古代汉语》《外国文学》这些书看、读、记、背。 如果王加根在家，又有空闲，她就要丈夫帮她整理学习笔记，摘抄复习资料，报练习题她背，检验她的学习效果。王加根自学考试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与方红梅的函授专业相同。两人的很多课程都是一样的，正好可以相互促进，比翼双飞。 不管是欣欣熟睡了，还是在小摇车里玩耍，他们都能够学习、温习或复习他们的课程。有时，两人故意对着女儿大声朗读唐诗宋词，或者背诵古典散文名着，欣欣居然不哭不闹，瞪大眼睛望着他们，甚至手舞足蹈地咿依呀呀，似乎是在跟着他们朗读一样。 一石三鸟，这真是全家受益啊！ 牌坊中学的同事笑他们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开始得太早了。 不过，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临近暑假，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方红梅晕倒在了学校厕所里！ 方红梅是在一群学生的簇拥下，由肖玉荣和董志芳搀扶着回到家里的。当时，王加根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欣欣在他身边的小摇车里，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己玩。 肖玉荣和董志芳把方红梅扶到卧室的床上躺下。 王加根不停在向她们致谢，又按照肖玉荣的建议，给老婆倒了一杯开水，加了些红糖里面。 方红梅靠在床上坐着，边喝开水边说，这几天一直隐隐作痛。特别是欣欣吃奶的时候，痛得特别厉害，里面似乎还有一些硬块，表面又红又肿。上午她还有些发热低烧，刚才在厕所里蹲了一会儿，站起来时，突然感到头晕目眩，眼睛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几个女学生发现她晕倒，马上扶起她，又跑到办公室喊老师。 肖玉荣和董志芳及时赶到，掐了半天人中，她才慢慢苏醒过来。 方红梅说，她感觉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梦。 肖玉荣让方红梅掀起上衣，仔细地查看她的。然后非常肯定地说，这是患了乳腺炎。她嘱咐方红梅再不要给孩子喂奶了，得赶紧去医院看医生。 第九十五章 初为人父 方红梅果然患上了乳腺炎，还有贫血和低血糖。 遵照医嘱，她必须每天到花园区卫生院打一瓶吊针。 乳汁呈淡黄色，不能喂孩子了。奶水聚集胀得厉害的时候，她就用一个套有橡皮球的玻璃器皿罩在上，把乳汁吸出来，喷洒到墙壁上。据肖玉荣讲，妇女不能随随便便地把乳汁洒在地上，否则就可能导致奶水不足甚至没有奶水。也不知这种说法有无科学依据，但既然肖玉荣这样讲，方红梅就照着去做。 宁可信其有，免得将来真的没有奶水喂孩子。 因为头发晕，方红梅不敢骑自行车。每天早上，她都是步行去花园区卫生院。由于走得慢，不时还得在路边坐一会儿，歇一阵子，来回跑一趟得个把小时。再加上输液耗费的时间，打完吊针返回家里，只能勉强赶上吃午饭。 整个上午，王加根只能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 上课铃声一响，他就抱起女儿欣欣，推着小摇车赶到办公室。如果有他的语文课，他就把欣欣放在小摇车里，拜托其他不上课的教师帮忙照看一下，并嘱咐他们定时端尿，然后风风火火地去教室；如果没有他的课，他就把小摇车推到自己的办公桌旁边，让欣欣躺在小摇车里面自己玩。他抓紧时间写教案、备课、批改作业。 办公室里有了个小孩，气氛总是特别活跃。老师们都喜欢抱欣欣，逗她玩。也有被小家伙尿湿衣服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被尿者就笑得前仰后合，说自己运气好，沾了童子尿会发财。 学校领导对王加根带着孩子上班，也没有提出异议，还时不时走到小摇车旁边，和欣欣说话，逗小家伙玩儿。 上午快放学的时候，方红梅打完吊针回来了。她一进家门就叫累，什么事也不想干，直接进卧室休息。 王加根问她想吃点儿什么。 “没胃口。先睡一觉！最好煮点儿稀饭。” 听她这么讲，王加根就带上房门出来了。 欣欣在小摇车里提抗议，大哭大闹，不依不挠，小脸急变了形。 王加根刚把她抱起来，敬武就拿着两个饭盒回来了。 “我腾不出手来炒菜，你还是去食堂吃！”他抱歉地对小舅子笑笑，无可奈何地说。 敬武二话没说，把蒸熟的饭放在饭桌上就走了。 王加根喔喔喔地哄着欣欣。一手抱着她，一手到橱柜里面拿奶粉，倒了些在奶瓶里面，用开水瓶里的热水冲匀。 他摸了瓶，感觉有点儿烫，又连瓶带奶放在装有冷水的脸盆里，降了一下温，才开始喂孩子。 欣欣吸吮了几口，觉得味道不怎么对劲，松开奶嘴不吃了，哇哇地哭了起来。哭过一阵儿，饥饿难忍，又重新衔着奶嘴，用力地吸吮起来。 奶粉是王加根在花园镇副食品商店买的。 极普通的“扬子江”全脂奶粉，块把钱一包。每次倒些在奶瓶里，加点儿白沙糖，用开水一冲就行了。由于不懂得冲兑比例，奶粉把少了，水的浓度有点儿稀，不如母乳那样粘稠，但欣欣还是吸吮得很馋。她总是一鼓作气，把半瓶奶水全部吸完了。见女儿已经吃饱，王加根试图把她放回小摇车，腾出手来为老婆煮稀饭。 欣欣刚进小摇车就哭闹起来，拼命地摇动小手，小脚乱蹬乱舞。她显然是困了，闹瞌睡。王加根只好重新把她抱起来，走到屋子外面。 天阴沉沉的，又闷又热，似乎要下雨的样子。 王加根在门口的走廊上来回走动，有气无力地唱着流行歌曲《童年的小摇车》。 欣欣慢慢安静下来，偶尔张开小嘴哭两声，但已经开始闭眼睛了。 看着可怜兮兮的女儿，想起病病歪歪的老婆，王加根悲从中来，泪水浸湿了眼角。真不该这么早就结婚的，更不该这么早就要孩子。现在大人吃苦，小孩跟着受罪。往后的日子，还有多少艰难险阻？ 欣欣快睡着了。 学校操场上一只大公鸡突然打起鸣来，仰着脖子扯起嗓子长长地叫了一声。她一下子被吵醒了，又开始哭闹。 王加根弯腰捡起一块瓦片，朝讨厌的大公鸡扔了过去。 大公鸡扑腾着翅膀落荒而逃。 王加根又开始唱歌，唱《军港之夜》，唱《宝贝》。隔壁程彩清家里传出哗哗啦啦的搓麻将声音，他只得朝初一年级教室那边儿走。走了无数个来回，唱了无数遍歌曲，欣欣终于进入梦乡。 王加根得以成功地把她放进小摇车。为了巩固成果，他轻轻地摇动着。确保欣欣完全睡踏实，再才慢慢地把小摇车往家里推。 还没进家门，学校操场那边又传来驴子的叫声。 不知是谁家的驴子跑进了校园，“哎噢哎噢”地高声嚎叫，持续了近半分钟。附近树上一只蝉似乎是为了与驴子比赛，也跟着鸣叫起来。 欣欣又被吵醒了，哭着，在摇篮里扭动着身体。 太气人了！王加根真恨不得向空中撒一把哑药，让身边所有的动物都发不出声音。 “欣欣，我的女儿。你快睡！妈妈还等着我煮稀饭呢。都下午两点多钟了，爸爸妈妈还没有吃午饭。”王加根一边在心里祈求，一边摇动着小摇车，希望女儿快点儿安静下来。 事与愿违。小摇车里突然传出“哗啦”的声响，同时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坏了！加根迅速把欣欣抱起来。解开尿布一看，拉屎了。稀里哗啦的，屁股、尿布和裤子上黄灿灿一片。 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双手架着女儿的胳肘窝儿进屋，走过客厅，走进厨房。 掀掉被弄脏的尿布，脱掉被弄脏的裤子，扔在地上，简单地给她擦了擦，强行端屎端尿。再拎起开水瓶，倒了些热水在塑料盆里，兑些凉水，为女儿洗身上的脏物。 换过干净的尿布和衣服之后，王加根再也管不了她愿意不愿意，把她往小摇车里一扔，自顾自地开始收拾残局。 洗衣服，洗尿布，煮稀饭，准备大人的午饭。 …… 几天之后，欣欣就习惯了喝奶粉，并且喜欢上牛奶了。 最初一次只喝小半瓶，逐渐增加到半瓶、大半瓶，但喝一满瓶就不行了。吃得太多，她就会回奶，把喝进去的全部吐出来。 方红梅的乳腺炎治愈后，又恢复为母乳喂养。 此时欣欣的饭量已明显增长，母乳满足不了她的需求，还得附加奶粉。不管是母乳，还是冲的奶粉，欣欣吃起来都津津有味，专心致志，而且特别下力气。只要小嘴巴咬着或奶嘴儿了，想让她放开是非常困难的。有了吃的，她会排除其他任何干扰，抵御各种诱惑，直到把小肚子胀得圆滚滚的为止。吃奶时，她额头上常会冒出好多细汗珠。难怪人们形容某人做事下力，就说“把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 婴儿第一次理发叫剃胎头。 欣欣的胎头剃的是光头。没有了头发，小家伙显得脸很大很胖，虎头虎脑，看上去像个小和尚，更像聪明的“小一休”。加上她好动，特别调皮，第一次看到她的人，都以为她是个男孩子。 满两个月，欣欣更是显得“雄性十足”。放在床上，她绝不会老老实实地呆着。仰面朝天躺着时，她就会翘起双腿，以屁股为支点，陀螺般地旋转身体。转过一百八十度，直到把两只小脚搁到枕头上，独自在那儿自言自语，咿咿啊啊，得意洋洋地摇晃着铃铛。 过了三个月，欣欣就会翻身了。从仰卧到侧卧，再到俯卧。趴在床上，俯卧撑般地支起前胸，翘着小脑袋，调皮地看着大人，或者依依呀呀地说着她自己才懂的语言。大人照看她，一刻也不敢马虎，稍有麻痹大意，她就可能从床上滚到地上。 欣欣脚快手快，见着什么都想抓。大人抱她时，小家伙要是不满意，不开心，或者过于兴奋了，都会挥舞着小手，扯你的头发，揪你的耳朵，推你的前胸。吃饭时，她也开始抢大人的筷子，抢到了就死死地抓住不放。要是扶着她站在桌子上或者在地上玩，她就会高兴得上下起伏，又蹦又跳。不过，这种运动游戏不敢进行得太久，因为跳着跳着，她就可能屁滚尿流，遍地遗矢，比吹口哨端屎端尿还要见效。因此，每逢看到老师们试图教欣欣走路，或者让她高高在上地站在办公桌上时，王加根都会进行“风险提示”，告诫老师们先端尿。 更多的时候，欣欣还是在家里跟着方红梅。 虽然身上有病，但方红梅心里一刻也放心不下女儿。在花园区卫生院输液时，她脑子里想的、眼前晃动的、耳畔听到的，都是欣欣的身影或声音。她担心欣欣从床上掉下来摔着了，担心女儿饿着了，担心女儿拉屎拉尿，没及时换片子受折磨……想着想着，就会伤心落泪。所以，只要她在家里，一般不会让王加根把女儿带走。 欣欣也特别懂事，似乎知道妈妈病了，午睡总是睡得特别久。醒来也很乖，躺在小摇车里，听方红梅读散文、念诗歌，听录音机里放出的儿歌及童话故事，看卧室墙壁上挂着的花花绿绿的识字图片。 傍晚时分，夫妻俩就带着女儿走出校园，到学校四周的田野上散步。通常情况下，是王加根抱着欣欣，方红梅带着复习资料叽哩哇啦地背习题；或者用小摇车推着欣欣，沿着通往铁路技校或部队营房的机耕路缓步慢行。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欣欣总是显得特别好奇，小脑袋前后左右转，小眼睛东瞄西瞅。叽叽喳喳归巢的小鸟，低空盘旋的蝙蝠，骑在牛背上的牧童，路边的小花小草，田地里的庄稼，小河里的帆船，乡村里袅绕的炊烟和忽明忽暗的灯火……让她目不暇接。 如果她突然高兴起来，或者被爸爸过于亲密的举动弄烦了，就会双手抱住王加根的脑袋，张开嘴巴在他的高鼻梁和汗肩膀上到处乱啃。那没有牙齿的小嘴巴，啃得加根痒痒的，心里说不出的甜蜜。 因为这段日子刮风下雨，天气转凉，大人又没有及时给欣欣增添衣服，小家伙生病了。 咳嗽，流鼻涕，打喷嚏，拉肚子，症状类似于感冒。患病后，欣欣一下子老实了，显得格外听话，叫人看着觉得可怜。没有了平日那甜甜的笑容，也不哭不闹，脸上烧得红通通的，喉咙里象拉风箱一样不住地喘气，呼吸困难，声音很粗。 王加根顶风冒雨送女儿去花园区卫生院看医生。 扒开她的裤子打针时，欣欣总是万分不情愿地扭动着身体，哇哇大哭。眼看她这么小就忍受皮肉之苦，王加根心里也不好受。 给她喂药是最麻烦的事情。 如果药丸表面有糖衣，或者药粉是甜的，喂起来还比较顺利。要是苦味药，用汤匙一灌进她的嘴里，她就会拼命地往外吐。皱起眉头，摇晃着脑袋，小脚乱蹬乱踹，嘴巴紧紧抿着，就是不张口。无奈，当爹妈的只有狠下心，采取强制措施。一人捏着她的鼻子，让她出不了气，不得不张开嘴巴，另一人用汤匙强行往她口里灌。 欣欣哭叫着，双脚乱踢，小手乱舞，不是打翻了装药的杯子，就是打翻了喂药的汤匙。到最后，药水能喂进去一半儿就算不错了。 …… 王加根家所在的那排校舍，大门都是朝北开。 每逢做饭的时候，他总得把卧室门关好，把大门和后窗打开，让空气南北对流。遇到刮北风时，油烟和吹进来的灰尘一起，直接从后窗出去，对室内影响不大。要是刮南风或者无风的日子，就比较麻烦。油烟在房间里袅绕，呛死人。特别是炒辣椒的时候，家里完全没办法呆。大人受到刺激忍忍也就过去了，欣欣怎么能够受这样的折磨？ 邹贵州建议王加根装个抽油烟机，但那东西比较稀罕，属奢侈品，价格又贵。他们这样的住房，安装那玩意儿显然不协调。何况牌坊中学老是停电。没有电，抽油烟机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根本派不上用场。 找学校领导再要点儿房子，单独做间厨房？似乎也没有这种可能性。牌坊中学宿舍本来就少，根本没有空着的。 经过好几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和冥思苦想，在多次进行实地勘察之后，王加根决定因地制宜，自己盖一间厨房。 他们住的那排校舍距学校围墙很近，仅两三米。校舍与围墙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巷子，大概有三十多米长，而且是条死胡同。如果在校舍与围墙之间砌两堵墙，盖上石棉瓦，从客厅往南开个后门，厨房就有了。工程不大，也花不了几个钱。 王加根决定向学校领导提出这一要求。 眼下，他在工作和教学上卓有成效，可谓顺风顺水，已经有了向学校提要求的资本。初三上学期期中考试，初三（1）班惨败，他面临的处境岌岌可危，但到了期末考试，形势就大有改观。初三两个班已经不相上下了。进入下学期，初三（1）班一骑绝尘，很快就把初三（2）班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中考预考时，初三（1）班过线人数几乎是初三（2）班的一倍。一些从初三（1）班转到初三（2）班的留级生，在预考中被淘汰，连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而初三（1）班有些学籍还在初二的学生，却在预考中过了分数线。 预考过线学生与参加正式中考的学生，并非一一对应，指标可以调剂使用。那些子女预考落选的教师反过来求王加根，希望他把初三（1）班争到的指标，匀给初三（2）班使用，让几个教师子女有机会参加正式考试。 这个时候，王加根才体会到报仇雪恨的快感。 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和家长这时才对他刮目相看。中考正式考试还没有开始，丁胜安就提前通知王加根参加暑假补课，担任下一届初三毕业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要想有位，必须有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加根眼下红得发紫，学校领导和同事们都有求于他，所以他相信自己提出扩建厨房的要求，绝对不会遭到拒绝。 果不其然，当王加根把这一想法向丁胜安提出来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丁胜安还说，厨房由学校负责盖，不要王加根个人掏钱。 考虑到新做的厨房把那条巷子隔断后，里面就成了个死角，邹贵州建议从厨房往死角里面开个后门。这样进出比较方便，还可以拥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这真是大喜过望。 厨房竣工的日子，王加根和方红梅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他们一定要请学校领导和施工的师傅吃饭，还请来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作陪。 那天喝了多少酒，王加根已经不记得了。 最终的结果是：客人们都安然无恙，他一个人喝醉了，吐得家里到处都是，害得方红梅忙乎了大半天。 第九十六章 梅雨季节 雨时大时小，断断续续地下着。 正在给学生补课的王加根透过教室的玻璃窗，看见他家的窗台上搁着两把折叠伞。谁来了？他非常纳闷儿。吩咐学生们读课文，他赶紧走出教室，冒雨一路小跑地回到家里。 推开虚掩着的大门，看见客厅的餐桌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皮包。 一个穿着时髦的陌生姑娘从卧室里走出来。见到王加根，她双手交叉捂在挺起的胸脯上，面露羞色。 “你是？”王加根疑惑地问。 “你是敬文的姐夫！我叫何苗，是敬文的同学。敬文提水去了。”这个漂亮的美女很大方地自我介绍。 王加根听后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他手心搓着手背，连声说“欢迎欢迎”。走进厨房，又回到客厅，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是好。 恰在这时，下课的钟声敲响了。他借口自己要去教室拿东西，慌慌张张地离开了。等他把讲义夹、教材和粉笔盒送到办公室，再次返回家里时，敬文已经提着两塑料桶水回来了。 听说敬文和何苗去过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王加根就询问红梅母女俩及丈母娘在那里的情况。 “蛮好。有妈在那里照顾，你就放心！”敬文宽慰道，“函授学员都笑她们，祖孙三代读本科。” 王加根笑了，又问敬文高考考得怎么样。 “感觉比去年要好。过线应该没多大问题！重点大学不敢奢望，但起码要走个本科。孝天师专我肯定不会去！我不喜欢教书。”敬文非常自负地回答。 王加根对敬文这种狂妄自大的劣根性非常反感。 因为有何苗在场，他也不好说什么。 时值江汉平原的梅雨季节。从六月下旬开始，一直阴雨绵绵。快一个月了，几乎没见过阳光。今年的雨量还特别大，花园镇周边农村的庄稼和蔬菜都被淹了。瀤河水多次漫过堤坝，流入花园镇的大街小巷，引起内涝。据家住花园镇的教师们讲，街上没什么菜卖，菜价自然也是飞涨。因此，自方红梅和她妈带着欣欣去孝天城之后，王加根就一直没有开火做饭。 他和敬武天天吃食堂。 现在敬文带着女同学（显然也是女朋友）何苗来了，总不能让他们也去学校食堂吃饭？加根开始为中午的饭菜发愁。他到初三教室把敬武喊回家，叫他去一趟花园镇农贸市场，买点儿菜回来。 敬武满口答应着，接过姐夫给的钱，拎起菜篮子，拿了把雨伞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 敬武从初二升到初三后，正好在王加根的班上。姐夫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他既感到高兴，又有点儿犯怵。 今年中考，牌坊中学有十个考生过了中专和重点高中分数线。这个成绩相当不错，足以让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在社会上趾高气扬，走起路来挺直腰杆，说话底气十足。不过，最得意的还是王加根。因为十个过线考生中，他带的初三（1）班就有七人。所以，当学校决定新学年让他继续教毕业班，继续担任初三（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学生和家长们趋之若鹜，都想到他的班上。 王加根当然不会放弃原则。 除了从初二（1）班正常升级的学生和原初三（1）班的留级生以外，其他学生他一个也不收。一年前，他尝过那种学生和家长凭主观挑选老师、随意调换班级的苦头，并为此耿耿于怀，暗中与学校领导和肖玉荣较劲。现在，他成了热捧的对象，自然不能重蹈覆辙，让自己憎恨的这种恶习再次上演。 无论谁来找他，说好话求情也好，送东西“贿赂”也好，承诺给他好处也好，拿权势压他也好，软硬兼施，他都坚持原则，不搞例外。 敬武是从初二（1）班正常升入初三（1）班的。 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能够进入一个“好班”，他心里还是非常高兴。更重要的是，班主任是他姐夫呀！如果姐夫能够提携他，对他格外关照，说不定他又能够像初一时那样“雄起”。因此，补课这半个月来，他一直把姐夫的话当圣旨，从来不敢违抗。 当然，这段日子，他心里也有点儿小失落，因为他心仪的小女生英子没来参加暑假补课。 与英子的交往，属于他的小秘密。 英子姓孙，是花园区孙畈村人。敬武后来才知道，英子与英语老师邹金桥有亲戚关系。英子的妈妈与邹金桥的老婆是亲姐妹，也就是说，邹金桥是英子的姨父。她是邹金桥的姨侄女。 英子不喜欢她姨父，因为姨父对她小姨不好。姨父牙齿暴暴的，长得也丑死人，性格还像个姨娘，没男子汉气派。英子喜欢有男子汉气派的男生，就像敬武那样的。人长得高大魁梧，英俊潇洒，会唱流行歌曲，会打篮球，还当着班干部，能够指挥全校的学生做广播体操。 读初一时，懵懵懂懂的英子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佩服敬武。喜欢听他说话，喜欢听他唱歌，喜欢看他打篮球，喜欢和他在一起搞活动。到了初二，英子情窦初开，见到敬武就呼吸困难，胸膛里如钻进了一只小兔子，扑腾腾乱跳。每天一到学校，她就到处搜寻敬武的身影。上课坐在教室里，也时不时往敬武的座位上瞟。 敬武最初并没怎么注意英子。直到多次与英子的眼光相遇，发现英子异样的眼神，特别是少女那种躲躲闪闪的羞怯，他的心里这才起了波澜。英子的直视，有时看得他不知道脚该怎么拿，手该怎么摆，表现得特别狼狈和难堪。再后来，他也开始主动在校园里搜寻英子的倩影，坐在教室里，眼光时不时落到英子的座位上。 如果四目相遇，两人就会不约而同地笑一笑。 敬武与英子之间的这种交往，也就是青春少年之间的异性吸引，还算不上实质意义上的早恋。为了把自己最好的形象展现在对方面前，他们开始注意穿着打扮和举止言行，在功课学习上自然就难得聚精会神，最终的结果就是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今年暑假临近，英子告诉敬武，她不参加暑假补课了。因为她姨父邹金桥帮她办了留级手续，下学期她继续读初二。 敬武一听，脸上霎时就变了颜色，心里怅然若失。 他当然不会知道，英子留级实际上是班主任黄老师、邹金桥和王加根集体密谋的结果，目的就是把他和英子两个人分开。 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这句歌词就成了敬武参加暑假补课时真实心情的写照。 暑假补课分两阶段进行。先补二十天，中途休息半个月，再接着补二十天。第一阶段补课明天就结束，敬武已经在心里做好了打算，利用中途休息时间去孙畈村找英子，看她这些日子是如何度过的。对姐夫，他当然谎称自己要回方湾菜园子村。 没想到，今天他哥敬文又来了，还带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 “这个叫何苗的女生真漂亮！她会成为我嫂子么？敬文何苗来了，会不会要我陪他们？我如何才能脱身去找英子？”前往花园镇买菜的路上，敬武一直在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王加根吩咐敬武去买菜之后，就开始生炉子。 炉子生着了，他又用铁壶烧了两暖水瓶水，让敬文和何苗先洗澡，洗他们的脏衣服。 上午放学的钟声敲响了，敬武还没有回来。王加根去学校食堂打回一铝盆米饭，只等着敬武买菜回来好炒。 敬文撑着雨伞，到学校大门口了望，还是不见敬武的踪影。他垂头丧气地返回家里，从桌上的皮包里翻出两瓶鱼肉罐头，拿剪刀撬开。 敬文给他和何苗一人盛了一碗米饭，就着鱼肉罐头开始吃了。对付着填饱肚子后，两人就进入卧室，关上房门，躺下休息了。 王加根拿了本小说，坐在客厅后面的小床上，边看边等敬武。又过了快半个小时，敬武才回来。 他满身泥泞，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进门就说，花园镇好几条街道都淹水了。他跑了三个农贸市场，都没有鱼肉卖，只买了几样蔬菜。 王加根拿出其中的一捆白菜，交给敬武，让他去食堂门口水管处清洗。自己则挑了几个白茄子，用塑料桶里的冷水洗净，切成滚刀片，倒进锅里翻炒。 一盘白菜，一盘茄子，大半盆米饭，他和敬武两个人吃得津津有味，狼吞虎咽。 他们实在太饿了！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去学校食堂吃。 刚放下饭碗，上课的钟声就响了。敬武直接去了教室。 王加根则有所犹豫。下午他没课，本来可以呆在家里，但敬文和何苗正在睡觉，他守在家里像个什么样子！这样当电灯泡多尴尬，弄不好敬文和何苗还认为他是在监视他们。 去办公室！在办公桌上躺一下。王 加根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把桌上的杂物清理了一下，腾出一块能够睡觉的地方，又拿了一摞作业本枕头，准备睡一觉。 第一阶段补课明天结束。 他已经把明天的语文课调到了上午，下午就可以动身去孝天城。顶替在地区教院带欣欣的丈母娘，让她回方湾菜园子村家进而。 眼下农村正在搞“双抢”，是庄稼人最忙碌的时候。唉！没办法。他只有与丈母娘“接力赛”，才能解除方红梅面授的后顾之忧。 这次面授共二十天，已经搞了五天，还有十五天，而王加根正好有半个月休息时间，可以当全职“保姆”。待面授结束后，他就可以和红梅母女俩一起回牌坊中学，开始下一阶段的补课。 王加根已经和敬武商量好了，中途休息这半个月，把家里的门锁起来。现在敬文和何苗大驾光临，显然就得调整方案。 不知道他俩会在这儿呆多久。这事王加根当然不好问。别人刚来，你就问别人什么时候离开，那不成了赤裸裸地赶他们？ 不过，王加根去孝天城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 至于敬文和何苗，就让他们自由安排！把家里的大门钥匙交给他们。他们自己弄给自己吃，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需要叮嘱他们的是，如果中途离开，必须把通往后院子的门闩上，把大门锁好，还得把电视机移交给照校的炊事员肖金平。 暑假一到，王加根就把学校的电视机抱回了自己家里。 门卫老宁去宁家河他大儿子家了。程彩清带着程芸和欢欢离开了学校，不知道是去了程芸娘家，还是去了彩清父母家。假期的校园只剩下加根一个常住户。电视机放在他家里，比放在办公室更安全。 这段日子，正在热播香港电视连续剧《再向虎山行》，王加根看过几集就上了瘾，每天晚上都要追剧。他原本准备离校时把电视机送回办公室，现在敬文和何苗来了，这样做显然不妥。 电视机还是留在家里！他们在这儿也好消磨时间。待会儿带敬文去与肖金平见个面，让他们认识一下，便于敬文和何苗离开时，好移交电视机。 敬武去花园镇没有买到“大菜”，晚上拿什么招待他们呢？总不能又让他们吃鱼肉罐头，或者光吃些蔬菜。对敬文马虎一点儿无所谓，何苗是第一次来呢！不能太怠慢了人家。 想起这些麻烦事，王加根根本就睡不着。他爬起来，坐在办公桌上，考虑去哪儿弄点儿好吃的，晚上做些好饭菜。 去邹肖村看看！到小卖部买些花生米、兰花豆、咸鸭蛋、榨菜和啤酒，再去村民家里看看能不能买到鸡蛋。 有了这个计划，他就放弃了休息。马上返回家里，拎起买菜的竹篮子，撑着雨伞前往邹肖村。 晚餐虽然没有鱼肉，王加根还是想方设法弄了满满一桌子菜。 四个人吃得很开心，喝了好几瓶啤酒。 王加根借着酒劲儿，向敬文和何苗道歉，说他要去地区教院照顾欣欣，不能在家里陪他们。同时，还絮絮叨叨地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 第二天，他就坐火车去了孝天城。 到孝天地区教育学院时，方红梅正在睡午觉。 欣欣也在外婆的怀里睡得正香。 方红梅说，因为她带着欣欣，函授班辅导员单独给她们安排了一个房间，享受特殊待遇。宿舍楼每层都有厕所和澡堂。吃饭在教工食堂，也不是太远……刚来时，她和欣欣的病都没有好利索。她天天到学院医务室打针，注射维生素b1和维生素b12；欣欣拉肚子，一天几次喝婴儿素。又赶上天气不好，接连好几个阴雨天，洗过的衣服和尿布不能及时干。她和她妈愁得不行。岳小晶听说后，就把她儿子的衣服带来给欣欣穿，还送来一大包尿布。王莉和池中月一有空就跑过来抱欣欣，逗她，亲她，教她说话，都把欣欣当成了“活玩具”。 几天不见，欣欣有了明显的变化。 王加根从丈母娘手中接过女儿时，明显感觉沉重了。 红梅她妈早就望眼欲穿地等着王加根。现在女婿来了，她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方湾菜园子村。 临出门时，外婆亲了亲外孙女的脸蛋，叫她乖，叫她听话。说着说着，泪水就直往眼眶外面漫。 方红梅拿起教材和学习资料，说去送送妈妈，然后直接去听课。 欣欣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小家伙睁眼看了看王加根，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木讷讷的，面无表情。 端了好大一泡尿，王加根抱着女儿又是亲又是抛又是用头拱又是“打蹬儿”，欣欣的脸上才慢慢有了喜色。 自此，一家三口按部就班地过起了有规律的生活。 每天早晨起床后，洗口洗脸，王加根去学院食堂买早点，方红梅给欣欣穿衣服，喂奶。方红梅抱着孩子过早的时候，王加根去开水房打开水。方红梅去听课，王加根就一心一意地看孩子。 中餐和晚餐都是从食堂把饭菜买回来，在宿舍里吃。 午休时间，方红梅休息。王加根带女儿出去玩，或者引她睡觉。 晚饭后，先打回热水给欣欣洗澡，夫妻俩再轮换着去澡堂。接着就是洗衣服，洗尿布。干完这些活儿，他们就去瀤河堤上散散步，或者坐在宿舍走廊上聊聊天，再就是睡觉。 每天上午和下午，方红梅都会利用课间休息回来喂一次奶。 欣欣吃奶也不像以前那样老实了。手脚总是不停地动，双手捧着，脚乱蹬乱蹬的。吃着吃着，还会突然停下来，嘴里叼着，笑眯眯地望着妈妈。然后接着吃，手从上拿开，抓住妈妈的上衣，使劲地撕扯。 这个坏东西！ 方红梅看着怀里的女儿，实在觉得爱怜，有时竟不忍心离开欣欣，就干脆不去听课了。 “女儿与文凭相比，还是女儿重要！”她这样为自己翘课开脱。 第九十七章 名落孙山 没过几天，方敬文突然出现在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t恤衫，牛仔裤，皮凉鞋，脖子上还吊着部“海鸥牌”照相机。他一进宿舍门，就嚷嚷着要给舅侄女照相。 方红梅自然非常高兴，忙着给女儿换衣服，系红肚兜。 敬文如专业摄影师一般，不停地发着指令。一会儿让欣欣躺着，一会儿让欣欣靠在被子上坐着，一会儿让大人抱着，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他端起照相机，调焦距，调光圈，咔嚓咔嚓地拍了十几张，直到胶卷全部用完才停止。 照完相，敬文才告诉姐姐和姐夫说，高考分数已经出来了。 “你考了多少分？”方红梅王加根异口同声地问。 “四百七十六。”敬文有气无力地回答，接着又补充道，“二姐考了四百二十四。” 这么少？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有点儿失望。 与去年相比，敬文虽有进步，但这个分数，恐怕达不到大专录取分数线，过中专线都够呛。腊梅则落选无疑，一点儿希望都没有。 方红梅又问：“什么时候划分数线？” “估计要到七月底。” 方红梅的心情有点儿沉重。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敬文能过中专录取分数线，多少给父母一点儿安慰，为家里减轻负担。如果今年敬文和腊梅两个人都考不上，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她连想都不敢想。 腊梅高考结束就离开孝天城回方湾了。 她还不知道高考成绩，要是知道是这么个结果，该会有多么难受啊！中考两次落选，加上这次高考失利，接二连三的打击，她能够承受得起么？ 方红梅想起可怜的妹妹，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儿。她已经做好打算，面授学习一结束就回娘家，和父母商量，看腊梅下一步怎么办。 敬文从裤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递给王加根，同时告诉姐夫，他和何苗离开牌坊中学那天，因为没有找到炊事员小肖，就把电视机送到部队抽水房，托付给广广黄了。 “怎么能够这样呢！”王加根一听就急了。 他知道，广广黄是个电视迷，平时经常到牌坊中学蹭电视看。电视机交给广广黄，他肯定不会转交给肖金平。如果长时间放在部队抽水房，弄丢了怎么办？就算丢不了，要是弄坏了怎么办？ 敬文办事太不靠谱儿了，总是让人不省心。 他真想马上回牌坊中学一趟。除了不放心电视机，他还担心通往后院子的门没闩好，怕小偷进家里。可是，他这一走，欣欣怎么办？气温这么高，大人都热得受不了，他总不能带着女儿跑来跑去。 唉，反正红梅面授没几天就结束了。等面授完了再说！但愿这几天家里没什么事，电视机也完好无损。 敬文吃过午饭就走了，说是准备回方湾，找几个结拜兄弟玩儿。 方红梅躺在床上午休。 王加根就抱着欣欣出门下楼，到学院操场的树荫下，开始他的唱歌“引睡”工作。来地区教院快一个礼拜了，他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然忙碌，但很有规律。他觉得，在这里面授学习和生活对方红梅是有好处的。 在牌坊中学的家里，方红梅每天起床、睡觉、吃饭都没个钟点儿，总是衣冠不整，搞得邋里邋遢的。地区教院这里有医务室，打针吃药也方便。没有电视机的诱惑，不再记挂着考试，不用五更半夜看书，家务事也少多了，能够保证她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时间。 王加根惊喜地看到，老婆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比前段日子强多了。这是比什么都让他高兴的事情。尽管当“男保姆”的日子忙碌又单调，除了弄孩子，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但他还是情愿在这里多呆些时日。欣欣熟睡之后，他还能抽空看看书，或者安静地坐着，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 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家庭、事业和前途。 参加工作已经整整四年了，结婚成家，又有了孩子，但他的工作和生活，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是中专文凭，依然在一所偏僻落后的农村中学教书，依然没有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没有见到明显的成效。 自学考试专科段的课程还剩最后三门，下半年正好全部开考，他已经全部报考了。如果不出意外，他有望今年毕业，成为hub省首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生。即使这三门课程不能一次性合格，也没什么关系，明年再补考一次，只不过晚一年拿文凭而已。 眼下最让他焦虑的还是写作。 残酷无情的退稿，一次又一次失败，几乎让他心灰意冷。发表文章怎么就那么难呢？未必他真不是搞写作的料子？他如此执着地“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不是有点儿不识时务？ 编辑部越来越注重报刊的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少纯文学报刊都向通俗读物转型，用胡编滥造的武侠传奇和色情作品，来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那些坚守“阳春白雪”的报刊，也开始用举办写作培训班和举行文学作品大奖赛的形式捞钱。文学产业化（实际上就是商品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国家邮政部通告，自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各类稿件作为信函交寄。也就是说，投稿再也不能享受午餐了，必须与普通信函一样付邮资。对于王加根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他继续痴迷于文学，每年邮寄稿件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读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名着，王加根常会感叹自己浅陋，知识贫乏，脸红自己眼高手低，还总是怨天尤人。有时，他告诫自己要潜下心来，夯实基础，可一味地看书，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名着中走马观花，又有什么用呢？衡量一个人文学水平高低，不是看你读了多少本书，而是看你写出了什么。因此，他有时想读书，有时想写作。读读写写，就是见不到成效。 为什么自己写的东西入不了编辑的法眼？仅仅是因为社会风气不正么？几年努力，他觉得自己在写作技巧或者说艺术性方面有所进步，但选题立意却是致命的短板。有一位热心的编辑曾亲笔来信，告诫他，作者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的高度，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现实。要胸怀世界，放眼全球，国事、家事、天下事都要关心，尤其要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疾苦。 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整天关在十几亩面积的牌坊中学，接触的就那二十几个教师和几百名学生，提笔总离不开自己的小家庭，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 太难了。为写作而写作，为文学而文学，只能钻进死胡同。要提高站位，就必须深入生活，多接触群众，多了解社会。 受这种意识的驱使，这天方红梅去上课之后，王加根突然想去马静家里看看。他知道马静住在地区教院校园里，就在他们身边。可是来这么些天了，他一直没有去拜访过。 王加根抱着女儿，锁好宿舍门，前往地区教院的教工住宅区。 教工宿舍楼外观比较漂亮，但进楼之后的环境却不敢恭维。宿舍楼住房结构并非单元间，而是筒子楼，与他那年在徐磊他大伯家里见到的情况差不多。各家各户都在楼道里做饭，因此，每一层的过道走廊都如杂货摊一般凌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油烟味。 二楼右拐最里面的一间屋子就是马静家。门口照例摆放着蜂窝煤、煤炉子、碗柜和锅碗瓢盆。 门开着。 加根父女俩的突然出现，让马静两口子大吃了一惊。他们马上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把抱着孩子的王加根迎进家门。 马静抱起一岁多的儿子，让小家伙来看叔叔怀里的小妹妹。 寒暄的同时，王加根环视了一下马静的家。让他感到疑惑的是，这里并非方红梅所说的“二居室”，而是一通间房隔成的两个半间。里面是卧室，外面的客厅。总面积大概有二十来平米，屋子被褐色的家具挤着满满当当。所有家具的样式都很普通，谈不上新颖，更算不上新潮。书柜里满是灰尘，东倒西歪地摆放着几本数学书（马静和周哲凡都是数学教师）。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收录机，室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只有一部“海鸥牌”落地电风扇。 这就是方红梅津津乐道、羡慕不已、进而自惭形秽的马静家？ 周哲凡腰间系着一条围裙，看来是准备做早饭。他到门口打开蜂窝煤炉，搁上铁锅。把一碗剩饭炒热后，又上了点儿水锅里，准备煮面条。因为水还没有烧开，周哲凡端起那碗剩饭，边吃边回到房间。 “我不吃面条！你要是把饭吃了，就到食堂去给我买馒头。”马静气呼呼地说，“天天吃面条，哪里咽得下？人一见到面条就想吐。” 周哲凡愣怔在那里，端碗拿筷子的手都停止不动。 他把那碗剩饭搁到小餐桌上，往马静面前一推，同样有点儿恼火地说：“好好好，米饭给你吃。我去吃面条。” 见此情景，王加根感觉有点儿难堪。 他以给欣欣端尿为借口，向马静一家人告辞，逃跑一般地离开了这栋筒子楼。 周哲凡是地区教院的讲师，马静在孝天城教书，两个人工作，抚养一个小孩，日子怎么会过得如此寒酸？连买馒头过早都舍不得！ 中午与方红梅谈起马静的现状，两人嘘唏不已。 他们这才发现，不只是农村教师待遇低下，生活艰难，城市里的教师也强不了多少。 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有关高考的新闻。hub省高考录取分数线已经划定：重点大学五百一十五分，本科五百零五分，专科五百分。 听到这条新闻，王加根和方红梅都默默无语。 中专录取分数线虽然还没有出来，但基本上可以肯定，腊梅的分数绝对没戏，敬文的也比较悬。也就是说，他们几年的努力又付诸东流！家里人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命运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方红梅泪流满面地对加根说：“明天面授结束。你还是一个人回花园！我带着欣欣去方湾，看看敬文和腊梅。另外，我想让爸妈帮我们找一个保姆。我的产假满了，开学就得上班，欣欣没人带怎么行？要是找到了保姆，快开学的时候，我就和保姆一起带着欣欣回来。” 第二天，王加根把红梅娘儿俩送上去方湾的长途汽车后，就孤身一人坐火车回了花园镇。 快到牌坊中学大门口的时候，听到部队抽水房里传出播放电视连续剧的声音，王加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悬在他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上帝保佑！电视机还在，而且是好的，没有被弄坏。 他走下台阶，进入部队抽水房，见屋里坐着广广黄和肖金平。 两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连续剧。 “回了！”广广黄站起身来与王加根打招呼，敏感而又主动地问，“你是不是来拿电视机的？” 王加根说不着急，等他把家里收拾一下再来拿。 肖金平从小凳子上站起来，告诉王加根，办公室里有他一封信。 “是编辑部来的吗？大信封还是小信封？”王加根急忙问。 肖金平回答：“小信封。好像是潜江县哪个农场寄来的。” 王加根显得有点儿失望。不过，他还是和肖金平一起离开部队抽水房，往学校里面走去。 因为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校园里的甬道湿漉漉的。操场上杂草丛生，长得相当茂盛，有些地方已经齐腰深了。远远地，王加根看见他家门前的槐树上系着晾衣绳，心里又产生了对敬文的不满。 他先跟着肖金平到办公室拿信。 拆开信封，一边看，一边往家里走。 信是王厚义托人写来的。信里说，王厚义和胡月娥带着两个女儿已经搬到了潜江县江汉农场。落户手续全部是在江汉农场当副场长的王厚道帮忙办理的。他们夫妻俩在农场办的砖瓦厂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土坯，做砖瓦，比在王李村种田种地要轻松得多。加叶加花在农场里上幼儿园。一切都比较顺利，叫加根和红梅不用挂念。王李村老屋的钥匙交给了本家二爹，由他们家帮忙照看着。但王厚义觉得这不是长远之计。因为“屋靠人撑”，房屋长期没人居住，就会逐渐破败，甚至垮塌。他还是想把房子尽快处理掉。卖房的钱全部存在银行里，以备将来家里大人小孩急需之用。 “这是祖业。我绝不会乱花一分一文，免得外人说闲话，戳我的脊梁骨。我背不起那个骂名！”王厚义再次在信里重申。 看着信，王加根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自家门口。他把门口树上的晾衣绳子解下来挽在手上。然后，掏钥匙打开家门。 一股浓重的霉气扑鼻而来。 客厅的地面和橱柜上，到处都是啤酒瓶、汽水瓶、桔子汁瓶、葡萄酒瓶。橱柜的玻璃门没有关，打开的半边儿竟然结了蜘蛛网。橱柜台面上摆放着两个茶杯，里面喝剩下的茶叶水，已经起了一层白霉。 走进厨房，红塑料桶里装着半桶用过的脏水。买菜的竹篮滚在地上（这可能是老鼠的杰作）。筲箕搁在蜂窝煤上，里面满是辣椒籽，还有两个蔫茄子。案板上长了霉，砧板上放着半碗变质的剩稀饭。挨着瓷碗的铝盬子，油腻腻的，长满了绿毛，大概是炖了汤后没有洗。碗柜上层撒满了生粉、味精和饭菜，不堪入目。打开柜门，里面有半碟未吃完的油炸花生米。几块咸萝卜已经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王加根回到卧室，见他和方红梅的结婚照平放在四屉柜上。 帐子没有挂，毛巾被没有叠，枕头和枕巾随意乱扔。床单上脏兮兮的。录音机没声音。电风扇摇摆失灵。台灯不亮了。羽毛球拍和《青年夫妇卫生指南》不翼而飞。蚊帐上烧了个大窟窿…… 眼见平时整洁的家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王加根气不打一处来。 敬文这种人，没尝过生活的艰辛，根本不知道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只知道索取，从来没想到奉献。虽然有时口里说得条条是道，实际上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根。还没有飞黄腾达，就开始嫌弃生他养他的家乡，嫌弃父母和亲人。他自己没赚一分钱，却总是想着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甚至看不起那些为他提供生活来源的人。假如他考上了大学，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不知道会抖成什么样儿，恐怕要飞到半天门儿里去过日子。 敬文考不上大学是必然！考不上大学是活该！他这种人，就不应该考取任何学校，回菜园子村去当农民最好！让他在农村老老实实地劳动，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懂得钱来之不易。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再看他能否有所改变。 王加根愤愤不平，怒不可遏，开始收拾家里的残局。 第九十八章 磕磕碰碰 下半程补课开始后，王加根感觉日子特别难熬。 没有老婆和女儿在身边，他什么事也干不成。吃不香，睡不好，每天上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就如失魂落魄一般，坐在办公室或者自家客厅里发呆。 上半程补课没这种感觉呀，现在怎么会这样？很可能是因为刚刚与老婆女儿在一起呆了半个月，突然分开有点儿不适应。 他强迫自己写小说。 拟标题，列提纲，搜集素材，编人物表，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提笔却不知该如何写。脑子里浮现的，全是老婆和女儿的身影。 那就看电视！没有自制室外电线，能够收到的频道很少。效果稍微强一点的中央一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安娜·卡列尼娜》。 这是一部言情剧，贯穿始终的都是爱情故事。看这样的片子，王加根总会从男女主人公的身上，发现他和方红梅的影子，更加激起他对老婆的思念。 一个结了婚并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怎么还是这么儿女情长？因为生理需求？有这个因素，但又不全是。对！是爱情和亲情，是发出内心深处对亲人的思念。 红梅啊，我的情！我的爱！我要马上把你接回来，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做梦，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听音乐，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逗我们的女儿……快乐，一起享受；痛苦，共同承担。我想你啊，红梅！ 王加根在这种刻骨的思念中度日如年。 后半程补课进行到一半儿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找其他教师换课，准备抽时间去方湾把老婆和女儿接回家。 动身的时候，骄阳似火，最高气温达四十摄氏度。 王加根吃过午饭，就骑着自行车从牌坊中学出发，沿着京广铁路线一路向南。还没有到陆家山火车站，他身上的衣服就被汗水全部湿透了，头发、眼睫毛也沾满了汗珠。脸上汗水直淌，如虫子在爬行，顺着下巴往下滴。身上如同蒙了一层塑料薄膜，特别难受。 太阳火一般地炙烤着。 他感觉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又沉重又酸软。手掌被自行车笼头震得通红，虎口几乎要发裂，火辣辣的疼痛。到达肖港火车站，他精疲力竭，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 真的不想骑车！踩不动啊！他恨不得把自行车推倒在路边，就地躺下，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到方湾菜园子村还有十五里路呢。 王加根翻身下车，走到路边的一个小卖部门前。买了瓶汽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又在小卖部门口的小凳子上坐了一会儿，重整旗鼓再出发。接下来的行程，他整个人处于一种麻痹状态，脚感觉不到轻重，完全是机械地在蹬着脚踏板。 他终于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走进岳父母家那幢低矮的小屋子，竟然看到红梅、腊梅、敬文和丈母娘围坐在堂屋里打麻将！丈母娘怀里还抱着他们的女儿欣欣。 王加根闷闷不乐，甚至有点儿怒火中烧，但碍于情面，还是微笑着，并没有说什么。直到单独与方红梅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愤愤不平地倾诉了自己的委屈和不满。 “自讨苦吃！我又没让你来接我们。”方红梅不以为然，还强词夺理，“已经告诉过你了，开学时我自己回家。谁让你中途跑来的？再过五天就是我奶奶去世三周年的忌日，我要留在方湾祭奠奶奶。你明天还是一个人回去。” 当头一盆冷水，浇得王加根透心儿凉。 他跑这一趟的唯一收获，就是得知敬文的高考分数过了中专录取线，填报的志愿是孝天地区财贸学校。 晚上，方父从医院回来了，脸红红的，浑身散发出酒气。 他与女婿打了声招呼，就开始逗外孙女，围着欣欣，咿咿呀呀地啰嗦了好半天。因为敬文考上了中专，方老汉的情绪看上去不错，不像前段日子那样灰，话也特别多。 “你们都来方湾了，只有敬武一个人在牌坊中学？”方父明知故问，显然是担心小儿子没人照顾。 王加根解释说，他只是来看看欣欣，明天一大早就回去。 方父这才没继续追问。不过，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小儿子。 “敬武跟着你们读书，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也增加了你们的负担。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清苦。不过呢，平时还是应该把生活搞好点儿。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钱存得再多，身体垮了都是瞎存的。你们看看敬武，瘦得像根钓鱼杆儿……” 听到这儿，王加根脸上发烫，说不出心里有多么委屈。 敬武正是“抽条儿”的时候，因为身体长得高，所以显得比较瘦。这与生活好坏有什么关系？听老丈人的口气，似乎是在责怪他们没有把敬武照顾好，责怪他们虐待敬武似的。 敬武到牌坊中学这两年，一直与他们在同一口锅里做饭吃。他们吃什么，敬武就吃什么，一家人的生活标准都是一样的。他们夫妻从来没有单另做什么好吃的，而撇开敬武。即使是红梅怀孕和坐月子期间，家里煨了汤，也总要给敬武盛上一碗。 敬武每天吃完饭，碗筷一丢就走，什么事都没让他干。衣服穿脏了，总是扔在家里，方红梅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的。还要怎么样？ 王加根本来是很敬重岳父的，但听到老汉这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这次来方湾，怎么遇到的都是倒霉事？ 第二天返回花园的路上，王加根骑着车一直在生闷气，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又莫名其妙地伤感起来，忍不住两眼泪水蒙蒙。 我这是何苦呢？一个人呆在牌坊中学该多好！一日三餐吃食堂，不用动手做饭，兴致来了还可以喝一瓶啤酒。酒足饭饱后，碗筷一丢，就可以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散步、看电视、写作、打牌、洗澡、睡觉。夕阳西下的傍晚，坐在门口走廊或者后院子里，安静地看看书，多么惬意！为什么要这样白汗累成黑汗地两头跑？你想她，她根本就不想你。你在学校里像个精神病，她和娘家人一起打麻将，快活得像神仙！她有她的亲爹亲娘亲弟亲妹就足够了，根本就没有把你当作一回事。夫妻不过如此，爱情早已远逝。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想死！死了就百事大吉，不再自讨苦吃，不再为人情冷暖而怄气。 王加根悲天悯人地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意外地见到了他大舅。 白大货坐在客厅里，正和敬武一起吃午饭。 饭菜都是从学校食堂里打回的，桌子上摆放着两瓶啤酒和两个玻璃杯。白大货是为民师转正考试的事情而来的，主要是想找外甥要几本复习资料，同时希望王加根帮他写两篇“范文”。 唉！王加根对大舅早已失去了信心。 实行民师转正考试政策以来，大货每年都在报考，每年都名落孙山，一直没能力过关。大货读书期间瞎胡闹，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能当上民办教师，纯粹是因为他有一张初中文凭。平日里整天沉溺于抹牌赌博，完全不摸书本。等到考试临近了，就临时抱佛脚。 这样怎么可能通过呢？ 这些话，王加根当然不能当着白大货的面讲。他把书柜从上到下、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挑选了几本复习资料，又从他们班学生作文中挑选了几篇“范文”，算是满足了大舅的要求。 白大货起身告辞，王加根也没有挽留。 他甚至来不及清场洗碗，就风风火火地赶往办公室，因为下午上课的钟声已经敲响了…… 新学年开学，程彩清一家三口和门卫老宁先后回到了学校。 杂草丛生的牌坊中学比先前热闹多了。 这天放学后，王加根去食堂吃饭，碰到邹贵州、邹金桥、门卫老宁和炊事员肖金平围着食堂门口搁饭盒的水泥台子，喝酒喝得正高兴。一盘土豆丝，一盘白菜，一盘萝卜片，一盘豇豆炒茄子，还有用塑料袋装着的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 白酒倒在一个老花碗里，大家站着吃菜，转着圈轮流喝酒。 看到王加根，邹贵州端起酒碗，叫他过来搞两口。 王加根也不客气，接过肖金平递给他的一次性塑料碗和筷子，就加入到了喝酒的队伍。 邹贵州和邹金桥家住邹肖村，通常都是回自家吃饭。邹贵州在学校里蹭饭，多半是想去程彩清家里抹牌赌博。邹金桥没这个嗜好，怎么也没有回家？ 酒喝得正酣的时候，彩清的老婆挺着个大肚子，牵着她女儿欢欢朝这边走过来了。 程芸会不会是来邀班子的？王加根这样猜想。 结果他猜错了。 程芸是来找邹金桥的。她凑近水泥台子后问：“金桥老师，把你宿舍的钥匙借我用一下好不好？” “干嘛？”邹金桥警觉地问。 “我今晚想在你宿舍里睡觉。” 这一突兀的请求，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尤其是邹金桥，脸红得像关公。他平日绯闻本来就多，现在程芸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这样的要求，很容易让人以为他与程芸关系暧昧。 “你不睡你自己家里，到我宿舍里睡什么？”邹金桥不高兴地问，“你是不是跟彩清吵架了？” 程芸没有正面回答。 她说，明天一大早要外出，起床早，怕吵着家里人。 “你肯定与彩清闹了矛盾的！”邹金桥非常肯定地断言。 他于是扯客观，说待会儿要加班，改单元测验的卷子，会弄得很晚。他自己要在学校里过夜，宿舍不能借给程芸。 程芸没要到钥匙，就拉着女儿欢欢，转身往学校大门方向走。 大伙儿叽叽喳喳地好言相劝。门卫老宁和炊事员肖金平甚至撵上去拦阻，但程芸不听，执意要离开学校，还委屈得哭了起来。 邹贵州向门卫老宁使了个眼色，又伸出右手食指，举起手臂挥舞着，指向学校大门的方向。 老宁马上领会了他的意图，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程芸娘儿俩的前面，进门房拿出钥匙，把学校铁栅门锁上了。 程芸走到铁栅门跟前，手握着栏杆，叫老宁把门打开。 老宁当然不会听她的，还从门房里拿出一把椅子，要程芸坐一会儿，叫她莫生气，免得动了胎气。 程芸无法出校园，又见有这么多人在劝阻，于是抱起欢欢，对着自家的方向，又是哭又是骂。她说自己与程彩清两个人性格合不来，三天两头闹。以前总是自己心太软，这次一定要与他离婚。 “反正又没拿结婚证，好办得很！”她歇斯底里地大声喊叫。 程芸闹得正凶的时候，程彩清从家里走了出来。 他手指着程芸破口大骂：“你个臭婆娘！真他妈的不知好歹。贱东西！你走啊！你今天要是不走，就是婊子养的。” 邹贵州喊着程彩清的名字，责备他不该这样骂老婆，又叫他去把欢欢抱回家。 王加根、邹金桥和肖金平也慢悠悠地踱到程彩清家门口，问他们因为什么吵架，探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程彩清用十拿九稳的口气，非常有把握地对众人宣称：“你们莫劝她！越劝她越来劲。你们都不要理她。老宁去把铁栅门打开，让她走！她到校门口转两个圈儿，就会自己乖乖地回来的。” 门卫老宁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得到邹贵州的指示，他又不敢擅自去开门。 程芸看大伙儿都围到程彩清那儿了，身边只剩下老宁一个人，也不再哭喊叫骂了，一边抽泣，一边抹眼泪。 “我刚才还听到你在教欢欢唱歌，《妈妈的吻》——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怎么突然就闹起来了呢？”邹金桥有些奇怪地问程彩清。 “又没为什么！屁大点儿事情。”程彩清气呼呼地描述事情的经过，“她让我给孩子削苹果，我削好后，自己先尝了一口。欢欢不高兴，哭起来了。她就指着我的额头骂，还东拉西扯说我父母的不是。人恼火，就捅了她两拳头。” “就这点事？”邹贵州笑着揶揄道，“我看你们是太快活了。” 大伙儿一听说是这么个事情，也都笑着离开了，重新回到食堂门口的水泥台子前面，继续喝他们的酒。 门卫老宁把铁栅门打开，任程芸拉着女儿走出校园。 有了这么个小插曲，大家吃喝时的话题，又转移到了程彩清一家人的身上。从程彩清和程芸轰轰烈烈相爱，简简单单结婚，到他们的女儿欢欢出世；从程芸因为任性丢掉工作，再托人重新找工作，到杨岗供销社上班，随放录像的河南人出走；从他们夫妻俩合伙做笼子骗赌徒们的钱，趁抹牌的人半夜肚子饿了，高价出售食品敲竹杠，到平日买大鱼大肉，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大家众口一词，认为他们夫妻俩为人不厚道，都不是什么好鸟。 “彩清也是的，给孩子削苹果，何必要先咬一口？自己想吃的话，重新削一个不就是了？” “程芸做得也不对。彩清啃了欢欢的苹果，欢欢不高兴，叫彩清再削一个嘛！何必又吵又骂又哭又闹？” “欢欢也是惯坏了。这个小姑娘不讨人喜欢。从没见她笑过，总是黑着个脸，横眉怒目。口又臭，动不动就骂人，还往大人身上吐口水。才几岁就这样，长大了怎么得了？跟程芸一个德性。” …… 提到欢欢，王加根叫苦不迭。 他说，这小姑娘几乎每天都要到他家里玩，进门就到处乱翻，见到喜欢的东西就拿。不给她还不行。不让她拿，她就又哭又闹，倒在地上打滚儿。程芸有天带着欢欢到他家串门，小姑娘进屋就摆弄收录机，胡乱按压收录机的按钮，后来把控制音量的旋纽拧下来了。程芸从女儿手里抢过旋纽，试着装上去，又把收录机挪到欢欢够不着的地方。欢欢于是大声哭叫，脚乱踹，手乱打，把柜子上的书本、钢笔、梳子、搪瓷杯扫得满地都是…… “真是让人伤透了脑筋！将来我家欣欣要是这样，那就惨了。”王加根不无忧虑地说。 “不会的！你和小方教育的孩子，不会这么没教养。”邹贵州显然是在奉承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彩清和程芸为人就那个样儿！欢欢会好到哪里去？” 酒足饭饱之后，王加根脚步趔趄地回到家里。进厨房拎起两只塑料桶，准备提水回来洗澡。 进入伏天以来，后院子就成了他的露天浴场。每天吃过晚饭，他就在后院子里脱得一丝不挂，痛痛快快地淋个澡，或者坐在脚盆里洗浴。他口里哼着小曲，走出学校大门时，居然看到了程芸和欢欢。 原来她们根本就没有走，一直围着学校外面的围墙根儿转悠。 第九十九章 白班保姆 暑假补课结束时，距开学只有五天了。 新学年前夕，花园区教育组照例召开了全区教师大会。宣布各学校干部人事任免和教师调动情况。牌坊中学教师没什么变化，领导层有一点儿小调整。丁胜安被借调到孝天市教育局，校长职务暂时由张仲华代理。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没动，依然是宁海涛和邹贵州。最引人注目的变动，是女教师肖玉荣被提拔为副校长，成了学校“二把手”。 丁胜安调离，大家既不觉得庆幸，也不感到惋惜。 来牌坊中学之前，丁胜安本来就是行政人员。他不会教书，没承担过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从教学业务方面讲，基本上是个外行。 和大多数当官的一样，丁胜安也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比方，安排他的亲戚聂聋子在牌坊中学当炊事员；把他的农民老婆弄到花园镇百货大楼当营业员；经常以学校的名义去驻军部队借汽车，为他家里拖沙、拖煤、婚丧嫁娶，办他自己的事情；动不动就召集狐朋狗友来牌坊中学胡吃海喝，大快朵颐；他患病住院时，虚开发票，到邹贵州那儿报销双份的医药费…… 他以权谋私的次数和频率，比张仲华要多得多，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张仲华没有办法相比的，但丁胜安却比张仲华的口碑好，也没激起什么民愤。即使学校出台了什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大家都把账算在张仲华身上，对丁胜安网开一面。 开会发言时，丁胜安总是空话连篇，虚张声势；平常日子，除了吃吃喝喝，就是抹牌赌博，再就是在办公室里夸夸其谈，嘻嘻哈哈，与女教师打情骂俏。但教师们并不觉得他讨厌，更没有与他发生正面冲突。农忙季节到来时，大家还结伴去他家里帮忙，割谷，插秧，挑稻子，运麦秸。 丁胜安有这么好的人缘，主要还是因为他性格随和，再加上脑子利索，黑白通吃，经常左右逢源。当官当到这种境界，也是有能耐的表现。现在，他又从牌坊中学借调到孝天市教育局。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时，吃惊是难免的。虽然鄙视他的圆滑和八面玲珑，但心里又不能不服气。 至于肖玉荣的荣升，大家同样比较惊诧。 从普通教师一下子提拔为副校长，很多人都觉得意外。尤其是王加根，心里还有点儿别扭。从教育教学pk情况看，肖玉荣是他的“手下败将”，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他的领导，他心里当然不服气。 张仲华担任代理校长，纯粹是走狗屎运。 新官上任三把火。花园区教育组召开的教师大会一结束，他就把参会的牌坊中学教职工召集到一起，要求大家八月二十八日正式上班，开会学习文件，并强调要记考勤。 二十八号上午，牌坊中学所有教师八点之前都到了学校，但张仲华忙于接待来找他办事的学生家长和客人，一直出不了宿舍。教师们被晾在办公室，百无聊赖，只得下棋、看报或者聊天。 一直到九点半，会议才正式开始。念了半个小时的文件，就没其他事情了，教师们各回各家。 下午休息。 二十九号的上班时间调整为上午九点。 同前一天一样，到十一点才宣布开会。张仲华忙于应酬无法参会，由肖玉荣组织大家学习文件。总共学习了二十几分钟，又下班了。 下午休息。 三十号不再规定具体上班时间，但要求教师们必须到校。大家陆陆续续来到学校，会也不用开了，据说该学习的文件已经全部学习完了。各人自由活动。聊天的聊天，下棋的下棋，或者邀班子躲进宿舍里抹长牌、打麻将。中午有考上中专的学生请客，大家又谈笑风生地去了那个学生家里喝酒。 下午休息。 三十一号上午，除了学校领导以外，其他教师一个也没有到校，连三个炊事员也溜之大吉。住在学校的程彩清一家人，坐着摩托车离开了。几个领导在校园里转悠了大半天，到下午两点钟还没有吃午饭。一个个饿得白眼翻，又不敢擅自离开，担心花园区教育组领导来学校检查。 王加根见领导们实在可怜，就在家里翻箱倒柜，倾其所有炒了几个菜，又让敬武去邹肖村小卖部买回几瓶啤酒，简单地招待了领导们一餐。 这四天时间，王加根的生活实际上也混乱不堪。 几乎每天下午和晚上，他都要去花园火车站接车，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可一直没有接到红梅母女俩。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最初相当愤怒，后来又开始担心。担心大人小孩生病，担心她们在路上遇到什么意外和麻烦。 人们常说母子连心，其实父女也是连心的。方红梅之所以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回牌坊中学，还真是因为欣欣病了。 由于天气酷热，菜园子村又没有通电，用不成电扇。欣欣身上长满了痱子，到处是丘疹和水泡。一旦瘙痒起来，她就难受到哇哇大哭。脸蛋和眼睛胀得通红，两只小手在身上乱抓。越抓越燥越痒，大人见了甚觉可怜。 红梅和她妈不停地往欣欣身上擦痱子粉，不停地摇动着手里的蒲扇，给她解凉。有时实在没辙了，就把她放在脚盆里洗个冷水澡。结果，痱子痒没有止住，她又开始拉肚子。 临近开学那几天，腹泻相当厉害，有时一天拉十多次。小家伙胖乎乎的脸蛋瘦完了，眼眶显得特别大。 到了九月一号，实在不能继续捱下去，方红梅这才带着欣欣动身回花园。看着怀里病怏怏的女儿，她的眼泪噗噜噜直往下掉。外公外婆也掀起衣襟揩眼角。 别人家几个月大的小宝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抢着带，或者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照料。欣欣呢？一出生来到这个世上就遭罪。爷爷奶奶各顾各，外公外婆走不开，保姆又没有找到。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唯一的依靠只有爸爸和妈妈。 可是，爸爸妈妈还得上班呀！开学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方红梅一手拎着大包小包，一手抱着欣欣走出花园火车站，一眼就看到了守候在出站口的王加根。 这几天，王加根已经在牌坊中学与花园镇之间跑了十多趟。老婆的爽约，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空等让他怒不可遏，让他心灰意冷，但他却不敢不接车。 他不愿意错过老婆和女儿，不愿意看到她们期盼和失望的眼神，更不愿意让她们受苦受累地自己走回牌坊中学。虽然每一次失望而归时，王加根都会在心里骂方红梅，赌咒发誓要报复她，见到她时当面叫她“滚蛋”！但是，当红梅母女俩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眼前时，他的愤怒却如夏天的冰雪迅速融化了。 他欣喜若狂奔过去，从红梅手里抢过欣欣，高兴得泪流满面。 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方红梅抱着欣欣，王加根推着小摇车，一家三口同时到办公室报到。 这种奇葩的场景教师们是第一次见到，因此都非常兴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学校领导面面相觑，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无奈地对着他们笑笑。 在负责记考勤的副校长肖玉荣的提议下，领导们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王加根和方红梅的“特殊情况”。会议形成这样的决议：暂时不强求他们两人到办公室坐班，只要能够按时到教室上课就行了，但必须督促他们抓紧时间请保姆。 肖玉荣还提醒宁海涛，排课程表时，把王加根和方红梅的上课时间尽量错开，至少保证他们有一个人能够在家里看孩子。 得到这道“特赦令”，王加根和方红梅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两人暗下决心，要竭尽全力的工作，用教学业绩报答领导的恩情。 他们的女儿欣欣已经会察颜观色了。 如果大人沉下脸，对着她横眉鼓眼，她的小嘴巴就会一瘪一瘪的，随即“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要是大人对着她笑，她也会喜笑颜开，笑得特别甜。白天她不怎么认生，谁伸手抱她，她都会张开双臂往谁怀里扑。但到了晚上，就只认方红梅一个人，非要妈妈抱不可，在妈妈的怀里才肯睡觉。 方红梅这天给女儿喂奶时，突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小家伙把咬得特别紧。吃完奶之后，也紧抿着嘴巴不肯张开。她强行掰开女儿的小嘴巴。嗬！长牙齿了。上下牙龈各有两颗米粒大小的乳齿，看上去还有点儿透明。 算了算，欣欣这天刚满五个月。 长了乳齿的小欣欣可不比从前了。吃奶时，她会突然狠劲地一咬，疼得方红梅直咧嘴。有人逗她，她依然会笑，但嘴巴咬着妈妈的不松开。肚子吃饱了，动不动就把手指头伸进嘴里，自顾自地拼命吮。见到什么东西都要抓，小鞋袜，手帕，枕巾，白纸，抓到了就往嘴巴里面送，想尝尝是什么味道。实在没什么东西尝了，就抱着爸爸妈妈的脸庞啃。用搪瓷缸喝水时，也总是把搪瓷缸刮得“呼呼”作响。 躺在小摇车里，欣欣总是眼睛忽闪忽闪地随着气球和风铃转，嘴里伊伊呀呀自顾自地说个不停，手里抓着塑料荷花小铃铛，高兴起来了就胡乱摇晃。胖胖的小腿小脚还有节奏舞动着，闹得大人根本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做事。 正在照看她的王加根或者方红梅这时就站起身，推着小摇车，送她去学校操场上放放风，或者到办公室跟教师们玩。欣欣一进办公室，就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教师们都会凑过来抱她、逗她、故意整她。 这种宽松的环境有时也会拉起警报，特别是有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工作的时候。 如果接到上级领导要来牌坊中学检查的通知，肖玉荣总会提前给王加根或者方红梅打招呼，让他们做好“应急预案”，尽量不要把欣欣带到办公室。 领导们来检查时，通常会召集教师们开个会。王加根和方红梅需要同时参会时，就提前把他们的女儿“藏”起来。至于藏身之地，学校门房当然是首选，让门卫老宁照看。如果老宁也必须参加会议，他们就把欣欣送到部队抽水房，托付给广广黄。遇到广广黄出门不在抽水房，那就剩下最后一招了：把方敬武从教室里喊出来，让他暂时不上课，回家守着欣欣。 这种与领导“捉迷藏”“躲猫猫”的游戏，看上去似乎很刺激，但事后想想，又是多么无奈和辛酸啊！ “还是请个保姆！”王加根说，“多花几个钱，免得总是这么尴尬，抚养孩子像做贼一样。” 方红梅表示同意。 不过，她对保姆的要求比较苛刻：要年轻漂亮、勤快能干，还要知书达理，是读过书的。 她说，小孩子跟谁长时间生活在一起，外貌就会随谁变化。不能找一个丑八怪来，把欣欣带丑了。 这种歪理邪说，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王加根心里很清楚，老婆实际上是怕花钱，总想这么一天一天地往前过，自己把欣欣带大。 肖玉荣此前试探地问过他们请保姆的事情，两人总是支支吾吾，说正在找。眼见他们老是拖着，肖玉荣也能体谅他们的难处，没怎么强求。反正牌坊中学只有他们一家是这种情况，没有人攀比。能马虎就马虎一点儿，放他们一马。 现在王加根和方红梅主动提出找保姆，肖玉荣则表现得特别热心。没几天，她就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来到了他们家里。 小女孩叫肖丽娟，邹肖村人，是肖玉荣的邻居。模样儿还算俊，据说是因为家里弟妹太多，父母负担不起，她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双方商定：肖丽娟吃住还是在自家，工作日的白天来照看欣欣，不干其他家务。周六下午和星期天休息，和学生上学一样。薪水一天一块钱，每月按实际工作天数结算。 肖丽娟上岗后，方红梅对她进行了全方位培训。 教她如何给欣欣穿衣服、端尿、换尿布、擦痱子粉、喂水，如何使用小摇车，嘱咐她哪些东西可以给欣欣玩，哪些东西不能交到欣欣手里；告诫她抱孩子或者带欣欣出去玩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哪些地方可以去，哪些地方不能去；要求她教欣欣看图片识物…… 絮絮叨叨，比在教室里给学生讲课还要仔细。 肖丽娟不住地点头，嗯嗯嗯地答应着，诚惶诚恐。 虽然交待得比较详细，肖丽娟听得也非常认真，但方红梅还是不放心。上班时，隔不一会儿就溜回家里看一看。如果听到欣欣的哭声，她哪怕正在教室里上课，也会马上停下来，让学生们自习或者读课文，急匆匆地跑回家里。 欣欣刚开始与肖丽娟相处时，总是要哭闹一阵子，不肯离开爸爸妈妈。不过，肖丽娟很有耐心，也很机灵，总能想办法让欣欣慢慢消停下来。 她打开录音机，播放磁带，让欣欣听小时候的啼哭声和笑声。“另一个”小朋友的喜怒哀乐，常能让欣欣安静下来，好奇地东张西望。肖丽娟不失时机地把她抱起来，在家里到处走动。教她辩认墙上五颜六色的图片。指着男娃娃头，告诉她“这是小哥哥”；指着女娃娃头，告诉她“这是小姐姐”。 方红梅觉得保姆的表现还不错，上班时溜回家里“巡查”的次数就慢慢减少了。 欣欣醒着时，肖丽娟陪她玩，陪她乐，喂吃喂喝，端屎端尿，总有事情做，忙得不亦乐乎。可一旦欣欣睡着了，肖丽娟就无事可做，感觉特别无聊。她要么默默地坐在屋子里发呆，要么在客厅、卧室、厨房之间转悠，或者打开后门，到后院子里透透气，不知道干点儿什么是好。 方红梅有次回家里碰到这种情形，就从书柜里找了两本《知音》和《家庭》杂志，递给肖丽娟，叫她坐在欣欣的身边看书。并且说，看完后可以自己到书柜里去换。 肖丽娟非常高兴。 后来的日子，只要欣欣睡着了，她就马上到书柜里找她喜欢看的书籍。除了杂志，她对砖头一样厚的小说也特别感兴趣。连《红楼梦》《德伯家的苔丝》《静静的顿河》这些中外文学名着她都看得津津有味。由于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欣欣睡醒了，她仍舍不得丢下手里的书本，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书继续看。 再后来，即使欣欣不睡觉，肖丽娟也不抱她了。把欣欣放在床上或者小摇车里，让小家伙自己躺着玩，她凝神专注地看小说。 有时看得入了迷，连给欣欣喂吃喂喝、端尿端尿都忘记了，以至于欣欣经常把大小便拉在裤裆里，搞得床上或者小摇车里到处都是。 “怎么能这样？我们花钱是请你来看孩子的，不是请你来看书的！”方红梅很不高兴地唠叨着，板着脸训斥了保姆几次。 肖丽娟感觉很不好意思。 她答应改，下不为例。可一旦家里只剩下她和欣欣两个人，她还是抵不住书本的诱惑，仍然偷偷地看书。 终于有一天，因为她的疏忽大意，欣欣从床上滚到了地上，额头上隆起好大一个血包…… 第一百章 悲情奶爸 摸着欣欣头上的血包，方红梅心疼得落泪。 她当面没有说肖丽娟什么，过后却坚决要求辞退保姆。 王加根好言相劝，说肖丽娟总体表现还不错，爱看书也不是什么坏毛病，提醒她以后注意就是了。如果辞退她，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保姆。再说，肖丽娟是肖玉荣介绍来的，这么快就将她辞退，也会让肖玉荣觉得难堪，面子上过不去。 “我顾不了那么多。结清她的工资，叫她走人！”方红梅态度异常坚决，并且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压根儿就不想请保姆！都是肖玉荣多管闲事。” “问题是，我们不可能天天都在家里啊！只要一个人有事外出，欣欣就没有人照看。你马上就要去武汉补考，我要去上欣欣的户口，隔段时间要参加自学考试。遇上这样的日子怎么办？就算平时都在学校，有课时要上课，没课时要看孩子，一点儿空闲也没有。多累啊！”王加根仍然苦口婆心地好言相劝。 “再怎么困难，不就几个月么？等欣欣能走会跑了，她就能够自己在校园里面玩，我们不就能够轻松些？”方红梅还是固执己见。 王加根不好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如果他继续啰嗦，方红梅就会恼羞成怒，把责任推到他身上，埋怨他没本事。孝天县师范学校的三个女同学，马静和池中月都进了孝天城，只有她在农村；一起函授的四个女学员，有三个家在孝天城，只有她在乡旮旯。这些话，方红梅唠叨过不只一次了。 如果你王加根有能耐把老婆调到孝天城或者花园镇，欣欣就能够进托儿所上幼儿园，怎么可能为保姆的事情伤脑筋？ 为避免引火上身，王加根只能妥协让步。他去找肖玉荣协商这件事情时，双方都有点儿尴尬。不过，结局还算圆满。 辞退了保姆，日子又回到了刚开学时的节奏。 上班的时候，王加根和方红梅轮换着去办公室办公或者去教室上课，至少保证有一个人在家里照看孩子。 方红梅去湖北大学补考那天，是他们接受的第一次考验。 去年冬季面授，方红梅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参加，错过了《汉语写作》的结业考试。这门课程被安排在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补考，她准备提前一天乘火车赶往武汉。 周六上午，他们夫妻俩各有一节语文课。为了赶上午十一点钟的火车，他们提前找其他老师换了课。方红梅上第一节。王加根上第二节。 第二节课下课时，已经到了十点钟。王加根回到办公室，把备课夹往抽屉里的一锁，就赶紧往家里跑。 方红梅坐在客厅里给欣欣喂奶。她要带的东西都清理好了，鼓鼓囊囊地装了一背包，已经搁在吃饭的小桌子上。 “欣欣的坐凳得绑上。不然的话，我呆会儿回来没法骑车带她。”王加根自言自语，到客厅后面的小隔间里拿出一个儿童专用小竹凳子，绑在自行车的三角架上。 万事俱备，正准备出发时，却没看见自行车钥匙。 夫妻二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翻箱倒柜，但怎么也找不到。 王加根认真回忆最近一次用自行车的情形，似乎是敬武骑车去邹肖村买过啤酒的。 对！自行车是敬武锁的。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往初三（1）班教室，也顾不了邹金桥正在上英语课，直接把敬武喊了出来。 敬武说，自行车是他锁的，钥匙记得是放在橱柜台面上的。 郎舅二人一起回到家里，把橱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翻了个遍，还是没有看见自行车钥匙。 “你去借一辆车！”方红梅着急地吩咐王加根。 王加根又一路小跑地前往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黄老师一个人，王加根感觉有点儿为难，不好开口。 黄老师年过半百，是学校里年龄最长的教师。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据说是他女儿出嫁时，女婿送的彩礼，平日视同心肝宝贝。三角架的横杠和斜杠上包裹着红色回绒布，坐凳的外套上飘动着黄色的须子，打扮得像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老先生每天骑车来学校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抹车子。从座凳下面掏出一块蓝色抹布，把自行车浑身上下收拾得一尘不染。放学准备回家，上车前也要把自行车认认真真地抹一遍。 王加根担心自己借车遭拒绝，也不想让惜车如命的黄老师为难。可是，办公室又没有其他教师，时间不允许他再去找其他人。 他还是硬着头皮向老先生提出了借车的要求。 黄老师果然不怎么乐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直接拒绝。他慢腾腾地在抽屉里翻找出车钥匙，递给王加根，用不怎么友好的口气嘱咐：“那你早点儿回来，伙计。我放学后要去路东中学。” 王加根答应放学前一定赶回。 接钥匙时，他满脸通红，似乎受了极大的侮辱。慌慌张张地出办公室时，差点儿与教导主任宁海涛撞了个满怀。 他喜出望外。宁海涛虽为学校领导，但为人谦和，慷慨大方，找他借自行车肯定没问题，绝对不会象黄老师那么小气。没怎么多想，他又向宁海涛提出了借自行车。 “没问题！车在我宿舍里，你自己去拿。”宁海涛二话没说，就从裤袋里掏出车钥匙递给王加根，又提示道，“后轮胎气不足。带人的话，可能还得加点儿气。打气筒在我宿舍的床下面。” 王加根于是返回办公室，把黄老师的车钥匙物归原主。 到宁海涛宿舍里拿到自行车后，他赶紧回家，前面带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风驰电掣般往花园火车站赶。 老远就看见站台上满是乘客，广播里正在预告“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王加根把自行车停在铁路边，一手抱着欣欣，一手拎起行李，和方红梅一起翻越铁轨，爬上了站台。 “来不及买票了。你上车后补票！”王加根气喘吁吁地说，并嘱咐言方红梅一定要补票，因为汉口火车站出站时查得特别严。 列车进站后，王加根帮助方红梅挤上了车厢，又眼见列车喷吐着白色的水蒸汽向南驶去，才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回到牌坊中学时，看到门卫老宁手拿小钉锤，正在敲击吊在门房走道上的那截铁轨——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了。因为是周六，实际上也就放学了。 王加根直接把自行车骑到宁海涛宿舍门口。停好车子后，抱起欣欣，卸下小竹凳，到办公室交还车钥匙，向宁海涛道谢。 回家之后，他强制性地给欣欣端了一泡尿，再把她放进小摇车，腾出手来准备中午的饭菜。 忙碌的同时，他心里仍然惦记着自行车钥匙。谁拿了呢？到底放到哪儿去了？自行车只有一把钥匙，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得把自行车锁撬了。真是麻烦！敬武做事总是毛手毛脚，用过的东西从来不还原。谁知道他是不是放在橱柜上面了！自行车停放在家里，有必要锁么？ 洗米煮饭拣菜洗菜切菜的同时，王加根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当他把废弃的蔬菜枯叶往装垃圾的铁簸箕里扔的时候，眼睛突然一亮。那把让人闹心的车钥匙就躺在铁簸箕里面，与其他垃圾混在一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心裁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高兴，他居然牵强附会地想起了这两句诗。 敬武这时也回来了，正好可以帮忙照看欣欣。 吃午饭的时候，敬武说他下午要去路东中学打篮球。 “是程老师让我去的。学校老师和学生组成联队，下午与路东中学赛球。”怕姐夫不高兴，他进一步解释。 王加根心里当然不痛快。 方红梅不在家，敬武下午正好不上课，他还指望着小舅子搭把手，帮忙干点儿家务活，或者照看一下欣欣呢！他想挤出时间看书复习，因为还有半个多月就要参加自学考试了。这次考试非同以往，是他专科段的最后三门课程。成败在此一举。全部合格的话，他就能够拿到大专文凭，成为hub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毕业生。如果有一门不合格，他的这一愿望就会泡汤。考试时间日益逼近，他心里急得像火烧。截至今日，他连教材还没有看完呢！根本谈不上复习。 “球赛几点钟开始？” “三点半。程老师叫我们早点儿去，先熟悉一下场地，练练球，我吃完饭就得走了。”敬武回答说，接着又问，“下午你用不用自行车？我想骑车去路东。如果你要用车，我现在就去问问程老师，看他能不能用摩托车带我。” “我不用车。你骑车去，赛完球早点儿回来。”王加根叮嘱。 敬武高兴地点点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就急不可耐地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王加根先用开水冲了一瓶奶粉，喂过欣欣，再把她放进小摇车，自己草草地扒了几口饭菜，填饱肚子。然后，把桌上的空盘子和碗筷收在一起，放入一个塑料桶里。他一手拎着装有餐具的塑料桶，一手推着载有女儿的小摇车，到学校食堂门口的水管处洗涮。 夕阳映红了西天，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正在逐渐下沉。 洗碗的时候，王加根时不时逗逗小摇车里的欣欣。父女俩你对着我笑，我对着你说，咿咿呀呀，呜呜哦哦，也不知在讲些什么。 洗完碗回到家里，欣欣就开始哭闹了。 王加根知道到了女儿睡觉的钟点儿，顾不上把碗筷和盘子收进碗柜，就揩了揩手，把她从小摇车里提了起来，抱在怀里开始唱神歌，用他特有的方式催眠。 欣欣今天特别乖，没一会儿就睡着了，放到床上也没有醒。整个下午，她基本上都是在睡眠之中。 坐在床边看书的王加根倍感欣慰，甚至有点儿感动。女儿居然这么懂事，或许她知道爸爸要参加考试，才表现得这么听话！ 暮色四合。王加根抽空把晚饭做好了，但敬武仍然没有回来。 怎么回事呢？球赛应该早结束了啊。 他正准备去隔壁看看程彩清老师回来没有，欣欣又醒了。他赶紧把女儿抱起来端尿，然后抱着她走出家门。 程彩清也没有回来。他老婆程芸说，估计是在路东中学喝酒。像这种学校之间的篮球友谊赛，打完球之后，别人都会招待一餐。 王加根觉得程芸的话有道理。平日其他学校的篮球队来牌坊中学赛球，他们也会盛情款待别人。这种篮球赛实际上成了校际之间友好交流的平台。 他向程芸告辞，返回自己家里，用热水烫了烫奶瓶，准备冲奶粉喂女儿。刚伸手拿出橱柜里的奶粉，电灯突然熄了。 停电了。家里一下子陷入黑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 欣欣吓得哭了起来，两只小手紧紧地搂抱着王加根的脖子。 王加根一边安抚女儿“不怕不怕”，一边腾出手到橱柜的抽屉里找蜡烛。两个抽屉和上面的隔层摸遍了，没有找到蜡烛。因为着急，他不小心碰倒了搁在橱柜台面的奶瓶。 玻璃奶瓶滚落到地上，“哐当”一声摔得粉碎。 他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这可如何是好？没有奶瓶，怎么喂女儿？他懊恼万分，不再继续找蜡烛，抱着女儿到隔壁去找程芸借奶瓶。 身怀六甲的程芸说，他们家里没奶瓶。本来打算买一个的，结果每次到花园镇时就忘记了。 王加根非常失望。他只得向程芸借了一支蜡烛，返回家里。 邹肖村的小卖部肯定没奶瓶卖。花园镇又远，卖奶瓶的商店说不定早就关门了。怎么办呢？ 王加根把蜡烛点燃，栽在一个空啤酒瓶上。因为有了光亮，欣欣不再哇哇大哭，仍然在伤心地抽泣。 他左手抱着女儿，右手把奶粉倒了些在搪瓷缸里。用开水冲好，又到厨房拿来一把钢勺，试着用汤匙喂给她吃。 欣欣又开始哭闹，不肯接受这种进餐方式。汤匙接触到她的嘴唇时，她把嘴巴抿得紧紧的，摇着头不肯张口。无奈，王加根只有采取喂药的办法，捏住她的鼻子，强行往她口里灌。 一口，两口……欣欣每喝下去一口，都要委屈地哭两声。后来，终于被呛着了。她不停地咳嗽，呕吐起来，把已经灌进去的牛奶全部吐了出来。小家伙眼泪和鼻涕流得满脸都是，声嘶力竭地大哭大号。 “再哭！再哭我就把你扔到外面去！”王加根火冒万丈，对着女儿凶神恶煞地吼了起来。吼过之后，他自己的眼泪也不由自主直往外漫，喉结发硬，欲哭无声。 王加根不打算再强行喂女儿吃奶了。他用毛巾被把欣欣包裹好，抱到门口的走廊上，来来往往地走着，轻轻地拍着她，哼唱着那支不知唱过多少遍的《童年的小摇车》。 也许是闹够了，哭累了，加上夜已经很深了，欣欣慢慢安静下来。 王加根抱着她回屋，进卧室，轻手轻脚地放在床上。 欣欣没有醒。虽然睡梦中不时做出委屈的表情，但还是呼吸均匀地沉沉入睡了。 王加根赶快到厨房，盛了一碗饭，就着早已冰凉的菜，匆匆忙忙的吃了起来。填饱肚子之后，又把脚盆拿到客厅，倒入铁壶里的热水，兑了半桶冷水，慌里慌张地开始洗澡。洗完头之后，刚脱衣坐到脚盆里，又听到了女儿的哭声。他一骨碌儿从脚盆里站了起来，赤身裸体地跑进卧室，也顾不上擦身上的水，抓了条短裤套在身上，赶快把女儿抱起来端尿。端完尿，又抱着她在屋子里到处走动，轻轻地哼歌，一直到她再次睡踏实。待他重新回到脚盆里洗澡时，水已经完全冷了。 欣欣不可能就这么饿着肚子睡到天亮。平时，她下半夜都要吃一次奶。晚上怎么办呢？ 王加根一筹莫展。他真恨不得能够从自己的里挤出奶水来。 摔破的奶瓶被他扫进了铁簸箕里，橡皮奶嘴搁在橱柜上。 王加根拿起那只淡黄色的奶嘴，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他迅速端起蜡烛，走进厨房，找到了一个空汽水瓶。把橡皮奶嘴往汽水瓶口上一套，不大不小，正好合适。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他心花怒放。把汽水瓶和奶嘴放在脸盆里，用热水洗了洗。然后，化了一杯牛奶，灌进汽水瓶里。准备等欣欣醒后，随时加热喂给她喝。 加热的方法也是他的发明创造：倒一大搪瓷缸滚烫的开水，把装有牛奶的奶瓶直接浸在里面，几分钟后拿起来摇匀就行了。 晚上，王加根一听到女儿的哭声，就爬起来端尿。端完尿后，如果欣欣清醒地睁开了眼睛，他就赶紧烫牛奶喂她。 欣欣根本不在意“奶瓶”的真假，有橡皮奶嘴含在口里，她就吸得津津有味。吃饱之后，闭上眼睛又睡，要多乖就有多乖。 第一百零一章 心存芥蒂 正如程芸所推测的那样，篮球友谊赛之后，路东中学的确以东道主的身份，招待了前来参加比赛的牌坊中学客人。 不过，方敬武没有参加这场热闹非凡的晚宴。他向程彩清老师请假，说他姐去武汉考试了，他姐夫要他早一点儿回家。 事实上，他另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 在前来加油助威的牌坊中学啦啦队中，有一双眼睛一直在追随着敬武的身影。那个满怀深情的观众就是英子。 比赛结束后，英子在路东中学大门口与同学们分手后，却没有急着离开。她沿着学校围墙踯躅徘徊，实际上是在等她的心上人。 很快，敬武就骑着自行车从校园里面出来了。车到英子身边时，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英子跟随着小跑了几步，很熟练地坐到了自行车后架上。他们事先已经约好了，赛完球之后，一起去花园镇看电影。 敬武带着英子在田间小道上穿行。两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谈笑风生，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们才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呢！只要自己开心就行。 到了花园火车站站前广场，敬武让英子下车，随后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小吃摊旁边。他很老练地要了两碗牛肉拉面，然后拥着英子找座位坐下。 等拉面的时候，英子有点儿担心地问：“你姐夫让你打完球之后尽快回家，你却跑出来看电影。他会不会不高兴？” “管他高兴不高兴！他老是想把我箍在家里做事。”敬武噘起嘴巴，不满地叨唠，“我到牌坊中学是来读书的，又不是来当劳工的。” “可是今天你姐不在家，特殊情况呀。今天就不看电影了，我们还是各自回家！太晚了不好。”英子好心地建议道。 “为什么？我们好久没在一起看电影了。出都出来了，你就安心看你的电影，其他的事莫管。我有办法应付他。”敬武固执己见。 牛肉拉面上来后，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因为红油太辣，还时不时停下来哈口气，相视而笑，甚至夸张地摇动着手掌，为发烧发麻的嘴唇解凉。 这天电影院放的是连场电影。也就是说，一张电影票可以连看两部影片。他们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时，已经快到深夜十点钟。 敬武又骑车把英子送到孙畈村她家门口，才孤身一人回到牌坊中学。学校铁栅门已经锁了。他高声叫喊“老宁”，却一直没有应声，也不见屋里亮灯。是老宁不在？还是睡得太沉没有听见？ 敬武把自行车停放好，如猴子一般爬上铁栅门，从顶上翻了进去。抬步到门房走道上，挥舞着拳头狠劲擂老宁的门板。 擂了十好几下，才听到老宁极不耐烦的问：“哪个？” “是我，方敬武。请您把铁栅门打开，我的自行车在外面。” 老宁这才打开房门，手拿钥匙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很不高兴地去开铁栅门。 敬武道过谢，推车进入了黑沉沉的校园。这么晚，他估计姐夫早睡了。就算没睡，他也不想这个时候去打扰。于是，把自行车锁在初一教室的走廊上，不声不响地回男生宿舍睡觉了。 自进入初三以来，敬武一直感觉比较压抑，日子过得特别不开心。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与英子分开后，两个人不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总象缺少一点儿什么似的。再就是没有享受到他期望的特殊待遇和照顾。虽然班主任是他姐夫，但他感觉自己在班上与其他同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其他同学。 读初一时他是班长，读初二时他是体育委员，到了初三，居然连班干部都没有当上。初一初二时，班干部都是班主任直接指定和任命。升入初三（1）班，王加根却别出心裁，搞什么民主选举。由全班学生无记名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班干部人选。结果，方敬武落选了。课代表倒是由各科任教师指定，但他又没有任何一门功课拔尖，自然也没有他的份儿。 敬武的座位也不是最好的。 谁都知道，教室正中间的前两三排位子最好，但王加根却把他安排在了靠边儿的第三排。理由是他身个太高，安排在中间挡住了后面同学的视线。 “你是我姐夫啊！只管把我安排在最好的位子上，还管其他同学看得见看不见？这样大公无私，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你这个姐夫不是一样的吗？”敬武心里不满地抗议。 最让敬武受不了的，还是王加根动不动就找他的麻烦。比方，他不做作业呀，单元测验不交试卷呀，晚上不到教室里自习呀，自习课溜到宿舍里睡觉呀，与广广黄一起打篮球时间太长呀，都会成为王加根批评和教训他的由头。 王加根批评他时又不分时间和场合，有时是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时候，有时是在教室里或者操场上，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他的洋相。 “美其名曰是为了我好，实际上是故意刁难、压制和打击我，妨碍了我的人身自由。彰显你大义灭亲的决心，在班上拿我开刀，杀鸡给猴看，以便能够更好地管理其他学生。以牺牲我为代价，树立你作为班主任的威信。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我方敬武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不把我当亲戚，我也只当你是个陌路人。你不仁，我也不义。你不让我做的事，我偏要做；你安排我做的事，我偏不做。看你能把我怎么的？大不了不读书，大不了我回方湾菜园子村种田。反正我学习成绩又不中，迟早都是回家吹牛屁眼儿。”敬武这样想。 敬武和英子谈恋爱的事情，方红梅和王加根均旁敲侧击地追问过，但他死活不承认。他说黄老师这些人就是爱捕风捉影，冤枉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他看来，只要他和英子守口如瓶，不让别人拿到把柄，谁也奈何不了他们，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明天姐夫问起今天的事情，我该如何答复呢？”前往男生宿舍的路上，敬武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他肯定已经问过程老师，知道我没有在路东中学吃晚饭。又好几个小时没有回家，能够编个什么理由呢？” 实话实说肯定不行，那就把英子出卖了，也是在打我自己的脸。对！就说其他同学邀我看电影，我不好意思拒绝，就跟着去了。这个“其他同学”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只要不说有英子就行。就这么办！暂时应付过去之后，再去与虚构的“其他同学”打声招呼，对个口信，以免姐夫去调查时穿了帮。 想好对策之后，敬武脸上浮现出吊儿郎当的微笑，心安理得地倒在床上睡觉。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费尽心机。次日早上，王加根根本就没有盘问他前一天迟回牌坊中学的原因。 加根有加根的考虑和想法。 自方敬武到牌坊中学读书以来，王加根对他要求确实比较严，平时批评和叨唠得也比较多。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岳父母把敬武托付给他和方红梅，并且对他们寄予厚望，他就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对敬武严加管教。严师出高徒——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果三年之后敬武能够考取中专或者重点高中，他和红梅也算为家庭尽了一份责任，对二位老人和敬武也有个交代。 可事与愿违。从眼下的情况看，他的这种美好愿望很难实现，而且还落了个里外不是人。香做香烧了，还把菩萨得罪了。敬武的学习成绩在初一时有过短暂的反弹，但只是昙花一现，尔后便一蹶不振，如今简直是稀烂。照这种情况下去，别说中专和重点高中，考普通高中都没有希望。 王加根和方红梅已经在私下里商量过让敬武在初三留级的事情。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产生了厌学情绪，完全不想读书，也没有心思读书。就算再读一个初三，恐怕也很难有所改观。 王加根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敬武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培养良好的习惯，增强提高学习成绩的信心。无论他读完初三后参不参加中考，都应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必须以高标准来对他进行严格要求，到了读第二个初三时才有希望。 两年多的近距离接触，王加根对方敬武也算比较了解。客观地讲，敬武并非一无是处，身上的优点还是挺多的。他身高接近一米八，身材魁梧（并非他爸眼中的“钓鱼杆儿），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和他哥敬文一样，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女孩子心目中的男神。敬武生活俭朴，不过分挑剔吃穿，不像敬文那样乱花钱。他平时比较勤快，能主动帮忙做家务。让他去花园镇或者邹肖村跑个腿，他从无怨言，不像敬文那样懒得抽筋。 两弟兄相比，敬武的优点还是比较突出的。 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敬武的活动能量特别大。借助自己篮球打得好、会唱歌、能够在做课间操时吹哨子喊口令、组织能力比较强这些优势，在同学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追随他的学生还真不少，有男生，有女生，有同年级同班的，也有其他年级其他班的。课余时间，他很少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总是如发情的公牛到处乱冲。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从学生宿舍到教工宿舍，办公室、食堂、门房、部队抽水房、操场、厕所，随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在大庭广众面前夸夸其谈，对追随者呼来唤去，无所顾忌地疯打吵闹。 王加根对敬武这种过分张扬的表现尤为不满。学生就应该有学生的样子，就应该安分守己，老实低调，不声不响地搞学习。牌坊中学的教师子女、教师弟妹有几十人，别人为什么都是那么实在？唯独你方敬武与众不同！说白了，这就是个素养问题。 越是教师子女教师弟妹，越应该收敛些，夹起尾巴来做人。不然的话，外人会骂你狗仗人势，骂我们对你管教不严，放任自流，助纣为虐。也不想想，我和你姐都是普通教师，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们除了能够帮你弄个假学籍，其他的任何忙都帮不上，更谈不上有什么“势”。 “谁说我仗你们的势了？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个性！”听过王加根的谆谆教诲，敬武这样反驳道。 “天生这个样子？个性？”王加根冷笑两声，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如果你不是在牌坊中学，如果没有我和你姐在你身边，假如你现在是单身一人在方湾中学或者其他学校，你会是这个样子么？你能表现出这样的个性？整天东游西逛，这个教室冲到那个教室，这个宿舍跑到那个宿舍，进办公室就像进菜园子门，到食堂对炊事员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午休时间不让其他同学睡觉，站在男生宿舍的窗口朝外面撒尿，你敢么？” 方敬武被呛得哑口无言，但他还是对姐夫横眉怒目，看得出心里还是不服气。 王加根乘胜追击，对他“约法七章”：不说假话，谨慎交友，少出风头，少打篮球，不谈情说爱，不做违反学校纪律的事情，晚自习时间只能呆在教室里。 敬武没有回应，也没有反抗，但他绝对不会按他姐夫的要求去做。 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姐夫的话，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过后照样我行我素，想怎么弄还是怎么弄。 因为恼火，王加根经常在办公室里生闷气，或者与其他老师们聊起不争气的妻弟。 宁海涛提醒他，作为姐夫哥，又是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管教敬武肯定没有错，但要求不能太苛刻，话也不能说得太重了。不然的话，方红梅心里会不好想，毕竟敬武是她弟弟。 肖玉荣也同意这个观点。 她说，一升米养恩人，一斗米养仇人。敬武跟着你们读书已经两三年了，花费了那么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别在最后时期把关系搞缰了。带他几年，结果反目成仇，那就太不划算了。能马虎就马虎一点儿。 同事们的好言相劝，在王加根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事实上，他早就发现了方红梅不满意他对敬武的管教，觉得他太严厉，太不近人情。只要他在家里说起敬武的长长短短，方红梅就表现得特别不耐烦。她也不好责怪王加根管得不对，就顾左右而言他，经常转移话题，说她正愁函授补考呢，书都看不完。怪罪王加根总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烦她，占用她的时间，分散她的精力。 如果王加根继续纠缠不休，她就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接代接神了！” 这句话尤其伤王加根的心，也是他最难以忍受的。接代？接谁的代？方红梅的意思，当然是说王加根接他爸王厚义的代了。 王厚义当初从潜江到王李村时，因为担心小舅子三货将来与他分房产，对三货进行百般刁难和排挤，直到把他撵出王李村，跟素珍和加枝一起回白沙铺。方红梅的言外之意，是说王加根同样容不下敬武，在这方面接他爸王厚义的代。 这两件事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虽然亲戚关系是一样的，但事情的性质完全是两码事。方红梅却把这两者扯在一起，并且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攻击他。 王加根感觉彻骨的心寒，满腔的愤怒。 联想起岳父对他们无端的指责，怜惜敬武瘦成了“钓鱼杆儿”，他这才开始警醒，发现自己好心管教敬武是多么的愚蠢。 何苦呢？他不想读书，你偏要强迫他读；明知道他无论如何也考不上中专和重点高中，你偏要他去努力；他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你偏要他中规中矩；他的父母、哥哥、姐姐这些至亲对他放任自流，你偏要对他说东道西；明知道他内心里对你不满，把你说的话当成放屁，你还要对他提这要求那要求。更重要的是，你所做的一切他们方家人都不领情，而且还误以为你心胸狭窄，是在故意找敬武的茬儿，故意与他过不去。学聪明一点儿！宽容敬武的各种小毛病。只要他不杀人放火，只要他不与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只要他的行为没有产生恶劣的影响，只要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不说他什么，就得过且过，让他把初中读完。拿一张初中毕业证滚蛋！ 再也不要批评他了，不要主动找他谈心交心，更不要在办公室或者其他老师面前说他的不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多想想你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保姆辞退了，欣欣往后怎么办？她一天天长大，将来去哪儿上幼儿园？去哪儿读小学？这些才是你王加根应该操心的事情。 第一百零二章 孤单过年 寒假临近的时候，牌坊中学校园里开始杀猪了。 这是学校多年形成的保留节目。猪是从邹肖村农户家买来的，杀猪的人也是从邹肖村请来的屠夫。 学校后勤主任邹贵州督阵，食堂的三个炊事员帮忙。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把两头活蹦乱跳的肥猪变成一大堆白花花的猪肉。 肖金平抱出一大捆塑料编织袋，聋子聂师傅拿出食堂称米称菜用的杆秤，听从司务长小朱的指挥，把猪肉分成与全校教职工人数相同的等份。每份大约十五斤。 全部分好之后，在编织袋上贴上编号，然后通知学校教职工来抓阄。每人从铝盆子里拿一个纸团，按照纸团上写的号码，去领取那份属于自己的猪肉。 猪肉分完之后，再按照同样的方法分鲜鱼。鲜鱼每份十斤。 王加根方红梅是双职工，领到的东西都是双份。这样一来，家里就有了三十斤猪肉、二十斤鲜鱼，年货的大头基本上搞定了。 他们把猪肉切成两三斤一块，逐块抹上食盐，放在塑料脚盆里腌起来。鱼则去鳞去腮去内脏，腌制在一个搪瓷脸盆里。 一家三口已经作好了在牌坊中过春节的准备。 即将过去的一九八六年，他们最大的收获当然是有了小宝宝欣欣，最大的遗憾则是王加根与大专文凭擦肩而过。 自学考试的最后三门课程，他有两门顺利过关，而《政治经济学》挂了，只考了五十八分，差两分及格。就因为差这两分，他没有成为hub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批毕业的大专生。 这一年，其他方面没什么大起大落，但让人闹心的事情还是不少。比方，加根他爸王厚义背着他们卖掉了王李村的房子，举家迁移到潜江县江汉农场；方红梅生孩子时难产，差点儿丢了性命；王加根的文学创作没什么进展；聘请保姆与辞退保姆的波折；方敬武性格叛逆导致的家庭矛盾……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新的一年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寒假一到，夫妻二人就忙碌起来了。方红梅头上包着毛巾，王加根身上系着围裙，用竹篙绑上扫把，把房顶、墙壁上的蜘蛛网和扬尘认认真真地清扫了一遍。抹家具，拖地，清洗蚊帐、床单、被罩，晒棉絮、棉衣、毛衣和那些压在箱子里长期不穿的衣裳。凡是能够挪动的东西，都搬到大门口或者后院子里晒一晒、晾一晾，见见阳光。 再就是一趟又一趟地去花园镇采购年货。 单位分的鱼肉都腌成了腊货，他们还得买一些新鲜猪肉回来灌香肠、包饺子、炸肉丸。到了除夕吃年饭的时候，还得买一条新鲜鲤鱼。年年有余（鱼），鲤鱼跳龙门。年饭席上没新鲜鲤鱼可不行！还要买大米和面粉，食油和蔬菜，花生、蚕豆、葵花子、西瓜子之类的炒货，香烟、糖果、茶叶和白酒。吃的是大头。新衣服一人添置了一件。最后是烘托新年喜庆气氛的用品——年画、鞭炮和写对联用的红纸。 方红梅说，少吃一点儿、少喝一点儿没关系，但鞭炮一定要买。至少要买三串：吃年饭时放一串、除夕迎新年时放一串，正月十五送年时放一串。过年鞭炮放得响，放的时间长，放得顺利，能给来年带来好运气。 王加根心里觉得她迷信，口里却没有说出来。大过年的，不吉利的话少说。在事关来年顺遂的大事情上，多花几个钱值得，浪费了也无所谓。宁可信其有，免得真的遇到不顺利的事情时后悔。 他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眼下实际上也生活在农村。对于过春节的传统习俗，耳濡目染，自觉不自觉中传承了一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他们读书和工作后接受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但是，让他们对祖先流传下来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风俗习惯全盘否定，似乎也不可能。那些东西毕竟是一种文化。既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流传了那么久，生命力如此之强大，肯定有其存在的基础。再说，放鞭炮红火热闹，能够营造出春节的喜庆气氛。 灌香肠是王加根的事情。 他先把买回来的新鲜猪肉切成小块或细条，肥瘦搭配盛在面盆里，加入食盐、白糖、糊椒、味精、香油、白酒，拌匀。再找个空酒瓶敲碎，留下瓶口到瓶颈漏斗形状的那部分，在石板上把锋利处磨光——这就是灌香肠的工具。 将肠衣的一头用棉线系牢，另一头套在“玻璃漏斗”的细端，一手捏紧肠衣，使其贴在“玻璃漏斗”上不脱落，另一只手把猪肉条或者猪肉块从“玻璃漏斗”口塞进去。这样不停地往里塞，时不时还用筷子往里捅，肠衣就会慢慢地鼓胀起来。直到肠衣完全被猪肉填满，再用棉线把灌满猪肉的肠子系成一段一段，就算大功告成了。 也有功败垂成的时候，那就是肠衣快要灌满时，突然撑破了。遇到这种情况，就得重新再来，或者减少香肠的节数。因为天气寒冷，灌香肠又不能戴手套，灌不了一会儿，双手就会冻得生疼，十根手指头完全麻木，甚至失去知觉，特别难受。 王加根有时实在忍受不了，就停下来到煤炉子上烤烤火。 灌好的香肠和腌好的腊鱼腊肉穿上麻绳，用“s”形的铁钩挂好，晾晒在后院子里的墙壁和树枝上，满院子立刻有了浓浓的年味。 在加根红梅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欣欣总是特别兴奋。她站在小摇车里，一起一伏地拱动着身体，手里叮铃铃地舞动着铜铃铛，口里咿咿呀呀地叫唤着，象唱歌，象说话，更象拉拉队员在加油鼓劲。 两个大人忙一阵儿，就会靠近小摇车逗一会儿欣欣，以此来奖励和安慰懂事又听话的女儿。 腊月三十是最忙碌的日子。 吃过早饭，他们就开始筹备中午的年饭菜。炸肉丸，炸藕节，炸花生米，卤牛肉，卤海带，这些技术性比较强的活儿，都由方红梅亲力亲为。 王加根给她打下手。 中午一共做了十个菜，应“十全十美”之寓意。十个菜里面有荤有素，有凉盘，有热菜，全部端上餐桌时，还是比较壮观。对于第一次自己做年饭的他们来讲，这已经是盛宴了。 王加根到大门口噼里啪啦地放完鞭炮，便回到家里，关门闭户，和老婆女儿一起享用这顿一年中最重要的午餐。他喝白酒。老婆喝红酒。本来，方红梅正在哺乳期，是不能够沾酒的，因为过年高兴，也就咬咬牙破了例。不过，喝酒之前她先给欣欣喂了奶，以免酒后喂奶对女儿产生不利影响。 吃过年饭，方红梅清场洗碗，王加根搭着凳子贴年画，贴“福”字。最后才是除夕的压轴戏：写对联。 牌坊中学其他教师的春联在放假之前就写好了，都是自己买好红纸，在报纸杂志上的“春联集锦”中选择一两幅，请毛笔字写得好的宁海涛和黄老师代劳。 王加根和方红梅没有凑这个热闹。 他们都是语文教师，王加根还是个文学爱好者，抄书上或报上现成的春联，觉得没有面子，也显示不出他们的水平。自己家的春联还是应该自己创作，应时应景，真实地表达他们过春节的感受和心情。 王加根对着裁好的红纸冥思苦想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写什么是好。方红梅取笑道，什么狗屁作家！酝酿一副对联，比女人生孩子还难。人家曹植七步成诗，要不你也出去走走，或许灵感就来了。 听老婆这么一说，王加根还真的放下毛笔，把欣欣从小摇车里“拔”起来，抱起女儿走出了家门。 是个多云的阴天。没有雨雪，也看不见阳光，室外的气温明显比室内要低。操场上的枯草间，残留着一些未消融的积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隔壁程彩清家的门上挂着一把锁，他们一家三口放假后就回农村老家了。门卫老宁也去了宁家河他大儿子家。 放眼望去，学校里所有的校舍——包括教室、办公室、宿舍、食堂、门房全都被“铁将军”把守。整个校园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儿。除了树枝间偶尔飞过的几只麻雀，也看不到其他的活物。 这样孤独地徘徊于湿漉漉的甬道上，听着附近村庄此起彼落的鞭炮声，搂着怀里默不作声、东张西望的女儿，王加根悲从中来，眼眶一热，泪水就涌了出来。 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他特别想念父亲和母亲，想念远在美国的姐姐，想念含冤离世的奶奶。放假前，他也曾想过去河北保定或者潜江县江汉农场过春节，但这种念头马上又被他自己否定了。母亲白素珍自索走那两百元礼金，愤然离开牌坊中学之后，快两年没有与他们联系了。父亲王厚义背着他们卖掉王李村的房子，悄悄迁移到江汉农场也快一年时间。 王加根不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父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在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家庭。就算他和方红梅有一千个不是，有一万个不对，他们的女儿欣欣何错之有？出生到现在，爷爷奶奶竟然连一句祝福的话语都没有。她来到人世的第一个春节，都没有办法与亲爷爷亲奶奶一起度过。 王李村是回不成了。生他养他的家乡，连他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祖先留下的房屋，已经成了别人家的。方湾菜园子村呢？虽然那里有一群与他们相亲相爱的人，但那栋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又太窄小，敬文、敬武、腊梅都回家后，根本就腾不出供他们住宿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牌坊中学过年。 这里虽然孤寂和简陋，但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家啊！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他们只能把这里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从内心里讲，王加根希望这里是他们暂时栖身之地，而不应该成为他们的最终归宿。但是，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里？或者说，究竟能不能跻身城镇，到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去？他心里没有一点儿底。 前途一片渺茫。也许，他们只能一直呆在这里，直到退休，直到耄耋之年，直到走进坟墓。 “哪里的黄土埋不得人！”同事们经常说的这句口头禅，常使王加根感到人生的无奈和凄凉。不错，黄老师、张仲华、肖玉荣、宁海涛、邹贵州这些中老年教师，不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了大半辈子么？他们极有可能就这么一直过下去。 全国农村中小学教师数以百万计，很多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还不如牌坊中学，他们照样在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既然别人都能够爱岗敬业，你王加根为什么就不能安贫乐道，心无旁骛地扎根乡村？ 这些道理王加根都懂。他也不是嫌弃农村教师这份工作。凭良心讲，他还是非常喜欢教书的。如果他是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让他在哪儿工作和生活都无所谓。问题是，他成家了，有老婆，有孩子，他就必须尽到一个做丈夫和当父亲的责任。 方红梅不满足于现状，欣欣没地方上幼儿园，读不了好的学校，他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他必须努力去奋斗。这种“努力”，当然不是拉关系、走后门，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再说，他也无关系可拉，无后门可走，更拿不出钱去请客送礼。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眼下，他努力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好好教书，做出成绩得到领导的认可，争取调到条件好一点儿的学校。二是坚持业余创作，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争取改行到文化部门或者报刊编辑部。 两条途径中的任何一条路都不好走。虽然成功很难，但别无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在无望中去寻找希望。想起这些，王加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该写什么对联。他抱紧女儿，急急地回到家里，铺开红纸，提起毛笔一挥而就。 上联：无路可走索性另辟蹊径 下联：有家难回干脆再立寒门 方红梅看过，觉得不怎么样。大过年的，又是“无路可走”，又是“有家难回”，晦气，不吉利。 王加根却坚持要这么写。 他说，春联只要能体现真实处境，能表达真情实感就行，跟吉利不吉利没什么关系。为冲淡对联中的悲观气氛，横批相对比较乐观：车到山前。 “随你便！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欣欣交给你了，我去睡觉的。晚上还要看春节联欢晚会。”方红梅懒得继续讨论，进卧房休息了。 王加根把写好的春联摊在客厅的地面上，等墨汁干了好贴。然后，抱起小摇车里的女儿，开始唱神歌催眠。 和全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他们的除夕夜是在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度过的。临近零点，王加根还到大门口放了一串鞭炮。 大年初一的早上，他们醒得很晚。 清醒过后，又不愿意起床，两个人都懒在被窝里，与早已在床上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欣欣说话和疯闹。 朦胧中，听到敲门的声音。 他们非常惊讶，慌慌张张地穿衣起床。开门一看，竟然是一大群学生。有王加根班上的，也有方红梅班上的。他们个个穿着新衣裳，人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见王老师和方老师出来了，大家或拱手作揖，或弯腰鞠躬，口里道着“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王加根和方红梅赶快回礼，热情地招呼学生们进屋。家里的凳子太少，先来的几个学生坐下后，后来的就只有站着。 方红梅端起桌上的果盘，让学生们吃糖果、瓜子和花生。欣欣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又高兴起来了，“哥哥”“姐姐”地叫着，站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 平日冷冷清清的家里骤然间如此热闹，王加根真有点儿不适应。他赶紧把电视机打开，一会儿去倒开水，一会儿去找板凳，手忙脚乱的。方红梅整理完卧室，进厨房撬开炉子，烧水准备下饺子。 学生们一个劲地推辞，或者拽着她的衣服，说不麻烦了，说他们在家里吃过早饭，有的还借口要去其他地方拜年，告辞离开了。 几个远道而来又确实没有吃过早饭的学生留了下来。他们自己动手包饺子。餐桌上摆满后，王加根又把橱柜上的两块滑动玻璃揭下来，拿抹布抹一抹，撒上一层面粉，作为放饺子的物件。 结果，因为不小心，其中的一块玻璃被打破了。毛手毛脚的肇事学生满脸通红。 方红梅赶紧安慰道：“没事。越摔越发，好兆头！” 小锅小灶，加上大家忙碌的时候，又陆陆续续来了好几茬学生，方红梅只能守在厨房里，一锅接一锅地下饺子。煮熟了，招呼几个人进来吃，接着再煮，如卖早点的小贩一样。 大家包的包，吃的吃，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谈到他们家门口的对联，学生们都觉得挺感人，说猛然间看到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第一百零三章 郎舅矛盾 吃过晚饭，王加根抱起女儿，准备去教室看看学生们晚自习情况。 离中考预考只剩一个多月，他要求班上成绩好的学生晚上都到学校来自习，以便集中辅导，进行最后的冲刺。但是，昨天晚自习时，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且这事与敬武有关。 最近一段时间，敬武表现特别反常，情绪极不稳定。他动不动就在家里吼吼叫叫，说话就像吵架一样，火药味十足，似乎谁欠了他什么似的。方红梅和王加根教导他，他总是瞪起双眼，歪着脑袋顶撞，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你说一句，他回敬你十句，并且总是觉得满腹委屈。在教室里更是目中无人，横冲直撞，寻衅滋事，胡作非为。教师和同学们对他避之不及，敬而远之。 “唉！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加根和方红梅谈起敬武就头痛，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只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升学是不抱任何希望了，学不学也无所谓，只要他不影响其他同学就行。 两人天天提心吊胆，生怕敬武惹事生非。 昨晚学校停电了，还是有不少学生在教室里晚自习。他们有的点蜡烛，有的点煤油灯，聚精会神地看书或者做作业。这时敬武抱着一个篮球也进了初三（1）班教室，吆喝几个男生跟他去操场上打球。大家不乐意，都没有应声。敬武一下子恼了，逐一吹灭教室里的蜡烛和煤油灯。同学们仍然坐在教室里没动，有的还找来火柴或打火机，重新把灯点亮。敬武故伎重演，把点亮的灯再次吹灭。后来，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把挂锁，把教室的前门和后门都锁了起来。 这事今天上午传到了王加根的耳朵里。他气得浑身发抖。本想把敬武狠狠地批评一顿，或者臭骂一通，后来还是忍住了。只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轻描淡写地提到了这件事，提醒敬武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敬武自知理亏，没有争辩，但心里并不服气。中午吃完饭，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晚上回家吃饭时，他也是一言不发。 王加根因此心里有点儿发慌，怕敬武晚自习又去寻衅滋事，所以决定抱着女儿去教室里看看。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欣欣一周岁生日。 周六中午，王加根和方红梅在家里准备了一桌酒菜，宴请亲朋好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庆典。邀请的客人与欣欣出生庆典时来的人差不多，亲戚只有红梅她妈和白大货，再就是牌坊中学的领导和同事，加上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和孝天市二医院的周菊凤。 这些人对欣欣照应比较多，他们是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谢意。 因为不愿意让周菊凤送礼，王加根去接她时，只说请她吃饭，没有讲明是什么原因。 周菊凤到王加根家里，才知道欣欣过生日，于是把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掏出来，一定要随份子。 王加根和方红梅急了，说什么也不肯收周菊凤的钱。双方打架一样地扯了好半天，最后，周菊凤还是把钱塞进了欣欣的上衣口袋里。 王加根感觉非常难为情。 这不是拉着别人来送礼么？就算送礼也太重了啊！牌坊中学的同事们送的都是两块钱。早知道这样，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邀请周菊凤。 唉！还是缺乏生活经验，不懂世故人情。 白大货是他们春节拜年时邀请的。大货去年的民师转正考试又没有过关，今年还得重新再来。这次来，他可以顺便要一些复习资料。 趁丈母娘在这儿，王加根讲了讲敬武的情况。 方母听后也很着急，不住地叹气，感到很无奈。老人家拜托加根耐点儿烦，不看僧面看佛面，莫与敬武一般见识。好歹让他把初中念完，拿个毕业证…… 话说到这个份上，王加根再也不好意思计较敬武的长长短短。他在心里祈求菩萨保佑，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预考前的这段时间。 王加根抱着欣欣走到办公室与公共厕所之间的过道上时，看见初三（1）班两个女生神色惊慌地从教室方向跑了过来。 “王老师！你快去看看。敬武和义鹏打起来了！义鹏满脸都是血，吓死人。”其中一个女生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儿哆嗦。 王加根的脑袋“嗡”地一下子大了，血冲直头顶。 他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往初三（1）班教室。 教室里灯火通明，学生们都在安静地自习，并没有王加根臆想的那种混乱场面。显然，战事已经结束了。 黄义鹏的座位是空的，不知人去了哪儿。课桌、板凳和座位旁边的地面上，血迹依稀可见。 “义鹏呢？”王加根把目光投向班长。 班长回答说，黄义鹏刚刚背着书包走了，可能是去了医院，也可能是回家了。 方敬武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镇定自若，手里颠来倒去地转动着一支钢笔。 “为什么打架？”王加根直视着小舅子。 敬武没有理睬，如同突然变聋了一样，对王加根提出的任何问题都不予以回应。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加根强压多时的愤怒如火山爆发。 他把怀里的女儿换了个方向抱着，开始大声训斥敬武：“邪干净了！简直无法无天，与流氓阿非有什么区别？一粒老鼠屎，糟蹋一锅粥。不想读书就跟我滚，滚得远远的！” 学生们见班主任暴跳如雷，一个个都低着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敬武直视着他姐夫，眼里喷射出仇恨的光芒，手里的钢笔转动得更快了，仍然一言不发。 王加根发泄完毕，抱着欣欣气呼呼地离开了教室。 回到家里，对着方红梅又是一阵狂风暴雨。 方红梅听说黄义鹏被敬武打了，而且流了好多血，吓得面色惨白。 黄义鹏是初三（1）班学习委员，成绩出类拔萃，王加根经常在家里提起。义鹏他爸是花园区八一小学校长，与加根红梅都比较熟悉。马上就要中考预考了，作为种子选手的黄义鹏会不会受到影响？黄校长在花园区教育界举足轻重，性格又比较古怪。儿子挨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会不会来找他们扯皮？ 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加根夫妇，特别是黄义鹏的伤势，尤为让他们担心。两个人商量过后，觉得有必要去黄义鹏家里，看看义鹏的伤势，顺便向他家人道歉。 他们把欣欣托付给门卫老宁照看，又借了老宁的自行车，一人骑一辆，穿行于夜色笼罩下的田间小道。 找到黄义鹏家里时，黄义鹏和他爸妈都在。黄义鹏眼睛红肿，显然哭过，两只鼻孔里各塞有一个棉花团。 王加根问他伤情，他说就是鼻子打破了，身上挨了几拳头，没什么大问题。 方红梅和王加根于是向黄义鹏道歉，向他父母道歉，并且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内伤。 义鹏他妈说，已经去过村卫生所了，情况还好。 义鹏他爸态度却不怎么友好，说话也不中听。他说，儿子从小到大在家里就没有人动他一手指头，现在居然在外面受人欺负。一个外乡人竟然这么霸道，看来是不想在花园这块地盘儿上混了。 “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义鹏他爸最后总结式地发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人打我儿子，别怪我不客气！” 听黄校长赌狠，王加根如咽下了只苍蝇，感觉非常不舒服。 学生之间打架，按说双方都有责任。考虑到与敬武的特殊关系，我们主动上门道歉，你怎么能够这样说话呢？ 黄校长关于“外乡”“本土”之类的言论，对王加根和方红梅伤害尤其深。在牌坊中学，只有他们两个是外乡人。黄校长表面上说敬武，实际上是在指桑骂槐。 王加根和方红梅因此愤愤不平，觉得义鹏他爸太没水平，既可恶，又可恨。 回到学校时，天完全黑了。 欣欣正在大声啼哭，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困了，加上晚上有些认生。 老宁感觉手足无措。 第二天早晨，敬武没有回家吃饭，上午也没有去教室上课。 王加根站在讲台上，对着敬武的空座位发了一会儿愣怔。询问住校的男生，都说昨天晚上敬武还在宿舍，今天一大早就不知去哪儿了。 整个上午都不见敬武的人影儿。 吃午饭的时候，王加根又去教室、男生宿舍和食堂找了一圈儿，还是失望地回来了。 方红梅开始流泪，一边抽泣，一边解开上衣喂女儿，非常伤心的样子。 王加根既担心，又后悔，不知该如何安慰方红梅。他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推上自行车，说是去花园邮局打个电话，看敬武是不是回方湾菜园子村了。平时遇有急事与红梅娘家联系，他们都是打电话到方湾卫生院找红梅她爸。 结果，今天的电话没有打通。 花园邮局接通方湾邮局后，方湾邮局打方湾卫生院的电话一直是忙音。王加根等了个把钟头。邮局接线员都有些烦了。最后推测：要么是方湾卫生院的电话机坏了，要么电话线断了。 王加根只得无奈地返回牌坊中学。 听说电话没有打通，方红梅更加着急。她近乎哀求地对王加根说：“你还是跑一趟！下午有到孝天城的火车。你先去敬文和腊梅那儿看看，再坐汽车到方湾看看。” “你下午不是有课吗？我走了，欣欣怎么办？”王加根问。 “我让黄老师或者肖校长帮忙照看一下。”她又补充道，“对了，上次说好给敬文的三十元钱，你顺便带给他。” 听到这儿，王加根一肚子不高兴。 敬文第二次参加高考，侥幸被孝天地区财贸学校录取。虽是中专，方父方母还是高兴得什么似的，大张旗鼓的请客过事情。 遗憾的是，何苗不买他的账，还是与敬文解除了恋爱关系。 中专生与高中生最大的区别，就是学费不用自己掏了，吃饭学校按月发餐票。敬文进入财校后，按说家里可以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可实际情况却是他的花销比上高中时更大了。过客后结余的三百多元礼金，都让他开学时带走了，满以为这一学期就可以不管他。敬文却用这些钱买了一部“三洋”，说是同宿舍的不少同学有这东西，能够用来学英语、听音乐。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回家要钱。两个老的愁得不知如何是好，气得跳脚，急得上火，最后还是东挪西借，给了他一百元。回到学校，敬文又用这钱买了一套名牌运动服和一双回力运动鞋。理由是，学校马上就要开秋季运动会，而班上的好多同学的运动服和运动鞋都是名牌的。 真正到了地区财校开运动会的时候，敬文又没有报名参赛，说是没有合适他参加的项目。趁着开运动会不上课的机会，他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儿童学习之家》挂图，来到了牌坊中学。 一进姐姐姐夫的家门，他就拿出挂图，用图钉钉在卧房的墙面上，抱着欣欣“看图识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吃午饭的时候，他又侃侃而谈。说的都是地区财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炫耀他的同学衣食住行的高档与讲究，让方红梅和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 方红梅说，读地区财校的学生多半是城里人，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农村去的学生就不要与他们攀比了，吃的穿的用的要量力而行，要正视家里的困难，体谅父母的辛苦。 王加根则直言不讳的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一个学生，自己没挣一分钱，完全靠父母供养。在家庭条件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凭什么过奢侈的生活？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去追求时尚和时髦？他承认“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认同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这种爱好和追求，应该以自食其力为前提，以不依靠或者剥削他人为基础。整天花着父母含辛茹苦挣来的钱，还到处炫耀自己吃得多么高档、穿得多么新潮、用得多么时尚、玩得多么潇洒，合适么？ 当敬文洋洋得意地比手划脚，唾沫四溅地描述他的财校生活时，王加根感觉很不是滋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为自己着想，不管他人的死活。他对敬文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感到无比愤怒。 “想知道我听你谈这些时的感受么？”王加根打断敬文的话，突然这样问。 方敬文惊奇又不解地望着姐夫。 王加根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你们。相反，见你如此亢奋地津津乐道，我就象在大街上看卖艺人耍猴一样。” 敬文的脸色当时就变了，非常不高兴。 方红梅也白了王加根一眼，觉得他情商太低，说话不中听。 但王加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正如敬文不理解他的传统和老套一样，他也看不惯敬文自诩的现代与新潮。 接下来的气氛比较沉闷。 一家人默不作声地吃菜喝酒，再也没有谈笑风生。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敬文就要告辞，说是回学校有事。临走时，他这才道出来牌坊中学的真正目的：借钱。 本来他是打算借一百元钱零花，因为王加根刚才把话说得那么重，他又不好意思狮子大开口，就自觉把数目砍了一半儿，提出借五十元。按照他的消费水平，这的确不算多，但对于王加根和方红梅来说，却是一笔巨款。 在借不借钱给敬文这个问题上，方红梅和王加根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说：“敬文花钱是有点儿大手大脚，但他毕竟不轻易向我们开口，现在特意从孝天城跑来找我们，肯定遇到了什么难处。再说，他只是向我们借，又没有说不还。如果亲弟弟来借钱我们都不给，有点儿不近人情。” 王加根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他认为，敬文借钱只是冠冕堂皇的托辞，与明目张胆的索要没什么区别。他在上学读书，又没有赚钱，借钱拿什么还？等到财校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吗？更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并不宽裕，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负担他。我们两人的工资只有那么多，要生活，要奔文凭，要养欣欣，还要负担敬武，经常入不敷出，生活拮据。我们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儿有能力资助他？再说，敬文来要钱，并非因为他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并非他吃不饱穿不暖，而是为了满足他的奢侈生活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给他钱，就是对他的纵容，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 两人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而且，当时家里只有三十多元钱，根本拿不出五十元现金。 方红梅就主动让步，提出先给敬文二十元钱，剩余三十元，将来宽裕些时再邮给他。 方加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安排。 敬文拿着借到的二十元钱走了。 此后好长时间，方红梅再也没有提过另三十元钱的事情。王加根以为这事不了了之，没想到，方红梅并没有忘记她许下的承诺。 第一百零四章 兴师问罪 王加根去向副校长肖玉荣请假时，没有获得批准。原因是，这天下午初三毕业班合影，学校已经请好了摄影师。 也是，毕业班学生与老师合影，他这个初三（1）班班主任怎么能够缺席呢？王加根于是与方红梅商量，今天暂时按兵不动，兴许下午或者晚上敬武就会回来的。万一没有回，明天他再出门去寻找。 下午组织学生合影时，王加根一直心神不宁，总幻想着敬武能够突然出现。但是没有。直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去男生宿舍查看时，敬武还是没有回学校。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把自己的课程往前调，上完第二节课，就前往花园火车站赶车。 到孝天城后，他先去孝天一中，找在那儿复读的腊梅。 腊梅这丫头学习不能说不用功，但升学之路却艰辛坎坷。高考落选后，现在继续在孝天一中复读。她初中读了四年，高中也是四年，加上小学五年，已经上了十三年学。她和姐夫王加根是同一年出生的，小王加根的月份。王加根已经工作好几年，结了婚，有了孩子，她却还在为考学拼命。 唉，眼睛都快读瞎了，也真够难为她的！但是，生在农村，无依无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读书，又别无其他的途径。不管多么苦多么难，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也只能去挤这条独木桥。 今年马上又要高考了，但愿这丫头好运！ 见到姐夫哥，腊梅显得特别高兴。嘴一直不闲着，叨叨的都是高考复习的事情。她说，考试一天天临近，精神越来越紧张。好多同学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为了补充能量，大家都到隔壁的孝天市一医院打氨基酸。因为怕耽误时间，不少学生让护士扎好针管后，就提着氨基酸瓶子回学校，坐在教室里一边看书一边吊水。教室如同医院的注射室，显得特别壮观和好玩儿。 “你打了吗？”王加根随口问道。 “我才不打那东西呢！我能吃能睡，花那冤枉钱干嘛？”腊梅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鬼知道氨基酸能不能补充能量！都是心理作用。不过，也有同学说，打过氨基酸之后，感觉精神强了许多。” 腊梅的话自相矛盾。 王加根一听就明白，她并不是完全不想打氨基酸，而是舍不得花钱。加根真想把准备给敬文的那三十元钱给腊梅，让她去打几瓶氨基酸，又担心这样做惹出新的矛盾。他记得下午出门时身上带了五十多块钱，于是从其中抽出两张十元票，塞给腊梅。 腊梅客套地推辞了一阵儿，最后还是收下了。 “敬武现在怎么样？马上就要中考了，他有没有一点儿希望？”腊梅突然这样问。 看来敬武没有来过孝天一中。为了不影响腊梅复习，王加根含糊其词地回答，敬武看上去情况还好，只是学习成绩太差，通过预考的希望不大。 告别腊梅，他迅速前往孝天地区财贸学校。见到敬文时，他直截了当地问敬武来过没有。 敬文一脸疑惑地摇摇头，问他弟出了什么事。 王加根于是简单地说了敬武的情况。然后，把带来的三十元钱交给他，就心急火燎地离开了。 坐在开往方湾的长途汽车上，王加根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虽然他平时生起气来对敬武比较凶，说出来的话也不中听，现在敬武不声不响地跑了，他又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敬武的人身安全。如果他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岳父母交待？还有外界舆论的压力。敬武确实不听话，但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外人并不清楚。别人只会看表面现象，认为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王加根在撵他。大家都会认为王加根心胸狭窄，容不下小舅子，不近人情。这两天，学校里已经有教师在议论，班上的学生看他的眼光也有些异样。 汽车的颠簸和浓烈汽油味，让王加根感到很难受。他不停地作呕，几次都差点儿吐出来。离方湾还有两三里路时，他实在难以支撑下去了，就叫司机停车，提前下车了。 浴着冬日的寒风，他开始往菜园子村方向步行。 敬武是不是回家了？要是待会儿见到他，该说些什么？在岳父母面前，如何去解释这件事情？一路上，他都在思考着这些问题，感觉这样的关系真是太难处理了。 到了岳父母家门口，见大门紧锁着，家里没有人。已经到了吃晚饭的钟点儿，人都去哪儿了呢？问左邻右舍，他们也不清楚。 王加根只好去方湾卫生院。 在医院食堂，他见到了正忙着开饭的丈母娘。丈母娘说，红梅她爸去亲戚家送礼了，她临时到卫生院顶班。 王加根问方湾卫生院的电话怎么一直没人接。 正在吃饭的医生和护士抢着回答，电话机一个月前就坏了，没人修，也没人换。整个医院就这么一部电话机，与外面联系一点儿也不方便。 忙完食堂的事情，王加根和丈母娘相跟着回菜园子村。 路上，两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敬武。 方母说，敬武昨天回来过，说天气冷了，怕有倒春寒，回来拿了件棉衣，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他蜻蜓点水地提到，敬武回家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他和红梅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方母嗔怪道，对小儿子的不辞而别感到很气愤。 回到菜园子村，方母开始做晚饭。 让王加根感到奇怪的是：家里明明有锅有灶，柴禾也是现成的，但丈母娘却把鱼肉和蔬菜拿到邻居家，借用别人的锅灶炒菜。饭菜做好后，再端回家里。 “家里这几天吃斋，锅灶上沾不得荤腥。我下礼拜准备去黄陂木兰山拜佛。今年腊梅考大学，敬武考中专，求菩萨保佑他们。别人都说，木兰山的菩萨还是蛮灵的。”方母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听到这儿，王加根感觉有点儿心酸。 方母又问欣欣听不听话，说自己特别想，有时欠得流眼泪，可家里又走不开。 王加根宽慰道，欣欣乖得很，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把她放在地上，松开手能够站一会儿，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走路了。 晚上突然风雨交加。雨点打在瓦楞上噼噼叭叭地响，风穿过千疮百孔的土砖墙，屋里冷飕飕的。 王加根缩卧在被窝里，听着外面的风雨声，望着漆黑的屋顶发呆。 也不知敬武回牌坊中学没有，他会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真让人担心啊！岳父母满怀希望地把他托付给我们，跟着我们上了三年学，结果却弄成这样一种局面！想起这些，王加根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他又突然记起带来的钱给腊梅和敬文之后，身上只剩下一块多钱了。如果绕道孝天城回家，路费都不够。看来返程只能从方湾步行到肖港火车站，搭火车到花园镇。 为了赶最早的一趟火车，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了。接过丈母娘递给他的雨伞和手电筒，顶风冒雨往肖港火车站赶。外面一团漆黑，地上满是泥泞和水坑，没有手电筒，根本就没办法行走。 雨依然在下着，还夹着冰雹，打在雨伞上叮咚作响。由于风太大，雨伞被吹得左右摇晃，雨水不时飘到王加根的身上。 出门走了没一会儿，他就发现自己衣衫单薄，根本无法抵御料峭春寒。特别是赤裸的双手，很快就冻麻木了，手指都难以伸直。他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艰难地前行。穿过村庄时，即使无法看清道路，他也不敢用手电筒，害怕光亮招来村里的狗子，只有屏住呼吸往前摸。 马上就要渡船过瀤河了。这么早，有没有人摆渡呢？ 还算幸运，他到达河边时，有两个卖菜的农民正在喊渡船。 过河之后，电闪雷鸣，风刮得更猛，雨下得更大了。王加根身上迎风一侧的上衣和裤管全部湿透了。鞋子浸了水，就像没有穿鞋袜，赤足走在泥地上一样。头发也打湿了，用手一摸就是一把水。脸颊发烫，火辣辣的，冰雹打在上面生疼。手背和手掌火烧火燎，而且发痒。他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感觉有些头晕眼花了。 “为什么不向丈母娘要两块钱坐汽车走孝天城？为什么总是那么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真是个蠢货！天生的贱骨头！” 到肖港火车站后，王加根总算赶上了北上的慢车。买好车票后，又到车站门口的小吃摊上买了两个烧饼，围着别人的火炉烤了烤火，麻木的手指才慢慢恢复知觉。 在花园镇下车时，仍然在下雨。他一哧一滑地回牌坊中学。 进家门时，看见红梅抱着欣欣站在客厅里，笑眯眯的。 王加根估计已经有了敬武的消息。 方红梅说，敬武昨天下午就回了。问他去哪儿了，他一言不发，眼圈红红的，还不停地抽泣。他把自己的衣服和书籍都拿到男生宿舍去了，晚上没回来吃饭，今天早上也没来家过早。据聋子聂师傅说，敬武两餐都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在食堂挂的账。 “等一会儿你去喊他回来吃饭，再莫说他。别管他了！反正还有个把月就要预考。”方红梅絮絮叨叨地嘱咐。 “我哪儿还敢说他呀？我巴不得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王加根满腹牢骚地发泄道。 敬武这次离家出走，真的把他害惨了，也让他明白了许多事理，教会了他不少东西。 他手头的事情多如牛毛，哪儿有时间和精力为敬武怄气啊！ 这个周末就是清明节，王加根准备回王李村老家上坟；四月下旬，方红梅要去应城县参加函授面授，除了代方红梅上课以外，他还要考虑欣欣怎么弄；四月二十五日，他要去孝天城补考《政治经济学》。工作上的事情就更繁杂：初三学生毕业考试，填写毕业生档案，办理毕业证书，组织毕业典礼，出“五一”“五四”专刊，发展新团员，语文备考分析，中考预考和正式考试……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必须在六月二十号之前完成，总共就两个月时间。他为此愁得晚上睡不着觉。 清明节的前一天是星期六，正好不上班，王加根吃过午饭就去了花园汽车站，准备坐班车回王李村上坟。 他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半，都没有到双峰管理区的汽车。随后，来了一辆到周巷的班车。他算了一下时间，这辆车到周巷天就黑了，而周巷离王李村还有八里路，晚上一个人步行不安全，只得放弃这天出行。返回牌坊中学的路上，天下起了雨，他非常庆幸自己的决策英明。 第二天，王加根早晨六点钟就起了床。 天仍然在下雨。他管不了那么多，也顾不上过早，撑了把雨伞，就踏着泥泞往花园镇赶。 到汽车站后，又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从花园通往周巷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所有的车辆都禁止通行。 这可如何是好？骑自行车回去？可下了一晚上雨，路上肯定不好走。特别是下孝花公路从双峰管理区到王李村那段儿，绝对全是烂泥，根本不能骑车。唉！今年清明节看来是回不了王李村了。 这样想着，王加根再次返回牌坊中学。 当天下午，一辆小吉普车开进了学校，停在了王加根家门口。 从车上走下王厚义，还有王加根的大伯厚仁和三叔厚道。三位长辈大驾光临，让王加根和方红梅甚感诧异。虽然内心里对他们没什么好感，两人还是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把他们迎进了家门。 “牌坊中学在这么偏个地方呀！我还以为在花园镇呢。”厚道刚在客厅里坐下，就发起了感叹，又问加根和红梅，“你们就准备在这儿干一辈子？没考虑换个好点儿的学校？这里多不方便啊！我们开车都找了好半天。” 王加根回答说，没关系，没路子，没得力的人帮忙，想调动谈何容易！不过，他们自己正在努力。方红梅在学本科函授，他在参加自学考试，都在奔文凭。等大学文凭到手了，有了资本，再去想其他的办法。 方红梅把欣欣交给王加根，系上围裙，进厨房去煮荷包蛋。 家里没有什么好吃食。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他们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就是荷包蛋。 方红梅撬开蜂窝煤炉，烧了一大锅开水，然后把家里的十几个鸡蛋全部拿出来，一个一个地敲破，往开水里下。算上小车司机，共四位客人。每人四个鸡蛋，就得十六个。她一边往锅里打鸡蛋，一边数着数，生怕鸡蛋煮少了，待会儿分不匀。 客厅里，王加根抱着女儿，还在陪他爸、他大伯、他三叔聊天。 “你今天怎么没回王李村？”又是三叔王厚道在问。 王加根于是陈述了这两天去花园镇没坐上班车的情况，并且补充说，今天上午本来想骑自行车回去的，又怕路上有泥巴，不好走。 厚仁马上应和说，从双峰管理区到王李村那段路全是烂泥巴，的确不好走。他们开汽车回去，也只能把汽车停在双峰管理区。三个人脱掉鞋袜，打着赤脚走到村子里去的。 “你也可以把自行车停在双峰管理区，走回村里去嘛！”厚道接过他大哥的话，继续训斥侄子，“我们在潜江那么大老远都能够回来，你离王李村那么近，清明节为什么不回去？总说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对你好，你连清明节上坟都做不到！老人不是白疼你一场？” 王加根无言以对，但心里对他厚道盛气凌人的态度非常反感。 “还有。你爸妈和两个妹妹去了江汉农场快一年，你和红梅为什么不去看他们？你们都是中专生，现在又在考大学文凭，怎么连尊老爱幼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王加根听到这里，已经怒不可遏了。 看来，三个老家伙是有备而来，就是来找他们的茬儿的。 我结婚时请你们，你们拒不参加我的婚礼；我女儿出世到现在，你们从来不过问。父亲背着我们卖掉王李村的房子，把钱全部卷走，不给我们一分一文。你们今天第一次见到欣欣，没任何表示，连客气话都没有，还来兴师问罪…… 回想起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新仇旧恨涌上王加根的心头。他收敛起脸上的笑容，义正辞严地指出：“请您说话不要这样咄咄逼人！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世人自有公断。您如果是这种态度，我们没办法交流！” 王厚道没有料到侄儿会这么回敬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他气急败坏地站起身，恼羞成怒地喊了一声：“我们走！” 方红梅端着煮好的荷包蛋来到客厅时，厚仁、厚义、厚道正一个跟着一个往外走。 她本想前去挽留，却被王加根制止了。 他们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眼看着三个长辈爬上吉普车，目送汽车开出了牌坊中学。 第一百零五章 仁至义尽 欣欣过完周岁生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小身板儿圆滚滚、胖乎乎的，牌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们亲昵地叫她“小胖婆”。她嘴巴里已经长了四颗门牙，上下各两颗。上齿连得不是很紧，之间有点儿稀疏，跟她爸加根一模一样。 方红梅的奶水已经不能满足她的饭量。 除了母乳和奶粉，还要喂一些馒头沫和米饭给她吃，或者蒸鸡蛋羹她喝。满满一小碗鸡蛋羹，她能一口气喝得精光。与其他小孩儿一样，欣欣特别喜欢吃饼干、蛋糕之类的零食。用面粉做的膨化食品“菠萝豆”，她一次能吃一大包。最让人好笑的，还是欣欣吃桔子。她喜欢吃，又怕酸。桔瓣喂进嘴里时，她总会咂巴着嘴巴，皱起眉头，边咀嚼边做怪相，让人忍俊不禁。 欣欣站立和走路的欲望也很强。大人抱她时，她经常扭动着身子往下挣，要你拉着她的手，或者扶着她的腰，站在地上。而小脚一沾地，就会拼命往前奔，身体还一起一伏地拱着。 她的小手从不闲着，只要是够得着的东西，见什么拿什么。抓到手里就胡乱地撕扯，或者往自己嘴里塞，还“么样儿？么样儿？”地示威。拉电灯开关，扯墙上的图片，撕日历、撕书、撕作业本、撕画子，破坏性特强。 她不仅学会了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学会了挥手与大人说“拜拜”，能够配合语言做一些简单的动作。鼓掌欢迎；抱拳作揖；食指拇指伸成八字，对着人“叭叭叭”地开枪。大人呼唤“巴儿巴儿”，她的手掌就会抓紧又松开；大人指挥“重重分”，她的双手食指就会并拢又分开；大人叫她“莫打娃”，她偏要举起小手打自己的小脑袋瓜子；大人一喊“小姐姐”，她就对着墙上的女娃娃图像笑；大人一喊“小哥哥”，她就与墙上的男娃娃图像打招呼……递给她玩具手鼓，更是到了她大显身手的时候，她忘乎所以地摇动，能够把家里吵翻天。 欣欣已经很少尿床了。晚上睡觉时，只要有了便意，她就会不停地扭动身子，脚乱蹬，手乱抓，给大人发信号。大人把她抱起来她就尿，尿过之后，又开始在妈妈的怀里找奶吃。奶不吃到口就不睡觉，一定要边吃奶边进入梦乡。 欣欣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一般早晨五点半就醒了。醒了就在床上手舞足蹈，或者“呜呜哇哇”地唱她自己才能听懂的神歌儿，而且还要大人陪她玩。如果大人不理她，她就蹬被子，扯枕巾，揪爸爸的耳朵，拉妈妈的头发，甚至会大声喊叫或哭闹。 嗨，这个烦人的吵夜郎！ 欣欣白天绝对不认生。任何人伸手抱她，她都要。只要有人喊“欣欣”，她就会扭过头望着你，开心而又得意地笑着。那甜甜的模样儿，要多惹人爱就有多惹人爱。王加根一直认为，欣欣是上帝赐予他的小天使，可能是为了弥补他童年时代失去的幸福和快乐。 躺在小摇车里，欣欣经常会抓住护栏坐起来，抱着自己小腿吸吮脚趾头，或者把腿伸到护栏的外面。结果，有两次她从小摇车里翻出来，滚到地上，摔得哇哇大哭。除了睡觉，她似乎从来就没有安静过，大人都怀疑她有多动症。 小摇车的躺板由三块大小差不多的木板拼成，中间那块是活动的。如果把活动木板拿掉，就可以看到下面的铁皮脚踏板了。当欣欣不安于躺在小摇车里的时候，王加根就拿掉活动木板，让她站在铁踏板上玩。这个时候推动小摇车，欣欣就俨然一个乘车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将军。她站在小摇车里，手抓住两边的护栏到处瞄，总是显得特别兴奋，在铁踏板上又蹦又跳的。站在小摇车里玩久了，她也会自己坐在躺板上，又开始搬起腿脚往外伸，手抓着围栏往外爬。这么玩皮和淘气，哪里象个女娃娃？ 王加根对着难以束缚欣欣的小摇车一筹莫展。 方红梅提议，干脆把脚踏板卸掉，让她直接站在地上。那么高，她就不可能翻出来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 王加根马上找来钳子，卸掉了那块铁踏板，小摇车中间就成了一口“井”。把欣欣放进“井”里，她双脚着地，手抓着护栏，感到特别新奇。小家伙自己挪动双脚，小摇车竟然跟着她动起来了！ 在家里或者在学校办公室里，小摇车从这面墙撞到那面墙，又从那面墙回到这面墙，引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欣欣倒是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得意洋洋的。 王加根索性把她和小摇车一起抱到学校操场上。 嘿，欣欣居然推着车子在操场上转起圈来了。所有在操场上的教师和学生都把目光投向她，因为这逗人的场面，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王加根站在操场边欣赏女儿表演的时候，体育老师程彩清凑到了他身边，与他谈起了敬武的事情。 程彩清说，五月上旬孝天市要举行中学生运动会，花园区教育组准备派代表队参加。运动员在全区中学生中挑选。不过，首先都得集中到路东中学集训。最后能否参加运动会，根据集训的成绩来定。 “如果被选上参加中学生运动会，并且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中考预考就可以免了，直接参加正式考试，还极有可能被孝天市体校或者孝天市师范学校体育班录取。”程彩清情绪激昂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想推荐敬武去路东中学集训，不知你和小方同意不同意。”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敬武学习成绩那么差，中考预考过线的希望微乎其微。如果能够通过参加中学生运动会这条捷径，进入孝天市体校或者孝天市师范学校，那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更何况，自他离家出走又返回之后，基本上没再把学习放在心上。王加根也懒得管他，完全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得过且过、消磨时光、等待毕业的状态。 初中毕业生能够报考的中等专业学校，主要是本地区及辖内各县市办的师范、卫校、工校和商校。由于教师工作辛苦、待遇低下，师范学校向来是考生们最不愿意填报的，经常出现报考人数满足不了招生计划的情况。 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现今社会，教书成了读书人的末路。特别是那些有城镇户口的考生，对师范学校往往不屑一顾。这又恰恰为家在农村的考生提供了机会。农村中学的预考过线考生，如果不是成绩特别突出，十有八九都会选择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录取分数线低，填报志愿的人数少，录取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师范学校每年还要录取一定数量的音乐、美术和体育特长生，俗称“三小班”。报考“三小班”的考生，如果专业成绩突出，文化课成绩要求不高，录取分数线比普通班要低得多。 敬武篮球打得好，人高腿长，跑步又快，跳高跳远成绩也不错，体育成绩合格应该没问题。如果在文化课上再努一把力，也有可能被孝天市师范学校体育班录取。 眼下最大的障碍是预考。如果预考过不了线，连参加正式中考的资格都没有。由于预考不涉及到最终的升学就业，教育主管部门对考生资格审查不是很严格。初三留级生、病休生和学籍档案不在初三（比如缓建档或重复建档）的学生，都能够参加预考。这些考生中，也不乏成绩比较好的。如果他们预考过线，争得的指标一般由所在学校统一安排，调剂使用。 王加根当然希望敬武预考顺利过关，万一没有过线，他准备行使班主任的特权，通过指标调剂为他争取参加中考的机会。 这样做当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多少会在学校教师和学生中引起一些非议。要是敬武能够通过参加中学生运动会，名正言顺地取得中考资格，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 “如果集训之后没有确定为运动员，或者说在比赛中没有取得好成绩，那不是把学习也耽误了？”王加根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程彩清说，集训总共只有半个月时间，并且是半天上课半天训练，对学习影响不大。孝天市中学生运动会五月上旬举行，比赛结束后，照常可以参加五月十九号开始的中考预考。 如果是这样，就等于多了一条升学的途径。 孝天市并非每年都举行中学生运动会，听程彩清讲，每三年才举行一届。所以，今年的机会非常难得，敬武算是交上了好运气。 敬武去路东中学集训的第二天，方红梅也动身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了。这次她没有带欣欣。之前已经与王加根商量好了，把欣欣留在家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断奶。 由于这期间王加根还要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他准备在考试的前一天带欣欣去孝天城，把欣欣送到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让方红梅请假照看半天，他考完试之后，再把欣欣带回家。 唉！想起他们养孩子的艰难，我们都免不了为他们发愁。 来看看王加根是如何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日子的！ 每天早晨五点半，“吵夜郎”还是会准时把王加根闹醒，他不得不揉着惺忪的睡眼穿衣起床。父女俩穿戴整齐，王加根洗漱完毕，他就开始冲奶粉喂欣欣。女儿吃饱之后，他再推着小摇车去食堂买馒头、打稀饭，解决自己的早餐。 上课钟声敲响，他赶紧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拖着小摇车到办公室报到。点完卯之后，如果没有他的课，他就把欣欣放进身边的小摇车，一边照看孩子，一边备课改作业；如果该他讲课了，他就把小摇车推到教室里。通常情况下，小摇车会停放在讲台旁边，他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如果欣欣哭闹，就会有学生主动跑过去摇小摇车，或者抱起欣欣，回到座位上听课。要是欣欣不领“哥哥”“姐姐”们的情，王加根就只有一手抱起她，一手拿着粉笔讲课…… 敬武去路东中学时，王加根曾对他约法三章。要求他这半个月老老实实呆在路东中学，哪儿也不准去，要服从管理，不与其他学校的学生闹矛盾，不随意外出，不允许回牌坊中学。 敬武像小鸡啄食一般，头连点直点，对姐夫言听计从。 “莫偷偷摸摸地去找英子！”方红梅加了一句。 “不会的。我早就跟她断了。”敬武一脸诚实地宣称，“听说她跟部队一个当兵的在谈，我们再也没有任何来往。你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敬武果然没有回牌坊中学。 虽然王加根有时因为太忙，特别希望有人帮忙带欣欣，但想到敬武能够践行自己的诺言，一心一意的在路东中学集训和复习，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到了确定初三留级生名单的时候，王加根又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由于中考录取比例低，他和方红梅没有想过敬武会一举成名，做好了让他多读几个初三的准备。两人私下里商量过让敬武在初三留级，只是担心这种策划会使他松劲儿，一直没有向他透露风声。 可眼下，敬武对读书已经产生了厌倦心理，不仅自己不好好搞，还故意影响其他同学。整天想着打篮球和谈恋爱，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学习上。这种情况，即使再读一个初三，升学又有什么希望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性格也越来越狂躁，而且学会了撒谎，经常红口白牙地说假话。自他和黄义鹏打架后，王加根和方红梅每一天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如果让敬武在这儿再呆上一年，他们简直不知道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恐怕夫妻俩都会崩溃。 王加根特别希望敬武能够通过“中学生运动会”这条途径考出去。那样的话，他们也算功德圆满，对家里的老人有个交待。但是，运动员的挑选工作正在进行，中学生运动会还没有开幕，又到了初三学生办留级手续的时间。给不给敬武办理留级手续呢？ 王加根感到非常为难。 每年的留级手续由花园区教育组集中办理，过期不能补办。留级人数是按比例控制的，指标极其有限，可以说弥足珍贵。一些学生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留级，不惜请客送礼，找关系，走后门，钻天打洞也未必能够办成。 王加根是初三年级班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才显得游刃有余。 办，想起敬武还要在这儿读一年书他就不寒而栗。还有，要是敬武能够通过中学生运动会考走，这个留级指标就浪费了，也挺可惜的。不办，万一敬武今年落选了，就没有重新再来的机会。 真是让人左右为难。方红梅又不在家，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先了解一下敬武训练的情况再说！ 王加根于是用自行车带着欣欣，又拉上程彩清一起，去了一趟路东中学。在男生宿舍见到敬武时，他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似乎有一肚子的怨气。 敬武说，路东中学的老师欺生。无论是体育训练，还是复习功课，他们都偏向本校学生，对在这儿集训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不上心。 “我跳高能过一米五四，路东中学两个学生最好成绩只有一米五二，但唐老师总是重点训练他们俩，把我晾在一边儿。” 听敬武这么讲，王加根和程彩清都很生气。 他们说是要去与路东中学体育老师老唐沟通，万一不行，就去找花园区教育组长刘福民，必须保证公平竞争。 见到路东中学体育教师老唐时，他们听到的又是另一种说法。 唐老师说，敬武在路东中学期间，一直吊儿郎当，自由散漫。训练时不服从管理，不听从指挥；上课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很少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经常找不到他的人影儿。 “他平时不在路东中学，也没回牌坊中学，那去哪儿了呢？”王加根警觉起来，有些担心地问。 “腿长在他身上，我们怎么知道？”唐老师没好气地回答，“说他又不听，批评他，他对着你翻白眼。” 这次路东中学之行，让王加根的心凉了半截儿。 程彩清也很失望。 他觉得敬武很难在中学生运动会上有所建树，能不能选为运动员都难说，因此不再指望他为牌坊中学争光。 鉴于这种情况，王加根决定为敬武办理留级手续，让小舅子再读一个初三。回牌坊中学之后，他马上去找副校长肖玉荣，提出了让敬武留级的要求。 出乎王加根意料的是，肖玉荣竟然不同意。 她还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交给王加根。 王加根瞄了一眼信封，收信人“英子”，寄信人地址“内详”。 这封信是谁写给英子的呢？为什么会落在肖玉荣手上？ 第一百零六章 校园风波 这天是周日，本来不上班，由于恰逢预考的前一天，牌坊中学四位校领导和初三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来到了学校。 按往年的做法，上午要召集全体考生开个会，发放准考证，强调考试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然后带考生去熟悉考场。 花园区今年设有两个中考预考考点，一个在桥西中学，一个在路东中学。牌坊中学的考生被安排在相对比较近的路东中学。 虽然步行往返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但因为全是田间小道，又要路过好几个池塘，学生众多，而且都是打打闹闹的队伍，安全问题学校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马虎。 几个校领导肩负重任来到学校，却听说学校食堂的木门被方敬武同学踹破了。代理校长张仲华暴跳如雷，猪肝色的脸都气白了。他扬言要去区教育组汇报，要取消方敬武参加中考预考的资格，开除方敬武的学籍。如果方敬武还敢无理取闹，他就到花园镇派出所去报案，让警察介入这件事情。 王加根无言以对。 说实话，敬武仅因为食堂师傅没有给他打饭，就把食堂的木门踹破了，其所作所为性质确实比较恶劣，学校怎么处理都不为过。可敬武又是他小舅子，他还是觉得心里疙疙瘩瘩的。 带敬武在牌坊中学读了三年书，如果最后连中考预考都不能参加，还背一个开除学籍的处分——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指望张仲华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似乎很难做到，因为他与方红梅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而且过节还比较深。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整治红梅她弟的机会，他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放过呢？ 王加根于是提出，被敬武损坏的木门由他们请人维修，费用全部由他们承担。至于学校如何处理方敬武，他也不便于发表意见，但有一点必须提醒学校领导：还是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方敬武毕竟是未成年人，处于性格叛逆的年龄，这段日子情绪又极不稳定。如果处罚过重，逼得太狠，他可能会失去理智，做出更危险的事情。这样的话，对学校和学生本人都不好。 “今天早上，我在家里削苹果，到处找不到水果刀，估计是被敬武这家伙揣在身上了。”王加根补充介绍了一个新情况。 张仲华听到这儿，不再像先前那么激动，也停止了咋唬。 “大家说说这事该怎么处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他把皮球踢给其他几位校领导。 肖玉荣主张息事宁人。她说，能马虎一点儿就马虎一点儿。只要方敬武再不瞎闹，还是让他参加中考预考。考完试之后，就让他回方湾。三年都过来了，也不在乎这两三天。学籍用也不用开除了，反正他下学年准备回方湾中学借读，不会影响到牌坊中学。 “既然小王提出由他来维修食堂的门，赔偿敬武造成的损失，我看这样处理也可以。”邹贵州应和道。 宁海涛也同意副校长和后勤主任的意见。 张仲华看大家都想做好人，没有丝毫正义感，因此感到很无奈。但不惩罚方敬武，不给一点儿颜色他看看，张仲华又觉得太便宜了这小子，难解他的心头之恨。 “不开除学籍可以，让方敬武参加预考也行，但他的留级指标必须取消，发张初中毕业证让他滚蛋！”张仲华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宣称，“学校不可能为这样的败类继续保留学籍！” …… 另外三个校领导继续为方敬武说情。 他们认为，这样做有打狗欺主的嫌疑，会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觉得难堪。可张仲华态度异常坚定，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 张仲华固执己见也是有原因的。 前段日子，不少初三学生家长来找他，想为自己的孩子办理留级手续。因为没有指标，他无法满足别人的要求。如果方敬武的留级指标取消了，他就能够把这个指标调剂给其他学生使用。他也能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和好处。 就这样，方敬武失去了再读一次初三的机会。 虽然他今年参加了中考预考，但成绩还是没有过分数线。 牌坊中学预考过线学生二十六人，其中，王加根带的初三（1）班有十八人，另一个初三（2）班八个人。两相比较，王加根自然又是风光无限。他们班过线的十八人当中，有好几个是学籍不在初三或者准备在初三留级的考生。这些“编外”考生争得的指标，就可以调剂给其他预考落选的学生使用。 张仲华打着学校统筹安排的旗号，把这些指标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作为以权谋私获取利益的筹码。为了这件事，王加根没少跟他红脸，据理力争，但有利可图的事情，张仲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为了照顾王加根的情绪，他答应给方敬武一个指标，让方敬武参加正式中考，但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方敬武不能在牌坊中学参加后阶段的复习。 王加根和方红梅答应了。 他们让敬武回方湾菜园子村，在方湾中学复习，到了中考的日子再回牌坊中学参加考试。 预考过后的强化复习，基本上为统一模式，那就是带有猜题性质的“考讲”。出几套试卷让学生考试，考完之后教师再进行讲评。循环往复，想方设法猜押中考题目。 由于新华书店里很难买到中考复习方面的书籍，一些教师或商人就开始编写和印制复习资料，向全国各地的学校兜售，形成了编印复习资料的利益产业链。 牌坊中学几乎每天都可以收到从浙江苍南等地邮寄过来的征订广告。不只是供初三毕业班的，还有供初一初二年级使用的。这种由多套试卷组成的复习资料，满足了教师偷懒的需求，受到很多教师的青睐。但由于价格比较贵，学校通常不愿意花钱购买，也不允许教师向学生们摊派，可还是有不少教师顶风作案，偷偷摸摸地订购。 王加根是从来不用这些复习资料的。 怕花钱、不愿意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他对这些复习资料不放心。担心买到粗制滥造的资料，上当受骗，耽误学生。他们班的语文模拟试卷全部由他自己出题、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强化复习的每一天，他总是坐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右手握着铁笔，左手扶着在垫有钢板的蜡纸，呼呼啦啦地刻写，或者在那部故障频出的油印机前面，手拿糊满油墨的卷筒，一张一张地推印。 这种工作一直持续到中考开始。 中考过后，初三教师如果没有兼任初一初二年级的课程，基本上就可以不来学校上班了，提前进入暑假。 王加根因为挂着学校团总支书记和语文教研组长的职务，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又是毕业班班主任，必须等候中考结果，随时准备通知过线的学生来学校填志愿，所以每天还是要到办公室里晃一晃。不过，他多数时间还是在家里，洗衣、拖地、做饭、涮碗、带孩子、上街买菜，充当男保姆角色。 方红梅除了早晨起床时叠被子、整理房间以外，其他事情都可以不管，上个直班。而下班回到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已经端上了桌子。 这天他们正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隔壁程芸的叫骂声。 唉，隔壁程老师两口子真是够呛。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年上头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最初听到他们两口子闹架，方红梅和王加根还会跑过去扯劝。后来见他们闹了又好，好了又闹，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有时上午吵得昏天黑地，打得鼻青脸肿，下午又笑嘻嘻地坐在一起吃饭，打情骂俏。王加根和方红梅就再也不管隔壁的闲事了。哪怕墙那边闹翻了天，他们也无动于衷，镇定自若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打开录音机，随着优美的音乐哼唱歌曲。 毫不夸张地讲，程彩清与程芸的争吵，已经成了牌坊中学单调乏味的校园生活的一种点缀。如果长时间听不到这对同姓夫妻怒不可遏的吼叫、歇斯底里的哭骂和摔盆子扔碗的声音，他们还会觉得单调无聊，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一点儿什么似的。 今年春节过后，程芸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乐乐。 坐月子期间，彩清他妈过来照顾，家里还算安宁。满月过后，彩清他妈一走，两人又开始争吵打骂。加上两个小娃娃哭喊号叫，简直比菜市场还热闹。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家里带两个小孩儿太累，也可能是因为多了一个娃娃后，家里的经济比较拮据，程芸吵着闹着要去上班，逼着程彩清为她找工作。 程彩清质问道：“你去上班，欢欢乐乐哪个来照顾？” “请保姆。”程芸似乎早就想好了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干脆。 “请保姆还不是得花钱？你去上班能拿几个工资？够不够请保姆都难说。” “我不管！反正我不愿意一个人天天关在家里。” 程彩清说不转老婆，只得到处托人给她找事做。 一个月前，终于在花园胜利商场为程芸寻了个售货员的职位。找保姆也比较顺利。他们仍然托肖玉荣，把曾经在王加根家干过活的小丫头肖丽娟请来了。 肖丽娟以前照顾王欣是上白班，回自己家里吃饭睡觉，而现在是全天候保姆，工作日吃住都在程芸家里，只有周六下午和周日才回她自己的家。 两个小孩儿扔给保姆后，程芸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地到花园镇上班。她心情似乎也畅快了许多，与程彩清闹架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了。 可今天怎么又发起了神经？ 为躲避麻烦，减少那分贝极高的噪音的干扰，方红梅站起身来，走过去关上了敞开的大门。但坐定之后，她又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因为程芸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叫骂声，并没有得到程彩清的回应。而且，她使用的肮脏词语和字眼儿，更像是在攻击一个女性。 程芸在骂谁呢？ 骂她女儿？不可能。程芸尽管泼，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视若掌上明珠，平常很少打骂她们。骂保姆肖丽娟？也不可能。肖丽娟性情温驯，做事又勤快，除了爱看书以外，挑不出其他毛病。更何况，程芸家里根本就没有书籍，估计她不会犯以前在王加根家里犯过的错误。据方红梅平时观察，肖丽娟在程芸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对她百依百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何况，刚才下班回家的路上，分明看到肖丽娟抱着乐乐在操场上玩儿，不可能这么快就点燃了火药桶。 那么，究竟是谁惹恼了程芸呢？ 王加根和方红梅不约而同地走进卧室，靠近窗户，静心聆听。 “哐当！”几乎是在他们挨近窗户的同时，隔壁的窗户也推开了。 “骚婆娘！老子吃什么喝什么与你么事相干？老子有钱，该老子吃！该老子喝！”程芸对着窗外大声谩骂，“自己的男人没用，又眼红别人会赚钱。老子吃大鱼大肉怎么了？未必要你个骚婆娘给钱？老子就是要吃，就是要喝，馋死你个狗日的！还当什么老师，教你妈的鬼书！在老子家保姆面前挑拨离间，真不要脸！” 他们这才听出个子丑寅卯来。毫无疑问，程芸是在骂方红梅。 今天中午，肖丽娟抱着乐乐来红梅家串门，诉说自己在程芸家当保姆的委屈和辛酸。 她说，乐乐太磨人了，除了睡觉，只要醒着就要抱在身上。欢欢又调皮，脾气又躁，稍不满意就哭闹，骂起人来话相当难听，简直不堪入耳。程芸每天吃完早饭，碗筷一丢就走人，什么事都指望她干，连脏裤头、臭袜子、胸罩都要她洗。一日三餐伙食又差，早上馒头稀饭，中午晚上总是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清汤寡水，从来看不见荤腥，连猪油都没有吃的。 “我以前在你们家带欣欣时，看到程老师家的生活还是蛮不错的。程芸总是提着肉呀、排骨呀、鱼呀到食堂门口去洗。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抠门儿？”肖丽娟满腹委屈地说，“我不想干了。在这样的人家当保姆，心里不痛快。” 方红梅本来对程芸没什么好印象，可听保姆这么挑肥拣瘦，又产生了反感情绪，觉得肖丽娟这个女孩儿不咋地。她于是违心地替程芸辩护，说乐乐出生后，程老师一个人上班养活四个人，也不容易。可能是因为经济负担太重，才降低了饭菜的质量。她劝肖丽娟马虎一些，能够将就就将就一点儿。 “肯定不是这样的！我星期一来上班，总看见屋侧边有新鲜肉骨头和铜钱大的鱼鳞。有我在这儿就吃差的，没我在这儿就吃好的。这种人没什么逢头！我已经拿定主意，明天就不来了。今天来向您道个别。我知道您和王老师都是好人，以前在你们家，是我不懂事。” 肖丽娟说过这话后，就气呼呼地离开了。 …… 整个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 方红梅没有对肖丽娟讲什么呀，而且是在好心好意地劝她。程芸为什么要大动干戈，骂出那么难听的话呢？ 原来肖丽娟当天傍晚提出辞工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借与方红梅聊天的名义，对程芸进行了抨击。 程芸本来就对方红梅有成见。 牌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都喜欢王欣，而对她家的欢欢和乐乐比较冷落。她因此耿耿于怀，一直怀疑方红梅在背后说她们母女仨的坏话，并且认为学校师生厚此薄彼，是由于方红梅的教唆，所以对方红梅恨之入骨。她正愁找不到向方红梅发难的由头，肖丽娟恰好点燃了这根导火索。新仇旧恨涌上她的心头，爆炸就这么发生了。 她的叫骂声一浪高过一浪，越骂越露骨，越骂越粗俗，越骂越下流。 王加根和方红梅哪里见过这阵式？ 虽说他们平时也争吵，但两人很少说脏话。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上，他们一直安分守己，没有与别人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更不用说骂架了。方红梅平时听到别人开一句带荤的玩笑，就满脸通红。王欣长这么大，她从来没有当着外人的面给孩子喂奶。牌坊中学很多同事都以为她没奶水，是用奶粉在喂养娃娃。 今天这样被人恶毒地辱骂，方红梅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 她气得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血直往脑门子上冲。听着外面连珠炮机关枪一样的骂声，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 回骂么？有损自己的身份和尊严。更何况，她也骂不出口呀！去隔壁评理？对于程芸这种泼妇来说，那无异于对牛弹琴。 王加根也很生气，但还是把方红梅拉到了客厅。 他带上房门，准备实施“鸵鸟政策”，叫老婆不要理睬程芸，只当是恶狗在身边吠叫的，没有必要与这种没文化、没知识、没教养的人一般见识。 方红梅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喘粗气，艰难地克制着自己。 程芸丝毫也没有鸣锣收兵的意思，依然“骚婆娘”“臭母狗”地骂个不停。 “有种的就当着老子的面出来摆一摆！背地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算什么能耐！”程芸挑衅地下了战书。 是可忍，孰不可忍！方红梅腾地站起身，怒气冲冲地奔向大门。 王加根没有继续阻拦，再畏畏缩缩，别人还会以为他们做贼心虚。 他于是火上浇油地鼓励道：“去！掴她狗日的几嘴巴！撕烂她的臭嘴！” 口里这么叫嚣，其实他底气还是不足，反而有点儿担心。 方红梅看起来身个比程芸高、块头比程芸大，但真要是动起手来，她未必是程芸的对手。 王加根紧紧地搂着女儿，坐在家里静观其变。 “畜生一样的东西！你骂谁？”王加根听见方红梅开始反击了。 “老子骂你！骂你！骂的就是你！”显然程芸从家里跳出来了。她多年锻炼出来的骂架本领，终于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 各种脏话如同拧开的高压水龙头，直往外喷。 面对跳上跳下、破口大骂的程芸，方红梅完全没有反击的机会。她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不知做了多大的努力，才用变了调的声音，骂出一句“母夜叉”。 不过，“母夜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估计程芸也听不懂。 “老子有钱，该老子吃！该老子喝！该老子穿！该老子玩！老子的男人就是有板眼儿，就是会赚钱会赢钱，就是会抹牌会打球会下棋！老子的姑娘就是聪明，就是漂亮，穿的衣服比你家小婆娘好看多了！馋死你个婊子养的！” 王加根听到程芸骂欣欣，血直冲脑顶。 他抱着女儿，不管不顾地走出家门，来到隔壁家门口，质问程芸：“你们大人之间吵架，为什么要骂小孩儿？我们家欣欣招着你了？还是惹着你了？” “老子要骂！就要骂！怎么了？你们一家人都该骂！”程芸迅速转移进攻目标，两片薄嘴唇频率极快地一张一合，唾沫星子在夕阳中飞扬着，如机关枪一般达达达地开始向王加根扫射，“你会教书又能怎么样？你得表扬评先进当模范又怎么样？不抽烟，不抹牌，不下棋，不打球，照样混不开玩不转！一天到黑跟娘们一样在家里摸呀摸，还装模作样地写呀画的，也没看见你写出什么狗屁！两个人上班养一个小孩又怎么样？还不是穷得叮铛响！三个人瘦得像猴子……” 程芸的奚落让王加根恼羞成怒，气得七窍生烟，涨得满脸通红，却又不知该如何回应。 这时已经有不少学生来围观，几个尚未离校的教师闻声赶过来扯劝，把王加根和方红梅往他们家里推。 程彩清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大声呵斥程芸，叫她滚回去。 王欣吓得哇哇大哭。 加根哄着女儿，拉着老婆回到家里。 方红梅还在不停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委屈，泪水滂沱地要教师们评理。 “程芸是出了名的泼妇，比畜生还要畜生！你们怎么能够跟她一样呢？”邹贵州劝道，“论骂架，你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蒙起半边嘴巴，就骂得你们两个人赢！” 他又对王加根今天的表现提出批评。理由是，妇道人家吵架，男人不应该参与。如果程彩清也卷入其中，事情不是弄得更麻烦了？ 王加根辩解道：“小方骂又不会骂，打又打不赢。我总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她受人欺负？再说，程芸凭什么骂我们家欣欣……” “不管怎么讲，你今天都不应该火上浇油。”邹贵州一脸严肃地指出，“男同志应该气量大一点儿，心胸宽阔一点儿，遇到这种事情，要学会息事宁人。” 王加根不再争辩。虽然内心里承认今天的行为欠妥，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真的没办法管住自己。 “听听她刚才骂的那些话，就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跟这种人吵架值得么？有失自己的身份。”肖玉荣也好言相劝。 是啊！程芸嘲弄和看不起的那些东西，恰恰是王加根和方红梅引以为自豪的；而程芸炫耀的东西，又恰恰是他们嗤之以鼻的。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又如何明辨是非？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第一百零七章 邻里矛盾 与程芸吵架过后，方红梅犹如大病了一场。 遇到程芸这种蛮不讲理的泼妇，她真的没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无端地受欺负只能自认倒霉，你说憋气不憋气？好几天了，她都感到很压抑，心里格外不舒服。 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王加根，夫妻俩总是闷闷不乐的。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隔壁程彩清家里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保姆肖丽娟辞工走了之后，程芸不再上班了，呆在家里带孩子，重新当起了家庭主妇。骂过街，出过气，她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似的，心里感到无比的畅快。白天，她总是敞开自家的大门，打开收录机放流行歌曲，并且把音量开得特别大。那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整个牌坊中学都听得见。兴致高的时候，她还会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跟着音乐唱几句，鬼哭狼嚎一般。 没有保姆在这儿，他们的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的水平。隔三差五割肉买鱼，买啤酒饮料，买各种水果。洗鱼洗肉时，她还是拎在手里，从校园的南头走到北头，显摆，让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而那些本应丢进垃圾堆里的鱼鳞、肉骨头、易拉罐、水果皮则全部出现在她家的大门口，一字儿排开，游行示威一般。 程芸知道，她家大门口是隔壁一家人出学校的必经之地。他们去办公室上班、去食堂打饭、去教室上课也必须经过她家大门口。她把这些食物享用“凭证”摆在那儿，就是故意给他们看的。 “无聊！”方红梅有时看到这些，实在气不过，对着地上的空“健力宝”盒就是一脚。那易拉罐咕嘟嘟的叫唤着，滚到十米开外。 因为住得这么近，两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自吵架之后，他们就不相往来的。平日遇到或者碰见，也如陌生人一般，彼此不打招呼。你把头一扬，我把脸一转，各走各的路。不光大人是这样，小孩子也受到了影响。欢欢见到加根和红梅，不再喊他们“叔叔”“阿姨”，甚至横眉怒目，连声“呸呸呸”，往地上吐痰，咬牙切齿地骂着脏话。 王加根和方红梅自然非常生气，但又无可奈何。 他们总不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只好忍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回到家里，方红梅还是要发几句牢骚，后悔自己以前对欢欢太好了，不该把家里的零食给她吃的，说那些糖果、饼干、山渣片、菠萝豆还不如喂了狗子！ 程芸碰到王加根夫妻，也总是准时地从嘴里流出长长的涎水，带着细细的丝儿落到地上。她有时假装斯文地抬脚把痰迹碾掉，证明她恰逢此时赶上唾液分泌；有时吐完就走，留下那滩多脚虫一样的脏水，启发“敌人”的思维。 邻里关系闹得如此之僵，程芸又那么不是东西，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种日子真是难熬啊！王加根也曾想过搬家。 惹不起，躲总躲得起！可是，牌坊中学其他教工宿舍都是单间，没有厨房，根本就不适合住家。他们现在的住处虽说窄小，毕竟也算一房一厅，是学校里独一无二的“单元房”。调换到校园里的任何其他宿舍，都不如现在这地方。因此，只能打消“择邻而居”的念头，耐着性子把难过的日子往下过。 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无缘无故被程芸骂了一顿，还被他们一家人视为仇人。每想到这里，王加根和方红梅就感到特别冤，如同吞咽了苍蝇一般不舒服。 闹心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上半年自学考试后，王加根的《政治经济学》顺利过关，按说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这是专科段最后一门课程，可结果却是空欢喜一场。因为自今年开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有所调整，专科段的必考科目增加了一门《逻辑学》。 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他万分沮丧。既为省自考办随意调整课程而恼火，也怪自己太不争气。没有让所有课程一次性过关，前三年没拿到毕业证，以至于又要多考一门课程。 直到快放暑假的时候，王加根阴郁的心情才开朗起来。当然，主要还是因为“双喜临门”。他先是被评为花园区先进教师——这是他连续第二年获此殊荣，而且是牌坊中学唯一人选。再就是他被学校安排参加暑假补课——这意味着下学年他将继续担任毕业班把关教师。 想想两年前他因为参加不了暑假补课而耿耿于怀，难免让人感慨万端。有为才能有位。你只有埋头苦干，做出成绩，打造品牌，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别人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暑假补课安排在七月上中旬和八月中下旬。 王加根真正能够休息的假期，只有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而这段日子，又恰好是方红梅外出参加面授学习的日子。也就是说，整个暑假看似安排得满满当当，其实他们两个人当中，总能抽出一个人来照看孩子。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上天对他们的关照。 刚刚学会走路的欣欣特别好动。 觉睡好了，吃饱喝足了，她就在校园里面到处跑。有时候，她还故意同时朝一个方向摆动手臂，或者学着大人的样子，打起背手来走路。手不停，脚不空，口里也不闲着，哼哼唧唧地说着只有她自己能懂的语言。甚至晃着脑袋，摇着身子，哼唱流行歌曲《心中的太阳》。翻来覆去地喊叫：“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行走不是太稳当，跌倒摔跤时有发生。虽然学会了蹲着拉屎拉尿，但有时拉着拉着会突然腿软，一屁股坐在排泄物上。 牌坊中学大门口有好几个池塘，池塘里的水还挺深。学生们在操场上骑自行车总是横冲直撞，如同土匪一般。对于小欣欣来讲，这都是潜在的风险。 王加根和方红梅不敢轻易让她一个人出门，总是把她关在家里。即使在家，大人也不敢有丝毫的粗心大意。 欣欣总是像小老鼠一样到处乱翻。只要是够得着的东西，她都会尝试着去摸一摸、碰一碰、拿一拿。开水瓶、电源接线板这些危险物件，是断然不敢随便乱放的，必须让它们“高高在上”，置于她够不着的地方。停放自行车，务必随时上锁，以防架起来的后轮子转动时，绞了她的手脚。 危险最多的地方还是厨房。她有可能去抚摸滚烫的蜂窝煤炉，有可能去碰锋利的菜刀，有可能把手臂伸进装有冷水的塑料桶，还有可能抓起一把煤灰塞进嘴巴里……所以，也不敢让她单独进入厨房。 因为受到的限制太多，欣欣不乐意了。她不愿意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只要没有刮刚下雨，不是黑更半夜，她就会颠儿颠儿地往外面跑。如果爸爸妈妈闩上大门不让她出去，她就坐在门后面的地面上哭闹。而放她出去，通常都是去隔壁找欢欢姐姐。但每次玩不了一会儿，她就会因为受了欺负，哇哇地哭着跑回家。 为了两个小朋友能够和平相处，方红梅就把家里的零食拿出来“贿赂”欢欢，叫她好好领着欣欣妹妹，不要打欣欣妹妹。 欢欢吃着方阿姨给的零食，头连点直点，答应得不知有多好。可是过不了三分钟，欣欣又被她打得鬼哭狼嗥——这小丫头改不了动手打人的毛病。她长得特壮实，胖乎乎的。面相也重，脸上从来就见不到笑意。看人总是面无表情，腮帮子气鼓鼓的，莫名其妙地横眉怒目。 牌坊中学的教师们都说欢欢是程芸的“翻版”，相貌一样，性格一样，接代接神了。学生们也因为欢欢动不动朝人身上吐口水、动不动骂一些脏话而对她敬而远之，不轻易招惹这个“大地主”。 在好心劝告无效的情况下，方红梅只有反过来管教自己的女儿，嘱咐欣欣少去隔壁家里，不要与欢欢一起玩。可整个校园里就欢欢姐姐一个小伙伴，她不找欢欢玩，又去找谁玩呢？ 没办法，欣欣经常是刚刚挨了揍、脸上的眼泪还没有干，又再次试探着去找欢欢姐姐。过不了一会儿，她又哭爹喊娘地跑回家里。 “活该！打得好！”方红梅恨铁不成钢地训斥道，“叫你不跟她一起玩，谁让你不听的？” 可怜的欣欣哭得伤心欲绝。 反反复复多次之后，她终于吸取教训，不轻易去隔壁家里了。现在两家的大人吵了架，她就更怕欢欢姐姐了。有时与欢欢狭路相逢，她就像老鼠见到猫儿一般地逃开。 上半程补课快结束时，方红梅动身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因为孩子已经断奶，她这次没有带上欣欣。狠下心把女儿留在家里，交给王加根——反正他这半个月不补课，能够抽出时间来带孩子。 妈妈不在家，欣欣从早到晚围着爸爸转。要他抱，要他陪着玩，要他带她去花园镇，而且老是哭，像无头苍蝇一般到处找妈妈。 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她双手紧紧地搂着加根的脖子，不管多么困乏，也努力睁着眼睛，生怕爸爸离开，怕爸爸不要她了。 王加根有时见欣欣睡踏实了，就慢慢掰开她的小手，轻手轻脚地下床，趁女儿熟睡的功夫，去干那些没有干完的家务。而欣欣往往又会很快地从睡梦中惊醒，睁眼发现爸爸不在了，立刻大哭起来，极其惶恐地喊着“爸爸”。 天气异常炎热，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人总像被火炉烘烤着，非常难受。 白天，王加根总是打开家里所有的门窗，让空气南北对流。在客厅里铺上凉席，带着欣欣坐在凉席上，沐浴着穿堂而过的热风。晚上，就完全指望那台破旧的落地电风扇了，从天黑一直呼呼地转到天明。要是遇上停电，王加根就守在女儿身边，不停地摇动着蒲扇。 欣欣浑身长满了痱子，后背和额头上还长了好几个疖子和红疙瘩，有的已经化脓了。为减轻女儿的痛苦，王加根送她去医院打青霉素，给她抹红霉素软膏，擦“老马入和”冰片粉，但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痱子痒，疖子疙瘩痛，欣欣经常大哭大闹。 王加根心烦意乱，有时实在没有耐心了，就凶她几句。 欣欣于是哭得更加伤心，声泪俱下地喊着“要妈妈”。 见此情景，王加根的心又软了下来。没有方红梅在身边，欣欣够可怜的了，何况她身上还有那么多的病痛。我怎么能够再去吼她呢？我现在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依靠，如果让她觉得我不喜欢她了，心灵受到的伤害和打击该有多大啊！ 王加根于是向女儿道歉，教她骂“臭爸爸”，伸出脑袋送给女儿打，逗欣欣开心。 住在牌坊中学这个鬼地方，出门特别不方便，王加根只能隔一天去花园镇买一回菜。他骑上自行车，带着欣欣，趁早晨天气凉快时出门，在菜市场上买回够他们父女俩吃两天的东西。不敢多买，家里没有冰箱，买多了只能烂掉。从花园镇返回时，早已是艳阳高照，热浪袭人。 欣欣坐在自行车三角架的横杠上，在炎炎烈日的炙烤和坑坑洼洼土路的颠簸中，昏昏欲睡，小脑袋东倒西歪。 因为担心女儿从车上掉下来，王加根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 方红梅不在家，欣欣显得既乖巧，又可怜，特别会察言观色。如果王加根生气了，吼她一声，瞪她一眼，抑或是做一个发脾气的动作，稍微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小家伙就会哇哇地大哭起来，口里喊着“要妈妈”。不过，大多数时候，欣欣还是非常懂事和听话的。 王加根做饭或者洗衣服，她就在一边儿堆积木，看图画书，或者玩她自己的游戏。因为没有小伙伴，她显得特别孤单，玩得不是很尽兴。王加根出门提水、涮衣服、洗菜、洗碗、上厕所时，欣欣是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总要亦步亦趋地跟着。一旦王加根忙完了，有了空闲时间，她就吵着闹着要出门，去操场上玩皮球、丢瓦片、追蝴蝶、撵蜻蜓、捉迷藏、摘蒲公英。晚上睡觉，一定要爸爸给她讲故事，或者打开录音机放歌儿，在音乐声中入眠。 欣欣对吃的东西很随便，不挑食。大人给她什么，她就吃什么。吃饭的时候不要大人喂，执意自己动手。 王加根为她盛好饭、夹好菜，把饭碗搁在靠背椅的坐板上。 她就穿着一条小裤衩临椅而立，抄起小钢勺左右开弓，挑起饭菜，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送。没一会儿功夫，她的脸上、胳膊上、肚皮上、椅子和附近的地面上，到处都是饭菜，把在校园里觅食的公鸡母鸡都吸引了过来。这些胆大的鸡们还会蹦跳着，啄她身上的饭粒，吓得她哇哇哭叫，有时还会打翻她的饭碗，掉到地上摔成几瓣儿。 中午，欣欣有睡午觉的习惯。睡的时间还比较长，通常会有一两个钟头。小家伙仰面躺在床上或者凉席上，小肚皮上盖着毛巾被，伴随着均匀的鼻息，有节奏地一起一伏。两只胖乎乎的小手平放在枕头两侧，象是在举重，又象是在投降。刚剃的光头已经开始生发返青，头皮和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稀疏的眉毛在黑而长的眼睫毛的衬托下，显得更细、更淡。双眼紧闭，形成两道与嘴巴宽度相仿的黑线。这娃娃睡觉的样子格外安详和迷人，尤其是那红润的小嘴唇，总能勾起人无限的爱怜。 第一百零八章 假日父女 王加根已经明确了这个暑假的目标，那就是保证欣欣吃饱、睡足、玩好，让她免受蚊子叮、虫子咬，再就是治好她身上的痱子、疖子和红疙瘩。 隔壁只有程芸和乐乐母女俩。 程彩清带着欢欢去哈尔滨了，据说是去看在那里打工的他弟弟和弟媳。程芸会骑自行车，但不敢带小孩。很少看见她去花园镇，也不知她和乐乐的一日三餐是如何解决的。有时看见王加根带着欣欣去街上买菜，她很想让邻居帮忙带一点儿菜回，可自那次吵架之后，两人一直没有交过言，猛然间她也开不了这个口。 偌大个学校，只住着两户人家，只有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子，程芸有时感觉很寂寞，觉得乐乐太孤单。有时看到欣欣一个人在门口玩，她就拿出家里的玩具，或者饼干之类的吃食，引诱欣欣，叫她去和他们家的乐乐玩儿。 看到程芸的这一举动，王加根心里疙疙瘩瘩的。 他没有像方红梅那样强行阻止欣欣，反正欢欢不在学校，欣欣也不会受欺负。他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欣欣要去就让她去，反正小孩子都喜欢和小孩子一起玩。 天气太热了！欣欣身上长满了痱子、疖子和红疙瘩，没有一块光滑的地方。每天洗澡时，王加根总是把她泡在脚盆里，用温水反复地擦洗。欣欣也特别喜欢洗澡，一入脚盆，便站在里面又蹦又跳。坐在盆里也不老实，双手不停地拍水，搞得地面一片汪洋。 热水完全变成凉水后，王加根再把欣欣从脚盆里面拔起来，用干浴巾一裹，扔到床上。然后，从头到脚给她擦“老马入和”冰片粉。直到把她擦成个“白娃娃”，再才放下蚊帐，用蒲扇赶走蚊子。打开落地电风扇，对着帐子里面吹。 有一天，半夜里突然下雨了。 天气转凉，而电扇还在呼呼地转。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王加根迷迷糊糊中听到“哗啦”一声响，又闻到一股臭味。拉开电灯一看，欣欣拉粑粑了，床上到处都是黄色的稀屎。 他赶紧抱起女儿，先用干尿布擦她身上的脏物，再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倒入脚盆，用塑料桶里的冷水兑成温水，然后把她放在脚盆里清洗。整个洗的过程中，欣欣一直闭着眼睛，还没有睡醒。全部洗完后，她才睁开眼睛，瞄了瞄爸爸，又很快闭上眼睛，随爸爸怎么去弄。 王加根把她洗干净之后，用浴巾裹起来抱在怀里，面对席子上那一长条稀屎，却不知所措。用卫生纸擦，恐怕一卷都不够，还未必能够擦干净；掀掉席子，又没地方冲洗。 犹豫了一会儿，他把欣欣放进小摇车里躺着，找来一条旧毛巾，在脚盆里打湿，用湿毛巾清理床上的稀屎。他一把一把地抓起来，捧到大门外面，先在屋檐下的积水处摆洗，然后再在脚盆里洗过澡的水里搓一下。来来往往跑了好几个回合，才把席子上的稀屎清理干净。 他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重新把欣欣抱到床上，自己挨着她躺下。过了十几分钟，他正要入睡的时候，又听到“哗啦”一声响。 欣欣又拉了，毛巾被和席子再一次被金黄色的稀屎打中…… 王加根哭笑不得，真是一筹莫展。 他把被屎尿弄脏的毛巾被和席子掀到地上，选择了一块相对干净的地方，让欣欣继续睡觉。 欣欣倒安逸，拉完就睡，而且睡得还挺香。她才不管爸爸忙上忙下、忙进忙出、忙前忙后地折腾呢！ 天亮后，王加根强行端屎端尿，又给欣欣洗了一个澡。 然后，把前一天的剩菜、剩饭、剩粥倒在锅里，加水一煮，马马虎虎地吃过“汤饭”，就抱着女儿去花园区卫生院看病。 经诊断，医生说欣欣是着凉了，肠胃出了问题。打了庆大霉素针剂，开了午时茶、氯霉素药粉和两种说不出名儿的药丸。 回家之后，王加根严格遵照医嘱给欣欣喂药，又控制她的饮食。 整个上午，无论她怎么哭闹，都不给东西她吃。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让她喝了一点儿冲的奶粉。晚上睡觉时，欣欣两眼含泪，梦中仍然是一脸的委屈。 看着女儿可怜巴巴的样子，瞅着她身上脏兮兮的衣服，摸着她明显消瘦了的小脸蛋儿，王加根心里千刀万剐一般难受，泪水不由自主地漫出了眼眶。 “老天爷啊！我的童年够不幸的了，你怎么还要让这种不幸延续到我的下一代身上呢？” 王加根挨着女儿躺下，头枕着双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聆听着外面淅沥沥的雨声，满脑子都是闹心的事情。 本来，他是想好了拿到大专文凭后，就去找花园区教育组长刘福民，要求调往桥西中学。 全区二十多所中学里面，只有那所学校离花园镇最近，方便送欣欣上幼儿园。他和方红梅商量过好几次，把调入桥西中学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主要还是为孩子着想。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学考试又增加了一门课程。没有拿到大专文凭，便失去了向教育组领导提要求的资本。就算下次考试《逻辑学》能够顺利过关，拿文凭也是明年的事情。而方红梅本科毕业的时间更晚，必须等到一九八九年。唉！即使他们夫妻二人都拿到了大学文凭，能不能调动工作也很难说。 刘福民这个老狐狸，既势利又刁钻，更何况王加根在襄花小学教书时，因为他儿子偷钱买小人书的事情，把他给得罪了。如果没有那档子事，王加根很可能在襄花小学“戴帽儿”初中撤销时直接去了桥西中学。 这都是命。命里活该自己有这么一劫，注定他与桥西中学无缘。 教育系统内部调动这么难，而想离开教育界，去其他单位或部门发展，那更是难上加难。 王加根孜孜以求的文学创作，一直没什么起色。 那篇花一年多时间完成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又被杂志社退回来了。读过编辑应付差事的评语，他感到特别的失望和伤心。 写这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他不知熬了多少夜，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却是这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肯定，然后被“温柔一刀”地枪毙了！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未必我真的不是写小说搞文学的料子？不能说我不努力，不能说我不勤奋，与别人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接二连三的失败究竟是什么原因？为提高写作能力，能够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可以做的我都做了。付出了那么多，怎么就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呢？ 参加自学考试期间，王加根系统地学过文学理论知识，通览了外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着，并熟记或背诵了其中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目。为积累素材，他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写读书笔记，到花园镇文化馆和孝天市师范学校图书室借书看，浏览报刊，摘抄精彩片段。学校教师们看过的旧报纸总是被他收集起来，查找有用的资料，用小剪刀裁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一起。 平常日子，只要大脑中闪现出亮点或火花，王加根都会不失时机地用文字记录出来。形式不拘一格，或诗歌，或散文，或随笔，或小说。为检验作品的感染力和效果，他还经常在教室里朗读自己的作品。 每逢此时，教室里总是出奇的安静。随着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学生们时而喜笑颜开，时而伤心落泪，时而叹息声一片，时而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他们都喜欢听王老师的小说。只要一看到他拿着手稿走上讲台，教室里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学生们如此喜欢的东西，怎么就得不到编辑的赏识呢？ 因为作品难以发表，身边的文学爱好者都愤愤不平。他们有的把原因归咎于社会风气不正，认为文章发表不了是因为没有拉关系、走后门，没有请客送礼；有的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过于平淡，难以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不可能吸引编辑的眼球，因此得出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作家”的结论；有的认为自己没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气候……于是，他们开始转向写通讯报道，写政论性文章，热衷于组建文学社团，想以此寻找到成功的捷径。当然，更多的人已经放弃了写作，或从商，或从政，或沉溺于扑克麻将，或游手好闲。 王加根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他把写作当成了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追逐名利的工具。另外，他也是在兑现对爱情的承诺。 与方红梅恋爱时，他曾经信誓旦旦，要在文学创作上弄出点儿名堂。方红梅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选择他，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如果他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那就无异于一个“爱情骗子”。 王加根不改初心的动力，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他的学生。那一双双满含钦佩、羡慕和崇拜的眼神，那一句句略显幼稚的评语，使他一直相信自己离成功不会太远。他告诫自己绝不能半途而废。只要再咬着牙坚持一会儿，再努一把力，也许就会迎来黎明的曙光。 文凭没有拿到，可以继续考；作品发表不了，可以坚持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等人。 欣欣一天天长大，已经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牌坊中学离花园镇那么远，附近又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未必一直把欣欣关在这座孤庙一样的校园里，让她在没有小伙伴的大人王国里长大？这样对孩子的成长肯定不利啊！ “去找你妈呀！送欣欣去保定上幼儿园。”方红梅曾经这样提议。 王加根没有做声。 从结婚到现在，他已经两年多没与母亲联系了。母子关系闹得那么缰，彼此都不愿意向对方低头。他怎么可能再去求白素珍呢？况且，就算他提出这种要求，白素珍也未必会答应。 “俗话说得好，嫌子不嫌孙。”方红梅继续论证自己的观点，“不管怎么讲，欣欣总是她的亲孙女！孩子从小到大，她没有尽一天当奶奶的责任。我们现在又的确无路可走，她总不会见死不救！” 王加根没办法反驳，也没有答应去保定，甚至连信也没有给母亲写。他抹不开脸面，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求白素珍。 …… 雨越下越大，伴随着闪电和雷鸣。借着闪电的亮光，王加根凝视着睡梦中的女儿，泪水滴滴答答地掉在床单上。 离下半程补课开始还有十多天，干脆利用这段时间去一趟保定！王厚义、胡月娥和岳父母都指望不上，现在只有白素珍具备那条件，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说不定母亲动了恻隐之心，会同意帮我们带欣欣，让她在保定上幼儿园。 什么脸面不脸面！是自己的脸面重要？还是女儿的前途重要？ 有了欣欣之后，王加根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养儿育女的不易，能够理解父母对子女的含辛茹苦。父母因为脾气不好，有可能情绪失控，伤害自己的子女，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绝对没有坏心。自觉不自觉中，他开始原谅白素珍过去的一些做法和行为，不再对她全盘否定，也不像以往对她恨之入骨了。 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再怎么说，他们还是一家人。 拿定主意之后，王加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和欣欣就这样走了，如果方红梅面授学习中途回家来怎么办？她不是会扑一个空么？对！还是先去一趟孝天城。到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把他们父女俩的行动计划告诉方红梅，再从孝天火车站搭车去保定。 两天之后，王加根带着女儿到了孝天城。 一家三口团聚时，自然都喜不自禁。 方红梅看到欣欣身上的疖子和红疙瘩基本上消退了，感到非常欣慰。但听说打了不少青霉素和庆大霉素，她又忧心忡忡，责备王加根不该这么做。她说，这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智力，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王加根听后，心里也非常后悔。 第一百零九章 和解之旅 王加根抱着女儿爬上绿皮火车时，车厢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座位肯定是没有了。 过道上、车厢连接处、车门后面、洗漱间到处都是人。旅客们见缝插针，寻找可以立足的地方，或站，或蹲，或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或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 王加根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拎着行李，走了好几节车厢，才找到一个不算太挤的地方。停顿下来，放下行李，他让王欣坐在黄帆布提包上面，自己则站在女儿的身边。 王欣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左顾右盼，环视着四周陌生的环境和面孔。因为胆怯，她不敢出声，小手一直紧紧地拽着爸爸的衣角。 发车没多久，开始查票了。 女乘务员查验到王加根这儿时，见他行程那么远，行李那么多，还带着小孩儿，很是为他担忧。 “到保定得十八个小时呢！一直这么站着怎么受得了？小孩儿坐在行李上也不是办法啊。”这样说着，女乘务员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叫王加根随她来。 王加根紧跟着她走了大半节车厢的样子，女乘务员停下来，指着一位男乘客说：“这位同志到广水，你就站在他的身边。等他下车后，你就有座位了。” 王加根非常感动，不停地向女乘务员致谢，又与那位在广水站下车的乘客打了声招呼。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列车到达广水火车站，那位男乘客起身下车，加根父女俩终于拥有了一个靠车窗的座位。 王欣高兴得两眼放光，脸上露出喜色。她时而挨着爸爸像小大人一样地坐着，时而站起身来看窗外的风景，或者从椅子上爬下来，在附近转悠。小家伙不吵不闹，非常懂事的样子，要多听话就有多听话。 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王加根拿出自带的毛壳鸡蛋，又从提包里翻出女儿喝水专用的塑料杯。 那杯子有两个把儿，杯盖是拧上的，杯盖上有个扁形的“鸭嘴儿”。王欣喝水时，总是两手握着把儿，含着“鸭嘴儿”，吸得津津有味。 王加根敲破一个鸡蛋，剥去蛋壳，递给女儿，再把军用水壶里的凉开水倒了些在塑料杯里，搁在小台桌上。 王欣吃一口鸡蛋，喝一口塑料杯里的水，小嘴儿咂巴咂巴的，看上去特别可爱，也特别享受。 邻座的旅客见王欣那么乖巧，样子那么有趣儿，都忍不住笑了。问：“这小孩儿多大了？去哪儿呀？” 王加根笑着作答。 旅客们都说王欣好玩，不像一岁半的娃娃，倒像两三岁的样子。 似乎为了验证旅客们的看法，他们父女俩开始做“找五官”游戏。爸爸快速报出“鼻子”“眼睛”“嘴巴”“耳朵”“眉毛”“头发”，让女儿用右手食指，迅速在她自己的脸上点到。 见身边有旅客打瞌睡，王欣以为他们是在和她捉迷藏，就学着小猫小狗叫着。如果别人还没睁开眼睛，她就小手做成手枪状，对着睡觉的人“叭叭叭”地开枪。直到那犯迷糊的人无奈地睁开眼睛，对着她爱怜地笑笑。 小家伙的即兴表演，给单调乏味的旅途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身边的乘客都觉得挺开心。 到了河南新乡站，一直活泼好动的王欣突然烦躁不安起来，在座位上如坐针毡地扭动着身子。 王加根担心女儿生病，摸了摸她的额头，感觉没有发热。 “粑粑！粑粑！”王欣急急地叫道。 王加根这才知道她要大便，迅速把她从座位上抱起来，手忙脚乱地站起身。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人，根本就没办法走动。 怎么办？王欣憋得快要哭出声来了。 加根把行李托付邻座乘客帮忙照看，抱起女儿前往车厢连接处的厕所，口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借过！对不起！借过！” 他身上的衣服都汗透了，好不容易才挤到厕所门口。 结果厕所门锁上显示“有人”。 父女俩只有焦急地等着。 王欣因为实在憋不住，委屈得哭了起来，最后还是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 列车上饮用水供应相当紧张，热开水更是一杯难求，而给孩子冲奶粉又少不了热开水。 每次王欣吵着要喝奶奶，王加根就愁得不行。他把奶粉倒进塑料杯里，去乘务员那儿倒过两次开水，还向带有暖水瓶的乘客求助过一次。 车过邢台站，天完全黑了，还下起了小雨。旅客们开始睡觉，或者闭目养神。 王欣哭丧着脸，又吵着要喝奶奶。 王加根于是拿起装有奶粉的塑料杯，满车厢找热开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有。 到乘务员休息室，女乘务员指着泡有茶叶玻璃杯，抱歉地说：“开水瓶里的最后一点热水，刚刚掺进了杯子里。” “没关系！是热水就行。”王加根喜出望外，用温热的茶叶水冲好奶粉，返回座位交给女儿。 王欣双手抱着塑料杯，咬住那扁扁的“鸭嘴儿”，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之后，还拿着杯子不肯放下。 见此情景，王加根既内疚又难受，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从王欣手里拿过塑料杯，又拎起奶粉袋，嘱咐女儿在座位上坐好不要乱跑，拿出一副“找不到热开水誓不罢休”的架式，逐节车厢地寻找，逐个旅客地询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在餐车厢里找到了热开水，冲了满满一塑料杯热牛奶。 王欣三下五除二又喝光了，吃饱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王加根把女儿平放在座位上，自己则站起身来，到走道上活动活动筋骨，伸了伸懒腰。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轰鸣前行。 望着熟睡的女儿，加根又想起了远在孝天城面授学习的老婆。眼前浮现出方红梅羸弱的身子、憔悴的面容，以及那满是忧郁的眼神。 “唉，我真是枉为人夫、枉为人父啊！连老婆孩子都养不好，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内心里发着感叹。 列车到达保定火车站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王欣睡得正香。 王加根抱起女儿，让她趴在自己的肩上继续睡觉，又腾出右手提起行李，向身边的旅伴们告别。 走出车站，进入眼帘的是开阔的站前广场。到处躺着人，有的睡在席子上，有的睡在塑料布上，有的身下只垫着几张报纸，还有的直接睡在水泥地面上，头枕着自己的行李。 出门在外真不容易啊！ 北方的夏夜并不比南方凉快，似乎更加闷热。 王加根抱着孩子提着行李穿过站前广场，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电话亭无人看守，是个自助投币的机器。 这倒是个新玩意儿，他第一次见到，感觉非常稀奇。 看到“拨打电话请投币四分”的提示，他掏出一枚五分硬币塞进投币口，然后等着机器找他一分钱。可等了好一会儿，机器并没有反应。 是不是出故障了？王加根仔细看了看电话机旁边的文字说明。其中有一条是这样提示的：投币四分即够，五分币不找。 原来如此！他无奈地笑笑，摘下话筒，拨通了老马所在部队干休所的电话。 值班员接听电话后，叫他稍等，说马上去喊马所长。 又过了几分钟，电话那头就传来了老马的四川口音：“是加根呀！要得，要得。你等会儿哈，我马上找车来接你！” 听得出老马非常激动。 电话挂断后，王加根又有点儿自责。他没有说清楚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这么大个广场，到处都是人，老马开车来后，到哪儿找他呢？再打电话过去，他觉得太麻烦，而且又要多花四分钱。 算了，找个灯光明亮的地方等候，或许老马能够看到的。这样想着，王加根就抱着女儿走到了候车室大门口。 他把行李搁在窗台上，自己则站在路灯下面。 王欣还在熟睡，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他担心女儿受热，把她的外裤和褂子脱了下来，只穿着一条背带蛤蟆裤。这样既凉快，又显得好看。 不时有接送人的小车和出租车经过。每开过来一辆汽车，王加根都要往车子里面瞅一瞅，看老马在不在里面。 二十分钟过去了，也不知他“检阅”过多少辆汽车，终于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他的身边。 车门打开后，走出来的正是身着军装的继父老马。 “就你和欣欣两个？红梅怎么没有来嘛？”老马帮忙拿行李时，用略显惋惜的口气问。 “她在孝天城面授学习，抽不出空儿。”王加根如实回答。 “唉！要是红梅能来该多好。”老马的语气里满是遗憾。 汽车开进部队干休所时，白素珍已经在宿舍楼下面等候。她把孙女从儿子手里接过来，抱着上楼梯，一路上还“乖乖”“乖乖”地叫个不停。回家之后，她小心翼翼地把王欣平放在床上，又赶紧进厨房烧水，叫加根洗澡，说洗洗身上舒服些。 王加根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见客厅餐桌上摆着老大一碗鸡蛋蕃茄面条。他本没有食欲，可是母亲这么热心，又不好意思不吃。 他拿起筷子，勉强吃了一半儿，剩下的半碗确实吃不下了，只好留下。 “你去大床上陪欣欣睡！我和你爸睡沙发。”见两个小房间里没有动静，白素珍估计马军、马红和马颖睡得正香，怕吵醒他们，就安排加根父女俩睡她和老马的房间。 翌日清晨，王欣老早就醒了。和平时在家里一样，她开始撕扯爸爸的头发，吵着闹着要起床。 加根双手抱着脑袋懒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揉着惺忪的睡眼坐了起来，给“吵夜郎”女儿穿衣裳。 “起这么早啊！多睡一会儿呗。”白素珍听到响动，从客厅走了进来。 她身后跟着九岁的马颖，手里抱着一个金发碧眼的玩具娃娃。 “快叫姐姐！我给洋娃娃你玩。”马颖对欣欣说。 “什么姐姐呀？她应该叫你姑姑。”赶在王欣叫姐姐之前，白素珍纠正小女儿的错误，开心地大笑起来，“真是个傻丫头！” 马颖窘得满脸通红。 这时，马红和马军也来了，亲热地叫着加根哥，与王欣打招呼。 看到王加根带来的奶粉，白素珍说：“我们这里可以订到新鲜牛奶，天天有人送。就让欣欣喝新鲜牛奶，奶粉收起来带回去喝。” “吃早饭啰！”外面传来老马的吆喝声。 大家于是走出卧室，来到客厅。桌子上摆着好大一筐油条，还有几盘泡菜，老马正在从高压锅里往碗里盛绿豆稀饭。 “这里的油条不论根卖，用秤称，价钱比湖北便宜，六角五一斤。”白素珍一边介绍，一边往加根的碗里夹酸豇豆，“这些泡菜都是我自己做的，尝尝味道怎么样。” 老马说，bd市干休所比较多，加起来有十几个。部队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修建干休所，主要是因为这里交通方便。离bj、天津、sjz都比较近，坐火车只要两个多小时。 话题很快又回到自己家里，说的自然是那一大群孩子。 马杰技校毕业后，在唐山工作了两年，后来又随工程队去了广西柳州。加枝去美国后，只给家里来过两封信，最近一年多没有任何消息。也不知她是在读书，还是在打工，住在美国的哪个州。马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一直在家里待业。马军和马颖都在上学，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但学习成绩都不怎么样。马军眼睛近视得厉害，暑假正在练气功治疗…… “我没在机床厂看自行车了。换了个单位，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电源开关，离我们干休所很近。”白素珍又谈起了她自己的工作，对儿子说，“吃完饭后，我带你和欣欣去我们厂看看。” “我也要去！”马颖随口叫道。 “不行！你在家里写作业。放假一个多月了，天天只顾着玩，从早到晚就是洋娃娃、八音盒、机器猫、绒毛狗。暑假作业才写了几页？要是到开学还做不完作业，我看你拿什么去报名！”白素珍断然拒绝了小女儿的要求。 马颖嘴巴子翘得老高，又不敢违抗妈妈的命令。 白素珍于是带着加根父女俩出了门。临出发时，她拎起一只塑料桶，里面装有切碎的蔬菜和西瓜皮。 “拿这干嘛？”王加根疑惑地问。 白素珍神秘地笑了笑，回答：“喂鸡。” “喂鸡？哪儿来的鸡？” 白素珍说，部队干休所不让养鸡，她把鸡养在外面。 走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到了白素珍上班的红旗开关厂。 她与门卫老头打了声招呼，又指着身旁的加根和欣欣，乐滋滋地向别人介绍：“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孙女！从湖北来的。” 门卫老头于是满脸笑容地恭维她好福气。 白素珍提着塑料桶径直走向厂房与围墙之间的一条小巷子。 在巷子的最里面，果然有个关着几只鸡的大铁笼子。她把笼子顶上的小门打开，倒入带来的蔬菜和西瓜皮。趁着鸡们抢食的功夫，她又从笼子里面摸出了好几个鸡蛋。 “这些鸡都是偷着养在这儿的。我每天抽空儿来喂食，下班时再把鸡蛋带回去。”白素珍得意地说，“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原材料进厂验收登记和产成品出厂登记，比在车间里干活要轻松多了，时间也比较自由。我还在厂子附近种了一些蔬菜。走！带你去看看。” 祖孙三人于是又走出开关厂，从大门侧边绕到了围墙外面。 王加根这才发现，这里已经到了城市的郊区，工厂围墙与农田连在一起。在围墙根儿边边角角的荒地上，种有好几畦蔬菜。 “这都是我开的荒，还不错？”白素珍在儿子面前炫耀，“有了这几块菜地，我们基本上不用买蔬菜。吃不完的蔬菜，还可以做成泡菜呢。” 第一百一十章 提前退休 白素珍是今年初调到红旗开关厂的。 她主要是觉得这家工厂离家比较近，上下班方便，再就是对在冲剪机床厂的工作岗位不满意。 一个照看自行车的——没一点儿技术含量，工资低不说，别人问起她在厂里干什么活儿，她总是不好意思回答。 她在红旗开关厂是仓库保管员，负责全厂原材料库房的管理工作。前任仓库保管员也是个女的，与她年龄差不多，已经干了好几年，今年突然提出不干了，想去保定火车站附近开餐馆。 白素珍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就上岗了。 刚接手的时候，她心里有点儿惶恐不安，感觉比较吃力和困难。光盘点仓库里的存货，以及办理交接手续，就花了三天时间。原材料出库和入库都要逐笔登记清楚，前任交给她的账册就有六大本。她捧着这些账册，两眼一抹黑。 仓库共有三间房，里面存放的都是生产电源开关的零部件。她基本上都不认识，更谈不上把实物与账册上的名称对上号。各种原材料存放的位置也不熟悉，逢到有人来出库或者入库，她只能如无头的苍蝇，在三间库房里到处找…… 红旗开关厂有四个生产车间，只要接到订单，有活儿干了，每天都有人来库房领原材料。到了当天下班时，如果生产车间的原材料没有用完，还得退还给库房，办理入库手续。遇到库存的原材料短缺，库管员必须列出清单，提出采购需求。 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全落在白素珍一个人身上，没有人换班或顶缺儿。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或者自己生病了怎么办？据说，前任仓库保管员就是因为工作量太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多次申请增加人手，领导又不予理睬，才愤然辞职走人的。 白素珍接手时恰逢春节，厂子里接到的订单比较少，只有一个车间在生产，其他车间的工人放假休息了。尽管每天领原材料的人不多，她还是有点儿吃不消。生产淡季是这样，到了旺季怎么办？ 如果库房不能及时供应原材料，就有可能影响生产。要是出现什么差错，我背得起这个责任么？厂长会放过我么？我一个外乡人，没任何靠山，丈夫老马又老实巴交，过两年就要退休了。真摊上什么事，谁来为我撑腰做主？说不定会罚我的款，甚至给个开除的处分，让我身败名裂。不行！我绝不能一个人管库房。管这么大一个仓库，至少需要两个人。 想到这些，白素珍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厂长，提出了增加仓库管理人员的要求。 厂长说，你新来乍到，对工作流程和库房环境不太熟悉，感觉吃力很正常。慢慢来，捣鼓一段时间，就会好些的。 关于增加人手的问题，厂长没有答复。 白素珍很失望，也非常生气，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厂长办公室。 回家之后，她吃不香、睡不着，心里总像堵着什么似的，相当难受。为了达到增加人手的目的，她一不做，二不休，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厂长写了一封长信。她阐述了增加仓库管理员的理由，谈了自己的苦恼与担忧，并且表示，让她一个人管理仓库，她坚决不同意。 信交给厂长之后，她就等着厂长与她单独谈话。可等了一天又一天，厂长一直没来找她。也不知是因为工作忙，还是故意不搭理。厂长虽说也是女的，但沟通起来并不容易，白素珍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她开始为这次工作调动后悔了。 当初离开冲剪机床厂时，好些人都劝她留下，她固执己见，没有听从，结果却跳进了这样一个火炕。唉，这不是自讨苦吃么？自己酿下的苦酒只能自己喝。真是活该！摞挑子不干么？她可没那个勇气，更没有条件和能力像前任那样自己去开餐馆。她还指望着每个月的工资养家糊口呢！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硬着头皮一个人先干着。 没想到，这事到今年“五一”时有了转机。 劳动节假期一结束，红旗开关厂那个独断专行的女厂长被检察院带走了。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厂里的财务科长。据说，女厂长伙同财务科长贪污公款，行贿受贿，可能要判刑。 过了半个月，来了一个新厂长。 新厂长到任不久，白素珍就去厂长办公室，提出增加仓库管理人员的要求。 结果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仓库管理员由一个人增加为两个人。 如愿以偿，她别提心里有多美了！那个得意劲儿，就像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大获全胜。不过，这种美好的心情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接下来她又听到一个坏消息。 保定军分区要求她丈夫老马提前退休。 老马所有的这家干休所，是由基建工程兵部队开办的。基建工程兵撤销后，干休所移交给了保定军分区。 通常情况下，干休所会设两个主要负责人，一个所长，一个政治委员，共同负责干休所的管理工作。老马从团政委调任干休所所长，已经有五个年头。这五年，干休所既没有配政委，也没有配副所长，一直是他唱独角戏。老马任劳任怨，一个人担当起领导班子的责任，保证了这家干休所的正常运转，各项工作有声有色，多次受到保定军分区的表彰。 老马今年五十三岁，按照部队的规定，再过两年他就可以退休，成为一个老干部。正在他下定决心善始善终，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时候，保定军分区却派来了二人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姓武，私下里告诉老马，说他是来接替老马的所长职务的，并且建议老马写一份申请报告，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提前退休。 老马自然不乐意。他身体没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提前退休？没病还要说自己有病，这不是脑子进水了么？ 他据理力争，希望再干两年，到五十五岁时正常离职和退休。 武组长却对老马说，让他提前退休是军分区领导的意思。 “这是命令！不存在个人愿意不愿意。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申请报告都必须得写。” 老马十六岁参军入伍，在部队整整干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来，他一直牢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现在到了军旅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当然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可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如果真要他提前退休，应该是军分区的领导来找他谈话呀！怎么也轮不上这个姓武的。 他是正团职干部，武组长级别还没有他的高。论现任职务，他是干休所所长，武组长只是个等着上任的候选人，有什么资格对他下达命令？老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怀疑武组长是“拉大旗作虎皮”，从中捣鬼。事情是再明显不过了，如果他不提前退休，军分区就没有理由免去他干休所所长职务，毕竟他表现一直很好，又没犯什么错误。而他的职务不免，这个姓武的家伙就没办法上任。 “提前退休必须自愿申请，我不写申请书，你能奈我如何？”面对姓武的逼宫退位，老马的犟脾气也上来了。 不过，老马的这些念头和想法，只写在了他的日记本里，没有对别人讲出来，连他老婆白素珍他也没有讲。 老马有老马的考虑。 毕竟他已年过半百，离退休的日子很近了。就算自己死乞白赖地继续搞两年，还是得从干休所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那样的话，他就把姓武的得罪了。别人将来是干休所领导，整你不是现成的？更别指望得到什么关照和帮助了。另外，让他提前退休，究竟是姓武的主意，还是军分区领导的意思，也不能完全确定。但二人工作组是军分区派来的——这毋庸置疑。军分区之所以派来二人工作组，就有调整领导班子的意图。姓武的提前给他通通气，或许是军分区领导的工作策略。 “唉，退就退！人总有一天是要走这一步的。没有必要在最后关头，弄得大家都不痛快。”这样想着，老马就含垢忍辱，万分不情愿地写了一份提前退休的申请报告，谎称自己患了重病，已经不能继续坚持工作了。 报告交上去之后，老马还不敢告诉老婆。他知道白素珍的脾气哩！如果他告诉她内幕，说出自己是被迫提前退休的，白素珍说不定会闹翻天，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 他含糊其辞地对老婆说：“军分区让我提前退休，由姓武的来当干休所所长。” “别人都是五十五岁退休，军分区为什么要你提前两年？”听过老马的话，白素珍疑惑地问。 “我怎么知道？”老马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组织上这么安排，他们根本不会告诉我原因。” 白素珍突然觉得老马很可悲。 老马在部队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吃饭、睡觉、干家务，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也没什么朋友。老马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又不擅长琴棋书画，很少参加文体活动，与别人聊天拉话的时候都很少。现在猛然间退休了，整天呆在家里，该多么无聊啊！如果他不能够很好地调整过来，身体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健康令人堪忧。 “要是军分区领导找你谈话，你准备提些什么条件呢？”白素珍试探性地问。 老马完全没往那方面想过，很惊讶地望着老伴儿：“退休还能向组织提什么条件？” 白素珍提示道：“你又不是正常退休，是提前退休。军分区领导要你早两年退职，你当然可以向他们提条件。满足不了你的要求，这申请报告咱就不写！你不趁这个机会逼一逼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等将来退休了，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说话就更没有人理睬了。” “那我应该提些什么条件呢？”老马反过来问老伴儿。 “你简直是个木鱼脑袋瓜子！家里的困难明摆着，你按自己的想法提就是了。”白素珍恨铁不成钢的埋怨老马，然后逐条予以明示，“第一，你提前退休可以，不当干休所所长也行，但部队必须返聘你，给你安排一个差事，让你有个适应的过程。还样的话，就能多拿份工资。第二，要求部队解决马军当兵的问题。马军学习成绩那么差，能不能考上高中都难说。就算今年侥幸进入高中，将来考大学一样难。不如让他去部队，或许能混个志愿兵什么的。第三，要求部队处分陈凯勇。不给这个流氓一点儿颜色看看，难解我的心头之恨。这第四呢，还可以要求部队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调到bd市，方便照顾我们。问题是，加枝去了美国，马杰又自作主张去读中专了，现在提也没有什么用……” 听白素珍这么一摆，老马这才意识到，他退休之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确很多。特别是家里这一大群孩子，没一个是让人省心的。 加枝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能够落户bj，本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她却不听家人的劝告，把大学的工作辞了，随男朋友张德林一起去美国留学。出国前，白素珍与加枝闹得天翻地覆，几乎到了脱离母女关系的地步。 马杰参加工作七年了，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他读的是唐山技工学校，去年又去考了什么中专。目前在浙江建德读书，将来也不知会分配到哪里。 马红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又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业好几年。前年在保定商场当上了营业员，每个月工资也就五十多块钱。白素珍告诫她，要勤俭节约，叫她每个月向家里交钱，父母帮她存着。等她将来出嫁时，家里再双倍还给她，作为嫁妆。多存将来就能多得，调动她向家里交钱的积极性，但她根本就不予理睬。 马红上班快两年了，交给家里的钱寥寥无几，加在一起还不到两百元。平常花钱完全没有节制，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想买。两年不到，光裤子就买了十条，裙子六条、毛衣四件、运动服两套、风衣两件、呢子大衣两件，皮夹克、棉衣、羊绒背心各一件，再加上衬衣、内裤、乳罩、袜子和各种鞋子。在穿衣打扮上，似乎永远也得不到满足。再就是洗涤用品和化妆品。洗发膏、护发素、洁面乳、增白济、胭脂、香粉、口红、指甲油……一古脑儿地往家里买。她洗脸总是要用三样以上的东西，出门前的打扮最少得半个小时。 白素珍看到她在家里涂脂抹粉就不舒服，不明白她这么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是为了什么。考虑到她还不到二十岁，年龄尚小，思想不成熟，容易上当受骗，白素珍嘱咐她不要过早地谈恋爱。 结果呢，马红上班不久就交了男朋友，对象还是本单位的。 恋爱之后，她的心就更野了，下班之后总不按时回家。不上班的日子也不落屋，什么家务活儿都不干，连自己的衣服都懒得洗。 为了这些事，白素珍没少怄气。后来，又出了马红在家里与部队干休所水电工陈凯勇亲嘴的事情。 那是今年三月份的一天，一家人吃过晚饭，准备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芙蓉镇》。马红说她已经看过了，一个人留在家里看电视。 白素珍、老马就带着马军、马颖出了门。 走到半道儿上，白素珍突然记起家里的煤气罐阀门似乎忘了关。让老马带着两个孩子先去工人文化宫，自己回家把煤气关了再来。 等她返回家里时，正好遇到马红与部队干休所水电工陈凯勇搂抱在一起，激情热吻…… 第一百一十一章 心烦意乱 二人工作组来干休所之后，老马实际上成了“看守内阁”。 干休所的人听说姓武的是即将上任的新所长，都开始巴结和讨好他，敷衍和冷落老马。不论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生活上的事情，他们都向姓武的汇报，听姓武的安排和调遣。 马所长的话已经不灵了，在干休所完全丧失了领导的权威。 老马一生谨小慎微，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人。担任干休所所长这几年，干任何事情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 要说有什么违规行为的话，那就是与计算机开发公司进行房屋租赁谈判时，受白素珍的教唆和逼迫，他以权谋私，要求承租单位聘用马红。结果还是让别人耍了，他落了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事发生后，他对老婆又气又恨，虽不敢明目张胆的斥责，但自己暗下决心，往后一定要排除她的干扰，抵制和拒绝她出的馊主意。 租用干休所房屋办公或经营的单位，有些人没地方吃饭，想到干休所士兵食堂里搭伙，还有几个单身女职工想到干休所浴池里洗澡。他们托白素珍说情，结果都被老马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部队有明文规定，干休所食堂和浴池只对内不对外。 “什么明文规定？什么只对内不对外？你就是不敢当家，怕背责任！”白素珍恼火地嘲弄老马，“一点儿事情都不能做主。什么狗屁所长？你就是一个懦夫！” “懦夫就懦夫！随你怎么骂，我就是不答应。”老马知道白素珍是在激将他，于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不上她的当。 白素珍那天意外地遇见马红在家里与陈凯勇亲热时，既羞愧又恼火。可这事涉及到女儿的名声，她又不敢把事情闹大。 陈凯勇是个未婚青年，又一再表示愿意与马红好，是真心想和马红谈恋爱。 她没办法挑别人的不是，只能把气撒在马红身上。 那天见惊恐万分的陈凯勇落荒而逃，白素珍只能朝马红扑过去，扬起手狠狠地抽了她一耳光，劈头盖脸地骂道：“你本来有男朋友，又与别的男人鬼混。脚踩两只船，臭不要脸！” 自此之后，白素珍每见到马红涂得红红的嘴唇，脑子里就会浮现出她与陈凯勇抱着亲嘴的丑态，心里感觉特别不舒服。于是，她坚决反对马红涂口红——只要你还没有出嫁，就不准用那玩意儿。 马红哪里听得进去？她每天早晨出门前，照样对着镜子涂呀抹呀的，一弄就是好半天。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颤，非常露骨地破口大骂：“不知廉耻！臭不要脸！你把嘴唇涂得红红的，给别人亲了，别人也不会给你一分钱！” 马红充耳不闻，挑衅地瞟白素珍一眼，背起皮包扬长而去。 气急之下，白素珍又去找老马，命令他把马红的口红全部没收。 妻命不敢违。老马只有照着老婆的话去做。可这种强制措施没有任何意义，口红刚刚没收了，马红又会去买一只新的。 白素珍简直拿她没办法，不知道怎样才能让马红安分守己。 一天早晨，刚起床的白素珍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她走到阳台上一看，见干休所大院里一溜排停着五辆小轿车。每辆小轿车身上都挽结着红绸带。 陈凯勇西装革履、胸戴红花，站在最前面那辆小车旁边，扶着身穿白色婚纱的新娘子从车里走下来。 两旁的路人开始往他们身上抛散彩色的纸片。 狗娘养的！几天前他还说对马红是一片真心，今天居然就与其他女人结婚了！而且是在干休所里大张旗鼓地办喜事。这小子胆子也忒大了，太把我们一家人不放在眼里了。 白素珍在家里河东狮吼，骂过马红之后，又扬言要去陈凯勇家里砸他的洞房。 老马吓得两只手索索发抖。 他低声怒吼着，阻止老婆出门：“有什么问题找组织解决，你去大吵大闹能起什么作用？” 他一边吼叫，一边把白素珍按在沙发上，不准她出去闹事。 “要我不闹也行，但你必须处分陈凯勇这个流氓！你办事总是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一生都没什么出息。眼看着就要退休了，能不能当一回男人？马红是你的亲闺女，你看她这么受人欺负能够无动于衷么？于公于私，都应该出这口窝囊气。”白素珍开始激将老马。 尽管很生气，她还没有丧失理智，不会像疯子一样去砸陈凯勇的洞房。如果那样的话，干休所里每一个人都会说她的不是，陈凯勇说不定还会跟她拼命。她就是想吓唬吓唬老马，激将他处分陈凯勇——这才是她的真正目的。 老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 他不停地喘着粗气，气急败坏又胆战心惊地把老伴儿死死地按在沙发上。等两个人都恢复冷静，老马才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他说，正因为这事涉及到马红，处理起来才比较棘手。就算处分陈凯勇，按规定他也应该回避。否则，别人会认为他公报私仇。更何况，年轻人谈恋爱与耍流氓之间的界线，根本就划不清楚，不好收集证据。 “什么回避？你就会为自己胆小如鼠找借口。地地道道一缩头乌龟！我也没指望你为家人报仇雪恨。我自己去找姓武的，让他主持公道。”发泄完毕，白素珍就怒气冲冲地上班去了。 随后几天，她利用上班的空闲时间，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纸的控告信，要求保定军分区和干休所按党纪和军纪处分陈凯勇。 带着这封火药味十足的控告信，她走进了姓武的办公室。 姓武的见到白素珍，以为她是来谈老马提前退休的事情，心里有点儿不高兴——他比较反感家属干预工作上的事情。 听说是来控告陈凯勇，而且涉及“桃色事件”，姓武的一下子又来了兴趣，阴沉的脸马上云消雾散。 听过白素珍义愤填膺的控诉，看过那封字迹歪歪扭扭、病句和错别字连篇的控告信，姓武的沉默了一会儿。 他表情严峻地说：“如果白大姐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干休所一定要严肃处理。陈凯勇在没有经过干休所领导批准的情况下，动用四辆小车为自己操办婚事，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追究他的责任。如果他认错态度好，按规定支付费用，就给他一个处分；要是认错态度不好，就把他的志愿兵撤销，再将他调走。至于他与马红的交往属不属于作风问题，还有待查证。” 姓武的翻开笔记本，记下了陈凯勇与马红拥抱接吻的具体时间。并且说，他将迅速派人进行调查。看陈凯勇与他老婆开始谈恋爱的时间，是在与马红接吻之前，还是在与马红接吻之后。如果他已经有女朋友，又与马红接吻，那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干休所将对他从重处罚；如果他与马红接吻时还没有女朋友，这事就属于正常谈恋爱，干休所无权干涉。 听了武组长一席话，白素珍觉得姓武的就是有水平。分析问题一针见血，处理问题思路清晰。 她赞成姓武的观点，也认为陈凯勇与他老婆谈恋爱的时间很关键。同时她也心虚，因为马红与陈凯勇拥抱接吻时，已经有了男朋友。 这个情况，白素珍当然没有向姓武的透露。 姓武的信誓旦旦，既然白大姐如此信任他，他对这件事情绝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秉公执法，给白大姐和马红有个交待。 听到这儿，白素珍非常感激，心满意足地向姓武的告辞，回去静候处理结果。 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听到对陈凯勇的处理意见。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陈凯勇可能已经知道了白素珍在干休所领导那儿告过他的状，因此对她怀恨在心。平日两人相见，他再也不叫她“白阿姨”，对她不理不睬，如同陌生人。要是两个人狭路相逢，在某个地方单独碰到了，陈凯勇就故意对着白素珍做怪相，挑衅地怒目而视，或者满不在乎的吹口哨，昂首挺胸，扬长而去。 他的意思很明显：我就是抱你女儿亲你女儿了，你去告。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 有一次干休所集体罐煤气，陈凯勇负责收集煤气罐。他逐家逐户地通知，但就是不通知老马和素珍。 他们家的煤气早就烧完了，不得不托开小车的司机单独跑一趟。 告状没效果，陈凯勇还变本加厉地欺负他们，与他们一家人作对，这让白素珍很生气。有时忍无可忍，气得浑身如打摆子一般地颤抖。不过，她还是强压怒火，没有与陈凯勇发生正面冲突。 你又打不赢别人，至多骂别人一顿，能起什么作用？更何况，老马提前退休的申请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眼下他还是一所之长。如果作为所长夫人的白素珍去骂一个当兵的，外人肯定会认为她仗势欺人，因此她只能忍气吞声，耐心地等待着姓武的兑现承诺。 三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干休所处理陈凯勇的决定。 白素珍再次去找姓武的。 姓武的答复说，处分陈凯勇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只能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最后又补充说，他目前只是工作组成员，不属于干休所领导，处理干休所工作人员名不正、言不顺。 就这样，姓武的又狡猾地把皮球踢给了老马。 这个时候素珍才认识到，姓武的也不是他妈的什么好东西。 这家伙对老马提前退休的手续没办耿耿于怀，担心自己当不上干休所所长。人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部队军官也一样。什么秉公执法？什么伸张正义？什么为民作主？所有的承诺等于放了一个屁。 陈凯勇的事情就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惩治流氓、报仇雪恨的愿望没有实现，日子还得一天天往前过。生活还得继续。更何况，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里，各种困难和矛盾堆积如山，白素珍也不可能把时间精力全放在一件事情上。 眼下最让她伤脑筋的，还是马颖学习成绩上不去。 马颖出生那年，老马已经四十四岁，白素珍也是三十出头。中年得女，又是他们爱情的唯一结晶，两口子对小女儿格外偏爱。 在家里的一大群孩子中，马颖无疑是宝贝中的宝贝，能够享受特殊待遇和关照。哥哥姐姐们有意见也是枉然，毕竟她在家里年龄最小的。大的让着小的，也属天经地义。 马颖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相貌还说得过去，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比较机灵。嘴巴又甜。即使是在生人面前，也能够表现得大大方方，说话口齿伶俐，处事沉着冷静，待人真诚热情。所有见过她的人，都认为她聪明。甚至预言，这丫头将来肯定会超过她大姐加枝，考上北大清华。 白素珍听过外人对小女儿的夸奖，心里别提有多美。 马颖六岁半那年进入小学之后，表现却差强人意，与那些美好的预言相差十万八千里。她听课老是走神儿，老师提问答不上来，作业不能按时完成，考试总是不及格，各科成绩在班上摆尾。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差，她一年级上完后，班主任建议留级，重新读了一年。上完两个一年级，再进入二年级时，马颖的学习成绩还是没有明显进步。 白素珍急得吃不香、睡不着。 去学校找马颖的班主任，班主任老师说，马颖上课时不能够集中注意力。有时别的同学都在忙着写作业，她却手拿铅笔托着脸，坐在座位上发呆。老师问，马颖你为什么不做作业呀？她这个时候才像突然记起什么似的，开始趴在桌上写。但等老师刚刚转过身，她又停了下来，怔怔在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窗户外面。也不知她小脑袋瓜子里在想什么，任课教师都很无奈。 “期中考试时，她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现在已经滑到下等水平了。”班主任直言不讳地说，“马颖的智力没问题，关键是要培养她良好的学习习惯，敦促她改掉贪玩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这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听过这些，白素珍暗下决心：今后不管工作和家务事多么忙，都要抽出时间辅导马颖的学习。每天检查她的作业，督促她按时完成。除了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以外，还要另增加些学习任务。 白素珍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字帖，让马颖照着练字，要求她把字写工整。 白素珍读过高小，老马初中毕业，他们夫妇辅导上小学二年级的马颖，在知识面上绰绰有余。欠缺的，还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技巧。他们经常使用的办法，就是“奖优罚劣”“奖勤罚懒”。 听写生字时，如果马颖写对了，他们就大加表扬，或者奖励一角钱，让她去买冰棍买水果糖。布置的数字题，如果马颖错得太多，他们就又吼又叫，要她重新做一遍。有时该做的作业没有做，不该错的题目又错了，白素珍就会非常生气，对马颖又打又骂。 她歇斯底里地警告马颖：“别人有没有出息我不管。你如果老是这样不用心学习，将来没出息，我就与你同归于尽！我先把你打死，然后再自杀。一起死了，免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没有尾巴的动物。” 这些话吓得可怜的马颖泪如雨下，连大气都不敢出。 周末和节假日不上学，白素珍就把马颖带到红旗开关厂，利用上班的空余时间，辅导和检查她写作业。 要是赶上生产旺季，库房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白素珍担心马颖在库房里学习受影响，就让她留在家里，把辅导学习的任务交给老马。如果老马没有尽到职责，所作所为让她不满意，那后果就严重了。 白素珍会把满腔的怒火喷到老马的头上，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让你管马颖的学习，你为什么不听！你生的四个儿女没有一个有出息，你难道不感到羞耻吗？你难道不觉得丢了马家祖宗八代的人么？” 老马小声的辩解，说他刚刚去菜地浇水了，又切了一大盆喂鸡的蔬菜，还要煮饭、拖地、洗衣服，实在是太忙了，没顾及过来。 “谁让你去干这些事情？马红今天不上班，马军也没有去上学，你不会交给他们去做？家务事你大包大揽，让他们游手好闲，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该做的事情你不做，不该你做的事情你抢着做。结果，几个大的被你宠坏了，最小的又被你耽误了。你这个父亲怎么当得这么窝囊！” 老马一肚子委屈，又不知该如何发泄和解释。 正当他们为马红和马颖的事情而苦恼的时候，王加根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保定，还带来了他们从未谋面的孙女欣欣。 第一百一十二章 消除隔阂 王加根来保定的初衷，是想让欣欣在这里上幼儿园，但来后几天的所见所闻，让他完全打消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继父和母亲都在上班，还抚养着一大群孩子。三个弟妹又都不争气，马杰重新“回炉”读中专，家里的经济负担依然很重，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各种矛盾，扯皮拉筋的事情让两个老人内外交困。 他们自顾不暇，哪儿还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欣欣？更别说接送她去上幼儿园了。 意识到了这一点，王加根就不准备向母亲提欣欣上幼儿园的事情。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让欣欣在保定开开心心地玩几天。当然，爷爷和奶奶对欣欣的照顾已经非常周到了。 老马每天起得很早。 起床之后，就在厨房里悄无声息地忙碌。洗米，洗绿豆，用高压锅煮绿豆稀饭。小心翼翼地打开泡菜坛子的盖子，从里面捞出泡好的豇豆、萝卜条或者包菜，切成小段或小块，装在盘子或者碟子里。 厨房里大小不一的泡菜坛子有五六个，最大的足有半人高，像农村盛水用的大水瓮。等到稀饭压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关掉煤气，把高压锅抱到灶台上。然后，轻手轻脚地出门买早点。 干休所周边有很多小摊贩儿，炸油条、油饼，卖包子、馒头。老马根据家里过早的人数及各人的喜好，搭配着买几样。 返回干休所时，他再到门房取出预订的鲜牛奶。 回到家里，其他人就陆陆续续起床了。热腾腾的稀饭，脆生生的泡菜，再加上多种多样的面食。这样丰盛的早餐，王加根在牌坊中学是很难得吃到的。欣欣享受的待遇更高，那瓶鲜牛奶是她的专供。 牛奶在炉子上煮开之后，老马还会敲一颗鸡蛋里面。 过完早，马红开始涂脂抹粉，精心打扮，然后骑自行车去上班。马军则去公园练气功，治疗他的近视眼。白素珍拎起装有鸡食的塑料桶，催促马颖快拿上书包，母女俩一起去红旗开关厂。老马打过提前退休的报告后，就没怎么管事情。上班成了混钟点儿，往往是去办公室里转一转、晃一晃，就遛弯儿到集贸市场，买鱼肉，买蔬菜，买苹果、葡萄、桃子和西瓜，再到附近的商店里买点心和蛋糕。 看到老马拎着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回家来，欣欣总是高兴得眉开眼笑。这小东西也是精，自来保定之后，与老马特别亲近。只要老马在家里，她就围着老马转，要老马抱。如果老马故意躲猫猫，或者内急上厕所了，她就“爷爷，爷爷”地到处找。平时受了什么委屈，也往老马怀里钻，向老马告状。吃饭时，只要老马一个人喂，其他人喂饭喂菜她都不吃。饭后吃西瓜，她总是把切好的西瓜一个劲地往老马手里塞，其他人向她讨她都不给。老马因此乐坏了，脸上笑开了一朵花，还常常在外人面前炫耀，说他与孙女有缘分。 白素珍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欣欣很少叫她奶奶，也不要她抱，更不愿意跟她玩。她好心好意地喂饭，欣欣总是不吃，嘴巴抿得紧紧的不张开，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是不是你和红梅在家里教了的啊？”看到一岁半的小孙女厚此薄彼，白素珍心里不痛快，开玩笑地这样问加根，“肯定经常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 这是何曾的冤枉！ 教没教姑且不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听从大人的教导呢？说实在话，白素珍还是非常喜欢欣欣的，对孙女的照顾也算得上无微不至。看到欣欣的脑袋上长满了痱子，有空就给她擦痱子粉，喷洒花露水。为了尽快治愈那些讨厌而又瘆人的红疙瘩，白素珍几乎每天带欣欣去干休所卫生室，打针，抹紫药水。晚上睡觉时，只要听到欣欣哼一声，她就会一骨碌儿从床上爬起来，赶蚊子，开电风扇，轻轻拍打孙女的小肚皮。 白素珍有失眠的毛病，即使睡着了，睡眠的程度也特别浅，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马上醒过来。白天黑夜都在为孙女付出，却得不到孙女的喜欢，她怎么能够不失落？ 来保定的最初几天，王加根和欣欣一直呆在家里，只有早晚天气凉快，或者阴天没有出太阳的时候才出门。 王加根骑自行车带着女儿，在bd市的大街小巷上转悠，或者逛商场、游公园、看电影。这里的商场比花园镇和孝天市的大得多。像保定商场、人民商场、裕东百货大楼、保深百货大楼、京保百货大楼这些大型卖场，看上去都很气派。商品琳琅满目，行人熙熙攘攘。商场入口都挂有厚厚的帘子。掀帘进去，里面则特别凉爽——商场里面开着空调。王加根没什么东西要买，就带着女儿在里面“蹭凉”。 看电影也一样。保定的电影院基本上都是开着空调的，不像花园电影院，仅靠几个吊扇和栽在墙上的电扇吹风。热天在花园镇看电影完全是受罪，而在这里看电影则是一种享受。放映厅里一点儿也不热，还特别舒服，身上连汗都不会出。 不过，欣欣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公园和动物园。她能够在公园里荡秋千、滑滑梯、坐翘翘板，还有旋转木马、环行小火车和碰碰船。所有的项目都是她没有玩过的，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因此感到特别新奇，每一个地方都玩得不想离开。动物园里的好多动物，她也是第一次看到。老虎、黑熊、骆驼、豺狼、金钱豹、长颈鹿、驼鸟、孔雀……这些动物她以前只见过图片，现在终于见到活物了，别提有多兴奋。在隔着铁网观赏猴山时，一只猿猴看到欣欣手里拿着个大雪糕，馋得不得了，对着她又跳又蹦，故意跳起来吓唬她，还眨巴着眼睛，吓得欣欣直叫“怕”，后退着往王加根怀里钻。 看到女儿玩得那么开心，王加根倍感欣慰，觉得这一趟保定没有白来。不过，在享受城市现代生活的同时，他的心情也很不平静。 短短几天时间，他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别说欣欣，很多经历和感受，他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比方坐小轿车，在集体澡堂里淋浴，喝冰镇啤酒，坐在有空调的放映厅里看电影……他没有想到城市的孩子读书学费那么便宜，小学和初中每学期只要三块钱或者五块钱，而农村一般都得大几十。还有用电、用水、交通等方面的便利，农村都是没办法相比的。 难怪人们都向往城市生活，土生土长的农民都不愿意在农村呆。 “我这一生恐怕永远也难以挤进城市。只能在牌坊中学那样的农村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平平淡淡地过光景，无声无息地了此一生。”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有些悲观，同时又暗下决心，“我这一辈是没什么希望了，但无论如何要让欣欣成为城市人！”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到了加根父女俩返回湖北的日子。 白素珍向单位上请了两天假，打算在家陪陪加根和孙女。快十天了，她还没有正经八百地坐下来，好好地与王加根聊过天呢！ 这天，等老马、马红、马军出门之后，白素珍让马颖带着欣欣在客厅里看动画片，然后把王加根叫到卧房里，开始了母子之间的交谈。 白素珍问王加根来了这些天的感受。 “挺好！非常开心。” “真的吗？主要是因为什么？” 王加根很直白地回答：“我现在的心思都在欣欣身上。只要她玩得高兴，我就非常满足。” 白素珍又问王加根对这次来保定的接待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回湖北后别人问起来他会怎么回答。 “很周到。我已经过意不去了。”王加根这样讲，其实也是他的真心话。白吃白喝了这些天，欣欣每天都能喝到鲜牛奶，还有桃子、苹果、西瓜、饼干和点心，老马专门买回一瓶桔子汁，强调只能欣欣一个人喝（看来平日家里很少喝这东西）。周日休息时，爷爷奶奶又带欣欣去商场，买了一条裤子、一件裙子、一件上衣和一双凉鞋。昨天，老马专程去火车站买好了他们返程的车票，另带回了两斤蛋糕、一包点心、一袋酥饼和一包花生米，说是给加根父女俩在路上吃…… 王加根真的觉得母亲继父为他们花费太大，有点儿过意不去了。 白素珍说，面儿上她只能做到这样了，也不好给欣欣买太多的东西和玩具。她担心马红马军有想法，更怕因为这些事情产生口角。她私下里和老马商量好了，准备瞒过孩子们的眼睛，再送王加根一百元钱。让他去给方红梅买一件好看的连衣裙，余下的花在欣欣的身上。 王加根觉得没这必要，客气地推辞。 白素珍说，方红梅这次没有来，她和老马感到很遗憾。作为公公婆婆，无论如何对儿媳妇得有所表示。 王加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你姐给你写信了吗？”白素珍突然把话题转移到加枝身上。 王加根摇摇头。他沮丧地说，自加枝出国之后，他就没有收到她的只言片语，两人完全断绝了联系。 白素珍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尽管她也好长时间没有收到加枝的来信，但加枝两年多没给加根写信，还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你知道你姐为什么不给你写信吗？” 白加根疑惑地望着白素珍，试探性地问：“会不会是因为她出国时我们没送她什么东西，又没有给她钱？那时红梅正怀孕，我们欠着学校的账还没还完，的确有自己的难处……” “她怎么会计较你这些！”白素珍马上予以否定。 接着她又分析道，说加根与他姐在一起时，总是表现得很随便，经常拿她的短处调侃，又爱开玩笑，说话没大没小。这让性格严谨、做事说话钉是钉、卯是卯的加枝比较反感，认为弟弟对她不尊重，似乎有些看不起她。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加枝知道了王加根与白素珍之间闹矛盾，对加根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因此不愿意搭理他。 “我对她放弃大学教师的工作，去美国留学一直耿耿于怀。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到现在还是坚决反对。她出国前的那年春节，我们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搞得年夜饭都没有吃成。”回首往事，白素珍显得有些伤感，“我觉得她就是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快活，完全不顾及她的父母和家人。一个人跑得远远的，逃避对家庭的责任。她和张德林出国之后，也有好长时间不理我们。直到半年之后，才从美国寄来第一封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掀起了出国热。尤其是前往“人间天堂”美国，更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热恋中的加枝选择随男朋友张德林一起出国留学，应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大多数人看来，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喜事。出国长长见识，拿个学位，学门外语，这都是看得见的好处。更重要的是，她随男朋友出国，能够巩固和增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避免因长期分离感情方面出现变故。 偏执的白素珍想法却完全不一样。她觉得加枝十年寒窗考上大学太不容易了，毕业后分配在bj工作更是难得的机遇。放弃大学教师不当，却愿意去美国当一个家庭妇女，简直是疯了！说是“陪读”，其实就是去生儿育女、做饭洗衣。这十几年的书不是白读了？美国有什么好？美国人还不是得上班挣钱，还不是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美国人每天看到的还不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 张德林是公派留学生。按规定，只有配偶才能随他“陪读”，所以在出国之前，他和加枝就领了结婚证，简简单单地结了婚。 由于两人参加工作才一年多，没什么积蓄。张德林家在hlj鸡西煤矿，父母是煤矿工人，还扶养着好几个弟妹，帮不了他们。白素珍本来就对张德林印象不怎么好，加枝又固执地随他出国，于是迁怒于他，对他的坏印象又深了一层，压根儿就不同意加枝嫁给他。白素珍对加枝的婚事，能从简尽量从简，能节约尽量节约，可以说，“抠”到了不能再“抠”的地步。 她的想法很简单，家里的孩子那么多，加枝是第一个结婚的，不能开坏了头，以免将来两位老人难以承受。她甚至拿出加根作挡箭牌，理直气壮地对加枝说：“你弟弟结婚，我们还不是一分钱也没给！” 就这样，加枝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满含委屈走出了国门。 张德林就读的是美国新奥尔良州的一所大学。他们原打算两个人一起攻读博士学位，但上学不到一年，加枝就因为支付不起学费，停止了学业。美国消费水平高，德林每个月八百美元的奖学金，根本维持不了两人的开销。为了生存，加枝只有支撑着羸弱的身子，开始寻找工作。她先是为一位准备来华旅游的女士当家庭教师，教别人中文。后来，又到餐馆里打工。 他们的住房是租的。租住地距德林读书的学校很远。他每天早出晚归，中饭只能带到实验室里吃。加枝经常一个人在家，常常倍感孤独和寂寞。想生个孩子，又由于经济拮据，怕养不活，因此非常伤心。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如果混得不怎么样，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窘迫告诉亲人的。这也许是加枝不写信与国内亲人联系的原因，但白素珍体会不到这一点。因为收不到女儿的信，得不到女儿的消息，她就胡思乱想，担心，害怕，气愤，惶惶不可终日。 今年清明节前夕，老马去bj开会，白素珍搭他的顺风车去了一趟bj农业大学。加枝在这里读书和工作期间，她来过多次，结识了加枝的班主任，还有和加枝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同事和邻居。她想去找找这些“熟人”，看他们与加枝有没有联系，希望通过他们了解一些加枝在美国的情况。 虽然有一年多没来bj农大，白素珍还是凭记忆找到了加枝参加工作后住过的宿舍，见到了好几个过去的“熟人”。 这些“熟人”中有的已经认不出她了，她却能准确地叫出别人的名字。谈起加枝和张德林的现状，大家同样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知道。值得庆幸的是，“熟人”中有个男生说刚刚收到过张德林的一封信，并且翻厢倒柜地找了出来。他把信交给素珍，素珍如获至宝，仿佛突然见到了女儿女婿一样。尽管信很简单，她还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加枝张德林一切安好，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方便给加枝寄信，她又托那个男生帮忙写了好几个信封——没办法，她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第一百一十三章 移情别恋 王加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带女儿去保定的这段日子里，老婆方红梅竟然会自作多情地暗恋别的男人。 他们父女俩乘坐火车从保定回到牌坊中学时，方红梅也刚好结束面授学习，从孝天城回到了家里。 小别胜新婚。那天晚上，为了让王欣快点儿入睡，夫妻俩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放轻音乐，一会儿唱《摇篮曲》，好不容易把王欣引入了梦乡。确认孩子已经熟睡，两人便急不可耐地亲热，了却这段日子的相思债。 亲热过后，方红梅双肘支在加根结实的胸脯上，手托着下巴，突然泪流满面的抽泣起来。她哽咽着，哭着道歉，说自己对不起老公，因为在这次面授学习期间，她的感情分了神儿，单相思地喜欢过外县的一个男学员。 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万分惊诧，好像突然间不认识方红梅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 道出了内心的小秘密，方红梅似乎一下子轻松了，表现得坦然自若，非常平静地向王加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以往参加面授学习，打交道的都是来自同一县市的函授学员。大家在同一个县市工作，由同一个辅导员带队，因此显得比较亲近。而外县市的函授学员，尽管一起上课，一起就餐，彼此之间没什么交往，至多碰到了点个头、打声招呼。女函授学员因为人数少，不同县市的经常被安排在一起居住，彼此还算认识，方红梅与她们相处得也不错。不过，对于外县的男学员，她从来没有打过交道。 这次面授的情况与以往也差不多。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正值就餐高峰时段，餐厅里没有多少空位子，一个外县男学员就与方红梅坐在了一张餐桌上。 那男学员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显得比较老成。他坐下之后，先自我介绍，又主动与方红梅搭讪。两人开始了交谈。 第一次近距离与陌生男子接触，方红梅神情显得慌乱，有点儿局促不安。她回答问题比较简短，声音发颤，非常不自然。而跟她交谈的那个男学员则恰恰相反，思维敏捷，说话不紧不慢，言语风趣幽默，声音极有磁性。 因为有了这次交谈，方红梅记住了这个男学员，知道他叫蔡东明，来自应城县第二高级中学，是个语文教师。 自此之后，蔡东明的音容笑貌就时常浮现在方红梅的脑海中。 上课或者吃饭的时候，她开始在人群中搜寻蔡东明的身影。在她眼中，蔡东明身材高大魁梧，相貌英俊潇洒，言行绅士得体，举止风度翩翩，身上全是优点。目之所及，常会让她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太帅了！生活中竟然有这样的极品男人。 “他结婚了吗？从年龄上看，他肯定已经成家，并且做了父亲。那么他老婆是干什么的？长得好不好看？能够拥有这么优秀的丈夫，肯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方红梅天天这样胡思乱想，后来竟然为这个不相干的男人吃不香、睡不好，经常在梦中与他相会。 “我这是怎么了？我们只能算一面之交。未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可我是有家庭、有老公、有孩子的已婚女人啊！我不爱自己的老公了么？我移情别恋了么？”这样扪心自问，方红梅常会产生一种深深的负罪感，觉得对不起王加根。 她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个蔡东明，但脑子又不听使唤，难以控制感情的洪水放纵奔流。 “有时，我真想主动去找他，说出自己对他的暗恋。”方红梅显出非常痛苦的样子，一脸诚实地对王加根说，“我整天像神经病一样，其实是自作多情，别人什么都不知道。这种单相思的痛苦折磨得我好难受。我想，要是向他讲出来了，或许会觉得好一些。但真正看到他时，我又没有勇气这么做。我怕被他拒绝，遭到耻笑。更害怕因为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做出荒唐的事情，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真的好难受。” 听过老婆如泣如诉的陈述，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 首先当然是愤怒。他甚至认为方红梅不可理喻，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不过，他并没有责备方红梅，连一句不满的话都没有讲。 睡在旁边的王欣突然哼了一声。 两人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慌慌张张地穿好自己的内衣。 王欣并没有醒，也没有睁开眼睛。她可能是在做梦，脸上浮现出非常安详的笑容。 王加根为女儿拢了拢毛巾被，又把老婆揽入怀中。 他抬起手掌，抹了抹方红梅脸上的泪水，轻轻地揪住她的鼻子，用委屈的语气嗔怪道：“没良心的东西！我和欣欣天天想你，欠你欠得发疯。你倒好，不想我们也就罢了，还去想别的男人。” 方红梅苦涩地笑笑，不好意思地把脸贴在王加根的胸口上，撒娇地哼哼着向老公道歉，又说了一声“对不起”。 第二天，方红梅就带着女儿回她的娘家方湾菜园子村了。 王加根一个人留在牌坊中学补课。送走了老婆和女儿，留在心上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麻，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他不怀疑方红梅的坦率和忠诚，但还是有一种大厦将倾的危机感。 已婚女人爱上别的男人的事情在小说中并不少见。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小说里的包法利夫人，《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这些红杏出墙的女人，有的是主动投怀送抱，有的是被男人缠得没办法而缴械投降，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她们对自己的婚姻有不满意的地方，家庭生活或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现在，方红梅也试图追随那些“堕落”的女人。这说明她和王加根之间可能也出现了问题。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经历就在王加根脑海中如同放电影般浮现，促使他开始认真地检视和反省。 他和方红梅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同学，同班同桌，两人恋爱完全是出于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恋爱的基础只有爱情，不存在金钱、地位、权势或其他庸俗势利的东西。为了能够走到一起，他们排除了那么多干扰和阻碍，甚至不惜牺牲亲情和友情。 结婚时，他们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后来又遭遇生小孩难产、大人患病等多种灾难，夫妻俩并无悔意和怨言，而是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含辛茹苦，相互帮扶着过光景，并且一直在为改变现状而努力。 眼下，他们都成了牌坊中学骨干教师，工作能力和业绩到得普遍认可。奔文凭也比较顺利，王加根有望下半年拿到专科文凭，方红梅再过一年半就本科毕业。他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既定目标迈进。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两人对未来满怀憧憬和希翼。坚贞不屈的爱情，积极向上的态度，拼搏进取的精神，温馨和睦的家庭。没什么问题呀！ 莎士比亚说，得到爱情就拥有了世界上的一切财富。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一切财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会不会是外界的影响，让方红梅心理上产生了变化？ 一个人在恋爱和结婚时往往是很感性的，为了至高无上的爱情，可以鱼死网破，可以奋不顾身，但真正成家之后，过起日子来就会回归理性。一日三餐，吃喝拉撒，生儿育女，柴米油盐。这些实实在在的需求，开始取代“爱情”。女人到这个时候才会明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方红梅对婚后生活的不满意，当然不是因为没衣穿没饭吃。两个公办教师组成的家庭，简单的温饱还是不成问题的。她失落，主要还是由于攀比心理引起的。 如果她没有读本科函授班，没有外出参加面授学习，一年上头关在农村学校里唱“园丁之歌”，不接触外面精彩的世界，或许她会和牌坊中学的大多数教师一样满足，自得其乐。问题是，她走出了牌坊中学，去过更大的地方，认识了更多的人，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产生了更多的欲望，对生活就有了更高的目标和追求。 她并非不切实际地胡思乱想，也不是贪得无厌地“这山望着那山高”。她的参照系或者说攀比的对象，就是师范的女同学和函授的女学员。池中月、马静、岳小晶、王莉，这些与她能力和水平差不多的女同伴，一个个都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为什么唯独她就应该呆在农村？她也是凭本事考上的孝天县师范学校和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班，为什么她的衣食住行处处不如人？ 每次参加面授学习，看到其他女学员穿的衣服、背的包包、戴的首饰、用的化妆品，她都望尘莫及，因此感到自惭形秽。而一旦听到她们谈论自己的家庭、公公、婆婆、丈夫和孩子，方红梅只能沉默不语。别人住的是楼房，看的是彩电，听的是组合音响，用的是空调、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别人的公公有权有势又疼媳妇，丈夫英俊潇洒又无微不至地爱妻子。别人的孩子三岁前能进托儿所，三岁后能进幼儿园，星期天能跟着爸爸妈妈逛公园，平时爷爷奶奶争着带，外公外婆抢着疼…… 而她呢？公公婆婆倒都是“双份”，但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喜欢她，更没有谁能够帮助她。丈夫和她一样，只是个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要样子没样子，要条子没条子，教书没教出名堂，写作没写出狗屁。工作好几年了，仍然呆在孤坟野庙一般的农村中学里。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还没有一个摆地摊的小贩收入高。菜一买，柴米油盐一买，别说买新潮服装高档化妆品，给孩子买水果零食都得精打细算。一日三餐，缝补浆洗，扶侍丈夫，照料孩子，再加上辛苦的工作，她天天如陀螺一般地旋转，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人面黄肌瘦，皮肤粗糙，和女同伴们在一起，总是不好意思伸出手来与别人相比。 方红梅最感痛心、最觉得可怜的，还是他们的女儿王欣。 出生时遭遇难产，经三天三夜垂死挣扎，才来到这个世界。不满周岁就断了奶，和大人一样吃粗茶淡饭。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单另为她做吃的。能走会跑了，又只能在没有小伙伴的“大人王国”里生活，傻乎乎地在孤寂的校园里面东游西转。每次带她去花园镇，遇到同龄的小朋友，她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玩得不想离开。大人见状，总是难过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 一想到女儿的悲惨境况，方红梅心里就绞痛，叹息她们母女俩命苦。她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还不是因为家里的男人没本事！ 方红梅坚定不移地认为，王加根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作为丈夫和父亲，你不能让老婆在外人面前昂首挺胸，你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和生活环境，那就是你的无能！你自己受苦受累那是活该，但不应该连累老婆和孩子。无数次，方红梅把满腔的愤怒和怨恨泼向王加根，甚至恶毒地骂他“白占了一个指标”，枉为男人！ 因为心怀不满，曾经在方红梅眼里完美无缺的男神，现在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身高只有一米六五，那么矮，还上身长下身短，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走路老爱迈“外八字”，又不注意抬头收腹挺胸，佝着个腰，像个小老头儿；没有胡子，皮肤太白，奶油书生味太重，没有高仓健、达式常、王心刚那样的男子汉风度；性格倔犟，脾气又臭，不会体贴人，总是要老婆来哄。 想起这些，方红梅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甚至常常骂自己当初瞎了眼睛！平日只要与王加根闹矛盾，吵架之后打冷战，她就不想在家里呆了，盼望着早一点儿出去面授。而面授学习快结束时，其他女学员归心似箭，她却显得很平静。尽管对女儿满怀思念，但想到回家之后又要置身于那种孤寂破败的环境，开始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就不寒而栗，希望面授的时间能够延长。 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函授学员们也会谈到爱情、婚姻和家庭。时下有个比较流行的观点：爱情需要更新。看到池中月如换衣服一般地换男朋友，看到已婚的男女学员逢场作戏，暧昧调情，方红梅最初总是嗤之以鼻，但后来观念似乎发生了改变。有时，甚至为没有男学员向她讨好、与她约会而感到自卑。 当王加根对她的这种堕落意识予以声讨时，她还振振有词地进行反击，问王加根：“你并非我的靠山，也没有带给我想要的幸福，连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都难以提供。除了丈夫的名义，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忠贞不渝？你有哪一头值得我为你守身如玉？” 王加根被噎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相信方红梅只是说说而已，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可这次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了。 方红梅不只是牢骚、愤懑、烦恼、痛苦和矛盾，而且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心里惦记着别的男人，甚至想过主动向别人表白。 怎么办？怎么办？面对这种危险的苗头，王加根以往的自信瞬间土崩瓦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劈头盖脸地臭骂？恼羞成怒地教训？痛哭流涕地央求？苦口婆心地劝说？失去理智的拳脚相加？或者主动提出离婚？ 显然这些都不会成为王加根的选择。 他并不认为方红梅“安娜式走神儿”全部是方红梅的过错。作为丈夫，不能让老婆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那就是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作为父亲，不能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那就是不称职的父亲。想到这一点，他感觉万分的羞愧、内疚、苦恼和难受。 能用什么办法改变现状？怎样才能让老婆孩子过上好一点儿的光景？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王加根。可他既无钱财，又无门路，学历平平，才疏学浅。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有时王加根想，如果有谁能够把方红梅调到孝天城或者花园镇，能够帮忙解决王欣上幼儿园的问题，他宁愿倾家荡产，奉送家里所有的财产。但转念一想，他家里的所有东西加在一块儿，也值不了几个钱，别人未必看得中。 “那就让我卖肾！就算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一筹莫展的时候，王加根也想过离婚。既然自己没有能力让老婆幸福，那就放手嘛！何必两个人捆在一起难受。要是他们没有孩子，他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可现在绝对不行。 王加根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的，知道“没妈的孩子”或者“没爸的孩子”该有多么可怜。他不能让王欣步自己的后尘。 就算含垢忍辱，也要让王欣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长大成人。 第一百一十四章 自费中专 开学没几天，牌坊中学就出了一件大事情：体育教师程彩清被公安局抓走了！ 警察来抓人时，还抄了程彩清的家。 现场搜出三个存折和八百多元现金，还有麻将、长牌、牌九、骰子之类的赌具。这件突发之事自然成了爆炸性新闻，在牌坊中学以及周边的学校和乡村里传播，并迅速扩散到整个花园地区。 程彩清涉嫌赌博犯罪，既聚众赌博，又参与赌博，据说可能要判刑。打麻将也会坐牢？人们在议论纷纷的同时，感到无比惊讶。平时有人打麻将被公安局抓到，至多交几个罚款，或者被拘留几天，没有听说谁因为打麻将坐牢的呀。眼见程彩清倒了霉，熟悉或认识他的人表现也各不一样。有的兴奋，有的同情，有的惊恐，有的担心。特别是那些曾经和他同场竞技、参与过抹牌赌博的“战友”，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拨萝卜带出泥，把自己牵扯进去。 程芸的表现却有点儿出人意料。 按说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女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要么伤心欲绝地以泪洗面，要么关门闭户羞于见人，但程芸看上去却非常平静。她既没有回娘家诉苦，也没有回婆家避难，仍然带着两个女儿住在牌坊中学。白天她总是故意敞开大门，把家里的录音机打开，播放节奏感极强的流行歌曲，让音乐在校园里飘荡，有时还随着音乐哼唱几句。出门提水、洗菜、涮衣的时候，时常横眉鼓腮，吊着个脸，见到谁都不理不睬，似乎牌坊中学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她的敌人。在家里拖桌子、搬凳子、开门、关窗户格外下劲，老是弄得乒乒乓乓的响。隔不了一会儿，她就抄起家里那把高梁穗编成的笤帚，打扫家门口的卫生，故意弄得尘土如浓烟翻滚，随风飘进邻居家里和初一年级两个教室里面…… 遇到这种没素质的邻居，王加根和方红梅也很无奈。 讲道理肯定毫无用处，他们也就不去与她计较。平心静气地关上自家门窗，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只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他们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因为暑假期间得到一个坏消息：腊梅今年高考又名落孙山。不过，她的总分数距中专录取线相差不远，还有希望上自费中专。定向录取学校为孝天地区财贸学校，需要一次性交纳学费一千五百元。面对这么大一笔费用，家里两位老人愁得头发又掉了不少。 腊梅哭天抹泪，说自己不去上自费中专了，要么继续复读，要么回家种田。可复读同样要花钱，还不知复读一年之后又会考得怎么样。更主要的是，这女子读书眼睛都快读瞎了，继续在高中拼命，恐怕身体吃不消。如果回家种田，那十几年的学不是白上了？ 两个老人商量后达成共识，砸锅卖铁也要送腊梅去上自费中专。他们把今年新收的棉花全部卖掉了，接着开始找亲戚朋友借钱。另外，腊梅考上中专是喜事，家里可以过客，从亲戚朋友那里收到一些份子钱。把卖棉花的钱、借到的钱和有可能收到的礼钱加在一起，估计能够凑到一千元。 “剩下的五百元钱就靠你们了。”方父对正在菜园子村过暑假的大女儿红梅说，“你回去跟加根商量一下，无论如何要帮帮你妹妹。敬武以后就不用你们管了。他不是读书的料子，就让他回家种田。我和你妈养了你们兄弟姐妹四个，不能说身边一个也不留。” 方红梅面有难色，没有马上回答她爸。 家里有多少积蓄，她心里一清二楚。就算倾箱倒箧，他们也拿不出五百块钱来。欣欣出生后，他们才还完欠学校的账债。接着就商量着应该给女儿存点儿钱，以备将来读书上学或者有其他急需时用。 钱就是这样，放在手里不知不觉就花掉了，存钱必须下狠心。他们到花园镇上的银行去咨询，别人向他们推荐了一种“零存整取”业务。每月固定存上一笔钱，可以约定存一年、三年或者五年，到期后一次性支取本金和利息。这种存款方式五元起存，利率按整存整取存款的六成计算，比活期存款要高得多。 夫妻俩咬咬牙、狠狠心，决定每月存上三十元，约定存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后，存款就能够突破一千元。就这样，从欣欣满百日的那个月起，王加根领了工资就往花园镇跑，首先到银行把那三十元钱存下，再来安排其他的花销。 算下来，他们已经存了一年零两个月，存折上应该有四百二十元钱。这就是她和王加根两个人参加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现在让他们全部拿出来，她的确有点儿心疼。况且，就算全部给腊梅，也凑不够五百元，还不知道王加根会不会同意。 “姐！你和姐夫帮帮我。我将来会报答你们的。”腊梅红着眼睛开了腔，又补充道，“全当是我向你们借的，等我工作了再还你们。” 方红梅听到这儿，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说：“我们尽力！我们也没这么多钱，还是得找人借。等我回花园后，和你姐夫商量一下怎么弄。反正自费中专报名要等到十月份，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开学这几天，王加根和方红梅一直在为借不借这五百元钱给腊梅闹矛盾。各人摆各人的道理，达不成统一意见就争吵。他们自己的心都操不完，哪儿有心思管两旁世人的闲事？ 程彩清抓走的第二天，程芸找过牌坊中学代理校长张仲华。要求学校领导出面做工作，去公安局把她男人弄出来。 张仲华不加思索地回绝了，并提醒程芸：这不是治安处罚，是刑事案件！程彩清已经触犯了刑律，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学校出面说话根本就不起作用，还会落个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 “抹牌赌博又不只我们家彩清一个人！凭什么其他人都没事，只抓他一个人？”程芸理直气壮地质问道，“要倒霉大家都倒霉！学校不管是？我也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就算枪毙我们家彩清，我也要找几个垫背的。” 接下来，三天两头就有人被派出所叫去“协助调查”。 这些人都是曾经在程彩清家里抹过牌、赌过博的。一旦被请去了，就不能利利索索地回来。公安局一定要家属去交罚款赎人。 牌坊中学有好几个教师被请去过，包括邹贵州、赵乾坤、张仲华和已经借调到孝天市教委工作的丁胜安。还有其他学校的教师，以及花园镇和附近村庄的赌徒。这些人知道自己是被程彩清两口子“出卖”的，因此对这一对狗男女恨之入骨。他们交过罚款、写过悔过书、灰头土脸地回来后，见着人就骂程彩清和程芸不是东西。 “检举！举报！报出的人越多，说明你程彩清赌博的次数越多，影响的范围越大，你的罪行就越重。自以为罪不罚众，其实是他妈的蠢猪！”邹贵州谈起疯狂报复的彩清两口子就恼羞成怒，无数次这样发表自己的观点。 那些侥幸还没有被公安局传唤的“漏网之鱼”，见到程芸就绕道儿走，唯恐避之不及，不敢与她靠近。 只有王加根和方红梅平静如常，安然无恙。他们从不染指抹牌赌博，一次也没有参加程彩清家的“狂欢”，因此不担心警察来请他们。 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看到程芸如过街老鼠，人人见了都讨厌，想起这婆娘往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恶行，方红梅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觉得大快人心。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人在做，天在看。上天还是长着眼睛的！”她象个哲人般地总结道。 不过，提起弟妹升学考试的事情，她又抱怨菩萨不开恩。 妈妈那么虔诚地去木兰山烧香，腊梅和敬武还是一个也没有考上。敬武落选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家里人都没有作他的指望。腊梅没考上，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她初中四年，高中四年，加上小学五年，已经读了十三年的书，今年又是第二次参加高考，怎么会连中专录取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呢？ 经过无数轮唇枪舌剑的争吵，王加根还是顶不住老婆的软硬兼施，缴械投降，答应赞助腊梅五百元学费。他去银行提前支取了那笔零存整取的存款，又交出白素珍送给方红梅买连衣裙的那一百元钱。凑够五百元，送到方湾菜园子村，交给了小姨子。 贡献出这五百元钱，他们又成了穷光蛋。 仅剩下的几十块钱，得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下个月工资要等十几天之后才能发。马上就是中秋节，也没办法给父母买点什么。面对窘境，他难免心生怨恨。 王加根觉得，岳父母对子女厚薄不均，心太狠，完全不体谅他们。似乎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在教书，家里就富得流油，动不动就起心盘剥他们。而对家里的长子方敬文，却总是有求必应。无论敬文的需求合理不合理，他们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满足。平时纵容儿子在外面恣意挥霍，搞得家里如狗子舔过一般干净。现在到了腊梅上学要花钱的时候，又把本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抛给他们。方红梅也是一样，遇事只为她娘家人着想，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小家庭。有这样的岳父母和老婆，他们想给欣欣存钱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为了那每个月三十元的存款，这一年多他们节衣缩食，可以说是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一点儿血汗钱。看到方红梅每天要洗一大脚盆衣服，如服苦役一般地在搓衣板上挥汗如雨，王加根曾想过买一台洗衣机，让她不至于那么辛苦和劳累。可买洗衣机的话，“零存整取”的计划就会泡汤，因此他还是狠着心忍住了。 现在倒好，洗衣机没买成，存的钱也没了——连银行账户都销了。 “去他妈的！以后再也不存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何必苦了我们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花个精光，免得老是让人惦记。夫妻俩如果只有一个人为小家庭着想，想好也是好不起来的。要穷大家一起穷，穷得睾丸打凳儿响。等这个月工资发了，多少给父母寄点钱。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我们总得表示一点儿心意。” 想起母亲和继父老马，王加根满怀感激和歉意。 送他和欣欣回湖北的那天，在保定火车站候车室里，白素珍突然问加根：“都要回家了，你怎么不向我提欣欣上幼儿园的事情？” 王加根惊讶地望着母亲，非常纳闷儿。 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白素珍说，加根到保定没几天，她就收到了方红梅写来的一封信，知道了他们父女俩此行的目的。 “你为什么一直不对我讲呢？” 王加根如实相告，看过家里的情况，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说了只会让老人更加为难，所以就没有提。 “那你回家后如何向红梅交待呢？” “实话实说。我相信红梅还是能够理解的。” 听儿子这么讲，白素珍也很感动。 她说，家里的情况加根已经看到了。加枝远走高飞，跑到美国去之后，再也不管家里人的死活。出国两年多，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甚至连信都懒得写。马杰工作八年了，既不帮助家里，自己也没存上几个钱。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至今还是单身。叫他调回保定工作，他又总是不肯，说是不愿意离家里太近。说白了，还不是怕为家里承担责任，不愿意为老人分担忧愁。上班上得好好的，又去读什么中专。将来中专毕业了，很有可能分配到广西柳州的穷山沟里开挖掘机。 暑假刚开始，马杰就从浙江建德回了保定。当时，家里正在为陈凯勇这个流氓生闷气。因为陈凯勇见组织上没有处理他，就变本加厉地与白素珍作对，简直到了骑在她脖子上拉屎拉尿的地步。 老马和白素珍见人高马大的马杰回了家，就愤愤不平地向他控诉陈凯勇的恶行，指望家里的长子为父母主持公道，为妹妹报仇雪恨。 结果呢？马杰不仅没有去教训陈凯勇，反而与他哥们儿相称。一起打牌，一起喝酒，一起唱歌跳舞。 老马见此，气得浑身发抖，质问大儿子：“陈凯勇品质那么差，玩弄你妹妹，欺负你父母，你为什么还和他搅在一起？” 马杰用四川话回答道：“我和他之间又没啥子矛盾。” 白素珍一听就火了，扑上去抽了马杰一耳光，怒不可遏地骂道：“你简直不如一条狗！狗还知道看家护院，见到主人受欺负，就去咬那欺负主人的人。你却黑白不分，吃里爬外，是不是连畜生都不如？” 马杰捂着火辣辣的脸庞，对父母横眉鼓眼。他清理好自己的衣物，气冲冲地甩门而去，离家出走了。 “马杰走的第二天，你和欣欣就来了，所以你们就没有遇见。”白素珍看了一眼候车室墙壁上的电子钟，加快说话的语速，“姓马的几个孩子读书都不中。窝囊，蠢笨，不争气，歪心眼还特别多。你继父人又太老实，在干休所没人把他当所长，在家里也没有父亲的权威。他申请提前退休的报告，已经批下来了。干休所准备返聘他当门卫，每个月可以多领八十元钱，但必须整天守在门房里，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 回到欣欣上幼儿园的问题上，白素珍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和苦衷。 她说，爷爷奶奶带孙女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们这样的家庭太特殊。家里的孩子一大群，欣欣是孙子辈的第一个。如果他们带欣欣上幼儿园，开了这个头，以后的局面就难以控制。无论是外孙还是内孙，拒绝哪个都不行，还不把两个老的累死了？ 客观上讲，欣欣在保定上幼儿园也不是太方便。干休所地处郊区，附近没有像样儿的幼儿园。最近的一家，骑自行车也得走半个小时。而且还是村办的，条件差不说，又不接受全托。她要上班，老马要看门，马红又指望不上，家里没有人手接送。 “更重要的是，孩子还是由父母带着比较好。这样能增进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白素珍深有体会地说，“你和红梅都是教师，家庭环境好，又住在学校里，这些对欣欣的成长和智力开发都是有好处的。在幼儿园里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那么多农村的孩子没上幼儿园，还不是照样考上好大学、照样成名成家？逆境出人才。艰苦的环境更能锻炼人，更能磨练人的意志。” 听着母亲的絮叨，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 他也很生方红梅的气，认为她不该写那封画蛇添足的信给母亲。 临上车时，白素珍把装有一百元钱的信封塞进了加根的口袋。 这笔本应给方红梅买连衣裙，却送给了腊梅上自费中专。 第一百一十五章 教师职称 中小学教师也可以评职称了！这可是一件稀罕事。 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大学教师能够评职称，担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之类的职务，还从来没有听说中小学教师评职称。 直到一九八六年，国家制定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这项政策出台后，首先是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今年秋季开学，才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开。 政策落实到牌坊中学时，学校里每个教师都很激动，也很期待。 中学教师职称从高到低划分为五档，特级教师、中教高级、中教一级、中教二级和中教三级。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分为四个工作流程：个人申报、考核推荐、专家评审、学校聘用。 不同档次职称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条件，比方学历必须达到多高，教龄要求多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硬件”。如果“硬件”满足了相关级别职称的要求，教师就可以按规定程序申报，但申报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评上。因为“硬件”毕竟是最低门槛儿，满足相关要求的教师比较多，而每一个级别的职称数量都有总量控制，学校只能按照核定的数量，实行差额推荐。 推荐谁？推荐之后谁能否评上？主要靠“软件”说话。 说是“软件”，其实也能够量化，可以进行比较的。得过什么奖励？发表过多少论文？教学效果怎么样？所教的学生升学率多少？学生在各种竞赛中获得过什么奖项？诸如此类。 只要是能够为评职称加分的项目，都可以提供。申报人必须同时提交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于是，大家翻箱倒柜，找出那些皱巴巴的奖状、散发着霉味的荣誉证书、纸张发黄的样报样刊。这些往日不怎么值钱的玩意儿，瞬间价值倍增，让人如获至宝。 如果某个证书一时间找不着了，当事者就会急得恨不得拿脑袋撞墙，或者迁怒于家人，责怪他们随便动自己的东西。即使已经确认丢失，他们仍不死心。认真回忆证书或奖状的颁发单位和机关，不辞辛苦的前往，希望别人能够补发，或者出具相关证明。 毫一夸张地讲，这段日子每一个教师的神经都高度紧张，为增加职称评定的筹码，忙得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毕竟职称高低直接决定工资的等级，关系到将来每个月薪酬多少。 牌坊中学教师学历水平整体不高。全校还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连职后进修拿到大专文凭的都没有。最高文凭是中专或高中。 本来，王加根最有希望成为全校第一个拿到大专文凭的，可惜他马失前蹄，阴沟里翻了船——自学考试最后一门课程《政治经济学》挂了。虽然上半年补考及了格，可汉语言文学专业又新增了《逻辑学》。增加的这门课程今年十月份才能报考，就算顺利过关，拿文凭也要等到明年，赶不上已经开始的教师职称评定。 据负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的肖玉荣讲，如果王加根有大专文凭，他这次就达到了申报中教二级的条件。而现在，他只能申报最低档次的中教三级了。鉴于全校教师都没有达到“专科教初中”的要求，“硬件”比拼就变成了比教龄。谁参加工作早，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长，评定职称的胜算就比较大。 “文凭不达标是最吃亏的。我们学校教龄最长的是黄老师，再往下数就是张校长、宁主任和我。”肖玉荣继续宣讲有关政策，“我们四个人按规定也只能申报中教一级，都不够申报中教高级的条件。” “谁说的？”张仲华接过话茬，并且提出异议，“我就有资格申报中教高级职称。” 他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申报中教高级最起码要有大学本科文凭。张仲华凭什么说他有资格申报？ 张仲华猪肝色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不紧不慢地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看看！这是什么？”他把毕业证书打开，摊在桌面上，让那些不服气的同事们鉴定。 毕业证书是湖北大学颁发的。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学生张仲华，性别男，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生，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在本校地理专业业余学习，修完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 这是怎么回事？张仲华什么时候参加过湖北大学地理专业本科业余学习？他是从哪儿弄到的这张本科毕业证书？假的！肯定是花钱买的，找那些“办证”的街头小贩伪造的假文凭。 “咋？怀疑文凭的真实性？可以去查嘛！”张仲华的语气比钢筋水泥还硬，“如果查出我的毕业证书有问题，本人愿意承担任何党纪政纪处分。坐牢枪毙都行！” 见张仲华这么硬气，大家又不敢置疑。不过，对这张文凭的来历，还是感到好奇。 张仲华端起桌上的玻璃水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茶水，接着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这张文凭的来历。 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的张仲华报考了武汉师范学院地理专业本科函授班，并侥幸被录取。办理完入学手续，参加过两次面授学习，这期函授班就停办了。此后，也一直没有复过学。 那些年，高等院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都难以为继，像函授班这种业余学习自然也会受到冲击。张仲华原以为自己拿文凭的愿望泡了汤，没想到，前不久他突然收湖北大学的通知，说按政策规定，他们那届函授班学员可以补发文凭。起初他还不相信，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去了一趟武汉，结果还真有其事。 “难怪前段日子你三天两头往武汉跑，原来是办这事！”肖玉荣恍然大悟，“平时你总是咋咋乎乎的，这事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过？” 张仲华得意洋洋：“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 教师们听到这里，心里都有些酸溜溜的，谈不上惊喜，反而嫉妒张仲华走“狗屎运”。 教导主任宁海涛有点儿不服气：“如果这种情况能够补发文凭，方红梅五年本科函授已经读了三年，也应该算专科学历。” 肖玉荣马上摇头：“肯定不行！学历必须以毕业证书为准。业余自修如果还没有毕业，不能算同等学历。” 就这样，牌坊中学最终只有张仲华一个人申报了中教高级职称。 与张仲华的得意洋洋形成鲜明对照，英语教师邹金桥则对申报职称感到非常为难。他的工作关系在邹肖小学，近几年又在牌坊中学代课。按政策，邹金桥既可以向邹肖小学申报小教职称，也可以向牌坊中学申报中教职称。 根据他的学历和教龄，在小学可以申报小教一级，而在中学只能申报中教三级。从职称高低考虑，他应该选择到小学申报。可问题是，如果他评定的是小教职称，将来只能回到小学去教书。由于小学没开英语课，他还得改行教其他的课程。这显然不是邹金桥所希望的结果，因此感到很纠结。 还有一个更不幸的人，那就是牌坊中学德高望重的黄老师。 黄老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多年，虽然学历不高，按规定还是可以申报中教一级，按说也不错。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黄老师忙忙碌碌地准备申报资料的时候，他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去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他患上了口腔癌。好在癌细胞还没有大面积扩散，及时做了手术，上齿龈基本上被切除了。 这段日子，黄老师只能躺在病床上，吃饭、说话都不方便，情绪异常低落，有时思想上的疙瘩解不开，就想自寻短见。职称不职称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恐怕他以后再也回不了学校，上不了讲台。 喜的喜，愁的愁，悲的悲。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都在职称评定过程中上演，如同一面精彩纷呈的西洋镜。 王加根和方红梅同样也是镜中人。 他们只够申报中教三级的条件，因此显得比较平静，也没有把评得上评不上太当一回事。反正他们都在奔文凭。等大学文凭拿到手，自然能够晋升到更高的职称。对于这一点，两人都比较自信。 这段日子让夫妻俩感到苦恼的，主要是王加根的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与别人吵架。 也可能是因为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常常让王加根心情烦乱，郁郁寡欢。想想也是，老婆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其他的男人，多年省吃俭用存的几个钱又给了腊梅读自费中专，仅这两件事就够他闹心的。 这一学年，他继续教初三（1）班的语文课，兼任班主任，继续担任牌坊中学团总支书记和语文教研组组长。几年努力，他已经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正在向学校领导层靠近。 新学年刚开始，事情多如牛毛，他恨不得学会孙悟空的分身之术，一个人当成几个人来用。还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十月下旬就要开考，只剩下个把月时间。他这次报考的是专科段的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合格了就能毕业，不合格则要等到下一次补考。 生活上的事情也不如意。王欣还是没人照顾，上幼儿园的事没有着落。方红梅耿耿于怀，动不动就挑婆家人的刺儿。她叹息王欣连两个姑姑都不如，加叶加花还能在江汉农场上幼儿园。 还有小舅子敬武。他想继续在牌坊中学上学，也可能是惦记着英子，这段日子经常在花园镇附近出现，像个幽灵似的在牌坊中学周围转，有时还在部队抽水房里过夜…… 上个礼拜，王加根接连收到白素珍和王厚义的来信，内容说的是同一件事情，让他回王李村去找买主，想办法把老屋卖掉。在卖房所得款项的处理上，父亲和母亲的安排完全不一样。 白素珍叫王加根拿卖房的钱去请保姆帮忙他们带孩子。也算是她和老马的一片心意，以弥补他们不能带孙女的缺憾。 王厚义叫王加根找好买主就去江汉农场，父子俩一同回王李村卖房。卖房的钱全部由他带走，存进潜江那边的银行，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需。 两相比较，王加根当然觉得还是母亲对他好。 但是，想让白素珍的想法变成现实，谈何容易！外人都知道这宗房产一直在扯皮，产权归属还没有定论。谁又愿意买一栋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房屋呢？要是王加根回王李村卖房，别人更不敢买。 别人会这样问：“你父母亲还在世呢，哪儿轮到你当家卖房？” 当然，就算有人买房，王加根也不会参与这件事情。他早就声明过，不要祖上留下的房产。更何况，他哪儿有时间去找什么买主啊！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情让他焦头烂额，正事都忙不过来。 王厚义的来信虽然简单，但内容的变化却比较微妙。记得他此前来信谈过卖王李村老屋的事情，也说把卖房的钱存入银行。但在钱的用途上，当时是说“以备家里大人小孩将来急需之用”，而这次却改成了“以备他将来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和加花生活之用”。 王加根看过信之后，就知道这是三叔王厚道代写的。也只有王厚道能把话说得这么直截了当，蛮横无理。他们的意思非常明确：王李村的房子卖也好，不卖也好，都与你王加根没有关系。 既然王厚义认同厚道的观点，说明他的确没有作王加根的指望，准备向儿子摊牌。意识到这一点，王加根非常生他爸的气。 祖上留下的老宅被你拆了，大房改小房，余下的木料、砖瓦、家具被你败了个精光。现在剩下这么几间土砖屋，你也没有想到给我留下什么。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儿子么？我声明不要房子，那是我的高姿态，但你这样说就是不尽人情！ 一直把自己置身于房子之外的王加根，突然又想参与其中。要么阻止他爸王厚义卖房子，要么支持他妈白素珍继续打官司，让法院来判定这房子究竟归谁所有。 脑子里整天塞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二十出头的王加根的确感觉很累，有时不堪重负，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这种状态下，再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他怎么可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天，王加根在自家后院子里清理乱石和杂草，准备向妈妈白素珍学习，整理出一块能够种菜的地方。 代理校长张仲华突然兴冲冲地来找他。 张仲华先是对王加根利用后院子种菜的想法大加赞赏，说在家里种的菜新鲜，吃着让人放心。他还建议王加根在后院子里养几只鸡，将来吃鸡蛋就不用去街上买了。 扯完这些闲话，张仲华才说出自己前来的真实目的。他希望王加根帮他撰写一份申报高级职称的报告。 “中教高级指标少，而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又很多，竞争太激烈了。”张仲华通报完面临的严峻形势，又近乎讨好地恭维王加根，“我知道你笔头子硬，所以想请你出马，帮我弄一份高质量的申请报告。有你妙笔生花，肯定能增加不少胜算。” “没时间！”王加根不假思索地回答，语气相当不友好。 张仲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颧骨上的肌肉开始痉挛，样子显得非常难看。 王加根对不学无术的张仲华本来就没什么好感，从心底里看不起他。别说中教高级，评中教一级就是抬举他了。 对于这样一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加林怎么可能去帮他的忙？ 张仲华又软磨了好半天，王加林还是不给他面子。他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第一百一十六章 学籍检查 参加完自学考试，王加根就卷入了学校的期中考试。恰好在这个时候，方红梅又要去孝天城参加面授学习。 他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整天忙得像打仗一样。 办公或者上课的时候，欣欣总是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小家伙不敢一个人去操场上玩，害怕碰到隔壁的欢欢挨打。在办公室里，王加根备课改作业的时候，她就趴在椅子上画图画，或者把自己学会的诗歌，背给办公室里的其他教师们听，或者缠着他们讲故事。进了教室，她就与哥哥姐姐们挤坐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听她爸爸讲课。 处理完工作上的事情，王加根就骑上自行车，带着欣欣去花园镇。买菜，买奶粉，买油盐酱醋，买水果，买牙膏、香皂、洗衣粉之类的日用品。东西买齐之后，再带女儿到街边的小摊儿上，喝一碗豆浆或者豆腐脑，买一个烧饼让她坐在自行车上啃。 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颠簸着。困倦和疲乏的欣欣上下眼皮开始打架，慢慢地就睡着了，小脑袋东倒西歪，手里的烧饼不知不觉掉到了地上…… 中小学教师本来应该实行坐班制，但在牌坊中学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教师们有课时上课，没课时自由活动。办公室里经常是空空荡荡的，连一个人影儿也看不见。正因为环境如此宽松，王加根才能够一个人带着女儿上班。学校领导和教师们习以为常，没有谁说什么，更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这天王加根从花园镇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把早已进入梦乡的欣欣从自行车上抱下来，轻手轻脚地放到卧室的床上。他坐在床沿上守了一会儿，确认欣欣已经睡踏实了，就赶紧起身去办公室，准备拿一摞学生作文本回家来批改。 办公室里只有赵乾坤和新调来的化学教师小冷在下围棋，再就是领导办公室里坐着代理校长张仲华。 见王加根走进办公室，仲华突然叫他“来一下”。 王加根疑惑地走过去，坐到肖玉荣的座位上，与张仲华面对面。 张仲华看着王加根，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晃荡着脑袋说：“教师还是应该坚持坐班制。你不能总是这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上班时间，不能把小孩带进教室和办公室。” “那怎么办？我不能把孩子扔了！”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那总得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张仲华一本正经地强调，“不错，你该做的事情是做了，但坐班制的规矩和纪律，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你最起码要保证跟其他老师都一样。” “我坐班的时间并不比其他老师少。经常是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办公，好多人都没有来。”王加根强词夺理。 “就是几个准备考电大的青年教师，他们在宿舍里复习。” “是吗？恐怕不只报考电大的青年教师！你现在看看，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办公？” “没来的人，考勤本上都有记载。” “行啊！如果你发现我没来，照记呗！该扣钱扣钱，该处分处分。随便怎么样都行。只要你一视同仁！别总是拿我家欣欣说事，孩子不会总长不大？再过年把儿不就好了吗？”王加根义正辞严地说完，站起身扭头就走。 张仲华被噎得满脸通红：“你怎么能是这么个态度？” 王加根不理不睬，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抱起一摞作文本，气呼呼地走了。他心里很清楚，张仲华就是因为他没有帮忙写职称报告，怀恨在心，故意找茬儿，伺机报复。 这种卑鄙的小人，没必要与他多费口舌！ 自从知道方红梅“花了心”，临到她又要出门面授学习时，王加根心里就有点儿疙疙瘩瘩的。担心？嫉妒？愤怒？忧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儿，但又不完全是。反正想到老婆又要和那个叫蔡东明的见面，王加根心里就不舒服，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 阻止她去面授？让她终止函授学习？显然不可能。请假跟她一起去孝天城？那成什么样子了！别人会笑他是个醋坛子，甚至骂他神经病。去找徐磊这些师范的老同学，让他们帮忙看着点儿？似乎也不妥当。这样做，表明他对老婆缺乏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未必我离了她方红梅就不能活？该来的总会来，不会发生的，绝对不可能发生。何必自寻烦恼？也可能是杞人忧天。红梅喜欢蔡东明，是因为她觉得蔡东明优秀，胜过了自己的丈夫。有时，王加根真想去会会那个蔡东明，见识一下老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长什么样儿，看看自己究竟与他有多大的差距。 正在王加根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他姐的来信。 加枝在信中说，赴美留学两年多，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眼下，她在新奥尔良州一所大学里当助教，一边工作，一边念硕士学位，完全可以自食其力。她已经怀孕了，胎儿有五个多月。他们家里装了电话，还买了一辆小汽车——主要是方便张德林上学。加枝告诉弟弟，美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国家。一个人只要身体好，懂英语，又舍得吃苦，总可以找到机会去学习、去工作、去挣钱……她希望加根调养好身体，学好英语，将来联系一所学校到美国读书。 这封信犹如一缕明媚的阳光，照亮了王加根忧郁的生活。 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对！去美国留学。姐姐姐夫在那里，这么得天独厚的条件，我怎么没有想到利用？可是，我去美国学什么呢？汉语言文学？这简直就是开玩笑！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学习汉语言文学，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学过的数理化知识大部分还给了老师，英语就更差了，连初中毕业生都不如。听说去美国留学必须参加托福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才有资格申请签证。我如何闯过这道关卡！再说，就算我能够去美国，方红梅怎么办？欣欣怎么办？别做美梦了！还是现实一点儿。教好自己的书，写好自己的小说，争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绩，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这才是正道。 一想到文学，王加根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同时又感到内疚和羞愧。整整四年了，他没有沉下心来搞写作。为了奔文凭，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学考试上。看看身边熟悉的文友，他发现自己已经掉队了。 雁南飞，雁南飞， 雁叫声声心欲碎。 不等今日去， 已盼春来归。 听着录音机里如泣如诉的歌唱，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一只离开队伍又无家可归的孤雁。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虽说与文学创作息息相关，但这四年毕竟都是死记硬背、纸上谈兵，没有什么创作实践，更没有写出像样儿的作品。 在刚刚结束的自学考试中，王加根感觉他的最后一门课程《逻辑学》考得不错，合格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也就是说，明年他就能够拿到大专文凭。专科毕业之后怎么办？是接着参加本科段自学？还是暂停自学考试，一心一意搞创作？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王加根考一个专科文凭，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如果再去参加本科段考试，估计周期会拉得更长。尤其让他感到畏惧的是，本科段的公共课程必须考英语。对于他来讲，这简直就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干脆不考了！反正专科文凭已经达到了在初中教书的学历要求，可他同时又想到另一个问题。 再过一年多，方红梅本科函授就毕业了。到时候，家里就会形成男专科女本科的局面。重新评职称或者调工资，他王加根就会落在老婆的后面。那该多么尴尬啊！他还有什么脸面在社会上混？别人背地里说不定会笑他“吃软饭”。 自学考试必须接着搞，文学创作也不能丢。思来想去，王加根给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决策。明年上半年的自学考试，他准备报考本科段的四门课程：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革命史和英语。 看到《孝天报》上发布的《槐荫文学》刊授班招生信息，他又心血来潮，不加思索地决定报名，汇出了二十元学费。此前他已经参加过东北某省文联举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提交过几篇习作，得到过函授班老师的回信和点评，但最终都没能发表——学费等于白交了。已经上过一回当，他怎么还不吸取教训？ 王加根觉得，这次的文学刊授班肯定不一样。因为《槐荫文学》是孝天地区文联主办的刊物，一定会重点扶持和培养孝天本地的作者。如果能够在这个刊授班里显山露水，弄出几篇像样儿的作品，必定会引起孝天地区文学界的重视。甚至有可能一炮打响，从这里走向省级文学报刊。虽然二十元的学费有点儿贵，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必要的投资还是少不了，该花钱的时候，还是应该花点儿钱。 就这样，王加根开始在新的上扬帆起航。 他把家里积存的手稿全部翻出来，逐篇审查，准备挑选出一篇自己认为质量较高的习作寄给《槐荫文学》，作为参加刊授班的第一次作业。遗憾的是，他从头翻到尾，没有一篇是感到特别满意的。 这真是有点儿奇怪！这些作品刚刚完成时，他总是特别满意，觉得无可挑剔，自负地认为“如果编辑不采用那就是有眼无珠”。可为什么放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审读却发现作品到处都是问题？甚至感觉一无是处？看来，作品一写出来就迫不及待地投稿不可取，还是应该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只有经常“冷处理”，才能让思维变得更清晰，看问题更加准确和客观。意识到了这一点，王加根就不准备让这些被编辑们“枪毙”过的习作再寄出去丢人现眼，打算重新弄一篇东西，作为送给刊授班老师的“见面礼”。 正在他为不知选择什么题材来写作而苦恼的时候，牌坊中学召开了全体教师大会，张仲华传达了花园区教育组有关会议精神。据说，孝天市教委近期将开展全市初中学生学籍管理大检查。全校教师务必紧急动员起来，抓紧时间自查整改，确保顺利过关，不出问题。 “我们学校近几年中考成绩一直不错，升学率在全区名列前茅，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然也成了众矢之的。这次检查，可能会被确定为重点单位。初中生学籍造假是公开的秘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大家都心照不宣，上上下下也非常清楚。也许是因为社会反响太过强烈，市教委才不得不出面走走过场。我个人认为，只要我们把接待工作做好，面儿上不要搞得太明显，检查人员也不会故意与我们过不去。”张仲华非常有把握地这样推断。 副校长肖玉荣却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市教委组织这次学籍大检查绝不是走过场。从已经接受检查的学校反馈过来的信息，检查人员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也非常严格。他们先要求被检查的学校提供各年级《学生登记册》，与各班的《学生座次图》《清洁卫生值日表》进行对照，抽查不同学科的学生作业本，看各班学生的姓名，与《学生登记册》上是否相符。然后，拿着《学生登记册》到每个教室去点名，让点到名的学生走出教室，看全部点完名之后，教室里有没有多余的学生，或者点到名的学生不在教室里面。总之，检查人员对各学校学籍造假的手法非常熟悉，知道哪些环节最容易出现问题，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猫腻。因此，大家切不能掉以轻心，抱着侥幸心理，对各项准备工作做得不到位。 “各位班主任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学籍造假的情况被查出来了，让检查组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班主任和学校领导都要承担责任，弄不好还会背个处分。”肖玉荣这样强调。 “对对对！肖校长讲得非常好。”张仲华听肖玉荣说得头头是道，明显比自己胜过一筹，马上表示支持和赞成，“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大家弄得过于紧张，反而把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内紧外松，大家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接下来，教导主任宁海涛具体安排迎检工作怎么做，主要是操作层面的事情。他说，牌坊中学每个班都存在学生与学籍不匹配的问题。比方，人在初三学籍在初二，人在初二学籍在初一，人在初一暂时还没有建立学籍档案，有的学生还在不同年级建有多个档案。情况比较复杂，可谓五花八门。为了应付检查，各位班主任要严格按照学籍档案情况，弄清楚自己班上应该有哪些学生，重新造个《学生登记册》。然后，让学生按自己的学籍所在班级各就各位。没有建立学籍的学生近段时间回家，不用来学校了。建有多个学籍档案的学生，还要找人冒名顶替。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学校里既不能出现无学籍的学生，也不能暴露建空档案的问题。所有学生按卡归班，重新安排座位。 可以想见，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中学该有多么混乱！ 每天上课好半天了，还有一些学生提着书包，从这个教室往那个教室跑。有的急忙中找不到自己应该去哪个班上，弄不清楚自己究竟该哪个班主任管，于是就哭丧着脸，到办公室找学校领导询问。宁海涛主任就让学生自报姓名，然后哗啦啦地翻着《学生登记册》，告诉那个学生应该去哪个班上坐着。 学生调整到位之后，衍生出一系列的后续工作。班主任要按照调整后的学生人数和名单，重新制作《学生花名册》《学生座位图》《清洁卫生值日表》《学生成绩登记册》。各科任教师要检查学生作业本，把调出学生的本子暂时收起来，让新调入的学生补抄作业，还要逐本装模作样地批改，在每次作业后面批上个日期…… 一切都是为了应付学籍检查，让检查人员找不出破绽和漏洞。而等学籍检查结束后，又要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因此，教师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个个都是怒气冲天，怨声载道。 大家都知道应试教育不好，可又没勇气“出污泥而不染”。因为学籍造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独善其身就有可能竞争不过别人。为了提高升学率，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带着侥幸的心理铤而走险。 第一百一十七章 停薪留职 自奶奶去世之后，每年清明节，王加根都会回王李村一趟，给奶奶上坟。 王厚义和胡月娥还没有搬走时，他一般是空着手回去，不用带什么东西。他知道，家里会把上坟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还会准备一顿像样儿的饭菜，眼巴巴地等着他。待他一进家门，家里人就会赶紧往堂屋的八仙桌上端祭祀用的饭菜，烧香化纸放鞭，举行一个简单的祭祖仪式。然后，前往村西南边的晒石畔墓地上坟。 今年不一样了。 王厚义胡月娥带着他们的两个宝贝女儿去了潜江县江汉农场，王李村老屋里空无一人，上坟所需的东西王加根必须自己准备。 考虑到清明节期间坐汽车比较拥挤，他选择了骑自行车出行。路过双峰管理区街上的时候，他进路边小店买了一大捆烧纸、一袋线香、一卷鞭炮和两只红蜡烛。 老屋进不去了，他只能去本家二爹家。胡老太去世后，村里只剩下这么一个沾亲带故的人家。本家二爹、本家二婆、本家叔叔和两个小堂弟先后出来与他打招呼。堂姐胜枝已经出嫁。大堂弟胜根考取中专在外地读书。本家婶婶病卧在床，人瘦得变了形。据说是得了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没多少日子了。王加根见到她时很震惊。 见他带回的烧纸平平整整，本家二爹赶紧找出家里的铜钱模具，又递给王加根一个小芒槌，教他往烧纸上打印。说是有了铜钱印记，烧纸才能变成冥币，供死者在阴间使用。 这工作简单，也蛮有趣。先从烧纸捆中抽出十来张的一小摞，平摊在木墩上，左手握钱模，右手挥芒槌，一下一下地敲击，烧纸上就出现外圆内方的铜钱印记。 见王加根打纸钱有模有样儿，本家二爹和本家二婆赞不绝口。他们各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旁边，一边抽旱烟袋，一边与王加根聊天。 王加根这才知道，他爸王厚义已经把他们家的房子卖掉了！ 本家二爹说，王厚义决定迁移搬家的时候，确实委托他们帮忙照看王李村的房子，但同时两家又达成了协议，如果王厚义要卖房的话，首先考虑卖给他们家。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反正同族的人家又不多，祖业就不要落入外人之手。我有三个孙子，总是需要房子的。再说，房子卖给我们，万一你们将来想回来住，买回去也方便。”本家二爹侃侃而谈，又详细介绍了房屋买卖的情况，“当时只是做了这个约定。没想到今年春节你爸就从潜江回来了，说是要卖房。房屋价款五千二百元，加上屋子四周的树木作价八十元，总共是五千二百八十元。” 听本家二爹讲这些的时候，王加根打纸钱的手不知不觉慢了下来。听完这些，他又迅速加快了打击的速度，并且越打越用劲，似乎恨不得把铜钱模子整个地夯进烧纸里。 烧纸全部打上铜钱印记之后，王加根拎起所有的祭祀用品，又拿了一把本家二爹家的铁锹，一个人前往晒石畔墓地。路过自家老屋的时候，他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这栋一九七六年新盖的土砖瓦房，与恢弘气派的老宅没办法相比，但他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后来外出读书和工作，这里也是他每次回王李村落脚的地方，是他心目中的“老家”。 灰色的瓦，黄色的墙，青色的石板，一切都是过去的模样。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但房主人已经变了。这栋他熟悉的房子已经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慈祥的奶奶，这栋房子以及在这栋房子里生活过的人，王加根并不是特别留恋。尤其是奶奶含恨离世之后，王厚义和白素珍为了争夺这宗房产的继承权，闹得天翻地覆，让他受尽折磨，丢尽了脸面，他有时真的恨不得把这“惹祸的根源”付之一炬。 现在，王厚义终于把房卖了，而且卖了个不错的价钱。按说，王加根应该感到欣慰，可他忍受不了王厚义卖房的方式，更不认同王厚义对卖房款项所作出的安排。因此显得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甚至有点儿愤愤不平。 明明已经与本家二爹达成了房屋买卖协议，还装模作样的写信让我去找买主。一边叫我找买主，一边偷偷摸摸地回王李村卖房。房子卖了之后，不仅不告诉我，往来也不从我那儿经过。 你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儿子么？所有这一切，是一个父亲的所作所为么？你不是说房子是王家的祖业，卖房的钱你不会乱花，也不会乱动，不愿意背“败家”的骂名么？可前次在信中，你为什么又讲“以备将来我老了不能动时，加叶加花生活之用”？王家的祖业是供你养育后人用的么？你和胡月娥生育了儿女，你们就应该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靠啃祖业、吃老本来抚养后人，是不是显得太无能！孩子你们只负责生，用祖辈积攒下来的钱养，有你们这样当父母的么？更何况，眼下你王厚义还不到五十岁，胡月娥才三十几岁，哪里就到了“老了不能动”的地步？扯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骨子里就是想霸占和独吞王家的祖业。 王加根一路走，一路剖析他爸王厚义的为人。 一九六二年，二十四岁的王厚义为什么离开亲生父母和兄弟，独自一人从潜江县江汉农场来到王李村？还不是惦记着王李村独一无二的“厅屋”。王厚义以继子和上门女婿的双重身份进入这个家庭后，为什么老是与三货过不去？为什么对三货开口就骂、举手就打？为什么寻找各种借口排挤和欺负三货？还不是害怕三货与他分房产。 王厚义与白素珍结婚又离婚，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遣返江汉农场后，为什么又死乞白赖的返回王李村，低三下四地求加根他奶和白素珍？白素珍带着三货和加枝离开王李村，回白沙铺生活之后，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王厚义为什么不回江汉农场？他与奶奶没有丝毫“母子情分”，更谈不上有亲人之间的感情，连亲生儿子王加根也不喜欢他，他为什么还要坚守在王李村？还不是因为占有房产的愿望没有实现。 一九七六年，王厚义置加根他奶和加根的反对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将王李村最气派的“厅屋”拆掉，修建了这么几间仅能遮风挡雨的土砖瓦房。他为什么执意这么做？还不是因为大屋改小后，能够结余数量可观的砖瓦和木材，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变钱，提前享受“厅屋”带来的好处。 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拆老宅余下的东西，不是被他卖了，就是被他送到了江汉农场。所得的款项，全部用在了他续弦找女人、交计划生育罚款上。王厚义与胡月娥结婚后，惨无人道地虐待加根他奶，直到把老人逼得喝农药自尽。当白素珍以养女的身份，向法院主张对奶奶遗产的继承权时，王厚义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提心吊胆。于是就想到了把王李村的房子偷偷卖掉，举家迁移，逃之夭夭。 时隔二十四年，王厚义再才离开王李村，返回他的出生地——江汉农场。去王李村时他两手空空，回来却带回一卡车家具、一个老婆和两个女儿，还有卖房所得的五千二百八十元现金。 这就是王厚义最近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 带着占有别人房产的初心而去，完全彻底地实现愿望而归。干得漂亮！至于他与白素珍生下的一双儿女加枝和加根，他可以置之不理了。那只不过是他实施占有房产计划过程中的附属产品。随他们去！ 有胡月娥，有加叶加花，他的家庭已经很完整了；有那五千二百八十元现金，他也不用担心后半辈子的生活没人管。更何况，加枝已经判给了白素珍，加根又跟他没感情。他压根儿就没有做他们的指望。还是钱好，钱比什么都可靠…… 认清了王厚义是怎样一个人，王加根这才对他偷偷摸摸卖房不感到特别吃惊，反而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然的话，那就不是王厚义。这个时候，王加根才发现他妈白素珍眼光多么犀利，看人多么准确，决断多么英明。 他对着老屋大门上“铁将军”发了一会儿怔，又沿着老屋的外墙转了一圈儿，再才满怀惆怅地向村外走去。在晒石畔墓地上坟的时候，王加根跪在奶奶的坟前泪流满面。奶奶活着的时候，一直害怕王厚义和胡月娥生男孩儿，不愿意多出一个孙子与王加根争房产。尽管王加根无数次对奶奶说，他不要祖上留下的房子，但奶奶还是觉得王家的祖业只有落到王加根的名下，她才能够安心。 “对不起，奶奶！孙儿让您失望了。但请您老人家放心，就算没有得到王家的祖业，加根一样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人，而且会活得很好。我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学，找到了工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前不久又拿到了大专文凭。孙儿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并且基本上做到了衣食无忧。”王加根告慰奶奶说，“孙儿虽然没有得到房产，却认清了王厚义这个人！他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也不会尊重他这个父亲。从此往后，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父子俩恩断义绝，分道扬镳！奶奶！如果您老人家还活着，肯定也会支持孙儿这么做。是不是？” 吃过午饭，王加根向本家二爹告辞，推着自行车走出了王李村。 准备上车骑行的时候，他又回过头，深情的望了一眼老屋。 他脑子里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等我将来有了钱，我一定要把老屋买回来，然后点上一把火，把它化为灰烬！ 王加根原本准备上完坟之后去双峰中学，看看在那里工作的杨保胜，可现在他已经没有与朋友会面的心情。 他直接从村道转入孝花公路，往花园镇的方向骑行。再见了，王李村！这里已经没有了我王加根落脚的地方，从此我就成了这里的外人。但每年的清明节，我还是会回来的。我奶奶长眠于此，她老人家是我最亲近的人。我一定要年年回来给她老人家上坟…… 快到周巷镇的时候，王加根竟然与杨保胜不期而遇！ 他们两人几乎同时从自行车上下来，又同时把车停放在公路边。然后握了握手，相互搂了搂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回来上坟？”杨保胜平静下来之后问。 “是的。已经搞完了。”王加根回答，“本来想去双峰中学找你的，但想到你们学校肯定也放了假，怕你不在。” “我已经没上班了。” “没上班？” “我办了三年的停薪留职。”杨保胜非常轻松地告诉他的朋友。 王加根非常吃惊，问杨保胜，不上班准备去干点儿啥。 杨保胜说，先做一段时间的茶叶生意。雨前茶马上就要上市了，他打算往东北三省跑一跑。如果生意顺利，能够赚点儿钱，他就用这些资金和朋友一起到滑石冲办个碎石厂。 “守在学校里拿那几十块的死工资，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还是换个门道试试，兴许会有所起色。不说发大财，只要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把媳妇娶进门就行了。”杨保胜嘻嘻哈哈，显得比较乐观，“万一不行，再回学校教书，反正工作关系还在教育部门。” 停薪留职政策，王加根也听说过。 因为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由乡镇财政包干，一些财政状况不是太好的乡镇，就鼓励教师办停薪留职，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当然，对于有门道、有能力的教师来说，这也是发家致富、改变贫穷现状的机会。 “涂勇也办了停薪留职。他在学摄影，说是准备在花园镇开个照相馆。”王加根提到了花园地区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涂勇还与牌坊乡教育组签了个协议，全乡中小学生的毕业照，由他负责拍摄。他在价格上予以优惠，另外每年向牌坊乡教育组交纳一部分勤工俭学费。” “这个我知道。我上个星期与涂勇见过面。”杨保胜马上接过话茬儿，“他这家伙还是和在师范读书时一个样，愤世嫉俗，高谈阔论，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从来就没有安分过。” 王加根当然比杨保胜更了解涂勇。 涂勇一直致力于组建文学社。通过近几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去年终于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的倡议得到了孝天市文化馆和花园镇文化馆的响应与支持。花园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工头宋金宇还慷慨解囊，向文学社提供了两千元钱的赞助费。 文学社举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还编印了两期内部交流刊物。但是，今年春节刚过，孝天市委宣传部和孝天市民政局联合下发文件，认为涂勇组建的这个文学社有问题，决定予以取缔。涂勇的情绪一下子跌落到冰点。后来，他又改弦易辙，收集各种报刊上的春联，编印成小册子在火车上贩卖。据说赚了一些钱，也被铁路公安人员逮住罚过款。 “真佩服你们的胆量和勇气。”王加根真诚地说，“我这人总是患得患失，不敢放下目前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做事比较稳妥，不像我们这些冒失鬼。”杨保胜反过来恭维王加根。 话说到这儿，两人又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了。 他们站在路边的白杨树荫下，各人摆弄着各人的自行车铃铛。 沉默了一会儿，王加根问：“你这是从哪儿来？又准备到哪儿去？” 杨保胜马上开始发牢骚。 他说，自己正在跑停薪留职的手续，刚去了一趟周巷镇教育组。他所在的双峰中学原本属于杨岗公社管辖，行政机构改革后，杨岗、周巷、邹岗三个公社合并成为周巷区，双峰中学就改由周巷区管辖了。今年初，他向周巷区教育组递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书。正在他等待审批结果的时候，行政机构又发生了改变。周巷区被撤销了，拆分成为杨岗乡、周巷镇和邹岗乡三个乡镇，其管辖范围与以前人民公社时一模一样。 “分了合，合了分，完完全全是穷折腾。改过来改过去，其实还是换汤不换药，当官的十八个罗汉轮流转，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办事的人。”杨保胜苦笑着说，“由于周巷镇教育组不负责审批我的申请了，我又得去找新成立的杨岗乡教育组。这段日子，我往返于周巷与杨岗之间，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 王加根也笑了。 他说，花园区和周巷区一样，也把以前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公社分开了。原来的季店公社改为季店乡，原来的陡山公社改为陡山乡，花园公社则更名为牌坊乡，以避免与花园镇混淆。 “我们学校现在叫牌坊乡牌坊中学，听上去牌子更响了。”王加根开玩笑道，“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们是牌坊乡的重点中学呢！” 杨保胜邀请王加根去他家玩。 王加根婉言谢绝，说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 两人就此分了手。 第一百一十八章 酒后吐真言 第一次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王加根感觉并不是很好，甚至可以说相当糟糕。四门课程中预计只有一门可以合格，另外三门必挂无疑。 参加《槐荫文学》写作刊授班好几个月了，他只发表了一篇小小说和一首小诗，并没有产生期望中“一炮打响”的效果。 本想两者兼顾，结果两头失塌。王加根觉得一心挂两头还是不行，又开始考虑搞自学还是弄文学的问题。 牛刀小试，他发现自学考试本科段明显比专科段要难，尤其是英语，好多题目里面的单词都不认识，根本不知道题目说的是什么意思，还谈什么答题！由于信心不足，他不想继续参加自学考试了。当然，假如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也不是说完全没希望拿到文凭。问题是，拿个本科毕业证书又能怎么样呢？除了与老婆平起平坐，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外，再就是每个月增加十几块钱的工资。还是和原来一样当中学教师，还是得守在农村学校里。不能调动工作，又有什么意思？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奔文凭，必定会耽误写作，让自己当作家的梦想成为泡影。这显然得不偿失。 还是停止自学考试！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人生苦短，时间和精力有限，一个人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有所取舍——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 潜心文学创作后，王加根又进入到那种着魔和忘我的境界。 被编辑部退回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又被他翻了出来，结合上次去保定和清明节回王李村所见所闻，以及个人思想感情上发生的变化，重新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成之后，他夜以继日地用稿纸誊抄，四万多字的稿子仅用五天时间就全部抄好了。然后，把这部“得意之作”投给了《槐荫文学》杂志社。 在盼望编辑回信的日子里，王加根收到了母亲白素珍和继父老马的来信。 老马在信中一个劲地赞扬白素珍，说她疼爱老公，照顾孩子，勤俭持家，无私奉献，是全家人的主心骨和大救星。接着又谴责他的几个不懂事的孩子，不尊重老人，甚至恩将仇报，连畜生都不如。 白素珍没有提她与马家孩子之间的长长短短，而是非常高兴地告诉王加根，她当外婆了——远在美国的加枝不久前生了一个女孩儿。她希望王加根学好外语，争取去美国学习深造。谈到王李村的房子，白素珍问儿子回去找过买家没有，嘱咐他尽快想办法把房子卖掉。白素珍还说，她已经写信给汤正源，准备重新向法院起诉，主张对养母遗产的继承权。只要法院支持她的主张，就不怕王厚义日后扯皮。 不过，信中谈得最多的，还是欣欣。 白素珍对自己没有答应欣欣到保定上幼儿园感到后悔。尽管她谈的都是实际情况，但儿子媳妇提出了这一要求，肯定也是万般无奈。她不能因为自己有难处，就不考虑孙女的前程。欣欣长这么大，她没带过几天，没有尽到当奶奶的责任和义务，本来就比较内疚。如果欣欣上幼儿园的愿望不能实现，她会后悔一生的。 “欣欣已经满两岁，可以上干休所附近的东关幼儿园。你们把她送到保定来！我和老马照顾得过来，请你们放心。”白素珍在信中这样恳求他们。 看过信，王加根仍然有所顾虑。 他倒不是担心母亲和继父照顾不好欣欣，主要是不愿意把女儿送那么远。他对女儿的爱，早已融入血液和骨髓里面。他离不开欣欣，欣欣也离不开他，父女俩相依为命。每逢方红梅外出面授学习的日子，如果没有女儿的陪伴，孤单和寂寞总是折磨得他难以忍受，有时几乎要发疯。如果让欣欣去保定，相隔千里之遥，长时间见不到女儿，那简直就会要了他的命。 方红梅比王加根要理性一些。尽管她们母女俩也难舍难分，但她还是支持送女儿去bd市上幼儿园。 “先把欣欣送过去试一段时间！万一不行，我们再去把她接回来。”方红梅这样提议，语气平静而又坚定，“五月中旬学校放农忙假，你再去一趟保定。” “我们初三不放农忙假，要补课！”王加根回答得有点儿生硬。 方红梅迟疑片刻，说：“如果你补课的话，那我送欣欣去保定。” 五月十一号，牌坊中学开始放农忙假了。假期三天半，加上周六和周日，总共可以休息五天。因为中考预考临近，正如王加根所预料的那样，两个毕业班不仅不放农忙假，连周末也要补课。 送欣欣去保定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方红梅身上。 动身那天，天公不作美，凌晨就下起了雨。走还是不走呢？待会儿如何去花园火车站？王加根和方红梅躺在床上，愁得连觉都没有睡好，不停地唉声叹气。 “人不留人，天留人。算了！等天晴了再说。”王加根提议。 方红梅表示反对：“要不行！是这几天一直下雨呢？风雨无阻，下刀子我也要动身。” 或许是方红梅的决心感动了老天爷，天亮之后，雨竟然停了。 王加根马上推出自行车，拖着行李出了门。 方红梅抱着欣欣，随他一起走出校园。 路上全是泥巴，没办法骑车。王加根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抄近道，走长满青草的田间小路。方红梅抱着女儿跟在他的后面。到了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水泥路上，王加根这才放下自行车，让欣欣坐在前面的横杠上，骑车带上方红梅，一家三口心急火燎地往花园火车站赶。 买票，候车，进站，上车。一切都比较顺利。 目送北上的列车载着妻子和女儿呼啸而去，王加根怅然若失，五脏六腑似乎突然之间被人挖走了一样。强烈的孤独之感袭来，让他感觉头晕目眩。回到牌坊中学，他还是怅然若失。孤寂、伤感、思念、悔恨从早到晚如影随形，让他痛苦不堪。女儿聪明的眼睛、活泼的笑容、调皮的举动、稚嫩的声音，无时无刻在他的脑海中萦绕。 “欣欣！欣欣！爸爸想你，爸爸离不开你啊！”他哭了，泪水滂沱，泣不成声。 该上课了，他提不起精神，集中不了注意力。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教室，他总是阴沉着脸，不想与任何人交流。 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没有一点儿食欲，总是勉强扒两口饭，就把碗筷放在一边儿。 晚上是最难捱的。不管多累多困，他躺在床上，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又全是欣欣的身影。女儿躺在他的怀里，要他唱歌儿她听。唱“小燕子，穿花衣”，唱“小呀嘛小二郎”，唱“妈妈的吻”，唱“童年的小摇车”。唱着唱着，那声音又变成了欣欣充满稚气的、银铃般的笑声和说话声。 欣欣有个特点，听爸爸唱歌时，要求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不能循环往复地唱同一首歌曲。 如果王加根翻过来倒过去地唱同一首歌，本来快入睡的欣欣就会突然睁开眼睛，提示和警告他：“不准把头和尾粘住了！” 一想起女儿这句富有创造性的妙语，他就忍俊不禁，以至于独自笑出声来。 白素珍和老马都不会唱歌儿，也不善于讲故事，他们如何为欣欣催眠？欣欣已经养成了在歌声或者听故事中入睡的习惯，到了保定该如何适应？欣欣啊，你一定要听爷爷奶奶的话，一定要好好睡觉啊！ 肖玉荣带班补课那天，下午快放学的时候，她突然叫王加根去她家玩一玩——意思是去吃晚饭。说是专门买了一瓶“白云边”白酒，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同时还邀请了邹贵州和邹金桥。 王加根没有推辞，也没有去揣摩肖玉荣为什么要请他。在牌坊中学，同事之间互相吃请是很正常的事情。王加根隔三差五就叫几个人到家里吃饭，简简单单的几个菜，往往能喝掉两三斤白酒。大家胡吃海喝，吵吵嚷嚷，图的就是个红火热闹，开心快乐。 肖玉荣提拔为副校长之后，就没有教初三语文，也没担任班主任，改教初一初二年级的政治课，不再是王加根的竞争对手。她还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在初三（1）班，托付给了王加根。由此可见，她对王加根还是非常信任的。请王加根吃饭，或许有谢师的意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交流感情。看到王加根这段日子一个人在家，显得比较孤单，她就想请他去家里热闹热闹。 肖玉荣的丈夫老苏已经提前下班回家了。 他腰上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玉荣她妈则颠着小脚忙进忙出。看得出，他们对这餐晚饭都很重视。菜端上来之后，果然特别丰盛。被邀请的三个客人中，邹贵州和邹金桥与肖玉荣同村，应该算半个东道主，所以王加根被尊为座上宾。大家都劝他吃菜，轮番向他敬酒。 王加根这段日子心里比较烦闷，巴不得找个机会放纵自己，所以来者不拒，哪个端杯，就与哪个“干杯”。没一会儿工夫，他就喝上了坡儿，话明显多了起来。 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借着酒性，他把憋在肚子里的话，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帮腊梅交学费，方红梅暗恋蔡东明，欣欣上幼儿园，王厚义偷着卖房子，白素珍与马家孩子之间的矛盾……他骂自己没有用，恨自己无能。说着说着，眼睛里竟然涌满了泪水。 几个同事和玉荣的家人都非常惊讶。 平时看上去卿卿我我、相敬如宾的加根夫妇，竟然存在这么多矛盾！这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邹贵州劝王加根马虎一些，想开一些。老话说得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肖玉荣自告奋勇地提出，她要找个机会，与方红梅好好地谈一谈。 王加根满怀感激地向大家道谢。说，夫妻之间的事情，还是由他们自己来解决。他也确实是因为心里太难受，才倒倒苦水。现在话说出来了，一下子感觉非常轻松，心里也舒服多了。 吃过饭，他就起身告辞。 见王加根满脸通红，走路有些晃荡，邹贵州和邹金桥提出送他，但他打架一般地谢绝了。 王加根坚持一个人走出肖玉荣的家门，穿过夜色笼罩的邹肖村，走向通往牌坊中学的田野。 晚风习习，初夏的夜晚还是比较凉爽。行走在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听着青蛙此起彼落的鼓噪，他酒性发作，突然扯起嗓子，旁若无人地唱起歌来。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这是时下正流行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崔健也是王加根比较喜欢的歌手。唱着唱着，他的双眼模糊了，滚烫的泪珠顺脸颊滑落。 路过一个池塘时，他干脆停下脚步，蹲在塘埂上，破着嗓子嚎哭起来。那哽咽的哭泣声，夹杂在一片蛙鸣之中，显得特别不协调，听来让人伤心欲绝。 也不知他蹲在地上哭了多长时间，直到不远处传来路人谈话的声音，他才站起身来，用巴掌抹了抹泪水模糊的眼睛和发烫的面颊，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朝牌坊中学走去。 进校园后，因为内急，他径直走向紧邻东院墙的公共厕所。路过办公室时，透过玻璃窗口，王加根看见好几个人在里面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在厕所里撒尿的时候，他突然思考起去不去办公室看电视剧这个问题。说实话，他非常喜欢看《西游记》。这段日子，学校教师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也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是，他刚才看见，办公室里除了门卫老宁、广广黄和肖金平以外，还有程彩清夫妻俩和他们的两个女儿。 这就让他比较纠结——他不愿意与彩清一家子一起看电视。 程彩清因为涉嫌赌博犯罪，被公安局羁押了好几个月。后经检察院提起公诉，被法院判处管制两年，并处罚金。今年春节前夕，他被释放出来了。回牌坊中学时，剃着光头，白白胖胖的，显得比较富态，不像是坐过牢的，倒像是去哪儿休养过一阵子。牌坊乡教育组给予他开除留用的行政处分，让他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 虽然背着刑罚和行政处分，程彩清的工作和生活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还是教牌坊中学六个班的体育，还是每周十二节课，还是每天上午带领全校学生做广播体操，还是有课时上课、没课时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或者与其他教师下象棋。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不再抹牌赌博了，家里不像往日那样红火热闹。 程彩清被抓之前，因为程芸与方红梅吵架，相邻的两家产生了矛盾。两家人互不来往，互不理睬。但程彩清从号子里出来之后，态度明显有所改变。 他见到加根红梅，总是主动打招呼。看到王加根提着开水瓶，他就问：“打开水？”碰到方红梅拎着装有衣服的塑料桶，他就问：“涮衣服？”如果方红梅王加根空着手没拿东西，他就问：“吃了没？” 由于同住一所学校，又是邻居，每天在校园里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见一次面就这么问一遍，无论是问的人，还是强装笑颜回答的人，都显得有点儿尴尬。 有时双方相向而行，老远就看到对方了，明知道会相遇，打招呼又相距太远，程彩清就先埋下头，眼睛盯着地面闷闷地走，直到快碰到了，再抬起头问一声——表现得非常不自然。 天长日久，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怕遇到程彩清了。以前见面互相不理睬让人难堪，现在见一次面就打一次招呼，同样叫人难堪。 唉，怎么就不能够和其他同事一样，随便和自然一些呢？说白了，还是彼此之间有隔膜，情绪上放不开，打招呼比较勉强。 还有一件事让王加根和方红梅感到特别为难。 程彩清不在学校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办公室看电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开播以来，一家三口总是吃过晚饭就往办公室跑，连澡都顾不上洗。可春节过后，他们再去办公室看电视时，就会发现程彩清一家人已经捷足先登，坐在了电视机前面了。 没有办法，他们只有知趣地离开。打道回府，或者去学校外面散步，但欣欣又不乐意。她又哭又闹，非要去办公室看电视不可。 这就让王加根和方红梅感到比较为难。 勉强进办公室，两个吵过架的家庭聚在一起看电视，心里感到别扭。有时，欢欢还会和欣欣争频道，闹得大人小孩都不愉快——这也是方红梅下决心送欣欣去保定的原因之一。 如今欣欣不在家，办公室里又不只程彩清一家四口，是不是去看看《西游记》？王加根边撒尿边问自己。 可是，等他把尿撒完，拉裤子拉链的时候，又决定不看电视了。因为他想回家写小说，突然之间有了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第一百一十九章 男人的眼泪 王加根寄予厚望的那篇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很快就被《槐荫文学》退了回来。 编辑回复的意见是：作品写得不错，但篇幅过长，不适合本刊采用。刊授班只接受一万字以内的文学作品。 王加根把小说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有发现修改的痕迹。显然，编辑根本就没有看，原封不动地物还原主。 他很生气，但也很无奈。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情有可原。《槐荫文学》每期才六十多页，那么薄的一本杂志，怎么可能发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呢？ 他自己做了一个大信封，把退回来的文稿重新寄给了东北一家大型文学季刊。接下来，又开始为刊授班的作业发愁。 昼思夜想，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直到那天去肖玉荣家里喝完酒，返回牌坊中学的时候，他脑子里才灵光一现。 王加根想以自己为原型，写一篇纪实性的东西。 自方红梅送王欣去保定之后，他就一直想给老婆写封信，倒倒心里的苦水。何不借用书信的形式，采用第二称手法，创作一篇教师题材的小说呢？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正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意识流。 文为心声。或许，这样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更能打动编辑和读者。 回到家里，王加根把客厅里的小方桌搬到电灯底下，又拎了把椅子坐下。摊开纸，提起笔，开始创作这篇标题为《男人的眼泪》意识流小说。 此时此刻，远在河北保定的方红梅似乎就坐在他面前，正在聆听他情真意切的倾诉自。他时而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里面如滔滔洪水汹涌澎湃。字字血，声声泪，写出的文字真的感人肺腑。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一对教师夫妻，在同一所农村中学里教书，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与发生在王加根和方红梅身上的情感纠葛差不多。他们最后分手了，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小说在叙述爱情故事的同时，尤其关注中小学教师这个群体。同事们想方设法跳槽转行，涂勇、杨保胜停薪留职，各学校挖空心思赚钱创收。身边的所见所闻，以及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上刊载的关于教育改革的内容，强烈地刺激着他，让他感到无比的困惑和悲戚。 小说女主人公和方红梅一样质问男主人公：除了丈夫的名义，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求我，或者说还有那一头值得我忠贞不渝、放弃年轻时能够追求到的快乐？ 男主人公是这样回答的：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到底有哪些东西值得骄傲、值得炫耀标榜的。身材、地位、家庭、空洞的爱情都被你否定了，剩下的只有才能。不是连封建社会也讲“郎才女貌”么？可我又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虽说拿到了专科文凭，你却马上就要本科毕业；文学创作尽管为昔日的同学和周围的人们所称道，还在市里获过奖，但爬了这么些年的格子，仍然没有什么知名度……还有什么呢？这些年我最感欣慰的又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一年一度的中考，想到了那些活泼可爱的学生。当他们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我报喜的时候，当走上社会的学生写信来汇报他们的工作成绩，真诚地忏悔学生时代的糊涂和荒唐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教师节之际，当学生的问候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时候；春节来临，当我们孤孤单单地呆在学校里无处可去，学生们络绎不绝地来给我们拜年的时候，我那从小就缺少爱之滋润的心灵感到了温暖。 还有我们的女儿。只有她不嫌弃我，不怨我没有用。不管我是高兴、是苦恼、是愤怒、是忧伤，她总是依偎在我的怀里，甜甜地喊着“爸爸”，用她的天真烂漫、聪明和淘气，带给我家庭的欢乐，带给我温暖和生活的勇气。难怪当记者问起一位颇有名气的厂长“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那位厂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带着女儿到公园去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 我，一个教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中学教师，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值得炫耀标榜的？我也希望自己成为参天大树，不当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成不了大树的小草，不能说不生存啊！说得好听一点儿，果实和花的事业需要人做，但绿叶的事业同样是少不了人的啊！命运把我安排到一个不幸的家庭，环境使我成为一个清贫的教师，未必我就没有权利得到生活的温暖、享受爱情的欢乐？我的一生也许只能这样：默默无闻地燃尽最后一滴烛泪，化为灰烬飘散到广漠的空中…… 这篇长达万言的小说，王加根几乎是一气呵成。 当方红梅从保定返回家里时，他迫不及待地把《男人的眼泪》交给她，让她成为小说的第一个读者。 方红梅看得如醉如痴，竟然声泪俱下，哭得如同泪人儿一般。 她说，除了内容感人以外，这种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也是她比较欣赏的。尤其是女主人公出门面授学习时，男主人公一个人在家里的情景让她特别感动。 女儿不在家，你不在家，整整半个月我一个人在家里，的确是够寂寞的。我想女儿想得要命，想你想得发疯，现在这样讲，恐怕你也难以体会到。夕阳西下。教师和学生们放学回家了。学校在一天的喧闹中安静下来。只剩下我这唯一的住户和护校的那个扯起嗓子来和他讲话也只能听清百分之二十的聋老头。我拧开电视又关掉，翻翻报纸又推到一边儿，到操场上和学校四周的田埂上散步又觉得百无聊赖，最后还是回到家里坐在书桌旁发呆。 没有你抚弄着我的头发“叫声哥哥你带我走”，没有女儿要苹果要饼干要酒心巧克力的厮缠和唱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颠进颠出的小不点儿身影。桌上的闹钟永不停歇地咔嚓咔嚓，外面的青蛙不知疲倦地哇啦哇啦，还有布谷鸟在叫，远处还有火车的汽笛长鸣，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影子，没有人的声音，除了一个孤孤单单的我自己。 下雨了。雨点打在窗玻璃上，打在窗外的梧桐树叶上，打在屋顶的瓦楞上，扑簌簌地响过之后，又一滴滴地掉下来，似妇人在哭泣。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停电了，一下子掉进无底的深渊，陷入张着血盆大口的魔窟。家具总是被你抹得干干净净，屋里总是被你捡得井井有条，每一件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我丝毫也不费力气地摸到火柴，把蜡烛点燃。火焰是黄灿灿的，蜡烛是红通通的，小圆镜里的我是清瘦、憔悴、悲哀的…… 方红梅建议丈夫马上投稿，并且相信这篇小说肯定能够发表。 王加根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他说，还是先放一放，冷处理一段时间，暑假期间再修改一次，然后投稿。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是王加根最忙碌的时候。初三毕业考试，组织学生毕业合影，中考预考，中考正式考试，组织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学籍档案和各种资料……一大堆的事情都在等着他。 今年来牌坊中学照相的，果然是涂勇这小子。 他脖子上挂着一部“海鸥”牌照相机，吆五喝六的，蛮像那么一回事。他掏出一块一米见方的蓝布，用图钉钉在初三那排校舍的墙面上，在蓝布的正下方搁上一条板凳，让初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来照登记照。照完登记照，又组织两个毕业班的学生和教师合影。接下来，就是相好的学生自由组合，小型合影，或者单人取景照相毕业留念。 涂勇跑进跑出，一会儿校园里面，一会儿校园外面，忙得不亦乐乎，在牌坊中学搞了一整天。 午饭是在王加根家里吃的。 他们既是老同学，又是老同事，而且都是文学爱好者，聊天的话题比较多。谈到曾经在襄花小学一起工作过的“十大金刚”，两人都认为宋双清混得最好。 取消戴帽儿初中班那年，宋双清是“十大金刚”中唯一跟随学生们一起到桥西中学的。后来，陆定国退休，他又从桥西中学回到襄花小学，顶替陆定国担任了校长职务。 “双清天生就是当官的料子。”涂勇这样评价，“他最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投领导所好。这些方面，我们没办法跟他相比。” 王加根沉默不语，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涂勇又说，等这阵儿忙过之后，他准备在花园镇街上租门面，开个照相馆。并承诺，王加根和方红梅去他那儿照相，他予以最大的优惠，只收成本费，绝不赚老同学的钱。 王加根笑着表示感谢。 牌坊中学今年中考预考成绩不错，全校过线二十八人。其中，王加根带的初三（1）班有十九人，比初三（2）班多出一倍。 两个毕业班中考预考成绩如此悬殊，学校领导和教师们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过多地表扬和恭维王加根。也难怪，自他担任初三年级班主任以来，一直维持这种局面：他带的班总是比另一个班考得好。司空见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即使是王加根本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和兴奋。他非常平静，不像刚教毕业班时觉得风光无限。 全校预考过线的考生被集中到一起复习，迎接六月十八日开始的正式中考。这个“组合班”的班主任由王加根担任，初三（2）班班主任赵乾坤则提前放假回家休息了。 正当王加根带领学生们进行中考最后冲刺的时候，牌坊乡团高官韩杰突然来找他，说是有事请他帮忙。 原来，花园区拆分为牌坊、季店、陡山三个乡之后，共青团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一直没有搞。因为孝天市马上要开团代会，新一届乡团委领导班子必须产生，还要选举出席孝天市团代会的代表。 牌坊乡党委紧急决定，组织召开牌坊乡团代会。由于牌坊乡专职团干只有韩杰一个人，他忙不过来，就来向王加根求助。 “我知道你笔头子硬，想请你帮忙起草会议的主题报告，还有乡党委副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稿。”韩杰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要求。 王加根感觉非常为难。 牌坊乡团代会拟于六月十六日召开，也就是中考的前两天，距今不到一个礼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起草两份大材料，显然有点儿困难。更何况，他对牌坊乡团委的工作不熟悉，没有掌握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会议主题报告和领导讲话又不同于写小说，不能胡编乱造。 韩杰似乎看出了王加根的心思，从随身带着的皮包里搜出一叠皱巴巴的稿纸，递给王加根说：“主题报告和书记的讲话，我弄了个初稿，但的确比较粗糙。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充实一下，润润色。另外，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资料，供你参考。” 说话间，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放在小木桌子上。 王加根翻着韩杰弄的初稿和带来的资料，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 韩杰诉苦说，共青团组织不同于党委和政府机关，属于群众性团体组织，与工会、妇联一样，在乡里没什么地位。牌坊乡团委虽然配备有副书记、团委委员和干事，但都是兼职人员，分布在不同的单位和部门。全乡专职做团的工作的，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每逢开大会或搞大型活动，人手就特别紧张。像这次开团代会，里里外外就靠他张罗。他要制定会议方案，确定参会人员，下发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邀请出席会议的领导，布置会场，撰写主题报告、领导讲话、会议主持稿、开幕词和闭幕词……这些日子他愁得吃不香、睡不着，头发一抹就掉一把。虽说从基层团支部抽了几个人来帮忙，但这些人只能跑跑腿、打打杂，干一些体力活儿。至于写材料这样的脑力劳动，没有人能胜任。思来想去，他只有来请“王大笔杆子”帮忙。 听他说得这么可怜，王加根就把任务接下来了，同时又留有余地地声明，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加上自己对乡团委的工作确实不熟悉，他只能尽力而为，弄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东西。至于能不能让领导满意，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他不敢保证。 “你太谦虚了！这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对于你这样的大作家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我绝对相信你！”韩杰夸大其词地恭维，起身告辞。 临出门时，他又像突然记起了什么，回转身对王加根说：“对了，还有一件事要你帮忙。开团代会肯定少不了团旗，但乡团委的团旗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怎么也找不到。能不能把你们学校的团旗借我们用不下？” 王加根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堂堂共青团牌坊乡委员会居然没有团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他二话没说，马上到学校办公室，找出团旗，交给了韩杰。 第一百二十章 选举失败 牌坊乡团代会正式召开的前一天，韩杰又来到了牌坊中学。 他先是恭维王加根的主题报告和领导讲话写得好，说领导看后都比较满意。接着又愁眉苦脸的向王加根道出了又一个难题：既然是召开团代会，主席台上就必须挂一个大团徽，而牌坊乡团委没有这东西。他到花园镇街上到处找，也没有买到这种大团徽，愁得他不知该如何办是好。 “不晓得你们学校有没有这东西？”韩杰试探性地问。 王加根回答说，他们也没有这种开会用的大团徽。 “这可如何是好呢？”韩杰又开始哭丧着脸。 “只能找装饰公司做一个。”王加根提议。 “可乡里没给钱，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呀。明天就要开会！” 王加根也是一筹莫展。思忖了一会儿，他提议说：“要不用硬纸板画一个，临时用不用？” “行啊！行啊！行啊！”韩杰如同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接连说了三个“行啊”。 硬纸板牌坊中学有的是，这个不难找到，可谁来画呢？牌坊中学没有开设美术课，也没有美术老师，而画团徽必须是学过美术的。 情急之下，王加根想到了学校教导主任宁海涛的二女儿。 宁海涛的二女儿是王加根教过的学生，前年考上了汉川县师范学校美术班。这丫头读初中时就喜欢画画，经过师范学校两年的专业培训，画画的水平肯定大有长进。听宁海涛讲，他二女儿刚刚师范毕业，正在家里等分工。 王加根于是带着韩杰到办公室找宁海涛主任，提出了请他二女儿画团徽的要求。 “没问题！”宁海涛爽快地答应，“她这段日子在家里闲着没事，手正痒痒呢！就让她操练操练，也算是向王老师汇报学习成绩。” 韩杰见事情有了眉目，一个劲地向宁海涛道谢。 由于筹备会议还有其他事情，他安排完这件事就告辞回乡政府了。临走时，一再叮嘱王加根，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大团徽送到牌坊乡政府大礼堂。 “行！我马上就去宁家河。” 送走韩杰，王加根回家推上自行车，跟着宁海涛一起去宁家河找他二女儿。五六里的田间小路，还有不少沟沟坎坎，去来花了一个多小时。王加根把他教过的学生——宁海涛的二女儿接到牌坊中学后，又开始找硬纸板，帮忙调颜料，让她照着铜钱大小的铝合金团徽临摹。 直到暮色苍茫时，一个直径足有一米的大团徽总算画好了。 王加根又骑车带着他的学生，让学生抱着大团徽，送到牌坊乡政府大礼堂。 到达会场时，韩杰和另外几个人正在往档案袋里装会议材料。主席台上的背景墙弄得差不多了，正中间留有挂团徽的空档，但会标没有挂，桌椅还没有摆好，看来晚上的工作量还不小。 王加根帮着把团徽挂好就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王加根又以会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这里。 韩杰见到他就诉苦，说昨晚基本上搞了一通宵，到凌晨五点半，才趴在办公桌上眯了一会儿。 王加根调侃道，好在团代会几年才召开一次。要是团代会年年开，估计你早就去见马克思了。 韩杰苦笑着摇摇头，没有做声，面容憔悴，脸色暗淡无光。 王加根进入牌坊乡政府大礼堂，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他首先打开装有会议材料的档案袋，看会议安排。 嗬！会议议程就有十四项。宣布大会开幕；致开幕词；少先队员代表献词；乡党委副书记讲话；韩杰作团的工作报告；主席团向大会推荐新一届团委委员初步候选人；代表团分组讨论；主席团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确定新一届团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投票选举新一届团委委员和市团代会代表；公布选举结果；召开新一届团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团高官、副书记及进行委员分工；通过工作报告决议；致闭幕词；宣布大会闭幕。 会议开始之后，按议程推进，总体上比较顺利，但到了投票选举环节，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牌坊乡新一届团委委员采取的是差额选举方式，从八个候选人中选出七个。投票结束之后，现场统计各位候选人得票数量，淘汰得票最少的那一位。 出人意料的是，得票倒数第一的居然是现任乡团高官韩杰！ 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牌坊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初衷，是准备让韩杰连任乡团高官。选举只不过走个过场、履行一下手续而已。可现在韩杰连乡团委委员都没有选上，怎么可能担任乡团高官？ “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搞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韩杰也惊愕万分，不停地这样询问。也不知他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别人。 公不公布选举结果呢？如果认同新当选的团委委员，又让谁来担任牌坊乡团高官呢？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没有经过乡党委和乡政府研究决定，谁也不敢当家作主。 会议主持人只得去请示出席会议的牌坊乡党委副书记。 牌坊乡党委副书记颓废而又无奈地说：“休会！暂时不公布选举结果。还没有进行完的会议议程，改日重新开会。” 牌坊乡团代会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这件稀奇事一时间在牌坊乡闹得沸沸扬扬。关于韩杰落选的原因，众说纷纭，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有的说他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当了几年乡团高官，没干出什么业绩。占着个茅坑又拉不出屎来，现任乡团委副书记早就对他不满，一直想找个机会把他挤出去。这次选举之前，这家伙拉过票，搞过小动作。有的说韩杰不是花园本地人，凭关系在牌坊乡当官，又没有两把刷子，会议代表们对他不服气，故意出他的洋相。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花园人欺生。 对于这些说法，王加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究，甚至连参与议论的功夫都没有。乡团代会休会的第二天，他就带着预考过线的学生去花园镇中学熟悉考场。接下来是中考，连续三天，他一直在送考。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时刻都在困扰着他——他妈白素珍接连来过两封信，说欣欣在保定生病了。 从方红梅送女儿去保定算起，欣欣离开他已经四十多天了。这四十多天，他一直度日如年。现在突然听说女儿生了病，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按照他的想法，恨不得马上坐火车去保定。但中考这么大的事情，他这个当班主任的怎么能够离开呢？ 好不容易熬到中考结束，王加根撇下所有的事情，一刻也不敢耽误地去了bd市。 值得庆幸的是，欣欣患的并不是什么大毛病。还是和往年夏天一样，身上长满了痱子和红疙瘩。再就是消化系统出了点儿问题，肠胃不太好，有时拉肚子，有时又便秘。 一个多月没在一起，王加根发现欣欣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智力方面不仅没有长进，反而退化了，表现得比较迟钝。以前背过的诗歌，现在都忘记了，只能零星地背出一两句。教她唱的儿歌，一首也唱不完整。性格也没以前活泼，说话轻言细语，不敢大喊大叫，更不敢大哭大闹。显然，这都是白素珍严厉管教的结果。 王加根骑自行车带她上街玩，刚出部队干休所大门，她就不停地叨叨：“不去幼儿园！不去幼儿园！” 到了裕东百货大楼，看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她高兴得手舞足蹈。听到电器柜台里收录机传出的音乐，她也想扭屁股跳舞。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了，似乎懂得了害羞。上下楼梯时，欣欣执意自己走，不要爸爸抱。进入熙熙攘攘的商场，她也不敢到处乱跑。一个人在前面走一会儿，就停下脚步，等后面的王加根，怕自己跑丢了。 说实话，与来保定之前的欣欣相比，女儿判若两人！这让王加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暗自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她带回家，再也不让她在保定上幼儿园了。 当他向白素珍和老马提出带女儿回湖北的想法时，两个老人并没有强留。看来，这一个多月的折腾，也让他们尝到了苦头。特别是欣欣生病那段日子，二老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孙女有个什么闪失，没办法向儿子儿媳交待。 就这样，王加根自作主张地把欣欣带回了牌坊中学。 回家之后没几天，他又被通知到牌坊乡政府大礼堂继续召开乡团代会。 这次会议的规格比上次要高得多。牌坊乡党高官、副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一并出席，还请来了共青团孝天市高官。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由团市高官宣读市委组织部文件。大致内容是：牌坊乡团代会在选举乡团委委员时，由于统计代表名单不准确，分发选票失控，导致收回的选票多于实到代表人数，选举结果无效；韩杰同志因工作需要调整岗位，不再担任牌坊乡团委专职团干，取消其团委委员候选人资格，增补宋双清同志为乡团委委员候选人。 接下来，由牌坊乡党委组织委员介绍宋双清的简历：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中共党员，现任牌坊乡襄花小学校长。 听到这里，会议代表们都明白了领导的意图，准备让宋双清接替韩杰，出任牌坊乡团高官。 到了投票环节，气氛又紧张起来。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全部走下台来，分散到整个会场。大家分片包干，“指导”会议代表们投票，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宋双清同志落选。 最终的结果皆大欢喜，宋双清得票数第一，顺利当选乡团委委员。在接下来的新一届团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他又被选举为牌坊乡团高官。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乡团代会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降下帷幕。 王加根当选为出席市团代会的代表，三天之后又参加了共青团孝天市第二次代表大会。 与上次参加市团代会一样，他们还是住在后湖宾馆，还是在市政府大礼堂开会。不同的是，牌坊乡代表团这次带队的人换成了宋双清。住宿条件也有明显改善，全部是单间或者标准间。 领过会议资料、餐票、电影票、舞会票、公园门票、人丹、清凉油和风油精，王加根准备去街上逛一逛。 走到解放街一家银行门口时，看到这里正在搞有奖储蓄。二十块钱买一张储蓄券，就可以摸一次奖。一等奖彩电，二等奖冰箱，三等奖自行车，四等奖以下就是毛巾、香皂或牙膏等日用品。 这倒蛮有意思。储蓄券两年后兑付，正常计算利息，还多了一次中奖的机会，因此对大家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银行门口人山人海，过往行人和车辆都没办法通行。王加根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见有人摸到了电冰箱，心里就开始痒痒。这次出门他身上带有一百多块钱，何不也去碰碰运气？要是摸到彩电，那不等于多拿了两年的工资？ 试试！机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 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银行营业柜台前，掏出二十块钱，换取了一张储蓄券，然后在顶部开有一个大窟窿的纸箱子里摸奖。 结果摸到的是香皂。 他有点儿失望，但心里不服气，又掏出二十块钱，购储蓄券，摸奖。 还是香皂。 运气咋这么差呢？再试试，或许下一张就是彩电。他索性掏四十块钱换了两张储蓄券。 摸到的是一块香皂和一条毛巾。 他再也不敢继续购储蓄券了。身上只剩下二十多块钱，再购一张券的话，就没办法维持未来几天的生活，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 虽说没有摸到大奖，王加根并不是特别沮丧。毕竟这是储蓄，只当是存了八十块钱的。两年后，本息又少不了一分。存钱嘛，存哪家银行都是一样，今天还得了三块香皂和一条毛巾。多少还是赚了。 走到书院街，路过孝天市法律顾问处时，王加根发现门口的招牌换了，变成了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 这是怎么回事？好奇心驱使，同时也想拜访汤正源，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这家律师事务所。 当他出现主任办公室门口时，坐在皮转椅上看报纸的汤正源马上站了起来，满脸笑容地惊叫道：“哟嗬！我正想找你，又不知道如何跟你联系。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王加根疑惑地望着汤正源，不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情。 “坐坐坐，你先看看这张报纸。”汤正源递给王加根一张《法制日报》，指着上面的一条消息，“看看这里。” 那条消息的标题是：司法部将举行一九八八年全国律师从业资格统一考试。 王加根不明白这消息跟他有什么关系。 “想不想试一试？”汤正源翘着二郎腿问他。 “我？考律师？” “是啊。你不是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吗？符合报考律师的条件。” “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今年不看专业，只要取得了大专以上学历，都可以报考。” 王加根于是仔细地看了看那则消息。 看完之后，他抬起头来，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学过法律，基本上是个法盲。怎么可能考得上？” “事在人为。这就看你努力不努力了。我当初报考律师时，还不是对法律一无所知。”汤正源开始给他打气，“不过，我们那时是省司法厅组织考试，题目比较简单。从前年开始，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全国统一考试，由司法部举办。每两年考一次，今年是第二次全国统考。开考时间是九月三十号，还有两个多月。” 听说两个月之后考试，王加根又有点儿心动。 汤正源继续介绍说，律师资格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录取，在报名条件与程序、考试方式、考试内容、评分与录取标准面前人人平等，信息公开，相对比较公平。总共五套试卷，半天考一套，全部考完得两天半。每套试卷满分一百分，六十分及格。如果五套试卷全部及格了，就能取得律师资格。要是其中有一套以上不及格，就必须达到或超过全国统一划定的分数线。 “考试确实很难，录取比率也低。一九八六年的首次考试，孝天市只有两个人通过。”汤正源用低沉的声音这样介绍。 王加根听到这里，心里反而有点儿不服气。汤正源越是强调考试的难度，他就越是想去见识见识。 汤正源说，改革开放十年了，国家越来越重视法制建设。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倡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律师职业越来越吃香了，律师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别看现在律师从业人员不少，其实大多数都是水货。他们打着律师的招牌从事法律服务，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没有律师资格证书。”汤正源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孝天地区和孝天市各有二家律师事务所，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多名从业人员，但真正拿到律师从业资格证书的不到十个人。” 原来是这样啊！ 王加根听到这里，对律师资格考试马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已经在心里拿定主意，今年无论如何要去试一试。 第一百二十一章 追逐梦想 从汤正源那里听说过律师资格考试的事情，王加根就完全没有心思参加团代会了。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的全是律师资格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就有希望当律师。而改行当律师，就能够顺利地调入孝天城——因为全市目前除孝天城以外，各乡镇都没有律师事务所。基于这点认识，王加根觉得律师资格考试是改行和进城的捷径，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无论考试多么难，都有必要去试试。 市团代会开幕的那天中午，吃过午饭，他顾不上休息，就前往孝天商场对面的孝天市新华书店，去找律师资格考试方面的书籍。 在法律专柜那里，他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籍还是挺多的，但主要是自学考试教材、普法通俗读本和一些法律法规单行本，没有看到与律师资格考试相关的书籍。翻着那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业教材，他真想一股脑儿全部买下来，可身上的钱又不够，非常后悔昨天心血来潮，参加银行那该死的有奖储蓄。不过，他马上又想到，这些教材说不定汤正源家里有，可以去他那儿借来看。他于是打消了买法律教材的念头，准备去孝天地区新华书店找律师资格考试复习资料。 孝天城总共就两家新华书店，相距也不是太远。孝天市新华书店在槐荫大道上，孝天地区新华书店在文化路口。虽说只有两里多路，但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夏天正午的日头又毒，王加根来到孝天地区新华书店时，脸上晒得通红，浑身的衣服都汗了个透。 不过，这趟没有白跑，他买到了国家司法部律师司编写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导大全》。 捧着这本比大型文学季刊起码厚两倍的复习资料，王加根如获至宝。回到后湖宾馆，就如饥似渴地看起来。 由于此前没有接触过法学，很多名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看得非常吃力。唉，让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去考律师资格证书，的确有点儿勉为其难啊。 吃过晚饭，当其他会议代表都去看电影或者参加舞会的时候，王加根准备去汤正源家里借书。 想到汤正源是他读师范时的班主任，又是名义上的“干舅舅”，家里还有一个小朋友晶晶，空着手去肯定不好。多少应该买点儿东西，可王加根摸过奖、买过复习资料之后，身上又没剩几个钱了。 买点什么呢？留下回家的车票钱，只够买几斤水果。 那就买几斤水果！对了，再把昨天有奖储蓄摸的奖品也带上。一条毛巾三块香皂，反正都是新东西，居家过日子能够用得上。他用毛巾包着香皂，又带上个塑料网兜，到彭家湾农贸市场称了几斤苹果，脚步轻盈地赶往位于园林二路的孝天市司法局宿舍楼。 汤正源家的门关着。 王加根踏上门口的塑料脚垫子，正欲举手敲门时，看到门框旁有一个黄色的酷似的塑料盒。 这应该是门铃？ 他试着按了一下塑料盒上的按钮，屋里马上传出动听的音乐，一会儿便有脚步声向门这边儿靠近。 开门的是汤正源的老婆刘老师。见到王加根，她满脸笑容，向正在房间里辅导孩子写作业的丈夫通报。 王加根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又把毛巾和香皂交给刘老师，诚实地说：“这是我参加有奖储蓄得的奖品，放在宾馆里怕丢了。” 刘老师接过东西，客套了一句，就转身去了阳台。 王加根尽量放松地与汤正源寒暄。 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又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汤正源那双近视眼睛老是盯着他的脚看。直到他转过身来，看到刘老师正挥舞着拖把，在消灭他的皮鞋留在地板砖上的脚印，这才感到有点儿难为情。 他说了声“对不起”，踮着脚尖退回到大门口，换了双拖鞋进屋。 这一莽撞行为破坏了他那本来是极好的心情，再也不敢随意地做什么或者说什么了。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环视这三室一厅的住房。彩电、冰箱、空调、 vcd、组合音响、煤气灶，与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教书时相比，汤正源家完全变了样儿。 “如果我取得了律师资格，当上了律师，不是也可以拥有这一切么？”王加根开始想入非非。 他简明扼要地向汤正源说明了来意。 “你昨天不是说不报考么？”汤正源笑着问，“怎么睡了一晚上，又改变了主意？”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听说你教书教得蛮不错，怎么又突然决定考律师？”汤正源显然是明知故问。 王加根觉得这样的问题最好还是由汤正源自己回答，于是反问道：“那您呢？” 汤正源得意地笑了笑，随后又意味深长地把头一点一点的。 “自学过法律么？”他坐在沙发上问。 王加根诚实地摇了摇头。 汤正源的头仍然有节奏地点着头：“今天是七月十号，八月十号，九月十号，九月三十号考试。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加二十天，八十天时间，必须学完大学法律专业四年的课程，你有把握么？” “把握肯定谈不上。今年先试一烙铁，摸摸底数。”口里这么说，王加根心里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汤正源望着他，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容。犹豫片刻，他便站起身来，走进书房，打开书柜，从里面抽出一些法律教材。 当书籍堆到一尺多高的样子时，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都是考试大纲指定的，十八本，涉及三十多个法律学科，应该有五六百万字。” 紧随他进入书房的王加根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么多啊！两个多月不吃饭不睡觉恐怕也看不完呀！”心里这么想着，但王加根口里并没有说出来。 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么多书拿走。用什么装呢？他退回到客厅，把带来的苹果从尼龙网兜里一个个地拿出来，放在茶几的果盘里。腾出尼龙网兜后，再到书房里装书。 还好，十八本书正好可以塞进尼龙网兜里。 他拎起装满书的尼龙网兜，镇定自若地回到客厅。 “好好复习，要是考取了，我就把你调到律所来，也给你分这么一套二的房子。”汤正源用带有嘲弄意味的语气鼓励他的学生。 王加根勉强笑了笑，说了声谢谢，就向汤正源夫妇告辞了。 开完市团代会回到家里，王加根兴奋不已地向老婆通报了律师资格考试的事情。 方红梅听了也很激动，觉得这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为老公加油打气：“掉他几斤肉，脱他几层皮，无论如何也要考取！” “那是必须的。”加林笑着回应。 “家务事都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干了。暑假除了给初三学生补课，就是抓紧时间复习。”方红梅这样安排，“到了我暑期面授的时候，就把欣欣送到方湾去，免得她影响你复习。” 老婆如此通情达理，让王加根非常感动。 他心里实际上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出口，老婆竟然跟他想到一块儿了。买到了复习资料，借到了教材，再加上老婆的支持，大大地增加了王加根的信心。 虽然时间上确实有点儿紧，但他相信，只要全力以赴，充分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通过的可能。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觉得今年的机会非常难得。 律师资格考试的消息在报纸、电视、广播上发布后，社会上想报考的人非常之多，比方我们熟悉的徐磊和涂勇，但他们都被“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这一硬杠杠拦住了，报不上名。 王加根刚刚拿到大专文凭，这本身就是抢占了先机。如果再过两年，随着全社会学历水平的整体提高，说不定会同步提高报考律师资格证书的门槛儿，规定“本科以上”或者“法学专业大专以上”才能报考。那样的话，他连报考的机会都没有了。另外，今年是第二次全国统一考试，估计合格分数线不会太高。越往后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人就会越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天时，地利，人和。王加根觉得今年他全占了。 当然，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这次考试的现实意义，即取得律师资格之后有可能带来的改变。 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教师，没有背景，没有钱财，没有关系和后台，要想改行或者进孝天城，那简直比登天还难。他此前为自己制定的宏伟规划和蓝图，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画饼充饥，痴人说梦。 勤奋努力地工作，取得较好的教学业绩，拿到较高的学历，可能会得到领导的表扬和肯定，但不一定能改变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至于通过写作成为知名作家，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相比较而言，考律师距离目标更近，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汤正源就是典型的例子。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和高考差不多，一考定终身。只要考上了，就能够直接改行，直接到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无须卑躬屈膝地求人，不用违心地塞砣子、走后门，遭人白眼，也免得老婆三番五次地怨天尤人。 “努力！奋斗！加油！这两个多月，拼了！如果这次考试成功，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律师资格证书，而是受人尊敬的职业，是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是了解社会生活的窗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和源泉。”王加根不停地给自己打鸡血，加油鼓劲。 报考也比较顺利。 按照通知上的要求，他找肖玉荣开了个品行证明，带上大学毕业证书、两张免冠一寸照片和二十五元报考费，到孝天市司法局人秘股填了几张表格，报考手续就算完成了。 复习期间，最不给力的还是老天爷。 天太热了，白天的最高气温通常会达到四十摄氏度。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干旱百年未遇。农村的早稻普通减产。中稻完全干死了，枯萎的稻秸杆，划根火柴就能点着。晚稻呢？秧苗很多都干死了。稻田干得发裂，池塘都见了底。天天骄阳似火，风都是热的。牌坊中学校园里除了蝉的高声鸣叫，听不到其他声音。鸡都躲在树荫下，张着口喘气，抬起翅膀散热。苍蝇也不在外面呆了，一个劲地往房屋里面飞，希望找个凉快的地方落脚。 王加根坐在家里总是汗水直淌，完全没办法看书。睡觉同样是受罪。身体贴在席子上，粘乎乎的，特别不舒服。好在供电比较正常，有时白天没有完成的复习任务，晚上可以弥补。夜晚的气温虽然比白天要低一些，但蚊子、飞蛾、蚱蜢、蟑螂、蟋蟀这些虫子又特别多。他只穿着一条短裤，赤膊上阵，坐在灯下看书，时不时还要停下来与这些讨人嫌的家伙们搏斗。把电扇开到最大，对着自己吹，不停地喷洒花露水，不停地抹清凉油或者风油精。 因为心里怀揣着梦想，生活一下子又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人就会充满激情。不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都会看作无所谓，义无反顾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正如伟人说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或许，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人生就是永不停歇地去奋斗。靠奋斗获得幸福，实现梦想。 他不急不躁，不气不恼，尽可能让大脑保持清醒和冷静。看教材，背法律条文，记名词解释，做案例分析，写法律文书。 方红梅包揽了全部家务，什么事情都不让王加根动手。 每天早晨，她还用开水冲个鸡蛋花儿，加入红糖，逼着王加根喝下去。她强调，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必须补充营养，不能把身体搞垮了。 遇到王欣调皮捣蛋，她就把女儿带出家门，告诫女儿不能影响爸爸复习，开玩笑说：“爸爸正在考状元，中了状元就能当大官，我们就能跟着他一起去孝天城，欣欣就有地方上幼儿园了。” 看法律书籍、背法律法规是非常枯燥的。 王加根有时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会拿起一本小说或者文学杂志，换一换脑子。记得他在孝天县师范学校沉溺于高考复习时，方红梅就经常用这种方法让他调节。可现在方红梅已经不这样了，见到他看文学书就唠叨，说一心不能二用，必须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尤其是发现王加根来了灵感，偷偷摸摸写小说的时候，她就会恼羞成怒，又哭又闹，骂他不识时务，分不清主次。 “为了拿自学考试文凭，四年没写作还不是过来了？现在为了考律师资格证书，未必两个月就耽误不起？再说，就算你的小说发表了又能怎么样？你能不教书么？你能进孝天城么？这次考试的重要性你又不是不清楚，怎么还是这么糊里糊涂，还是这么让人不省心？” 王加根理屈词穷，只好把与文学相关的东西扔到一边儿，重新抱起法律教材或者复习资料。 到了暑期面授学习的时候，方红梅提前把女儿送到了娘家，然后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前往孝天城。 临出门时，她对王加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能再看文学书了，更不能写小说，要一心一意复习法律，确保律师资格考试万无一失。成功仅有自信是不够的，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还有最佳的临场发挥。 “朱建华是跳高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也只拿到了一块铜牌，要吸取这些惨痛的教训。” 王加根不住地点头。他没想到老婆这么能说，居然拿朱建华四年前的失误作案例。由此可见，她对这次律师资格考试看得多么重要，对他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 初三上半程补课结束后，王加根就开始专心专意复习了。 这段日子是无所谓白天与黑夜的。只要清醒着，除了一日三餐和去厕所方便以外，他总是抱着那些大部头的法律教材看，读、记、背。即使睡觉也不轻易上床，多半是趴在桌子上，吹着电扇小憩那么一会儿，一醒就接着干。不过，人毕竟不是机器，精力还是有限的。看书时间过长，他的脑袋就处于麻木状态，甚至一阵阵发疼。 有时，他特别想听听音乐。 遗憾的是，家里那台廉价的录音机出故障了。放磁带时，动不动就卡带，或者如张飞一般喳喳喳地乱叫，发出叫人心悸的噪音。他每次按“py”键都有点儿迟疑，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害怕听到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怪叫声。 音乐听不成，他只能去操场上走路，或者到校园外面跑步。 这天早上，王加根刚起床就闻到一股恶臭。他皱了皱眉，猛然记起前天他在家里下过老鼠药。 会不会是老鼠死在家里了，腐烂后发出的臭气？他趴在地上，在床底下、柜子底下到处瞄，又搬箱子、搬床头柜、搬小摇车、搬装鞋子的纸箱子，并没有发现老鼠的尸体。于是，又把纸箱子里的鞋子一双双地清出来，把床上的席子、垫絮都掀开，还是没有看到死老鼠。但臭气仍然充斥着整个屋子。 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臭？这臭味又是从哪儿散发出来的呢？ 王加根见门窗都开着，怀疑臭气是从外面飘进来的，就拿起火钳，到后院子里去寻找。 第一百二十二章 后妈难当 马红那天下班后，确实是去看电影了，但不是和她男朋友一起，而是约的她闺蜜王娜。 王娜与马红住在同一个干休所里面，不过两人此前交往并不多，因为她们没有同过学，工作后也不是同事。 王娜在干休所大院里的名声不好。大家都说她轻浮，行为不检点，在男女交往方面比较随便，老是打着恋爱的旗号，与男人鬼混。 白素珍平时在家里谈起王娜，总是鄙夷不堪的语气，骂这丫头不知廉耻，不懂得自重。她嘱咐马红少与王娜来往，免得受不良影响，被她带坏了。 本来，马红对王娜没什么印象，平常遇到只是点个头，给个笑脸，打声招呼，关系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但听到白素珍老说别人的坏话，又激起了她与王娜交往的欲望。 从小到大，白素珍总是规定这规定那，已经让马红烦透了。虽说那些“清规戒律”很多都是正确的，与中小学生行为规范要求基本一致。但是，人怎么可能老是在划定的条条框框里生活，不越雷池半步呢？那样中规中矩地过日子，该有多么枯燥乏味，多么不自由啊！更何况，白素珍的很多规定马红也不认可。 比方，马红上班之后，白素珍就要求她向家里交钱，说是帮她存起来，以后出嫁时全部返还，并等额送她嫁妆。现在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谁不是把钱留在手里自己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自己用都嫌少了，为什么要交给家里？再比方，白素珍见不得她买衣服买化妆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穿几件时尚衣服怎么了？我涂脂抹粉擦口红又怎么了？现在的年轻人谁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又有几个是不化妆的？未必非要我向你们这些老古董学习，一件衣服穿几十年？一床被子盖几代人？我偏不！偏不服从你管理！我要按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生活。”有了这种逆反心理，马红对白素珍的说教就置若罔闻，逐步发展到敌对和仇视的地步。 她与朋友聊天时，也经常表明自己对后妈的反感：“只要是她喜欢的，我就不喜欢；只要是她不喜欢的，我偏要喜欢。本来我对某样东西或某件事情蛮感兴趣，一看她喜欢，我就感到心烦，又故意表现得不喜欢。” 白素珍嘱咐她少与王娜交往，她就偏要把王娜当成最好的朋友。她主动去找王娜，两人一起唱歌跳舞，逛街吃饭。最开始，她只是偷偷摸摸地与王娜玩儿，怕白素珍知道。时间一长，也无所顾忌了。她们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干休所大院里打羽毛球。 白素珍看到后，气得暴跳如雷，对马红破口大骂，还打了她几巴掌。 马红才不在乎这些呢！她把头一扬，对白素珍不理不睬，继续去找王娜玩儿。 前不久，王娜未婚先孕，还是马红陪她去医院做的流产手术。 马红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与白素珍作对，与她的教导背道而驰，干她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要气白素珍，让她闹心，感觉不舒服，不快活。 马红与白素珍针锋相对的做法，还得到了马杰的赞扬和支持。马杰暑假期间因为与陈凯勇交往，被白素珍教训。他愤然离家，随后就写信给他的弟弟和妹妹，表达了自己对白素珍的不满，字里行间渗透出咬牙切齿的恨。他叫马红尽快找个男朋友，争取早日嫁出去，离开这个家，远离毒蛇一般的白素珍。 这封信不知怎么被马颖发现了。她把这封信交给了妈妈。 白素珍读过信之后，气得简直要吐血，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想起自己来到马家十二年，为了抚养和教育老马与他前妻生下的三个孩子，不知付出了多少辛苦的劳动，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如今他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了，对她竟然无半点儿感恩之情，反而把她看作肉中刺、眼中钉。她真是后悔啊！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 当初她准备嫁给有三个小孩的老马时，很多人都打破，作过善意的提醒，叫她要慎重考虑，因为后妈实在太难当。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你对他们一百个好，他们不会记在心上；如果你对他们有半点儿不是，他们就会对你恨之入骨，甚至记恨一生。 这些逆耳的忠言，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听进去呢？ 在认识老马之前，别人曾给她介绍过好几个对象，有的还是未婚男青年，自己为什么不选择他们？为什么要同情马家这几个没有良心的小东西？唉！世上找不到后悔药。已经错过了十二年，有什么办法呢？看在老马忠厚老实的份上，只有耐着性子陪他度过余生。等他百年归西之后，我还是去找我的亲生儿女，永远不见马家这几个忘恩负义的混蛋！ 白素珍把那封让她寒心的信还给马颖，叫小女儿放回原处，并嘱咐小女儿，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必要为妈妈打抱不平。 随后的好长一段时间，白素珍没怎么管马红，听之任之，随她怎么去弄。反正马红已经过了十八岁，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任。 她们母女暂时“和平相处”，可家里还是不得安宁。白素珍与马军之间又产生了矛盾，冲突更为激烈，几乎危及到她的生命安全。 马军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报名参军又因为眼睛近视落了选。学历那么低，又只有十五岁，工作自然不好找。 白素珍和老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托关系，找熟人，求爷爷，告奶奶，最后总算把马军送进了一所普通高中。 入校的时候，她就嘱咐马军，你不是正式录取的，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既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就要多下功夫，付出更大的努力。笨鸟先飞，才能迎头赶上。她要求马军和妹妹马颖一样，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觉。至于检查和辅导学习，她就无能为力了——自己才小学毕业水平，怎么可能辅导一个高中生呢？ 马军说他早晨五点钟醒不了，起不来，要求把起床时间推迟到六点钟，晚上他可以推迟一个小时睡觉。 白素珍觉得这样也行，反正一天学习的总时长不变，睡眠时间也能够控制在七个钟头以内。 作息时间表排好后，马颖在白素珍的督促下，基本上能够按要求执行，但马军仅仅坚持了三天，就恢复到了“困了就上床，睡到自然醒”的状态。 白素珍不允许他这样言而无信。如果马军早睡了，她就会把他从被子里揪起来，坐也要坐到十一点；如果马军晚起床，她同样会掀开被子，吼他起床，逼着他和妹妹一样，背语文课文，记英语单词。 马军觉得白素珍管得太严，对他要求太高，不让睡觉就是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对他进行非人的折磨。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身体垮了，学习再好有个屁用啊！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小秘密，马军上高中之后，时不时有同学给他递香烟。抽过几次之后，慢慢就有点儿上瘾了。他有时晚上想抽烟，那种感觉，如同饥寒交迫一般难受。 “要是晚上离开家，在另外一个地方睡觉多好啊！”马军正这样想着，机会就来了。 老马提前退休后，在部队干休所当门卫。按要求，门卫必须全天二十四小时守在门房里。 马军于是向白素珍提出，晚上由他顶替他爸看门，在门房里过夜。 白素珍知道马军是为了逃避她的管教，因此没有同意。 直到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老马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被送到医院做手术，白素珍又主动安排马军晚上睡在门房里。 老马出院后，她也没有要求马军晚上回家。因为老马这次患病，给她敲响了警钟。老头子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如果长期让他一个人睡在门房里，万一晚上犯了病，出了意外怎么办？既然毛军想睡门房，就让他去顶替他爸！ 就这样，门卫的工作由老马和马军爷儿俩共同承担。白天老马负责，晚上则交给马军。通常情况下，马军吃完晚饭就去换他爸。老马次日凌晨来开大门，烧开水，收发牛奶，马军则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起床回家吃早饭。 有了门房这片小天地，马军如同找到了一个安乐窝。摆脱了白素珍的监视，不用听她唠叨了。觉可以随便睡，烟可以随便抽，他甚至经常约同学到门房里打扑克、下象棋，海阔天空地聊天儿。 按规定，干休所每天晚上十点钟要锁大门，但马军经常不到十点钟就睡着了，导致大门通宵达旦地开着。 于是，就有人向干休所领导提意见，说门卫如此失职，直接威胁着老干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武所长就来找老马和白素珍。提醒他们，要教育好马军，履行晚上按时锁门的职责，另外，也不能让闲杂人员在门房里胡闹。 对于武所长提到的那些事情，白素珍感到很吃惊。她半信半疑，后来又特地去门房明查暗访，结果证明武所长并不是信口开河。 一次是晚上十一点钟去的。大门没锁，门房的灯没关，马军已经在床上酣然入梦了。 另一次是晚上八点多去的。门房里灯火通明，有两个男孩儿在里面下象棋，马军站在一旁观战。见白素珍进来，马军赶紧坐在另一张桌子上，装模作样地拿起书来看。 白素珍当时很生气，直截了当地驱逐那两个下棋的男孩儿，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另找个地方下棋！我们家马军要学习。你们在这儿下棋会影响他。” 下棋的男孩儿非常尴尬，满脸通红地离开了。 白素珍又开始教导马军。她说，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没有真才实学，根本就没办法立足。你的眼睛近视了，当不了兵，如果再不下苦功夫学习，考不上学，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连媳妇都娶不着。 “你干脆还是搬回家里住，让你爸来睡门房。回家后，你和马颖同时睡觉，同时起床学习。”白素珍提议。 “我不！”马军马上表示反对。 “那好。如果你坚持睡门房，就必须早晨六点钟起来，晚上十一点钟睡觉。睡觉之前，把大门锁好，把路灯关掉。另外，每天晚上学习的时候不准闩门，我会随时来门房检查。如果发现你没到睡觉的时间就睡了，我就要拿棍子打你！” 白素珍苦口婆心地说了好半天，马军却一言也不发。 第二天中午，马军放学回到家里，破例没有与白素珍打招呼。见桌子上的饭菜还没有摆好，就进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 马颖害怕挨打，不敢向马军出抗议。 马红去门房顶替她爸，让老马回家吃午饭。 饭菜全部做好后，白素珍解下腰间的围裙，挨着老马和小女儿坐下。 马军见桌上有羊肉汤，就站起身进厨房拿汤匙。家里吃饭的一共四个人，他却只拿了三个汤匙。先递给老马一个，再给马颖一个，然后，自己用第三个汤匙舀羊肉汤喝。 白素珍见马军唯独不给她汤匙，气不打一处来。她真想站起身掴他一耳光，不准他吃她做的菜。又想到如果这样，全家人就吃不好这餐饭。 为老马和自己疼爱的小女儿着想，她强压怒火，忍气吞声，没有发作。她一杯接一杯闷闷不乐地喝白酒。几杯过后，就头晕目眩，感觉整个房子都在旋转。她匆匆忙忙地扒了几口饭，就起身进入卧室，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觉得房子还是在旋转。虽然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发软，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平时在单位里或者干休所里和人聊天，说起马军，别人都劝她不要管。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是少管为好，随他怎么样。管严了，他非但不领情，还会记恨你，可白素珍就是听不进去。她一直认为，马军虽说不是她亲生，却是睡在她怀里，含着她的奶长大的，与亲生的儿子没什么两样。她总想把马军培养教育成一个有用的人，希望他将来能够考上大学，通过加枝和张德林的帮助，去美国留学，有所作为。晚上让他去门房里睡觉，除了为老马着想，主要还是怕家里人看电视及人来人往影响他，是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但他却体会不到当妈的良苦用心。 自从知道马军邀人到门房里打牌和下棋，白素珍就与他交谈过。说了好几次，却总也不顶用，马军依然我行我素。万般无奈，白素珍昨天就哄走了那两个下棋的男孩儿。 马军可能觉得白素珍赶走了他的朋友，扫了他的脸面，心生怨恨，于是故意不给她拿汤匙，以此来羞辱和刺激她。 “这样一个不知好歹的糊涂虫，管教他又有什么用？”白素珍真的再也不想管马军了。 老马见白素珍被气走，也觉得马军的做法太过分了。他一边吃饭，一边开导儿子，要他去给白素珍认个错。 马军却不愿意低这个头，吃完饭，碗筷一丢，就去门房换马红，然后直接去学校了。 下午放学后，老马又把马军拉到沙发上坐下，苦口婆心地给他讲道理，要他去向白素珍道歉。 马军一言不发，就是不给正在做晚饭的白素珍认错。吃饭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吃完之后，连声招呼都不打，碗筷往桌子上一丢，又甩手走出了家门。 老马感觉很为难。他赶紧把自己碗里的饭吃完，对正在辅导马颖写作业的白素珍说，自己出去走走。他来到门房，又开始给马军做工作，动员他去向他妈认错儿。 马军还是不表态，什么话也不说。 老马说得舌干口燥，情绪慢慢激动起来，开始训斥儿子。 马军这才站起身，出了门房，往干休所院里面走。 老马见他终于肯回家给白素珍道歉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拎起烧水壶灌满水，搁在蜂窝煤炉子上。水烧开之后，他又提着烧水壶送回家。 进门后，他问正在洗碗的马红：“马军回来了吗？” “没有呀！” “没有？我明明看见他往回家的方向走来着。没有回家，那他去哪儿了？”老马非常纳闷儿。 他把开水灌进暖水瓶，又拎着空烧水壶回到门房，仍然没有看见马军，于是心神不宁地坐在门房里等待。 快九点钟的时候，白素珍牵着马颖来到门房。见老马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就问马军去哪儿了。 “不知道。”老马着急地说，“我让他回家向你道歉，不知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白素珍听到这儿，既难过，又委屈。错了不肯认错，还玩失踪吓唬家里人！ “你就是死了，公安局也没有理由逮捕我。我一没有打你，二没有骂你，更没有虐待你。要你好好学习，要你不打牌不下棋，要你不学坏，我有什么不对呢？”白素珍越想越生气，但心里还是担心马军会出什么意外。 第一百二十三章 儿大不由母 马军不在门房，又没有回家，黑更半夜的，跑到哪儿去了呢？ 白素珍嘴巴子说得很硬，其实心里七上八下。她带着马颖返回家里，只看到马红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于是向马红叨唠，告诉她马军不见了，声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什么过错。 马红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没有吭声。 无论白素珍说什么，她都不搭讪，也不发表评论。看来，她并不认同白素珍的观点，显得有点儿麻木不仁。 眼看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白素珍安顿马颖洗脚睡觉，自己又一个人走出家门。她来到楼上刘管理员家，向他们倾诉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刘管理员劝她，对老马和前妻生的三个孩子少管一些，免得他们心生怨恨。 刘管理员的老婆更是热心地出点子：既然马军不爱听你批评，你就挑好话说给他听；马红不愿意交工资家里，你也不要说什么，更不要申明不给她办嫁妆。你就说马红很不错，我将来会给你办什么办什么。哄到她出嫁时，你什么东西也不给，她又能怎么样？人要学圆滑一点儿，你好自为之，管好自己生的马颖就行了。 听过刘管理员两口子的“锦囊妙计”，白素珍觉得自己做不到。因为她向来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说假话骗人。对马红马军的缺点，她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她必须如同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从严管教，至于他们听不听，服不服，那是他们的事情。她耐着性子在刘管理员家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就起身告辞，去了门房。 马军还是没回来。 老马依然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发呆。 白素珍叫老马回家，她坐在这儿等。 老马不肯，说他今晚就在门房里睡。 由于马军睡的是硬板床，白素珍担心老马的腰受不了，就回家抱来皮褥子，垫到床上。然后，孤身一人浴着冬夜的寒风返回家里。 路上，她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编出一些故事和歌谣骂“后娘”，比方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比方“包菜叶，包冰糖”，但是，又有谁指责过丈夫与前妻生的孩子不听话？有谁理解一个后妈抚养别人生的孩子的难处？真不该嫁给老马，来当这个后妈。家里的大衣柜里有敌敌畏，干脆喝它几大口，结束这窝囊而又艰难的人生旅程。可是，我死了马颖怎么办？老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多可怜！真是活着难，死了也难。 回到家里，她万念俱灰地倒了床上，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起来。边哭边呼唤着大女儿：“加枝！加枝！你怎么还不来信呢？你为什么不回来？你再不回来，他们几个就会把我气死呀！你就再也见不到你那苦命的妈了啊！” 哭声惊动了隔壁房间的马红。她赶紧跑过来，劝白素珍不要伤心。并且说：“马军已经长大了，他不想你管，你就不要管他。他自己的路让他自己去走，你还省心些。” “不管行吗？他抽烟，打牌，睡懒觉，不学习，不尊重老人。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会成为怎样一个人？”白素珍继续号啕大哭，为自己管教马军的行为寻找理由。 马红听到这里，也不知该如何说服她妈了。 正在母女俩一个哭、一个劝的时候，老马突然回到家里，说马军已经回到了门房。 “我问他去哪儿了，他没有哼声。自己擦了把脸，洗完脚就睡了。”老马说，“我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甚至连好言相劝的话都不敢多说一句。我怕他又发横，搞得家里人下不来台。” 这一夜，白素珍失眠了。翻来覆去，整晚上没有合眼睛。 马军今年才十七岁，就不服大人的管教。如果他将来工作了，两个老的不能动弹了，他又会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 “不行！要管就要管到底。必须把这个码头打下来，不能让他飞上天。”她准备过两天开个家庭会，讲明管教子女的理由。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她觉得她的管理是对的，如果马军不服她管教，就必须把不服的理由说出来。大家开诚布公，以理服人。这样才能维持家庭运转的秩序。 接下来的几天，马军进进出出总是板着个脸，默不作声。早上出去上学，中午回家吃饭，晚上背起书包去门房。他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讲一句话。 见他这个样子，白素珍也不好提议开家庭会。只要马军从此之后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开不开家庭会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心情压抑和烦闷，白素珍也不愿意天天晚上守在家里辅导马颖。隔三差五，她就和老马一起去刘管理员家里打麻将，消磨时间。 这天是星期六，打完麻将散场时，已经到了深夜十一点半。白素珍回家在阳台上收衣服时，看见门房的灯还亮着，于是安顿老马洗脚睡觉，自己想去门房看一看。 走出宿舍楼的门洞时，碰到两个男生从大门方向走过来。她没太在意，但进入门房时，却见满屋子烟雾缭绕，地上有好几个烟头。 白素珍气得两腿抖动，厉声地问马军：“谁在这儿抽过烟？” “别人。” “哪个别人？” “刚才来玩的两个同学。” 白素珍不信，拎起硬板床上的床单，用力一掀，从枕头底下飞出半包香烟。 “这是什么？”白素珍咄咄逼人地问，“你哪儿来的香烟？” 马军说是同学给他的。 “哪个同学？” 马军没有回答。 白素珍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追问。 马军只得说出了一个男生的名字。 白素珍带着那半包香烟，气急败坏地离开门房。回到家里，她把老马从被子里面拉起来，要他和自己一起去找那个送烟给马军的男生。 “这么晚了，别人肯定早睡了。”老马揉着惺忪的睡眼，建议明天早上再去问。 “不行！一定要今天问。明天说不定他们就串供了，弄不清真相。”白素珍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刚才出门时碰到过那个男生，估计他现在还没有睡。” 老马没办法，只好把衣服穿上，和老婆一起去找那个男生。 好不容易敲开别人家的大门。 那男生的父母非常惊诧，不知道老马夫妻俩午夜来访有什么事情。 白素珍说，想找他们家儿子聊一聊，了解个情况。并且提出，父母回避一下，她与他们家儿子单独聊。 那个男生听过白素珍提出的问题，先是一楞，然后支支吾吾地回答，香烟是他给马军的。 “那我可要把这烟交给你父母。”白素珍扬了扬手里的那半包烟。 男生惊惶失措，马上改口道：“这烟不是我给马军的。可能是其他同学送他的，我记错了。” 这明显是在给马军打掩护。 白素珍生气地教导了这个男生几句，就到客厅向他父母告辞，和老马一起离开了。 来到干休所门房，白素珍质问马军为什么要撒谎，并且要他交待香烟的真实来源。 马军嗫嚅着，说他记错了，香烟是另外一个同学送他的。 “走！那我们现在一起去那个同学家。”白素珍大声吼道。 马军坐在床沿上没有动，两眼露出凶光。 白素珍气得浑身发抖，扑上去就要打他。 马军挥舞双臂抵挡。 白素珍双手拧着他的两只耳朵，问他为什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为什么背着大人抽烟。 “打死我了！打死我了！”马军大声嚷叫着，挣脱素珍的双手，不顾一切地往门外冲。 老马在门口拦腰抱住了他。 马军仍然大哭大叫：“打死我了！我要走！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家！” 白素珍也冲了过去，抱住马军的腰，边哭边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去哪里我和你一起去，你要去死，我就和你一起去死。” 马军上跳下蹿，试图从父母怀里挣脱出来。 三个人哭喊着扭作一团。 这样挣扎了一会儿，白素珍的手突然松开了，昏倒在地上。 老马赶紧把白素珍抱到床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 马军也害怕了，坐在地上抽泣着，再也不敢动。 过了好一阵儿，白素珍才清醒过来。见马军并没有跑掉，她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努力从床上坐了起来。喝完老马端给她的一杯水，心跳才恢复正常，人慢慢平静下来。 老马叫老伴儿回家睡觉。 白素珍却不肯。 老马过来拉她，她甩开老马的手，说：“我有话对马军讲。你让他起来，在椅子上坐下。如果他不听我把话说完，我今天就在门房里陪他坐一晚上。” 见老伴儿这么固执，老马就过去把马军从地上拉起来，问他这样做对不对，要儿子向白素珍认错儿。 马军坐在椅子上，把头扭向一边儿，不看他妈。 白素珍于是开始长篇大论，谈了好多大道理。 马军一直扭着头，不看她，也不搭上一句话。 素珍的火气又上来了。一怒之下，她把装有茶水的搪瓷缸扔到地上，指着马军的额头骂起来：“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现在为什么不服我管？我叫你好好学习有什么错？我叫你不抽烟有什么不对？你凭什么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我？你今天必须回答我：要我管？还是不要我管？如果要我管，我说得对的，你就必须听；认为我说得不对的，讲出我不对的理由。我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如果不要我管，你也说出来。从明天起，我与你只当不认识的陌生人。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可以管你饭，可以让你在家里读完三年高中。高中毕业之后，你就给我滚蛋，想去哪里随便你。” 老马一看这架势，也哭起来了。他声泪俱下地劝儿子，听妈妈的话，向妈妈认个错儿。 马军丝毫不为之所动，还是对白素珍不理不睬。 老马拉不动这头犟驴，又来劝老伴儿回家睡觉。 “不行！他今天不表态，我就不回家。” 老马左右为难，哭得更伤心了。 “你哭什么？你儿子不可怜你，我同样不可怜你。你要是气死了，我再去嫁个比你更年轻的。我看你死了，他马军去哪儿找你这样的好爸爸。”白素珍见老马这样没出息，怒气冲冲地骂起来。 马军仍然噘着嘴巴，一言不发。 桌上的闹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钟。 老马急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他走到儿子面前，声音颤抖地央求道：“马军，你是不是要我给你跪下，你才肯表态。” 眼看爸爸真要下跪了，马军这才赌气地对白素珍说：“要你管！” “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今天是你表态要我管的，以后我说得对的，你就必须听！”白素珍再次强调。 然后，她和老马一起离开门房，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老马和平时一样，五点不到就起了床，去开干休所的大门，到门房里忙碌。 白素珍这天晚上失眠了，头昏脑胀，眼睛发涩，右边半个身子发麻，腰酸背疼，动弹不得。她吩咐马红做早饭，自己想多睡一会儿。但躺在床上，又记着马颖的学习没人检查和辅导，快八点半钟的时候，她还是咬咬牙起了床。喝了杯牛奶，吃了两根油条，就开始督促马颖写作业。 马军到九点多钟才回家吃早饭，仍然不肯理白素珍，也没有与其他人讲话。吃饱喝足之后，就自顾自地出门了。 整个上午他再也没露面儿。 虽说马军昨晚表态“要你管”，白素珍知道那是被逼的。这小子口服心不服。见不到他的人影儿，白素珍心里依然有点儿发慌。 中午吃饭时，马军还是踩着钟点儿回来了。吃饭时，他还是谁都不理，一言不发。吃完之后也没有进房间午休，而是闷声不气地走了。 白素珍估计马军是去门房那儿睡觉了，没太在意。下午快两点钟的时候，她前往门房，却没有看见马军，只有老马一个人守在那里。 老马说，马军理发去了，理完发可能会去他同学那儿玩一会儿。 白素珍知道老马昨晚也没睡好，又那么早就起来忙。烧开水，分牛奶，收发报纸，传递信件，打扫卫生，切鸡饲料，煮饭……中午又没休息，肯定累得够呛。她叫老头儿回家睡一觉，自己来帮他看门房。 老马不肯，说他不困，又说白素珍身体不好，应该回家休息。 老俩口正互相推辞，马红来了。 她说她来看门房，爸爸妈妈都可以回家。 老俩口这才一起往家里走。路上正好遇到干休所的武所长，白素珍于是絮絮叨叨地向武所长说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老马觉得没趣，又确实很困，就提前告辞回家了。 白素珍仍然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 马红这时突然慌慌张张地从门房里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硬纸板夹子，递给白素珍：“妈，你看马军写的什么！” 白素珍打开纸板夹子，看见里面有一张白纸，缭缭草草地写着这样一行字：我走了！去那遥远的地方。你们只当我不存在，不用找我。 白素珍双手开始发抖，把夹子递给武所长。 武所长看过后，问白素珍：“你们在保定城和附近有没有亲戚？” 白素珍说没有，同时感觉两腿发软，几乎在瘫倒在地上。 “别着急！别着急！他不会走远的。”武所长安慰白素珍，接着说，“他不愿意你管，你以后就不要管他了。我有个老战友，亲生儿子不听话，他们也管不了。没有办法，他们就来求我仍然打架闹事。后来触犯刑律，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劳教回来之后，就老实多了。” 白素珍根本没心思听武所长讲这些。她怕马军这个混小子自杀了，决定马上去派出所报案。 武所长说：“那你们快去！我去喊你们家老马来看门房。” 白素珍马红娘儿俩跑到宿舍楼下面，一人推出一辆自行车。 临出干休所大门时，白素珍又折回来，嘱咐武所长，先不要把马军出走的消息告诉老马，老马心脏不好，怕他受不了。 到派出所报案后，民警让她们赶紧去保定火车站，看能否找到家里的自行车。如果找到了，说明马军已经离开bd市；如果没有找到，就说明马军还在市内。要是他今天晚上还没回家，明天派出所就可以立案。 马红见白素珍脸色苍白，累得直喘粗气，就叫她先回家，她一个人去保定火车站。 “那你快去快回，免得我们又担心。” 白素珍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天快黑时才回到干休所。见门房里没有人，就赶紧回家。她右半个身子又酸又痛又麻木，耳朵吹哨子般地鸣叫。把自行车扛上二楼，停放在楼梯间，然后掏钥匙开门。 进屋后，听到厨房里有洗碗的声音，她走过去一看，竟然是马军。 原来这小子根本就没有离家出走。 第一百二十四章 煤气中毒 春节一天天临近，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 在这段充满喜庆的日子里，白素珍却接连遭遇烦心的事情。 马军散布“离家出走”的虚假信息，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尚未平息，马军又给同学写信，控诉万恶的白素珍。他在信中写道：“为了生存，我不拒绝毒蛇和蟾蜍。从此，我学会了冷静和忍耐。” 这封还没有邮出的信被白素珍发现后，她又气得七窍生烟。 为避免马军继续惹是生非，她和老马商量，决定让马军晚上还是在家里睡觉。门房夜晚值守的任务，重新由老马去承担。 可能是因为生气导致上火，也可能是因为吃不香、睡不好导致免疫力下降，白素珍身上突然起了很多红疙瘩，痒起来特别难受。她到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拿了扑尔敏片和钙片，按时定量吃过了，又按医生说的方法，回家烧盐水洗澡，但都不顶用。 唉！屋漏偏逢连阴雨。人一旦倒起霉来，喝凉水都塞牙齿。 这天晚上，白素珍因为身上痒，一夜没有睡好，早晨五点不到就起床了。她把马颖喊起来做寒假作业，然后用牛奶煮了三个荷包蛋。牛奶鸡蛋煮好后，她用保温杯盛上，准备送到门房里给老马过早。 走出宿舍楼，她看见干休所的大门栅栏外面站着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似乎是想进来。栅栏里面也有好几个人想出去，而大门却没有打开。怎么回事？老头子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把大门打开？ 白素珍非常纳闷儿，走近门房，却见房门关着。她在门板上敲了几下，里面也没有回音。 她又转到挨近床铺的窗子下面，边敲窗玻璃边喊：“老马！什么时间了！你怎么还不起床开门？” “哎——哎——我——晓——得。”屋内传来非常微弱的声音，而且吐字不清晰。 白素珍马上意识到老头子可能是犯病了，急忙向院内等着出去的几个人求助：“我家老马可能得了什么病，说话都不清楚了。你们快来帮我把门弄开！” 听她这样讲，一个年轻战士马上走过来，对着门锁处踹了两脚。 门开了，大家见老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屋里有一股浓重的煤烟味。 “肯定是煤气中毒！快把他弄到屋子外面！”白素珍大声喊道。 她和另外几个人一起，七手八脚地扶起老马，想把他拖出门房。天这么冷，老马只穿着睡衣，白素珍担心老伴儿着凉感冒，又抱起床上的军大衣，披在老马身上。她本来想把大衣给老马穿上，但老马的腿和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没办法穿衣服。 “老头子，你怎么了？”白素珍焦急地问。 老马嘴唇哆嗦着，却发不出声音。 几个人把他搂抱起来，架到门口的长条木椅上坐下。 老马耷拉着脑袋，喘着粗气，浑身颤抖，非常痛苦的样子。 白素珍拜托别人帮忙照看一下，然后百米冲刺一样地往家里跑。她站在宿舍楼下面，大声喊叫马红和马军，叫他们赶紧到门房。 听到马红马军的回应声后，她又调转身子，往干休所卫生室梅医生家里跑。 来到梅医生家门口，她咚咚咚地猛敲大门，边敲边喊：“梅医生！梅医生！我们家老马煤气中毒了。快救救他！”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梅医生用四川口音极不耐烦地回答：“等一哈！人家还没穿衣服的嘛。” 白素珍这才意识到自己太着急，表现得不够礼貌。 腊时腊月，如果没有紧急事，别人怎么可能这么早起床呢？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见梅医生开门出来，她道了声歉，简单地说明情况，就和梅医生一起前往门房。 梅医生扒开老马的眼皮看了看，又把了把他的脉搏，然后起身去医务室，说是去搬氧气瓶，拿急救包。 也许是因为呼吸了新鲜空气，老马突然开口讲话：“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他反反复复地哀嚎，边哭泣，边伸直腿，整个身子往椅子下面滑。 白素珍叫马红马军把硬板床上的木板卸下来，平放在门房的进门口，然后和大家一起把老马抬到木板上躺下。 梅医生和护士这时也赶过来了，一人推着氧气瓶，一人提着急救箱。他们把输气管插入老马的鼻孔，同时不停地安慰道：“马所长，冷静点儿！冷静点儿！” 狂躁的老马这才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呻吟和叫唤了。 白素珍抽身出来，又抬起腿飞快地往武所长家里跑。到了武所长家门口，她又挥舞着巴掌猛拍门。 和梅医生家一样，武所长一家人也没有起床。白素珍就间隔一会儿敲几下，四五个回合之后，才听到屋里传来脚步声。 睡眼惺忪的武所长打开了大门。 没等别人问话，白素珍就带着哭腔喊道：“武所长！快救救我们家老马！他煤气中毒了，躺在门房的地上，正在抢救。麻烦你派一辆车，快送他去医院。” 武所长一听是这事，也不敢怠慢，马上出门去找司机，并叫白素珍先去门房等候。 白素珍又返回门房，问梅医生情况怎么样，说她刚去找武所长了。 “你找武所长干啥子嘛？”梅医生有点恼火地问。 “让他派车送医院。” 梅医生不耐烦地说：“老马已经能说话，情绪也稳定下来了。没有必要送医院！” 说话间，干休所那辆黑色小轿车从院里开了过来，停在大门口。 武所长和司机相继从车上下来，焦急地问梅医生：“怎么样？” “我认为没问题了。如果家属执意要送医院，那就送！”梅医生一边往急救箱里收拾东西，一边没好气地回答。 “不去医院！不去医院！”老马开口叫道，“我没事了。” 白素珍于是问老伴儿：“你的腿能动吗？” 老马抬起腿来摇了摇。 “你的胳膊能动吗？” 老马又抬起胳膊摇了摇。 “你的头能动吗？” 老马前后左右地转了转头。 武所长于是征求白素珍的意见，问到底送不送老马去医院。 “我认为还是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白素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岁数大了，抵抗力差，比不上年轻人。” “好！那就把马所长扶上车。” “不去医院！不去医院！”老马又开始叫唤，“我好了，没事儿了，不用去医院。” 武所长左右为难地站在那儿，看看老马，又瞧瞧白素珍。 “我要求送他去医院，是尽自己的心意和职责。既然他实在不想去，那就算了！”白素珍略显尴尬地对武所长说，又转身向司机道歉，“真是对不起！” 因担心老马躺在门口受凉，武所长提议，扶老马进屋休息。 “不用了。还是让他回家！” 白素珍吩咐马军看门房，自己和马红搀着老马往家里走。 安顿老马在床上躺下后，白素珍打开卧室的窗户，通风换气。又灌了个暖水袋，搁在老马的脚头。然后烧姜汤给他喝，把早晨煮的牛奶鸡蛋重新加热，端给他吃。 这场紧张的生死保卫战才算告一段落。 上午，有好几波人来家里探望老马。 快吃午饭的时候，梅医生也来了。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老马之所以煤气中毒，是因为昨晚上在门房里烧猪脚的时间太长，吸入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白素珍这才记起家里买了十几个猪脚，老马昨天全部拿到门房里拨毛，并在蜂窝煤炉上烧毛。烧毛的时候气味特别难闻，还会产生大量的烟雾。老马本来就有支气管炎，哪里受得了这般折腾？ “这些事你就不能交给马红马军干么？为什么总要一个人大包大揽呢？”听过梅医生的分析，白素珍又开始责备老马，“你总是姑息偏袒孩子，自己去受这些洋罪！万一今天我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没有抢救过来，你把这一大家子丢给我怎么办？” 虽是有惊无险，但这次意外给白素珍敲响了警钟，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和归宿。 嫁给老马十二年，抚养他前妻生的三个孩子，又生了马颖，还有自己带过来的加枝。为了把五个来路不同的孩子拉扯大，并保证他们能够和平相处，期间她不知流过多少辛酸的眼泪，遭遇过多少麻烦和痛苦。如今孩子们长大了，没有一个人领她的情，更谈不上报恩。 马杰上次回保定过暑假，遇到家人被水电工陈凯勇欺负。他不仅不为家人报仇雪恨，还向陈凯勇示好，遭到白素珍的痛骂。 挨了一耳光之后，马杰愤然离家，再也没有回来过。据说他在中专学校里交了个女朋友，找到了新的安乐窝。他离开保定就直接去了四川未婚妻家里。 尔后的节假日，马杰也是和未婚妻一起到四川，陪他未来的丈母娘和老丈人。今年春节，他也没回保定过年。马杰上班九年了，从来没向家里交过一分钱。以前每次回保定，无论时间长短，都是白吃白喝，走的时候，家里还要送他路费。作为家里的长子，他不仅不为父母分忧，还经常在弟弟妹妹面前挑拨离间，让马红马军仇视白素珍。这种恩将仇报的白眼狼，无论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哪里，也不管他将来混得好还是不好，白素珍肯定是做不上一点儿指望。 受马杰的影响，加上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分歧，马红对白素珍同样一肚子意见。她采取的是“软对抗”政策，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是一套。或者当面什么也不说，背后自行其是。要么两面三刀，要么针锋相对，把白素珍视同敌人。 除了违背白素珍的提醒，与“坏女孩儿”王娜交往，找男朋友也坚持这个原则，与白素珍对着干。只要是白素珍介绍的对象，或者白素珍认为比较优秀的男青年，她一律不予考虑。她自己交往的，或者其他人介绍的男朋友，她也不告诉白素珍。不通报情况，甚至封锁消息，对白素珍严格保密。 也就是说，她骨子里就没有把白素珍当妈来看待。 面对这种情形，白素珍当然生气，但转念一想，女儿终归是别家的人，将来总是要出嫁的，对自己是好是坏也无所谓。最让她伤心和失望的，还是小儿子马军。 马军小时候对她还是挺亲的。每天妈前妈后叫得比谁都甜。她也把马军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可谁能想到，如今的马军对她恨到了骨子里，已经好几个月没叫她一声妈了。看过马军骂她的那封信，她让老马找儿子谈心。问马军为什么骂她是毒蛇蟾蜍，让他举出一些她“毒”的事例来。 马军吞吞吐吐，说不清白素珍到底“毒”在哪里，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母子没有缘分。 一天下午，白素珍在整理马军的房间时，意外地发现他抽屉里有个铁盒子。打开铁盒子一看，里面装着一颗子弹和一包白粉沫。白粉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她不知道这些白粉沫是啥东西，担心是毒品或者毒药，于是去找医务室的梅医生辨认。 梅医生经过化验后，认定是一包漂白粉。嘱咐说，漂白粉可不能吃，吃了会把胃烧坏的。 “家里没有买过漂白粉，马军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他又不洗衣服，藏漂白粉干什么？还有那颗瘆人的子弹，他收这东西是什么意思？未必这小子准备对我下毒手？”白素珍胡思乱想，免不了心里一阵发慌。 前不久，她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看到一条新闻，一对年近六旬的大学教授，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抚养大。夫妻俩对儿子期望值很高，管得自然也比较严。没想到，十九岁的儿子因此心生怨恨，最后竟然用绳索把二位老人活活地勒死了。亲生儿子都会对父母下如此毒手，更何况马军不是自己亲生的。白素珍觉得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安全感。她才四十二岁，能上班，能干家务活儿，整天为儿女当牛做马，他们就对她这样。如果她将来老了，不能动了，他们还会管她的死活么？想到这一点儿，她特别的悲观和心寒。 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老马对白素珍确实不错，总是像大哥哥一样爱护她、迁就她、尊重她。结婚十二年来，虽说两人之间也有过争吵，但老马从来没有骂过她一句，更没有动手打过她。在家庭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一直是白素珍说了算，老马对她百依百顺。 不过，老马也有弱点，那就是比较平庸，没什么本事。为人过分老实，性格内向，在孩子们面前没一点儿威信，当不了她的保护神。家里的几个孩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儿，与老马的心慈手软、娇生惯养、放任自流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本来可以让孩子们干的家务活儿，他总是自己去干，结果让孩子们变得懒惰。孩子们不用心学习，身上暴露出一些坏毛病，他视而不见，很少去管，嘻嘻哈哈地做好人。看到孩子们故意恶心白素珍，骂她这个当妈的，老马也只是吼几句骂几句，没有动过这些小王八蛋们一手指头。 白素珍有时埋怨老马不管马军，姑息养奸。 老马反过来怼她：“你怎么知道我没管？他不听我有什么办法？他都这么大了，爱怎么的，就怎么的！杀人放火，该他自己去坐牢。” 老马甚至责怪白素珍，总是把家里的矛盾讲给外人听，连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都不明白。 孩子们有错他没本事管，还反过来指责自己的老婆。你说气人不气人？更何况，老马大她十几岁，即将进入垂暮之年，要是得了什么重病，或者像今天这样发生什么意外。一旦老马去世了，她在这个家里呆着还有什么意思？她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办？ 三个“白眼狼”肯定指望不上。马颖还小，又不爱学习，将来能否自食其力都成问题。看来，她最终的归宿，只有投靠加枝和加根。 白素珍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觉得自己为了现在这个家，确实怠慢了两个亲生儿女，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尽管加枝和加根现在没怎么计较，但他们内心深处肯定对她不满。她下决心要回过头来，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 “我要辞掉工作，离开现在这个家！去美国帮加枝带孩子。”产生这个念头后，白素珍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如醍醐灌顶，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选择，什么是自己最应该做的事情。 花了好几天时间，她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自己去美国带外孙的想法。 大年初三，她又向老马摊牌，提出要离开现在这个家，带着马颖去美国生活。 老马一听，呆若木鸡，感觉如同晴天霹雳。 他坚决不同意老婆离开，还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第一百二十五章 久违的回信 老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会是如此冷清、悲凉和惨淡！ 往年的这个时候，特别是他担任干休所所长那几年，春节期间来家里拜年的人络绎不绝。有干部，有战士，还有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而今年，家里一直冷冷清清。只有正月初一下午，来了干休所小车队的两个司机和食堂的一个炊事员。三个人都是空着手，道一声问候，接一支香烟，连茶水都没喝就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有谁上他家的门。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些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老马也不是特别在意。最让他伤心的事情，是老伴儿提出要离开这个家，去美国给加枝带孩子。 白素珍因为对他和前妻生的三个孩子感到失望，决定去投靠自己的亲生儿女，以防将来老无所依。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中国，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白素珍的这种危机意识，老马是能够理解的。有什么办法呢？只怪他们养了三个白眼儿狼。马杰、马红、马军太没良心了，恩将仇报，连畜生都不如！ “你可以让加枝把孩子送回中国，我们在保定帮她抚养嘛！”老马找不出理由阻止老伴儿，于是提出了这样的替代方案。 白素珍回答说：“这样当然很好。经济上也不会搞得那么紧张。可是你想想马军对我的态度，想想他对你的态度。你脾气好，可以忍受，但我受不了他的窝囊气。我现在有工作，每月能挣一百多块钱，他就对我恨之入骨，不服我管教，骂我是毒蛇是蟾蜍。如果我辞掉工作，专门在家里给加枝带孩子，还不知他会怎样对待我？再说，加枝也未必舍得让孩子离她那么远。” “我对不起你！”老马听到这儿，泪如雨下，哽咽着向老伴儿道歉。 白素珍安慰道：“你也不用太难过。将来加枝回国了，如果她的房子宽，你也可以过去，和我们一起生活。” 老马含着泪，头连点直点。 白素珍也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老两口总算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接下来，就是等待加枝的回信。只要加枝一声召唤，白素珍就可以动身走人，远离这是非这地。但是，正月过完了，仍然没有收到加枝的只言片语。 白素珍和老马又分别给加枝写了一封信，装在同一个信封里，寄往美国。 农历二月过完了，依然没有收到加枝的回信。 进入农历三月，白素珍就开始胡思乱想，甚至整夜整夜地失眠。 “加枝，我接连给你写了两封信，你为什么不回信呢？你可知道，妈妈准备把全部的爱献给你，为你创造一个专心学习的环境，让你顺利地拿到硕士学位。妈妈不辞千辛万苦，愿意抛弃现在这个家，抛弃你继父对我的一片温情，远渡重洋前往你的身边，帮助你照料孩子。你为什么不表态？未必，你也不需要妈妈了？难道你还在计较妈妈以前对你关心不够？认为妈妈以前对你要求太苛刻、管得太严？” 为了揣摩女儿的心思，她把加枝留在家里的日记本找出来，一本一本地研读；把加枝上大学时写的信翻出来，一封一封地重看。读着看着，往事就如同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遇到马军马颖贪玩、不认真学习，为他们成绩差而怄气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加枝在部队子弟学校上学时的情景。加枝不仅在学校里刻苦认真，放学回到家里，也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就是坐在小圆桌旁看书写作业。 那时，白素珍还常指责加枝不干家务活儿。老马有时也不满意，背着她叨唠几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加枝真是可怜，没有谁理解她那勤奋好学的精神，没有谁欣赏她那孜孜不倦的表现，也很少有人为她取得优异成绩感到骄傲和自豪。逢到加枝拿着成绩单和奖状回来报喜，白素珍心里虽说美滋滋的，但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更没有给她什么物质和精神奖励。有时甚至认为加枝光顾学习是自私的表现，努力取得好成绩只不过是为了自己而已。 “多么糊涂啊！世界上竟然有我这样不知足的母亲。是因为我那时过激的言辞伤害了她，她才不肯给我回信么？原谅我，加枝。请你不要记恨妈妈，希望你接受妈妈真诚的道歉。” 看过加枝的日记，白素珍发现女儿是那么博学多才，通情达理，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勤于思考，看人看事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生活中的加枝，又与日记中的她完全不一样，行为举止判若两人。 现实生活中，加枝总是小孩子气，表现得平庸无知，甚至粗暴无礼。在家里经常与马红闹架、斗气，甚至动手动脚。上大二那年寒假，她竟然与当时只有五岁的马颖打起架来了！加枝恼羞成怒地向白素珍告状，还气势汹汹地踢马颖，打得马颖嚎啕大哭。还有一年暑假，来河北度假的加根与姐姐开玩笑，嘲笑她吃兔子肉时太馋，吃得拉起肚子来了。加枝不知道学习苏小妹，用幽默风趣的方式，恰如其分地予以反击，而是大哭大闹，大吼大叫，简直像一个无知的农村泼妇。 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日记中的加枝与现实生活中的加枝，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她在大学读书时，每个星期就会给家里写信，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思念。为什么出国留学之后，几个月都不与家里联系，收到妈妈的信也不回？难道她现在就不想妈妈了吗？ 白素珍百思不得其解。 当老马与前妻生的几个孩子与她作对，气她、恨她、骂她的时候，她多么希望亲生女儿为她打抱不平，讲几句安慰她的贴心话啊！她多么希望听到加枝的召唤，马上离开现在这个家，再也不在这个家里忍受非人的折磨啊！可是，她接连写了两封信，三个月时间过去了，加枝竟然对她不理不睬。 因为盼望女儿的来信，白素珍经常失眠，头昏眼花，眼珠子像要掉出来一样，动不动就耳鸣，如同坐着火车经过铁路沿线的电线杆子般嗡嗡作响，搅得她心烦意乱。 “命运啊！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我？假如我不嫁给老马，就不会因为繁重的家务事而忽视疼爱加枝，更不会为平衡家庭关系而引起加枝的不满和怨恨。我们母女俩还是沟通交流太少了！加枝毕竟是个孩子，她认为我没有给予她所需要的母爱，缺乏感激之情，又怎么愿意提笔给我回信呢？我应该谅解她。希望我的宽容能够感化她，有朝一日她也能够谅解她苦命的妈妈，能够把妈妈当成知己。母女俩建立真诚而又和谐的关系。” 满怀着自责、希冀和祈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白素珍又给加枝写了两封信。 还是如石沉大海。 三个多月，接连写了四封信。未必加枝都没有收到？这不可能。就算一封两封信邮寄丢失了，总不会四封信全部收不到。如果她收到了信，却不愿意回，那就太冷酷无情了，简直就是冷血动物。当女儿的接连收到亲生母亲的四封来信都不回，这不是铁石心肠么？ 算了，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强求不来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在发展变化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如今的加枝变成了什么样子！为了改善母女之间的关系，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加枝还是不念母女之情，有意疏远和冷淡我，那也没有办法。不用悲伤，也不用过分地自责。我在她面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错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完全对得起她。在生活细节上，我有时由于不冷静而显得粗暴，那也是因为她粗暴地对待我、不尊重我而引起的。既然加枝不认我这个妈，我就把她从脑海里彻底抹掉！不要让她在我的心里占据一点儿位置，更不用为她痛苦。我还有加根和马颖，有忠诚老实的丈夫老马。退一万步讲，即使加根和马颖都不孝，老马也早早地去世了，我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可以再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哪怕我年老体衰，失去了重新追求爱情的能力，那也可以勇敢地随丈夫而去。何必现在去为不确定的未来忧愁和痛苦？ 白素珍！你才四十二岁，身体很强壮，丈夫又健在，而且是那样的爱你。加根在有了欣欣之后，懂得了“当家才知盐米贵，养子方知父母恩”的道理，变得如此体贴和关心你。马颖虽说不爱学习，成绩不理想，但对你是那样的依赖和亲近。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应该感到幸福和愉快。学会快乐地生活！不要为臆想的困难和不幸而烦恼。车到山前必有路，走到哪一步再说哪一步。 正当白素珍心灰意冷，对女儿回信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加枝却出人意料地来信了。 那是“五一”前夕的一个星期五，已经过了下班和放学的钟点儿，邮差才把报纸和信件送过来。老马本想询问邮差迟送信报的原因，眼睛却被一个信封上熟悉的名字和字迹所吸引。 没错儿！这是加枝的来信！他高兴得几乎要喊出声，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顾不上分发报纸和信件，他抓起那封盼望已久的来信就往家里跑。他一口气爬上三楼，门还没打开，就大声喊叫：“老白，加枝来信了！老白，加枝来信了！” 正在厨房里做饭的白素珍一下子冲到客厅。 几个孩子也从不同的房间走出来。 这封久违的来信，带给全家人“久旱逢甘雨”般的快乐。 “你快看信！我来做饭。”老马把信递给白素珍，从她腰间解下围裙，系在自己身上，又对马军说，“你去门房守一会儿，饭熟了我让马红去喊你。” 白素珍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儿了，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她接信的手不停地颤抖，就像帕金森病人一样。进入卧室，她满怀欣喜地把信拆开，屏气凝神看了起来。 刚看过信的开头，白素珍脸上的笑意就倏忽消失。慢慢地，面色变得惨白。再往下看，浑身就如筛糠一般地发抖。到最后，她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双眼。 加枝究竟在信里写了些什么？我们不想在这里复述。简单地透露这样一些信息：白素珍和老马写给她的信，她全都收到了，但她不同意白素珍去美国。她还讲，将来她也不会回中国，更不会回保定，因为中国和保定不是她感情上的家园。 “开饭罗——”外面传来老马喜气洋洋的吆喝。 看得出，今天他比逢年过节还要高兴。 为了不扫大家的兴，白素珍把加枝的回信折起来，塞进信封。然后，擦去脸上的泪水，装出非常高兴的样子，从卧室走到客厅。 “为了庆贺加枝来信，我们喝点儿啤酒！”她提议道。 老马表示赞成。他拎起两瓶啤酒放到桌子上，又忙不迭地去找启子开瓶盖。 马颖跑到厨房拿酒杯。 马红出门去门房喊马军。 五个酒杯斟满后，全家人也到齐了。大家一起举杯，开怀畅饮。唉，家里好长时间没有这样热闹了，也好长时间没有出现这种其乐融融的场面。为了让大家快快乐乐地把饭吃完，白素珍强颜欢笑，将愤怒、悲伤和痛苦埋在心底，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做到表里如一。 直到夜深人静，她一个人关在卧室里的时候，才把自己埋在被子里，酣畅淋漓地哭了一整夜。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的是这样一封冷酷无情的来信。这是加枝写的吗？那个写信的人，是自己十月怀胎、抚养长大、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么？ 加枝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白素珍的不满和仇恨，说白素珍为了塑造“好后妈”形象，处处打压和排斥自己的亲生女儿。 白素珍是这样的么？她承认自己对加枝管得比较严，多次教导她要让着弟弟和妹妹，这能算是打压和排斥么？ 天啊！马家的几个孩子认为她对亲生儿女有偏心，对她恨之入骨；加枝又认为她偏袒马家的几个孩子，嫉恨她这个亲生母亲。她现在真是里外不是人，亲生子女和非亲生子女都得罪得干干净净。她的命怎么这么苦？她究竟哪儿做得不对？怎么会弄到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谁能为她说句公道话？天理何在啊？ 几天后，白素珍又收到了马杰的未婚妻李梦甜的来信。 李梦甜说，听过马杰的介绍，看过她写给马杰的几封信，她认为白素珍是一个朴实、善良、伟大的母亲。李梦甜愿意认白素珍为干妈，更盼望成为白素珍的儿媳妇。 “作为母亲，我崇敬您；作为女人，我佩服您。”李梦甜在信中如是说。 这封来信对于心灵刚刚受过伤害的白素珍是莫大的安慰。她与李梦甜素昧平生，别人却能对她作为这么高的评价。这让她非常开心。她相信李梦甜的评价是真诚的，也是恰如其分的，自己确实值得所有的女人佩服和崇敬。 李梦甜在长达六页的来信中，阐述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对爱情、亲情和友情的认识。 白素珍觉得这个女孩子不简单，道德品质是那么高尚，为人是那么朴实，性格是那么善良。她为马杰找到李梦甜这样的女朋友而高兴，认为马杰和老马一样，是个有福气的男人。 短短几天时间，白素珍收到了两封对自己评价截然相反的来信。亲生女儿把她说得一无是处，李梦甜却把她捧上了天。这让她感到很困惑，有点儿啼笑皆非。 自己究竟是好是坏，到底属于哪一种人？她自己也糊涂了，完全弄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去美国的梦想落空了——加枝和张德林同样指望不上。怎么办？自己真的会落到老无所依的地步么？ 她又想到了亲生儿子王加根。 加根去年暑假带着欣欣来找她，希望把欣欣放在保定上幼儿园。她瞻前顾后，委婉而又坚决地拒绝了。现在想起这事，她觉得自己做得不应该。从小到大，加根只跟着她生活了两年半。她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已经欠儿子很多了。儿子通过勤奋努力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找到了老婆，建立了家庭，又给她生了孙女。现在遇到困难来求她，她即使有再大的难处，冒再大的风险，也应该帮儿子一回。更何况，欣欣还是她的亲孙女啊！欣欣长这么大，她一直没有带过，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再照顾她几年，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想到这些，她就给加根和红梅写信，让他们把欣欣送到保定来。 第一百二十六章 为钱翻脸 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欣欣到保定才一个星期就生病了。最初的症状像感冒。流清鼻涕，咳嗽，气管发炎，如抽风箱般呼呼作响。 白素珍带她到部队干休所卫生室去看医生，拿了些感冒药片和止咳糖浆，定时定量喂给她喝。但几天过去了，欣欣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开始发热了，有时低烧，有时浑身发烫。 白素珍和老马不敢大意，赶紧带她去bd市的大医院，打针、吃药、贴退热贴、往肛门里塞退热栓，还是没什么效果。他们又带孙女去保定最有名气的二五二医院。经儿科医生检查，发现欣欣的白细胞升高，超出正常范围的五倍，需要住院治疗。交了一百元押金，住进了有八个小病友的四号病房。 这间病房的对面是公共厕所和供水房，供水房里有一辆垃圾车。因为厕所的蹲坑有限，经常有人在垃圾车旁大小便，引来成群的蚊子和苍蝇。白素珍和老马轮流来医院照顾欣欣，进出厕所和供水房，常常会皱起眉头，忍受那又臭又闷又热的环境。特别是晚上，小病友们这个哭，那个闹，吵得人根本就没办法睡觉。还三级甲等医院，简直跟农村的牛栏猪圈差不多！ 欣欣在这家医院里住了十天。 期间他们曾多次要求出院回家，医生总是扯这理由那客观不同意。一会儿说白细胞没有降下来，一会儿说肺上有炎症没有退烧，一会儿说病情虽然稳定但还需观察几天。千方百计拖延，让他们在医院多住些日子。后来又做了个透视，显示的结果比较正常，医生这才同意出院。 回到家里，仅仅过了两天，欣欣又开始发烧和咳嗽。无奈，只有重新到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找梅医生。梅医生先是给欣欣注射庆大霉素针剂，开了些红霉素药丸口服。接着又改用注射青霉素针剂，并不断加大药量。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打一针。 欣欣的屁股都打烂了，到处都是窟窿眼儿。因为打针打怕了，她见到穿白大褂的护士就吓得哭。软硬兼施，恐吓利诱，连续打了十多天针，她的体温才慢慢恢复正常，咳嗽也不像前期那么厉害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延续了一个多月，把白素珍和老马折腾得够呛，也确实让他们吓坏了。 恰在这时，王加根邮来了欣欣的生活费，并且写信来说，方红梅因为思念女儿，经常在家里伤心流泪，他们想把欣欣接回去。 白素珍担心欣欣在保定有个三长两短，当爷爷奶奶的背不起这个责任，就回信如实讲明了欣欣患病的情况。 信寄出没几天，王加根就来到保定，把欣欣带回湖北了。 算下来，欣欣这次在保定呆了一个半月，上幼儿园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十天，基本上是在生病和住院医疗。 这期间，白素珍还收到了马杰的来信。 马杰说，马上就要放暑假，他准备去四川看望李梦甜的父母，要求家里给他汇六百元钱。 信中的语气并不是平等协商，也不是低三下四地求助，而是使用威胁的语气强行索要。 马杰威胁道，如果家里不给他六百元钱，那就断送了他与父母之间的感情，断送了他的爱情和生命。并申明，这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如果家里不给他六百元钱去看望未来的岳父母，李梦甜就有可能跟他分手；一旦女朋友不要他了，他就有可能去死掉。而让他失去爱情和生命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了父母的身上。 看过这样的来信，白素珍觉得马杰既可怜，又可气，更可恨。联想起前不久李梦甜的来信，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未来的儿媳妇为什么对她评价那么高，话说得那么好听。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两个人的真实目的，就是向家里要钱。 六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到底给不给他们，白素珍和老马商量了好几天，又在单位里征求同事们的意见。 马杰在中专学校读书，但他是带薪上学，每个月照样领工资。他个人的收入远远超过家里的人均收入。工作这么多年，他又没向家里交一分钱，凭什么一下子给他六百元？既然他要去女朋友家，又专门写信向父母要钱，不给钱似乎也不尽情理，但不能任他“狮子大开口”，要多少就给多少。根据家里的经济状况，适当帮助一下就行了。 斟酌再三，老两口决定给他邮三百元钱。 钱邮出去之后，好长时间没有收到马杰的回信。 暑假开始半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四点钟左右，白素珍因为失眠在床上因失眠而辗转反侧，突然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 “谁呀？” “我。马杰。” 她赶紧起床，披了件外衣，趿着拖鞋去开门。 出现在她眼前的，除马杰以外，还有一个陌生的姑娘。 马杰与那姑娘站在大门口，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听到开门的声音，两人才松开，手拉着手往屋里走，连放在门口的行李都忘了拿。 “怎么？提包不要了？”白素珍提醒他们。 马杰这才回转身去拿行李。 家里的长子带回个女朋友，这让老的小的都很开心。屋子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白素珍和老马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翻出来，又去农贸市场买鱼、买肉、买酒、买饮料、买水果，到自己开荒种的菜地里采摘各种新鲜蔬菜。炒炸煎煮，忙得不亦乐乎。 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聊天，晚上还打了一会儿扑克。不过，到睡觉的时候，却发生了一点儿不愉快的小插曲。 家里有三间房，白素珍安排马杰和马军睡一间，李梦甜和马红睡一间，她和小女儿马颖睡一间。老马在门房里值班。 深夜十一点多，马杰突然来找白素珍，要求单独给他一间房。说李梦甜与马红睡在一起不习惯，提出要与他同居。 “你们还没有结婚，怎么能睡在一块儿呢？”白素珍诧异地问。 马杰毫无羞愧之色，说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同居了。 “你们在外面怎么样，我管不了。但回到家里，就应该守家里的规矩。”白素珍义正辞严地指出，“没有结婚就睡在一起，属非法同居。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肯定不会同意。我们要对你和李梦甜负责，也要对李梦甜的父母负责。” 马杰碰了一鼻子灰，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第二天午休的时候，马杰执意和他的女朋友睡在了一个房间里。当时老马还没有去门房，站在客厅里气得吹胡子瞪眼。他大声嚷嚷着，把马杰喊出来，又叫老伴儿进房间去做李梦甜的工作。 白素珍推门进去，却没有看见马杰的女朋友。她正纳闷儿，转过身一看，见李梦甜站在门后面，正光着屁股穿短裤。白素珍脸涨得通红，毫不留情地把李梦甜批评了一通，提醒她，一个女孩子要懂得自重。 李梦甜不气也不恼，穿好短裤后，又回到床上，继续睡她的觉。 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是这个样子？白素珍觉得不可思议。她退出卧房，回到客厅里，看见老马和马杰坐在沙发上交谈。 “我和李梦甜要去领结婚证，你们到干休所帮我们开个证明。”马杰突然提出了这要求。 老马和白素珍面面相觑，明显有点儿愕然。认识才多长时间啊？这就要去领结婚证？他们郑重其事地提醒马杰，结婚可是一生的大事，不可草率。领了结婚证就确定了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你们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与李梦甜商量好了没有？她父母是什么意见？你们两人之间是否充分了解？作没作好共同生活的准备？将来能不能做到不离不弃？” 老两口如同审犯人一般地问儿子。 李梦甜这时穿着睡衣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紧挨着马杰坐下，信誓旦旦地保证，她非常爱马杰，马杰也很爱她。他们交往已经快一年了，对方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实际上，他们早就开始过夫妻生活了，就差法律上的一张纸。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白素珍和老马再也不好拒绝他们的要求。 老两口答应下午去找武所长，让干休所给他们开证明。想到需要别人帮忙，老马专门去买了一包香烟，又带上欣欣在这儿没吃完的几颗大白兔奶糖。 武所长听过他们的要求，先是恭喜贺喜了几句，接着就找出纸和笔，开了马杰的未婚证明，但女方的证明，他说干休所不能开。 老两口回家告诉马杰和李梦甜，他们自然不高兴，说武所长办事太原则，连这点儿忙都不肯帮。 “妈您去厂里给梦甜开个证明！开关厂的领导也许好说话些。”马杰又想出了这个点子。 白素珍二话没说，赶紧去红旗开关厂找厂长。 结果，别人同样不愿意开李梦甜的证明。理由是他们对女方的情况不了解，不可能出具假证明。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马杰和李梦甜还是坚持要同居。为这事，两个老的经常与他们扯皮。 白素珍专门把李梦甜带到她上班的地方，促膝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还承诺，如果他们各睡一间房，等假期结束离开保定时，家里送他们两百元钱给他们做路费。 白素珍与李梦甜交谈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下雨，直到上午十点多钟才停。她在工厂里上班时，看到马杰拿着一把雨伞向库房走来。她以为儿子是来给她送雨伞，正准备说句感谢话，却见马杰吊着个脸。 “李梦甜来过这里吗？”马杰怒气冲冲地问。 “没有啊！下这么大的雨，她不在家里呆着怎么往外面跑？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马杰没有应声，掉转身就走了。 白素珍望着马杰远去的背影，非常担心。她赶紧把库房的门锁上，想回家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走到干休所大门口，她看见马杰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出来，于是焦急地问：“找到李梦甜了吗？你这是去哪儿呀？” “火车站！看她是不是买火车票走了。”马杰没好气地回答。 白素珍回到家里，先到李梦甜睡觉的房间里看了看。桌子上搁着一碗鸡蛋番茄煮面条，似乎没有动过筷子。她又到厨房，问正在切鸡食的老马是怎么一回事。 老马说：“李梦甜早上没吃饭，睡在床上哭，嫌我们给她两百元路费太少了。我刚才给她煮了碗面条，送到她房间，她也不吃，后来人就不知去哪儿了。” 白素珍听到这儿，既生气，又着急，拿了把雨伞，准备出门去寻找。刚走出家门，却见李梦甜手里拿着一件钩花边儿的衣服，正在上楼。 “你去哪儿了？出去怎么也不给家里人打声招呼？马杰以为你走了，骑车去火车站找你去了。”白素珍用责备的口气问。 李梦甜头也不抬，气鼓鼓地说：“我散步去了。” 白素珍把李梦甜让进屋，跟在她的身后，边走边和气地说：“梦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对我讲嘛！我昨天把你叫到库房，不是把心里的酸甜苦辣都倒给你听了吗？” 李梦甜一声不吭。 “你是不是嫌家里送你们两百元路费太少了？” “两百块钱够什么？我们这趟回来，路上就花了四百多块钱。” 四百多块钱？白素珍一听就傻了眼。从杭州到保定，两个人的路费加起来也就六十多块钱。他们回家两手空空，什么东西也没给家里人带，连颗水果糠都没有买，怎么会花了那么多钱呢？ 白素珍尽量平心静气地说：“钱多有多花，少有少花。手里有钱多花是可以的，如果手里钱不多，就应该节约一些，计划着花。” 正在这时，马杰从外面回来了。 听到白素珍正在教训李梦甜，他火冒三丈地嚷起来：“哪有你这样对待儿媳妇的？儿媳妇来了你不理，昨天还把她叫到库房里谈话，叫她不要跟我好。” 听到这儿，白素珍的火气也上来了。 她转身问李梦甜：“我什么时候叫你不跟马杰好？你怎么能够这样搬弄是非呢？” 马杰见他妈怼李梦甜，气势汹汹地冲到白素珍面前，把她往房间里面推。 老马以为儿子要打老伴儿，赶紧跟过来扯马杰。 “给两百元路费还嫌少了，现在两分钱也没有！”白素珍嚷道。 马杰一听就急了：“我又没向你要钱，我要的是我爸的钱！” “你工作九年没向家里交一分钱，存的钱都上哪儿去了？”白素珍质问马杰，“加根加枝结婚都没有向家里要钱，你为什么要向家里要钱？” “他们又不是我们马家的人，凭什么要我们马家的钱？向你要吗？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马杰越说越来劲，最后竟然骂起白素珍来了，“你这条毒蛇！你这个牲畜！你这个嫁两个男人的坏女人！不给钱老子，老子跟你没完。” 听到马杰如此恶毒地辱骂，白素珍气得号啕大哭起来。 老马束手无策，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他跳起脚来对着马杰吼了几句，又把声音已经哭哑了的老伴儿扶到床上，闩上房门，让她躺下休息。 身心交瘁的白素珍已经没有一点儿力气。她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了个把小时。午饭也没吃，就去单位上班了。 同事们听她声音哑了，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她于是把上午发生在家里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大家听。 听的人一个个义愤填膺，为她打抱不平，为她伤心落泪。都叫她不要向马杰和李梦甜低头，决不屈服，一分钱也不给他们。 “他们之前写信来，把你吹得晕晕乎乎，为的就是向你骗钱。当初我们提醒过你，你却不听，还给他们邮去三百元钱。现在他们得寸进尺，送两百元路费还嫌少，对你又是打，又是骂，你可再不能糊涂了。如果你再给钱他们，那就没一点儿骨气，就不是人！”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为白素珍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时候，马杰来到了开关厂库房。他蔫头耷脑，看来是准备向他妈道歉的。 白素珍怒火中烧，没等马杰开口，就指着他的额头骂起来：“你来干什么？你不是说我不是你妈，你妈死了吗？你骂我嫁两个男人不是好东西，骂我是毒蛇，你还来找我干什么？你给老子滚！” 马杰还是死皮赖脸地站在那里，说了声“对不起”。 白素珍不接受他的道歉，继续发泄满腔的愤怒：“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把你抚养成人，送你上学，帮你找工作。你居然这样对待我！打了骂了，现在又跑过来，假惺惺地道歉，说几句软话哄骗我。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儿，打一下，摸一下。老子怎么会吃你这一套！不管你道歉是真还是假，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从此以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也绝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马杰一听白素珍这样说，眼睛又鼓得像灯笼，咬牙切齿地骂道：“不识抬举！” 然后掉转身，气呼呼地离开了。 第一百二十七章 忤逆子女 下班后，白素珍刚回到家，就被马杰、马红、马军和李梦甜团团围住，堵在了客厅里。 四个人都握着拳头，眼睛里露出凶光，逼白素珍拿钱。 机灵的马颖迅速跑出家门，去门房告诉老马，把她爸喊回了家。 老马一见这阵势，气得浑身发抖，额头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他暴跳如雷，拼命地大喊大叫，又从茶几上的果盘里抓起一个小橙子，对着几个忤逆子女扬了扬，质问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是马家人，要的是你老马的钱。她凭什么不给我们？”马杰理直气壮地反问他爸。 “快把钱拿出来！不拿钱就给我们滚蛋！我们不要你这个臭女人！”马军跟着他哥骂了起来。 马红也大声命令道：“给钱！” 白素珍气得面色苍白，开始运用学过的法律知识，据理办争。她说，老马的钱也好，她的钱也好，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这些道理四个年轻人根本就不听，也不理会，等于是对牛弹琴。 白素珍见老马气得脸变了形，担心继续这样会引发他的心脏病。她从儿女的围困中挣脱出来，拉起老马的胳膊，一起退出客厅，走出了家门。老两口直接上楼去刘管理员家。 刘管理员夫妻俩听过他们的讲述，也觉得几个孩子确实不像话，就和他们一起下楼，恼着脸，狠狠地批评了马杰、马红和马军。 这几头犟驴根本不认错，还是一口一声要钱。 刘管理员想息事宁人，就劝白素珍让一步，给几个钱打发他们走算了。 白素珍却坚持不给钱。 吵来吵去，一直到晚上转了钟，还是无结果。 刘管理员夫妇只得无奈地告辞，说今天大家先休息，明天让干休所领导来处理。 这天晚上，白素珍睡得很不安稳，还梦见老马到干休所借了两千块钱给马杰。梦里面她非常生气，问老马：“你这么做就是背叛我，是不是不想和我一起过日子了？” 老马回答说：“是的。我们离婚。” 听过这句话，白素珍感觉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惊醒了。发现原来是一个梦，但手掌心里还是捏着一把冷汗。 躺在床上，她非常担心梦中的情景变成现实。如果事情真的走到那一步，她该怎么办？马颖怎么办？白素珍越想越害怕，天蒙蒙亮就起了床，来到门房找老马。 她把自己做的梦讲给老马听，提醒老马为了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为了小女儿马颖未来的生活，不能做糊涂事情。 “你放心！我不会背着你给他们钱的。我要与马杰断绝父子关系！”老马信誓旦旦地向老伴儿表忠心。 白素珍吃完早饭就去上班了。 中午也没有回家，买了两个包子充饥，喝了一杯开水，就在库房里休息——她不想见那几个小“畜生”。 下班回到家里，见老马和几个孩子都在，但大家互不理睬，如同路人一般。 白素珍蒸了一笼馒头，又炒了几个菜，煮了一锅汤。 饭菜都端上桌后，老马喊马军吃饭，马军不应声。 马颖喊马红，马红呆在卧室里不出来。 马杰和李梦甜也躺在床上，装出绝食的样子。 最后坐在客厅里吃饭的，只有老两口和马颖三个人。吃完饭后，马颖在客厅里看电视，老马和白素珍相继出了门，一个去看门房，一个去浇菜地。 白素珍浇完菜地回到家里时，见客厅里还是只有马颖一个人看电视。 小丫头见妈妈回来，一骨碌从沙发里站起来，小嘴巴如放鞭炮一般噼噼叭叭响个不停：“你和爸爸一出去，他们四个人就出来吃饭了。他们自己买的包子，还有烙饼。马红平时从来不关心马军，今天装出特别可怜马军的样子，把包子堆在马军的碗里，叫他吃。他们没吃你蒸的馒头，也不喝你煮的汤。他们自己重新煮了汤，放了好多香油。妈妈，我们明天也去买包子和烙饼，也不给他们几个人吃。” “好了，别说了！”白素珍心烦意乱地打断马颖，问，“他们人呢？” “吃完饭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白素珍让马颖把电视机关了，去房间里写作业。她自己洗了把脸，泡了脚，准备躺在床上眯一会儿。她还没有睡着，就听到外面传来老马和马杰的争吵声。 父子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着，声音特别大，整个干休所院子都能够听到。 马颖惊慌失措地跑过来，趴在窗口往外望。 “你到底给不给钱？不给钱，我就把那个臭女人杀了！”马杰气势汹汹地扬言。 “我没钱。要杀你先杀我，再去杀她！”是老马的声音。 “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为了一个臭女人，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管了。” …… 马颖听到马杰说要杀她妈，吓得脸上都变了颜色。她赶紧跑过去，把房门闩上，又嘱咐妈妈千万不要出去。 白素珍从床上坐起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拉起马颖的手，说她们去找干休所领导。 母女俩来到武所长家，向武所长说明情况。 武所长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麻烦，他也无能为力，答应明天去找司法局的同志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就让法院来解决。 “你今晚闩上房门睡觉。无论他们在外面怎么吵，怎么闹，你都不要理他们，也不要出门。”送白素珍母女俩出门时，武所长这样叮嘱她。 但白素珍放心不下老马，还是带着马颖往干休所大门方向走。 快到门房时，她很快被马杰、马红、马军和李梦甜围住了。四个人跳上蹦下，几乎是指着白素珍的额头，叫着她的名字辱骂。 “拿钱！至少给一千块！”马杰毫无羞耻地命令道。 “你个毒蛇！你个狐狸精！想独吞我爸的钱不可能！”这是马红。 “滚回你的湖北去！我们马家不要你这个臭女人！”这是马军。 这姐弟俩可能是因为平时受了太多的委屈，正好借马杰的势力报仇雪恨，发泄心中的不满，因此骂出的话特别难听。 部队干休所大门口聚满了看热闹的人。 武所长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刘管理员两口子也来了。 几个干休所领导把马杰、马红、马军和李梦甜推进干休所大礼堂，开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白素珍和老马这才得以脱身。老两口相互搀扶着，带着小女儿马颖一起回家。 直到凌晨三点钟，马杰、马红、马军和李梦甜才回到家里。干休所领导苦口婆心的说教丝毫也没起作用。马杰一回家，就抡起拳头猛砸他爸妈的卧室门。 老马准备起床开门，被白素珍制止了。白素珍害怕马杰真的会行凶杀人，叫老马不要理睬。可砸门的声音越来越大，骂得也越来越难听，白素珍担心马杰破门而入，就叫老马把窗户打开，向邻居求救。只有等外面有人来了，才可以开房门。 老马于是打开窗户，对着外面大声地喊武所长，喊刘管理员，喊干休所的领导和邻居来救命。他嗓子都喊哑了，还是不敢停下来。 马颖也趴在窗口向楼上呼救：“刘叔叔！你快来救救我妈妈！他们要杀我妈妈！”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刘管理员两口子说话的声音。他们赶到老马家，制止马杰继续砸房门。 白素珍示意老马去开门。 老马刚走出房门，就被几个年轻人挟持了。 李梦甜哭哭啼啼地向老马要钱。 马杰、马红和马军凶神恶煞地威胁和恐吓他们的父亲。 “我真的没钱！我上哪儿去弄一千块钱啊？我给你们跪下行不行？”老马哭诉着，真的给他们跪下了。 几个年轻人还是不依不饶，不给钱，就不让他回房间睡觉。 “我昨天被你们闹得一晚上，根本就没有睡。今天一大早又起床扫大院，发牛奶，分报纸，忙了一整天。我现在实在受不了，求你们让我去睡觉。”老马可怜兮兮地哀求道。 李梦甜堵在房门口，就是不让老马过去。 白素珍见此情景，火气又上来了。她手指着李梦甜，郑重地警告道：“我老伴儿有心脏病。你不让他睡觉，要是把他的心脏病搞发了，我就去法院告你！你凭什么向我老伴儿要钱？他花过你的钱吗？他欠你钱吗？是不是他跟你睡过觉没给钱？你凭什么要他给你钱？你到我家搬弄是非，把我儿子弄得神魂颠倒。干休所谁不知道马杰以前是个孝顺的儿子！就是因为你挑拨离间，唆使他对我又打又骂！你给我写信说得那么好听，漂亮话让人听着就肉麻。你到底是看上了马杰这个人，还是看上了他爸的几个钱？现在我们拿不出钱给你，你就想一走了之，想甩掉马杰。马杰早就写信对我们讲了，你甩掉他，他就要去死。你们已经非法同居了，是不合法的夫妻。你如果再甩掉他，把他害死了，我就到四川你家里，找你赔我儿子，找你拼命！” 白素珍的一顿奚落和怒骂，让李梦甜害怕了。 她这让出一条道儿，放老马进卧房休息。 天亮后，司法局的同志该来调解了。吃过早饭，老马出去买了一包香烟，又在茶几上的果盘里摆了一串香蕉和几个橙子。然后，拿起蝇拍打苍蝇，等司法局的同志。 白素珍整理完卧室，来到客厅，却见老马手拿蝇拍靠坐在沙发上，脸色惨白。 “你怎么了？老头儿。”白素珍焦急地问。 “我心里难受。我不行了！”老马痛苦地回答。 白素珍马上意识到老伴儿犯心脏病了。她来不及下楼找人，赶紧跑到阳台上，对着楼上刘管理员家里大声喊，让他们帮忙去请梅医生。 过后十几分钟，梅医生和一个护士抱着氧气袋，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进家门，就赶快给老马输氧抢救。 这时司法局的同志也来了。一看家里正在抢救病人，就提出去干休所大礼堂调解。 白素珍、马杰、马红、马军和李梦甜相跟着他们出了门。到了大礼堂，分别由双方当事人陈述事情的经过，提诉求。 白素珍说明了自己不给钱的理由，就先行回家了——她不放心老马的病情。进屋见老马躺在沙发上输氧，她心一酸，眼泪就忍不住哗哗直流。 老马拉着白素珍的手，向她道歉，说对不起她。为了这个家，她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女拉扯大，他们现在却这样对待她。生了这么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很难过。说着说着，又开始泪流满面了。 白素珍劝老马不要伤心，免得病情加重了。只要人还在，什么事情都不怕。 老马含着眼泪不住地点头。 见老马病病歪歪、奄奄一息的样子，白素珍担心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回家继续闹，于是又去了干休所大礼堂。她向司法局的同志通报了老马的病情，求马杰、马红、马军再不要去逼他们的爸爸。 “家里实在没钱。如果嫌我给两百元太少了，可以与我们商量，我再去帮你们借。但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对我又是打又是骂。骂的话还那么难听，侮辱我的人格。就算我养你们养错了，就算我们两个老的没有用，求你们放过我们，再不要逼我们了！既然你们无情无义，我也不可能再给你们一分钱。”说完这些话，她双膝跪地，给他们一人磕了一个头，然后就起身走了。 回到家里，老马问司法局的同志怎么讲。 白素珍说，还没有结果。 “要是马杰认了错，道了歉，就给他们两百元路费，让他们走！”老马反过来劝白素珍，并且说，“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不给！坚决不给！”听到这儿，马颖大声嚷起来，“开关厂的人都说，一分钱也不能给他们，给了我们就不是人。” 白素珍听过老马的话，如万箭穿心。 俗话说，辱妻之恨胜过杀父之仇。老马看到他的儿女如狼似虎般地辱骂、殴打、污蔑、诽谤他老婆，不仅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潜意识里还在同情他的儿女。他丝毫也没有觉得，子女的所作所为大逆不道，品行恶劣，反而认为白素珍不给路费马杰是做得太绝。这样看来，他还是愿意给马杰钱的。之所以不给，是怕白素珍不高兴。他完全是被动的，是老婆在勉为其难。由此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对儿女的亲情远远胜过夫妻之间的爱情。真让人伤心啊！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什么“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在老马的天平上，我白素珍的份量，永远也比不过他的亲生儿女！ 认识到这一点，又联想起前天晚上做的那个梦，白素珍不寒而栗。她对老马和这个家完全丧失了信心。或许有一天，老马真的会像她梦见的那样做，瞒着她去借钱给他儿子。如果是那样，她就成了孩子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敌人。走到那一步，她在这个家里呆着还有什么意思？这个家哪里又有她的立足之地？还是早作打算！离开老马，离开这个家。既然加枝不让她去美国，那她就去湖北找儿子加根。就算加根不能收留她，至少应该帮她想点儿办法。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她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养活自己的。拿定主意后，白素珍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 她不急也不恼，拎了把椅子挨着老马坐下，轻言细语地问道：“假如马杰向我道歉和认错，你相信他是真心的吗？” 老马怔怔地望着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对我恨到了骨子里，怎么可能真心向我认错儿和道歉？就算勉强说一声对不起，那也是为了骗取我对他的原谅，达到要钱的目的。”白素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先前给了他三百元，现在又主动提出送他两百元路费，他嫌我给少了。不仅不跟我商量，反而对我又打又骂，在大庭广众面前用那么恶毒的话侮辱我的人格，到底是谁做得绝？子女回家看老人，老人就一定得送他们路费吗？哪条法律上有这条规定？送路费是老人的一片心意，不送路费也无可厚非。是因为他们打我、骂我、不尊重我，我才作出不给钱的决定。已经为钱的事情闹了好几天，他要，我不给。现在司法局的同志来调解，一旦达成协议给他钱，那就说明我背了理，证明我认了输。如果那样的话，丢的就不仅仅是几百块钱，而是我们做老人的脸面，丢的是我们的人格和尊严。老马，你想想，这个钱，我们能够给他们吗？” 老马想了想，只好说：“那就不给。” 老马的病情稳定后，白素珍向他提出要去湖北散散心，看看加根一家人。她没有说出自己离家的真实意图，害怕老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老马觉得这样也好，免得她在家里受孩子们的气。 白素珍于是到开关厂向厂长请了假，带上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人坐公交车到保定火车站，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第一百二十八章 伤心离家 加根家狭长的后院子是学校围墙与校舍形成的死胡同，有二十来米长。最宽的地方四米左右，是他家厨房隔成的横断面；最窄的地方不到一米，有一堵与学校围墙等高的横墙隔断，使得这个院子与校园形成两个世界。 经过两年多的打理，后院子已经被王加根和方红梅侍弄得有模有样了。紧邻厨房那块儿，地面铺了一层火砖和断砖头，成了他们的户外活动场所。早晨或者傍晚，没有太阳或者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会拿把椅子，坐在这里乘凉、看书、喝茶、聊天，或者把脚盆搁在这里，提两桶冷水回来，在这里洗澡，沭浴。 紧挨围墙根儿，有一个通往校园外面田野的孔洞，能够把地面的脏水排走。当然，这个有窟窿的地方，也成了王加根的“小便池”。晚上小便的时候，他懒得去学校公共厕所，直接在这儿解决。家里洗衣、洗菜、洗碗、洗澡用过的脏水，也全都是倒在这里，顺墙根儿流走。 在这个院子里，他们还整出了几畦菜地。 菜的品种主要是萝卜、白菜、辣椒和茄子，偶尔会栽几株葱，种几棵蒜。菜地以外的大片区域一直荒芜着。那片儿土地贫瘠，砖块、瓦片、石头较多，更主要的是，还有几棵刺槐和泡桐，整不出成块儿的菜地。不过，他们也没有放弃这里的利用价值，见缝插针地种下一些丝瓜籽和南瓜籽。夏秋之季，疯长的丝瓜藤和南瓜藤沿树干、学校围墙和校舍墙体攀爬，遮天蔽日，再加上地面杂草丛生，让整个后院子显得郁郁葱葱的。 后院子还是个天然的养鸡场。王加根和方红梅当然不会浪费这一资源。 前年春天，他们买回来三十多只鸡娃，又用学校废弃的木板、木条钉成了一个鸡笼，紧挨着厨房搁在石棉瓦下面。鸡娃一天天长大，公母逐渐显现。虽然夭折了一部分，成活的公鸡和母鸡还是有二十多只。母鸡留着下蛋，公鸡分两种情况处理。多数公鸡会被阉割，由走村串户的阉鸡师傅割掉“蛋蛋”，成为阉鸡公。据说阉鸡公长起来更快，肉质细腻，而且身个儿比较大。无论是自己杀来吃，还是送到市场上出卖，都比较受欢迎。当然，也要留下一两只不阉割的公鸡，作为母鸡们的“公共丈夫”。 成年的鸡不肯受囿于后院子狭小的空间。发现主人家厨房后门没关，它们就可能穿堂过室，跑进开阔的校园。到操场上的草丛间觅食，或者聚在学校食堂和部队抽水房门口的水管处，争抢学生们扔掉的剩饭、剩菜和剩馒头。 鸡们经过主人家里时，常会留下粪便。这是让主人非常恼火的事情。而等到天黑了，鸡们必须进笼的时候，主人家的大门有可能关上了，一大群鸡就在门口逗留，等着主人为它们提供回后院子的通道。遇到王加根一家三口外出，鸡们就只能聚在初一教室门口的走廊上，可怜巴巴地露宿。 这极不方便，也很不安全。所以遇到有外出计划时，王加根和方红梅就时刻注意关后门，把鸡们限制在后院子里面。可是，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鸡们岂肯老老实实地听从主人的安排？ 它们有时跳上树枝，爬上围墙，飞到外面。晚上继续露宿走廊，重演“有家难回”的惨状。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白天主人家大门关上后，母鸡没办法回后院子下蛋！ 怎样才能让鸡们自由进出呢？王加根经过实地勘察，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他在校园与后院子的隔断墙下方敲开一个篮球大小的洞，训练鸡们从这个孔洞里出入。 就这样，所有问题迎刃而解了。王加根不只一次在方红梅面前炫耀他的聪明才智。 种菜和养鸡，是加根夫妻俩这两年经常谈论的话题，成了他们八小时之外的又一乐趣。上班或者自学累了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两件事情当成缓解压力的消遣方式。 后院子除了为他们提供种菜养鸡的便利，也是晾晒东西的好场所。虽然这里日照时间不长，但东西晾晒在里面安全。白天没人偷，晚上即使忘了收，也没有关系。 当然，后院子也有让他们烦恼的时候。这多半是因为调皮的学生们引起的。他家隔壁是初一年级的教室，那些刚成为中学生的捣蛋鬼，经常不守规矩。在教室里扫地时不洒水，灰尘如浓烟从窗口涌出，弥漫于整个后院子，让晾晒在里面的衣物深受其害。更有甚者，学生们扫完地后，懒得把垃圾送往学校大门口的垃圾堆，直接从窗口往后院子里倾倒，搞得后院子一片狼藉。学生们精力过剩时打闹，课本、钢笔、小刀、橡皮头、饭盒、乒乓球，什么都往后院子里面扔，以此作为互相惩罚和报复的手段。 结果受害的都是王加根夫妻俩。午休时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或者叫喊。一问有什么事，回答说要到院子里面捡东西。 你说恼火不恼火？ 这天，王加根在家里闻到了死老鼠的臭味。他手里拿着火钳，到后院子里去寻找。从放鸡笼的地方找起，一直找到东边丝瓜藤架下的杂草丛。用火钳扒开齐腰深的杂草，突然嗡地飞起一群苍蝇。他往草丛里面一看，发现地上竟然有一大窝鸡蛋。十多个，有的已经破了，蛋白和蛋黄都流了出来。 狗娘养的母鸡！鸡笼上有专门下蛋的窝，它们不用，居然把鸡蛋下在了野地里。 王加根回家拿来撮灰用的铁簸箕，把这些已经腐败变质的鸡蛋一个个捡起来，放进铁簸箕里。捡鸡蛋时，他又发现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死老鼠——这应该是前天下耗子药的战利品。 清理完臭鸡蛋和死老鼠，家里闻到的臭味再也不那么刺鼻了，王加根还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因为忙了好半天，他觉得有点儿累，想回卧房躺一会儿，休息休息。 床上的席子太脏了，天天被汗水浸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洗洗！去部队抽水房门口冲一冲。他拎起席子的一角，用力一掀。“叭”地一声响，一个花露水瓶滚到地上，摔破了。 也罢，让花露水的香味中和一下空气中的臭味。 席子洗净抹干后，重新铺到床上，王加根躺下，睁上眼睛，试图美美地睡一个回笼觉。 这时，却听到外面有人在敲门。 初三上半程补课结束了，下半程补课还没有开始，学校里不可能有人啊。方红梅面授还得十几天才结束。会是谁呢？他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一条短裤，趿上拖鞋，疑疑惑惑地去开门。 门口站着的竟然是他母亲！ 白素珍面容憔悴，脸色冷峻，说话声音嘶哑，进门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王加根一下子惊慌起来。什么情况？是继父有什么不幸？还是姐姐在美国出了什么意外？抑或是母亲与马杰、马红、马军之间产生了矛盾？ 白素珍没有主动讲，王加根也不好问。他赶紧进厨房，撬开蜂窝煤炉子，煎鸡蛋，洗白菜，煮面条，给母亲弄吃的。 趁母亲过早的时候，他又往烧水壶里注满水，搁在煤炉子上，烧热水供母亲洗澡。 吃过饭，洗完澡，白素珍才开始向儿子诉说她的悲惨遭遇。 听着听着，王加根的眼眶湿润了。他满含泪水，叫母亲回湖北和他一起生活，说他和方红梅有能力养活妈妈。对马家孩子的所作所为，他没有过多地评价。一来他并不了解情况。妈妈的话毕竟是一面之辞。他已经是成年人，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对妈妈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深信不疑。二来他不愿意过多地去讨论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了，他的时间真的比金子还要宝贵。 白素珍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王加根听得已经有些不耐烦，心里非常着急。 方红梅外出面授学习了，王欣去了方湾菜园子村，暑假补课又暂停了。这段日子是他备战律师资格考试的黄金时间，他一分一秒也不想耽误。改行当律师，进孝天城，两室一厅的住房，彩电、冰箱、洗衣机，王欣上幼儿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东西，对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听白素珍哭哭啼啼诉说完那些矛盾和纠纷，王加根简单地安慰了母亲几句，就转移话题，向她介绍自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强调了这次律师资格考试的极端重要性。 “您就踏踏实实地住我这儿！不过这段日子我确实很忙，不可能抽出时间陪您说话，一日三餐也会比较简单。”王加根直率地对妈妈说，“姐姐来信说，在美国最重要的是机会。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律师资格考试，是上帝赐予我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必须很好地把握。等我像汤正源那样当上了律师，在孝天城落了脚，安了家，条件好了，就能够更好地孝敬妈妈了。” 白素珍听儿子这么讲，心里真如喝了蜂蜜一样甜。 她对加根说：“你好好复习！妈妈不会打扰你的。我又不是七老八十岁，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你专心专意看书，买菜、做饭、洗衣服、扫地这些事情，都可以交给我。妈妈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妈！”王加根模仿《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说了一句京剧台词，逗得白素珍开心地笑了起来。 不过，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环境又太冷清。住在牌坊中学校园里，既没有电视看，又没人聊天，更谈不上打扑克、打麻将这些娱乐活动，这让过惯了城市生活的白素珍很不适应，感觉时间非常难捱。 才过了三天，她就向王加根提出，自己想去一趟孝天城，看看王李村的房子官司进行得怎么样，顺便见见李艳红这些老朋友。她还想去武汉，探望冯婷婷一家子。另外，也想去她的娘家白沙铺，给三货上坟。 “行。忙您的去！”王加根知道母亲喜欢与人交往，过不惯独处的日子，守在牌坊中学也难受，就表示赞成，“您一个人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如果跑累了，就回我这儿休整。” 儿子的这句话提醒了白素珍，让她想起了另外一些事情。 “如果我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比方遇车祸身亡，马颖怎么办？身上又没个证明或证件，没有与家人的联系方式，万一死了，连尸体都没人收。”想到这儿，她就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在最后面的空白页上写了份个人简介，还立了一份遗嘱。 个人简介是这样写的：我叫白素珍，现年四十二岁，hub省孝天市白沙铺人。一岁半时由孝天县杨岗乡王李村的姑妈白氏收养。现住heb省bd市军分区干休所，在bd市红旗开关厂工作。因受不了继子女马杰、马红、马军的欺视和辱骂，出外散心。假如我因车祸或意外事故而亡，请通知bd市军分区干休所原所长老马（我的丈夫），向帮忙者致谢！ 遗嘱内容如下：我如遇难而亡，我同老马结婚十三年来共同创造的财富，要求老马全部交给我们的小女儿马颖。老马已是风烛残年，而且生性懦弱，当不了马颖的监护人，希望我的儿子王加根当马颖的监护人。我死后，老马每月付给小女儿一百元生活费，并将马颖送到我儿子王加根身边生活。王加根应好好辅导马颖学习，以管教她成为一个好人，让妈妈在九泉之下得以安心。另外，请将我生前应该继承的我养母白氏的一切遗产，全部交给我的儿子王加根继承，任何人不得阻止和刁难。 安排好后事，白素珍就一身轻松地出发了。 这一路，她先后去了孝天城、wh市、白沙铺和王李村，还去了方红梅的娘家方湾菜园子村，与亲家公、亲家母见了面，看到了自己的孙女王欣。让她有些伤感的是，王欣一点儿也不亲她，见了她直往外婆怀里钻。不要她抱，更不愿意与她一起回牌坊中学。王李村的房产官司还是打得非常艰难。虽然交了两百元诉讼代理费，汤正源依然告诉她，一时半会儿难得有什么结果。 她大失所望的回到牌坊中学，与儿子王加根一起呆了两天，又突然想到去hljhg市，拜访张德林的父母亲——也就是她的另一个亲家。 前前后后，白素珍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直到八月下旬，才返回bd市。她不愿意在那个让她伤心至极的家里呆下去，决定与老马分居，于是带着小女儿马颖，住进了红旗开关厂的库房。 王加根当然不知道白素珍这一个多月东奔西走是如何度过的，体会不到妈妈有家难回、无处安身的困境，更不知道妈妈回保定后就与老马分居了，带着马颖住在红旗开关厂。白素珍没有写信告诉他，他也没有主动写信问。这个阶段，他的心思全部在律师资格考试上，对其他的事情都漠不关心。 这年中考，王加根所带的初三（1）班再次大获全胜。中专和重点高中过线共十人，比初三（2）班多出一倍。组织学生填报志愿时，他自然非常开心，而赵乾坤则有点儿灰头土脸。不过，这种局面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改变。 新学年开始，牌坊乡教育组再一次调整了牌坊中学领导班子。张仲华调到牌坊乡教育组工作，肖玉荣担任牌坊中学校长，赵乾坤被提拔为副校长，教导主任和总务主任没有变化。 这种情形和两年前如出一辙。 那时王加根的竞争对手是肖玉荣，这一次他的竞争对手是赵乾坤。两人相继败在他的手下，又相继提拔为学校领导。而他原地踏步走，继续担任初三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提拔肖玉荣时，不少人感慨万端，说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领导欺负王加根，故意把拼他吃。 当时他并没在意，不怎么认同别人的观点。肖玉荣毕竟是有着二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又是老党员、老先进，资历、教学经验和管理能力，确实有独到之处。而这次提拔赵乾坤，王加根心里则不服气，觉得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领导确实有点儿欺负人。 当新任校长肖玉荣找王加根谈话，要他继续担任初三（1）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他撂挑子不干了，要求回过头去教初一。 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有点儿意气用事，是在闹情绪，可实际上，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惦记着一天天临近的律师资格考试，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搞复习。教毕业班确实太忙了，连周末和节假日都不能休息。他是真的想回去教初一，能多争取一点儿业余时间，比什么都宝贵。 第一百二十九章 曙光初现 考完最后一门《律师实务》，走出孝天地区实验中学，回望学校大门上方“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孝天考点”的红色横幅，王加根感觉如同刑满释放了，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与快意。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的这两句诗特别适合他此时的感受。 两天半时间，五大本试卷，考得他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几乎支撑不下去了。人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无心关注考试的结果——考得好与坏，似乎都不重要，顺利考完就是胜利。 终于结束了！总算考完了！他心里这样感叹着，如释重负，甚至感觉快乐无比。立在学校大门口，面对车水马龙的城站路，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像刚刚走了很长一段路，在这儿歇歇脚、喘口气。 律师资格考试还在进行中……王加根是提前交卷出来的。 校园里暂时还看不到其他考生的身影。提前交卷，并不是说他胸有成竹。连续几天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他身心交瘁。题目一做完，他就想离开考场，不愿意从头到尾再去检查——前面几门的考试也是这样。再加上，今天方红梅和欣欣已经来到了孝天城，可能在敬文那儿等他。 认真地回想这五个半天的考试，他觉得其中的四门考得还不错，基本上发挥了正常水平。只有昨天下午的《经济法》不太满意，能否及格，他心里没有底。唉！要是和自学考试一样，败在这一门考试上，那就太倒霉了。 上帝保佑！改卷子的老师开恩！让我能够顺利过关。七十多天的心血，一个暑假的拼命啊！想想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王加根不寒而栗。他没有摸杂志，没有看小说，没有写文章，文学完全放在了一边儿。收音机不敢开，也没去办公室看电视，连那么精彩的韩国汉城奥运会实况转播，他也没有收听和观看。家务活都扔给了老婆，基本上没怎么管女儿。天天就是法学、法律、法规！ 为了多出一些时间，他辞去了连续当了四年的初三（1）班班主任，只教这个班的语文课程。 不过，这段日子他家里客来客往，还是让他感觉有点儿烦。 先是方红梅娘家的人。红梅她爸、红梅她妈、红梅她弟、红梅她妹轮流着来来往往，都说是为了来看欣欣，或者接欣欣去方湾菜园子村。接着是加根他大舅。白大货从白沙铺骑自行车来花园，主要是为儿子伟业读书的事情。伟业已经小学毕业，在白沙铺中学上初一。白大货觉得那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了，希望外甥和外甥媳妇帮忙，让伟业到牌坊中学来读书。他还要求加根红梅好好辅导伟业，争取将来考上中专或者重点高中。再就是加根他爸。王厚义来的那天，和加根他妈一模一样，进门就哭哭啼啼，说白素珍为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把他告下了。孝天法院送给他一份《起诉书》，要求他十五天内提交应诉状。因此，他准备去孝天城请个律师…… 这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让王加根的复习计划一次又一次被打断。当然，也有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情。那就是《长江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来信说，他的小说《男人的眼泪》已经初步选上了。 这期间，王加根还患上了红眼病。 两只眼睛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完全不能看书。这可把他急坏了。吃药，滴眼药水，打针，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才基本治愈。患病给他敲响了警钟。复习要抓紧，也得劳逸结合。万一到考试的时候累病了，那就前功尽弃。千万不能重蹈自学考试的覆辙，没有考完试就不得不中途退出。 我可病不得啊！上帝保佑我坚持到律师资格考试结束——他每天都在这样祈祷着。现在，他终于完成了全部五门考试，自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孝天地区实验中学大门前站了一会儿，王加根随即右拐，沿城站路大步流星地向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走去。 他估计方红梅和欣欣已经到了那里，因为来孝天城之前，他们已经约好了在敬文家里相聚。顺便交代一下，敬文已经从孝天地区财贸学校毕业，分配在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工作。 这家公司位于孝天城最繁华的北正街，营业办公场所和职工住宿的地方连为一体。敬文在公司办公室上班，还分到了一间的单独的职工宿舍。虽说这间房只有十几平米，而且相当破旧，但对于农民的儿子方敬文来讲，意义可非同一般。有了这间房，就意味着他不再属于方湾菜园子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有了这间房，说明他在孝天城已经站稳了脚跟。他爸、他妈、他姐、他弟、他妹和其他亲戚朋友往后来孝天城，就有了落脚的驿站和休整的港湾。 律师资格考试这几天，王加根考虑到自己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看书，没有住敬文那儿，而是在他熟悉的国光旅社，订了一个小单间。国光旅社离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很近，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前天和昨天晚上，王加根已经去过敬文那儿两次。郎舅两人坐在一起，他喝水，敬文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家常。他已经告诉过敬文，方红梅和欣欣今天会来孝天城。估计她们母女俩和敬文现在正在眼巴巴地等着他。 果不其然！王加根到敬文那儿时，房门敞开着，屋里除了他猜到的三个人以外，还有小姨子腊梅。 “考得怎么样？”红梅、腊梅和敬文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王加根如实相告，再一次表达了对《经济法》的担心。 “已经考完了，担心也没有用。”敬文大大咧咧地说，又用宿命论的观点进行总结，“这都是听天由命的事情。” 方红梅却没有那么洒脱。 她心存侥幸地对王加根说：“也许你估分时抠得太紧，说不定能够考过六十分。退一万步讲，就算《经济法》不及格，满足不了五门全部合格的要求，不是还要划合格分数线吗？只要你的总分过了分数线，一样可以考上的。” 王加根嗫嚅道：“就怕既有单科不及格，总分又过不了……” “呸呸呸！还没开始就乌鸦嘴！你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方红梅打断王加根的话，叫他快点儿往地下吐口水。 腊梅看到这儿也笑了。 她劝姐夫宽心些，不要再去想考试的事情，为不确定的结果纠结。复习已经够累的了，考完了就放松一下。 她提议说：“走！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庆祝姐夫律师资格考试圆满结束，预祝他取得好成绩。” “对！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喝几杯。吃完饭，再一起去政府大礼堂看电影。”方敬文兴奋地表示赞成。 王加根原本打算今晚去汤正源家看奥运会闭幕式，顺便通报一下自己的考试情况。听过腊梅和敬文的提议，觉得大家一起乐和乐和更有意义，就取消了去汤正源家的计划。 吃过饭，看过电影，方红梅、欣欣随腊梅去地区财贸学校女生宿舍睡觉，王加根则和敬文挤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一家三口又坐长途汽车回了牌坊中学。 两个多月的复习备考，无异于“魔鬼训练”，对王加根的身心摧残和伤害是巨大的。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他都备受煎熬和折磨。现在考完试了，就感觉特别困乏和劳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不想看任何书籍，见到书本，哪怕是上课用的教材，他都会产生厌恶之情。听到“考试”二字，更是条件反射一般地感到恐惧。 本来，他已经报名参加法学专业自学考试。因为那几门课程与律师资格考试的内容基本相同，可以一打两就——在考律师资格的同时，顺带着拿个法学专业大专文凭。不过现在，他完全没有了复习考试的兴趣和信心。 “不考了！说不考就不考了！我真的考怕了。如果继续像暑假那样擂上一个月，我绝对受不了。人简直就要发疯！报考费丢了就丢了，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换换脑子！放弃所有考试，静下心来写点儿东西，弄一弄自己喜欢的文学。不能继续过那种憋屈的日子了——想干的事情不能干，不想干的事情又不得不干。我要走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 但天不随人愿。 王加根回家后好几天，一直阴雨绵绵，而且没有电——据说是连接牌坊中学和铁路技校的高压电线被人剪断偷走了。因此每到夜晚，牌坊中学校园就黑漆漆一片。别说看书写小说，连吃饭、洗澡、做家务，都特别不方便。晚上除了睡觉，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这天上午，方红梅兴致勃勃地去花园镇割了斤把五花肉，又买了蒸肉米粉和红薯，打算做粉蒸肉。改善全家人的生活，顺带着犒劳犒劳老公。结果她在切红薯时，刀锋滑到了手背上，鲜血直流。 夫妻俩惊慌失措，吓得脸上都变了颜色。王加根找了块白纱布，简单地为方红梅包扎了一下，然后推出自行车，带上她就往牌坊乡卫生院跑。因为心急，他们没有顾得上去寻找在外面玩的女儿。结果，当他们从卫生院返回时，离学校老远就听到了欣欣的哭声。 他们气喘吁吁地走进校园，看见欣欣一个人在操场上，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四处望，时不时声嘶力竭又可怜巴巴地喊着“爸爸”“妈妈”。显然，小家伙已经寻找爸爸妈妈好半天了。 “欣欣！”方红梅满含热泪地喊了一声。 欣欣寻声望去，这才见到爸爸妈妈，于是非常委屈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得更凶了…… 考律师资格的事情，王加根只对家人和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讲过。在单位里，他一直密而不宣。报名正值暑假，复习主要是利用节假日和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考试时又是国庆假期。所以，他悄悄进行的这项“地下工作”，牌坊中学领导和同事们并不知道。现在已经考完了，他特别想与大家叙谈叙谈，让别人分享。不过，他的这一想法最终还是被方红梅按压下去了。 “考试结果还没有出来，八字都没有一撇，你就去夸夸其谈，让别人知道你不安心本职工作，想跳槽转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老婆这么一骂，王加根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和幼稚，尽力克服嘴松的毛病，强忍住与别人叙谈的冲动。不过，虚荣心还是让他把小说《男人的眼泪》被《长江文学》“初步选上”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编辑的亲笔来信在办公室里传阅，立即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篇小说本来是他为《槐荫文学》刊授班准备的作业。初稿完成后，得到方红梅言过其实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王加根自己也觉得不错，于是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修改完成后，没有寄给《槐荫文学》刊授班，而是投到了《长江文学》杂志社。 没想到，还真被编辑相中了。 在鼎鼎有名的《长江文学》上发表小说，那是无数文学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而王加根马上就要实现了。这让牌坊中学的教师们既羡慕，又嫉妒，既佩服，心里又有点儿酸溜溜。不过，大家口头上还是千篇一律的赞扬，恭维他“持之以恒，水滴石穿”，恭喜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的要他请客，有的要他送小说样刊，确实让王加根感觉风光无限，心里觉得特别滋润。 可是，编辑来信已经一个多月了，王加根仍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采用通知。他每次到花园镇或者孝天城，都会去邮局报刊销售点，翻阅近期发行的《长江文学》，又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和作品。 怎么回事呢？会不会是被编辑部涮掉了？很有可能呢！别人只是说“初步选上”，并且明确告诉过他，如果采用，可能还需修改。信上都是模棱两可的话，并没有说一定会发表。可是，稿子真要“枪毙”了，也应该退稿呀！为什么编辑部没有把稿子退给他呢？ 这种不确定的情形，让王加根倍受煎熬，也倍感蹊跷。 又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王加根实在是坐不住了，就向学校领导请了一天假，乘火车直奔wh市。 到达《长江文学》编辑部时，已经过了上午十一点半，快到下班时间。接待白加根的，是他第一次来时没有见到的周编辑。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周编辑原来是个女的，而且那么年轻漂亮。周编辑听过王加根的介绍，赶紧去帮他打听情况，并且非常热情地带他去见主编。 王加根对主编也不陌生，就是上次为他跑进跑出、楼上楼下找周编辑的那位老先生。老先生显然已经不记得他了。毕竟只一面之交，王加根又不是什么名人，而且时间过去了三年多。他就没有提三年前的那次拜访。一切从零开始，或许这样会更好一些。 主编对《男人的眼泪》大加赞赏，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编辑部对这篇小说非常重视，先后有四个编辑看过了，并且都签了意见。总的印象都不错，就是篇幅稍微长了一点儿。希望能够压缩篇幅，把字数控制在八千字以内。交谈的同时，老先生递给王加根一本编辑部专用稿纸，叫他回家修改一次，用稿纸抄好再邮寄给他们。 王加根听到这儿，心花怒放，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主编看了看手表，对王加根说：“已经下班了。我们中午一般不回家，在单位里吃工作餐。要不你跟我一起去食堂？我这里有餐票。” “还是我来！我带他去食堂。”周编辑抢着要做东。 加根见此情景，非常感动，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来求别人办事，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带，连根烟都没给别人抽。按说，他应该请别人吃饭，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反过来请自己呢？ 他谎称自己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已经和朋友约好了，不在这儿吃午饭。边说，边站起身告辞。 主编老先生觉得过意不去，随手从书架上拿了几本文学杂志，送给王加根。并强调，这些杂志都是他私人的。 王加根接过杂志，不停地道谢，然后逃跑似地离开了编辑部。 好人啊！你们也许就是带我步入文学殿堂的启蒙老师。我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回家后，王加根夜以继日地修改，废寝忘食地誊抄，两天时间就把《男人的眼泪》修改完毕，并且用稿纸抄好，用挂号信寄到了《长江文学》杂志编辑部。 接下来就是等待。 等待律师资格考试成绩，等待《长江文学》编辑部的消息。 有人说，等待是一种幸福，但等待同样是一种痛苦，因为你并不知道等待来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 第一百三十章 事与愿违 不知不觉中，在江汉平原广袤的田野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气势非凡的公路。 这条南北走向的公路叫107国道。据说它北起首都bj，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全长两千六百多公里。 107国道所经过的地方都在沾这条公路的光。比方在花园镇和牌坊乡这段国道沿线，一些脑子活泛、手头上又有些闲钱的生意人，便筹划着在公路边儿盖房子，开餐馆，建旅店，或者弄个充气、补胎、修车的门面，赚过往车辆和那些大手大脚的司机们的钱。 107国道从花园镇与牌坊中学之间穿过，与着名的京广铁路同向而行。花园镇和牌坊乡的地盘，被这两条交通要道分割成三部分，形成东、中、西三个长条形片区。 牌坊中学在107国道东边，校园距公路三四百米远的样子，可以算是在路边儿上。肖玉荣组织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从学校大门口朝着国道的方向，修了一条十几米宽的土石公路，把牌坊中学与107国道连接起来，使得学校的交通出行条件大为改善。 如今从牌坊中学去花园镇，再也无须绕道邹肖村了。哪怕是刮风下雨的日子，也能很方便地骑车或者步行上107国道，沿国道北上，从洪花路进入花园镇中心。家住107国道沿线的学生和教师，都能够享受到国道带来的便利。 对于王加根一家人来讲，107国道带来的好处远不止这些。傍晚散步，他们不拘泥于去花园铁路技校或驻军部队了，可以走到107国道上，向北或者向南随意地行走。节假日走亲访友，去孝天城或者方湾镇，骑自行车走国道也要近许多，而且道路宽敞，路面平整，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即便是坐长途汽车，他们也不走省道孝花公路，而是选择走宽敞平坦的107国道。 当然，事情往往都是一分为二的。107国道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有可能引发灾难。刚刚卸任牌坊中学校长的张仲华，就栽在了这条国道上。有一天，他在107国道上骑自行车，被一辆疾速行驶的大货车挂倒，连人带车冲下公路，翻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张仲华严重摔伤。先是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后来又送到了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诊断为脊椎骨折，严重脑震荡，脑积水，做了开颅手术，眼下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张仲华的悲惨遭遇，让牌坊中学的教师们唏嘘不已。有的叹息他倒霉，刚刚丢了官帽儿，又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幸灾乐祸，说他坏事做得太多了，遭到了报应。 王加根无心参与大家的议论。 他刚刚收到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心里正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的《法学综合知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律师实务》都过了六十分，成绩及格，但《经济法》只考了五十六分，满足不了门门及格的条件。五门总分考了三百二十一，能否取得律师资格证书，还得看国家司法部最后划定的分数线。 接到成绩通知单的当天，他就去了一趟孝天城，找汤正源了解情况，结果让他大喜过望：他的总分居然名列全市第三名。 “不错不错！你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真的相当了不起！”汤正源赞不绝口，介绍说，“我们律师事务所有二十多人参加这次考试，其中好多都是专职法律工作者，有的已经执行了四五年律师职务。考试前，市司法局专门给他们放了两个月假，让他们脱产复习。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考到三百分。你从零开始，两个月能够自学到这种程度，真不简单！跟你相比，他们这些人都应该去跳楼！” 王加根听到这儿，心情复杂地笑了笑。 虽说是全市第三名，但他还是心神不定，毕竟分数线还没有出来，不知道他的总分能否过线。 “应该没多大问题。”汤正源拿起桌上的计算器按了按，安慰王加根，“你五科的平均分数超过了六十四，过线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分数线大概什么时候公布呢？”王加根心急地问。 汤正源说，这个他也不是很清楚，应该很快。 回到牌坊中学，王加根继续做好保密工作。高兴也好，焦虑也罢，尽量情绪不外露，闭口不谈与律师资格考试相关的事情。 这段日子方红梅外出面授学习了，他帮老婆代课，一个人承担两个人的教学任务，也确实很忙。虽然王欣去了外公外婆家，家里只有他一个“光杆司令”，但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喂鸡、侍弄菜地、打扫卫生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务事，还是得耗费不少时间。 王加根白天忙得脚不沾地，家里、办公室、教室、食堂、部队抽水房循环往复地跑；晚上躺在床上就浑身酸痛，好不容易才能进入梦乡。不过，到了下半夜又开始失眠，辗转反侧地“烤烧饼”，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律师，一会儿小说，一会儿老婆，一会儿女儿，都是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烦心事。烦躁、焦虑、担心、惆怅、孤寂、思念……大脑越来越清醒，躺在床上完全是活受罪。拉亮电灯，看书看不进，写不出东西，批改作业或者备课，又觉得做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不太划算。这里转转，那里摸摸，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 唉，这种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悲天悯人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何日才是尽头啊？ 这四年来，方红梅出门面授已达二十多次，每次都是这样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让他忙碌，让他思念，让他忧愁，让他忍受孤苦伶仃和寂寞难耐的折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懂，但真正身临其境，又叫人难以忍受。 方红梅啊，你快点儿毕业！如果继续过这种生活，我迟早是会被逼疯的呀！我在家里这般受罪，你每次回家还牢骚满腹！竟然还说什么没有追求到你应该追求并且能够追求到的快乐。知足，你！既然你不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那我们就换过来试试！但愿我今年能够取得律师资格证书，能够如愿地调到孝天城工作，让你也体会一下单身独处的滋味。 埋怨过老婆，他又开始思念女儿。 那天他带着方红梅去医院包扎被割伤的手背，急忙中没找到女儿。其实王欣就在隔壁程彩清家里，是欢欢拿着布娃娃玩具引诱她过去的。两个小朋友最初还玩得比较开心，但没过一会儿，欢欢就原形毕露，把王欣狠狠地揍了一顿。 王欣哭着回家，可走到大门口，却见门上挂着一把锁，爸爸妈妈都不在。她一下子慌神了，如没头苍蝇在校园里面到处找。因为着急，因为害怕，因为委屈和伤心，在寻找的过程中她跌了个马趴，脑袋重重地摔在地上，起了好大一个红包…… 方红梅这次出门面授时，王加根本来想把王欣留在家里。毕竟律师资格考试已经结束，不像前段日子那么紧张。他可以尽父亲之责，好好地照料女儿，弥补复习备考时留下的遗憾。面对可怜的女儿，他常有内疚和负罪之感，觉得自己是个不称职的爸爸。所以，他决心在方红梅出门面授的这段日子里，好好表现一下，让女儿吃好、玩好，过得开心。他一再告诫自己，无论女儿怎么调皮，怎么不听话，绝不能吼她或者打她。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方红梅听，方红梅却顾虑重重。因为赵乾坤新官上任后，对考勤记得特别严，不准教师带小孩到办公室，更不准带到教室里面。就算王加根把缺勤和扣钱不当一回事，呆在家里陪女儿，但他每天有两三节课，有时甚至半天时间上四节课，连轴转。他去教室上课的时候，王欣怎么办？邻居程芸不通人性，欢欢又总是虎视眈眈，谁知道她们会怎样欺负王欣！ 不行，还是把欣欣送到方湾菜园子村，让外公外婆带一段日子。正在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方母不请自到，特意来接外孙女了。 老人家说，天气转凉，家里不再像前段日子那样没明没黑地做汽水，生意基本上停了。敬武患急性阑尾炎，刚开了刀，还没有出院。亲戚朋友送来不少水果、副食和罐头，正好让王欣去解解馋。 就这样，王欣被外婆接走了。 方红梅出门面授后，家里只剩下王加根一个人。突然之间，他就如同从温暖的夏天进入了寒冷的冬天，整日无精打采，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他告诫自己要好好工作，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多为学生着想，要对得起每月五十多元钱的工资。他强迫自己坐班，写教案，批改作业，去教室讲课或者辅导学生，可下班回到家里，还是会莫名地悲伤。 不想做饭，肚子饿了就去学校食堂吃；脏衣服、臭袜子在脚盆里泡了好几天，水都发臭了，他也懒得去洗。偶尔拿起笤帚扫扫地，或者提水浇浇后院子的菜地。其他时间，则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转。想打麻将，又凑不齐班子。去办公室翻阅报纸或者看电视，门卫老宁又老是在那里弹风琴。脚踏着，手弹着，有时还直着嗓子唱几句，要多烦人就有多烦人。 于是，他就去校园外面散步。 已经进入二十四节气里的小雪，呼呼的北风刮过之后，天气骤然转冷。王欣只带了几件薄衣衫，会不会冻着了？想到这儿，王加根又一阵阵揪心。他真想马上去方湾菜园子村，送几件棉衣过去，或者把女儿接回来，但每天那么多课要上，根本就没办法与其他教师调换。 这天学校组织教师学生集体看电影，王加根喜出望外。 并非他对放映的片子多么感兴趣，而是看电影学校就不上课了，他可以利用这个空档去接女儿。 带上家里所有的现金和王欣的棉衣，还有学生家长请客时派的一包香烟，换了一身见人的衣裳，闩后门，锁前后，他兴冲冲地冲出了校园。走在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水泥路上，穿过107国道下方的人行通道，他又有点儿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脑子里开始激烈的思想斗争。 昨晚翻来覆去，几乎一夜未眠，现在脑袋还是昏沉沉的。坐火车到肖港镇，再步行十五里到方湾菜园子村，想必会到下午三四点钟。午饭是吃不成了，必须迅速收拾东西，带着王欣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然后在孝天城转火车返回花园镇。一路折腾下来，回家就是晚上八九点。家里这么多天没有开火做饭，吃的东西早已弹尽粮绝，王欣回来之后吃什么？要是赶上停电停水，衣食住行怎么弄？ 方红梅面授学习已近尾声，也许明天或者后天就会结束，说不定她想回娘家去玩几天，顺便把女儿带回来。如果他擅自行动，会不会打乱老婆的计划？那样的话，方红梅又会责备、抨击和抱怨他。夫妻俩半个多月没在一起，小别胜新婚，要是因为这件事情闹别扭，影响重逢后相亲相爱的兴致，那就得不偿失，太不划算了。 忍忍！今天就不去方湾了。 反正丈母娘这段日子农活不太忙，有的是时间带孩子。敬武开刀又收了那么多东西，王欣有人照顾，又有零食吃，就让她在那儿多呆几天。只是天气一天天转冷，王欣没有衣服穿怎么办？ 这么长时间没见着爸爸妈妈，她或许因为想念我们哭得泪眼朦胧，变得憔悴不堪。可怜的女儿啊！要不我今天送棉衣过去，然后一个人回来？可王欣闹着要跟我一起回来怎么办？ 后天就是星期六，就算初三补课，我也能调出两个半天自由活动，时间相对充裕一些。如果到后天方红梅和王欣还没有回来，我再去方湾菜园子村接她们。回家的路上，我们还能在孝天城逗留两个小时，可以顺便去孝天市司法局看看律师资格考试的分数线下来没有，去《槐荫文学》报名参加下一期的写作刊授班。 想到这儿，王加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思忖片刻，还是折转身原路返回了牌坊中学的家里。 唉，他这人办事，总是这么优柔寡断。 校园里空无一人。干点什么呢？他从书架上抽出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和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刚看了几页，又看不下去了，或者说，不敢继续往下看。哥萨克男女那缠绵悱恻且带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描写，让人心酸，勾起了他对往日的回忆。欲望的火焰炙烤着他，对方红梅刻骨的思念油然而生，让他倍受煎熬。 这天，门卫老宁交给王加根一封编辑部的来信。 他拆开一看，是《长江文学》编辑部周编辑写来的。 信的内容很简单：“《男人的眼泪》收悉，经研究不予采用，现退还给你。” 小说发表的事情泡了汤。 大约过了二十天，也就是即将进入一九八九年的时候，王加根再次遭受沉重打击，《法制日报》上公布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三百二十五分。 四分之差，让他与律师资格证书失之交臂。 第一百三十一章 骑虎难下 元旦临近，牌坊中学进入一年一度的新年联欢晚会准备阶段。 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各班都把课桌板凳搬开，腾出场地排练文艺节目。方红梅虽然不是班主任，这段日子却成了学校里最忙碌的人。学生们争着抢着请她去当舞蹈教练，排练文艺节目。她也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带着女儿王欣一会儿这个教室，一会儿那个教室，进进出出，跑前跑后，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 “联欢晚会上，我们两人去跳双人舞！”方红梅兴致勃勃地对王加根提议，“就跳《十五的月亮》。” 这首歌是方红梅出门面授不在家时，王加根最喜欢哼唱的。好几次，他在办公室里一边批改作业，一边清唱这首歌。坐在对面的黄老先生就打趣，说他唱得那么动情，让听的人都要流眼泪了。 也难怪，夫妻分别，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歌词似乎是专门为他和方红梅而写的。触景生情，他唱起来自然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但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跳双人舞，他还鼓不起勇气，因为他没有舞蹈细胞，学起来又嫌麻烦，于是笑着拒绝了老婆的提议。 “唉——”方红梅略显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她产生这种想法，除了想展示自己的舞蹈才能以外，主要是想用跳舞来转移王加根的注意力。 这段时间，王加根被调动的事情弄得萎靡不振，干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方红梅特别担心，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没想到他又不配合。 文艺晚会。元旦专刊。书画展览。贺年片满天飞。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无论外界如何红火热闹，王加根的内心总是一片灰暗。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天天都在担心、悔恨、忧伤、抑郁和莫名的烦恼中度过，无时无刻不为调动的事情所纷扰。 牌坊中学的每一位同事，所有熟悉和认识他的亲戚朋友，见到他就问调动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问得他心烦，问得他发慌，问得他脸红。一想到自己如果调不走，会面对多少嘲笑和讽刺，他就不寒而栗。当律师的事情如果就这么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他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呆在牌坊中学！ 方红梅埋怨他不成熟、不稳重，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总是在事情没有着落时，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 王加根自然也很后悔。他恨自己心不设防，口无遮拦，城府不深，肚子里装不住一点儿东西。汤正源来牌坊中学那次，他就不该把学校领导请到家里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哪怕明知调动无望，也要满怀希望地去争取。当然，他也想过重新再来。可律师资格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没有过关，两年之后他才有机会重新报考。下次报考的门槛儿会不会抬高？比方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或者法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如果是那样，他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他还是得争取借调，先挤进孝天城，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再说。只有这样，下次报考才不存在什么障碍。 借调不是凭考试，而是靠关系，因此王加根心里特别没有底。在孝天市司法界，除了汤正源，他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任何其他的指望和依靠，只能把所有的赌注，押在汤正源一个人身上。毫不夸张地讲，汤正源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如果汤正源推辞或搪塞，那一切就完了。他等于白做了一场律师梦，和没有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个样。 想起来真是有点儿悲哀。忙乎了大半年，付出了那么多，如今进城和改行的筹码，只剩下汤正源来牌坊中学时在他家里的承诺。他拿什么去敦促汤正源履行那句承诺呢？送完那一百元钱的红包，家里又囊空如洗，靠提前借支工资维持生活。他想去孝天城找汤正源，又不敢动身，因为身上没有钱。倒不是出不起那几块钱的路费，主要是找别人办事不能空着手——残酷的现实已经教会了他这一点。所以，他只能在家里等待。静静地等待，痛苦地等待，等待汤正源的来信，等待汤正源像上次那样出人意料地来到牌坊中学。 一个月过去了，眼看就要到春节，王加根既没有收到汤正源的来信，也没有见到汤正源本人。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去看看！这样在家里被动等待确实太折磨人了。别人上次来找你，是预计你能够取得律师资格，又正好到花园镇办事，顺便送个人情。结果你没有过线，就什么都不是了。全市第三名又怎么样？只要没有过线，所有的分数和名次就等于零，与没有参加考试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指望汤大主任主动联系你，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简直太天真了！ 临近春节，又到了自学考试报名的日子，王加根准备利用报考的机会去找汤正源。去他上班的律师事务所，不去他家里，免得空着手难为情。去年下半年自学考试，王加根本来报了法学专业专科段，结果没有去考试，白白浪费了四科的报名费。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儿后悔，也有点儿心疼。当时因为刚刚参加完律师资格考试，感觉比较累，特别是两个多月的复习备考如同绷紧的琴弦，让他几近崩溃，所以坚定不移地放弃了那次考试。 回过头来想想，去年他任性弃考的原因，除了累以外，还有一点是他一直不肯承认的——那就是他自信能够取得律师资格。如果取得了律师资格，他又有大专学历，拿不拿法学专科文凭就无所谓。可现在，事情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律师资格考试失败了，而下一次律考，要等上两年时间。如果这两年完全不接触法学，他之前学过的那些东西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再说，备考时间紧张，自学和复习完全按照考试大纲进行，多半是死记硬背，很多法学理论知识及法律法规条款，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真正地学会弄懂。所以，他又想去参加法学专业自学考试，奔文凭的同时，拾遗补缺，融会贯通，为下一次律师资格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到孝天市教育局办理完自学考试报名手续，王加根就来到了位于书院街的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恩师汤正源。 “已经向局里打了报告，局里还没有回音。”当王加根问起借调的事情时，汤正源这样回答。 “估计什么时候有回音呢？” “这个不好说。人事方面的事情，局里要开党委会研究。”汤正源显然有点儿不耐烦，“你回去等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 王加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别人已经下了逐客令，继续呆下去不合适，也难为情，可就这么离开，又有点儿不甘心。在家里天天为借调的事情焦虑，总想找汤正源了解情况，催催进度，现在好不容易来到了孝天城，见到了汤正源，这样三言两语就被他打发了？但别人又没说这事不能办，只是说要等市司法局开党委会研究。流程没有走到，又有什么办法呢？你除了回家等待，还能提什么要求？总不能要求汤正源去催促市司法局开党委会！ 正在王加根进退维谷，坐在那儿感觉非常尴尬的时候，汤正源突然转移了话题：“上次好像听方红梅讲过，她弟弟在市副食品批发公司上班？” “是的。她大弟财校毕业后分配在市副食品批发公司。” “那我找他开个后门，不晓得行不行。”汤正源满脸堆笑地说，“我想买两瓶五粮液，吃年饭时喝。外面这种酒假货特别多，在商店里买不放心。让你小舅子帮我买两瓶！副食品批发公司进货渠道正规，不会有假酒，而且价格比零售的便宜。” “这个没有问题！呆会儿我就去找他。”王加根爽快地答应。 “你先问一下价格，我再给你钱。” “什么钱不钱的？两瓶酒，算学生孝敬老师了！” “那怎么好意思！”汤正源笑容满面地推辞道，“钱一定要给的。” “再说！”王加根赶紧起身告辞，前往北正街去找他小舅子。 王加根没有喝过五粮液，更不知道价格。他平时喝得比较多的是散装白酒，待客就买小黄鹤楼。小黄鹤楼是武汉生产的，每瓶一块四毛一。五粮液多少钱一瓶？就算比小黄鹤楼贵十倍，也就十四块多钱，两瓶酒不到三十元。虽然这一数目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买两瓶五粮液送给汤正源。 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当他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到小舅子敬文，问过五粮液白酒的价格后，马上惊得目瞪口呆：一百五十元一瓶！ 两瓶酒就得三百元。怎么办？他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 干脆谎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没有这种酒，但这种说法无异于自欺欺人。副食品批发公司主要做的就是烟酒生意，怎么可能没有五粮液卖呢？那就如实相告，让汤正源自己出钱。这样做更不妥当。已经说好了买酒孝敬老师，现在又去找他要钱，别人会怎么想？如果那样做，借调的事情肯定会泡汤。 王加根急得头上都冒汗了。 敬文听姐夫道出心里的苦情，觉得这件事确实有点儿麻烦。他考虑的倒不是该不该花那三百元钱，而是担心送了酒之后，借调的事情依然办不成。按照他的推断，汤正源对于借调王加根并无十足的把握。眼下暧昧的态度，实际上是在耍滑头。律师事务所是隶属于司法局的下设机构，只是个股级单位，并没有人事调配权。汤正源表态信誓旦旦，实际上并不能拍板。借调有没有戏，取决于孝天市司法局领导层。 “那他装什么大尾巴狼！总是把话说得那么满，显得把握十足的样子。”王加根义愤填膺地吐槽。 敬文笑了笑，说，现在的人在社会上混，都是这德行。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能力差，让别人瞧不起。办不成的事情，偏要说自己能办成，让别人有求于他，骗财骗色，捞取各种好处。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敬文还现身说法，提到了刚刚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 前不久，他们公司采购了一千箱白酒。供货方是四川的一家小酒厂。酒厂老板三十出头，虽然年轻，但特别精能，人送外号川耗子。货发出来之后，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却迟迟不肯付款，说是公司账上没有钱，要等酒销完了再说。川耗子千里迢迢地从四川来到孝天城，住在向阳旅社，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希望拿到货款。但过了一个多星期，他身上的盘缠都快花光了，还是没有要到一分钱。 有一天晚上，川耗子突然提着两瓶西凤酒走进了敬文的宿舍。 见有客人来访，敬文感到有点儿难为情，因为他的宿舍脏得不成样子。地上满是烟头、废纸屑和板栗壳，桌子被书籍、牙膏、牙刷、洗发水、开水瓶和茶杯挤得满满的，床上的被子没有叠，裹成一团，被里和被面脱线了，露出里面的白棉絮。床上乱扔着脏衣服、臭袜子、瓜子、糖果和卫生纸。他把唯一的椅子让给客人坐，自己则站在床边。 川耗子当然是为货款来的。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经理特别喜欢方敬文。病急乱投医，就求到了敬文的门上。 川耗子摸到的这些信息还算比较准确。 敬文身高一米八二，长得帅气，性格开朗，为人豪爽，脑瓜子又活泛，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笔也不赖，刚上班就被安排在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办公室搞行政。他每天早上班、晚下班，周末加班加点，对领导唯命是从。不管是不是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哪怕是领导的私事，都抢着去做。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经理的赏识，被任命为公司机关团支部书记。得知敬文还没有谈恋爱，公司经理又牵线搭桥，准备把自己的亲侄女李华介绍给他当女朋友。 李华是土生土长的孝天城里人，眼下在孝天市化工厂上班。 虽然有这层关系，但涉及到市副食品批发公司业务往来，特别是支付货款方面的事情，敬文知道他说不上话，帮不上忙。即便他出面，公司经理也不会买他的账。不过，在川耗子面前，他却没有讲实情，反而宣称自己是公司经理的侄女婿，只要他去求情，绝对没有问题。 川耗子喜出望外，又跑到外面去买了两条“红塔山”香烟，托敬文转交给市副食品批发公司经理。 敬文高枕无忧地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装出非常遗憾的样子，对川耗子说，他已经找过经理了，好话说了一箩筐，经理还是不答应。他让川耗子把送来的烟酒都拿走。 川耗子怎么好意思那么做？这家伙居然一口一声“来日方长”，把东西都留下了。 说来也巧，仅过了两天，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答应支付货款。 川耗子以为是敬文的功劳，临回四川时，又买了件雪花呢大衣，送给敬文作纪念。 “从川耗子找我，到他离开孝天城，我其实什么也没做，他却把我当成了大恩人。”敬文洋洋得意地说，“没费吹灰之力，就得了两瓶酒、两条烟和一件呢子大衣。如果我一开始就拒绝川耗子，说我没能力办成这件事，川耗子怎么可能送我这些东西？” 王加根眼睛瞪得溜圆，好像突然间不认识敬文，或者说，他开始对小舅子刮目相看了。 “在你借调这个问题上，汤正源采取的策略，和我完全是一样的。”敬文继续侃侃而谈，“市司法局会不会借调你，他其实是黑的。既拿不准，也帮不上忙。他不明确告诉你这一点，就是想从你身上捞好处。让你有求于他，向他进贡。过一段时间，如果市司法局同意了，他就会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如果司法局没同意，他就会说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无奈位卑言轻，没能办成，把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王加根听到这里，后脊背一阵阵发凉，心灰意冷地说：“既然是这样，我干脆就不送他酒了，或者让他自己出钱买。” “这肯定不行！”敬文马上表示反对，“虽然汤正源不能实质性地帮你忙，但你绝对不能把他得罪了。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让他不痛快，他就可能烂你的屁眼儿，在市司法局长面前说你这不行那不行。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完全泡了汤，一点儿希望也没有。这酒不仅要送，而且要送得有水平，不动声色，不能让他看出你的内心活动。更何况，如果你将来借调成功了，还要在他手下做事。为两瓶酒得罪顶头上司，那样做太不明智了，也太不合算。” 王加根听到这儿，知道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已经身不由己了。 第一百三十二章 悲喜交集 进入腊月份以来，邹肖村接连发生盗窃事件。被盗的多半是腊肉、腊鱼、香肠之类的年货，也有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服，或者自行车、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 牌坊中学也未能幸免。 赵乾坤的宿舍门锁被撬开，他给女儿买的电子琴和熨衣服的电熨斗被偷走了。邹贵州宿舍的窗户玻璃被砸了，钢筋撬掉好几根，堆放在他宿舍的十几扇木窗被洗劫一空——这些木窗原本是准备用来更换校舍被损坏的窗户的。王加根有天早晨起床后，准备到后院子里小便，却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的鸡笼不见了。他的心怦怦直跳，屏住呼吸在后院里到处寻找，没有。他又跑出家门，到学校外面寻找。结果，在围墙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了那个被摔坏的空鸡笼——十几只鸡早已无影无踪了。 王加根垂头丧气地返回家里，心里一直在骂那盗贼，恨得牙齿痒痒，气得七窍生烟。不过。同时又有点儿庆幸，庆幸自己昨晚没有把腊鱼腊肉晾在后院子里面。不然的话，年货又得重新置办。 “离开！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方红梅吓得面色苍白，气得浑身发抖，惊慌地叫喊起来，“要是晚上来几个蒙面大盗，我们一家人的性命都难保。” 王加根也有同感。 是啊，这样孤孤单单地守在校园里，一到放假就看不见人影，他们的人身安全确实没有保障。但是，想离开这里又谈何容易？分明有当律师那么好一个机会，又被他自己错过了。唉！我为什么不争口气？为什么要提前交试卷？为什么不多检查一遍？五本试卷多考四分，稍微仔细一点儿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取得了律师资格，我不是就能够稳稳当当地调进孝天城？太可惜了。他又开始悔恨，开始埋怨自己。 “爸妈那边儿还是没有消息？”方红梅突然这样问。 王加根摇摇头，说：“应该快了。以往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收到回信。” 上次从孝天城回来后，王加根就对方红梅讲了汤正源托他买酒的事情。方红梅比较赞成敬文的观点，认为还是应该想办法买两瓶五粮液，无偿地送给汤正源。 “钱呢？”王加根问。 “找你爸妈借！”方红梅果断地回答，“你爸把王李村的房子卖了，手里攒着五千多块钱，总不会连三百块钱都不借给我们！还有你妈，打起官司来总是大把大把地烧钱。现在我们有难处，也是为了你个人的前途，她总不至于见死不救！” 王加根沉默了一会儿，显得顾虑重重：“我不想与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瓜葛，也不想让他们为难。算了，不劳烦他们了，还是找学校借！” “不行！”方红梅坚决反对，“到学校借钱每个月又得扣工资，个个月搞得紧巴巴的，还要看别人的脸色。什么叫不想与他们之间有经济上的瓜葛？他们是你爸妈，你是他们的儿子。父母与儿子之间就不能互相帮点儿忙？他们将来老了，未必就不找我们？” 王加根无言以对。 “你给爸妈一边儿写一封信，告诉他们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说明借三百块钱的用途，看他们是什么反应！”方红梅不由分说地吩咐道。 看来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王加根只好按老婆说的去做。 两封信是同时寄出的，已经五天了，还没有回音。 第六天，王加根收到了白素珍邮来的一张汇款单，三百元，正好是他信中提到的数目。附言栏里还有一句话，说她今年有可能回湖北过春节。 有了钱，王加根就赶紧去孝天城。找敬文买了两瓶五粮液，送到汤正源家里。 汤正源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阵儿，最后还是笑纳了。 那天刚好进入二月份，农历腊月二十五。坐在从孝天城返回花园的火车上，王加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两颗“手榴弹”扔出去了，也不知能否听到响声。三百元钱，几乎是他半年的工资，就这么送给了别人，想起来还是有点儿心疼。这次送五粮液，与上次送一百元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上次送出去，他感到快乐无比；这次送过之后，却是淡淡的忧伤。金额悬殊是其次，主要是对前景的预想不一样。上次比较乐观，觉得送过钱之后事情就能够办成；这次则恰恰相反，东西是送出去了，事情能否办成还是个未知数。还有一点让他感到吃惊的，就是自己思想观念的变化。 这么些年来，他一直痛恨拉关系、走后门，对那些靠请客送礼办事情的人嗤之以鼻，没想到他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人。以前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烟好酒，如今已经见识了“阿诗玛”“红塔山”“茅台”“五粮液”这些奢侈品。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开窍得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儿开窍，拉下面子，狠狠心，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多花点儿本钱，说不定自己的小说早就发表了，工作早就调动了。 环境改变人，或者说，是环境逼着人去改变。这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似乎没多大关系。 我只是想凭本事换份工作。孝天市法律工作者那么匮乏，我又具备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按说这是很正常、很简单的事情。对用人单位同样有好处，但他们就是不用你，逼着你去走歪门邪道。 这个道理上哪儿说去？ 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王加根意外地见到了王厚义、胡月娥、加叶和加花。他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给他送钱来的，因此心头一热，暗自惊喜。难怪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原来他们是准备送钱上门。 “我们是今天早上从潜江动的身。打算先去一趟王李村和胡家湾，然后到你这儿过年。”王厚义见到儿子，兴奋地通报了他们的行程安排。 胡家湾是胡月娥的娘家。 听到这儿，王加根没有吭声，心里却在打鼓。因为他妈白素珍寄钱来时曾留言，说今年有可能回湖北过春节。如果他爸和他妈这对“冤家”在牌坊中学相遇，那今年春节可就热闹了！弄不好又要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王加根暂时还不想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免得扫了他爸的兴，让他爸以为是他不乐意留他们。 王厚义带来了自家做的糍巴、豆丝、腌辣椒、咸萝卜条，还有一块腊肉和两条干鱼。他一样样地从蛇皮袋子里拿出来，摆在客厅的地面上，脸上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王加根把这些东西收进橱柜，又进厨房帮方红梅做饭。 晚餐的气氛还是比较热烈和温馨的。王加根和他爸喝白酒，方红梅和胡月娥喝红酒，三个小朋友喝橙汁，显得其乐融融。 因为王厚义一直没提借钱的事，方红梅试探地问：“加根上星期给您写了一封信，不知您收到没有？” “没有啊。”王厚义露出非常吃惊的样子，转过头又问王加根，“你给我写信了？怎么没有收到呢？会不会是邮局的人弄丢了？现在这些送信的，一点儿责任心也没有！” “弄丢倒不会弄丢，说不定是耽搁在路上，还没有送到我们那儿。”胡月娥接着推测。 方红梅的脸色阴沉下来。 她怀疑王厚义和胡月娥一唱一和，是在装聋作哑，玩老把戏，于是直截了当地说：“加根是想向您借钱。他正在找人帮忙跑调动，要花钱。” 紧接着，她又把王加根考律师和跑调动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特别强调了这次调动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这是好事情！”王厚义听了也很兴奋，“要是能够改行当律师，又能够调进孝天城，肯定比现在强得多。欣欣将来也有地方上幼儿园。跑调动得花多少钱？” “得花多少钱还不清楚。”方红梅说，“眼下急需三百元。” 王加根马上解释道：“这钱我们已经借到了。” “什么借到了？你能肯定送过那两瓶五粮液，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吗？”方红梅恼怒地瞪了丈夫一眼，不由分说地抢白道，“接下来还要找司法局长。就算司法局长同意了，还要找市教育局和乡教育组的领导，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王加根又无话可说了。 见此情景，王厚义不得不表态。他说，调动工作是大事情，该花的钱还是得花。三百元钱不是个小数目，他一时也拿不出来。卖房子的钱在银行里存了死期，是厚道帮忙办理的。等他回潜江之后，去找加根他三叔，看能不能想办法取三百块钱出来。 “这几千块钱是卖房子得来的，是祖业，我不想轻易去动用，免得背上败家的骂名。”王厚义再一次声明自己的观点。 方红梅说：“我们只是暂时借用，将来会一分不少地还给您。” “对了，还有一件事差点忘记告诉你们。”王厚义望着加根说，“你三叔马上要调到wh市，好像是在汉南区宣传部当什么官儿。你给他写一封信，把话说软和点儿。说不定他将来能帮你们一些忙。听话，学聪明一点儿，不要总是那么犟。” 王加根沉默不语，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家里一下子多出四个人，晚上睡觉成了个大问题。现有的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肯定睡不下七个人。 王加根把隔壁初一（2）班的教室门打开（钥匙放假前他就要到手里了），四张桌子拼成一张“床”。方红梅在上面铺上垫絮和床单，又上了两床被子，过夜的问题只能这样对付了。 厚义夫妇和加叶加花在教室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他们就去了王李村，说好腊月三十赶回牌坊中学吃年饭。 在他们离开的这几天里，家里重归于平静和安宁，但王加根一直心神不定，每天都如履薄冰。他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如果母亲和继父突然回来了，他就扯个借口去一趟王李村，让王厚义那一波人再不要到牌坊中学。但是，直等到腊月三十，厚义月娥他们返回来之后，仍然不见白素珍回。 或许，母亲不会回来了？就让父亲他们在这儿欢欢喜喜过个年？可是，万一母亲除夕或者大年初一回来了呢？她这人向来想起一曲是一曲，不按规矩出牌，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加根他奶去世的那一年，她不就是大年三十回的王李村？ 吃年饭的时候，王加根还是向王厚义和胡月娥道出了他的苦衷，说他妈这两天有可能从保定回来。他不想他们在牌坊中学相见，更不希望闹得鸡犬不宁。 王厚义胡月娥一听，脸色霎时变得铁青。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对加根和红梅说，既然是这样，他们就不在这儿过年了，还是去胡家湾。在胡家湾玩几天之后，直接从那里回江汉农场。 王加根思忖片刻，有点儿过意不去，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只能这样了。”方红梅抱歉地说，“并不是我们要赶你们走。大过年的，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大家闹得都不愉快。” 话说开之后，王厚义和胡月娥开始清理他们的东西。 王加根从书柜里拿了一大把铅笔和几个作业本，送给加叶和加花，又一人给了五块压岁钱。然后推上自行车，送他们去花园汽车站。 眼看他们爬上长途汽车，王加根心里非常难受，觉得他们爷儿四人也确实可怜。兴致勃勃地从潜江跑回孝天，结果连个落脚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可转念一想，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因为你们把王李村的房子卖掉了！怨恨再次涌上他的心头。 打发走了父亲和继母，王加根就等待着母亲的出现。可是，一直到年过月尽，寒假结束了，白素珍还是没有回。 这期间，他们先后去了白沙铺和方湾菜园子村，还到孝天城去给汤正源拜了年。 关于王加根借调的事情，汤正源依然说没有消息，叫他耐心等待。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王加根有一天在办公室里翻阅报纸的时候，突然兴奋地大叫了一声。 《孝天报》上面刊载有最近一期的《槐荫文学》作品目录，排在最前面的，居然是他的小说《男人的眼泪》！这篇小说被《长江文学》退回之后，他又寄给了《槐荫文学》，没想到这么快就发表了。 王加根的惊叫声把办公室里的教师都吸引了过来。 看过报纸上的作品目录，大家对王加根赞不绝口，都想尽快读到这篇小说。 “样刊这两天应该就会寄过来。”他把握十足地说。 “说不定花园邮局就有卖的！”宁海涛主任已经急不可耐，“你去买两本回来给我们看看。” 王加根于是向学校领导打了声招呼，骑上自行车就往花园镇街上跑。 花园邮局报刊零售部果然有这期杂志卖！ 他一次性买了十本，先自己坐在长条椅上浏览了一遍。 《男人的眼泪》刊登在这期杂志的头条位置，十六开本八页，一万多字，基本上没怎么改动。看着变成铅字的小说，他心里真如喝了蜂蜜一样甜。 回到学校，十本杂志很快就被同事们抢走了。 办公室即刻变得鸦雀无声，大家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没有抢到杂志的教师，就站在别人身边，几个人共着看一本。他们时而敛声屏气，时而议论纷纷，时而面色凝重，时而笑出了声。 “写得太好了！道出了我们这些穷教师的心声。” “教师地位太低了，难得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加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老婆总是埋怨我没有用。加根为天下当教师的丈夫喊冤叫屈，读起来让人觉得特别解气。我要把这本杂志带回家，让我老婆好好地看一看。” “这篇小说发表真是一件大喜事！要好好庆祝庆祝。晚上去加根家里喝酒。” …… 结果这天放学后，十几个教师都涌到了王加根家里。他们有的已经在学校食堂打好了饭菜，是端着碗，提着筷子过来的，为的就是来凑个红火热闹。 方红梅倾其所有，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炒了七八盘菜摆在饭桌上。 王加根提出一塑料壶散白酒，又忙不迭地给老师们发烟发糖，比结婚生孩子时还要开心。 录音机打开了，播放着时下正流行的歌曲。 欣欣兴奋地跑进跑出，高兴得手舞足蹈，叔叔阿姨爹爹婆婆地叫个不停。 是该热闹一下！是该痛痛快快地喝一顿！这样的好事情，人一生能遇上几回？别人想借这样的机会请客都不可能！唯一的遗憾是，家里小锅小灶，房屋又太窄小，不可能把学校的教师都请过来。 酒喝到兴头上，大家都说要买这本杂志，永久收藏。有的还说要向班上的学生推荐，让他们也来订阅和购买。 第二天，几个班主任都向王加根通报学生订购杂志的数量。有的把钱都收好了，加起来有一百二十多本。 第一百三十三章 热心读者 因为预订的杂志数量比较多，王加根专门去了一趟孝天城，到孝天地区文联《槐荫文学》编辑部购买。 买好杂志后，他又前往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找汤正源打听借调的情况。当他拎着一大捆杂志，走进律所主任办公室时，见汤正源正靠坐在真皮转椅上抽烟看报纸。 “什么书啊？买这么多。”汤正源好奇地问，“复习资料？” 王加根把那捆杂志搁在茶几上，又从里面抽出一本，显出非常慎重和虔诚的样子，双手捧着送到老师的面前。 汤正源接过杂志，漫不经心地翻开。 “哟嗬！《男人的眼泪》，王加根。小说发表了？还是头版头条！” 王加根腼腆地笑了笑，内心却有说不出的得意。 “不错不错！真是才子啊！”汤正源翻阅着杂志，赞不绝口。 王加根坐在沙发上，耐心地等候汤老师阅读他的大作，发表意见。可汤正源又把杂志合上，放到一边儿，说要带回家慢慢欣赏。 “这篇文章能得多少稿费？”汤正源突然问。 王加根双手一摊，表示一个铜子儿也没有收到。 “没关系！名利名利，先争取出名，出了名之后就不愁利了。” 听过这句话，王加根感觉特没意思。他于是转移话题，问他借调的事情有没有消息。 汤正源脸上即刻晴转多云，不无遗憾地说，孝天市司法局已经开会研究过了，借调的事情最终没有通过。 “我的确作了最大的努力。”汤正源痛心疾首地说，“但司法局有个硬杠杠，借调系统外人员，必须有律师资格证书。唉，你要是多考四分就好了。” 王加根的情绪一下子从沸点跌落至冰点，刚才的激动和兴奋倏忽间消失，如遭雷击一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 “完全没有希望？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良久，他又可怜巴巴地问。正如一个已经落水的人，还是希望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汤正源非常肯定的摇了摇头，面对王加根失望的眼神，鼓励道：“下一次律师资格考试，好好考。” 说完这句话，他就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两口茶水，然后又打开《槐荫文学》，若无其事地翻阅起来。 继续呆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让人窒息般难受。王加根站起身向汤正源告辞，拎起茶几上的那捆杂志，失魂落魄般地走出了律师事务所。 沿书院街向一路公交车站走的时候，他神情恍惚，脸上痛苦地抽搐着。虽然这是一个早就应该预料到的结果——方敬文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过他，但他一直希望事情向好的方面发展，对借调寄予莫大的期望。现在期望和幻想终于破灭了，方敬文的话得到了验证，他才如梦初醒。实际上，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是在自己骗自己，明知前景渺茫，却偏要做无谓的努力。 汤正源太坏了！他玷污了律师的称号，更不配当律师事务所主任。什么老师！什么班主任！什么“干舅舅”！他只是一个老谋深算、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用花言巧语欺骗和玩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送礼来者不拒，办事顺其自然。办成了，坐享其成；没办成，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回想起参加律师资格考试这半年多的经历，王加根如同做了一场梦。现在梦虽然醒了，他却很难回到从前。毕竟已经动了改行和调动的心思，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了好几百块钱，还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他调动失败的消息传播出去，牌坊中学的领导和同事们会是什么反应？社会上熟悉和认识他的人会是什么反应？亲戚朋友会是什么反应？想起这些，他不寒而栗，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面对。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他想起了但丁的这句名言。对！不管别人说什么，只当自己耳聋了，听不见。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安心教自己的书。我又不是没工作——教师穷是穷点儿，但起码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上千万，大家都不是这样在过么？ 牌坊中学那么多教师，包括校长肖玉荣，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还在想方设法奔文凭。读电大，读函授，参加自学考试，每次考试过关后还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我已经取得大专学历，方红梅马上本科毕业，两人书又教得不错，在学校和社会上受人尊敬。我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欣欣又那么活泼、可爱、健康、聪明。这样的小家庭让多少人羡慕！改不了行，我就继续当教师；进不了城，我就在农村生活。哪里的黄土埋不得人！ 不过，想起老婆和女儿，王加根又显得底气不足。方红梅知道他借买杂志的机会去找汤正源，肯定在家里坐立不安，翘首以待。他不忍心目睹妻子那双殷切期待的眼睛，更害怕听到她满腹牢骚的怨言。还有女儿。再过十几天，欣欣就满三岁了，到哪儿去上幼儿园？以后上小学又怎么办？ 他胡思乱想地回到家里，颓废的情绪已经让老婆猜出了八九分。 “是不是调动的事情没戏？”方红梅问。 他沉默不语地点点头。 “没关系！明年再考。”方红梅没有让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还通情达理地安慰他，“明年凭自己的本事取得律师资格，让汤正源再到家里来请你！” “就算他来请我，我也不去他那儿了。老子直接去孝天地区律师事务所！”王加根任性地吼道，心里的火气仍然没有消，“妈上个礼拜写信来，也是牢骚满腹，说汤正源不是个好东西。妈把王李村的房产官司委托给他代理，交了两百块钱代理费，又按照汤正源的意见，向杨岗法庭交了两百块钱案件受理费，结果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开庭审理。妈上次回来，带了两瓶西凤酒和一条大前门香烟送给汤正源，可他对这起案子根本就不上心。妈回保定后，写了好几封信问他情况，他一封信也没有回。” 五月下旬的一天，王加根破天荒地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来的是孝天师范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名字叫梁雯。 她在信中说，自己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报刊时，无意间读到了小说《男人的眼泪》。结果，读得她泪流满面。她真的非常感动，完全被这篇小说征服了。在长达七页的来信中，梁雯简直把王加根的小说吹上了天。她写信的语言很活泼，既幽默，又俏皮。王加根仿佛看到一个大胆、率直、单纯又漂亮的女生，在他面前蹦蹦跳跳，歪着头，调皮地眨着眼睛，扮着鬼脸，开着得体的、令人捧腹的玩笑。 梁雯说，她是孝天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学生，课余时间也有舞文弄墨之爱好，还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她最佩服的人，是台湾女作家三毛和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她在信中问王加根，《男人的眼泪》是不是以他自己为原型创作的？文中所述是否实有其事？虚构的成分占有百分之几？ 这个问题把王加根给难住了。 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并且都要进行艺术加工，读中文系的梁雯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她之所以如此探究，其实关心的是王加根的家庭生活。《男人的眼泪》的男女主人公也是一对教师夫妻，他们由恩恩爱爱到分道扬镳，其间经历了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感情波折。王加根和方红梅与他们身份相同、遭遇相似，只是目前还没有走到离异那一步。 王加根觉得，对一个女大学生去谈自己的家庭是很无聊的事情，于是借用电视屏幕上经常出现的那句套话回复：内容纯属虚构。 梁雯对这种回复显然不满意，认为王加根是在敷衍她。理由是，没有切身感受和生活体验，小说不可能写得那么逼真、那么感人至深、那么催人泪下。她嗔怪王老师是个“不诚实的孩子”，说她很有可能会到牌坊中学进行实地考察的。 王加根认为梁雯是在开玩笑，并没有当做一回事。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梁雯竟然真的来到了牌坊中学，找到了他的家里！ 那天方红梅恰好不在家。她因为与王加根闹别扭，前一天下午独自回了娘家方湾菜园子村。至于他们夫妻闹别扭的原因，也是一件蛮让人伤脑筋的事情。 红梅她大弟敬文与李华恋爱后，两人的感情与日俱增，结果不久女方就怀了孕。情势所迫，不得不把结婚的事情纳入议事日程。 双方的家长见面后，又找人看生辰八字，最后把好日子定在今年六月十一号——农历五月初八。敬文李华要结婚，当大姐的肯定要送礼，就是在送多少礼金这个问题上，王加根与方红梅产生了矛盾。 因为考律师和跑调动，他们家里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花光了全部积蓄，还向白素珍借了三百元钱。王厚义春节期间来牌坊中学时，曾承诺回潜江之后邮三百元钱给他们，但事后却一直没有兑现。考虑到借调的事情被汤正源判了“死刑”，王加根不准备为这事再去花冤枉钱，也就没有写信问王厚义究竟是什么原因。 日子回归平静之后，他们继续节衣缩食，勤俭持家，努力攒钱。春节过后的这几个月，家里的金融资产又累积到了五百多元。因此，当方敬文来邀请他们去参加婚礼时，他们并没有为送礼的事情感到特别为难。依照孝天城及花园镇周情搭礼的标准，普通朋友或同事之间，遇到婚丧嫁娶这类事情，通常都是送五元钱或者十元钱。如果有亲戚关系，自然另当别论。送几十块钱或者百把块钱都有可能，各人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定。不过，礼钱超过一百元就比较罕见。毕竟，当地收入和消费水平摆在那儿。 考虑到敬文是自己的小舅子，参加工作的时间又不长，王加根狠了狠心，主动提出送两百元钱。家里余下的那点儿钱，他在心里也有了意向性的安排。要么偿还他妈那三百元的借款，要么留着给方红梅暑假面授学习时用。 方红梅今年的暑假面授与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这是她五年函授学习的最后一次面授。要搞毕业典礼，学员之间要互赠礼品，还要照相留恋，肯定得花不少钱。 “两百？”听过王加根慷慨解囊的设想，方红梅一脸的嘲弄，“敬文早就开了价码，最少五百！” “五百？凭什么？抢钱吗？”王加根火冒三丈，据理力争，“有他这样的吗？自己结婚居然向别人下达送礼指标！要不要脸？有没有一点儿廉耻感？我们又不是百万富翁，五百元钱全部送给他，借我妈的钱拿什么还？你暑假面授学习怎么办？” 太气人了！从结婚到现在，他们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用舍不得用。两人搞自学要花钱，抚养孩子要花钱，前几年还带着敬武读书。好不容易积攒了几百块钱，遇上腊梅上自费中专要他们支援，一夜之间变成穷光蛋。现在这五百多元钱，真是从牙齿缝儿里省出来的，外面还有三百元的欠账，敬文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把五百元全拿走！哪有这样的事情？敬文怎么把我家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肯定是方红梅透的信儿。 吃里扒外的东西！心里只有她娘家的人，从来不顾及我们的小家庭。既然是这样，何必要结婚？留在你父母身边当老姑娘，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不就行了？还总是嫌弃我的家庭，说我的父母不通人性。我也是人生父母养，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为家里尽了什么义务？还总是与师范学校的女同学比，与一起参加函授学习的女学员比，说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不如人。我限制你花钱了吗？我让你缩手缩脚了吗？自己扼苦自己，其实就是想省下钱来贴你娘屋的！平时买菜一分钱两分钱就与别人争，送钱给你弟妹时，几百块钱拿出去连眼都不眨一下！只想到你自己当孝子，从来不考虑你还有一个老公，还有一个亲生女儿。妈的个巴子，有这样一个老婆，还不如当光棍汉！我一个人抚养欣欣也比现在要强得多。 两人争吵的结果，是双方各让一步：留一百块钱家里用，送四百块钱给敬文。白素珍那三百元借款，以后慢慢还。至于方红梅暑假面授的花销，也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暑假面授七月中旬才开始，这期间他们还可以领两个月的工资。 昨天下午，方红梅揣着四百元现金，一个人去了方湾菜园子村，说是提前把礼钱送了，让敬文好安排待客的事情。因此，梁雯来到王加根家里时，只看到他们父女两个人。 王加根见一个陌生的少女出现在自家门口，也大吃了一惊。 “我叫梁雯。”来人自我介绍，又问，“你是王老师？” 王加根微笑着点点头，热情地请客人进屋。 梁雯莞尔一笑，很大方地随他而来。 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又逗了一会欣欣，就被王加根家的书柜吸引了。所有的文学名着都被她翻动了一遍，她又要看王老师已经发表的作品。 难得碰到如此热心的读者。王加根拿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和杂志样刊，摆在女大学生的面前。 梁雯读得非常仔细，看得非常认真，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小朋友。 欣欣开始还姐姐前姐姐后地围着她转，后来见这个大姐姐只顾看书，不和她玩，就去后院子里捉蚯蚓了。 简单的午餐之后，梁雯坐长途汽车返回了孝天师范专科学校。临出门时，她强行带走了王加根刚刚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手稿，说是要先睹为快。 王加根本来没准备给她，她却打架一般地抢走了。这让王加根有点儿恼火，又感觉非常无奈。 自此之后，他就非常频繁地收到梁雯的来信。 她谈文学，谈排球，谈象牙塔里的校园生活，谈她的家庭和朋友，谈女大学生宿舍的趣闻……梁雯写信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有时长篇大论，有时短如电报，有时是诗歌，有时是文言，有时在贺年卡上随便写上几句，有时还配有自己画的插图。 王加根偶尔也给梁雯回信，但都比较简单，纯粹是礼节性的应付，没有梁雯那样的激情和雅兴。他向梁雯索要中篇小说手稿，梁雯却总是推说自己还没有看完。 大约过了半个月，梁雯又把手稿邮寄过来了。 王加根打开一看，却已面目全非：一百多页手稿，基本上是被撕成碎片之后，再用透明胶一页一页地粘贴好的。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弄成这样？他感到非常纳闷儿。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一毛不拔 两天后，王加根收到了梁雯的来信。读过信，他才知道稿子变成那样儿的原因。 梁雯说，有一个周末，她带着小说手稿回黄陂老家，本想认真地读一读。没成想，那稿子落到了四岁的侄儿手上。 小家伙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手稿就撕，几乎把那本稿子变成了一堆纸花。 她气得大吼大叫，在侄儿的屁股上狠狠打了几巴掌。 返回学校后，她买了两卷透明胶，从那堆纸花中清理出碎纸片，一页一页地粘好。这项工作多半是在学校图书馆里进行，整整耗费了她两个星期的课余时间…… 捧着小说手稿和来信，王加根心里如同翻倒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自结婚以来，方红梅对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不怎么过问，也很少读他写出来的稿子。有时，他硬把稿子塞到老婆手上，方红梅也是一目十行地浏览，而且贬得一钱不值。与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相比，“一审编辑”已经判若两人。 现在突然冒出个女大学生，如此珍惜他的劳动成果，简直把他当成了名人。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自己的劳动得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梁雯的崇拜和尊敬，极大地满足了王加根的虚荣心。他于是自作多情地回了一封信，语句再也不是干巴巴的。如同面对老朋友，倾诉了自己内心的委屈和苦闷，透露了眼下的尴尬处境。 梁雯马上回信安慰王老师，对他“甘作绿叶”“甘为人梯”的无私奉献精神予以充分肯定，表示自己坚决支持王老师的正确选择。 她还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准备申请到牌坊乡任教，争取与王老师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王加根非常感动，但还是劝梁雯不要意气用事。在毕业分配尤其是职业选择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像她这样的天之骄子，应该有一个更远大、更美好的前程。就算当教师，也应该争取留在大城市，怎么能够申请到牌坊乡这样的农村呢？ …… 参加完方敬文和李华的婚礼，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中考和教师职称评审。忙完中考和职称的事情，就进入了暑假。 王加根开始给下一届初三学生补课。 方红梅在家里带孩子，为最后一次面授学习和函授毕业考试作准备。 虽然和往年的暑假没什么区别，做的还是那些事情，但他们明显尝到了被人冷落的滋味。特别是王加根，调动没搞成，又闹得满城风雨，坏了人们对他的印象，已经有点儿灰溜溜的。 天太热了。每天的最高温度都在四十摄氏度左右，低温也有三十摄氏度。他们一家人从早到晚呆在校园里，哪儿也不想去。一日三餐，洗衣拖地，除了这些必干的家务，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家里的电扇一刻也不能停地旋转，停下来了，人就坐立不安，浑身淌汗。学校的电视机坏了，不然，还能用看电视消磨时间。这样守在蒸笼一样的屋子里，简直不知道日子该如何打发。 这天吃过晚饭，方红梅提议一家人出去走走。说是白天黑夜关在校园里，人几乎要成精神病。 王加根表示同意，他也感觉自己如同笼子里的困兽，憋闷得要发疯。 欣欣左手牵着爸爸，右手拉着妈妈，一家三口兴致勃勃地走出了牌坊中学。 从学校大门口到107国道，新修的那条宽敞的大路，使得牌坊中学的交通更加方便。正在他们商量是向北去铁路技校，还是去107国道的时候，王加根发现正对学校的那条大路上，急匆匆地走过来一个人，似乎还在喊着他的名字。 借着火红的夕阳，王加根定睛瞅了瞅，发现那人是他父亲。 王厚义一手拎着个黑皮包，一手托着个大西瓜，笑逐颜开地朝他们走来。 王加根赶紧跑过去，接过父亲手里的西瓜，领着他回家。 王厚义说，这半年来他一直记着他们一家三口，为他们担心。他是特意从汉南厚道那儿赶过来的。 “还没吃饭？”王加根问。 “没呢。在你三叔那儿吃过午饭，就坐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到花园，从花园火车站走过来的。”王厚义气喘吁吁地回答。 王加根去后院子里摘了两条丝瓜，扯了些白菜，交给方红梅打理。然后撬开蜂窝煤炉，炸花生米，煎鸡蛋。简单地炒了几个菜，又发现家里没有酒。他赶紧一路小跑，到门卫老宁那儿借了一瓶白酒。 酒菜上桌后，方红梅就带着欣欣出门了，说是去操场上走走。 王厚义自斟自饮，一个人狼吞虎咽。 王加根开始为他爸准备晚上睡觉的地方。客厅与厨房之间做有一堵隔断墙，形成了一个小隔间，摆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柜和一张桌子。平时这里是书房，来了客人就可以做客房。 “你在忙什么？”酒过三杯，王厚义突然对着儿子喊了起来。“叫你喝酒你又不喝，来陪我坐一会儿嘛！” 王加根于是从后面来到客厅，坐在他爸对面。 王厚义借着酒性，七七八八地叨叨起来。 他说，上次从胡家湾回江汉农场之后，他就去汉南找厚道，叫他帮忙取三百元钱出来，准备寄给加根。没想到厚道说，那几千块钱办的是一张三年死期存单。已经存了一年半，如果提前支取，这一年半就按活期存款算息钱，划不算。所以，这事就拖着没有办。 “没办就没办！反正我的调动搞不成了，已经泡了汤，再不需要花钱了。”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王厚义又说，厚道已经调到了武汉，在汉南区宣传部当科长。他老婆也跟着过去了，在汉南人民医院上班。 厚义叫加根抽个时间去找他们，或者给他们写封信，说不定他们能够帮助加根调动工作。 “你三叔还是有些权，熟人又多，我和你后妈到江汉农场落户口、安排工作，都是他帮忙办理的。”为了说服儿子，厚义拿自己作例子。 “不！我不找他！”王加根回答的语气相当生硬，“就算我混得再差，哪怕到大街上讨饭，我也不会去求他！” “唉！你怎么这么倔？这么不懂事？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三叔，是你的长辈，是你的亲人啊！”王厚义急得满脸通红。 “三叔？长辈？亲人？”王加根怒不可遏地喊叫起来，“他不配这些称谓！” 紧接着，他如同打开阀门的水管，满肚子的苦水直往外喷。 厚道干预他们家的生活，挑拨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激化他们家的矛盾；厚道不赡养潜江的爷爷奶奶，把老人送到王李村，又不支付生活费；厚道串通大伯和四婶娘，拒不参加他和方红梅的婚礼；厚道上次来牌坊中学时，指手划脚，盛气凌人；厚道出歪点子，让厚义卖掉王李村的房子，又在这次借钱的事情上，故意从中作梗…… 王加根这段日子心情本来就不好，一直没有倾诉和发泄的机会，今天他爸挑起了话头，他便痛快淋漓地吐一吐心里的怨气。 从抨击三叔王厚道，转到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表达自己的不满。奶奶的惨死。无休止的房产官司。他们拮据清苦的生活，寒酸的婚礼。偏僻孤寂的校园，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欣欣无人照料，没地方上幼儿园，在学校里又受隔壁大人和小孩的欺负…… 儿子怨气冲天，当父亲的又傻了眼。 王厚义放下筷子和酒杯，既不吃菜，又不喝酒，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王加根见此情景，又有点儿于心不忍，自己开始关阀门：“算了，都是过去的事情，说也没什么意义。以后再不要在我面前提厚道，也不要告诉我他当了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我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写信！” 见儿子态度这么生硬，王厚义知道再说什么都是枉然。 他又拿起筷子夹菜，端起酒杯喝酒。 “胜根的妈死了，你晓不晓得？”王厚义突然又问。 “死了？我没听说呢。”王加根感到有些吃惊，“去年清明节回王李村上坟时，知道她得了癌症，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王厚义犹豫片刻，支支吾吾地回答：“是胜枝写信告诉我的。” 胜根和胜枝分别是本家二爹的孙子和孙女。 说起这姐弟俩的名字，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加根他爷与本家二爹是亲兄弟，弟兄俩娶了媳妇后都没有生育后人。加根他爷抱养了素珍和三货，本家二爹的儿子也是过继的。加根他爷去世后，素珍与王厚义结了婚，本家二爹的继子也成了家。素珍和厚义生的头胎是女孩，取名加枝。几个月之后，本家二爹的媳妇也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胜枝。接下来，素珍和厚义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加根。大约过了一年，本家二爹也得了一个孙子，就取名叫胜根。总而言之，本家二爹有个美好愿望，那就是在孙子这一辈，一定要胜过他哥家。至于将来结果如何，当然还要看后人的造化。 一瓶白酒被王厚义喝下去三分之一。 他又吃了一碗米饭，扫光了桌上几个盘子里的菜。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感觉到内急，想去上厕所。他站起身来，下意识地拎起身边椅子上的黑皮包。 “上厕所带着皮包干什么？”王加根感觉有点儿奇怪。 王厚义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解大手。” 王加根于是到卧室里拿出一卷卫生纸，递给他爸。 王厚义接过卫生纸，把黑皮包送到客厅后面的隔间，放在单人床上，又用枕头盖起来。然后，犹犹豫豫地走出了家门。 父亲的不正常举动让王加根感觉怪怪的。 他这才想起，从王厚义来到这里，一直黑皮包不离身，而且从来没有打开过。就是刚才吃饭的时候，他也拖了把椅子到身边，把黑皮包搁在上面。 黑皮包里究竟装的什么宝贝？ 好奇心让王加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趁王厚义上厕所的功夫，打开黑皮包看一看。 瞅见他爸消失在初二（1）班的墙后面，王加根迅速来到隔间，从枕头下面翻出黑皮包，拉开了拉链。 天啊！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满满一皮包人民币！十元票面居多，还有五元、两元和一元的，用橡皮筋一捆捆地扎着。 翻动这些钞票的时候，王加根还发现了一张火车票，是从汉口到花园的，时间是昨天。 王厚义不是说，他是今天从汉口来到花园的么？火车票怎么是昨天的日期？带着这些疑问，王加根将黑皮包里的东西还原，拉上拉链，又用枕头压上，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他回到客厅里，一边收拾桌上的杯盘碗盏，一边猜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联想起王厚义提到胜根她妈的死讯，王加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 王厚义实际上是昨天到的花园，然后从花园直接去了王李村，今天从王李村过来的。他爸这次回来，也并非像他刚才所说的，是对儿子一家人不放心，而是为了去王李村拿钱。也就是说，房子卖给本家二爹后，钱并没有完全结清。这次他回来拿的，很有可能是余下的尾款。王厚义不愿意将这些告诉他，所以编出了“今天从汉口来花园”的谎言。 天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 王加根算是开了眼。他不准备在王厚义面前揭穿这件事，也不打算告诉方红梅，免得大家都不开心。他要冷静地观察一下，看父亲接下来还会怎样表演。 目睹儿子儿媳的困境，他会不会动动恻隐之心，支援他们几个钱？过了大半年来看他的亲孙女，会不会有所表示？ 王厚义上完厕所回到家，径直到厨房的洗脸盆里洗手。路过隔间时，瞟了一眼床上的枕头，见没什么异样，表情显得比较镇定。 这时方红梅领着欣欣回来了。 王厚义马上吩咐加根：“切西瓜！把西瓜切开，给欣欣吃。” 王加根没有推辞，面无表情的抱起厚义带来的大西瓜，放在塑料桶里洗了洗，然后切成小块。 方红梅拿起一块西瓜，交给欣欣：“去！送给爷爷。让爷爷先吃。” 欣欣接过西瓜，颠着小腿跑到客厅里，送到王厚义的面前，稚声稚气地叫道：“爷爷吃西瓜！” “好好好！我们家欣欣真懂事！真是爷爷的小乖乖！”王厚义接过西瓜时，笑呵呵地赞叹起来。 在厨房里切西瓜的王加根听到这里，泪水突然从眼眶里漫出来，心里感到无比的悲伤。西瓜切好后，用瓷盘子装好，端到客厅的桌子上。 王厚义、方红梅、欣欣每人吃了两三块，唯有王加根一块也没有尝。他说晚饭吃撑了，装不下，而且有点儿拉肚子的迹象。 吃过西瓜，方红梅叫公公去操场上走一走，免得晚上难以消化。 “不走了！今天又是轮船又是火车，刚才又从花园火车站走回来，实在太累了。想早一点儿睡觉，明天早些起来赶车回潜江。” 听王厚义这样讲，方红梅又赶紧到厨房烧热水，让公公在后院子里洗澡。 王厚义洗完澡，就躺在加根为他铺好的单人床上，抱着黑皮包睡觉。没多大一会儿，就传出雷鸣一般的鼾声。 入夜很深了，王加根却怎么也睡不着。 下半夜，听到后院子传来鸡的惨叫声——他知道这是鸡们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家里的十几只鸡几乎被黄鼠狼逮光了，他却束手无策。 这些鸡是今年春天他们从花园镇买回的，最初都是小鸡娃，养在一个铁笼子里。后来鸡娃们长大了，铁笼子就装不下。他们只能让进不了铁笼子的鸡站在笼子上面，或者蹲在屋檐下面过夜，结果接二连三地遭到黄鼠狼的攻击。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做个大些的木鸡笼，或者用红砖垒个鸡埘。这样任其被天敌糟蹋，太不人道了。 凌晨四点多钟，王厚义就起床了，说是想早一点儿去花园搭车。 要是以往，王加根肯定会迅速起床，骑上自行车去送父亲，但今天他却懒在床上没有动。 “爸要走，你骑车送一下呗。”方红梅催促道。 “我不舒服，脑壳痛。” “那你起码也应送到学校大门口。这点儿礼节都不懂！” 王加根万分不情愿地爬起床，陪着王厚义往学校外面走。 一路上，父子俩一句话也没有讲。 学校铁栅门锁着。他又把门卫老宁喊起来开门。出了学校大门，王加根就不想继续送父亲了。说了两句客气话，他就调转身，头也不回地回了家。 王厚义沿着通往107国道的大路走了一段儿，脚步又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天还没有完全亮，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儿，他心里害怕。身上带着那么多现金，要是遇到拦路抢劫的，可就惨了。 万般无奈，他只有退回到部队抽水房附近，坐在塘埂上。一直等到天大亮了，路上有了行人后，他才开始往花园镇的方向走。 第一百三十五章 生命中的贵人 从张股长家一出来，王加根就愤愤不平地发起了牢骚。 大老远地从花园赶过来，东奔西走找人，又傻子一样地坐着等了几个小时，听到的就是这么几句话，工作还是得从明天上午八点钟开始。如果按他的想法，明天上午来多好！少受那么多罪，还能节约一晚上的住宿费。不过，设身处地为邹山青着想，他又觉得可以理解。这次评选先进，关乎别人能不能转为公办教师，怎么敢大意？ “王老师，您看去哪儿住呢？”邹山青客气地征求王加根的意见。 “国光旅社！那里便宜，也干净，而且离市教育局比较近。”王加根不假思索地回答。 选择住这家旅社，除了他说的这些，还因为这里临近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可以抽空去趟敬文李华家。 开了一个有两张床的标准间。沙发、茶几、书桌、折叠椅、床头柜、电视柜、洗脸盆、开水瓶、茶杯一应俱全，条件不比附近的向阳旅社差，而且每天只要八块钱。 他们去公共浴池洗完澡，舒舒服服地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午八点之前，他们来到孝天市教育局人事股。有两个乡镇的“写手”已经到了，正在虚心地听取张股长的指导。因为来的人太多，没有那么多凳子坐，王加根和邹青山只好靠墙站着。 快八点钟的时候，另外两个乡镇的“写手”也到了。 张股长把大家引到隔壁的小会议室，正经八百地开了一个会。 他强调编印《红烛颂》的重要意义，提示写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罗里啰嗦地说了半个小时。 最后，又总结性地指出：“这次编印《红烛颂》，是为了向第五个教师节献礼，地区教委对此非常重视。着书立传嘛，要求自然是很高的。我们市一共推荐了五个人的材料，能选上几篇，就看你们这几个笔杆子了！我这儿是第一关。我这一关过了，再送地区教委。地区教委通过了，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孝天师专的郭教授。郭教授是这本书的主编，只有他认可了，才能够收进书里面。关于时间要求，地区教委的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号。你们至少要在八月十号之前把稿子交到我这里——越早越好，这样可以为修改稿子留下足够的时间。” 散会之后，王加根和邹山青回到国光旅社，开始商量下一步安排。 邹山青提议，他们两个人驻扎孝天城，专心专意地把稿子写完，交差之后再回去。 王加根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今天是八月二号，距交稿子的时间还有八九天，没有必要守在孝天城。这里住宿虽说不算贵，每天也得八块钱，加上一日三餐，花销还是挺大的。不如现在打道回府，在家里把稿子写好之后再送过来。” 邹山青犹豫不决。 王加根进一步论证回家写稿子的好处：“旅社里吵死人，还不如家里安静，衣食住行也没有家里方便。” 邹山青想了一会儿，觉得王老师说的有道理，还能节省不少钱，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两人于是整理行囊，到前台结账。 结完账走出旅社时，王加根又让邹山青先走，说自己要去孝天地区教师进修学院看看在这儿面授的老婆，晚上再坐火车回家。 “应该的！应该的！”邹山青通情达理地点着头，临别时又叮嘱，“王老师抓紧一点儿哟，争取早些把稿子送给张股长。” “行！没问题！放心！”王加根接连说了三个感叹句。 因为这篇稿子的原始材料比较成熟，稍加润色，就能够交差。他已经成竹在胸。按他的速度，修改稿子和用稿纸抄出来，估计两三天就能够搞定，但他不想这么快就把稿子交给张股长。稿子交得越快，幺蛾子越多。 首先别人会认为你不认真，敷衍塞责。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工作的认真程度和质量，与所投入的时间成正比。如果你花费的时间太少，工作就肯定没做到位，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反之亦然。另外，稿子交到那些位尊权重又不学无术的家伙手里，他们总会横挑鼻子竖挑眼儿，鸡蛋里头挑骨头，想方设法找毛病，以显示他们有水平。如果这样，你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狗屁意见无休无止地修改——这是最烦人的事情。王加根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和体会，因此做好了应对方案。稿子写好之后，先留在自己手里，不到规定的时间不交。既然张股长要求八月十号前交稿，他计划八月九号再来孝天城。 与邹山青分手后，他径直前往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因为不知道方红梅面授学习的地点，他准备去敬文那儿打听一下。他猜想，方红梅来孝天城这么长时间，肯定去过她大弟家。敬文肯定知道她在哪儿面授，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不知道敬文在不在家里。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王加根前往敬文和李华的新居。 新居也是他们的婚房，在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宿舍楼三楼。一通间，十几平方米，没有厨房，也没有卫生间。敬文以前住的那间房，就成了他们家的厨房。如果有客人来，也能临时在那里居住。由于厨房在一楼，卧室在三楼，而且不在同一栋楼里，每天都得楼上楼下跑，不是很方便。 王加根来到三楼的卧房门口时，见结婚时贴的对联和红双喜字依然保存完好，看上去还比较新。他抬手敲了几下门，室内居然传出了响动声！没一会儿，门就打开了。 出现在王加根面前的，是只穿着一条短裤的敬文，睡眼惺忪，显然刚从床上爬起来。 “几点了？你怎么没去上班？” 敬文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满不在乎地说：“昨晚上打了牌的，转钟三点多才散场。单位里也没多少事，早去晚去无所谓。” “你刚参加工作，还是注意点儿影响为好。”虽然明知道小舅子不会听，王加根还是提醒了一句，接着又问，“你大姐来过你这儿吗？她在哪儿面授？是不是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不是。这次上课好像是在地区福利院，学员住宿没有统一安排。她一直住在我这里。” “怎么会这样？”王加根感觉有点儿奇怪，“那她吃饭呢？” “吃饭也是在福利院。她只是晚上来我这儿睡觉，有时中午也回来休息一会儿。”敬文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姐夫，“这是厨房的钥匙，要不你去她住的地方看看。” 王加根接过钥匙，简单地讲了一下自己来孝天城整材料的情况，然后就下楼去了。 走进一楼那间房，他仿佛又回到了刚到牌坊中学的时候。那时他住的房间格局，与这间房一模一样：蜂窝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桌椅板凳，暖水瓶，搪瓷缸，牙膏牙刷毛巾，外加一个单人床。他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去孝天地区福利院找方红梅？但她肯定在上课，不是很方便。再说，找到她了又能怎么样？就在这儿等！反正她中午说不定会回来休息的。我也正好利用上午这段时间，撰写《红烛颂》的稿子。” 这样想着，他就从床上坐起来，把桌子上的东西清理了一下，摊开纸，拿出钢笔，开始专心致志地写材料。 中午方红梅果然回了。 王加根见到她，大吃了一惊。才过了半个多月，老婆完全变了形。又黑又瘦不说，脸上和额头上还各长了一个大红包。见此情景，他说不出心里有多疼。 “咋搞的？十几天没见，怎么变成了非洲人？”他勉强调侃道。 方红梅说，这段日子天气太热了，气温高，太阳又毒，每天顶着日头跑去跑来，不晒黑才怪呢。加上她体内湿气重，和女儿欣欣一样，爱长疖子和疱疹。 “怎么不去医院看看？都化脓了。”王加根用责备的语气埋怨老婆，又自作主张地说，“走！去市一医院看看。现在就去！” 方红梅不愿意，说她困得很，想睡午觉。 “不行！先去医院！”王加根一边说，一边拿钥匙锁门。 方红梅见拗不过，只得随着王加根出了门。 好在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离这儿不远，走过去也就十来分钟。 医生检查过后，说是暑热引起的炎症，没什么要紧的。开了点儿消炎药丸、绿药膏和红霉素软膏，叮嘱了一些用药方面的注意事项，病就算看完了。 走出门诊部，路过住院部大门口的时候，王加根突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抱白棉被的女护士。他发现那护士蛮像给他女儿接生的周菊凤，于是紧随着走了几步，并且大着胆喊了一声：“周菊凤！” 抱被子的女护士停下脚步，疑惑地朝他这边儿望过来。 果然是周菊凤！ 王加根又惊又喜。周菊凤不是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调到这儿快两年了。”看见王加根疑惑的眼神，周菊凤主动解释说。 “难怪好长时间没在花园街上遇见你。”王加根恍然大悟，又说起了他们来一医院的目的，“小方脸上长了两个包，我带她来看看，没想到这么巧遇见你了！” “你们还在那所学校？叫什么来着？”周菊凤问。 “牌坊中学。” “就没想过调动一下？” “想肯定想过。可没关系没路子，又没钱，谈何容易！”王加根懊恼地发着牢骚，“说起来一言难尽。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坐？” 周菊凤想了想，说护士办公室里面人多，而且太吵，于是带着他们走进了装棉被的仓库。 没有凳子，三个人就站在那儿拉话。 终于找到一个倾诉对象，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叙说他们不如意的现状，以及为改变现状而作的努力。偏僻的校园，孤寂的环境，生活不方便，安全得不到保障；欣欣没小朋友玩，受邻居的欺负，没地方上幼儿园；函授，自学考试，考律师，写小说…… 周菊凤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唏嘘，叹息他们不易。说起自己的情况，她觉得她的运气要好一些。通过别人的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祝。她和小祝是去年结的婚，她从市二医院调到市一医院，也是小祝帮的忙。 “现在进城是很难，但你们可以先调到城关附近的乡镇，再想办法进城——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曲线救国的策略。”周菊凤颇有经验地这样建议，并且热心地说，“我们家小祝在卧龙乡做事，是个副乡长。他与卧龙高中的校长比较熟，关系也不错。如果你们愿意，我让他去跑一跑，争取把你们调到卧龙高中。” “我们太愿意了！”方红梅抢着表态。 她说，自己的函授学习也快毕业了，马上就可以拿到本科文凭，符合教高中的学历要求。 “那这样！我先让小祝去找卧龙高中的校长，看他是什么意见。如果有口气，我再通知你们。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王加根于是把敬文的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报给了周菊凤。 告别周菊凤，离开市一医院时，王加根和方红梅显得特别兴奋。 卧龙乡紧邻孝天城，卧龙高中距孝天市中心只有五六里路。如果能够调到卧龙高中，就可以算作半个城里人。欣欣上幼儿园和读小学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 “这太好了！”王加根忘乎所以地说，“周菊凤简直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当初欣欣出生时，如果不是在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碰到周菊凤，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如今他当律师的梦想破灭了，调孝天城基本无望，又是周菊凤给他们带来了新希望。两人回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趁着喜悦的兴头，做过夫妻恩爱之事。 方红梅赶紧去孝天地区福利院上课。 王加根则搭长途汽车前往方湾菜园子村，去看他们的女儿欣欣。 快二十天没见到女儿了，他真的想得不行。沿路一直觉得汽车开得太慢，恨不得长出两只翅膀，即刻飞到女儿身边。 在方湾街上下车后，他在路边的小摊儿上买了几个苹果和梨子，一路小跑着往菜园子村赶。 快到那幢熟悉的老屋时，王加根远远地就看见了在水井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泥巴的女儿。 他叫了一声：“欣欣。” 小家伙站起身四处望了望，随即张开双臂向王加根跑过来，一路上还兴奋喊着：“爸爸！爸爸！” 王加根抱起女儿，看到她又黑又瘦，身上满是痱子和红疙瘩，头上长了好几个疖子，腿和手臂上还有不少疱疹，有些地方都化脓腐烂了。抚摸着伤痕累累的女儿，他一阵心酸。 欣欣依偎在王加根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箍着他的脖颈，脸贴着他的脸，“爸爸，爸爸”地叫着，似乎有满腹的委屈和无限的思念。 听着这稚气而又深情的呼唤，王加根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心里万般怜爱，口里又说不出一句话来。 见到老丈人、丈母娘、腊梅和敬武后，他们争相介绍欣欣在这里的情况。说她会吃、会玩、逗人喜爱。还举出很多实例，引得满屋子的人哈哈大笑。气氛轻松又活跃。 外公叹息说，欣欣胎毒太大了，受不得热。为了诊治她的疖子和疱疹，上过好几趟卫生院，打针，吃药，脖子肿得厉害时，还开过刀…… 王加根知道老丈人怕他有误解，以为欣欣在这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因此尽量让他明白，家里人不仅为欣欣的衣食住行操了心，而且也花了不少钱。他面带微笑地听着丈人的介绍，不停地致谢，为女儿给他们带来的麻烦说客气话。他相信外公、外婆、小姨、小舅舅都是非常喜欢和疼爱欣欣的。如果不是他们，欣欣暑假连呆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他们的照顾，欣欣会受更多的苦。他心里充满了感激，怎么可能对他们不满意或者责怪他们呢？ 方父已经没在方湾卫生院当炊事员。可能是政策性裁员，也可能是他主动不干了。 敬文上班后，红梅财校也毕了业，家里的经济负担不像以往那么沉重。加上敬武初中毕业后，自己在家里做汽水，还买了个烤箱烤饼干、做糕点，需要人手。方父恢复农民身份后，和方母一起侍弄几亩责任田，再就是给小儿子打下手。盘点每个月的收入，也不比在卫生院当炊事员差。更何况，他还能抽出时间照看外孙女。 从王加根到来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欣欣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围着他转，或者歪在他的怀里撒娇，生怕他走了。 这让王加根感动得热泪盈眶。 来方湾之前，他已经与方红梅商量过，如果欣欣在方湾玩得好，就让她继续在这儿，等方红梅面授结束再一起回牌坊中学；如果过得不好，就让王加根提前把欣欣带回家。而现在，无论孬好，王加根都想把女儿带回去。可是，过不了几天，他又得到孝天市教育局交材料。 怎么办呢？这么热的天，他总不能带着女儿到处跑！ 第一百三十六章 趁热打铁 思来想去，王加根决定先在丈母娘家呆两天，然后再去孝天市教育局交材料。如果材料交得顺利，他再返回方湾菜园子村接欣欣，父女俩一起回牌坊中学。 八月五号一大早，趁女儿还没有睡醒，他蹑手蹑脚地起床，悄悄地动身，坐长途汽车赶到了孝天城。 喝了一碗孝天米酒，吃了四个生煎包，他就来到孝天市教育局，找到了二楼的人事股。 张股长正好在，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王加根掏出在方湾街上买的一包香烟，散给屋里的每一个人抽。 “有什么事啊？”张股长接过香烟，官腔十足地问道。 显然，他已经不记得王加根了。 “我是来送稿子的。编《红烛颂》的稿子。” “哦，坐坐坐。”张股长把香烟夹在耳朵根儿上，又端起茶杯问，“你哪个乡镇的？把稿子交给我就行了。” 王加根从皮包里抽出文稿，毕恭毕敬地呈到张股长面前。 “刚到么？外面蛮热？这桑拿天真是受不了！”张股长放下茶杯，接过稿子，认真地看了起来，时不时还用铅笔勾勾圈圈的。 王加根坐在一旁的长条椅上，感觉很不自在。他随手拿起报架上的《参考消息》，但浏览的时候很难集中注意力。 “写得不错嘛！”翻完稿子的最后一页，张股长朗声赞叹，“不错不错。你这篇文章，选材呀，语言表达呀，谋篇布局呀，都很好。邹山青二十八年扎根农村从事小学民办教育，这本身就相当典型！” “谢张股长鼓励！”王加根谦虚地说，“为了写好这篇稿子，我专门到邹肖小学进行过采访……” “是要这样。做学问就是要脚踏实地，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张股长喝了一口茶水，又信手翻了翻稿子，慢条斯理地说，“不过，写书还应该注意社会效益——你大概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比方，你说邹肖小学以前没有校舍，学生分散在民房里上课，下雨时还打着雨伞。这并不是普遍情况嘛！写出来就有给我市教育工作抹黑的嫌疑。你还说邹山青组织学生写呼吁书，贴在村边路口，要求人们重视学校建设。这也许真有其事，但方式欠妥嘛！这与搞有什么区别？要认清形势，不能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文章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我都用铅笔做了记号。你先把这些地方改过来，重新抄一遍，再送过来。” 王加根面有难色，欲言又止。 “住下来没有？还没有的话，先找家旅社住下来，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张股长直言不讳，又语气委婉地下了逐客令，“就这样了，准备吃苦啊，伙计！” 王加根只得告辞，怏怏不快地走出了孝天市教育局。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张股长的点评有点儿牵强附会，东拉西扯，但张股长又是审稿子的第一道关卡，不按他的意思修改，就不能放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 王加根来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拿到他家厨房的钥匙，到方红梅住的那间屋子里修改稿子。 他严格按照张股长的要求，把成绩适当拔高，能吹则吹；对存在的问题，一律进行“模糊”处理，抹去棱角，尽量写得圆润些。 稿子全部改完后，读起来相当别扭，看上去明显没有初稿好，但是没办法，他必须迎合审稿的人。 中午见到方红梅时，王加根本来准备把张股长臭骂一顿，没想到老婆抢先通报了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情。 方红梅说，昨天晚上周菊凤和她老公小祝来过了，聊了聊调卧龙高中的事情。 周菊凤和祝副乡长先去找了卧龙高中的校长，介绍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况。校长听过后，非常高兴，说他们学校正好缺语文教师，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紧接着，祝副乡长又与卧龙乡的几个党政领导讲了，大家的口气都比较好。尤其是卧龙乡党高官，也是靠写通讯报道出道的，对文章写得好的人特别感兴趣。周菊凤建议王加根把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拿过来，让卧龙乡党高官瞧一瞧，兴许会让他当个乡通讯干事或者乡政府办公室秘书什么的。 王加根一听，高兴得几乎叫出声来。 家里那些“狗皮膏药”，一直没派上什么用场。他曾经想过去找牌坊乡领导“兜售”，毛遂自荐到乡政府谋个行政职位，结果因为抹不开情面，下不了决心，至今没有行动。 周菊凤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他自然非常激动。顾不上午休，也顾不上与方红梅谈论《红烛颂》的文稿，他简单地准备了一下，就风风火火地前往孝天地区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回花园。 到牌坊中学的家里后，他先到后院子，寻找这几天母鸡下的蛋，收回放进碗柜的抽屉里。再开始清理自己发表过文章的样报和样刊，连同作品剪贴本，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然后，闩后门、锁前门，到花园汽车站乘长途汽车返回孝天城。在孝天地区汽车站下车后，他径直前往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把东西交给了周菊凤。 这一去又一回，总共花了四个多钟头。 周菊凤看过档案袋里的材料，觉得写得最好的还是小说《男人的眼泪》。她让王加根过两天再来听消息，并且建议他，抽空去见见卧龙乡党高官。 第二天傍晚，周菊凤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她兴奋地对王加根说，昨天正好碰到卧龙乡教育组长，对他讲了王加根和方红梅的情况，没想到教育组长非常爽快，当场表态同意接收他们夫妻俩。只是提了个附加条件，就是他们两人今年后几个月的工资必须由牌坊乡发，卧龙乡的起薪时间为明年元月份。 “这个没问题！我们去找牌坊乡教育组。”方红梅率先表态，“就算牌坊乡不给我们发工资，我们也情愿在卧龙乡白干一学期！” “那还是有点儿划不算。”周菊凤真诚地说，“你们还是与牌坊乡教育组的领导好好说，反正都是公家的钱，又不要他们私人出。这点儿人情，他们还是会做的。” 方红梅笑着说，他们自然会向好的方面去努力。 送走周菊凤，夫妻俩久久难以平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顺利得连他们自己都有点儿不敢相信是真的。 关于跑调动的流程，王加根轻车熟路。 当年办理方红梅与舒建新的对调手续时，他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首先他们得写一份调动工作的申请报告，找牌坊中学及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签字，调出单位及主管部门同意后，再找调入单位卧龙乡教育组。调出单位和调入单位都签字画押了，就可以把申请报告递交到孝天市教育局，等候教育局下调令。 方红梅开始考虑调动之后的一些事情。比方，搬家如何弄，到哪儿去找汽车。家里的东西一辆汽车肯定装不下，得找两辆汽车。为了答谢这次帮忙的人，他们是否应该请卧龙乡政府和卧龙乡教育组的领导吃一顿。宴请的地点就定在周菊凤家里，让敬文帮忙买烟酒，菜由他们到彭家湾农贸市场买回去，请方父到城里来下厨。她还问王加根，如果调到了卧龙高中，他是否还继续考律师…… “还没开始播种，你就筹划起了秋收的事情。高瞻远瞩得有些过头！”王加根嘲弄起了老婆。 他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撰写《请调报告》。 第二天一大早，王加根又坐长途汽车回花园。 在洪花路下车后，他直接前往丁胜安家。结果丁胜安不在，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丁胜安的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是王加根教过的学生，他老婆与王加根也比较熟悉。 王加根借了他们家的自行车，骑车直奔桥西中学。先到牌坊乡教育组办公楼上找，没有。又去乡教育组其他几个领导家里找，还是没有。返回丁胜安家里，丁胜安仍然没回。 丁胜安的女儿推测说，她爸有可能去了邹肖村。 王加根又骑车前往邹肖村。路过洪花路时，碰到他过去教过的学生黄义鹏。 黄义鹏手里抱着个大西瓜，热情地与王加根打招呼，并且告诉他，牌坊乡教育组的几个领导在他家里抹长牌。 “丁胜安在不在？”王加根随口问。 “在。” 王加根喜出望外，赶紧翻身下车，跟着黄义鹏一起走。 义鹏他爸是牌坊乡一所小学的校长，人很精，活动能力强。当初因为义鹏与敬武打架的事情，王加根与义鹏他爸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不过，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义鹏后来又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黄校长对王加根还是心存感激。黄校长前不久在洪花路建了私宅，两个门面三层高的一栋楼房，家也从乡村搬进了花园镇。隔三差五地，他都会请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到新居吃吃喝喝，抹牌赌博，交流感情。 王加根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进门便见烟雾弥漫，气味呛人。里面一场麻将，一场扯胡，一大群人在里面，有的在玩，有的在看。 黄校长腰间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炒菜。见儿子带来了王加根来了，黄校长表现得非常热情。他接过儿子手里的西瓜，搁在菜板上切开，首先递给王加根一块，又让义鹏送给抹牌打麻将的人。 趁着丁胜安胡牌轮休的空当，王加根把他叫到隔壁房间，开门见山讲明了调动的事情，希望牌坊乡教育组能够对他们夫妻俩放行。 “你有没有把握？拿稳了没有？”丁胜安追问王加根，“现在各个乡镇进人都是很难的，尤其是孝天城附近的卧龙乡和朋兴乡。你和小方本来在牌坊中学搞得不错，莫因为闹调动，最后又没有走成，坏了别人对你们的印象。” 王加根说，卧龙乡教育组长已经亲口答应了。 “那让他们开个接收证明。”丁胜安提出。 这显然是推托之辞，王加根知道工作调动的流程没有这个环节。 “现在到处差语文教师。你和小方都教语文，又是牌坊乡的骨干教师，乡教育组肯定不会轻易放你们走。”丁胜安又出幺蛾子，“我虽说分管人事，但毕竟不是教育组长，这事我还得向刘福民汇报。” 这么复杂啊！王加根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麻烦。 他一个劲地给丁胜安递烟，缠着说好话，要他念在多年共事的情份儿上，高抬贵手。 “这样！你先去找肖玉荣，让牌坊中学把字签了。我向刘福民汇报后，再给你消息。”丁胜安暂时把皮球踢给牌坊中学，接着又补充道，“我肯定会帮你们说话的！” 也只好这样了。 王加根谢绝了黄校长留他吃饭的好意，赶紧到邹肖村找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 结果肖玉荣不在家里。 她丈夫老苏说，玉荣一大早就去武汉了，跑她女儿考铁路技校的事情。至于什么时候回来，还说不准，有可能今天下午，也有可能是今天晚上。 王加根失望地回到牌坊中学，走进好几天空无一人的家。他这才感觉有点儿饿，肚子叽里咕噜叫个不停。 到后院子里摘了一条丝瓜，又打了两个鸡蛋，搬出家里的电炉子，用丝瓜鸡蛋煮面条。 电炉子是他家的“秘密武器”。因为耗电量大，会熔断保险丝，学校一直禁止教师们使用。他们偷偷地备着，只是偶尔应一下急。 填饱肚子后，王加根就睡了。 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他再次前往肖玉荣家，结果她仍然没有回来。王加根干脆坐在肖玉荣家的堂屋里，与老苏及老太太拉起了家常。东夸葫芦西夸瓢，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半，还是不见肖玉荣的踪影。最后实在是没什么话说了，三个人都感觉比较沉闷和无聊。 王加根于是站起身，说想去找邹山青，商量一下修改《红烛颂》稿子的事情。 来到邹山青家，正好碰到别人在吃晚饭。 邹山青打架一样地把王加根按坐在饭桌旁，又吩咐老婆单另炒了两个菜，拿来酒杯和白酒，两个人你来我往地喝了起来。 这一闹就是一个多小时。 两人商量好，八月十号上午九点钟在孝天市教育局会面。他们一起去交稿子。 离开邹山青家，王加根一身酒气地再次来到肖玉荣家。 肖玉荣还是没有回来。 直等到深夜十点钟左右，疲倦不堪的肖玉荣才风尘仆仆地回了家。听说王加根和方红梅都要调走，她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 “唉！要是从工作出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你们走。但为你们的个人前途、生活方便和家庭幸福着想，我也不想为难你们。”她一边说，一边找来钢笔签了字，“学校的章子在宁主任手上，要盖章的话，你恐怕还得往宁家河跑一趟。” 宁家河离邹肖村有六里路。 天这么晚了，现在去找显然不太合适。王加根只好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洗澡睡觉，准备第二天早上再去宁家河找宁海涛。 夜里他根本就睡不着。 既因为激动，又因为担心，再加上晚上在邹山青家里喝了那么多酒。他从书柜里随便摸出一本小说，迷迷糊糊地一直看到天明。 头重脚轻地起床后，他又骑车前往宁家河。 运气还不错！宁海涛在家，正准备去责任田里栽秧。听说王加根要用公章，他感觉有点儿为难。因为学校公章锁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而现在忙得火起，他抽不出时间去学校。 迟疑片刻，宁海涛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从裤腰带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王加根：“去他妈的！我把钥匙交给你。你自己去拿章子，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王加根笑了。 他不停地感谢宁主任，说事情办成之后，一定请领导们喝酒。 牌坊中学的公章盖好后，他一刻也不敢耽误，赶紧骑车去找丁胜安。快到丁胜安家时，碰到了丁胜安的大儿子，说他爸刚骑自行车出去了，可能是去牌坊乡教育组，也有可能是去孝天市教育局。 王加根调转车头，飞快地往花园镇方向追。 先到花园火车站，在候车室里绕了一圈儿，没见到人。再到花园汽车站，同样在候车室里绕了一圈儿，还是没见到人。 他又风驰电掣般地前往花园大桥西头的牌坊乡教育组，依然没有找到丁胜安。 这家伙会去哪儿呢？既然牌坊乡教育组没有，那肯定是去了孝天市教育局。趁热打铁，跟踪追击，去孝天城找他！ 这样想着，王加根把自行车送到孝天市二中马兴祥老师家里，坐上了开往孝天城的长途汽车。 到孝天市教育局后，他楼上楼下到处找，跑遍了每一间办公室，还是没有看见丁胜安。 中午在小舅子敬文家里吃过午饭，他又到孝天市教育局守株待兔。 从下午上班一直等到傍晚下班，依然没有见到丁胜安。王加根只好悲观失望地返回花园镇。 当天晚上，他一直守在丁胜安家里，深更半夜才把他逮着。 丁胜安却说，他还没有向刘福民汇报，叫王加根明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样子再来听消息。 王加根回到家里，在焦虑不安中等了一整天。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等到的是好消息，刘福民同意他们夫妻俩调出，牌坊乡教育组盖了章。 唉，光跑调出单位这一边儿，前后就花了三天时间。接下来找调入单位卧龙乡教育组，不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王加根想起来就心里发慌，害怕得不行。 像他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想办成一件事情，真是比登天还难啊！ 第一百三十七章 大开眼界 考虑到卧龙乡教育组长是关键人物，周菊凤建议王加根去找他时带点儿东西，作为见面礼。 王加根于是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了一条阿诗玛香烟和两瓶四特酒，一共花了七十多块钱。 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在周菊凤两口子的带领下，拎着烟酒走进了卧龙乡教育组宿舍楼，来到了李组长家里。 初次见面，王加根就感觉李组长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他身材矮小，而且精瘦，说话是外地口音，对客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他们。 接过王加根呈上的《请调报告》，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然后果断地说：“申请报告不能这样写！把夫妻二人的调动申请写在一个报告里，两人同时调到卧龙乡——这恐怕有点儿困难。市教育局难得通过，哪个局长也不敢拍板。现在正值专项治理人事管理腐败问题的风口浪尖上，就算是市长，恐怕也作不了主。” 王加根觉得事情不妙，一下子紧张起来，着急地问：“那您觉得申请报告应该怎么写呢？” 李组长说：“只能先调女方一个人，而且要在报告中谎称其丈夫在孝天城某单位工作。等女方先调过来了，明年再以解决夫妻分居为理由申请调动男方。必须分两步走！以往夫妻两口子调到卧龙乡的，采取的都是这个策略。” “报告必须重新写。”李组长再次强调，“而且一定要与牌坊乡教育组讲清楚，今年后几个月的工资由他们发。卧龙乡从明年元月份开始发工资。” 周菊凤听到这儿就急了，因为前期李组长答应的是调两个人，没有说两个人的调动分开办，也没有说王加根的调动需要拖到明年。现在突然提出这个方案，让她有点儿猝不及防。她一个劲地说好话，求情，希望李组长帮帮忙，今年把加根夫妻二人都接收了。 “不能这样弄！要是申请同时调两个人，今年一个也调不成！”李组长斩钉截铁地回答。 话讲到这个份上，再说什么都是枉然。 周菊凤和祝副乡长只好站起身，向李组长告辞。 王加根也站起身，跟在他们后面。 来到大街上，三个年轻人站在街道边儿上，商量究竟应该怎么办。他们都觉得，这样人为地把一家子拆开不好，生活不好安排，小孩也没办法带，还不如现在方便。况且，今年写报告说王加根在孝天城工作，明年又申请把王加根调往卧龙乡，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再加上，全市教师人事档案都在孝天市教育局，别人一查就会露出破绽。如果查出他们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那就更麻烦了，后果不堪设想。 周菊凤思考了一会儿，又想到了另一条路径。她说，既然李组长答应了现在调小方，看能不能想办法把王加根调到卧龙乡的行政部门。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他们一家人调动之后仍然在一起。 “要不我们再去找一找卧龙乡党高官？”周菊凤问她老公。 祝副乡长说，他把王加根发表的文章给卧龙乡党高官看过了，书记非常欣赏他。只是目前卧龙乡党办和卧龙乡政府办都有秘书，通讯干事也干得不错，暂时没有适合王加根的职位。再加上行政编制已经用满了，书记承诺将来再等机会。 “前两天，我碰到卧龙法庭的曹庭长，听说他们那儿人手不足。”祝副乡长继续开动脑子，“能不能想办法把王加根调到卧龙法庭？” 周菊凤马上表示赞成：“行啊！王加根正好懂法律。律师资格考试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文笔又好，将来肯定能当个好法官！” “那我明天去找曹庭长。”祝副乡长果断地说。 王加根一个劲地致谢，从口袋里搜出一包香烟，塞到祝副乡长手里，说明天去找曹庭长时用得上。 “如果有消息，我就让菊凤通知你。”祝副乡长对王加根说，“或者你明天下午到我家里来一趟。” 王加根说，明天他到孝天市教育局办事，和别人约好了去交稿子。如果事情办得顺利，他下午就去卧龙乡。 这样谈妥之后，他就与菊凤夫妇在街上分了手。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王加根和邹山青准时在孝天市教育局大门口见面，然后一起上楼去人事股。 稿子再次交到张股长手里，他看得非常认真，从头到尾仔细地研读。看完之后，又是一脸的阶级斗争。他说，这一稿与上一稿相比，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不再给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感觉，但问题依然不少。 “比如这儿……”他稀里哗啦地指出了十几个“不妥之处”，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 王加根如坐针毡，听到心里直发毛。 邹山青更是惶恐不安，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 “再改一改。明天上午送过来。”张股长吩咐道，语气毫无商量的余地。 一出孝天市教育局，王加根就开始骂娘。 他说这个叫张国学的股长狗屁不通，完全是故意刁难。所谓的“不妥之处”，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修改意见更是叫人啼笑皆非。这种不学无术之徒，竟然好意思取名叫“国学”！ “怎么办呢？还不只有马虎一点儿。他让么样改就么样改，过不了他这一关，稿子就到不了地区教委。”邹山青哭丧着脸叫苦。 两人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坐了一会儿。 王加根让邹山青回花园，但邹山青无论如何也不肯。他说，还是去国光旅社开个房间，等稿子交出去之后，他再回家。 可怜的人！他再也不敢擅离职守了。他必须盯着王加根修改完成稿子，免得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王加根见邹山青这般执着，只好依了他。两人一起到国光旅社订了个双人标准间。 进入房间之后，王加根马上坐到桌前开始工作。 邹山青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后来又溜到外面，买了一网兜水果回来。他把香蕉皮剥开递给王加根，又给王加根削苹果，像个忠实的仆人伺候主人一样。 到了中午，他又带王加根去馆子里吃饭，点了红烧鱼块、鱼香肉丝和猪肝汤三个菜。 没有喝酒，两人分吃了一大碗米饭，赶紧回旅社改稿子。 到下午快四点钟的时候，稿子修改得差不多了，王加根就到敬文那儿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卧龙乡政府找祝副乡长。 得到的消息让他欣喜若狂，甚至可以说大喜过望！ 祝副乡长说，他向卧龙乡法庭曹庭长介绍了王加根的情况，曹庭长表示非常欢迎，说他们法庭缺少的就是懂法律、有真才实学的人。 曹庭长还透露，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是他堂哥。为了证实自己没有吹牛，他还带祝副乡长专门去了一趟孝天市政法委。 “趁热打铁！你赶紧写调动申请，找调出单位和调入单位签字盖章，早一点儿送市教育局。争取暑假期间把事办了，免得夜长梦多！”祝副乡长急不可耐地催促道。 王加根何尝不想这样！ 他回到国光旅社，把抄了一半的材料放到一边儿，开始起草《请调报告》。先写方红梅的，申请调往卧龙高中；再写他自己的，申请调往卧龙法庭。 两份申请报告写好后，再才接着抄邹山青的材料。 这天晚上，王加根没有在国光旅社睡觉。吃过晚饭，他就去了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向红梅、敬文和李华报喜。晚上又赖在那里，陪老婆过了一夜。他还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无论明天到孝天市教育局交材料顺利不顺利，他都要赶回花园，找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签字盖章。 邹山青的材料这次交得非常顺利。 张国学看过之后，脸上满是笑容。赞叹说，孝天市教育局推荐的五篇稿子中，这一篇应该是最出色的。 “出教育局大门右转，有家打字复印社，你们把稿子送到那里打印出来。”张国学把稿子还给王加根，又提出了新要求，“你们对打字复印社的老板讲，是我推荐你们来的，叫他们抓紧一点儿。” 王加根和邹山青喜不自禁，异口同声地说：“好！行！” 张国学站起身，破例送他们出门。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他突然靠近王加根，小声说：“你可以在作者里面加上我的名字。” “可以！没问题！” 张国学提出这一要求，让王加根茅塞顿开。 难怪另外几份材料通过得比较顺利，而他这篇稿子接二连三挨板子，原来张国学是想挂个名！既然是作者之一，他就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一些观点。唉！早知他有这个企图，不如主动署上他的名字。稿子也许早就放行了，少死多少脑细胞！ 打字复印社老板说，这篇稿子打印出来，最起码得一天时间。 “你们明天上午来校对。” 这样看来，今天基本上没什么事，王加根正好回花园跑调动。 “你干脆和我一起回去。”他对邹山青说。 “不了。我还是守在这里，下午再来打字社催催他们。”邹山青已经暗自下定决心，稿子不交到地区教委，他决不回家。 王加根于是揣着两份《请调报告》，一个人坐汽车回了花园。 宁海涛的抽屉钥匙还在王加根手里，牌坊中学的签字盖章都是他自己完成的。再去找丁胜安，也出奇的顺利，因为前期已经沟通好了，他也不管加根夫妻往哪儿调。只要从牌坊乡调出，他就有权批准。 签过字，盖完章，丁胜安突然提出和王加根一起去孝天城，说是到孝天市教育局有事办。 丁胜安说的“办事”，实际上就是请孝天市教育局招生办公室的几个人吃饭，主要是为他外甥考学的事情。 吃饭的地点定在槐荫酒楼，他让王加根和邹山青去作陪。客人一共四个人，分别是招生办主任、副主任和两个办事员。 让王加根惊诧的是，两个办事员中居然有一个他认识！那就是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殷彬。 虽然他们同届不同班，但殷彬当过校学生会主席，毕业分配时又是他们那届同学中“最幸运的人”，王加根自然对他比较熟悉。 殷彬也认出了王加根。 到不是因为王加根在师范时有多出色，主要是方红梅的原因。因为师范刚毕业时，殷彬曾经向方红梅求过爱，结果遭到拒绝。当时方红梅曾告诉过他，她已经有了心上人。就这样，他记住了“王加根”这个名字，并在后来的跟踪观察中，对这个“情敌”兼同学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你不是在市一小吗？又调到了市教育局？”王加根羡慕地问。 “去年九月份借调，今年初办的正式调动手续。”殷彬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并客套地问候起了方红梅，“小方还好？她的本科函授快毕业了？” 显然，他还在关注方红梅，连她读函授的事情都记得这么清楚。这也不奇怪，因为和方红梅一起读函授的池中月曾经是他的恋人。 就餐在一个大包房里，七个人围坐着一个带转盘的大圆桌，显得相当宽松。桌上摆着两瓶精装“白云边”白酒，地上还放着一箱青岛啤酒。 大家坐定之后，丁胜安变魔术一样地拿出一条“红塔山”香烟。他撕开外包装盒，给席上的每一个人派了一包，又把剩余的几盒烟扔在桌子上，让大家随便抽。 邹山青推辞不要，丁胜安却硬塞给了他。 王加根本来不抽烟，也不好意思拿，可盛情难却，又想到自己接下来跑调动需要香烟，就收下了。 开始上菜。先是冷盘，接着是热菜。有荤有素，有甜有咸，炒的炸的蒸的炖的，品种相当丰富。酒不停地喝，菜不停地上，没完没了似的。清蒸武昌鱼、红烧肉、炖全鸡、炒青蛙、卤牛肉、黑鱼片、板栗炒仔鸡、爆腰花、酱板鸭、鲢鱼汤…… 好多菜王加根是第一次见到，根本叫不上名儿。 他在心里初略地数了一下，盘装的和碗装的菜，已经上了二十多个，服务员还在一个劲地往桌子上端。有些菜根本没怎么吃，甚至尝都没有尝，就让服务员给端走了。 丁胜安竟然变得如此大方、潇洒、豪爽！想当初，他在牌坊中学当校长时，经常站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前面，和老师们一起，就着从食堂打来的萝卜白菜喝酒。借调孝天市教育局工作之后，在牌坊乡教育组干了才半年，他就阔绰和讲究起来了。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联想起方红梅策划的他们调动成功之后，在周菊凤家里请卧龙乡政府和卧龙乡教育组领导吃饭的场景，王加根免不了暗自发笑。 她以为孝天城和牌坊乡一样，请客就是去街上买点儿菜，回家自己做给别人吃。亏她还想到了让她爸来掌勺！看来，如果调动如愿以偿，他们也得在槐荫酒楼这样的地方摆一桌。 这得花多少钱啊？王加根想打听，又不好意思问丁胜安。 酒席罢，送走客人之后，丁胜安让服务员开了一张餐饮发票。他先掏出钢笔在发票背面写了一行字，签了名，然后把发票递给王加根，叫他也在上面签个名。 王加根接过发票一看，金额为二百四十元。背面写着“为邹山青评先之事，宴请市教育局领导”，再就是丁胜安的签名和日期。 他迟疑片刻，拿不准自己该不该签名，也不知道名字应该签在什么地方。 “随便哪里都行！作个证明。”丁胜安很随意地说。 王加根被逼无奈，只好紧跟着“丁胜安”三个字，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难怪丁胜安花钱这么大方，原来费用可以找公家报销！难怪要他和邹山青来作陪，原来是寻个报销的理由！ 王加根算是大开眼界了。 丁胜安明明是为他外甥升学的事情，私人请客，却能够堂而皇之地花公家的钱，而且能够做到滴水不漏，让人拿不到把柄。 这就是本事！这就是为官之道！ 虽然吃了一顿大餐，王加根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丁胜安办完他的“事情”后，直接去孝天地区汽车站，坐车返回了花园。临走时，他嘱咐王加根和邹山青，一定要把材料弄好，确保地区教委能够选上。这事关系到牌坊乡教育组的荣誉，也关系到邹山青个人的前途。 王加根和邹山青不住地点头，让丁干事放心。 下午，邹山青继续去打字复印社“监工”。 王加根则骑着敬文的自行车去了卧龙乡。 与祝副乡长会面后，他们决定先拿着方红梅的《请调报告》去卧龙乡教育组找李组长。等李组长签完字盖完章，他们再拿着王加根的《请调报告》去卧龙乡法庭找曹庭长。 李组长看过方红梅的报告，找不出什么毛病和漏洞，就提笔写了“原则同意”四个字，接着又强调了三点：工资从明年元月开始发；必须服从卧龙乡教育组的工作安排；调动前必须到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带体检报告到卧龙乡教育组报到。 曹庭长看过王加根的报告，却皱起了眉头。 他说，从教育部门调到司法部门，属于跨部门调动，办理的流程与教育部门内部调动有所不同。首先应该由孝天市法院向孝天市教育局发《商调函》，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再才能办理相关手续…… 第一百三十八章 改稿奇遇 到孝天地区教委交稿子时，王加根意外遇到了同村长辈王青松。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王青松就是负责审《红烛颂》文稿的人！ 王青松笑着说，他是被地区教委人事科临时抽来帮忙的。编完这本书，他就得回孝天地区实验中学，继续教他的书。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王青松的老婆李艳红和白素珍是一起长大的闺蜜。王加根上孝天县师范学校又是王青松帮忙办成的（尽管有点儿画蛇添足），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如今意外地相遇，自然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是上班时间，又有外人在场，他们不好深谈。简单地互相问候了几句，就进入到工作状态。 接过王加根送上的打印文稿，看到署名作者有两个人，王青松把邹山青当成了张国学，礼貌地称之为“张先生”。 王加根笑着解释道，来者不是“张先生”，而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邹山青。张国学是孝天市教育局人事股副股长。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王青松心领神会地笑了，开始正经八百的审文稿。 他从头至尾把材料浏览了一遍，对谋篇布局和文字水平予以充分肯定。夸王加根是王李村的骄傲，是他们王氏宗族屈指可数的“秀才”。吹过之后，又话锋一转，开始指出文稿中存在的不足。 “总体感觉，还是缺乏力度和深度。”王青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章中不少地方，该露锋芒的，你似乎人为地磨平了，有斧凿痕。没有直抒胸臆，缩手缩脚的。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想打喷嚏又没有打出来，感觉很不爽。我们这样的关系，说话就直来直去，不绕弯子。” 王加根似乎一下子遇到了知音，于是把修改稿子的前因后果讲了出来，言辞中透露出对张国学沽名钓誉的不满。 王青松同仇敌忾：“我最不赞成主题先行！张国学让你删掉的那些内容，恰恰是一些好东西。你别听他的，放开手脚大胆地去写！该尖锐的地方，尽量写尖锐些；该暴露的地方，大胆地去暴露。中国的记者之所以难出名，就是因为写文章时桎梏太多，考虑问题过于复杂。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写成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感染力更强一些。稿子修改完成后，没必要给张国学看，你直接送到我这里来。” 王加根没有想到，青松叔一大把年龄，居然还是一个愤青。他也非常感动，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邹山青却没有这样的好心情。听过王青松的评价，他急得六神无主，脸马上就黑了下来。他原以为稿子会在地区教委顺利通过，做好了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回家的准备，结果稿子再次被否定，必须推倒重来。他来孝天城好几天了，身上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特别是打印这篇文稿，价格贵得吓死人。这些钱都丢进了水里面，连声响儿都没有听见。接下来怎么办？孝天城里没有一个熟人，借钱都找不到地方。他只得撒谎说，家里有点儿急事，想今天回去一趟。 “行！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再来。晚两天也没关系，反正稿子是我写，你也帮不上什么忙。”王加根实话实说，没有顾忌太多。 把邹山青送到公交车站后，王加根就回了国光旅社。 调动方红梅的申请报告，他已经送到了孝天市教育局，交给了人事股的张国学。说起来也真是巧，他在孝天市教育局本来没有熟人，偏偏让他写材料结识了张国学，而且恰恰是人事股的副股长！ 这是不是预示着方红梅的调动希望比较大？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仙在帮忙。至于他自己的调动，只能拜托祝副乡长和曹庭长了。他们答应再去找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让他去督促孝天市法院院长。他们夫妻二人的调动都到了最关键一步。不过，命运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他们自己再也使不上什么劲。 不去想它了！先弄《红烛颂》的稿子，把这差事交了再说。 回到国光旅社，王加根反锁房门，排除一切干扰，开始奋笔疾书。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就忘记了钟点儿，忘记的吃饭，甚至连水也顾不上喝。根据事先列好的提纲，他一鼓作气完成了初稿。 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多钟。他这才感觉有点儿饿。出门吃了碗面条，啃了一个烧饼。填饱肚子之后，又回到旅社，倒在床上蒙头睡觉。待他醒来时，窗户外面已经断了白光，街上的路灯也亮起来了。他赶紧爬起床，前往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 敬文家一楼的厨房门锁了。 他又爬到宿舍楼三楼，卧室门开着，只有方红梅一个人在里面。 “敬文李华呢？”他问老婆。 “看电影去了。” “你怎么没去？” “还不是怕你要来！”方红梅白了他一眼。 她接着又说，明天是面授学习的最后一天，想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等明天下午考试一结束，就直接坐汽车去方湾菜园子村。 “二十天没看见欣欣，把人欠拆了！”说完这话，方红梅眼眶发热，泪水已经漫了出来。因为没有外人，她又谈起了这段日子寄人篱下的辛酸。 虽说敬文是她的亲弟弟，毕竟家里还有李华。她住在这儿，感觉不是很方便，总怕自己给他们添麻烦，说话办事处处小心谨慎。她从来没在敬文家吃过饭，只是中午和晚上在这儿睡觉休息。房间里烧的蚊香，洗衣服用的肥皂，都是她自己买的。洗澡的时候用过几次李华的洗发水和洗面奶，她准备明天去孝天商场各买一瓶，留在他们这儿。 “对了！我前天过早在敬文手里拿过一块钱，一直忘记了还给他。你呆会儿提醒我一下。”方红梅对老公说。 听到这儿，王加根一阵心酸，感觉非常难受，也特别愧疚。 太难为老婆了！为了节省几个住宿费，投靠在她大弟的门下，过这种小媳妇一样的生活！只怪自己没本事，让老婆活得没尊严，不能挺直腰杆子做人。接下来一定要跑调动，挤进孝天城！绝不能让欣欣将来步她妈妈的后尘，在城里没地方落脚。 正在王加根暗自给自己打气加油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 “蔡东明！你怎么来了？欢迎欢迎！”方红梅兴奋地惊叫起来，脸上随即泛起了红晕，向王加根介绍，“这是蔡东明。我的函授同学。” 王加根不冷不热地与来人打了声招呼。 待客人在沙发上坐下后，他又拿起玻璃杯，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茶几上。然后，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拿出在旅社里写好的草稿，往方格稿纸上誊抄。 方红梅拿了个凳子，坐在沙发对面，与那个叫“蔡东明”的同学拉起了家常。 他们聊的都是函授学习的事情。哪个教师的课讲得好，哪个教师的课讲得差。两人还愤愤不平地谴责孝天地区教委函授站，最后一次面授居然不给学员安排住宿的地方。接着又推测，明天的考试卷子会不会很难，如果挂了怎么办，补考会不会延迟拿文凭的时间…… 王加根一边抄稿子，一边竖起耳朵旁听，感觉心里很不对劲。 一个男学员，居然单独一人来找他老婆！这本身就让他非常恼火。又是在晚上，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 蔡东明想干嘛？他绝对没安什么好心。 当王加根听出客人说话是应城口音时，一下子警觉起来。这人会不会是方红梅以前暗恋过的那个男生？姓蔡，应城人，三十四五岁，这些都符合方红梅说过的特征。方红梅不是说再也没有和他交往么？他怎么会主动找上门？而且把方红梅住的地方都弄得这么清楚！ 血直冲王加根的头顶。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抄稿子的右手也微微颤抖。 “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社下周在华师举办一个研讨会，你想不想去参加？”蔡东明突然转移了话题。 “恐怕没时间。我老公要补课，我得在家里带孩子。” 王加根怒不可遏，真想站起身训斥蔡东明几句，把他驱逐出去。不过，理智还是让他保持克制，继续闷声不响地抄稿子。 方红梅给客人续了几次水，显得格外热情。 她问蔡东明是怎么知道她住在这儿的。 “池中月告诉我的。”蔡东明回答，“我来这儿，主要想看看能不能打电话。我有点儿急事，想找王莉的父亲王教授。” “行啊！行啊！大门口业务室有电话，我带你下去打。”方红梅马上站起身，热情地带客人出门。 蔡东明于是向王加根告辞。 王加根不冷不热地说了声“慢走”，连身子都没有站起来，继续埋头抄他的文稿。 估计方红梅和客人已经下楼了，他又马上站起身，跑到屋外阳台兼走道上，手扶着栏杆，伸长脖子朝下望。 业务室里灯火通明。不时传出方红梅“喂！喂！喂！”的呼叫声。 王加根拿钥匙把房门锁好，蹬蹬蹬地从三楼跑了下去。 他没有去业务室，而是装作上厕所的样子，往敬文家厨房的方向走。还没到厕所，他又停下脚步，回转身盯着灯火通明的业务室。 电话机话筒已经从方红梅的手里转到了蔡东明手里。 他正在与话务员沟通，似乎联系不上王教授。 这时从宿舍楼方向走过来一个女人，估计要去公共厕所。 王加根站的地方是她的必经之路。黑灯瞎火的，自己一个人站在这里，说不定会吓着别人的。想到这儿，他在那女人到来之前，也向厕所的方向走去。 进男厕所撒了一泡尿，他又回到原来站的地方，继续观察业务室的动静。 “还是没人接？”蔡东明问话务员，然后说，“那就算了！” 过了一会儿，方红梅和蔡东明都从业务室出来了，一起走向副食品批发公司的大门。 难道他们要去散步？王加根紧张起来，并且想好了行动计划。如果他们去散步，他就冲过去把方红梅揪回，当场奚落和警告蔡东明。 见两人已经走出大门，王加根大步流星地跟过去，躲在铁门后面。 “你回去！”蔡东明在向方红梅告辞。 王加根这才放了心。他赶紧往宿舍楼的方向跑，一口气爬上了三楼。打开锁着的宿舍门，回到写字台前面，装模作样地继续抄稿子。 他估计老婆马上就会回来，可直到他足足抄了一页纸，还是没见方红梅回来。 显然，这个“不要脸的婆娘”又赖在大门口骚了半天的杨柳情。 太气人了！她为什么要这样？跑上跑下，跑进跑出，颠来颠去，兴奋得如同打了吗啡！她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异性相吸？因为有男生单独拜访感到自豪？因为我对别人过于冷淡，她想用热情来予以弥补，不愿意看到客人受冷落？ 方红梅回来之后，王加根毫不客气地向她提出了质问。 结果，她对老公的表现表示“非常失望”，还埋怨王加根“小心眼”，不该自始至终不与客人讲话。 “我又不认识他，跟他讲什么？”王加根理由十足地反驳，“问他是哪儿人？结婚没有？谈朋友没有？如果他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谈朋友，我肯定会建议他，快谈个女朋友！快点儿把婚结了！免得深更半夜一个人到处跑草！” “算了！别为这件事搞得大家都不快活。”方红梅主动息事宁人，还补充了一句，“醋坛子！” 王加根这才慢慢平静下来，说起了去孝天地区教委交稿子的事情。并且提议道：“我们今天晚上去旅社睡！那里用热水方便，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 方红梅自然乐意。 她赶紧清了一套干净衣服，带上毛巾、牙膏、牙刷和洗发露，和王加根一起去了国光旅社。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去参加函授结业考试，王加根则赶着把邹山青的稿子抄完了，一个人送到了孝天地区教委。 走进人事科，却没有见到王青松。 “他临时有事请假了。”一个五十来岁、头发已经谢顶的老男人这样回答，接着又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假了？”王加根非常吃惊。 “是的。他老丈人出世了，昨天晚上赶回了老家。” 王青松的老丈人？那就是李艳红的父亲了。他是王李村的老队长，王厚义的前任。王加根自然非常熟悉。 老队长为人善良，性情温和，在村里口碑一直不错。他身体那么硬朗，总是自己挑水挑大粪，怎么突然间就去世了呢？王加根感觉人生无常，心情异常沉重。 “我是来交《红烛颂》的稿子的。昨天是王老师审的，我按他说的意见修改好了。” 听王加根这么讲，坐在另一张办公桌上的一个中年妇女开了腔：“老刘！稿子你帮忙看一下！王老师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老男人脸上露出巴结的笑容，对着那个女人点头哈腰：“好的。胡科长！您就放心，这事我来处理。” 姓刘的老男人对王加根也客气起来，说可以把稿子交给他。 “哟嗬！张国学亲自操刀。”见到文稿的作者中有孝天市教育局的老熟人，老刘打了个惊张，表现得兴趣盎然，他对王加根说，“我先看看。你等一会儿啊。” 王加根点点头，在长条椅上坐了下来，又感觉如坐针毡。 “写得很有文采嘛！感情真挚，酣畅淋漓。虽说张国学挂了名，我估计你是主笔。是不是？”老刘试探地问。 王加根不置可否，算是默认了。 “不错不错！年轻有为，后生可畏啊！”老刘看完后赞不绝口，又问王加根，“你今年有没有三十岁？” “二十六。” “我说嘛，真不简单……”称赞过后，老刘又皱起眉头，“不过呢，这篇文章稍微长了一点儿，内容也似乎有点儿杂。你读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没有？他那篇散文，最开始写了二十多件事，效果不怎么好。后来，大刀阔斧地忍痛割爱，只选择了其中的三件事来写，一下子轰动了全国！文章不一定要长，事例不一定要多，重要的是要典型！写出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就说你这篇文章，像改善办学条件、关心教师生活、健全规章制度这些内容，别的文章写得比较多，而且都比邹山青做得好。你再去写就没什么典型性。你可以从控制学生流失这一个角度来写，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的冲击是很大的，现在辍学经商和出门打工的学生越来越多……” “可是，邹山青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并不突出呀！”王加根提出异议。 “怎么可能？一所农村民办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学生巩固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没做工作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老刘反驳道，“写东西要深入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我建议你回去，找邹山青好好谈一谈，让他回忆一下在控制学生流失方面所做的工作，提供些素材。吃点儿苦，吃点儿苦，伙计！写文章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 听到这儿，王加根感觉很无语，只有站起身，闷闷不乐地走出地区教委人事科。 第一百三十九章 吉凶未卜 老刘的高谈阔论，意味着稿子又得推倒重来。 依王加根的脾气，他真想撂挑子不干了！可如果是这样，他又没办法向牌坊乡教育组交代，也对不起可怜巴巴的邹山青。 “忍忍！好歹把这篇稿子交出去。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哪怕丁胜安给我磕头作揖，我也不上他的贼船。”王加根这样自己劝自己。 现在的问题是，要是按照老刘的要求写，这篇稿子又没办法弄。因为他并不清楚邹肖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那么高与邹山青有没有关系，也不知道在控制学生流失方面他做了哪些事情。 还有，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两个人，如果现在整体重写，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张国学的意见？ 想到这一点，他就决定去一趟孝天市教育局。 一来为稿子，二来想打听一下他老婆方红梅调动的事情。 见到张国学，王加根把两次到孝天地区教委送稿子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并问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领导说咋办就咋办！”张国学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又不可能绕过老刘这道关卡，直接把稿子交到郭教授手里！” 王加根觉得也是这道理。 出于尊重，他问稿子重写之后张国学还审不审。 “不审了。市教育局这关你已经通过了，下一步就是地区教委的事情。无论地区教委让你如何修改，抑或是全部重写，我这边儿都没什么意见。” “可您也是作者啊！”王加根提醒道。 张国学皮笑肉不笑地回答说：“这个没有关系。我对你百分之百信任！” 王加根再也不好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转移话题，问他老婆方红梅调动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还没有研究。等着局里开党委会。” 这话听起来，与他当初想调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时，汤正源说话的口气一模一样，王加根难免有些着急。 从孝天市教育局返回国光旅社的路上，他感到非常压抑，心情糟糕特透顶。回想起这两天遇到的人和事，他感觉特别不舒服。 孝天地区教委的那个老刘，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其实都是纸上谈兵，完全没有可行性。这人还引经据典，显得自己特别有水平。一大把年纪了，在胡科长面前就像一条哈巴狗，说话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跑前跑后。一会儿拿墨水，一会儿传电话，一会儿递胶水，恨不得把胡科长当老母亲供奉。可这家伙对来找他办事的人，又是另一副嘴脸，装腔作势，哼哼哈哈，想起来就让人恶心！孝天市教育局这个张国学，明目张胆地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没有丝毫的羞愧之感，而且显得理所当然一样…… 曾经有一段日子，王加根特别想去行政部门当差，现在接触过老刘、张国学这些人，发现在行政单位工作也就那么回事。他那样的脾气和个性，恐怕也很难适应。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这句诗一直萦绕在王加根的脑海里。他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子，也不适合干行政工作。他不可能像老刘那样，成天装出一副笑脸，跑前跑后，端茶送水，传接电话。想起那样的日子，他就感到后怕。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活着就要堂堂正正，开开心心。不能让别人来主宰他的思想和灵魂，他更不会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工作和生活。性格生就了，别无选择。他只适合当教师、律师或者作家，教书，打官司，写文章，按照他的意愿去工作。摆脱外界的干扰，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也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 邹山青补充“粮草”返回孝天城后，听王加根说稿子要重新写，自然又是一张苦瓜脸。他在记忆的长河中寻寻觅觅，搜肠刮肚，总算提供了一些素材和资料。 王加根拼拼接接，勉强整理出了一篇新东西。 两人再次到孝天地区教委交稿子时，心里都是惶惶的，生怕审稿人又提出什么新要求。 胡科长和老刘都在。 王加根径直来到老刘的办公桌前，把稿子交给他。 老刘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说写得好，也没说写得不好。他拿起钢笔，在稿子首页上方的空白处写了“呈胡科长审”几个字，就把稿子退还给了王加根，叫他去找胡科长。并且说，所有交到地区教委的稿子，最终都得胡科长拍板。 王加根于是来到胡科长面前。 邹山青这时站在门外的走廊上，不知道该不该跟进去。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是因为内急，他又自作主张地去了厕所。 胡科长接过稿子，隔着桌子问老刘：“邹山青？就是刚才那个穿黑裤子、解放鞋的老头儿？” 老刘回答说：“是。” 胡科长又打量了一下满头大汗的王加根，再粗略地看了看文稿。 “这篇文章写得太单薄了！”胡科长全部看完后，摘下眼镜放在桌子上，一板一眼地说，“报告文学也好，人物通讯也好，都应该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既然是刻画人物形象，就应该从多方面去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邹山青二十八年勤勤恳恳地工作，兢兢业业，该为党的教育事业做了多少事情！你怎么只写了控制学生流失一个方面的内容？” “我最初并不是这样写的。”王加根懊恼地望了一眼老刘，“我……” 胡科长不耐烦地打断他：“知道知道。写书嘛，哪有那么容易的？文章不厌百回改！多修改几次，总是有好处的。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呢！托尔斯泰写长篇小说《复活》时，仅玛丝洛娃的肖像描写，就改了二十多遍。做学问嘛，就是要有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重新理一理，要从多方面反映邹山青的工作成绩，这样人物形象比较丰满。抓紧一点儿，抓紧一点儿，时间不等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王加根再也受不了这种愚弄和折腾。 他回到国光旅社，叫邹山青去结账，扬言再也不侍候那些“王八蛋”了。 邹山青以为他要撂挑子，头一下子就大了，急得出了一身汗，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 王加根笑着说，稿子他还是会写的。由于初三下半程补课开始了，他得回牌坊中学工作。稿子只能在家里写，写好了再送过来。 邹山青这才放了心，一个劲地说：“王老师辛苦！” 王加根没有吭声。 在他的心里，已经另有打算。几次送稿子，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讲，忙得他晕头转向，折腾得他几乎要发疯，实在是忍无可忍。 他不准备继续为这篇稿子劳神，回牌坊中学安心补几天课，再把最初交给张国学的那篇初稿送到地区教委。就这么个东西，用也好，不用也好，送郭教授也好，不送郭教授也罢。他再也管不了，不想为此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关于调动的事情，他的意愿也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强烈了。无论是调卧龙乡政府，还是调卧龙法庭，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对行政工作已经没什么兴趣，也丧失了信心。还是先把红梅调到卧龙高中，明年他再全力以赴考律师。破釜沉舟，争取挤进孝天城。 现在最让他担心和苦恼的是，如果方红梅一个人调到卧龙乡，女儿欣欣怎么办？孩子是跟着他，还是跟着方红梅？一家人分成两个摊儿，生活如何安排？周末和节假日往来，两边儿下车后都要走四五里路，该有多么不方便！ 处暑那一天，方红梅带着欣欣从方湾回来了。 王加根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觉得再去孝天地区教委送稿子应该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他想去孝天城看看方红梅的调动办得怎么样。 他把暑假补课的课程表交给方红梅，让她顶替自己上课，然后去邹肖村找邹山青，两人再一次去孝天城。 在孝天地区汽车站下车后，他们没有急着找住的地方，直接去了孝天地区教委。 让他们又惊又喜的是，这次交稿子竟然出奇的顺利！ 当时人事科胡科长、老刘和王青松都在，王加根把稿子交给王青松，顺便说了几句“节哀顺变”之类的安慰话，表达对老队长的哀悼。 王青松看完稿子后，说修改得还不错，基本上吸纳了他的意见。 可事实上，这就是王加根最初送到孝天市教育局的那一稿。一个字也没有动，只是在作者里面加了个“张国学”。 稿子交到胡科长那里。胡科长看后，也非常满意，结果就顺利地过关了。 从孝天地区教委出来时，王加根感到一身轻松，如同刑满释放，高兴得直想大喊大叫。 他向邹山青透露了“最后一稿”的猫腻。 邹山青惊得目瞪口呆，说自己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没必要找住的地方了，你回花园！”王加根对邹山青说，“我在城里还要办点儿事，处理完了再回去。” 邹山青想请王加根吃餐饭，好好庆祝一下。 王加根客气地谢绝了，说酒留着回花园再喝。 两人就此分了手。 王加根急匆匆地赶往孝天市教育局，来到二楼的人事股。 张国学不在，屋里只有人事股“一把手”汪股长。 他向汪股长敬了一支烟，询问张国学的去向。 “他在家里写材料。”汪股长不冷不热地回答。 王加根非常失望。 他本打算转身离开，犹豫片刻，还是大着胆子问汪股长：“我想打听一下，牌坊乡有个叫方红梅的老师，申请调往卧龙乡，不知调令下了没有？” 汪股长一楞，看怪物一样地盯着王加根，什么话也没有讲。 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儿莽撞，说了声“对不起”，面红耳赤地退出人事股，下楼走出了孝天市教育局。 来到大街上，他先抽了自己一嘴巴，后悔刚才操之过急。 然后买了几斤苹果，赶紧前往张国学家里。 张国学果然在伏案写着什么。 见到王加根，他马上问：“材料没出什么问题？” 王加根于是简单地讲了一下审稿的情况。他还委婉地告诉张国学，有些以前删除的内容，又重新加进去了。 “没关系！既然是王青松要求加进去的，出了问题他负责！”张国学满不在乎地说。 王加根这才询问他老婆调动的事情。 “哪有那么快？”张国学突然烦躁起来，嫌王加根太着急了，再次表明调卧龙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快开学了呢。”王加根小心翼翼地提醒。 “开学不开学，跟人事调动没什么关系！开学了照样可以搞。就算开学后搞不成，还有寒假嘛。”张国学有点儿恼羞成怒，“你要是再这样急着催，这事我就不管了！” 王加根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说了声“对不起”，逃跑一样地向张国学告辞。 出门之后，他非常生气。当初交《请调报告》给张国学时，他还送过两瓶酒和一条烟。 “收了我的礼，剽窃了我的劳动成果，居然还表现得那么凶！那么放肆，显然他并没有真心帮忙的意思，只是以调动之事为把柄，对我进行威胁，敲诈勒索。”王加根甚至怀疑，那份牌坊乡教育组和卧龙乡教育组签了意见的《请调报告》，张国学没有递交上去。 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他居然还嫌我太着急。谁都知道，教师调动工作一般都是在暑假进行，开学了就比较困难，因为涉及到教学的连续性。 王加根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心情极度懊丧。 现在怎么办？他完全拿不定主意。 不远处就是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他又想到了周菊凤。 还是去找找老同学，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周菊凤听过王加根讲的情况，也急得不行，但她还是一个劲地劝王加根莫怄气，好事多磨。 眼看到了下班时间，她邀请王加根去她家吃饭，顺便让她老公帮忙出出主意。 王加根没客套，骑上周菊凤的自行车，带上她就去了卧龙乡。 吃饭的时候，祝副乡长告诉王加根，他和曹庭长去找过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曹书记也去找过孝天市法院院长。 市法院院长说，目前全市法院系统确实差人，但卧龙乡法庭和朋兴乡法庭却人满为患，已经没有多余的编制。如果王加根愿意，他们可以考虑让他去牌坊乡法庭工作。 王加根想了想，觉得去牌坊乡法庭将来还是夫妻分居，还得想办法往孝天城这边儿调，没多大意义。更主要的是，他对去法庭工作已经没多大兴趣，于是就谢绝了，说暂时不想考虑。 话题又回到方红梅的调动上。 三个人分析了各种情况的可能性，商量解决问题的对策。 “你在市教育局还有没有其他熟人？”周菊凤突然这样问。 王加根想了想，记起了前几天一起吃过饭的殷彬，回答说：“有个同届不同班的师范同学，叫殷彬，在招生办上班。” 周菊凤马上建议道：“那你去找找殷彬，让他去摸一下情况，看看小方的《请调报告》到底在什么地方。” 王加根感觉有点儿为难。 他吞吞吐吐地说，殷彬曾经追求过方红梅，被方红梅拒绝过。 “这没有关系。不能说没谈成恋爱，就变成了敌人。你们毕竟是同学，况且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周菊凤乐观地开导王加根，“你去找找他，兴许他没你想的那么小心眼儿，会帮忙的。” 吃过午饭，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王加根又骑车带着周菊凤进城。 在医院门口分手后，他就去孝天市教育局找殷彬。 还真让周菊凤说着了。 殷彬听过王加根的请求，不计前嫌，很爽快地答应帮忙打听。 他还告诉王加根，按人事股的分工，张国学负责薪酬和福利，相当于劳资股长；有关干部任免和人事调动方面的事情，全部由汪股长负责。 “当初你就不该把《请调报告》交给张国学，应该直接交给汪股长。”殷彬这样埋怨王加根，“张国学拿到《请调报告》后，给没给汪股长都难说！人事调动方面的事情，向来比较敏感。” 王加根的肠子都悔青了。 “这样！我找个机会问一下汪股长，看他收到方红梅的《请调报告》没有。”殷彬热心快肠地说，“另外，我给你提个建议。为确保万无一失，你最好去找找师范时的书记张雨桓。” “张雨桓？他不是调到地区实验中学当校长了么？” 殷彬笑着说，张雨桓虽说调任孝天地区实验中学校长，但人脉关系非常广，能够说上话。孝天市教育系统的事情，只要张雨桓出面，十有八九能够办成。 “我从市一小调市教育局，就是张雨桓帮的忙。”殷彬很坦率地拿自己为证。 如醍醐灌顶，王加根的脑子里似乎又打开了一扇窗户。 他向殷彬致谢，说自己这就去孝天地区实验中学。 第一百四十章 两头失塌 从孝天市教育局出来后，王加根并没有去孝天地区实验中学，而是坐长途汽车到花园镇，回到了牌坊中学的家里。 因为他身上没带钱。 师范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去看望师范时的老书记，空着手肯定不行，何况他还求于别人。当时他囊中羞涩，总共只有几块钱，仅够买回家的车票，所以就推迟了拜访张雨桓的时间。 其实家里也没几个钱。所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加起来，只有一百多元。八月份的工资已经发过了，九月份的工资还得等二十多天。如果把这些钱花光了，家里就没有生活费。 方红梅提议，还是去找找后勤主任邹贵州，预支下个月的工资。 唉，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呢？都是跑调动闹的。 王加根初略地算了一下，从起心调卧龙高中到现在，已经花了三百多块钱，事情仍然没有一点儿眉目。 周菊凤曾提醒过他，不要一动脚就花钱，一找人就送东西。她还以自己为例，说她当初从孝天市二医院调孝天市一医院时，都是事情办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花钱，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盲目地投资。 王加根脸面儿薄，经验不足，总觉得空着手去找别人办事不好意思。结果呢？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这次去找张雨桓，能不能不带东西呢？因为家里确实没钱啊！王加根狡猾地想，趁上班时间去张雨桓的办公室，不上他的家门。 “这样不好！非亲非故，别人凭什么给你帮忙？再说，现在还没有开学，张雨桓也不可能在办公室。”方红梅提出了异议。 嘿，他把这茬给忘了。 暑假还没结束呢，张雨桓怎么会坐在办公室里呢？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本来没有课，他还是来到办公室，想看看带班的领导是不是邹贵州，看能否预支部分工资。结果，是肖玉荣带班。自打王加根夫妻俩开始闹调动，肖玉荣对他们就不像以前那么器重了。说话总是公事公办的语气，也很少与他们家长里短地聊天。 可今天，她却意外地主动与王加根拉话：“昨天我去乡教育组，正好碰到丁胜安。我怎么听说，邹山青没有评上地区优秀教师？” “是吗？”王加根心里猛一沉。 如果邹山青没有评上孝天地区优秀教师，写他的那篇文章恐怕也上不了《红烛颂》。要是这样，前期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今年暑假真是一事无成啊！王加根脸上火辣辣的，感觉非常难堪，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他心不在焉地翻了一会儿旧报纸，就灰头土脸地回家了。 去不去邹贵州家里呢？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卖麻将的老头儿走进了校园。 老头儿先是向王加根推销麻将，看到王加根的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又问他有没有国库券卖，说是可以用现金回收。 “回收国库券？怎么收？”王加根马上问。 “九折。十块钱的国库券可以兑换现金九块钱。” 这事引起了王加根极大的兴趣。 从上班的第一年开始，他每年都会领到一定数量的国库券。最初是五元，后来增长到十元、十五元，现在每年是二十元。 这些国库券都是上面强行摊派认购的，钱直接从工资里面扣除。虽然国库券到期还本付息，而且利率比银行存款要高，但由于偿还期限比较长，短则年，长的达十年，大家都不怎么喜欢。领到印刷精美、外观酷似人民币的国库券时，嘴巴子总是翘得老高，甚至骂骂咧咧的。 王加根在心里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家里的国库券加起来肯定超过一百元。如果能把这些国库券变成现金，他就有钱去张雨桓家了。 他开始讨价还价：“为什么打九折？这些国库券都是有息钱的。现在利息我不要，回个本总应该可以！” 卖麻将的老头笑着摇摇头。 他说：“九折已经算高的了，好多人都是按八折收国库券。” 王加根还是动心了。 国库券几年后才能兑现，现在拿在手里等于废纸，不如换几个现钱应急。他咬咬牙，把家里这些年积攒的一百二十元国库券全部交给了那老头，兑换成了一百零八元现金。有了钱，他就让方红梅顶替他补课，心急火燎地赶往孝天城。 到孝天地区实验中学后，他在门卫的指引下，很顺利地找到了张雨桓的家。 “我是孝天师范八0级三班的王加根。”他这样自我介绍。 张雨桓一脸迷茫，显然对这个学生没什么印象。 王加根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太普通、太平常了！ 直到他提到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方红梅的老公时，张雨桓才恍然大悟，露出满脸的笑容。 “我是听说方红梅找了个同班同学，原来是你啊！”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也不会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的道出了自己来找老领导的缘由。 “牌坊乡和卧龙乡教育组都同意了？”张雨桓敏感地问。 “同意了。”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呀！工资又不要市教育局发，他们只是走个程序，下个调令。” “问题是调令到现在还没有下。”王加根恼火地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急死人！” 张雨桓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王加根，问题可能出在哪个环节，需要他找谁帮忙。 王加根说，眼下就是不清楚方红梅的《请调报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张国学交没交给汪股长，市教育局领导有没有看到这份报告。 “我去找张国学！”张雨桓非常干脆地说，“前段日子正好他来找过我，想把学区外的一个学生弄到我们学校读书。” 王加根太高兴了，也非常感动。 他连声道谢，然后留下带来的烟酒，起身向张雨桓告辞。 “就在这儿吃中饭！” “不了！我还要去地区教委问点儿事情。”王加根一边回答，一边出门，噔噔噔地下楼去了。 在学校大门口，他迎面遇见了王青松。 王青松手里拎着个装满菜的篮子，可能是刚买好菜从外面回来。 “巧了！怎么会在这儿碰到你？”王青松问。 王加根也不会撒谎，如实回答：“有点儿事找张雨桓校长。” “哦。我与张校长住一栋楼，他一单元，我三单元。”王青松热情地介绍，又邀请道，“到我家里吃中饭！你艳红姨在家。” 王加根想到自己空手打巴掌，不好意思，就撒谎说他有事要去他小舅子那里。临别时，顺便问了问《红烛颂》定稿没有。 “已经送印刷厂了。”王青松随口回答，又赞叹道，“你那篇稿子写得真不错！郭教授看了非常满意，建议放在了全书的最前面。” “是吗？”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喜得抓耳挠腮，有点庸俗地恭维道，“都是青松叔指导有方。” 王青松笑了笑，未置可否。大概他自己也认为，确实是他的功劳。 “不过，我怎么听说，邹山青没有评上地区优秀教师。”王加根还是有点儿不放心，略显遗憾地这么问。 “怎么可能？所有收进这本书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都是获得地区以上荣誉的。”王青松非常肯定的回答，“今年的地区优秀教师里面确实没有邹山青，他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 王加根惊得目瞪口呆。 王青松继续说，地区教委当初收到邹山青的申报材料时，觉得事迹比较突出，就推荐到了省教育厅。后来，省教育厅又把他的先进事迹材料推荐到了国家教委。《红烛颂》正准备交付印刷时，国家教委的批文就下来了。看到邹山青获评全国优秀教师，他又在王加根的那篇文章中增加了相关内容。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连王加根都觉得不可思议。告别王青松，他感觉自己走路都有点儿轻飘飘的。邹山青真的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这消息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知道么？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会是什么反应？还有邹山青，他会不会象范进中举一样高兴得发了疯？ 带着这一系列美好的疑问，他神采飞扬地来到孝天市教育局，故意避开人事股，躲躲闪闪地来到招生办，向老同学殷彬打听消息。 “我已经问过汪股长。《请调报告》张国学已经转交给他了，但局里还没有开会研究。”殷彬这样讲。 王加根一听又傻了眼。 如果是这样，张雨桓再去找张国学就没什么意义。 他后悔自己没有先来找殷彬，非常焦急地问：“下一步怎么办呢？马上就开学了！” “让张书记找找汪股长。”殷彬非常冷静的问答，“如果他能出面找找分管人事工作的徐局长，把握就更大了。” “好！我下午再去一趟张书记家里。”王加根已经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只能抱着张雨桓的大腿不放了。 可是，当他第二次来到张雨桓家里，要求他去找汪股长或者徐局长时，张雨桓死活不愿意。他一会儿说，当初从孝天县师范学校调到孝天地区实验中学时，与徐局长闹过意见；一会儿又说，汪股长有一次托他办什么事，结果他没有能够办成。 见张雨桓这样讲，王加根也不想强人所难。他口里说“那就算了”，脸上的表情却显得非常失望。 张雨桓觉得过意不去，又主动提出，他可以给汪股长写一封信。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张雨桓拿来纸和笔，字斟句酌地写了几句话，装进一个印有“孝天地区实验中学”的信封里，交给王加根。 王加根如获至宝，揣着这封信，迈着极有弹性的步子，再次赶到孝天市教育局。因为不知深浅，他不敢贸然去找汪股长，还是先来征求老同学殷彬的意见。 殷彬非常谨慎地说：“汪股长和张国学坐在一个办公室，你这样去找他肯定不合适。还是晚上去他家里！办事去领导家里，比去领导办公室效果更好。” 去家里又得花钱啊！王加根开始在心里叫苦，不花钱事情绝对办不成。万般无奈，他只有来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东西。 当天晚上，他约上小舅子，一起去找汪股长。 按照殷彬提供的地址和门牌号码，两人来到汪股长住的宿舍楼。王加根让敬文提着烟酒在楼道里站着，自己一个人去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说她儿子、儿媳和孙子都不在，看电影去了。 他们失望地返回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在敬文家里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 眼看过了十点钟，两人再次前往，终于见到了汪股长。 因为是在家里，汪股长果然比在办公室里要热情。看过张雨桓的亲笔信，又扫了一眼他们带来的东西，他说，每年的人事调动，局里都是在八月二十号左右——也就是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开会集中研究。方红梅的《请调报告》他前几天才收到，错过了集中研究的时间。局里不可能为她一个人的事情再开党委会，所以比较麻烦。 “《请调报告》早就交给张股长了啊！卧龙乡教育组李组长八月十二号签的意见，我当天就交给了张国学。”王加根非常委屈地说。 汪股长显得面无表情：“但我确实是八月二十号之后才收到的。我和方红梅无仇无冤，没有必要扣着她的报告不上交。” 王加根恨不得即刻冲到张国学家里，狠狠地揍他一顿，甚至拿一把杀猪刀子，捅他狗日的。不过，理智还是让他冷静了下来。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沮丧在问汪股长。 “除非有特别顶手的关系，与徐局长打声招呼，或许还有补救的余地。”汪股长说，“人事调动的决策权在领导层。我们都是办事的，的确无能无力啊。” 事情就这样搁浅了。 接下来的两天，王加根就像疯了一样。他先后去找了张雨桓、殷彬、周菊凤、小祝、曹云安、汤正源、王青松和卧龙乡教育组的李组长，动用了在孝天城所有关系。他还专门去敲过几次徐局长家的门，但别人一直没让他进去。 到了八月三十号，他不得不返回花园，参加牌坊乡教育组召开的全乡教师大会。坐在开往花园的火车上，他无比悲怆。 列车上的广播喇叭里，费翔正在演唱《故乡的云》：“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王加根感觉费翔是专门为他而唱的，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 和往年一样，在牌坊乡教师大会上，刘福民宣布了干部人事任免和教师调动情况。 牌坊中学有一个教师调到了牌坊乡教育组，还有一个教师调到了桥西中学，而王加根和方红梅依然没有变动。 整个开会期间，王加根感觉非常难堪。闹得那么起劲，动静搞得那么大，最终哪儿也没有去成。别人不声不响，却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地方。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是轻蔑的、嘲弄的、幸灾乐祸的。 他真想地面裂开一条缝儿，让自己钻进去。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方红梅牢骚满腹地抱怨：“早知今日，不如当初就想办法往桥西中学调。” 王加根本来就非常懊恼和后悔，听到这儿，便与老婆争吵了起来，闹得两人都不痛快。 打击还不仅如此。 第二天牌坊中学开会分工，王加根被安排教初二，方红梅被安排教初一，两人都没担任班主任。 此前，王加根已经连续三年担任初三（1）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方红梅也连续两年担任初三（2）班语文教师。夫妻俩成为大家公认的业务骨干，而现在，居然都从初三拉下来了。 这是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不教毕业班，不当班主任，意味着全年收入会大幅度减少，意味着学校领导再也不重视和指望他们了，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和学校里的声望会明显下降。 教师分工宣布之后，肖玉荣特地来到他们家里，解释学校领导这样安排的考虑和原因。 “主要是怕学期中途你们的调令又来了，影响毕业班的教学。”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听上去没一点儿毛病，但这丝毫也不能消除他们对肖玉荣的怨恨和不满。教书不怎么样，肚子的坏水还不少！ 这年教师节，牌坊中学给每个教师发了八十块钱，还有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红烛颂》。 翻开《红烛颂》，第一篇就是王加根和张国学的大作，写的是全国优秀教师邹山青的先进事迹。 王加根拿到书后，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不如意的日子需要冷静，宽容自己，也宽容别人。 寻死觅活会成为幸灾乐祸者的笑柄；诉苦，除了换来几句廉价的同情，只会让朋友厌烦。至于心灰意冷地自暴自弃，那简直就是在毁灭自己！默默地忍受一切——紧咬嘴唇，忍住泪！ 失眠时，仰卧在床，冷静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切实可行地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明天。 要自信！要永远抱有这样的信念：不懈地努力，迟早是会得到回报的；顽强地活着，便是成功了一半。 第一百四十一章 人往高处走 得知王加根和方红梅都从毕业班拉下来了，最高兴的人莫过于他们的邻居程芸。 自程彩清因抹牌赌博被公安局抓走，后来又被法院判刑之后，这个女人已经霉了好长一段时间。虽说她男人最终只判了管制两年，仍然在牌坊中学工作，但因为少了赌博这条来钱的门道儿，家里的日子过得远不如从前。一个人上班，四张嘴巴吃饭，还有穿的、戴的、用的、玩的，入不敷出的状况可想而知。程芸也曾试图找份工作，寻点儿事做，但终因没什么技能和专长，又吃不了苦，不得不放弃。没办法，只能降低生活标准了。但要做到这一点，自然是非常艰难、也是非常痛苦的。 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鱼大肉吃滑了嘴巴之后，再让你餐餐吃萝卜白菜，你还有胃口么？ 因为经济拮据，彩清夫妻俩免不了经常吵架扯皮，甚至大打出手。家庭生活毫无幸福和快乐而言。不能设赌场了，家里再也没什么人光顾，常年累月门可罗雀，冷冷清清。这同样让程芸感到很不习惯，也非常失落。过去的那些牌友，学校里的同事，都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远离他们。就连那些屁大点儿的学生们，也总是用鄙夷的眼光看他们一家人，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 与他们跌入人生低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隔壁王加根一家人的生活却蒸蒸日上，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加根夫妻俩都成了牌坊中学骨干教师，在初三毕业班“坐庄”。领导重视，教师称赞，学生和家长敬重，经常得先进、拿奖金，在学校里红得发紫。听说女的在读什么本科函授，马上就要毕业，又能升职称、加工资；男的还给报纸杂志写文章，发表了就能得稿费。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动不动就去他们家喝酒，欢声笑语，吵得人心烦意乱。凭什么他们家总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还有学校各个班上的学生，是那么喜欢他们家欣欣。一下课就往他们家跑，上体育课带那小东西去操场上玩，上音乐课带她去教室里学唱歌，还总是从家里带好吃的好玩的给那小东西…… 所有这些，让程芸心生嫉妒和怨恨，感觉不舒服和不平衡。无奈学校领导喜欢他们，肖玉荣赏识他们，连丁胜安这些牌坊乡教育组领导，也时不时找王加根做这做那，明显表现出对他的器重。识时务者为俊杰，弄不好王加根这小子将来说不定会得到提拔。想到这一点，程芸又不敢轻易惹他们，甚至主动向他们示好，看能不能改善两家之间的关系。 今年快放暑假的时候，牌坊中学的电视机坏了。 打开电源开关，既没有声音，又没有图像。可能是考虑到假期教师都要回家，没几个人在学校看电视，邹贵州也懒得去修理。结果就苦了住校的教师和家属，以及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一家人。 顺便说一下，广广黄今年初把他老婆和四岁的女儿妮妮从湛江接过来了，一家三口厮守在部队抽水房。 每天太阳下山之后，程彩清就会带着妻儿到部队抽水房串门，或者在门卫老宁那里聊天，话题总也离不开那台“罢工”多日的电视机。他们抱怨学校领导不关心住校教师，痛骂邹贵州不是个东西。喋喋不休，愤愤不平。 暑假过去一个多月了，但学校里丝毫也没有修电视机的意思。程彩清忍无可忍，就赌气买回了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还专门请人在他家屋顶上架了天线。自此之后，他们家又重新热闹起来了。吃过晚饭，门卫老宁和广广黄一家三口都会到他们家看电视。 方红梅带着女儿从方湾回校后，隔壁传出的看电视的声音同样诱惑着小欣欣。慑于妈妈的约法三章和禁令，她不敢去邻居家，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家里。看图书，码积木，到后院子里刨土坑，搭房子，或者跟着爸爸妈妈去校园外面散步，捉蝴蝶，吹蒲公英。 或许是为了炫耀和赌气，程芸看电视时总是把声音开得大大的，有时还故意敞开大门，让路过的人能够看见电视荧屏。欣欣毕竟是个三岁的小孩子，哪里能够抵御这样的诱惑？她时不时背着爸爸和妈妈，偷着跑到隔壁欢欢乐乐家，赖在那儿看动画片。 方红梅见女儿这般“没骨气”，没有克制自己的意志力，难免又恼火又生气，动不动就把欣欣训斥一顿，甚至罚她下跪。 王加根对此则比较大度，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发现，程芸母女仨并没有为难他们的女儿，有时还主动叫欣欣去她们家看电视。再怎么说，远亲不如近邻啊。既然别人发出了友好的信号，他没有理由不响应。或许，欣欣去隔壁家看电视会成为改善两家关系的契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想法是非常幼稚的。 新学年开始后，当教师分工宣布完毕，邻居家就不欢迎欣欣去他们家看电视了。每逢看电视，他们总是把自家的大门反锁起来。 无论欣欣举起小手拍门板，还是用央求的声音喊“欢欢姐姐”“乐乐妹妹”，他们都不理不睬。有时大门本来是开着的，只要看到欣欣往他们家的方向走，大门又会自动关上，让可怜巴巴的欣欣吃闭门羹。 中秋节放假时，刚刚分配到邹岗工商所工作的腊梅来到了牌坊中学，兴奋不已地向姐姐姐夫讲述上班之后的情况和感受。 邹岗是孝天市最落后的乡镇之一，堪称穷乡僻壤，不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单位。不谈别的，就那一身草绿色制服，猛一看像司法人员，显得威风凛凛，又气派，又精神。 腊梅说，邹岗工商所总共只有五个人，所长、副所长和三个办事员。主要负责邹岗乡工商企业的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向街上的个体工商户和农贸市场的小摊儿小贩儿收取管理费。到了三月十五号，也就是“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天，大家都要装模作样地搞一搞“打假”宣传活动。至于经济违法违章行为，以及经济往来活动中一些扯皮拉筋的事情，他们一般不主动介入，不愿意无事找事。除非接到投诉了，或者遇到孝天市工商局来检查督办，他们才去处理和应付一下。 “蛮清闲，管得也蛮松。”腊梅开心地笑着说，“所里每天只要保证有一个人值班就行了，其他的人都去干自己的事情，聚在一起打麻将也可以。” 听到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有无限的感慨。 虽然都是读中专，他们觉得财贸学校还是比师范学校强。师范学校毕业基本上都是当教师，而财贸学校毕业就不同了，可以去工商、税务、银行、外贸或商业部门，都是让人羡慕的好单位。 有一天，腊梅看到隔壁的小女孩不准欣欣去她家看电视，一个劲地把欣欣往门外推，还举起拳头打欣欣的脑袋。 她不清楚这两家邻居之间的恩怨，强作笑颜对欢欢说：“你是姐姐呗，莫打妹妹唦！” “你算哪根葱！还教训起了我闺女！”程芸这时从屋里冲出来，指着腊梅骂了起来，“跟你姐一样不是东西，真是一个妈生不出两样的货！” 腊梅哪儿见过这阵势？她气得满脸通红，据理力争，开始与程芸争吵。 方红梅这时也从家里跑出来，护着自己的妹妹。 她们这样做，正中程芸的下怀。程芸就是想把“老冤家”引出来，好好地奚落和痛骂一顿。她说方红梅和王加根教书都不中，被学校领导从初三拉下来了。说他们一家人在牌坊中学臭不可闻，学校领导要赶他们走，他们又死皮赖脸地赖在这里…… “我们家就是有钱！就是要天天吃鱼吃肉！馋死你个卖的。我家的电视就是不让你们家小婆娘看！有本事自己也去买一台呀！” …… 接下来骂得越来越难听。 红梅腊梅甘拜下风。姐妹俩窝着一肚子火，拉着欣欣回家。 王加根听过她们的诉说，气得七窍生烟，但也无可奈何。他劝她们不要去惹那只“母老虎”，她就是个不通人性的畜生。 “还是想办法调走，离开这个鬼地方！”方红梅声泪俱下地说，“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王加根没接话茬儿。 调？往哪儿调？从去年闹到今年，一会儿律师事务所，一会儿卧龙高中，一会儿卧龙法庭，闹去闹来都没有结果。 “你不是讲，市法院院长同意调你到牌坊乡法庭么？”方红梅突然想起这事，有理有据地向王加根提出了新建议，“反正现在我也走不了，你干脆去牌坊乡法庭。要是牌坊乡法庭有房子，我们就可以搬到花园镇去住，免得在这儿跟隔壁的打结。如果我们住在花园镇，欣欣还有可能上幼儿园。” 对呀！这也不失为一条好路径。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王加根非常后悔，上次祝副乡长问他愿不愿意去牌坊乡法庭时，他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事到如今，他不再考虑自己适不适合做行政工作，也不强求进孝天城。只要能够从牌坊中学挪个窝，他觉得去哪儿都行。调动接二连三地失败，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多少还能挽回一点儿颜面。 说办就办！ 王加根又挥戈南下，再次来到孝天城。找周菊凤，找祝副乡长，找曹庭长，找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 曹云安亲笔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他又拿着这封信去找孝天市法院院长。 市法院院长满口答应，并且说，这事办起来比较简单。 由于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法庭都在牌坊乡，同一个乡内部调动，不需要孝天市法院给孝天市教育局出《商调函》。只要牌坊乡教育组愿意放，牌坊乡法庭愿意接，牌坊乡党委或政府领导说一句话就行。 这真是太好了！ 王加根趁热打铁，迅速从孝天城返回花园镇。他先到牌坊乡法庭，见到了慈眉善目的乐庭长。 乐庭长说，他已经接到了孝天市法院院长的电话。听说王加根懂法律，差一点儿就考上律师，文章也写得不错。他们就是缺少他这样的人，非常欢迎王加根来牌坊乡法庭工作。 “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办公条件还是不错的。新办公大楼是今年七月份建成的，刚刚投入使用。”乐庭长转动着脑袋，引导王加根环视四周的环境。 王加根微笑着点点头，趁机问：“不知道法庭还有没有住房？” “这个暂时有点儿困难。”乐庭长直言不讳地回答，“不过呢，将来也有可能建宿舍楼——这要看财政给不给钱我们。你不是住在牌坊中学吗？那里离我们这儿又不远，骑车上下班也蛮方便。” “是！是！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告别乐庭长，从牌坊乡法庭出来后，王加根的心情相对比较平静。 第一次实地考察，有喜也有忧。喜的是，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办公条件的确不错，比牌坊中学强多了，而且是在花园镇中心地带。忧的是，牌坊乡法庭没有多余的住房，他仍然得住在牌坊中学，还是要与程彩清一家子打交道，也解决不了欣欣上幼儿园的问题。 去？还是不去？他陷入到矛盾之中。 说实话，王加根还是喜欢教书的。他的性格也比较适合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几年的努力，他已经在孝天市教育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也可以说小有名气。就这么在牌坊乡教书，业余时间写小说，和老婆孩子厮守在一起，其实也是挺好的。 教师工资虽然低一点儿，但维持基本生活还是不成问题。况且国家倡导尊师重教，教师的待遇正在逐步改善。有意无意间，他也曾透露过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但每次都得不到方红梅的理解和认同。 她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进行猛烈地抨击。 “加根啊加根，你这是为自己的懦夫行为找借口！是没有志气不思进取的表现！是想逃避男人的责任！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生在世，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我们应该努力地活得更精彩一些。人生就要拼搏和奋斗！道路也许是崎岖的，甚至会布满荆棘，遭受挫折和失败是难免的，但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滔滔大海，有了狂风巨浪才显其磅礴气势；茫茫大地，有了风云变幻才使其绚丽多彩。你怎么能够年纪轻轻的就安于现状？未必你愿意平平淡淡地在牌坊中学这么个鬼地方生老病死？愿意拥有如此黯淡无光的人生？就算你愿意，我和欣欣也不答应。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还有老婆和孩子！作为男人，你的责任和义务让老婆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方红梅慷慨激昂的陈词，无形地增加了王加根的压力。 老婆的这些破理论，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他也不愿意当个窝囊废。只是这“高处”的确太难寻，有时候甚至让人分不清。就说眼下，“中学教师”和“法庭工作人员”到底哪个是“高处”？ 仁者见仁，智者见知。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职业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这与行政官员不一样，股长、科长、处长、局长、厅长、部长、总理，从低到高，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衡量职业的“高”与“低”，收入多少、待遇好坏当然是把重要的尺子，但有时还得看发展前景，看工作适合不适合你，看你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激情，能不能让你产生成就感。 现在，王加根对“法庭工作人员”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糊里糊涂地作出取舍是否过于草率？这与当律师不一样。律师职业的发展前景是公认的，而且有个汤正源在那儿作参照物，他能够义无反顾地去追求。 去牌坊乡法庭他能干什么？当法官肯定不可能。了不起搞个书记员，或者当个跑腿儿的，端茶、倒水、传接电话、送往迎来。有什么意思？如果是这样，还不如在牌坊中学教书自在畅快！ 可想到这儿，另外一个声音又在问王加根：可你现在自在么？畅快么？你目前的处境，程芸已经做了小结。虽然话有些难听，但现实就是这样的。别人都不待见你，你在牌坊中学呆着还有什么意思？ 还是走！只要能离开牌坊中学，到哪儿去都行。也管不了“高处”还是“低处”，即便是火坑，先跳下去再说。反正明年你还可以重新考律师，还有爬出火坑的机会。 他终于做出了调牌坊乡法庭的决定。同时，也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这次调动严格按程序去办，能调则调，不能调拉倒，决不乱花一分钱。前几次跑调动，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的确让他伤透了心。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每个人的胃口都大得很。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去喂他们，也不愿意再去做那种愚蠢的事情。 从今往后，他得勒紧裤腰带攒钱，尽快买一台电视机，而且一定要买台彩色的，让女儿天天都能看动画片。 欣欣的童年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必须满足女儿最基本的需求。 第一百四十二章 不速之客 王加根调牌坊乡法庭的事情，最终还是没能办成。 原因是牌坊乡教育组组长刘福民不同意。至于为什么，刘福民没有讲任何理由。 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前期他和方红梅申请调卧龙高中时，刘福民答应得很爽快，而现在他调牌坊乡法庭，刘福民为什么要从中作梗呢？未必刘福民还记着他儿子偷钱买小人书的事情？因此对王加根耿耿于怀？也不至于啊，这事都过去了好几年，况且他儿子偷自家的钱买小人书，的确与班主任没什么关系。再说，如果刘福民想打击报复，上次就不会在《请调报告》上签字呀！ 乐庭长分析，刘福民是想借机敲诈勒索，从中捞点儿好处。他劝王加根上刘福民家的门，破点儿费。 王加根死牛顶墙，一百个不愿意。 之后，他又去找丁胜安。 丁胜安的分析与乐庭长差不多，也建议他去给刘福民送礼。 “凭什么？”王加根把脑袋一扬，“只要是他刘福民当组长，我不会为个人的事情花一分钱！” 丁胜安笑了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不花钱是不可能把事情办成的。” “那就不办呗！在牌坊中学教书又饿不死人。” 丁胜安见王加根死不开窍，又给他出点子：“你可以去找找牌坊乡党高官老罗。如果罗书记出面，我估计刘福民还是会放人。” 王加根显得有点儿为难：他从来没有与罗书记打过交道，罗书记也不认识他，他怎么好意思去求别人呢？ “找宋双清！让宋双清引荐一下。”丁胜安热心快肠地说，“宋双清当上牌坊乡团高官后，与罗书记走得比较近，两人关系不错。” 看来，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王加根于是去找他的老同学宋双清，又和宋双清一起去牌坊乡政府大院，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罗书记。 出于礼貌，他带了两瓶酒和一包营养米粉。 罗书记听过王加根的诉求，说：“这事应该问题不大。瞅个适当的机会，我找刘福民聊一聊。你回去等消息！” 王加根回去后，从八十年代末等到九十年代初，却没有得到有关调动的任何消息。 这期间，他收到的信件倒不少。有编辑部的退稿信，有报社或者杂志社邮来的样报、样刊和稿费汇款单。最让王加根惊喜的，是孝天地区文联寄来了“获奖通知书”和荣誉证书：他的小说《男人的眼泪》荣获一九八九年孝天地区文学创作一等奖。 他因此被孝天地区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春节临近，白素珍接连写来两封信，邀请加根一家三口去保定过年。王厚义也托人写来一封信，同样叫他们到汉江农场过年。还有白大货来信，说春节过后准备送千秋到牌坊中学读书，叫王加根提前给学校领导打声招呼，安排一下插班及学籍档案的事情。除了这些亲人的信件，另外几封信是热心读者梁雯写来的…… 从收到梁雯的第一封信算起，他们的书信联系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在信中，梁雯对王加根无话不谈，包括她她的身世和家事。 梁雯的家在黄陂县农村。家里除父母亲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哥哥已经结婚，和嫂子侄儿另立门户。弟弟妹妹都在上中学。 梁雯在信中说，给王加根写信和等王加根的回信，成了她大学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长时间收不到王加根的来信，她就有点儿失魂落魄。听不进课，看不进书，学不进任何东西，连打排球都集中不了注意力。她性格本来比较开朗，活泼好动，可现在不知怎么回事，尤其喜欢独处，经常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或者坐在图书馆里发呆，懒在宿舍里胡思乱想。 “我这是怎么了？”她在信中问王加根，“难道这就是成长的烦恼？每一个人成年之后，都会变得这样多愁善感？王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还向王加根发出邀请，叫他有机会来孝天城，就到地区师专去看她。 不过，王加根一次也没有赴约。 有时，他已经走到孝天师专大门口，仍然显得有些犹豫，最后还是理智地离开了。作为过来人，他当然知道，梁雯正在经历情感危机，而且陷得比较深。梁雯寄给他的信笺上，时常可见斑斑泪痕，把字迹弄得模糊不清。这样的情形，只有在恋人之间才会发生。王加根因此惶恐不安，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下这种难堪的局面。 梁雯说，还有一学期她就要毕业了。关于毕业分配，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由于中小学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高，师专毕业生分工已经大不如从前。能够留在城市里的很少，基本上都是分配到农村学校，而且多数在初中任教，进不了高中。如果她自己不提出申请，很有可能分回老家黄陂县。 这些情况王加根当然知道，也比较认同梁雯的观点。 实行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之后，学历真正在教师群体中“热”起来了。就拿他们牌坊中学来说！二十多个教师中，除了门卫老宁和食堂的三个炊事员，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在想方设法奔文凭。要么上电大，要么读函授，要么搞进修，要么参加自学考试。王加根刚到牌坊中学时，同事中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而这几年，已经陆续分配来了四个师专毕业生。 本科教高中、大专教初中、中专教小学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梁雯对当前教育改革和未来形势发展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像她这样的师专毕业生，将来未必能够留在城市，也不一定能够教上高中。可是对于毕业分配，王加根又能够给她提出什么建议呢？ 很明显，梁雯是在试探他。这姑娘很有可能想到花园镇或者牌坊乡工作，非常委婉地征求他的意见。 王加根当然不能眼看着这个头脑发热的女大学生自毁前程。他要现身说法，把自己在牌坊中学工作的经历和困惑，以及一次次调动失败所受的打击讲给她听，让她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封信他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已经耽搁了好些时日。 转眼就到了元旦，迎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元旦放假的前一天，牌坊中学组织全体教职工及其家属吃团年饭。 初三（2）班教室改成了临时宴会厅。两张课桌一并，铺上塑料餐布，再围上四条板凳，就算一桌宴席。教室里一共摆了六桌。 下午快放学的时候，教职工家属陆陆续续到来了。有的在宿舍里休息，有的在操场上转悠，都在等待着那个喜气洋洋时刻。 王加根回家脱下满是粉笔灰的外套，换上黑色新呢服。方红梅拉着女儿洗了手脸，又细心地梳妆打扮了一番。 正当他们准备出门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梁雯。 王加根先是一怔，显得有点儿慌乱。不过，他马上让自己镇定下来，露出满脸的笑容，对客人表示欢迎，又吃力地向老婆作了介绍。 方红梅大度地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梁雯肩上挂着个小包皮，手里拎着个纸盒子。她莞尔一笑，抬手把纸盒子递给王加根：“王老师生日快乐！” 生日？加根的生日不是今天呀。如果算农历，是冬月二十八，已经过了四天；如果算公历，是元月一日，还差两天呢。 “我们学校今天放假，就过来看看你们一家子。提前订做了一个蛋糕，为王老师祝寿。”梁雯娓娓道来，显得非常认真和慎重。 “谢谢！谢谢！”王加根接过蛋糕，放在客厅的小桌子上，“我们正准备去吃年饭，学校教职工聚餐。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 梁雯有点儿犹豫，抬眼望了望女主人。 “一起去！今天那么多人，加一双筷子而已。”方红梅表示赞成。 梁雯于是抱起王欣，随加根夫妇一起前往初三（2）班教室。 路上，她显得很大方，无拘无束。对女主人方红梅，却表现得不怎么热情，时不时用疑惑和不屑的目光，打量她一番。 入席就座时，她选择在方红梅和王欣母女之间。众目睽睽之下，她不怕任何人的直视，也不像第一次来牌坊中学时那么拘谨，见到生人不再感到难为情。 团年饭散席后，梁雯留在牌坊中学没有走。 她先是到王加根家的后院子里，帮王老师浇菜地，扯菜、拣菜、洗菜。接着帮方红梅涮衣服，后来又带着王欣到操场上玩皮球，去学校办公室里看电视。 第一百四十三章 江汉农场 女大学生梁雯的突然出现，在牌坊中学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教师和家属们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加根家的什么人。她显然不是方红梅的妹妹——腊梅来的次数比较多，大家都认识。未必是王加根的什么亲戚？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这女孩儿那么大方，无拘无束，坐过席吃过饭之后还不肯走，似乎与王加根特别熟，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家带着满腹狐疑相继离开牌坊中学，回家享受元旦假期了。 校园里只剩下王加根一家三口和那个女大学生。 天黑了下来。 王加根开始做晚饭。因为中午的团年饭吃得太饱，晚上没什么食欲。可家里来了客人，不做晚餐似乎又不太好，他有点儿纠结。 方红梅看了看客厅桌上的纸盒子，突然来了灵感：“晚上就吃点儿蛋糕算了！免得又去开火。” 欣欣高兴得跳起来：“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梁雯也表示赞成。 她说，正好可以提前把王老师的生日过了。接着，她非常麻利地把纸盒子打开，取出里面的纸盘和塑料叉，又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有没有打火机？” 王加根忙不迭地到厨房里拿来一盒火柴。 梁雯划火柴点燃蜡烛，叫王加根对着蜡烛许愿，然后又带头唱起了《生日歌》。她先用中文唱，再用英文唱，唱得特别动情，眼眶里泪光点点。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方红梅和欣欣也附和着，一起唱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吹蜡烛，切蛋糕，吃蛋糕，显得其乐融融。 王加根说，他还是第一次这么浪漫地过生日。 “我们同学过生日，都是这个样子！”梁雯显得非常骄傲。 “谢谢你！”方红梅代替老公对女大学生表示感谢。 晚上，梁雯在他们家留宿，睡在客厅后面夹层的小床上。 欣欣只能跟着爸爸妈妈睡大床。 第二天早晨，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 早饭过后，雨依然下个不停，梁雯却非要走不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向王加根夫妇告辞。 “等雨停了再走！反正已经放假了，你们学校又不上课。”方红梅这样劝阻道。 梁雯背起她的小皮包，执意往大门外面走。 方红梅找出自己的雨靴，要梁雯换上，又拿起家里的雨伞，叫王加根把客人送到花园火车站。 王加根接过那把黑布面雨伞，犹豫了一会儿，又把伞递给梁雯。 他非常抱歉地说：“我昨天酒喝得太多了，人不太舒服，浑身酸软无力，没办法送你。你自己去火车站！伞和雨靴你可以放在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交给我小舅子。他叫方敬文。” 梁雯没有接王加根的伞，也没有换方红梅的雨靴，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她顶风冒雨，穿着自己那双半高跟黑皮鞋，一哧一滑地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中…… 目送梁雯远去的背影，王加根闭了闭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依常理，他是应该去送送客人的。把梁雯送上车之后，他可以把伞和雨靴带回来——这很简单，也比较合理。可他却选择了逃避，以至于造成眼前这样的尴尬局面。 他是不是后悔了？其实他没有。他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一回了，不能够再继续错下去。如果继续感情用事，不仅会毁掉他的家庭，还有可能葬送梁雯的美好前程，害她一生。 送走梁雯，方红梅一直面无表情，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 这让王加根比较吃惊，同时，又有点儿失望。 他原以为，老婆会和他上次见到蔡东明一样，醋性大发，大吵大闹，甚至寻死觅活。没想到，她竟然不在乎他与别的女孩子交往。是宽宏大量？还是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作一回事？ 他私下里观察和揣摩了好些天，也没有找到答案。说实话，他大胆包天地与梁雯交往，多少有些报复的意思。 你方红梅不是看不上我么？你不是瞧不起我么？你不是把我说得一无是处么？你不是遭贱我没有享受爱情的资本和条件么？我偏要让你看看，除了你方红梅，还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大学生崇拜我！ 眼见方红梅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他又开始自责，觉得自己的这些小把戏太小儿科、太孩子气了。不论老婆发过什么样的牢骚，在他面前说得多么过分，他也不应该去计较，更不应该用荒唐的行为以牙还牙。她毕竟是你老婆啊！你怎么能够伤害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呢？更何况，她还是你孩子的母亲！ 自那以后，王加根就主动中断了与梁雯的交往。收到梁雯的来信，他不再回信，甚至很少拆开，有时直接扔进了生炉子用的废纸堆。 时间一长，梁雯也就不再给他写信——两人慢慢地就断了联系。 元旦一过，寒假也就不远了。 正在大家期待着放假，为即将到来的春节而忙碌的时候，牌坊中学屡遭小偷洗劫，连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也未能幸免。 肖玉荣和邹贵州一起去花园派出所报案。 很快，就来了一辆转动着警灯的吉普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跳下车来，查看现场，照相，取指纹，量脚印，做笔录，忙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学校的电视机被盗后，欣欣又看不成动画片了。 她重蹈覆辙，又开始大哭大闹，吵得王加根和方红梅心烦意乱，白天晚上不得安宁。 “还是买台电视机！”王加根准备缴械投降了。 几个月的省吃俭用，他们已经攒下好几百块钱，买台黑白电视机应该没什么问题。 “要买就买彩电。买台黑白的，马上就过时了，将来还是得换彩电。”方红梅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彩电得一两千块，家里没那么多钱啊！” “借！”方红梅斩钉截铁地回答。 “借？去哪儿借？平时借三十五十都难，谁愿意借这么大一笔钱给我们？” “去潜江找你爸借。”方红梅显然早就想好了，语气异常坚定地说，“今年寒假我们去江汉农场过年，找你爸借一千块钱。” 王加根没有答腔，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烦躁。 王厚义上次回王李村拿卖房子的钱，路过牌坊中学时，隐藏着黑皮包里的秘密，王加根一直没敢对红梅讲。他怕方红梅又骂他们家老少都是一路货色，六亲不认。 这么一个视钱如命、吝啬透顶、冷酷无情的父亲，怎么可能借一千块钱给他们呢？更何况，他早就声明过，不要祖上留下的房产，不参与父母无益的纷争，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的话，我就一个人带着欣欣去！”方红梅开始使用激降法，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他不把你当亲儿子，总不能不认欣欣这个孙女！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把这些年的难处向他摆一摆，把欣欣对电视的迷恋程度对他说一说。我不信，他就不产生一点儿同情心。话再说过来，我们现在也确实没其他的路可走，找不到其他可以借到钱的地方。” 王加根仍然一言不发。 他知道，方红梅嫁给他确实受了不少的委屈。这么个乱七八糟的家庭，冷酷无情的父母，已经让她的心灵伤痕累累。他没有理由拒绝她的任何要求。 去就去！如果父亲这次能够良心发现，发发慈悲，借一千块钱给他们，说不定还能消除方红梅对他们的成见，改善僵持了几年的家庭关系。从这个角度考虑，王加根勉强答应了春节去江汉农场。 方红梅满心欢喜。 她抽空去花园镇买了几斤毛线，赶着织了两件毛线衣，准备作为礼物送给加叶和加花。 寒假一到，他们就把家里的门钥匙交给照校的肖金平，托付他照料家里的那些鸡。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孝天城。 他们先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找敬文，买了一条香烟、两瓶酒和几盒孝天麻糖，再去孝天地区汽车站看班车时刻表，决定坐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长途汽车。 他们原本准备在敬文家厨房的小床上挤一晚上，后来又想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就要起床，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的大门肯定没有开。这么冷的天，喊门卫起来开门，估计别人会不耐烦，于是就去国光旅社开了一间房。多花八块钱，省得给别人添麻烦，还是值得。 已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最低气温到了零下六摄氏度。 翌日凌晨，夫妻俩喊醒睡梦中的欣欣，给她穿好衣服，五点钟就动身出发去孝天地区汽车站。 出门便觉彻骨的寒冷。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如同刀子在脸上割一般。方红梅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王加根则抱着用棉大衣裹着的女儿，走到孝天城路灯映照的大街上。 没多大一会儿，欣欣就清醒过来了，闹着要自己走。 方红梅担心她伤风感冒，叫她就躺在爸爸的怀里。 欣欣不住地扭动身子，说爸爸抱着她不舒服。 王加根估计女儿是想看城市凌晨的街景，加上自己确实有点儿累，就把她放下来了。 方红梅一边埋怨欣欣不听话，一边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把欣欣的脑袋和脖颈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她把手里的东西交给王加根，自己牵着女儿，继续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行走。 行人寥落。 商店的门窗都紧紧地关闭着。树上的枯叶在寒风中瑟瑟抖动。一切都如冻结了似的，毫无生气。 屈指算来，王厚义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从王李村搬家到江汉农场已经四年了，王加根和方红梅还是第一次去看他们。 他们迁居之后，多次托人给儿子儿媳妇写信，叫他们去江汉农场。每次到牌坊中学时，也向儿子儿媳发出邀请，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 王厚义对加根说：“我们到江汉农场这么长时间，你们一直不肯露面，让我和你后妈很没有面子。遇到别人问，儿子媳妇怎么没来呀？我们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哪怕到农场来打个照面，马上就返回也可以。只要让外人知道你来过，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王加根一直跨不过心理上的那道坎儿，不愿意去看他父亲。可以想见，他这次主动去江汉农场，肯定会受到王厚义和胡月娥的欢迎。 在孝天地区汽车站买好车票，他们就坐在了开往潜江县城的长途汽车。听说路上需要七个多小时，王加根和方红梅不约而同倒吸了一口气。他们两人都有晕车的毛病，尽管提前服过晕车药，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欣欣却特别兴奋。小家伙只要出门，就乐得手舞足蹈，看来也是在牌坊中学封闭的校园里关怕了。她在爸爸妈妈的腿上爬过来爬过去，最后总算在挨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她趴在玻璃窗上，观看公路两旁影影绰绰的树木，以及时不时出现的路标。四周仍然是黑黝黝的，但路标上的字迹和标志却清晰可见，而且白得耀眼。 王加根头枕在座位的靠背上，闭上双眼，试图睡着。 经验告诉他，只要睡着了，就能减轻晕车的程度。 记得十几年前，他第一次被王厚义带到江汉农场时，是坐在一辆货车车厢里，一觉睡到目的地。 那次他们似乎是去参加厚道的婚礼，但到了那里之后，厚义却不打算把他带回王李村了。厚义准备把加根托付给厚仁和厚道，让他在江汉农场上学，以免他过多地与白素珍来往和接触。 王加根又哭又闹，甚至以扒荒车逃跑回家相威胁，才让王厚义放弃了这个打算，得以重新回到奶奶的身边。 记忆中的江汉农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田地宽整，坦荡如砥，多是农机耕作。总场所在地并不怎么繁华，和周巷或杨岗街上差不多。 晨曦初露时，汽车已驶过了好几个城镇。 王加根和方红梅把这些城镇与花园镇作比较，哪些地方比花园强，哪些方面不如花园镇，用这种方式来排遣旅途的单调和乏味。 欣欣小嘴儿不闲地问这问那，叽叽喳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没过一会儿，她又恹恹欲睡，脸色变得苍白，还不住地叫心里不舒服、肚子疼。 王加根吓坏了，生怕女儿犯病。问她吃不吃东西，喝不喝水，是不是要大小便，她都一个劲地摇头。 王加根赶紧脱下大衣，铺在他大腿上，让欣欣平躺在上面。 方红梅抚摸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儿，泪水从眼眶里漫了出来。 到了天门镇，汽车停在汉水岸边，等着轮渡过江。 乘客们纷纷下车，有的找厕所方便，有的到小摊儿上过早。 王加根把欣欣抱下车。刚放到地面，她就蹲下身子呕吐起来。夫妻俩这才明白，欣欣也晕车——他们把这个坏毛病遗传给了女儿。 方红梅买了几个肉包子，一家人边吃边在汉水堤上散步。 被寒冷的江风一吹，麻酥酥的脑袋清醒了许多，再才感到舒服了一些。欣欣的脸上也开始泛起红晕。再次坐上汽车后，小家伙又活跃起来，看到汽车也能坐轮船，她更是稀奇得不得了。 在潜江县城下车后，他们又转乘小面包车。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达江汉农场总场。 与十几年前相比，这里完全变了模样。新做了不少楼房，街道也拓宽了许多。一家三口下车后，前后左右看了好半天，也辩不清方向。大概是已近年关的缘故，街上行人并不是很多。商店门可罗雀，好多已经关门闭户，停了生意。偶尔看到一些卖烟花爆竹、线香红烛、对联年画的，都是沿街摆下的地摊。 一个卖水果的女人双手笼在袖子里，不住地跺脚取暖。 王加根走上前去，向她打听砖瓦厂怎么走。 “窑厂？”那水果贩子如同看外星人一般，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王加根，问他找窑厂的哪一个，说她就是窑厂的。 王加根说出了他大伯王厚仁的名字。 “知道知道！他就和我们住一排。他们家弟兄四个是不是？他老大，老二是从孝天乡下搬来的。老三原来是我们总场场长，去年调到汉南去了。老四得病死了。听口音你们好像是从孝天来的，你们是厚义的儿子媳妇？” 刚才看上去缩头缩脑的女人，口齿一下子伶俐起来。她说的全部是实情，连王加根和方红梅的身份也猜对了。 王加根笑着点了点头。 卖水果的女人说，窑厂离这儿不远。沿街向南笔直走，十分钟就可以看见一个高大的烟囱，烟囱下面就是窑厂。 王加根道过谢，按照女人指的路线，顺利地来到了砖瓦厂住宅区。 这里的房屋是清一色的平房，一排一排做得非常整齐。 王加根问了好几户人家，才看到一家门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王府”两个字。 字是用黑木炭画的，这大概是他堂弟或者堂妹的杰作。 王加根心里陡然一热。既有找到目的地的欣喜，又有不可言状的心酸。 敲门时，他的指关节竟然有些颤抖。 第一百四十四章 血浓于水 开门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眉清目秀，戴一顶黑色皮帽子。 王加根以为找错了人家，正欲道歉，却见那男孩儿走路一跛一跛的。大伯厚仁的小儿子不是瘸子么？ “你是小川？”王加根试探地问。 男孩儿疑惑地打量着他们，点了点头。 这时，从里屋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是加根他伯母。虽然王加根一眼就认出了她，但她又全然不是加根记忆中的伯母。 她头发白了大半，而且泛黄，如冬日的稻草一般，没有光泽。脸上满是皱纹，松弛的皮肤，眼睑下的泪囊陷得很深。眼珠也成了灰黄色的，看上去似乎没有睡醒，在打瞌睡一般，没有精神。 十几年光阴，怎么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雕凿成这般模样？ 女主人用地道的四川口音招呼王加根一家子进屋，又朝里面大声喊着“厚仁”。 王厚仁搓着满是面粉的手，急匆匆地从里屋走了出来。老弟兄四人中，只有他和厚义相貌比较相象，如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看着他身上那件满是油污的蓝色短大衣，以及脚上过于肥大的解放鞋，加根猜想，大伯的家境并不怎么如意。 见到王加根一家三口，王厚仁甚感诧异，忙不迭地拿凳子，叫他们坐，又去找杯子泡茶。 他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小纸包，一层层地打开：“这是你三叔带给我的好茶叶。香得很呢！我一直舍不得喝。” 接过茶杯，王加根看到里面泡的是茉莉花香片。从汤色看，已经很陈了——那茶叶至少放了一年以上。 王加根品着这“好茶”，和方红梅一起在屋子里转了转。 两室一厅，没有厕所，厨房是在后面加盖的。虽算不上宽敞，但收拾得比较干净整洁。见厨房里有两簸箕搓好的麻花，案板上还有和好的面团，王加根问他们是不是准备炸麻花卖。 “卖啥子哟？自己吃还不够呢。”女主人笑着说。 江汉农场过春节有炸麻花的习惯，正如王李村过年时，人们喜欢炒花生、炒蚕豆、晒红薯片、炸年糕一样。 王加根问怎么不见大川和堂妹燕子。 “都在上班，没回。大川让你三叔带到汉南去了，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燕子在重庆打工，商场营业员。他们没你聪明，读书读不进。唉，没办法。”王厚仁虽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但明显又有炫耀的成分，“还没去你爸那儿？他住在窑厂工棚里，地方没我们这儿宽。你们来了，他那儿恐怕住不下呢。要不，你们就住我家！我呆会儿带你们去看看。在我这儿做点儿东西吃了，我再带你们过去。你们肯定没吃午饭？” 王加根说：“不麻烦了。我们现在就去我爸那儿，安排停当了，再过来玩儿。” 王厚仁夫妇显出为难的样子。 他们说，既然进了家门，怎么能够就这么空着肚子走呢？但看到王加根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强行挽留。 王厚仁提起地上那个最大最沉的提包，说：“那我就带你们去你爸那儿。” 王加根抢了半天提包，没有抢过来，只得抱起欣欣，跟在后面。 出了砖瓦厂住宅区，见到一个高大的烟囱和巨大的轮窑。轮窑四周，到处是弧形的石棉瓦。放眼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很有点儿古战场的味道。 厚仁说，那些石棉瓦都是用来盖砖坯的。今年雨水多，砖坯不容易干，装窑又比较困难，没完成生产任务，收入没往年高。 他喘着气，把提包从右手换到左手，接着说：“你爸今年自己开荒种园子，赚了一些钱。加叶加花都上学了，一个上小学二年级，一个上幼儿园。加叶聪明得很，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分。加花不怎么听话，又倔又犟，送她去幼儿园，老是往家里跑。哟，那不是她们是谁？” 顺着厚仁手指的方向，王加根看到在砖场的边缘，有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房子前面，果然有两个小孩儿蹲在地上。 厚仁扯起嗓门喊：“加叶——加花——你哥哥嫂子来了！” 两个小孩儿抬起头来，朝这边望了望，又站起身，对着屋里大声喊道：“爸！妈！哥哥嫂子来了。” 王厚义和胡月娥很快从屋里跑了出来。 四个人一起朝这边儿奔走。 这场面真让人感动。王加根放下欣欣，教她喊爷爷奶奶，喊大姑姑小姑姑。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兴奋得满脸通红。 王厚义说：“真是怪事，昨晚上我梦见好大一片青草地，还有水牛和黄牯在上面啃草，我就知道有亲人要来。也不是信迷信，有时做梦还是蛮灵的。” 他喜形于色，如喝醉了酒一般，话特别多，一路上说个不停。 距那排房子还有百来米的时候，厚义突然凑近他哥，脸上晴转多云，压低嗓门说：“春芝在那边……” 厚仁顺厚义噘嘴的方向望了望，也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道：“不理她！” 春芝是加根的四婶——厚德的遗孀。好几年没见了，但王加根一直对春芝婶保留着美好的印象。 她待人热情，说话轻言细语，人又勤快能干。与厚德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春芝以前回孝天娘家时，总要到加根家里玩，与加根比较熟悉和亲近。她三十岁开始守寡，也不知现在改嫁没有。显然，春芝也看见了王加根他们这一大群人。她本来提着一个篓子迎他们而来，后来故意耷拉下脑袋，准备绕到另一条道儿上去。 王加根无法忍受这种亲人相见不相认的折磨，突然大声喊道：“春芝婶！” 王厚仁、王厚义和胡月娥先是一怔，继而领着几个小孩儿，默不作声地朝前走了。 春芝听到加根喊她，便停下脚步，抬起头，脸上漾起笑容。 “你来了！”她折回身，迎着加根走了过来，把大半篓子鱼搁在地上，招呼道，“到家里去玩哪。” 春芝讲话用的是潜江方言，王加根听上去感觉很不习惯。他相信春芝婶是能够讲孝天话的。家乡人相见，说家乡话该多么亲切。但春芝不知怎么回事，与王加根交谈时一直用的是潜江方言。他们站在路边，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匆匆告辞，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与王厚义住在一起的，有两户人家，都是来江汉农场时间不长，没有分上成套住房的。 路过这两家门口时，王厚义像串街的小贩一样吆喝：“我儿子媳妇来了！” 引得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伸着脑袋望他们。 王加根于是掏出香烟，逐个逐个地敬，还不住地点头示意，向他们陪着笑脸。 工棚很低，举手就能摸到房檐儿。随父亲走进家门时，王加根下意识地弯了弯身子。刚伸直腰，又见屋里吊着一个很大的饭架，晃晃悠悠的，差点儿撞着他的脑袋。 十几平方米的堂屋，被桌椅板凳、簸箕、撮箕、筲箕挤得满满的。到处都是鸡屎，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板凳上有一大堆脏衣服。没有靠背的椅子上灰尘很厚，还依稀可见鸡粪的痕迹。 胡月娥用抹布把椅子抹了好半天，但已经干在上面的鸡粪，怎么也抹不干净。她于是把板凳上的衣服抱到一边，板凳更是不堪入目。努力了半天，也没有收拾出一处可供儿子儿媳坐的地方。 “房里坐！房里坐！”王厚义急中生智。 胡月娥茅塞顿开：“对对对，到房里沙发上坐。” 房？房在哪儿？怎么没看见房门？王加根非常纳闷儿。 王厚义走到大门旁边，把大门关上，门后面便出现了一个空空的门洞。钻进门洞，果然有一间长方形卧房。 床是从王李村带来的，加根比较熟悉。但大衣柜、四屉柜和三人沙发都是新添的二手货。四屉柜上搁着一部旧电视机。 王厚义把沙发上的棉絮、军大衣、书包和几双臭袜子拿开，腾出了一片儿可以坐人的地方。 王加根和方红梅也确实累了，相继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加叶加花围在他们身边，嘴不闲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都是她们学校或幼儿园的事情。她们羡慕地摸着欣欣穿的红皮靴，问那靴子下雨天能不能穿，过不过水。 方红梅把带来的糖果分给她们吃，把带来的香烟、白酒、麻糖和点心一样样地从提包里拿出来，堆放在桌子上。她又送给加叶好几支铅笔和一大摞新作业本，送给加花一些玩具和小人书。当她把刚织好的两件红毛衣拿出来，交给两个妹妹时，加叶加花高兴得跳了起来。 她们一人抱着一件红毛衣，从房间跑到堂屋里，非要胡月娥帮她们穿上不可。 厚义和他哥厚仁不知从哪儿抬出来一张单人床，挨堂屋墙壁摆好，又找出两块木板镶在里面——这就成了王加根一家三口的下榻之处。 江汉农场过春节，和孝天农村差不多。到了腊月二十，家家户户就开始打扫卫生和筹办年货。 屋顶的扬尘，旮旮旯旯的杂物，坛坛罐罐上的污垢，都得彻底地清扫或清洗。赶上大睛天，再把蚊帐下了，把被子拆了，把床上翻个个儿。该洗的洗，该晒的晒。筹办年货是从采购开始的。鸡鸭鱼肉、油盐米面、烟酒副食、春联年画、烟花爆竹，还有供奉祖先祭祀天地用的红烛、线香和烧纸。燕子衔泥一般，一样样地把这些东西从市场上买回来，然后进行加工。 王厚义和胡月娥忙得不亦乐乎。 王加根和方红梅也帮他们打下手。 因为儿子、儿媳和孙女的到来，两个老的精神焕发，做事、说话、走路都格外起劲儿。 为了维持这种良好的氛围，王加根一直不好意思向他爸提借钱的事情，甚至幻想着方红梅能够放弃借钱的打算。 加叶加花整日围着欣欣转，教她唱歌、跳舞、做游戏。得意忘形时，就要欣欣喊她们“姐姐”——跟保定的马颖犯同样的错误。 三个孩子年龄相仿，无忧无虑，自然玩得非常开心。但没过几天，小孩子之间又硝烟弥漫，战事不断。为了争夺好吃的、好玩的，加叶加花总是互不相让。再加上欣欣的参与，家里一天到黑哭声不断。 逢到欣欣与两个姑姑发生争执，王厚义和胡月娥自然偏向孙女。加根红梅有时也教训欣欣几句，都无关痛痒，因为她毕竟年龄小一些。 大人的偏袒，助长了欣欣的嚣张气焰。她由被动挨打开始主动出击，有时故意去欺负两个姑姑。 加叶毕竟大些，忍气吞声地让着她。 加花可不愿意受那窝囊气，稍微吃了一点儿亏，就要凭自己身强力壮进行报复。于是，挨了揍的欣欣满地打滚。 王厚义就拿起鸡毛掸子，把加花撵得像燕子飞…… 吃饭或者闲下来没事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就讲述他们来江汉农场这几年的生活，讲他们由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每次谈起这些话题，他们都要说到春芝。 王厚义说，春芝两年前就改嫁了。男人也是砖瓦厂的，姓吴。改嫁后的春芝，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对王家的哥哥嫂子们总是不理不睬。平常上班碰到了，也不打一声招呼。她还不许大辉小辉与王家的人来往，想让两个儿子把生父厚德这边儿的亲人彻底忘掉。 胡月娥谈起春芝，更是怒不可遏，气得脸色发白。她说，厚德死后，大家都很同情春芝，接济她，关心她，帮助她，但春芝总是闹神闹鬼，说厚德的阴魂不散，在家里又哭又闹。后来她与姓吴的勾搭上了，想改嫁又不与哥哥嫂子们商量，直到生米做成了熟饭，才通知大家去参加她们的婚礼。 “这也罢了，新社会婚姻自由嘛。再说，她那么年轻，我们未必还让她守一辈子寡不成？但她不该改嫁后，总是糟践你四叔，不该阻止大辉小辉与我们来往。春芝总是在外人面前讲，姓吴的如何聪明，如何能干，如何会赚钱，比你四叔强一百倍。其实呢？二百五一个！大辉和加叶在一所学校里上学，小辉和加花也在一个幼儿园里。春芝总是不准他们在一起玩。有一次，加花从家里带了两块蛋糕给小辉，春芝知道后，把小辉死打了一顿。第二天，小辉的屁股都肿了，走路都是慢腾腾了，真是可怜！” 听到这些，王加根将信将疑。春芝怎么会变得这样不近人情？ 他想抽个时间去拜望春芝，因为她毕竟是他的四婶，春芝的娘家和他家又是远房亲戚。他这么多年才来汉江农场一次，不去看看春芝婶，似乎有点儿不近情理，也说不过去。 王厚义听过儿子的话，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同意，也没有反对。 胡月娥考虑的却是另一层。她说：“去去也好，免得春芝总是指桑骂槐，说话我们听。她经常在外人面前讲，加根这些年不来农场，不认我们了，说我们有没有儿子媳妇，其实是一个样儿。你们这一来，给我们争了面子，也可以堵堵她的臭嘴！” 腊月二十四上午，王加根和方红梅一起前往春芝家。 春芝和她的现任丈夫都是砖瓦厂职工，与王厚仁住在一个宿舍区，相隔有五六排房子。 王加根一路打问着，来到春芝家门口。 门虚掩着，他敲了敲，又没有动静，便自己推开了。 客厅里没人。往里走过一个房间，还是没人。出后门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搭有厨房和柴草房。 王加根连问了几声：“有人吗？” 这才从厨房里冒出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 这男人穿着一件纽扣掉光了的旧棉袄，袄面荡刀布一般，已辨不清究竟是黄色、灰色还是蓝色。他左手提着一个小木桶，右手在木桶里搅动着。见到王加根和方红梅，他惊疑地放下木桶，想说话又没有说出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可那笑比哭还难看。他双手不住地搓着。已经露出棉絮的右手袖口，摆着几根布条条儿，布条条儿上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那冒着热气的小木桶里，装有半桶猪食。 “你是吴叔？我是大辉小辉的堂哥，从孝天来的。”王加根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有些紧张，说话速度很快。 那男人先是笑着，抬起袖子擦了擦嘴角流下的口水。接着，笑容又倏忽消失，快步走到大门口，扯起嗓子喊道：“大辉！小辉！” 很快便飞回两个小男孩儿。 大辉小辉模样儿变化很大，王加根已经认不出他们来了。两人都穿着破烂的衣服，缩头缩脑的，怕见生人，远没有小时候活泼可爱。大辉脸上似乎有些浮肿，眼角还沾有眼屎。 “去把你妈喊回！”那男人对着两个小孩儿吼道。 大辉小辉很快就转身跑走了。 “你春芝婶打豆腐去了，马上就会回来的。你们随便坐。”那男人说完，又回到后院子，继续搅拌猪食，喂猪去了。 看着眼前的男人，回想起四叔厚德，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对春芝婶又多了一分同情。 第一百四十五章 养老保障金 过了一刻钟的样子，春芝回了。 见到王加根和方红梅，她笑了笑，招呼他们坐，又叫老吴替她去磨豆腐。她进厨房打开煤炉子，准备为煮面条招待客人。 加根和红梅推辞，但她执意要煮。 趁春芝切腊肉的工夫，加根到厨房里与她聊天。 春芝问加根教书忙不忙，还在与他妈通信没，有没有去过他妈那儿。她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厚仁、厚义、厚道和三个嫂子，也没有说起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因为讲的是孝天方言，乡音一下子拉近了她与王加根之间的距离。 腊肉面条煮好后，春芝给加根和红梅各盛了一大碗，又叫大辉去喊老吴回来吃饭。 大辉出门不久，又噘着嘴巴回来了，嘟哝着说：“他不吃。” 春芝于是盛好一碗面，让大辉送到豆腐铺去。 “腊月三十让大辉小辉到我们那儿吃年饭，然后一起去给四叔上坟。”王加根突然提议。 春芝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上坟可以，吃年饭就免了。你们大老远来农场，按说我应该接你们。哪儿又能给你们家添麻烦？大辉小辉又不懂事，大年三十的，闹得你们不安宁，反而不好……” 王加根说没关系，也不麻烦。兄弟们这些年没有见面，今年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理应在一起吃顿团圆饭。 正互相客套的时候，大辉端着面条又回来了。 他把那碗面搁在桌子上，什么也没说，端起自己的那碗继续吃。边吃边抽泣，泪水如断线的珠子，直往碗里面掉。 王加根不好过问。 春芝也沉默着，没有作声。 吃罢面条，王加根和方红梅就匆匆告辞了。 路上，方红梅说，加根在厨房与春芝聊天的时候，大辉小辉都围着她诉苦。说他们的新爸爸只喜欢妹妹，不喜欢他们。妹妹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他们却什么也得不到，还经常挨打。他们的妈妈也向着新爸爸老吴，不允许他们去大伯二伯家玩儿。 说不清因为什么，王加根的心情很沉重。 他和大辉小辉本没什么来往，也谈不上有感情，平日提到和想到的时候都不多。那么，又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这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像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关心起他们来了呢？ 方红梅又问王加根，有没有向他爸提借钱的事情。 王加根回答：“还没。” 方红梅就显得不高兴。她提醒道，银行马上就要放假关门了，不早一点儿对他们讲，年内可能就取不出钱来。 看来这件事情是捱不过去的。方红梅既然为借钱而来，不借到钱，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腊月二十四，家里准备过小年。 王厚义说，晚上多弄几个菜，好好喝几盅。 胡月娥满口答应着，并且说：“把你儿子带来的好酒开一瓶，让你们父子俩一醉方休。” 晚餐的气氛很好。 王厚义从提起酒杯开始，嘴就不闲着。他说，别看住在工棚里没有大伯家房子宽，这里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呢！住在宿舍区不准喂鸡，而这里鸡鸭成群没人管；这里用电是直接从制砖车间接过来的，没过电表，不交钱，电炉子可以随便烧。另外，这里可以开荒种庄稼。 “你们看见没有？房前那片菜园子就是我开的。屋后面的塘埂子上，每年我都要栽一些南瓜和丝瓜。大块儿的地方就种芝麻、种花生、种黄豆，臭水沟里还能栽芋头。这些收入加在一起，比工资还高呢！” 胡月娥絮絮叨叨，说的全是春芝的不是。 她说，刚来农场时，她不怎么会做砖坯和瓦坯。春芝总是故意为难她，出她的洋相。 王厚义打断她的话：“别说春芝了！说点儿高兴的事情。过小年嘛，总把她挂在嘴边儿，扫兴。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一听说讲笑话，欣欣放下手里的肉骨头，直嚷嚷：“爷爷快讲！我最喜欢听笑话了。” 王厚义喝了一口酒，给欣欣夹了一块鸡肉，对她说：“这个笑话还是你爸小时候的事情呢。有一年夏天，天热得不得了，我在厢房里搭了一个铺，和加根就在那上面睡。为了通风凉快，后门总是敞开着。有一天睡到半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加根不见了。我在屋里到处找，也没见着他的人。我吓坏了，以为是被狼叼走了——王李村离双峰山那么近，经常有豺狼进村子里来。我把胜枝的爸妈喊起来，一起出去找。大家提着马灯，打着手电筒，在村子里到处找。找了一两个钟头，还是没有找到。” 欣欣紧张得两眼瞪得大大的。 加叶加花不吃也不喝，想知道最后的结果。 “你们猜他到哪儿去了？”王厚义故意卖起了关子，“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在床上把他找到了。床与墙之间有个空当，他就滚进那空当里，被帐子兜着。我们急得不得了，他一个人在那里睡得正香。你们说好笑不好笑！” 三个小孩儿果然都笑了起来。 胡月娥和方红梅也不约而同地笑了。 王加根低着头喝酒吃菜，不以为然。这故事他爸不知讲过多少回，他早就听厌了。等大家情绪都稳定下来之后，他郑重其事地喊了一声“爸”，然后，非常艰难地转入了这些天想说又没有说的话题，提出了他们要借钱的想法。 空气骤然间如同凝固了一样。 所有的人都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屋子里安静得让人心慌。 三个小孩儿已经吃饱了肚子，跑到外面玩去了。 王厚义闷闷地喝下满满一盅酒，清清嗓子，咳嗽了一声。 “卖房子的这笔钱呢，我一直不敢动。”王厚义说，“它是祖业，我不愿意背败家的骂名。去年大川找工作，你大伯向我借钱，我没有借给他，到现在他还对我一肚子意见。现在你们有难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钱我也是准备在你们困难的时候，给你们用的。” “我们只是借用。”王加根重申，“两年之内，我们一定还清！” “什么借不借的，又不是外人。”王厚义说。接着，他从白素珍争夺房产说起，以及他为什么卖房，来农场几年的生活情况，娓娓道来。长篇大论，滔滔不绝。说到悲伤处，还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王加根没有料到，他爸心里居然也有这么多的委屈和苦情。 王厚义最后说，钱在银行里存着，五年死期，还没有到期，也不知取不取得出来。 “定期存款凭身份证是可以提前支取的。”王加根回答。 “可我和你妈都没有办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让单位开个证明也可以。” 王厚义说那就行，答应明天去找砖瓦厂领导开证明。 事情暂时这样说妥了。 方红梅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第二天上午，王厚义把证明开回了。 王加根以为马上就可以取出钱来。 王厚义却说，钱不是存在江汉农场，是交给厚道存的，在汉南那边儿的银行里。 王加根一听就凉了半截，汉南离这儿有三百多里路呢！再加上厚道的参与，能不能借到钱，变数可就大了。他心里完全没有底，但既然已经提出的借钱，父亲又同意了，他还是想去汉南试试。 除夕那天，王厚义和胡月娥早早地起床，简单地过完早，就开始筹备年饭。 他们翻出家里的各种干鲜菜，该洗的洗，该浸的浸，该切的切，该煮的煮，该炖的炖，乒乒乓乓地加工。两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把这些菜拼成盘儿、凑成碗儿，力争把年饭席办得丰盛体面些。 王加根为了展示自己的厨艺，主动提出掌锅铲把儿。他腰上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俨然一个专业厨师。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对其他人呼来唤去，嚷得他们跑进跑出，脚不沾地。 王厚义说，来农场四年多了，只有今年才是真正的团圆年。 他坐在灶堂前烧火，红红的火光，映在他刻满皱纹的黑脸上，油光发亮。他左手握着早烟袋，右手不时用火钳从灶堂里夹出炭火，燃着烟丝，悠闲地吸着，鼻孔和嘴里冒出乳白色的烟雾。 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方红梅带着加叶、加花和欣欣，一起出去接客。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厚仁夫妇俩和小川来了，但不见大辉和小辉。 方红梅说，去春芝婶家时，门上一把锁。等了好半天，也不见人回，问邻居，别人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 “有意回避的。”胡月娥说，“不来就不来！娃娃已经够多的了，再多两个，更是闹死人。” 老老少少围着桌子坐了下来。 王加根首先给每个人盛了一碗排骨藕汤，说是先打底子，好喝酒。 菜自然是很丰盛的，桌子被大碗小碟挤得满满的，连放酒杯的地方都没有。厨房里还搁着好几碗菜没有端上来。 王厚仁两口子不住地称赞。 王厚义胡月娥则一个劲地客套，说比不上大哥家菜的味道好。 王加根一会儿说这碗菜是他最拿手的，一会儿说那碗菜是他的“保留节目”，引导大家尝这品那，但他自己却很少动筷子。被油烟子呛过之后，食欲本来就差，喝了那么大一碗排骨藕汤，他再也没有一点儿食欲了。 散席的时候，好多菜都没有吃完，有的连筷子都没有动。 大家正准备收场，大辉小辉这时推门进来了。 王厚义连忙给他们拿筷子拿碗，夹菜他们吃。 大辉说，他们去总场买东西了，回来后，他妈就让他们过来了。 等他俩吃饱后，王厚义就带着他们前往公共墓地，给他们的生父厚德上坟。因为祭祀的东西多，王加根也拿着鞭炮、烧纸和线香跟着一起去。 路上，大辉小辉欢天喜地，蹦蹦跳跳的，完全不像是去上坟，倒像是去看红火热闹。 王厚义把他俩叫到自己身边，问他们长大后是姓吴还是姓王，问他们的两个爸爸哪一个好，问他们记不记得前一个爸爸的模样，想不想他…… 孩子们的回答，自然都是迎合二伯的。 王厚义听后，就欣慰地笑着，把口袋里的西瓜籽掏出来给他们吃。 看到这些，王加根又想起了小时候，厚义对他进行的相同教育，想起了他妈白素珍要他改姓，被他拒绝时那凶神恶煞的面孔。 唉，姓名不过是人的一个符号。当父母的怎么都那么在意呢？ 一个人爱什么，恨什么，并不是姓氏能够决定的。大辉小辉年龄尚小，他们长大之后，是倾向吴家，还是倾向王家，完全是将来的事情。眼下的表态，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王厚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要大辉小辉说王家好，说生父好，他就高兴得心花怒放。看到大辉小辉虔诚地趴在厚德的墓碑前烧纸、磕头，厚义居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正月初四，是商量好去汉南厚道家的日子。 王加根一家三口先到厚仁家和春芝家告辞，然后和王厚义一起，冒着大雪，爬上了开往汉南的长途汽车。 汉南区隶属于wh市管辖，区政府所在地叫纱帽镇。他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王厚道对二哥和加根一家三口的到来倍感意外，但还是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 厚道他老婆更是喜得不得了，拉出他们的两个女儿，与王加根和方红梅相认。 大家聚在客厅里吃糖果、嗑瓜子、拉家常。这些年没有来往，值得回忆和互相介绍的东西太多了。 王厚道已经荣升汉南区宣传部副部长，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话自然特别多，如同开闸的洪水，关也关不住。 他和厚义一直在议论着大哥厚仁，还有春芝。言辞中，除了责备和挑剔，就是痛恨和谩骂。 王加根在一旁听着，感觉特别不舒服。 都是自家亲人，何必要那样苛求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转移到借钱的事情上，但话到嘴边儿，又没有说出来。 后来菜端上来了，大家又吵吵嚷嚷地开始喝酒吃饭。 饭后，坐在客厅着喝茶聊天。 王加根这才开门见山，说明了他们借钱的意思，并反复强调，钱只是暂时借用，缓解一下眼前的困难。 “你们不管怎么难，总比你爸的日子好过一些？”厚道居高临下地提示道，“你们这次到农场去也看到了。” 王加根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爸肯定也希望我们过得好。” “你爸希望？那是你爸的高姿态。你们做后人的，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厚道训斥道，“你爸把你抚养成人，供你成家立业，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轮到你们孝敬他了！你们应该尽可能地让他和你们保持同一生活水平。你们有什么家具，就应该给他买什么家具！你们穿什么衣服，就应该给他买什么衣服！你们吃的用的什么，就应该让他拥有什么！” 这些话听起来，让王加根心里直发毛。 他对厚道说：“三叔，你说的这些都不错，可我怎么觉得，你只是拿马列主义的电筒照别人？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你穿呢子大衣，他们怎么穿的是破棉袄？你住三室一厅的大房子，他们怎么住的塌墙烂院？你吃酸的喝辣的，他们怎么在你家里连一口饭也讨不到？最后还是我爸为他们养老送终？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比我爸要强一些，但与同龄人相比，我们寒酸得不能再寒酸，可怜得不能再可怜。我们借钱，也不是为了过什么奢侈的生活，只是想拥有一部社会上早已普及了的电视机，难道这也过分吗？” 本来咄咄逼人的王厚道，听到这儿就语塞了，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王加根又问他爸：“你老还是表个态，这钱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王厚义嗫嚅道：“那就要看你三叔的意思了。” 方红梅听到这儿生气了，质问公公：“这钱到底是您老的，还是三叔的？我们向您老借钱，怎么要看三叔的意思？” 王厚义哑口无言了。 王厚道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狠命地吸了几口，又慢慢地向外吐着，脸上似笑非笑，显出嘲弄的样子。 最后，他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这个钱谁也不能动！这是你爸的养老保障金。” 王厚义马上附和：“也不只是我，还有你后妈和加叶加花。我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们靠谁去呀？” 话说到这份上，王加根觉得再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养老保障金——也就是说，他爸根本就没有作他这个儿子的指望。王厚义的后半生，还有他老婆和两个小女儿，依靠的是那笔王家祖业换来的五千多块钱！ 方红梅眼睛都气红了，但她紧咬下唇，没有让眼泪流出来。 王加根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开始收拾他们的东西。然后，抱起已经熟睡的欣欣，不顾王厚义的劝阻，走出了厚道的家门。 他们冒着隆冬凛冽的寒风，走过纱帽镇深夜冷冷清清的街道，前往长江码头，准备坐轮船武汉，然后转火车回花园。 长江沿岸，夜幕下的点点灯火忽明忽暗，如游动的鬼火一般。 江风呼啸，他们不时打着寒颤，在茫茫黑夜中，寻找着客轮停靠的码头…… 第一百四十六章 时来运转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一九九0年非同寻常。 这年bj要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四十年来首次来到神州大地，举国上下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bj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盼盼憨态可掬的形象。 对于王加根个人来说，一九九0年至关重要。 这年他将再次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重圆自己的律师梦。往年的律师资格考试都是在国庆节前后举行，由于今年与亚运会日程安排有冲突，开考时间调整为八月二十号——比往年提前了一个多月。不过，这对于王加根来讲，似乎没什么影响。与两年前的那次复习备考相比，这次的备考时间不知要充裕多少倍！说实话，他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巴不得早一点儿考完试，了却这桩心事。 两年前，他在完全没有学过法律的情况下，从零起步，两个多月自修完大学法学专业四年的课程。仓促应战，结果还考了个孝天市第三名。尽管最终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书，但他已经创造了奇迹，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这两年，他一直在参加法学专业自学考试，复习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虽然有时犯冷热病，为了跑调动，为了写小说，时有中断，耽误了不少时间，但总的来看，他对法学知识的积累和熟练掌握程度，比两年前还是要强得多。如果不出意外，他相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够过关，说不定还能够考个孝天地区第一名！ 不过，考试就像足球比赛一样，实力是取胜的决定性因素，但有时还得靠运气。进入九十年代，王加根会不会时来运转呢？ 去江汉农场没有借到钱，还被王厚义骗得团团转，受愚弄不说，又听了厚道的一番“教导”。狐狸没吃到，反到惹得一身骚。王加根和方红梅从汉南回家后，心里一直窝着火，好些天都不快活。 王加根本想给厚义和厚道各写一封信，质问他们，王家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房产，怎么就成了王厚义的“养老保障金”？你王厚义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自己的“养老保障金”不自己挣，而靠侵占王家的祖业，你还要脸不要脸？有没有一点儿廉耻心？ 信写了个开头，王加根又放弃了，觉得没这个必要。 既然他们下定决心要败光王家的祖业，并且对如何花光那笔钱作出了精心的安排，再去跟他们讲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痛骂他们一顿，虽然能出口气，但别人会怎么看你王加根？没借到钱就骂人，这与农村的“泼妇”有什么区别？ “他们不是看不起我么？他们不是拒绝给我提供帮助么？那我就要争一口气，活出个人样儿来，让他们看看。你王厚义不借钱给我，我可以去找别人借，一定要把彩色电视机买回来！” 方红梅说，她去找她的函授同学，找岳小晶，找王丽，找池中月；王加根说，他去找他师范和高中同学，找徐磊，找杨保胜，找涂勇，找周菊凤。能借多少是多少，哪怕每个人只借给他们一百块钱，加起来也有六七百。再取出家里的存款，预支两个月的工资，买台彩电回来应该没问题。 为了赌气，他们豁出去了！只要能借到钱，只要能买回彩色电视机，哪怕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他们也愿意。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顾及，借钱！两个人的决心大得撑破了天，但真正到了行动的时候，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计划造出好些天，他们都迈不开脚步，连写信试探别人的勇气都没有。 唉，借钱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平日向别人借五块十块钱，他们都开不了口，又怎么好意思向别人借如此大的数目？万一别人拒绝了，他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参加工作这些年来，除了结婚那年为还钱白素珍找邹贵州借了两百元钱，他们还没有向其他同事、同学和朋友借过钱。这次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去江汉农场，钱没借到不说，还受了一番愚弄和羞辱。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肯借，外人凭什么就一定会借钱给你们？ 正在他们为此而苦恼的时候，突然喜从天降。 王加根收到了hlj一家文学杂志社寄来的杂志样刊。他的中篇小说《房子儿子》发表了！而且是这期杂志的头条。 他那篇小说的篇幅占了当期杂志的三分之一。这条爆炸性新闻一下子轰动了牌坊中学。不少人都到邮局报刊零售部买那本杂志，抢先阅读王加根的大作。当然，也有人对小说的内容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只关心那篇小说发表之后能得多少稿费。 王加根的《男人的眼泪》在《槐荫文学》发表时，孝天地区文联象征性地寄给他二十元钱，还不够他请客的花销。不过，这次不一样。一来《房子儿子》是中篇小说，有四万多字，比《男人的眼泪》篇幅要长好几倍。二来hlj的那家杂志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比只有内部刊号的《槐荫文学》名气要大得多。因此，有人预测，《房子儿子》的稿费肯定会超过一百元，还有人大胆地推测，可能达到两百元。 大约过了一个月，杂志社的汇款单终于寄到了牌坊中学。这部作品的稿酬金额，让全校所有教职工都瞠目结舌：六百元！ 天啊！这相当于王加根一年的工资。 他从来没有一次性得到这么多钱！从邮局取出这笔巨款时，他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有了这笔钱，加上家里的存款，以及他近几个月在《孝天报》《槐荫文学》《澴水浪》等地市级报刊上发表作品所得的稿酬，买彩电的钱已经足够了。 当他拿着家里那本零存整取存折，到中国a银行花园镇办事处要求提前支取存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劝他慎重考虑。因为那笔存款还有三个月就到期，如果提前支取，利息就会损失六十五元。 “如果不是急用，就等等。现在支取的确划不来。”银行工作人员非常真诚地建议。 王加根犹豫片刻，最后还是坚持提前支取了。 欣欣天天在家里喊着“要看电视”“要看假人儿”，吵得他耳朵里都起了茧子，他一天也不想等下去。再说，买这种大件电器就是要下狠心。如果有钱时不买，过段时间说不定钱就挪作他用，三抛洒两破费，钱就没了。 揣着家里的所有家当，王加根抽了个周末到孝天城，找小舅子敬文帮忙买彩电。本来他自己可以去商场买，但方红梅一定要他去找敬文。红梅认为，敬文在孝天城里朋友多，门道儿广，看能不能找个熟人，这样买的东西比较放心，价格上也许还能够优惠。 敬文听说姐夫要买彩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金安的老婆正好在五金商场当营业员，这事可以找她帮忙。他向挺着个大肚子的李华打了声招呼，就带着王加根前往孝天市五金商场。 金安的老婆正好在上班。 她说，五金商场刚好进了一批国产彩电，陕西咸阳生产的。虽说不是名牌，但质量还是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她可以去找五金商场经理批条子，按批发价卖给王加根。 这真是太好了！ 那款彩电是十八英寸的，售价两千一百多元。金安的老婆跑上跑下地找人说情，最后王金商场经理拍板，打了个九折。 王加根交了一千九百多块钱，就把彩电抱回了家。 中篇小说发表，又买到了便宜彩电，这是不是时来运转的迹象？ 不光这些，王加根和方红梅在工作上也走出了低谷——牌坊中学领导再次对他们委以重任。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今年中考的惨败，给校长肖玉荣敲响了警钟。 这一届初中毕业生，考上中专和重点高中的人数，两个班加在一起，只有三个人。这是牌坊中学建校以来的最差战绩。因此，今年暑假还没有到，肖玉荣就在大会上宣布，下一届初三两个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分别由王加根和方红梅担任——夫妻俩每人负责一个毕业班。 暑假补课刚刚开始，腊梅来到了牌坊中学。 她告诉姐姐和姐夫两个好消息：一是李华生了个儿子，敬文当上了父亲；二是她马上就要从邹岗调到方湾，回家乡的工商所工作。 “我的事得感谢金安！”腊梅激动地说，“金安在市人事局上班，我的调动是他一手帮忙办理的。” 另外，牌坊中学上半年还建了一栋办公楼。办公楼位于学校操场的最北端，上下两层，每层六间房。坐北朝南，与学校门房遥相呼应。 肖玉荣说，教师们下学期就可以搬到新楼房里办公了，原来的办公室改成“教职工之家”，兼做学校的会议室。 说这话时，她的神情是骄傲的。这栋办公楼，俨然成了她在牌坊中学立下的一块里程碑。 好事一桩接一桩，这算不算时来运转？ 当然，王加根也遇到了一点儿不如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家彩电买回不久，广播电视里就宣布，国产电视机行业性降价。其中，彩电降价幅度在百分之十五以上。 他听到这条新闻就懵了。提前支取银行存款，损失了六十五元利息，彩电现在又降价三百多元，加起来就是四百元钱的损失啊！为什么不听从银行工作人员的建议？如果三个月后再买电视机该多好！ 因为这件事，他郁闷了好几天，也被方红梅骂了好几天。本来，他想把电视机退掉，或者去找五金商场退钱，但敬文坚决反对这么做。 敬文说，买电视机时金安的老婆的确帮了忙，已经优惠了两百多元钱，就算现在降价三百多元，也就多花了百把块钱。为这百把块钱去退货，或者跟五金商场扯皮，金安老婆脸上肯定挂不住。更何况，他正在找金安帮忙办腊梅调动的事情。如果王加根去一闹，腊梅调方湾工商所的事情说不定就泡了汤。 权衡利弊，王加根只有自认倒霉。 他还自己安慰自己，钱乃身外之物，犯不着为钱怄气。只要人好好的，损失的钱总会赚回来的。因此，这件事也算不上走霉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王加根带着这种愉快的心情，满怀信心地参加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考试结束后，他自我感觉良好。保守估计，这次考试的总分，肯定比上次要高。至于五门功课能否全部超过六十分，他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题目的确太难了，而且案例分析特别多。尤其是《律师实务》，虽然他全部做完了，但是对是错没有绝对的把握。 行了！考完了就不去想它了。只要自己正常发挥了水平，就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哪怕再次失败，也没什么关系，大不了两年后重新再来。 考试成绩得两个月之后才能出来，王加根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件事。何况新学年开始后，他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 承蒙牌坊中学领导看得起，让他和方红梅再次到毕业班把关。可他们又面临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两个人教初三语文，两个人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肯定忙得像打仗一样，他们的女儿怎么办？ 欣欣已经四岁了，仍然没有地方上幼儿园，总不能让她天天关在家里看电视！ “要不，我们干脆送她去上学！”有一天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王加根突然这样提议。 “上学？去哪儿上学？”方红梅反问道，“附近又没有幼儿园。你未必天天送她去花园镇？” “我是说，让她上小学。” “上小学？她才四岁呢！拉屎都不会自己擦屁股。你开什么玩笑！”方红梅觉得王加根神经不正常，简直是疯了，“再说，哪有学校愿意收这么小的娃娃？” 王加根平心静气地解释道，他想这个问题已经好些天了，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新学期开始后，他想把欣欣送到邹肖村小学去上一年级，全当是让学校老师帮忙他们带孩子，也解决了欣欣没有小朋友玩这个难题。 “我们还可以去动员广广黄，让他家妮妮也去邹肖小学读书。这样欣欣上学就有了一个伴儿。” 听王加根这样讲，方红梅也觉得有些道理。她没有继续反对，却怀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小孩子年满七岁才让报名上学，邹肖小学要是不收呢？” “这个你放心！我去找邹山青。” 我们知道，王加根是邹山青的大恩人。正是他妙笔生花，才让邹山青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并且从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 人家巴不得有个机会报答他王加根，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作梗呢？更何况，邹肖小学的所有教师王加根都认识，而且关系不错。 当他带着欣欣和妮妮两个小朋友去报名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还抢着要这两个小家伙呢。 报上名之后，王加根家里立刻忙乱起来。 夫妻俩带着女儿上街买书包，买铅笔盒，买铅笔、橡皮和绞笔刀，买五颜六色的彩笔和各种各样的作业本。方红梅教欣欣穿背带裤时，如何解开扣子上厕所，拉完屎之后，如何揩屁屁。嘱咐她，如果口渴了，可以去附近“校长婆婆”家里要水喝，说“校长婆婆”的姥姥总在家里，会给欣欣水喝的。要是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可以去找班主任，或者直接告诉邹校长。铅笔芯断了，应该用绞笔刀绞，千万不要用小刀削，这样会划破手指头的。放学时如果遇上下雨，不要一个人往家里跑，应该坐在教室里，等着爸爸妈妈送雨伞去接。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尽量和其他同学一起走，如果听到狗子叫，千万不可撒腿跑。只要你不理它，埋下头走自己的路，狗子一般是不会咬人的。要是碰到隔壁的欢欢，则要想办法躲开…… 为了减少欣欣在学校里拉粑粑的次数，避免擦屁股的麻烦，每天早晨一起床，方红梅就让她去后院子里蹲着。 有效果最好，没效果也要蹲个几分钟，然后再去刷牙、洗脸、吃饭。趁这个空当，方红梅还会叠几张卫生纸，塞进女儿的书包里，再送她去上学。 最初几天，方红梅只把欣欣送到部队抽水房，让她和妮妮一块儿走。反正妮妮她妈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送孩子。 几天之后，欣欣不乐意了。她说妮妮总是睡懒觉，她去的时候经常没起床，害得她在抽水房里等半天，有时到学校都迟到了。 她再也不和妮妮一块儿走了，自己直接去学校。可牌坊中学与邹肖村之间是一片稻田，连接两地的只有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杂草丛生，沟沟坎坎。她一个人走怎么行？ 无奈，王加根和方红梅只有轮流值班送孩子。 哪个没有课，哪个就负责去接送欣欣。早上送，中午接，下午送，傍晚送，每天往返跑两趟。逢到两个人都有课的时候，或者牌坊中学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他们就把欣欣托付给广广黄夫妇。 第一百四十七章 死亡约会 每年暑假结束，新学年开始的时候，牌坊乡教育组都要进行大规模人事调整。 教师们因此都非常紧张，不知道自己新学年会不会变动，有可能去哪所学校上班。对于乡教育组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不以为然。 教育部门又不是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由于风险控制的需要，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关键岗位和人员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换工作岗位。教师就是个教书的，在哪所学校工作性质都一样，又不会发生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何必这样调过来调过去呢？领导们真是不嫌麻烦！ 说实话，在这些人员调动中，有的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也有很大一部分，存在滥用职权的嫌疑。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以权谋私，借人事调动捞取各种好处。这种情况，也不只教育部门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各行各业恐怕都有。想完全杜绝可能有点儿困难，我们只希望这种不良风气能够逐步得到好转。 牌坊中学今年的人事变动不大。 董志芳因她老公转业到地方工作，她也随着一起调走了。新分配来一个师专毕业生，顶替她教英语。黄老先生因病提前退休，少了一个语文教师。所以，从季店乡调来了一个小伙子，填补这个空缺岗位。走两个，来两个，其他的“涛声依旧”，人员总数没有发生变化。 新调来的语文教师叫邹发松，二十四岁，尚未结婚。其实，他本来就是牌坊乡人，家就在邹肖村。师范学校毕业时，鬼使神差地分配到了季店乡，在季店中学已经干了五年整。 孝天市所管辖的二十多个乡镇中，季店乡相对比较落后，是公认的穷乡僻壤。而紧邻花园镇的牌坊乡，则属于较为先进的发达乡镇。因此，邹发松的这次工作调动，意义不仅仅在于回归故里，而是“人往高处走”的整体提升，是喜事。不过，让牌坊中学的教职工们感到奇怪的是，邹发松调到这里来上班，并没有表现得特别喜悦，反而总是闷闷不乐的。 邹发松与王加根一个办公室，两人的办公桌紧挨在一起，座位正好面对面。王加根虽说只比邹发松大两岁，但毕竟是牌坊中学的“老人儿”，又是学校团高官兼语文教研组长，邹发松对他比较尊重。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经常寻求王加根的帮助；教学上碰到什么问题，也虚心向王加根请教。得知加根夫妻俩在同一所学校教书，女儿四岁就上小学了，邹发松特别羡慕。他说他们事业家庭两不误，是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王加根苦笑着摇摇头。说，什么楷模不楷模！教书是读书人的末路，有个事做，能混口饭吃就行了。孩子四岁上学也是被逼无奈，如果这里有幼儿园，他绝对不会让女儿这么小就去小学读书。 按惯例，王加根安排邹发松讲了一堂语文公开课。 结果发现，这小伙子教学功底比较扎实，书教得还不错，是个有前途的好苗子。后来又听说，邹发松曾经被评为孝天地区优秀教师，王加根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亚运会开幕之后，王加根几次邀请邹发松去他们家看实况转播，但邹发松总是说家里有事，一次也没有去过。平时教师们打麻将、斗地主，邹发松也很少参与。 王加根因此觉得这小伙子性格孤僻，不太合群。 听邹肖村的几个教师讲，邹发松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只有年迈的父母双亲，种着几亩责任田。他现在实际上是家里的“独苗”，父母肯定视若掌上明珠，能让他干什么事情呢？ 王加根还发现，发松的信件比较多，而且都是从季店中学寄过来的，隔不了几天就会来一封。 邹发松拆开信封后，总是把抽屉抽出一半，手拿信笺，放在抽屉里面阅读。看完信之后，脸色马上就会黑下来，坐在座位上发呆好半天。他有时也站起身来，走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手扶栏杆，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他一句话也不说，似乎是在冥思苦想，看上去有无限的愁绪和忧伤。他有什么心思？因为什么事在发愁？ 王加根几次想询问，但话到嘴边，又总是咽了回去。各人有各人的隐私，既然别人不想说，肯定有不想说的理由，何必要去让别人为难呢？更何况，他自己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操别人的心？ 九月份开学的第一天，当肖玉荣带着他来到初三（1）班，宣布他为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时，班上的学生竟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延续了一两分钟。面对这样的场面，王加根激动得热泪盈眶，发表就任感言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时隔一年，重新回到毕业班当把关教师，他没有想到会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欢迎。因为牌坊中学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知道他在闹调动，想当“逃兵”，大家完全有理由冷落他。但是，学校领导、同事和学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他，对他带好毕业班充满了期待。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他的事业其实在学校。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行，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虽然眼下教师待遇比较差，社会地位不是很高，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教书育人的乐趣也不少。 当你浴着清晨的阳光，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学生们腼腆地问候“老师好”的时候；当你站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讲课，文思泉涌、妙语如珠的时候；当你批改到一篇行云流水的作文，或者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作文竞赛中获奖、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当考上学的学生拿着“录取通知书”来向你报喜、走上社会的学生来信抒发生活感受真诚地向你致谢的时候；当元旦春节来临，各式各样的贺年片雪片一样地飞来、学生络绎不绝地来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就会认识到教师工作的意义，也很少觉得生活单调乏味和空虚无聊。 王加根一而再、再而三地闹着要改行，要调走，除了老婆的逼迫和为孩子着想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社会的偏见和外界的舆论所绑架。因为身边的人都觉得，只有跳出了教育界，改行从事其他的职业，才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才能受到别人的敬仰和尊重。他其实并不清楚，如果真的走出校园，从事其他的职业，自己究竟能够混得怎么样，会不会比教书做得更好。 他闹调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回首已经走过的二十六个春秋，外界的舆论和世俗的观念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小时候，因为父母离婚，他失去了母爱，有人叹息他可怜，说他不幸；也有人说这是好事，逆境出人才。高考过后，他大学落选，只考上了中专，有人羡慕他跳出了农村，说他家祖坟发了热；也有人为他惋惜，说凭他的天资，完全应该考上大学，复读一年有可能进清华北大，不该鼠目寸光地去读师范学校。工作后的业余时间，他不打麻将、不抹“扯胡”、不参与无聊的闲谈，全心全意奔文凭、写小说、学英语、考律师，有人说他有理想，有毅力，有追求，志存高远；也有人说他故作高深，不随大流，吃不开，玩不转，不务正业，野心勃勃，不安心本职工作。在牌坊中学工作，这里虽说距花园镇有几里路，但位置并不算特别偏僻，交通也比较方便，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学校环境也美化了，有水、有电、有住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加上他们两口子的书教得不错，在社会上口碑好，生活应该是比较惬意和充实的，但不时又有人泼冷水。说教师职业有名无实，因为他们没有挤进城市而直摇头，嘲笑他们没本事，不会拉关系、走路子，百无一用是书生…… 王加根想起这些就苦恼至极。 同一件事情，同一种行为，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弄得他无所适从，有时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唉！自己如何生活，如何过日子，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被别人的意志所左右？如果总是在乎别人嚼舌头，你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走自己的路，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感觉滋润和快活，日子就该怎么过。眼下，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书教好，把初三（1）班带好，争取明年的中考取得好成绩，不辜负学校领导、学生和家长的期望。 工作上的事情要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责任更是重于泰山。 欣欣虽说没有上幼儿园，但多多少少还是受了些学前教育。除了爸爸妈妈教她外，还有牌坊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们。尤其是学校里的那些女学生，平时都特别喜欢逗欣欣。课间休息，或者上体育课、音乐课的时候，她们都会围着欣欣转，甚至把她抱到教室里，教她说话，教她唱歌，教她做游戏，教她辨别各种各样的物品。 王加根对女儿的教育当然更具目的性，形式也更加丰富。 他教欣欣码积木，弹玩具钢琴，背古诗词，唱儿歌，认字。卧室的墙上贴满了《看图识字》，他又从新华书店买回《幼儿学拼音》《看图读寓言》《看图读神话》之类的配有图书的磁带，还找邹山青校长要过一套小学一年级的教材，一有时间，就对女儿展开教育攻势。 大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些儿歌和诗词，欣欣背起来都相当快，而且学着王加根的声调，极有抑扬顿挫。讲起寓言故事和神话故事，也挺像那么回事，但识汉字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走在花园镇的大街上，她常把汽车站或火车站的“入口”念成“人口”，把“巴士”念成“巴土”。粗心也许是小孩子的通病，而欣欣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性格特别急躁。教她按照图例码积木，搭火车，盖楼房，做小桥。欣欣码着码着，如果因为重心不稳歪倒，她就会大喊大叫，挥舞着小手，把桌上的积木哗啦啦地扫得满地都是。这样仍不解恨，还要抬起小脚，狂踩那些积木，愤怒地把它们踢得满地打滚儿，然后扬长而去……并且，这一天她再也不会码积木了。 欣欣三岁的时候，已经会背好几十首儿歌和诗词，会写一百多个汉字。王加根和方红梅以此为骄傲，经常在外人面前炫耀。欣欣也高兴得摇头晃脑，边走路边背诵或者歌唱。但好景不长，自从部队抽水房里来了妮妮之后，她就不愿意呆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玩儿了，天天闹着要去找妮妮姐。 妮妮比她大一岁，但个头与她差不多。两个小姑娘一见如故，如胶似漆，整天形影不离。她们在部队抽水房或者学校的墙角里，一蹲就是大半天。玩的东西无非是砖头、瓦片、玻璃珠子、野花、野草和泥巴。假做饭、过家家之类的游戏，替代了以前的背诵和认字。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小朋友玩的缘故，欣欣格外珍惜与妮妮之间的友情。除了吃饭和睡觉，巴不得一天到晚与妮妮姐在一起。 如果爸爸妈妈强行把她关在家里，逼着她学习，她就又哭又闹，急得抓耳挠腮。把铅笔、纸张、图书、玩具乱扔一气，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耍赖不起来。 方红梅看着就心软了，说：“爱玩儿是小孩子的天性。她往后吃苦用功的日子还长着呢！就让她现在以玩为主、以学为辅。” 松了这道绑，便不可收拾。 到今年去邹肖小学报名时，欣欣学过的那些儿歌、诗词和汉字基本上都忘记了，就像根本没有学过一样。 她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成为小学生的。 刚上学的时候，每天都是大人接送，但过了一个星期，欣欣就主动提出，上学放学不要大人接送，说她自己会走。 王加根和方红梅自然不放心，坚持要再多送一段时间。 小家伙又哭又闹，说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上学，只有她要爸爸妈妈接送，别人都笑话她了。 王加根说，别的同学住得近呀，他们就在村子里面住，不用走那么远的田埂。你和妮妮那么小，如果没有大人陪着，在路上碰到坏人怎么办？遇到老黄牛怎么办？有时路上还有盘着的水蛇，村里还有狗子哩！ 王欣说她不怕，那条路上走的人多，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她都认识。 争来争去，最后达成这样的共识：天气晴好，路好走时，欣欣自己去上学；刮风下雨，路不好走时，大人接送。 虽说有了君子协定，王加根和方红梅还是不放心。有时欣欣出门之后，他们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 这种跟踪行为，一旦被王欣同学发现了，她就哭丧着脸，蹲下身子，或者坐在地上，不往前面走了，非要爸爸妈妈回去不可。 bj亚运会结束时，中国选手喜获大面积丰收。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居榜首，确立了亚洲体坛霸主地位。 这一优异成绩，似乎给王加根也带来了好运气。半个月后，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分数公布，他的总分名列孝天市第一。不过，仍然有一门不及格，能不能取得律师资格，还是要看分数线。 十月下旬，当王加根从孝天城领取律师资格考试成绩通知单回到牌坊中学时，还没等他宣布自己的好消息，就看到教师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大家的神情都是紧张的，而且看上去比较神秘。惊讶、悲伤、惋惜、叹息，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却在嘻皮笑脸地说怪话…… 发生什么事了？加根莫名其妙，赶紧回家问老婆。 方红梅告诉他，邹发松死了。 “邹发松死了？怎么死的？” 方红梅说，邹发松在季店中学教书时，交了个女朋友，两人因感情纠葛，最近一直在闹矛盾。昨天，他们在花园镇扯了好长时间皮，后来又一起坐火车去了汉口。也不知是因为鬼迷心窍，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两个人抱在一起撞了火车。 “听说是殉情自杀。两个人都死了，现场惨不忍睹。人都撞飞了，尸体七零八落，根本分不清哪是哪个的。只能把碎肉碎骨收集在一起，装进两个麻袋，送到火葬场烧了。”方红梅惊恐万状地说。 第一百四十八章 麻烦缠身 邹发松的死，在牌坊中学掀起轩然大波。 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茶余饭后，教师们都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由于邹发松来这儿的时间不长，大家对他并不是很了解，加上事关男女关系，所以惋惜和同情的人并不多。有的人甚至兴奋得满脸通红，把这件事作为花边儿新闻津津乐道。 王加根听说过这件事，很快就联想起了他在襄花小学上班时，发生在花园火车站的那场车祸。当时也是一对陌生男女，抱在一起撞火车身亡，死后好几天都没人收尸。 为什么情侣们喜欢选择这种方式同归于尽？是因为撞火车死亡几率较高？还是因为撞击的时间较短，死的时候感觉不到痛苦？ 上初中的时候，王加根曾看过一本叫《之歌》的书，写的是解放军战士舍身救列车的故事。大致内容是，解放军某部野营拉练中，在经过湖南衡阳时，一辆满载旅客的列车迎面急驶而来。列车的鸣笛声，使得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铁道，横卧在铁轨上，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就在火车与惊马即将相撞的危急时刻，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用尽全身力气把惊马推离铁路轨道。列车和旅客化险为夷，而却被火车卷倒在铁轨边，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二十三岁。 在为的英雄事迹所感动的同时，王加根当时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不能把铁路轨道与人行道隔开？如果在铁路两边建起围栏，拉上铁丝网，人和动物不能走上铁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么？他的问话引起哄堂大笑。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他的提问很愚蠢：铁路线那么长，从bj到广州有两千多公里，如何建围栏？ “你以为是你们家自留地呀？简直是异想天开！”班主任老师当时曾经这样取笑他。 可如今，听过邹发松的死讯，他竟然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过，他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了成本意识，知道在几千公里的铁路两旁建围栏是需要巨额投资的，国家暂时还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做这样的事情。 关于邹发松为什么会走上绝路，众说纷纭。 最合乎情理的一种解释是，邹发松人随境迁，他心理上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加上他父母、姐姐等亲人的干预和开导，他决定与情人分手，断绝与那个女生的关系。早已委身于他的女生当然心有不甘，接二连三地写信与他交涉。倾诉衷肠，劝说警告，希望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邹发松执迷不悟，下决心要离开那个女生。 十月下旬，被抛弃的女生托朋友把邹发松约了出来。两人先是在镇上一家餐馆里共进午餐，然后一起坐火车去了wh市，上演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关于撞车细节，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两个人事先已经约好了同归于尽，当列车呼啸而来时，他们走上铁道，紧紧搂抱在一起，共赴黄泉。还有一种说法是，女生做好了死的准备，但邹发松并不想死，两个人曾在铁路边扭打，但最后他还是被女生拽上了铁轨…… 不论哪种说法贴近事实，结果都是一样：两个年轻的生命就此结束了，青春的花朵已经凋谢。 每想到这一点，尤其是每天上班时，面对邹发松曾经用过的办公桌和靠背椅，王加根难免心痛。 他为小伙子可惜，觉得邹发松死得不值当，行为有点儿愚蠢。 有一天，王加根在翻阅报纸时，看到《孝天报》在搞“社会新闻征文”，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可不可以把邹发松的事情写出来，以此警示世人？完全出于一种职业的本能，他一五一十地把这件事情写成了一篇通讯报道，投寄给了报社。 王加根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篇题为《愚蠢的约会》的短文，后来会引火烧身，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让他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稿件寄出去没几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王加根一家人吃过午饭，坐在杯盘狼藉的桌子旁闲谈的时候，敞开的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王加根定睛一看，是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魏律师。 他赶忙站起身让坐。 方红梅也赶紧地收拾桌子，热情地与魏律师打招呼。 魏律师我们并不陌生。白素珍第一次到孝天市告状的时候，她曾准备帮助白素珍代写起诉状，后来又因为患病没有帮成这个忙。 白素珍还专程去她家看过她。 魏律师是孝天市杨店乡人，高考落选后，在家里自学法律。她报名参加《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组织的刊授学习，相当刻苦认真。尤其是在一次全国性的法律知识竞赛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她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当时的孝天市法律顾问处主任汤正源的关注。在他的极力引荐下，小魏最终被孝天市司法局破格录用，到法律顾问处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眼下，她已经是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的在编律师。 王加根因为常去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找汤正源，与魏律师早就认识。在汤正源的策划下，他曾对魏律师进行采访，写过一篇宣传她个人的文章，发表在《律师世界》杂志上。他们就更熟悉了。 “给你带好消息来了。”魏律师坐定之后，从背着的弯月形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王加根。 好消息？王加根非常诧异，疑惑地望了魏律师一眼，然后低头把那封信展开。 信是汤正源写的，说是孝天市政法高官曹云安要见王加根，叫他把自己发表的作品和取得的各种证件带上，抽个时间到孝天城一趟。 “什么意思？”王加根不解地问。 “不知道。汤主任安排我要到花园法庭办案，就写了这封信，让我带给你。”魏律师回答说，“估计是曹书记看中你了。” 不可能！王加根与曹云安仅见过两次面。 第一次是他想调牌坊乡法庭时，曾和周菊凤的老公祝副乡长一起去找过曹书记。第二次是去年国庆节时，汤正源的女儿晶晶过十周岁生日，王加根去孝天城送礼，偶然遇到了曹云安。当时，汤正源曾把他介绍给曹云安，曹云安一个劲地称赞他“有才”。 未必是汤正源的溢美之词，让曹云安记住了他？ 王加根来不及多想，赶紧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那些“狗皮膏药”，随魏律师一起坐火车赶到了孝天城。 他先到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找汤正源。 汤正源什么也没有说，就带着他前往孝天市委大院，直接去市政法委见曹云安。 曹云安看过王加根的《毕业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和各种荣誉证书，翻了翻他的作品剪贴本，以及他发表小说的杂志样刊，又询问了他的年龄、工作简历、家庭成员等情况。然后问：“你愿意不愿意到市政法委工作？” 到市政法委工作？这太突然了，太出人意料了。 王加根脑子一下子拐不过弯来，但他还是小鸡啄食般地点点头，说自己当然愿意。 曹云安笑着说，市政法委缺少会写材料的人，他早就想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只是苦于没有编制，一直没有办成。前不久他向孝天市高官提起这件事，市高官答应给市政法委增加一个干部编制。 “我们政法委办公室眼下只有小楚一个人。她是从市法院调过来的，送往迎来搞接待还可以，但文字水平一般般。”曹云安直截了当地对王加根说，“调你来主要是搞文秘这块儿，再就是负责全市政法口的宣传工作。我和几个副书记已经打过招呼，他们都比较赞成。你这边儿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相信你一定能行！”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加根激动不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调动手续全部由我们来弄，楚科长具体经办。你只按她的要求提供资料，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回去之后，照常上你的班，安心工作。不要声张，不动声色，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次调动争取直达，一举成功，一鸣惊人！等调令寄到牌坊中学时，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曹云安慢条斯理地嘱咐道。 王加根当然也希望是这样。 这两年，他的调动一直光打雷不下雨，搞得他很没有面子。这次要真的能“不吼雷打闪就下雨”，也可以把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人震一震，让他们心服口服。 回到牌坊中学，王加根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老婆。 方红梅高兴得什么似的。不过，她还是遵照曹云安的指示，没有告诉其他人。夫妻俩天天都在等待，等待着市政法委的调令，等待着司法部公布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分数线。 时间真是难捱啊！每天都度日如年。 王加根晚上睡觉，几乎天天失眠。躺在床上，总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说没醒着，又老是在做梦；说睡着了，周围的一切又是那么清晰，一点儿动静他都清清楚楚。 他几次想去孝天城，打听一下消息，但因为手头没钱，不敢出门。加上曹云安叫他“不动声色”，他只好强迫自己按兵不动。安静！平静！冷静！这个时候特别需要静下来。静观其变，耐心地过好每一天。切莫轻举妄动，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自己弄坏了事情。 十二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王加根刚刚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 他揉着眼睛，抠着眼屎，慌慌张张地跑去开门。 原来是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跟在她身后的，还有牌坊乡教育组长刘福民和人事干事丁胜安。 看到三位领导大驾光临，王加根以为调动有了消息，热情地搬凳子、敬烟、倒茶。所有的礼数尽到之后，他这才发现，来的三个人神情都有些异样，看他的眼光如同看怪物一般。 王加根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时，丁胜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孝天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问：“这篇报道是不是你写的？” 王加根一看是《愚蠢的约会》，回答说：“是的。怎么了？” 丁胜安懊恼地说：“你可捅了大篓子！惹了大麻烦！” 王加根莫名惊诧。 接下来，肖玉荣轻声细语了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她说，由于邹发松是自杀身亡，按有关规定，他死后是没有抚恤金和安葬费的。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领导同情他，更可怜他父母，就想做点儿好事，向孝天市教育局打了一份假报告。谎称他是因公出差，在武汉遭遇车祸，意外身亡，并且说他是独生子女。孝天市教育局收到报告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可了这一“善意的谎言”。领导们签字同意后，又把报告转给了孝天市劳动局和孝天市人事局。就这样，上面批下来一千元钱抚恤金。鉴于邹发松是“独生子女”，还决定每月发给他父母生活补助费八十元，直到他的双亲去世为止。这份报告刚刚批下来，《孝天报》就登出了《愚蠢的约会》这篇文章。 “市教育局长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后，暴跳如雷。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要求暂停发放邹发松的抚恤金。如果邹发松确实是自杀，不仅要取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还要严肃处理在这件事情中弄虚作假的当事人，以及犯官僚主义的干部。”刘福民接着说。 王加根听到这儿就慌了，赶紧申辩道：“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呀！我从来就没有听说你们向上面打什么报告，我完全是无意的呀！” 三个领导人都沉默不语。 好半天，肖玉荣才说：“我们相信你是无意的，连我都不知道还能申请这么多福利和照顾。” 刘福民也同意肖玉荣的观点，含糊其辞地说：“今天我们来找你，不代表组织。只是以我们个人的名义，来和你谈谈。我们也不是怕受处分，主要是考虑到对死者亲属的影响。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就是经济问题。邹发松的父母才五十多岁，假如再活二十年的话，每月八十元钱，你算算能领多少生活补助费。加上一次性抚恤金，超过两万元啊！你现在这么一搞，他们一分钱也得不到。你想想，他们刚刚失去儿子，如果再遇上这样的事情，对他们的打击该有多么大！” 丁胜安见王加根听后触动不大，就用威胁的语气提醒道：“邹发松的舅舅是牌坊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这件事要是处理得不好，你和小方恐怕在牌坊乡站不住脚！发松家离牌坊中学这么近，现在农村就是那么回事，他们是不会跟你讲什么道理的……” “也不能怪我们弄虚作假，碰到这种不幸的事情，谁都想给别人办点儿好事，多积点儿德。”刘福民继续侃侃而谈，“孝天城关中学有个教师，因家庭矛盾悬梁自尽了。上吊嘛，不会是别人把他挂上去的？说他死于心机梗塞，最后还不是按因病去世处理的！卧龙乡有个村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从桥上跳下去了。说他是为了植树造林，发生车祸而死的，如今办事情，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太认真。认真就吃不成饱饭，连水都没得喝的。” 屋子里烟雾弥漫，烟头忽明忽暗。 说话声，咳嗽声和喝水的声音营造出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像在举行一个重要会议和谈判。 听着几位领导苦口婆心的说教，王加根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些人规劝、诱导、威逼和恐吓，软硬兼施，肯定有他们的目的。 “挽回影响的措施不是没有。”刘福民终于回到正题上，“只要你在报纸上登个声明，说那篇文章与事实不符，我们就可以去市教育局解释。现在新闻报道失实的事不是没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组织，仅供你参考。” 三个人的目光都集中到王加根身上。 王加根完全被逼到了死角。 他再一次强调，写这篇通讯报道，自己主观上不存在什么恶意。他与邹发松前生无仇，后世无冤。虽然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关系还不错。他与牌坊中学、牌坊乡教育组和孝天市教育局的领导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不存在故意制造麻烦。但客观上，又的确是捅了篓子。出于同情，为邹发松的父母着想，他愿意写这个声明。不过，他写的声明能否见报，他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听王加根这么讲，三个领导人觉得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起身告辞，扬长而去。 第一百四十九章 逼良 王加根和几个领导人交谈的时候，方红梅先是在卧室里穿衣起床，给女儿穿衣服，梳妆打扮。接着又安排欣欣在客厅后面小隔间的书桌上写作业，她进厨房做早饭。 虽然她一直没在客厅里呆，但客厅里交谈的声音，她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也没有落下。直到领导们相继离开，她才黑着个脸出来见王加根。 夫妻俩站在客厅里，默默无语，发了半天的愣。 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他们感到束手无策。 “怎么办？你真的准备去《孝天报》发声明？”过了好一阵儿，方红梅疑疑惑惑地问丈夫。 “还能怎么办？不发声明，他们这些人都得受处分。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得罪了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教育组这些头头脑脑，我们夫妻二人将来还怎么在这里混？更重要的是，邹发松的父母领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烤熟的鸭子又飞了，会无端地失去两万多元钱。就算他们不恨我，我自己也于心不忍。听肖玉荣说，发松他妈至今还躺在床上，天天以泪洗面，一直没有出过家门。” 听王加根这样讲，方红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你干嘛要去写这些没有油盐酱醋的东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与自己屁不相干。要安宁不得安宁，想消停不能消停。偏要去捅马蜂窝，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你呀！还是太不成熟了，做事又固执。碰了那么多次壁，怎么就不长一点儿记性？真是狗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 王加根恼怒地瞪了老婆一眼。 “算了！算了！先吃饭。”方红梅马上转移话题，“面条早熟了，闷烂了就不好吃了。欣儿，作业等会儿再做。快吃饭！” 王欣答应着，从客厅后面的小隔间来到客厅。 方红梅走进厨房，把咸菜和馒头往客厅的桌上端，然后又返回厨房盛面条。 王加根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他拿了个馒头，味同嚼蜡地啃着，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交给报社的声明该怎么写。 “说自己道听途说？说自己胡编滥造？如果是那样，我王加根在公众心目中成了一个什么人？作为通讯员，那就是没有职业道德。坏了自己的名声不说，别人还会觉得我的品行有问题。以后哪家新闻媒体还敢用我写的东西啊？” 尤其让他觉得憋屈的是，他写的本来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更没有编造假新闻。要是现在空口白牙地说假话，故意自己打自己的脸，别人会不会同样觉得他不地道？看来，这声明不能写。写了，他就是在昧良心，是在干为世人所唾弃、又对他本人不利的蠢事。 “对！不理他们，也不去发什么狗屁声明。只要我没有说假话，正义总在我这边儿，看他们能够把我怎么样？如果他们继续威胁、逼迫和为难我，我就去告他们！就算我的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受到侵害，我也可以去公安局报案，到法院起诉他们！我不是一直想当律师么？现在正好实习一下。我还可以寻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和记者协会的帮助，到市委市政府去举报他们！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为我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地方。现在真正感到着急和害怕的，应该是他们。他们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看看平日趾高气扬的刘福民，一进我家，就做贼心虚地申明，他不代表组织，只代表个人。你敢代表组织么？组织绝不会让我去做颠倒黑白的事情。前段我想调牌坊乡法庭的时候，你故意从中作梗，让我的事情没有办成，今天我就是要给你制造一点儿小麻烦！” 王加根越想越亢奋，胃口居然也打开了。 他啃了两个馒头，又吃了一大碗鸡蛋面条，抹了抹嘴巴，就对老婆谈了自己的想法。不过，他的慷慨陈词并没有让方红梅产生共鸣。 方红梅问他：“你已经答应了别人去发声明，现在出尔反尔，难道不怕别人说你不讲信用？” “对他们这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家伙，有什么信用可讲？”王加根傲气地回答。 “但我总觉得，这样不是太好。”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你这么硬气地与所有人作对，我们以后真的就没有朋友了。还有邹发松的父母，你如何向他们交待？” “邹发松既然是自杀，这钱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得！特别是往后每个月八十元的生活补助，完全是基于欺骗才得来的呀！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取消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还向他们交待什么？”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合理不一定就合情。”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加根显出非常懊恼的样子。 方红梅分析说：“现在事情的关键，就是要认定邹发松究竟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他去武汉是办私事，还是因公出差？其实这两个问题，我们也是捡耳朵听别人说的，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你在文章中写得那么具体，肯定是不妥当的。另外，你所写的有些内容，也确实与事实不符。比方，你说他们撞车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左右。据去处理丧事的邹贵州回来讲，他们实际上是十二点钟撞的车。你说他们撞车的地点是汉口火车站北边，邹贵州却说是在汉口火车站的南边。” “时间地点有出入，在新闻报道里面很常见。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无关紧要。”王加根越听越不耐烦。 “我们就是在要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方红梅精明的指出，“声明还是要发，你不能落个不讲信用的名声。不过，声明的内容不要涉及实质性问题，只谈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王加根笑了：“那样的声明，跟不发声明有什么区别？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方红梅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是啊，声明发过之后，他们继续纠缠不休怎么办？ 两人默默无语地坐在客厅里，各自思考了了好半天。 他们最后商定，声明不用写得那么具体和明确，就简单的一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发表的《愚蠢的约会》一文与事实有出入，作者向当事人致歉。 不指明是哪些事实有出入，模糊处理，留一定的余地和空间。这样既实事求是，又兑现了对牌坊中学和牌坊乡教育组领导的承诺。至于声明能否起作用，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王加根写好声明后，骑自行车赶到花园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了《孝天报》社编辑部。 他之所以用挂号信寄出，一是怕弄丢了，再就是想留下收据和票根，好向那些纠缠他的人交差。 这天下午和晚上，王欣出奇的听话。她下午一直在背课文，吃过晚饭又开始写作业。 王加根以为女儿看出他遇到了麻烦，所以才不愿意打扰他。直到晚上准备睡觉时，才知道这个周末欣欣的家庭作业特别多，已经愁了她一整天。其中，数学老师出的题目最奇葩，要求学生练习写数字，从一写到一千。 刚刚入学的小朋友，写字本来就很慢，一千个数字要写完，得多长时间啊！ 到深夜十点钟的时候，欣欣才写了三百多。她哈欠连天，写一会儿，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接着再写，看上去相当可怜。 王加根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提出代替女儿写，但欣欣又不愿意，说爸爸写的字迹与她的不一样，老师看出来是要打板子的。 这是出的什么狗屁题目呀！完全不顾学生的死活。 王加根心里直犯嘀咕。身为教师，他知道老师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为了挤占学生贪玩的时间，批改作业一般比较马虎，有时根本不看内容，只在后面批个日期。 为了帮助女儿快点完成作业，他搬弄起了小聪明，教唆欣欣投机取巧。他让女儿的写数字的过程中，故意漏掉一些。比方，写完三百五十一，就写三百八十二，这样就可以少写三十个数字。 王欣不愿意听爸爸的，害怕老师打板子。 王加根拍着胸脯向她保证，老师批改家庭作业都比较马虎，绝对不会发现的！ 王欣实在是太困了，难以继续坚持往下写。万般无奈，就带着侥幸的心理采纳了爸爸的建议。 结果，第二天作业交上去之后，数学老师打了一个很大的对号。 那天部队抽水房广广黄的女儿妮妮也在做同样的数学作业题，据说整整写了一个通宵，最后老师也是打的对号。 这件小事让王加根感慨万端。 同样是写作业，一个投机取巧，一个老实巴交，最终的结果却完全一样。弄虚作假的能够腾出时间睡大觉，脚踏实地的却要忍受困倦和煎熬。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批改作业的教师不负责任。 邹发松的事情其实是一个道理，如果审查人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对上报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怎么可能出现冒领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这样的事情？ 王加根写的声明寄出去好几天，一直不见发表。倒是《法制日报》上公布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分数线。 他的总分超出合格分数线三十多分。 虽是喜讯，他还是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没有向外声张。 马上就可以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了，孝天市政法委的调令也快来了。真是双喜临门啊！ 王加根和方红梅满怀着希望和喜悦，无限神往地等待着。 有一天，肖玉荣突然问王加根：“小王，你那声明怎么还没有见报啊？” “谁知道怎么回事，我寄出去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你是邮寄出去的呀？这种事情，你应该直接送给报社。”肖玉荣略显不快地指出。 “行！那我今天下午就跑一趟。”王加根非常爽快地答应。 其实他去孝天城的真正目的，是办理律师资格证书的申领手续。 根据相关要求，他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大学毕业证书和律师考试分数单，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孝天市司法局。 填了一大堆表格，又留下带来的证件，手续就算办完了。然后，他来到市政法委，见到了年轻漂亮的楚科长。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哩。” 楚科长说，她拿着《商调函》去孝天市教育局调王加根的人事档案，市教育局没有给。 “为什么？”王加根问。 “听人事股汪股长讲，你最近好像犯了点什么事情，要等这件事处理完了再说。”楚科长不解地问，“你究竟犯了什么事情呀？” 王加根心里一沉。 他没有想到通讯报道的事情，居然会影响到他的调动，于是一五一十地说出了缘由。 楚科长听得目瞪口呆。 她说，这事看起来还真有点儿麻烦。曹书记天天催她，因为岁末年初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多，特别是年终总结和新年的工作计划，曹书记都指望王加根来弄。 “本来是蛮顺利的事情，没想到会节外生枝。”王加根非常遗憾地向楚科长道歉，“都怪我自己不成熟，社会经验不足，才惹出这样的麻烦。” 楚科长说，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只怪社会风气不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在市法院民庭的时候，有一个妇女来告状，想继承她养母的遗产。那妇女是从河北保定过来的，名字很好记，叫白素珍，与《白蛇传》里的白娘娘一个读音儿。如果依照法律，这场官司她肯定会赢。但如果她赢了，被告人一家四口就没有地方住，无处安身。结果，法院院长就提前给我们打招呼，叫我们不要受理白素珍的案子。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同情弱势群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必要太较真。” 听到这儿，轮到王加根目瞪口呆。 原来楚科长就是白素珍多次提到的楚法官！ 这也太巧了。他这才记起曹云安说过，小楚是从市法院调过来的。 王加根没有挑明他与案件当事人白素珍的关系，继续谈他的调动：“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只有等着呗。”楚科长无奈地回答，接着又安慰道，“这事你也不要怕。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毕竟你写的是事实，并没有说假话。加上这事市劳动局和市人事局都审查过了，他们不可能再全盘否定。” 王加根说，他还是去报社看看，声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孝天报》社编辑部，他见到了社会新闻版的责任编辑。 “这条新闻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读者的关注度也很高。”责任编辑听过王加根的介绍，对他的文章表示肯定，“收到你的来信后，我们专门派记者到牌坊乡和季店乡进行了调查，报道内容基本属实。至于时间、地点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并不影响报道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刊登那条声明。” 王加根有苦难言，恳求责任编辑，还是把那条声明刊登一下。 责任编辑显然不太高兴。 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报上出现假新闻，他们是要受批评的，奖金和福利也会受影响。 王加根不便道出事情的内幕，只好无奈地离开。 回到牌坊中学，他对肖玉荣如实相告：报社登声明的希望不大。 肖玉荣的脸色于是变得非常难看。 接下来的几天，牌坊乡教育组领导走马灯一样地来找王加根。催他，向他通报情况，说孝天市教育局马上就要收回邹发松的抚恤金批复，问报社那边儿有没有消息。 “现在我们还瞒着死者家属。如果邹发松的父母拿不到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又知道是你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人每次来，都要对王加根提出警告和威胁。 “听说你要调职了？”刘福民有一次突然这样问，“你到哪里去我们管不了！但话必须说清楚！市教育局汪局长昨天打电话通知我，要派工作小组到我们乡调查。你这件事不是小事呢！” 真是天大的冤枉！ 王加根再次向刘福民解释，调动之事早在邹发松出事之前就开始办理了，根本不存在他有意捅娄子。 “你必须尽快让声明见报。不然的话，乡教育组不会同意你调出！”刘福民态度非常蛮横。 王加根想说，报纸又不是我办的！怎么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登就怎么登？ 不过，他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应继续去做报社的工作。 应付走那些可恶的说客，方红梅又开始埋怨王加根。 她说，机会是你写东西创造的，也因为你写东西而失去；前途是你自己开创的，也是你自己断送的。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为了作最后的努力，王加根给《孝天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他说明了想刊登声明的真实原因，叙述了自己目前面临的艰难处境，希望得到报社的理解和支持。 第一百五十章 空喜一场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空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了。 报纸、广播、电视里每天是“沙漠盾牌行动”“沙漠风暴行动”“海上拦截行动”，相关报道铺天盖地。不过，王加根对这些热点新闻不感兴趣。他关注的只有《孝天报》，看他写的声明刊登出来没有。 天天等，日日盼。 直到快放寒假的时候，那十几个字的声明才出现在报纸的中缝。王加根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把那张报纸交给肖玉荣。 肖玉荣又带着这张报纸，骑车去牌坊乡教育组，送给丁胜安。 丁胜安如获至宝，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把那则声明裁剪下来，用胶水粘在写给孝天市教育局的《情况说明》上。 这份粘了“创口贴”的《情况说明》交上去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那份已经被收走的批复文件又重新下发了。 丁胜安带着批复文件和一千元抚恤金，以及四个月生活补助费，和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一起，送到了死者邹发松家里，算是给了他家一份春节大礼。 事后，丁胜安神神秘秘地告诉王加根，孝天市教育局已经同意办理他的调动手续。 王加根将信将疑，可又不敢轻举妄动。 直到春节过完之后，他才去了一趟孝天城。 来到孝天市政法委办公室，见楚科长笑容满面，他估计丁胜安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 “有惊无险！逢凶化吉！”楚科长突兀地冒出了这两个成语。 她接着又说，孝天市教育局和孝天市政法委已经在《干部调动呈报表》上签了字，市编委那边儿的章子也盖了。 “流程已经到了市委组织部。”楚科长如释重负地说，“总算有了点儿眉目，让我们静候佳音。祝你好运！” “谢谢！谢谢！以后还得楚科长多多关照。” “哪里话！既然是同事，我们互相帮助呗。” 两人正在客套，曹云安进来了。 王加根赶紧向曹书记问好。 曹云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突然又提议：“走！我带你去见见几个副书记。” 王加根诚惶诚恐，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曹云安。 楚科长也站起身来，跟在他俩的后面。 当曹云安郑重其事地把王加根介绍给孝天市政法委的几个副书记认识时，大家都热情地站起身，与他握手，表示欢迎。 他们还巧妙地拍曹云安的马屁，说曹书记慧眼识珠，为市政法委引进了一个大才子。 这样的气氛让王加根非常感动。 他暗下决心，来市政法委之后，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能给曹书记丢脸，不能辜负了曹书记的殷切期望。他要用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向别人证明，曹云安选择他是对的。 离开市政法委，走出市委大院，王加根也没怎么多想，就前往附近的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 汤正源是他进市政法委的引荐人，自然应该去向他报喜。 进了汤正源的主任办公室，王加根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调动进展情况。 “好嘛！这就叫好事多磨。”汤正源听完之后，兴奋地两手一拍，吓了王加根一大跳，“进了市委大院，可就前途无量了。哪怕混个科长，就能和我们局长平起平坐。” 王加根对官场上的职务级别没概念，听得似懂非懂。 “宰相的丫环七品官。在党政机关工作，衙门越高，前途越大。”汤正源继续侃侃而谈，“就拿我来说！虽是律师事务所主任，但论起行政级别来，只是个股级干部，还不如市政法委的楚科长。机关工作人员少，职数配备又充足，晋升的机会多，提拔起来比较快。你如果真的进了市政法委，最多两三年时间，就能提副科，比我的级别还要高呢。” “汤老师说笑话，这怎么可能？”王加根当然不相信。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汤正源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不信，我们可以打个赌。” 王加根就不再与他争辩了。 “事情办成之后，你得感谢一下人家曹书记，还有楚科长。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就免了。对他们两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得表示一下的。更何况，你将来在他们手下工作，一个是你顶头上司，一个是市政法委主要领导，都属于关键人物。不要舍不得花钱！破费几个，对你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汤正源又开始教导他的学生。 “这是肯定的！您同样应该感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然的话，我王加根成什么人了？”王加根豪爽地挥了挥手。 汤正源未置可否地笑了笑，脸上灿若桃花。 “对了！我还有件事请你帮忙。”他突然又对王加根说，“我们所的周律师，人很年轻，但官司打得特别漂亮。你看能不能在《律师世界》上写篇文章，吹吹他，宣传宣传，也算是为我们律所做广告。” 王加根说“愿意效劳”，而且表现出非常乐意的样子。 汤正源说，还是和上次写魏律师一样，弄篇人物通讯或者报告文学。 “没问题！”王加根扬了扬头，胸有成竹地打起了包票，“不过我要与周律师聊一聊，对他进行简单的采访。另外，还想看看他办的案子，最好是挑几份案卷给我用一下。” “这个我来安排！” 汤正源马上把周律师和管档案的小丫头叫过来，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事情安排停当了。 王加根采访过周律师，带上几本装订好的卷宗，就向汤正源告辞，到孝天地区汽车站坐班车回家了。 律师资格考试过线，邹发松的事情摆平，调动进展顺利。狂风暴雨过后，终于见到了彩虹。 王加根和方红梅这段日子的快乐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兴奋之余，他们又开始商量两人分开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其实，这些话题两年前就议论过了，现在属于旧调重弹。而且，同样有画饼充饥的嫌疑。只不过，两年前画饼子的前提，是王加根调往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而这一次，则是他调到孝天市政法委。 夫妻俩讨论的焦点问题，还是他们的宝贝女儿欣欣。 欣欣上学之后，他们已经去过几次邹肖小学，向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了解女儿在学校的表现情况。结果大家众口一词，对王欣赞不绝口。说王欣上课时总是手放在背后，挺着小胸脯，听讲非常认真。只要老师提问，她就抢着举手发言。语文数学作业都能够按时完成，而且正确率比较高。 “她完全不像四岁的娃娃！那些比她大好几岁的同学，都没有她自觉！”班主任老师欣慰地赞叹道。 王欣每天上学比较早，到学校后教室门还没有打开，就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等候。班主任老师碰到过几次后，就在班上提议，让她来保管教室的门钥匙，负责开门和锁门。 同学们还给她封了个官职：锁长。 虽然“锁长”算不上正经八百的班干部，王欣还是非常高兴。放学回家就把教室的门钥匙掏出来，向爸爸妈妈炫耀。因为怕把钥匙弄丢了，她还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根红丝带，穿在钥匙眼儿里，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神气得不得了。 从那以后，王欣上学就更加积极了。 早晨眼睛一睁开，就闹着穿衣服起床，催促爸爸赶快去食堂买馒头、打稀饭。敷衍了事地刷过牙，倒热水在脸盆里擦把脸，就急匆匆喝稀饭、啃馒头。有时连稀饭也不喝了，拿两个馒头，背上书包就往外面跑。 爸爸妈妈劝她不用慌，嘱咐她走慢一点儿。 “锁长”同学正色回应道：“同学们都等着我开门呢！我去晚了，他们进不了教室怎么办？” 上学是这么匆忙，放学回家也晚了。因为她必须等别人扫完地，锁好教室门才能离开。 秋去冬来。北风一吹，气温骤然下降。遇到雨雪纷飞的日子，王欣上学就成了一个大难题。首先是不知道穿什么鞋子。穿棉鞋，路上满是泥泞和污水，会把鞋子打湿了。穿雨靴，她坐在教室里上课，脚肯定会冻坏。这样的日子，王加根方红梅就得接送她。出门时，给她穿上雨靴，棉鞋由大人拎着。到了邹肖小学，再让她把雨靴脱掉，换上棉鞋。雨靴由大人带回家。离开时还要嘱咐她，上厕所注意不能把棉鞋打湿了。快到放学的时候，大人再带着雨靴去接她。有时遇到路上特别不好走，大人就必须把她背回家。 “你在孝天城里站稳脚跟后，就赶紧去为欣欣联系读书的学校，把欣欣带到城里去读书。”方红梅这样对丈夫讲。 王加根欣然同意，还说城里上学方便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教学质量比农村好。 等待调令的日子是难捱的，也是非常痛苦的。好在正值“接春客”的日子，教师们轮流作东，几乎每天都有酒喝。 今天这个同事家，明天那个同事家，每天下午放学后，大家骑着自行车就走。做东的教师早已筹备好了酒菜，客人们一到就可以吃喝起来。酒足饭饱，就开始打麻将、抹“扯胡”，一直闹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睡觉。 酒喝多了，王加根就管不住自己。 平时不打牌，此时却争着上场。抹牌的手艺又臭，每次都把身上带的钱输个精光，有时还欠有外债。话也特别多，而且口无遮拦。平时不准备讲的话，这个时候都会说出来。心里所有的秘密，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甚至说大话，吹牛皮，表现得特别张狂。他调孝天市政法委的进展情况，几天之后就搞得牌坊中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男人怎么都是这个德性？喝了酒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己不认得自己。做完客回到家里，王加根挨骂是铁定的。被方红梅骂过之后，他又开始反省，觉得自己的确太不象话了。他告诫自己，要谦逊。 “你并没有什么不了起，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骄傲的。为什么总是在言谈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感？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口出狂言，只会让别人看不起你。你王加根怎么变得这般没有涵养？” 这种癫狂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清明节，王加根的调令仍然没有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是王欣五岁生日。 方敬文和李华带着他们胖乎乎的儿子亮亮来到了牌坊中学。敬文说，为打听姐夫调动的事情，他去过一趟孝天市政法委，见到了楚科长。楚科长说，市里马上要开党代会，市委各部门的人事调动暂时冻结，要等党代会结束之后才开始办理。 “楚科长还说，曹书记有可能要调走”敬文最后补充道。 “曹云安要调走？”王加根心里一沉，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他要是调走了，我调政法委的事情会不会泡汤？” 那天晚上，王加根梦见自己抓了好多鱼，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征兆。 从报上看到孝天市党代会胜利闭幕后，王加根就心急火燎地赶到孝天城。 来到孝天市政法委，他首先碰到的是几个副书记。大家似乎都不认识他了，冷若冰霜地问他“找哪个”“有什么事”“干什么”，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热情。 见此情景，王加根预感就不怎么好。他来到市政法委办公室，见到了正在忙碌的楚科长。 楚科长与他打招呼时依然满面笑容，但说话的语气明显与上次不同。 “曹书记调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担任常务副院长了。”她有点儿惋惜地说，“你调动的事情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新来的书记对你不了解，明确表示政法委暂时不进人。”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就凉了。 “你也不用太难过。市政法委不要你，我准备把你推荐给市委其他部门，市委宣传部和市纪委都需要会写东西的人，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多余的编制。”楚科长说这些话，显然是为了安慰他。 王加根心里很清楚，曹云安没有办成的事情，凭楚科长的能力，不可能把他调进市委大院。他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就苦笑着离开了。 回家之后，王加根俨然大病了一场。 这次调动，本应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而且成功的希望又是那么大，结果还是成了黄粱美梦一场。失去的不仅仅是改行和进城，而是他后半生事业发展的机会。 “我怎么总是这么倒霉呢？总是差那么一口气儿，在最后时刻功败垂成！命运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捉弄我？” 冷静地分析一下，他觉得这次调动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写那篇倒霉的通讯报道，也许早就到孝天市政法委上班了。由于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耽误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碰上召开市党代会，接着又是市政法委领导调整……不过，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没写那篇通讯报道，如愿以偿调进了市政法委，曹云安还是会调走。赏识他的领导不在了，新来的书记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几个副书记会不会同样扮演变色龙？他在那样的环境里当差，又有多大的前途呢？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也许，他命中注定不能进党政机关，只能在牌坊中学这样的农村学校当个教师。那就认命！不要去做无谓的抗争。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王加根一直萎靡不振，情绪颓废。 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家里、在后院子里、在校园里、在校园外面的田埂子上到处游荡。什么事也不想干，什么事也干不成。懊恼，痛苦，郁闷。有时，他真担心自己会患上抑郁症。他经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开朗起来，高兴起来，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可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才能使自己平静、安静和冷静下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昏睡不醒。只要没有教学任务，只要家里没人吵，他就蒙头大睡。有时太阳还没有下山，他就上床了，直睡到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 夏天雨水明显增多，连续十几天阴雨绵绵。 这天，方红梅上完课回到家里，见王加根还躺在床上。 “你没去接欣欣？”方红梅吃惊地问。 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抽了自己一耳光，马上穿衣穿鞋，拿起雨伞往外面冲。当他顶着密集的雨点，跑过牌坊中学的围墙，看到雨雾茫茫的田野里，似乎有个小孩儿站在稻田里，弯着腰抱着东西，还可以隐隐约约地听见哭喊声。 待他跑近一看，那个小孩儿正是他们的女儿欣欣。 邹肖小学放学后，王欣左等右等不见爸爸妈妈来接她，就自己打着伞，顶风冒雨地一个人往家里走。她穿着红色深筒胶鞋，一哧一滑地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 进入田野，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她撑着的雨伞被风吹翻了面儿，带着她一起落到了水田里。雨伞打了几个滚儿，停在一片绿油油的禾苗上。 王欣站在水田里，漂亮的红胶鞋完全被泥巴所掩埋，浑浊的泥水灌进鞋里面。双脚怎么也拔不出来。她艰难地站起身，环视四周，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她担心课本被淋湿，努力地把书包从肩膀上取下来，抱在怀里，弯腰抵挡着风雨…… 欣欣的这个动作，一直深深地印在王加根的脑海里。 他满眼是泪地跑过去，一边安慰着号啕大哭女儿，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她从水田里“拔”出来。 第一百五十一章 离家出走 加枝出嫁两年多了，白素珍还没有见过她公公婆婆。如今又得不到她在美国的消息，白素珍就想去拜访一下亲家，看能不能从亲家那里了解一些张德林和加枝的情况。 从花园镇到hljhg市有两千七百多公里。可以坐火车前往，但不能直达，必须在bj、哈尔滨、js三地中转换乘。 白素珍拿定主意后，就到花园火车站买好了车票。她舍不得买卧铺，买的是硬座，花了四十三元六角钱。买过车票，她身上所剩的钱就不多了。因此，她不打算在路上买饭吃。 在花园镇街上买了些蛋糕、桃酥、饼干之类的副食，以及梨子、桔子、香蕉等水果，回牌坊中学之后，又让方红梅给她煮了十几个鸡蛋，带在路上作干粮。 当天上午十点三十五分，她所乘坐的北上列车就启动了。 站台上，王加根、方红梅和欣欣不停地向她挥手告别。 白素珍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次回湖北，她原本想了解一下儿子一家三口的生活情况，看需不需要她帮忙，有没有可能成为她将来安身的地方。经过这段日子的观察，她发现儿子媳妇虽然一天到黑比较忙，但生活却安排得井井有条。家务事也不是很多，上班时抽空就做了。欣欣听话又乖巧，虽说没上幼儿园，但与部队抽水房的妮妮玩得不知有多好。即使她一个人在校园里，也总是东的西的到处跑，根本就不需要大人带。 这样看来，她白素珍留在牌坊中学，实际上是个多余人。自己才四十二岁，总不能这么年轻就到儿子媳妇这里养老！ 这二十多天，她收到了从保定寄来的四封信。其中三封分别是老马、马红和马颖写来的，还有一封是部队干休所武所长写来的，盖有红印堂堂的公章。 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劝她回保定。不过，在语言表达上，又各有不同。老马痛哭流涕地哀求；马红花言巧语地哄骗；马颖发自内心的呼唤；武所长则是诚心诚意地劝告。 回不回去呢？白素珍非常矛盾。 老实说，对于bd市的那个家，除了小女儿马颖以外，再没有谁是值得她留恋的。马杰、马红、马军这三个“白眼狼”自不必说，老马呢？因为在这次家庭矛盾冲突中的表现，让她感到很失望，也算是彻底把他看透了。 不可否认，老马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对她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结婚十三年，从来没有骂过她一句，更没有动过她一手指头。平时总是把她的话当圣旨，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她说了算。有时明明觉得白素珍的安排不合理，他也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生活上，老马对她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体贴爱护，从来没有让她饿着冻着。遇到白素珍不高兴，或者生气发火的时候，他总是嘻皮笑脸地道歉，求老婆原谅，哄老婆开心。但老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文化水平不高，没什么本事和能耐。性格懦弱，没男子汉气慨。呆板、迂腐、蠢笨，不善于为人处世，没什么朋友。他说话办事丁是丁、卯是卯，很少开玩笑，不懂得幽默和风趣，又没什么业余爱好，从来没有在家里营造出愉快和欢乐的气氛。 白素珍初次与老马见面时，就觉得他是个没本事的人，年龄又比自己大那么多，所以根本谈不上对他有什么爱情。最后答应嫁给他，完全是出于同情和怜悯。看到他又当爹又当妈，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子女，日子实在是过得太艰难。 两人结婚之后，忙于上班，忙于家务，忙于抚养一大群孩子，也没有空闲审视他们的婚姻。老马过日子节俭，手脚勤快，性情温和，脾气又好。只要不上班，就在家里陪老婆，和白素珍一起忙得不亦乐乎。可事情再多，总还是有闲下来的时候。一旦闲下来不干活儿了，白素珍就感觉特别没意思。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也没什么话讲，日子过得枯燥乏味，干巴巴的。就连过夫妻生活，老马也是直奔主题，直来直去，完事了就倒在一边儿睡得象死猪。 白素珍是个不甘孤独和寂寞、有追求的女人，怎么可能满足这样的生活呢？她有时后悔自己当初想法太幼稚，错把同情当爱情，又心太软，嫁给了这样一个自己第一眼就看不上的男人。这次马杰带着未婚妻回保定，恬不知耻地向老人要钱，还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吵大闹，抵着干休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白素珍，打她骂她，甚至联合起马红和马军，要把她驱逐出家门。老马作为白素珍的丈夫，却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保护她，舍不得打他的子女一巴掌。这让白素珍特别失望，也特别寒心。她记得在迁西洒河桥的时候，马杰做饭时不小心把锅摔破了，老马就火冒三丈地抽了他一耳光。而现在，马杰用那么粗暴的行为对待她，老马反而无动于衷。这样看来，自己在老马心中的地位，连一口锅都不如！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列车经过十四个小时的运行，凌晨两点多钟停靠在了保定站。 白素珍眼望着站台上闪亮的站牌，心潮澎湃，热泪滚滚。这就是她生活了七年多的城市！这里有她朝夕相处的亲人！但她却不想在这里下车，去与她爱的人和爱她的人见面。 火车载着她继续北上，凌晨五点多到达bj站。中转签字及候车，花了三个多小时。重新上车后，又经过十个小时的运行，才到达哈尔滨火车站。因为火车站售票厅正在维修，不办理中转签字手续。白素珍只能按照广播通知的要求，坐七路公交车去滨江火车站。在滨江火车站转乘列车，于深夜十一点多钟到达js火车站。等了七个多小时，才坐上开往hg市的慢车。到达张德林家里时，已经上午十点半。 也就是说，这一趟出行路上整整花了三个昼夜。 德林他爸是煤矿工人。德林他妈是家庭妇女。德林他姐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张家人是第一次见到白素珍，自然都非常高兴和热情。谈起张德林和加枝，他们说收到的来信也很少。对德林两口子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也是两眼一抹黑。他们只晓得加枝已经怀孕了，预产期就在这两天。 白素珍听到这些，感觉非常失望。 天公不作美。自她来鹤岗之后，雨就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她耐着性子在这里住了四天，就坐火车回保定了。 干休所还是以前的干休所，家还是以前的那个家，但白素珍却不愿意继续在干休所的家里过日子了。回家的当天，她就清理自己的衣物，挑了一床铺盖行李，又拿了灶具和锅碗瓢盆等生活日用品，住进了她上班的红旗开关厂。 上班、做饭、睡觉、辅导马颖写作业都在工厂库房里。闲下来的时间，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去附近开垦的菜地里种菜、浇水，到厂房与围墙夹成的小胡同里喂鸡。 白素珍离家出走后，老马就把看门的工作辞掉了，一心一意地当“家庭主男”，给家里的三个孩子当保姆，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干各种各样的家务活儿。现在好不容易把老婆盼回了，没想到她又要与自己分居。老马的忧伤和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老婆搬回家里住，他每天都往红旗开关厂跑。苦口婆心，痛哭流涕，下跪求情，对天发誓，各种招数都用尽了，但白素珍丝毫不也为之所动。一筹莫展时，老马又求助于单位，让部队干休所武所长出面，带着马红和马军去向白素珍道歉认错，求他们的妈妈回家。 白素珍对武所长说，我不会稀里糊涂地回到那个家。回去或者不回去，我要征求我女儿加枝的意见。如果她同意我含垢忍辱地回去侍候她爸爸，将来老马死在我前面了，马家三兄妹再赶我走，我好去找加枝照顾我。现在加根和加枝都需要我帮他们带小孩，我没去加根那儿，也没去加枝那儿，却留在保定侍候姓马的一家老小，等老马去世后，我怎好意思再去找自己的亲生儿女？ 看到马红和马军垂头耷脑地站在她面前，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白素珍的气不打一处来：“我抚养你们十几年，你们竟敢当着你们父亲的面，辱骂我，污蔑我，对我拳打脚踢，大喊大叫要我滚。现在又装模作样地来认错，我知道你们并不是真心悔过，而是看你们的父亲在家里哭得可怜，想哄我回家，安慰和照顾你们的爸爸。我怎么可能上你们的当？你们走！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让人伤心的家。” 武所长好话说了一箩筐，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就这样，白素珍在红旗开关厂安营扎寨，真正做到“以厂为家”了。这段日子，马颖每天都要去她妈那儿。做完作业后，就陪妈妈说话，在库房里吃饭，跟妈妈一起挤在拼起来的“桌子床”上睡觉。 入夜，侍候马颖睡下后，白素珍却怎么也睡不着。 她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和痛苦。她脑子里想得最多的还是老马。如果就这样抛弃老马，她确实于心不忍。结婚十三年，老马总是把她捧在手心里，是那么的尊重和爱护她。虽然她不喜欢老马，但被人爱也是一种幸福呀。要是她狠下心甩开老马，外人说不定会误解和指责她。老马没有了她，肯定也活不长。可回到老马身边，她又天生一颗高傲的心，实在不愿意来去侍候那三个“小畜生”，连他们的面都不愿意见。 怎么办？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要让我夹在恩重如山与恩断义绝的人之间？叫我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为什么如此命苦，抗争了几十年，也没有能够摆脱厄运的纠缠。加枝啊！我的女儿。你做母亲了吗？生小孩还顺利？你给我生了个外孙儿还是外孙女？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妈妈写信呢？你可知道，妈妈是多么的爱你，得不到你的消息该有多么着急？我真想插上翅膀，飞到你身边。我要把马家三兄妹如何欺负和虐待我的情形讲给你听。我相信，你听后肯定会与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是不是这样？我心爱的女儿。你对妈妈还有这份感情吗？你还爱苦命的妈妈吗？ 眼看国庆节就要到了，老马这天吃过晚饭，又来到了红旗开关厂，约白素珍出去散步。 老两口沿着马路向前走，一直来到空军干休所大院里，找了个凉亭坐下来，开始促膝谈心。 老马说，他知道白素珍看不起他，不喜欢他，但他偏偏对白素珍一往情深。无论白素珍与他分居多么久，他绝对不会同意两人离婚。 “如果你一直不能原谅我和几个孩子，坚决不搬回家里住，我就去买几包老鼠药，把几个不成器的东西毒死！” “你可千万别干这样的蠢事！”白素珍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又气得声音发颤，大声地训斥道，“难道你把孩子们毒死了，我就会回家跟你好好过么？我坚持不回家，是因为受不了他们一起冲向我，辱骂、殴打、驱赶我的那种侮辱。我难以割舍你，不愿意放弃你，是因为你为人老实本分，待人真诚，道德品质好。如果你毒死了自己的孩子，说明你本质就变了，我更不会和你一起生活！”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能让你回心转意？”老马小孩子一般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眼前这个懦弱无能的男人，白素珍又开始心烦。 上帝啊！你为什么要如此捉弄人？让我阴错阳差、鬼使神差的遇上这么个没用的家伙？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打骂他老婆，竟然拿不出一点儿惩罚儿子的行动，想不出任何办法维护他老婆的尊严。只知道成天哭哭啼啼，像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娘们。我真是追悔莫及啊！恨自己心太软，恨自己考虑问题太单纯，恨自己过于忠诚这个家，恨自己没有偏袒自己的亲生子女。为了当一个受人称道的好后妈，我总是对家里的孩子一视同仁。结果，我无意识地得罪了亲生闺女加枝，让她误以为她在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里没有地位，感受不到母爱，所以才如此残酷无情地冷落和报复我。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为什么仍然下不了决心抛弃老马？未必他离开我真的就活不下去？要是他真的因此而过早地离开人世，我的良心肯定不得安宁。 白素珍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这样想过去，又那样想过来，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 她对老马说，要她回家也可以，但必须满足她几个条件。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听到老婆松了口，老马喜出望外。 白素珍说，她回家的日子定在十月一号。国庆节那天，上午八九点钟的样子，趁着部队干休所大院里遛弯和闲聊的人最多的时候，必须在门房那里举行一个欢迎她回家的仪式。 “行！你说这仪式怎么弄？” “你先去找辆板车，把开关厂库房我所有的东西都装上，再和马红、马军一起来接我回家。进部队干休所的时候，要燃放一挂长长的鞭炮，让院子里每一个家里都能听得见。” “行！”老马满口答应。 “你和我每人写好一份遗嘱，提出死后财产的继承方案。双方的遗嘱在我回家那天现场交换，由武所长和刘管理员当鉴证人。” “没问题！” “马红和马军那天必须当着众人的面跪在我面前，承认他们犯下的错误，并保证今后服从我管理，听我的话。” “行！就按你说的办。”老马全部答应了下来，接着又问，“鞭炮买两千响的够不够？” 白素珍想了想，又觉得买那么长的鞭炮太浪费，于是说：“买四百响的。只要大家都能够听到声音就行了，没有必要太铺张。” 老马露出一脸的坏笑，说：“我就晓得你舍不得花钱。” 白素珍也有点儿不好意思。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么？” 老马困惑地摇摇头。 “你呀！就是一个老笨蛋。”白素珍伸出食指，点了一下老马的额头，然后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她说，自己离家已经这么些天了，那么多人来劝她回家，她都没有答应。有些人觉得扫了自己的面子，就在背地里说怪话，甚至在老马的面前挑拨离间。特别是干休所卫生室的梅医生，居然认为她“得理不饶人”，还抵着她的面讲，差不多就行了，别给脸不要脸！如果她现在又不声不响地返回部队干休所，别人会在背地里取笑她。 “我把动静搞大点儿，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尊严。风光而又体面地回去，让那些幸灾乐祸的人无话可说！”白素珍这样讲。 第一百五十二章 调换工作 家里的危机刚刚解除，白素珍工作上又遇到了新麻烦——她上班的红旗开关厂因经营管理不善，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 新来的厂长姓水，其能力和水平跟他的姓氏一样，也“水”得很。他既不懂技术，也不会管理，还特别专横。厂里的规章制度全都成了摆设，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用公家的设备干私活，为个人捞外快。 由于白素珍管理库房有一定的经验，原则性又比较强，成了水厂长冒领原材料的拦路虎。水厂长上任没多久，就调整白素珍的工作岗位，不让她当仓库管理员，让她每天负责记考勤。 如今厂里接不到订单，工人们没活儿干，上班也是混钟点，好多人根本就不到单位里来。这种考勤记着有什么意义？再说，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就算别人迟到、早退、旷工，不遵守劳动纪律，你又能把别人怎么的？安排白素珍记考勤，明摆着是戏弄她。但一厂之长安排的活儿，她又不能不做。 每天一大早，临近上班的时候，白素珍就戴上个红袖箍，坐在厂门口的门房里，监督上班的工人签到。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她同样要守在门房里，看着下班回家的工人签退。按规定，她还得在工作时间去车间里抽查。拿着考勤册到处转悠，俨然是个领导人。 不过，别人见到她都起哄，还说些二五点子的怪话，嘲笑她。 白素珍因此觉得这差事真是没意思。耐着性子记了几天考勤，她就摞挑子不干了，赌气回到了库房。 新任仓库管理员见她回来，神情紧张地告诉她，库房的实物与账册对不上，好多原材料都不翼而飞了。 “怎么会这样？我走的时候跟你交接得清清楚楚，实物和账册怎么会对不上？”白素珍疑惑地反问。 现任库管员委屈地说：“水厂长来领原材料，经常不登记。有时还让我把钥匙交给他，他自己到库房里拿东西……” “怎么能这样？现在东西弄丢了，如何说得清楚？”白素珍非常着急，也非常生气。 她下决心要弄清楚那些东西的去向，还准备写控告材料，揭露水厂长侵占和偷盗原材料的真相。 当然，这段日子也有让白素珍高兴的事情，那就是马红出嫁了。 女婿叫张国强，是驻扎在bd市的现役军人，据说还是个连职干部，在师机关俱乐部负点儿责，能够弄到电影票。 找到这样的女婿，马红的娘家人就不愁电影看了，有时还能看文艺演出呢。 除了这些，小伙子其他各方面的条件也不错。 张国强是河北正定人，今年二十五，比马红大三岁。个头与马红差不多，皮肤黝黑，相貌算不上英俊，但脑瓜子活泛，办事干练，性格开朗，又能说会道，嘴巴子总如抹了蜜一样，特别讨人喜欢。 部队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离保定军分区干休所不远。结婚不久，张国强又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事情：把他老丈人介绍到了bd市税务局南市区分局看大门。 老马在部队干休所看门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必须守在门房里。现在在税务局看大门，与另一个人倒班，看一天可以休息一天。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半儿，薪水还是八十元。 另外，换个地方看大门，白素珍心理上的负担也轻一些。以前看到老马坐在干休所门房里，她心里就不舒服，面子上挂不住。毕竟老马此前是部队干休所的“一把手”，从所长突然变成个看门的，她心理上有点儿难以接受，感觉疙疙瘩瘩的。现在老马去外单位看大门，眼不见，心不烦，不会天天让她觉得难堪。 南市区税务分局离他们家也不是太远，骑自行车大约需要十五分钟，步行过去也就半个小时。老马多数时候是骑车，时间充裕就徒步走，遛遛弯儿。上班的路上，既锻炼了身体，又看了风景，一举几得，相当惬意。 税务局工作人员听说老马退休前是正团职军官，都惊奇得吐舌头，嘴巴子张得老大。正团职相当于党政机关的县处级，比他们的分局长还要高一个级别，可以与bd市税务局长平起平坐！他们因此对老马特别尊敬。进进出出总是主动与老马打招呼，与他搭讪拉家常。 还有一些好心人，遇到税务局分大米、食油、水果、卫生纸之类的东西，干脆把自己那份送给老马。几位分局领导更大方，收到别人送来的礼品，如果看不上眼，就直接丢到门房里，叫老马拿走。 老马喜得眉开眼笑，回家自然也会发一阵感叹，说税务局这样的单位就是好，工资高，福利好，各方面的条件又优越，比工厂商店这些单位不知要强多少倍。 “你又没本事把我调到税务局！还不只有羡慕别人的份儿！”白素珍揶揄老马，“别说税务局，连效益好一点儿的工厂都进不去。对了，你能不能找税务局长求求情，让他帮我换个上班的地方？红旗开关厂要死不活的，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 这段日子，白素珍已经串连了好些个同事，鼓动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找南市区党政领导，要求撤换损公肥私的水厂长，把他撵走，齐心协力挽救红旗开关厂。可是，大家都不怎么积极。 他们认为，告状不会有什么结果，南市区党政领导根本就不会管，因为水厂长早就把那些党政官员买通了，喂饱了。如果工人去告他，弄不好还会惹火烧身。没有过硬的关系和后台，是不可能把水厂长告下的。 鉴于这么个情况，白素珍就不想在红旗开关厂呆了，希望老马帮她重新找个工作单位。 老马听过白素珍的牢骚，没有吭声，内心里却觉得老婆的提议可以试一试。管他成不成？求情也没什么丢人的。更何况，也确实找不到其他的门道。总不能又去麻烦人家张国强！女婿在部队，与税务局可能有些来往，与工厂不会打什么交道，就不要再让娃娃为难了。 红旗开关厂关门倒闭是迟早的事情，不如早作打算，免得到时又遭老伴儿的埋怨。说不定税务局长真能把老伴儿弄到一个好单位上班呢！有了这个想法后，老马就在一天早晨，把提前来上班的税务局长拦住了。他满脸通红，吞吞吐吐向局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税务局长听过之后，居然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南市区税务分局征收管理股的朱股长来到门房，非常客气地对老马说，根据局长的指示，他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工作单位——bd市制线厂。 “如果白阿姨愿意，可以直接去报到。”朱股长胸有成竹的对老马说，“就说是我介绍的就行了。” 老马高兴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接连道了好几声谢，说事后一定要感谢朱股长。 朱股长连连摆手，微笑着离开了。 老马回家后就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老婆。 白素珍随即兴致勃勃地到保定制线厂报到。出她意料的是，保定制线厂厂长对她并不热情，甚至表现得非常冷淡。 厂长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因为她年龄比较大，又没有相关工作经历，制线厂本来不愿意接收她，只是碍于税务局朱股长的情面，才不得已答应了。 这席话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白素珍的热情，也凉透了她的心。她暗自叫苦，估计制线厂也不会给她安排什么好岗位，事后还得花钱酬谢别人。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自己成了“亡国奴”！她越想越生气，恨死了那些把红旗开关厂搞垮了的人。狗日的水厂长！欠着老子好几个月的工资没开，还有一千元的集资款没退。老子会慢慢找你算账，不会善罢甘休的！ 白素珍被安排到bd市制线厂三车间当挡车工。 她拿着人事科开的介绍信找到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带她去见班组长，班组长安排了一个师傅带她。 这就算正式上岗了。 挡车工上班时得站着，还要围着机器两头跑，劳动强度比较大。上午四个小时下来后，白素珍累得腰酸背痛，两条腿如筛糠一般发抖。中午下班回家时，她连自行车都骑不动。 路上，正好遇见与她同时调进保定制线厂的一个年轻女工，据说与厂长有什么关系，被安排在包装车间，活儿比她轻松得多。 白素珍心里不平衡。回家一进客厅，就坐在沙发上号啕大哭，委屈的泪水哗哗直淌。 同样是女工，同样是新人，别人二十六岁能够干轻松活儿，而她四十三岁了，居然被安排去干挡车工。太不公平了！太欺负人了！ 正在厨房里做饭的老马来到客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听过白素珍的诉说，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 “不干了！不换岗位我就不干了！挡车工我实在干不了。”白素珍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她强忍着浑身的酸痛，也顾不上吃午饭，赶着写了张请假条，又给制线厂厂长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干不了挡车工，要求去包装车间，或者去厂幼儿园带孩子，当个看大门的也行。 她把请假条和信交给老马，让他送到厂子里，说下午她不去上班了，在家里等消息。如果他们坚持让她当挡车工，她就把人事档案要回来，继续呆在红旗开关厂，听天由命。 老马也没什么好主意，只好按老婆说的去办。 吃过午饭，白素珍想好好地睡一觉，恢复恢复体力。可躺下之后，整个右半边儿的身体感觉特别不舒服，头部、腰、胳膊和腿都疼痛难忍。她又把马颖喊过来，让小女儿帮她在身上贴膏药。脖子上贴两张，腰上贴三张，大腿上贴两张。直到天黑时，才感觉轻松了一些。 第二天，她也没准备去上班，一大早就提着切好的蔬菜和玉米面儿，去红旗开关厂喂鸡。她人虽然离开了开关厂，鸡还一直养在工厂里。部队干休所大院不让养鸡，也确实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 她来到养鸡的那条胡同里，突然惊得瞪大了眼。鸡笼里那些下蛋的母鸡，一夜之间竟然死了五只！还有一只站立不稳，奄奄一息。 她心痛死了！ 喂过鸡之后，把五只死鸡和那只病鸡带回了家。找出红霉素和黄连素药片，给那只病鸡各喂了半片儿，又用手捻了捻鸡脖子和鸡胃，再把它关在阳台上。接着她就烧开水，打理那五只死鸡。拨毛后，把它们一只只地剖开，也没有发现内脏有什么问题，弄不清这几只鸡暴死的原因。 到底染上了什么病？这种病死的鸡能吃吗？吃了之后会不会出问题？白素珍非常纠结。扔掉，觉得太可惜；不扔呢，又担心吃了中毒，或者感染上什么疾病。全部卤了！用滚烫的开水多煮些时间，高温消毒，或许就能够把病菌杀死。 想到这儿，她拿纱布包了些卤料，找出家里用来卤菜的那个大瓦罐，开始一只只地卤鸡。 在卤鸡的同时，她又抽空给那只病鸡喂了两次药。到了下午，奇迹出现了，那只本来病病怏怏的鸡，中午就来了精神，在阳台上到处跑，咯咯咯地唱歌，竟然还下了一颗蛋！ 白素珍从医治病鸡的实践中受到启发，把那五只死鸡卤完后，就带上家里所有的药片，来到红旗开关厂。 她给鸡笼里所有的鸡都喂了药——有病治病，没病预防。 忙完鸡的事情，就到了下午五点钟，她还得去菜地浇水。 一天时间，就这么忙忙碌碌地过去了。 晚饭之前，她拿自己做试验，提前吃了些卤鸡肉，看看会不会中毒。吃的时候，还是有点儿提心吊胆，但过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不良反应。她这才敢让家里其他人放心大胆地吃鸡。 白素珍继续在家里等待保定制线厂的消息。 这样的日子，她总是感到难受，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心里也特别烦。没有班上，也不想干家务，无心看书，连日记也懒得写。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出门更是失魂落魄一般，游游荡荡，不知道去哪儿是好。不晓得生活该怎么过，脑子里乱七八糟地胡思乱想，吃不香，睡不好。 三天过去了，制线厂既没有派人来，也没有带信儿，别人根本就不理她。 到了第四天，她确实等不下去了，只得硬着头皮来到单位，去找厂长龙世才。 龙厂长明确地告诉她：“除了三车间挡车工以外，再没有其他空余的岗位。你想干，就老老实实地上班，不想干，可以走人！” 听龙厂长语气这么强硬，白素珍又没有胆量要自己的人事档案。 有什么办法呢？别人明摆着就是故意排挤你，欺负你是随军家属，欺负你是外地人，欺负你是“亡国奴”。你本来就是托税务局的人说情，别人被逼无奈才答应接收的，你还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白素珍怏怏不乐地向龙厂长告辞，重新到三车间上班。但干了两个多钟点，她确实坚持不下来。头发昏，眼发花，几次差点儿晕倒。 带她的那位师傅提示道，调整工作岗位这种事情，不一定非要找龙厂长。龙厂长里里外外那么多事，一天到黑该多忙，怎么可能管得那么细呢？车间之间的人事调动，只要生产科长同意就行了，调令也由生产科长下。 “真的吗？哪个是生产科长？”白素珍又惊又喜，急着向师傅打听。 “生产科长姓张，就是那个走路一跛一拐的男人。我们都叫他张瘸子。” 白素珍顾不上上班了，再说，她也确实没有体力继续干下去。她跑到工厂大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包“石林”牌香烟，大步流星地朝制线厂生产科走去。 张瘸子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见到白素珍，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问她不在车间里好好上班，到生产科来干什么。 白素珍慌慌张张地掏出两包香烟递给他。 张瘸子脸上即刻阴转晴，笑着说：“白师傅不用这么客气。” 说话的同时，他已经把香烟塞进了抽屉。 白素珍趁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两包烟就让我给你换工作？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张瘸子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贪婪，说这话时，甚至显得理直气壮。 天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索贿吗？白素珍会意地承诺，事情办成之后，她再好好感谢他。 “行！那你等着。有合适的机会，我给你换个轻松一点儿的活儿。”张瘸子说完，继续喝茶，看报纸。 白素珍回家对老马讲起这件事，老马也很气愤。但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适应。 老马甚至觉得，应该马上给张瘸子送礼。现在的人都很实际，不见鬼子不挂弦，不见兔子不撒鹰。在没有得到好处之前，他是不会给你调整工作岗位的。 白素珍也同意。说还有两天就是端阳节，正好借恭贺节日的名义，上一趟张瘸子的家门。 他们把家里的鸡蛋拿了五十个，又去商店买了十个大粽子和一条“红山茶”香烟，夫妻俩趁着夜色送到了张瘸子家里。 张瘸子见过他们送来的东西，喜得眉开眼笑。不过，口里还是客套地推辞，说没这个必要。 他当场表态，等端阳节过后，白师傅就可以去包装车间上班了。 第一百五十三章 送礼求人 过完端阳节，白素珍兴致勃勃地到包装车间报到。 车间主任却说，必须见到调令才能接收她。 她又赶紧跑到生产科，找张瘸子开调令。 “调令？”张瘸子为难地说，“生产科只负责抓生产，开调令是人事科的事情。” “那你跟人事科说一声，让他们把我的调令开了呗。” “我哪儿有那么大的权力啊！生产科和人事科平级，他们不可能听我的。”张瘸子实话实说，“以往车间的人员调配比较随意，没听说要什么调令。要不，你去人事科问一下。” 白素珍于是来到制线厂人事科。 人事科长答复，没有得到龙厂长的指示，他们是不会随便开调令的。 在人事科碰了壁，白素珍又回到生产科找张瘸子。 张瘸子思忖片刻，突然问：“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龙厂长？” 白素珍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新来乍到，以前根本就不认识龙厂长，怎么可能得罪他呢？她于是把自己调动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这就对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张瘸子听完后，举起右手在桌面上拍了一巴掌，把白素珍吓了一大跳，“龙厂长最反感你这种借势压人的做法，他有抵触情绪。”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白素珍感到很为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你只能去找税务局的朱股长，其他人说话，起不了什么作用。” 听过张瘸子的分析，白素珍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回家与老马商量怎么办。 商量来，讨论去，最后决定，买些礼物去朱股长家里拜访。 吃过晚饭，她安排马颖在家里写作业，并强调，作业没写完不准看电视，然后和老马一起出了门。 夫妻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税务局宿舍大院。在门卫的指点下，他们弄清楚了朱股长的住处。可找到三栋二单元，发现楼道里黑咕隆咚的，路灯居然都不亮。两人扶着楼梯，摸黑来到朱股长的家门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马把沉重的礼物放在地上，举手敲门，但好半天没有听到动静。他又大声喊“朱股长”，屋里仍然没有答应声。 “他肯定在税务局打牌。”老马知道朱股长喜欢打麻将，经常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单位食堂里吃晚饭，然后和同事们一起搓。 “那怎么办？”白素珍问。 “你在这儿等着。我骑车去税务局找他。”老马一边说，一边扶着楼梯往下走。 “老头子！你不用慌。小心一点儿，别摔着了。” “知道。你等在这儿，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就回来。” 看着老马下楼的背影，白素珍心里五味杂陈。一个部队退休的正团职干部，为了自己的老伴儿拥有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还得低三下四地求人。这是什么世道啊！ 她在漆黑的楼道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老马才气喘吁吁地返回。 “税务局每一层楼我都找过了，没有看见朱股长。”说这话时，老马如泄气的皮球。 “算了！回家。”白素珍恼火地发脾气，“不送了！” “那怎么行？礼肯定是要送的。”老马态度非常坚决，“我们明天晚上再来。” “你明天晚上不是要上班吗？” “上班也没关系。你让马军晚上七点钟到税务局顶我一会儿，我们七点半再到这儿来。”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晚饭后，白素珍打发马军去税务局替他爸看门，自己在家里等老马。可到了七点半，老马还没有回来。一直等到八点钟，仍然不见老马的身影，也不见马军回家。 怎么回事呢？白素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老马在路上出车祸，于是赶紧锁上门，下楼去寻找。 沿着通往税务局的街道走了好半天，没有会到老马。白素珍脚上穿的是半高跟皮鞋，走起路来感觉特别不舒服，又担心自己一时眼花没看清人，或者老马走了其他的道儿，两个人在路上错过了。她又折转身往部队干休所走。回到家里，依然没看见老马。 白素珍的心脏急速地跳起来。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时不时到阳台上，往干休所大门的方向望。后来又跑到楼上刘管理员家里，借用他们家的电话。可电话拨过去，税务局那边儿总是“嘟嘟嘟”的忙音，怎么也打不通。 白素珍万分焦虑地返回家里，叫马颖去干休所总机室试一下。 马颖常到总机室与话务员女兵作伴儿，有时晚上还在那儿睡觉，与话务员女兵比较熟悉。她出去十几分钟就返回了，告诉她妈，电话已经打通了。她爸说，税务局长还没有下班，估计是在楼上开会。他不敢让马军顶替他看门，因此脱不开身，今天就不去朱股长家里了。 “那马军怎么没有回？他去哪儿了？怎么不回来把个信儿？”白素珍非常生气地问。 马颖说，这个她爸没有讲。 马军当然有马军自己的事情。这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一直没把学习当作一回事。他抽烟、喝酒、打牌、睡懒觉、唱歌、跳舞、看电影、看黄色录像，与那些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没什么两样。白素珍一直在努力地管教马军，逼着他走正道儿，但他根本就不听，还把管他的白素珍视为毒蛇、蟾蜍和蝎子。 一个要管，一个不服管。导致母子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冲突，闹得鸡犬不宁。当白素珍安排马军去顶替他爸看门时，他心里就老大不痛快。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计划，准备晚上去约王娜看电影。 王娜比马军大四岁，又是个女孩儿。虽然同住部队干休所大院，他们以前的交往并不多。自打王娜与马红成为好朋友后，马军和王娜的接触才多了起来。 王娜人长得漂亮，平日打扮得花枝招展，女妖精一般。思想观念又开放，特别喜欢与男孩子一起混。尽管部队干休所的大人们对她的评价不怎么好，背地里骂她是女流氓，但年轻的男生还是喜欢她，请她下馆子吃饭，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在她面前讨好，恬不知耻地想泡她。 就说马军！因为有个在驻军部队当官儿的姐夫，他就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时不时约王娜看电影，看文艺演出。两人这段日子打得正火热，有点儿如胶似漆的味道。 白素珍安排马军去税务局顶替他爸看大门，无疑坏了他的好事，但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老实说，他还是有点儿怵他妈，惧怕这只“母老虎”，不敢与她发生正面冲突。 当他万分不情愿地来到税务局时，老马又说不需要他顶班了。马军求之不得，高兴得心里乐开了花。他转身就往军人俱乐部那里跑，去找姐夫张国强弄电影票。 那天晚上，马军和王娜一起看完电影后，又去看了几个小时的。直到转钟两点多钟，两人才一起回到部队干休所。 白素珍半夜起来给马军开门时，问他为什么搞得这么晚。 马军不理不睬，什么也没有回答。径直进入他的房间，衣服不脱就睡了。 白素珍见他这个样儿，气得浑身直哆嗦。深更半夜的，她也不想与马军多计较，免得吵到隔壁三家不安宁。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回到卧房，躺在床上，可再也没有一点儿睡意。 马军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她觉得自己还是有责任。因为这一年多来，她接受外人的建议，放松了对马军的管教。再不能够这样了！不能因为自己是后妈，怕马军仇视和怨恨，就对他放任自流。如果继续任他胡作非为，他说不定就会变成流氓阿飞，走上犯罪的道路。 天亮之后，想到马军夜里回得那么晚，白天又要去上学，怕影响他学习，白素珍就忍着，不准备与他谈话。侍候他和马颖吃过早饭，就让兄妹俩上学去了。 白素珍切好蔬菜，拌了些玉米面，准备去红旗开关厂喂鸡。 这时，老马正好下班回来了。 “马军呢？”老马表情严肃，一进门就气呼呼地问。 “上学去了。” 老马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色相当难看。 “怎么了？”白素珍问。 “我刚才进干休所大门时，门卫把我拉进屋子里，告诉我，马军昨天晚上转钟两点多钟才从外面回来，还是和王娜一起回的。” “什么？他昨天晚上和王娜在一起？”白素珍也惊得大喊大叫。 老两口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贪玩，不学习，抽烟，打牌，喝酒，唱歌，跳舞，看……马军的这些坏毛病，他们时管时不管，可是一样也没有管下来。现在，他居然与王娜这个女流氓在一起鬼混！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看来，再不好好管管确实不行了。 中午放学后，马军刚放下书包，老两口就开始对他进行审问。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怎么那么晚才回家？晚上和谁在一起？” 马军一言不发，甚至挑衅地问：“我能够不回答你们这些问题吗？” “不行！你必须回答！” “我都十九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你们凭什么还想把我绑在裤腰带上？粗暴地干涉我的人身自由？” “那你说说看，我们哪些地方管得不对？”老马问。 “你们管得都对，但我就是不愿意听！我求求你们，从今以后，再不要管我行不行？” “不行！这是办不到的。”白素珍义正词严地指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工厂还有组织纪律呢！你生活在我们这个家里，就必须遵守家里的规矩。想胡作非为是不行的！我是你养母，不是你后妈。假如我嫁给你爸时，你就有十九岁，我可以不管你。但我当初来到这个家时，你只有三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抚养长大的，我有责任把你教育好，也有权利管教你！如果你不服从管教，你现在就离开这个家，自谋生路！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将来老了，饿死也不会去找你。” 马军并不服气，质问白素珍：“你总是要管理这个，要教育那个，但你问问自己，你把谁管好了？哪个又服你的管？你是管好了加枝？还是管好了马杰？还是管好了马红？” 白素珍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应答。 过了一会儿，她又强词夺理：“不服我管，那是你们不知好歹。服不服是你们的事情，管不管是我的事情！只要你在这个家里一天，我就要管到底！” 马军不再继续争辩，也不吭声了。 他拎起自己的书包，回到他睡觉的房间。打开录音机，开始听流行歌曲，还故意把音量开得大大的。 …… 这样的争吵，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每次都和今天一样，不仅没有任何效果，还闹得全家人不快活。 晚上，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白素珍和老马又提起那一大篮子礼品，再次从家里出发。还是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前往税务局宿舍区找朱股长。 结果，朱股长家的门还是没有敲开。 两人垂头丧气地从宿舍楼上走下来。 白素珍把礼品篮挂在自行车龙头上，推着车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想到自己只是想做一点儿苦力活儿，还要这样低三下四地求人，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花钱买东西送礼，她就感到非常委屈。 怪只怪糊涂的老马！他为什么要自作主张，谎称自己有病，要求提前退休？如果他没有退休，还是部队干休所所长，别人怎么敢这样欺负我？想到这儿，白素珍又怨恨地瞟了一眼身边的老头子。 老马推着自行车，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可能是因为骑车和爬楼受了累，他一直在不停地喘粗气。加上礼品没有送出去，他急得满脸通红，额头上渗出不少的汗珠。 白素珍知道，老头子是怕她在制线厂吃亏，才固执地坚持送礼。意识到这一点儿，她又心疼起老马来，觉得老头子也怪可怜的。 老马十六岁应征入伍，南征北战几十年。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虽说生活在bd市，但没有亲戚朋友，孤苦伶仃。孩子养了一大群，可没有一个孝顺他。尤其是马军，总是故意做事惹他生气。而她这个当老婆的，也总是因为他不会为人处世而抱怨。遇到孩子们不听话，就把气往他身上撒。老马简直就成了她的受气包。 如果长此以往，本来身体还健康的老马，说不定会气出什么疾病来的呀！老马已经进入晚年，看在十几年夫妻的情分上，看在他对我一直忠心耿耿的表现上，我应该多体贴关心他，好好地照顾和爱护他，尽一个做妻子的本分，让他享受人世间的温暖，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 逛到九点半，他们再次来到税务局宿舍楼。 谢天谢地！这次朱股长家里有人。不过，只有朱股长的老婆一个人在。他们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与朱夫人闲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候。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朱股长才回来。 白素珍开始向朱股长倒苦水，提出想去制线厂包装车间的想法。 “行！我明天去找你们龙厂长，争取把你安排在包装车间。”朱股长答应得非常爽快。 几天后，白素珍终于拿到了调令，再次兴冲冲地到包装车间报到。 车间主任看过她的调令，算上勉强接收了这个“兵”。奇怪的是，主任并没有把她分配到哪个班组，而是安排她在车间里做卫生。 做卫生就做卫生！这些活儿难不倒她。白素珍每天都在家里干，事情简单，不需要从头学，不需要动脑子。虽然脏点儿、累点儿，但不像档车工那样固定地站在一个地方。 每天上班后，她先拖地，再抹窗户。干完这些，再去帮各班组搬运箱子，给车间的工人打开水。完全没有空闲的时候。这样干了一个星期，车间主任又把她叫到办公室，说厂里没有设清洁工这个岗位。做了事情，没办法开工资，又把她安排到一个班组，叫她学着去包线。 “包装车间实行计件工资制。每人每天定额五千个。完成定额拿基本工资，超额有奖，达不到扣钱。”班组长简明扼要地介绍。 白素珍从来没有干过这活儿，第一天只包了一千三百个。 从第二天开始，包线数量逐日增加。到了两千个左右，增长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而两千五百个，则成了她的“天花板”。也就是说，无论她怎么拼命，每天只能完成定额指标的一半儿。 没办法，自己已经努力了。扣钱就扣钱！总比在红旗开关厂拿不到工资要强。 进保定制线厂第一次发工资，白素珍只领到了九十九元钱。虽然这个数目是同班组工人中最少的，但她还是比较满足。下个月再努把力，收入就可以超过一百元！ 加根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还拿到了大专文凭，每月的薪水还不到一百元钱哩！自己小学毕业，又是四十好几的人，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钱，已经相当不错了。 调整好心态后，白素珍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争取在新的工作单位开辟一片新天地。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随人所愿，仅过了一个星期，她又遇到了一件倒霉的事情。 第一百五十四章 因伤请客 这天吃过早饭，白素珍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路上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和行人混杂在一起，行进速度很慢。 白素珍推着车子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刚刚重新上车，就被后面冲过来的一辆自行车撞翻了。她连人带车倒在路上，感觉两眼金星直冒。自行车也倒在她身边，后轮子还在不停地旋转。 撞她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因为车速太快，冲出好远才把车子停下来。他扶着自行车，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想走又不敢走，口里说自己上班要迟到了。 白素珍带着哭腔责问他：“迟到了又怎么样？你总不能撞了人，就这样走了？” 围观的群众也纷纷谴责那个小伙子。 保定制线厂生产科长张瘸子这时正好从后面骑车过来。他吼了那个小伙子一句，命令他把白素珍扶起来。 小伙子赶紧架好车，跑到白素珍身边，一边扶她，一边说对不起。 “怎么样？需不需要去医院？”张瘸子关切地问白素珍。 她站起来试着走了走，又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没太大问题，就训斥了那小伙子几句，叫他以后骑车不要那么冒冒失失的。 小伙子点头称是，逃跑似地离开了。 张瘸子见此，也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 白素珍再也不敢骑车了，只好推着车子慢慢地行走。 到工厂后，她上午坚持干了半天活儿，下午又坐着包了半天线，一直坚持到下班。 回家之后，她感觉屁股和尾骨痛得实在难以忍受，就让老马骑上自行车，送她去医院看医生。 经x线影像检查，她的尾骨已经脱位，而且比较严重。 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平时少坐少站立，尽量躺着。并且说，像她这种情况，至少要休息一百天，能不能上班，视情况而定。 到保定制线厂上班才一个多月，就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白素珍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虽然有病历和医生的休假证明，但她还是惶恐不安，害怕制线厂领导不批准，工人们对她另眼相看。如果真的休假，又担心单位不开病休期间的工资，而且害怕自己的岗位被别人顶替了。 老马安慰她说：“你是上班路上摔伤的，应该算工伤。他们没有理由扣发你的工资。” “规定是规定，可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执行。”白素珍每想起这件事情，总是提心吊胆。 可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她大着胆子在家里休息，有一个多月没有去厂里。 这一个多月，工作单位对她不闻不问，既没有派人来探望，也没有通知她去领工资。 快两个月的时候，白素珍实在不敢继续在家里休息了，勉强支撑着身体，来到保定制线厂。 果不其然，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厂里对她病休期间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开，还把她从包装车间调回到三车间，要她重新去干挡车工。 从班组长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白素珍马上去找车间主任。说明自己是在上班路上受的伤，厂里这么做不妥当，对她不公平。 车间主任问：“谁能证明你是在上班路上受的伤？” “张瘸子！”白素珍果断地回答，“他那天上班就在我后面。看见我被别人撞倒了，还命令那个撞我的小伙子把我扶起来。” “那你去找张瘸子！”车间主任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停发你工资的通知就是他下的，让你回三车间的决定，也是他作出的。” 听到这儿，白素珍转身就走，怒气冲冲地直奔生产科。 见到张瘸子，她劈头盖脸就问：“是你让他们不发我工资的？是你让我回三车间当挡车工的？” 张瘸子没有应声。 “你亲眼看见我在上班的路上被别人撞倒，你明知道我年龄大了，眼睛又不好使，干不了挡车工，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张瘸子说，这是龙厂长作出的决定，他只是下达通知。 白素珍于是又气冲冲地去找龙厂长。 龙厂长听过她的诉说，叫她去楼上找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岳威。 白素珍把“岳威”听成了“叶威”。因此，在与岳威的交谈过程中，她一直称岳副厂长为“叶副厂长”。 “这事你去找龙厂长！”岳威不耐烦地对她说。 白素珍一听就火了：“龙厂长让我来找你，你又让我去找龙厂长。你们这些当领导的，总不能把我当成皮球，踢过来又踢过去？” “谁把你当皮球踢了！”岳威恼羞成怒，“不错，我是分管生产的副厂长。但你从三车间调到包装车间，也没有通过我呀！你进厂也好，调换车间也好，我连信儿都不知道，你还不是照样把事办成了？以后凡是涉及到你的问题，你直接去找龙厂长解决！” “叶副厂长，你是不是有思想情绪啊？”白素珍直截了当地问。 “我有什么思想情绪？莫名其妙！” “那我工作上的事情，你总得给个意见。” “怎么没给意见？意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你到三车间去上班，是你不服从安排！” “可你明知道我年纪大了，眼睛高度近视，干不了挡车工。更何况，我又刚刚摔伤了，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没办法上那班啊！” “没办法上班，你就回家休息！医生不是建议你休息一百天么？你还可以休息四十多天嘛。” 话不投机，再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 白素珍于是向“叶副厂长”告辞，退出了他的办公室。下楼之后，她本想再去找龙厂长谈谈，但思考了一会儿，又改变主意，径直走出了厂部办公楼。 去哪儿呢？班组长推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推生产科长，生产科长推厂长，正副厂长之间又互相推，自己仿佛成了没人要的“臭狗屎”。想到这一点，白素珍就感到悲哀，心情坏到了极点。 自随军以来，她先后换过好几个单位。不论从事什么工作，她都能够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偷奸耍滑，投机取巧。时不时，还会得到领导的表扬，同事们的评价也比较高。可如今，怎么会混到如此地步？自己才四十三岁，未必就成了废物一个？ 还是回家！只有家里需要她。老马离不开她，小女儿马颖少不了她。菜地等着她浇水，鸡等着她喂食，成堆的家务活等着她干。或许，她命里就该当个家庭主妇，不出门工作。 是啊，自己干嘛一定要出来工作呢？ 加枝出国了，马杰和马红上班了，他们都能够自食其力，并且有了他们的小家庭。老马工资又高，看门还有补贴，加上种菜和养鸡的收入，养活她和两个小的应该没多大问题。即使捉襟见肘，大不了降低生活标准，吃的穿的差一点儿，总比在外面受这样的窝囊气要强。可是，回想起养病期间的生活，她又显得底气不足。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日子，寂寞难耐，无聊至极，相当没意思。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看来，一个人出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拿几个工资，还有劳动和集体活动带来的充实与快乐，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存在感。 回到家里，她把自己在厂里的遭遇一古脑儿说给老马听。 老马既生气，又着急，骂了一阵娘，唉声叹气了好半天，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好主意。 “要不还是去找税务局的刘局长，让刘局长帮忙出主意？”他试探地问。 白素珍欣然同意。 她同时提出，这次去刘局长家，绝对不能空着手。她到制线厂工作，虽说是朱股长具体在经办，但主要还是刘局长安排的。上次为了进包装车间，他们给朱股长送了一篮子礼品，给龙厂长送了两瓶刘伶醉酒和一条石林烟，但还没有上过税务局刘局长的家门。 “其实真正应该感谢的人是刘局长！朱股长和龙厂长都是看刘局长面子才帮忙的。”白素珍一针见血地指出。 基于这种考虑，她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女婿张国强孝敬他们的两瓶酒：一瓶西凤酒，一瓶五粮液。拎上这两瓶品牌不同、包装不一样的好酒，夫妻俩风风火火地赶往税务局刘局长家。 刘局长听过白素珍的诉说，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觉得她提出的要求并不过分。 “这样！你们还是把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请到家里吃一顿。交流交流感情，缓和一下紧张局面。如今办事情，很多都是在酒席上敲定的。”刘局长老于世故，很精明地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老马和白素珍表示同意，又担心客人不领他们的情，不接受邀请。 “你们在家里备好酒菜就行了，我让朱股长去请他们。”刘局长果断地说，“就定在明天吃晚饭。” “行！”老马和白素珍异口同声地答应。 第二天，老马正好轮休，夫妻俩吃过早饭，就骑上自行车去农贸市场，按照事先拟好的菜单买菜。转悠寻找，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时，花了近两个钟头。 回家后，迅速开始打整。杀鸡剖鱼，切肉剥虾，挑拣和清洗各种蔬菜。那种重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筹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下午四点钟，是刘局长定好派朱股长去制线厂接客的时间。 白素珍也在同一钟点儿系上围裙，开火下厨。 老马被她呼来唤去，跑前跑后地打下手。 夫妻俩累得满头大汗，整整做了二十个菜，但菜全部做好了，客人却没有来。一直等到下午六点钟，依然没见到税务局朱股长和制线厂的领导。 白素珍坐在沙发上，伤心委屈，泪水哗哗直淌。 老马更是坐立不安，不停地搓着双手。只要听到外面传来摩托车的马达声，他就要到阳台上去看看，甚至跑下楼，到干休所大门口观望。 到了晚上七点钟，基本上可以确定客人不会来了。 白素珍只好打发马军去他姐夫家，请马红和张国强来帮忙吃菜。 马军刚出门，家里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素珍的二弟二货。 二货被他们的父亲送人后，已经改随养父姓肖。在肖港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并且一口气生下了六个女孩和一个幺儿子。老的老，小的小，一大家子人完全靠他和老婆养活，日子艰难不说也可以想到。 两年前，二货来保定找过白素珍一次。当时他拎着一个大帆布提包，提包里装满了成条的香烟。他说自己在做香烟生意，想把提包暂时寄存在姐姐家里。白素珍看到那么多香烟，吓得不得了，心里也犯嘀咕。二货虽说是她的亲弟弟，但毕竟他们没在一起生活过，又有这么多年没见面，谁知道他如今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担心二货不务正业，害怕那些香烟是偷来的，如果放在她家里，弄不好将来会背个窝藏赃物的罪名。于是就扯了很多客观理由，婉拒了二货的要求。二货失望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来找过她。 时隔两年多，二货再次出现，确实让白素珍大吃了一惊，也非常高兴。毕竟她劳累了一天总算没白忙活，那些菜还能派上用场。 马军把马红和张国强接来之后，大家就团团围坐，开始享用这顿丰盛的晚餐。 席间，二货显得特别活跃，一会儿向姐姐姐夫敬酒，一会儿找外甥们碰杯。至于外甥女婿张国强，更是成了他最强有力的拼酒对手。看得出二货心情特别好，兴致特别高，与上次来这里判若两人。酒酣耳热之际，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二货说，这两年他其实并没有离开bd市，一直在保定城和周边的几个县城里倒腾香烟生意。两年下来，他赚了七万多块钱。在老家肖港建了两栋楼房，家里的大人小孩住的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拥挤了。他老婆在家里种责任田，他在外面跑生意，六个女娃全部在学校里读书，一个上高中，两个上初中，三个上小学。最小的幺儿子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在家里由爷爷奶奶带着。 白素珍佩服二弟有本事，居然能够养活这么大一家子。 “什么有本事？还不是生活逼的。”二货谦虚地说，“十几张嘴巴要吃饭，总得想法子不让人饿死啊！” “你干嘛要生那么多？”白素珍不解地问。 二货露出一脸的苦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被形势所逼。姐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爸妈是因为没有生育，才收养我的。养我的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免得肖家断了香火。我结婚之后，生男孩就成了义不容辞的职责。可天不随人愿，头胎是女孩，就下决心生第二胎。第二胎又是女孩，于是又生第三胎。就这样，一连生了六个女孩。每生一个女孩，我爱人就要大哭一场，全家人就要愁眉苦脸好些天。那时我们夫妻俩已经下定决心，不生男孩誓不罢休！一直生到不能生为止。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七胎总算生了个带把儿的。” “都是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作怪！生女孩就不算接香火？”白素珍毫不留情地批评二弟。 “没办法，农村都是这个样子。”二货无奈地回答。 “生那么多，你就不怕养不活？” “怎么不怕？生一个就要担心一回。但事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既然想活人，就逼着我们去想办法。”二货吃了几口菜，继续侃侃而谈，“死守在农村里种那几亩责任田，肯定养不活这么一大家子。又不能去偷去抢，就得想其他的门道儿。好在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中央的政策放宽了，不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鼓励长途贩运，不再乱扣投机倒把的帽子，我才有机会出门做生意。” “看来做生意来钱就是快。你两年时间居然赚了七万多块钱！我们辛辛苦苦上一年班，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到。还要受这限制那限制，为了换个好一点儿的岗位求爷爷告奶奶，不晓得要挨多少霉，受多少气！”白素珍联想起自己的遭遇，不无羡慕地感叹道。 “做生意也有赔钱的时候，并不是稳赚不赔啊！”二货谈起生意经，又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做生意要有本钱，要胆子大，还要信息灵，得到的信息要快、要准。诸如此类的经验，说了一大堆。 可在座的人都不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听得也不是那么认真。 白素珍趁机转移话题，询问白大货和沙桂英一家人的情况。 二货说，他与大哥大嫂矛盾比较深，好长时间没有来往了。趁着酒性，他又骂沙桂英“不做人味”，教唆千秋和伟业不理他。 酒足饭饱后，二货就走了。 马红和国强也告辞离开了。 第二天，老马在税务局看门时碰到朱股长，就问了一下制线厂的领导为什么没来家里吃饭。 朱股长解释说，他下午四点半就去了保定制线厂，见到了龙厂长、岳副厂长和张瘸子，可三个人如同商量好了似的，都说有事脱不开身。 “可能是我面子小，请不动制线厂的几位大领导。”朱股长自嘲地笑了笑，又建议道，“以后请他们恐怕还是得刘局长出面。” 老马于是又去楼上找刘局长。 刘局长听过事情的经过，也觉得制线厂那些人太过分，让老马去把朱股长叫过来。 “后天！后天再去请他们。告诉他们我也参加。”刘局长对朱股长吩咐道，并且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他们敢不来！” 为确保万无一失，刘局长又嘱咐老马，到了请客那天，在部队干休所要辆车，去保定制线厂接他们。 第一百五十五章 情感危机 税务局刘局长出面，又有“上海”牌小轿车接送，保定制线厂副厂长岳威和生产科长张瘸子终于放下身架来到了白素珍家。 龙厂长因为出差去了天津，还是没有出席。 吃饭的时候，刘局长和朱股长俨然主人一般，不停地给岳威和张瘸子敬酒，让这两个人受宠若惊。 他们一改平日对白素珍冷若冰霜的态度，满脸都是笑容，“白大姐”前“白大姐”后地叫个不停。 白素珍也挤出笑脸，恭维“叶副厂长”和张科长年轻有为，前程远大。可是，痛苦的泪水却止不住地往肚子里面流。 说实话，眼前坐的这二位，从来就没有帮助她，还挖空心思使坏，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她。真正帮过她忙的是龙厂长，可龙厂长又出差了，没有请到家里来。想感谢的人没有谢着，讨厌的人反而坐在这里吃吃喝喝，这让她心里不是滋味，非常别扭。 吃过这顿饭之后，白素珍就到制线厂包装车间里上班了。不过，岳威和张瘸子对她的态度丝毫也没有改变，见到她还是冷若冰霜，与她说话依然官腔十足，爱理不理。 在包装车间干活儿虽说是坐着，其实也并不轻松。每天从上午八点开始，手就要不停地包线，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花半个小时吃饭，十二点半接着再干，直到下午四点半下班。 八个小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常使白素珍腰酸背疼，手指麻木，胳膊缰硬。加上尾骨脱位尚未恢复，坐长了也觉得不舒服。她从来不敢偷懒，但还是完不成定额任务，因此非常着急。越是着急，手的动作就越不协调，精神高度紧张，结果更容易疲劳。 下班回到家里，她还得忙着煮饭炒菜。吃过晚饭，就感觉浑身酸软无力，又困又乏，只好洗脚上床睡觉，连电视也懒得看，更谈不上看书看报，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了。 天天如此。 过度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致使她经常失眠。有时晚上八九点钟上床，迷糊个把小时就醒了，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再也难以入睡。耳朵里嗡嗡作响，头一阵阵发麻。脑子却特别清醒，东的西的，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年轻的时候，她不相信命运，一直在与命运抗争。虽然摆脱了王厚义那条毒蛇，却一直没有挣脱受气的命运。时至今日，她仍然在受气。在家里受子女们的气，在工厂里受张瘸子这帮小人的气。四十三岁了，始终没有摆脱“受气”。这是为什么？难道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有时她非常悲观，竟然相信了宿命论。 白天和黑夜，她都会想起没良心的大女子加枝。自己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大，供她上完了大学，她不仅不报恩，反而在精神上对她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和折磨。这让她受尽煎熬，倍感悔恨、痛苦和悲伤。常言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她满脑子想的是加枝，恨的也是加枝。有时，她真想飞到美国去，寻找加枝这个不讲良心的东西，与她同归于尽。但有时，又觉得这种想法太愚蠢。她真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加枝。 同样，她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丈夫老马。 女人嫁给男人，就希望从男人那里得到尊重，得到爱护，得到保护，得到幸福和快乐，更希望得到安慰和鼓励。而她嫁给老马又得到了什么呢？丢掉了打字员和广播员的工作，换来的是劳累和寂寞。她真后悔当初幼稚无知，二十八岁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头儿，去帮他抚养三个未成年子女。 她和老马的性格差异那么大，距离也越来越远。她多愁善感，需要一个性格开朗、幽默风趣、知识渊博、有能力、有水平、有魄力、有威信的男人启发引导，鼓励支持，维护她的人格尊严，给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她承认老马人很好，心地善良，能够给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比方天气冷了，她下班回到家里，老马总是提前为她把被子理好，灌一个暖水袋放在被子里，让她进门就能够休息。但老马也只能在这些生活细节上关心她，却不能在大的方面提供任何帮助，甚至不会说几句俏皮话，让她开心。 老马做她的兄长还行，做她的丈夫却不配。和老马这种人在一起生活，毫无愉悦和快乐而言。年轻的时候，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她并不爱老马，只是为了女儿加枝，为了老马和他前妻生的三个孩子，出于同情才嫁给了他。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时至今日她才发现这个错误，简直就是一个悲剧！眼下，她已进入不惑之年，又能怎么办呢？她内心既矛盾，又痛苦，有时感觉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痛快。 回想起与老马十几年的夫妻生活，她发现自己既没有享受到情爱的幸福，也没有享受到性爱的快乐。她的日子一直在劳累、忧伤、寂寞和痛苦中度过。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常常感觉度日如年，因为她的生活中没有乐趣。 老马是个老古董，从来不知道逗乐和开心。遇到她思念儿子加根、怀念弟弟三货时，他不会说几句宽心话，只知道陪着掉眼泪。老马在潘家口水库工地上班时，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回到家里，只知道抱着他的小儿子马军亲热，从来不陪着老婆散步、谈心、交流感情。 白素珍生病和怀孕时，老马对她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她生马颖那天，老马把她送到医院就走了。以至于小女儿出世时，她身边一个家人也没有。每想起这些伤心的往事，白素珍就有道不尽的悔和恨。 她恨命运不公，让她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她悔以前为自己想得太少，为他人想得太多。现在想为自己多作打算，又为时已晚。因此心情总是烦躁不安，动不动就发脾气。可是又有什么用呢？失去的东西，悔恨和发火也不能重新得到。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 从红旗开关厂搬回家里居住后，老马频频向她发出求爱的信号。她佯装不懂，故意对他不理不睬。她心情不好，实在不愿意与老马过夫妻生活。她恨老马懦弱无能，没有男子汉气魄，不配当她的丈夫。每想起马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辱骂她，殴打她，甚至扬言要杀死她，而老马无动于衷，舍不能给他儿子一耳光，拿不出行动维护她的尊严，她心里面就没有了老马作为丈夫的位置。 老马提出与她过性生活，她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个屈辱的场面，就会把满腔的愤怒发泄到他身上。她还非常认真地提出过离婚，老马又哭死哭活地不答应。而她又心肠太软，为年幼的小女儿马颖着想，愿意与老马维持现状，但决不肯和他过性生活。 重回包装车间满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白素珍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堂堂五级工，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月，竟然只领到七十五元钱。原因是她没有完成定额任务，被扣了好多工资。 以前她在冲剪机床厂和红旗开关厂工作时，都是超定额发奖金，未达到定额任务发基本工资。为什么制线厂是这种规定呢？这种规定是针对她一个人，还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算上病休的时间，她来制线厂已经快五个月，总共只领了两次工资。第一次九十九元，这一次七十五元，加起来一百七十四元钱。而她为了得到这份工作，保住在包装车间的工作岗位，光请客送礼，就花了一千多块钱。 想到这一点，她就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又开始生老马的气。都怪老马是个糊涂虫、老笨蛋！他在职的时候，没有把老婆的工作安排好，让她受这样的屈辱。 她突然怀念起在冲剪机床厂看自行车的日子，后悔调到红旗开关厂。在红旗开关厂垮台后，也应该重新调回冲剪机床厂，不应该到这个狗屁制线厂。如果她还在机床厂看自行车，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劳累，可以腾出时间来照顾老马。 老马的确也太辛苦了。所有的家务他一个人承担，间隔一天还要去税务局看大门。长期这样下去，他说不定会累倒的。 唉，这事一开始就错了。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要让老马去找税务局长帮忙找工作？为什么没有想到返回冲剪机床厂呢？冲剪机床厂厂长对她印象一直不错，当初她要调出时还挽留过她。冲剪机床厂有那么多她熟悉的老同事，大家对她也比较友好。如果她重返冲剪机床厂，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窝囊气，被别人看作是“亡国奴”。 一时糊涂，悔之晚矣。现在都这个样儿了，回冲剪机床厂恐怕也难，只有在制线厂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元旦过后，她先后找过张瘸子和岳威，提出自己想去跑销售。结果他们两人都不同意，说她根本就不是跑销售的料子。 她不服气，又情真意切地给制线厂“一把手”龙厂长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去跑销售。 龙厂长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地问：“你真的愿意跑销售？” 她很坚决地点点头。 “跑销售首先得自己垫钱，产品卖出去之后，按销售额的百分之五提成。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下调令。”龙厂长非常爽快地说，“销售是实打实的，干多少，拿多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听到这儿，白素珍心里又没有底气。 她只好回答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回到包装车间，她把龙厂长答应她跑销售的事情，告诉了同班的同事，结果大家都劝她要慎重。因为她岁数那么大，在外面东奔西颠根本就受不了，又没有客户资源和销售经验。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完成不了销售任务，不仅领不到工资，连垫付的差旅费也报销不了。 听大家这样讲，白素珍再也不敢提跑销售的事情。 那么，还有什么岗位适合自己呢？她文化水平低，不敢奢望进厂部科室，也不敢奢望当管库员。也许能够当个门卫、门市部营业员，或者去幼儿园看孩子。收入高低无所谓，只要力所能及就行。 她打算春节期间给龙厂长拜年，顺便提出调整岗位的要求。 大年初一，下起了鹅毛大雪。 一大早，白素珍和老马就动身去龙厂长家拜年。 他们拎上女婿张国强送来的两瓶酒和一大盒bj糕点，踏着皑皑白雪，一哧一滑地前往制线厂职工宿舍区。 结果，龙厂长家里没有人，他们只能失望地返回。 正月初五，白素珍和老马清晨七点钟就来到龙厂长家门口，敲了半天门，喊了半天人，没听到回音，又无奈地返回家里。 当天上午十点钟，两人再一次去龙厂长家，结果还是没有人。 白素珍真是心寒啊！她下决心再也不去了，不低三下四地求人。但上过几天班，身体还是难以坚持，她又想到了去求龙厂长。 她和老马第四次前往龙厂长家。 一敲门，竟然有人来开门，而且正好是龙厂长。 “你们有什么事？”龙厂长把门打开一半儿，露出满脸的不耐烦，一副很不欢迎的表情。 “没啥事！就是来给您拜个年。”白素珍略显尴尬地说。 听到这儿，龙厂长才勉强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屋。 龙厂长家正在吃饭，有好几位客人，个个喝得满脸通红。 因为房子太小，又没有多余的凳子，白素珍和老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见此情景，尤其是看到龙厂长那不耐烦的表情和言语，白素珍示意老马进入他家的厨房。他们把酒和糕点搁在灶台上，两人就向主人告辞，逃跑一样地出来了。 龙厂长连挽留的客套话都没有讲。 下楼梯的时候，白素珍的两条腿发抖，满肚子的委屈、辛酸、难受和气愤，特别后悔来拜这个年。 他们回到家里，见只有马颖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 “马军呢？”白素珍问。 “没回来。”马颖噘着嘴巴子回答，又不高兴地说，“你们都不在家，我又不好出门。总机室那个女兵等着我去作伴儿呢！” 白素珍说：“那你快去！把寒假作业带上，写到十一点钟才能睡觉啊！” “知道了。”马颖万分不情愿地拎起书包，一边拖拉着声调答应，一边走出了家门。 因为花钱拜年受人冷落，老马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再加上马军这么晚还没有回家，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电视不想看，话也不想说，一个人钻进卧房，早早地睡下了。 白素珍也不想一个人看电视，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掉，坐在客厅里写日记。日记写完了，又从马颖的房间拿出琼瑶的小说《一帘幽梦》，边看边等马军。 等到十一点半，她实在困得不行，就烧了壶热水，准备洗脚睡觉。洗完脚都十二点了，马军还是没有回来。她于是把大门的保险栓插上，让马军有钥匙也进不了家门。 这几个月来，白素珍晚上一直和小女儿睡，没和老马同床。今晚马颖不在，她就来到大卧房，躺在老马的身边。 老马喜出望外，以为老婆是来找他亲热的，嘻皮笑脸，就准备往白素珍身上爬。 “我把大门的保险栓插上了。”白素珍气呼呼地说，“我倒要看看，马军今晚究竟什么时候回家！” 老马一听这话，性趣消退了一大半，也不想亲热了。 他恢复为之前平躺的姿式，显得闷闷不乐。 “怎么？又心疼你儿子？”白素珍挑衅地问。 老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你说马军将来咋办呢？考学肯定没指望，工作现在又难找。他眼睛近视成那样，当兵体检又通不过。” “我们养着呗！还能够咋办？”白素珍没好气的回答，“反正他有个赚大钱的爸爸。” “别个是诚心诚意跟你商量。你却总是说那些风凉话！”老马嘟哝道，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还是想办法送他去当兵！” “走后门？” “不走后门征不上啊！让国强去找找关系，兴许能够办成。” 白素珍说：“我向武所长和刘管理员打听过了，现在走后门当兵，至少得一千块钱。你舍得出？” 老马沉默不语。 这时，门外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接着是掏钥匙开门的声音，门被保险栓挂住发出的哐当声，接着又是敲门声。 白素珍开灯看了看桌上的闹钟：凌晨两点四十五分。 老马赶紧起床，披上外衣，趿上鞋，跑出去给马军开门。 “你囊个这么晚才回来？”老马生气地问。 “我在会议室呆了一会儿。”马军满不在乎地回答。 老马就不继续追究了，对儿子说：“开水瓶里有热水，你洗了赶紧睡觉。” 白素珍听到这儿，气得浑身发抖。 马军下午六点钟出门，转钟两点多才回家，这是在会议室里呆了一会儿么？明知道是弥天大谎，老马却不予追究。多么愚蠢而又无能的父亲！如此为人之父，怎么可能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第一百五十六章 走后门当兵 白素珍摔伤后，由于尾骨脱位，长时间坐着不舒服，而包装车间的活儿又要坐着干，她因此感觉特别难受。 为了换份适合自己的工作，请制线厂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岳威和生产科长张瘸子来家里吃了一顿，花了两百多块钱。由于“一把手”龙厂长出差没有请到，她又先后两次上门送礼，共送了四瓶酒、一条烟和一盒bj糕点。 按照白素珍的想法，自己也算是花了血本，领导肯定会答应她换岗位的要求。更何况，她只是想当个看门的、门市部卖东西的或者幼儿园看孩子的，又不是要去厂机关坐办公室，领导没理由拒绝。可万万没想到，她提出的要求一个也没有得到满足。 领导们对她不理不睬。 春节过后，她接连找过龙厂长好几次，每次都是碰一鼻子灰。 龙厂长有时敷衍塞责，说那些岗位已经有人了，不好调整；有时又指责白素珍挑三拣四，质问她：“全厂三百多职工，如果都像你这样，今天想干这，明天想干那，我这个厂长还怎么当？” 她认为，这些都是推托之辞和借口。 与她同时进厂的那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工，先是在包装车间干了个把月，觉得太累，不愿意上班，回家休息。 龙厂长又把她调到染线车间。 她在染线车间仍然觉得活太重，又装病回家，其实是暗地里到保定商业大厦干临时工，帮别人卖鞋子。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听说制线厂工人要调级涨工资，又跑回制线厂上班。 龙厂长不仅没有批评她，还把她安排在厂办门市部当营业员。 别人与龙厂长有关系，白素珍没办法与她攀比，但总是感觉不舒服。换岗位的事情一直没有结果，她只能忍气吞声继续在包装车间干。 有时想起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心里就堵得慌，特别生气。他们饭照吃，礼照收，事却不给你办。现在的人，怎么都这么厚脸皮？等着！老子总要找个机会，出出这口窝囊气。 正在她为这事耿耿于怀的时候，老马又整天在她耳边聒噪，说马军读书成绩不好，升学肯定没希望，不如家里拿点儿钱，找找关系，托托人，走后门送他去部队当兵。 “花钱可以，但你要保证事情能够办成！”她满肚子是火地警告老马，“别和我在制线厂一样，钱做钱花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花了钱，马军最终又没当成兵，那我就绝不会放过你！” 老马说，这事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就莫起这个心！”白素珍怒气冲冲地吼道，“你这人办事，总是那么不靠谱。当初叫你不来保定当干休所所长，你不听。在职期间，又不把我和孩子们的工作安排好。你不与我商量，连招呼都不给我打一个，就糊里糊涂地申请提前退休，结果错过了授军衔的机会，每个月少拿八十多块钱。如今自己既没官职，又没地位，连累老婆在社会上受人欺负！你能不能办成一件像样儿的事情，证明你还是个男人？” 老马气得吹胡子瞪眼，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白素珍重新回到她的工作问题上。她说在制线厂越听话，劳动态度越好，就越是受人欺负。 上班时，罗班长一会儿叫她去搬大盘涤轴线，一会儿派她去打民用线，一会儿又让她去交箱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什么活儿脏，什么活儿累，什么活儿别人不愿意干，罗班长就安排她去干。她简直就成了麻将牌中的“白板”，听用！ 这段日子白素珍一直咬着牙，任劳任怨地干着那些脏活和累活。心里想，如果等到工资调级时，再不给她往上调，她就坚决要求病退，不在厂子里受这样的窝囊气。 未来的路她也想好了，先去大城市当保姆，攒下钱在国内旅游，然后想办法去美国。争取找到大女儿加枝，修复母女之间的关系，重建母女之情，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与安慰。 她甚至已经想好了去哪几个大城市里当保姆。 这天中午，包装车间带了饭的工人们都下楼去上厕所，准备吃午饭。白素珍看到车间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于是就放下手里包线的活儿，回家吃午饭。 下午本来十二点半上班，她十二点二十分就赶到了，提前十分钟开始工作。没想到，当天下午张瘸子来对她讲，要扣她一元钱工资，因为她上午提前两分钟下班了。 白素珍心里不服气。在保定制线厂，每天都可以看到工人提前下班，但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这事被扣钱。为什么别人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去吃饭，而她提前两分钟就要扣钱呢？更何况，她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八小时。 岂有此理？真是欺人太甚！整个下午，她都为这事耿耿于怀。 下班回到家里，腰疼、胳膊疼、尾骨疼，只好进房间休息。刚躺下，就听到在客厅里有人与马军讲话，似乎是女婿张国强。 “爸爸呢？”张国强问。 “上班去了。”马军回答。 “你明天去徐水高炮团报到！军务科长已经答应接收你了。”张国强对马军说，“这事暂时保密，先不要告诉外人。你让同学帮你向老师请个假，随便扯个理由，说你不能上学了。等去部队报了到，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告诉老师实情。” 白素珍听说马军当兵的事情办妥了，一骨碌儿从床上爬起来。 为这事，家里已经花了八百元钱，现在终于有了结果，她当然高兴。白素珍穿好衣服走出卧房，与女婿张国强打过招呼，又吩咐马军去税务局顶替他爸看门，让他爸买点儿菜回，叫张国强晚上在这儿吃饭，一家人好好庆祝庆祝。 第二天，白素珍吃过早饭就去单位请假，准备送马军去当兵。 当她向请完假返回家里时，老马也下班回来了，正在厨房里洗碗。 “马军呢？”白素珍问他。 老马说，他回家时大门是锁着的，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未必马军已经走了？他是什么时候走的？”白素珍着急地问，“我说给他做床单和枕套，布还没有买回呢。” 她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拿钱，急急地出门去买布。 当她走到干休所大门口时，遇到了邻居刘管理员夫妻俩。 刘管理员说，刚才看到好一大群学生，还有四五个女生，围着马军吵吵嚷嚷，似乎都是来为他送行的。 白素珍一听就非常生气。 这孩子怎么回事？张国强说当兵的事要暂时保密，叫他不要到处声张。昨天吃晚饭时，大家千叮万嘱，叫马军不要对别人讲，他怎么就是不听呢？ 白素珍匆匆忙忙地买好布，回家用缝纫机做成床单和枕套，又清理好马军换洗的衣服，以及牙刷、牙膏、毛巾等生活日用品，装在一个灰色大提包里。然后，拎起提包，让老马骑着自行车带上她，一路狂奔地赶往张国强上班的军人俱乐部。 进军人俱乐部大院时，看到马军正与他的同学们依依话别，打情骂俏。老马气得满脸通红，又不好发火，怕伤了儿子的脸面。 他把自行车停好后，就气冲冲地去找女婿张国强。 张国强的住处在大礼堂后面，必须穿过大礼堂，还要翻过大礼堂里面一个两米多高的平台。可能是因为停电了，大礼堂里漆黑一片。老马从明亮的外面走进去，霎时眼前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 他根据自己的记忆，摸黑往女婿住的地方走。上了十几步台阶，经过那个高高的平台时，突然一脚踏空，从平台上掉了下去。 紧随其后的白素珍听到“咚”的一声响，如同前面突然倒了一堵墙。她惊叫起来，赶紧问：“老头儿，你是不是摔着了？” 没听到回音。 白素珍慌了，赶紧扔下手里的提包，翻过楼梯栏杆，试着到平台下面去找老马。她双手抓着栏杆，整个人吊在空中，脚却没办法着地。因为不知下面还有多高，又不敢松手。她使出全身力气，向右挪动双手，挪了两三米的样子，脚尖才触碰到地面。 落地之后，白素珍伸出双手，盲人摸象一般，到处搜寻着老马。嘴里还不停地喊着：“老头儿，你在哪儿？老头儿，你在哪儿？” 摸了好一阵儿，才碰到老马的身体。 白素珍蹲下身子，抱着老马的脑袋，同时大声呼喊：“来人啊！救命啊！这里有人摔着了。张国强，快来啊！你爸他摔着了。” 过了好一阵儿，才进来几个当兵的。 他们手里拿着手电筒，在漆黑的礼堂里面到处照，终于来到了出事的地方。几个军人把老马扶起来，想抬又抬不动。直到老马苏醒过来，大家才把他扶起来，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搀扶着他，慢慢地从大礼堂里面往外走。 白素珍沿路走，沿路哭。 一个战士搀扶着她，安慰道：“您别担心，应该没事的。” 来到张国强的住处，看见那里有几个女学生，白素珍沉下脸，生气地问：“谁让你们来这儿的？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嘛？” 女学生们慌慌张张地躲开了，退到房间的外面去了。 把老马扶到椅子上坐下后，白素珍问他感觉怎么样。看到他的后脑袋摔破了，正在流血。白素珍就叫张国强赶紧去找车，送老马去医院检查。她担心老马颅内出血，更怕摔成脑震荡。 张国强答应着，一刻也不敢耽误地出去了。 白素珍扶着老马，看着他流血的伤口，痛哭流涕。 这时马军不知从什么地方出来了，白素珍朝他扑了过去，抡着拳手又急又恨地捶着他的肩膀。接着又拉着他的手，一边号啕，一边哭诉：“马军呀！你是我儿子。我把你从三岁养大成人，你为什么不听话呀？当兵的事情叫你不要到处声张，你为什么偏要弄那么多人送你呀？气得你爸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他要是摔死了，家里怎么办呀？你去当兵了，可以不管家里，可马颖还那么小，我们娘儿俩怎么活呀？” 不管白素珍哭得多么伤心，马军都吊着个脸，默不作声。 他面无表情地冷眼旁观，如同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白素珍嗓子哭哑了，人也哭累了，可张国强还没有回来。她担心时间拖得太久，延误了老马的治疗，又让马军照看好他爸，自己跑到军人俱乐部办公室打电话。 电话接通部队干休所之后，她直接找武所长。向武所长哭诉事情的经过，央求武所长赶紧派车来，送老马去医院。 武所长也很惊慌，放下电话就去安排了。 白素珍谢过帮她挂电话的人，又返回女婿的住处。结果，她刚才离开的时候，张国强已经找到车子回来了，送老马去医院了。 这事办的！ 她只得推上自行车，到军人俱乐部大门口等部队干休所的车。 没过多大一会儿，干休所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就来了。 她对武所长和司机简单讲了事情的经过，又向别人道歉，叫他们回去，然后骑着自行车赶往驻军部队卫生科。 军医为老马清洗了伤口，缝了几针，做了简单的包扎，就说没事了。 张国强准备送老马回家。 白素珍见老马脸色那么难看，坚决要求去二五二医院拍片子检查，打预防破伤风的针。 “不去二五二医院！”老马带着哭腔说，“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 既然老马这么倔，白素珍也只好依了老头子。 回到家里，把老马扶到床上躺下后，张国强就回部队去办马军入伍的手续了。 白素珍看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就骑车去厂子里请假。 在制线厂，她每见到一个认识的人，都要放声大哭，絮絮叨叨地讲述老马摔倒的经过。 听她哭诉的人都唏嘘感叹，深表同情。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还说要到她家里去看望老马。 白素珍向车间主任请过假，回到家里，见老马还醒着。 问他想吃点儿什么，老马说什么也不想吃。 白素珍还是勉强给他冲了一杯麦乳精。 老马坐起来喝完后，说脑袋还是疼得厉害。 白素珍见他的头和脸都肿了，又赶紧到部队干休所卫生室，把梅医生请到家里来。 量血压，听心率。梅医生认为问题不大，不过，保险起见，他还是建议到二五二医院住院治疗。 “如果在家里，晚上病情恶化，那就麻烦了。”梅医生说。 白素珍认为梅医生的话有道理。于是让梅医生开了转院证明，又去找武所长要车，送老马住进了二五二医院。 拍片，打针，拿药，输液……白素珍楼上楼下跑，在住院部病房里进进出出，忙了两个多小时。 趁老马打吊针的空当儿，她准备回家一趟。因为晚上陪床需要带一些东西，还要找人给家里的马颖作伴儿。 天已经黑下来了。 白素珍回到家里，见马颖一个人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 白素珍又开始痛哭流涕，把老马摔伤和送医院的经过讲给小女儿听。叫她自己去找个女同学，晚上来家里和她一起睡。 马颖却说她还是去总机室，陪那个值班的女兵。 母女俩正在商量过夜的事情，张国强和马红来了。他们送来了猪肝、猪肚、猪心和猪排骨，听说老马已经住院了，都非常着急。 张国强提出去医院陪床。 白素珍婉言谢绝了。 “你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怎么能熬夜？陪床的事就算了。”白素珍对女婿说，“你去给马杰发封电报，告诉他，他爸摔伤住院了，看他是什么反应。” “行。我和马红先去医院看看爸爸，再去给马杰发电报。”张国强答应道。 马杰自那次回家要钱没有要到，恼羞成怒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与家里联系了。这两年，他不仅人没回，连信也没有给家里写一封。老马和白素珍曾主动给马杰写信，他还是置之不理。按说，他中专早就毕业了，也不知分配到了哪里，与女朋友李梦甜结婚没有。 所有这些，家里人一无所知。 老马曾想写信把马杰好好教训一顿，甚至想给他的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每次写完信之后，又觉得写得不好，没有把想表达的意思写出来。他央求老婆帮忙修改，白素珍又总是不乐意，还把他鄙得一钱不值。 “你是初中毕业生，在部队里当了那么多年文化教员，还干过营教导员、团政委和干休所所长。怎么连这么一封简单的信都不会写呢？行文颠三倒四，意思表达不清，错字连篇累牍。” 结果，老马训斥马杰的信一直没有寄出。 “马杰也确实太可恶了！身为长子，不为老人分担一点儿忧愁，不对家里尽一点儿责任，只知道向家里要钱。因为老人没有给他钱，他就想与家里一刀两断，不管老的小的死活。他想得也太美了，做梦！”白素珍气愤地想，“我来这个家时，他才十二岁。是我把他和马红马军抚养长大，是我侍候他的父亲，将来还要安葬他父亲。如果他想以此逃避责任，我绝不会轻饶了他。” 白素珍让张国强发电报，就是要看看马杰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 如果知道老马住院了，他还无动于衷，她就要去找他算账。哪怕是想天法，她也要找到马杰。让他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要求他每个月给家里寄钱。要是马杰不照此办理，她就去法院控告他。 第一百五十七章 奋起抗争 过了一个礼拜，老马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依然每天都叫脑壳痛。 医生诊断后认为，可能是脑震荡引起的，说还得住院治疗和观察一段时间。 白素珍内心非常不安，又到保定制线厂向罗班长请假。 罗班长说，自己无权审批，叫她去找车间主任；找到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叫她去找生产科长张瘸子；找到张瘸子，张瘸子叫她去找副厂长岳威。 岳威没有继续击鼓传花，却显得很不高兴：“你来我们厂不到一年，就请了那么多的假。制线厂是个承包的大集体单位，养不起闲人。更何况，你干不了几年就要退休……” 白素珍听到这儿，心里直犯嘀咕：这还是社会主义的工厂吗？你们这些当厂长的，眼睛里怎么只有一个厂子？思想那么狭隘，完全不想履行一点儿社会责任。老马是革命一生的老军人，摔成了脑震荡，他家属请假去护理，身为厂长，你们不仅不支持，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政治水平也太低了，简直不可思议！ 无论“叶厂长”说什么，她还是坚持要休假。因为除了照顾老马，家里的鸡还要喂，菜地要浇水，马颖要吃饭，确实少不了一个人。 强行休假的第二天，白素珍和小女儿马颖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听到门铃唱起歌来了。 马颖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开门，见是大哥马杰，一下子楞住了。 她连招呼也没有打，更没叫他一声“哥”，扭头就返回了客厅。 白素珍见到马杰，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马杰呆呆地立在大门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回家了，你还不进门呀！”白素珍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说，“你进来坐！我还有话对你讲呢。” 马杰于是走进家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白素珍坐在他对面，开始委屈地哭诉：“我到你们马家十五年了，每天起早贪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头发都操白了。老的病了，我日夜守在床前；小的病了，我喂水喂饭。可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还骂我嫁两个男人，不是好东西。说你们不是我养大的，是你爸的钱养大的。我在上班的路上摔得尾骨脱位，谁都不理不管，只有加根从湖北邮来五十元钱，给我补充营养。你不但不寄钱，连问候的话都没一句。两年多了，你不给家里的任何人来信，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我儿子？” 马杰含着眼泪点点头。 白素珍不依不饶，继续问：“你说，到底是不是？” “是。” “是我儿子，你就给我跪下！” 马杰迟疑片刻，还是从沙发上站起身，跪在白素珍面前。 “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结婚了没有？” “结了。” “还是那个李梦甜？” “不是……是另外一个。”马杰一边回答，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搜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妈。 白素珍接过照片一看，那女人起码有三十多岁，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男孩儿。 马杰说，他老婆是离过婚的，那小男孩儿是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已经四岁了。 “你一个大小伙子，干嘛要找个离过婚的女人？而且还带着个小娃娃？” 马杰沉默不语。 白素珍虽然很生气，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再说什么也没有用。想到马杰千里迢迢地赶回家，路上一定很辛苦，她的心又软了。于是站起身，把马杰扶起来，进厨房给他做饭。 因为有马杰护理老马，白素珍第二天就去单位上班了。 正好赶上保定制线厂发工资，她共领到了六十一块钱。 怎么会这么少？她去找罗班长询问。 “我不管你干了多少活，我只管你请了几天假！每月满勤二十五天半，请多少天假，就扣多少天的工资。你这个月有五天病假，九天事假，一共要扣十四天。厂里规定，请假超过十二天，当月不发自行车磨损费。你自己去算算，是不是这么多钱？”罗班长如数家珍地报完账，又对白素珍说，“厂里马上要调级，每个人都要参加考试。你考虑一下报什么项目，好好准备一下。” 这事白素珍已经听同事们讲过了。 包装车间的工人可以挑选考试项目，根据考试成绩来调级，据说超过日定额百分之二十，就能上调一级半。 白素珍想到包线不是她的强项，所以选择了折盒。折盒的日定额为三千个，如果想超百分之二十，就得折三千六百个。她把调一级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考试前抓紧练习。 到了考试那天，她如同拼命一般地努力，结果完成了四千个。 白素珍兴奋地问计数的罗班长：“听说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就能调一级半，我超过了三百之三十多，调级应该没问题？” “是谁告诉你超定额百分之二十能调一级半？”罗班长黑着脸问。 “大家都这么讲，说这话是叶厂长在动员大会上承诺的。” “岳厂长是说，这次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调一级半，并没有讲超过定额百分之二十就能调一级半。” “这样啊！”白素珍显得有点儿失望，“那是她们听错了，误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你是三岁的小孩呀！”罗班长恼火地训斥道，“我还告诉你一件事，现在有好多一百元钱的假钞。像你这种准备拿秤称钱的人要注意，别人拿一百元换你十元时，你可千万别上当。” 这是什么意思啊？罗班长为什么不高兴？白素珍觉得莫名其妙。 考试结束走出车间时，那些折盒的工人也都说起了风凉话。 “我随大流，折三千个了事，不想巴结主任和班长。” “白师傅，你折盒数量第一名，这次调级肯定没问题。” “白师傅，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应该让主任提拔提拔。你可以到厂办公室去搞思想政治工作。” …… 白素珍认为这些人嫉妒她，所以显得满不在乎，甚至对讽刺和挖苦她的人嗤之以鼻。她当天下班回到家里时，老马已经去税务局上班了。马颖还没有放学。桌上有马杰留的一张字条，说他去火车站买票，可能会晚一点儿回家。 白素珍于是开始煮饭。 饭熟了，菜炒好了。马颖回家了，但马杰还是没有回。 母女俩只好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等马杰。 快七点钟的时候，门铃响了。 白素珍忙去开门，结果看到了张国强、马红和马杰三个人。 他们进门就说，马杰的车票已经买好了，明天坐火车返回柳州。 “马杰，你走之前，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讲？”白素珍突然问。 马杰果断地回答：“没有。” “没有？如果连话都没有对我讲的，那你就别走了！”白素珍生起气来，把他装行李的提包拿到大卧室里，锁上房门。 马杰挑衅地问：“你希望我对你讲些什么呢？” “讲些什么？你两年多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我摔伤了你不管，你爸摔伤了你不管，马红出嫁你不管，马军找工作你不管。这次发电报让你回，就是要你安排老的和小的。你是家里的长子，是弟妹们的兄长，应负什么责任？俗话说，生身的父母放一边，养身的父母大于天。我不是你们的后妈，是你们的养母。我养了你们小，你们就应该养我老！我现在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制线厂的活儿也干不了，我准备病退了。你们必须按月付我营养费。你是老大，你不给，他们都不会给。你必须带这个头。” “不给！不给！就是不给！”马红率先表示反对，“你是为加枝才来到这个家的，你去美国找加枝养你老！” 马杰见有妹妹帮腔，也来劲了。他怒气冲冲地跑进厨房，抄起切菜刀，威胁说：“谁要我拿钱，我就杀了谁！” 张国强见此，赶紧抢下马杰手里的菜刀，制止他行凶，并大声训斥马杰和马红，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白素珍没有想到马红这么可恶，马杰这么凶狠。 好汉不吃眼前亏。眼下就忍了，她准备事后再找他们算账。 马杰走后，家里骤然安静下来。马军也当兵去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马颖三个人，前所未有的冷清和单纯。 老马还是在税务局看门。白素珍依然在制线厂上班。马颖虽说已经上初中了，成绩还是一塌糊涂。 白素珍这天上班时，突然看到车间里的工人们神情异样，有的还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显得极其愤慨和不满。她走过去一打听，原来是厂里要调整折盒任务指标，从每天三千个提高到每天四千个。 大家把愤怒的矛头指向白素珍，认为她是导致厂里提高折盒任务指标的罪魁祸首，埋怨她考试那天不该折那么多。有人要她去找厂长撒谎，说考试那天弄虚作假，根本就没有折到四千个；有人叫她去找领导解释，说自己误以为超任务指标百分之二十能够调级，所以折盒时只顾数量，不顾质量，折出的盒子好多都是次品；还有人毫不留情地谴责她，用恶毒的语言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同时也意识到，这是生产科长张瘸子想陷害她。 再也不能忍气吞声了，必须奋起反击！她向车间主任打了声招呼，就去找分管生产的“叶副厂长”。 她向“叶副厂长”讲明，考试那天自己干了八个半小时，拼出老命才折了四千个。如果把任务定为四千个，谁也没有办法完成。 “你有意见去找车间主任提。让车间主任把大家的意见收齐后，再一起交上来。”岳威很不高兴地回答，“你单独来找我，我不接待！” 白素珍气呼呼地转身离开了。 回到车间，工人们还在一个劲地埋怨她。 白素珍对大家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让领导把折盒任务指标降到三千个。” “你要是有能耐让领导把任务指标降下来，我们请你吃一顿。” “行。一言为定！”白素珍信心满满地回答。 她心里已经想好了从生产科长入手，向张瘸子宣战。 下班回到家里，白素珍顾不上做晚饭，也无意上床休息，而是精神抖擞地坐到写字台前，拿起笔来给制线厂领导写信。 她一鼓作气地把信写好后，又觉得字迹东倒西歪，实在太难看，叫老马帮她抄一次。 老马看过信的内容，吓得脸色惨白，胆颤心惊地对老婆说：“你这样向厂领导开火，对自己不好。当今社会就是那个样儿，权大于法，有权就有理。你一个平头老百姓，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哪儿有什么道理可讲？哪个会为你主持公道？你这样自不量力地与他们闹，他们会变着法儿整你。何必呢？” “我就不信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忍气吞声已经一年多了，再这么忍下去，他们就会将我踩在脚下，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白素珍坚定地说，“你只管抄信，其他的事莫管！” 老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老老实实地把那封火药味十足的信抄了一遍，提心吊胆地交给老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白素珍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她的“挑战信”送到厂办公室，让收发员转交给张瘸子。交信的时候，她的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就像第一次奔赴战场的士兵，感到非常紧张。 下楼的时候，她告诫自己要沉着冷静，要增强必胜的信心。不然的话，自己就会在保定制线厂无立足之地。 白素珍回到包装车间，继续工作。 没多大一会儿，罗班长来了，对她说：“白师傅，张瘸子叫你去他办公室。” “好啊！看来他是准备与我干仗，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有话好好说！你也不要生气。”罗班长嘱咐她。 “他怎么来，我就怎么怼！” 白素珍前往生产科，来到张瘸子的办公室。 好家伙！屋子里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 张瘸子见到白素珍，对她不理不睬，继续与其他人交谈。 白素珍耐心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主动问：“张科长，是你找我吗？” 张瘸子没有回答，而是拉长声音打起了官腔，慢条斯理地质问道：“你怎么又在无事生非呢？” 白素珍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你才无事生非呢！你凭什么把折盒任务指标提高到四千个？” “谁告诉你是我调的呀？你写那封恐吓信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恐吓信？你把信交给厂长，也可以把信张贴出去，让群众评论评论，看我讲的是不是事实？”白素珍心里的那颗定时炸弹突然引爆了，她大声地嚷起来，“你张瘸子欺负我一年多，我已经忍受够了！你凭什么克扣我的工资？凭什么不发我的烤火费？别人迟到早退你不管，我提前下班两分钟，你扣我一块钱。你为什么要故意和我过不去？你曾答应帮助我，一年多了，你摸着良心问一问，你帮了我什么？” “我才不会帮你呢。”张瘸子不屑一顾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骗我送你那么多东西。” 张瘸子一愣，毫不在乎地回答：“你各人要送的，我又没向你要。” “我送东西你，是相信你会帮助我。你收了我的东西，不仅不帮我，反而欺负我。你这种德性还不如一条狗！人拉一堆屎给狗吃，狗还知道向人摇摇尾巴，表示谢意。你是不是连狗都不如？你这个骗子！你利用手中的权力到处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迟早会遭报应的！” 因为吵架的声音很大，把同楼层各科室的人都引来围观。 张瘸子的办公室更挤了。大家都在看热闹，没有一个人扯劝。 直到包装车间主任和罗班长赶到，把白素珍从人群里拉了出来。 “你这个没人味的东西！吃了我六十多块钱的东西，还欺负我。你给我吐出来！”白素珍被两位领导架着走，还在叫骂个不停。 到了办公室外面的走道上，车间主任和罗班长都劝她要冷静，有话好好说，不要大吵大闹。 “我在信中给他讲过了，他怎么来，我怎么怼。他今天见面就骂我，污蔑我，侮辱我，叫我如何跟他好好说？”白素珍余怒未消。 回到包装车间，大家听说白素珍与张瘸子闹起来了，都吓得不敢言语。 白素珍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十指交叉地插合，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这时，车间主任领着人事科长来了。两人一起做白素珍的思想工作，并询问她有什么要求。 白素珍气呼呼地提出：“第一，折盒的任务指标应维持在三千个；第二，克扣我的工资和冬季烤火费要全部补给我。我就这两个要求。如果不能满足我，我就天天去找他张瘸子闹！” 人事科长拿出纸和笔，一五一十地记了下来，说马上就去向厂领导请示。 车间主任和人事科长走了之后，白素珍也没心思上班了，坐在工位上生了半天闷气，就骑车回家吃午饭。 在路上，她遇到了好几个同事，大家都热情地和她打招呼。还有人向她竖大拇指，对她今天的行为表示赞许。 “张瘸子向来狗仗人势，欺上瞒下。他在制线厂为所欲为，有的工人被他逼得喝耗子药自杀。” “他就该骂！你给咱们这些老实工人出了气。谢谢你！” “骂得痛快！解气！张瘸子就不是他妈的个好东西。我们平时议论时也总是说，他这辈子是瘸子，下辈子也会是瘸子。” …… 听到这些支持鼓励的话，白素珍感到很欣慰。 第一百五十八章 停职检查 下午上班时，车间主任和人事科长又一起来找白素珍。 人事科长笑着说：“白师傅，我把你的要求向岳副厂长汇报了。岳副厂长说，如果领导决策有错误，该改的还是应该改。不过，你在上班时间大吵大闹，引得几十百把人围观，已经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岳副厂长要你停职检查，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停职检查期间按旷工处理。” “我不服！我又没有错，凭什么让我停职检查？”白素珍马上提出异议，并且说，“张瘸子欺负我一年多了，难道还不让我反抗么？” “这是岳副厂长的意见，我们只是转达而已。” “那我待会儿自己去找叶副厂长。” “行！你去找他。”车间主任表示支持。 白素珍停下手里的活儿，迅速前往厂办公楼。 走进岳威的办公室，她开门见山地问：“叶副厂长，是你让我停职检查么？” 岳威平静地回答：“是。” “我不服。因为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也不会写什么检讨。”白素珍赌气地宣称。 岳威质问道：“保定制线厂三百多工人，有哪个像你这样，上班时间到领导办公室里大吵大闹的？” “那是张瘸子先骂我。我讲了，他怎么来，我怎么怼。未必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只允许他欺负我，我就不让反抗吗？” “决定是我作出的。你不服，可以去找龙厂长。”岳威恼火地说。 白素珍又怒气冲冲地下楼，来到龙厂长办公室。 她进门就问：“龙厂长，你知道叶副厂长让我停职检查这件事么？” 龙厂长没有回答。 “你认为叶副厂长这样做对么？”白素珍穷追不舍。 龙厂长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 他抬起头看了白素珍一眼，说：“我今天要赶写一个材料。你去找岳副厂长解决！” 白素珍当然不愿意。 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说：“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我不说话，也不打扰你工作。等你把材料写完了，我再和你谈。” “你坐在这儿，怎么可能不打扰我工作？”龙厂长不耐烦地叫起来，“叫你去找岳副厂长，他肯定会认真处理的。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白素珍听到这儿，才从沙发上站起身。 既然龙厂长说得这么明确，她觉得自己再赖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于是又去找岳威。 再次来到岳威的面前，白素珍义愤填膺地控诉张瘸子的罪行。 她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张瘸子道德品质败坏、行为举止恶劣，欺上瞒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工人。 “你们当厂长的，难道对这些都一无所知吗？张瘸子这种人，败坏了制线厂的风气，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但背地里怨声载道，咬牙切齿地骂他。你们为这种人护短，有什么好处呢？” 岳威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他又抓起桌上的电话，把包装车间主任叫了过来。 “你把她带走！”岳威简明扼要地吩咐道，“按厂里作出的决定执行。” 白素珍继续表示抗议，但还是被车间主任拉走了。 “白师傅，你不用上班了，回家去写检讨！”车间主任无奈地对她说，“折盒任务指标的事情，我会去向厂长争取的。” “我没有错。决不写什么检讨！” “那是你的事情。”车间主任说完，露出一脸的坏笑。 罗班长这时也走了过来，问她找厂长是什么情况。 “官官相护！他们还是要我停职检查。”白素珍气愤地说，“张瘸子那么坏，难道厂长们就不知道？” “厂长们肯定知道。” “那为什么还重用他？让他担任那么重要的职务？” 罗班长说：“不会让他长干的。你还是写份检讨！就把你与张瘸子吵架的过程写一下，交给厂长，也算是给岳威一个台阶下。” 白素珍觉得这主意不错，就骑上自行车，回家去写检讨了。 回到家里，她一鼓作气写了七页纸，在叙述事情经过的同时，把张瘸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因为字写得不好，她又让老马帮她抄写。 老马抄完之后，笑着说：“你这叫什么检讨？张瘸子看了之后，不气死才怪呢！” “我就是要气死他！谁让他欺负我的？” 白素珍让老马抄了三份，装进三个信封里，并且分别写上“龙厂长”“叶副厂长”“张科长”收。 第二天，她把三个信封送到制线厂办公室，委托收发员交给三位领导，然后就打道回府了。 马上就是端阳节，因为不用上班，白素珍正好利用在家里的时间包粽子。买粽叶，买糯米，买红枣，一个个地包，放在锅里煮。从早晨六点钟，一直忙到下午四点半。吃过晚饭，她又和老马一起去菜地里浇水。这天虽然没有去工厂上班，但比上班还要累。 两天后，白素珍来到厂里，问车间主任，她能不能上班干活儿。 “不行！”车间主任仍然是一脸坏笑，“岳威说，你那份检讨不是给他的。因为他姓岳，而你写的是叶副厂长收。” “啥？叶副厂长姓岳？”白素珍瞪大了眼睛。 “什么叶副厂长！我们厂里根本就没有姓叶的副厂长。岳威姓岳，岳飞的岳，你却总是叫别人叶副厂长。”车间主任笑弯了腰，“他还说，你那份检讨写得不好，思想认识不深刻，要重新写。” 白素珍确实比较尴尬。 到保定制线厂一年多了，连分管厂长的姓氏都没有搞清楚。她红着脸来到岳威的办公室，向他道歉，说自己是南方人，听北方人讲话比较吃力，把“岳”误听成了“叶”，请岳副厂长原谅。 “这是次要的。检讨的内容也不行！态度完全不端正，必须重写！”岳威威严地警告，“如果你半个月内不写好检讨，我就开除你！” 白素珍赌气地回到包装车间，拿起纸和笔，重新写了一份带有思想情绪的“检讨”。 她要张瘸子如数退还她送的东西。如果不退还，她就天天找他要。 “既然他无情无义地害我，我也要让他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感到难堪。”白素珍这样直白地写道。 检讨重新写好后，她就装在口袋里，洋洋得意地去找岳威。 “岳副厂长，检查我重新写过了，请你过目。”带着恶作剧的心理，她把检讨书呈上去，还补充了一句，“我的字写得不好，有点儿对不起观众。” 岳威厌恶地看了她一眼，接过检讨书，很勉强地浏览了一遍。 “不行！还没有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样的检讨过不了关。再重写！”岳威果断地说。 “我根本就没有错误，如何从思想上认识？”白素珍据理力争，为避免把关系弄得太缰，又压低嗓子说，“岳副厂长，我和你无仇无冤。你又何必要为了张瘸子这种人，对我采取不公正的态度？你太年轻了，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 “我要是意气用事，早就把你开除了！” “你要是开除我，你就犯了大错误。”白素珍也不甘示弱，“张瘸子比我小十几岁，他当众污蔑和训斥我，我为什么不能与他吵？” “小你十几岁又怎么样？有志不在年高。你年纪大又有什么用？你为保定制线厂作了多大的贡献？”岳威问。 “话可不能这样讲。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作为随军家属，可以说对社会作出了无私的贡献。”白素珍驳斥道。 “你为社会作出了贡献，让社会给你开工资呀！为什么要找我们制线厂？” “如果不进制线厂，社会肯定会给我开工资。既然你觉得我不能为制线厂作贡献，当初为什么要接收我？” “我现在照样可以不要你！” “现在不要我？晚了！已经晚了一年多。你现在无缘无故地开除我，我就去申请劳动仲裁，还要到法院去告你！” 岳威愤怒地站起身，气急败坏地走出了办公室。 白素珍喧宾夺主地坐在屋子里，固执地不肯离开。 等了好一会儿，岳威也没有回来，反倒是包装车间的主任和罗班长来了。 两人一起把白素珍拉起来，为她的胆大妄为捏了一把汗，害怕继续这样闹下去，岳威真的会把她开除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白师傅，你就让让步，认真地写份检讨了事。”罗班长好言相劝，“胳膊拧不过大腿。停职一天扣两天的工资，这样耗下去，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白素珍没有吭声，但脑子里还是那个想法：绝不能让步！一让步就意味着她在保定制线厂永世不得翻身，往后的日子更加艰难。 她要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不让她上班，她就回家休息，反正家里也有很多非干不可的事情。一日三餐，缝补浆洗，打扫卫生，再就是喂鸡和种菜地。 她到农贸市场买了些辣椒苗，把空余的菜地都栽满了。看到豇豆该上肥，她又挑起粪桶，去附近的公共厕所里掏粪。七八十斤重一担的大粪，来来往往挑了二十多担，把所有的豇豆都浇了一遍。这些农活儿，她打小就干，轻车熟路。又是为自己干活，再苦再累，心里也愿意。 厂里的烦恼可以暂时搁置在一边儿，家里的烦恼却躲不过去。 马杰这次来去匆匆，不仅没有给她带来丝毫安慰，反而在她心里添了不少堵。二十八岁的小伙子，娶了一个三十四岁的老媳妇，还是离过婚、带着小孩的。这本身就让她觉得丢人。再加上马杰离开家的前一天，居然拿起菜刀来威胁她。 这口气，她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马杰已经远走高飞，她没有办法惩治他，但马红还在bd市，她要把心中的怒火烧到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身上。 她把马红那天的表现对老马讲了，试探老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简直无法无天！我马上去国强那儿找马红，一定要把她臭骂一顿！”老马同仇敌忾地这样讲。 可老马去过军人俱乐部，回家之后，却只字不提马红的不是，反而表现出对老婆的不满。 怎么回事？白素珍猜想，肯定是马红颠倒黑白地挑拨离间，让老马对她产生了怨恨。 过了几天，她主动问老马去过张国强那儿没有，见没见到马红。 “见到了。马红讲，她根本就没有说过那些话！她说都是你添油加醋胡编的。”老马恼火地回答。 “那你是相信马红呢？还是相信我？” “我谁都不相信，我相信自己的感觉！”老马火冒三丈地说，“你这个人说话总是不注意方式，让人无法接受。在制线厂与厂长们都闹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当今社会哪有什么真理可讲？你又怎么斗得过他们？在马军的教育问题上，我承认你心肠是好的，管得也有道理，但话总是说得那么难听。孩子们怎么会服你？还有，张国强的父母对你也有意见。” “这么说，都是我的不是了！”白素珍反问道。 “人无完人，未必你就没有不对的地方？”老马狮子一般地怒吼起来。 白素珍完全没有料到，老马会对她发脾气。 她也开始河东狮吼：“老马你听着！我是为了帮你抚养孩子，才嫁给你的。现在你的三个孩子都养大了，你已经赢了！你们马家小的骂我打我，要杀我，要我滚出马家。你这个老家伙也压制我，不准我说话，那办不到！孩子是你的亲骨肉，你向着他们是应该的。老婆如衣裳，反正你现在也不需要我照顾了，我们再也没有必要生活在一起！我们两人的性格本来就不合，强扭在一起都感到痛苦。我们还是好合好散！我再也不愿意留在马家当保姆，侍候你们老少两代人！” 看到老婆生气，老马又蔫了。 他可怜巴巴地向白素珍承认错误，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的争吵，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还会无休无止地吵下去，也不会轻而易举地离婚。 家里的架吵完了，家务事干得差不多，有空闲的时候，或者晚上睡不着觉，失眠的时候，白素珍仍然会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当然不是写检讨，而是记日记，或者给保定制线厂的领导写信。 在信中，她重申自己不写检讨的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没有错，希望领导改变“错误的决定”，恢复她工作的权利。 信写好之后，她就骑车到单位，找龙厂长，找岳副厂长，找张瘸子。不管他们有没有时间，不管他们耐烦不耐烦、讨厌不讨厌，也不管他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她就像块橡皮糖一样粘着他们，不厌其烦地找他们“谈判”。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领导的怎么可能向一个普通工人让步？时间一长，她简直就成了保定制线厂的“祥林嫂”。大家都如同看笑话一样，把她当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 一个多月过去了，制线厂既没有开除她，也没有让她上班。当然也不会给她开工资，事情就一直这么拖着。 这期间，白素珍逢人便讲她的悲惨遭遇，倾诉满腹的委屈，但无论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新老同事、熟人或者生人，大家都觉得她的做法不明智。 大家普遍认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百姓斗不过当官儿的”“有理也不能太较真”这些观点。并且说，领导也是人，领导即使犯了错误，也要顾及领导的面子和感受。他们劝她要能屈能伸，该忍的时候，还是得忍一忍。 “不管怎么说，岳威毕竟的副厂长，他怎么可能向你认错儿？更何况，你一次又一次让他难堪，搞得他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他更不会在你面前认输。”税务局刘局长直言不讳地对白素珍说，“你与张瘸子闹矛盾，不管你们谁对谁错，在上班时间大吵大闹，这种方式和方法就不妥，严重影响了生产和工作秩序。其他的什么都不谈，仅凭这一点，让你写检讨就不冤枉！” 领导就是领导。 刘局长的一席话，振聋发聩，让一直理由十足的白素珍哑口无言。 到了七月份，罗班长告诉白素珍，厂里决定，全厂职工七月中旬去青岛崂山风景区旅游，为期一个礼拜。如果她继续停职检查，就会错过这次集体旅游的机会。 制线厂还有这么好的待遇呀！旅游七天，路费、住宿费、餐饮费都是公家出，按照人头平均算下来，比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多。加上集体旅游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白素珍说什么也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机会。 听过税务局刘局长的劝说，她本来就有了委曲求全的打算，现在遇上这么一档子好事情，她正好跛子拜年——就地一歪。于是端正态度，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份检讨书，交给副厂长岳威。 检讨书交出去的第二天，她就得到了车间主任的通知。 经厂领导研究决定，白素珍的停职检查期限终止，可以回制线厂上班了。 第一百五十九章 三个女儿 恢复工作没几天，白素珍就参加了保定制线厂组织的集体旅游。 参加集体旅游的人员范围为本厂在岗职工，不允许带家属。 这样的规定，与部队干休所正好不一样。部队干休所组织老干部旅游，要求必须有家属陪伴，还会安排医生和一些年轻的战士随行，各方面的事情考虑得比较周到，让参加旅游的人觉得省心。 白素珍是第一次参加工厂组织的旅游，不清楚组织者会提供哪些服务，所以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光路上吃的东西就采购了一大堆，蛋糕、饼干、馒头、桃子和二十个毛壳鸡蛋，老马还专门买了两只烧鸡让她带上。除了换洗的衣物，她还带了人丹、清凉油、风油精、梅苏颗粒、止痛膏、感冒冲剂、感冒胶囊、红霉素和黄连素药丸，俨然自备了一个“医药箱”。 通知的出发时间是凌晨四点钟，可白素珍整晚上都没有睡好。凌晨一点半，她就起床了，这摸摸，那弄弄，检查该带的东西是否都带上了，然后又切了一大盆喂鸡的蔬菜。好不容易捱到三点钟，就让老马骑自行车送她去单位。 保定制线厂大门口停有一大排大巴车，每辆大巴车的挡风玻璃上都贴有号码。白素珍应该坐五号车，但她东瞄西瞅，不知道五号车停在什么地方。 张瘸子立在一辆车子旁边，看样子是旅游的组织人员，但他瞄了一眼白素珍，就像对待陌生的路人一样，不理不睬。副厂长岳威这时走了过来，指引白素珍上了五号车。 因为担心自己晕车，她上车就吃了两片晕车药。开车之后，又每隔两个小时吃一片。 这只庞大的车队开始向青岛进发。因为不时有车子抛锚，或者有人要上厕所，或者有人晕车呕吐，车队只能走走停停，行进的速度非常慢。 快九点钟的时候，白素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就拿出提兜儿里的烧鸡，掰下一只鸡腿啃起来。 “怎么这么味啊？”坐在她身后的罗班长突然叫了起来。 “是鸡肉味吗？”她回过身问。 “不是。好像是哪个放了一个屁，这么臭！” 白素珍翻出提兜里用塑料薄膜包着的烧鸡，看到鸡肉上面粘乎乎的，颜色变绿了，散发出一股怪味。会不会是这些鸡肉坏了呢？想到买这两只烧鸡花了十八块钱，扔掉实在太可惜，何况鸡肉吃在嘴里似乎也什么异味儿。她还是勉强把那只鸡腿啃光了。为防止食物中毒或者拉肚子，她又赶紧吃了两粒红霉素和两粒黄连素药丸。 中午十二点，大巴车停在一个加油站里。大家纷纷下车，拥拥挤挤地去上厕所，然后站在屋檐下或者树荫下乘凉透气。 白素珍上过厕所后，回到车上继续吃她的烧鸡。 罗班长在加油站里蹓跶了一圈，也上了车，一进车厢又嚷了起来：“怎么这么味？” 她皱起眉头，寻着气味走到白素珍的身边，指着她手里的烧鸡说：“就是你的烧鸡！臭了！” 白素珍半信半疑，把烧鸡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又让其他同事闻了闻。 大家都说味了，变质了，这样的鸡肉不能吃。 白素珍这才站起身，拎起装有烧鸡的塑料袋，下车扔进了垃圾箱。丢鸡的时候，她感到特别心疼，责怪老马买得太多了。返回坐下之后，她又开始吃黄连素和红霉素。 谢天谢地！一路上，她既没有拉肚子，也没有食物中毒。直到汽车进入qd市区，也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接下来的几天旅游，没什么让人特别惊喜的。 他们住在qd市粮食局招待所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一日三餐都比较简单，勉强能填饱肚子。在市内逛商场，购物。去崂山风景区看山、看海、看树、看瀑布、看别墅。由于没人带照相机，照相得花钱请景区的摄影师。照完相之后，还得等着取照片——快的要两个小时，慢的得次日再去跑一趟。 旅游结束返回bd市，又开始投入到紧张而又繁忙的工作中。 白素珍还是在包装车间上班，但干的活儿已经不局限于包线和折盒了。因为订单有限，这些活儿不饱和，干着干着就无线可包，也不需要折盒。于是，包装车间的工人就被派往其他车间帮忙，有时去漂染车间，有时去织带车间。说白了，搞包装的就成了打杂的。 白素珍再也不敢提换岗位的事了。龙厂长、岳威和张瘸子见了她就有气，背地里骂她是“臭娘们儿”，连请客送礼也不奏效了。 有一次，她拿了两盒茶叶送到龙厂长家。 龙厂长本人不在，是他爱人收下的。 第二天，龙厂长就把茶叶带到工厂里，差人把她叫到办公室，毫不留情地退给了她。 看到厂领导不待见她，车间主任和罗班长也不把她当一回事。重活、累活、脏活总是安排她去干，让她吃了不少哑巴亏。 白素珍又去找税务局刘局长，诉说自己在制线厂所受的屈辱。 刘局长双手一摊，感到很无奈，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还推脱说，税务局也没有多大的权，根子不硬，震不住制线厂。 “如果你是劳动局或者人事局安排的，他们就不敢这样欺负你了。他们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税务局有意见，不满意我介绍你去他们那儿上班。”刘局长直白地说。 工作上的事情如此不顺心，家里的事情更是烦死人！ 马杰返回柳州之后，不仅不按白素珍的要求给家里寄钱，还发电报回来向老马要钱。理由是，他这次回保定听到一个消息，说是马红结婚的时候，家里给了她六百元钱，还有四床被子、一个圆桌和一个大衣柜。而他在柳州结婚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他。他要求做父母的对儿女“一碗水端平”，不要厚此薄彼，搞得大家心里不快活。 “他怎么不跟加根加枝比！加根结婚，加枝出嫁，我们还不是没有给一分钱？”白素珍生气地对老马说，同时也非常后悔。 当初老马摔伤后，就不该让张国强给马杰发电报。如果不发电报，或许马杰至今还在“玩消失”，也就不会向他们要钱了。 老马也觉得马杰太过分，于是给他回了一封信，骂他不孝顺，从来不体贴老人，还把老人当成摇钱树。骂他找了个拖儿带女的老媳妇，是自作自受，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不要厚着脸皮啃老人。 “都怪马红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挑拨离间！”白素珍又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二女子。 当初马红出嫁时，好多人都劝白素珍不要给她钱，但白素珍心太软，没有听。看到部队分给张国强结婚的房子里空荡荡的，就让他们把家里的大衣柜和圆桌拖了去；考虑到马红的单位倒闭了，暂时没有工作，又狠下心送给她六百元钱。没想到，马红不仅不领情，还把这些事情告诉马杰，鼓动马杰来找两个老的扯皮。 马红真是太可恶了！ 上次在老马面前红口白牙说假话，现在又冒出这档子事情。 白素珍准备抽个时间去军人俱乐部，问问马红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还没有动身，张国强却来到家里。 他不无遗憾地告诉两位老人，马红怀的是葡萄胎，住进了二五二医院，准备做流产手术。 “真是老天有眼，恶有恶报！”白素珍在心里幸灾乐祸。 不过，毕竟是自家女儿，她也不能把这种情绪溢于言表。反而表现出非常着急的样子，和老马一起去医院看望马红。 在马红住院期间，她还一直在家里做好吃的送往医院，给马红补充营养，悉心照料。 马红出院后，张国强接到命令，要赴bj参加亚运会值勤任务。 考虑到马红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军人俱乐部太孤单，白素珍又主动提出，让马红搬回部队干休所家里住。 说实话，白素珍提出这个建议心里是很矛盾的。想到自己受了马红那么多的欺负和侮辱，还要让她回娘家与自己一起生活，白素珍就感到委屈，可不让马红回娘家住，她心里又感到不安。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 马红与白素珍作对，可能因为她们不是亲生母女，没有血缘关系。但白素珍十月怀胎生下的另外两个女儿，为什么也让她不省心呢？ 马颖已经上初中了，学习还是不用功。 有一天晚上，白素珍去税务局值班的老马那儿玩了一会儿，回来时已经九点多钟了。她悄悄地开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见饭桌上杯盘狼籍，碗筷都没有收。 马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神情专注，连妈妈站在她身边好半天都没有发现。 白素珍因此感到很伤心。平时总在嘱咐马颖少看电视，讲了那么多看电视影响学习的道理，她就是听不进去。 马颖不上进不说，还好吃懒做。要是大人做的饭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自己单另重新做，丝毫也不嫌麻烦。可要是叫她干家务活，她又老大不高兴。马颖睡觉的房间，总是乱得如猪圈儿。特别是做作业的那张桌子，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杂物。打开三个抽屉，简直就像三个垃圾筐。 白素珍经常教育她，要把自己的房间和学习的地方收拾干净利落，但马颖总是当成耳边风。说多了，她就捂着耳朵不愿意听。 厌学，贪嘴，懒惰，固执，邋遢，简直一无是处。如果说这孩子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嘴巴子比较甜，会待人接物，能和妈妈亲近。 白素珍一生气，她就跟着掉眼泪，马上承认错误，请求妈妈原谅。只有这方面，比加枝要强一些。加枝一旦与白素珍争吵起来，总是黑着脸顶嘴，恼羞成怒，露出一副凶相，要吃人一样。 加枝已经两年多没给家里来信了。 据她大学时的同学讲，加枝在美国一切都好，而且生了第二胎，是个男孩儿。 白素珍听过后，丝毫也没有喜悦的感觉，因为这个喜讯，并不是加枝写信告诉她的。只要加枝不来信，不向她承认错误，她就难以释怀，不肯原谅加枝对她的精神虐待。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错事对不起加枝，让她恨之入骨，两年多对她不理不睬。 加枝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狠毒，如此冷酷无情，变得六亲不认！她为什么会不要事业，不要学业，贪图享受，宁愿当个生儿育女的机器！她之所以变成这样，是不是受了张德林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德林的家人挑拨？ 白素珍不远千里到hljhg市，找到张德林家里，本想探听加枝的消息，结果什么情况也没有了解到。之后，她又多次给张德林的父母写信，但周家一封信也没有回。 白素珍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 如果张德林是个懂事的女婿，好好做加枝的工作，也不会使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搞得这么缰。如果德林的父母比较开明，来信讲讲加枝和张德林在美国的情况，劝说他们给老人多联系，也不会搞成今天这种局面。 想到这些，白素珍就恨张德林，恨德林的父母，总想用什么方法狠狠地报复他们一下。她想过写信把他们痛骂一顿，或者去hg市大闹一场，甚至死在他们张家，但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不妥当。 思来想去，她决定给张德林本人写封信。可每次开了头之后，又不知道该如何写。提起笔来就心烦意乱。骂女婿，怕他因为置气不理她；在女婿面前诉苦，又觉得难以引起他的同情。最后，还是决定吓唬吓唬他。她警告张德林，如果收到信后不回信，她就不认他这个女婿，还要去hljhg市找他父母闹。 “收不到加枝的来信，就感觉天要塌了。这种想法是不是太愚蠢呢？”白素珍有时这样扪心自问，“自己付出一生的心血抚养她，供她读书，是为了让她发挥聪明才智，成就美好人生，创造幸福生活，为父母争光，为她自己争气。虽然她现在学业和事业都荒废了，成了一个生儿育女的机器，但只要她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我又何必要成天去为她生气呢？她参加工作之后，虽说没有孝敬老人，没有向家里尽义务，但也没有像马杰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家里要钱呀！现在的儿女，不可能为了老人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们不想方设法搜刮盘剥老人，就谢天谢地，算是孝顺的了。” 白素珍每次检查马颖的作业，或者看到小女儿不及格的试卷时，也会勾起她对加枝的思念。 小时候的加枝学习多么自觉，成绩多么好啊！在学习方面，加枝从来没有让大人操心过。辩证地看，大女子的优点还是很多的，但她为什么会恨生她养她的妈妈呢？ 加枝出国时，把日记和信件都留在了家里。这些日记和信件，现在都成了白素珍的精神食粮。只要有时间，她就翻出来看。通过了解加枝的心路历程，对女儿进行研究，探究女儿恨她的原因。 从加枝与张德林的通信中，白素珍看到了女儿对她的评价。 优点：乐观，活泼，爱说爱笑，聪明能干。 缺点：固执，任性，随心所欲，说一不二，得理不饶人，秋风扫落叶般的严厉。 白素珍对女儿归纳的优点是比较认可的，但不承认加枝说她的那些缺点。再说，就算她身上确实有缺点，作为女儿，也应该原谅自己的妈妈呀。加枝怎么能因此就忘掉母亲的养育之恩，把自己的妈妈视同路人，甚至用精神虐待的软刀子来杀死生她养她的母亲呢？难道加枝的心肝真的变黑了？未必她生来就是一副黑心肝？她的性格真像她的生父王厚义，自私，冷酷，心硬，歹毒。 上帝真是不公平啊！自己千辛万苦拉扯大的女儿，怎么会继承了她生父的罪恶基因？ 每天睡觉醒来时，白素珍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加枝。 有时，她在厨房里一边做饭，一边想念加枝。等饭做好了，本来准备喊马颖吃饭，却不由自主地喊成了“加枝”。她恨自己没出息，这么痴情痴意。 加枝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你，你为什么要去思念她？有时，她也确实想不通，加枝这么长时间不理她，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未必真的想用精神折磨来置她于死地？那么，她又该如何应对呢？可怜巴巴地去求女儿孝顺她？能起作用么？ 好心烦啦！她真希望自己即刻停止心跳和呼吸，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是，自己解脱了，马颖怎么办？老马怎么办？至少他们父女俩眼下还需要她，少不了她。 活着，白素珍觉得很痛苦；死去，她又不甘心。 她因此经常烦躁不安，无端地找老马闹别扭。有时闹得两个人整夜不睡觉。老马一发脾气，她就哭。她哭，他也陪着掉眼泪。有时她又觉得不应该这么互相折磨，自相残杀。因为她和老马并无个人恩怨，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和矛盾。老马感恩于她对他的照顾，她也很感谢老马对她生活上的体贴和关怀。她下决心不再与老马闹别扭，要陪伴他安度晚年，和他一起把小女儿马颖抚养成人。 第一百六十章 说走就走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一九九一年暑假。 八月中旬的一天，凌晨五点钟左右，白素珍突然听到家里音乐门铃响了。这么早，会是谁呢？她赶紧起床，披上外衣，趿着拖鞋跑去开门。 哇！真没有想到，出现在她眼前的竟然是王加根、方红梅和孙女欣欣！她感觉自己如同在做梦一般。 “你们要来，怎么也不来封信呢？”白素珍兴奋地问，“下车后，怎么不在火车站往干休所打个电话？我们可以要车去接你们。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加根笑着说：“蹓跶回来的。走了快七十分钟。” “嗨！这么远也不嫌累。”白素珍嗔怪道，又把欣欣抱起来，“累坏了？我的宝贝。” “一点儿也不累。”欣欣大声说，接着又告诉奶奶，“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 “是吗？你才五岁呢。五岁就上二年级呀！成绩跟得上不？这次期末考试考了多少分？” “语文数学都是一百分！”小家伙非常骄傲地回答。 “哎呀！我们家欣欣太棒了。你小姑姑要是有你这么聪明，那我就省心了。”白素珍对着小女儿的房间喊道，“马颖！快起床！你加根哥和嫂子来了，欣欣也来了。” 很快，老马和马颖相继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大家相聚在客厅里，亲热地寒暄着。 白素珍趁机进厨房烧热水，让加根、红梅和欣欣洗澡，安排他们睡觉休息的地方。 老马再也睡不着了，索性开始蒸馒头、煮稀饭，准备一家人的早餐。 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王加根和方红梅怎么会突然出现在bd市呢？ 王加根调孝天市政法委的事情黄了之后，又去孝天司法局打听当律师的事情。 孝天市司法局局长热情地接待了他，让他提交了一份要求到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申请书，然后叫他回家等消息。 结果呢？正如很多人所预料的那样，他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 残酷的现实让王加根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能不能当上律师，并不完全取决于有没有《律师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只是一块敲门砖，但并不一定能敲开律师事务所的大门。要想改行当律师，还需要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去他妈的！老子又不是没工作，何必要去求那些狗日的？在哪里都是做事，在哪里都是吃饭。教我的书，写我的小说，寒假暑假出去转一转，一样比神仙还快活。反正欣欣已经在邹肖小学读书，再也不必为她上幼儿园的事情熬煎了。 这一年，王加根刚送走了一届初中毕业生，重新帮助牌坊中学夺回了中考优胜的地位。可是，当校长肖玉荣通知他参加暑假补课时，他却出人意料地谢绝了。他同时提出，下学年不要安排他教毕业班。说是想多花点儿时间，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 肖玉荣表示理解。 她早就预感到，牌坊中学这座庙太小了，肯定留不住王加根。别看他眼下一次又一次地调动失败，迟早还是会远走高飞的。 肖玉荣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让小方参加暑假补课呢？” 加根说，这事他说了不算，得征求方红梅自己的意见。如果方红梅愿意补课，他不会反对。 结果，方红梅高兴地答应了。 前几年，她因为搞函授学习，一直没有机会参加暑假补课，总觉得“损失惨重”。如今，她已经本科函授毕业了，为什么要放过暑假补课捞外快的机会呢？ 就这样，今年暑假到来时，方红梅就开始给毕业班学生补课了。 王加根在家里当“家庭主男”。他原本计划利用暑假搞文学创作，可实际情况与他的想法相差甚远。每天都得上街买菜，做饭、洗衣、拖地、做卫生，还要带孩子，辅导欣欣做暑假作业，完全抽不出时间。因为劳累，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加上天气酷热，别说写小说，就是坐在家里什么活儿也不干，浑身也汗水淋漓，如落汤鸡一般。 有一天，王加根突然产生了全家人去bj旅游的想法。 产生这一想法的动因，是他想满足方红梅的愿望，了却一桩心思。因为方红梅老早就想去bj玩，却一直没能成行。马上就而立之年了，还不知道祖国的首都是什么模样儿，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 前几年，他们也作过到bj旅游的计划，但每年暑假两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方红梅要参加函授学习；王加根要给学生补课，还惦记着律师资格考试和工作调动的事情，完全走不开。当然，也有经济拮据、钱不宽裕的因素。 今年好了，方红梅本科函授毕业，王加根律师资格考试过关，调动已经没有希望了，无须牵肠挂肚，家里又有了些积蓄。 万事俱备，为什么不利用暑假出去玩一玩？人生苦短，何必要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往后拖，不知又要等到猴年马月。今年出行，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欣欣不用买票。火车票、汽车票和景点门票都可以全免，能够节约一笔不小的开支。 说走就走，等毕业班补课一结束就动身！无须优柔寡断，更不要犹犹豫豫。 王加根提前做功课。他从书柜里翻出《青年旅游手册》和《bj旅游交通图》，大致规划了准备去的旅游景点和线路，尽可能做到有准备地出行。他希望通过这次旅游，探出一条路子，以后每年的寒暑假，都出去转一转。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不定，他还能通过旅游写出好多文学作品呢！真能做到那样的话，他再也不想跑调动了，就那么陪着妻儿在牌坊中学教书，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到了寒假和暑假，就出去旅游。别人公费旅游，他自费总可以？钱是王八蛋，花了还能赚。存款放在账上是数字，消费才能体现出它的使用价值——这话好像是马克思说的。用不着怜惜钱，人应该活得洒脱一点儿。 所有的细节问题考虑清楚之后，王加根正式向老婆宣布了他深思熟虑的旅游计划。 方红梅听过之后，非常激动，甚至有点儿感动。 不过，看过家里存折上可怜巴巴的存款数字，她又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三个人去bj旅游，这点儿钱哪儿够呀？” “七百多块钱还不够？”王加根不解地问。 方红梅于是掰着手指头算起来：“就算欣欣不打票，我们两人的路费起码得两百块；如果在bj住十天，住宿费每天按二十块计算，又是两百块；三个人的吃喝，每天二十块钱要？又是两百块；剩下一百多块钱，能干点儿啥？恐怕买景区的门票都不够！” 王加根听到这儿，熊熊燃烧了几天的火焰瞬间就熄了一大半，蔫头耷脑地望着方红梅，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他只是憧憬着旅游的美好和快乐，还没有仔细算这些账。 “还是实际一点儿。等补课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武汉。带欣欣看看黄鹤楼，逛逛东湖和中山公园，再到武汉商场买点儿东西。你不是想买双皮凉鞋么？这次下狠心买双好的。再给我和欣欣买几件新衣服。如果还有多的钱，就买部傻瓜照相机。这样安排，是不是更实惠？”方红梅侃侃而谈，充分展示女人的精明。 “一提到旅游，就是武汉！”加根不高兴地叨叨，“武汉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武汉这么近，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何必要等到暑假？” “那我们可以去省内其他旅游景点呀？比方武当山、神农架。或者去一趟宜昌，坐轮船看看长江三峡和气势磅礴的葛洲坝。” “不行！我就是要走出hub省！一定要带你和欣欣去bj！看看天安门广场，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看看人民大会堂和故宫博物院。” …… 正在他们为暑假旅游的事情争执不休的时候，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教师马兴祥。 马兴祥是王加根的杨岗老乡，还与白素珍是小学同学，说起来关系比较近。不过，因为年龄悬殊的原因，加上兴趣爱好及生活习惯不尽相同，平日他们各人忙各人的事情，交往并不多。偶尔在花园镇街上碰到了，也就是相互点个头，或者打声招呼，很少走动和串门。 今天是什么风儿把马兴祥吹到牌坊中学来了？ 因为刚下过雨，从牌坊中学通往107国道的那段路上满是泥泞和水坑，很不好走。马兴祥是骑自行车来的，搞得非常狼狈。自行车的前后车轮上糊满了泥土，根本就不能转动。他把车子停在王加根家门口，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树枝，蹲下身子撬轮胎上的泥巴。 “别弄了！待会儿我推到后面的水笼头那里冲一下。”王加根笑着说，“进屋坐！马老师。” 接过方红梅送上来的茶水，马兴祥喝了一口，又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问她：“你的本科函授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去年七月份就毕业了。”方红梅答道，很奇怪马兴祥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愿不愿意去我们学校？” “去市二中？”方红梅一时没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回答，“当然愿意！就是怕去不了。” 马兴祥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hub省正在搞教育改革，打破教师跨区域流动的壁垒。特别是wh市，思想观念转变得比较快，政策放得比较宽。wh市好多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挖掘优质教育资源。hub省内一些优秀教师都往武汉跑，他所在的孝天市二中也不例外。由于近两年教师流失严重，孝天市二中师资严重不足。尤其是语文教师，缺口比较大。全校十八个教学班，目前只有十一个语文教师，而本科师范院校每年分配来的毕业生又少得可怜。孝天市二中领导非常着急，多次到孝天市教育局要求补充师资，可总是没什么效果。 “鉴于这种情况，我就想到了你们。”马兴祥兴奋地说，“如果你们愿意往我们学校调，现在是相当不错的机会。” 王加根和方红梅对视了一眼。 进孝天市二中，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毕竟这所学校是孝天市重点高中，比牌坊中学名气大得多，各方面的条件也要好得多。如果他们到孝天市二中教书，就可以把家安在花园镇。生活方便，欣欣还能到花园镇的公办小学里读书。 尽管好处如此之多，他们还是表现得比较谨慎，没有马兴祥所想象的那么激动和兴奋。一次又一次的调动失败，已经让他们寒了心，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如同谈虎色变。不管马兴祥把机会说得多么好，他们还是信心不足。 王加根说，调市二中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不想为这件事花钱，也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求人。 “这个你放心！我去向学校领导推荐。市二中有需求，你们又够条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不着花钱！”马兴祥非常自信地说，“你们一人写一份个人简历，再把毕业证、身份证、教学教法合格证之类的证件清理一下。如果有获奖证书或者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一起带上，抽个时间我带你们去找找我们学校的江校长。提着个茶壶当夜壶，调得成调，调不成拉倒。” “行！”王加根欣然同意。 方红梅也兴奋地答应了。 马兴祥于是起身告辞：“就这么个事！今天突然想到的，就跑过来告诉你们一声。我回去了！” 王加根和方红梅留他吃午饭，但他说家里还有事，客气地谢绝了。 加根于是推上马兴祥的自行车，到部队抽水房门口的水管处冲洗干净，又扛起自行车，一直把他送到107国道上。 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校长叫江成国，年逾半百，看上去和蔼可亲，是个平易近人的老汉。他在校长办公室里接待了王加根和方红梅。此前，他已经听马兴祥介绍过他们夫妻二人的情况。 看过他们带来的一大堆证书，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总体印象还不错，心里非常希望引进这两个语文教师。但不知为什么，他又不愿意去孝天市教育局提需求，而是建议他们去市教育局毛遂自荐。 王加根和方红梅因此感觉比较为难。 尤其是王加根，他在孝天市教育局是挂了号的人物。从局长到普通办事员，没有哪个不知道他的大名。分管人事的徐副局长、人事股的汪股长和张国学，谈起他就恨得牙齿痒。再加上他刚刚闹过调孝天市政法委，他们怎么可能让他去市二中？这样看来，江成国让他们去孝天市教育局毛遂自荐，无异于对这次调动判了死刑。 “去他妈的！不调了。”告别江成国，走出孝天市二中，王加根懊恼地吼了一声，又对身边的方红梅说，“只当没起这场心思的。按原计划执行，准备去bj旅游！” 方红梅没有吭声，算是默认。 她也不再坚持去武汉或者hub省内其他旅游景点，因为他们的小公主天天吵着嚷着要去bj。王加根和欣欣父女俩结成了同盟，家庭投票结果二比一，方红梅只能服从。 就这样，学校补课一结束，他们就锁好家门，坐上了北上的列车。考虑到去bj正好从保定经过，他们把旅游的第一站定在bd市，也算是回了一趟这个与他们多少有些关系的家。 儿子、媳妇和孙女的突然到来，让白素珍喜出望外。 她赶紧去保定制线厂请了几天假，准备好好陪陪加根一家三口。 这段日子，白素珍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她的左半边脑袋、左脸和整个左半身经常处于麻木状态，而且发胀，有偏瘫的迹象。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神经抑郁症引起的不良反应。所以，逢到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时，常会产生强烈的孤独和寂寞之感，让她茫然不知所措，动不动就想放开嗓子大哭一场。因为担心影响左邻右舍，害怕别人真的把她看成精神病，只有强忍着，默默地流泪。 “五一”劳动节前夕，她终于盼来了加枝的来信，随信还有一张加枝一家四口的“全家福”照片。 捧着来信和照片，白素珍喜极而泣，看了一遍又一遍。 加枝和张德林都长胖了。两个小外孙虽说是美国籍，模样儿还是中国小孩。也不知他们会不会讲中国话，将来见面了，能不能叫她一声“外婆”。她多么希望加枝接她去美国，照顾这两个可爱的小外孙啊！如果有她帮忙带小孩儿，张德林和加枝就能够安心地学习和工作，在美国学到高深的知识和本领。女儿女婿出人头地，也算是为她这个当母亲的争了光啊！ 但是，她又不敢向加枝提这个要求。至少，她觉得眼下还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加枝虽说来信了，但内容比较简单，总共就两页纸，介绍了一下她和张德林在美国的生活情况。至于她为什么三年多不给家里写信，以及对家里大人小孩的看法，她一个字也没有提，明显是在回避矛盾，有敷衍塞责的嫌疑。好在，这封信与三年前那封残酷无情的信相比，语气还是要缓和得多。 白素珍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她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给加枝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回信，又拉上老马和马颖，去照了一张合影，随信寄往美国。 这就是王加根一家三口来保定之前，最让白素珍开心的事情。 第一百六十一章 北方三雄镇 自老马退休之后，白素珍对世态炎凉这个词的涵义有了更深切地体会。无论在部队干休所，还是在单位和社会上，别人对她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多是冷眼相待，甚至变着法儿欺负她。 她因此心理落差很大，不愿意与人交往。再加上，她生育或抚养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与她亲近，特别是她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加枝，成了最大的心病和刻骨的痛，让她很伤心。 收到加枝的来信和“全家福”照片，白素珍写了回信，又拉上老伴儿和小女儿，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一起寄往美国。她原以为，从此之后，她与加枝鸿雁传情的通道就会恢复，进而修复她们母女之间的裂痕。没想到，信和照片寄出去三个多月了，还是没有回音。 看来，加枝是下决心要与她一刀两断。 想到这一点，她真是寒心啊！ 有时，她自己劝自己：“白素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你自己。你还能指望谁呢？及时行乐！过好自己的日子。何必为那个自私的小东西成天折磨自己？你没有恋过爱，不懂得单相思的痛苦，何必要在爱子女的问题上，忍受单相思的折磨？你曾经看不起那些因为失恋而自杀的男女，你怎么能够因为得不到子女的爱也想到自杀呢？这样值得么？相信命运！命中有的终归有，命中无的不强求。你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含辛茹苦地抚养和教育加枝，为她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你对她问心无愧。如果她因为自私，不愿意孝敬你，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是你命中不该得到。何必强求呢？求之不得，只能自寻烦恼啊！” 正当她处于极度痛苦的时候，王加根一家三口来到了保定。 明知道他们是去bj旅游，顺路来探望她，白素珍仍然非常高兴。她真想带上马颖，随他们一起去bj，调整和放松一下心情，可她向车间主任请假时，别人只准了她三天。同时告诉她，如果请假三天以上，必须去找生产科长张瘸子或者副厂长岳威。 她才不愿意去找那两个讨厌的家伙呢！ 想起这两个人她就心烦。去找他们磨嘴皮子，能不能准假难说，还要看他们的脸色。另外，她也怕给儿子和儿媳添麻烦。加根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旅游，如果因为她和马颖跟随，影响了他们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她心里也会过意不去的。 虽然放弃了随同去bj的打算，她还是希望陪儿子、媳妇和孙女好好地玩几天。由于方红梅是第一次来保定，白素珍就想带他们在bd市内转一转。他们先后去了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大慈阁、保定商场、保定商业大厦、裕东百货大楼和滨河公园。 相比较而言，欣欣更喜欢逛公园。 晨光中的滨河公园行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跳舞的、练气功的、打太极拳的、舞剑的、打羽毛球的、遛鸟的、下棋的、打扑克的、走路的、跑步的……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个专供小朋友玩的儿童乐园，里面有蹦蹦床、电动马、环形火车、碰碰车。欣欣一个接一个地尝试，玩得不想离开。 方红梅迷上了游泳。她是第一次进游泳池，兴奋得满脸通红。由于不会游泳，她就让王加根用手托着她的肚皮，手脚并用地戏水。有时呛着了，猛咳起来，甚至会喝上几口脏水，但她毫不在意。后来脚趾头磕破了，也不肯离开。 看到老婆和女儿玩得这么开心，加根心里真如喝了蜂蜜一般。 bd市内景点玩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乘汽车前往白洋淀。根据白素珍的安排，租住在白洋淀边周口镇的一户农家里。 农家主人姓陈，为他们提供吃喝，还给他们当导游。 同口镇下辖十八个行政村，镇政府所在地同口村就有一万多居民。村里的房屋外墙为青砖或灰砖砌成，屋顶铺的是芦苇杆，芦苇杆上压着炭灰、炉碴和石灰调制的混合泥，密封性挺好。各家各户的门口都挂有芦苇编成的门帘，大门上方有“江山多娇”“艳阳高照”之类的横批。掀开门帘进去，则是一方院落。正对面立有一堵长方形的墙，犹如一块独立的碑，即为玄关，当地人称之为门厅。门厅多用瓷砖拼接出白云、仙鹤、青松、牡丹之类的图案，显得特别喜庆。 绕过门厅进入房间，屋里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土炕。土炕是北方特有的，南方基本上见不到。加根和红梅觉得很稀奇。特别是搁在炕上的小桌子，那么矮，还被老陈搬到院子里吃饭用。这桌子不到一尺高，凳子自然更矮小，大家基本上是席地而坐。 蔬菜是老陈家自种的，或者是从白洋淀捞的鱼、采摘的莲蓬和芦笋。主食全部是面食，有馒头、大饼、火烧和面条。大饼卷着大蒜吃；吃一口火烧，咬一口大葱。这些饮食习惯，也让加根和红梅大开眼界。 吃过午饭，老陈就带着他们下白洋淀。 来到白洋淀边，看到挨近村子的水面长满了绿油油的水草，还被布在水里的渔网分割成一片一片。老陈撑起岸边的一条小木船，嘱咐大家上船时要小心。所有的人上船后，他就撑起竹篙，避开渔网和水草，慢慢的向水中央划去。 越往里面走，芦苇愈加茂密。芦苇间偶尔还会出现一块菜地。当然，更多的是繁茂的水草和水浮莲。穿过芦苇荡，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莲叶和荷花，还有好多拳头大小的莲蓬。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方红梅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 老陈说，白洋淀曾经干枯过十几年，直到一九八七年才重新注水，眼下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鱼随便打，芦苇随便砍，藕随便挖，莲蓬随便摘，荷花随便掐。说话间，他已经把船划进了莲叶深处。 大家随心所欲地摘莲蓬，掐荷花…… 直到傍晚他们才返回同口村。住了一晚上，大家又乘车回到了保定。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进家门竟然看到马红和张国强。 张国强说，他考上了南京政治学院，几天后就要去报到，今天特意来向爸妈报个喜。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二哥、二嫂和欣欣。 “我和马红结婚都快两年了，爸妈还没去过我老家。现在哥哥嫂子和欣欣来了，就一起去我老家玩玩！”张国强随口邀请道，“正定离保定不是很远，坐汽车个把小时就到了。” “行啊！我们明天就去。”白素珍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让张国强感到很意外。他此前多次发出过邀请，但丈母娘都婉言谢绝了。 王加根却犹豫不决。 一个北方的小县城，有什么好玩的？值得去跑一趟么？虽说路不远，去来起码也得两天时间，还不如早一点儿去bj。 似乎看出了王加根的心思，张国强开始强力推介他的家乡正定县。他说，别看正定是个小县城，其实名气大得很。它位于保定与sjz之间，历史上曾与bj、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正定是百岁帝王赵佗、常胜将军赵云的故里。着名的景点有赵云庙、隆兴寺和临济寺。近几年，又修建了荣国府、西游记宫和封神演义宫。闻名遐迩的荣国府，是按照《红楼梦》中所描绘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建造的。这座封建王宫占地面积两万两千多平方米，全是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群。两百米长的宁荣街，是参照乾隆南巡图设计的，房屋错落有致，街上旗幌招展，牌匾齐全，再现了康乾盛世景象。 听张国强这么一吹，王加根心中的疑虑瞬间烟消云散。尤其是听说正定与bj、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他甚至对正定之行充满了期待。他们眼下在保定，计划去bj，如果再去一趟正定，就可以把“北方三雄镇”全跑到。这次旅游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第二天一大早，张国强、马红、白素珍、马颖和王加根一家三口到保定汽车站坐班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正定县城。 张国强的家在正定县城中心地带。房子是一栋三层小洋楼，占地面积一百多平米，据说修建时花了十几万元。他家除了父母亲以外，还有哥哥、嫂子和侄女。国强他哥是正定县回民食品厂的厂长，优秀企业家；他嫂子开了一个照相馆，是摄影个体户；父母亲身体都硬朗；侄女在上小学二年级。家庭条件不错，提前进入了小康水平。 看到亲家母带着一大群人来访，国强他爸妈和他哥哥嫂子非常高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吃的、住的、景区门票、照相他们全包了，带着客人们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玩了一天半。 从正定返回保定的路上，王加根觉得这次出门旅游非常明智，以后恐怕再也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他决定马上动身去bj，在京城玩到八月底，然后直接回牌坊中学上班。 离开保定的前一天晚上，白素珍突然来到加根他们住的房间。她拿出一百元钱，说是要送给他们路上用。 王加根说什么也不肯要，但他妈执意要给，强行把钱塞进欣欣的衣袋，就逃跑一样地离开了。 加根和红梅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们这次来保定，已经花了二老不少钱。餐餐鱼肉相待，包饺子，做包子，订牛奶，变着花样儿弄好的他们吃。带他们在bd市内玩儿，去白洋淀，去正定县城。 “这钱我们不能收。”方红梅说，“爸爸摔伤了住院，我们因为不知道，没来看望，也没寄钱，这次来也没带什么东西。哪能再收他们的钱呢？何况我们带的钱基本上够用了。” 加根认为红梅说得有道理，也表示同意。 次日天亮后，王加根把妈妈叫到房间里，谈了他和红梅的想法，拿出那一百元钱，退还给她。 白素珍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接下了。她说，给钱的事她事先没有和老马商量。昨晚给钱之后，她试着征求老马的意见，老马没有表态，似乎不是太乐意。 “我正为这事犯愁呢！谢谢你们的体谅！看来，我今后还是应该存点儿私房钱。”白素珍略显伤感地说，“家庭关系太复杂了，没办法。马杰几次向家里要钱，我都没有给。现在如果给你们钱，老马有想法也是正常的。” 这段小插曲，多少对王加根和方红梅的心情有点儿影响。 到达bj站，他们首先坐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 从前门地铁站出来后，先坐在正阳门的墙根儿下，吃了些饼干、蛋糕、鸡蛋之类的干粮，又拧开军用水壶，喝了几口凉白开，算是补充能量。三人围着纪念堂转了大半圈儿，再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周围有武警战士把守，不让靠近，他们只能远远地观赏一下碑上的浮雕和碑文。 接下来参观人民大会堂。 他们本打算一起进去的，可因为携带着行李和包包，工作人员不让带这些东西进去。无奈，王加根只好主动提出自己在外面看行李，让方红梅带着女儿进去。 看过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广场照相。再从天安门城楼下面进去，参加故宫博物院。出故宫博物院后门，又去了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和天坛公园…… 一天时间，马不停蹄，走马观花。 王加根身上背着一个包，手里提着一个包。 方红梅也是背着一个包，手紧紧地拉着欣欣。 三个人都累得够呛。 王加根上一次来bj，还是十年以前。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票价都涨了。十年前坐地铁只要一角钱，现在涨到了五角钱；十年前参观人民大会堂只要两角钱，现在是三元钱。各旅游景点的门票，也都翻了好几番。 欣欣身高不到一米二，到处免票，这倒节省了不少钱。 由于事先没有预订旅馆，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住的地方发愁了。沿路找了好几家旅店，都说已经客满了，没有铺位。外观比较气派的宾馆和酒店，价格又贵得吓人。 方红梅说：“不找了！我们干脆去火车站广场，在露天里呆一晚上。这样还能节省几个钱。” 王加根当然不同意。 “开玩笑！在bj露宿街头，那叫什么旅游？还不如讨饭的叫花子。再说，北方下半夜就会降温，寒冷的空气，大人小孩怎么受得了？欣欣冻病了怎么办？还有蚊子的袭击，人怎么可能休息得好？要是我们都睡着了，行李让人偷走了怎么办？你咋想出这么个馊主意！” 又走了好几条街道，一直到深夜十点多钟，他们才在天坛公园南门处的一个旅馆里订到了一个房间。 服务员说，这间房也是别人刚退的。如果他们早来一会儿，或者晚来一会儿，都没有。 看来运气还不错！住一晚上十八元钱，价格也能接受。 吸取第一天的教训，次日一大早他们就开始找旅馆，想换个比较满意的住处。结果还是到处碰壁。最后，花了五元钱，请中介公司帮忙联系，才住进了广内旅馆。单人间，每天租价十五元。 在预订房间的时间问题上，方红梅和王加根产生了分歧。 方红梅放心不下家里，想早一点儿回去，说开两天就算了。 “你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王加根不高兴地吼道，“出都出来了，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家里那些破玩艺儿，能值几个钱？况且都是身外之物，没有我们一家三口，那些坛坛罐罐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机会难得，应该珍惜。未来两三年内，恐怕是难得有机会出门旅游的，这次争取把bj有名气的风景名胜都看到。反正开学之初也是打闹台，不会正经八百地上课，晚回去几天也没关系。” 王加根把这间房一直预订到了九月一号。 之后的几天，他们先后去了颐和园、圆明园、雍和宫、大观园、bj动物园和香山公园。 在香山公园那天累得够呛。 三个人从山脚下沿着曲曲弯弯的公路向上走，好半天才能看到一个景点。所谓的景点，也就是一块石头上刻几个字，或者是修的一个亭子。当然，漫山遍野的红叶还是相当不错的。 欣欣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哭着闹着要人抱。 加根和红梅自己都走不动，根本就没气力弄孩子。只得不停地哄欣欣，许诺说，到了哪儿哪儿再抱你，再过多久多久就背你。真正到了承诺的地点和时间，他们又耍赖食言。 后来，三个人确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顶峰真正成了“鬼见愁”，只得无奈地下山了。回到旅馆，他们整整睡了一昼夜，还是浑身酸软，没有还原。 本来计划去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水库的，香山之行让他们害怕了。又听说那两个地方离中心市区很远，往返时间不够用，他们就没有去。接下来的两天，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转了转，就坐火车回湖北了。 第一百六十二章 曙光初现 为期半个月的旅游结束了。 买过回家的火车票，王加根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 如果不是在保定呆了几天，去白洋淀和正定县城节省了一些开支，他们早就囊空如洗了。 一切还算顺利。 旅游是一门学问，出门前必须作好周密的计划和准备。那个军用水壶的作用真是太大了。在火车上，在旅游景点，都离不开它。每天出门时带上一壶水，还能省下买饮料的钱。那些碳酸饮料实在太贵了，而且不如白开水解渴。 住在条件简陋的旅馆里，天天能够洗澡换衣服，吃得也比较舒服。只是东奔西走太累了，三个人又黑又瘦。不过，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学了不少新东西。特别是最后一天在bj动物园，欣欣见到那些可爱的动物，高兴得手舞足蹈，乐得屁颠屁颠的。当加根买来烧鸡、面包和啤酒，一家人坐在快餐厅里午餐时，欣欣拿着鸡大腿，边啃边乐，脸上笑开了一朵花。那得意劲儿，让王加根倍感欣慰。虽说是在首都这样的大城市，欣欣一点儿也不胆怯，表现得特别自信和聪明。她大胆泼辣，上公交车和电车后，抢占座位的速度比大人还要快。说着一口蹩足的孝天普通话，常常让人忍俊不禁。 现在，他们一家人已经到了bj火车站，坐在熙熙攘攘的候车室里，准备坐车返回花园镇。 候车室里的长条坐椅根本就不够坐，不少旅客都站着。还有一些人把报纸、塑料布或者纸板铺在地面上，席地而坐，或者躺着。室内的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比较多，小卖部、餐馆、书店、电影院、录相厅、厕所、开水供应处……应有尽有。无论你是什么来头或身份，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先来的有座位，后到的就靠边站；有钱就能吃香的喝辣的，没钱则只能饿肚子。 看着这些出门在外的旅人，王加根感慨万千。嗨！早就应该想到利用教师假期多的优势，出门旅游的。存什么钱？存着钱又有什么用？整天呆在那所孤庙一样的学校里，消耗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太窝囊了！为了跑调动，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还有损自尊。不如安心当教师，边教书边写作，放了假就出去走一走，多么惬意！多么快活！管他谁进城了，谁改行了，图那些虚名誉干什么？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见得还少么？别人要怎么说，就随他怎么说，还是应该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和原则去生活。 至于老婆和女儿，王加根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她们。欣欣不能在城市里上幼儿园，就证明她的父亲没有用吗？这是什么逻辑！她爸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她作为农民儿子的女儿，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更何况，她爸为了她生活得更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怪只怪她爸的太低了，又性情高傲，不肯向别人低头，有些事情是难以一步登天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孩子吃点儿苦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欣欣将来能不能成才，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生活环境。只要大人教育有方，很好地引导她成长，她将来肯定能有所作为。 最大的心病还是方红梅。老婆一唠叨，一生气，一抹眼泪，王加根就六神无主，没了主意。让他烦恼透顶，自卑自弃，如万箭穿心。 方红梅为什么总是那么爱慕虚荣呢？ 她为什么不能像马克思的老婆燕妮、鲁迅的老婆许广平、钱仲书的老婆杨绛那样，全心全意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呢？她为什么不能像历史上那些贤惠忠烈的女子那样蔑视权贵、顺从自己的爱人呢？农村妇女尚且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为什么老是觉得丈夫连累了她？为什么老是觉得丈夫不争气？为什么会认为是因为丈夫的缘故，才使她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呢？她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她的工作单位？为什么不敢告诉别人她丈夫也是个农村教师？承认这些事实，真的就很丢人么？ 王加根觉得，价值观念不同，导致他们夫妻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也是笼罩在他们家庭生活中的阴影。 九月二号上午，他们安全抵达花园镇。 回到牌坊中学，家里安然无恙，一切如故。 同事们听过他们的旅游经历，看过他们带回来的照片，一个个羡慕得眼睛发红。旅游让他们一家人出尽了风头，这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他们应该知足了。 根据学校的安排，王加根回过头来教初一，任初一（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家长们都领着自己的孩子，点着名要到他的班上。这也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不过，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他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王老师，教书的责任心大不如从前。他告诫自己，既然调动没有了希望，还是应该好好工作，不能辜负这些学生和家长。 方红梅被牌坊中学委以重任，出任初三（2）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她雄心勃勃，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送一届像样儿的毕业班，升学率力争打破王加根保持的纪录。可开学没多久，牌坊乡教育组长刘福民和人事干事丁胜安来到牌坊中学，送来了孝天市教育局的调令，决定调方红梅到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任教，试用期一年。 这项开学后突如其来的人事调动，打乱了牌坊中学的整个教学安排。学校领导不得不做出紧急调整，让王加根到初三（2）班教语文，同时担任班主任，顶替即将调走的方红梅。 为什么只调动一个人？孝天市二中怎么会要女的不要男的？这多少让王加根有点儿难堪。 唯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是，方红梅有本科文凭，而他只是大专学历。当然，也不排除邹发松新闻事件“后遗症”产生的负面影响。 “管他呢！调一个人去也行。”王加根这样自我安慰，“反正我是准备转行的，去不了市二中也许是好事情。我在牌坊中学混得还可以，收入也不会比市二中差多少。牌坊中学管理相对比较松，我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读书和写作，而红梅就不同了。她除了教书，没有其他的发展方向，进市二中是最好的选择。她离开牌坊中学，也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我可以放开手脚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努力挤进孝天城。万一进不了孝天城，就去奔个本科学历，一样可以往市二中调。” 方红梅到孝天市二中报到后，被安排教高一（1）班的语文课，同时兼任班主任。由于暂时没有分配住房，她仍然住在牌坊中学，每天骑着自行车两头跑。放学回到家里，她总是显得特别激动。说市二中就是不一样，组织纪律如何严格，教师们备课、上课、改作业如何认真，工作态度如何端正。 看着老婆兴奋的样子，王加根心里也是甜滋滋的。 这么些年了，只有今年才算办了几件让老婆开心的事情：中篇小说发表、暑假外出旅游和这次意外的调动。 亲戚朋友都说他们苦尽甘来，他们当然也希望是这样。 方红梅能够调进孝天市二中，除了他们的努力以外，马兴祥老师功不可没。如果不是马老师告诉他们孝天市二中教师严重缺编，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往那里调，也不会去找江成国。由此可见，任何事情的成功，除了奋斗以外，机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地埋头苦干，如果没有机遇，时运不济，仍然有可能一事无成。当然，不奋斗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没有平时的积淀，即使机遇来了，也没有把握机遇的能力。因此，在机遇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得永不停歇地奋斗。 方红梅每天一大早就从牌坊中学出发，到了花园镇，简单地过完早就去上班。中午放学赶回牌坊中学吃午饭，来不及午休，又要骑着车子到孝天市二中。下午放学，再骑车回牌坊中学吃晚饭和睡觉。要是学校通知晚上开会，她还得来回跑一趟。由于晚上散会后时间比较晚，王加根就得提前到市二中去接她。 也就是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只要是工作日，方红梅就完全交给单位了，家里的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孩子的学习也没办法辅导。 这可苦了加根和王欣爷儿俩。 王欣升到小学二年级后，班主任没再让她当“锁长”。尽管她学习成绩不错，可年龄实在是太小了，班主任老师担心她管不住人，也没让她当班干部。王欣以为老师冷落她，心里产生了失落感，觉得老师不公平。除此之外，她还面临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隔壁的欢欢本应读三年级，却因为学习成绩太差留级了，而且与她分在一个班里。 欢欢不是读书的料子。用邹肖小学教师们的话讲，让她学东西，拿锥子都锥不进。她作业总是不能按时交，交了也会被老师改得一片红。考试成绩更不谈，很少有及格的时候。 欢欢的情况与保定的马颖差不多。不过，马颖虽说成绩不好，但性情比较温柔，用示弱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原谅，而欢欢就不一样了。她学习成绩稀烂不说，还保持着“大地主”的风范，在班上横行霸道。由于家里大人之间的矛盾，欢欢一直把邻居视为仇人，对王加根和方红梅不理不睬，碰到了还往地上吐口水。对王欣，她更是虎视眈眈，总想伺机欺负她。 王欣呢？平日看到欢欢，如同老鼠遇见猫，赶紧躲得远远的。因此，欢欢下手的机会并不多。可自从她们成为同班同学后，王欣想躲也躲不掉了。欢欢有事没事总是找她的麻烦，不准其他的同学和她玩，甚至挑拨离间，鼓动班上的男生打王欣。 有一天，王欣正在班上讲她到bj旅游的事情。 欢欢突然走过来，插嘴道：“你吹牛皮！你根本就没有去过bj。” “我去了！我没有吹牛。我和我爸妈一块儿去的。”王欣着急地争辩道。 “你没去！你就是在吹牛！”欢欢不怀好意地强调。 王欣为了证实她去过bj，就从家里带了一张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 大家看过照片之后，都说王欣没有撒谎，确实去过bj天安门。 这下惹恼了欢欢。她一把抢过王欣手里的照片，恼怒地撕成碎片，还朝王欣的脸上打了一拳。 王欣强忍着泪水没有哭，也没有去向班主任告状。 放学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后，她再也忍不住了，号啕大哭起来，哽咽着诉说自己在学校所受的欺负。 听过女儿的哭诉，王加根和方红梅当然非常生气，又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小孩子之间闹矛盾，通常的做法是找孩子的监护人，但他们与欢欢的父母关系那么糟糕，平日见面都互不搭理，如何去交流与沟通？再说，对于不通人性的程芸，跟她去讲道理，那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弄不好又会爆发一场“战争”。 去找王欣的班主任？如果王欣讲的是实情，道理肯定在他们这边儿，班主任有可能把欢欢批评一顿。 之后呢？欢欢心生怨恨，说不定会变本加厉地欺负王欣。 真是棘手啊！似乎怎么做都不妥当。 “去了一趟bj，你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方红梅问女儿。 “你干嘛要拿照片去给同学们看？”王加根接着问。 …… 两个大人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回过头来批评他们的宝贝。他们违心地挑女儿的不是，认为事情是由她挑起的。 王欣在外面挨了打，受了别人的欺负，回到家又被爸爸妈妈训斥，委屈得泪如泉涌。见爸爸妈妈不给她作主，不为她撑腰，她也不敢放声大哭。小嘴巴一瘪一瘪的，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 见女儿这个样儿，方红梅背过身去，眼泪哗哗直流。她担心自己哭出声来，又捂着嘴跑进了后院子。 王加根强忍泪水给女儿洗完澡，把她抱到床上。 王欣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但眼睛里还是含着泪水，红肿的脸庞上泛出一块紫青。 王加根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看着她脸上被打青的地方，心如刀绞，真想抱着女儿大哭一场。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残酷无情地责备她？女儿到底做错了什么？她好不容易去了一趟bj，回来向同学炫耀炫耀又怎么了？我们不是也拿着在bj照的相片到办公室，在领导和同事面前炫耀么？我们这些当大人的，都有如此强烈的虚荣心，更何况是个五岁的娃娃！欣欣在外面受了欺负，有了委屈，当然只能对我们讲。我们是她的监护人，有责任保护她。怎么能够因为事情棘手、因为我们自己无能，就把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呢？我们是她唯一的依靠啊！我们不仅不安慰她，还无端地指责她。她该有多么委屈啊！ 王加根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内疚得不行。老婆调到孝天市二中之后，他重回初三毕业班，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了起来。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因为忙，他对女儿的照顾就比较马虎，关心得也不够。 想到孩子的时候太少了！为孩子做的事情太少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工作、家务和孩子相比，更重要的是孩子呀！我怎么能够顾此失彼、主次颠倒呢？ 前段时间，王加根就觉得不对劲，因为王欣上学不如一年级时积极了。以往吃完饭，碗筷一丢就往学校跑，现在总要在家里磨蹭好半天，甚至不愿意一个人走，说没有人给她作伴儿，闹着要爸爸送。 王加根当时就纳闷儿：这孩子怎么回事？怎么越长越转去？刚上学时，大人送她，她不乐意。现在长大了，反而撒起娇来了。 有时他因为要上第一节课，确实没有时间，就恼着脸吼女儿。 王欣只得哭丧着脸往学校跑。 直到现在王加根才明白，原来是隔壁的欢欢在捣鬼，不准妮妮和她一起走，使王欣对上学产生了恐惧感。要求爸爸送她去上学，实际上是想让王加根为她壮壮胆。 唉！自己为什么体会不到孩子的想法呢？ 王加根给女儿掖了掖被子，心情沉重地走出房间，穿过客厅和厨房，来到后院子。 方红梅本来已经停止了哭泣，正在用手纸擦眼泪、擤鼻涕。见丈夫出来，又扑进他的怀里，扶在他的肩头，伤心地哭了起来。 一直控制着情绪的王加根也忍不住了，哽咽着开始抽泣。 夫妻俩就这么搂抱着，伤心落泪。他们都咬着牙，努力不发出声音，以免让屋里的女儿听见。 “当务之急还是向市二中要房子。”王加根平静之后说，“如果在二中有了安身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家搬过去。让欣欣去花园镇一小读书，免得与隔壁的打结了。” 方红梅说，她已经找过市二中的总务主任好几次，但总务主任每次都答应得很好，过后又没有消息。 “明天我再去催一下。无论房子大小，只要能安身就行。牌坊中学确实呆下去了，不能让欣欣继续在这里受欺负。”她口气异常坚定地说。 第一百六十三章 环境逼人 又过了一个多月，直到十一月初，孝天市二中才给方红梅分了一间简易宿舍。 所谓简易宿舍，是一排坐东朝西的砖瓦平房，位于孝天市二中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东边背靠花园镇装卸运输公司，西边面向校园里面的一片小树林。简易宿舍共有二十多间，每间面积十来平方米。这些房子通常是分配给那些参加工作不久、资历比较浅的青年教师。结婚成家了的可以分两间，单身汉则只能分一间。 方红梅因为要得急，学校一时间腾挪不出两间空房来，暂时只分配给她一间。 有了这间房，王加根马上把牌坊中学的家具运了一部分过来，又到花园镇一小去联系王欣上学的事情，迫不及待地在花园镇安了家。 晚上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做饭时，就把蜂窝煤炉提到门口，在露天下炒菜。当然，如果遇到刮风下雨，那就没有办法，只能让人和家具忍受油烟的熏陶。为避免煤气中毒，晚上也得把煤炉子放在室外的屋檐下。就这样，每天都得把煤炉子提进提出，相当麻烦！ 王加根上班用的那辆载重自行车，白天也只能放在屋子外面，晚上再往屋里搬——一间房实在是太挤了！ 最不方便的，还是夫妻俩想亲热时不太方便。 由于女儿和他们睡在一起，晚上有了那方面的欲望，两人都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努力克制着。等到中午或者周末，女儿出去找小伙伴们玩了，他们才迅速关门关窗，宽衣解带，匆匆行事，跟偷情一样。有时王欣出去后，又突然回家取东西，或者口渴了要回家喝水，鬼子进村一样的拍门，搞得他们兴致全无。由于仓促掩饰，两人有时衣冠不整，尴尬得脸上如同泼了血一般。 王欣转学到花园镇第一小学时，班主任丁老师见她那么小，心里老大不快的。她紧锁着眉头，犹豫了好半天，不知道该不该接收这个“小不点儿”。 王加根于是拿出女儿一年级期末考试的成绩单，递给丁老师看。他一再强调，王欣虽然年龄小，但学习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同学差。还列举出许多事例，证明王欣如何懂事，如何听话，学习如何自觉和努力，成绩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 听王加根吹得天花乱坠，丁老师半信半疑，说：“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看她能够考得怎么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了。” “行！”王加根满怀信心地回答。 遗憾的是，王欣进花园镇一小的首次期中考试考砸了。语文数学刚及格，两科总分在班上倒数第五。 丁老师把王加根叫到学校里，面带微笑地指出，王欣确实太小了，不适合读二年级，建议还是降一级，从一年级读起。 “按照现行入学的规定，她读一年级都嫌小。年龄不满七周岁，学校根本就不应该收。”丁老师进一步强调。 王加根说，这个他知道。但孩子既然已经入了学，总不能让她再退学啊！他不同意让欣欣“降级”。理由是，在校学生只有升级或者留级的，从来没有“降级”这一说。 “可她的成绩跟不上啊！她的分数这么低，会拖我们班的后腿，影响全班的平均成绩。”丁老师着急上火，已经有点儿生气了。 王加根不急不恼，耐心地解释说，不能因为一次考试失利，就把学生一棍子打死。王欣这次没有考好，有其客观原因。由于她中途转学，而两所学校的教学进度不一样，邹肖小学慢，花园镇一小快，她漏掉了一些课程没有学。加上刚从农村民办学校转到城镇公立学校，新学校，新同学，新老师，适应新环境需要一个过程。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她期中考试这段日子身体不舒服，生了病，眼下还在看医生。” 王加根说的也是实情。 他们搬家不久，王欣就病了。咳嗽，发烧，流鼻涕，症状有点儿像伤风感冒，整天无精打采，显得特别可怜。 王加根每天早晨送她到私人诊所里打针，再送她上学。到花园镇一小门口，从自行车上下来后，王欣总是不肯独自进校园，甚至蹲下身子，双手抱着王加根的腿，不让爸爸走。 她哭着说，因为成绩跟不上，丁老师总是批评她，同学们也欺负她。她不想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了。 没办法，王加根只好把自行车锁在学校大门口——也顾不上自己上班要迟到，牵着女儿的手，一路给她做思想工作，一直把她送到教室里面。 “我们家欣欣真的很聪明！丁老师。”王加根眼眶里旋转着泪水，拍着胸脯对女儿的班主任说，“您再给她几个月时间，如果到这学期期末考试，她的成绩还是没有赶上来，我主动让她去读一年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又见家长态度如此恳切，丁老师也只好网开一面，同意再观察一段时间。 为了让王欣尽快把成绩赶上去，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全力辅导女儿的学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教师，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又一直在坚持自学，并且拿到了大学文凭，现在辅导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应该没多大问题。不过，教师通常又有个不好的毛病：教别人家的孩子能够做到诲人不倦，而教自己家的孩子往往缺乏耐心。 他们也不例外。 每次辅导王欣时，总希望她一听就懂。如果要他们讲第二遍，他们就会显得不耐烦，语速加快，音量提高，态度严厉。要是讲了两次王欣还没有听明白，他们就会拍桌子、摔椅子，乱吼乱叫乱嚷，吓得王欣连大气都不敢出。 当然，王欣也不是吃素的，不可能逆来顺受。一旦自己占理了，或者脾气上来了，她就会奋起反击，嘴巴子比大人还要厉害。 当父母的恼羞成怒，可又拿女儿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打她，于心不忍，下不了手；不打她，又担心孩子长此以往，会变得更加无法无天。 最终的结果是，小孩被折磨得够呛，大人也累坏了。 家长如何教育自家的孩子，真是一门学问啊！有人说，对待孩子要做到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何为原则？何是枝节？ 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界线是很难划清的。 这天下班后，王加根和方红梅都感觉到特别累。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沙发上，都不想动弹。 王欣蹲在地上自己穿鞋子，准备出去玩。可能是因为鞋子太小了，也可能是鞋带系成了死结解不开，她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把鞋子穿好。见爸妈没人主动来帮忙，她就耍起了小性子，恼火地把鞋子踢到一边儿，只穿着袜子在地上行走。 方红梅见此，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腾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冲过去就要打王欣。 躺在床上的王加根听到女儿的惊叫声，一骨碌儿爬了起来，拦在老婆与女儿中间。 方红梅因打不着欣欣，就抡起拳头打她爸。 王加根气急败坏，扬起手抽了方红梅两巴掌…… 因为屁大点儿事情，夫妻俩竟然打了一架。 不过，他们心里都清楚，打架并非完全因为女儿。这段日子两个人肚子里都窝着火，早就有爆发的冲动。王欣今天调皮，只是引起战争的导火索，他们正好借题发挥。 自搬家以来，经过一个多月的忙乱，生活基本走上了正轨，而且比较有规律性。 王加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刷过牙，洗过脸，就去市二中操场上跑步。绕着环形跑道跑五圈，再回家弄孩子。帮王欣穿衣服和鞋袜，打回早餐让她吃。洗碗筷，再骑车送她去上学。然后，自己直接去牌坊中学上班。中午回家吃过午饭后，又是洗碗、清场、送孩子、上班。如果家里菜没了，还要去农贸市场上买菜。傍晚放学回家，做晚餐，吃晚饭，去学校食堂提热水，大人小孩洗澡。忙完这些，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就开始了。方红梅去办公室晚办公，王加根开始洗一家三口的脏衣服，督促和检查女儿做作业，守着孩子睡觉，接下来还要添加蜂窝煤，把炉子封好…… 似乎从早到晚总在忙，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从搬家到现在，他们没有在花园镇的街上闲逛过，比住在牌坊中学时还要紧张。特别是王加根，每天晚上都要忙到上十点，完全没有时间看书和写作。他这样忙，这样勤扒苦做，方红梅还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怨天尤人。 王加根因此觉得很委屈。 “我还像个男人么？我还有一点儿男子汉的尊严么？环境所逼，我甘愿当绿叶、唱配角，但你也不能太苛求，也应该理解我啊！当妻子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应该相互体谅，彼此帮衬才对呀。” 每天下班后，两人都很累，时常为家务事争几句。 没办法，心里窝着火，也只有向对方发泄了。有时，吵过架之后，王加根又特别后悔。 “天啊！何必要争吵呢？我本来很佩服自己的老婆，深深地爱着她，又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地刺激她？我相信她也是爱我的。这种爱不掺杂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势利的成分。我们又何必要自相伤害，互相折磨？人生苦短，生命就那么几十年时间，要倍加珍惜，要懂得尊重和呵护自己的爱人。” 这样想着，王加根很多时候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忍让着方红梅。今天看到老婆凶神恶煞地要打女儿，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打了她两巴掌。 方红梅挨了打，委屈地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她今天发这么大的火，也是因为在单位上受了气。刚才下班回家时，她就拉着个苦瓜脸，心不平，气不顺，满肚子的不高兴。现在被王加根打了两巴掌，索性就声泪俱下地开始哭诉起来。 她说，孝天市二中也不是个好混的地方。同事们都很势利，见她是个新人，都把拼她吃。想方设法排挤她，挖空心思欺负她。不给她提供教学参考资料，不与她进行教学上的配合与交流。特别是语文教研组长，阴险狡诈，总是故意为难她，找她的茬儿，出她的洋相。动不动就检查她的教案和作业批改情况。还搞突然袭击，不给她打声招呼，就邀请学校领导去听她讲课。期中考试出题和阅卷，不让她参与。故意压低她所任班级学生的语文分数，以此证明她不能胜任高中语文教学。 方红梅担心继续这样下去，试用期满之后，转不了正。 “别个这么难，这样受排挤，你又不帮我！不能为我分担一点儿忧愁。我如果被遣返回牌坊中学，脸面往哪儿搁？我们还能在花园镇住么？欣欣还能在镇一小上学么？呜呜呜——” 王加根听到这些，感到很吃惊。 他没有想到，老婆居然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为刚才冲动地打她而后悔。他向方红梅道歉，又安慰她说，同行是冤家——同事之间竞争是很正常的事情。凭良心做事，用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对她。 “我也只能多承担些家务，再就是帮你改改作文。”王加根承诺说，“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 听他这么讲，方红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和他们一起住在简易宿舍的，有十几个年轻教师。这些教师大多已经结婚，有了小孩，和老婆孩子一起住在这里。大家有课时上课，没课时就聚在一起闲聊。或者搬张小桌子，到屋前的小树林里，拿几个小凳子团团围坐，打扑克，下象棋。观战的人，往往比打牌和下棋的人还要多。大家时而神情专注，屏息静观，时而唏嘘惊呼，议论纷纷，甚至发生激烈的争吵。 见此场面，王加根觉得这些人与牌坊中学的那些青年教师们差不多，因此不屑一顾，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 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大学中专毕业后，有了工作，有了老婆，生了孩子，就会变得如此平凡庸俗？为什么他们都胸无大志，情愿碌碌无为地苟且偷生？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到压力，没有丝毫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 有时，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也会劝王加根想办法调到孝天市二中。并且说，希望他来，也欢迎他来。 将来是否能够调进孝天市二中？王加根心里没有底。实事求是地讲，他来孝天市二中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只要家能安在花园镇，只要女儿能在花园镇一小读书，他在哪儿教书都无所谓。 牌坊中学管理比较松，他还能抽出时间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 方红梅也不希望他调到孝天市二中。理由是，加根来到市二中，没有人会把他当根葱，不可能得到领导的重视，还不如在牌坊中学。 听老婆这样讲，王加根又不高兴了。 他心里说：“哼！你不希望我到市二中，还不是想延续眼下的光景，让我多干些家务活儿，多照顾孩子，支持你工作。就算不到市二中，我也要想办法离开花园镇，去孝天城，去其他城市。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别想把我系在裤腰带上！” 心里这么想，他也没有急着这么做。 律师资格证书先拿着，反正知识已经学进了脑子里。有人上门来请他，他就考虑改行；没有人请他，他就安心在学校里教书。果真能够调到孝天市二中，他还想认认真真的备课，弄一本能够长期使用、一劳永逸的讲义。说实话，王加根还是挺喜欢教书的。整天与书本打交道，与学生打交道，教学内容不深也不浅，正好是他能够胜任的。教学相长，教书的同时，他还能学不少新知识。业余时间，如果有了灵感，就写篇把文章，还是其乐无穷。 为什么一定要调孝天城呢？以前困在牌坊中学，主要是担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如今在花园镇安了家，这种后顾之忧没有了。还希望什么呢？孝天市二中生活环境好，水电正常，买菜方便。王欣能在公办小学读书。晚上或周末，还可以去逛街、跳舞、看电影。这不是挺好么？还想怎么样？ 想想徐磊和杨保胜，想想那些在贫困乡镇工作的师范同学，我们也应该知足了。 方红梅看到孝天市二中一些年轻教师在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怂恿王加根也去试一试。 她说：“有了研究生学历，拿到了硕士学位，将来可以重新分配工作，改行也比较容易。” 报不报考呢？王加根感到非常矛盾。 报考，自已只有大专学历，不知道够不够报考条件。如果要求有本科文凭，他还得先去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就算大专文凭能够报考，他英语基础那么差，恐怕也难以考上。不报考，又难以改变目前的现状，可能终身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农村教师。 方红梅建议他先把英语学好。无论考不考研究生，外语都是非学不可的。参加本科段自学考试和评职称，同样必须考外语；将来有机会出国旅游，不懂外语也不行。 王加根比较赞同老婆的这个观点。 他让方红梅帮他找了一套高中英语教材，决定从中学英语学起。他相信，只要舍得花功夫，持之以恒地努力，英语还是捡得起来的。 第一百六十四章 公开招聘 星期六中午，王加根下班刚到家，方红梅就兴奋地告诉他，上午接到金安打来的电话，说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公开招聘文秘人员，要求年龄三十五岁以下，有大专以上学历，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金安是在市人事局办的内部刊物上看到这条信息的。他觉得你蛮符合条件，就打电话给我，叫你去试试。”方红梅满面春风地津津乐道，“上午我正在改作业，学校办公室主任喊我去接电话。我还以为是敬文打来的，担心家里出了什么事。没想到是金安！” 王加根听到这个消息，心动了一下，却没有像方红梅那么激动。 接二连三的调动失败，已经让他心灰意冷。这次机会听起来不错，但他还是觉得希望渺茫。金融与教育，银行与学校，完全不搭界。行业隔得那么远，怎么可能调得进去呢？更何况，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和后台。所谓公开招聘，不过是个噱头而已。不过，能成不能成，他还是准备去试试。毕竟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周六下午要买煤——煤票开出已经个把月了，再拖着不买，实在有点儿不像话。周日要给初三学生补课。直到周一，王加根才向肖玉荣请假，下午赶往孝天城，到孝天市人事局人才交流中心递交了应聘材料…… 大约过了二十天，金安又打来电话，说王加根的应聘材料通过了初审，叫他带上毕业证书、身份证、获奖证书原件和发表的作品样报样刊，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参加面试。 王加根自然很高兴，一刻也不敢耽误地赶到了孝天城。 以孝文化闻名于世的孝天城，最近迎来两个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将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在这里举办。二是孝天城区以东三十三平方公里的范围，被hub省人民政府确定为新产业开发开放试验区。 第二届全国农运会共设田径、篮球、乒乓球、游泳、中国式摔跤、象棋、自行车、武术、民兵军事三项等九个竞赛项目，以及部分武术和搏克表演项目。参加的农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媒体记者将超过四千人。这对一个地级城市的组织及接待能力，无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自获得农民运动会的承办资格之后，孝天城就开始大兴土木，修建体育场和体育馆，修建高档宾馆和酒店，改造城市的道路和老建筑。眼下，距第二届农运会开幕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很多工程项目已经进入收关阶段。 hub省政府划定的孝天开发区，原本是孝天城东郊的一片田野。这里除了农田和村庄，还流淌着一条小河——滚子河。开发区紧邻省城wh市，交通非常便利。京广铁路从开发区通过，107国道和316国道在此交汇，滚子河向南注入府河，府河经汉水汇入长江。尤其让人振奋的是，在距孝天开发区三十公里处，正在修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一旦机场投入使用，就可以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孝天开发区建设办公室挂牌成立后，招商引资工作随即展开。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承接从湖北远安县迁出的“三线”军工企业。 一九八七年八月，国家电子工业部四四0四厂正式迁入孝天开发区，拉开了大中型企业和“三资企业”迁入的序幕。随后迁入的企业好多名声显赫，在业内提起来如雷贯耳。比如：兵器工业部二三八厂、航天工业部0六六基地、核工业部二0九大队、湖北航天汽车工业公司、万山特种车辆制造厂、红峰机械厂、万峰无线电厂、红林机械厂、红阳机械厂、险峰厂……目前，孝天开发区已经建成三分之一。入驻工业企业一百三十多家，涵盖电子业、光学产品系列、精密仪器、轻型汽车、机电一体化装备、新型材料和高级建筑材料、精细化工、塑料制品、皮革皮件、出口包装产品、高档食品等多个行业。仅十二家军工企业和六十一家“三资企业”投资总额就超过了三十亿元人民币，协议利用外资五亿多美金。 孝天开发区的面积和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孝天老城区。这里现代化的厂房随处可见，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各种建筑鳞次栉比，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日趋完备。开发区内有主次干道十八条，全长六十多公里。建有两个自来水厂，日供水量十万吨。有二十二万伏、十一万伏变电站和十千伏开关站各一座，一百二十万千瓦火力发电厂有专线接入。万门程控电话与国际国内联网，能够提供图文传真、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通讯服务。还有五十多家大中型商场、八个集贸市场和众多的金融、教育、医疗、文娱、体育等服务机构。 如果按“上北下南”定位，孝天开发区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由三纵五横几条主干道形成的网格。三条纵向道路自西向东分别为：城站路、长征路和bj路；五条横向道路从北到南分别为：黄陂路、体育路、交通路、文化路和槐荫大道。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位于长征路与交通路交汇处，处在孝天开发区的中心地带。这栋高十二层的营业办公楼，占据着十字路口的西北角，面向东南。正对面是孝天地区石油公司，左边是孝天地区电力局，右边是孝天电视台。四家单位的大楼都是刚刚新建落成的。电视台的办公大楼看上去不怎么起眼，但那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占尽了风头。据说塔高有一百八十米，在hub省内仅次于武汉龟山电视塔。电视塔顶部建有观光平台，站在观光平台上，孝天城全貌尽收眼底。石油大厦和电力大厦的楼虽然更高，却不如金融大厦气派。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正门前有个比较开阔的广场，大门抬得很高，进入银行要上三十多级台阶。大门两侧立的不是石狮子，而是两个手持大刀的武士塑像，满脸杀气，威风凛凛。 王加根一路打问着来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大门口，拎着黑皮包，沿台阶拾级而上。进一楼大厅后，在门卫那里登了记，又步行上五楼，找到了支行办公室。 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接待他，把他带到一间小会议室参加面试。 面试官有三个人。分别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副行长周兴国、办公室主任孙志雄和人事股长吴女士。 按照惯例，先是王加根作自我介绍，然后接受面试官的提问。面试官提的问题都比较简单，诸如，为什么想到中国a银行应聘？有哪些优势和特长？对做好银行文秘工作有哪些设想与打算？再就是询问了一些他个人工作、学习、生活及家庭成员情况。 提问环节结束后，周兴国又布置了两道笔试题。一是写份简单的自传；二是自拟题目写篇议论文，谈谈自己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要求三天之内交稿，同时参加第二次面试。 王加根嫌跑来跑去麻烦，就想去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在敬文那儿住一宿。可到了那里才知道，敬文家请了个小保姆，照顾他们的儿子亮亮。以前用作客房的厨房，成了小保姆睡觉的地方。 没办法，他只好去国光旅社开了一间房。 当天晚上，王加根就完成了周兴国布置的作业。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他又来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室。 “这么快！你还真是个快枪手。”孙志雄接过他写的两篇文章，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笑着说，“你稍等，我去去就来。” 等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孙志雄回来了，说是周兴国副行长要见王加根。 两人一起前往周兴国的办公室。 嗬！银行副行长的办公室真气派！方方正正，起码有四十多平米。进门就看到一张“l”字型的褐色大班台，沿墙摆有几组文件柜，还有三人沙发、单人沙发和大茶几。 周兴国坐在大班台后面的黑色皮转椅上，见加根进来，马上站起身，从大班台后面绕过来，对他说：“走！我们去洪行长那儿。” 王加根已经听孙志雄介绍过，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一把手”叫洪远平。现在，周兴国要带他去见这家支行的掌门人。 洪远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能够混到这么高的职位，年龄肯定不小，估计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王加根在脑子里这样猜测。至于长相，肯定不会像宁海涛、邹贵州、邹山青这些农村教师那么苍老，不会给人畏畏缩缩的印象。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目光敏锐？英俊潇洒？哪个词语会更准确呢？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洪远平办公室门口。 周兴国举手右手，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房门。 “请进！” 周兴国推开房门，笑着把王加根介绍给洪远平。 “好！坐坐！”洪远平示意王加根到沙发上坐，自己也走了过来，坐在王加根对面。 王加根这才发现，洪远平看上去比赵乾坤还要年轻，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 在他们正式开始谈话之前，周兴国已经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除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洪远平似乎对王加根考律师资格证书的情况更感兴趣。他问王加根，书教得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考律师？问他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学完法律专业课程的？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之后，为什么没有去律师事务所从业？ 王加根心里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实事求是，如实作答。 谈话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行了。你可以去人事股报到了。”洪远平最后这样对他讲，“先开始工作，手续随后再办。” 真的吗？就这么简单？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说了声“谢谢”，又道出了自己即刻到中国a银行工作的难处。因为他带的是初三毕业班，又是班主任，中考刚刚结束，牌坊中学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可能会晚几天再来。 洪远平想了想，说：“也行。那你先去人事股吴股长那儿报个到，过几天再来上班。” 王加根于是站起身向洪远平告辞。 “对了，你稍等一下。”洪远平似乎又记起了什么，快步走到大班台前，从桌上的文件堆里翻出一叠手稿，交给王加根，“孝天市准备召开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这里有个初稿，你带回去修改润色一下。这个月底前交给我。” 王加根诚惶诚恐，伸出双手接过手稿，就匆匆地离开了。 到人事股报到时，吴股长显得非常热情。 她让王加根填了几张表格，又交给他一张体检单，叫他去孝天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同时告诉他，体检费用由支行与医院统一结算，他个人可以不管。 “等体检结果出来后，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来上班了。”吴股长接着说，“新员工都有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才能办理正式入职手续。如果考核不合格，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王加根唯唯诺诺。 这些规定很正常，他能够理解，就不停地说“行”“好的”“知道了”。他相信自己的身体没什么毛病，体检肯定能过关。至于试用期考核，那更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走出人事股，他站在走道上仔细看了看体检单。其中的抽血化验、透视拍片等项目，注明检查之前不能吃东西，必须空腹进行。看来，今天没办法体检了，只能明天上午再去医院。 今天晚上去哪儿呢？继续住旅社？还是回花园镇的家里？住旅社花钱是事小，一个人呆在旅社里特别没意思。回花园镇又那么远，得坐火车赶汽车，跑去跑来麻烦。这两项似乎都不是让他满意的选择。 去方湾！方湾离孝天城近，坐汽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去看看岳父母，看看姨妹腊梅和小舅子敬武两家人。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明天早上再坐汽车来孝天城体检。 这样决定之后，王加根就到市电视台门口的公交车站坐三路车，前往孝天市长途汽车站。 坐上开往方湾的班车，他突然想到这样空着手去看岳父母不妥当，应该给两位老人带点儿礼品。下车后在方湾街上称几斤水果！或者买些糕点。听说腊梅怀了孕，是不是也应该给她带点儿东西？还有敬武家的秋秋，已经半岁多了，估计吃不了水果和糕点，应该还在喝奶粉。在方湾的商店里给她买包奶粉！ 这样一盘算，王加根心里又开始打鼓，不知道身上带的钱够不够。动脚就得花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人情大于债。这两年，他们切身体会到了周情达礼的压力。 就拿去年来说！三月份敬文的儿子亮亮过周岁，“五一”劳动节腊梅结婚，十月份敬武的老婆生小孩。光这三桩喜事，他们送的礼金就超过了一千元。 今年送礼的压力也不小。腊梅身怀六甲，预产期是“十一”国庆节，孩子出世、过满月，他们得表示表示。敬武的女儿秋秋十月份过周岁，他们也得表示表示。亮亮过周岁他们送了三百元，秋秋过周岁他们的礼金不能少于这个数。不然的话，敬武两口子肯定有想法。 唉！钱从哪儿来呢？自己家里的花销都团不了弧，还得为送礼的事情发愁。我们结婚生孩子，红梅的弟妹尚小，没有帮我们任何忙。现在他们长大了，每一桩喜事我们都得送礼。真是亏大了！可是，谁让红梅在家里是老大呢？谁让我找了个弟弟妹妹一大群的“寒门长女”当老婆呢？ 加根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汽车已经在方湾街上停下了。 他下车后，就近先去了方湾工商所，见到了挺着个大肚子的腊梅。 腊梅的老公叫张利阳，是她读高中时的同学。张利阳高考落选后，报名参了军，眼下在河北hd服役，已经是个排长了。去年回来结完婚就返回了部队，方湾工商所的家里平时只有腊梅一个人。 见姐夫来了，腊梅显得非常高兴。又听说姐夫马上就要调到孝天城，而且在中国a银行工作，她更是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我请你去馆子里吃饭！”腊梅兴奋地说，“把爸妈和敬武他们都叫来，我们好好庆祝一下。” 加根不想让腊梅破费，说：“八字还没有的撇呢！体检没有搞，调令没有下，现在庆祝为时过早。自家人知道就行了，暂时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那你总得吃饭！听我的。你去菜园子把爸妈和敬武他们叫来，我去馆子里订座位，点菜。”腊梅态度非常坚决，并且诡秘地笑着说，“你放心，方湾的馆子都很便宜，花不了几个钱。街上所有餐馆的工商管理费都是我负责收，要是我私人请客，说不定一分钱也不会收，让我们白吃一顿呢！” 见小姨子这么盛情，话又说得如此直白，王加根再也不好意思推辞了。 他到街上的水果摊儿上称了几斤苹果和梨子，又到商店里买了一包“扬子江”全脂奶粉，就大步流星地前往菜园子村。 第一百六十五章 走进银行 听过王加根讲述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参加面试的经过，方红梅也感觉如同在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由于体检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又听说有三个月试用期，她嘱咐王加根，吸取以往调动失败的教训，嘴巴要紧一些，千万不要在外面讲这件事情。尤其是对牌坊中学的领导和同事，要做到绝对保密。至少整个暑假期间不要声张，等到秋季开学之后，再告诉他们。 “我晓得！别总是婆婆妈妈的。”王加根不耐烦地嗔怪道。 调动的事，王加根肯定不会对别人讲，但学校里还有些工作，他必须做好交接和安排。 中考成绩快出来了，作为班主任，他得负责给考生们送通知，并组织过线的考生填报志愿。这事他准备托付给初三（2）班的班主任，让别人帮忙他做一下。 肖玉荣已经通知王加根参加暑假补课，他得找个理由，把这个差事推脱掉，不能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工作。 他还兼任着学校团总支书记，这职务也得找个人接替。把团费、团徽、公章、介绍信、入团志愿书这些东西做个交接，再带着接任者去见见新任牌坊乡团高官——如果不把这些事情安排好，毕业生来转团组织关系就没人弄。 孝天市二中承诺的另一间简易宿舍至今没有着落，家里的部分家具还在牌坊中学。这些东西他走了之后怎么弄？必须向照校的肖金平交待一下，以免被人偷走了…… 唉！一家扯几处，人和东西七零八落，让人牵肠挂肚啊。哪天才能和别人一样，全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地过上安稳日子呢？王加根觉得自己的命太苦，活得太艰难了。每往前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甚至是十几倍的代价。值得庆幸的是，他一直在奋斗和努力，并且已经看到了改善的希望。 为了安排好这些事情，王加根抽空去了一趟牌坊中学。 当他推着自行车走进校园时，看到杂草丛生的操场、低矮破旧的校舍，以及教师们冷漠而又营养不良的面孔，悲凉之感油然而生。或许是因为他刚刚去过富丽堂皇的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两相对照，在心理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如果自己的后半生一直在这里度过，该是多么的悲哀啊！ 由于初三毕业生已经离校，初一初二本学期的课程也上得差不多，几个班都在组织复习，准备迎接期末考试。办公楼上的教师也是稀稀拉拉，没几个人在办公。不过，学校的四个校领导都在坚守岗位。当王加根提出不参加暑假补课，又要求辞去团总支书记的职务时，学校领导们都感到很诧异。 宁海涛笑着问他：“是不是另有高就？” “没有！还是想利用暑假出去玩一下。”他随口编了个谎话。 四个校领导都不相信，又追问了他好半天。 王加根差点儿没忍住，告诉领导们实情。不过，他最后还是艰难地战胜了自己。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现在说出来，一石又会激起千层浪，又会闹得沸沸扬扬。可是，这次调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除了体检结果和试用期，后期还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比方，牌坊乡教育组和孝天市教育局会不会同意？进孝天城需不需要编制？如果需要编制，孝天市编委和孝天市人事局这两道关卡怎么过？自己的人事档案怎么弄？要是试用三个月之后，又被中国a银行退了货，他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坚持说自己没有跑调动，连想都没往哪方面想，只是想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真是这样就好。”肖玉荣半信半疑，又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们正在研究你入党的事情，还准备向乡教育组推荐，往你身上加担子呢！” “谢谢领导栽培！”王加根抱拳表示谢意，又推辞道，“鄙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确实不敢有太多的奢望。” 把牌坊中学这边的事情安排妥当后，王加根就开始全力以赴修改洪远平交给他的那篇发言稿。 发言稿是用印有“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页眉的稿纸抄写的，总共三十六页，估计有一万多字。 王加根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总体感觉写得还不错。语句流畅，意思表达得比较清楚，气势磅礴，字也写得很漂亮。分析了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和孝天市工商企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重点谈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如何为孝天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内容非常全面。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废话太多，空话、大话、套话连篇累牍。 王加根比较喜欢语言朴实、简洁明快的文风，所以准备对稿子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把那些空洞无物的语句都去掉。结果这样一弄，篇幅只剩下十二页，精简了三分之二。洪远平会不会觉得太短了呢？ 王加根想增加补充一些内容，可又不熟悉当前的经济形势，对金融界的事情和银行业务更是一无所知。他怕说外行话，不敢贸然瞎写。怎么办呢？他真是愁死了。 见王加根唉声叹气，一筹莫展的样子，方红梅也把那叠材料看了一遍，突然问：“这篇稿子会不会是洪行长自己写的？” 洪远平自己写的？王加根此前没有往这方面想，现在看了看，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领导讲话大同小异，多半都是谈形势与任务，装腔作势讲道理。如果稿子是洪远平自己写的，又把稿子交给他修改，很有可能是谦虚的意思，目的是让他学习借鉴。如果他自作聪明的乱改一通，洪远平肯定会认为他狂妄自大。 想到这里，王加根惊出一身冷汗。哎呀！自己差点儿犯下致命的错误，差点儿又断送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调动机会。他把原稿从头到尾再次仔细地看了看，觉得的确写得挺不错。于是，就推翻了原来的修改计划，只是把错别字改过来，对语句进行适当的调整，稍加润色，打算就这样去交差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于王加根来说，却是极不寻常的。 这一天，他要正式去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班了。 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把要带到孝天城的东西清理好，装在那个黄色大帆布提包里。早晨起床后，他把提包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准备骑车到孝天城。 他是这样想的，在孝天城上班肯定少不了自行车，而坐火车或者长途汽车，自行车又没办法带，所以干脆骑车去。这样，还能节省几块钱的车票钱。 王加根早晨五点多钟就出发了。路过肖港镇时，在路边的小食摊上吃了一碗面，接着继续赶路。 八点差一刻，他就到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大门口——比上班时间还提前了十几分钟。 他把自行车停到银行左侧的自行车棚下，解下黄帆布提包，再把自行车锁好。然后，拎着提包，一步一步吃力地上着台阶。 在他的前后左右，都是匆匆忙忙、风风火火步入银行大楼的男男女女。这些人穿着打扮都很时尚。男的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女的或浓妆艳抹，或化有淡妆，身上还喷过香水。因为彼此不认识，王加根也没与他们打招呼。不过，置身于这道光鲜亮丽的风景线里，瞅着自己糊有泥巴的解放鞋，扯了扯已经被汗水湿透的衣衫，他还是感到自惭形秽。 见他提着那么大一个提包往银行里面走，不少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如同看怪物一般。 王加根沿楼梯爬到五楼之后，直接走向支行办公室。 进门就见到了正襟危坐的孙志雄，还有一个瘦小的男士，以及上次带他去面试的那个小丫头。 “上班了？欢迎欢迎！”孙志雄站起身，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接着，他又把王加根和另外两个人叫到一起，互相作了介绍。 王加根这才知道，瘦个子男士叫张清泉，是办公室职员；小丫头姓郭，是办公室内勤。 孙志雄索性领着王加根又去了对面的打字室和隔壁的档案室，把他介绍给了打字员辛江海和档案员吴大姐。 “办公室目前就这几个人，负责服务五个行领导，还要维护整个支行机关的办公秩序。人员少，杂事多，任务还是挺繁重的。尤其是文秘这一块儿，一直比较薄弱，洪行长也不满意。”孙主任返回时，边走边对王加根说，“你来了就好了！行长秘书兼宣传干事，这是我对你的职责定位。准备吃苦哟！” 王加根见孙主任如此器重自己，又赋予那么高的期望，心里比较感动，同时也觉得压力山大。 “你就坐那张桌子！虚位以待已经很久了。”孙志雄指了指张清泉对面的空座位，笑着对王加根说，“桌子和椅子都是干净的，小郭每天抹几遍。” 王加根道过谢，又望着小郭笑了笑，就拎起自己的大提包，走过去坐了下来。他从提包里拿出钢笔、笔记本和那份已经修改好的发言材料，放进抽屉，又把带来喝水的茶杯搁在桌子上。 小郭条件反射般地站起身，来到王加根身边，拿起他的茶杯，就要去倒水。 王加根客气地推辞，但小丫头根本不听，还问王加根，放不放茶叶。他只好受宠若惊地道着谢，笑着说，可以放点茶叶在里面。 小郭拿起王加根的茶杯，走到墙角搁开水瓶的小桌子边。先用开水把杯子荡了荡，把脏水倒进垃圾桶，再放入些绿茶，泡好之后，送到王加根的办公桌上。 王加根心里暖暖的，又说了声“谢谢”，接过杯子喝了两口。 那个大提包放在桌子上，看上去特别显眼。他拎下来，放在桌子下面，还是觉得不妥当。因为每个到办公室的人，都能一眼就望见。 搁哪儿好呢？他环视整个房间，发现西边墙角似乎有个活动门。于是走了过去，拉开那个门，原来是个壁柜，里面堆着一些杂志和报纸。他心里一阵窃喜，自作主张地把那个黄帆布提包“藏”进了壁柜。 孙志雄目睹这一切，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他把王加根和张清泉召集到一起，开始布置工作任务。 他说，经行领导同意，支行准备在楚天广播电台开展为期一周的宣传，推出“董永故里a银行”系列报道栏目。 “清泉对支行的情况熟悉一些，由你负责搜集相关资料，拿出宣传稿件的初稿。”孙志雄吩咐。 “行。没问题！”张清泉爽快地答应。 “加根刚刚来，各方面的情况还不熟悉，可以边学习，边了解，配合清泉，在文字方面把把关。” “好的。”王加根感激地望了一眼孙主任。 孙志雄继续说，节目的播出时间定在七月初，所以时间方面还要抓紧。 接到工作任务后，张清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忙碌起来。 王加根却感觉无所事事。 他呆坐了一会儿，拿起洪远平交给他的那份发言材料，以及自己修改后的稿子，交给孙志雄，并把洪远平要他修改稿子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 孙志雄感到很惊讶。 他拿着那两份稿子，脸上火烧一般发烫。因为这篇发言稿是他起草的，交给洪远平之后，一直没得到反馈意见。他几次想去问洪远平，又觉得不妥当。哪有下属去催促领导的？考虑到孝天市经济工作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他正为这篇稿子而焦虑不安，怕事到临头来不及修改，没想到洪远平把稿子交给王加根了。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按正常流程，行领导向办公室布置工作任务，应该先找办公室主任，再由办公室主任安排其他人员去做，具体抓落实。现在洪远平越过他孙志雄，直接向他的下属布置工作任务，而且事后也没有告诉他。这就很不正常的，说明行领导对他不信任。 现在王加根把稿子交给了他，他怎么处理呢？孙志雄拿着那两份稿子，思考了好半天，最后还是走出办公室，给洪远平送过去了。 当他把稿子递给洪远平的一刹那，瞬间就开始后悔了。 洪远平并没有伸手接稿子，而是疑惑地望了他一眼，显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冷淡地说：“你放桌上！” 孙志雄满脸通红，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当。 领导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知道了，这本身就是大忌。现在，你又拿着自己起草的初稿和领导让别人修改后的稿子来找领导，什么意思？领导会不会认为你是在闹思想情绪？ “我怎么这么愚蠢啊！”孙志雄懊恼不已，肠子都悔青了。 他向来办事小心谨慎，善于察言观色，又极会见风使舵，今天脑子怎么突然间短路了呢？ 孙志雄是孝天市卧龙乡人，年龄比王加根大两岁。他和王加根是同一年高中毕业、同一年参加高考、同时被中专录取、同一年参加工作的。唯一不同的是，王加根读的是孝天县师范学校，他读的是孝天地区财贸学校。孙志雄财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孝天市支行解放街办事处当储蓄员。 一九八四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时分设中国a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在人民银行与中国a银行分家时，孙志雄被分配到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时的支行行长叫王道欣，对他比较器重。孙志雄先是被提拔为解放街办事处副主任，后来又调任孝天县支行办公室主任。二十五岁就成了正股级干部——这在他的高中及财校同学中是不多见的。 升职的同时，他还娶了高中同学郑丽当老婆，事业爱情双丰收。郑丽高考落选后，本来在家里务农。孙志雄大着胆子去找王道欣，把他老婆招进了a银行当代办员，安排在孝天城里的一家储蓄所上班。眼下，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 自参加工作以来，孙志雄可以说顺风顺水，平步青云，真的有“心想事成”的感觉。他因此觉得很得意，与亲朋好友相聚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心情和优越感。直到两年前，当王道欣被提拔到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当副行长之后，他才突然之间有了危机感。 新到任的a银行孝天市支行行长叫洪远平，来之前是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劳资科科长，与孙志雄算得上是熟人。他们不仅经常见面，还在一起吃过几次饭。不过，由于部门不对口，级别上又有差距，两人打交道并不多，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换了，往往会对几个关键岗位的中层干部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被大家戏称为“大内总管”，一般由单位“一把手”的心腹担任，充当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如果单位“一把手”调整，心腹自然要靠边儿站。所以，自从洪远平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任，孙志雄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自己的位子不保，不知道新任行长会如何打发他。 值得庆幸的是，洪远平并没有把他换掉，继续让他担任支行办公室主任。孙志雄因此很感动，下决心要好好工作，为行领导做好服务，让洪远平满意，赢得主要领导的信任。 这两年，他除了按要求完成洪远平交办的工作任务以外，还察言观色，了解领导的喜好，揣摸领导的意图，熟悉领导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办事风格和工作节奏，并且努力去适应。他很拼、很努力，也很累，但洪远平似乎对他的表现并不是太满意。尤其是对他撰写的文字材料，几乎每一次都要打板子。 支行前任行长王道欣可不是这样啊！ 他写的东西总是顺利过关，还经常受到表扬和肯定。未必他的写作水平下降了？应该不会。看来，还是洪远平对公文的质量要求更高。 因为办公室文字材料一直没有起色，分管办公室工作的副行长周兴国也很着急。他让孙志雄在全行范围内物色“写手”，并把黄陂路办事处信贷员张清泉调到了支行办公室。 张清泉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又有多年银行基层工作的经历。 周兴国和孙志雄对他寄予厚望，可来了之后表现差强人意，写的东西依然不能让洪远平满意。 万般无奈，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这才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秘人员。 对于这次公开招聘，孙志雄是比较矛盾的。 一方面，他希望能够招到真正的人才，来改变办公室文秘工作的落后局面。这样既能减轻他的工作负担，又免得挨领导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招到的人能力太强，对他主任的位子构成威胁。如果来应聘的人员有一定的职务级别，他就更加惶恐不安。后来听说，聘用的王加根只是个普通的农村中学教师，他这才如释重负。 没想到，这个王加根上班第一天，就让他在行领导面前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第一百六十六章 如履薄冰 见孙志雄拿着发言稿去找洪远平了，王加根就与张清泉商量起了“董永故里a银行”系统报道的事情。 他问张清泉，前期搜集资料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忙，初稿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 张清泉说，其实这项工作早就着手准备了。一个月前，他就弄了个系列报道初稿，交给孙志雄。孙志雄觉得还不错，就送给副行长周兴国审阅，但周兴国不太满意，要求他们修改。张清泉于是又花了好大的精力，全部修改了一遍，可周兴国仍然不满意，要求他们继续修改。就这样，反反复复搞了无数个回合，至今还没有定下来。 “眼看六月份就要过完了，稿子还没有与洪行长见面。真是急死人！就算周兴国这关过了，最后还得洪行长审定。如果洪行长不满意，我们连修改的时间都没有了！”张清泉懊恼地抱怨道。 “为什么不试着给洪行长看看呢？”王加根好奇地问，“说不定洪行长觉得不错，就拍板定了。” “为什么？还不是怕挨霉！”张清泉懊恼地说，脸上现出嘲弄的表情，“这事他们又不敢拍板，最终还是得洪行长定夺。想躲也躲不过去呀！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不如早一点儿交给洪行长。” 张清泉所说的“他们”，显然指周兴国和孙志雄。 不就是送份稿子给领导审阅么？有那么复杂吗？副行长和办公室主任官也不小啊，怎么都那么畏惧洪远平？看来，银行和学校还真是不一样。在牌坊中学，绝对没有这种等级森严的现象。 王加根本来想看看张清泉写的那篇稿子，但张清泉没有主动给他，他也不好意思贸然提要求，于是转移话题，请教了一个有关单位名称方面的问题。 他问，单位的全称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的又称之为孝天市工商银行。这两种称谓哪一种更准确？银行的名称怎么与政府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不一样？ 张清泉放下手头的工作，摆出一副“老银行”的姿态，侃侃而谈。 他告诉王加根，中国a银行属中央企业，是统一法人单位。中国a银行的架构采取总、分、支模式，总行在bj，省城及直辖市设分行，地区行政公署或地级市设中心支行，县城或县级市设支行。支行下面还有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管理链条比较长。中国a银行营业网点有一万多个，员工总数超过四十万人。” “一万多个营业网点！员工超过四十万！”王加根惊叹地重复道。 “这只是统计在册的正式员工。实际在岗人数远不只四十万。具体有多少，我也说不清楚。”张清泉继续卖关子，“我国的四大银行组织架构基本上一样，营业网点和人员数量也相差无几。不过，中国a银行还是最大的，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银行。” 见王加根听得津津有味，张清泉继续向他普及金融知识：“中国的四大银行以前是按专业来分工的，业务领域各不相同。中国a银行承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中国b银行负责农村金融业务，中国c银行是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d银行经营长期信用业务。因为专业分工不一样，四大银行也称四大专业银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金融政策调整，开始对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 “商业化改革？”王加根似懂非懂，听得云里雾里。 “简单地讲，就是国家不再规定四大银行的业务领域，不再对其进行专业分工了。各行各业对四大银行全面放开，大家公平竞争，可以相互争夺客户，抢占地盘。银行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地发展业务，不受行政干预……” 张清泉谈得正上劲的时候，见孙志雄黑丧着脸回来了，就停止了自己的演讲。 “加根你过来一下！”孙志雄一边往自己的座位上走，一边没好气地召唤。 王加根赶紧起身，走到孙志雄的办公桌前。 “以后呢，如果是洪行长直接给你安排的工作任务，你就直接去向洪行长汇报，没有必要通过我！”孙志雄显然非常恼火，“今天这事搞得真是……” 王加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小心翼翼地回答：“好的，知道了。”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起身到墙角的壁柜里找出几本金融杂志，装模作样地翻阅着，一直捱到下班。 中午去哪儿吃饭？饭后在哪儿休息呢？他开始考虑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 从参加应聘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人提过这些事，他也不敢问别人。眼见同事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办公室，谈笑风生地下楼，各回各家，他只好漫不经心地往大楼外面走。到大楼门口车棚下取出自行车，打开车锁，他又不知道应该往哪儿去了。 犹豫片刻，他脑子里最先想到的还是敬文。先去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看看，赶得上饭点儿，就蹭顿饭，同时征求一下小舅子的意见，看住宿问题怎么弄。 王加根骑车沿长征路往南行，路上见到的比较气派和高大的楼房，几乎全部是金融单位。除了a银行、b银行、c银行和d银行以外，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等等。 位于长征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钱庄大酒店，是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所在地。这栋楼是中国a银行投资兴建的，楼高十九层，号称“楚北第一高楼”，是孝天城的标志性建筑。大楼主体部分是对外经营的酒店，十楼以上写字楼，为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自用办公。钱庄大酒店从投入使用之日起，就成了孝天城乃至整个孝天地区关注的焦点。这里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客房、餐厅、会议厅、歌舞厅、ktv包房和洗脚按摩的地方都很高档，据说里面还有总统套房，住一晚上得好几千块钱。 人们都以自己去过钱庄大酒店为骄傲，言过其实地炫耀，结果把这里的奢华传得神乎其神。王加根没有进过钱庄大酒店，但见识过这家酒店的升旗仪式。 那是今年四月份，到孝天城参加成人高考的时候，王加根大清早路过钱庄大酒店，看见门口黑压压站满了人，穿着统一的浅褐色服装，气氛非常庄严。他以为这里在搞什么活动，就停住脚步站在路边观望。他看见从酒店里面正步走出三个全副武装的保卫人员，全都戴着雪白的手套，每人手里捧着一面旗帜，正步走到三根旗杆下面。他们把旗子系好之后，鼓乐队就奏起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便在朝阳的映照下，冉冉升起。一家酒店还搞升国旗仪式，这让王加根觉得非常新奇，也比较震撼。随后听到有关钱庄大酒店的传闻，更让他觉得这家酒店非常了不起。今天骑车路过这里，他忍不住又对这栋气派的大楼多看了几眼。 “这里就是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上级单位！自己将来肯定有机会进入这栋大楼。”想到这儿，王加根心里充满了期待，自豪之感油然而生。 虽是阴天，气温依然很高，加上空气潮湿，他感觉自己如同在蒸笼里一般，又闷又热。到达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时，他身上的衬衣都汗湿了，贴在前胸和后背上。 运气还不错！敬文一家三口和小保姆都在一楼厨房里。三个大人团团围坐，正准备吃饭。亮亮则躺在摇篮里，睡得正香。 见王加根来了，光身子穿着大裤衩的方敬文赶紧放下饭碗，趿着拖鞋往门外走，说是去楼上拿瓶酒下来。临出门时，他又吩咐李华把煤炉子打开，再炸一盘花生米，炒个青菜。 王加根走到洗脸架前，用冷水洗了把脸，不客气地坐到桌边，与李华拉起了家常。 几分钟后，敬文就提着一瓶“白云边”白酒下来了。 三杯酒下肚，王加根叹了一口气，道出了自己无处安身的困境。 “中国a银行那么牛的单位，怎么可能没房子！”敬文感到有点儿奇怪，又说，“钱庄大酒店开业时，地区a银行给每个职工发了一台空调，整个孝天城谈成了一锅水，眼红得不得了。” 这情况王加根还是第一次听说。 至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没有多余的住房，他也不是很清楚。眼下最大的问题是，他处于试用阶段，不知道单位会不会给他安排住房。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先租房子搞三个月，等试用期满了，再去向单位要房子。”敬文老练地给他支招。 王加根也是这样想的。 他初来乍到，对孝天城的情况不熟悉，租房子的事情只能拜托敬文了。在房子还没有租到之前，他准备先去国光旅社开个房间。国光旅社离敬文这儿近，他可以把自行车停在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装东西的大提包也可以放在敬文这儿，免得放在旅社里不安全。 至于吃饭，自然不能总在敬文家里蹭。那就在外面的小食摊或者餐馆里解决！一个人好对付，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 敬文说：“住房出租的租期通常都在一年以上，租期三个月的房子恐怕不好找。我还是先去找找再说！” “行！租得到就租，租不到我就住旅社。”王加根回答说，“在国光旅社住三个月也要不了多少钱。” 吃过饭，王加根就去国光旅社开了个小单间。 没涨价，还是每天三块五角钱。开完房他算了一下：一天三块五，一个月就是一百零五块。就算租不到房子，他在国光旅社住三个月，也就三百多块钱。只当为这次调动请客送礼了，吓不到人。 如果不是公开招聘，他花三百多块钱也难得进孝天城啊！更别说到中国a银行工作。算了，想开些，人应该知足。办成这么大一件事情，总不能说一点儿成本都不付出！ 这样想着，他就释然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加根的主要工作是修改“董永故里a银行”宣传稿。拿到张清泉写的初稿后，他终于明白了周兴国为什么不把稿子交给洪远平的原因。 那篇稿子实际上就是按时间先后顺序记的流水账，主要成绩和重大事件都记录下来了，但没有归纳概括，更没有提炼升华。篇幅又长，有一万五千多字。如果分摊到七天播音，每天就是两千多字，五分钟根本就念不完。 基于这种情况，只能推倒重来。他把文章的内容和资料重新排列组合，结合播音的需要，提炼为七个部分。每部分拟了个小标题，文字篇幅控制在一千字左右，满足五分钟播音的要求。由于原稿中涉及到的内容不均衡，多了的要删减，少了的要补充，工作量还是比较大。 王加根每天一上班就趴在那儿写，到处查资料，忙得焦头烂额。除了写材料，他还有一项工作任务，就是传接电话。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营业办公大楼其实是商住楼。一楼为支行营业室，二楼至七楼是支行机关办公场所，八楼以上是住宅。 大楼里装有一部电话交换机，承担支行机关的内部通讯联系。行领导和支行各部门虽然都装有电话机，但这些电话只能打内线，不能拨打市话和长途。机关唯一的外线电话放在支行办公室，负责整个银行机关的对外联络。 这部外线电话搁在孙志雄的办公桌上，隔不一会儿就会响起来。主要来电单位有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孝天市委、孝天市人民政府、人民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和孝天市支行。下通知，发传真，找行长，找股长，找主任，找工会主席，找普通员工……电话铃声一响，孙志雄就抓起话筒接听。如果是找办公室主任的，他就嘻嘻哈哈地与别人交谈，无话找话地聊半天。要是找行领导或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他就支使办公室其他人员去跑腿，并且十有八九这样吩咐：“加根，去叫一声某某某。” 除了传接电话，孙志雄把下达会议通知的任务也交给王加根。 有一次，a银行孝天市支行召开紧急行务会议，要求辖属各办事处主任参加。由于时间紧，孙志雄要求王加根用电话下达通知，并做好记录。 王加根守在电话机旁，按照参会人员名单逐个逐个地拨打。 支行机关和孝天城区十几个办事处电话能够直拨，通知得还算顺利，但孝天城区以外的花园办事处、肖港办事处和三汊办事处就比较麻烦。这三个办事处地处乡镇，电话必须通过邮局转接。 王加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打通了花园办事处，另外两个办事处无论如何也打不通，邮局接线员都感到很无奈。 他急得都要哭了。 坐在旁边的孙志雄若无其事的看报纸，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似乎成心要看王加根的笑话。 “走！去保卫股试试。”张清泉这时对他伸出援手。 王加根迅速站起身，跟着张清泉走出了办公室。 下楼梯时，张清泉告诉他，支行保卫股有无线电台，可以对外呼叫，但不知今天能不能呼通。 到了支行保卫股，他们向保卫股长说明情况，希望帮忙呼一下肖港办事处和三汊办事处。 保卫股长马上安排一名经警，带着他们进了监控室。 经警坐到无线电台前，戴上耳机，拿起一个话筒，循环往复地喊叫：“肖港肖港，支行呼叫。听到请回答！” 很快就听到了回音：“支行支行，我是肖港。有指示请讲！” 经警马上把话筒交给王加根，让他下达会议通知。 这东西太神奇了！王加根算是大开眼界。 如法炮制，三汊办事处也通知到了。 虽然经历了一点儿波折，但下达会议通知的任务总算完成了，还见识了无线电台传呼，他心里非常高兴。谢过那位经警和保卫股长，走出保卫股，他又向张清泉致谢。 今天多亏了张清泉，不然的话，他真没办法向领导交差。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觉得张清泉这个人还不错。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待人热心快肠。就是嘴巴子有点儿细，话多，像个婆娘一样。加根感觉，与张清泉在一起，不像与孙志雄在一起那么累。 孙志雄平时嘻嘻哈哈，但显得比较假，似乎是有意装出来的。孙志雄嫉妒心特别强，又总是疑神疑鬼，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存有戒心。 王加根平时坐在办公室，时常发现孙志雄拿眼睛往他这边儿瞟。他们两人的目光一旦相遇时，孙志雄又会迅速地挪开。 这让王加根感觉很不舒服。就像自己在洗澡时，突然发现被人窥视一样，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王加根到a银行工作后，孙志雄确实在故意为难他。 只要看到他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孙志雄就显得极不自然，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并且想方设法安排他去做其他的事情。一会儿让他编简报，一会儿让他参加会议，一会儿让他帮助其他股室修改文稿。确实派不出其他的活儿，就批评王加根只顾埋头写东西，对来办公室的客人不热情。 孙志雄直言不讳地说：“银行是窗口单位，而银行办公室则是银行的门面。对光临办公室的每一个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应该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不然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在摆架子，说银行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他提醒王加根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 第一百六十七章 隔行如隔山 在农村中学里当了十年教师，又转行从事银行工作——这种跨界幅度确实有点儿大，就像时空穿越一样。再加上，王加根没学过经济和金融，也没参加中国a银行组织的上岗培训，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 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班没多久，他就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每次参加会议，或者听别人交谈，他如同听天书一样。很多银行专业名词和术语他都是第一次听到，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比方透支、头寸、汇差、挤兑、存贷比、存款准备金、信用卡、呆账等等，诸如此类。为了弄懂这些名词和术语的涵义，他只能去翻阅书籍，查金融词典，或者虚心向别人请教。 坐在会议室里，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认真做好笔记，还把行领导的讲话用微型录音机录下来，散会之后，就反反复复地重放。 在他心目中，行领导都是银行家。他要努力从这些银行家的讲话中，学到银行专业知识，熟悉中国a银行和孝天市金融同业的情况，挖掘新闻宣传素材。 他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前在牌坊中学和教师们一起谈起钱时，用的量词多半是元、角、分；而现在进入银行之后，无论是开会，还是平时聊天，大家一提到钱，用的量词都是万元或亿元。 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银行的财大气粗。 转眼间，王加根到中国a银行工作已经两个礼拜了。他依然住在国光旅社，一日三餐到处“打游击”，食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住房成了最大的心病。敬文托了好几个同事和朋友，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愿意短期出租住房的房东。出租房在孝天火车站附近，二十多平米，每月租金四十八元。王加根觉得还行，就兴致勃勃地跟着敬文去看房，结果却非常失望。 虽说那房子所处地段不错，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是很远，但屋子里空空如也，什么家具也没有，连睡觉的床铺都得租户自己买。又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没有自来水，用水得去火车站广场的公共厕所。 太不方便了！他只好放弃。 租房的念想断了后，王加根的确很郁闷。尽管当初去国光旅社开房时想得很开，但长时间住在旅社里，还是觉得不方便。再加上，他原本是教师，暑假是可以在家里休息的。他现在放弃休假到银行里干活，本来就做出了牺牲，还要自己每个月倒贴一百多元的住宿费，吃饭也没有人管，还不如那些从农村来的揽工汉。 这叫什么事呀？ 在银行上班时，忙起来他顾不上想这些，但一旦闲下来，这事就如讨厌的蚊子苍蝇一样来骚扰，搞得他心烦意乱。 有一天，王加根去喊别人到办公室接电话，走到一楼时，发现大门左侧有间宽敞的耳房。里面摆放着两张单人床，住着两个年轻的保卫人员。因为耳房面积比较大，还有好大一片空地方。 “我能不能在这里挤一挤呢？”有了这个想法后，他气喘吁吁地爬上七楼，找行政股的左股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没有床！”左股长有点儿生硬地回答。 虽说碰了钉子，王加根并没有放弃，小心翼翼地提出，没有床他可以自己买，只要支行同意他在耳房里睡觉就行。 左股长说，这事他作不了主，得请示支行领导。 “那我等您的消息！”王加根高兴地说。 左股长又改口道：“这事你应该先向你们孙主任汇报，由办公室向支行提需求。另外，在大楼里住宿，还得征求保卫股的意见。” 这么麻烦啊！王加根心里凉了半截儿。 他蔫头耷脑地往楼下走。路过五楼的政工室，政工室主任徐新如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还叫他进去坐一下。 徐新如是转业军人，与他进中国a银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 他们平时碰到互相点个头，没怎么交流，但算得上是个熟人。 徐新如邀请王加根“来坐一下”，明显是句客套话。若是平时，加根肯定会礼节性地谢绝。今天由于心情烦闷，正想找人聊聊，他就不客气地走进政工室，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徐新如拿一次性纸杯给他倒了一杯水，挨着他坐在沙发上。 王加根喝了一口茶水，就怨气冲天地发起了牢骚，说的主要是食宿无着的苦恼。 “什么？你一直住在旅社？”徐新如听过王加根倒苦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得知他每天在外面吃粉面，啃烧饼，也感到非常吃惊。徐新如告诉王加根，a银行孝天市支行机关是今年五月份从北街口搬到开发区来的。北街口那边的办公场所都空出来了，支行准备改成宿舍，提供给新员工居住。另外，北街口那边的食堂还在营业，早中晚餐都有供应，价格也比较便宜。 “真的吗？”王加根喜出望外，“这些情况我都不知道呀！也没有人跟我讲。谢谢您！谢谢徐主任！” 徐新如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太客气。 新如同时为加根打抱不平，说住宿吃饭这些事情，部门负责人应该主动安排。孙志雄作为办公室主任，理应关心本部门的员工，这是当领导的职责，不能够对新入行员工的生活不闻不问。 “他不安排，你就去找他，向他提要求。”徐新如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哪能自己掏钱住旅社？在外面吃粉面、啃烧饼呢？这还是银行职员么？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就像个叫花子。” 王加根说，自己尚处于试用阶段，不想给领导添麻烦。 “这算什么添麻烦！”徐新如热心快肠地说，“如果你不方便开口，我呆会儿去找孙志雄。” 王加根再次表示感谢，说这事还是他自己去讲比较好。 “国光旅社在孝天商场那里，离支行还不近呢！你每天是么样上班的？”徐新如又问。 “骑自行车。我把家里的自行车带来了。” “这么热的天，骑车跑去跑来也够呛啊！”徐新如对加根深表关切，又给他提供了一条信息，“支行有一辆交通车，是专门用来接送员工上下班的。每天早上七点钟从后湖宿舍发车，下午下班后从支行机关返回后湖宿舍。交通车正好从孝天商场门口经过，你完全可以搭乘交通车上班下班。”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简直如天方夜谭，王加根连想都不敢想。看来，今天到徐新如这儿坐坐，收获真是不小。要是徐新如讲的这些情况属实，自己住宿、吃饭、上下班交通的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事不宜迟，得赶紧去找孙志雄，要北街口老支行的房子。 王加根赶紧起身，向徐新如告辞，大步流星走向楼梯，蹬蹬蹬地下楼。进办公室时，见孙志雄正在打电话，就努力克制了，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等着他把电话打完。 正在王加根等候的时候，徐新如也来到了办公室。 他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王加根，笑了一下，径直走到孙志雄的办公桌前，站在那儿等候。 孙志雄见徐新如找他有事，就赶紧长话短说，匆匆挂断了电话。 “徐主任找我？有什么事？” 徐新如也不绕弯子，说明了王加根食宿无着的状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求。 王加根看到这种情况，就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等着孙志雄如何回答。 孙志雄的脸色非常难看。突然冒出一个多管闲事的人，而且这人又是徐新如，他心里非常不舒服，甚至有点儿恼火。 前面已经说过，孙志雄对能否坐稳办公室主任这把交椅一度比较担心，所以特别关注支行新录用的员工。王加根对他的威胁解除后，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徐新如身上。 徐新如是从部队转业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 他离开部队时职务是营教导员，相当于地方的正科级。如果按同级别安排，他到中国a银行应该担任支行行长，或者中心支行部门负责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大多都是降级安置。尤其是到银行这样的好单位，降两三级是很正常的事情。 徐新如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报到后，安排的职务是支行政工室主任，相当于正股级干部——与孙志雄平起平坐。孙志雄从侧面了解到，徐新如在部队是搞文字工作的，也喜欢写写画画，而且时常在报刊上发表通讯报道之类的文章。 这就有点儿麻烦了！论级别，论资历，论年龄，论水平，论能力，徐新如对他构成了直接威胁。他不得不提防着这个人。 只要徐新如到三楼办公楼层，他就显得比较紧张。他怕徐新如与行领导过多接触，尤其害怕洪远平单独召见徐新如。即使是徐新如来办公室接电话、打电话，或者与办公室其他员工聊天，他心里也有点儿不得劲，故意表现出不冷不热的样子。 徐新如主动与他讲话，他也是道理不理的。 “没地方吃饭和睡觉？这事加根没对我讲过呀！”听过徐新如的慷慨陈词，孙志雄不耐烦地回答，接着又把目光投向王加根，“你需要住房，可以直接对我讲，还要写一份书面申请。你既没有对我讲，又没有交书面申请，我怎么知道你没地方住宿呢？” “对不起啊，孙主任。这事怪我没办好。”王加根马上道歉，心里却在骂娘。 他平日与张清泉聊天时，多次提到自己食宿无着落的尴尬处境，有时孙志雄也在场，情况他应该是清楚的呀！平时听到了装作没听见，现在又责备别人没有主动讲，有这样当领导的么？ 行！既然你有这个话，那我就写申请，分分钟就可以搞定。 等仗义直言的徐新如离开后，王加根真的趴在桌子上，写起了要求支行安排住房的申请书：“因我家住花园镇，在孝天城没有住房，也没有亲戚投靠。上班以来，一直住在旅社，食宿诸多不便。更重要的是，晚上难得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加班。恳求支行给我安排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宽窄无所谓，只要能够睡觉休息，有地方写字就行……” 快下班的时候，王加根把申请书交给孙志雄。 孙志雄接过去看了看，什么话也没有讲，就塞进了自己的抽屉。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满怀期望地等待。 第二天没有消息。 第三天、第四天还是没有消息。 等了一个礼拜，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孙志雄每天照例给王加根安排工作，却从来不提住房的事情。 王加根也不敢询问和催促。好在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徐新如提到的北街口银行食堂还真不错，一日三餐都有供应。早餐多为面食，馒头、花卷、包子、油条、油饼、热干面，还有稀饭和米酒，品种相当丰富；中餐晚餐主食为米饭，菜是两荤一素的套餐，另加一碗紫菜鸡蛋汤。价格比外面的餐馆要便宜得多。 民以食为天。有地方吃饭了，王加根的情绪就缓和了许多。 上班他也不用骑自行车了。每天早晨七点钟准时到北街口大天桥下面等交通车，下班也坐交通车到北街口大天桥下。 交通车是一辆豪华大巴车，空调效果特别好。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乘车人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王加根的自行车依然停放在支行大门口的车棚里，主要是用于中午到北街口银行食堂吃饭。 这天下午，孙志雄突然通知办公室全体人员到会议室开会，说是周副行长要听工作汇报，并提下一步的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后，先由孙志雄汇报办公室上半年工作情况。 有书面材料，是张清泉花了好几天时间撰写的，还让辛江海打印出来了。 孙志雄照本宣科，罗啰嗦嗦，念了快一个小时。 期间，周兴国好几次提示简单一点儿。 孙志雄于是加快语速，急急忙忙地读完了材料。 接着是周兴国作指示。 他首先对办公室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几乎把每一个人都表扬到了，还重点提到了《董永故里a银行》这篇通讯稿。说是这篇稿子几经修改，总算比较成熟了。前天他送给洪行长审阅时，洪行长非常满意，基本上没提什么修改意见。 “能够取得这个成绩，新来的王加根同志功不可没！”周兴国点名表扬王加根，并希望他再接再厉，写出质量更好的材料。 王加根满脸通红，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孙志雄和张清泉则面无表情，明显有点儿不高兴。 最后，周兴国布置了两项具体工作，一是要求办公室装子母机电话，二是给洪行长购买一部移动电话。 子母机电话其实就是一个电话号码，接多个话筒。母机与普通的座机电话一样，子机是无线连接的，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当移动电话使用。装上子母机电话后，如果有电话找行领导，办公室人员就可以拿着子机，送到行领导手里——这样行领导就无须跑来跑去了。 移动电话可是稀罕玩物件。 此时能够用上移动电话的，要么是大官，要么是大款，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大哥大”。“大哥大”不仅资费贵，个头儿也不小，拿在手里就如同一块砖头。整个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配备移动电话的只有中心支行领导。中心支行部门负责人配的都是bp机。洪远平是第一个敢于购买移动电话的支行行长——这也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他“敢为人先”的胆量。 洪远平是中国a银行系统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他祖籍湖北应山，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四岁时，他父亲因病去世，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的。洪远平高中毕业后，参加招工考试，被应山县人民银行录用。三年后，担任人行应山县支行城关办事处主任。人行与中国a银行分家时，洪远平被破格提拔为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副科长，此后又升职为劳资科长。一九九0年，三十三岁的他被任命为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行长。 走马上任后，洪远平从劳动人事管理改革入手，相继推出了劳动定额核算、储蓄专业承包、干部内部竞聘、行员工资浮动等改革措施，还主导制定了《银行基层处所达标升级管理办法》。 他点子多，行动快，标准高，要求严。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脑瓜子总在不停地转动。工作任务一旦布置下去，就要求马上付诸实施，并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是他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支行其他几个行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总是被他支使得团团转，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时不时会挨批评。昨天他提出了想要一部移动电话的想法，周兴国当然不敢不当一回事。 布置完工作，周兴国礼节性地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有什么困难需要行领导帮忙解决的。 孙志雄、张清泉、吴大姐、辛江海和小郭都说“没有”，或者笑着摇摇头。 当周兴国的目光落在王加根身上时，王加根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他没地方住的困难说出来了，请求行领导予以解决。 周兴国的脸色一下子晴转多云，没好气地回答：“行了！知道了！散会！” 孙志雄露出幸灾乐祸的坏笑。 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识时务，不该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可是，自他递交住房申请书之后，这件事情又一直没有回音。孙志雄装聋作哑，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啊！安排不安排，支行总得给个话儿呀！情急之中，他开始怀疑孙志雄没有把他的申请书送交给行领导，因此选择了当着周兴国的面，提出自己的要求。 散会之后，周兴国和孙志雄黑丧着脸离开了会议室。 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地往外走，再也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王加根是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的。 他知道自己把领导惹下了，接下来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他并不觉得后悔。 “不高兴就不高兴！试用不合格就不合格！大不了回牌坊中学继续当教师。这样的领导和工作氛围，的确让人难以忍受！”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回到办公室，已经快到下班时间。王加根刚到座位上，就听到孙志雄喊他。他以为主任要和他谈住房的事情，就赶紧走了过去。 结果，孙志雄是向他布置工作任务。 孙志雄说，明天准备去楚天经济广播电台，敲定通讯报道的事情。广播稿的结构和标题没什么问题，洪远平都同意，但内容方面还要作些调整。 孙志雄把洪远平提出的修改意见转述给王加根，要求他马上修改，并交给辛江海打印出来。同时强调，今天无论如何要把稿子弄好，明天一上班就出发。 “老张，你赶紧给行政股左股长打电话，要辆车，就说我们明天去武汉。”孙志雄又向张清泉吩咐道。 张清泉答应了一声，马上抓起了桌上的电话。 孙志雄走出办公室，到对面的打字室，安排辛江海加班。 王加根只得把住房的事情暂时放一边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每改完一页稿子，就交给辛江海打印。辛江海打印出一整页之后，又返给他校对。两人进进出出，配合得还算默契。 下班铃声响起时，稿子只修改了三分之一。 孙志雄、张清泉、吴大姐、小郭对王加根和辛江海说了声“辛苦啊”，就相继走了，留下他们两个人继续在办公室忙碌。 稿子全部修改完成时，天完全黑了，街道上已经亮起了路灯。 办公楼里静悄悄的，见不到一个人影儿。 王加根和辛江海肩并肩地步行下楼，与一楼值班的经警打了声招呼，就各自去取自行车。交通车早走了，他们只能骑自行车回家。 王加根从支行去国光旅社。辛江海从支行回后湖宿舍。两人正好同路，可以一起走到北街口大天桥那里。 第一百六十八章 差别身份 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大楼到北街口大天桥，骑自行车大约需要二十分钟，但王加根和辛江海却走了一个多小时。 原因是，他们在路上聊天时，江海兴味盎然，话匣子一打开就如滔滔洪水放纵奔流，而王加根又听得津津有味。两人谈话非常投机，于是干脆都翻身下车，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 辛江海对王加根今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发言有水平，讲得非常到位。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就应该直接向领导提出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至于领导们解不解决，帮不帮忙，那是他们的事情。 “凡是进了中国a银行的人，就能够分配到住房。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支行不安排住的地方，纯粹是办公室领导的问题！”辛江海为王加根打抱不平，“什么试用期没有满，那都是扯淡！徐新如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入行的，为什么在后湖宿舍分了一套两居室？还有人事股的史涛，是前不久从市物资局调到我们行的，被安排住进了支行的新宿舍楼！据说史涛有后台，他舅舅是地区中支教育科的杨科长。” 听到这些，王加根也很生气。 “a银行当官儿的差火得很！他们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为自己谋福利，怎么捞好处，怎么样搞钱。很少为员工着想，更别说主动帮员工解决困难和问题。”辛江海愤愤不平地骂了起来，接着又说起了自己的苦情，“我到a银行干了八年多，一直在孝天市支行办公室当打字员，可至今还是个临时工。支行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我一个人打印。活儿多，苦累不说，还经常加班，但工资却是办公室人员中最低的。支行领导只把我当机器用，从来不考虑给我转正，不解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工作八年多还是临时工？这让王加根感到很惊讶，觉得不可思议，有点儿像听《天方夜谭》。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以为在银行上班的人都是白领吗？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银行员工分三六九等，有正式工，有临时工，还有代办员。身份不一样，工资待遇就相差十万八千里。”辛江海这样告诉王加根，然后又问，“你进银行有没有编制？是不是正式行员？他们有没有告诉你用工性质属于哪一种？” 这个王加根还真不清楚。 当初他到支行人事股报到时，吴股长就是让他填了几张表格，问了一下他的年龄、学历和参加工作时间，没有说调动手续怎么办，也没有要他的人事档案。他一直很纳闷儿，中国a银行的人事调动程序怎么这么简单？经辛江海现在这么一问，他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心里不免打起鼓来了。 辛江海郑重其事地提醒他，进银行的身份问题一定得弄清楚，不然的活，将来肯定会吃大亏，弄不好，还会把自己的工作搞丢了。 这么严重啊？王加根也紧张起来了。 辛江海说，在世人眼里，银行是令人羡慕的好单位。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乡镇，银行总是坐落在城镇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上，占据着最好的地理位置。银行的楼都建得很高，装潢很漂亮，看上去气派得不得了。银行行长坐的小汽车，连市长都没办法比。就拿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来说！大车小车总共有二十多辆，数量之多，档次之高，人们想都不敢想。支行领导每人配备一辆小汽车，还有专职司机。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开着公家的车子到处跑。各办事处和实体单位，至少配有一辆车。说是跑业务，其实就是这些单位“一把手”用。当然，有些车子是非配备不可的，比方押运现金的解款车，每天早晨要为营业网点送钱箱子，下午快下班时，再把钱箱子收回来，存进支行的金库里。还有些车子供普通干部员工使用，比方接送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车。 “马上就要开半年工作会议，到时候你就会看到，支行大院会变成一个停车场，要多壮观就有多壮观。小轿车、面包车、大巴车，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牌子也各不一样。”辛江海如数家珍地报起了车牌，“桑塔纳、标致、皇冠、别克、丰田、三菱、切诺基、蓝鸟、万山……” 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 汽车方向的事情他基本上不懂，分不清品牌，不认识标志，也叫不出名称。他不知道哪些车高档，哪些车普通，也不晓得哪些是国产车，哪些是进口的。他甚至不明白，从事存款、取款、结算汇兑的银行，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汽车？这些汽车每天跑进跑出，究竟是在忙些什么？买那么多汽车，养那么多司机，得多少钱啊！ 银行怎么就那么有钱呢？这些钱是从哪儿赚来的？ 在银行上班，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营业办公环境好，工作条件优越，使用的都是高科技产品，工资收入高，福利待遇好，各方面都有保障，到银行工作就成为很多人的梦想。 中国的四大银行有一百多万员工，除了国家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人才，其他人员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背景，关系比较硬。银行员工“近亲繁殖”现象很普遍。只要某个人在银行上班，就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亲戚六眷往银行里面弄。夫妻同在银行、父母子女同在银行、七大姑八大姨同在银行的情况经常可以看到。只要有机会，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大家也会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削尖脑袋往银行里面钻。这样一来，银行员工数量就呈快速增长，已经有点儿人满为患了。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只是一家县级支行，目前，管辖的二级机构达三十多个，员工数量已经突破了五百人。仅洪远平担任支行行长的这两年，员工人数就增加了一百多。或许有人会问，中国a银行是中央企业，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应该比较完善，经营管理也是比较规范的，难道没有机构发展规划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么？怎么可能允许一家县级支行如此快速地扩张？事实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很多新设立机构和新增加人员，根本就没有经过上级行的同意和批准，都是支行的自主行为，是行长洪远平的“创新”之举。 这两年，经济金融形势风云变幻，银行业改革突飞猛进。但究竟要把中国四大银行办成什么样的银行，意见和观点并不统一，改革的思路也不明确，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一把手”何继安的思想比较激进，大胆地提出了“真心实意服务，旗帜鲜明赚钱”的经营管理理念。他认为，国家对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目的就是鼓励银行重视经营效益，以盈利为目的。作为银行管理人员，就不应该忌讳提“赚钱”这两个字。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不是也在鼓励发家致富么？银行为什么就不能够“旗帜鲜明的赚钱”？何必遮遮掩掩？不赚钱还开什么银行！至于赚钱的方式、方法和路径，自然不能局限于传统业务。要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只要能够赚取利润，什么业务都可以去做！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中国a银行同样适用——能够为中国a银行赚到钱的人，就是好样儿的！ 这种经营管理理念通过各种会议和文件传导下去后，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上上下下都热血沸腾。大家摩拳擦掌，准备为“赚钱”而大干一场。地区中心支行率先垂范，相继成立了银行卡中心、房地产信贷部、国际金融业务部、信托投资公司和干部培训中心。这些机构都是银行内设的经营实体，实行独立核算。地区中心支行对经营实体采取“风险自担，自负盈亏”模式，在人事管理方面相对较松，基本上没有核定其人员编制。 中国a银行的银行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设有银行卡发行中心，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是个例外。因为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即将在这里举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以此为由头，向中国a银行总行和hub省分行提出了设立银行卡发卡中心的申请。他们的理由是，农运会筹办和举办期间，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新闻工作者都会来到孝天市，如果中国a银行不能受理、使用和发行信用卡，银行服务的品质就会大打折扣，满足不了农运会配套金融服务的要求。a银行总行和hub省分行收到报告后，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就特批在孝天市建立信用卡发卡中心。眼下，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信用卡发卡中心的筹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房地产信贷部主要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住房开发贷款和商业用房开发贷款，为个人发放住房按揭贷款，同时还自营房地产业务。所谓自营，通俗地讲就是炒房、炒地皮。买房买地还不局限于在孝天地区，他们直接开赴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和han省。信托投资公司在经营资金和财产委托业务的同时，正在筹建孝天证券营业部，让孝天的股民们在家门口就能炒股票。这件事让孝天市民都很期待。 国际金融业务部主要从事外币存款、外汇买卖、外汇结算、贸易融资等业务，主要是想从中国c银行的碗里分得一杯羹。 干部培训中心是中国a银行内设机构，其实就是对外经营的宾馆和酒店。除了闻名遐迩的钱庄大酒店，孝天地区中心支行还在广水三潭风景区、汉川汈汊湖和云梦县城开办了三个培训中心。全部按星级酒店的标准建设，可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召开大型会议，或者进行各类业务培训，都在这些地方举办。没有会议和培训的时候，这些地方也可以对外经营。 看到地区中心支行搞得热火朝天，赚得盆满钵满，辖属各支行的行长们也坐不住了。洪远平紧随其后，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成立了银行卡中心、房地产信贷部、国际业务部和信托投资公司，同时还成立了开发区服务部。除此之外，a银行还与孝天市政府及市内大型企业联合投资，成立了广银经济发展公司、银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海南环银实业开发公司。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自办的三家职工食堂，被重新扩建装修，改造成能够对外经营的酒店。北街口那家食堂改为“黄金地酒店”，已经开始营业了——这就是徐新如推荐给王加根用餐的地方。另外两个食堂分别取名“金锭宫”和“银乐园”，正在装修改造中。 三个食堂改成的酒店都在孝天城区，而且面积都比较小，不适合开会和休闲娱乐，洪远平又想到了在孝天城区以外修建干部培训中心。经多方寻找和实地考察，最后选中了肖港八汊洼水库。 八汊洼水库位于孝天市下辖的肖港镇，是修筑大坝拦截澴河支流八汊河而形成的，总库容有二千三百多万立方米。水库周边是丘陵和荒山，山清水秀，环境不错。 洪远平的想法，是在水库岸边买一大块地，修建一个类似于庄园式的酒店，作为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干部培训中心，就派副行长周兴国去与肖港镇人民政府商谈。 八汊洼水库周边属丘陵地带，种不成庄稼，也没什么出产，基本上都荒芜着，地方政府多年都没怎么管。现在突然有银行要购买，地方政府又视之为香饽饽，狮子大开口，要价特别高，指望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那儿发一笔横财。 双方谈判了好几个回合，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 周兴国急得直骂娘，有时甚至想撂挑子不干了。 洪远平听过周兴国的汇报，就给他出主意，让他去策反肖港镇人民政府镇长何志宝。 “你直接跟他讲，只要他帮忙把这块地皮低价卖给我们，我们可以考虑把他招进a银行，让他在干部培训中心当负责人。” 还别说，这一招果然奏效。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最终以二十万元的价格，取得了这里一百多亩土地的使用权。 洪远平兑现承诺，让支行人事股为何志宝办理了录用手续，并明确为正股级干部，具体负责八汊洼培训中心的筹建工作。 这个培训中心建设历时半年，耗资超过八百万元，可建成之后，却派不上什么用场。 说是对外营业，荒山野岭的，谁到这儿来住宿啊？至于中国a银行的内部机构，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有自办的三家培训中心，设施比这里好，档次比这里高，自然不会来这里开会和培训。孝天市支行召开的大型会议屈指可数，一年上头难得来这儿几次。逢到支行准备参加人民银行或者工会组织举办的专业技能比赛时，这里才可能成为选手们封闭训练的地方，培训中心变身为训练基地。 没有生意，又要养活十几个人，这可愁坏了何志宝。 不过，他毕竟是当过镇长的人，有一定的经济头脑。既然办酒店不行，那就经营转向。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种庄稼，种蔬菜，养鸡鸭鹅，养鱼，喂猪。由于八汊洼自然环境好，天然无污染，他们的产品销路还挺好。尤其是这里喂养的乌龟和甲鱼，常年供不应求，何志宝因此还得了“何王八”的雅号…… 增设了那么多机构，就意味着要增加大量人员，而中国a银行总行对各级机构正式员工实行定编管理。省分行、地区中心支行、县支行、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应该配备多少员工，都有编制控制。编制以外的人员，总行是不会认账的，也不让列支薪酬及各项福利。 怎么办？只能采取计划外用工形式——招收临时工和代办员。事实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最近几年新入行人员，十之八九都是临时工或者代办员，正式行员很少。临时工和代办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由支行自行解决，自然比正式行员要差得多。而且极不稳定，一旦遇到银行内部改革和政策调整，这些人就有可能被裁减掉，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辛江海说“银行员工分三六九等”，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在中国四大银行，临时工和代办员确实是个庞大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这个群体已经占到了员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是银行内部的“三等公民”，主要承担银行最基础的业务，从事储蓄、会计、出纳等临柜营业，多为操作性岗位，技术性工人。干一个月的活儿，领一个月的钱，晋升空间有限，难以成为银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 王加根调入中国a银行，究竟是什么身份呢？如果是临时工或者代员员，他还不如回牌坊中学教书！再怎么说，公办教师也算国家干部，吃财政饭，退休之后有保障，何必要到银行做一份不稳当的差事？更何况，到银行才个把月，他就遇到了那么多奇葩事，让他感觉不畅快，心里时常堵得慌。 一家人扯成两摊儿后，也确实引出不少问题。从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算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八年。耳鬓厮磨惯了，现在突然分开，还是有些不习惯。每想到方红梅一个人在花园镇，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要干家务，王加根就为她们母女俩担心，感到很内疚。 生活啊！总有不圆满的地方。 和辛江海在北街口大天桥下面分手后，王加根一直被自己的身份问题所困扰。他已经拿定主意，明天一上班就去支行人事股，找吴股长问个清楚明白，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在a银行上班。如果他的身份不是正式行员，就马上离开，回牌坊中学继续唱园丁之歌。 第一百六十九章 前途未卜 黄金地酒店打烊了。 王加根只好到孝天商场对面的米酒馆，喝了碗糊汤米酒，吃了四个生煎包子。然后，骑车前往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准备把车子停放在敬文那儿，再回国光旅社休息。 没想到，进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大门时碰到了老丈人。 方老汉推着一辆自行车，正从里面往外走。 “爸，您什么时候来的？”王加根热情地迎上去打招呼。 “下午来的，买了点儿蔬菜种子。”方老汉满脸笑容地回答，“刚在敬文这儿吃了晚饭，正准备回方湾。你这是刚下班呀？” “嗯。赶份材料，加了会儿班。” “红梅和欣欣在方湾，你知道不？” “知道。她告诉过我这星期去方湾玩儿，说是这个星期六来孝天城，和我一块儿回花园镇。” “唉——”方老汉突然叹了一口气，话题转到了外孙女身上，“欣欣太玩皮了！她前天与菜园子的几个娃娃疯，摔了一跤，手臂膝盖都破了皮，鼻子也摔破了，流了好多血。” 王加根听到这儿，心里一沉。女儿摔伤了？要不要紧？ 他突然心血来潮，把自行车龙头调转过来，说：“爸，我和您一起去方湾！” 方老汉当然高兴。他正愁一个人走夜路，没个人作伴儿呢。 爷儿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兴致勃勃地上路了。 出城之后，王加根又有点儿后悔。 已经周四了，后天老婆和女儿就要来孝天城，自己何必现在匆匆忙忙地去方湾呢？今晚赶去，明早还得赶回来上班。要是明天早晨下雨怎么办？刚才开会时，因为他提及住房的事情，搞得周兴国不痛快。如果他明天迟到，领导不是更会一肚子火？况且，孙志雄还讲过，明天一上班就要去武汉。自己太不理智，太感情用事了！ 没办法，当王加根听老丈人讲欣欣摔着了，他就想马上见到女儿，看看她的伤情怎么样。这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容不得他顾及其他。 当父母的，一旦听说自己的儿女有什么灾难，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儿——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也罢，反正已经动身了，去方湾看看女儿也好。况且，老丈人现在有他这个女婿作伴儿，高兴得很，一路上嘴不闲着，东的西的说个不停。 全当是护送老丈人回家！这也是他当女婿的一片孝心。 虽是盛夏，夜晚还是比较凉爽，微风拂面，路上来往的汽车不多，没什么灰尘。四周那么安静，骑行在乡间公路上，别有一番情趣。 王加根来孝天城上班之后，还没去过方湾呢！因为夫妻分居，周末他总是花园镇孝天城两头跑，没时间去方湾。估计以后去方湾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今天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 他一路骑行，一路这样胡思乱想着，感觉比较轻松。只是自行车后轮胎气不足，踩起来比较费劲。不过，到达方湾菜园子村时，他身上并没怎么出汗。 村里黑灯瞎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 方老汉家里也是一团漆黑，估计所有人都睡下了。 喊了几声“红梅她妈”，老伴儿就来开门了。意外地见到女婿，方母睡眼惺忪的脸上露出笑容，显得非常高兴。随后又遗憾地说，红梅去腊梅那儿睡了，不在家里。 “欣欣呢？” “欣欣在家，跟我一块儿睡呢！”方母一边回答，一边带着女婿往里屋走，“又停电了。这段时间老是停电，烦死人！” 卧房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王加根扒开蚊帐，看见女儿在床上睡得正香。 “端尿了吗？”他问丈母娘。 “还没呢。” 王加根于是把欣欣抱起来，吹着口哨，让她对着泥土地面撒了一泡尿，然后又把她放回床上。 王欣睡得很沉，一直闭着眼睛。 加根见她又黑又瘦。胳膊、膝盖、脸上和鼻梁上有几处伤疤，涂过碘酒和红药水。见此情景，他心里一阵难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因担心丈母娘看见，他又转过身去，强忍住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就在这儿睡！”丈母娘提议，自己又去了隔壁房间。 王加根脱下外衣，挨着女儿躺下。想到这一个多月来，王欣由红梅一个人带，肯定吃了不少苦，过得特别艰难。他心里就不好受，好半天都难以入眠。 到了下半夜，王欣清醒过来，伸手在加根的胸脯上摸了摸，接着又摸他的下巴和脸庞，在黑暗中稚声问：“你是哪个？” 加根反问：“你说呢？” “小舅舅？” 加根笑了笑，没有回答，伸手把女儿揽进自己的怀里。 “爸爸！”王欣兴奋地叫了一声，高兴得什么似的，紧紧地搂抱着加根，同时开始叽哩咕哝地与他讲话。 外公、外婆、妈妈、小姨、小舅舅、小舅妈和秋秋，菜园子的小伙伴，说的都是她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足足讲了半个小时，一直到自己累了，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耳边有蚊子嗡嗡的叫声，加根知道是帐子没有压严实，准备点着煤油灯，把帐子里面的蚊子赶出去，或者消灭掉，可是又找不到火柴。正在懊恼的时候，他又听到外面传来淅沥沥的下雨声。 真是怕啥来啥呀！雨下得这么大，天亮后怎么骑车回孝天城？赶不到上班怎么办？看来，只能去方湾邮局挂个电话，向领导请假，告诉孙志雄，就说自己到方湾看女儿，赶上下雨回不了…… 四点多钟，方母就起床了。 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鸡埘边，从鸡埘顶上的草窝里摸出两个鸡蛋，进厨房煮了碗鸡蛋面条。把面条端到堂屋的八仙桌上，才喊王加根起来过早。接着，她又进里屋找出打气筒，放在加根的自行车旁边，让他吃过面条之后，给自行车加点儿气。 “听红梅讲，你考函授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坐在一旁看女婿吃面的时候，方母无话找话地说。 “真的吗？”这消息让加根兴奋起来。 “红梅把录取通知书带到这儿来了，给我们看过。” “太好了！”王加根顾不上烫，三下五除二就吃光了面条，喝了几口面汤。准备把碗筷送进厨房时，方母马上过来，抢着收走了。 加根道过谢，就去给自行车前后轮胎加气，然后向丈母娘告辞。他说先去方湾工商所找红梅拿函授录取通知书，然后直接从那儿回孝天城。 雨依然在下着，不过雨点子不像之前那么密集了。 王加根推着自行车走过菜园子村北面的小石桥，绕到方湾的街道上。来到方湾工商所，他的出现让尚未起床的红梅和挺着个大肚子的腊梅大吃了一惊。 “函授录取通知书呢？”他急不可耐地问，“快给我看看。” 方红梅于是拿过手提包，从里面翻出一个信封，递给王加根：“考是考上了，恐怕再也没什么用处。” “什么意思？” “你报考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如果在学校教语文还算专业对口。现在你到银行工作了，学着还有什么用处呢？” 王加根没有应声，从信封里抽出录取通知书，认真地看了一遍。 上面要求，七月十五日之前到孝天市教育局函授站报名，学费、教材费共计三百元。 “每年要面授学习四次，a银行会同意你去参加吗？”方红梅继续泼冷水，意思是让王加根放弃函授学习。 王加根于是把辛江海告诉他的银行员工身份的事情讲了一遍，说自己能不能在中国a银行干下去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本科函授非读不可。万一中国a银行给他的身份不是正式行员，他就准备返回牌坊中学。把本科文凭拿到手，将来也有资格进孝天市二中。 听过加根的这番话，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读就读！不就是每年几百元钱么？家里负担得起。不过，想到加根有可能不在中国a银行干了，想到加根将来出去面授学习时，她得一个人在学校里上班，承担所有的家务，照顾和辅导孩子，她心里还是有些不痛快。走一步看一步！再怎么说，总比以前两人在牌坊中学时要强一些。 “该去上班了，再不走就要迟到。”王加根把录取通知书揣进裤袋里，拿起车钥匙就出了门。 这个时候，外面的雨竟然停了。 “运气不错！”他自言自语道，蹬蹬蹬地快步走下楼梯。 从方湾到孝天城的公路是土石路，路基较硬，雨水冲过之后，可以看见露出的石子，很少有粘性泥巴，骑自行车没什么影响。 夏日的早晨清风拂面，十分凉爽，空气新鲜，没有烈日，没有灰尘，道路两旁树上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让人心旷神怡。自行车加过气之后，骑起来明显比昨晚要轻松。王加根匀速地踩着脚踏板，摇晃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曲。昨日的不快和担心，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摇头晃脑地边蹬车边唱歌，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并入316国道后，路面铺有沥青，骑车更轻快。过了澴河上的八一大桥，就进入了孝天城区。到后湖公园门口时，听到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广播里整点报时：bj时间七点整。 没问题！按时上班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这样想着，他就不自觉地放慢了车速。第一次去省城出差，又是坐中国a银行的小汽车——他对即将开始的武汉之行充满了期待。不过，他又有点儿担心，怕自己晕车。 平日往返于花园镇与孝天城之间，他多半是选择坐火车。不是万不得已，他不坐长途汽车，因为每次坐汽车都会特别难受，有时还会呕吐。今天是办公室三人集体出行，又有专车，他当然不能一个人去坐火车。再说，他没有去过楚天经济广播电台，单独行动也不好找。 “能不能不去武汉呢？”他突然有了这个想法，“如果不去武汉，今天就能够去孝天市教育局，把函授入学的手续办了。还可以去找支行人事股的吴股长，把自己进中国a银行的身份问题弄清楚。可是，孙志雄已经安排我出差，如果我不去，似乎又不太好。” 扯个借口！就说自己晕车，或者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说自己想抓紧时间，起草洪远平在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最后一个理由最靠谱，也最充分。马上就要开年中工作会议了，孙志雄一直在为主题报告发愁，叮嘱过王加根好几次，让他提前准备。孙志雄怕洪远平突然要，办公室又拿不出来。如果王加根主动提出在家里写材料，孙志雄心里自然高兴，肯定会同意他不去武汉的。 有了这个聪明的点子，王加根洋洋得意起来，骑自行车的速度又加快了。等他到了单位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浪费了。 他在路上的那些心理活动，实际上是自作多情，因为孙志雄根本就没打算让他去武汉。王加根把前一天加班弄好的广播稿交给孙志雄后，孙志雄说，本来准备让他和张清泉都去武汉的，与楚天经济广播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见个面，便于将来联系工作，但考虑到三个文秘人员同时出差，办公室就空了城，万一行领导有什么事情，就比较麻烦。所以，这次王加根就不去武汉了，留在家里坐阵。 “以后还有机会！省里的电台、电视台、报社这些新闻媒体，我们会经常打交道的。”孙志雄怕王加根有想法，这样安慰道，“这次就委屈你了。你留在家里，还可以弄一下洪行长在年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王加根笑了——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大度地说：“没事没事！我正担心自己坐小轿车晕车呢！” 孙志雄和张清泉出发后，王加根感觉一身轻松。 墙上挂的“行领导去向”牌上显示，洪远平带着信贷股和对公存款股负责人去远安县，对接“三线”企业搬迁的事情；周兴国带着保卫股负责人去花园办事处和肖港办事处搞安全检查。 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都不在，办公室也就没什么事情。传接电话的任务可以交给小郭，王加根完全可以抽身出来，去办自己的私事。 先去孝天市教育局函授站，填了一大堆表格，交了照片，交了学费和书本费，领了几本教材和第一次面授学习的通知。面授时间是八月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为期二十天，地点在湖北大学。 那时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年中工作会议应该开完了，不会太忙。他准备下礼拜把自己考上本科函授的事情告诉孙志雄，同时向他请假，提前给领导们打声招呼。 报完名回到单位，王加根坐下歇了一会儿，喝了几口水，就直奔七楼人事股，向吴股长核实自己进银行是不是正式工。 “当然是正式行员！”吴股长非常肯定地回答，“你是地区中支给了编制的。” “那为什么不办理调动手续呢？” “调动手续？银行是企业，又不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存在办调动手续，直接录用就行了。”吴股长噘着嘴巴子回答，“等试用期满了，如果考核合格，你去市教育局把你的人事档案拿过来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王加根听糊涂了，半信半疑地问，“需不需要填写《干部调动呈报表》？找不找孝天市教育局、牌坊乡教育组和牌坊中学签意见呢？” “不需要。” “编委呢？进孝天城需不需要通过编委？” “不需要。” 吴股长说，王加根讲的那些，是吃财政饭的干部调动流程，与企业有所区别。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靠财政发工资，实行严格的干部编制管理，调动手续比较麻烦。调出单位签意见，调入单位签意见，主管部门批准后下调令，再办工资关系、粮油关系等各种手续。企业是自己拿钱给职工发工资，与财政没多大关系，所以录用人员相对比较简单。不论你以前在哪儿工作，只需要把以前的工作辞掉，把人事档案带过来就行了。 “那我以前考的文凭、评的称职，不是都没有用了么？” “文凭怎么会没有用呢？银行定岗、晋级、提拔，也是要看文凭的。不过，在教育部门评的职称是没什么用处——专业不对口。你只能重新去考经济类的职称，比方经济师、会计师之类的。” “那就等于要重新开始，从零起步。”王加根有点儿失落地说。 “那没有办法！既然要改行，就得从头再来。银行的业务你以前没有做过，储蓄呀，会计呀，出纳呀，信贷呀。估计你连点钞和打算盘都不会？这些都得从头学起。” 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脚下的路很长，任重道远，还得付出十分艰辛的努力。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 “对了！您刚才说，等试用期满了之后，我要去孝天市教育局拿人事档案。如果什么手续都没有，我凭什么去拿人事档案呢？市教育局不给我怎么办？” “这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吴股长笑着说，“你不在他们那儿干了，他们还留着你的人事档案还有什么用？按说市教育局不会故意刁难的。” 王加根意识到，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像吴股长说的那么简单，眉宇间又拧起了一个疙瘩。 第一百七十章 文凭与住房 孙志雄从武汉回来的第二天，王加根就把自己考上本科函授的事情告诉了他，并提出八月份要去湖北大学参加面授学习。 孙志雄接过《面授通知书》，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脸上的表情极为复杂。 “就是时间有点儿长。”他把面授通知还给王加根，若有所思地说，“这事你恐怕还得给周副行长讲一下。” 讲就讲！我又不是请假出去玩，光明正大地搞学习，奔文凭。作为一个明智的领导，是不应该阻拦的。王加根拿着《面授通知书》，没有返回自己的座位，直接出门去找周兴国。 周兴国看过《面授通知书》，显然觉得有点儿意外，但口里还是说：“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应该支持！” 紧接着，他又让王加根去把孙志雄叫过来。 王加根马上返回办公室去喊孙志雄。 周兴国在向孙志雄交待这件事情时，说话的口气又全变了。他要求孙志雄弄清楚王加根本科函授学习的来龙去脉，包括学费多少，学习期间享受哪些待遇，每年面授几次，每次面授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毕业，等等。 “先把这些情况弄清楚。等洪行长从远安回来后，我再去向他汇报。”周兴国又转向王加根说，“至于同不同意你去面授学习，最后以洪行长的意见为准。” 这种事还需要得到洪远平的同意？王加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从周兴国说话的口气来判断，最起码他是不支持的。 王加根跟着孙志雄，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周兴国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王加根整日提心吊胆，不知道读函授的事情洪远平会不会同意。由于心情不好，他周六陪方红梅在孝天商场买衣服时，两人还发生了争执。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他嫌方红梅买东西太挑剔了。这里跑，那里转，试过衣服后又不买，便恼羞成怒地吼了起来。 方红梅觉得委屈，眼泪哗哗直流，因为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不知道什么样的衣服好看，再就是怕多花钱。 吼过老婆之后，王加根也觉得自己有点儿过分，于是向方红梅道歉，耐着性子继续陪她逛街，直到她买到自己喜欢的衣裳。 一家三口坐火车回到花园镇时，西边的太阳已经挨近地平线。 他们还是住在那间简易宿舍里——孝天市二中后勤主任承诺的隔壁那间房，一直没有腾退出来。 方红梅开始清场。王加根筹备晚饭。 王欣打开电视机，赤脚站在床上，蹦蹦跳跳地看动画片。她的暑假作业已经快做完了，没有必要督促。反正假期还长着呢！就让她开开心心地玩几天。 正在一家人各忙各的时候，牌坊中学副校长赵乾坤突然来了。 “总算逮着你们了！”赵乾坤笑着打趣道，“我来过好几趟了，门上总是一把锁。” “我们去方湾了。”方红梅抱歉地解释道。 “我猜也是这么回事。”赵乾坤接过王加根递给他的香烟，掏出打火机点着，说，“好在我们离得近，来去方便，跑一趟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赵乾坤一直住他老婆家，也在花园镇街上。 “赵副校长有什么指示？”王加根问。 “扯淡！我哪儿敢给你下指示？”赵乾坤吸了一口烟，就开始说正事，“是这样，中考成绩已经出来了。明天组织学生填报志愿，你可能要到学校去一趟。”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没问题！”王加根爽快地答应，接着又询问牌坊中学今年中考成绩怎么样。 赵乾坤兴奋地告诉他，牌坊中学今年考得相当不错。总成绩在牌坊乡所有中学里面排第一名，有六门单科的最高分都在牌坊中学。王加根带的初三（1）班，有九人过了第一批分数钱，其中孝天地区高中三人，中专二人，孝天市二中四人。 王加根听到这里，非常欣慰，心里暗自感叹，自己总算在教育战线上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二天去牌坊中学的时候，王加根特意把家里的小收音机带上了。因为孙志雄和张清泉告诉过他，楚天经济广播电台从周日开始播放《董永故里a银行》，时间是上午十点四十五分。他想亲耳听一下自己写的文章，看哪些地方是编辑修改过的。 自行车放在孝天城没有带回来，王加根只能步行，所以动身比较早。见到牌坊中学的领导、教师和学生，他依然守口如瓶，没有透露自己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班这件事。 到了十点半左右，他起身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家里，急急忙忙地打开收音机。 “下面请收听专题报道——《董永故里a银行》！” 听到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王加根心怦怦直跳，感觉呼吸都有点儿困难。稿子基本上没改动，他是怎么写的，播音员就照本宣科，但在播报作者姓名时，念的却是“通讯员孙志雄报道”。 怎么会这样？稿子署名应该是王加根、张清泉、孙志雄三个人，为什么成了孙志雄一个人的作品？ 这篇稿子的初稿是张清泉起草的，但王加根基本上没有采用，完全推到重来，终稿是他独立完成的。孙志雄完全没有参与撰写。考虑到张清泉提供了素材，孙志雄又是领导，所以加根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也署上了。不过，他还是很不客气地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紧接着是张清泉，最后面才是孙志雄。现在倒好，排在前面的两位作者，广播电台忽略不计，只报最后面一个作者的名字。 这也太差劲了！就因为孙志雄是办公室主任么？或许，是广播电台把七篇稿子分别摊到了三位作者的名下，每篇稿子只署一个人的名字。即便是这样，首篇的作者也不应该是孙志雄呀！岂有此理！欺人太甚！明天再听听。搞烦了，老子告楚天经济广播电台侵权！ 周一上班之后，见孙志雄去列席行长碰头会了，王加根和张清泉聊起了《董永故里a银行》署名的事情。 张清泉说，他昨天在家里收听广播时也觉得奇怪，心里蛮不舒服。 “交给广播电台的稿子后来修改过吗？”王加根问。 “没有啊！就是你打印好交给我的那一份。我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楚天电台新闻部主任。” “新闻部主任谈到过作者署名的事情没？” “也没有。”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广播电台怎么能够擅自变更作者呢？会不会是孙志雄私下里做了什么手脚？ “也可能是广播电台觉得每次播三个作者的名字太麻烦，把七篇稿子进行了分摊。”张清泉与王加根的想法不谋而合，非常乐观地推测道，“昨天署了孙志雄，今天可能署你，明天再是我。这样搞过两轮后，最后一篇稿子，再署我们三个人的名字。” “想得还挺美！你好像是楚天电台新闻部主任。” 张清泉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王加根说：“就算七篇稿子都署孙志雄的名字，也没多大个事。不就是在省级广播电台扬个名么？有什么了不起？沽名钩誉，难道他自己就不觉得心中有愧？更何况，现在听广播的人也不多。算了！全当我们送他个人情。” “你傻呀！这可不只是送人情，还涉及到票子呢！”张清泉说。 “票子？”王加根先是一楞，马上又明白过来，笑着说，“不就是稿费么？广播电台播几篇稿子能有几个稿酬！就算十元一篇，七篇稿子也就七十块钱。” “稿费算个屁呀！我说的是行内通讯报道奖。” 行内通讯报道奖？写通讯报道银行还给奖励？王加根是第一次听说，因此觉得比较稀奇。 “当然有奖励。”张清泉一边回答，一边拉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翻出一份红头文件，递给王加根，“你好好看看！” 王加根疑疑惑惑地看了起来。 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印发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新闻宣传奖励办法的通知》。大致内容是，为树立中国a银行良好社会形象，提高市场影响力，促进业务发展，支行决定加大正面宣传工作力度，鼓励全行员工积极撰写新闻稿件，踊跃向报社、杂志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投稿。稿件一经采用，支行将予以现金奖励。奖励标准根据采用媒体的级别来确定：市级媒体每采用一篇奖励二十元，地区级媒体每采用一篇奖励五十元，省级媒体每采用一篇奖励二百元，国家级媒体每采用一篇奖励五百元。 天啊！还有这么好的事情。王加根心里窃喜，如果按这个文件标准奖励，自己将来会得多少奖金啊！ 张清泉继续介绍说，不管新闻稿件篇幅长短、质量如何、影响力多大，只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或者被广播电台电视台采用了，就可以申请领取奖金。 “楚天经济广播电台属省级媒体，播一篇就是二百元，而《董永故里a银行》系列报道是由七篇稿件组成的，全部播完后，就可以得奖金一千四百元。” 这样啊！本来对署名问题不怎么在意的王加根，又开始在意署名了。署名一次二百元啊，难怪张清泉着急得什么似的，表现得那么不舒服。 他们耐心地等到十点半，又一起去支行保卫股听收音机，看看今天这篇稿子的作者署的是哪个的名字。 还是孙志雄！ 听完之后，王加根和张清泉走出支行保卫股，两人都阴沉着脸，显得闷闷不乐的。 “也可能前两篇署名孙志雄，接下来的两篇署你的，再两篇是我的，最后一篇署三个人的名字。”张清泉仍然不死心，还在想入非非。 开完行长碰头会，孙志雄回到办公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悠闲自在地喝茶看报纸。 “孙主任，你听过楚天台的报道了吗？”张清泉突然问。 “没有啊！你听了？效果怎么样？”孙志雄明显是在说假话。 “好像作者只署了你一个人的名字……” “是吗？”孙志雄露出非常惊讶的样子，“楚天台怎么能这样呢？这搞得几不好！简直是瞎搞！” 责备过广播电台，他就继续看报纸，喝茶水。整个人还是笑眯眯的样子，丝毫也不掩饰内心的得意。他以胜利者自居，自我欣赏，对两个下属不屑一顾，甚至还有嘲弄的意味。 浅薄！无耻！王加根在心里骂道。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沽名钓誉，获取利益，居然还表现得如此心安理得，臭不要脸！正在他耿耿于怀，义愤填膺地生闷气的时候，周兴国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 “王加根，你来一下。” 王加根赶紧起身，跟在周兴国的身后，往副行长办公室走。 周兴国先在沙发上坐下，又示意王加根坐。然后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两口，就与他聊起了读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的事情。 周兴国说，员工参加业余自修是好事，支行向来是鼓励和支持的。对拿到大学文凭的员工，支行还会给予一定的奖励。不过，王加根的情况有点儿特殊。支行之所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文秘人员，就是因为支行办公室文字这块儿太薄弱，满足不了行领导的要求。现在好不容易招到了王加根这个笔杆子，文秘工作刚刚有点儿起色，他又要去读函授。每次面授学习时间那么长，一走就是二十天！确实对工作的影响比较大。还有，王加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属于经济金融类，与银行专业不对口，支行也不便于在经费和时间方面给予支持。当然，考上本科函授也不容易，读或者不读，主意还得王加根自己拿。 “如果你决定去读函授的话，支行只能延长你的试用期，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因此请你慎重考虑。”周兴国还特别强调，“这也是洪行长的意思。” 关于王加根的住宿问题，支行也拿了个意见，让他住在北街口老支行。就是洪远平以前的办公室，现在改为集体宿舍——三个单身汉住在里面。如果王加根愿意，今天就可以去行政股找左股长拿钥匙。 两件事情，一喜一忧。 王加根说，住房怎么安排都可以，还是那句话，只要有睡觉的地方，能够看书写字就行。至于读不读本产函授，他还得考虑一下。 谢过周兴国，他就起身告辞了。 出了副行长办公室，王加根蹬蹬蹬地下楼梯，直奔一楼的行政股。从左股长那里拿到住房钥匙后，他又返回办公室，向孙志雄请假，说自己提前去北街口吃饭，顺便看看支行安排给他的房子。 “房子安排了？”孙志雄装出非常热心的样子，“恭喜恭喜！” 王加根丝毫也不领志雄的情。他知道，这件事自始至终，孙志雄没有帮忙说一句话。这样的主任！他预感到，他们之间将来肯定少不了矛盾和冲突。但是，他还是告诫自己要忍耐，毕竟别人是领导，而且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银行可不比教育部门。这里等级森严，官大一品压死人。看看支行几位副行长，在员工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见了洪远平还不是成了龟子孙！你是银行引进的人才又怎么样？同样会受到排挤和打压。你会写文章有什么用？比不上别人会拉关系。这次广播稿件署名的事情，不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孙志雄是办公室主任，部门负责人，从这段日子的接触来看，他心胸狭窄，不会在行领导面前说你的好话，说不定还会无事生非地烂你的屁眼儿。越是这样，你越不能与他发生正面冲突。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是他的下属，就得委屈自己，服从他的领导。先苦熬一段日子再说！ 王加根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奔向北街口老支行。 听左股长讲，洪远平以前的办公室是套二居室——两个房间一个客厅，已经安排了两个刚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这两个家伙会不会把两个房间都占了？如果是那样，他就只能住客厅了。 睡在客厅里当然没有睡在房间里好。房间门一锁，就成了自己的小天地，可以免受外界的打扰，干什么事都方便。而客厅则不行，那是大家公用的过道，私密性太差了。 到了北街口老支行，王加根把自行车一锁，就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找到洪远平以前的办公室。 打开门一看，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只有一间房门上了锁，客厅和另一间房仍然空着。他赶紧下楼，一路小跑着到附近的环城商场，买了一把挂锁，回来把那间空房的门锁上。 不是说已经安排了两个小伙子么？怎么只有一个房间是锁着的？另一个人还没有来？或者他们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管他呢！反正他现在抢占了一间房。 王加根发现，这套房子没有厨房和卫生间，不是按正规的住宅设计的。不过，楼梯间有公共厕所，还是比较方便。 住房“抢”到手之后，王加根就下楼去黄金地酒店吃饭。准备吃完饭之后，到孝天商场买拖把、扫把和灰撮，打扫卫生。然后去买一张床，去国光旅社办理退房手续，去敬文那儿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 从此之后，他可就要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安营扎寨了！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一章 商战氛围 转眼间，王加根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工作已经两个月了。 暑假即将结束，秋季开学报名的日子越来越近。他打算这个周末回一趟牌坊中学，向学校领导摊牌。虽然仍在试用期阶段，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还没有为他办理正式入职手续，但他不可能继续把他在中国a银行上班的事情瞒下去。因为他的工作关系还在牌坊乡教育组，开学之后，那边就要给他安排活儿——他又没有分身术！另外，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给他安排住房后，他把读湖北大学本科函授的事情也放弃了，破釜沉舟，根本没打算返回教育部门。 回首这两个月他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工作表现，应该说可圈可点，还是相当不错的。《董永故里a银行》系列报道在楚天经济广播电台播过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赞叹声一片。特别是洪远平和周兴国两个行领导，都当面对他提出了表扬。 虽然稿子署名是“通讯员孙志雄”，但洪远平和周兴国都知道这稿子是谁写的，功劳还是记在了他王加根的名下。紧接着，召开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年中工作会议，王加根负责起草主题工作报告，又让洪远平高兴得合不拢嘴。行长几次在公开场合表扬他，说他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笔杆子”。 为了撰写好这份主题工作报告，王加根认真阅读了银行各部门及辖属各办事处提交的上半年工作小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他还把其中的亮点及好的做法，整理成消息或者通讯，向新闻媒体投稿。结果有多篇稿子被《孝天报》、《孝天广播电视报》、孝天电视台和孝天人民广播电台采用，还有三篇上了省报，一篇上了《金融时报》。 这段时间，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声名鹊起。正面宣传文章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上，真正做到了“报刊有名、广播有声、电视有影”，而这些新闻稿件都是“通讯员王加根”报道的。就这样，王加根也名声大噪，俨然成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新闻发言人。 参加完年中工作会议，王加根又接到新任务。孙志雄安排他与孝天电视台对接，拍摄电视专题片《a银行与经济》。这个专题片准备在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期间循环播出，扩大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在社会上的影响。 每天一上班，王加根就坐着单位安排的丰田面包车，到隔壁的孝天电视台，带上一男一女两个记者，扛着摄影机，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管辖的营业网点去采访、去摄像。 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弄清了电视节目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认识了以前只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节目主持人和新闻播音员。他还因此熟悉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辖属办事处和经营实体的负责人。尤其是支行信用卡发卡中心和事后监督中心的微机房，几十台电脑摆放在一起，如此壮观的场面，让他感到非常震撼。看到银行职员们穿着统一服装，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工号牌，坐在电脑前面噼里啪啦地敲击键盘，他的眼睛都看直了。他为同事们感到骄傲，同时又有一点儿自惭形秽——因为他是个电脑盲。 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各营业机构拍摄完成后，王加根又叫上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前往与中国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拍摄工厂的生产流水线和大型商场生意兴隆的红火场面，报道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宣传中国a银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挑选的当然是生产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企业，比如孝天市啤酒厂、孝天市麻糖厂和孝天商场。 那些工商企业的厂长和经理，见到孝天电视台和中国a银行的工作人员来了，一个个喜出望外，非常配合，而且表现得热情似火。特别是见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他们就像看到了财神爷一样。点头哈腰，溜须拍马，巴结的神情溢于言表。拍摄和采访完成之后，厂长经理们都打架一样地要做东，请客人们吃饭。每逢这个时候，蔡梅生就表现出非常为难的样子，装模作样的推辞一番。当然，最终的结果都是盛情难却，客随主便，大家谈笑风生地走进孝天城最有特色的餐馆和酒店。 王加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孝天市麻糖厂请客。那次吃饭的地方是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月圆酒楼。当麻糖厂厂长带着他们进入二楼的一个包房时，王加根瞬间就被震住了。 包房很大，面积足有五十平米，装饰也豪华。房间正中有个由无数“冰凌”组成的巨型水晶吊灯。柔和的灯光从“冰凌”丛中散发出来，如同瀑布飞流直下，倾泻到红色地毯上，映射到四周古铜色的墙纸上，营造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氛围。进门右侧是一个巨大的圆形餐桌，共有十几个座位。餐桌正中摆放着好大一丛鲜花。所有座位餐具的摆放整齐划一：瓷碗和瓷勺搁在餐盘上，筷子和钢勺搁在瓷枕上，一大一小两个高脚玻璃杯，一个平底玻璃杯，旁边还有一个放毛巾的腰子形小竹盘。洁白的布餐巾插在平底玻璃杯中，如同盛开的百合花。进门左侧摆放着一个三人沙发和两个单人沙发，围着一个巨大的茶几。茶几上摆着瓜子、糖果和各种各样的小点心，以及香蕉、桔子、龙眼之类的水果。 上菜之前，大家围坐在沙发上喝茶，聊天，看电视，享用茶几上的小零食。凉菜和第一个热菜上桌之后，麻糖厂厂长就招呼大家就座，并把蔡梅生推到最尊贵的位子上。 王加根坐下后才发现，平底玻璃杯中插放的布餐巾，扎的形状并非都是百合花，有两个与其他的形状不一样。蔡梅生坐的那个位子，布餐巾叠得如同一只凤凰的脑袋。而他正对面的那个位子，布餐巾叠得如同凤凰的尾巴。 麻糖厂厂长解释说，有“凤头”的位子最尊贵，“凤尾”的位子则是买单人坐的——那里坐着孝天市麻糖厂的办公室主任。 餐桌有两层桌面。上面一层是电动转盘，菜搁在上面不停地随转盘转动，方便每一位客人取食；下面较大的一层是搁放餐具的。漂亮的女服务员把布餐巾从玻璃杯中取出来，压到每位客人面前的餐盘下面，又把一条叠成方块的湿毛巾搁在小竹盘里，供客人们擦手擦脸。 王加根见自己左右都有小竹盘搁放的毛巾，不知该拿哪一条，因此一直坐着没动，不敢贸然下手。直等到右手边的毛巾被麻糖厂厂长拿起来用，他才把左手边的那条湿毛巾拿了起来。毛巾是刚用热水浸泡过的，还冒着热气，拿在手里感觉很舒服。他擦了擦手，又摊开认真地抹了抹脸，人感觉一下子清爽了许多。 这时，一个头戴小红帽的男服务员走进包房。他手里提着一个大铜壶，铜壶的嘴子足有一米长。他示意客人们倾斜身子，稍微让一下，便双手拎壶往桌子上的平底玻璃杯里倒茶。“小红帽”固定地站在一个地方，无论茶杯离他有多远，他都能准确地把茶水倒进茶杯里，并且做到滴水不洒。这哪里是倒茶？简直有表演的味道！ 大家凝神静气观看，每见一个茶杯倒满，就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然后，端起茶杯装模作样地品茗。 “小红帽”走了之后，又来了个女服务员，询问喝什么酒水。 “当然是茅台！”麻糖厂厂长很有气派地回答。 “真的很抱歉！茅台没有了。这几天断供。”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对麻糖厂厂长说，“有五粮液。五粮液行吗？” “行！那就五粮液。先开两瓶！” 王加根买过五粮液白酒送人，但还没有喝过。这是第一尝鲜，也是第一次知道白酒有“浓香型”“酱香型”之分。菜品的高档和精致自不必说，但让他最难忘的还是吃蛇肉。 蛇肉上桌前，服务员用托盘端着两个玻璃杯走进包房。一个杯子里装着鲜红的蛇血，另一个杯子里装着绿色的蛇胆。两只杯子放在玻璃转盘上之后，麻糖厂厂长和蔡梅生互相礼让了一番。最后，麻糖厂厂长往装蛇胆的杯子里倒了些白酒，放在蔡梅生面前，自己则拿起装蛇血的杯子，一饮而尽。 王加根惊呆了。 吃蛇肉还有这些讲究！据孝天电视台那位男记者讲，蛇血蛇胆滋阴壮阳，其效果比牛鞭还厉害。 …… 由于蔡梅生的积极参与和鼎力相助，《a银行与经济》专题片拍得相当顺利，制作的效果也让银行领导很满意。 王加根在工作上崭露头角，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这些事情，也慢慢走上了正轨。和他同住一屋的那两个小青年，都是今年新分配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大中专毕业生。一个叫陈俊杰，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分配在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会计；一个叫高超雄，毕业于孝天地区财贸学校，安排在中心储蓄所当储蓄员。 陈俊杰是最先进驻他们三人共住的这间屋子的，占据着这套房的那个大房间。王加根抢占小房间的当天下午，高超雄才来看房。 高超雄见两个卧室已被占领，就无奈地住在了客厅。可是，他在客厅里睡了几天之后，又觉得的确不方便。私密性差不说，尤其是王加根和陈俊杰每天晚上出去上厕所，都得从客厅经过，会把他吵醒。他于是就和陈俊杰商量，从客厅搬进大卧室，与陈俊杰住在了一起。 客厅空出来之后，王加根本想在这里开火做饭，但斟酌再三，又觉得不妥。客厅毕竟是公共区域，又没办法安装抽油烟机或者排气扇，做饭肯定对大家有影响。 他住的小卧室连着阳台，阳台外面又有蓝色的玻璃幕墙笼罩，于是就把阳台当作厨房用。他买回燃气灶、煤气罐、电饭煲和锅碗瓢盆之类的餐具，就正式开火做饭了。抽了个周末休息时间，他又租了一辆农用车，到花园镇把家里的书柜、写字台和电风扇拖了过来，带着方红梅和王欣到孝天城，其乐融融地聚了几天。 第一次在孝天城住在属于自己的屋子里，夫妻俩感慨万端，王欣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多年的梦想和夙愿，总算实现了一半儿。如果再想办法把老婆调进孝天城，就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他们就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孝天城人。 王加根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而且时间不会太远。 正当他踌躇满志地谋划“荣归故里”，准备到牌坊中学去宣布他变身为银行职员时，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这次会议的规格比较高，规模也不小。出席会议的有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全体行领导、支行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孝天城区各办事处主任。会议由周兴国主持，洪远平发表重要讲话。 王加根列席了会议，并负责作记录。听过洪远平的讲话，他才知道，孝天市人民政府准备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简单地讲，孝天市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员，只要向市政府交纳五千元钱，就能实现“农转非”，成为拥有商品粮户口的城镇市民。 户口又称户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住户和人口。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的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着，死者削”，并禁止民众自由迁徒，“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民众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不然的话，则客人与店家都要被治罪。正是通过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掌控了人口这个最重要的资源，秦国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以及全民动员的能力，最终在争霸中胜出。 尔后的历朝历代，户籍管理制度便延续了下来。虽然管理的形式和方式各不一样，但主要目的基本相同，就是便于国家管理，向民众征收赋税，要求民众服徭役。因此，漏报或者虚报户籍信息，将会受到官府严厉的惩罚。 到了明朝，开始对户口进行分类管理。朝庭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民户务农，向国家缴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服兵役；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户的活动范围，限于户籍所在地的一里之间，做到“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即验文引”；商人外出经商，必须领取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按游民处置，“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商人户籍所在地的邻里，务必知道外出经商之人的归期，若两载不归，要向官方报告。明朝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虽然对居民的人身自由限制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活力，但也确实有利于建立一种淳朴、安静、井然的社会秩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九五八年，新中国制定了《户口登记条例》，把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拥有“农业户口”的即为农民，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则为城镇市民。在户口迁移上，城镇迁往农村比较容易，如果从农村迁往城镇，则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这种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和城镇市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受户口的限制，农民只能呆在农村，从事种植业或者养殖业，依赖土地上的出产维持生存。城镇市民则享有定额的粮油肉供应，被形象地称之为商品粮户口。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城镇，能够拥有良好的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享有招工的权利，社会保障相对也比较完善。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农转非”，吃上商品粮户口。而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直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才算给农民打开了一扇“农转非”的大门。改革开放之后，户籍严控制度有所松动。比方，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规范城镇暂住人口管理，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等等。可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商品粮户口居然能够明码标价出售了。 有偿出让非农业户口，并非孝天市人民政府的创举，有些地方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尝试了。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出售商品粮户口呢？原因很简单，一些先知先觉的地方官员已经从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嗅到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差别将会逐步缩小。也就是说，非农业户口会越来越不值钱，变得与农业户口一样。既然是个贬值的玩意儿，不如趁现在大多数人把商品粮户口看成香饽饽的时候，出售给那些需要的人，以此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孝天市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将增加财政收入一亿元！ 由于这一亿元资金是由买户口的农民个人出，动用的则是他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这一亿元存款从孝天市的某一家银行取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是本地四大银行中存款最多的，储蓄存款余额不到两亿元。要是取走一亿元，该行的储蓄存款就会减少一半以上，下降幅度超过百分之五十！那样的话，中国a银行绝对难以承受，弄不好就会关门。因此，听到孝天市政府准备出售两万个非农业户口的消息，城区内所有的银行都高度紧张。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机关三楼大会议室座无虚席。主席台上的几位行领导表情异常严峻，下面坐着的两百多名干部员工也都是静无声息。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随意走动。每一个人都表现得既紧张又兴奋，如同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 “同志们！这次市政府出售户口，有可能引起全市储蓄存款大搬家，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各营业网点必须做到，储户从我行取出的存款，存入市财政在我行开立的账户，确保存款不流入他行。这是底线！在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上，大家还要抢抓机遇，争取更多的财政性存款。”洪远平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直奔主题，“支行机关人员这几天全部下到营业网点，协助堵截存款，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支行出纳股和保卫股二十四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向营业网点调拨现金。全行上下必须按有可能出现挤兑的极端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洪远平的讲话，王加根听得似懂非懂。特别是“财政性存款”“调拨现金”“挤兑”“应急预案”这些专业术语，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大致意思他是明白的，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存款流入其他银行。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二章 堵截存款 中国a银行各营业机构的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是分开的。 所谓对公业务，通俗地讲，就是对单位的业务。与此相对应，对私业务就是对个人的业务。从营业网点的类别看，储蓄所全部办理对私业务，不办理对公业务；而支行营业室、办事处、分理处这些规模较大的营业机构，则既能办理对公业务，也能办理对私业务。当然，办理这两类业务的柜台和窗口是分开的：会计柜和出纳柜办理对公业务，储蓄专柜办理对私业务。营业时间也不一样：对公业务营业时间与上行政班差不多，周末和节假日休息；对私业务营业时间则不分周末和节假日，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开门。 从地方政府“卖户口”可能导致的资金流向看，既涉及中国a银行的对私业务，也涉及中国a银行的对公业务。那些意向“买户口”的农民，无论是动用自己的存款，还是向别人借钱，必定会去银行储蓄所或储蓄专柜取钱——这就是对私业务。他们把取出来的钱交给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又得把收到的钱存入银行对公账户——这就是对公业务。 如果居民个人“买户口”的钱是从中国a银行取出来的，财政部门又把收到的钱存入了他们在中国a银行开立的对公账户，对于中国a银行来讲，就不存在资金流失。只不过是储蓄存款减少了，对公存款增加了，存款总量并没有减少。 怕就怕，居民个人“买户口”的钱是从中国a银行取出来的，财政部门收到这笔钱后，又存入了他们在其他银行开立的对公账户。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财政部门往往在多家银行开立有多个对公账户。比方孝天市财政局，就在中国a银行、中国b银行、中国c银行、中国d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都开有账户。 这次“卖户口”所得的一亿元资金，孝天市财政局不可能全部存入某一家银行，肯定会征求地方党政领导的意见，权衡利弊，统筹兼顾，让多家银行都能分享一部分财政性存款。至于各银行能够得到多大的份额，这就靠银行行长们去做工作了。从目前谈判和博弈的情况看，最大的可能性是五家银行平均分配，在每家银行各存两千万元。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中国a银行在对公业务方面做工作就没什么空间。要想保证存款不流失，就必须在对私业务上下功夫。直白地讲，就是想方设法让居民不到中国a银行来取钱，控制资金流出，堵截存款。 道理很简单：那一亿元的“非农业户口”转让费，只有两千万元会成为中国a银行的存款，而这一亿元资金，是居民从各家银行取出来的。如果居民从中国a银行取出两千万元，中国a银行就做到了资金平衡，存款没有流失；如果居民从中国a银行取出的钱超过了两千万元，中国a银行的存款就会减少，反之亦然。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居民“买户口”所需要的一亿元资金全部从中国a银行取出，而中国a银行最终只得到两千万元财政性存款，那么，中国a银行的存款总额就会减少八千万元！ 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来讲，无异于一场灾难。洪远平当然不希望看到。因此，他在动员大会上强调，从即日起，孝天城区各营业网点要全力以赴堵截存款。只要确定客户来取钱是为了“买户口”，就要想方设法做工作，让客户到其他银行去取钱。 王加根对储蓄存款转变为对公存款的来龙去脉，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洪远平的意图他已经完全领会了。对支行机关人员到营业网点协助工作的内容和目的，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平时传接电话、下达通知、检查办公秩序，履行办公室的这些工作职责时，基本上跑遍了支行机关所有的办公场所，但仍有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一直没有去。准确地讲，是没有机会去，或者说，银行内部管理制度不允许他去。 那个地方就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金库。 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正门进入办公大楼，之所以要上那么多台阶，一楼大厅之所以抬得那么高，是因为一楼下面有个架空层——银行金库就建在架空层里面。进出金库，必须从银行大院里面走，而且必须验证身份，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 王加根最初听到“金库”这个名称时，以为那里面存放的全部是黄金和白银。后来听张清泉讲，银行金库里并没有黄金白银，存放在里面的，主要是现金和重要空白凭证，还有各营业网点的尾款箱。 现金无须解释，就是人民币和外币。 重要空白凭证是银行印制的凭证，无面额，经银行或客户填写金额并签章后，就能够支取相关款项。比方银行汇票、支票、本票、存单、存折、未启用银行卡及未领用银行卡、商业票据、贷记凭证等。重要空白凭证是银行凭以办理资金支付的特定凭证，一旦填写了金额，签字盖章了，就相当于等面额的钞票，因此谓之“重要”。各家银行对重要空白凭证的印制、领拨、保管、出售和销毁，都实行最严格的管理，必须和现金一起存放在金库里，以确保安全。 营业网点的尾款箱是由铁板或材质较好的木板做成的，每个营业网点一个或者两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一个营业网点日常营运所需要的现金和重要空白凭证，以及业务专用印章、银行管理人员和业务经办人员的个人名章。 每天上班前，身着制服、全副武装的经警（实际上是银行工作人员）就会来到支行金库，把尾款箱从里面搬出来，放到专用运钞车上，送往支行下辖的各营业网点。快下班的时候，运钞车又会到各营业网点回收尾款箱，送到支行金库存起来。尾款箱的送出与收回，是银行保卫人员的固定动作。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或者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营业网点对外营业，固定动作就非做不可。 充足的现金是银行营业网点确保支付的前提，但尾款箱里的现金太多了，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各营业网点尾款箱的现金数量在管理上有限额要求。超过限额的现金，必须及时送到支行入库。相反，如果当天营业时客户存入的现金很少，支取的现金较多，尾款箱里的现金又有可能不够用，满足不了客户取现的要求。这个时候就必须到支行出库。不管是入库还是出库，只要涉及到现金的接送，保卫人员就必须跟随护卫。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预知的，银行保卫人员要随时待命。 与支行对营业网点的管理一样，地区中心支行对各支行的现金管理也有类似的要求。支行库存现金超过限额时，要及时送到地区中心支行现金管理中心入库；支行备付金不足，难以应付营业支出需求时，又要到中心支行现金管理中心出库。 这次孝天市政府“卖户口”进出的现金量很大，银行各营业网点随时都有可能到支行出库或者入库，孝天市支行也有可能到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出库或者入库，所以洪远平要求“出纳股和保卫股人员二十四小时待命”，并且“按有可能出现挤兑的极端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挤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许多人到银行里挤着兑现。当大批存款人集中到银行提取现钞，而银行准备的现金又不充足时，兑现就会发生困难。引起挤兑的原因，主要是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产生动摇，抢着把自己在银行的存款取出来。挤兑有可能使一家银行倒闭，甚至引起整个银行业的动荡。因此，银行人一听到“挤兑”二字，就如同听说洪水猛兽，难免心惊胆战。 当洪远平说“有可能出现挤兑”时，本来就比较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大家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会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迅速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由洪远平任组长，其他四位行领导任副组长，支行各股室主要负责人、各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启动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支行机关除留少数人员值班以外，其余的全部下到孝天城区各营业网点协助“堵截存款”，维护营业秩序，确保安全。 王加根被安排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孝天商场储蓄所。 这家储蓄所不临街，设在孝天商场里面。他去报到时，见银行营业窗口有好多人在排队。未必这些人都是来取钱“买户口”的？可从衣着打扮和气质上看，他们又不怎么像农民，有的还穿着孝天商场统一的工作服，佩带着商场营业员的工号牌。 “买个屁户口！他们都是孝天商场的营业员，排队取工资呢。”商场储蓄所负责人杨主任听过王加根的疑问，没好气地回答。 原来，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与孝天商场签订了代发工资的协议。孝天商场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再由孝天商场财务部门发，而是交由中国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代为发放。 这项业务在孝天城还不多见，具体操作流程其实比较简单。 孝天商场按照实名制的要求，向银行提供商场所有职工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资料，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根据这些资料批量开户，给孝天商场每个职工办理一个活期储蓄存折。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孝天商场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将代发工资资金划转到他们在a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并向a银行提供代发工资明细清单。a银行再按照明细清单，将应发金额转入每位职工的储蓄账户上。 工资上账后，孝天商场的职工就算领到工资了。如果不是急着用钱，他们完全可以不去a银行取款。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于领工资时拿到现金，把钞票揣进自己的荷包才算安心。因此，只要听说单位发工资了，他们就赶紧拿着存折前往a银行营业网点，把自己的工资取出来。即使不取钱，也要让a银行把发工资的信息打在存折上，看看工资是否真的已经到账了。孝天商场有好几百名职工，基本上都有这种“眼见为实”的思想，所以每月发工资前后的那几天，中国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的营业窗口就挤满了人，忙得储蓄员们上厕所都抽不出时间。 “搞个球的代发工资呀！人累得要死，又留不下几个钱来。真是劳民伤财！”杨主任牢骚满腹地埋怨道。 银行开办代发工资业务，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节约人力物力。传统发放工资的方法，是单位先到银行把工资总额取出来，然后逐个逐个地发给职工。职工领到工资后，除去必要的花销，多余的钱又送到银行存起来。银行代发就直接把工资转为储蓄存款，职工收着存折就行了。花钱时可以去银行支取，不花时就可以放在银行生利息，省去了很多麻烦。 从宏观层面去分析，银行代发工资的好处还有一大堆。减少货币流通环节，降低个人货币持有量。改变传统消费观念，培养大家勤俭节约、计划用钱的习惯。扩大银行资金来源，壮大银行资金实力。降低银行组织资金的成本，提高银行自身经营效益。加快推进银行电子化和服务社会化的进程和水平。客观地讲，代发工资最大的受益方应该是银行。那么，身为中国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负责人的杨主任，怎么还牢骚满腹，表现得那样不高兴呢？ 原因主要是代发工资的资金沉淀率不高。 银行代发工资的直接目的，是希望增加存款。代发工资完成后，资金最好能够在职工的账户上留存。留存资金与代发工资总额的比率，称为代发工资的资金沉淀率。资金沉淀率越高，表明留存下来的资金越多。这也是银行追求的目标。可孝天商场眼下的情况，却很不尽如人意。每月代发工资的资金沉淀率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假如每月代发工资总额是一百万元的话，月底结余下来的存款往往不到十万块钱。而把孝天商场几百名职工的工资逐一上账，中国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工作人员往往要忙乎好几天，加班加点，累得腰酸背疼。可工资刚上到账上，商场职工就蜂踊而至，把储蓄所的营业窗口挤得水泄不通，争着抢着要求取钱，或者打印存折查看明细，又让银行储蓄人员好多天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量增加了几倍，存款又没留下多少。这就是杨主任怨气冲天的原因。 “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挤在我们这一个地方取钱。孝天城区的a银行营业网点已经实现微机联网，能够通存通兑。他们拿着我们这儿开的存折，到其他网点一样可以取钱。”杨主任继续唠叨着。 还能这样？王加根一直以为，在哪个银行营业网点开的存折，就只能到哪个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业务，从来没有听说过通存通兑，因此他感到非常好奇。 他自己的工资账户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营业室，存折也是支行营业室开的，趁着孝天商场储蓄所顾客不多的时候，他试着要求办理取款业务，结果还真的把钱取出来了。 这也太神奇了！ 中国a银行在孝天城区有二十多个营业网点，如果拿着一个存折，在这二十多个营业网点都能存钱取钱，那就太方便了。王加根感慨万端，为a银行科技水平如此先进倍感骄傲和自豪。 他在中国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值班一个月，除了见识代发工资引起的热闹场面和通存通兑的神奇以外，还没有碰到为“买户口”来取钱的储户，所以根本谈不上堵截存款。 王加根因此认为，洪远平在会上有点儿小题大作。或者说，他过高地估计了孝天市政府“卖户口”有可能引起的金融动荡。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三章 北街口 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方红梅过得真的很累。 最初的几天，她一个人带着女儿王欣呆在孝天市二中那间十几平米的简易宿舍里。没有面授学习，没有暑假补课，没有丈夫陪伴，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又寂寞。一日三餐，拖地洗衣，睡觉，看电视，与女儿疯闹，或者辅导女儿完成暑假作业。天那么热，太阳那么毒，除了不得已上街买菜，她基本上没出学校大门。 六岁的王欣已经上完了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在班上还中游偏上，班主任老师再也没有提让她“降级”的事情了。小家伙一放假就开始做暑假作业，三下五除二地写完后，就吵着闹着要去方湾。说她想外公、想外婆、想小姨、想小舅舅，想小舅妈，想秋秋，其实她小脑袋瓜子里真正想念的，还是菜园子村的那些小伙伴儿们。 方红梅被女儿吵得没办法，只好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带着她回娘家住了几天。 那几天过得也特别无聊！ 红梅她爸妈忙着侍弄责任田和自留地，还要带孙女秋秋，做饭、洗衣、喂猪，料理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事。敬武两口子在家里做汽水、烤饼干，捣鼓生意赚钱。腊梅挺着个大肚子，每天还得按时上班，上午去农贸市场收工商管理费，下午在工商所办公室里守钟点儿，有时还得走访街上的个体工商户，看他们有没有卖假货。 大家各人忙各人的事情，难得有闲功夫陪她们母女俩。 农村卫生条件差，苍蝇蚊子又多，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经常在枕头边儿蹿，闹得她根本就睡不好。红梅在菜园子村家里睡了一晚上，就感觉忍无可忍。因为除了蚊子、臭虫和老鼠的骚扰，还有方父、方母和敬文夫妻俩四个人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比赛式地四重奏，一个比一个响亮，吵得她整晚上失眠。从第二天开始，她就去方湾工商所，到她妹腊梅那儿过夜了。 腊梅虽说已结婚成家，单位也只分给她一间房。窄是窄了点儿，但毕竟不吵，也比较干净，勉强能够安身。腊梅的预产期是九月底，看小孩出世之后，方湾工商所能不能给她换个宽敞一点儿的地方。 红梅每天就在菜园子村与方湾工商所之间两头跑。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在菜园子村做饭，洗衣服，扫地，做家里的卫生，或者给敬武两口子打下手，晚上就到方湾工商所休息。说是回娘家过暑假，其实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忙。 王欣倒是玩得比较开心。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余时间很少落屋。从早到晚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泡在一起，跳房子，跳皮筋，弹玻璃球，抓知了，捉蜻蜓，蹲在地上玩泥巴、玩沙子、玩瓦片……在村子里到处跑，在太阳底下晒。几天下来，她浑身上下就晒得黑不溜秋的，头上脸上长了几个包，还在疯跑中摔了一跤，把膝盖摔破了。 看着伤痕累累的女儿，方红梅心疼得直抹眼泪，早就想返回花园镇了。只是因为和王加根约好了时间，就耐着性子等到星期六，绕道孝天城，坐火车回到了孝天市二中的家里。 王加根住进中国a银行北街口集体宿舍后，租用农用车回花园镇搬家具，方红梅和王欣又跟着他一起来到了孝天城。 那天真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 把书柜、写字台和电风扇搬进房间后，他们又如筑巢的燕子一般飞进飞出，采购其他的生活用具和日用品。到附近的个体家具店买了一张双人床——其实就是两个床头和两块睡板;去北正街小商品市场买了洗脸架、洗脸盆、塑料桶、挂衣架、拖把、扫帚、铁灰撮和顶叉;去孝天商场买了大米、白酒和油盐酱醋;再去彭家湾农贸市场买了鱼肉和蔬菜。 彭家湾农贸市场是一条曲曲弯弯的老街。出入口在城站路上，紧邻着中国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这条街道有好几百米长，但宽窄却大不一样，最宽的地方有十来米，而窄的地方只有三四米。汽车肯定不能通行，板车和三轮车走起来也特别费劲。街道两旁全是破旧的老房子，而且大多为平房。临街的房子全部改成了店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门脸儿”，经营着与吃食有关的生意。店铺门口有凳子搁着的门板，堆放着五颜六色的蔬菜、白生生的豆腐和千张、活蹦乱跳的鱼虾、油光水滑的卤制熟食、香喷喷的炸鸡和烤鸭。一些坐着或站着的小摊贩儿，守着自己的竹筐或者竹篓子，向过往行人兜售。 早上和傍晚，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叫骂声、嘻笑声、被宰杀的鸡鸭发出的惨叫声、自行车的铃铛声、老人们口袋里收音机的广播声，不绝于耳，嘈杂，热闹。人们身上散发出的汗味，新鲜蔬菜的泥土味，鱼腥味，肉香味，油烟味，鸡粪鸭粪的臭味，烂菜叶的腐败味，各种各样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呛人，恶心。虽然这里的环境脏乱差，但忙碌的人们丝毫也不在意。卖东西的苦口婆心地推销，买东西的悠闲自在地东挑西选。只有午饭后的两三个小时，市场上才会出现短暂的清闲和安静。因为没什么顾客，守摊子的卖主便把店铺里的电视机打开，非常享受地收看电视节目。还有的搬出小桌子，喊几个人来搓麻将。战局拉开之后，饶有兴致的看客和多嘴多舌的高参就会如苍蝇一般聚拢来。 中国a银行北街口宿舍离彭家湾农贸市场很近，出门就能够听见市场上嘈杂的声音，下楼走几十米就到了，买菜特别方便。方红梅也不急着一大早就去赶热闹，总是在过完早、洗完衣、做过卫生，捱到十点钟以后，才拉着女儿一起去买菜。回来时，正好赶上做午饭。 彭家湾农贸市场的入口处有十几家熟食店，卖的大多是卤菜。卤猪头肉、卤猪肚、卤猪脚、卤牛肉、卤牛肚、卤鸡翅、卤鸡爪、炸鸡腿、酱板鸭、烤鹌鹑、烤羊肉串……全部都是已经做好能够直接食用的。商家的服务也周到，如果顾客提出需求，他们还可以帮忙把卤菜切好，用调料拌匀。方红梅每次从这儿经过时，就会看到一家挂着“董氏童子鸡”的摊位生意特别好。这里几乎从早到晚都被顾客围着，有时还排着长队。大家宁愿多花时间等候，也不去其他卖童子鸡的摊位。见此情景，她有点儿纳闷儿：未必“董氏童子鸡”与别人家的童子鸡不一样？真的特别好吃么？好奇心驱使她也排在了队伍的后面。 “董氏童子鸡”的摊位很小，也就两米见方的一块地盘儿，摆放着一大筐拨过毛、剖过腹、剔除过内脏的鸡子。临街有两口形似圆桶的铁锅，一口锅里烧着沸腾的开水，一口锅里烧着滚烫的油。还有一个连着铁架子的案板，铁架子的横梁上，有十几个铁钩子。摊主是一对年轻夫妻，他们各人干各人的事情，配合得相当默契。 童子鸡的做法看上去也不复杂：先把打理好的鸡扔进沸水锅里煮，煮到断生的时候，再捞起来，挂在案板上方的铁钩子上，供顾客挑选。如果顾客选中了哪只鸡，董老板就会把那只鸡从铁架子上拿下来，搁在电子秤盘上称，报出重量和价钱。如果顾客没有提出异议，他就把那只鸡扔进油锅里炸。一直炸到鸡皮泛出焦黄，再用一只铁钩子把鸡捞起来，挂在铁架上沥干油。然后搁在案板上，用两只铁夹子撕成碎块儿。这时，老板娘就会递上套有塑料袋的搪瓷碗，董老板把所有的碎鸡块拣进碗里面，舀几勺豆瓣酱、辣椒油之类的调料，浇在鸡块上。拎起塑料袋的两只“耳朵”，鸡块就与搪瓷碗分开了。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桩生意就算完成了。 童子鸡拿回家之后，无须任何加工，就能够直接食用。而且鸡肉特别嫩，细腻，松软，容易嚼，不塞牙，麻辣中带着香甜，回味无穷。王加根和方红梅都觉得好吃。平时不吃辣的王欣也破例了，手拿着鸡腿，啃得津津有味，搞得嘴巴、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油。吃过一次之后，再也割舍不下了。结果，“董氏童子鸡”就成了他们打牙祭或者招待客人的首选。 彭家湾农贸市场形成于何年何月，已无法考证，但这个市场在孝天城的地位，不亚于孝天麻糖和孝天米酒。孝天麻糖和孝天米酒享誉全国，但大家并非天天享用，而彭家湾农贸市场的菜是每天都少不了的啊！这里兴盛不衰的原因，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息息相关，因为它恰好位于孝天城最繁华地段——北街口。 古时候，孝天城只有两条十字交叉的主干道，分成东正街、南正街、西正街和北正街。十字街是老城的中心。四条街道的出口处分别叫东街口、南街口、西街口和北街口。或许是京广铁路线在老城北边的缘故，孝天城市建设规划主要是向北发展，一直向八里以外的孝天火车站延伸，并最终实现老城区与火车站连成一片。就这样，北正街接上了城站路，与东西走向的槐荫大道交汇，形成了全城车流量最大的十字路口。为方便行人过街，这里建起了一座“x”字形的天桥。天桥的四周，分别耸立着孝天商场、槐荫酒楼、孝天米酒馆、中国a银行大楼、中国b银行大楼和邮电大楼。北正街成为全城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北街口自然而然地成了孝天城的商业中心。 住在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吵是吵了点儿，但干什么事都方便，游玩和闲逛的地方也不少。方红梅带着女儿随遇而安，陪伴着老公，在炎热的夏日里当起了“城里人”。 晚上，他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虽然天气很热，打开电风扇摇头吹，也能够安然入眠。偶尔会有蚊子侵扰，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情。点一盘蚊香，在身上涂抹些风油精或者花露水，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早晨起床后，他们轮流去走廊尽头的厕所里方便。带上牙膏、牙刷、脸盆和毛巾，在那里洗口洗脸。梳过头，穿好衣服，一家人就兴高采烈地出去吃早饭。有时去黄金地酒店，有时去马路对面的孝天米酒馆，有时去彭家湾农贸市场的小食摊儿。 卖早点的小食摊儿很多，炒炸煎煮的都有，品种也很丰富。不过，对他们诱惑力最大的，还是杜婆婆的牛肉面。 这家面馆开在彭家湾菜市场里面。主人也是一对夫妻，但年龄显然比“董氏童子鸡”那两口子要大，起码隔着一代人。面馆的房子很宽敞，临街的门面有十几米宽，前厅后面是一个大天井，天井后面还有堂屋和耳房。面是他们自己轧的——堂屋里摆放着轧面机，堆放着整袋整袋的面粉；牛肉也是他们自己买回来加工的——天井边儿上，总是吊挂着血淋淋的生牛肉。男主人姓什么我们不清楚，但女主人姓杜，这毫无疑问的。不然，店名不会叫“杜婆婆牛肉面”。 这家面馆每天早晨六点半就开门，只卖牛肉面和牛杂面。虽然品种单一，却总是供不应求。如果两口大锅里的牛肉和牛杂用完了，当天卖面的生意也就宣告结束。他们把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搬进里屋，桌椅一收，开始出售卤牛肉。“杜婆婆牛肉面”和“董氏童子鸡”一样有名气，成为彭家湾农贸市场的两大特色品牌，不知养刁了孝天城里多少人的胃。 吃过早饭，如果是工作日，王加根就会去大天桥底下坐交通车上班，方红梅则带着女儿到附近转一转。 沿槐荫大道东行四百米，是全城最大的旅游景点——董永公园。沿槐荫大道西行三百米，是全城唯一的城中湖——后湖。后湖边上，坐落着孝天市政府的招待所——后湖宾馆。这家宾馆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王加根曾经在里参加过两届团代会，还在这儿领过首届《瀤水浪》文学创作奖。 沿城站路北行两百多米，是连接地委大院和老孝天体育场的小天桥。地委大院是孝天地委和行署的办公场所，同时也是地区干部的住宿区。占地面积有好几十亩，里面绿树成荫，闹中取静，环境相当优美。地委大院正对面的老孝天体育场，建国之初就有了，多年来一直是孝天地区最大的体育中心。为了承办即将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城站路临近火车站的地方，新修了规模更大、更气派的孝天体育中心。这里就相形见绌，成了老体育场。据说，农运会之后，这里将整体拆除，改建成供人们休闲娱乐的人民广场。 老体育场南边和北边，分别是孝天地区实验小学和孝天地区实验中学。这两所学校与地委大院隔着车水马龙的城站路。为方便地委大院的孩子们上学，方便地区的干部们到老体育场锻炼，就修建了本城的第二座人行天桥。这座天桥横跨城站路，是个简单的“一”字型。与北街口那座天桥相比，显得太小了。因此，人们习惯上把北街口天桥称为“大天桥”，把这座天桥称为“小天桥”。 除了董永公园、后湖、地委大院、老体育场这些适合于散步的地方，红梅母女俩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翻过大天桥，去孝天商场和北正街游玩。 大天桥也是个热闹非凡的地方，白天行人川流不息。傍晚一到，这里就会鱼龙混珠，摆起无数个地摊。地摊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卖东西的、擦皮鞋的、卜卦算命的和乞讨的。对“钱”的共同追求，使得人们看中了这块人流量大的地方，形成了小有规模的“跳蚤市场”。地摊上兜售的商品五花八门：衣帽鞋袜、食品饮料、儿童玩具、五金百货、民间工艺品，应有尽有。精明的小商贩很少吆喝，都是以展示商品新奇的式样和功能，或者标出其低廉的价格，吸引过往行人。 擦皮鞋的多半为中年妇女。算命的则是戴着老花镜、留着长胡须的老头儿。擦皮鞋的和算命的都是“守株待兔”，不同的是，前者面前摆放着塑料凳子和踏脚板，后者面前摆放着八卦图的抽签筒；前者盯着行人的脚，后者瞅着行人的脸。天桥上的乞丐也不少。他们拿着脏兮兮的破碗，见人就伸到你面前，甚至伸手拉扯你的衣角，亲热得如同老朋友相见。说着好听的奉承话，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甚至向你磕头作揖，要你做点儿好事，施舍几个钱。 闲逛个把两个小时，红梅母女俩就得打道回府，赶着去彭家湾农贸市场买菜，准备做午饭了。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四章 告别牌坊 方红梅原计划在孝天城呆到暑假结束，再和女儿一起回花园镇，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但在北街口住了十几天，初来时的新鲜感消失之后，她又开始觉得单调和无聊了。 特别是炎热的下午和晚上，似乎除了睡觉和傻坐着，就没什么事情可干。偶尔去敬文家看电视，次数也屈指可数。亲戚毕竟不是家人，打搅多了，怕别人厌烦。因此，还没等到孝天城区开始“卖户口”，她就带着王欣回花园镇了。 家里安然无恙。当然，老鼠搞点儿小破坏是难免的。这种情况，她已经习以为常了。住在孝天市二中简易宿舍的那些青年教师，几乎都没有外出，和平时一样蜗居着，麻木不仁地过日子。因为不用上班，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搓麻将。方红梅很快加入到了“修长城”的队伍，时常留下女儿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暑假快要结束，新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方红梅得到通知，她试用期考核合格，孝天市二中已经为她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 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重点高中教师，在孝天市二中站稳了脚跟。学校后勤主任承诺分给她的另一间房也腾退出来了——恰好与她现在住的那间隔壁邻墙。学校根据她的要求，派人在两间房的隔墙上开了一个门，把两个单间打通了。住房面积扩大后，他们就可以把牌坊中学的东西全部搬过来了。 方红梅把“新居”认认真真地打扫了一遍，仔细谋划着家具如何摆放，是不是让王欣与大人分床。所有的细节问题考虑周全后，她就盼着王加根快点儿回家，一起去牌坊中学搬东西。 结果，王加根那个周末没有回花园镇。 原因我们都清楚，是孝天市政府“卖户口”闹的。虽然王加根值班的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比较平静，但他也不敢擅离职守，周六周日还得按要求守在那里。况且，据和他同住一室的高超雄和陈俊杰讲，其他营业网点的“存款大战”还是比较激烈。 为了争揽客户和存款，中国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竟然与中国b银行的同行发生了肢体冲突。高超雄挨了对方好几拳，鼻子流血了，右脸庞还肿着，眼睛四周乌青，如同大熊猫一样。 与中国b银行打架事件发生后，洪远平第一时间赶到中国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看望受伤的员工，并对大家为了a银行的利益奋不顾身的精神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他当场宣布，所有受伤员工的医疗费用由支行承担，另外，对表现突出的高超雄同志奖励五百元。 这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干部员工都觉得洪远平开明，随时准备在“卖户口”引起的存款大战中冲锋陷阵。 随后的几天，中国a银行成立了好几个巡逻小分队，在孝天城区来回跑。小分队队长都配有一部对讲机，还有全副武装的经警随行。经警们穿着制服，腰间别着手枪，手里拿着电棍或者狼牙棒，看上去威风凛凛的。形势如此严峻，大家哪里顾得上周末休息呢？ 王加根周六周日没有回花园镇，着实让方红梅非常担心。 由于学校已经正式上班了，她又没有办法去孝天城。到孝天市二中办公室给王加根打电话，也没有找到他本人。电话是内勤小郭接的，说王加根在孝天商场储蓄所值班。方红梅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想到牌坊中学可能会给王加根安排教学任务，她又去了一趟赵乾坤家，把王加根已经到孝天城上班的消息告诉了他。 可以想见，赵乾坤听到这一消息时有多么吃惊！当他到牌坊中学宣布这一消息时，又会引起怎样的震动！ 王加根是九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去牌坊中学搬东西的。 本来方红梅要和他一起去，他觉得没那个必要。东西又不多，找邹肖村那位拉驴车的学生家长跑一趟就行了。 他到邻居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单枪匹马地出发了。 我们还记得，王加根当初为了买打家具的木料，就是拉驴车的学生家长帮的忙。一同前往的，还有那个走起路来摇头摆尾、神气得不得了的肖木匠。算起来，那已经是七年以前的事情了。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啊！ 拉驴车的学生家长正好在家。听王加根说明来意，他二话没说，套起驴车就走。路上，他不停地与村里人打招呼，非常骄傲地告诉别人，他是去帮王老师搬家的。因为王加根推着自行车走在他身边，他感觉特别有面子。本来是去卖苦力，却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欣喜。 出村口时，碰到了从牌坊中学方向走过来的肖玉荣和邹金桥。 王加根马上迎上去打招呼。明知他们不抽烟，他还是从衣袋里搜出一包“红塔山”，一人手里硬塞了一根。 “不作声，不作气，就准备这样走了？”肖玉荣带着责备的口气，笑眯眯地问。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说自己还在试用期，事情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就没有向领导汇报，还请肖校长原谅。 肖玉荣听说王加根今天特地到牌坊中学搬东西，扫了一眼驴子和板车，不禁皱起了眉头。 “那么多家具，一个板车怎么装得下？”她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王加根。 “差不多了。”王加根回答说，“大件之前已经搬到市二中了，再就一些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 拉驴车的学生家长跟着应和：“别看我这板车小，堆起来还是能装不少东西呢！” “我说装不下就装不下！”肖玉荣突然表现得很固执。 她对那个拉驴车的学生家长道了声谢，叫他把车子拖回去，又吩咐邹金桥赶紧去驻军部队找辆汽车来。 “没必要！真的没必要！”王加根赶紧推辞。 “别争了。”肖玉荣动情地说，“你和小方在牌坊中学工作了这么多年，为牌坊中学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是牌坊中学的功臣。最后离开的时候，我们怎么说也得送一送。宁主任、贵州和乾坤他们几个人在学校里打麻将，我们刚才在那儿观了一会儿战，不然也不会这么晚才回家。现在既然碰到了，就算是有缘分。你把自行车交给金桥老师，让他去部队找汽车。我和你一起回学校，把他们的麻将摊子拆了！大家一起帮忙装东西，然后送到市二中去。” 听过肖玉荣的一席话，那个本来觉得有些憋屈的学生家长喜笑颜开，不由分说地调转车头，与王老师打了声招呼，就兴高采烈地赶着驴子往邹肖村里走。 王加根也不好再争辩，只得把自行车交给邹金桥，和肖玉荣一起前往牌坊中学。 四个校领导和另外几个在学校的教师一起上手，很快就把王加根家的东西搬到了大门口。可左等右等，一直不见部队的汽车来。 邹贵州担心金桥办事不牢靠，提出自己再往驻军部队跑一趟。 “算了！金桥老师这点儿能耐还是有的。他和部队首长们都比较熟悉，平日关系也不错，不可能连辆汽车都借不到。再等等，或许因为今天是周末，一时半会儿没找到人。”肖玉荣劝大家稍安勿躁。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到一台四轮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进了牌坊中学。拖拉机司机身旁坐着邹金桥，后面车厢里坐着邹肖村的党支部书记和邹肖小学校长邹山青。 原来，邹金桥去驻军部队要车时，正好赶上部队搞军事演习，所有的汽车都出动了。没办法，他只有回邹肖村找书记，借用村里的拖拉机。村支书听说是王加根要用车，满口答应，没打半点儿梗。想到他自己也是学生家长——王加根当过他女儿的班主任，村支书提出也要去送王老师。他和邹金桥一起去找拖拉机驾驶员。路过邹肖小学时，遇到了邹山青。已经转为公办教师的邹校长，一直视王加根为恩人，现在恩人要离开，他当然不会放过送行的机会。 本来没多少家具和杂物，突然间来了这么多帮忙的人，简直就是“杀鸡用牛刀”。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没一会儿功夫，就把东西全部搬到了拖拉机上。看到后车厢里还空出不少地方，牌坊中学的几位领导、邹肖村支书和邹山青又爬上车，执意要送到市二中去。 王加根原本想把自行车搁在后车厢里，跟着拖拉机一起走，现在看来不行了——后车厢已经被东西和人挤得满满的，他只能骑自行车回去。 拖拉机上107国道后，必须往北走洪花路转盘，要绕好大一个圈儿，而王加根骑自行车可以抄近路，到花园火车站里翻天桥。从时间上计算，他有可能会先到市二中。 当拖拉机轰隆隆地吼叫起来的时候，王加根走过去把自行车锁打开。他手握车把儿，踢开站架，准备翻身上车时，又犹豫了一会儿。他重新把自行车架起来，走进了那套空荡荡的房子。 看了看客厅，看了看卧室，看了看客厅后面的隔间，又进入厨房，然后推开后门。站在后院子里环视时，他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别了，后院子！别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所！别了，牌坊中学！ 想当初，他从襄花小学调到这儿时，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一个小木箱和一床铺盖行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后来，方红梅也调来了。他们结了婚，有了他们的宝贝女儿，还添置了这么多的家具和物品。此时此刻的感受，与几年前汤正源离开孝天县师范学校时何其相似！ 从曾经住过的家里出来后，王加根骑上自行车，出了牌坊中学校园，疾行在田间小路上，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远望拖拉机上的老同事，他再一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今天中午，无论如何要请大家吃一顿。喝点儿酒，叙叙旧，拉拉话——往后相聚的机会就很少了。 他回到孝天市二中的家里时，拖拉机果然还没有到。 方红梅听说要来那么多人，中午还得请他们吃饭，就急急忙忙地拿起菜篮子，准备去买菜。 “买什么菜呀！”王加根喝斥道，“小锅小灶的，弄到什么时候？再说，这么多人家里也坐不下啊。去餐馆吃！” 方红梅如梦初醒。似乎这才意识到，请客是可以去餐馆的。 住在牌坊中学的时候，每逢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有什么喜庆的事情要请客，他们都是把菜买回家自己做——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时是因为学校地处偏僻的乡村，附近连个集镇都没有，根本找不到餐馆。就算有餐馆，他们也拿不出钱来请别人。 现在不同了。他们住在花园镇，出门就是餐馆和酒店，要多方便就有多方便。钱也不是问题。王加根自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班后，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加上额外的通讯报道奖，两个月的收入，比他在牌坊中学工作一年的薪水还要多。 “我去五一饭店定位子。待会儿他们来了，你招呼着搬东西。”王加根果断地吩咐道，又骑上自行车，飞奔出了孝天市二中。 在外面吃饭多了，王加根已经对餐馆请客的套路比较熟悉。坐大堂还是订包间，点什么菜，喝什么酒，抽什么烟，准备哪些饮料，他心里基本上都有数。 可以想见，他们请的这餐饭是很上档次，也很有气派的。菜和饮料就不说了，光白酒就喝了四瓶“白云边”，啤酒喝了一整箱。香烟是“红塔山”，除了散发以外，还给每个客人派了一包。王加根尽量表现得慷慨大方，既有显摆的意思，也是诚心表达谢意。 因为酒喝得太野了，难免有些失态。好几个人说话舌头都短了，嗓门又特别大。邹山青竟然抱着王加根哭了起来，一个劲地说，没有王老师，就没有他的今天。王加根被酒精烧得满脸通红，浑身发燥。在大家的恭维和赞誉声中，他也有点儿神不住在。白酒换啤酒的时候，他突然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摞名片，给桌子上的每一个人都发了一张。 名片是孙志雄提议印的——孙志雄、张清泉和王加根各印了一盒。孙志雄的名片名副其实，头衔为“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室主任”，张清泉和王加根的职务却有所拔高。张清泉名片上的头衔是“办公室副主任”，王加根是“办公室宣传干事”。 孙志雄说，之所以这样弄，是为了方便在外面联系工作。 王加根把印有中国a银行logo的名片发给大家时，大家马上改口叫他“王干事”，并且再次提起酒杯，找他“走一个”。 王加根有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整个桌子上，只有方红梅和他们的女儿王欣是清醒的。 王欣埋头吃菜，偶尔端起杯子里的百事可乐，与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干杯。方红梅和她女儿一样，喝的也是百事可乐。但喝到中途，赵乾坤突然向她发难，说以前见她喝过酒，非要她“换颜色”不可。其他那些醉眼朦胧的男人们，也跟着起哄，抢过她面前装有百事可乐的杯子，强行倒掉，不由分说地斟满了啤酒。她不得已加入到了喝酒的队伍中。 坐在吵吵嚷嚷的包房里，方红梅既激动和高兴，又有点儿心神不定。她清楚地记得，十年之前——也就是她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曾在这里吃过一次饭，坐的就是这间包房。 那次是宋双清作东，一同作陪的，还有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文学泰斗”熊老师。宋双清托熊老师当媒人，想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也就是在那一天，她果断的拒绝了宋双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加根。 师范毕业后，两个追求过她的男人一起分配到了襄花小学，而且教的是同一个“戴帽儿”初中班。如今，这两个男人又先后进了孝天城……生活啊，简直就如同做梦一样。 正在方红梅胡思乱想的时候，桌上又掀起了斗酒的高潮。 客人们轮番向王加根敬酒，并且要方红梅陪同，甚至要求他们夫妻“交杯”。几个回合下来，王加根就烂醉如泥了。接下来的送客与结账，以及他是怎样回家的，事后他都不记得了。回到孝天市二中的家里，他倒在床上就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醒来仍然觉得难受，什么东西都吃不进，一点儿食欲也没有。 早餐没吃。中餐喝了半碗稀饭。下午又睡了好几个小时，人才慢慢还原。清醒过后，他才发现前一天过于疯狂。喝酒时说的一些话，以及向老同事们散发名片的做法，显得很不恰当。 为什么要口出狂言？调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又有什么了不起？何况你只是个跑腿的！男人啊，怎么都是那个德性——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自己不认得自己。 要低调！要稳重！事到如今，你什么手续都没有办。如果最后阴沟里面翻了船，别人又要笑掉大牙。 晚餐还是喝了点儿稀饭，看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王加根就睡了。到了下半夜，他突然感觉到牙齿痛。不是一颗两颗牙齿，还是满口的牙齿都痛。他一会儿仰着，一会儿侧着，一会儿趴着，无论换成哪一种姿式睡，都没有办法入眠。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五章 经济审判室 国庆节放假期间，加根一家三口到方湾送礼——敬武的女儿秋秋过周岁。恰好遇上腊梅添了个儿子，真是喜上加喜，大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 秋秋的周岁宴搞得很热闹，与敬武家沾亲带故的亲戚都来了，菜园子村的乡亲们也送了礼。 方父亲自当大厨，为孙女的生日宴掌勺做菜。因为房子过于窄小，家里铺排不开，有几桌酒席还是借用邻居家摆的。 酒足饭饱之后，大批客人都告辞回家了，少数几个客人留在这儿打牌、搓麻将。敬文和李华见了麻将就如同老鼠见到大米，恨不得把麻将浸水喝了。他们把儿子亮亮交给爷爷奶奶照看，两人都沉醉于这种赌博游戏。家里的两个老人，一个带亮亮，一个带秋秋——孙儿孙女必须一视同仁，谁都不能马虎。敬武两口子和临时请来帮忙的人一起，收拾杯盘狼籍的残局。 加根一家三口定好了晚上到孝天城看农运会开幕式彩排，因此也准备离开菜园子村。前往长途汽车站的路上，他们又绕道去了一趟方湾卫生院，看望在那里住院的腊梅，顺便给她带些吃的东西。 张利阳在hd的部队里没回来，他爸妈——也就是腊梅的公公婆婆还不知道自己当了爷爷奶奶，还没有来菜园子村看他们的媳妇和孙子。腊梅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暂时只能依靠娘家人。 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的排练工作，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没办法与bj亚运会相提并论，但孝天市上上下下还是憋着一股劲儿，力争做到最好，起码不能在世人面前丢丑。 农运会开幕式定于十月十日晚上举行，在此之前，安排了两次大型彩排。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是这届农运会的赞助单位，除了优先购买开幕式门票以外，还得到了一些彩排的赠票。支行办公室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弄几张赠票看彩排是很容易的事情。 虽是彩排，大家还是如同真正的开幕式一样对待，表现得相当努力和认真，观众也很配合，现场气氛相当感人。能够让老婆和女儿见识一下这么宏大的场面，王加根也倍感欣慰、骄傲和自豪。 除了陪老婆女儿看彩排，王加根还现场观看了正式的开幕式。农运会举行期间，他又被安排到孝天城区的中国a银行营业网点值班。这次值班的地点是a银行西湖桥储蓄所，主要任务是维护营业办公秩序，确保安全。值班时间从农运会开幕，一直到农运会结束。 中国a银行西湖桥储蓄所位于城西。那里的街道相对比较偏僻，人流量不大，银行也没有开办代发工资业务，所以不像a银行孝天商场储蓄所那么忙碌。几个储蓄员坐在柜台里面，一整天也办不了几笔业务。他们清闲自在，多半时间都是在聊天，打趣，开玩笑，夸夸其谈，甚至疯疯闹闹，显得特别无聊。 王加根坐在旁边的空位子上，也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第一天，陪着大伙儿东咵葫芦西咵瓢。 第二天，他就带了几本自学考试的教材，坐在那儿看书——他十月下旬要参加法学专业自学考试。虽然有了律师资格证书，他还是想拿个法学专业的大专文凭。 这样自得其乐地过了几天，又突然接到通知，叫他赶快回支行，说是副行长周兴国找他有事。农运会还没有结束呢，怎么中途又叫他回去？周兴国找他会有什么事？ 王加根骑着自行车，满腹狐疑地赶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机关。见过周兴国才知道，叫他回来是有好事情。他的三个月试用期已经满了，经支行考核合格，准备从十月份开始，把他纳入正式员工管理。支行行政股给他在后湖a银行宿舍分了一套住房，两居室，带厨房和卫生间的那种。另外，支行领导决定，调整他的工作岗位，让他到孝天市人民法院驻中国a银行经济审判室工作。 “经济审判室？”王加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机构，猛然一听，还以为把他调到了政法系统。 “经济审判室是一个新机构，由我们银行和市法院联合设立的。”周兴国介绍说，“办公地点暂时定在北街口老支行，主要任务是帮助我行依法清收不良贷款。” 接下来，周兴国又讲了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机构，以及经济审判室的运作与管理模式。大致意思是，由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提供办公场所和办公设施，孝天市法院审判人员常驻银行办公，专门审理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贷款纠纷案件，并负责执行。银行按实际收回不良贷款金额的百分之十支付给法院，作为诉讼和执行的相关费用。 “支行安排了三个人到经济审判室工作。除你以外，还有清收办主任饶春芳和信贷员老易。为方便工作，支行给经济审判室配了一辆吉普车，还专门安排了一个司机。”周兴国语重心长地对王加根说，“清收不良贷款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支行已经把不良贷款明细清单向全行公布，鼓励所有干部员工参与清收。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只要贷款收回了，就按实际收回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支行还从城区各办事处抽调人员，组成了七个清收小组，专职从事不良贷款清收工作。设立经济审判室，是洪行长亲自提议的。为促成这件事，他已经与市法院进行过几轮谈判，好不容易才达成协议。洪行长对经济审判室寄予厚望，希望你们与市法院的审判人员一起，为支行资产质量的改善多做贡献。” 王加根表示，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行领导的殷切期望。 “饶主任和老易多年从事收清工作，对全行的不良贷款情况比较熟悉，但他们法律知识欠缺。你是律师，会说，又会写，依法清收还得靠你挑大梁。虽然饶春芳是我们银行这边儿的负责人，但涉及打官司方面的事务，你可以自己做主。支行有个原则性意见，逾期一百八十天以内的贷款，由清收小组负责清收；呆滞和呆账贷款才交给你们经济审判室。” 按照银行当时的管理规定，贷款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正常贷款很好理解，就是借款人能够认真履行合同，正常还本付息的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到了，借款人却没有按期归还，就属于逾期贷款。如果逾期达半年以上，借款人仍然没有归还，或者贷款逾期不到半年，抑或根本就没有逾期，但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终止，涉及的项目已经停建，这样的贷款就属于呆滞贷款。呆账贷款则是经确认已经没有办法收回的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都属于不良贷款，简称“一逾两呆”。 听过周兴国的介绍，王加根基本上明白了。支行的不良贷款清收分三个层次：贷款刚刚逾期时，由信贷人员催收；信贷人员难以收回的，交给清收小组；清收小组仍然啃不动的“腊骨头”，就交给经济审判室。 这样的安排没毛病，合情合理。要是容易收回的贷款直接交给经济审判室，又按收回金额的百分之十付费用，只有苕才干那样的事情！ 王加根取得律师资格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没有从事法律服务。现在让他到经济审判室工作，作为银行一方的诉讼代理人，他心里还是蛮高兴。从周兴国的办公室走出来，他赶紧去行政股找左股长。拿到新分配住房的钥匙后，又急不可耐地赶往后湖a银行职工宿舍。 后湖a银行职工宿舍在城西，距离后湖宾馆不远，紧邻着名的孝天高级中学，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职工宿舍总共有三栋楼，圈在一个院子里。楼房都是三层高，每栋楼有三个单元。分给王加根的那套房在二号楼二单元一层，当他掏出钥匙开门时，激动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参加工作整十年，他王加根总算住上了单元房！虽然房子看上去有点儿旧——估计房龄超过了十年，面积也只有六十多平米，但毕竟是正经八百的两室一厅。有厨房，有厕所，还有阳台，而且是在孝天城里。 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王加根到邻居家借来扫帚、拖把和灰撮，简单地做了一下卫生，然后去街上找“兔子”。“兔子”是孝天人对人力车夫的俗称，也就是拖板车给别人搬运东西的。可能因为他们没活干时，就坐在街头巷尾守株待兔，等着别人来买他们的力气，因此就得了这么个雅号。 考虑到一个板车可能不够用，王加根叫了两个“兔子”。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把北街口宿舍的家当全部搬到了后湖a银行宿舍。 这趟搬家，总共花了十块钱。 第二届全国农民动动会闭幕后，王加根就到经济审判室上班了。 经济审判室设在中国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四楼，用的是孝天市支行以前的会议室。方方正正的一个大房间，面积少说也有两百平米。a银行孝天市支行机关从这里搬走后，这间会议室一直空着，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王加根在这里住了将近三个月，还没有上过四楼，更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大一间房闲置着。看了一眼门口挂着的“孝天市人民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金字招牌，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同时有了一种肩负使命的神圣感。整个房间分成了两个区域：右半边儿是开庭场所，有审判员、书记员、原告、被告和旁听人员的座位；左边儿是办公场所，一溜儿地摆着办公桌、靠背椅和铁皮柜。 王加根进去的时候，看见办公区域坐着四男一女五个人，但他一个也不认识。他先对大家笑了笑，然后作了自我介绍。 五个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嗬哟！千呼万唤始出来——王大律师终于露面了。你不来，我们没办法开锣呢。”年过半百的老易率先发言，明显带有调侃的意味。 紧接着，他又把另外几个人逐一作了介绍：饶春芳、司机小张、市法院的郑庭长和美女潘蕾。 王加根向大家点头致意。在向哪位领导报到这个问题上，他感觉有点儿为难。他是中国a银行工作人员，按说应该向饶春芳报到，但根据a银行与孝天市法院达成的协议，这个经济审判室的“一把手”又由郑庭长。 算了，我干脆什么都不讲。来了就是报到了，大家都长着眼睛呢！王加根心里这样想，但马上又觉得不合适，因为还得有人给他分工、给他安排座位呀。 “郑庭长，饶主任，我正式向你们报到了哈！”灵机一动，他采取了兼顾二者的策略。 这一招果然奏效。 饶春芳指了指空着的几个位子，叫王加根随便挑个地方坐。 郑庭长接着说：“既然经济审判室的人员全部到齐了，现在我们就开个会。” 郑庭长看上去三十来岁的样子。他是孝天市法院经济审判庭的副庭长，这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市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主要负责人。 他说，鉴于经济审判室是为审理a银行借贷纠纷案件专门设立的，而借贷纠纷案件的事实比较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都不大，因此，在这里审理的案件，全部采用简易程序，由他一个人独任审理，没有陪审员，也不存在什么合议庭。书记员由潘蕾担任。王加根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诉讼代理人。负责撰写起诉状，收集和提供相关证据，向经济审判室提起诉讼，并参与整个诉讼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王加根每次代理诉讼，都必须有洪远平行长的授权，向经济审判室提交洪远平签名和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民事诉讼法对此有明文规定，我们必须按规矩行事。”郑庭长特别提示了这一点，接着又把目光转向其他几个人，“老饶、老易和小张属于法庭工作人员，负责送达各类法律文书；开庭的时候，负责维护法庭秩序；法律文书生效了，还要负责执行。” 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面面相觑。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不太明白郑庭长讲的是什么意思。 郑庭长也意识到自己讲得太专业了，于是改口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他们：“拿一个具体的案子审理过程为例！王加根把起诉状交给我之后，我会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如果符合起诉条件，就可以立案。立案后，你们得把起诉状副本送给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同时告诉被告人，必须在十五天之内提出答辩状。当然，被告人不提出答辩状，也不影响案件审理，但该说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说到。开庭审理时间确定之后，你们再向原告和被告送达传唤传票，通知他们按时到庭参加诉讼。开庭审理的时候，如果有人故意捣蛋，扰乱法庭秩序，你们就要及时进行制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过两天，我再向市法院领导汇报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们配根电棍。” “电棍肯定少不了啊！不然的话，还算什么法庭工作人员？”饶春芳接过郑庭长的话头子，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最好给我们一人弄身警服，再配一把手枪。” 这话引来哄堂大笑。 郑庭长嘻嘻哈哈地说，警服可以商量，手枪估计有点儿难。他接着说，案件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最难的还是执行。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调解书和裁定书之后，当事人有可能拒绝履行，大家对此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是最让人脑壳痛的事情。”饶春芳又插话，“我们以前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官司打赢了，但钱拿不到。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找法院，还得交执行费，而且最终也没什么效果。” “执行难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不光我们孝天市，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这也是各级法院为什么要专门设立执行庭的原因。”郑庭长非常诚恳地回应，“我们经济审判室情况比较特殊，a银行是按照实际收回贷款金额的百分之十给我们费用。如果我们不能突破执行难的瓶颈，前期的工作就白做了，所有的努力就等于零。因此，必须在执行上多花点气力，取得实效。大家要齐心协力，尤其是老饶、老易和小张，应该充当执行的主力军。” 在执行的措施和手段上，郑庭长也列举了很多。比方，要求被执行人报告自己的财产，如果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弄虚作假，可以对其予以罚款和拘留。被执行人隐匿财产的，法院有权进行搜查。还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他们提供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一旦查到了，就可以扣押、冻结、划拨和变价处理。对被执行人的房产或汽车，可以予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或变卖…… 听过郑庭长的一席话，王加根基本上弄清楚了经济审判室的性质和工作流程。说白了，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审判机关和银行融合而形成的畸形儿。法院看中的是银行的钱，银行看中的是法院的审判权。 美其名曰“合作双赢”，其实就是钱权交易。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六章 惊人的坏账 虽说王加根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他一直认为这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感觉蛮别扭。 法律上明文规定，审判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时，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郑庭长和潘蕾是法院工作人员，其工作业绩及经济收入，又与银行收回的不良贷款直接挂钩，显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员工合署办公，天天搅和在一起，当然“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因此，只要对方当事人申请他们回避，他们就不能参与案件审理。 就算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不知道这些规定，但孝天市法院的头头脑脑们应该是清楚的呀！明知道这样做不合法，他们还要坚持这么弄，显然都是利益在驱使。市法院为了从a银行多捞点儿钱，a银行为了借助市法院的审判权收回不良贷款——这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借贷纠纷案件债权债务关系明晰，债务人明知道自己理亏，也不会花钱去请律师，通常都是自己打官司。他们根本无暇顾及申请回避这方面的规定。 既然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王加根也不准备去当半吊子。“银法合作”也好，钱权交易也罢，只要能够把a银行孝天市支行巨额的不良贷款收回来，也算是一件好事情。他向饶春芳要了一份不良贷款清单，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清单是用两侧带有圆孔的白纸打印的。一张一张连接在一起，如同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王加根看了看清单的页码，总共有二十六页。他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不良贷款的户数和金额，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惊得目瞪口呆。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不良贷款有五百多笔，本息合计近两亿元。单笔贷款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借款人有的是单位，有的是个人。贷款逾期时间也各不相同，短的只有几个月，或者一年多，长的已经超过了十年。还有中国a银行成立之前，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名义发放的贷款。 “这是截至今年六月末的数据。今年三季度新增加的不良贷款还没有统计在里面。”饶春芳面无表情地告诉他。 王加根非常疑惑：“我记得支行今年六月末的贷款余额是三亿五千多万元，你这张表上不良贷款就接近两个亿。那么不良贷款不是占了全部贷款的一大半？比正常贷款还要多？” “少见多怪！这有什么稀奇的？”饶春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表上的数据还是好看的。这里面还有很多水分，实际的不良贷款比这要多得多。有的逾期贷款展期了，有的借新还旧化解了，或者已经核销了。还有的贷款，根本就没有在报表上反应！比如支行办的房地产、信托、银行卡那些实体单位，两头在外，账外经营。他们究竟发放了多少贷款，形成了多少不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底细！” 贷款展期？借新还旧？贷款核销？两头在外？账外经营？这些专业名词让王加根听起来如同云里雾里，似乎进了云雾山。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还是简单地介绍一下。 贷款展期，就是把贷款期限向后延长。这种情况由借款人提出申请，必须经贷款银行审核同意。延长的期限是有限制的：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来的期限；五年以内的中期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五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展期期限最长为三年。如果贷款展期后，借款人到期还是还不了，又不能突破展期的期限，怎么办？要想让贷款维持正常状态，还可以借新还旧。从字面不难理解，就是借一笔新贷款，把旧贷款还掉。这种缓释不良的做法，适用于那些生产经营正常、能够支付贷款利息的借款人，而且必须是周转性质的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展期也好，借新还旧也好，都是把即将逾期或者已经逾期的风险贷款，转化为正常贷款的变通性做法。但总有一些发放出去的贷款，无论银行采取什么方法去挽救，最终还是变成了不良。这样的坏账年复一年地往下转，累积的应付利息也没什么意义。本金和利息永远也收不回来，还让银行的经营指标不好看，不利于银行内外部的考核，有损银行的形象。怎么办？如果经过评估和论证，贷款已经完全没有收回的希望，就可以申请把这样的贷款核销掉。 可能有人会这样想，那感情好啊！我到银行去贷一笔款，然后死乞白赖地不归还，一直拖到银行作为呆账核销掉。这样的话，我贷的那笔贷款就不用还了。 这种想法当然是天真和愚蠢的。银行又不是福利院，哪儿有那么好的事情？并非每一笔贷款都可以核销。核销贷款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要履行严格的程序和手续。 申请核销的贷款首先必须是呆账，是经过多种努力仍然没有办法收回的，并且确认已经完全没有收回来的可能性。比方个人贷款，除非借款人已经死亡，又没有任何财产。只要借款人还活着，他在银行的贷款就不可能核销。要是单位贷款，除非借款单位已经停止了生产经营活动。厂垮人散，或者宣告破产，又没有任何可以执行的财产。只要借款单位还存在，其在银行的贷款就不可能核销。核销贷款只有银行同意不行，还要经过财政部门的审批。根据单笔呆账贷款数额的大小，审批的权限也不一样。数额越大，审批的银行和财政部门的级别就越高。每核销一笔贷款，都要等额扣减贷款银行当年的收益。也就是说，贷款核销银行是要付出代价的，要用经营收益去冲账。并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把贷款从账上一抹就完了。 国家对贷款核销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违反这些规定进行审批，将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惩处。不过，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总有一些人在贷款核销上弄虚作假，以身试法，把本不符合核销条件的贷款核销了。 贷款核销后，银行是不是就可以对核销的贷款完全不管呢？当然不是。因为核销的贷款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损失，银行会作为账销案存资产，建立专门档案，进行专项管理。政策性的贷款核销后，还有可能获得一定的补偿；因工作失误而核销的贷款，有可能重新收回来。如果已经核销的贷款得到补偿或者重新收回了，就必须把核销的账务再恢复，用收回的资金偿还贷款，同时把扣减的收益调拨回来。 至于饶春芳说的两头在外，账外经营，则是典型的违规经营行为。存款和贷款都不进入资产负债表，所得收益作为单位的“小金库”。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成立的房地产信贷部、信托投资公司、开发区投资服务部这些经济实体，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如果把那些隐藏的不良贷款都翻出来，支行的不良贷款率绝对要超过百分之八十！”饶春芳信誓旦旦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八成以上的贷款是坏账，正常贷款不到百分之二十。这也太危言耸听了？如果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贷款能够收到利息，而存款利息又必须一分不少地付给存款人，银行肯定入不敷出啊。那么，银行怎么可能赚钱呢？利润又是从哪里来的？ 当王加根提出这些问题时，饶春芳和老易不约而同地笑了。 “赚钱？你真是大白天里说梦话！”饶春芳现出满脸的嘲弄，“孝天市的a银行、b银行、c银行和d银行，有哪一家银行是赚钱的？全他妈的连年亏损！每年都要亏个大窟窿。” “别说孝天市，就是hub省，也没有一家银行是赚钱的。全国赚钱的银行也找不出几个来。”老易随声附和。 真是这样么？既然银行不赚钱，为什么银行工作人员的工资那么高？各种福利待遇那么好？既然银行连年亏损，为什么行长们花钱都那么潇洒？动不动就公款旅游，大吃大喝。银行的房子修得那么漂亮，高档汽车买得那么多。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王加根真的糊涂了，对银行有了越来越多的神秘感。 他想解开的这些疑团，可饶春芳和老易也解释不清楚。看来只能等日后有机会，再去慢慢地弄明白。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从那裹脚布一样长的不良贷款清单中，挑出几笔来起诉，交给郑庭长审理。只有这样，大家才有事做，新成立的经济审判室才能运转起来。 起诉谁呢？清单上的这些借款人，王加根一个也不认识，对于他们的情况更是两眼一抹黑。挑几笔金额比较大的！如果贷款金额太小，劳神费力地起诉，走那么多复杂的法律程序，又收不回来几个钱。划不算！就起诉那些贷款金额较大的企业。这些企业贷款不仅金额大，而且逾期的时间都很长，会不会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呢？ 王加根突然警觉起来。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意思是说，从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算起，如果超过了两年时间，再去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般不予保护。以借贷纠纷案件为例，如果借款期限已到了，借款人没有还钱，银行的权利就受到了侵害——这就是银行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时间点。从这一天算起，银行必须在两年之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否则就超过了诉讼时效，难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诉讼时效因为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比方贷款到期后，如果银行向借款人提出过还款要求，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就中断了。接下来，诉讼时效从中断之日起重新计算，而不是从借款到期之日开始计算。 清单上那些逾期时间超过两年或者接近两年的贷款，王加根不知道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催收过没有，拿不准哪些是在诉讼时效以内，哪些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因此不敢盲目地起诉。在与郑庭长沟通和交流过后，他决定到到支行信贷部门去了解一下，翻阅信贷档案，并向洪远平行长汇报——不论起诉哪个借款人，都必须征得洪远平的同意，还要取得他的授权委托书。 王加根来到支行信贷股查阅信贷档案时，再一次震惊了。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档案室很宽敞。方方正正地一个大房间，放眼望去，全是绿色铁皮柜。铁皮柜一字儿排开，如同图书馆里的书架，但每个柜子都是锁着的。打开铁皮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档案盒。档案盒上都有编号、借款人名称和归档日期——这些与加根的想象差不多，可打开档案盒一看，就与他的预想相差甚远了。 信贷档案是银行记录和反映信贷业务的重要文件和凭据。在王加根的想象中，中国a银行的信贷档案管理一定很规范。每笔贷款有一个专门的档案盒或者档案袋，分门别类地装着借款人的基本资料、借款申请书、借款合同、借据、抵押权证、质押存单、担保协议、银行综合管理的各种资料，实际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几乎所有的信贷档案都存在资料不全的问题。有的档案盒里就一张借据，其余什么都没有。他关注的那几笔逾期时间较长的企业贷款，都没有银行信贷员的催收记录。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逾期时间两年以上的贷款，就全部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本没办法起诉。 眼见事态如此严重，他大着胆子走进了洪远平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反映情况，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吗？”洪远平对诉讼时效的说法表示质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你该我的钱，我两年没找你要，借的钱就可以不还了？法律上作出这样的规定也太离谱了！” 王加根笑着说：“法律上确实是这样规定的。作出这种规定，主要是为了督促债权人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 “蔡梅生他们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这么多贷款到期了，怎么会一直没有催收呢？信贷管理责任他们是如何落实的？”洪远平非常生气，抓起桌上的内线电话，“蔡股长吗？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没过一会儿，蔡梅生就气喘吁吁地敲门进来了。 洪远平也没叫他坐，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问他，信贷股十几个人，还有各办事处的信贷员都是吃干饭的吗？贷款已经到期了，为什么没有去催收？ “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洪行长。”挨骂后的蔡梅生现出一脸的委屈，小心翼翼地辩解道，“我们信贷股的工作职责就是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我们每天的工作，都是围绕贷款三查来开展的。贷款快到期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借款人筹措资金还款。要是逾期了，信贷员不可能不催收！打电话也好，上门也好，肯定不只一次两次。” “那信贷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催收记录？”洪远平严厉地问。 “信贷档案？催收记录这些东西好像没要求归档。”蔡梅生回答，“不过，信贷员的工作日志里都有记载。” “工作日志里的记载有屁用！那是你们自己记的流水账，又没有借款人的签字。你说你催收了，别人说你没催收，打起官司来怎么说得清楚？”洪远平又大声地吼了起来。 蔡梅生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吱声了。 洪远平气呼呼地坐在转椅上，沉默了一会儿，又问王加根：“你说说，那些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贷款，现在应该怎么弄？” 王加根看了看蔡梅生，又看了看洪远平，侃侃而谈：“超过了诉讼时效的贷款，现在没办法起诉，因为法院不可能受理。就算通过郑庭长这样的关系，勉强立案了，官司也难得打赢。不过，法律上同时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我建议，发动全体信贷人员，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一次全面的催收。逐笔下达《催收通知书》，要求借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字，还要求他们制定还款计划，出具还款承诺书。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们银行催收过，诉讼时效就可以中断，从催收之日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这样的话，就为下一步的依法清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行！就按你说的办。”洪远平当即拍板。 话音刚落，他又打电话到支行办公室，让孙志雄通知全体行领导到会议室开会，研究不良贷款的清收转化问题。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七章 身心疲惫 当方红梅和王加根的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生活环境改善，经济条件明显好转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白素珍却一切如故。 她还是在bd市制线厂当工人，并且一直稳定在包装车间。 我们已经知道，包装车间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每人每天定额五千个。完成定额任务拿基本工资，超任务百分之二十以上才能得奖金，如果完不成定额任务还要扣钱。 白素珍每天上班之后，就像机器人一样不停地干，但还是很难达到定额任务。年龄不饶人啊！她毕竟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当然没有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手脚利索。 为了换个适合自己干的活儿，她多次向车间主任申请，还找过生产科长张瘸子，找过副厂长岳威和“一把手”龙厂长，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敷衍和搪塞。尤其是岳威，态度还相当冷淡，语言极其生硬。 “你一会儿嫌这苦，一会儿嫌那累。你自己说，你究竟想干点儿啥事情？”岳威恼火地问她。 白素珍老老实实地回答，想去当自行车看管员，因为自己以前在冲剪机床厂就是干这个的，比较有经验。 岳威犹豫了一会儿，答复道：“厂里的自行车停车棚还没有修好，等修好了再说。” 可是，等制线厂的自行车停车棚和职工浴池建好后，白素珍的工作岗位还是没有变动。看自行车的、看澡堂的、扫大院的一共安排了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比她年龄小。见到这情况，她心里当然又不平衡。 年纪大的人干苦重活儿，年轻力壮的人干轻松活儿；能够胜任的工作不让你干，干不了的活儿偏要你干。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明摆着欺负人。为了赌气，白素珍就带上放暑假在家的小女儿马颖到厂里帮忙她干活儿。两个人包装的数量，计在她一个人身上。她不仅能够完成定额任务，还能多拿奖金。 这种做法又引起了别人的非议。 车间主任明确地告诉她，定额任务必须由她自己一个人完成，不能让其他人帮忙。 白素珍才不管这些呢！ “你们既要我干重活儿，又怕我多拿钱。岂有此理？”她已经拿定了主意，安排她做拿死工资的活儿，她就一个人守摊子；要她做计件工资的活儿，她就得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并且多拿奖金。 直到一九九二年建军节前夕，白素珍才接到通知，调她到制线厂质检科。这个时候，她远在湖北的儿子王加根已经调到了孝天城，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室上班。 母子俩相继调换工作，真可谓“双喜临门”。 王加根进中国a银行，是参加社会公开招聘实现的。至于白素珍为什么能够从bd市制线厂的包装车间调到厂质检科，原因却不得而知。可能是制线厂领导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她固执地让马颖帮忙她干活儿，让车间主任觉得不好管理。车间主任到厂领导那儿告状，结果坏事变成了好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新任生产科长帮她说了些好话。在此之前，前任生产科长张瘸子已经被免职了。 到保定制线厂质检科报到时，白素珍当然非常高兴，但接待她的质检科科长却显得比较冷淡。 这也难怪，她毕竟年龄大了，视力又不好，更不懂技术，当然不受别人的欢迎。质检科长故意冷落她，一直不给她安排工作岗位。好几天，她只能在质检科里坐冷板凳，无所事事地闲在那儿。 这情形，比在包装车间做苦力还要难受。 白素珍于是去找过新任生产科长和包装车间主任，提出还是想回包装车间，但那两个人都鼓动她留在厂质检科。 “他不给你安排工作，你就在那儿玩！质检科又没有定额生产任务。只要你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哪怕天天坐在那里，他们还是得给你开工资。怕啥？”包装车间主任这样给她打气。 话虽这么讲，但如果什么活儿也不干，当个吃闲饭的人，白素珍脸面儿上又挂不住。她于是主动去找质检科长汇报，情真意切地沟通，并保证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一门技术。 交涉了好几次，质检科长才勉强答应，让她跟着别人学习做色卡。 “给你半个月时间。如果你学不会做色卡，就回你原来的包装车间。”质检科长冷若冰霜地警告道。 “行！”白素珍信心满满地答应。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个好师傅教，她相信自己能够很快学会做色卡。当然，如果别人故意刁难她，捉弄她，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遇到贵人吃饱饭，遇到眼子光捣蛋。运气不好的话，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值得庆幸的是，白素珍遇到了一个好师傅。 别人手把手地教她，而且极有耐心，真正到了诲人不倦的地步。她自己学得也很卖力。十几天时间，她就能够独立完成工作了。做出的色卡，质量一点儿也不比师傅差。在画线、粘样品这些工序上，甚至比师傅做得还要快、还要好。就这样，她的考勤正式转入质检科，成了制线厂机关的工作人员。 那一天，白素珍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下班回到家里，又意外地见到了二女儿马红两口子。 二女婿张国强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已经有一年。这次是回保定过暑假的。虽然与岳父母住在同一个城市，两家相距也不是太远，但今年暑假都快过完了，他只陪马红回过一次娘家。不过，白素珍对此并不在意。她早已看清了张国强的本来面目，不像以前那么信任他了。这家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内心里其实并不亲热丈人丈母娘。 有一天，白素珍在整理房间时，意外地发现了张国强写给马红的一封信。出于好奇，她就展开来看了看。 不看便罢，一看才知道张国强是个两面派。从张国强与马红搞对象到结婚，这家伙对白素珍总是亲热得不得了，妈前妈后的叫得要多甜就有多甜。甚至和加枝一样，恭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而在写给马红的信里面，却把白素珍骂得一钱不值，说她是妖怪，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蛇精”。 白素珍读着信中那些糟践她的话，气得双手直发抖，但她又拿张国强没办法。毕竟，偷看别人的信件，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今天张国强进门时，又是满脸谄媚的笑容，对丈母娘问长问短。他拎着一大块猪肉和一瓶香油，说是过来包饺子。 马红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网蔸苹果、葡萄之类的水果。 见张国强和马红如此破费，又表现得那么热情，白素珍猜想他们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没安好心。果不其然，一家人团团围坐吃饺子的时候，张国强咄咄讷讷地说出了今天来的真正意图。 “我马上就要回南京政治学院上学了，考虑到马红一个人住在部队太孤单，也不安全，希望二老同意让马红搬回娘家来住一段时间。” 老马和马颖没吭声，等着一家之主表态。 白素珍当然也感觉很为难。 事实上，张国强去南京政治学院上学后，马红曾搬回娘家住了近一年。那段时间，她们母女相处得并不好，大小争吵就有上十次。后来马红又回部队她自己的家里住了。从内心里讲，白素珍不希望马红再次搬回来。她怕马红惹是生非，怕她在父母之间挑拨离间，也担心她们母女之间继续闹矛盾、生意见。可是，如果不答应张国强的要求，不让马红回娘家住，她一个单身女子住在军人俱乐部也不安全。万一马红有个三长两短，她又没办法向家里人交待，内心里也不得安宁。 委屈求全！反正张国强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到那时，马红肯定会回部队军人俱乐部她自己的家里。 “搬回来住当然没问题。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得给马红约法三章。”白素珍万分不乐意地表了态，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第一，每月向家里交六十元生活费；第二，主动承担家务；第三，下班后按时回家。” “坚决同意！”张国强笑着表示赞成。 马红白了丈夫一眼，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确实在外面有事不能按时回家，必须事先告诉我们，但不准在外面过夜。”白素珍进一步补充强调。 马红忍气吞声地答应了继母提出的所有条件。 马红搬回干休所没几天，老马看门的南市区税务局从老城区搬到了新城区。因为上班的路远了，再也没以前方便。老马每天得很早就出门，而且二十四小时不能回家，没办法帮家里买菜。 买菜这差事就落到了白素珍身上。工作刚刚轻松一点儿，家务又增加了，看来她就是个劳碌命。忙就忙！只要心里痛快，多做点儿事情也累不死人。这期间，最让她闹心的，还是小女儿马颖。 马颖今年十四岁，在部队干休所对面的bd市第十六中学上初二，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这几门中考必考的课程，没有一门有起色，每次考试成绩在班上倒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了？她和加枝加根是一娘所生，为什么加枝加根学习成绩那么好，而她却总是开不了窍？ 白素珍真的想不通。 她弄不明白，马颖为什么不刻苦学习？为什么要留长指甲？为什么要把一些电影明星的照片贴在日记本里？趁马颖不在家的时候，她也翻看过小女儿的日记本。白素珍发现，马颖特别反感她经常提加枝，不愿意大人拿她与加枝相比，更不喜欢大人指挥她做这做那。白素珍因此感到很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她心里清楚，马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孩子，对电视又特别迷恋。如果她不管，马颖会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她不能不管啊！ 中秋节临近，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给父母准备礼物，白素珍触景生情，又想起了家里那些在外工作和生活的孩子——加枝、加根、马杰和马军。有谁还记得他们两个老的？别说寄钱寄礼物，连信都不给他们写一封。 正在她伤感的时候，六岁的孙女王欣来了一封信。王欣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祝爷爷奶奶节日快乐，写得还蛮像那么一回事。王欣刚上小学三年级，信就写得那么有条理，语句通顺，基本上没有错别字。这让白素珍感到很吃惊，在马颖面前对孙女大加赞扬。 “肯定是哥哥嫂子教她写的！他们家两个老师辅导，哥哥又是作家，她当然写得好啊！”马颖不以为然，噘着嘴巴子叨叨。 白素珍趁机提议：“那你给欣欣写封回信呗。” “不！我才不写呢。她又不是给我写的信。” 白素珍好说歹说，马颖怎么也不肯给欣欣写回信。没办法，她只好自己拟了个回信草稿，叫马颖抄写一遍。并且扯客观说，自己那稻草把子一样的字的确太对不起观众了。 “我不抄！”马颖予以拒绝。 白素珍于是从口袋里搜出五角钱，在马颖眼前晃了晃。说：“只要你把信抄写一遍，这五角钱就是你的。想买什么随便！” 马颖这才摊开纸，拿出笔，磨磨蹭蹭地开始抄信。 信抄完后，白素珍粗略地看了一遍。结果发现，错字、掉字随处可见，有的地方连整个句子都漏掉了。她生气地更正过来，让马颖重新抄写一遍。这次倒好，马颖竟然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抄错了！白素珍又好着急又好笑。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怎么连一封简单的书信都不会写？连抄信都抄不利索呢？ 要说马颖不聪明，这孩子又善解人意。对妈妈特别体谅，和妈妈相处得很好。知道白素珍喜欢琼瑶的小说，她就从学校图书室借了一本《琼瑶自传》，带回家里给妈妈看。还有一点，也是让白素珍既感动又欣慰的。那就是在她们母女俩发生冲突时，无论谁对谁错，马颖总是委屈求全，不与她唱对台戏。 有一次，是个星期天，吃过午饭，白素珍准备带马颖去工厂帮忙。马颖说，她下午要去学校办板报，并且从书包里拿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材料，佐证自己没有说假话。 “行！那你办完板报早点儿回家。”白素珍叮嘱道，然后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了。 到了下午六点钟，白素珍下班回家时，屋里空无一人。 老马去税务局值班了。马红还没有下班。马颖干什么去了呢？办板报未必需要这么长时间？办到现在还没回来？白素珍本想去十六中学里找马颖，但家里的晚饭又没有做，走不开。先把晚饭做了再说！晚饭做好后，六点半都过了，马颖还是没有回来。 白素珍慌了，赶紧换衣服出门。正在这时候，马颖从外面回来了。 白素珍冲上去，不问青红皂白，抬手就抽了小女儿一耳光，大声质问道：“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马颖捂着被打的脸庞，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忙说对不起，求妈妈原谅，叫妈妈不要生气。 白素珍退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眼睛里仍是杀气腾腾的凶光。 马颖从地上站起来，走到妈妈身边，给妈妈捶腿，拂胸，再三请求妈妈不要生气，说自己以后再也不敢偷着去看电影了。 看马颖认了错，又表现得那么乖巧，白素珍的气慢慢就消了。 还有一次，马颖参加学校组织的秋游，到晚上七点多钟没有回家。白素珍支使老马去十六中学探听消息。学校守门的老头说，春游的学生下午四点多钟就回家了。老马回家把这一情况告诉老婆。 白素珍一听，头嗡地就大了。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儿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吓得浑身筛糠一般地发起抖来。她解下身上的围裙，准备去十六中学找学校领导，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正在这时，马颖却出现在了家门口。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白素珍生气地质问道，“你们学校的门卫讲，春游的学生下午四点多钟就回家了。你跑到哪儿去了？” 马颖耐心地解释说，下午四点多钟回来的是其他班的学生。他们班回得晚一些，晚上七点钟才到保定火车站。 听完这话，白素珍知道自己错怪女儿了，心生歉意。 见马颖并不在意她的恶言恶语，还向她说对不起，她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事要是搁在大女儿加枝的身上，肯定又会大吵大闹，搞得家里鸡犬不宁。马颖在处理母女关系上，显然做得比加枝要好。可是，在学习和爱整洁方面，她又没办法与加枝相比。 加枝对学习时间抓得特别紧，可以说分秒必争。她自己学习的地方，总是弄得干干净净，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而马颖呢？书包、书、文具横七竖八地扔在桌子上。三个抽屉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得满满的，跟垃圾箱一样。白素珍不明白，马颖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坏习惯。说了无数次，丝毫也不起作用。 有一天傍晚，白素珍和小女儿一起散步。 马颖突然对妈妈说：“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再也不贪玩了。” 白素珍望着小女儿，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颖小心翼翼地告诉妈妈，她这次期中考试考得很不好。英语和数学都没有及格，其他几科的分数也不高。 “妈妈你不要生气！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把成绩赶上去。” 白素珍看到马颖考得这么糟，心里难过极了，可马颖已经承认错误，并表示今后要好好学习，她又不忍心责备。 唉，这丫头真是个小精怪啊！ dowfkp = \"d2zg93l9ua2v5z9jdxoikrrqwnwr3vjstdb1lyslnnr3nqzvxn2r0vuh0vjooth5r1b3zthawxbkdj1k3zpbznpd1fysjzpdfvfuun01edks4vwfrrhavs29hwnf1uupndkhewvlpnflqwvhnhrkuurivfy4nqwjz4sy9vytl4a1hirjz6czn3iiwgtyzji3oteyyk=\"; 第一百七十八章 精神折磨 春节过后，白素珍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总是感觉特别疲劳。 上班时腰酸背疼，四肢无力，耳朵里成天像电锯锯木头一样地响个不停，时不时还感到头晕。每天吃过午饭，人就极度困乏，非得午休一会儿不可。可脱下外衣，平躺在床上，心脏又像悬在半空一样。甚至觉得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她于是强迫自己镇静、冷静、安静，努力进入睡眠状态。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只能眯十几分钟。醒了之后，就再也难以入眠了。因为担心睡过了头，误了上班的钟点，她只好穿衣起床。一会儿脱衣，一会儿穿衣。天又那么冷，穿的衣服又多，真是麻烦死了！但不睡又不行。中午哪怕眯那么十几分钟，她就会感觉精气神足了一些，脑袋也不那么沉了。如果完全不睡，下午根本没办法干活儿。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呀？ 事实上，她的这些毛病是因为思念大女儿加枝而引起的。 去年的这个时候，加枝从美国给她邮来的贺年片，信封里还夹寄了十元零三角钱的人民币。这是加枝那年回国没有用完的零钱。 白素珍又惊又喜，那种极度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可是，当她看过那封久违的来信，愉快的心情又消逝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伤心、痛苦和愤怒。 加枝在信中写道：“坦率地讲，我们母女俩还很陌生。我不习惯你那种自我夸耀的感叹，老是说你为了别人而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实际情况真是这样么？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劝你，别总是自寻烦恼，认为你有恩于别人，别人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你有先生，有未成年的子女，你应该多从他们身上获得乐趣……” 这像亲生女儿对母亲讲的话吗？尤为让白素珍生气的是，加枝明知道她不识英文，最后落款却是用的英文名字。 你打着美国腔，用英文署名，真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了吗？加枝还在信中提出，把她留在家里的所有书信、日记和影集都邮给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是想和过往一刀两断？再也不回中国了？再也不认她在中国的亲人了？再也不回保定她父母的这个家了？ 白素珍不打算给加枝邮这些东西，准备写信让加枝自己回来拿。可是，加枝会不会误以为她舍不得花邮寄费呢？ 思来想去，她还是决定按加枝的要求，把这些书信、日记和影集全部寄到美国去。不过，在邮寄之前，她准备好好整理一下，从头到尾再浏览一遍。 重读加枝上大学期间的书信和日记，白素珍忍不住泪流满面。那时的加枝，对她是多么敬重、多么依赖、多么信任啊！加枝甚至说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才过了几年时间，加枝对她的看法怎么就完全改变了呢？她在女儿的眼里，怎么就成了“恶魔”呢？ 每天晚上，白素珍总是要到转钟之后才上床睡觉，而凌晨四点半左右就醒过来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加枝。 她一直觉得，加枝自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对她进行精神虐待，给她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她想忘掉加枝，可又没有办法做到。毕竟加枝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她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的。为了加枝，她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了加枝，她放弃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其他追求。可万万没有想到，加枝长大之后，竟是如此没有良心，把她的养育之恩忘得一干二净。最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加枝竟然放弃学业，不要工作，不要亲人，跟着留学生丈夫张德林逃往美国，还玩起了“失踪”。出国七年多，加枝只给家里写过三封信。每封信中都说自己与母亲没感情，对家里人感到陌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加枝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想起这些，白素珍就对加枝恨着牙痒痒。这个女子太自私了，简直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早知道她是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自私自利的冷血动物，当初就应该听从别人的劝告，把她留给她的生父王厚义。让她在农村里生活和成长，变成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那样的话，她就没有资本来折磨、虐待和摧残她的母亲了。 虽是这样想，白素珍还是天天思念加枝，没有诅咒加枝遭报应。她还是希望大女儿生活得美满和幸福，有一天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孝敬生她养她的母亲，孝敬视她如亲生闺女的继父老马。把那些书信、日记和影集寄给加枝！让她自己重新看看，或许能唤醒她的良知和对母亲的同情心。 白素珍有时还这样想，假如她是猪狗牛马之类的动物，只知道尽心尽力的繁殖和抚养后代，不懂得要后代回报。那该多好啊！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她没有动物的那种“高姿态”，因为她是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她觉得，自己抚养子女吃了那么多苦，付出那么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可是，子女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之后，都自私自利，只为自己打算，只知道爱他们自己的后代，不关心、体贴和孝敬她和老马。对于这一点，她尤其难以忍受。 晚上上床之后，老马总是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并且开始打鼾。而白素珍躺在床上却怎么也难以入眠。想起加枝，她心里就一阵阵难受。于是默默地数数，做深呼吸运动。这样做了好久好久，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又会醒过来。满脑子想的还是加枝，而且越来越清醒。她再次开始做深呼吸，强迫自己多睡一会儿，可丝毫也不起作用。身边的老马鼾声如雷，吵得她心烦意乱。她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出房间，穿过客厅，来到马颖的卧室，打开台灯，坐在写字台前写日记。 写什么呢？当然是研究大女儿加枝。 “她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不会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也许不会。她明知道人生在世最怕寂寞和孤单，就想用不理睬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她想达到什么目的？是想置我于死地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生她养她错了么？我省吃俭用供她上大学错了么？我是阻止过她出国，担心她受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念的影响，变成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人。看来，我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我为什么要天天想念这个狠心又冷酷的不孝女？我为什么不能忘记她？我真恨自己啊！” 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一位母亲被亲生儿子拳打脚踢，揪着头发往墙上撞。母亲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就喝农药自尽了。这位母亲的遭遇，让白素珍想起了她可怜的养母，但王厚义毕竟不是她养母亲生的。比起这位有亲生儿子的母亲，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的。加枝再不孝，毕竟还没有辱骂她，也打不着她。或许是因为上天明知加枝不孝，才故意把她安排到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 不上班的时候，或者百无聊赖的夜晚，为了减轻思念加枝的痛苦，白素珍开始找人打麻将。麻将能让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麻友都是部队干休所大院的老头老太太。一角钱或者两角钱一局，一场麻将下来，输赢通常不会超过五块钱。纯粹是消遣，为了打发时间。如果老马不值班，他们夫妻俩就会一起去玩。 老马打麻将根本就不动脑子。不是出错了牌，就是去赢那些已经没有的绝张子。好几次，他自己碰了某张牌，又拿着那张牌去单钓将，笑得其他的牌友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白素珍有个难以启齿的怪毛病，只要前仰后合地大笑，她就会小便失禁——尿裤子。一遇到这种尴尬事，她就只好扯个理由离场，回到自己的家里换衣服。看到别人都嘲笑老马不会打牌，白素珍当然觉得没面子。她总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痛苦，有时还会勾起痛苦的回忆。 老马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在笑我傻。” “不！他们是在笑我为什么嫁给你这样一个傻老头。” “那你怎么还笑得尿裤子？”老马问。 白素珍回答:“笑比哭好嘛！” 在宜昌第一次与老马见面时，白素珍就看不起这个人。说话咄咄讷讷，举止窝窝囊囊，看上去老实巴交，给人老气横秋的印象。她压根儿就不想嫁给这个榆木疙瘩，可“三线”的那些领导、同事和朋友都来做她的工作。劝她不要心高气傲，要面对现实，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们对白素珍说，你已经单身生活了十几年。为了成为一名正式工人，在“三线”也打拼了五年多，可至今还是个临时工，转不了正。如果继续这样混下去，你的一生就完蛋了。老马年龄是大了点儿，看不去也不怎么精明，但他毕竟是军官，能够享受国家的好多优惠政策。如果你嫁给他，你和加枝就能够随军，能转商品粮户口。这对你有好处，对加枝就更重要。万一加枝将来考不上大学，有商品粮户口，国家就有可能安排工作。如若不然，加枝就只能回农村去种田了。为了孩子，你就委屈一下自己！一切为孩子着想，从孩子的利益出发，把希望寄托在加枝身上。 就这样，白素珍委曲求全，最终答应嫁给了老马。 加枝也跟着她来到马家，并且转到了基建工程兵部队子弟学校读书。部队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当然比农村中学要高得多，加上加枝本来就聪明伶俐，又勤奋努力，结果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bj农业大学。可谁也没有想到，她大学毕业后，竟然辞去留在bj任教的工作，随男朋友张德林到美国陪读。她还故意与国内的亲人们断绝来往，用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对生她养她的母亲进行精神折磨。 当初与王厚义离婚时，冯婷婷劝我不要小孩，我为什么不听？回白沙铺后那么困难，大人小孩肚子都吃不饱，我为什么不把加枝送给别人？为什么不抛弃她这个累赘？我为什么要因为她的缘故而嫁给自己并不爱的老马？我真傻！我为什么不多为自己着想？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当、情趣相投、性格开朗、有知识有水平的男人来当我的丈夫？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能够保护我不受别人伤害的男子汉？悲剧啊！而且，这个悲剧还得继续下去。 不管老马多么呆板、多么糊涂、多么软弱无能，我还是得陪在他身边，关心体贴他，帮他抚养孩子，操持家务。老马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风烛残年，生性懦弱，依赖性强，动不动就说离开我他活不下去。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也很可怜他。而且，加枝能够长大成人、能够顺利地读完大学，与老马提供的良好条件也分不开——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加枝不懂事，不报老马的养育之恩，我应该替她来报答。我不能让加枝折磨死了，必须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坚强地活下去。我要让老马的晚年生活幸福，要让小女儿马颖快乐地长大。就算是为了老伴和小女儿，我也必须好好地活着。我要加强锻炼，坚持跳老年舞。不忧愁，不痛苦，不悲伤，不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不自己折磨自己。加枝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坦然面对，我不欠她什么！ 白素珍和老马生活在一起，两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艰苦朴素，勤俭持家，舍不得花钱。除此之外，他们再没有其他的爱好和情趣。老马头脑简单，性格呆板，反应迟钝，嘴笨，讲不出一句让人开怀大笑的话语，也很少开玩笑。他们的夫妻生活索然无味。白素珍体会不到男人的幽默和风趣，因此感到特别孤独和寂寞。她又是个天生的软心肠。看到老马那么实在，就觉得他特别可怜。虽然她比老马小十二岁，还总是像大姐姐一样地去关心他、照顾他。 为了马颖能够健康地成长，她希望老马长命百岁，希望老马能够健康地活着，死在她的后面，为她送终。老马在家里吃早饭时，她总是要订购一斤鲜牛奶，用牛奶煮两个荷包蛋，逼着老马吃完喝光，强迫他补充营养。逢到老马在税务局值夜班，白素珍就睡不着觉，既担心老马晚上犯病，又记挂着美国的加枝。因此，她临睡觉前总是要吃好几种调剂神经和催眠的药丸。比方谷维素、鱼肝油、维生素c和养血安神片。吃过药之后，就靠坐在床头看小说催眠。 她看的小说都是马颖从学校图书室给她借回的，多半是台湾女作家琼瑶的作品。有些小说她并不怎么感兴趣，但还是勉强往下看，目的只是为了催眠。因为坐的时间久了，屁股一阵阵发麻，身子感到很沉重，她就脱掉外衣，躺在被子里看。直到眼睛如雾里看花，又胀又痛又流泪。下半夜了，还是无法睡着。于是，她又爬起床，自己削苹果吃。苹果吃完了，再把苹果皮放在枕头旁边。嗅着苹果皮散发的香味，开始做深呼吸运动…… 这天她好不容易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一个酷似毛猴的妖怪趴在她的身上，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想喊，喉咙里又发不出声音。于是拼命地用脚蹬，可妖怪还是不下来。她把右手伸到被子外面，摸到的是毛绒绒的皮毛动物，心里就不那么害怕了。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在被子里打滚儿。手乱舞，脚乱踢，终于让那妖怪甩下了床。她点亮灯，定睛一看，那妖怪原来是个女孩子。她很生气，举起手便要打那个女孩子。 女孩子对她说：“你别打我，我是鬼，不是人。” 白素珍当然不相信。犹豫间，那女孩子转身就跑，纵身一跃，跳到了一棵树上。她跟着跑过去，只看到树上挂着一张人皮。她围着大树找了好半天，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 女孩子悲伤地说：“我生了两个女儿，结果死了一个。” 白素珍问她死的是大女儿还是小女儿。 女孩子回答，死的是大女儿。 素珍于是跟着她流眼泪。 正在这时，加枝突然出现了，喊了一声“妈”，就很亲热地与她拉起了家常。 白素珍又转悲为喜，高兴得哭了起来…… 早晨起床后，她感到头晕脑胀，胸口堵得发慌，浑身如被绳子捆绑着一样。耳朵嗡嗡作响，脑袋疼得就象要裂开，脸色也相当难看。 她想给加枝写封信，又不知道从何写起，写些什么。怎样说才能让加枝给她回信呢？诉苦么？说说自己抚养她的艰辛？加枝肯定不愿意看。责骂她？说她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加枝肯定会生气，更不会理她。就这样，她写了撕，撕了写。折腾来，折腾去，一直没有把信写成。 “加枝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为什么？为什么啊？” 她难以忍受这种非人的精神折磨，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起来。 第一百七十九章 徒劳无功 白素珍同样好长时间没收到加根的来信，但她并不怎么怪罪他。 那次加根携妻带女来北方旅游，白素珍隐隐约约地发现，儿子不像小时候那么亲近她了。他很少主动找她讲话，单独与她呆在一起的时间也极其有限。即使两人单独在一起，也不像以往那么和谐自然，有点儿别扭和不自在。显然，他们之间的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双方心里都有些疙疙瘩瘩的。 本来，白素珍是打算陪加根一家三口去bj的，但加根和红梅似乎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和安排，她也就不好意思提出来。 保定一别，直到一个月之后——也就是中秋节到来时，她才收到加根从湖北寄来的信。加根在信中介绍了他们在bj旅游的情况，同时还提到方红梅已经调到了孝天市第二高级中学。 读完这封姗姗来迟的来信，尤其从加根那没有激情、平铺直叙的语言中，白素珍意识到儿子是在应付她，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给她写信。她开始考虑起他们母子之间是否继续保持通信联系这个问题。 由于王加根与方红梅恋爱产生的纠葛，以及王李村房产官司引发的矛盾，已经让他们母子双方都伤透了心。回想起那段日子加根对她的冷漠，以及与她交往时表现出的厌烦情绪，她的内心就隐隐作痛。那些让人不堪回首的场面历历在目，让她记忆犹新。 既然母子之间没有深情厚意，保持那种平淡乏味的通信联系又有什么意思呢？那只能浪费双方的时间和精力。白素珍在给王加根的回信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不愿意写信的话，就不要勉强自己。 “妈妈知道你工作忙，还要搞学习、做家务、带孩子，辅导欣欣的功课。没有时间给我写信，我不会怪罪你的。”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自此，白素珍就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王加根的来信。 是真的忙得没时间？还是在生她的气？白素珍心里拿不准。或许是在恨她！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反正加根是姓王的儿子，她也不指望他养老送终，要恨就让他恨去！可是，长时间得不到加根的消息，白素珍心里又特别想念，丢不开他。怎么办？怎么办呢？她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苦恼着，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 直到今年“三八”妇女节，她终于收到了王加根和王欣父女俩的来信，随信还附有加根的一张半身二寸免冠照片。端详着相片上的儿子，她心里又一阵难过。儿子还不到三十岁，但照片上的年龄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王加根那么消瘦和苍老，显然是工作太劳累，又无人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而造成的。 白素珍真想即刻飞到儿子身边，给他做饭，给他洗衣，为他承担所有的家务，让他精神饱满地去工作，让他长得白白胖胖的，显得健壮、结实又年轻。可是，她要是去湖北了，老马怎么办？马颖怎么办？她总不能把老头子和小女儿也带在身边！她真希望自己有孙悟空的分身术，变成两个白素珍。一个去湖北照顾儿子王加根，一个在河北照顾老马和马颖。 唉，这全都是幻想啊！ 王加根调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工作那么忙，还抽出时间给妈妈写信，这让白素珍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她觉得，这个儿子没白生，生得值！加根已经成了大人了，什么事都不用她操心。不管是在学校里教书，还是从事银行工作，都干得有声有色，深得领导和同事的赞誉。这让她这个当母亲的很骄傲。 为了心爱的儿子加根，为了可爱的小女儿马颖，为了可怜的老伴儿老马，她又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虽说她活着给不了这三个人什么幸福，但最起码不会给他们增加痛苦。白素珍有时想，如果她得了精神病，或者非正常死亡了，最痛苦的只会是这三个人。在心灵上留下创伤的，也只有这三个人。 给加根回信时，她忍不住提到了加枝。在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和苦闷的同时，她希望得到儿子的帮助。她把加枝在美国的地址夹在信封里，求加根给他姐写信，劝说她不要不理她苦命的母亲。在她看来，加根文笔好，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他心里有分寸。有他出面，肯定能够打动加枝的。 给加根的信写好后，王素珍又给加枝写了一封信。既然诉苦女儿不愿意听，责骂又会激起她的反感和愤怒，那就说说自己的现状！实事求是地陈述，不掺杂任何虚假的成分。用自己的真诚感动她，或许她会良心发现，回信安慰一下她苦命的母亲。对！就这么办。双管齐下，我不信收不到一点儿效果，不信加枝会无动于衷。 两封信同时寄走后，白素珍又想起了加枝大学时的班主任赵老师。是不是给赵老师也写一封信，探听一下加枝的情况呢？ 加枝在bj上学时，赵老师对她格外好，像母亲一样地关怀她，还为她和张德林牵线当红媒。赵老师肯定知道他们在美国的情况。顾不了什么面子了，只要能够打听到加枝的消息，白素珍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一不做，二不休，给赵老师也写封信！ 拿定主意后，白素珍又遇到一个难题。 她只知道加枝的班主任姓赵，并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偌大个bj农业大学，姓赵的老师肯定不只她一个，写“赵老师”收，她能够收到信么？就算她收到了，赵老师会不会给一个早已毕业的学生家长回信呢？管他呢！死马当作活马医。 第三封信寄走后，白素珍感到异乎寻常的轻松。就像参加完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从自己这方面来讲，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至于结果如何，那只能等候命运的裁决了。 她开始有规律地生活，每天早晨参加体育锻炼，和部队干休所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一起跳老年舞。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她感觉效果不错。心情比较平和，身体也比较舒服。 这个阶段最让她纠结的，还是马军的就业问题。 因为她不肯出钱送礼，马军恼羞成怒，经常在家里指桑骂槐；马红则旁敲侧击，为虎作伥；老马又态度暧昧，不置可否。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白素珍只好让步了。她从家里拿出一千元钱，让马军去打点。 马军给保定民政局那位副局长送完礼，回来就手舞足蹈地宣称，他很快就能去一个赚大钱的单位里上班了。 “哼！”白素珍从鼻孔里回应，“但愿。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你怎么就不能说点儿好听的？”马军和马红几乎异口同声地责备他们的继母。 “说点儿好听的？我说得好听，就能够变成现实吗？”白素珍一根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当今这个社会，送几百元钱或者千把块钱，根本就打动不了那些当官的。更何况，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学历，没有真本事，没有亲戚朋友当靠山，想送那点儿礼就得到一份轻松又挣大钱的工作，那简直是痴心妄想！” “可是人家已经承诺说，半个月左右就可以上班。”马军辩解道。 “就算那位副局长没有骗人，把你安排到一个好单位。你什么技术专长也没有，又没有后台，干一段时间，还是会被别人拨拉下来！” 马军横眉怒目，对她不理不睬。 反正钱已经送出去了，再也不可能去要回来。 半个月过去了，马军的工作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保定民政局那位副局长打起了官腔，说现在的工作的确太难安排了，叫马军耐心等候。如果想尽快得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可能还得继续投资。 马军敢怒不敢言，只能回家把气撒在他继母身上，怪白素珍是一张乌鸦嘴，说话不中听，结果还中了她的口毒。 白素珍心中的怒火腾地又烧起来了。她高声咆哮着，叫骂着，气得浑身颤抖，心脏发胀，脑后两根大筋疼痛难忍。 马颖知道妈妈一生气就犯病，急得掉下了伤心的眼泪。 那天晚上，白素珍又提示老马，让他还是去求税务局的刘局长。并且说，如果马军这次找到了工作，就让他去外面租房住，让他自己去考虑结婚问题，免得养成依赖的习惯，又整天乱花钱。 老马当时没哼声，但晚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几乎失眠到天明。 这可真是破天荒啊！老马失眠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白素珍也懒得去猜测。 她写给加枝的信，已经寄出去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收到回信。看来，加枝是下决心不理她了。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呢？白素珍想到这儿就后背发凉。她准备“五一”放假期间还是去一趟bj农业大学，找赵老师探听加枝的消息。 四月份的最后一天，正当她准备出发去bj的时候，干休所门卫送来了赵老师的来信。她急不可耐地拆开信，看过内容，就感觉如同掉进了冰窟窿。 赵老师在信中说，加枝出国后一直没与她联系。她连加枝在美国的地址都不知道。 “我这个班主任的话早就不灵了，她早就不听了。她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不写信，怎么可能给我这个外人写信呢？”赵老师这样写道。 看得出，赵老师对加枝的行为也是相当不满的，字里行间显得愤愤不平。 白素珍手里捧着赵老师的信，如木头人一样坐在沙发上，内心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加枝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既然赵老师那边儿是这情况，她就不打算去bj农业大学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白素珍情绪低落，感觉老天爷是在同情她，在为她打听不到加枝的消息而哭泣。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她就把怨气往老马身上撒。她骂老马是笨蛋，是傻瓜，既不会说，又不会写，不会帮她任何忙。 “你为什么就不能给加枝写封信，调解一下我们母女之间的矛盾呢？”白素珍用手拧他的胳膊，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老马哭笑不得地望着老婆，既觉得无辜，又感到无奈。 接下来的几天，老马一有时间就试着给加枝写信。写了改，改了写，比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还认真。 信的草稿完成后，他就交给老婆审阅。 白素珍看完后，也哭笑不得地望着他。如果加枝收到这样的信，更会对他们不理不睬。唉！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儿。何必要去为难可怜的老头子？她把信还给老马，叫他还是专心看好税务局的大门，不用掺和她们母女之间的事情了。 在税务局刘局长的关照下，马军当上了协税护税员。通俗地讲，就是税务局系统的一名临时工，协助征收和管理税款等工作。 到税务局上班不久，马军就交了个女朋友。虽然吃住还是在家里，但用钱的地方明显增多了。约女朋友吃饭、跳舞、看电影，给女朋友买衣服、买礼物，周末和朋友们一起去保定周边的旅游景点游玩…… 协税护税员的工资并不是按月发放的，而是按季度或者半年结一次账。领不到钱，又要用钱。怎么办？马军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就把自己征收的税款拉扯着花。 据他自己讲，上班才个把月，他就挪用了税款六百多元钱。 这怎么行？老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脸的愁苦相，可又拿马军没办法。 “你再去找刘局长，让刘局长把马军辞了！”白素珍果断地建议，“挪用公款是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到时候还不上，就有可能会被判刑，会坐牢。” 老马听到这儿，心里也有点儿害怕。可是，马军不当协税护税员，还得去找其他的事情做。如果他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又去挪用公款怎么办？因此，干什么工作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要把人教育好。 “先和马军谈谈！”老马无奈地说，“如果他不听我们的劝告，再去叫刘局长辞了他个狗日的。” 于是，老两口瞅了个马军在家的傍晚，与他进行了一场艰难的交谈。白素珍首先给马军算了一笔账：他从退伍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在家里吃，在家里住，没有向家里交一分钱。他从部队带回的三百多元复员安置费，还有六个月的生活补助，他也没有交一分钱家里。找工作家里给了他一千元钱，加上他挪用的六百多元税款，总共花了两千多块钱。 “复员后你没挣一分钱，还花销了两千多。你现在只是个临时工，税务局会给你开多少工资？每个月挣的钱够不够你用？”白素珍苦口婆心说了好半天，又质问他，“你这样大手大脚，挣一个钱恨不得花两个钱。一分钱也不存，将来结婚怎么办？你已经有了女朋友，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这些事情呢？” 马军低着头，吊着个脸，一声不吭。 正在这时，马红下班回家了。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说是从干休所门房里带回的。 白素珍见那信封上写的是外国字，以为是加枝回信了。心脏在胸膛里激动得乱跳弹，急不可耐地问：“是不是你大姐来的信？” 马红平静地回答：“好像是你写给大姐的信退回来了。” “什么？”这话犹如晴天霹雳，炸得白素珍头晕目眩，耳朵嗡嗡作响。她从马红的手里接过信，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独自走进卧房，躺在床上，泪如泉涌。 信为什么会被退回？是地址写错了吗？还是加枝他们搬了家？是她拒收？还是她出了什么事故？各种各样的猜想在她脑海里萦绕，但她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老马跟在她的身后来到卧房，坐在床沿儿陪着流眼泪。 “我真傻！当初我为什么要带她回白沙铺？为什么不把她留在王李村？如果我没有抚养她，没有建立母女之间的感情，现在她不理睬我，我也就不会这般痛苦和伤心了。”白素珍声泪俱下地哭诉，“她是王厚义强奸我播下的种子。她的投胎，玷污了我的纯洁和名声，让我失去了上中学的机会，葬送了我的美好青春。这些不是她的错，我没有怪过她，也没有恨过她，更没有抛弃她。小时候她特别调皮，白天该玩的时候她不玩，总是呼呼睡大觉；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她又偏不睡，从天黑一直闹到天明。她晨昏颠倒，我劳累了一天，想睡个安稳觉都不可能。她打小就是这么折磨我呀！到了十几岁，她从不主动干家务，大人安排她做点儿事情，她就气鼓鼓的，摔盆子丢碗，做样子大人看。我想到她是为了学习，就没有与她计较。如今，她大学毕业了，出国了，嫁人了，自己也当了妈妈，竟然想把生她养她的母亲一脚踢开，不理不睬。太狠毒了！太没有良心了！” 写给加枝的信退回来没几天，白素珍又收到了王加根的来信。 让她吃惊的是，王加根在信中讲，他已经不在孝天城工作了，又回到了花园镇。 第一百八十章 草台班子 经济审判室专门审理涉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借贷纠纷案件，如果银行不起诉，经济审判室就没活儿干。 郑庭长走马上任后，天天催促王加根，叫他快点儿递交起诉状。 按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情。a银行那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不良贷款清单》，涉及好几百个不守信用的借款人。他们都可以成为被告——诉讼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 王加根每天浏览着“裹脚布”，脑子又免不了开小差儿。他想，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有这么多不良贷款，整个中国a银行各分支机构加起来该有多少啊？如果算上b银行、c银行、d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全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共有多少啊？ 这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大到他想都不敢想。 王加根很小的时候，就常听人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一些嘴毒的人，甚至还会补充下一句：“借钱不还，全家死完”。“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道理妇孺皆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单位和个人拖欠银行的贷款？甚至想方设法地赖账呢？ 任何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是有限的。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绝大部分是吸收的公众存款。而这些存款到期都必须兑付——本金和利息一分一厘也不能少。这是刚性兑付，关乎银行的信誉、名声和生死存亡。另一方面的现实情况是，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又有那么多收不回来。那么，银行兑付存款的资金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中国的四大银行资产质量那么差，却很少听说哪一家银行发生兑付危机。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王加根向饶春芳和老易提出这些疑问时，坐在一旁的郑庭长抢白道:“你管这些干什么？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银行用什么资金兑付存款，与我们屁不相干！我们的任务是清收不良贷款。收回了不良贷款，我们才能拿到费用，工资和奖金才有保障。你还是抓紧时间搞正事，快点儿写起诉状，别让大家都窝在这里没事干。” 王加根满不在乎地笑了笑，漫不经心地从“裹脚布”的首页往后翻，装作在选择起诉对象。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无论他起诉谁，洪远平都会同意。 洪远平明确地告诉过他，依法清收不良贷款，全权委托他办理。领导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当然是有原因的。 为了防止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失去诉讼时效，他向洪远平提建议，对逾期时间超过两年和接近两年的贷款，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催收。洪远平采纳他的建议，并要求全行迅速贯彻落实。当全行上下按照这一意见开始行动时，很快就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些胆小怕事或者并非成心赖账的借款人，看到中国a银行如此大动干戈，把动静闹得那么大，担心自己吃官司，就主动把拖欠的贷款偿还了。据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统计，统一催收行动开展仅一个多月，就收回不良贷款本金和利息三百多万元。 因为这个了不起的成绩，王加根声名鹊起。包括洪远平在内的行领导，几乎把他当成了清收不良贷款的功臣。在确定依法清收的起诉对象时，他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 洪远平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想起诉谁就起诉谁。只要是他递交的审批单，洪远平提笔就签“同意”，从来没有否决过。王加根把起诉状写好后，附上搜集到的证据材料，一并交给郑庭长。 郑庭长看了看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算正式受理了。他支使小潘去复印起诉状——有几个被告就复印几份。然后，安排饶春芳和老易把这些起诉状副本送到被告人手里。 “别忘了告知被告人，叫他们在十五天内提交答辩状！”每次饶春芳和老易出发时，郑庭长都会这么嘱咐他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不良贷款全是陈年旧账。时过境迁，有的借款人已经搬家了，难觅行踪；有的借款单位已经厂垮人散，别说找负责人，连曾经上过班的普通工人都找不到；有的国营或集体单位已经改制了，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化，甚至连单位名称都改了。 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保证人，也有类似情况。 饶春芳和老易经常无功而返，回来就在郑庭长面前倒苦水。可是，找不到被告人，起诉状副本没有送达，官司就没办法打。 郑庭长也坐不住了。他号召经济审判室人员全体出动，分成多个小分队，在孝天城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甚至让司机小张开上那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去外地寻找。有时好不容易逮住了被告，交给他们起诉状副本时，他们又不愿意签收。 “这只是走个程序。签字并不代表你认可起诉状里面的内容，仅表明你收到了我们送的东西。”郑庭长耐心地解释。 “今天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饶春芳耀武扬威地抖狠，说话的同时，手里还挥舞着警用电棍，“我们找你，不是代表我们个人，而是代表法院！” “我们不是逼迫你还贷款，也不需要你对我们作出什么承诺。只要你在送达回执上签个名字，或者按个手印，表明起诉状已经收到就行了。”老易几乎有点央求的意味。 潘蕾补充道：“如果你坚持不收，我们就去街道办事处找人来，让他们作个见证，一样可以证明起诉状副本已经送到了你手里。” …… 大家唱的唱红脸，唱的唱黑脸，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目的就是把起诉状副本送出去。可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被告人，还是不买他们的账。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只好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当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让基层组织代收代转。 起诉状副本送达之后，无论被告人提交还是不提交答辩状，都得耐心地等上十五天。 这半个月，王加根当然不能消极地等待。他要调查被告的财产状况，弄清楚被告有没有可以处置的房产，有没有值钱的机器设备，有没有库存的产品或者半成品，账上有没有存款，对第三方有没有债权……摸清楚诸如此类的情况后，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可以用于抵偿债务的财产，他就必须抓紧时间申请诉讼保全，要求法院对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免被告人故意隐匿或者转移。 开庭时间确定之后，王加根又要着手撰写诉讼代理词，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 开庭审理案件的场面，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见到过。法官高高在上，坐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面向其他所有人。审判长坐中间，其他审判员坐两边。他们面前除了摆有桌签外，审判长手边应该还有一个小木槌。法官两侧，依次是书记员、公诉人、原告、被告、诉讼代理人等。正对法官的是旁听席上，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法庭上还应有全副武装的法警维护秩序……不过，这个设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经济审判室，审理案子时却是另一番场景。 经济审判室里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开庭的时候，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设旁听席，也没有法警。完全不像是在审理案件，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 郑庭长和潘蕾很少穿制服，通常都是着便装审理案子。虽说是简易程序，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宣布法庭纪律，核对当事人，宣布案由，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 潘蕾负责法庭记录，记录完成之后，交双方当事人签字，按手印。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孝天市人民法院”的印章…… 客观地讲，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情。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加上法院又和中国a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官司谁胜谁败，没什么悬念。问题是，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执行起来不容易。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信誓旦旦地承诺，但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又没有实际行动。他们还是赖账不还，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让其成为一纸空文。 怎么办？遇到这样的情况，又该王加根忙乎了。 他得撰写《申请执行书》，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通常情况下，执行应该由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施，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执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 进入执行程序后，郑庭长、潘蕾、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就成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员。他们向被执行人下达《执行通知书》，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别人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报告，还会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于是，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协助查询通知书》，到孝天城内各家银行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一旦发现账户里有存款，就马上填写《协助执行通知书》，把那些存款予以冻结或者划拨。 不过，这样的好事并不多。更多的情况是，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比方，卖不出去的商品，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快要报废的汽车，荒芜的土地，破旧的厂房，款式过时的服装……都是些“老弱病残”的破玩艺儿，估价还高得离谱。 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呢？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但又不敢贸然拒绝。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这些“宝贝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查封了再说。贴上盖有“孝天市人民法院”红印的封条，然后去征求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的意见。 见到洪远平，郑庭长总是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说都是些好东西，极力劝说洪远平同意以物抵债。他的意图很明确，只要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就可以折算成经济审判室收回的贷款，市法院就能够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费用。 洪远平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自己的观点：“收不收这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既然收回了，就要负责卖出去，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银行贷款。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 郑庭长一听这话，就如泄了气的皮球。 抵债资产变现，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来估价，再交给拍卖行拍卖，或者市法院想办法变卖。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耗时长不说，成功的概率还很小——拍卖有可能流拍，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一时间，那些被查封和扣押的财产，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经济审判室的运转，陷入停滞状态。 这严重地挫伤了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 他不再关心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子的执行情况，也不催促王加根起诉了。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但胳膊肘下，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既然a银行的案子推不动，他就转移工作重心，利用a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办理法院的其他案子。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他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看案卷，做笔记，写呀画的。 饶春芳、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一无所获，叫苦连天，通娘骂老子。然后，每人泡上一杯茶，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山南海北，天文地理，城市乡村，今古传奇，趣事逸闻……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郑庭长对此不仅不阻止，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过，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他又会退避三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缄默不语，接着看那些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无关的案卷。 坐在一旁的王加根心里很清楚，郑庭长不屑于与几个法盲讨论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饶春芳、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但他们没有学过法学，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还老是为法律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尤其是饶春芳，不懂装懂，做事又没有主见，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得意，因为a银行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他是系统学过法学的，而且有律师资格证书。 刚到经济审判室时，他恃才傲物，说话办事比较冲，有点儿飘飘然。当然，有时他也告诫自己要稳重，少说话，多做事，老老实实地当好“银行律师”，夹起尾巴来做人。毕竟他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地区中心支行不给指标，孝天市教育局那边儿也没联系。如同水上的浮萍，没有生根落脚的地方。他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与经济审判室这帮人接触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这个机构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根本担负不起银行领导交付的重任。 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 成为律师一度是王加根梦寐以求的，可现在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了，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 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来审理。官司是输是赢，还是得以法官作出的判决为准。因此，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经常有人请吃饭，送东西，打砣子，塞红包。律师是享受不到这些“待遇”的，而且特别辛苦。 接到案子后，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熟悉相关法律和法规，为出庭作准备。开庭审理时，法官是裁判，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无须动什么脑子，相对比较轻松。而律师就不一样了，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的战士，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精神也高度紧张。 尽管如此，王加根还是喜欢律师这一行。 他觉得，律师职业更具挑战性。他已经想好了，要充分利用经济审判室这个平台，熟悉律师业务，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在中国a银行站稳脚跟，他的奋斗目标是银行律师兼金融作家。万一有什么不测情况，比方遭遇银行战略性调整，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他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第一百八十一章 内卷官司 走出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大楼，下台阶的时候，王加根碰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副行长周兴国。 他热情地与领导打招呼，没想到周兴国只是应付差事地哼了一声，神情冷淡地与他擦身而过。 这让王加根感到很难堪。 周兴国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未必有什么不当言论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或者是他眼红我通讯报道奖拿得太多了？政策是你们制定的，我才不管这些呢，老子就是要领得让你们眼红！招聘文秘人员时，你们要会写的。我现在发表的文章多了，多领了点儿奖金，你们又不舒服。哪有这样的道理？ 唉，树大招风啊！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大海上的一叶孤舟，随风漂移，无依无靠，总有一天难逃“樯倾楫摧”的命运。 会不会是经济审判室审理的案子牵涉到了周兴国呢？ 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王加根自作主张地起诉不良贷款户，已经引起了很多非议。特别是支行信贷人员和各办事处负责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关注被起诉的单位或个人名单，害怕那些收不回的贷款是自己负责发放的。这并不是说，起诉了他们发放的贷款户，就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而是有可能拔萝卜带泥，扯出其中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猫腻。 王加根曾起诉了毛陈镇一个姓宋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宋老板五年前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贷款七万元，期限六个月，用于做生意临时周转，但这笔贷款至今还没有偿还，利息也只付了半年的。 案子受理后，郑庭长带人前去送达起诉状副本。结果，宋老板在毛陈镇的商铺早就关门了，住的房子也卖给了别人。 几经周折，他们在wh市东西湖区一个叫辛安渡的地方找到了宋老板。原来他在这里承包了一个池塘，转行养鱼，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当郑庭长把起诉状副本交给宋老板时，他二话没说，就在送达回执上签了字。 接过起诉状副本，宋老板仔细看了一遍，又吞吞吐吐地说：“贷款是有这么一回事，但贷款金额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郑庭长疑惑地问。 “我当初得到的贷款是五万元，而不是七万元。” “五万元？”郑庭长从皮包里拿出借款借据复印件，自己先看了一遍，然后伸到宋老板面前，“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七万元。你怎么说是五万元？未必你还想赖账不成？” 宋老板瞟了一眼借款借据复印件，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他慢条斯理地告诉郑庭长，当时发放这笔贷款时，a银行孝天市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提了一个附加条件，说是从七万元贷款里面，挪出两万元给蔡的亲戚用。他没有办法，只好无奈地答应了。 “借据上写的七万元没有错，但我只拿到了五万元，另外两万元蔡股长拿去给他亲戚用了。”宋老板再次强调。 一听这话，郑庭长和王加根都惊呆了。 “这事可不能随便乱讲。”郑庭长非常严肃地问宋老板，“你能与蔡梅生当面对质吗？” “当然能！我和你们一起去找蔡股长。” 就这样，他们带着宋老板回到孝天城，直接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找蔡梅生。 见到蔡梅生，宋老板非常热情地走过去，掏出香烟敬上一支。 蔡梅生显然已经不记得宋老板了，疑疑惑惑地望着他。 宋老板非常吃力地作自我介绍，并提到了五年前的那笔贷款。 蔡梅生显然很吃惊，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他若有所思地想了想，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说这事时间太长了，自己没有印象。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谈！”郑庭长见到这情况，笑着建议道，“去北街口经济审判室，或者在附近找个吃饭的地方？肚子有点儿饿了。” “行行行！中午我请客。”宋老板表现出非常大度的样子，同意在附近找家餐馆坐坐。 一大干子人于是走出了a银行孝天市支行办公大楼。 在餐馆里坐定之后，蔡梅生眉宇间拧起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承认“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并且说，他马上去找那个亲戚，让他快点儿把钱还上。 “那你可得抓紧点儿！”郑庭长开始将他的军，“一个星期之内，如果那两万元贷款还上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如果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还上，我就要向你们支行的领导汇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定督促亲戚马上还钱。”蔡梅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过呢，我希望这件事就我们几个人知道。到此为止，再不要往外扩散了。” 就这样，蔡梅生很快就把两万元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送到了经济审判室。至于那些钱是从他“亲戚”那儿索回的，还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不得而知。 自那之后，蔡梅生每遇见王加根，就像见到仇人一样，不理不睬，似乎满肚子都是火。 王加根之前当然没有预料到，依法清收不良贷款会得罪a银行的同事。城区好几个办事处主任都在抱怨他，各单位信贷人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说风凉话，嘲笑和讽刺他，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 王加根俨然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难怪他被周兴国冷落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依法收贷这方面的原因。 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起诉了。准备起诉哪一笔贷款，还是先征求一下支行信贷股及相关办事处主任的意见，免得把大家都得罪干净了。不良贷款能不能清收回，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何必那么卖力？学聪明一点儿，就像老易讲的那样，别人玩的时候，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儿。表现得那么积极干什么，又有谁赏识你？只会遭大家嫉恨。回想起周兴国横眉怒目的态度，王加根在心里这样劝自己。 回到北街口经济审判室，王加根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去了一趟支行办公大楼，感觉那边儿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处处洋溢着现代化的气息。垂直升降的箱式电梯已经投入使用了。支行机关干部员工都佩戴上了新发的行徽。股长主任们腰间挂着bp机。楼上楼下的经警都用对讲机喊话和联系……真是日新月异啊！这才离开了个把月，就感觉那里完全变了样子。而北街口这边儿的经济审判室，破烂不堪，死气沉沉，简直就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什么狗屁经济审判室？其实就是一个清收不良贷款的专班。什么银行律师？要打官司时想到你，不打官司时你什么都不是，连支行机关那边儿的普通员工都不如。意识到这一点儿，王加根不免悲从中来。 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么忍气吞声地干下去。把洪远平委托的官司打好，干出点儿名堂来，或许能够提高自己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地位。 “发什么呆？是不是又在想老婆？”司机小张这时凑到他身边，开起了玩笑，并且小声告诉他，刚买了一张新碟片，都是最流行的歌曲，问他想不想听。 王加根感觉心情烦乱，也干不成什么事情，就站起身，跟着小张一起下楼，钻进吉普车里听音乐。 两个人听得正带劲儿，饶春芳突然也跟了过来。 他拉开车门，二话不说，就把汽车钥匙给拔走了。 小张非常尴尬地呆在那儿。 坐在副驾上的王加根也非常生气。他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强忍怒火，一句话也没有讲。 两人闷闷不乐地返回经济审判室。 王加根刚在座位上坐下，饶春芳拿着一张传票朝他走过来，叫他去一趟孝天车站印刷厂。 “送传票是法院的事情！我是银行诉讼代理人，送什么传票？”王加根没好气地予以拒绝。 饶春芳脸色变了，质问王加根：“那你今天上班是来干什么的？” “我来代理诉讼的。” “是哪个叫你来代理诉讼的？” “未必还要你叫？我有洪远平签名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是洪远平让我来代理诉讼的！” 饶春芳被呛得哑口无言，气急败坏地返回自己的座位。 出了这口恶气，王加根才感觉心里舒服了一点儿。 狗日的饶春芳，总是把经济审判室的吉普车当成他的私家车，接他上班，送他下班，干私人的事情。别人用一下，他就不舒服，连听听音乐都不行。欺人太甚！老子就是要出你的洋相，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去行领导那里说我的坏话吗？给小鞋我穿吗？老子才不怕呢！不给点儿颜色你看看，总以为王加根是好欺负的。 饶春芳和王加根交上了火，屋里的其他人都默不作声，坐在一边儿看笑话。尤其是郑庭长，看到王加根把饶春芳怼得白眼翻，心里要多熨帖就有多熨帖。 短暂的安静之后，王加根起身走到郑庭长面前，简单地汇报了洪远平向他布置的工作任务。 “估计这段日子我得把审判室的事情放一放，全力以赴打那两场官司。”王加根最后这样讲。 他表面上是向郑庭长汇报，实际上是说给饶春芳听的，有示威的意味。 郑庭长很聪明，心领神会。他知道自己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王加根都会去忙洪远平交办的案子，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行！洪行长安排的工作，我们全力支持。忙你的去！反正审判室眼下事情也不多，前期审的案子都没有办结，也没有必要再起诉新的案子。” 王加根道过谢，回到座位上收拾东西，锁好抽屉，就拿着自行车钥匙出去了。他准备去北街口办事处，了解一下孝天市燃料公司那笔汇票业务的具体经办情况。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起官司的始作俑者竟是陈俊杰！ 陈俊杰实习期满之后，在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当柜员，具体负责联行会计业务。为孝天市燃料公司开汇票是他办理的第一笔票据业务。开票的各个环节他都做得比较仔细，但票开出去之后，却忘记了邮寄票根。 按照a银行业务处理的内部管理制度，开出的汇票交给持票人，票根则由开票行通过邮局邮寄给付款行。付款行只有在汇票与票根核对无误后，才能兑付相关款项。a银行sx省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就是因为没有收到汇票的票根，才拒绝兑付汇票，引发了这场官司。 陈俊杰觉得所有的过错都在他身上，因此摆出一副负荆请罪的姿态，准备接受单位的处罚。 看到昔日同室而居的朋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王加根对他也很同情。他劝陈俊杰想开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出差错是难免的，不要背上太大的思想包袱。 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坐班主任和几个“老会计”却站出来，为陈俊杰打抱不平。 他们说，这事不能完全怪小陈，付款行a银行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也有责任。兑付行工作人员办事太差劲，没有收到票根可以打电话询问。都是a银行一个系统的，完全可以内部沟通。 “我们开出的汇票应该见票即付，凭什么拒绝付款给持票人？”坐班主任气呼呼地问。 票据业务方面的事情，王加根不太懂。汇票长什么模样儿他都不知道，因此不敢贸然发表意见。无论别人讲什么，他都认真地倾听，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虚心向别人请教。不过，“老会计”们各抒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过错究竟在哪一方，他们自己也拿不准。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 走出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营业室，王加根很迷茫，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办？只有求助于书本。 他翻过大天桥，走过孝天米酒馆，来到孝天市新华书店。楼上楼下找了好半天，没有看到票据业务方面的书籍。 他又骑上自行车，前往城站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孝天地区新华书店。在法律书籍专柜上，他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结算办法》单行本。 他喜出望外，赶紧掏钱买了一本。回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 时令是阳历十一月份，天气已经冷飕飕的。没过多大一会儿，王加根就感觉浑身冰凉，手指都难以伸直。他索性摊开被子，脱掉鞋袜，和衣坐靠在床上，偎在被窝里看书。光线慢慢暗淡下来，他又拉亮电灯，继续啃那个单行本。 看完《银行结算办法》，他比较认同那些“老会计”的观点，觉得兑付行——也就是a银行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的做法确实不妥当。汇票上有确定的金额，有付款人和收款人名称，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清楚，又有出票日期和出票人签章，付款人见到汇票，是必须无条件付款的。至于核对票根的行为，那只是a银行内部的规定，属于央行规定事项以外的其他出票事项，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更不应该成为拒绝付款的理由。 找到了法律上的依据，王加根觉得这个官司还有得一打，情绪因此比较亢奋。看到窗户外面断了光，这才感觉肚子有点儿饿。他于是起床洗米煮饭，打理蔬菜，准备简单的晚餐。 平时日子，他吃过晚饭后总是无所事事，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住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到了晚上就感觉特别无聊。这里不像北街口那么热闹，附近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看书，或者听收录机。 老易和司机小张也住在这个院子里，有时会过来邀他打麻将，但他对此提不起兴趣。赢钱输钱是事小，那种无聊的游戏特别浪费时间，还容易伤感情。 百无聊赖的时候，王加根有时也会去敬文家里看电视。可步行好几里路，来到北正街上的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又常会见敬文家的大门被铁将军把守，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只好失望地回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睡觉。因为睡得太早，下半夜醒过来之后就睡不着了，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到天亮…… 今天晚上有事干了。 王加根得抓紧时间写答辩状，把脑子里想好的一些观点和理由记下来。其实，这也没花多少时间。答辩状初稿完成时，八点钟还不到。由于刚刚用过脑子，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又开始想念远在花园镇的老婆和女儿。 此时此刻，她们母女俩在干什么呢？ 王欣肯定趴在木凳子上写作业。方红梅上个礼拜就病了，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症状有点儿像感冒，也不知好些了没有。晚上她要么在办公室备课改作业，要么在家里忙家务，洗碗，清场，洗衣服，拖地……唉，她们娘儿俩也够可怜的。隔这么远，自己一点儿忙也帮不上，难得为她们分忧愁。往后周末回家应该多干点活儿，多尽点儿义务，不能总是发牢骚、耍脾气，把负面情绪带给家人。更不能只想着自己快活，像小孩子一样与老婆闹别扭。欣欣那么听话，我还动不动就吼她，甚至动手打她，真是不该啊！ 总盼着改行和进城，现在改行了，进孝天城了，也不过如此。在牌坊中学教书的时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与学生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业余时间还写出了那么多文学作品，干出了让人羡慕的成绩。现在呢？上班轻松，下班没什么事情，有的是时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可半年过去了，自己却没有发表一篇像样儿的文章。反而经常感到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游游荡荡。一些好的生活习惯都丢了，规律也打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那么白白地流走了。 “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快活不起来？甚至感到烦恼、悲哀和凄凉？今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日子该如何过才有意义呢？”王加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真是贱啊！我就是个贱骨头。” 第一百八十二章 香饽饽 连王加根自己也没有想到，他首次代理的两起被告官司都胜诉了，而且赢得酣畅淋漓！ 在dt市矿区人民法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庭审和辩论，法官最终认可了王加根的代理意见。单位内部规定不能对抗或者违背国家法律，认为中国a银行dt市中心支行营业部在票据纠纷中存在过错，应负主要责任，判令其赔偿原告孝天市燃料公司的实际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从山西大同凯旋回到孝天城，王加根又迅速转入国库券兑付纠纷案件。看过法院送来的起诉状副本他才发现，原告聘请的诉讼代理人竟然是汤正源！也就是说，他要和他的老师对簿公堂了。 汤正源是孝天市鼎鼎有名的律师，又是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政法系统熟人多，人脉资源比较丰富。 王加根显然处于劣势。不过，他似乎一点儿也不犯怵，而且激发了他的斗志，增强了他打赢这场官司的信心和决心。说实话，王加根在内心深处并不服气汤正源，一直觉得“汤大律师”徒有虚名，在法律方面的造诣并不深。尤其是在代理他母亲白素珍委托的房产官司上，其表现让王加根特别失望，内心里满是怨恨。他一直想与汤正源过过招，真刀真枪地碰一碰，看看到底谁是鸡蛋谁是石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更不会束手就擒。 原告起诉中国人民银行孝天市支行和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主要是为了兑付凭证式国库券。如果能够弄清楚诉状提到的那些国库券的底账在什么地方，事情就能够迎刃而解了，甚至连官司都没有打的必要。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之后，经营性的业务都移交给了中国a银行——这是毋容置疑的。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急着写答辩状，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寻找国库券底账的下落上。 他先是到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相关业务部门了解情况，接着又前往孝天城区的a银行各营业机构。虽然他是a银行员工，又有律师的名号，还有洪远平授权委托这把尚方宝剑，别人还是不买他的账。有的推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有的嫌麻烦不愿劳神，三两句话就怼得他白眼翻，拒他于千里之外。 王加根不生气，也不放弃。工作人员不配合他就去找领导，领导不乐意他就嘻皮笑脸地求情，一个网点一个网点地磨嘴皮。功夫不负有心人。忙到第四天下午，他终于在中国a银行解放街办事处找到了那些国库券的底账。 他的喜悦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市三建公司来你们这儿查询过么？有没有向你们提出兑付国库券的要求？”王加根问a银行解放街办事处主任和营业人员。 “没有！从来就没有来过。”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掌握了这些信息，王就有了打赢这场官司的底气。 回家之后，他一鼓作气写好了答辩状。到了开庭的日子，又信心满满地走进了卧龙乡法庭。 待汤正源慷慨激昂地念完起诉状，进入答辩环节，王加根就开始唱独角戏了。他答辩的内容，都是之前没有透露的新东西，让审判人员听得瞠目结舌。书记员忙不迭地奋笔疾书，还是觉得他讲得太快了，担心自己记得不全面，时不时提醒王加根把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既然国库券的底账已经找到了，兑付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这场官司实际上打下去没什么意义。接下来辩论的焦点，变成了诉讼费该由哪个出。审判长提议，诉讼费由原告和被告各承担一半儿。 王加根当然不同意。 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原告在没有弄清楚国库券兑付的地方、又没有到中国a银行营业网点咨询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把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起诉了。这对a银行的信誉已经造成了不良影响，a银行不追究原告的责任已经算是客气的了。商业银行兑付国库券，属于代理中国人民银行的国库业务。只要a银行没有无理拒付，其他原因引起的兑付纠纷，责任应该由被代理人——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承担。 “在这起案件中，a银行孝天市支行可以说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要出诉讼费？”王加根咄咄逼人的反问。 审判长望着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因为拿不出要求a银行孝天市支行承担诉讼费的理由，他只好当庭宣布，原告的国库券由a银行孝天市支行负责兑付，诉讼费由原告和人行孝天市支行各承担一半儿。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王加根不失时机地问。 “行。你们先走！” 王加根于是和前来旁听的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事一起走出了法庭。大家个个满面春风，洋洋得意，都翘起大拇指，对“王律师”在法庭上的精彩表现赞不绝口。 “真没有想到，平日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王加根，在法庭上那么厉害！” “原告请的那个律师，坐在那儿像个苕一样。小王答辩之后，他连屁都没放一个。原告真是冤枉，律师费算是白花了。” “那个律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汤正源，孝天市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听说他还是市政府聘请的常年法律顾问呢。” …… 王加根沉默不语，没有参与评论。 官司的输赢，与律师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要看当事人的行为占不占理。法官判案毕竟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几天之后，汤正源突然出现在孝天市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王加根以为国库券案子又有什么变故，交谈之后才知道，汤正源来这里跟官司没有关系，而是有事专门来找他的。 汤正源说，孝天市司法局准备在花园镇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员除了从市司法局机关和孝天城的两家律师事务所抽调以外，还准备在花园镇本地招几个人。 “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你愿不愿意回花园镇当律师。” 要是半年前——王加根在牌坊中学教书的时候，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而现在他就有些犹豫了，肯定得慎重地考虑考虑。 在王加根的心目中，律师行业的光环已经明显暗淡了。孝天城的几家律师事务所都不怎么景气，在花园镇开办律师事务所又能有什么前途？更何况，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好不容易从花园镇挤进了孝天城，当然不愿意重新返回花园镇。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法律顾问，经济待遇好，百事有保障，并不比专业律师差，为什么要轻而易举地放弃呢？即将成立的花园镇律师事务所只能作为他的“备胎”。如果他在孝天城混不下去了，或者说，将来方红梅难得调进孝天城，解决不了夫妻分居问题，他也许会考虑重新杀回花园镇。因此，他婉言谢绝了汤正源的好意。 “可以理解。”汤正源意味深长地点点头，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这事过去没几天，a银行北街口办事处主任又来经济审判室传电话，叫王加根去支行人事股一趟，说是吴股长找他有事。 王加根赶到支行人事股，吴股长告诉他，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科长刘晓峰要见他。 刘晓峰科长召见？这是王加根没有想到的。 “地区中心支行找我有事，为什么不让支行人事股直接转达呢？中心支行点名要我这个小萝卜头去，又会讲些什么呢？”他心里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没有关系，没有路子，没有靠山，没有背景，遇事总是这么提心吊胆的，真不是胎气。 王加根骑着自行车来到钱庒大酒店，走进了位于十三楼的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他以前见过刘晓峰，应该算是认识的。至于刘晓峰认不认识他，那又另当别论。因此，见到刘晓峰时，他还是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刘晓峰非常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还特意多看了他一眼，然后从桌上拿起钢笔和黑封皮笔记本，说：“走！何行长想见你。” 何行长？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的“一把手”何继安？王加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心跳也明显加快。跟在刘晓峰的后面，他暗自告诫自己要镇定，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 到了何继安的行长办公室门口，刘晓峰停下脚步，先静静地听了听，确认里面没有声音，才抬起右手，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门。 “请进！” 刘晓峰拧了拧门把手，带着王加根走了进去。把王加根介绍给何继安，他马上就从屋里面退了出来。 何继安和刘晓峰一样，也把王加根从上而下打量了一番，这才招呼他在沙发上坐。他自己则坐在了王加根的对面。 “听说你以前是中学教师，书教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想到学法律？又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呢？”何继安笑眯眯地望着他，问。 这话几年前汤正源也问过他，王加根当时是用“那您呢”这样的反问来回应，因为汤正源也是从教师改行的。如今面对何继安，他当然不能照葫芦画瓢。人家何继安没有当过教师，眼下也不是律师。再说，用那种方式回答熟人可以，回答生人——尤其是反问自己的领导，就显得不够礼貌了。王加根稳定了一下情绪，诚恳地道出了自学法律的真实意图和动机，丝毫也不掩饰“人往高处走”的想法。 何继安听完后，笑着点点头，没有作任何评论。他又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鼓励王加根继续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最后主动结束谈话，站起身与王加根握手道别。 走出行长室，王加根到人事科与刘晓峰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钱庄大酒店。骑车返回经济审判室的路上，他敏感地意识到，何继安行长可能有用他的意思。如果调他到到地区中心支行，孝天市支行会不会开绿灯？洪远平会不会觉得他不够意思？ 一切任其自然！能到地区中心支行最好，留在孝天市支行也没有关系。反正都是在孝天城，都在中国a银行系统，无所谓！人走火的时候，真不知道哪快云彩有雨，好事都会往你身上凑。想到这儿，他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踩车的速度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王加根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接连写了好几份起诉状，都交给了郑庭长。大家又开始送法律文书、寻找被告人、参与案件审理。前期已经审结的案子里，执行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收回了十几万元现金，还有一些抵债的物资或商品。比方，武警服装厂的警服，车站印刷厂的白纸，木材加工厂的机器设备，肖港农机站的房产和地皮…… 收回来的现金或物资入账之后，兑现手续也比较麻烦，还要接受支行组织的内部稽核。王加根为此往支行跑了好多趟，填表格，补资料，应付各种各样的刁难。等他把所有的材料补齐了，稽核股长又说，年终事情比较多，特别忙，让他耐心地等待。可经济审判室这边儿，郑庭长又催得紧，希望尽快把百分之十的费用拿到手。 除了打官司，跑兑现，王加根还与郑庭长沟通，希望修改a银行孝天市支行与孝天市人民法院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必须完善经济审判室的内部管理制度，明确每一个人的工作职责，建立考勤和财务管理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 他还主动提出，这些东西由他来起草。内心里，他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前，把经济审判室各方面的关系理顺。让饶春芳、老易这些人往后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与法院打交道也不至于太吃亏。 岁末年初，是干部人事调整的窗口期。每年的这个时候，只要是有点儿职务的人，都会变得特别敏感。他们如雷达一样捕捉着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关心自己的命运，关注别人特别是熟人的升降浮沉、仕途走向。而这个时候各种小道消息也特别多。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让你根本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a银行孝天市支行都在传说洪远平要调回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也有的说他要担任孝天市副市长。王加根听到这些消息，心里还是有点儿发慌。虽然他没什么职务，不存在提拔、升降或者交流之类的变动，但他的正式调动手续毕竟还没有办，还没有在中国a银行系统站稳脚跟。再加上，他是洪远平手上招聘进银行的，如果新来的支行“一把手”不认旧账，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因此，他不希望那些传言是真的。或者说，他希望洪远平在离开之前能够把他的调动手续给办了。但是，洪远平每次召见他，只谈工作，完全不提及他调动的事情。他又不敢主动问，天天过得如履薄冰。 直到新年的第一次全行干部职工大会召开，才证明那些有关洪远平要调走的消息是无稽之谈。在会上，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领导来宣布了孝天市支行的干部任免决定，除了支行会计股长提拔为支行副行长以外，其他班子成员都没有变化。 接下来，a银行孝天市支行对副股级以上的中层干部进行了大面积调整。支行部门负责人、办事处负责人、内部经济实体负责人相互进行岗位大轮换。这些调动的干部中，王加根多数不认识，因此不怎么关心。但孙志雄和徐新的变动对他触动较大，也感觉比较意外。孙志雄从支行办公室主任调任支行储蓄股股长，徐新如则从支行政工室主任调任支行办公室主任。 中层干部调整有点儿“沙场秋点兵”的味道，在全行上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各单位忙乱了十几天，才慢慢恢复往日的平静。 王加根一直没有收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的调令。 “会不会是我自作多情？”他扪心自问，“何继安和刘晓峰召见我，或许只是例行考察，看能不能给我正式的银行编制，而我却误以为他们要用我？” 因为心里不痛快，他又郁郁寡欢，甚至违背自己定下的原则，在后湖a银行宿舍和同事们打起了麻将。第一次出战，他就惨败而归，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块钱输得干干净净。 因为输了钱，他又开始反省，开始警醒。 饶春芳、老易和司机小张这些人无所事事，没什么追求，可你王加根是有远大前途的人啊！打麻将耽误时间、损失金钱不说，还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如果让公安局的警察逮着了，或者抹牌赌博的事情传到了何继安这些领导人的耳朵里，你调地区中心支行的事情就会泡了汤。怎么连这点儿政治敏感性都没有？真是该打板子啊！ 打完麻将回到家里，王加根就想抽自己的耳光。 输了就输了，别想着赶本。在a银行打麻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回花园镇家里也不打麻将了，闲下来就看书看电视，多陪陪老婆和孩子。两地分居，见面本来就不容易。相聚到了一起，又各自跑出去“修长城”，太不合算了！ 他真想回到牌坊中学的日子，过那种清静而又温馨的生活。让时间在增进感情、增加知识的氛围中度过，可现在却很难做到了。环境造就人！生活条件刚刚好了一点儿，怎么就变成这样？ 好长时间没写小说了，也没有学英语。英语是非学不可的，将来肯定有用得着的时候。正如法律一样，如果你以前没学过法律，怎么可能进a银行工作？洪远平和何继安又怎么可能关注你？ 第一百八十三章 岁末年初 一辆半新不旧的吉普车开进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停在门房旁边。 饶春芳、老易、王加根和司机小张先后从吉普车上下来，每人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蛇皮袋。蛇皮袋外渗着水，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味。 袋子里装的是他们从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回来的鲜鱼。 进入一九九三年元月份，类似的场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他们搬的是两箱橙子；第二次他们搬的是一箱苹果和一箱梨；第三次他们搬的是装有瓜子、松籽、杏仁、开心果等坚果和花花绿绿糖果的大纸箱；第四次他们搬的是塑料袋装的各种冷冻食品，有冻鸡肉、冻牛肉、冻羊肉、冻猪肚等；第五次他们搬的是一箱白酒和一提鸡蛋。今天是第六次，每人拎回来三十斤草鱼或鲤鱼。 这些都是a银行孝天市支行发给员工的年货福利。 饶春芳和老易对此习以为常，时不时还要唠叨几句，说某种东西没有往年发得多，或者抱怨东西的质量没有往年好。 司机小张和王加根则不以为然，领什么东西都喜笑颜开，高兴得心里如同喝了蜂蜜一样。司机小张是农村人，第一次出门参加工作，根本就没有想到单位会发年货福利。平白无故地领这么多东西，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顾得上挑剔！王加根呢？在牌坊中学教书那些年，虽说也有过发年货福利的经历，但每年分发的东西基本上一样：几片猪肉和几条鱼。除此之外，再没有发过其他的东西。今年却大不一样，发起东西来源源不断，没完没了！品种那么丰富，数量也说得过去，质量更没说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金融单位就是不一样啊！如果他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怎么可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由于不知道单位会发东西，他前段日子已经采购过一些年货，买了猪肉、鲜鱼和鸡鸭，打理干净后，腌在家里的脚盆和塑料桶里。 看来，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他们将过得空前丰盛！ 从饶春芳和老易的谈话中，王加根还听说，单位除了给员工分发年货，还要组织大量的春节物资向上面“进贡”：办事处送支行，支行送中心支行，中心支行送省分行，省分行送总行。 “上礼拜，支行买了两卡车猪屁股，一车送到了省分行，一车送到了地区中心支行。”司机小张向大家通报。 王加根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饶春芳和老易则觉得很正常。 “两车猪屁股算什么？这些都是小钱，不值得一提，也吃不了亏。”饶春芳开始为他这个银行“菜鸟”换脑筋，“省分行和中支领导笔头子一动，给支行少下点儿任务，多批点儿费用，或者在业务检查时网开一面，少开几张罚单。那可就不只两车猪屁股，有可能是二十车猪屁股，也有可能是两百车猪屁股！” 大家都被饶春芳的“猪屁股”理论逗笑了。 王加根拎着沉重的蛇皮袋子回到家里，眼见原本空荡荡的客厅变成了杂货摊儿，他又有点儿犯愁了，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年货弄回花园镇的家里。 无论坐火车，还坐汽车，他都没办法一次性把这么多东西拿回去。做几次拿，拖拖拉拉得好几天。他这儿又没有冰箱，冷冻食品、鲜鱼和水果这些东西不能长放。怎么办呢？ 唉！要是一家人都在孝天城就好了。现在这样两个地方扯着，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连过年都不好安排。但是，怎样才能把方红梅调到孝天城来？调往哪个单位？他又一片茫然。没有目标，更谈不上有什么把握。何继安是不是真的有意调他去地区中心支行？会不会是他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要是他能够去地区中心支行，或许能为方红梅的调动想些办法，一家人团聚的希望就要大得多。 这些都是将来考虑的事情。当务之急，还是得想办法把发的这些年货弄到花园镇家里。 “还是让小张跑一趟！”产生这个想法后，王加根马上出门，前往司机小张的家里。 司机小张与王加根住隔壁，也是一楼，三室一厅，比王加根的房子还要宽敞。分到房子后，小张就回荆门农村老家，把老婆、两个女儿和老母亲接了过来，在孝天城安居乐业。 小张为什么能够从荆门农村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司机？他并非正式在编的银行员工，为什么能够在后湖宿舍分到房子？这些疑团困扰了王加根好长时间。直到有一次司机小张喝高了，手舞足蹈地在众人面前吹牛皮，夸夸其谈，高谈阔论，谜团才解开。 原来，小张有个哥哥在湖北经济学院当教授，据说还是金融系的副主任。张教授应邀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搞培训，期间认识了洪远平。当时洪远平是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人事科副科长，分管干部培训工作，具体负责接待张教授。两人互换名片，酒酣耳热之际，又拍着胸脯说“将来有什么事情尽管提”。 后来，张教授居然帮助洪远平弄了一张大学文凭。作为回报，洪远平就答应了张教授提出的，让他弟弟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当司机的要求。 知道了这些内幕，王加根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和方红梅这些年也在为文凭而奋斗。读完初中考高中，上完高中去参加白热化的高考。虽然侥幸进入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也只是个中专学历。为了拿到大学文凭，方红梅历经五年焚膏继晷的刻苦学习，才如愿成为湖北大学本科函授毕业生。王加根呢？从一九八四开始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连续不断地考了十年，至今只拿到了专科文凭。去年，他考上了湖北大学本科函授，又被洪远平刁难和阻挠，不得不退学。交纳的三百元学费，还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 他们夫妻俩为了拿到一张大学文凭，该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为此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洪远平既不学习，也不参加考试，轻而易举地就拥有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这又谈何公平与正义！投机取巧者占便宜，吃亏的总是那些老实人。不过，王加根对自己付出的努力并不后悔。毕竟，他学到了真知识。这些东西在自己的脑子里，比文凭更值钱。再说，真实的文凭让心安理得，任何时候都能够理直气壮地亮出来。 人生在世，活得自在和心安，比什么都重要。 司机小张也是刚回家，正准备洗手吃晚饭。听王加根说明来意，他犹豫了一下，略显为难地说：“你是不是给老饶讲一声？” “跟他讲个球！他晓得了，又唧唧歪歪，裹筋绊筋的。”王加根不愿意找饶春芳，“花园又不远，去来个把小时。没必要跟他讲！” 小张笑了笑，勉强答应：“行，不跟老饶讲。但你总得让我把饭吃完！你也不用回家做饭了，就在我这儿吃几口。” 王加根也不客气，洗了把手，就坐在了饭桌旁。 吃饭的时候，小张突然问他：“呆会儿你跟不跟我一起回来？” “肯定回呀！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搞鬼哟，回一趟花园，你不是连跟老婆亲热的机会都没有？”小张无所顾忌地开玩笑，“要不这样！下完东西之后，我在车里等你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够不够？你这个身板儿，我估计也搞不了多长时间。哈哈哈。” “滚远些！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骚。一天也离不开老婆。”王加根针锋相对地回击，搞得小张他老婆满脸通红。 两人吃过饭，一起前往王加根的住处搬东西。 吉普车在冬日的傍晚向北急行，四十分钟就到了花园镇。 进入孝天市二中校园，在简易宿舍前面停下时，住在这里的教师和家属们都出来观望，小孩子们也欢天喜地地跑过来看热闹。 王加根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脸上泛着红光，在大庭广众面前，感觉特别荣耀。 小张没有下车，继续把吉普车开到离他家门口比较近的地方。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当汽车发出倒车的警示音时，方红梅才从屋里走了出来。 让王加根有点儿奇怪的是，老婆虽然面带笑意，但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兴奋和热情，而且，没有看到他们的女儿王欣。 “欣欣呢？”王加根一边从汽车上往下拿东西，一边问。 “睡了。” “睡了？怎么这么早就睡了？天还没黑呢。” 方红梅没有回答，面无表情地从地上抱起一箱橙子，往家里搬。 王加根不好深问，抱起一箱苹果，跟在老婆的后面。 司机小张拎起装有鲜鱼的蛇皮袋，也给他们帮忙。 屋里的小床上，王欣睡得很沉，竟然没有被吵醒。 王加根凑过去，发现女儿哭丧着脸，眼睫毛上还沾有泪珠。 东西全部搬完后，三个人洗了手，坐下来喝开水，聊天。 方红梅这才说，她刚刚打了女儿一顿。 “欣欣多听话啊！你为什么打她？”王加根心里一阵不快。 方红梅说，王欣已经放假好几天了，但她还在上班。中学放寒假本来就比小学要晚，再加上她今年教高三毕业班，放假时间可能会延迟到腊月二十六。 “这几天我去上班时，只能把欣欣一个人丢在家里。她按照我的要求，先做寒假作业，再看电视，或者去隔壁找小伙伴们玩。还算听话，也没有惹我生气。只是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洋洋和豆豆打架，她参与其中，惹是生非，让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方红梅气恼地叨叨起来，随后又显得有点儿内疚，“不过，这件事情呢，也未必是孩子的错。我打欣欣时，她都没敢大声哭，只是默默地流眼泪。洗完澡之后，就睡了。” 王加根更觉蹊跷，询问方红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方红梅看了小张一眼，犹豫片刻，还是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今天傍晚，住简易宿舍的几个年轻教师坐在门口，有的在吃饭，有的在聊天。方红梅把晚饭做好后，母女俩各盛了一碗米饭，夹了些菜，也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吃。 这时，屋前的小树林里突然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大家循声望去，发现是五岁的洋洋与三岁的豆豆在打架。豆豆很快就被洋洋推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 豆豆的父亲闻声从家里跑出来，赶到小树林，抱起豆豆，随口教训了洋洋几句。 洋洋不服气，针尖对麦芒地与豆豆爸爸争吵起来。 豆豆他爸说一句，洋洋顶两句，还满口脏话，老子前老子后的。豆豆爸爸气得浑身发抖，忍无可忍，就打了洋洋一巴掌。 洋洋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边哭边骂。 豆豆爸爸气急败坏，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是光打雷、不下雨地吼了几句。 哭骂声引来了洋洋妈妈，她一路叫喊着奔了过来。很快，两个大人就交上了火。 同住简易宿舍的教师和家属们便过来扯劝。当洋洋他妈义正辞严地指出，大人不该和小孩子一般见识，更不该动手打小孩时，大家都说豆豆爸爸没有打洋洋，只是推了他一下。 洋洋却说打了的，还振振有词指出：“不信问欣欣，欣欣和她妈妈当时也在旁边看着的。” “我们正吃饭呢，没有注意。”方红梅违心地说，并狠狠地瞪了一眼正欲发言的女儿，叫她进屋去夹菜吃。 “是没有打。”其他邻居也纷纷作伪证，“大伙儿刚才都在门口，未必我们都说假话不成？” 洋洋妈妈这才停止叫骂，拉起儿子，忿忿不平地往家里走。 大伙儿也松了一口气，叽叽喳喳地作鸟雀散，各回各家。 方红梅吃完饭，清场洗碗的时候，心里觉得挺别扭。 她认为，豆豆爸爸过于骄惯儿子，今天更不该动手打洋洋。孩子的脸，易变的天。这会儿闹得不共戴天，说不定马上又会好得如一个人。犯得着大动肝火么？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闹起来多没意思。 这时，外面突然又骂声四起。 方红梅出门一看，洋洋妈妈站在门口，对着豆豆家申冤一般地叫骂着。豆豆的父母也不甘示弱，争吵进入白热化。 方红梅有什么感应似的，屋里屋外找起了女儿王欣。 “老子的儿子脸上五个指印，脸都打肿了。下得了那样的狠手，又不承认！还说没打，未必欣欣也说假话……” 外面的叫骂声证实了方红梅的担心。 她怒气冲冲地赶到洋洋家，把坐在沙发上的王欣拖起来，出门便狠狠地抽了她一巴掌，一路训斥着推回家里。 关上大门，方红梅对女儿又打又骂，说她爱逞能，挑拨离间，是个小奸臣…… 王加根听到这里，心里非常难受。 洋洋和豆豆都是女儿的好朋友，她只是不忍心让洋洋吃“哑巴亏”，才说了一句真话，又有什么过错呢？ 王加根走到床边，坐在床上，抬起手抹了抹女儿脸上的泪痕，自己忍不住也掉下了眼泪。 这时，王欣突然睁开了眼睛。她喊了一声“爸爸”，就从床上爬起来，扑在王加根的怀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跟爸爸去孝天城好不好？”王加根自作主张地提出。 王欣哽咽着，头连点直点。 第一百八十四章 重回办公室 王加根一时头脑发热，当天就把女儿带到了孝天城。 临出发时，方红梅不无忧虑地提醒过他：“你也要上班呀！把欣欣带到孝天城怎么弄？你总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a银行后湖宿舍她人生地不熟，连个玩儿的地方都没有，未必你准备带着女儿去上班？” 王加根笑着说：“我带着女儿上班又不是什么稀奇事。以前你出门面授学习的时候，欣欣还不是在家里跟着我！我这人有三头六臂，能够做到工作、家务、孩子都不误。我一个人带欣欣，既没让她饿着，也没让她冻着，玩得也比较开心。” “可那是在牌坊中学呀！当时我们家就在校园里，学校领导管得又比较松。你说起来是在上班，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着孩子转。欣欣睡觉时，你可以时不时回家看一看；欣欣醒着时，你可以把她带到办公室或者教室里。除此以外，还有那么多的老师和学生帮助你。”方红梅忘情地回忆着，进而又把话锋一转，“现在可不一样了。你住在a银行后湖宿舍，上班在北街口经济审判室，而且经常要到外面跑，从早到晚不落屋，哪里有时间带欣欣？” 王加根回答说，白天上班时，他可以把王欣放在司机小张家里，让小张的母亲和老婆照看一下；或者送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放在敬文那儿。敬文家为亮亮请了个小保姆，正好可以照看一下王欣。 “欣欣还可以给亮亮作个伴儿。”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算勉强放了心。反正还有几天她就放假了，可以去孝天城陪女儿，或者把王欣接回家。就让王欣跟着她爸呆几天！在城里多少还能见见世面，开阔眼界。 到孝天城的第二天早晨，王加根准备把王欣送到司机小张家里，但小家伙怎么也不愿意，说是要去大舅舅大舅妈家，和亮亮一起玩儿。无奈，王加根只有带着她去北街口黄金地酒店过早，然后把她送到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敬文家里，再才返回北街口经济审判室上班。 随后的几天，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临近春节，市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骤然忙碌起来。 郑庭长根据他多年的办案经验，认为这段日子是执行的黄金期。因为那些在外打工或者做生意的被执行人，都会赶回家里过年，“逮”人比较容易。因此每天一上班，大家就兵分几路，在孝天城里到处跑，或者开车去附近的农村乡镇。还别说，每出去一趟，多少都有些收获。大家因此有了成就感，心情也比较愉快。 王加根好几个中午都没有回a银行后湖宿舍，总是忙到天黑之后再到敬文家里去接女儿。 这天他从肖港镇回到孝天城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街上亮起了路灯。下车后，他大步流星地赶往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 在敬文家的厨房里，见到了抱着亮亮的小保姆，而王欣却躺在床上睡着了。 “这么早就睡了？”王加根有点儿惊奇地问。 小保姆笑了笑，用嘴努了努搭在椅子上的一堆衣服：“尿裤子了。” 王加根提起那堆衣服，发现衬裤、线裤和毛裤都打湿了。 冬天的衣服穿得厚，王欣有时玩得忘了神儿，内急时就紧张起来，慌里慌张地来不及解裤带，就把小便撒在了裤子上——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 “敬文李华呢？”他问小保姆。 “看电影去了。” 这两个家伙真潇洒！白天上班没时间陪孩子，晚上还把儿子扔给小保姆，自顾自跑出去看电影。 王加根把煤炉子撬开，拿着衬裤在上面烘烤。衬裤烘干之后，又开始烘线裤。这时，躺在床上的王欣醒了。噘着嘴巴子喊了一声“爸爸”，委屈得要哭，可又没有哭出声来，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王加根叫她再躺一会儿，等衣服全部烘干之后，他们再一起回a银行后湖宿舍。 王欣含着眼泪，非常听话地点了点头。 父女俩回到a银行后湖宿舍，王加根就赶紧烧水给女儿洗澡。浑身上下洗干净后，再督促她做寒假作业——白天在敬文家里有亮亮闹，她是没办法写作业的。见王欣趴在桌子上用功了，王加根这才开始打理自己，刷牙洗脸洗澡，然后拿了一本小说坐在旁边看。 “爸爸，这道题目我不会做。”王欣指着数学寒假作业本上的一道应用题。 王加根把题目仔细地看了看，很快就找到了解答的方法。他上高中读的是理科，进孝天县师范学校又自学了一年多高等数学，辅导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应该没多大问题。可是，当他按自己的思路讲解时，王欣却是一脸困惑，好半天没有弄明白。 也不知是因为他没有讲清楚，还是王欣理解能力差。情急之下，他就开始吼叫起来，大声训斥女儿。 王欣非常害怕，露出一脸的哭相，委屈的泪水漫出了眼眶。 王加根见此，又心软了。他告诫自己要耐心，多尽一点儿当父亲的责任。带女儿来孝天城这几天，他总是早出晚归，连饭都没有好好地给她做一餐，陪她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也就是晚上辅导一下她的学习，张罗她睡觉。 得知方红梅毫无道理地打骂女儿时，他曾暗自下过决心，带王欣到孝天城之后，不打她，不骂她，不对她粗言粗语。可事到临头，自己怎么又做不到呢？以前教书的时候，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他能逐个逐个地辅导，诲人不倦地讲解。对自己的女儿怎么反倒没有耐心了呢？唉！这可能是教师的通病，教别人家的孩子能够静下心来，教自己的孩子则比较急躁。深深地反省过后，王加根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轻言细语地把题目又讲了一遍。直到王欣完全听明白之后，两人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 方红梅放假后，当天就赶到孝天城。 他们一家人得以在a银行后湖宿舍团聚。到了除夕的前一天，王加根也放假了，他们又一起乘车回到花园镇，正经八百地在孝天市二中的家里过年。 和往年春节一样，家里天天人来人往。从早到晚都在准备吃的，让他们累得够呛。把客人接待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得动身出门拜年。白沙铺、方湾、孝天城、花园镇——一辆自行车载着三个人到处跑。 繁忙的春节假期结束后，王加根又孤身一人返回了孝天城。 上班的第一天，他就听说经济审判室人事有调整。饶春芳调支行保卫股搞押运，接替他的是支行信贷股长蔡梅生。 当天下午，蔡梅生就来经济审判室，坐在了饶春芳坐过的位子上。 “小王，你的岗位好像也有变化。支行人事股马上会找你谈话的。”蔡梅生突然这样告诉王加根，而且是似笑非笑的模样，“听说要调你到办事处学会计。” 去办事处学会计？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王加根一听就懵了。 “为什么？我在经济审判室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我去办事处？这是洪远平的意思吗？肯定是。支行的人事调动，都是洪远平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洪远平为什么不让我在经济审判室干了呢？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或者是地区中心支行要调我去的消息传到了他耳朵里？他恼羞成怒，不仅不放我走，还直接把我下放到办事处？” 王加根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近段日子一直有这样的担心。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让他的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他坐在座位上，脑子如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胡思乱想着。 “不可能呀！如果地区中心支行有意调我去，洪远平想拦也拦不住。我一个普通员工，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怎么可能因为我而与中心支行的领导唱对台戏？看来，地区中心支行根本就没有向他提我调动的事情。那我又是哪方面得罪他了呢？春节没去给他拜年？对！很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的。每逢元旦、春节、端阳、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人们都会借佳节之际互相送礼。除了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外，主要还是为了拉关系，巴结那些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和好处的人。a银行孝天市支行这样的风气更盛。除了送烟酒、送茶叶、送各种高档礼品以外，有的人还直接送现金。 王加根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得是比较迟钝的。 进a银行孝天市支行工作半年了，还没有上任何一个领导的家门。迂腐？清高？固执？小气？不懂事？不食人间烟火？似乎都有那么一点儿，但也不完全是。今年春节临近时，他也考虑过给洪远平拜年的事情，还专门征求过他老婆的意见。 方红梅觉得非常有必要。 她对王加根说，你从农村调进孝天城，由农村教师转为银行职员，办成这么大的事情，一分钱都没花，说出去谁都不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你都应该去感谢一下人家洪远平。 王加根却顾虑重重。 春节是个喜庆的节日，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拜年，他觉得很正常。但同一个单位的下级去给上级拜年，特别是去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拜年，他觉得味儿就变了。有讨好卖乖、跪舔求荣的嫌疑。情感上别扭，面子上也抹不开，日后在工作中遇见了，还比较尴尬。 “酸！说白了，你就是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方红梅一针见血地指出，“讨好又怎么了？求人又怎么了？如今不走这条路，你就别想进步，甚至寸步难行！” 王加根见老婆态度这么坚决，也就决定上一次洪远平家的门。 在送什么礼品的问题上，他们又觉得脑水不够用，感觉特别为难。给洪远平这样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银行行长拜年，肯定不能用麻糖或者蛋糕之类的东西，少说也得一条名烟和两瓶名酒。香烟起码要“中华”或者“玉溪”，酒肯定是“茅台”或者“五粮液”。这样算下来，得一千多块钱。王加根所有的积蓄年前都存了定期，家里春节零用的，只有几百块钱。拿什么买礼品？总不能为了拜年去找别人借钱？ 夫妻俩被这个难题彻底打败了。两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相视一笑，就把给洪远平拜年的计划取消了。看来，他们因为舍不得花钱，还是留下了隐患。王加根因此被洪远平下放到了办事处。 听过蔡梅生透露的信息，王加根上午就没有外出，等着支行人事股来找他谈话。可直到十二点下班，既没有人来，也没接到电话。他心情郁闷，一肚子不痛快，骑着自行车回到了a银行后湖宿舍。 家里还有些米面和蔬菜，他也不想做饭。拎起桌子上的一瓶白酒，闷闷不乐地来到司机小张家里。 小张家的饭菜刚刚端上桌，还没开始吃。见王加根来了，一家人赶紧给他挪地方，加碗筷。 王加根没怎么客套，一屁股坐下，和小张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借着酒性，两人忆往事，叙旧情，诉苦闷，发泄心中的不满。一瓶白酒很快就见了底，两人还在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吃菜，不时还互相拍着对方的肩膀。 王加根不记得是如何回到家里的，进屋就倒在床上睡了。 醒来时，已经三点多钟。他不准备去经济审判室上班了，打算直接到a银行孝天市支行，看看自己究竟被发配到了哪里。骑车穿行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他的头隐隐作痛，心里时不时作呕。 唉！酒真不是个好东西。自打来到孝天城，因为生活没规律，他发现身体出了不少毛病。晚上经常失眠，脱发特别厉害，夜里上厕所的次数增多，尿频尿急，肾功能明显减退。怎么会这样？自己还不到三十岁呀！怎么就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工作压力大？营养不良？睡眠不足？总而言之，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似乎都在向坏的方面发展。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回首在经济审判室的几个月，那简直是在瞎胡闹。收回的贷款微乎其微，抵贷物资又难以变现。虽说他起诉了三十多家不良贷款户，打了三十多场官司，但没有一个案子得到完全执行。 总而言之一句话，法院对清收银行不良贷款同样无能为力。 如果自己的工作岗位这次真的变动了，到办事处当会计，也许是一件好事情。至少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生活变得有规律。他可以恢复以前的作息习惯，业余时间看看书，写小说，学英语。 王加根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人如果不学习，就会变得慵懒，变得庸俗，日子就会过得无聊。生活一疲沓，身体自然就会出毛病。 到了a银行孝天市支行大门口，把自行车停放在车棚里，沿高高的石台阶拾级而上的时候，王加根发现大门两侧武士塑像手里的大刀不见了。由于没有武器，看上去杀气腾腾的武士也不那么威风了。 进楼之后，他一路与熟人打招呼，直径奔向七楼的人事股。路过五楼的时候，正好遇见了行长洪远平。 “来来来，我正准备找你呢！”没等他打招呼，洪远平就主动召唤他。 王加根跟在洪远平后面，走进了行长室。 刚进门，洪远平就问：“吴股长找你谈过了吗？” “还没有。我正准备去人事股。” “是这样。让你去办事处学会计只是暂时的。学个二十天，或者个把月，然后就回支行办公室，继续搞法律顾问和宣传工作。” 原来是这样！王加根暗自松了一口气。 虽是虚惊一场，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让他再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不管你多么有能力，你的命运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掌握在洪远平这些当官的手里。洪远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把你当成一坨泥巴，想捏成什么样儿就捏成什么样儿。平头老百姓不可能主宰个人的命运，只有老老实实做事干活儿的份儿。 “另外呢，你去找找工会的老吴。她老公是地区司法局局长，看能不能请她帮忙，给你办个律师工作执照。”洪远平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这样将来打起官司来也名正言顺些。” 王加根唯唯是诺，连声答应。不过，他内心里很清楚，如果不代理刑事案件，有没有律师工作执照是一样的。 他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继续询问学会计的事情：“那我具体去哪个办事处呢？” “这个你去人事股问吴股长。去哪个办事处我都没意见，但最好是对公业务量比较大的。这样学起业务来更快一些。” 王加根于是向洪远平告辞，前往七楼的支行人事股。 吴股长接待王加根的时候，也拿不准该把他安排到哪个办事处。一来行领导没有明示，二来还没有与办事处主任沟通。 她皱了皱眉头，说：“你先到办公室找徐主任报到！等我们研究一下。如果办事处确定了，我们再通知你。” 就这样，王加根又重新回到了支行办公室。 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家具还是原来的家具。唯一的变化，是办公室主任换了。四个月前他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主任是孙志雄，而现在变成了徐新如。 第一百八十五章 电梯杀人 王加根重返办公室，最高兴的应该是新任办公室主任徐新如。 徐新如从支行政工室调到办公室，正值岁末年初，是银行最忙的时候。文字材料一个接着一个，事务性的工作堆积如山，忙得他和张清泉晕头转向。眼下虽然春节过完了，但马上就要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以及专业条线会议和职工代表大会。所有这些会议，洪远平都要参加并发表重要讲话，而起草领导讲话稿又是办公室义不容辞的职责。 此外，hub省人民银行马上要来孝天地区稽核检查。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及辖属各支行领导都比较紧张，惶惶不可终日。紧锣密鼓地准备汇报材料，更改各种业务报表，完善凭证要素，补充档案资料。孝天市审计局要对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营业办公大楼建设项目进行专项审计，支行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白天黑夜忙得脚不沾地，甚至通宵达旦地加班。所有这些稽核、审计和检查，只要有外单位或上级行领导来，支行办公室就要负责接待和安排。 可怜的徐新如主任叫苦不迭，恨不得自己成为孙悟空，一个人变成几个人。正在这个时候，王加根从经济审判室调回了支行办公室，你说他怎能不欣喜若狂！ 王加根很快就挑起大梁，把办公室所有文字材料的起草工作接了下来，还负责公文发文的核稿。徐新如和张清泉这才能够喘口气，抽出时间去忙会务及其他的事务性工作。 他们三个人分工协作，基本上做到了忙而不乱。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大家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a银行孝天市支行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支行储蓄股检查辅导员李莉在搭乘办公楼电梯时，不幸从十一楼掉了下去，在电梯井里摔死了。 说起来，这事与孙志雄还有一定的关系。 孙志雄调任支行储蓄股长后，憋着一股奋发有为的冲劲，雄心勃勃，想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干出让领导满意的成绩。从到储蓄股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带着年轻漂亮的储蓄检查辅导员李莉，在城区各营业网点到处转。检查辅导是由头，主要是了解储蓄业务发展情况。更重要的是，加强与各办事处主任的沟通和联系，密切关系，争取他们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孙志雄当了好几年支行办公室主任，一直是行领导身边儿的红人。现在又出任储蓄股长这么重要的职务，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行领导是有意在栽培他。说不定哪一天他时来运转，就有可能飞黄腾达，提拔进入支行领导班子。基于这种预判，a银行孝天市支行上上下下对他都不敢怠慢。无论他到哪个办事处或者储蓄所，都会享受到众星捧月一样的款待。上任一个多月来，他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晚餐，总是到深更半夜才回来。 这天他和李莉转到了a银行孝天市开发区办事处，例行公事地搞完检查，就被办事处主任吵吵嚷嚷地带到了月圆酒楼。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又一起去豪华歌舞厅唱歌跳舞，玩到深夜十一点多钟才散场。 孙志雄和李莉都住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新大楼，从豪华歌舞厅出来后，他们就拦了一辆的士，一起坐车回家。可能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为唱歌跳舞太兴奋，两人在出租车上一直在讲话，下车后也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 进入a银行大院后，他们径直走向新大楼唯一的升降电梯。 在电梯里，两人谈兴不减。结果，电梯在李莉住的九楼停下时，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差点儿错过了下电梯。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了，李莉赶紧往外面退。她整个身体擦着电梯门出去后，一只脚却被电梯门夹住了。正常情况下，正在关闭的电梯门如果碰到人的身体，会自动弹开。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电梯外面的厢门虽然弹开了，但里面的轿门却没有打开。电梯夹着李莉的一只脚，继续往上面运行。 此时此刻，住十一楼的孙志雄仍然在电梯里面。他眼见电梯的轿门夹着李莉的脚，却没有停下来，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整个人都傻了。最开始，他还听见李莉在喊“救命”，很快外面的声音就没有了。电梯运行到十一层停下来后，轿门缓慢地打开，李莉的那只脚很快就消失了。孙志雄赶紧地从电梯里面冲出来，四下里寻找，却不见李莉的踪影。 “人呢？人呢？”他发疯一般地大声喊叫。 没听到回音。 孙志雄又从步行楼梯往下跑，十层、九层、八层……一直找到第一层，还是没有看见李莉。 “电梯杀人了！电梯杀人了！”他歇斯底里地喊叫着。那声音完全变了调儿，听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午夜狂躁的喊叫声惊动了整个a银行孝天市支行大院。 没一会儿，人们陆陆续续地聚了过来。有经警，有门卫，有银行干部员工和他们的家属。听过孙志雄带着哭腔的诉说，所有的人都被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吓呆了。一个个大惊失色，有的还抹着眼泪哭了起来。这时，银行水电工也赶来了。他三下五除下，就把一楼电梯的厅门撬开了。拿手电筒往里面一照，才在电梯井里发现了李莉——准确地讲，是看到了李莉的尸体。 她从十一楼坠下，摔到电梯井的地面上。现场惨不忍睹…… 天亮之后，李莉的遗体被送往孝天殡仪馆存放。她惨死的消息也迅速扩散开来。不只是a银行孝天市支行，整个孝天城都在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 李莉今年三十二岁，丈夫是孝天市劳动局干部。他们有一个八岁的儿子。这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骤然间就蒙上了阴影。大家难免唏嘘不已，感叹命运无常，对这位年轻漂亮的美女英年早逝表示同情和惋惜。也有一些没心没肺的人，嘻笑调侃，把她的死描绘成了一条桃色新闻。他们说李莉与孙志雄关系暧昧，两人白天夜晚形影不离，实际上早就搞到了一起。还有人充满想象地描述，那天晚上李莉和孙志雄吃喝玩乐之后一起回家，两人在电梯里搂搂抱抱，依依惜别。因为过于粘乎，李莉才没有及时下电梯，结果酿成了悲剧。还有的说，李莉本人没有问题，主要是孙志雄太讨人嫌。自从到储蓄股当了头儿之后，他就对李莉垂涎欲滴。以储蓄检查辅导为名义，创造机会单独与李莉在一起。那天在电梯里，是他故意骚扰和调戏李莉，动手动脚，到了九楼还拉拉扯扯，不让李莉出电梯，结果害了人家的性命…… 这些传闻是真是假，没办法考证。作为当事人的孙志雄听到了，却心有余悸。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当办案的公安人员来调查情况时，他谎称自己没有和李莉一起搭乘电梯。 “你没有和她一起乘电梯，那是怎么发现她出意外的？”警察问。 “我也没有发现她出意外。” “没发现她出意外？那你为什么大声喊叫电梯杀人了？” …… 孙志雄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发现难以自圆其说，他又承认是和李莉一起搭乘电梯。 “你一会儿说没和她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和她在一起。前后矛盾，是不是在故意隐瞒什么？”警察厉声质问。 孙志雄说，因为受了惊吓，自己心里害怕，脑子也糊涂了。 警察正色警告他：“我们办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希望你如实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故意隐瞒事实，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孙志雄吓得满头大汗，颤颤惊惊地把那天晚上的遭遇说了一遍。 警察作过笔录，让孙志雄在上面签了字，摁了手印，又到事故现场勘查了半天，就面无表情地离开了。 孝天市公安局的警察刚走，孝天市检察院又来人了。 与公安人员相比，检察人员的调查取证更细致。除实地勘查外，还查阅了银行内部的文件和资料，与支行领导逐个单独谈话，讯问了一大批中层干部和员工。 发现李莉死亡后，a银行孝天市支行是通过110向市公安局报的案，怎么会惊动了孝天市检察院？命案侦查是公安局的事情，检察院来干什么？产生这些疑问后，洪远平坐立不安。 他把周兴国和王加根叫到办公室，问他们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周兴国也觉得不正常，但说不出其中的所以然。 洪远平就把目光投向王加根。 王加根说，通常情况下，刑事案件由公安局立案和侦查，侦查终结后，再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审查，决定起诉还是不起诉。但也有一些案件是由检察院立案和侦查的，比方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等。 “电梯上摔死一个人，属于检察院立案和侦查的范围吗？”洪远平直截了当地问。 王加根说，既然检察院已经介入了，说明他们已经把这起案件纳入了立案侦查的范围。从检察院这几天调查取证的方向看，主要是查找a银行在管理方面的漏洞，可能是想了解存不存在渎职行为。 “现在最麻烦的是，出事的这部电梯在使用之前，没有取得运行许可证。电梯属于机电类特种设备，涉及人的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电梯必须取得运行许可证才可以使用。” 听到这儿，洪远平默不作声。 过了好一阵儿，他才对王加根说：“你先走！” 王加根离开后，两位行领导又开始商量与电梯厂谈判的事情。 按照事先的约定，电梯生产厂家的代表晚上要来a银行孝天市支行谈判。洪远平对他的副手说，通知徐新如和王加根也参加，让他们每人带上一部微型录音机，把谈判的内容录下来。尤其是对方说了些什么话，一个字也不能漏。 “叫他们把录音机藏在口袋里面，不要让对方看见！”洪远平嘱咐周兴国。 “行！我马上去安排。” 谈判正式开始后，徐新如和加根显得既紧张，又兴奋。他们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摆弄着微型录音机，像两个特工人员。不过，两人劳神费力录制的磁带，之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在配合公安和检察部门侦查、与电梯厂谈判的同时，还要抚慰死者的家属，征得他们的同意，尽快将死者火化和安葬。 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 李莉的丈夫提出，他老婆是下班回家的路上遭遇不幸的，遇害的原因，还是a银行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电梯。因此，a银行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抚恤金给多少？他们的儿子将来怎么办？李莉的父母老了怎么办？所有这些，银行必须给出明确的说法。不然的话，他是不会同意火化和安葬李莉的。 为了回应死者亲属的诉求，a银行专门召开了一次行长办公会。 在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把李莉的非正常死亡定性为因公殉职，按正股级干部的规格安葬，并发放一定金额的抚恤金；她儿子十八岁之前，她父母六十岁之后，a银行每月按一定金额支付生活补助费。至于会上提到的“一定金额”究竟是多少钱，只有参加会议的行领导才知道。其中最基本的原则是，要让死者家属满意。 善后的事宜很费了些时日。 直到清明节前夕，李莉的遗体告别仪式才得以举行。葬礼场面的壮观与宏大，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历史上不多见。数百人胳膊上戴着黑纱，胸前佩戴的小白花送葬，几十辆汽车在花圈的海洋中缓慢行进，不断燃放的鞭炮震耳欲聋…… 安葬完李莉，就到了hub省人民银行来a银行孝天市支行检查的时间。支行几位行领导马上转移工作重点，迅速把精力放到应付检查上。其中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还是汇差压不下来。 所谓汇差，是银行在办理联行结算业务时，汇入资金和汇出资金的差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联行汇差要及时轧计和清算。可是，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很多营业机构暗占汇差成瘾，该汇出的资金长期不汇出，应付汇差大得让人瞠目结舌。 接到hub省人民银行要来检查的通知，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马上召集各办事处主任开会。在会上，洪远平指出了暗占汇差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诸如承担巨额罚款，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等。他要求大家赶紧组织资金清算，把应付汇差压下来。 各办事处主任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也是两头为难。清算汇差意味着就要减少存款，考核任务难以完成；不清算汇差又会受到人民银行的处罚。更糟糕的情况是，很多办事处占用的汇差资金已经挪作他用，短期内根本就没有办法收回来。大家拆东墙，补西墙，把可以用的招数都使出来了，但支行还是有五千六百多万元的汇差难以清算。 怎么办？上上下下都是一筹莫展。 正在悲观的人们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准备接受省人民银行处罚的时候，洪远平做出了惊人之举。 他把支行三个副行长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提出，既然没有办法把应付汇差降下来，能不能想办法增加应收汇差呢？如果应收汇差多了，轧计下来，汇差金额不是就会减少？弄不好，还能够让汇差金额为负数，账面显示为应收汇差。 三位副行长面面相觑，不明白洪远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洪远平神秘地一笑，略显炫耀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致意思是，联系三家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开户的企业，让他们各开两千万元的汇票，由a银行孝天市支行派人持票到省外的银行机构解付，将资金存入临时账户。次日，再编个合适的理由，要求省外银行把这两千万元的资金又汇回孝天市。 “你们分成三个小组，每人带两名员工去办这件事。选距离比较近的省外城市，开车去，开车回。两天之内，既要把资金汇出去，又要让资金汇回孝天市，还要确保资金和人身安全。” 三位副行长听得目瞪口呆。 他们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这三张汇票出去走一圈，换三张汇票回来，a银行孝天市支行应收汇差就可能增加六千万元！与应付汇差五千六百多万元一轧计，账面就会显示为应收汇差。 高！实在是高。他们对洪远平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样的金点子，打死他们也想不出来。 “问题是，账上有两千万元存款的企业很难找。”周兴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就算他们账上有两千万元存款，也不会开出两千万元汇票让我们银行持有啊！企业肯定不放心，因为这笔资金汇出去后，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们连官司都打不赢。” “贷款呀！”洪远平不耐烦地吼起来，“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既然企业不放心，我们就不动用他们账上的资金，只借用他们的银行账户。先给企业办两千万元的贷款，资金划到他们账户里，不就变成了两千万元存款？这两千万元资金汇出去，只是空转一圈，然后一分不少地汇回来。资金回来后，再把那两千万元贷款偿还掉。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三位副行长茅塞顿开。 接下来，几个人就开始商量去哪几个城市。 既要在hub省以外，又不能距离太远。挑来选去，他们最后确定的是hen省xy市、jx省jj市和hun省yy市。 第一百八十六章 神秘之旅 自从调回支行办公室，王加根天天连轴转，忙得焦头烂额。再也没有人提让他去办事处学会计业务，大家似乎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这天早上，王加根正在员工食堂过早，张清泉突然来找他，催他快点儿吃，说是周兴国找他们俩有事。 王加根端起稀饭，咕嘟咕嘟，几口就喝完了。又从盘子里拿了个白面馒头，一边啃，一边跟着张清泉往支行办公大楼走。 “周行长找我们什么事啊？这么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 “我也不知道。小郭这样告诉我的。” 两人来到周兴国的办公室，看到领导的脸色异常严峻。 “把门关上！我们坐下来讲。”周兴国自己先坐到沙发上，对两位下属说，“今天给你们布置一项特殊任务。这项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紧急，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而且对外要严格保密。” 听到这里，张清泉和王加根连大气都不敢出。 “呆会儿上班后，你们到支行信贷股，以孝天市啤酒厂的名义办一笔两千万元的贷款。孝天市啤酒厂财务人员也会来，相关手续由他们具体办。办好贷款后，还是以孝天市啤酒厂的名义，开一张两千万元的汇票。汇票你们自己拿着。再去支行行政股借三千块钱，坐我的车，一起去湖南yy市。” 办贷款，开汇票，借费用，去岳阳——一下子安排这么多事情，让王加根和张清泉有点儿措手不及。 他们简单地分了工，两个人就分头行动了。 张清泉干过信贷员，又在营业网点当过会计，办贷款和开汇票就由他去办理。王加根负责借费用。他填好一张借支单，找周兴国签了字，然后去支行行政股找左股长。 汇票办好后，钱也借到了。王加根、张清泉和周兴国就同坐一辆桑塔纳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hun省yy市。 小汽车奔驰在107国道上，周兴国才向两位下属提示接下来应该注意的事项：到了yy市那边的a银行营业机构，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必须假称是孝天市啤酒厂的业务人员，来岳阳做生意。要求yy市的a银行营业机构兑付汇票，把资金存入临时账户上。第二天上午，再向那家a银行营业机构谎称，生意没有谈成，要求他们把那两千万元资金汇回孝天市。 “我最担心的是，yy市的a银行营业机构不给我们付款，或者明天不让我们把钱汇回去，事情就会搞得比较麻烦。”周兴国不无担忧地自言自语。 到了hun省yy市，他们就近找了一家a银行营业机构，向别人出示汇票，提出了兑付的要求。 没想到，a银行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给他们办理了。 走出a银行营业大厅时，周兴国感叹道：“这说明人家的资金比较宽裕，不像我们那么紧张。” 第一步走得顺利，包括司机在内的四个人都比较兴奋。 他们找了家小餐馆填饱肚子，还分着喝了一瓶白酒，然后就开车前往岳阳国际大酒店。按照周兴国的指示，四个人每人开了一个房间。 王加根按房号找到自己住的地方，拿房卡往锁眼儿里一插，就听见门锁里传出滋滋的响声。抽出房卡，一按把手，门开了。 进门后，他摁了一下墙上的开关，房间里的灯居然没有亮，依然黑灯瞎火。他从房间里退出来，大声喊叫“服务员”，问房间里怎么没有电，是不是线路出了问题。 “没有电？不会？”一个漂亮的女服务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进房间看了看，问客人，“您的房卡呢？” 王加根从口袋里把房卡掏出来，递给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把房卡往墙上开关旁边的一个槽子里一插，房间里的灯一下子全亮了，排气扇也呼呼地响了起来。 原来是没有插房卡！ 王加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脸上如泼了血一样。 他是第一次住这么高档的酒店，不知道通电还要插房卡。 “插卡才能取电。”女服务员耐心地向他介绍，“如果你离开房间，记得把房卡带在身上。” “好的。谢谢啊！” 送走女服务员，王加根进入房间，沿过道往里走，开始环视他即将下榻的这个地方。 床铺很大，长宽都在两米以上。雪白的被子捆绑着铺有雪白床单的席梦丝，床上竟然有五个枕头！四个白色枕套的枕头，两个一组并排摆放着；一个方形绿色枕套的枕头，搁在那两组枕头中间。也不知道要这么多枕头干什么，五个枕头这样摆放着是什么讲究。正对着床的桌子上搁着一台大电视机，旁边有写字台和靠背椅。紧挨着窗户的，是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墙角有一个落地台灯。过道的墙面有块人把高的大镜子，还有两扇移动门。 王加根把移动门挪开，看见里面挂着两件长睡袍，放着两双布拖鞋。大镜子对面还有一扇门，推开一看，原来是卫生间。洗脸台，坐式马桶，大浴缸。或许是条件反射，他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内急，想大便。可是没见到蹲坑儿，怎么办？ 他是第一次见到坐式马桶，以为它就是个尿池子，只能小便，不能大便。急忙间，他记起刚才在一楼大厅登记时，看见旁边有个公共厕所。他于是赶紧抽出房卡，带上房门，乘电梯到一楼，去公共厕所解决问题。再次回到房间时，他感觉轻松多了。 走进卫生间，打算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就上床睡觉。 他打开浴缸上方的水龙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总算调出了热水。热水放入浴缸后，又很快通过排水孔流走了。怎样才能把排水孔堵住呢？排水孔上面有个金属盖子，他拧又拧不动，摁又摁不下去。是不是金属盖子有问题？他不敢武断地下结论，再去询问服务员，又有点儿不好意思，怕别人笑他土包子。 算了，就用花洒冲个澡，洗个淋浴。可放着那么个大浴缸不用，他又觉得划不来，于是再次仔细研究那个金属盖子。正在他为如何堵住浴缸的排水孔犯愁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赶紧跑到床头去接听电话。 电话是周兴国打来的，叫他马上到608房间。说是张清泉和司机在那儿，三缺一，等着他去打扑克。 王加根只得暂时打消泡澡的念头，穿好衣服，抽出房卡，前往周兴国住的608房间。 摁过门铃，来开门的是司机。 这个房间比王加根住的那间要大得多。准确地讲，是个套间房。进门是客厅，摆有沙发、茶几和彩电，相当气派；再往里面走，才是卧室和卫生间。 周兴国和张清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茶几上放着两副扑克牌。 见王加根来了，周兴国就开始洗牌，并主动提出，他和司机坐对面，王加根和张清泉坐对面，两人一班打“双升”。最终输了的一方，必须在地上翻十个跟头。 领导与民同乐，让下属们甚为感动。尤其是王加根，他还是第一次发现周兴国这么平易近人，显得这么随和。 牌局开始后，双方竞争激烈，轮流领先，气氛相当活跃。 不过，王加根和张清泉还是笑到了最后。按规则，输了牌的周兴国和司机应该翻跟头。 王加根和张清泉怕领导难堪，都说算了。 司机也提出，他代周兴国把跟头翻了。 “那怎么行？定好的规矩就不能耍赖皮。”周兴国坚决不同意。 他站起身，走向旁边的开阔空地，在地毯上接连翻了十个跟头。 领导如此言而有信，让几个下属心生敬畏。 “好了！该休息了。明天早一点儿起床。但愿这里的银行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周兴国这样讲，等于下了逐客令。 三个下属知趣地走出房间。 在走道上，王加根大着胆子向张清泉咨询浴缸关不住水的问题。 “进水管后面有个开关，就是一个钢丝帽。”张清泉告诉他，“你把那个钢丝帽往上拉，水就关住了；往下按，排水孔又会打开。” 排水孔的开关怎么放在进水管后面？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这样设计，因此瞎忙了那么老半天。 唉！还是怪自己孤陋寡闻，地地道道一个土老帽儿。 回到房间，他很快就在浴缸进水管后面找到了那个钢丝帽。一拉一摁，排水孔那个金属盖子真的就动了起来。 关好排水孔，他开始往浴缸里放热水。这么大个浴缸，放满热水起码得十几分钟，可以利用等候的时间把牙刷了。本来，他自己带了毛巾、牙膏和牙刷，可卫生间里都有这些东西。白毛巾、小方巾、浴巾各有两条，还有一条大毛巾是放在地面防滑的。洗脸台上的盒子里，有一次性的牙膏、牙刷、梳子和须刨。盒子旁边的一个小木架子上，居然还摆放着男用神油、女用神油和超薄带震动的安全套！神油和安全套明码标价，显然这些东西是要另外花钱的。 王加根虽然结婚八年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些玩艺儿。好奇心驱使他拿起来，仔细阅读上面的说明。看着看着，他的脸就开始发烧发烫，小心脏的跳动也快了许多，呼吸急促。 嗨！宾馆里居然配这些东西！卖淫嫖娼不是法律明令禁止的么？宾馆明目张胆地提供神油和安全套，不是鼓励客人做苟且之事？ 刷完牙，浴缸的热水也快放满了。 王加根一丝不挂下到浴缸里。当整个身体被热水浸泡时，一种沁入骨髓的舒适之感向他袭来。 他咝咝地吸了一口长气，又缓缓地吐出来，然后仰面躺在水里。双手抓着浴缸两侧的扶手，浑身放松，尽情地享受着。那种神奇的舒适之感，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从出生到现在，他洗澡一直用脚盆。倒上半盆或者大半盆热水，坐在里面洗浴。浑身上下洗一遍，再用毛巾擦干水。那种洗澡的舒适度，当然无法与泡澡相比。他也有过游泳的经历，可在冷水里游泳，与浸泡在热水里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水溢出了不少，水温也有所下降，他又把水龙头打开。热水哗哗地往浴缸里放，冲出不少水泡和浪花，给他的感觉更奇妙。 如果能够在自己家里装上这么一个大浴缸，想什么时候泡澡就什么时候泡澡，该有多么惬意啊！ 眼下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a银行孝天市支行后湖宿舍的卫生间太小，没办法安装大浴缸；花园镇的房子更不谈，连卫生间都没有，用水还得去公用自来水管。 努力！争取换套大房子，让老婆女儿也能够在浴缸里泡澡。 也不知在浴缸里泡了多长时间，直到十个手指的肌肉都起皱了，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浴缸。 拿一条宽大的白浴巾包裹着身体，一边擦水，一边走出卫生间。 打开电视机，躺在软绵绵的床上，嗅着被子和枕头散发的香味，边看电视边迷糊。没多一会儿，他就进入了梦乡。 快下半夜的时候，王加根又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这么晚了，谁来的电话？未必又是周兴国？他拿起话筒。 “先生，您好！”电话里传出的居然是女人的声音，而且非常妖，“这么晚打扰您，真是不好意思。我们是酒店做保健按摩服务的，请问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么？” 王加根果断地回答：“没有。” 对方似乎没有听见似的，继续罗啰嗦嗦地往下说。那女的还赤裸裸地挑明，可以提供特殊服务。 王加根说不需要。 “先生，安全问题你尽可以放心。我们这儿是四星级酒店，公安局不会来查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王加根烦恼地挂断电话，但睡意已经完全没有了。第一次住星级酒店，真是让他大开眼界。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酒店用完早餐，就开车前往昨天解付汇票的那家a银行营业机构。 在路上，周兴国和两个下属商量，如果银行不按他们的要求办理，他们就撕破脸皮闹。反正他们的身份是孝天市啤酒厂工作人员，别人也不知道他们是a银行系统的。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要把这两千万元资金带回孝天市。 周兴国实际上多虑了。 到了那家a银行营业机构，他们提出退回资金的要求时，别人二话没说就办理了。也就是说，他们昨天带着两千万元的汇票从孝天城来到yy市，今天又带着这两千万元资金从yy市返回孝天城。 汽车来回跑了六百多公里，四个人在四星级酒店住了一晚上，工作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办得也相当顺利。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办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王加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有保密要求，他也不敢随便请教别人。 琢磨了好长时间，王加根还是把这次岳阳之旅的意图，认定为虚增对公存款。给孝天市啤酒厂两千万元贷款，资金划到啤酒厂的结算账户上，就变成了企业在银行的两千万元对公存款。这叫贷款派生存款，是很多银行惯用的手法。那么，既然贷款已经转化为存款，为什么又要从孝天城汇到yy市、再从yy市汇回孝天城呢？ 他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逃避检查。贷款资金到了企业账户上，如果放在那儿不动，很容易让人看出是为了虚增存款而发放的“假贷款”。资金汇走了，则能掩人耳目。最后资金从外地汇回来，计入存款则名正言顺。二是调节计划。银行存款的增加或者减少，有时是很难预料的。不到月末或者季末的最后一天，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月或者这个季度是什么情况。从外地带回的汇票则能灵活应变：如果存款任务没有完成，就将汇票解付，资金划入企业账户，增加对公存款；如果存款任务已经完成了，汇票就拿在手里，暂不进账，以免抬高了本月或者本季度存款的考核基数。 实际上，资金跨省结算的做法，还是压汇差的需要。 如果这笔资金在hub省内空转，很容易让当地人民银行或者a银行hub省分行查出来。跨省结算，则需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或者中国a银行总行，有一定的隐蔽性。另外，跨省结算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能够保证当地人民银行来检查时，yy市汇出的资金还没有到账，形成事实上的应收汇差…… 这次非同寻常的岳阳之行，彻底改变了王加根对a银行的印象，尤其是对a银行基层管理人员的看法。 从他进a银行起，就听到各种各样的传闻。说a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标杆，规章制度最完善，内部管理最规范。享有“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的美誉，被业界称之为“三铁”银行。 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 至于洪远平、周兴国这些a银行的基层管理人员，更是一些伪君子。会上说得冠冕堂皇，背地里却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这让王加根很失望。 对身边那些风度翩翩的银行管理人员，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崇拜，甚至从骨子里鄙视和看不起他们。 第一百八十七章 选调干部 进入一九九三年，中国的很多地方掀起了撤地建市的热潮。 所谓撤地建市，就是撤销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地区行政公署建制，在原地区行政公署区域设立行政地位与其相同的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地级市。为什么要把地区行政公署改为地级市？好处当然是很多的。这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地级市有立法权，能够制定地方性法规，而地区行政公署没有这项权力。 到了四月中旬，我们熟悉的孝天地区也开始撤地建市了。 根据国务院的批复意见，对原来的县级孝天市进行拆分，包括孝天城在内的南片改为孝南区，北片则组建成立新的孝北县。撤地建市后，地级孝天市委、市政府入驻原来的孝天地委、地区行政公署，孝南区委、区政府入驻原来的县级孝天市委、市政府。也就是说，地级孝天市和孝南区的党政机构仍然在孝天城，只是把招牌换一下就行了。那么，新成立的孝北县委、县政府及其机关单位放在哪儿呢？ 答案很快就有了：孝北县委、县政府入驻我们熟悉的花园镇。 花园镇这座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楚北重镇将升格为孝北县城，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孝北县管辖原县级孝天市北部的十二个乡镇，国土面积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接近六十万，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县级机构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套领导班子，以及县委、县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官员，算起来需要好几百人。这些干部从哪里调配？ 中共孝天市委、市政府研究后决定：孝北县直单位及部门干部编制暂定五百人。其中，一百四十人从孝北县管辖的十二个乡镇选拔，三百六十人从孝天城及本市其他县市区选调。 当地选拔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存在什么障碍，而且要严格控制和把关，但异地选调就没那么容易了。大家都知道孝北县穷，在孝北县工作艰苦，都不愿意去这么一个前途未卜的地方。 孝天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诸如对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职级提升、给予一次性住房补贴、按月发放生活补助、在孝北县工作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三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在报纸、广播电台、电视上公布了一个多星期，自愿报名去孝北县工作的人员还是寥若星辰。万般无奈，孝天市委、市政府又采取强制性措施，把选调孝北县工作的三百六十个指标进行分解，名额摊派到市直及孝南区各单位。一时间，整个孝天城开始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自己成为那三百六十个倒霉蛋中的一员。 王加根没有去想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他刚来孝天城工作，还没有取得a银行孝天市支行正式员工编制。按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派到孝北县。他从yy市回来之后，还接到了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的通知，让他去hg市参加a银行hub省分行举办的法律顾问培训班。地区中心支行法律顾问尹洪斌向他透露，参加完这次培训，他很有可能会调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担任专职法律顾问。 王加根动身去hg市参加培训之前，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认真听课，虚心请教，努力提升法务工作能力，以适应即将变更的工作岗位的要求。可是，当他乘长途汽车赶到目的地，在a银行黄冈干部培训学校报到之后，才发现培训班的实际情况与他的想法相差甚远。 这里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当然无可挑剔。住在a银行黄冈干部培训学校的招待所，有空调，有彩电，有席梦丝，有浴缸和淋浴花洒，有抽水马桶，各种设施与星级酒店差不多。吃饭是桌餐，通常都有十几个菜。荤素搭配，鸡鸭鱼肉俱全。培训时间安排得也很宽松，半天学习，半天休息。每天下午，培训学校还组织大家去周边的旅游景点游玩，相继去了黄州东坡赤壁、ez梁子湖和黄石西塞山。到了晚上，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休息娱乐，各取所需。打牌，下棋，唱歌，跳舞，看电视，散步都行。培训临近结束时，全体人员又集中乘车去了一趟江西庐山风景区。这算什么培训学习呀？简直就是公费疗养嘛！ 王加根初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个培训班花在每个人身上的费用，少说也得五千元。这些钱都是a银行hub省分行拨付的，参训人员没掏一个子儿。去庐山的路上，途经a银行黄梅县支行和a银行江西庐山支行。这两家支行的领导亲自出面接待他们，盛情款待，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每到一处，王加根听得最多的、也是最让他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天下a银行一家人！ 培训学习结束返回孝天城时，王加根并没有收到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的调令，而是卷入到了写“整改报告”的忙碌中。因为hub省人民银行在稽核检查中发现，a银行孝天市支行存在一大堆问题，要求限时整改，并提交整改工作情况的报告。 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自然落在了王加根身上。 整改报告写了改，改了写，反反复复搞了好多遍。最后定稿时，正赶上孝天撤地建市。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机构改革期间，各单位内部人事调动暂时冻结。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已经更名为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孝天市委、市政府要求a银行选调七名人员到新成立的孝北县工作。 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将a银行花园办事处升格为县级支行，同时成立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备组。筹备组组长由a银行孝天市分行信贷科副科长赵国栋担任，副组长共三个人，分别为a银行大悟县支行会计股长万建伟、a银行花园办事处主任丁仲元和副主任程金林。 赵国栋从孝天城到孝北县，万建伟从大悟县到孝北县，可以算选调干部。另外五个选调人员全部来自a银行孝南区支行，分别是王加根、史涛、董红强、陈俊杰和高超雄。这五个人全是男性，而且都很年轻。年龄最大的王加根只有二十八岁，年龄最小的高超雄才二十出头。他们到a银行工作的时间都不长，董红强、陈俊杰和高超雄是前年的大学或者中专毕业生，王加根和史涛是去年通过社会招聘录用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为什么要选派他们五个人去孝北县？大家也猜不透其中的意图和原因。尤其是让王加根重回花园镇，连洪远平、周兴国这些银行管理人员都觉得比较意外。 不是说王加根有可能调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担任专职法律顾问么？怎么转眼间又成了选派孝北县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变动，实际上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层内部斗争的结果。 直白地讲，王加根成了何继安与王道欣明争暗斗的牺牲品。 a银行孝天市分行目前有五位行领导，除了党高官、行长何继安以外，还有三个副行长和一个纪高官。按常理，“一把手”在本单位拥有绝对权威，大小事情都能够拍板，可何继安是个例外。这主要是因为紧随其后的副行长王道欣比较强势，或者说有点儿霸道。 王道欣是部队转业的退役军人。从事银行工作，虽然业务方面没什么专长，但部队培养的硬朗作风让他受益匪浅。他在部队就是搞政工的，政治敏感性强，又善于经营人脉关系。回到地方工作后，尤其注意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队”，扩大“势力范围”，树立个人威信，逐步成为孝天地区a银行系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从支行人事股长干起，一步步高升，直到现在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目前，他分管劳动人事、安全保卫、纪检监察、群团工会、储蓄存款和银行卡工作。既有前台业务部门，又有中后台支持保障部门，属于实权派人物。虽说他不是“一把手”，但他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威望并不逊于何继安。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都在传闻，何继安要调到a银行hub省分行当处长。王道欣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a银行孝天市分行“一把手”。他更是如日中天，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风头已经盖过了何继安。 王加根参加完a银行hub省分行举办的法律顾问培训班，市分行人事科就着手办理他的调动手续。由于市分行没有专门的法务部门，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员隶属于办公室，因此准备把王加根调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公室。 当人事科长刘晓峰拿着王加根的简历，向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汇报时，王道欣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他非常敏感地问：“这个王加根是什么背景？有什么来头？” 刘晓峰如实回答，没什么背景和来头，是何继安行长看中的。 “何行长看中的？”王道欣感觉很吃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一个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专科文凭还是职后取得的，有什么过人的能力和水平？何行长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人？” “据说是他笔头子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再就是懂法律，有律师资格证书，官司打得好。”刘晓峰耐心地解释道。 “你们去调查核实过没有？” “我们去孝南支行了解过，还专门找洪远平谈了的。” “是吗？”王道欣继续问，“洪远平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刘晓峰笑着回答：“洪远平对王加根的评价就两句话。” “两句话？”王道欣有点儿好奇，“哪两句话？” “文章一写就登，官司一打就赢。” 王道欣默不作声了。 他又仔细看了看王加根的简历，突然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老婆在孝天市二中教书？他家在花园镇？” “是的。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花园镇上小学。” “真是太好了！”王道欣喜形如色，高兴地惊呼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不是正在物色选调孝北县工作的人员么？这个王加根就是最好的人选。他在花园镇教过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又家住花园镇，派他去那里工作再适合不过了。他到孝北县，还解决了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这不是一箭双雕、两全齐美的好事么？” 刘晓峰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就这样定了，让他去孝北县。”王道欣不由分说地拍了板，“你们写个报告，我去向何行长解释。” 何继安虽然有意调王加根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但理由不如王道欣充分。再说，他也不可能为了一个普通员工，去否定副职的意见。如果他固执己见，别人还以为他从中得了什么好处呢。不值得！ 这就是王加根被选调到孝北县工作的内幕。 对于这次意外的调动，王加根的反应是平静的。他冷静地分析了一下，认为回花园镇也没什么不好。相比较而言，利还大于弊。 到孝天城工作快一年，他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水平和能力。洪远平对他简明扼要的评价，何继安点名要他，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时候急流勇退，离开孝天城，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此外，种种迹象表明，洪远平很有可能要调离，有可能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也有可能交流到外地任职。王加根写了那么多为他歌功颂德的文章，说他是“银海弄潮儿”，是“金融改革的急先锋”，把他吹到了天上。如果a银行孝南区支行来个新行长，会不会对此有想法？你王加根把洪远平抬得那么高，叫继任者的工作如何搞？所以，王加根继续留在a银行孝南区支行，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还有一点最重要，回花园镇能够与家人团聚，让生活走上正轨。 这一年来，王加根孤身一人在孝天城，下班回家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晚上东游西逛，总像没有依托似的。床上的被子半年多没有晒了，日子过得一烂包。方红梅在花园镇也累，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王欣的学习没人辅导，也耽误了。如果一家三口团聚，所有问题就解决了。闲下来的时候，全家人可以一起散步，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去唱卡拉ok或者跳舞…… 对王加根个人来讲，选调孝北县工作也是事业发展的一次好机遇。按照孝天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政策，选调人员大多会得到提拔。也就是说，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他至少可以当个副股级干部，说不定还会让他在办公室牵头。如果是这样，他就能够独当一面地工作，把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事情理顺，干出非同凡响的业绩。a银行孝北县支行从零开始，从头起步。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果他工作搞得出色，一样有重返孝天城、进入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的机会。 还有一个深藏于王加根内心的小秘密。 他推测，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一定会增设机构和网点，加速扩张，做大经营规模。增设机构肯定就要增加人员，能不能借这么个机会，把老婆调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方红梅不到三十岁，又有大学本科学历，即使是参加公开招聘，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如果方红梅进了a银行系统，夫妻俩都在银行工作，往后的日子就会蒸蒸日上，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基于以上考虑，王加根甚至觉得选调孝北县是一件好事情。 奇怪的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在为选调人员办理相关手续时，却找不到王加根的人事档案。打电话到孝南区支行询问，人事股吴股长不好意思地回答，她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急急忙忙中，吴股长派人去孝南区教育局调档，结果遭到了拒绝。她只能把王加根叫到支行人事股，两手一摊说，他的人事档案区教育局不给，看他自己能不能想办法去拿过来。 自己想办法？单位对单位都办不成的事情，他能有什么好办法？更何况，孝南区教育局分管人事的徐局长、人事股的汪股长和张国学都是他的老冤家。因为他写了那篇题为《愚蠢的约会》的报道，把这些人全都得罪了。别人巴不得找个机会整治他，他去找别人拿档案，那不是送肉上砧板？ 王加根向吴股长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道出了这些难言之隐。 “那怎么办呀？”吴股长听王加根讲过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觉得事情的确比较棘手。她眼珠转了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踢皮球。 “要不这样，我们把你讲的情况向市分行刘科长汇报一下。让他们先下调令。人事档案的事情，等你到了孝北县之后再办理。”老谋深算的吴股长进一步阐述这样做的好处，“你以前不是在花园镇教书么？人事档案上的身份，应该是花园镇教师。花园镇现在划到了孝北县，等孝北县教育局成立后，孝南区教育局肯定会把你的人事档案移交过去。到那时，你去孝北县教育局提档案不是就容易得多么？徐局长、汪股长这些人也没办法从中作梗。” 王加根觉得吴股长的说法也有道理，就笑着答应了。 第一百八十八章 一穷二白 五月三十日上午，a银行孝南区支行五楼会议室坐满了人。 支行全体行领导、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城区各办事处主任全都在这儿，显然是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看上去大家表情很放松，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似乎没什么心理压力。 墙上的横幅会标昭示了今天的会议主题——中国a银行孝南区支行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欢送会。王加根、史涛、董红强、陈俊杰、高超雄五个选调人员被安排坐在最醒目的位置。五位行领导坐在他们的正对面。行领导两边儿，依次坐着支行各部门和各办事处负责人。 首先由支行人事股吴股长宣读市分行文件，接着是五位选调人员依次表态发言、中层干部代表发言，最后是行领导讲话。 会议议程没有什么特别的，但会议气氛和大家发言的踊跃程度跟平时大不一样。 前段日子，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的“靴子”还没有落地，大家惶惶不可终日。稍有风吹草动，就如兔子听到鹰叫一般胆颤心惊。因此，大家都夹着尾巴做人，说话办事小心谨慎。今天不同了，选调人员名单已经公布，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大家就有一种有惊无险、侥幸逃生的兴奋，开会时争着抢着发言。他们众口一词地认为，市分行和支行领导有眼光，挑选出来的都是精兵强将。五个人全是大中专毕业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队伍那么齐整。 “王加根和史涛是支行引进的人才，来了还不到一年就要走，真是可惜了！可以说，我们为即将成立的孝昌支行搞了一次人才招聘。” “王加根既是作家，又是律师。这样的专业人才真不应该让他走。” “一下子调走五员大将，是我们孝南支行的重大损失。” “这个没有关系。根据市政府文件精神，选调人员到孝北县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三年之后，他们还是会回来的嘛。” …… 说这些话，有的是真心，有的是调侃，有的是奉承，有的是揶揄。五个思想单纯的年轻人分辨不出其中的味道，只要听到别人祝福，就双手合十，表示感谢，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欢送会上，办公室主任徐新如即兴作诗赋词。储蓄股长孙志雄满怀深情地唱起了电影《戴手铐的旅客》里面主题歌《驼铃》。 送战友，踏征程， 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路漫漫，雾茫茫，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 接下来是行领导讲话。几个副职发言大同小异，泛泛而谈，空洞无物，表扬，肯定，期望，鼓励，没什么硬东西。只有行长洪远平作了实质性的承诺：五个选调人员在孝天城的住房可以不退，保证他们周末和节假日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 这句话赢得了满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散会后，大家又一起到支行大楼门前照相。先是集体大合影，接着是你拉我、我拉你的小范围合影，再就是五个选调人员合影及单独留影。 “快看！好像是市分行的领导们来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大家的目光一齐向孝天电视台方向的长征路望去。果然，那边一溜开过来四辆小轿车。车队在a银行孝南区支行门口缓缓停下。 洪远平、周兴国及另外三位支行领导赶紧迎了过去。 小轿车里先后走出a银行孝天市分行行长何继安、副行长王道欣、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孝北县支行筹建组组长赵国栋和副组长万建伟。这些领导在孝南区支行班子成员的簇拥和引导下，又分别与五个选调人员握了手，说了些勉励和寒暄的话语。 “可以走了？”何继安望着洪远平问。 “可以走了。”洪远平答应着，叫大家准备出发。 这时，接送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车从大院里开了出来，车厢两侧围着两条红布横幅，一条写的是“支援孝北建设”，一条写的是“a行一马当先”。五个选调人员和a银行孝南区支行中层干部上了这辆车。 交通车启动后，紧随其后的是市分行的四辆车、洪远平和周兴国的专车，最后押队的是一辆丰田面包车——上面装着选调人员的行李。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像是在孝天城里游行，又像是去结婚娶亲，或者送新兵入伍。 车队一路向北跑了个把钟头，就进入了历史上的楚北重镇、现在的孝北县城——花园镇。从107国道进入洪花路，穿过京广铁路花园北道口，进入孝北县城老城区。 快到花园大桥头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噼里叭啦的鞭炮声。车队的行进速度放缓下来。由于鞭炮炸得实在太猛烈了，所有的车子不得不停下来等候。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足有三分钟，才慢慢安静下来。空气弥漫着火药的味道，灰白的硝烟向四处飘散。 坐在车里的人们透过车窗看到，汽车的正前方是一栋四层高的楼房，楼房的外墙上纵向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大家心里似乎明白了，已经到了a银行花园办事处。这栋楼房是人行与中国a银行分设时，分给a银行花园办事处的资产。 “到了！下车。” 车门一个个地打开，早已等候在楼房前面的丁仲元和程金林马上迎了上来。他们与市分行领导和孝南区支行的老同事们逐一握手，对几个选调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在领导们互相打招呼、谈笑风生的时候，银行几个年轻员工悄无声息地上了丰田面包车，开始往下搬运选调人员的行李。 何继安是第一次来这里，饶有兴致地转了转。无论他走到哪里，其他的人都寸步不离地跟着。这栋楼房占地面积不大，也就五六十平方米的样子。虽然只有四层，已经是花园镇最高的建筑了。从楼顶往下悬挂着几条很长的条幅，墙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大门口临时摆放着一些鲜花和绿植。在鲜花和绿植的簇拥下，靠墙摆放着“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组”的招牌。 “来来来，我们在这儿合个影。”何继安提议道。 赵国栋、万建伟、丁仲元和程金林首先响应，五个年轻的选调人员也被推到了前面，再就是从a银行孝天市分行和孝南区支行来的其他人员。 合影结束后，大家这才在丁仲元和程金林的引导下，到一楼营业室里参观。看望正在营业的员工，然后从营业室出来，沿旁边的一个侧门上楼。 二楼以上是办公区域。所有的房间都重新粉刷过，办公家具也是刚刚添置的，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各个办公室的房门上居然都钉上了金色的门牌，像模像样地写着“行长室”“副行长室”“办公室”“储蓄股”“信贷股”“会计股”“出纳股”“保卫股”“人事股”等等。 四楼有个会议室，已经精心地布置过了。会标是“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干部大会”。主席台上摆放着领导干部的名签，选调人员也有专门的座位。会议桌上除了盖杯茶和烟灰缸以外，每个座位上还摆放着一瓶矿泉水。 会议由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道欣主持。人事科长刘晓峰宣读成立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组的文件。筹建组组长和几个副组长逐一表态，最后是市分行行长何继安提工作要求。 哗哗啦啦地拍过巴掌之后，干部大会就圆满结束了。与会人员前往花园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参加为选调人员和上级行领导准备的欢迎午宴。 这餐饭意义非凡，场面也非常热闹。因为酒喝得太多，所有人说话的声调都提高了八度。高谈阔论，手舞足蹈，动情诉说，热泪盈眶，甚至抬手与自己的领导勾肩搭背。午宴一直延续到下午两点多钟。 散场之后，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和孝南区支行的领导们先后离开，上路返回孝天城。 王加根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中途开小差，溜进了孝天市二中校园。回家见过老婆和女儿，他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的屋檐下。 又回花园镇了？他感觉如同做梦一样。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工作关系和人事档案在孝南区教育局，户口及粮油关系在花园镇，事实上他还是教育系统的人。而过去的一年，他却在孝天城上班。a银行孝天市支行把他作为有编制的正式员工，按月发放工资，福利待遇一样不少。如今，他又以中国a银行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了他曾经工作和生活了十年的花园镇……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当然也得感谢这次工作变动。如果不是作为选调孝北县人员，刘晓峰、吴股长这些官老爷根本就不会为他办理调入a银行的手续。尽管a银行在员工花名册和工资表上算了他的人头，但他的人事档案问题不解决，终究是个隐患。现在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事情完全暴露出来，市分行必须给他一个交待。 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赵国栋给五个年轻的选调人员分了工，基本上是原来干什么现在就干什么。 王加根被安排在办公室，史涛在人事股，陈俊杰在支行营业室，高超雄在中心储蓄所。董红强比较特殊，因为他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属科技人员，所以暂时放在支行储蓄股，以方便将来给营业网点上微机。由于支行处于筹建阶段，还没有正式挂牌，五个人暂时都没有职务和职级，身份全部是普通员工。 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内设机构中，办公室人员是最多的。除王加根以外，还有比他年长几岁的余丰新，有两个司机、一个水电工和一个内勤。司机和水电工的职责比较明确。内勤主要负责保洁，为行领导服务，除了扫地、抹桌椅门窗以外，还要收发信报，为支行机关人员烧开水。 王加根第一次看见内勤小姑娘时，感觉特别面熟，可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内勤小姑娘在他面前也显得不自然，目光躲躲闪闪的，似乎有点儿害羞。 小姑娘离开后，王加根向余丰新打听内勤的名字。 余丰新回答说，好像是姓肖，叫什么名字暂时还没弄清楚。因为小姑娘来这儿时间不长，是银行刚刚从花园本地招来的临时工。 “姓肖？花园本地人？”王加根紧锁起眉头，在记忆的长河里搜寻了好关天，突然试探性地问，“她是不是叫肖丽娟？” 余丰新还是拿不准，说他可以把小肖叫过来问一下。 “算了！”王加根怕让小姑娘难为情。 “这有什么关系！”余丰新马上走出办公室，对着外面的走廊喊道，“小肖，你过来一下。” 姓肖的小姑娘不知余丰新找她有什么事情，吓得忙不迭地跑了过来。她身个不高，一米五左右，但皮肤白皙，天生一张惹人喜爱的娃娃脸，看上去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上身穿一件水红色丝绸衬衣，脖颈上挂着一条黄灿灿的金项链，格外引人注目。 “王主任想知道你是哪儿人，叫什么名字。”余丰新给王加根安了个头衔，并一直开玩笑说这是迟早的事情。 小肖手拉着衣角，没有直接回答余丰新的问话，有点儿不自在地对着王加根叫了一声：“王老师。” “你真是丽娟啊！”王加根喜出望外，“几年不见，都快认不出来了。” 不错！这个姓肖的女孩儿，就是曾经在他家做过白班保姆的肖丽娟。因为那时只干了个把月，又有好几年没见面，王加根自然对她印象不是特别深。 “你们认识啊！”余丰新非常惊讶，调侃道，“老实交待，是什么关系？” 王加根犹豫了一下，谎称肖丽娟是他在牌坊中学教过的学生。 “学生啊！学生见了老师，还不主动打招呼？还要老师问了才相认？小肖你做得不对哟。” 肖丽娟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手拎着衣角，非常难为情的样子。 “你忙去！”王加根看到她的窘迫，笑着打发她走了。 王加根真的非常高兴。 肖丽娟虽然在他家干保姆的时间不长，又是因为没有照看好欣欣被方红梅辞退的，但他对这孩子的印象还不错。肖丽娟性情温顺，做事麻利，勤快，而且特别喜欢看书。当然，她也正是因为看书入了迷，让欣欣从床上滚下来，脑袋上摔了一个大包，导致自己丢了工作。当初因为辞退她，王加根还与方红梅争吵过，真没有想到，时隔几年，他们竟然以这种方式重逢，而且成了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肖丽娟离开后，王加根和余丰新各自回到座位上。他们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有时相互对望一眼，或者转到阳台上站站，又从阳台上走进来。如果赵国栋和其他三个副组长不找他们，桌子上的电话又没有响，他们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真是无聊啊！这里竟然连报纸杂志都没有订，信息太闭塞了。 王加根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很不习惯。 这里各方面条件相当差，整栋营业办公楼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共用，撒尿都得排队等候。有时他扯个借口，想溜出去放放风。可沿路看到的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低矮陈旧的房屋，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自行车、三轮车、人力板车横冲直撞，灰尘、纸屑和各种垃圾漫天飞扬……回想起在孝天城工作的日子，如烟云，如梦幻，惆怅油然而生。难怪那么多人都不愿意来孝北县！这里确实太落后了，最近十年完全没什么发展，已经被曾经的竞争对手——孝天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他坐在这里感慨万端，叫苦连天。殊不知，在选调孝北县工作的三百六十员“大将”中，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还是最好的！ 根据孝北县城城区建设总体规划，花园镇老城区基本维持原貌，不作大的改造。在京广铁路线以东，107国道沿线十几平方公里的区域，重新建立一个新城区。老城区隶属于花园镇，新城区则是真正的孝北县城。说白了，孝北县委、县政府就是想撇开花园镇，在镇东广袤的田野上重新建一座新县城。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和县直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及金融机构都在新城区圈了地。或划拨，或转让，基本上都有了各自的地盘。不过，各单位的房子都在规划中，还没有一栋建成的。因此，到六月十五日孝北县正式挂牌时，这些机构和单位只能在花园镇老城区临时办公。 眼下，花园镇所有的宾馆和旅社都被租赁一空。无论是国营的、集体的，还是私人开办的，只要有客房，就会被进驻孝北县的单位长期租赁。像荣昌宾馆、长征旅社、五一饭店、知青旅社这些稍微气派一点的地方，连会议室、歌舞厅都改成了办公场所。哪怕是书记、县长或者局长，也只能在睡觉的房间里办公。 至于吃饭，能够办食堂的单位很少，大多是在外面“打游击”。这又带动了花园镇的餐饮业。大街小巷，旮旮旯旯，随处可见新近开张的餐馆，而且每一家生意都非常火爆。 住宿和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如何打发？这些重回“单身汉”“单身女”生活的选调干部，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很快，丰富夜生活的娱乐业又红火起来。孝北县城大大小小的麻将馆、录相室、卡拉ok房、歌舞厅、洗脚屋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个接一个的开张营业。 第一百八十九章 交易难题 下午六点钟一到，本来很安静的银行办公楼霎时热闹起来，室内室外传出各种噪杂的声音。 悉悉索索收拾东西的响声，锁抽屉、锁门的磕碰声，走路或者下楼的脚步声，彼此打招呼、交谈的话语声……下班回家的人们个个显得欢天喜地。 赵国栋也不例外。虽然老婆孩子在孝天城，回到宿舍也是一个人，但他还是不敢在办公室里呆得太久。因为回去晚了，单位食堂就有可能关了门，没地方吃饭。 以前的a银行花园办事处没有职工食堂。七个选调人员来了之后，除王加根能与家人团聚、在自家就餐以外，其他六个人都成了单身汉，没地方吃饭。另外，还有近两年分配到这里工作的四个中专毕业生，因为还没有成家，也一直在为吃饭的事情发愁。 赵国栋和几个副组长一商量，就决定在职工宿舍楼一楼腾出一套房子，改为职工食堂。请了一个既会做白案又会做红案的师傅，立马就开伙做饭了。 a银行花园办事处职工宿舍楼位于胜利路，距花园大桥头不远，步行的话，也就十来分钟的样子。赵国栋有个习惯，就是走路脚步轻，无论是快走还是慢走，都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再就是走路目不斜视，或者低倾着头，只看脚下的路面，不左顾右盼、东张西望。他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办公楼下来之后，就沿中山街往南走，几分钟就到了中山街与胜利路的交汇口，再左转，几十米就到了a银行中心储蓄所，与中心储蓄所连在一起的就是职工宿舍楼。 a银行在花园镇有三个营业网点：花园大桥头的营业室、胜利路上的中心储蓄所、十字街口的中山街储蓄所。除此之外，银行还有一栋职工宿舍楼。这栋占地面积呈“l”形的宿舍楼临街，正对着花园汽车站。临街门面的一楼是中心储蓄所，二楼以上及不临街那侧的所有房屋都是职工宿舍。需要说明的是，这栋楼临街门面房的产权并不完全属于中国a银行，而是中国a银行和中国b银行共同所有。 临街门面大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中国a银行中心储蓄所，另一块是中国b银行中心储蓄所。从大门进入营业厅，也是很奇葩的景象：在同一个营业柜台里面，坐着a银行和b银行两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两家银行各有一个对外营业窗口，办着类似的业务，但账务却是分开的——经营成果分别属于a银行及b银行所有。 这栋楼的旁边有个侧门。准确地讲，是一条巷子，通往宿舍楼围成的空地及楼道。 赵国栋穿过巷子，直接进入a银行职工食堂吃饭。 做饭的厨师姓丁，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小个子，行动如猴子一般敏捷。他性格开朗，脚快手快眼珠转得也快。喜欢开玩笑，二五点子的话特别多。人很嘻哈，做饭炒菜的手艺也不赖。 丁师傅是花园本地人，家住花园镇南面的丁家河——与丁仲元同一个村子。他平时住宿仍然在家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两头跑。上午来a银行上班，傍晚下班后回家，只负责做中餐和晚餐。 食堂主食多为大米饭，菜一荤一素一个汤。吃饭的就十来个人，不用付现金，先记账，到了月底再结算。 赵国栋走进餐厅时，几个正在吃饭的小伙子都抬起头来，主动与他打招呼。丁师傅更是笑脸相迎，忙不迭地为他盛饭打菜。赵国栋端着饭菜，坐到万建伟旁边的一个座位上。 万建伟见到赵组长，习惯性地往旁边让了让。他一边咀嚼，一边愤愤不平地发牢骚：“我觉得今天这事不能答应他们！程县长明显偏袒客运公司和汽车站。他们是做好了笼子让我们钻！” 赵国栋没有讲话回应，苦笑着摇了摇头。 今天下午，孝北县副县长程子安出人意料地来到了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孝北县交通局局长、孝北县汽车运输公司经理和花园汽车站站长。 赵国栋诚惶诚恐，不知道程副县长大驾光临有什么要紧事。 双方坐定之后，程子安开门见山地道明了来意：商量花园汽车站的搬迁问题。 花园汽车站搬迁？这与a银行有什么关系？赵国栋一头雾水。因为不了解情况，他把几位客人请到四楼会议室，又通知几位副组长参与商谈，并要求王加根做好记录。 通过花园汽车站站长的介绍，大家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三年前，原孝天市汽车客运公司对花园汽车站进行整体改造。按照“十年不落后”的标准，在胜利路临街修建了一栋高四层、建筑面积五千多平方米的营业办公大楼。并且把汽车站停车场面积扩大了一倍，能够同时停放二十多辆大客车。这项工程耗资三百多万元，其中有两百万元是a银行花园办事处提供的贷款。 改造后的花园汽车站投入运营后，孝天市客运公司却没有信守承诺，经常拖欠a银行贷款利息。全部贷款到期后，也没有按合同偿还本金。到孝北县成立时，这笔贷款的本金和应付未付利息，加在一起超过了两百六十万元。那个“十年不落后”的花园汽车站因为在老城区，不符合孝北县城市规划建设的要求，因此很快就“落后”了。 新成立的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拟将花园汽车站搬迁到孝北县城新城区，同时更名为孝北汽车站。可是在选址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一个伤脑筋的难题：新城区的好地段早已被其他单位抢占一空，找不到合适的地皮。 买了地皮的单位大多已经做围墙圈起来了，有的在打桩，有的在下地基，有的房屋建了好几层……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不过，在洪花路转盘西南角有一片土地荒芜着，既没有种庄稼，也没有打围墙。这个地方处于107国道与孝花公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连接着孝北县新城区和老城区，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黄金地段。 洪花路转盘东南角是中国d银行大楼，东北角是荣昌宾馆，西北角是中国b银行大数。这三个单位的房子在孝北县成立之前就建好了，已经投入使用。西南角这块土地据说是留给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至今还没有动工。如果把孝北汽车站建在这个地方，那该有多好！既在县城新城区，又离花园镇老城区不远，还有107国道和孝花公路这条省道经过，是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 孝北汽车站站长产生这个想法后，激动不已，赶紧去找他的顶头上司——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经理。 “异想天开！a银行怎么会把这么好的一块地皮让给你？”客运公司经理当头给汽车站长浇了一盆冷水。 “这可不一定。”汽车站长不以为然，“我们手里有王牌，可以跟a银行做交易。” “什么王牌？”客运公司经理问。 “我们在a银行有两百万元的贷款，本息一直拖欠着没还，加起来有两百六十多万元。如果他们把那块地皮转让给我们，我们就把贷款本息一次性付清了。” “一次性付清？”客运公司经理瞪大了眼睛，“你从哪儿去弄那么多钱？” 汽车站长诡秘地一笑，对他的顶头上司说：“这个您就不用发愁了。我们也不会找您要钱。孝北汽车站建成后，花园镇老城区那个老汽车站是不是就没用了？我们可以把老汽车站的房产和土地全部给a银行，以物抵债。我们提出老汽车站作价两百六十万元，交给a银行后就两不欠，两不找。那笔贷款本息不是就一次性付清了？” 客运公司经理听到这里，如醍醐灌顶，忍不住翘起大拇指，表扬下属的主意好。高！实在是高！这个金点子起码一箭三雕：得到了好地皮，偿还了a银行的贷款，还把闲置的不良资产处置了。 “就是怕a银行不上套。”汽车站长不无忧虑地说，“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去找一下程县长。让程县长出面，说不定事情能办成。” “好！我们一起去找程县长。” 孝北县客运公司经理和孝北汽车站站长随即起身，去孝北县政府找分管工业、交通和城建的副县长程子安。 程子安原是孝天地区交通局稽查科长，刚刚提拔为孝北县副县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也也想快点儿弄出些响声来。如果能够建一座新汽车站，他作为分管交通的副县长，自然风光无限，也在政绩上浓墨重彩地涂上了一笔。因此，听过县汽车客运公司经理和汽车站长的汇报，他马上表示支持，并亲自出马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协调。 这就是程子安今天下午突然来找赵国栋的原因。 赵国栋自然不同意对方提出的方案。癞痢头上的虱子——道理是明摆着的：把那块好地皮转让给孝北汽车站，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营业办公大楼怎么办？去哪儿建？ “这个好说。”程子安似乎早就想好了，“我正好分管城建，可以让规划局再划一块地皮给你们。从洪花路转盘往南或者往北，107国道沿线的地皮，你们随便挑。点哪儿是哪儿，要多少给多少！” 赵国栋还是不敢答应。 a银行孝北县支行选址是上级行确定的。那块地皮何继安和王道欣都来看过。就是借赵国栋十个胆，他也不敢擅自作主把这块地皮转让出去呀！可程子安副县长亲自上门，他也不敢简单粗暴地拒绝。 “这事我得向市分行请示。”赵国栋运用缓兵之计，“等市分行有了明确意见，我们再坐下来商谈。” 程子安表示同意，并催促他尽快。 送走程子安一行，赵国栋马上召集班子成员开会，商议这件突如其来的大事情。 万建伟首先表示反对，认为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在这宗交易中“头头占尽”，全部是对他们有利的。 程金林担心把这块地皮转让之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修建支行新办公大楼。他认为，程子安提到的那些备选地方，是孝北县城建设二期甚至三期工程才能涉及的区域。未来年难得开发到那里，修建支行新办公大楼肯定不合适，省市分行肯定不会同意。 只有丁仲元认为对方提出的方案可以考虑。他的理由是：花园汽车站的贷款已经逾期两年多，本息一直收不回来，早已成为坏账。虽说花园汽车站现在归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管，但县汽车客运公司不可能拿出现金来偿还这笔贷款。新官不理旧账——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所以，不如趁机收回花园汽车站的房产和土地，这样a银行多少能得点儿东西。收回这笔不良贷款后，就能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不良贷款清收压降任务，奖金也是非常可观的。 “可问题是，这些房产收回后，没有办法处置变现呀！谁愿意花那么多钱在老城区买这个破汽车站？”万建伟一针见血地指出。 丁仲元笑了笑，回答说，老汽车站的房产收回后，想处置变现肯定不容易，但a银行可以自己留着用。在孝北县支行新大楼建成之前，可以把这里作为临时过渡的营业办公场所。 “花园大桥头那房子是十几年前修建的，破破烂烂，房间又小，完全没有县支行的样子。几十个人挤在里面办公，根本就铺排不开，上厕所都要排队。我们可以把花园汽车站的房子简单装修一下，再把支行从花园桥头搬过去。一楼做营业室，二三四楼办公。这样的话，营业办公条件都会得到明显改善，也能提升支行的形象。”丁仲元越说越来劲，“花园汽车站停车场那么大，可以考虑修建一栋宿舍楼，改善员工的住宿条件。” 听丁仲元这么一讲，大家都不说话了。尤其是修建职工宿舍楼的建议，让他们充满了期待。几个领导人心里都清楚，如果新的职工宿舍楼建成了，他们每人都能分到一套房。 赵国栋说，这个方案是个好方案，就是怕市分行通不过。 “我们一起去市分行汇报，说不定领导会采纳我们的意见。”丁仲元信心满满，又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孝北县新城区建设虽说搞得热闹，但真正要繁华起来，起码得五年时间。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哪个也说不清楚。所以，支行新大楼究竟选在哪里更好，还是个未知数。我们可以先在新城区租房子，开几个营业网点，保证市场份额不丢失。支行办公大楼建设缓一缓，从长计议。把花园汽车站重新装修一下，至少能保证五年不落后。” 万建伟和程金林不再言语。赵国栋也不敢拍板。 会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整个下午的余下时间，赵国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从答应转让地皮和拒绝转让地皮两个角度，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思过来，想过去，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吃饭时遇到万建伟，又谈起了这个话题，当然想听听班子成员的意见。 “不过呢，要是我们拒绝他们，花园汽车站那两百万元的贷款他们肯定不会还，往后恐怕连一分钱的利息都收不到。”万建伟情绪缓和下来后，话锋又一转，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最麻烦的是，程子安今天亲自出面了，主动上门来协调。如果我们不给程子安面子，a银行的工作以后恐怕也不好搞。” “就是啊！我考虑的也是这个问题。客运公司和汽车站真他妈的扯淡，居然把程县长请过来压老子。”赵国栋牢骚满腹地骂道。 “要不，我们就答应他们？”万建伟试探性地问。 赵国栋还是没有吭声。 “其实，丁仲元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只要我们手里有钱，还怕买不到好地皮？” “让我再好好想想！” 吃过饭，赵国栋回到自己的宿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茶几上拿起一包已经开过封的红塔山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雾。眉头紧锁，眼睛不自觉地眯了起来。 细细算来，他来孝北县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会选调他到孝北县。当人事科长向他透露这个消息时，他还以为刘晓峰是在开玩笑。直到何继安行长亲自找他谈话，他才如梦初醒。 a银行孝天市分行有一千多号人，市分行机关也有三百多，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组组长的头衔，为什么就偏偏落在了他身上？参加工作快二十年了，他赵国栋不显山，不露水，一直默默无闻。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八岁，居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赵国栋出生在孝天地区汉川县农村。父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患血吸虫病去世了，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高中毕业后，侥幸考上了孝天地区财贸学校。财校毕业，又非常幸运地分配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工作。人行与中国a银行分家时，他被安排到中国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此后一直就没挪过窝。从办事员到副主任科员，再到副科长，他也算是矮子上楼梯——步步高升。他二十二岁结婚，老婆是他的财校同学，在孝天地区纺织品公司上班。婚后他们生了个儿子，一家三口加上老母亲，过上了其乐融融的日子。 赵国栋性格内向，说话办事谨小慎微，很少与人闹矛盾，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出了名的老实人。老实人有憨福气——在他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可谁又说得清楚，这次升迁对于他，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第一百九十章 红火热闹 选调到孝北县工作，赵国栋喜忧参半。 喜的是，多年的副科终于有机会转正了。按照惯例，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成立后，筹建组长就会被聘任为支行行长。支行行长属正科级，而且属一方“诸侯”。职务升了，权利大了，他的事业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忧的是，他已经三十八岁，即将进入不惑之年，又要与家人分居两地，生活没有以前方便。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也难得照顾。尤其是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弄不好就给耽误了。 喜也好，忧也罢，这些主观情绪改变不了岗位调整的结果。像a银行这样的中央金融企业，干部管理和党政机关差不多，升降去留全凭一张纸。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原则问题，没办法任性，除非你辞职不干了。 参加工作以来，赵国栋一直在a银行支行以上的机关上班，没有在基层营业网点工作的经历，更没有当过单位或者部门主要负责人。突然间让他担任县支行“一把手”，他的确有点儿诚惶诚恐。 他不知道支行行长应该怎么当，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抓起。 红火热闹的送行场面过后，目送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乘车远去的背影，赵国栋猛然间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站在路灯昏暗的街道上，感到特别的孤独和无助。发了一会儿呆，在其他几个副职的催促下，他才和万建伟一起回到住宿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赵国栋如饥似渴地听汇报、看文件、找资料，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孝北县和花园镇的情况弄清楚。 孝北县地处大别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地形北高南低，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澴河居中贯穿南北。全县有耕地四十六万亩，林地四十四万亩，水面十万亩，是一个农业大县。耕地中的水田每年能收两季稻谷，旱地每年能收一季麦子，插空还能种植棉花、花生、黄豆、芝麻、红薯、甘蔗、玉米、高粱、烟叶、荸荠、莲藕等农作物。 孝北县委县政府结合各乡镇特点，提出了打造特色产业的构想。邹岗乡主推拳头产品太子米；杨岗乡围绕双峰山旅游风景区开发旅游资源，同时做大茶叶产业；小河镇和小悟乡临近革命老区大悟县，多为山地，开展以玉皇李、早蜜桃、银杏、板栗、珍珠菜和中药材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对于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乡镇，则以水库塘堰养鱼为主，同时建立生态风景区和旅游度假村。一些地域特色不明显的乡镇，可以发展养殖业。除了传统的养猪、养牛、养羊、养鸡、养鸭、养鹅以外，还可以尝试养特种狗、毒蛇、鸵鸟…… 孝北县城所在地花园镇位于平原地带，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全县工商业发展的重任。花园镇历史上的荣耀，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因为其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素有“楚北重镇”之称，自古就有“占据花园，逐鹿中原”的说法。 花园镇被确定为孝北县城后，孝天市文化馆馆长在《槐荫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考证“花园”这个名称的由来。据说，古代有一姓万的富人，在这里遍植花木。方圆六里范围，花木茂密，满园苍翠，四野芳香。在明朝末年，这里就被称作“花园市”。博学的孝天市文化馆长大言不惭地宣称，花园建“市”比上海还要早！ 明清时候，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作坊林立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后，花园镇工业发展更是红红火火。在很长一段时间，花园镇与孝天城关镇齐头并进。一北一南，成为竞争激烈的县域经济和文化中心。花园镇的工商企业发展得很好，花园水泥厂、花园牙刷厂、花园铸管厂、花园电机厂、花园化工厂、花园塑料厂、花园玻璃厂、青春丝绸厂都小有名气。遗憾的是，这些企业近几年开始走下坡路了，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寥寥无几，好多已经破产倒闭。到孝北县成立时，孝北县的龙头企业只剩下花园水泥厂和花园牙刷厂两家。 花园水泥厂位于花园镇东部，恰好在规划的孝北县新城区。这么一个污染严重的企业，如果让它继续留在中心城区，将来肯定后患无穷。搬迁，无论是企业还是孝北县政府，都拿不出那么多钱。因此，这家企业的发展前景堪忧。 花园牙刷厂倒是牛逼哄哄。这家工厂的厂长姓余，是个妄自尊大、能说会道的家伙。正当这个作坊式小厂逐渐发展壮大，在花园镇数一数二的时候，就赶上了孝北县成立的良机。余厂长开始膨胀，想把厂子往大做。他动用工厂的全部家底，在孝北县城买了四十多亩地皮，建成了几栋气派的厂房，把“花园牙刷厂”更名为“湖北牙刷厂”。眼下，正准备从英国进口两条流水生产线，力争把牙刷的年产量做到全国最大，打造“中国第一刷”。 余厂长找县高官，找县长，找县工业局长，雄心勃勃地表达自己的宏伟理想和远大抱负。他希望这些领导们出面，帮助湖北牙刷厂在银行弄贷款。为了加大宣传力度，他通过丁仲元找到王加根，希望他写篇文章，为牙刷厂吹一吹。 湖北牙刷厂是a银行的信贷客户，正在向a银行申请技术改造贷款，用于购买英国的进口设备。如果这笔贷款批下来，湖北牙刷厂在a银行的贷款余额，就会超过花园水泥厂，排在全县第一位。对于这样一个重量级客户，a银行当然不敢马虎。企业好，银行才会好。如果湖北牙刷厂壮大起来了，a银行同样会受益。再加上，丁仲元与余厂长个人关系不错。 王加根不好意思扫领导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他先到湖北牙刷厂的生产车间实地采访，又去正在新建的厂房看了看，觉得还是那么一回事。听过余厂长两个多小时的汇报，他竟然也热血沸腾起来了。没几天，他就写了一篇题为《目标：中国第一刷》的报告文学，发表在《孝天日报》和《孝天通讯》杂志上。 一时间，湖北牙刷厂声名鹊起，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孝天市高官和孝天市长相继到这家企业调研，要求孝北县各金融机构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领导们的这些指示，为湖北牙刷厂的技术改造贷款获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也可以说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得知湖北牙刷厂已经向a银行提交了贷款申请材料，c银行和d银行的管理人员还私下里与余厂长接触，开出更加优惠的条件，抢着做这单业务。 余厂长笑呵呵地承诺：“新的生产流水线正式投产后，需要流动资金贷款再找你们。” 此时的湖北牙刷厂，真是风光无限啊！ 不过，振兴孝北县工商业，仅靠一两家企业是远远不够的。孝北县委县政府又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招商引资，想方设法吸引外地的项目、资金和人才。在招商引资的各种会议、活动、文件和宣传资料上，人们都可以看到县委县政府提出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拼搏八年翻三番，建成中等发达县。 这条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还以广告招牌的形式，出现在洪花路与107国道的交叉路口。 “八年翻三番？怎么可能？这牛逼也吹得太大了！”很多人看到广告招牌时的第一反应，都觉得孝北县提出的目标不靠谱。 人们还有一个疑问，其他地方制定发展规划时，都是五年一个周期，契合国家的五年规划。为什么孝北县会提出“拼搏八年”这个时间段呢？很简单，孝北县是一九九三年成立的，算上建县元年，再过八年正好是两千年——进入二十一世纪。 也就是说，他们提出的是“世纪发展目标”。 事实上，提出这个奋斗目标，孝北县的领导们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 孝北县成立时，全县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gdp只有四亿元，翻三番也就是达到三十二亿元。 一个拥有六十万人口的行政县，国民生产总值做到三十二亿元，也算不上什么高不可攀的指标。毕竟，孝北县成立时的gdp基数很小，领导们丝毫也不为外界的冷嘲热讽所动摇。 为了增强全县人民的信心，给大家加油打气，县里组织人员成立专门机构，设计县标，创作县歌，评选县花，确定县庆日。 孝北县的县标为金鸡报晓，寓意孝北腾飞。因为设立孝北县的年份是十二生肖中的鸡年，因此县领导对“鸡”情有独钟。县歌的歌名叫《明天的辉煌》，由武汉音乐学院的专家教授作词作曲，聘请时下正红得发紫的歌手演唱。县花是鸡冠花。入选理由是这种花耐旱，无论在多么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根，开出灿烂的花朵。县庆日为孝北县委县政府正式挂牌的日子——六月十五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县机关放假，学校停课，举办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 很快，一座纯铜打造的金鸡雕像就在107国道洪花路转盘的正中央立起来了。雕像高六点一五米，契合孝北县政府正式成立的日子六月十五号。金鸡雕像四周的空地上，种满了火红的鸡冠花。每天早晨和傍晚，孝北县人民广播电台都要播放县歌《明天的辉煌》。通过无线电波和电线，传送到全县的每一个地方。走在孝北县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总能听到那熟悉的弦律。 如此红火热闹的场面，的确振奋人心，让孝北县上上下下如同打了鸡血一样。辖属的十二个乡镇及大中型企业都围绕“拼搏八年翻三番”的宏伟目标，制定发展规划，拿出具体的工作方案和措施。 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然也不例外。 这家银行目前有五个营业网点。除了三个自营机构外，在澴河西的中南冶勘六○四队和京广铁路东的驻军部队营房区，设有两个业务代办点。支行员工数量六十四人，近半数为临时工或代办员。支行各项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均为六千多万元，抵不上孝天城区一个中等规模的办事处。全部贷款中，能够正常还本付息的不足两成，百分之八十的贷款已经逾期，不良贷款率高得吓人。a银行花园办事处自成立至今，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状态，没有哪一年是盈利的。 现状就是这个样子。作为孝北县支行主要负责人的赵国栋，难免悲观失望，甚至心灰意冷。经济决定金融，如果孝北县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或许a银行也有翻身的希望——这是他仅存的一点儿幻想。 有时，赵国栋也会和县里的那些领导一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客观地分析面临的困难。他乐观地认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基础差、低并不一定是坏事。落后意味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更容易做出成绩。 这样想的时候，他身上的热血就会沸腾起来。人生能有几回搏？脱一层皮，掉几斤肉，卯足劲儿，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或许能够在孝北县开创一片新天地，成就一番新事业。 可是，劲往哪儿使？力往哪儿着？他又没有了主意和方向。 来孝北县个把月了，每一件事情他都依赖着丁仲元。别人毕竟在花园镇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办事处主任，情况比他熟悉。就拿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提出的用花园汽车站的房产充抵贷款这件事来说，他最终还是决定采纳丁仲元的意见。 他让王加根起草文件，请求a银行孝天市分行批准这宗交易。原本准备以红头文件上报，无奈a银行孝北县支行尚未正式成立，还没有发文资格。孝北县支行的行政公章也没有刻制，只得采用没有发文字号的便笺。 这份千把字的请示，赵国栋反反复复修改了好几遍，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定稿之后，再让王加根去外面打印。 本来银行已经买回了复印机和四通打字机，由于没有招聘到打字员，这些办公设备只有闲置着。为这事，王加根向赵国栋汇报了好几次，但赵国栋总是叫他再等一等。 请示打印好之后，赵国栋就揣着这份文件，和丁仲元一同前往a银行孝天市分行，向副行长王道欣汇报。 王道欣看过请示，说他本人原则上同意，但这事还得请示何继安行长，可能还要上党委会。他让赵国栋和丁仲元回去听消息，一旦市分行有了明确的意见，就马上通知他们。 大约过了三天，赵国栋接到王道欣的电话，说市分行对他们请示的事项同意了。督促他们快点儿让花园汽车站腾房，抓紧时间装修，争取年内搬到新地方办公和营业。 赵国栋连声说了三个“好”，高兴得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挂断电话后，他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丁仲元，又和丁仲元一起去了孝北县汽车客运公司。三下五除二，双方就达成共识，签订了协议。明确那两百万元贷款销账事宜，以及花园汽车站的腾退时间。a银行把洪花路转盘西南角那片土地，以原价转让给了孝北汽车站。 在孝北县副县长程子安的协调下，a银行孝天市分行又拿出一百零八万元资金，在洪花路转盘南边大约两公里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修建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的地方。 紧接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营业室的装修改造工程就开工了。承接这项工程的，是花园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工头宋金宇。 这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宋双清的父亲。 随后开工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新宿舍楼，承建单位也是宋金宇经营的建筑公司。 第一百九十一章 人事档案 这段日子，王加根的喜事还是挺多的。 除了一家人团聚，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方红梅任教的孝天二中更名为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学校领导对她格外照顾，分了两间简易宿舍给她，另外还搭建了一个厨房。 把液化气罐、煤气灶、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这些与炊事相关的东西集中到厨房后，屋子一下子宽敞了许多。于是，他们又添置了电冰箱、沙发、落地电风扇和“凤凰”牌自行车。加上王加根参加各单位开业典礼领回来的瓷器、茶具等纪念品，家里骤然间殷实起来。 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挂牌后，王加根被聘任为支行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因为职务后面加了个括号，排在了同为办公室副主任的余丰新前面。 安居乐业，又升职了，真可谓双喜临门。唯一让他闹心的，就是他的人事档案还没有从教育部门转到银行。 a银行孝北县支行举行挂牌仪式那天，王加根在前来恭贺的客人中，意外地见到了师范同学殷彬和敬文的拜把子兄长金安。这两个人也是作为选调人员来支援孝北县建设的。殷彬在孝北县教育局当副局长，金安在孝北县人事局任股长。 见到这两个熟人，王加根喜出望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人事档案。挂牌仪式的议程全部搞完后，大家拎着领到的纪念品前往五一饭店聚餐。王加根紧跑快赶地追上殷彬副局长，谈起了他的人事档案。 殷彬非常惊讶地问：“你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 “是啊，还没有。” “那花园镇教育组不是还在算你的人头？还在发你的工资？” 王加根如实相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从去年九月份起，就没有到牌坊中学领过工资。” “你没到牌坊中学领工资，不代表财政没有给牌坊中学拨工资。”殷彬非常肯定地说，“教育部门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有的教师离开工作岗位好几年，所在单位还在领空饷。这些钱学校领回去之后，有的用于请代课教师，有的以奖金、补课费或津贴的形式瓜分了。” 还有这样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不过，王加根对他这一年多财政工资的去向并不怎么关心，他关心的是人事档案怎么办。 “银行是企业，不属于财政发放工资的范围。你从事业单位去企业，不需要办理调动手续，但必须先从教育部门辞职，再到a银行入职。” “可我已经在a银行入职了啊！已经干了一年多，现在又作为选调人员，派到了孝北县。”王加根大惑不解。 “这是a银行不讲规矩。”殷彬调侃道，“因为你是人才，所以网开一面。” “扯淡！什么人才劈柴。我到现在连个正式行员的身份都没有。”王加根懊恼地说，“简单点儿，你说我这事现在应该怎么办？” 殷彬迟疑了一会儿，说：“你先写份辞职报告，交给牌坊中学。由牌坊中学交给花园镇教育组，花园镇教育组会转到孝北县教育局。等孝北县教育局批准你的辞职申请后，再把你的人事档案移交给a银行。” “这么麻烦啊！我们市分行说得很清楚，只需要我把人事档案交给他们，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我管。”王加根着急地说，“我不想一级一级地跑了，教育部门搞个人事调动简直比登天还难！我真的怕了。这样，老同学你高抬贵手，给县教育局人事股打声招呼，把人事档案给我算了。” “你的人事档案不在孝北县教育局啊！我们的办公还没有建起来，全县所有公办教师的人事档案，目前仍然由孝南区教育局代管。” “那什么时候才能转移过来呢？” “要等孝北县教育局的房子建好后，有地方存放，才能把公办教师档案拿过来。”殷彬想了想，说，“乐观地估计，至少得一年。” “那肯定不行！”王加根焦急地喊叫起来。 a银行孝天市分行已经给了他最后通牒：今年九月底之前，必须把人事档案交过去。不然的话，就没办法给他办理正式入职手续，也没办法印发聘任他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副主任的文件。 王加根向殷彬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希望老同学帮他想想办法。 “这样！我明天给孝南区教育局的汪股长打个电话，探探他的口气。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再去孝南区教育局找他。” “谢谢！谢谢！真的太感谢了。” 吃饭的时候，王加根端着酒杯去给金安敬酒，把金安拉到旁边，又聊起了他的人事档案。 “像我这种情况，一定要先辞职吗？”王加根问。 金安说，还搞不清这方面的规定。 “既然a银行孝天市分行只要你的人事档案，你就把殷彬抓着不放。人事档案的事情对于他这个副局长来说，那不是小菜一碟儿？” 第二天上午，王加根果然接到了殷彬的电话。告诉他，已经跟孝南区教育局的汪股长讲过了，汪股长说得蛮好，答应帮忙。 “你抽个时间去找汪股长。把你们行挂牌时发的纪念品给他带一份，另外……”殷彬有点儿犹豫地说，“你最好准备五百块钱红包，趁没人的时候，塞给汪股长。” “行行行，没问题。”王加根满口答应，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 尽管心里犯嘀咕，王加根还是一刻也不敢耽误。带上支行发给他的电子报时钟，取了五百元现金，当天下午就坐班车赶到孝天城，找孝南区教育局人事股的汪股长。 可能是因为殷彬打过电话，也可能是因为王加根了东西，汪股长一改往日冷若冰霜的面孔，笑容满面，表现得格外热情。 “你的人事档案本来就该交给孝北县教育局。我们只是代劳。既然殷副局长说了话，我们照办就是了。”汪股长不计前嫌，非常爽快地表了态，接着又问，“你调档的东西呢？” “调档的东西？”王加根摸头不是脑，“什么东西？” “调档函呀！既然a银行要调档案，就得给我们来个函。总不能什么手续都没有，我们就把人事档案给你？” 王加根心里又凉了半截儿。 “这个道理很简单。有个函在我们这儿，才能记录人事档案的去向。不然的话，将来我们没办法向孝北县教育局移交，团不了弧。” “我自己写个条子放在你们这里，证明我的档案是自己拿走了。行不？”王加根带着侥幸的心理，试探地问。 “肯定不行！人事档案移交只能是单位对单位。”汪股长果断地回答。 王加根又问：“那调档函是我们孝北县支行开，还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开？” “人事档案存放在哪一级，就由哪一级开调档函。” 没办法，王加根只好向汪股长告辞，前往a银行孝天市分行。 在钱庄大酒店的大堂里登过记，他乘电梯直达十七楼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人事科。刘晓峰科长不在，副科长欧阳春负责接待他。 欧阳春说，刘科长去省分行办事了，今天不一定能回来。 王加根提出需要开调档函，可欧阳春不敢拍板。 “你明天再来！反正你的人事档案拖了那么久，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欧阳春笑着说。 理是这个理，可要是明天拿到调档函，孝南区教育局的汪股长又有什么事不在呢？或者过了一个晚上，汪股长又改变了主意怎么办？办事就得趁热打铁，今天必须拿到调档函。 王加根开始缠磨欧阳春，情真意切表达自己的忧虑。调档案本来就是人事部门的事情，开个函又犯不了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欧阳春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为数不多的女科长。她人长得蛮漂亮，平日走路如风摆杨柳，说话如涓涓细流，一副淑女模样，给人温文尔雅的印象。至于她究竟是姓欧，还是姓欧阳，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有的人叫她欧科长，有的人叫她欧阳科长，还有的人叫她春科长。无论别人怎么叫，她都笑着答应。不过，与她共过事的人都知道，她这人不好说话。办事向来上下有别：对领导绝对服从，对下属要求苛刻。一件事情能办或者不能办，不是看这件事情本身，而是看提出这件事情的是什么人。 王加根只是孝北县支行一名普通员工，她当然不会放在眼里。无论王加根怎么求情，她都坚持原则：没有刘晓峰科长的指示，调档函绝对不能开！ 面对这样一个油盐不进的女人，王加根真是一筹莫展。 “那就明天再来！”他起身向欧阳春告辞，怏怏不乐地走出了市分行人事科。 进电梯后，他又开始为今晚回不回孝北县纠结。回去，明天又得来，跑来跑去麻烦。不回去，又没有地方住宿。本来，他在a银行后湖宿舍有套房，一个月前被a银行孝南区支行收回去了。 我们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隆重而又热烈的“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欢送会”上，洪远平曾庄严承诺：选调人员在孝天城的住房可以不退，保证他们周末和节假日回来有个落脚的地方。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月，洪远平就得到提拔，调任中国a银行荆沙市分行副行长。他人一走，曾经许下的诺言就不作数了。新到任的a银行孝南区支行行长要求把选调人员的住房全部收回来，分给急需住房的职工。 这样的结果，王加根其实早就有预料到了。 选调孝北县工作的第二个礼拜，因为人事档案的事情，他去过一趟a银行孝南区支行。遇到过去的老同事，看到的都是不冷不热的面孔，与欢送会上的表情完全不一样。当时他就体会到了“人走茶凉”的滋味，觉得a银行后湖宿舍的房子恐怕住不长。预感得到应验后，他没有像另外几个选调人员那样愤愤不平。由于a银行孝南区支行天天打电话，催得人心烦，选调人员只得抽周末休息时间到孝天城，清场搬东西，一个接一个地腾退房子。 最后的结果是，五个选调人员有四个人退了房，唯有史涛是个例外。据他自己讲，他在孝天城谈了女朋友，马上就要结婚。未婚妻住在他的那套房子里面，退了就没地方安身。这个理由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后来又听说，史涛的舅舅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教育科长。杨科长给a银行孝南区支行领导打招呼，史涛的房子就没有退。 王加根的房子退了后，在孝天城就没地方落脚了。 “既然来了市分行，应该去办公室坐坐呀！向办公室主任老吴报个到。”这样想着，王加根又在十五楼下了电梯，前往市分行办公室。 市分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他基本上都认识，大家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带着他去见吴主任。 吴主任年近花甲，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他在市分行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已经干了十几年，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德高望重的中层干部。见到王加根，吴主任马上站起身，招呼他在沙发上坐，又喊前台秘书倒水。他简单地问了一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情况，谈着谈着，话题就自然而然地转到了王加根的人事档案上。 “刘科长外出，欧阳春是b角，就应该在家里主持工作嘛！她为什么不开调档函？”吴主任对欧阳春的做法颇为不满，接着又问，“调档函有专门的格式吗？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王加根说，他也没见过。不过，听孝南区教育局人事股汪股长的口气，类似于开个介绍信，表明人事档案的去向。 “这还不简单！你写，我来盖章！”吴主任非常豪爽地说，“市分行的行章和办公室印章都在我这儿，比人事科的章子还硬些。” 王加根喜出望外，接过吴主任递给他的材料纸和钢笔，几分钟就把“调档函”写好了。 吴主任从铁皮柜里拿出行章，放在口边哈了一口气，连印泥都没有用，就盖在了“调档函”的日期上。 王加根连声道谢，也不敢多耽搁，就此与吴主任告别了。 他在钱庄大酒店门口拦了一辆面的，一上车就催司机快点儿去孝南区教育局，害怕汪股长出去了。 顺便说一下，孝天城的出租车大多是“柳州五菱”之类的小面包车，算不上的士，大家都称之为面的。在孝南区教育局门口下车后，他一路小跑地进楼，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气喘吁吁地赶到人事股。 谢天谢地！汪股长还在。 接过王加根递上的调档函，汪股长瞄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就去隔壁的档案室拿档案。 王加根坐在人事股静心地等候。 五分钟过去了，汪股长没有回来。 十分钟过去了，汪股长还是没有回来。 怎么回事呢？他如坐针毡，正准备站起身去隔壁看看，汪股长这时又走进门来了。 “真是奇怪！花园镇教师的人事档案翻遍了，就是没有看见你的。”汪股长皱着眉头问，“会不会是哪个单位把你的档案拿走了？” 听汪股长这么讲，王加根记起了那年准备调市政法委的事情。 当时孝天市政法委楚科长曾告诉过他，市政法委、市教育局、市编委都在他的《干部调动呈报表》上盖了章，接下来就是市委组织部的事情。后来因为曹云安调任孝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他调动的事情就搁浅了。 “对对对！你的人事档案是楚科长拿走的，之后她一直没有还回来。”汪股长恍然大悟。 会有这种事情？王加根顾不上多想，赶紧去孝南区政法委找楚科长。让他失望的是，楚科长一年前就调到武汉工作了。 这可如何是好？王加根急得额头上冒出了一层汗。 别人问他找楚科长什么事，他就把人事档案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们政法委不可能存放你的人事档案！区委大院所有的干部人事档案，都在区委组织部。你可以去哪儿看看。”有人提醒道。 王加根于是找到中共孝天市孝南区委组织部。 听过他说的情况，组织部管档案的同志拿出一本黄封面的登记簿，从头到尾查找了一遍，没发现王加根的名字。 王加根非常沮丧，不知道该如何办是好。 “你等等，我去档案室找找看。” 管档案的同志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不声不响地出去了。 王加根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 几分钟之后，管档案的同志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棕色档案袋。她一边拍打着档案袋上的灰尘，一边笑着说：“找到了，搁在密集架里的档案盒上。看这灰，起码有好几年没人动。” 王加根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看了看档案袋外面的姓名、性别、民族和籍贯，都与他的对得上。没错儿！这档案袋里装着的，就是他王加根的人生履历。 真是不可思议啊！他的人事档案居然好几年没人管。人事档案要用的时候很重要，不用的时候就是一泡臭狗屎，完全没有人理会。 他拿出调档函，交给组织部那位管档案的同志。 那人就把档案袋直接交给他了。 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人事科交人事档案时，欧阳春有点儿奇怪：“我没有开调档函，你是怎么把人事档案拿到手的？” 王加根笑了笑，没有解释原因，只说自己运气好，生活中总能遇到好心人。 就这样，搁在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一年多来，他一直为人事档案所困扰，不知怄了多少冤枉气。 哎！自己的事情还是得自己办，不能总是指望和依赖别人。 第一百九十二章 厕所行长 王加根的人事档案交给a银行孝天市分行之后，他的正式行员身份很快就明确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也印发了他的任职文件。 后顾之忧解除后，他工作的干劲就更足了。 提到银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存款、贷款、结算、汇兑这些与资金相关的业务，至于银行办公室做些什么事情，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事实上，银行直接从事业务经营的单位主要是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这些营业网点，而支行以上的机构通常是从事经营管理的。 以中国a银行为例，县支行、市分行、省分行和总行机关的运行，与同级政府部门差不多，甚至连行政级别都是一样的。 县支行是科级单位，市分行是处级单位，省分行是厅级单位，总行属于高官。a银行各级办公室，和地方政府办公室或者办公厅的职能基本上相同。联系上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维护a银行机关正常办公秩序，为领导、部门和基层搞好服务，属于综合枢纽部门。办公室“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没人做的事情办公室去做，没人管的事情办公室去管，也就是人们戏称的“不管部”。银行办公室的事务虽然繁杂，概括起来也就六个字：办文、办会、办事。 办文就是公文处理。起草行领导讲话，整理会议纪要，撰写总结报告；向上级行、地方党委政府及人民银行报送重要信息；向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单位投寄宣传稿件；按程序办理收到的文件，签署承办意见，送行领导传阅或批办；本行发文核稿；对已经办结的公文进行整理归档；处理来信来访及服务投诉方面的事情。 办会就是会议组织工作。一旦领导班子决定召开会议，办公室就要迅速制定会议方案，起草会议通知，并且印发到各单位及领导个人。接着开始准备会议材料，明确会议议程、起草领导讲话和会议主持稿，其他专业部门的文字材料，也要由办公室催收，集中装入会议文件袋。再就是会场布置。桌椅及桌签的摆放，会标的制作及悬挂，音响设备及话筒的调试，绿植、鲜花和水果的购买，办公室都得亲历亲为。会议开始后，办公室负责会议现场管理和会议纪录；会议结束，办公室负责会议纪要的整理，以及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督办。 办事主要指行政后勤服务工作。烟酒茶等接待用品的管理，业务用车的安排和调度，职工宿舍及食堂管理，各种福利物资的组织、采购及发放，以及行领导临时交办的事情。 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这么一大摊子工作，都指靠着王加根和余丰新安排。三个司机、食堂师傅老丁、水电工小徐、内勤肖丽娟只是按照他们的指令，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帮不上其他的什么忙。 可以想见，这家新成立支行办公室人员缺口有多么大！尤其是打字员，一直没有到位。这事让王加根特别恼火。自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挂牌后，需要打印的文件材料骤然增多，而跑到外面去打印实在是太不方便了。银行文件专业性较强，外面的打字复印社经常出错，而且也不符合银行保密的工作要求。 对打字员的需求，王加根向赵国栋反映过好多回。 赵国栋总是不急不燥，不温不火，慢条斯理地回答：“等着！等一段时间再说。” “都几个月了，还要等到啥时候？几万块钱的设备放在单位里睡大觉，还要花钱到外面去打印，这个账算得过来么？在外面打印，校对修改又不方便，打一份材料，跑去跑来要搞几个回合！”王加根实在忍无可忍，红着脸表达自己的不满。 赵国栋还是不急不恼，歪着脖子，摇晃着脑袋回答：“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配人，只是叫你等一等。招人总得有个过程，还要征得市分行的同意。这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发牢骚也没有用……” 王加根没等赵国栋把话说完，头一扭就走了。 他才不管你是不是行领导呢！他从骨子里看不起赵国栋，觉得这人办事拖拖拉拉，决策优柔寡断，缺乏阳刚之气，水平又不怎么样，根本就不是当行长的料子。 自上任以来，赵国栋一直把开创工作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几位副行长——特别是丁仲元的身上。指望他们多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但几位副行长又都恪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古训，从不轻易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更谈不上出主意。他们反过来依赖着赵国栋，等他出政策、拿方案、发指示、提要求。 就这样，支行成立之后的一号文件好长时间都制定不出来。 直等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召开了三季度支行行长会议，王加根才结合上级行会议精神，闭门造车，勉强弄出来个《关于存款工作的意见》，作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正式印发的第一个文件。 赵国栋平日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上级行来了文件，布置了工作任务，他就开始忙乱一阵。 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上级行文件精神、如何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目标任务，临时抱佛脚。他最大的愿望，或者说最高的理想，就是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综合考核排名不摆尾，争取不挨批评。 正如市分行行长何继安在多个场合评价的那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虽说是新机构，但没有新动作、新东西、新举措，没有发生明显的新变化，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 由于遇到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总是拿不定主意，赵国栋就特别喜欢开会。行长办公会、行务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职工代表会议、各种专题工作会议，以及临时召集的一些说不出名目的会议接连不断。在他看来，既然成立了县支行，就要有个县支行的样子，如果连会议都不开，那还叫什么县支行？也只有坐在主席台上开会，他才能找到当行长的感觉。 一个领导，不出席各种会议，不通过会议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在会议上向群众发号施令，如何展示自己的才能？如何显示自己的权威？再说，开会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让群众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也能广泛听取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才能，推动全行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工作。 不论召开什么类型的会议，都由支行办公室负责组织和管理。赵国栋还点名要求王加根参加——有时是出席，有时是列席，阵阵不离穆桂英。下达会议通知，准备会议材料，安排布置会场，做好会议纪录，整理会议纪要，督办议定事项……只要开会，诸如此类的一大堆事情，就落在了办公室人员的身上。 说实话，一听说支行要开会，王加根就胆战心惊，叫苦不迭。赵国栋却乐此不疲。事实上，很多会议是可开可不开，甚至完全没有召开的必要。非常简单的一个事项，布置一个临时性工作任务，本来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通知，就能够得到解决，但赵国栋非要正经八百地开会不可。 开会的效率又极其低下。特别是行长办公会，那种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冗长沉闷的气氛，总是叫人难以忍受。a银行孝北县支行总共就四位行领导，每个人谈谈自己分管的工作，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说个意见，最后“一把手”拍板就行了。按说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几十分钟或者个把小时就能够搞定。但实际情况是，每次行领导在一起开会，都如举行马拉松比赛一样。会议一开就是半天或者一整天，有时白天没开完，晚上又接着开。 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到了定好的开会钟点儿，大家端着茶杯到会议室，有时还带着当天的报纸。见了面，互相敬烟，饶有兴趣地评论哪个牌子的香烟好抽，哪个牌子的白酒“水货”多。人到齐后，赵国栋宣布“开会了”，提出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就轮流发言。由于会前没有通气，大家也没作什么准备。发言都是信口开河，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一旦涉及到工作中的困难，遇到棘手的问题，大家就突然间哑巴了。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看报的看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望着窗外湛蓝色的天空。 赵国栋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断断续续地写着，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就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他在会议室里如坐针毡，度日如年般难受。 也不知是因为确实拿不出好意见，还是思想上存在什么顾虑和障碍，行领导怎么都是这样的工作作风和水平啊！ 有时，赵国栋见好半天没人主动发言，就一个一个地点将，逼着副职们“说说”。大家便哼哼哈哈，先是正着说过去，再反着说过来。说来说去，没有一个明确意见，还是等于没说。赵国栋同样是个没主见的人，一会儿肯定这个，一会儿又表扬那个。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似是而非，总结发言时，仍然让人觉得是在云里雾里。 会议结束的时候，赵国栋总是忘不了强调：“散会后，办公室整个纪要，弄个东西，发个文件。” 这样的会议参加多了，王加根开始质疑支行领导班子成员的能力和水平。他觉得在这帮人的带领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不可能搞好的，更不可能创造什么“明日的辉煌”。 每次整理会议纪要，他都感到非常为难：会议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没有明确的议定事项，叫他怎么整理纪要呀！为了交差，他只得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把自己觉得合理的方案或者做法，说成是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甚至把行领导根本没有提到的想法——纯粹是他个人的观点，写进会议纪要里面。这种胡编乱造、偷天换日的文字材料，居然能够一次次顺利过关，甚至得到赵国栋的表扬。 看到自己的“大作”变成红头文件，王加根常常忍不住暗自发笑。这是会议纪要吗？完全是他对全行提出的工作意见和安排。 在这帮人手下做事，王加根觉得憋屈。回想起在a银行孝天市支行工作的日子，他觉得洪远平还是要比这帮人要强得多。 洪远平被提拔为a银行荆沙市分行副行长没多久，孝天市孝南区法院驻a银行经济审判室就被撤销了，法院撤回了全部工作人员。银行方的负责人蔡梅生被检察院抓走了。 为了继续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工作，a银行孝南区支行又成立了资金清收公司，俗称“讨债公司”。徐新如被聘任为资金清收公司经理，支行办公室主任重新由孙志雄担任。 一朝君子一朝臣。王加根听到这些人事变动的消息，非常庆幸自己选派到了孝北县。如果他继续留在a银行孝南区支行，日子肯定不好过。不过，为赵国栋这些人卖命，同样让他不开心。 作赵国栋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支行的改革发展上，对经营管理中的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制订规划，明确目标，拟定措施，带领全行干部员工去开创工作新局面，实现大发展。可他却很少去考虑这些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用心地研究过。 他总是标榜自己“抓大不放小”，事实上，他很少能够抓到“大”，不善于抓主要矛盾，或者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些是重点工作，哪些是一般性事务。他关注的，多半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于那些无足挂齿的细枝末节。 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成立后，王加根特地到孝天城，找公安机关指定的刻章单位，刻制了一枚行政印章。印章是那种不用印泥的“万次印章”，花了五十四元钱。 他回到支行向领导汇报，赵国栋一听就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五十四块钱？”赵国栋显得非常惊讶，“刻一枚章子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从皮包里拿出印章和发票，放在赵国栋的桌子上，用非常平静的语气回答：“这跟我们以前用的印章不一样，叫万次印章。” 赵国栋从桌子上拿起印章瞅了瞅，还是不相信：“就这么一个玩艺儿，要五十四块钱？” 王加根没有应声。 赵国栋从大班桌后面绕过来，走出行长室，快步走进支行办公室，拨通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公室的电话。 “吴主任吗？我是孝北县支行的赵国栋啊。我想问一下，市分行用的公章是不是万次印章啊？” 吴主任回答说是。 赵国栋接着问：“我想打听一下，刻一枚万次印章多少钱啊？” “五十四元。”吴主任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们刚刚刻了一枚办公室印章，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赵国栋一听，就哑巴了。 他放下电话，还在喃喃自语：“刻一枚印章要五十四块钱。怎么会这么贵呢？” 王加根当时脸色就变了。 什么人啊？竟然如此不信任别人！刻一枚印章，我未必还贪污钱了不成？好在吴主任说的价格跟我一样，如果市分行刻的印章便宜些，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话再说回来，一枚印章也就五十四元钱，就算我贪污，又能贪污多少呢？那么热的天，老子辛辛苦苦地跑去孝天城，又风尘扑扑地从孝天城赶回来，竟然落得这种的结果。 事实上，赵国栋的多疑也不是专门针对王加根，只要是他质疑或者不放心的人和事，他都会耿耿于怀。 花园汽车站的房子装修改造完成后，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及支行营业室随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搬家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对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赞不绝口。 直到大家各就各位，开始营业办公的时候，才发现这栋房子没有厕所。内急了，只能去马路对面的a银行中心储蓄所，或者去花园火车站广场的公共厕所。 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研究后，决定在银行大院里面修建一个公共厕所，地点就选在大院西边，进大院的左侧。 厕所动工后，赵国栋对这项工程高度重视，每天都要去现场看好几遍。他对施工人员说：“厕所是一个单位的门面。一个单位管理得好不好，看看这个单位的厕所就知道了。你们要多用点儿心，精益求精，确保工程的质量。” 巡查期间，如果他对哪儿不满意，就一定要别人整改，甚至全部推倒重来，搞得施工人员无所适从，怨声载道。可能是因为发现的问题确实太多了，赵国栋在施工的最后几天，上班时间也不在行长室里呆了。他拿了一个小凳子，从早到晚就坐在门房过道的走廊上，专心专意当监工。 看到这景象，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都捂着嘴巴子笑，私下里给赵国栋取了个雅号——厕所行长。 这项赵行长高度重视的厕所工程竣工后，看上去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厕所里面就是把一条水沟隔成了几个档位，作为蹲坑。男厕所多了一条依墙而建的“l”型小便池，连洗手的水管都没有。 第一百九十三章 住房分配 由花园汽车站变身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坐北朝南，与正对面的a银行中心储蓄所就隔着一条马路。虽说只有四层，已经是孝北县城老城区最高的楼房了。 这栋大楼的一层的是银行营业室和金库，二三四层是办公区域。从大院里面的最东端上二楼，而由二楼上三四层的楼梯又在最西端。因此，去三楼或者四楼就得通过二楼长长的走廊。二楼有储蓄股、信贷股、会计股、出纳股和支行会议室；三楼是行长室、副行长室和支行办公室；四楼是人事股、监察室、保卫股等后台支持保障部门。 支行办公室位于三层楼梯口，正好守卫着几位行领导。进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类似于入户花园，里面摆着一套桌椅。桌子上摆放着支行机关唯一的电话机，电话机连接着一部传真机。这里通常坐着内勤肖丽娟。她做完卫生，烧过开水，就在这里分发报纸和信件，同时负责传接电话。穿过入户花园，就是一个大客厅，有四套桌椅、一组铁皮柜、一个三人沙发和一个茶几。这里是几个司机和水电工小徐休息的地方。新分配来的中专毕业生胡蓉也在这儿办公。 胡蓉报到的第一天，赵国栋就告诉王加根：她可不是支行招聘的打字员，人家是有正式编制的行员，不能当临时工代办员使用。 王加根于是就安排她管文书档案，兼做办公室财务报销等事宜。 连着客厅的还有两个小房间：一间是打字复印室，里面摆放着佳能复印机、四通打字机和成箱成捆的白纸。一间是王加根和余丰新的主任办公室，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两人面对面坐着。他们座位的后面，还倚墙摆放着一组绿色铁皮柜。 这样的办公环境和条件，在孝北县城还叫不错的。即使是辖区内的其他金融机构，也相形见绌。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干部员工因此感到很自豪。尤其是看到银行大院里面的新宿舍楼已经封顶，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能够住上新房子，他们更是充满了期待。 唯有王加根不食人间烟火，老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承认，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大楼眼下是孝北县城最气派的，在花园镇老城区更是鹤立鸡群。可这种比较优势又能维持多久呢？再过一年半载，等新城区各单位的房子建起来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会这么风光么？到那时，他们的办公环境和条件说不定就成了全县金融系统最差的。 更让他忧虑的是，孝北县党政机关及县直各单位搬到新城区之后，他们怎么会跑到老城区的a银行来办业务？ 不难想见，这些机关和单位肯定会放弃a银行孝北县支行，而与其他银行建立业务关系。如果是那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损失可就惨重了，对公存款肯定会大滑坡。即使是个人储蓄业务，前景也难以预料。眼下居民主要集中在老城区，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储蓄存款增长还不错，但新城区红火热闹起来之后呢？ 周末休息的时候，王加根经常去县城新城区转悠。各单位的规划设计和布局差不多，都是临街一栋办公楼或者商住楼，后面围着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再建职工宿舍楼。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新大楼投入使用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会搬进去，住在本单位的宿舍里。另外，孝北县政府正在实施安居工程，在新城区建设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提供给中低收入的城镇居民使用。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收入高的，还是收入低的，孝北县城里的居民大多会转移到新城区。他们的个人存款，肯定会就近存入那边的银行营业网点。这样的话，死守在花园镇老城区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有什么发展前途？ 王加根觉得，既然孝北县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已经确定，a银行孝北县支行就应该顺势而为，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把网点布局和业务发展的重心转向新城区，建立新的地缘人脉关系和客户服务网络。而不应该守在被别人遗弃的花园汽车站，自得其乐的耕作这一亩三分地。他在多个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多次单独与行领导进行沟通和交流，但难以引起别人的共鸣，也得不到支行领导班子的重视。甚至有人敲怪话，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管的闲事太多了。 “这是闲事么？事关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前途和命运，怎么能够说是闲事呢？眼下这样搞，实际上是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后果不堪设想。”王加根有一次在行务会上这样讲。 “有点儿危言耸听！”丁仲元不以为然地反驳，“你也不要把事情说得太严重了。就算我们支行在老城区，还是可以在新城区增设机构和网点嘛！在那里租房子设个办事处，开几家储蓄所，客户流失的问题不就解决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活人总不会被尿憋死了。” “就是嘛！网点建设可以根据新城区建设进度随时跟进，根本就不会影响支行业务的发展！”万建伟随声附和，“再说，我们有条件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什么不先改善呢？宽敞的办公室先坐着，崭新的宿舍楼先住着，有什么不好？能够提前享受干嘛不提前享受？” 王加根觉得没办法与这些鼠目寸光的人沟通。 当然，他也希望早日搬进新的职工宿舍楼，住上成套的单元房，就没有再去跟他们较真。不过，他能不能在新宿舍楼里分到房子，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在修建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宿舍楼总共有二十四套住房，而支行人员数量已经增加到了七十多人。究竟哪二十四个人能够幸运地分到房子，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为了做好住房分配工作，支行成立了新宿舍楼住房分配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全体行领导，以及办公室副主任余丰新、人事股长夏宗明和刚从部队转业的叶卫国。 余丰新进入领导小组，是因为他在办公室分管行政后勤工作，职工住房分配和管理是他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夏宗明作为人事股长，对全行干部职工的情况比较了解，另外，他参与过a银行花园办事处以前的房改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叶卫国进a银行之后，被安排在支行机关工会工作，正好与职工福利及劳动者权益保护挂得上钩。巧的是，他们三个人都是退役军人，都是从部队转业进入a银行工作的。 叶卫国来报到时，听说办公室负责人叫王加根，是本县杨岗乡人。他马上想到高中时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同学。这个王加根会不会就是他的高中同学呢？为一探究竟，他特意去了支行办公室一趟。 结果他看到，坐在办公室里的正是他的高中同学。虽说十几年没见面，王加根的模样儿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王加根！”叶卫国喜出望外地喊道，“你还认得我不？” 王加根从椅子上站起身，瞅着对方看了好半天，还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看着蛮面熟，但实在记不起我们在哪儿见过面。” “我是叶卫国呀！读高中时我们是一个班的。” 有这事？王加根实在想不起来。上高中时，他学习特别刻苦。每天除了听课，就是看书和写作业，很少与其他同学交往。再加上那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学校尤其关注升学率。每次大型考试过后，都要根据学生的成绩重新分班。成绩好的到快班，成绩差的到慢班，成绩特别拨尖的就到“火箭班”。因此，同班同学并不完全是固定的。 “那你记不记得班上有个叫袁冬梅的女生？”叶卫国换了个角度提醒他，“她现在是我老婆。” 王加根也不记得有个叫袁冬梅女同学。 直截了当地这样讲，他怕伤了叶卫国的脸面，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记得记得！那么漂亮一个女生，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你艳福不浅，竟然把我们的班花揽入了怀中。” 叶卫国“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他明知道自己高考没有希望，所以高二的时候就恋爱了。高考落选后，他报名去参军，袁冬梅回农村种田。不过，两个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本来想混个营级干部，能够带家属随军，结果到正连职就转业了。分配到了这里来工作，以后还得请老同学多关照。”叶卫国不无炫耀地这样讲。 “瞎！同学之间这么客气，太见外了。”王加根笑着打马虎眼，“以后我们就是同事，谁关照谁还不一定呢。” 一语成谶。 没过多久，叶卫国被确定为支行新宿舍楼住房分配领导小组成员，王加根真的需要他的关照了。 这个领导小组首先制定了住房分配方案。值得一提的是，自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到正式成立以来，各种规划、计划、意见、方案都是王加根负责起草的。唯独这次的新宿舍楼住房分配方案，没有让他参与，或者说，不让他拢边儿，完全由夏宗明搞出来的。 住房分配方案首先划定了参与分房的人员范围，必须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正式员工，临时工、代办员没有分房资格。另外，正式员工必须在孝北县城没有住房。如果本人或者配偶在孝北县城有住房，也不能参与分房。 对有资格参与分房的干部员工，根据其文凭、职称、工龄、行龄、职务等要素进行评分。还设置了一些加分项目，比方获得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各种荣誉和奖励的，是烈士家属、军属的，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的，都可以加分。基本分数与加分项之和，就是一个人的综合得分。分配住房时，先由得分较高的开始挑房，第一名挑完第二名挑，第二名挑完第三名挑……如此类推，依次向下，直到二十四套住房全部挑完为止。 这个方案从理论上讲是公平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在各要素分值设置上，职务所占的权重最大——官本位特征尤其明显。在认定是否在孝北县城有住房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里所说的住房，是商品房还是廉租房？是成套的单元房还是简易住房？面积多大才算有住房？方案里都没有划定一个标准，具体实施起来弹性较大，随意性较强。 王加根被认定为“配偶在孝北县城有住房”的人员，没有取得分房资格。他怒火中烧，向住房分配领导小组申诉，找行领导据理力争。 方红梅在孝北县一中住的那两间简易宿舍能叫住房吗？那就是一个临时的安身之所。简易宿舍背后是孝北县装卸运输公司，院子里经常囤积和堆放着化肥，气味相当难闻。特别是夏天，化肥散发的刺激气味常常让人睁不开眼睛。简易宿舍本来就不适合人居住，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委身于此。 夏宗明不理会王加根的诉苦和解释，坚持把他划入“配偶在孝北县城有住房”的范围。并且说，这事征求过赵国栋的意见，赵国栋也认为，王加根不应该参与新宿舍楼的住房分配。 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加根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大声说：“行啊！你们这样认定我没有意见，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们。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现在住a银行老宿舍楼里的人都没有参与分房的资格，包括丁仲元和程金林，也包括你老夏！你们目前住的都是单元房，算不算在孝北县城有住房？” 夏宗明无言以对，望着王加根直翻白眼儿。 第二天，住房分配领导小组又修改方案，把“本人或者配偶在孝北县城有住房”这个限制性条件删掉了。 初战告捷，王加根又提出了一条建议，应该把从外地“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作为加分项。这个建议是有根据的，理由也比较充分。 孝天市委市政府针对“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出台了好多优惠政策，但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执行的时候都打了折扣，根本就没有落实。七个选调人员中，只有赵国栋、万建伟和王加根三个人职级提升了，其他四个人依然还是“大头兵”。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单位应该给选调人员每人每月发放八十元钱的生活补助，赵国栋却提出，a银行孝北县支行按照这个标准的一半执行，每人每月发四十元。另外，鉴于王加根家在孝北县城，有地方吃饭，每月只发三十元。 还有一件事，让王加根更气愤。 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成立后，陆陆续续进了十几个人。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老婆。方红梅刚满三十岁，年龄不算大，又有本科文凭，干银行职员还是可以的。他于是就向支行人事股递交了申请。 夏宗明很快告诉他，赵国栋不同意。说支行原则上只招收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可王加根从侧面了解到，赵国栋的老婆已经从孝天市纺织品批发公司调到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营业部…… 都是他妈的袖筒政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等于是废纸一张。现在支行分房子，理应对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有所照顾，王加根提出这一加分项合情又合理。 遗憾的是，这条合理化建议最终还是没有被赵国栋采纳。理由是：选调人员中包括两位行领导，这样搞影响不好。 真是好笑！市委市政府有文件，要求社会各界为选调人员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安心工作。赵国栋却怕给选调人员分房加分影响不好。他作出这样的高姿态，受损失的实际上是另外五个选调人员。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没有选调人员这个加分项，他和万建伟也能够分配到住房的。 按照修改后的新宿舍楼住房分配方案，最终的评分结果出来了。四位行领导和支行中层干部基本上都进入了前二十四名。王加根是第二十一名，比较侥幸。 最幸运的还是叶卫国，他恰好是第二十四名，比排在他后面的支行营业室主任韩忠勇高两分。不过，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这其中有猫腻，因为他隐瞒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作为支行住房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叶卫国一直在关注他自己的排名。如果按照实际得分情况排序，他应该排第二十五名，落后韩忠勇三分。这样的话，他就不可能在新宿舍楼分到房子了。除非前面二十四人中有人主动放弃分房资格——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要想在新宿舍楼上分到房子，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分数，而且综合得分务必超过韩忠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叶卫国撒了个弥天大谎。 他故意隐瞒自己有一儿一女两个小孩的事实，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是独生子女。就这样，他享受独生子女加分条款，综合得分超过了韩忠勇。本来，加分项目当事人必须提供证据材料。如果是独生子女，就必须提交独生子女证。叶卫国当然拿不出这东西。他对夏宗明说，独生子女证在他老婆袁冬梅手里。袁冬梅带着女儿住在农村，眼下正是农忙季节，没功夫来。 “这种事情哪个还敢造假不成？我可以赌咒发誓，如果我有第二个小孩，就让我出门被汽车撞死！”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听叶卫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夏宗明就不再与他较真了。洋装糊涂地网开一面，没有审核独生子女证，就给叶卫国加了五分。 第一百九十四章 专项奖励 因为没有打字员，王加根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赵国栋反映。诉之以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赵国栋总是叫他莫急，叫他耐心等待。 到后来，王加根也懒得为这事去怄气。 去外面打印就去外面打印！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自己只不过多跑点儿路而已。不过，遇到打印的材料多，领导又要得急，外面的打字复印社还是难以胜任。因为他们毕竟不懂银行业务，打印一些专业术语时难免出错，校对的工作量特别大。每逢这个时候，王加根又会发牢骚，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这事不知不觉中触动了肖丽娟。 有一天，她小心小心翼翼地问王加根，能不能把《四通打字机使用说明书》交给她，她想试着学打字。 王加根非常吃惊，有点儿疑惑地满足了她的要求。 肖丽娟捧着说明书静静地看了几天，便坐在四通打字机前，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一个星期后，她居然用汉语拼音输入法打出了第一份文字材料！接着，她又开始学习五笔字型输入法…… 没有人安排和分工，肖丽娟就这样承担起了打字员的职责。 自此，本来就如陀螺一般、从早到晚转个不停的肖丽娟，旋转的速度更快了。除了做清洁、烧开水、分发报纸信件、传接电话和打字复印以外，有时她还要为行领导跑腿，去街上买这买那，楼上楼下找人，去液化气公司灌煤气…… 她一个人承担着本来应该由几个人做的事情，而工资待遇却是办公室人员里面最低的。尽管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不满，也没有提过待遇方面的要求，但作为她的顶头上司，王加根心里还是有点儿过意不去。 眼见肖丽娟每天第一个来上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眼见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楼上楼下跑；眼见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打印文字材料，王加根总是特别感动，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疚感。 临时工与正式工待遇上的差异，分配制度上“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现象，不是王加根这样的人物能够解决的。别说身份差异引起的分配不公，即使是身份相同的正式员工，如果岗位不同，收入上的差别也非常大。当然，这主要取决于银行内部制定的考核分配制度。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的第一次年终兑现，就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五月份开始筹建，八月份正式挂牌，还没有运行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各项分配政策是支行领导班子拍脑袋制定的，既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也没有向全体干部职工公示。直白地讲，就是几位行领导研究后出台的“袖筒政策”。 中国a银行薪酬体系比较复杂，除了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补助和奖励。如果没有在劳资人事岗位上工作过，根本就搞不清楚。对于工资表上定好的发放项目，大家并不怎么在意，因为这些都是上级行统一规定的，不会有太大出入。大家最关心的，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各种专项奖励。比方，储蓄存款专项奖励，对公存款专项奖励，贷款收息专项奖励，不良贷款清收专项奖励。诸如此类的奖励，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很多，也可能很少。这主要是取决于当年任务指标的完成情况。 a银行孝北县支行因为刚刚成立，上级行下达的任务基数小，因此各项任务完成情况比较好。尤其是不良贷款清收，把花园汽车站以物抵债金额统计在了里面，专项奖励的金额相当可观。全行上下都在关注从市分行领回的这些专项奖励如何分配。 四位行领导和人事股长夏宗明关门闭户，开了一整天会议研究，最后弄出来一个方案。基本原则是：专项奖励的兑现对象为相关业务人员，行政后勤等中后台保障人员不参与分配。也就是说，储蓄存款专项奖励兑现给储蓄业务人员，对公存款专项奖励兑现给对公存款业务人员，贷款收息和不良贷款清收兑现给信贷业务人员。行领导根据其分管的工作，参与相关业务部门的分配。 根据这个分配方案，储蓄存款、对公存款、信贷管理人员和四位行领导每人都能领到几千元的专项奖励，而其他非业务部门人员一个子儿也领不到。这个方案一出台，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马上就炸了锅。办公室、人事股、保卫股、会计股、出纳股、监察室、机关工会的负责人纷纷去找行领导理论，认为专项奖励这样分配不合理。 他们的理由是：业务经营管理部门固然重要，但没有非业务部门的行政后勤保障和支撑，支行根本就没办法运转！现在存款增长了，业务人员可以拿奖励，可三季度存款下降的时候，怎么没有惩罚他们？尤其是贷款收息和不良贷款清收奖励，这样分配就更没道理。 贷款本来就是信贷人员发放出去的，形成坏账责任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他们发放出去的贷款形成了坏账，想办法收回是理所当然的。凭什么又给他们专项奖励？花园汽车站的房子是别人主动要求以物抵债的，没费吹灰之力就收回了，信贷管理人员完全是坐享其成，无功受禄…… 王加根、余丰新、夏宗明、史涛、叶卫国、保卫股长汪刚毅、出纳股长刘艺珍和会计股长老黄，轮番去找几位行领导，个个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是，他们情绪再激动、声音再大又有什么用？几位行领导事前已经通过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既定的政策坚决不改变。更何况，专项奖励的奖金他们已经私下瓜分了——钱进了别人的荷包，灶里怎么退得出柴禾来？ 于是，有人开始骂娘了。大家都说赵国栋差火，扬言再也不为他卖命了。相比较而言，王加根算是冷静的。 赵国栋做事的风格和作派，他早已经领教过了，因此并不觉得大惊小怪。如果继续去理论，赵国栋还是会抠字眼——专项奖励就是专门奖励专业人员的。 你奈他如何？ 既然存款、贷款、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方面的专项奖励拿不到，王加根就想到了金融宣传的通讯报道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之初，曾收到上级行印发的《金融新闻宣传奖励办法》。主要内容是对员工在媒体上正面宣传中国a银行的文章进行奖励，明码标价，非常清晰。 王加根当时问过赵国栋，a银行孝北县支行筹建组是否也应该制定个奖励办法，鼓励干部员工参与金融新闻宣传。 赵国栋回答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没有正式成立，没资格发文件。等将来支行成立了，就按照上级行确定的奖励标准执行，年底一次性兑现。 这半年多年，王加根延续了新闻宣传的强劲势头，在中央、省、市、县各级新闻媒体遍地开花。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也算得上风光无限。当然，他写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为了拿通讯报道奖励，也是一种爱好和责任，既展示自身价值，又为单位摇旗呐喊。 事实上，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有很多是不纳入中国a银行奖励范围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就算单位对金融新闻宣传没有奖励，他遇到好的题材，还是会产生创作的冲动，不辞劳苦地把想写的东西变成文字。更何况，他作为银行办公室主任，通过新闻宣传塑造中国a银行品牌形象，也是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九九三年下半年，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尤其是中国四大银行商业化改革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 前些年，中央对四大银行的业务领域有个原则上的划分：中国a银行承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中国b银行负责农村金融业务；中国c银行是国家指定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中国d银行是经营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按照新的改革思路，要逐步淡化这种业务领域划分的界线，鼓励四大银行交叉经营。要求他们突出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国家不再给四大银行划条条框框，不再强行规定他们的业务领域。只要银行按照“三性原则”，有效把控风险，遇到有利可图的项目，他们都可以去做。 无疑，这就在四大银行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同时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赚钱的项目四大银行可以争着抢着去做，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又明显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项目，四大银行都不愿意做怎么办？为解决好这个问题，国家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明确规定，由政策性银行承接四大银行此前开展的政策性业务。 四大银行业务领域交叉，服务和产品基本相同，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为了争夺业务资源和客户，他们加大了金融新闻宣传的力度。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吹嘘各自的服务和产品如何高效、快捷和安全。 银行在金融宣传方面的需求，很快就被敏感的媒体人捕捉到了。新闻媒体利用银行的这种需求，为自身创造价值。如果想发表正面宣传文章，那就得交钱。 这种花钱发表的文章被称之为软文，实际上就是有偿新闻。媒体单位甚至可以派出记者或广告文案人员执笔，帮助银行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不过，软文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作者不能够署名，而且多半出现在广告版面或者专题版面上。读者一看，就知道是银行花钱买来的，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此，银行更愿意正面宣传文章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出现，哪怕是“豆腐块”大小的短消息也成。 如何在确保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满足银行变软文为新闻的要求，媒体的做法是交换。稿件可以按新闻的形式给你发，但你得在我这儿做硬广告。于是，银行就会在新机构开业、新产品投产、新系统上线、存款突破整数关口、机构成立整数年份、获得某项荣誉时，在相关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形式多样的硬广告。作为取得媒体平日宣传关照的筹码和基础。一些发行量不大、收视率不高、受众面不广、关注度不高的媒体，为了增强银行与其合作的意愿，就推出各种各样的评奖活动。这种评奖既有针对银行机构的，也有针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既有为银行服务精心打造的，也有为银行产品量身定做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银行看中的是名声，媒体看中的是钞票。双方一拍即合，共同构建互惠双赢的名利场。 王加根不热衷于以软文的形式发表文章，也不喜欢做硬广告，或者参与有名无实的评奖活动。这都是些需要花钱的勾当，即使他想做，赵国栋那一关也不好过。因此，他只能凭文章的实力去征服编辑。 他发表的那些文章不仅没有花钱，而且多少还能赚点儿稿费。到年底，他把自己这半年多发表的金融宣传文章进行了统计。消息、通讯和报告文学加在一起，共有五十八篇。按照a银行孝天市分行制定的奖励标准，他可以拿到通讯报道奖八千六百五十元。 考虑到这笔奖金的数额比较大，他担心赵国栋不同意兑现，所以一直没有正式申报。现在，既然业务部门的专项奖励都兑现了，他作为行政后勤人员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这笔通讯报道奖。严格地讲，这笔奖金也应该是专项奖励，他可以理直气壮去领取。 王加根把他发表的五十八篇文章列了个明细清单，又附上样报样刊复印件，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用稿通知单》，正式提交给a银行孝北县支行人事股。 人事股长夏宗明收到后，马上向行领导汇报。结果，赵国栋不同意发放这笔奖金，不肯在申报单上签字。 “为什么？”王加根皱起眉头问夏宗明，“怀疑我发表文章的真实性？” “他没有说你发表的文章是假的。” “那么是我套用市分行的奖励标准有问题？” “也没有说你算出的金额有误差。” “那他为什么不签字？” 满脸麻子的夏宗明挤出不怀好意的笑容，回答说：“这个你得自己去问赵行长。” 王加根于是怒气冲冲地去找赵国栋。 一进行长室，他就大着嗓门质问：“赵行长，金融新闻宣传奖励按照市分行制定的文件执行，这话是不是您讲的？” 赵国栋愣了一下，回答：“是我讲的。” “那现在为什么不按文件兑现呢？” 面对王加根咄咄逼人的发问，赵国栋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解释。他说，金融新闻宣传奖励的面太窄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只有王加根一个人领奖，金额又那么大，这样发放影响不太好。 “这是什么理由！”王加根反驳道，“政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人发表了文章，都可以去领奖。怎么能够说奖励的面太窄了呢？” “问题是，文章并不是人人能写的，写了也难得发表啊！”赵国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再说，新闻宣传本来就是办公室的本职工作，是你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情嘛。” “那存款是储蓄股的本职工作，收息和不良贷款清收是信贷股的本职工作。他们做好了，为什么能够拿专项奖励？”王加根针锋相对地反问。 “这个不一样。业务专项奖励的钱是市分行划拨下来的，而通讯报道奖励市分行只出政策，真金白银还得我们自己掏。”赵国栋现出为难的样子，开始叫苦，“孝北县支行是刚刚成立的小支行，费用本来就很紧张。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奖励你，的确不怎么妥当。你是业务骨干，又是中层干部，希望能够拿出一点儿高姿态来。” “业务骨干和中层干部又不只我一个，为什么唯独要我拿出高姿态？”王加根满脸通红地争辩，“要领大家都领，要不领大家都不领！包括你们几个行领导。” 赵国栋露出一脸的苦笑。僵持了半天，他又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这样！完全不奖励你也说不过去，多少还是意思一下。这次就奖励你六百五十元，其余那八千元钱，就算你为支行作了贡献。” 王加根当然不同意。 他横眉怒目，什么话也没有讲，怒气冲冲地甩门而去。 第一百九十五章 大内总管 王加根真的不明白，赵国栋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从选派到孝北县工作以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单位的事情操碎了心。虽然只是个中层干部，但他发挥的作用、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作出的贡献，丝毫也不亚于任何一个行领导。 公文、宣传、会务、档案、印章、保密、通讯、接待、财务、值班管理全靠他一个人。余丰新只负责房产、食堂和车辆管理。也不是他爱揽权，余丰新的能力摆在那儿。凡是涉及到文秘机要方面的事情，余丰新都摸不着边儿。这些事情交给他，他很难搞清白，比没人管还麻烦。余丰新在办公室的角色，更像一个后勤管理人员。 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王加根负责起草，送行领导审定，交肖丽娟打印。遇到召开大型会议，材料较多、印刷量较大时，他们总是加班加点，协同作战。胡蓉也会参与帮忙。会议材料定稿后开始印刷，印好了再按页码顺序整理成册，然后用订书机装订。三个人流水作业，印刷、整理、装订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紧张的忙碌过后，眼望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一摞摞材料，王加根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和满足的笑容，对两位女同事的感激之情也油然而生。 王加根春节前去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办的现代商业银行管理培训班，碰到了老领导——a银行孝南区支行副行长周兴国。 周兴国突然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说是有个妹妹还请他多关照。 王加根不解地望着老领导，不明白周兴国这话是啥意思。关照他妹妹？他妹妹是谁？ “你们办公室是不是有个叫胡蓉的女孩儿？” 王加根点头说是。 “胡蓉就是我妹妹。”周兴国笑着说。 “胡蓉是你妹？亲妹妹？”王加根吃惊地问。 “同一个爸，同一个妈。你说是不是亲妹妹？” 这太让王加根意外了。 和胡蓉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也没听她说周兴国是她哥哥呀！何况，他俩一个姓周一个姓胡，怎么会是亲兄妹呢？王加根也不好深问，既然知道了这层关系，就表示自己一定尽力而为。 开完会回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王加根直截了当地问胡蓉，周兴国是不是她哥。 胡蓉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你明知道周行长是我的老领导，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告诉我你与他的关系呢？”王加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问胡蓉。 胡蓉笑了笑，没有作声。 关于她为什么和周兴国不是一个姓，她的解释是，自己本来不叫现在这个名儿。是因为中考时，她没有学籍档案，就冒用了一个叫“胡蓉”同学的，结果姓名再也改不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初中学籍造假的事情比较普遍，王加根并不觉得奇怪。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胡蓉这女孩儿成府太深了，居然把她是周兴国的妹妹这件事情瞒了那么久。 正在王加根为这事耿耿于怀的时候，办公室的另一个女孩儿肖丽娟也干出了一件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情。 肖丽娟突然宣布，她准备与董红强结婚了。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还不到一年时间，从孝天城选调来的四个单身汉有两个脱了单：史涛和高超雄。史涛的老婆在孝天城，是个小学教师；高超雄娶的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女同事王晓萍。如果董红强与肖丽娟结了婚，就只剩下陈俊杰一个“单身狗”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些事情本来很正常。让王加根觉得有意思的是，a银行员工都喜欢在a银行内部找对象。 董红强肖丽娟结为伉俪后，算上前不久结婚的高超雄和王晓萍，以及另外三对结婚比较早的夫妻，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行内双职工家庭就增加到了五个。 还有个现象也蛮有趣，a银行孝北县支行五十岁以上的老员工，通常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上班。出现了父子同事、父女同事、母子同事、母女同事、兄弟姐妹同事的奇妙景观。 丁仲元的老婆宁文莉、罗新初的老婆邱凤霞，最初并不在a银行工作，她们都是从其他工商企业调进a银行的。眼下，宁文莉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心储蓄所主任，邱凤霞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山街储蓄所当储蓄员。宁文莉和邱凤霞从外单位调进a银行时，年龄都比方红梅年龄大，学历也没有方红梅高。可是，当王加根按照孝天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申请把方红梅从孝北县一中调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时，居然被赵国栋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一想起这件事，王加根就耿耿于怀，恨不得跳起脚来把赵国栋臭骂一顿。这口恶气还没有出，赵国栋又克扣了他八千元钱的金融新闻宣传奖。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真想拿锈刀子捅死赵国栋个狗日的！ 回想起自己写的那些吹牛皮文章，除了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摇旗呐喊以外，还有几篇是为赵国栋歌功颂德的，比方《拓荒行长赵国栋》和《创业者的足迹》。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王加林还收到了一些丛书编辑部的编辑信，希望把这两篇文章收进各种各样的集子。前提条件是要交钱，或者帮忙销售一定数量的书籍。王加根当时都没理会。现在看来，他的做法还是明智的。赵国栋有什么资格进丛书？老子当初就不该写他！想想文章里歌颂赵国栋的那些话，他现在都感到害羞和脸红。 文人啊！尤其是那些写通讯报道的记者和通讯员，都是他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不知廉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那八千六百五十元奖金老子不要了！一分钱也不要！从此之后，老子再也不写通讯报道之类的文章，不当恬不知耻的吹鼓手。有时间，就写小说散文，还是弄老子的文学。这样想着，王加根暂时平息了内心的愤怒，开始反思自己眼下的生活。 自从他离开教育界，成为一名银行职员后，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变化还是挺大的。工作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很多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他都相继得到了。 上班能够坐在装饰一新的办公室，对内对外联络有电话和传真机，借助打字机和复印机，基本上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出门办事——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都能够用单位的小汽车。他大小是个官儿，手里的权力还不小呢。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接待所用的香烟、白酒和茶叶，都由他负责管理；全行干部员工的煤气本（液化气供应票），也由他负责办理和发放；司机、水电工、炊事员这些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能够随便调遣。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学习培训。出公差当然是很享受的，住宾馆，吃桌餐，唱卡拉ok，进豪华歌舞厅，游风景名胜……其实，那就是变相的公款旅游。 纵然这样，王加根还是感觉不快活，经常无端地烦恼和苦闷。 什么原因？人心不满百？做了皇帝想外国？当然不是。 他的苦恼并非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的。常言道：有得必有失。进a银行工作之后，他得到了那么多，又失去了什么呢？扪心自问，他觉得自己失去的，恰恰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永无止境的进取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 他再也没有按月给自己下达学习任务了，再也不通宵达旦地看书、起早贪黑地写作了，写日记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以前记日记，一年需要两三个笔记本，可现在一个笔记本两年还没有用完！自学考试中断了。英语讲座也没有收听了。家里的书柜和书架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不是为了给女儿找学习资料，他很少进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每天被繁杂的事务搅得头晕脑胀，风风火火地忙进忙出，慌慌张张地跑上跑下。安静下来时，回头一看，又没忙出个什么名堂。干的无非都是一些提草鞋、擦屁股、打边鼓之类的跑腿事情。这事要他协调，那事要他联系，一会儿要他签字，一会儿找他盖章，美其名曰“大内总管”，实际上如同用时有人找、不用时无人问的妓男一个！ 说起来是笔杆子，写的文章都是些老生常谈、枯燥乏味的“党八股”。他绞尽脑汁、苦心孤诣、字斟句酌地起草，劳神费力地炮制出来、打印下发的文件，别人有时看都懒得看。扔在桌上，锁进抽屉，或者直接丢进了垃圾篓。时间和精力、青春与才华都被这些徒劳无益的事务所损耗。下班回到家里，他总是累得骨头如散了架一般，还得强撑着，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即便是这样，老婆还骂他家懒外勤。方红梅老是觉得，承担的家务事太多了，责备他帮忙太少。还认为他洗衣服时故意不把衣服洗干净，害得她返工重洗。 “你每天就不能早一点儿回家煮饭么？捱也要捱到下班之后！我是因为在教室里上课，没办法提前回家。你早一点儿走晚一点儿走又有什么关系呢？哪个管你不成！住在这排简易宿舍的女的，个个都比我享福。她们打麻将都是男的把饭送到手里！我从早到晚总在忙，脚后跟打着后脑勺，成天当牛做马。自打你从孝天城回来后，我反而比以前更忙了，还没有以前舒服。”方红梅唠叨着，委屈得眼泪直流。 王加根忍无可忍，也开始大喊大叫，训斥方红梅不知好歹，骂她不通情理。说实话，他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只要回到家里，总是主动找事做，很少空闲着。在外人眼里，他是个顾家的模范丈夫。方红梅竟然还要求他提前下班回家煮饭——这未免也太过分了！ 王加根认为，方红梅这是在逼他。 他最讨厌的，就是方红梅那张蛮横不讲理、得理不饶人的嘴。想当初，在牌坊中学的时候，方红梅的唠叨、埋怨和谩骂，一度逼得他想自杀。现在刚刚混好了一点儿，方红梅又开始使用她的“核武器”，意欲何为？她究竟想干什么？ 王加根也承认，老婆的确很辛苦，但他们的家庭情况特殊啊！老人都不在身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不是同样比别的男人干得多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更何况，家里就三口人，又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缝补浆洗，做卫生拖地，就能把人累死了么？ “我没指望你支持我干事业，没指望你来照顾我的生活，没指望你为我做出什么牺牲和奉献。你也就是比别家的女人多干了一点儿家务话。买个菜、做个饭、洗个衣、清个场就满腹牢骚，一肚子不高兴，这是他妈的什么贤惠老婆？我们又算哪门子美满夫妻？如果我将来得病了，或者因为意外伤残了，你不是要把我扫地出门？” 方红梅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 本科函授学习毕业之后，她再也不怎么看书了。每天除了上班和干家务，就是记着打麻将，连孩子的学习都很少辅导。暑假和寒假期间，以及周末不上班的时候，每天下午打麻将成了她的固定节目，有时打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不落屋。 好多个休息日，王加根提议夫妻俩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方红梅总是扯各种各样的借口予以拒绝。一会儿说街上灰尘太大，一会儿说没有合适的衣服穿出门。王加根生气了，强行把她从麻将桌上拉下来，拖着她出门。她一到街上就开始抱怨。没有公园，没有像样儿的商场，没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到处脏兮兮的，有什么转头？给她买衣服，她要么说款式不好，要么说价格太贵。这不合眼，那不合心。总而言之，不如打麻将或者在家里看电视舒服。 王加根于是就发脾气，两人闹得不欢而散，噘着嘴巴子打道回府。 归根结底，方红梅主要还是怕花钱。她既不愿意为自己花钱，也不愿意为王加根花钱。钱用在女儿王欣头上，也是寒寒滴滴的，脱不了小家子气。没办法，长期贫穷养成的节俭习惯，一时半会儿也改不过来。方红梅在消费方面如此抠，引起了王加根的反感和不满。他觉得，钱赚来就是花的。赚的钱如果不花销，就等于废纸一样。 身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王加根出门却没有一件像样儿的衣裳。在单位里，总是像瘪三一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个个穿得比他强。 方红梅从来没有用心地布置过他，反而夸他入乡随俗，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王加根的几双丝光袜，都被脚趾头磨破了。他在家里说了好几次，方红梅才在街上的地摊儿上给他买了两双廉价的。拿回来交给王加根时，穿在脚上还嫌小了。方红梅就到街上去换，可又没有更大号码的。她就把袜子退了，说等以后碰到大号的再买。这一等就是几个月，她再也不提买袜子的事情了，搞得王加根每天只能穿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袜子。每次进入银行微机房，他都不敢脱鞋子，怕别人看了笑话。 方红梅自己也是一样。她从来不化妆，也不注意衣着打扮，邋里邋遢，松松垮垮，搞得象农村妇女一样。刚满三十岁，就如同半老徐娘。她再也不过问王加根的写作了，也没兴致读王加根写的文章。看到王加根自学英语，就说他是猪鼻子插根葱——装象。嘲笑他学了十几年外语没有什么长进，嫌他听广播讲座影响她睡觉休息…… 工作上不顺心，家庭生活不如意。每天循环往复，平平淡淡，没有波澜，没有故事，没有激情，更看不到成绩。无聊！真的很无聊。王加根感觉自己的生命在一点点损耗，身体在一天天变老。 日子不能继续这么过下去，必须有所改变！要摆正工作、学习与生活的位置。如果工作不能让自己开心，努力了也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那就把重心转向学习和生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何必为赵国栋这样的小人去卖命？他小肚鸡肠，嫉贤妒能，不讲信用。这样的领导有什么跟头？自己按部就班地混钟点，能敷衍就敷衍，能糊弄就糊弄，没有必要充当什么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这样想着，王加根慢慢平静下来，把烦恼暂时抛到了脑后。 接下来的日子，他尽可能表现得低调。不声不响地上班和下班，脸上很少露出笑容。碰到赵国栋连招呼都不打，也不再过问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都知道王加根情绪低落的原因。有人同情，有人气愤，也有人嘲笑，甚至幸灾乐祸。 赵国栋见此，也觉得比较尴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单位突然收到一份来自a银行hub省分行的文件。a银行孝北县支行自成立以来，收到的大多是市分行、孝北县委、县政府和孝北县人民银行的文件。省分行的文件都是通过市分行转发，省分行直接给孝北县支行寄文件，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王加根拆信封时，也觉得比较蹊跷，怀疑是省分行把文件寄错了。 他打开文件一看，标题为《中国a银行hub省分行关于表彰一九九三年度优秀通讯员的通报》。全省有十个优秀通讯员获表彰，其中就有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王加根。 这份文件送到赵国栋那儿时，赵国栋感到很震惊，同时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和亢奋。 他提起钢笔在文件处理单上写了好长一段话。大致意思是，王加根同志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第一个受到省分行表彰的员工，希望全行干部员工向他学习。他最后还提议，给王加根颁发特殊贡献奖。 第一百九十六章 大胆OK 在省分行的表彰文件上签批意见后，赵国栋又专门找王加根谈了一次话，说的还是金融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 他希望王加根体谅支行的难处，同时承诺，在即将召开的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年度工作会议上，除了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外，还将授予王加根和董红强特殊贡献奖，每人奖励人民币二百元。 “奖励你，是因为你在通讯报道方面取得的成绩；奖励董红强，则是由于他为支行的科技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赵国栋这样讲。 a银行孝北县支行开始筹建时，从机关办公到网点营业，全是手工操作。机关里除了一部拨号电话机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电子产品。营业网点都是手工记账，噼里啪啦地打算盘。每天营业终了，轧账显得特别麻烦。如果遇到账不平，或者账款不符，出现长款短款现象，那就难以正常下班，经常忙到深更半夜。 计算机及应用专业毕业的董红强来了之后，承担起了改变a银行孝北县支行科技落后面貌的重任。他从比较简单的办公自动化入手，把拨号电话换成按键电话，又买回传真机与电话机相连，解决了支行收发传真电报的难题。有了四通打字机和佳能复印机，安装和调试工作也是他完成的。在对花园汽车站的楼房进行装修改造时，他又建议预留了一间微机房。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从花园大桥头搬到胜利路之后，董红强就开始了微机房的建设工作。布线，装机，调试，把储蓄业务的事后监督由手工操作改成了微机操作。当时正值一年一度的活期存款结息，为了使网点手工营业与微机事后监督能配套，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输账对账，保证了微机的正常运转和存款结息的准确性。 在推进机关办公和储蓄事后监督电子化的同时，董红强又着手各营业网点的微机应用。当年九月一日，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首次采用计算机处理对公业务，实现了微机对外营业零的突破。接着，他又开始在支行营业室储蓄柜、中心储蓄所、中山街储蓄所和花园储蓄所布设电缆电线，安装微机，改手工操作为电脑操作，并成功实现了收付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的程序转换。眼下，他正在积极与孝北县邮电局联系，准备把a银行孝北县支行各营业网点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实现微机联网营业…… 董红强虽然没有受到上级行的通报表彰，但他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科技进步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授予他特殊贡献奖也理所应当。 王加根承认，董红强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难得的科技人才，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赢得了美女肖丽娟的芳心。 “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到夏股长那儿把六百五十元钱的通讯报道奖领了。没发的那八千元钱，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赵国栋用近似于祈求的口气说。 听赵行长这样讲，王加根也很感动。觉得自己继续犟下去，就有点儿不近人情。钱虽然重要，但毕竟还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没有必要老是为钱去计较。他答应去夏宗明那儿签字领钱。 这事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还有一件事，我几次想对你讲都忘了。”赵国栋见王加根准备离开，又把他叫住了，说起了支行机关接待用烟的事情。 赵国栋觉得，a银行孝北县支行接待用的香烟档次太低了。因为他几次去其他银行联系工作，别人发的都是“红塔山”，而他们用的却是“阿诗玛”。这有点儿掉形象。 “你不抽烟，没这方面的体会。抽烟的人有句口头禅：阿诗玛，将就耍；红塔山，发一湾。这两个牌子的香烟价格相差不大，但品质和档次却隔得很远。不要在这些细节问题上表现得小气，显得我们a银行比别人低一头。”赵国栋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 王加根当即表示，库存的“阿诗玛”用完后，就去买“红塔山”。 “办公室库存香烟还有多少？”赵国栋问。 “十条左右，我呆会儿去看看。” “不要等了，赶紧换！”赵国栋语气坚决地吩咐道。 他要求王加根把库存的“阿诗玛”香烟全部处理掉，或者退给烟草公司，全部换成“红塔山”牌的。 正说这话时，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恰好来找赵国栋签字。她主动提出，换烟的事情可以交给她去办，因为她与孝北县烟草公司的财务人员比较熟悉。 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等赵国栋签完字，王加根就带着姚丽琴回到办公室，把铁皮柜里的“阿诗玛”牌香烟全部交给了她。不多不少，刚好十条。“阿诗玛”香烟七十元钱一条，“红塔山”香烟一百元钱一条。等价交换，十条“阿诗玛”香烟可以换回七条“红塔山”香烟。 “我明天就去给你换回来！”姚丽琴信誓旦旦地保证。 “谢了！” “小case，不值一提。” 到了第二天，姚丽琴却没有把香烟换回来。快下班的时候，王加根到信贷股去找她。姚丽琴说，昨天晚上她老公的血压冲到两百一，今天陪她老公去医院看病了，没来得及去孝北县烟草公司。 “那你抓紧点儿，我这儿等米下锅呢。几包散烟快用完了。” “冇得问题！”姚丽琴嘶哑着嗓子回答道。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她还是没有到支行办公室交香烟。王加根去催她，她说没有找到能够帮忙的人。这一拖就到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王加根要陪同几位行领导去云梦县参加会议，没顾得上追问换香烟的事情。 中国a银行从总行到分支机构，每年开会的频率差不多，会议的名称也大致一样。年初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半年召开年中工作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分支行行长会议。与综合性会议相配套，接着就要召开各专业的工作会议。诸如储蓄工作会议、对公存款工作会议、信贷工作会议、资产质量攻坚工作会议、会计结算工作会议、出纳工作会议、稽核工作会议、人事组织工作会议、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办公室工作会议等等。这些会议通常是从总行开起，然后逐级向下，省分行、市分行、县支行，一直开到最基层的办事处、分理处和储蓄所。 所有这些会议中，年度工作会议无疑是最重要的，是其他会议召开的基础和源头。通常情况下，年度工作会议在春节到来之前开完。春节过后，大家就按照年度工作会议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和制定的工作措施，撸起袖子加油干。今年中国a银行总行年度工作会议到三月上旬才召开，比往年要晚一些。接着是省分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市分行工作会议就拖到了三月中下旬。 a银行孝天市分行之所以选择在云梦县城召开这次重要会议，是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办的一个教育培训中心——金泽宾馆。 云梦县隶属于孝天市管辖，距孝天城只有二十公里。早在西魏时期，这里就是县的建制，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虽说历史悠久，云梦县毕竟是个小地方，没什么知名度，长期不被世人所关注。直到一九七五年，在云梦县一个叫睡虎地的地方发现了秦朝古墓，并且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秦代竹简，才使这个小地方声名鹊起。 云梦睡虎地秦简成为云梦县的名片。 金泽宾馆地处云梦县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属商业黄金地带。宾馆占地三十多亩，建筑面积四万多平方米。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装修豪华高档，各种设施齐全，是云梦县唯一的三星级酒店。 a银行孝天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内容与往年大同小异：总结回顾上年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重头戏，由a银行孝天市分行行长何继安作主题工作报告。报告从上午八点半开始，一直讲到中午十二点钟。这种讲话类似于中央及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面面俱到，部署工作任务一点儿也不能遗漏。 大型会议的主题工作报告通常由办公室文秘人员负责起草。 撰写这种动辄几万字的鸿篇巨制，执笔人绞尽脑汁不说，还得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因为部门和领导众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意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说纷纭，修改起来相当麻烦。很多内容，刚刚改过去了，说不定马上又要改回来，让执笔人无所适从。这种活儿，既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也折磨人的精神和意志。 不过，完稿之后，通过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声音传播出去，又会得到一致的好评。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中，大家都说何行长的工作报告“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热情洋溢”“鼓舞人心”“分析透彻”“切中要害”“重点突出”“提纲挈领”“言简意赅”“思路明确”“措施具体”“与时俱进”。大家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组织干部员工认真学习，吃透讲话实质，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唱完赞歌，表完态之后，发言人又马上抓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汇报本单位的工作情况。说成绩滔滔不绝，谈问题轻描淡写，提建议三言两语。 开会是枯燥的。老是坐在会议室里说的说、听的听，单调，乏味，无聊至极。如果遇到一个啰嗦婆絮絮叨叨，空洞无物地装腔作势，那简直就要人的命！不过，会议中途有茶歇，休会时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诸如拔河比赛、球类比赛、交谊舞会、下棋、打牌、唱歌、看录相，或者去云梦县城的大街小巷随便闲逛。 中餐和晚饭安排的是桌餐。 金泽宾馆最大的餐厅里摆放着十几张圆桌。桌面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搁着能够转动的玻璃圆盘。每张桌子上按照人数摆放着碗筷、汤匙、酒杯、茶杯和餐巾纸。所有会议代表欢聚一堂，等候酒店服务生送上美味佳肴。因为就餐人数太多，炊事员忙不过来，加上有时会议结束过早，等候用餐的时间就显得比较冗长。 没关系！大家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唱卡拉ok。 餐厅里有一个可以表演节目的舞台。舞台正中墙面是一个超大的电视荧屏，连接着音响和vcd播放机。打开这些设备，就能够播放或者演唱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麦克风是无线的，唱歌的人可以拿着话筒随意走动。每次就餐前，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总是率先“献丑”，一展歌喉。 何继安唱的是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济公》主题曲《哪儿有不平哪儿有我》。他模仿着游本昌的腔调“鞋儿破，帽儿破”，马上就博得满堂的喝彩和掌声，把餐厅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 接下来，市分行其他几个行领导、部门负责人、支行行长和副行长们轮番上场。有时大家还互相拉歌，大呼小叫“某某某，来一个”。用餐前的演唱会比开会受欢迎多了。有些胆大妄为的会议代表居然说：“开什么鸟会！就这样唱三天歌多好。” 相比于其他的娱乐活动，演唱会的影响力无疑是最大的，毕竟是在所有会议代表面前展现。百来号人呢！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多有面子啊！ 有点儿遗憾的是，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晚餐，演唱者中唯独没有出现a银行孝北县支行参会人员的身影。孝北县支行四个行领导和王加根都不愿意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即使有人喊叫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是摇头摆手，红着脸不肯登台亮相。 是因为歌唱得不好怕别人嘲笑么？其实王加根的嗓子还是不错的。他读初中时，就参加过生产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跟着王李村能歌善舞的哥哥姐姐们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他唱的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曾经赢得四邻八乡社员的掌声。看到别人风头出尽，他心里也痒痒的。 老实说，已经亮相的“歌手”中，好多都不如王加根唱得好。有些人纯粹是鬼哭狼嚎，把歌儿完全唱变了，跑了调。他私下里嘲笑这些人掉底子，可自己又不敢贸然上场。原因很简单，他平时没有唱过卡拉ok。现在的流行歌曲，他只能简单地哼几句，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完整。虽然电视荧屏上有字幕提示，万一跟不上节奏，不是会现场出洋相？他一旦上场，就是代表a银行孝北县支行。他个人丢丑无所谓，不能丢了单位的形象。这种面子观念钳制着他，折磨着他，使他一直按兵不动，鼓不起勇气来。有时，他甚至因此而感觉到压抑、沮丧和自卑。 a银行孝天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进入最后一天。 主要议程是表彰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签订经营目标责任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案件防控和综合治理责任书，最后是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作会议总结发言。 当王道欣宣布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与时俱进的大会圆满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按照惯例，会议最后一顿饭是最丰盛的。吃完最后的晚餐，大家就要各奔东西，各回各家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敬酒，给大家鼓劲。兄弟支行之间也借花献佛，相互敬酒，交流感情。白酒、啤酒、红酒、饮料都有准备，大家各取所需。这餐饭，大家一般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座位上，而是拎着酒瓶子、端着酒杯到处走动，轮番到每张桌子上去敬酒。整个餐厅如同集贸市场一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喊喊叫叫，红火热闹。 王加根跟随a银行孝北县支行四个行领导一起，把十几张桌子转了一遍，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他抬脚不知道轻重，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或许真如人们常说的那样，酒壮怂人胆。前两天，别人怂恿他唱歌，他一直忸忸怩怩，满脸通红，把脑袋摆得像拨浪鼓，现在他居然径直走上了主席台，不由分说地拿起了无线话筒！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他说自己代表a银行孝北县支行唱首歌，给大家助兴。当负责换碟片的服务小姐问他唱什么歌时，他居然选择了摇滚教父崔健的成名曲《一无所有》！ 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参会人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等着别人看笑话。 “我曾经问个不休——” 王加根开口唱完第一句，整个餐厅突然安静下来。紧接着，如同大晴天瞬间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掌声四起，满场开始叫好，有的人还吹起了口哨。 大家的鼓励增添了王加根的信心。他越唱越合拍，越唱越动情，越唱嗓子越亮。在自觉不自觉中，还运用起了口腔共鸣、头腔共鸣、胸腔共鸣。高音饱满宏亮，中音圆润流畅，低音浑厚悠扬。使得满场的人都放下筷子，为他鼓掌，为他叫好。 王加根唱完回到座位上，不少人都跑过来表示祝贺。他心里格外舒畅，前两天憋在肚子里的淤气一吐为快。 这时他才深切地体会到：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我们不能，而是因为我们不敢。 第一百九十七章 银行女汉子 从云梦县开会回来，王加根就忙着筹备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年度工作会议。 制定会务方案，草拟会议通知，撰写主题工作报告。由于有上级行的会议材料作参考，可以照葫芦画瓢，难度并不是太大。只是因为每件事情都得他一个人弄，工作量依然很大。 这天他正趴在桌子上写材料，副行长丁仲元来找他要香烟，说是来了几个客人。王加根打开铁皮柜，发现散烟只剩最后一包了，这才记起姚丽琴换烟的事情还没有落实。 他先把那包“阿诗玛”交给丁仲元，然后走出主任室，问坐在沙发上抽烟的余丰新：“姚丽琴这几天到办公室来过没有？” “没有啊。你们出去开会这几天，她一直没来过办公室。”余丰新暧昧地笑着，又补充了一句，“赵老板又不在，她来三楼来干什么？” 王加根没有接余丰新的话茬儿。 他快步走出办公室，蹬蹬蹬地下楼梯，到二楼的信贷股去找姚丽琴。 说起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接待用品管理，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银行的对外联系及接待比较多。上级行、地方党委政府、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团组织、新闻媒体、重点客户……各类调研、检查、交流、谈判、联谊活动，每年不计其数。接待来访的领导、嘉宾和客人，香烟、酒水和茶叶肯定是少不了的。为了确保接待用品的质量和档次，银行通常对这些东西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比方a银行孝北县支行，就是不定期购买一批香烟、酒水和茶叶，存放在支行办公室。遇有公务接待或商务活动，行领导或者部门负责人按规定到办公室领用。 这项工作属于行政后勤管理事项，王加根最初是交给余丰新负责的。余丰新为人老实本分，做事勤勉认真，对王加根也比较尊重。王加根安排的工作，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在服务行领导方面，更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从来没让王加根操过心。不过，他这样无原则地服从和讨好，有时也会惹出一些麻烦。 余丰新对每一位行领导提出的要求都想方设法去满足，尽量做到有求必应。可是，行领导的需求又千差万别，有的需求多，有的需求少，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最终享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 结果，享受服务比较少的行领导心里就不舒服。 今年初，万建伟和程金林两位副行长对办公室接待用品管理提出意见，认为香烟和白酒的使用量太大了，管理比较混乱。他们私下里议论说，丁仲元家里每次来了客人，余丰新都把公家的烟酒茶往他家里送，连麻将桌子上抽的香烟都是公家的。 班子成员之间产生矛盾，引起了赵国栋的重视。一次开行长办公会议的时候，他委婉地指出，由于余丰新本人抽烟，而且烟瘾比较大，负责管理接待用的香烟不合适。瓜田李下，各避嫌疑。为防止大家产生误会，避免干部员工说嫌话，香烟、酒水和茶叶这些接待用品，还是由王加根负责管理。 就这样，王加根接下了这一大摊子麻烦事。 他刚从余丰新手里把库存香烟接过来，赵国栋又提出，接待用香烟的档次太低了，要求他把“阿诗玛”换成“红塔山”。 姚丽琴热心快肠地把换烟的事情揽了过去，又一拖再拖，至今还没有把换回的香烟交给他。 a银行孝北县支行没有专门的对公存款管理部门，只配了一个对公存款专管员，放在信贷股。姚丽琴和信贷人员一起办公。 王加根来到信贷股时，只看见信贷股长罗新初和信贷员田桂平。 姚丽琴的座位是空着的。 “姚丽琴呢？”王加根朝空着的位子瞄了一眼，问罗新初。 “刚才还在呢，怎么打个照面就不见了？”罗新初笑着回答，“估计上厕所去了，也可能下户了，或者躲在哪儿打麻将去了。她这个婆娘来无踪，去无影。我们也搞不清她的去向。” 王加根站在那儿等了几分钟，没见姚丽琴回来，就对罗新初说：“待会儿她回来了，你就说我来找过她。” “什么事？我能够转达吗？” “你就说我来过，她自然会明白的。” “行！”罗新初诡异地一笑，调侃道，“真是守口如瓶啊！看来，想了解点儿你们两人之间的秘密，还没有机会。” “我跟丽琴之间能有什么秘密！说她与赵老板之间有秘密还差不多。”王加根口无遮拦地回应。 姚丽琴是土生土长的花园镇人。高中毕业后，她顶替提前退休的父亲，成为花园电机厂的一名工人。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花园镇保险公司主任晏保民。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又过了两年，姚丽琴调到了中国a银行花园办事处。 孝北县成立之后，晏保民荣升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孝北县支公司工会主席。夫妻俩一人在银行，一人在保险公司，都供职于金融机构，小家庭生活还是非常美满的。不过，姚丽琴也有她的烦心事，那就是她老公的身体不太好。 晏保民小时候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长大后多年搞不上对象，一直到三十多岁才与姚丽琴结为伉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老公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如果老公丑陋不堪，见不得人，女人也会觉得掉了身价。 当初别人介绍姚丽琴与晏保民相识时，她之所以没有回绝，除了晏保民的职业和职务具有一定的诱惑力，还因为他性情温驯，知冷知热，对人体贴入微。不过，真正步入婚姻殿堂之后，姚丽琴还是经常因为丈夫丑陋的外貌感到苦恼。她不愿意带晏保民去见自己的闺蜜，甚至不愿意与他成双入对地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到他们的儿子出世之后，这种虚荣心才慢慢有所淡化，开始真正从内心里接纳晏保民。 正在她对老公的“麻脸”习以为常，尽可能做到视而不见的时候，晏保民的健康状况又出现了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晏保民身体上的毛病多起来。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脂肪肝、胆结石、甲状腺囊肿、前列腺肿大……中年男性常见的疾病，在他身上层出不穷。进入不惑之年，他悲哀地发现，自己的性功能明显减退，行夫妻之事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情形对姚丽琴的打击可想而知。 晏保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种悲剧，让她伤心至极，烦恼透顶，甚至恼羞成怒。不过，她还是强作欢颜，大度地包容、安慰和鼓励老公。建议保民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重振雄风。 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实质性好转。碍于脸面，晏保民又不愿意去医院看男科门诊。 姚丽琴开始寻求食补之道。每次上街买菜，她都会满大街地找牛鞭。从来不问价钱，看到牛鞭就买。拿回家洗净，切成小段，用瓦罐煨着，让晏保民晚上睡觉前吃上一碗。精心的调理，偶尔会产生一点儿效果，但多数时候还是于事无补。 万般无奈，他们还是偷偷摸摸地去看男科医生。北上信阳，南下武汉，深入农村乡下，寻访那些民间神医。诊断的结果大同小异，有的说肾虚气亏，有的说精元受损，有的说海绵体发育不良，开的药更是五花八门。 晏保民严格遵照医嘱用药，但收效甚微。 姚丽琴彻底绝望了。刚入而立之年的她，无奈地开始了无性婚姻生活。因为生理上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导致她心理和性格扭曲。 她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喜欢与其他男人打情骂俏，说话粗俗不堪，开口闭口总离不开裤裆里那玩意儿。用她自己的话讲，实干不行，就过过嘴巴子瘾。她能从说脏话中，感受到另一种快感。 再就是没日没夜地打牌，不管不顾地喝酒。 任何人邀请她打麻将，她都会爽快地答应。无论筹码大小，也不管是输是赢，她都奉陪到底。喝酒也是一样。因公应酬也好，私人聚会也罢，只要坐在了酒席上，她就和男人一样大呼小叫，猜拳划令，吵吵嚷嚷，笑起来嘴巴子张得如同窑洞一般。她对低度数的红酒和啤酒不感兴趣，端杯就要白酒。如果有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直到喝得“现场直播”，滑到桌子下面，不能再喝为止。 牌场和酒局，把姚丽琴塑造成了闻名遐迩的“银行女汉子”。因为家住孝天县人寿保险公司，她老公不得不隔三差五地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来接她。 大家因此戏称晏保民是“模范工会主席”。 姚丽琴放荡不羁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自虐的成分。玩归玩，闹归闹，吵归吵。这些年来，她还是恪守妇道，坚守底线，不与其他男人乱搞，没有做对不起老公的事情。直到孝北县成立，遇到“极品男人”赵国栋，她感情上的防线才土崩瓦解。 众所周知，银行组织储蓄存款靠守阵地，组织对公存款则靠跑关系。作为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得经常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和财务人员打交道，甚至拉上银行领导出门开展存款公关。 喝酒打牌，唱歌跳舞，这些都是她的强项。连男人们喜欢的洗头洗面洗脚，保健按摩，她也经常参加。反正都是公家出钱，不花白不花，该享受的时候，绝不亏待自己。自然而然地，姚丽琴就成了a银行孝天县支行的“郎”。 赵国栋外出办事，十有八九都会把她带上。 男女接触多了，难免日久生情。加上姚丽琴长期缺少夫妻生活，赵国栋在孝北县又是单身生活。干柴遇烈火，两个人就这样燃烧到了一起。 第一次颠鸾倒凤，他们对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有明确的定位：无话不谈的异性朋友，肌肤相亲的红颜知己。两人约定，彼此保守秘密，各自承担责任。不以拆散对方家庭为目的，不干预对方的家庭生活，更不得提出“离婚”“结婚”之类的无理要求。 两人心里都很清楚，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 他们谁也放不下自己现在的家庭，离不开各自的儿子。因此，两人非常明智地达成了这样的君子协定。直白地讲，他们就是在一起“玩玩”，各取所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满足生理上的需求。 因为定位明晰，事情就变得比较简单，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单独相聚时，他们见面就直奔主题，完事后各自走人。如果是在公共场合碰面，两人又变得一本正经，俨然关系正常的同事。他们觉得这种“双面人”生活非常刺激，感觉特别惬意。 姚丽琴甚至幸福而又骄傲地对赵国栋讲，他们之间的关系算不上纯洁，却是纯净水。除了性，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成分。 两人有了“地下活动”之后，姚丽琴时不时还送赵国栋一些小礼物。比方电动剃须刀、性感内裤、玉石烟嘴等等。可赵国栋一直没有送她什么东西。他也曾想给她买样手饰或者买件衣服，但姚丽琴总是婉言谢绝。 姚丽琴说，就是送她东西，她也没办法享用。首饰不敢戴，衣服不敢穿，弄不好还会让晏保民起疑心，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赵国栋想想，觉得有道理，就打消了送礼物的念头。但作为男人，这么白白地与姚丽琴“麻糊”，不付出一点儿代价，心里还是不美气。身为支行行长，他既有钱，又有权，完全能够为姚丽琴做些事情。 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姚丽琴入党或者升职，但这个念头刚刚萌发，又打消了。入党必须孝北县委组织部给指标，还得a银行孝北县支行党支部讨论通过。赵国栋虽说是支行党支部书记，可组织上规定的程序必须走。姚丽琴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递交，更没有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怎么可能培养她入党呢？至于升职，a银行孝北县支行刚刚进行大面积人事调整，干部任免的文件墨迹未干，突然提拔姚丽琴一个人，也不是很合适。 思来想去，赵国栋觉得还是帮助姚丽琴当先进模范比较实际。 今年初，a银行孝北县支行向上级行推荐存款工作先进个人，赵国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丽琴。不过，他提名之后，分管储蓄工作的副行长程金林提出了异议。理由是，支行储蓄存款任务完成情况比对公存款要好，按理应该推荐储蓄股负责人。 丁仲元和万建伟则认为，无论是对公存款还是储蓄存款，支行机关只是出政策，具体落实还得靠各营业网点。因此，他们建议评选先进应该向业务一线倾斜，哪个营业网点的存款任务完成得最好，就推荐哪个营业网点的负责人。 赵国栋力排众议，坚持推荐姚丽琴。 他说，存款工作做得好坏与否，指标完成情况固然重要，但有时还得看任务完成的难度，以及实际付出的工作量。储蓄存款主要靠自然增长，坐在柜台里面守着就行了，而对公存款必须到处跑，要到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去求爷爷告奶奶。姚丽琴同志为了组织对公存款，总是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低三下四地求人，不顾死活地喝酒。她不知喝醉过多少回，有几次喝得胃出血，到医院打吊针……这种舍己为公的好同志，不作为先进典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就这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最终还是向上级行推荐了姚丽琴。 根据行领导的要求，由支行信贷股组织撰写姚丽琴的个人先进事迹材料。在拟定先进事迹材料的标题时，罗新初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也没有弄出个满意的，最后只得打电话向王加根求助。 王加根思索片刻，建议标题定为《献身存款的女汉子》。 罗新初一听就乐了，仰起头，笑得几乎岔过气去。 他一边笑，一边抹着眼泪，说：“这个标题好。既贴切，又生动，放在姚丽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第一百九十八章 被人围猎 王加根刚返回办公室，姚丽琴就提着个黑塑料袋跟进来了。 “给！你的烟。”她把塑料袋扔在办公桌上。 王加根道了声谢，拉开塑料袋，发现里面只有五条加五包“红塔山”香烟。于是问：“你不是说可以换七条吗？怎么只有五条半？” “赵行长用了一条半。”姚丽琴满在不乎地回答。 王加根一听就火了：“赵行长用烟应该到我这儿来领嘛。你凭什么直接给他？” 姚丽琴没有哼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王加根努力克制着自己，从抽屉里找出《接待用品领用登记簿》，扔到桌子上，很不高兴地说：“你登个记，找赵行长签字。” 他吸取余丰新粗放管理的教训，从接手管理接待用品起，就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无论谁来领用香烟、酒水和茶叶，都必须签字画押，还要经过实际使用人确认。 姚丽琴看了一眼《接待用品登记簿》，不肯在上面登记。 “如果你不登记，又没有赵国栋的签字，这烟我是绝对不会收的！”王加根的犟脾气上来了，恼火地说，同时把五条半香烟装进塑料袋，往姚丽琴面前一推。 姚丽琴站在那儿，显得比较尴尬。她犹豫了一会儿，又拎起黑塑料袋子，气乎乎地走了。 尔后好几天，她再也没有到支行办公室。平时碰到王加根，也闭口不提香烟的事情。 王加根看她这么不讲意思，又主动向她索要七条香烟。 “赵行长说了，那几条香烟你不要，就让我锁起来，留着对公存款公关用。”姚丽琴嘻嘻哈哈地回应道。 王加根气得吹胡子瞪眼：“你干什么用，我不管！可我交给你十条阿诗玛香烟，你总得有个手续。拿走时你没有登记，现在又不愿意归还。我的账怎么做得平？时间长了哪个说得清楚？” “没问题。那十条阿诗玛就算我领走了，用途是对公存款公关。”姚丽琴爽快地回答，“我呆会儿来登记，赵行长已经答应签字了。” 王加根没理由不同意，可回想起这事的前前后后，心里又觉得特别不舒服。 余丰新管了大半年香烟，你赵国栋屁都没放一个。我刚接手，你就提出香烟档次太低了。档次低了就换呗！换回的香烟，你又直接从姚丽琴那儿领用。烟究竟是你领用的，还是姚丽琴主动送你的？那一条半香烟是用于公务，还是你私人使用了？这些都说不清楚。我托姚丽琴去换香烟，向她索要换回的“红塔山”正当名分，你赵国栋又从中插这么一杠子。什么意思嘛？ 王加根了解姚丽琴的为人，也知道她与赵国栋的“麻糊”关系，因此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真不该答应接手管理接待用品的！如果这些事情继续由余丰新管，自己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会怄这些冤枉气。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机关没有单独设立行政股，行政后勤管理职能放在办公室。因此，办公室就多出了好多杂七杂八的事情。诸如办公楼和宿舍楼管理、公务车辆管理、职工食堂管理、燃气管理、办公设备和办公用品管理，各种福利物资的采购等等。 行长室、支行办公室及会议室的清洁卫生由肖丽娟负责做，公共厕所的保洁工作交给了门卫，其他各部门的办公区域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公共区域一年上头没人打扫。 水电设施出了问题，则由水电工小徐去处理。 支行有三辆公车：一辆原花园办事处留下来的切诺基，一辆银灰色桑塔纳，一辆白色标致。切诺基主要用于接送钱箱子、上门收款，实际上相当于运钞车。桑塔纳是赵国栋的专用车，非紧急情况，其他人一般不能动用。标致车相对比较机动，主要满足其他三位行领导和支行各部门的工作需要。车辆全部由支行办公室负责调度，三个司机也隶属于办公室管理。 职工食堂目前仍然在老宿舍楼那边儿。等新宿舍楼建成后，就会搬到新宿舍楼的顶东头。虽然在职工食堂吃饭的人不多，但众口难调，还是经常发生矛盾冲突，难得让人省心。炊事员丁师傅本来就是个暴脾气，又仗着自己与丁仲元同村同族，认为别人不敢把他怎么样，所以平时说话做事特别牛逼。如果有人对他做的饭菜提意见，他就把眼睛一鼓，恨不得把别人吃了。史涛怀疑丁师傅记餐有问题，认为自己的用餐次数记多了，两人发生了好几次争执。 燃气供应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专享的福利。孝北县液化气公司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贷款客户。双方约定，a银行在贷款利率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孝北县液化气公司每年为银行提供一定数量的煤气供应本。这些煤气供应本由支行办公室负责管理。每年给全行干部员工各发一个，多余的就留支行办公室，保证职工食堂和支行机关烧开水的需要。 办公家具及大型设备的购置和维修，办公用品及各种福利物资的采购与发放，也是由支行办公室牵头负责。印制带有a银行logo的专用工作笔记本和抄写纸，购买钢笔、铅笔、圆珠笔、橡皮、透明胶、胶水、印泥、裁纸刀、订书机、订书钉和打字复印纸。 如果有新员工入行，还要为他们订做工作服。工作服包括夏装、冬装和春秋装，男的配领带，女的配丝巾，以及马夹和呢子大衣。 福利物资是按传统节日和天气变化来组织和发放的。元旦春节自不必说，那是一年当中最威武的一次。到了端阳节，就要采购粽子、咸鸭蛋、皮蛋、芝麻糕和绿豆糕。烈日炎炎的夏天，高温到了三十五摄氏度以上，就要考虑“送清凉”，买西瓜，买水果，买绿豆、红豆、黑豆和冰糖。中秋节和国庆节来了，自然就要买月饼、买板栗、买桂花酒。天寒地冻的冬天，又要为员工“送温暖”，买些红枣、香菇、木耳和莲子之类的滋补品。即使非年非节，银行也会给员工发些牙膏、洗发精、洗衣粉、香皂、餐巾纸、卷筒纸等日常用品…… 因此，社会上一些人看到a银行职工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拿东西，就羡慕得眼睛发红，甚至酸溜溜地感叹道：“好单位就是不一样啊！连卫生纸和餐巾纸都发，擦嘴巴的有了，揩屁股的也有了。” 行政后勤管理方面的事情，尽管别人都认为有“油水”，王加根却不想参与，一古脑儿全部交给了余丰新。 他只想腾出时间和精力，管理好公文、档案、保密、印章、宣传和会议。明知道这些活儿吃力不讨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但这些是他的专业和特长。 余丰新是退役军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传统的办公室业务他一样也不懂。那些事情交给他，肯定干不好。如果行领导不满意，最终挨批评的，还是王加根这个主持工作的副主任。 办公室分工之后，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余丰新成了香饽饽，王加根则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办公室里除了胡蓉以外，其他人都开始巴结余丰新。司机、水电工、炊事员、门卫、内勤都属于行政后勤人员。外面的人员来办公室，十有八九是找“余主任”，而对王加根视而不见，就像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他俩在同一个房间里办公，又坐在正对面，来找余丰新的人说话时总是吞吞吐吐，显得有些不方便。余丰新就把别人领到外间的沙发上，坐在会客厅里谈，或者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上说话。 每逢这个时候，埋头看文件或者写材料的王加根就感觉特别尴尬，失落之感油然而生，甚至对自己愚蠢的分工感到后悔。 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心路历程，当万建伟和程金林对办公室接待用品管理提出批评，赵国栋提议由王加根来管理烟酒茶这些接待用品时，他就没有过多的推辞。形成了行政后勤工作由两位主任共同管理局面。物资和物品的采购由余丰新负责，但办公用品、接待用品和煤气本的保管和发放必须经过王加根之手。 这样一来，王加根又重新赢得别人的尊重。在外人眼里，他的权力还不小。一些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老同事开始来找他，杨岗和王李村的老乡来找他，曲里拐弯的亲戚也来找他…… a银行孝北县支行刚刚挂牌的时候，白大货就来找外甥借钱。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千秋考上了自费中专，报名费还差千把块。 不凑巧的是，王加根那时刚刚买了电冰箱、自行车、沙发和电风扇，手上没什么闲钱。当然，就算他手里有钱，也不愿意借给大舅。白大货以前也找他借过钱，但从来就没有还过。 虽然他们是亲戚，借钱不还，还是有点儿说不过去。 王加根离开牌坊中学后，千秋就回白沙铺中学念书了。她复读一年后，考上了自费中专，据说报名费得三千多块钱。既然白大货找上了门，也不能让他空手而归。 王加根和方红梅商量后，认为与其借钱给白大货，还不如直接送五百元的礼金。这样的话，说出去还好听些。 打发走了白大货，王加根又接待了小学时的女同学李桂花。 这个李桂花，读书时可是王李村小学的“叫鸡公”。当时学校是半工半读，上课也经常念报纸、学社论、勤工俭学、开忆苦思甜会、写大字报，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生产队演出。 李桂花人长得漂亮，但唱歌却如鸭子叫，跳舞也不好看。不过，她活动能力特别强，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抛头露面，有相当强的号召力。整个小学阶段，她与王加根的关系还过得去。进入初中后，他们仍然在一个班上。 班主任是刚从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周木高。周木高教语文，比较喜欢作文写得好的王加根。但好景不长，因为一顶军帽的纠葛，周木高改变了王加根的看法，甚至还有点儿讨厌他。 这事得从王加根的三叔王厚道说起。 王厚道在bj当兵时，曾送给侄儿一顶草绿色的布军帽。 这宝贝可把王加根高兴坏了。要知道，军帽当时可是稀罕玩艺儿，尤其是从部队出来的正宗军帽，是很多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 王加根天天戴着军帽上学，显得特别神气。 有一天，班主任周木高突然来找王加根，说自己要去相亲，见女朋友，想借王加根的军帽戴一下。王加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军帽交给周木高之后，也不知他是不是戴着这帽子去相亲的，但相亲回来之后，却没有及时把军帽还给王加根。过了好几天，周木高才说，那顶军帽被他女朋友的弟弟要走了。 王加根回家把这情况告诉他爸，王厚义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又怒气冲冲地到学校找周木高索要帽子。 最后的结果是，那顶军帽没有要回来，王加根还把班主任得罪了。周木高不再在班上念他写的作文，还死活不让他入团。 李桂花与周木高保持一致，也开始排挤王加根。 整个初中阶段，王加根就是在这种屈辱中度过的。 值得庆幸的是，王加根初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高中。李桂花则落选了，回村里当了农民。毕业分手时，两人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一直仇着没有讲话。 王加根在杨岗中学读书期间，有时与李桂花相遇，两人还是互不理睬，如同路人一般。直到他考取孝北县师范学校，才听村里人讲，李桂花嫁给了周木高。转眼十七八年过去了，王加根做梦也没有想到，李桂花会主动来找他。 岁月无情，当年光鲜水灵的李桂花完全变了模样，已经是个满脸皱纹的黄脸婆。不过，言谈举止依旧显得很精明。 她说，周木高早就没教书了，回村和她一起种了几年田，后来又出门去打工。现在孝北县成立了，他们想在花园镇租个门面房，做点儿小生意。 “房子我们已经在洪花路租好了，准备简单地装修一下，但手头上有点儿紧。”李桂花满脸堆笑地说明来意，“听说你在a银行当办公室主任，就想请你帮个忙，给我们在a银行贷点儿款。” 王加根听到这儿，心里已经开始冷笑了。 他妈的！你们这对狗男女，以前合起来整老子，现在居然又来求我了。他真想好好地奚落李桂花一顿，毫不客气地把她赶出门。但转念一想，自己如果这样做，就显得既没风度又没水平。再怎么说，周木高还是他的老师和班主任呢！李桂花眼下的身份，不光是他的老同学，还是他的师娘。 一想到这层关系，他又不由自主地笑了。 按照a银行的信贷政策，李桂花和周木高根本就不够贷款条件。因为他们的户籍在杨岗乡，不在孝北县城，而且提供不了任何担保。 当王加根把这些规定讲给李桂花听时，她显得很失望。 为了能够贷到款，她还是不停地说好话，从王加根的言辞中找破绽，不放过任何一次努力的机会。直到意识到王加根完全把口封死了，才无奈地离开。 几天后，周木高又出现在了王加根面前。 和周木高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王加根不认识的中年男人。 “这是我们村的周书记。”周木高指着陌生男人介绍道。 王加根马上站起身，热情地与周老师和周书记握手，又从抽屉里拿出两包“红塔山”香烟，一人塞了一包。 他估计周木高还是为贷款的事情来的，拉上村支书来当说客。 不过，他只猜对了一半。这两个人确实是为贷款而来的，但不是给周木高个人贷款，而是为王李村贷款。 周书记说，王李村准备办一个小型造纸厂，需要贷款三十万元。 王加根马上答复道，造纸厂属高污染行业，尤其是小型造纸厂，a银行一般不予支持。 “那你告诉我，a银行支持哪些行业啊？”周书记随机应变，“你们支持哪些行业，我们的贷款申请就写哪些行业。” 听到这儿，王加根有点儿哭笑不得。 他心里已经明白了，周书记所说的办造纸厂是假的，其真实的目的是套取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贷款。 他明确地表示，这个忙他帮不上。 “帮不上？你是不是从王李村出来的？”周书记翻脸不认人，破口大骂起来，“我看你真是忘了本，做了驴子白了肚皮！” 第一百九十九章 汈汊湖 a银行孝北县支行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王加根又赴汉川县汈汊湖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公室工作会议。 和他一起参会的，还有肖丽娟——她是上年度受市分行表彰的办公室工作先进个人。本来，赵国栋提议推荐王加根为办公室工作先进个人，但他主动把这一荣誉让给了肖丽娟。王加根这么做，并非他思想境界有多高，也不是他想树立“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的正人君子形象，而是从内心里觉得肖丽娟表现不错。 肖丽娟工作勤勤恳恳，无论多苦多累，从无怨言，不计较个人得失。尤其是她在没有领导安排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打字复印这一摊子事情，让王加根非常感动。她一个人干着几个人的活儿，工资又那么低，王加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给她先进个人的荣誉，既是对她的褒奖，也有补偿的意思，让她能领点儿奖金。 前面已经讲过，a银行各专业工作会议是由年度工作会议衍生出来的。实际上，很多专业工作会议可开可不开，但市分行各部门又对召开本专业的会议乐此不疲。反正费用由市分行统一出，为什么不把本专业的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个会议呢？ 就拿办公室工作会议来说！分支行办公室工作人员总是围着领导转，一年上头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机会互相走动，平时想见个面都不容易。办公室主任虽说能够陪同领导参加年度工作会议和分支行行长会议，但在那种会议上，办公室主任毕竟是配角，是为行领导提供服务的——大家不可能坐在一起沟通和交流。市分行组织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就能够把全市各支行的办公室主任召集到一起，专心专意地研究办公室工作。也可以借此机会，让他们休息和放松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组织召开这样的专业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为本专业的兄弟姐妹们谋福利。 何乐而不为呢？ 汈汊湖位于江汉平原东部的汉川县，距孝天城六十公里。湖区水面近九十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型封闭式湖泊，素有“江汉明珠”的美誉。这里烟波浩淼，杨柳婆娑，芦苇丛生，荷连接天，鸥鸣鸭逐，鱼翔浅底，一派水乡风光。在何继安担任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一把手”之前，他的前任就看中了这地方，投资两千多万元，在湖边圈地建楼，修建干部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时候，又称之为汈汊湖宾馆。前任行长退休后，何继安走马上任。他觉得已经建成的汈汊湖宾馆不够气派，上不了档次，于是在距离宾馆五百米左右的地方重新修建了一个汈汊湖大酒店。 汈汊湖大酒店主体建筑为一栋位于湖心的圆形楼房，楼高四层，建筑面积接近一万平方米。这里主要是客房、会议室和娱乐场所，厨房、餐厅和停车场则修在湖岸上。湖心楼房与湖岸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水上长廊相连，九曲长廊上，既可以休息纳凉，又可以垂钓观光…… 汈汊湖大酒店投入使用后，不上档次的汈汊湖宾馆就关门歇业了。那栋投资两千多万元的建筑成了闲置资产，长年累月躺在那儿睡大觉。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大型会议和专业培训，绝大部分安排在汈汊湖大酒店。大家之所以对这里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汈汊湖环境幽雅、风景怡人。再加上这里好吃的东西很多，而且地道。 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及辽阔的水域，使得汈汊湖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水生资源。水生动物除了各种淡水鱼类，还有野禽类，如龟、鳖、虾、蟹、螺、蚌、野鸭等；水生植物有莲、藕、芡实、菱角、茭白、蒿草、蒲草等。这里的水生动植物很多都是营养丰富的食材。汈汊湖大酒店就地取材，加上厨师的精心烹饪，能够制作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让人垂涎欲滴。 考虑到办公室工作的特殊性，这次会议没有安排在工作日召开，而是挑了个大礼拜——周六下午报到，周日全天开会。周六晚上，全体与会人员聚餐，白酒红酒啤酒一起上，吵吵嚷嚷地闹了个把小时。直到每一个人都面红耳赤，走路东倒西歪，喊着吼着说话。 接着又一起去湖心大楼的歌舞厅里唱歌跳舞。 因为前不久在云梦金泽宾馆召开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时，大家见识过王加根的《一无所有》，好几个支行办公室主任都要他先唱。市分行办公室吴主任吩咐工作人员给他递话筒。 王加根礼节性的推辞了一阵儿，后来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准备演唱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前奏响起的时候，男士们相继找到自己的舞伴，开始在舞池里翩翩起舞了。五颜六色的光束从滚灯里照射出来，打在地面、墙壁和人的身上，忽明忽暗，变幻莫测。王加根手握麦克风，在音响效果极好的伴奏声中，对着清晰度极高的投影屏引吭高歌。 几度风雨风度春秋， 风霜雪雨搏激流。 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 唱着唱着，王加根感觉心潮澎湃，眼眶竟然潮湿了。好在舞厅里灯光暗淡，别人并没有发现他的情绪失控。他饱含深情地唱完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回到舞池边坐下，他从桌上众多的易拉罐饮料中拿起一罐雪碧，拉开，一口气喝下去一大半。 音乐又响起来了。 市分行法律顾问尹洪斌走上舞台，唱起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bj人在纽约》主题歌。男士们再次纷纷起身，邀请女士跳舞。王加根却坐在哪儿没有动——并非他清高矜持，而是因为他不会跳舞。 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时，王加根比较喜欢音乐，歌唱得蛮像那么一回事，可就是没有学会跳舞。参加工作后，社会上流行跳迪斯科。他模仿了好长一段时间，初步学会了扭屁股，可由于手脚不协调，身体的各个部位不能很好地配合，扭起来总不如别人好看。后来，又时兴跳摇滚、跳霹雳舞。因为工作和生活在乡村学校，他没有刻意去学去练。不过，每听到那节奏感明快、震耳欲聋的舞曲，看到别人异常投入地狂舞，他就会热血沸腾，身体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感受着别人的快乐。唯有这种情意绵绵的交谊舞，他没有跳过，也没有学过。 王加根安静地坐在舞池边儿的椅子上，欣赏着别人优美的舞姿，心里痒痒的，羡慕得眼眶发热。环视左右，他看见肖丽娟也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孤单地在那儿喝茶。灯红酒绿的舞厅里，大家唱的唱、跳的跳，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边儿观风景。 这种情形让王加根感到非常难堪。 他估计肖丽娟也是因为不会跳舞，才没有进入舞池。看得出，她也很不自在，偶尔往他这边瞟一眼，与他的目光相遇时，又很快把眼光移开。太尴尬了！太伤自尊了！如果继续这样坐下去，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肖丽娟，都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赴汤蹈火般地走向肖丽娟。 到了她跟前，王加根学着别人的样子，弯腰伸手，很绅士地做了个“请”的姿势。 肖丽娟受宠若惊地站起身，边走近他，边红着脸说：“我不会跳舞咧。” “我也不会跳。”王加根笑着说，又满不在乎地打气道，“跟着音乐走！只要不碰到别人，不睬别人的脚就行。” 他右手握着丽娟的左手，左手揽着她的细腰。肖丽娟则把右手搭在他的肩上——两人破天荒第一次跳起了交际舞。 这首歌曲的节奏不快，他们也搞不清播放的音乐是慢三还是慢四，完全凭感觉在舞池里走动。没一会儿，王加根的步子就乱了，踩在了肖丽娟的皮鞋上。他脸上火辣辣的，身子如僵尸一般，几乎不会走路了。肖丽娟也很慌乱，同样不敢自如地迈步了。结果，她也踩到了王加根的皮鞋。 两人都没有说话，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继续坚持往下跳。不过，他们内心里都比较熬煎，盼望着尹洪斌快点儿把歌唱完。 明知自己是舞盲，为什么还要主动请别人跳舞？王加根开始为他的莽撞行为后悔。自己丢丑不说，害得肖丽娟一同受罪！这可不比上次在金泽宾馆，唱歌有可能超水平发挥，但跳舞如果没有基础，肯定是不行的啊！回孝北县之后，一定要花点时间把交际舞学会，不然的话，以后遇到这样的场合就太难受了。 尹洪斌的男高音终于进入了尾声。当他唱完最后一句，开始谢幕时，王加根和肖丽娟如释重负地停下脚步，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回到舞池边的座位上，王加根再也没有勇气继续坐下去了。他借口去洗手间，一个人悄悄溜出舞厅，回房间休息了。 第二天的会议安排得比较宽松。 上午八点半开始，先由吴主任作主题工作报告。他照着事先写好的稿子念，个把钟头就念完了，然后宣布休会，说是要等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从孝天城赶过来。 一直等到十一点，王道欣姗姗来迟，会议继续举行。先给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公室系统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颁奖，再由王道欣发表重要讲话，上午的议程就全部完了。接下来，市分行领导与全体会议代表合影，共进午餐。王道欣说是已经吃过午饭了，就直接返回孝天城，没有参加下午的会议讨论。 休会闲聊的时候，大家提到了金融新闻宣传奖励的事情。因为王加根发表的文章多，又是省分行表彰的优秀通讯员，大家都认为他去年抱了个“金娃娃”。孙志雄还带头起哄，吵着嚷着要他请客。 王加根真是有苦难言，愤愤不平地把赵国栋控诉了一番。 大家普遍感到吃惊，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他支行的办公室主任都说，写作是个辛苦活儿，发表文章又那么难，他们的分管行长比较体谅他们。只要有正面宣传报道的文章发表，单位都严格按照奖励标准兑现，从来没有克扣过一分钱。 “你是不是怕请客，就编故事糊弄我们？”孙志雄仍然不依不饶。 “天地良心！你们要是不信，可以问我们支行的小肖。” 大家的目光转向肖丽娟。 肖丽娟非常肯定地点了点头。 大家这才不起哄了，对王加根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赵国栋做得确实有点儿过分了，太不应该。 吴主任听说了这情况，也不知该如何安慰王加根。他建议王加根回去之后，以孝北县支行的名义专门发个文件，明确金融新闻宣传奖励的范围和标准，白纸黑字，红印堂堂，就不怕行领导不认账了。 王加根说，他也这样想过，但怕文件起草后，赵国栋不肯签发。 “你参照省分行和市分行的文件起草，奖励的范围和标准不超过上级行，他凭什么不签发？”吴主任听到这儿有点儿生气，“如果他真的不签发，你就告诉我。我去跟他讲！” 王加根感激地望着吴主任，真诚地道谢。 下午四点钟就散会了。吴主任说，早散会早吃饭，大家可以早点儿出发返程，并嘱咐大家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吃饭前，吴主任把王加根单独叫到一旁，告诉了他另外一件事情。 吴主任说，a银行总行联合《金融时报》编辑部，准备四月下旬在西安举办通讯员培训班，为期半个月。a银行hub省分行有三个参训名额，其中一个分给了孝天市分行。市分行领导考虑到吴主任明年就要退休，便把这次外出培训的机会给了他。 “我马上就退休了，培训又有什么用？”吴主任对王加根说，“这次培训还是你去！你是省分行表彰的优秀通讯员，参加培训名正言顺。到西安与总行办公室领导和《金融时报》的编辑记者多接触，对你将来的发展也有好处。” “那怎么行？”王加根推辞道，“您退休后就没有这种因公出差的机会了。既然市分行领导照顾您，您还是出去放松一下。您革命一生，享受享受也是应该的。” 因为有了上次参加省分行法律顾问培训班的经历，王加根明白a银行系统所谓的“学习培训”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直接用了“放松”“享受”之类的字眼儿。 “别争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四月下旬我家里有点儿事，走不开。你回去之后，把手头上的事情安排一下，四月二十号准时到西安报到就行了。”吴主任最后笑着说，“省分行的通知我马上让他们转发到你们孝北县支行。” 见吴主任态度这么坚决，王加根再也不好推辞了。他不停地道谢，对吴主任表达由衷的感激。 吃过晚餐，返回孝北县的路上，王加根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西安！西安！千年古都啊！他早就想去那里看一看。秦始皇兵马俑、西安古城墙、华清宫、大雁塔、小雁塔……这些耳熟能详的旅游景点，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如果在那里学习培训半个月，肯定能够把这些地方都跑到。 “要是赵行长不让你去怎么办？”看王加根兴奋不已地津津乐道，坐了他身边的肖丽娟突然这样问。 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凉水，王加根瞬间冷静下来。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呢，如果赵国栋不让我去怎么办？”他开始忐忑不安。余下的行程，再也没提去西安培训的事情。 这事还真让肖丽娟预测到了！ 王加根回到单位向赵国栋汇报这件事情时，赵国栋就是不同意他去西安参加培训。无论加根好说歹说，软磨硬缠，他就是不放王加根出去。 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王加根又打电话到市分行办公室，向吴主任求助。 热心快肠的吴主任专门与赵国栋打电话沟通。吴主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足足说了半个小时，可赵国栋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丝毫也不买吴主任的账。 “狗日的赵国栋！”王加根怒不可遏地骂了起来。不过，这话他抵着赵国栋的面骂的，而是在日记本上面发泄。 “什么工作太忙！什么人手紧张！什么出去培训这么长时间影响不好！你一口一声重用我，实际上是想方设法踩老子，压制老子。总怕别人钱拿多了，怕别人舒服了，怕别人混得比你强了，什么东西！嫉贤妒能，这样当老板，怎么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又怎么能够把工作干好？狗娘养的！老子再也不忠心耿耿地为你做事了，再也不忍气吞声地迁就你了。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领导，也不是搞行长的料子。没知识，没水平，没能力，看不清形势，把握不准方向。心胸狭窄，嫉贤妒能，没魄力，没风度，做任何事情都瞻前顾后，小脚女人一般。作风败坏，乱搞男女关系。为你这种人效力，老子觉得丢人！” 王加根的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真恨不得拿刀子捅了赵国栋这个王八蛋。 不过，无论他怎样愤怒，西安之旅的梦想还是破碎了。 第二百章 网点布局 赵国栋为什么不让王加根去西安参加培训学习呢？真的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 怕花钱么？培训通知上说得清清楚楚，住宿费和餐饮费由中国a银行总行承担，培训人员所在单位只负责承担往返路费，这要几个钱？工作太忙走不开？银行业务经营有个特点，就是每逢月末、季末和年末，截取业务数据的时候，相对要忙一些。人们习惯上把这一现象称为“冲时点”。但这次培训时间是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不属于季末年末这样的敏感时段，也忙不到哪里去。况且，银行办公室属于后台支持保障部门，不直接参与业务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离岗外出也没多大关系呀。未必a银行孝北县支行真的到了离了王加根就“不能正常运转”的地步？也不至于！地球少了任何人都照常转，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 是王加根平时表现不好？这就无从谈起了，更找不出这样的依据。王加根选调到孝北县以来，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承担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所有重要公文和大型文字材料的起草工作，金融新闻宣传更是可圈可点。在办公室人员配备不足的情况下，各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保证了支行机关的正常运转。他一直充当着行领导参谋和助手，真正称得上是赵国栋的“拐棍”，是一条忠实的老黄牛。 那么，是他们个人之间有矛盾？赵国栋故意整他？似乎也看不出这种迹象。虽说王加根对克扣他金融新闻宣传奖金有意见，闹过思想情绪，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不平等协议”，少领了那八千元钱。近几个月来，他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工作，没有表现出对赵国栋的不满和怨恨。何况，这事本来就是赵国栋做得不对，别人不再继续纠缠也就算了，未必他还反过来寻王加根的不是？ 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明智的领导对于那些勤奋努力工作的下属，应该经常予以表扬、表彰和奖励，用正向激励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赵国栋却恰恰相反，既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别人该得的奖金，他毫无道理地克扣，生怕别人拿多了，怕别人得了实惠。这样当领导，下属怎么会服气？别人又凭什么为你卖命？ 吴主任在给赵国栋打电话时，反复向他说明，这次西安培训学习的机会相当难得。整个a银行hub省分行只有三个名额，而省分行本部有二十多个处室，全省有十几个二级分行。省分行办公室分配给a银行孝天市分行一个名额，纯粹是因为王加根获评过省分行优秀通讯员，属于定向安排。 “实话告诉你！”吴主任在电话里对赵国栋讲，“我拿着培训通知去向领导汇报时，何行长和王行长都叫我去，说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以后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但我想到名额是省分行定向分配给王加根的，觉得这样做对他不公平，所以就扯了个理由，说家里有事走不开，谢绝了市分行领导的好意，把机会留给王加根……” 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赵国栋仍然固执己见。 吴主任非常生气，几乎与他翻脸了。虽然他们级别相同，都是正科级，但吴主任毕竟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老，威望比他高。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也很少这样伤他的面子，因此觉得赵国栋不可理喻。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他都弄不清楚赵国栋这样做的原因。尤其是对于王加根，赵国栋这样做，就更不近情理，太说不过去了。 你无缘无故地克扣别人八千元钱奖金，自己心里有愧，又以“特殊贡献奖”的方式发两百块钱安抚。可是现在，你又来这么一下子！打一下，摸一下，再狠狠地打一下。你赵国栋究竟想干什么？ 对于赵国栋的做法，吴主任这些局外人都难以理解。王加根作为当事人，当然就更想不通。 拟派他去西安参加培训学习的消息，通过肖丽娟和司机小季的嘴巴，已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传播开了，全行干部员工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本来大家都很羡慕王加根，当然也有嫉妒眼红的。现在突然听说赵国栋不让他去西安，别人会怎么议论？王加根如何面对别人不怀好意的嘲笑？想到这一点，他对赵国栋的仇恨又增添了几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老子？老子又没挖你家祖坟！”王加根真想撕破脸皮，破釜沉舟，与赵国栋大吵大闹一场，但理智还是让他克制住了。他很清楚，闹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赵国栋也不会因为你闹就让步。冲动反而会让自己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让自己的前途蒙上阴影。这无疑是极其愚蠢的。 人家是支行行长，是你的顶头上司，治你的办法多着呢！你把别人得罪了，将来小鞋有你穿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算了，不就是失去一次去西安培训学校的机会么？将来肯定还是有这样的机会。何必死牛抵墙非要这次去不可？ 王加根于是给市分行办公室吴主任打电话，对吴主任表示感谢，告诉他确实去不了西安，指标可以给别人，免得浪费了。 这件事情虽然告一段落，但王加根还是觉得自己吃了个大屁。 方红梅也责备他太窝囊，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忍气吞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处在这样一种尴尬境地，王加根真的很痛苦。与赵国栋共事快一年了，他越来越觉得这人没水平。 去汉川汈汊湖开会之前，王加根参加过一次商务谈判。谈判的内容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与b银行孝北县支行商议解决中心储蓄所的历史遗留问题。 孝北县中心储蓄所临街的门面房是中国人民银行留下的，一直由a银行和b银行共同占有和使用。两家银行都在里面营业，都不愿意退出。这房子快二十年没有装修了，墙面污秽不堪，门窗破破烂烂，完全不像是银行，有损金融机构的形象。加上在这里上班的不是同一家银行的人员，无法统一管理，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 今年四月初的一天，b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老喻突然来找赵国栋，提出把中心储蓄所的问题彻底解决一下。 喻行长说，中心储蓄所面积本来就不大，才六十几平方米，一家银行用都嫌小，两家银行根本就铺排不开。这种格局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挤在里面大家都难受，弄不好还会出问题。 赵国栋认同喻行长的观点，说自己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想好解决的方案。 “一家退出，一家留下，但留下的那家银行必须给退出的银行经济补偿。”喻行长果断地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赵国栋想了一下，问：“补偿多少？金额如何确定？” “我们向房产局咨询过了，这房子现在大概值五十万元。”喻行长回答说，“如果你们退出，我们就补偿你们二十五万元；如果我们退出，你们也应补偿我们二十五万元。” 直截了当地抛出解决方案后，喻行长眼睛直视着赵国栋，试探地问：“你们是选择留下，还是选择退出？” “你们是什么想法呢？”赵国栋反过来问喻行长。 “我们无所谓！留下或者退出都行。” 喻行长口里这样讲，其实他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 来谈判之前，他们已经在家里开会研究过了，达成了退出中心储蓄所的共识。b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发展战略，与孝北县城镇规划是一致的——营业机构逐步迁出老城区，向新城区迁移。再加上，自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从花园大桥头迁到胜利路之后，b银行中心储蓄所的存款余额直线下滑，发展前景比较暗淡。 这不难理解。 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就在马路正对面，几乎与中心储蓄所在一起。人家地段好，面积大，装修得又漂亮，看上去就气派，让客户觉得有实力，别人肯定会去他们那儿存钱嘛！而且，b银行中心储蓄所还同时受到a银行中心储蓄所的夹击，业务怎么可能做得上去？因此，b银行孝北县支行果断决定，把中心储蓄所从老城区搬出去！ 两个月前他们就在孝北县新城区租好了房子，紧锣密鼓地装修，目前已经竣工，可以交付使用了。b银行孝北县支行向孝北县人民银行报送过中心储蓄所迁址更名的请示，喻行长就带队来a银行谈判。 说实话，就算a银行一分钱的补偿金也不给，b银行还是会从现在这个地方退出去。可喻行长不会透露这情况，还故意摆出无所谓的样子，说留下退出都可以。这显然是在吊赵国栋的胃口。 退出还是留下，赵国栋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按正常人的想法，a银行中心储蓄所与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相距那么近，两个网点完全可以合并到一起。腾出中心储蓄所的牌照，到新城区去设立机构——这才是最合理的。可出人意料的是，赵国栋恰恰相反，选择了a银行中心储蓄所留下，让b银行退出。只是在补偿款金额上，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中心储蓄所那房子不值五十万元，补偿金额太高了。 “那你们退出，我们出二十五万元咧！”喻行长看到了赵国栋的软肋，故意这么激将他。 赵国栋又不作声了，谈判陷入缰局。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喻行长又问：“那你觉得补偿多少才算合适呢？” 赵国栋被逼到了墙角，回答说：“二十五万元肯定太高了。二十万元呢？你们又会觉得吃了亏。那就取个中间值，二十二万八！两两发，数字又吉利。” 喻行长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不过，他没有让这种喜悦溢于言表，而是故意好半天不表态，最后又像下了很大决心地说：“就按你赵行长的意思。我也不要什么两两发，你们就给个整数！二十三万元。” 结果就这样成交了。 这次谈判，以及花园汽车站以物抵债的谈判，王加根都在现场，并负责记录。两次谈判的结果，都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也让他见识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几位负责人的水平和能力。 上次他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提出异议，指出固守老城、忽视新城区网点布局的严重后果时，几个行领导都说他危言耸听，说他杞人忧天，并声称，支行领导班子对全行机构发展及营业网点布局会通盘考虑，作出科学而合理的整体安排。大半年过去了，领导们通盘考虑和整体安排得怎么样？支行机构发展现状如何呢？ 目前，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几个营业网点还是集中在花园镇老城区，网点之间的距离全部在千米以内，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相距最近的，是支行营业室和中心储蓄所，仅隔着一条马路，才二十多米远。中山街储蓄所和花园桥头储蓄所相距最远，两个网点都在中山街上，距离也就七八百米的样子。六0四储蓄所属联办机构，原计划撤销，或者搬到新城区，但分管储蓄的副行长程金林又不同意。 他说，如果六0四储蓄所撤销或者搬走，那么在花园镇澴河以西，a银行就没有营业机构了。这样的话，势必会丧失河西的客户群，把河西半壁江山拱手让给其他银行，这是很不合算的。 “河西虽说是农村，但那里有中南冶勘六0四队、六0四技校、桥西中学和花园镇教育组这些单位。大桥头的襄花村发展得也不错，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民的荷包也鼓了，并不比那些上班的人差。” 程金林侃侃而谈，苦口婆心，终于打动了其他几位行领导，又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让a银行六0四储蓄所维持现状。 “六0四储蓄所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营业面积太小了。”程金林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看能不能在附近租个大一点儿的房子，迁址重新装修一下，还是蛮有发展前景的。” 就这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在澴河西岸重新租房，装修改造之后，把六0四储蓄所从中南冶勘六0四队和六0四技校大门口，迁到了花园大桥西头一栋孤零零的二层小楼里。 迁址后的a银行六0四储蓄所重新开张营业后，一直门庭冷落，客户寥寥无几。存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逐渐减少，发展前景堪忧。 这种结果其实是一种必然趋势。 孝北县城建设是向京广铁路以东发展，澴河以西根本就不在规划建设的范围以内。河西的孝天市师范学校几年前就搬到了孝天城，花园镇教育组马上就要迁往城东的洪花路，中南冶勘六0四队和六0四技校目前也在考虑整体搬迁。这些情况，程金林不是不清楚。他之所以坚持把六0四储蓄所留在澴河以西，实际上就是想让a银行租用那栋小楼房。因为那栋楼房的业主是他老婆的弟弟——他小舅子。 程金林虽然在支行四位行领导中排末位，但在他分管的领域还是有话语权的。支行营业网点的设立、撤销、合并、调迁，以及营业用房的购置或租赁，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为了照顾他小舅子，他把a银行六0四储蓄所从桥西相对繁华的地段，迁到了澴河边这栋孤零零的小楼里，并且签订了为期五年的租赁合同…… 除了上面提到的五个营业网点，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新设了两个机构：信用卡业务部和房地产信贷部。 信用卡业务部与支行营业室在一起，也就是增设了一个对外服务窗口，挂了一块“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信用卡业务部”的牌子。县支行信用卡业务部没有独立发行信用卡的资格和能力，主要是受理客户信用卡业务服务方面的需求，集中到孝天城办理。说白了，县支行信用卡业务部实际上是市分行信用卡中心的延伸服务机构。 a银行孝北县支行信用卡业务部目前只有一个人——“光杆司令”高超雄。他每天上班时就坐在支行营业室，守着属于他的那个柜台。如果有客户来申请办理信用卡，或者拿着已经过期的信用卡、消磁无法正常使用的信用卡来找他，他就会按规定受理，然后让别人回家等待，半个月后来看结果。他通常一个星期去一次孝天城，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信用卡业务中心，帮客户办好相关业务，然后带回孝北县等着客户来领取。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房地产信贷部作为支行下辖的营业机构，可以吸纳存款，发放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必须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营业场所。支行领导班子研究后认为，应该把房地产信贷部放在孝北县城的新城区，以填补a银行在京广铁路线以东没有营业网点的空白。 这个决定无疑是明智的。 就在大家为此而感到欣慰的时候，又传出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消息：赵国栋提议把房地产信贷部设在孝北县城新城区的昌盛街！ 这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让很多人目瞪口呆。 第二百零一章 驾驭环境 这段日子，王加根走火入魔般地迷上了打字。 每天一上班，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他就来到肖丽娟休息的地方，面对着四通打字机坐下，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的。如果遇到某个字敲不出来，或者敲完一篇文章又不会排版，他就虚心地向肖丽娟请教。 肖丽娟有时直接把字根对应的按键报出来，有时走过来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排版。 学打字是王加根有天晚上睡不着觉时突然产生的想法。 因为心情不好，这段日子他老是失眠，一晚上往往只能睡个把两个小时，然后就辗转反侧，睁着眼睛胡思乱想到天亮。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当他把去大城市当律师的想法告诉老婆时，方红梅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嘲笑，说他自不量力，异想天开。 “你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汤正源那儿你都去不了，还想去bj、上海、深圳、武汉？那些大城市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些人混的地方。涂勇和杨保胜不是去过深圳么？最后还不是灰溜溜地回来了。大白天里做秋梦！一车三十岁的人了，还像三岁的小孩子一样幼稚。老老实实地呆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你的办公室主任！” “在赵国栋这种人手下做事，我心里不痛快。”王加根嘟哝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 “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就是少领了几千块钱的奖金么？不就是没让你去西安参加培训么？算得了什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不讲信用，压制打击你，你就不为他卖命。莫总是像卖给了a银行一样。除了上班守钟点儿，其他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多花点儿时间干家务，多花点时间辅导欣欣的学习，多花点时间看书写小说，多花点时间锻炼身体、休闲娱乐。既然工作努力难得出成绩，就调整方向。顾家、顾孩子、顾你自己的身体！官儿当得再大，钱赚得再多，也比不上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比不上有健康的身体！”方红梅侃侃而谈，如同哲人对他谆谆教诲，“再说，他赵国栋未必一直在孝北县支行当行长？总有一天，他还不是要滚蛋的！他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估计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他走了之后，再来一个新行长，说不定就有了你翻身的机会。所以，你现在就提出辞职，离开a银行是不明智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不是他赵国栋私人开的，凭什么你离开？等着，耐心等待，总有改朝换代的那一天。” 方红梅打消了他的痴心妄想，拍了板，定了调，他也不敢擅自违抗。不过，王加根可不愿意消极地等待。就算继续留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他也希望在不如意的日子里，学一点儿想学的东西，干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韬光养晦，想办法提高素质，让自己强大起来。 这基本上形成的规律。他一旦事业受挫，前途渺茫，就想到了把时间和精力转向业余自学。考文凭，拿证书，写小说，学英语…… 这天晚上，他就想到了学打字。 肖丽娟从零开始到学会打字，前前后后也没花多长时间。因此他认为，打字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既然肖丽娟能够学会，他相信他也一定能。单位里有四通打字机，身边又有肖丽娟当师傅。为什么不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掌握一项技能呢？如果自己学会了打字，以后校对和修改文稿时，就不需要让肖丽娟把稿子打印出来，可以直接在打字机上操作了。如果肖丽娟将来怀了孕，请假休息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不能来上班，他也可以直接在打字机上写材料。 还有一点——这或许是最重要的，王加根想利用单位的四通打字机，把自己以前写的那些文章全部敲出来。这样以后投稿就方便了，想寄给哪家编辑部，直接打印一份出来就行了。既省事，又清爽，免得用方格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这个想法让他激动不已。王加根一个骨碌儿从被窝里爬起来，坐在床头不停地喘粗气。 “你干嘛？”睡得迷迷糊糊的方红梅不耐烦地问。 他重新钻进被子，叽叽咕咕地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神经病！睡觉！黑更半夜的。” 王加根再也不可能睡着了。 他头枕着双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窗户，盼望着天亮。只要天亮了，他就去自己上班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找出那本《四通打字机使用说明书》，马上开始学打字。他已经计划好了，以后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无论上班还是不上班，他都去单位里学打字。把他的那些文稿一篇一篇地输到磁盘上，或者直接在打字机上写文章。 嘿！终于给周末找到了事情做，再也不会为周末无聊发愁了。 实行大小礼拜轮休制度后，上班族的休息时间又增加了。以前每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现在间隔一周还能够休息两天。据说，这只是临时过渡性安排，将来中国还会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平均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上班五天，然后休息两天，全部改成大礼拜。这种人性化的工时制度改革，赢得叫好声一片。不过，王加根似乎并没有体会到这种福利政策带来的红利。无论休息大礼拜，还是休息小礼拜，日子都是一样过，而且感觉特别无聊。 搬家到花园镇之后，方红梅的魂儿似乎就被麻将勾走了。 本科函授毕业了，不再有硬性的学习任务。她除了为了教学翻阅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以外，再也不看其他书籍了。每天除了上班、吃饭和睡觉，就是记着打麻将。有时连家务事都懒得做，辅导孩子学习那就更无从谈起。她在牌坊中学时就迷上了麻将，时常为学校里没有其他住户、凑不齐麻将班子而苦恼。现在住在花园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光孝北县一中校园里的住户，喜欢打麻将的人就不计其数。 也不知麻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魔力，人见人爱，男女老少全民皆兵。孝北县一中校园里，每天都可以听到哗哗啦啦的搓麻声，甚至在校舍之间的树林里都能看见麻将摊子。通常情况下，方红梅吃过晚饭就连走带跑，风风火火地去赶场子。周末不上班的日子，她就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深更半夜才回家。 方红梅出去打麻将，家里就剩下加根父女俩。王加根得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王欣急急忙忙地写完作业，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看她喜欢的动画片。 看电视的时候，她总是脱掉鞋子，打着赤脚片站在床上蹦蹦跳跳，时而大声喊叫，时而如傻子一样笑个不停。如果没有好看的节目，她就像只小老鼠在家里到处乱翻，寻找好吃的或者好玩的东西。一个人折腾累了，就向爸爸打声招呼，跑到外面去找小朋友玩。 王加根这时已经忙得差不多了，也希望有个安静的环境。 他把吃饭用的小方桌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挪开，泡上一杯茶，摊开纸，提起笔，正襟危坐，冥思苦想，指望能够写出点儿东西。结果脑子里一片空白。写了划，划了写，最后还是把纸张揉成团，扔进装垃圾的铁簸箕，留下来生炉子。 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自从进了a银行，他就没有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似乎突然间江郎才尽了。写作时断时续，如蜻蜓点水，再也没能弄出像《男人的眼泪》《房子儿子》那种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的力作。论环境，论条件，现在比在牌坊中学时要强得多。怎么反而写不出东西来了呢？书也读少了。这两年，他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本文学名着。收听英语广播讲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法学专业专科段的自学考试，五年前就报考了，至今文凭还没有拿到手…… 想起这些，他就心烦意乱。哪儿还有心思写文章？尤其让他感到后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再也不愿意起早贪黑地用功了，没有了以前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看到文朋诗友发表作品或者出版书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产生危机感，显得非常平静，有点儿麻木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些过去奉之为座右铭的格言，已经完全放在一边儿，慢慢淡忘了。日常生活中，经常为鸡毛蒜皮的琐事而烦恼，动不动就与别人争吵，言谈举止变得很随便，甚至有点儿粗俗不堪……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王加根知道，他和方红梅自身发生的变化，都与环境的改善有关系。人有时就是这样，生活在比较差的环境里，往往能够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干出让人钦佩的成绩；而生活在相对较好的环境里，却容易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甚至玩物丧志。这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难”的道理。怎样才能不做环境的奴隶？怎样才能做到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都能牢牢把握生活的航船，驶向成功的彼岸，拥有精彩的人生？ 说实话，王加根特别怀念在牌坊中学夫妻二人“比翼双飞”“携手共进”的日子。那时的夜晚，家里那只二十五瓦的白炽灯通宵达旦地亮着。上半夜，他带女儿睡觉，方红梅加班工作或自学。下半夜，方红梅上床休息，他又起床奋笔疾书。每逢周末，一家人到学校四周的田野里散步时，他和方红梅互相报题目对方答。寒假或者暑假，方红梅出门面授学习，他跟着一起去带孩子…… 多么温馨的场面，多么难忘的经历啊！现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他也曾提醒过老婆，不能沉溺于麻将，应该干点儿有意义的事情，否则的话，一生就可能碌碌无为。 方红梅如同看怪物一般地看着他，不屑一顾地笑了：“不打麻将？你让我去干什么？本科文凭到手了，你未必还要我去考研究生？别说我不是那块材料，就算我考得起，也不会去劳那个神！一个中学教师，要那么高的文凭干什么？又不搞科学试验，我才不愿意去花那个心思呢。把自己的书教好，年度考核不摆尾就行了。大家不都是这样在混么？我干嘛要去自讨苦吃？” “自甘沉沦！无可救药！”王加根不无痛心地训斥道，退而求其次，“那你至少也应该履行一点儿相夫教子的职责！多承担一些家务，用心辅导辅导欣欣的学习……” “我把这些都做了，你干什么？我上班那么累，你上班那么舒服，家务活儿和孩子你当然要多管。”方红梅狡黠地一笑，“再说，欣欣又不听我的，她更崇拜她爸。” 方红梅执迷不悟，油盐不进，王加根拿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嗨！刚谈恋爱的时候，他还幻想过让方红梅帮他抄写小说稿呢。现在看来，那只是学生时代的浪漫幻想，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今周末休息的日子，基本上是一个模式：方红梅出去打麻将；王欣马马虎虎地写完作业，就猴急猴急地看电视，或者出去找她的小伙伴；王加根料理完家务，就坐在桌子边发呆，不知道该干点儿什么，度日如年一般难受。他因此觉得，休息还不如上班！呆在家里，还不如在单位工作时快活。 如果学会了打字，他就不愁礼拜日无事可干了。他可以去银行办公室，坐在打字机前写文章——反正a银行孝北县支行与孝北县一中隔壁邻墙，去来比较方便。 找到了这么一个消磨时间的好方法，王加根非常激动。他在日记本里这样写道：人无法选择环境，但可以驾驭环境。如果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够找到发展的机会，百折不挠地奋发向上，让生活过得充实，他就是强者。 王加根学打字非常刻苦，而且进步神速。仅过了两个星期，他就能够熟练地运用五笔字形输入法，打字速度已经快赶上肖丽娟。 除了学打字，王加根还试图把英语和文学创作捡起来。坚持每天收听英语广播讲座，拟定业余写作计划：每周至少完成一篇习作，平均每天写作不少于一千字。至于自学考试，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准备把法学专业的最后一门《中国法制史》考完，然后去报考金融专业专科段。王加根的搞法与别人不一样。别人奔文凭都是矮子上楼梯，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拿到中专文凭就考大专，拿到大专文凭就考本科，拿到本科文凭就去考研究生。而他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学以致用，工作中需要哪方面的知识，他就去学什么，顺带着拿个相关专业的文凭。至于是大专还是本科，他并不特别看重。 当初在牌坊中学教书时，因为担任的课程是语文，他就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了复习考律师，他又报考了法学专业。现在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既然在银行工作，就不能老是当个门外汉，必须系统地学习金融专业知识。因此，就想到了报考金融专业自学考试。以此敦促自己去学习相关知识，顺带着拿个金融专业的文凭。 正在他准备报考还没去报考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他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a银行孝北县支行收到了市分行转发的hub省人民银行的文件。文件的主要内容是：hub省人民银行为了培养银行外汇业务人员，与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联合开办国际金融函授班，面向hub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招生。要求报名参加函授学习人员有大专以上学历，免试入学，毕业后颁发国际金融专业专科文凭。 看到这份文件，王加根喜出望外。 因为担心别人把名额抢走了，他当天就向赵国栋请假，前往a银行孝天市分行教育科报名。 市分行教育科杨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 杨科长说，省人民银行的文件来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根据市分行领导的批示意见，向市分行机关各部门作了传达，还专门通知了市分行国际业务部，但一直没有人来报名。 “大家都觉得读这个函授班不划算。浪费时间，学历又不能提高。再加上国际金融专业必修英语，好多人担心这门课程过不了。眼看报名截止的日期就要到了，我们只好把文件转发到了全市各支行。”杨科长这样解释，又告诉王加根，“你是全市a银行系统唯一报名的。” 王加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笑开了一朵花。 “市分行为了鼓励大家学外汇业务，这期函授班的政策是非常优惠的。学费、面授的路费和住宿费全部由所在单位报销，可大家还是不愿意去读……”杨科长不无遗憾地摇着头。 “相关政策是否适用于支行呢？”王加根赶紧问。 “这由各支行自己决定。” “这样啊……”王加根心里又开始打晃儿。 回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他及时向赵国栋汇报了这次函授学习及报名情况，同时转达了上级行有关政策精神。 赵国栋听过后，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最后对王加根说，学习是好事情，他肯定支持。至于费用问题，也不能完全按上级行的政策来执行。他准备召集支行领导开个会议，集体研究之后再看怎么弄。 第二百零二章 六十大寿 吃过早饭，马军就钻进了他的卧室，关起门来抽烟。 白素珍清场洗碗筷，收拾完之后，就叫马颖和她一起上街。 马颖答应着，把停放在客厅的新自行车推出门，再拎起斜杠往楼下搬。这辆自行车是家里专门买给她上学用的。因为刚买不久，价格又不便宜，晚上不敢放在楼道里，怕被别人偷走。因此她每天在学校里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到家里时，都得把自行车从一楼搬到三楼，推进家里。第二天早上，再把自行车从家里搬到楼下。 麻烦死了！有时因为太累，她实在不想搬了，就故意把自行车停放在一楼的楼道里。白素珍或者老马发现了，又帮她把自行车搬回家。不过，每帮她搬一次车，就免不了要说她一回，唠叨好半天。 烦死人！为了避免挨教训，她还是自觉地把自行车搬上又搬下。 白素珍见马颖搬自行车下楼，嘱咐小女儿小心些，别摔着了。她自己则拎起买菜的竹篮子，又找了条蛇皮袋塞在里面，从茶几上拿起她的自行车钥匙，跟着往外走。临出门时，她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身对里屋的喊道：“马军，呆会儿你去把蛋糕取回来。别忘记了啊！” “知道了。”正在吞云吐雾的马军在里屋应了一声。 白素珍这才紧撵着小女儿往楼下走。下到一楼后，她弯腰开锁，从门洞里把她的旧自行车推出来。母女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干休所大门方向。 今天是老马六十岁生日，她们准备去农贸市场采买，筹办一顿丰盛的午饭，为老马祝寿。家里人过生日通常比较简单，做饭时加两个菜，买个蛋糕回来就行了。这次不一样，老马进入花甲之年，是可贺可喜的事情，必须隆重地庆祝一下。 一个月前，白素珍就给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三个子女分别写了信，告诉他们八月十二日是老马六十岁生日，希望他们能够回bd市，为他们的父亲祝寿。到目前为止，只有王加根回了信。他说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八月十日正式挂牌，单位的事情比较多，时间上有点儿冲突，不好请假，来不了保定。 马杰和加枝至今还没有回信，也没有来电话。 马杰还是两年前回过保定。也就是马军准备去部队当兵时，老马为了阻止声势浩大的送行队伍，在军人俱乐部失足摔伤，马杰回保定探望过一次。尔后他就隐身了，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般。当然，这只是白素珍和老马的感觉。事实上，马杰一直在与马红马军通信，教唆他们如何跟两个老的作怼。 加枝与家里断绝联系的时间就更长了。 几个月前，白素珍实在不明白加枝为什么不理她，难以忍受思念女儿的折磨，试着往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结果信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自那以后，她就如同被霜打过的茄子，整个人都蔫了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她从早到晚情绪低落，浑身酸软无力，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老马见她变成这个样子，心里万分难受，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只要不上班，他就尽可能多的抽出时间陪老伴儿。即使没什么话说，也要坐在老伴儿身边，陪着她默默地流泪。老马去税务局看门时，在家里陪伴白素珍的，就只有他们的小女儿马颖。 马颖今年十五岁，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这丫头读书还是没有开窍，初中念得很吃力。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情商还是挺高的。只要看到妈妈坐在沙发上生闷气，或者躺在床上伤心，她就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妈妈。劝妈妈吃东西，叫妈妈出门走走，到外面散步解闷儿。 听过白素珍讲她年轻时的悲惨经历，得知加枝是在她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被王厚义强奸后播下的种子，马颖大惊失色地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去控告他？” 白素珍回答说：“妈妈那时和你现在一般大。年龄小，又在农村，不敢把这种事情张扬出去。怕丑啊！” 马颖又问：“既然大姐不是你自愿怀上的，你为什么要留着她？为什么要养活她？” “傻孩子！那时妈妈还是个没结婚的姑娘伢，怎么好意思去打胎啊？”白素珍长叹了一口气，“更何况，你大姐也是无辜的，更没什么罪过。十月怀胎把她生下来之后，我可怜她，同情她，害怕她长大以后像我一样受人欺负和侮辱，所以坚持把她带在身边。抚养她，保护她，一直供养到她大学毕业。可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她恩将仇报，接替她生父继续来折磨我。我实在是太傻了！就像是一只吐丝的春蚕，到头来自取灭亡啊。” “你不是傻，是太善良了。”马颖为妈妈的遭遇感到不平，挺懂事地说，“妈妈，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还有我呢！我以后会好好孝敬你的。” 小女儿乖巧的话语，让白素珍得到些许安慰，心情好了许多。不过，这并不能减轻她对加枝的思念，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波动。 寄往美国的信为什么会被退回来？是加枝拒收？还是加枝出了什么意外？抑或是他们搬家了住址有变化？这些猜想萦绕在白素珍的大脑里，让她时而痛苦，时而担忧，时而怨恨，时而悲伤，时而又心存侥幸。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免得一门心思在加枝身上，到了晚上，她就和老马一起去楼上刘管理员家里打麻将。要是赶上老马上夜班，她也不愿意一个人在家里呆，还是去刘管理员家里。凑得齐麻将班子就打麻将，凑不齐麻将班子就坐在那儿聊天。 她下决心要忘掉加枝，不去思念这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女。就当她已经死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可要想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她心里总是装着加枝，每天都在思念加枝，生加枝的气。她爱加枝小时候的聪明伶俐，恨加枝长大后的自私、残忍和没良心。因为忘不掉加枝，她又开始恨自己，骂自己太傻，纯粹是自作多情。 老马六十岁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白素珍突发奇想：能不能借为老马举办六十大寿庆典的名义，把儿女们招回家里聚一聚？虽然她与子女之间疙疙瘩瘩，但老马与孩子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再说，六十岁生日是大庆，孩子们总不至于连这点儿人之常情都不讲？ “回不回是他们的事，通不通知是我的事。我一个一个地发邀请，看他们还有没有一点儿良心！”白素珍就是抱着这种赌气心理，分别给马杰、加枝和加根写了信，又郑重其事地当面通知了马红马军。 马军昨天去蛋糕店给他爸订了一个生日蛋糕，又买了两瓶刘伶醉精装白酒，总共花了四十多块钱。自参加工作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对家人如此大方。他从部队退役后，找工作一直不顺利，最后还是老马去求税务局的刘局长，把他安排在保定南市区联盟路税务所当临时工。工作半年多了，算下来，工资也领了两千多块钱，但他一个子儿也没交给家里，全部留在手上自己花。 为这事，白素珍一直耿耿于怀。她与马军吵，与老马闹，但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既然是这样，她就下决心再也不管马军的事情了。叫他自己去外面找房住，将来自己娶媳妇！ 今年七月份，马军又收到了保定向阳精密机械厂的录用通知书，到这家大型国营企业上了班。找工作的事情，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不过，马军的表现还是难让人不省心。尤其是在家里，白素珍看他总是觉得不顺眼。 二十三岁的的大小伙子，生活完全没有规律。没志向，没抱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计划，也看不到一点儿生气。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不是睡懒觉，就是看电视，或者陪女朋友玩儿。从不主动整理房间，不做卫生，叫他饭后洗个碗，也是应付差事。碗没洗干净不说，灶台、锅盖、碗柜从来不抹一下。大人指点他，他又不听。 白素珍既生气，又心灰意冷。她觉得，应该让马军自己去外面租房子住，放手让他独立生活。如果不给他压力，他就会更加散慢和懒惰。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老马灌输些观点，但老马总是默不作声，既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态度表现得比较暧昧。 有一天，白素珍和老马在楼上刘管理员家里打完麻将，回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钟了。马军居然还没有睡，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香滋滋地抽着，津津有味地看电视。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就有七八颗。 见此情景，老马明显有点儿不高兴，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黑着脸进厨房烧热水，洗脸洗脚洗屁股，就闷闷不乐地进卧房睡觉了。 白素珍跟着老马冲进卧房，气呼呼地质问道：“你前几天还在我面前叨叨，说马军一边看电视一边抽烟，把电视屏幕都熏黑了。今天他又在客厅里抽烟，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一个？” 老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从床上爬起来，趿上拖鞋，打算到客厅教训马军几句，但卧房的门打开后，才发现客厅里已经没有了灯光——马军关掉电视回房间休息了。 “当父亲的，不敢当面教训儿子，只会在背后叨叨，有屁用！”白素珍不依不饶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别生气了。下次看见他在客厅里抽烟，我一定说他！”老马陪着笑脸，向老婆作保证。 “下次下次，你说过多少次下次了？”白素珍举一反三，又扯出好多他姑息养奸的事例。 老马无言以对，竟然伤心地抹起了眼泪。 白素珍见此，心又软了。每回都是这样，她一生气，老马就伤心，然后她也伤心，互相啼哭，彼此折磨，毫无益处。她知道，老马是个忠厚人，老实本分，头脑简单，胆小怕事。想让他把一切问题都处理得合情合理，让人满意，有点儿勉为其难。 这都是命！白素珍怪自己命该如此。从来到这个人世间，她就很少得到别人强有力的保护，现在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素珍母女俩买好菜回家时，马军已经把生日蛋糕取回来了。 三人一起动手，洗的洗，挑的挑，拣的拣，削的削，剥的剥，切的切，剖的剖，打理那一大堆蔬菜和鸡鸭鱼肉，开始筹备午餐。 十一点钟动火，抽油烟机呼呼地转了起来。白素珍亲自掌勺，炒炸煎煮炖，屋子里很快就飘散着各种菜的香味。 没一会儿，马红和张国强来了。马红提着两瓶刘伶醉白酒，张国强拎着一个大尼龙网兜。网兜里装着烧鸡、猪脚和桃子、葡萄等水果。他们把带来的东西搁在茶几上，就吵嚷着进厨房，要帮忙做菜。 白素珍说，菜都准备得差不多，她一个人弄就够了，不需要人帮忙。她让他们在客厅里看电视。等老寿星一回来，就可以开餐。 听她这么讲，张国强就退回到客厅。马红坚持站了一会儿，看妈妈忙碌，陪妈妈说了几句话，最后也退回客厅了。 白素珍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默默地炒菜，脑子里却在想着外地的三个子女。三封信她是同时寄出的，只有加根一个人回信说不来，加枝和马杰既没有回信，也没任何表示。想到这一点，她着实非常生气。对加根，也有那么一点儿不满意。虽然老马没有抚养他，但这些年对他还是很不错的。给他军装、军鞋、军棉袄、军用毛毯，上学时给他寄毛笔、作业本和草稿纸，时不时还给他一些零花钱和全国粮票。欣欣来保定那段日子，老马待她比亲孙女还要亲…… 就算你人不能来，多少也应该意思意思嘛！现在倒好，六个子女中，花钱给老马祝寿的，只有马红和马军。她的三个亲生子女——加枝、加根和马颖，什么表示都没有。这让她觉得有点儿难堪。 正这样胡思乱想时，听见了老马说话的声音。 客厅里的子女们都站起身，争相祝他生日快乐。 老马笑呵呵地说谢谢。他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兴高采烈地对白素珍说：“加根寄钱来了，给我的生日贺礼。” 白素珍双手在围裙上揩了揩，接过汇款单一看，两百元！ 她笑逐颜开，高兴得眼眶都湿润了。到底是我心爱的儿子啊！你让妈妈脸上增添了光彩，妈妈从内心里感激你。 她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儿子聪明、善良、会处事；惭愧的是，她刚才还在心里埋怨和责备儿子呢。因为王加根的这张汇款单，白素珍的腰杆子硬了许多，说话的底气也足了。在接下来的点蜡烛、唱生日歌、许愿、吹蜡烛、分吃蛋糕和举杯发表祝词的各个环节中，她表现得特别活跃。 尔后几天，在部队干休所院里碰到邻居，或者在保定制线厂遇到同事，谈起老马的六十岁生日庆典时，白素珍总会骄傲地说：“我湖北的儿子给他爸寄了两百块钱贺礼！” 这天下午，白素珍在家里和面，准备蒸馒头，突然听到从窗户外面传来马军喊她的声音。她走到阳台上，看见马军推着自行车站在楼下，望着她喊道：“妈，大姐来信了！您到门房来取。我要去上班，来不及送上来。” 加枝来信了？白素珍心怦怦直跳，高兴得呼吸都有点儿困难。 她什么也没想，就从阳台回到客厅，从客厅冲出大门，蹬蹬蹬地下楼。到达二楼时，突然听到家里的大门“哐”地一声关上了，她这才发现自己没有带门钥匙。 她快速下到一楼，冲出门洞，对着已经骑上自行车准备出大院的马军大声喊道：“马军，你先别走！我被锁在门外面了。没有带钥匙，呆会儿进不了家。” 马军只好翻身下车，调转车头，从裤腰带上取下一串钥匙，交给妈妈，嘴里不满地叨叨：“还不如我直接把信送到楼上呢！” 白素珍没有理会他，从门卫老头手里接过加枝的来信，就赶紧回家。开门进屋后，她又到阳台上，把钥匙扔给楼下的马军。然后，攒着那封日思夜想、盼望已久的来信回到客厅里。 她的心跳愈发加快了，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想看信，又不敢拆开。两年多没收到加枝的来信，她怕信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又担心加枝在信里说气她的话。她瞟了一眼面盆里和了一半的面团，决定先把面和完，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再看信。于是，她把信放在茶几上，继续和面。一边和面，一边猜测加枝会在信里说些什么。 面和好后，她进厨房洗了洗手，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忐忑不安地拆开了那封信。首先见到的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女儿女婿家的全家福，四个人正坐在一起吃饭；另一张是两个外孙跳舞时的合影。 白素珍手里拿着照片，激动得热泪盈眶，目不转睛地看了好半天。最后，才把信封里的信纸抽出来，小心翼翼地展开。 “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许已经在bj了……” 看过第一句，她就心潮澎湃，高兴得浑身颤抖起来。 “啊！加枝回国了！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没有白养这个女儿！我的乖乖。”白素珍之前所有的怨恨和不满，瞬间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第二百零三章 可怜父母心 得知加枝回国的消息，白素珍内心的喜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想到女儿可能随时回家，她又有点儿手足无措，不知该做哪些准备工作。 加枝回家后住哪儿呢？这是她首当其冲必须考虑的问题。 家里只有三间房。她和老马一间，马军一间，马颖一间，总不能让加枝在客厅里睡沙发！最简单的办法，是让加枝和马颖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人共睡一张床，但这样安排估计有点儿难度。 加枝和马颖都不会乐意。 据加枝来信讲，她有可能一个人回国，也有可能带着儿子豆豆一起回来。无论是她一个人回，还是母子两个回，都必须安排一间单独的卧室。既然是这样，就只能做马军的工作了。让他睡一段时间沙发，把现在睡的那间房让给他大姐。 白素珍把这一想法告诉马军时，马军爽快地答应了。 住的问题有了方案，再考虑弄些什么东西给加枝吃。 白素珍知道，加枝喜欢吃她做的糖醋鲤鱼和红烧排骨。部队干休所正好分了一条五斤多重的大鲤鱼，她就把这条鲤鱼打理好，放在冰箱里冷冻着。然后到街上去买了八斤猪排骨，同样放在冰箱里冷藏起来。水果也是加枝最喜欢吃的。素珍就买了十八斤红富士苹果和六斤紫葡萄。平时买水果，她总是挑便宜的，经常等到别人卖到所剩无几时，提出“包圆儿”的要求，争取最优惠的价格。而这次，她专门挑最好最贵的水果买。这让那些经常与她打过交道的水果摊贩儿惊诧不已，对她刮目相看。 吃的东西采购得差不多了，她又开始做卫生。 如同马上就要过春节一样，她把家里旮旮旯旯打扫得干干净净。和七年前加枝出国时相比，家里添置了一台电冰箱，黑白电视机换成了彩电，其他没什么变化。从迁西县洒河桥带过来的那些笨重的木家具，依然占据着家里大部分空间。因为到处挤得满满当当，也没办法进行重新布局和调整。白素珍只是清理搁在家具上的杂物，打扫灰尘，让环境显得整洁一些。 接下来就是等待。 从bj坐火车到保定，只要两个多钟头，而且车次特别多。收到加枝来信的那一天，她以为加枝当天会回来，从下午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却没有见到大女儿的身影。 第二天加枝也没有回来。 第三天还是没有回。 接下来的每一天，白素珍都在忐忑不安和望眼欲穿中度过。她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向单位领导请了病假，这几天没有去上班。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她也不怎么出门，天天守在家里。一听到敲门声，就急匆匆地跑过去开门，可每次见到的都不是她盼望的加枝。这让她很失望。由于痛苦的折磨，她时常感到坐立不安。 眼看九月份都快过完了，加枝仍然没有回来。 怎么回事呢？白素珍心急如焚。如果加枝到了bj，最有可能去的地方是她的母校bj农业大学。想到这一点，白素珍就给加枝的班主任赵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赵老师回答说，加枝没有去她那儿。 “您再耐心地等等，不用太着急。加枝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国庆节放假期间，白素珍依然哪儿也不准备去，打算就在家里等大女儿。 马颖不乐意了。“十一”一大早，她就吵着闹着要出门，说是要上街去看热闹，还想买衣服。 没办法，白素珍只好让老马在家里守候，自己陪着小女儿，一心挂两头地出了门。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到处飘扬着国旗，挂着火红的大灯笼，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白素珍无心欣赏，更不想看什么热闹。她带着马颖真奔保定商场，花二十元钱给马颖买了件新衣裳，就打道回府了。 一路上，她把自行车踩得飞快，完全不顾小女儿赶不赶得上。 进部队干休所大门时她没有下车，也没心思与门卫老头打招呼。到了自家住的那栋楼下，她把自行车一锁，就急匆匆地上楼。 打开门一看，家里还是只有老马。失望的同时，她又有点儿内疚。大过节的，真不该把老头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应该让他出去转转，看看外面的红火热闹。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楼上刘管理员邀白素珍和老马去他们家里打麻将。白素珍有点儿犹豫，迟疑片刻，还是勉强答应了。 马军和头一天一样，一大早就去找他女朋友了，估计又是深更半夜才回家。白素珍让马颖留在家里，嘱咐她专心地看书写作业，绝对不能够出门。 “千万别出去！免得你大姐回来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马颖头连点直点。 白素珍这才和老马一起上楼去打麻将。 刘管理员两口子已经摆好麻将牌在等他们。四人摸风后团团围坐，就开始了紧张而又愉快的“修长城”游戏。不过，白素珍今天一直心不在焉。从坐上麻将桌开始，她就老记着加枝可能会突然回家。 打了两圈儿之后，她站起身来，说要回家上厕所。 “就在我家上呀，干嘛要回家？”刘管理员的老婆感到奇怪，“我家厕所空着呢，里面又没人。” 白素珍撒谎道：“我肚子有点儿不舒服，想回家吃两片药。” 大家这才帮她码好牌，耐心地坐着等她。 白素珍慌慌张张地下楼，回到自己家里。 结果，加枝还是没有回来。马颖非常听话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 她上过厕所，当然没有吃药，嘱咐了马颖几句，非常郁闷地再次出门。返回刘管理员家里，看到大家已经把她的牌起好，堆放在了她的位子上。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向大家道了声歉，就继续打牌。 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白素珍又站起身，说要回家看看。理由是怕马颖做作业不专心，担心她偷懒看电视。 刘管理员无可奈何地笑笑，说：“老白就是爱操心。” 再次返回时，白素珍显得郁郁寡欢，说小女儿就是不自觉，果然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 牌局继续进行。 当她第三次起身提出要回家时，已经编不出什么理由了，只好如实相告，说自己记挂着加枝，怕大女儿突然从bj回来。 “家里不是有马颖吗？如果加枝回来了，马颖肯定会来告诉你们的呀！她又不是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儿打牌。”刘管理员的老婆觉得难以理解。 白素珍苦笑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加枝没有回来，她实在是太着急了，完全没心思打牌。于是，就推说自己不舒服，向刘管理员两口子告辞。和老马一起回到家里，见屋里还是马颖一个人，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老马急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老伴儿。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白素珍和老马哪儿也没有去，一直守在家里，但加枝依然没有回来。 怎么回事呢？加枝会不会还没有回国？或者回国后去了hlj张德林家里？千万不要在路上出什么意外啊！ 这样胡思乱想着，白素珍就提笔给加枝和张德林的父母各写了一封信，分别寄往美国和hljhg市。 过了二十多天，终于收到了加枝的回信。她说自己还在美国，因为身体突然不舒服，就取消了回国的计划。 白素珍空喜一场，又忍受了那么些天的折磨，感觉人如同死过一回一样。不过，她并不怪罪加枝。大女儿身体不好，当然不能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太平洋那边大老远地飞到这边来。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加枝是安全的，她就放心了，感到莫大的欣慰。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平静的生活也免不了发生意外。 由于前段日子的煎熬，白素珍失眠的毛病更严重了。每天晚上都是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由于这样躺着太痛苦，她就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有时凌晨四点不到就起床了。 有一天，她煮好稀饭，蒸好馒头，见窗外还是黑的，就打算出去跑跑步，锻炼身体。出部队干休所大门后，她沿大路向西，朝二五二医院的方向慢跑。跑着跑着，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就摔倒了。事后才知道，是电线杆上的一根电线脱落在地，绊着她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可不轻。她的左胸腔疼痛难忍，爬起来后感觉走路都比较困难。 回家后，老马赶紧送她去二五二医院。 拍片诊断后发现，她的左前盆骨摔裂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她病未痊愈，勉强支撑着身子到保定制线厂上班。没想到，她做色卡的工作岗位已经被其他人顶替了。 工厂领导通知她去看自行车。就这样，她又成了一名看车员。 白素珍在质检科做色卡已经一年半。她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做色卡上的是行政班，而且单独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环境好，既安静清静，又干净整洁，而且行动比较自由。 看自行车就差多了。两个人轮换着上倒班：早班从早上七点看到下午三点，晚班从下午三点看到晚上十一点。看车的时候，通常只能坐在门房里。可门房里又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家在这里吹牛，聊天，喝茶，抽烟。屋子里弥漫着烟雾，气味相当难闻。出去，数九寒天的，外面又实在太冷。工人们上班早的早，晚的晚，稀稀拉拉的。一会儿有人来，一会儿又有人走。每来一个人，或者走一个人，看车的都得跑过去发车牌或者收车牌。 白素珍上班时基本上没有办法坐下来，更谈不上安心地看书看报，所以感觉特别难受。 唉！不知这看车的差事还要干多久，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回质检科做色卡。她一个普通女工，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轮休在家里的时候，也没什么意思。忙完家务，她就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了。 有一天，她突然想到还有个把月就是元旦，应该给孙女欣欣准备一点儿礼物。还有美国的两个小外孙——据说美国人是比较看重圣诞节的。圣诞节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比元旦还要早几天，也应该给美国的两个小外孙准备圣诞礼物呢！ 送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呢？为这事，白素珍冥思苦想了好几天。 后来，她从换班看车的年轻女工钩书包这件事中受到启发，灵光一现，决定自己也学着钩几个书包，作为礼物送给几个小孙孙。钩书包比较自由，无论是上班还是在家休息，这活儿都可以干。只须到制线厂门市部买点线，再到街上买个钩针就行了。 有了这个想法后，她兴奋不已，激动万分。 给孙子女们送自己亲手钩的书包——这礼物既经济实惠，又特别有意义。如果时间来得及，她还想给加根加枝也各钩一个书包，以表达她当母亲的一片心意。 说干就干！钩针和五颜六色的棉线买回后，白素珍就专心致志地学起来。钩了拆，拆了钩，一坐就是大半天。有时晚上钩到十一二点钟，累得她腰酸背痛胳膊疼。 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竟然钩成了七个书包。 她准备给加根加枝各寄三个，另一个送给马颖的英语老师。她每次给加枝写信，都要麻烦别人写信封。次数多了，实在有点儿不好意思，她就想送个书包别人聊表谢意。 她找出两块白布，把七个书包全部包起来，用手拎着，来到部队干休所对面的bd市第十六中学。找到马颖的英语老师后，先拿出一个书包送给别人，再把白布摊开，让英语老师帮忙写地址。 英语老师接过白素珍送的书包，赞不绝口，显得非常高兴。这次的英文地址也写得格外清楚和工整。 两个包裹弄好时，已经快到傍晚六点钟。这个时候去邮局，估计别人已经下班了，还是明天再寄！今天是十二月十九号，明天二十号，距圣诞节还有五天呢，圣诞节之前邮到应该没问题。 第二天，天公不作美，突然刮起了呼呼的北风，下起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地面又滑，白素珍穿上大衣和毛靴，系上围巾，和老马一起冒着风雪前往邮局寄包裹。 邮局工作人员先拿起邮给加根的包裹，看了看地址，又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翻了老半天，没好气地说：“hub省没有什么孝北县！你这个地址写的有问题。” 白素珍解释道：“孝昌县是刚刚成立的。以前那里叫花园镇。” “那你得按老地址重新写，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邮寄。” 这个包裹被扔了出来。工作人员又拿起邮给加枝的包裹。 “这个邮往美国的包裹也有问题。包皮布是下过水的，不能用了。必须用从来没有下过水的白布做包皮！” 白素珍拿起两个被退回来的包裹，一脸的苦大仇深，和老马怏怏不快地从邮局走了出来。 顶风冒雪回到家里，他们又开始按照邮局工作人员的要求重新弄。把两个包裹的包皮都换成了新白布，邮给加根的地址改为“孝天市花园镇”，邮给加枝的地址让马颖再去学校找她的英语老师重新写。 “唉！又要去麻烦别人。”马颖出门后，白素珍在家里自言自语，“好在昨天送了别人一个书包，不然的话，真有点儿不好意思。” 正在老两口焦急不安地等待的时候，马颖拿着写好地址的白布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她的英语老师。 英语老师笑着说：“我陪你们去邮局！有什么问题现场解决，免得包裹邮不走，你们又着急。”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白素珍和老马感动得老泪纵横。 白素珍给英语老师倒了一杯水，就抓紧时间缝包裹。因为激动，她的手不停地颤抖，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真是可怜啊！我这个不懂外文的母亲，为了给远在美国的女儿邮件纪念品，简直操碎了心。也不知我今生今世还能不能见到加枝！她在美国收到我一针一钱钩的书包，会作何感想？她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母亲的一片心意呢？ 再次来到邮局，事情办得相当顺利。唯一让白素珍感到有点儿心疼的，就是邮费太贵了——邮往美国的书包花了六十元钱！联想起加枝曾经要求她把留在家里的书信、影集和日记本邮到美国。那些东西那么沉，如果要邮往美国的话，不知得花多少邮寄费！ 几个书包邮走后，白素珍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邮走了，整个人都被掏空了。有一天，她不由自主地对小女儿谈起了自己的这种感受。 “不行！家里还有我呢。”马颖表示抗议，“你怎么能把心全部邮走呢？” 是啊！她得把自己的心分成四份：一份给加枝，一份给加根，一份给马颖，还有一份留给老头子。只有这样，才算公平。 白素珍满以为美国的两个小外孙能够在圣诞节之前收到她的祝福，可三天之后，邮往美国的那个包裹竟然被退了回来！包裹上多了一张纸条，说是邮局在复查时，发现邮费没有付足，还差一块八角钱。 这事闹的！ 邮局工作人员也马虎了，太不负责任了。你们自己的差错，凭什么让我来承担？但这理没办法找人评，而且时间也耽误了。包裹在圣诞节之前肯定邮不到。白素珍愤愤不平地到邮局补交了一块八角钱，重新把书包寄走了。 她本想在邮局给加枝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包裹迟寄的原因，但想到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了，而且不容易打通，她又有点儿犹豫。即使电话打通了，解释原因又能怎么样？又能得到什么呢？加枝如果对她有成见，说什么都没有用。圣诞节前收不到，元旦之前是肯定能够收到的。那就作为新年礼物！加枝、张德林和两个小外孙，虽说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但他们的根毕竟还是在中国，并不一定非要过圣诞节。 这样一想，白素珍就释然了，放弃了打越洋电话的打算。 第二百零四章 顾虑重重 收到白素珍寄来的书包，方红梅不以为然，王加根却非常感动。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更何况，这书包是妈妈亲手一针一线织成的呀！ 书包里还夹寄了一封信。白素珍在信中告诉加根，加枝本来是准备回中国的，后来又因为身体不太好取消了行程。 “不过，你姐姐来信说，只要身体状况好转，她还是会尽快回国的。探望阔别多年的亲朋好友，看看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当然，她回国的直接原因还是看病。因为她去美国之后，身体一直不怎么好。”白素珍在信中这样写道，“我让马颖的英语老师把加枝在美国的通讯地址抄下来，现邮寄给你，希望你一定要给你姐写信。” 瞅着纸条上的英文字母，王加根百感交集。 写什么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又好像没什么好说的。自加枝去美国之后，他们姐弟就没有书信往来。加枝这次打算回国，也没有写信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信去讲些什么呢？不写，母亲的要求得那么恳切，他不忍心辜负。 虽说他们姐弟这些年断了联系，但王加根还是时常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姐姐一家人。收看电视连续剧《bj人在纽约》时，他总是通过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想象姐姐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情景。读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他甚至幻想能够与加枝合作，在进出口贸易上有所作为。现在既然有了姐姐的联系方式，就主动给她写封信！ 在信中，王加根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然，也提到了方红梅和王欣，以及他们全家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他还饶有兴致地介绍了新成立的孝北县，随信寄去了一张孝北县地图，希望姐姐能够为家乡招商引资作点儿贡献。 信寄出的第三个星期，加枝回信了。 她在信里说，陪伴张德林到美国，她原本计划攻读博士学位的。但上学不到一年，就因为身体状况欠佳，又支付不起学费，停止了学业。美国生活成本比较高，张德林为数不多的奖学金，根本维持不了一家人的开销。为了生存，她只有支撑着羸弱的身子去工作。先是给一位准备到中国旅游的美国人当教师，教别人中文。后来，又到中餐馆洗碗洗盘子。他们最初的住房是租的。张德林已经放弃了农学专业，考上了美国的一所医学院，从零开始学医学，准备将来在美国当医生。美国医生的收入比较高，也比较稳定。张德林读书的学校距他们的租住地很远，每天早出晚归。中午饭是早上从家里带去的，在实验室里吃。加枝经常一个人在家，倍受孤独寂寞之苦。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家里买了房子和小汽车，生活条件较前些年有了明显改善。 “我们这些年，除了打工就是读书，日子过得比较平淡。不过，寻常就是福。我们过惯了平顺、安定、清纯的生活，也喜欢在这种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安身立命。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料理家务、带孩子，闲暇也写写文章，中英文的都有。没有发表，只是为了驱赶寂寞，陶冶性情。两个孩子的中国话讲得不好，我每周六陪孩子去学习两个小时的中文。家里人对话，也是一会儿是汉语，一会是英语，有点儿中不中，洋不洋的味道……” 对家庭经济状况，加枝谈得很少，说他们的生活开销主要靠银行资助，治病靠医疗保险。她还告诉加根，两个孩子知道有加根这么个中国舅舅，都非常惊讶和好奇。如果她回中国的话，很有可能把两个小家伙也带上。 关于招商引资，加枝也很感兴趣。她说，看过加根邮给她的孝北县地图，见到那些熟悉的地名和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她感到非常亲切，很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出点儿力，作点儿贡献。她先后联系了好几家公司，有的对投资娱乐度假业感兴趣，有的对开发矿产资源感兴趣，有的对几家企业的技改项目感兴趣。美国人并不在乎工厂规模大小和公司是什么性质，重要的是要效益好。简单地讲，就是要让他们的钱能够生钱！加枝希望弟弟多收集一些信息资料，待她回国之后再详谈…… 看过这样的回信，王加根自然非常高兴。尤其是姐姐一家人的合影，他更是爱不释手。加枝比出国时胖多了，依偎在张德林怀里，双手搂着两个胖乎乎的小外甥，开心地笑着。 他为姐姐生活幸福而高兴，为她在信中流露出来的热情而欣慰。根据加枝的要求，他对孝北县的投资环境作了进一步了解，整理出了一套可供参考的分析报告。 他望眼欲穿地期待加枝回国，一次又一次地给妈妈打电话，询问姐姐回国的具体时间。 “早着呢！”白素珍总是这样回答。 有一次，白素珍突然问加根，希望他姐给他带点儿什么东西。说是加枝来信试探地询问过。加枝在信里讲，这些年在国外除了操持家务，就是生儿育女，一事无成。经济上暂时还比较困难，家里的汽车和房子都是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买的，钱只付了很小的一部分。他们还欠着医院的账，银行的贷款也没有还清……这次回国，她难得给亲人们带像样儿的礼物。如果弟妹们有什么要求，又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她是不会推辞的。 加根根本没想过加枝给他带什么礼物。 姐弟分别这么多年，见见面，叙叙旧，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珍贵。谈什么礼物呢？他于是写信告诉白素珍，他不需要礼物。 白素珍又来信说，加枝执意带礼物，也有她的考虑。出国这么多年了，如果空着手回来，怕外人闲话…… 加根觉得加枝的顾虑也有道理。为了不让姐姐难堪，他就开始考虑自己需要什么。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较前些年大有改观。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用，似乎并不缺少什么。让姐姐带点儿什么东西回来呢？这事反倒把他难住了。 当加根把姐姐的想法转述给老婆时，方红梅眼珠子一转，马上说：“我们不是马上就要搬家吗？搬家后彩电肯定是要换的。听别人讲，美国生产的电视机质量特别好，价格又便宜。不如让姐姐给我们带台彩电回。” “说什么呢！”王加根马上表示反对，“一部彩电得好几千块钱呢！” “我们不要姐出钱！让她先垫着钱买回来，我们按原价付款。对外人我们就说是她送的，这样总可以！”方红梅狡黠地笑着，“听别人讲，从国外自带的家电产品，在规定的数量之内可以免交关税，比在国内买进口货要便宜得多。” 有这规定？王加根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让加枝在美国给他们买一部彩色电视机，顺便带回来，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家里现在的那部彩电是托金安的老婆买的。说是打了个九折，便宜了两百多块钱，但买回来的第二年就开始出故障。不是图像不清晰，就是调不出声音，或者既没图像又没声音，甚至完全开不了机。已经修过好几次，修理费就花了五六百块钱。 王加根和方红梅之前已经商量过，等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住宅楼修好后，家一搬，他们就去买一部新彩电，把旧彩电淘汰掉。这段日子去武汉或者孝天城，他们总要去家电商场逛一逛，了解彩电的市场行情。不过，目前还没有拿定主意买什么品牌。如果能够买一部进口彩电，价格又比较实惠，那当然是再美不过的事情。 老婆的迷魂汤把王加根灌得晕晕乎乎的。他非常兴奋，马上给白素珍写信，表达了想让加枝帮他们买彩电的想法。信寄出去之后，他又觉得这事不太靠谱。 听白素珍讲，加枝回国买飞机票的钱都是找别人借的。她哪儿能够垫钱买彩电？再说，两个小外甥随她一起回。她一个人拖儿带女的，肯定有不少行李，如何把彩电带回中国呢？ 加根觉得老婆出的是不靠谱的馊主意，马上给白素珍打电话，说不需要加枝带彩电了，谎称他们对国外生产的彩电不放心，还是想买国产货。 白素珍却在电话里告诉他，给加枝的信已经寄走了。 “没关系的。她能带就带。万一没带回，你也不要怪你姐。” 加根想了想，又说：“那我们先把钱邮给姐姐！” “没必要。邮费那么贵，而且你邮的是人民币，在美国又不能用。” 加根想不出更好的补救措施，决定还是亲自给加枝写封信。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嘱咐她不用带彩电回了。 信寄出去后，一直没有收到加枝的回信。 到了六月上旬，加根上班时又接到白素珍的电话，说加枝已经回国了。 “她没带孩子，一个人回的。在bj转了几天，前天回的保定。”白素珍在电话里说，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忧郁，“你姐身体不是很好。不光是牙病，头疼的毛病也没有治好，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又黑又瘦，怕吵，怕风。真不知道她这些年在美国是怎么过的！几年不见，白白胖胖的她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儿？看上去憔悴不堪。” 听到这儿，加根的心情也比较压抑。看来，姐姐在美国打拼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她说后天动身到湖北看你们，到时候你到花园火车站去接她。”白素珍最后嘱咐道。 听到这个消息，加根又兴奋起来。 放下电话，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次和坐在同一办公室的余丰新谈起了他姐姐。 “来早了。”余丰新回应说，语气中有些遗憾，“如果你姐再晚来一个月，等你们搬进了新房子，那不要方便多了。” “是啊！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可以搬家了。”王加根应和道，“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带她到银行来看看我们的新房子。” 中午回家，王加根把加枝要来孝北的消息告诉了方红梅和王欣。 母女俩自然非常高兴。 吃过午饭后，一家三口还特意去花园火车站候车室，查看从保定到花园的车次及到站时间。 接下来的两天正好是大礼拜，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为迎接加枝的到来作准备。他们把家里能挪动的东西全部搬到大门口，搬不动或者搬起来比较麻烦的东西，就用旧报纸蒙上。在竹篙上绑上扫帚，打扫房顶和墙面上的扬尘。扫地，拖地，抹家具，重新摆放。接着又开始洗窗帘、洗床单、被单和蚊帐，刷锅碗瓢盆和坛坛罐罐…… 邻居笑他们就像要过年似的。 “比过年还要高兴！”王加根回答说，“春节一年一次，我姐八年才回国一次呢！而且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那是得慎重一点儿。”邻居也笑了，接着又问，“你姐是哪一年去美国的？” “我们家欣欣还没出生时就去了。” “去了那么长时间？听说美国人特别有钱，都富得流油。” 王加根不以为然：“没那么神乎！” “你姐是一个人去美国的吗？成家了没？拿没拿到绿卡？” 王加根如实相告，说姐姐、姐夫和两个小孩都是美国籍，属于美籍华人。 邻居们啧啧称羡，有的甚至认为加枝肯定腰缠万贯，觉得加根他们家要沾光了。 “你姐这次回，肯定会送给你们不少美钞！”邻居酸溜溜地这样讲，“还有金银首饰，小方马上要穿金戴银了。” 加根解释说，姐姐在美国过得很不容易，眼下的生活境况并不是很好，仍然相当艰难。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治病。 邻居们半信半疑。 经过两天的忙碌，终于万事俱备了。王加根和方红梅又上街去买各种各样的食品，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 星期一上午，王加根上班时接到白素珍的电话，说加枝不准备到湖北了。因为她突然感冒了，发烧，头疼，身体出了状况。 “你姐已经买好了这个月十三号的飞机票，要返回美国。” 怎么会这样？王加根比较疑惑，随口问道：“姐不是说至少要在中国呆一个月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美国？” 白素珍沉默不语，半天没有回答，后来她突然抽泣起来，哽咽着悲叹：“你姐姐变化很大！你没有见过她，根本想象不到她现在是怎样一个人。” 加枝出国八年，第一次回国就搞得家里人不快活。回中国住了不到十天就厌倦了，想返回美国。对生她养她的故乡毫无眷恋之情，连多年没见面的亲弟弟也不愿意见上一面。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姐姐真的变了？变得如此冷血、如此自私？”加根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对妈妈说：“您把电话给姐姐。我跟她讲几句话。” 白素珍迟疑片刻，还是磨磨蹭蹭地去喊加枝接电话。 “弟弟，你好吗？我是姐姐……”听到话筒里传来加枝纯正的bj普通话，加根的心脏怦怦直跳，“这两天，我突然特别想念两个孩子。加上身体不舒服，不准备在国内呆得太久。非常抱歉！这次来不及到湖北看望你和红梅。请你们原谅。” 丝毫也听不出加枝有感冒的症状，显然身体出状况是借口。 王加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无话找话地提到了招商引资。 加枝马上回答：“这事我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加上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再谈！” 王加根握着话筒，又无话可说了。 既然姐姐不愿意来湖北，那我就去河北看看她。算起来，我们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面。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失去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将来哪一天才能够见面…… 想到这儿，王加根说：“我会到保定来看你的。” 放下电话，他就去找行长赵国栋请假。 赵国栋以为他是来询问国际金融函授学习的事情，没等他开口，就叙说了行长办公会研究的意见：a银行孝北县支行员工参加电大、夜大、函授、自学考试和脱产进修学习，费用全部由个人自理。等拿到文凭之后，支行再一次性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专科毕业奖励一千元，本科毕业奖励两千元。 听到这儿，王加根显得很平静。 他早已有心理准备，就算单位一分钱也不出，他还是会去参加国际金融专业函授班学习的。他参加函授学习，并不完全是为了拿文凭。他觉得，既然银行系统缺少外汇业务人员，学习国际金融就肯定有用处。更何况，参加函授学习，每年还有几次到武汉面授的机会。能够出去放放风、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结交一些新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第二百零五章 姐弟重逢 这天下半夜，也不晓得几点钟了，白素珍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披了件衬衣，趿上拖鞋，忙不迭地去开门。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儿子王加根！ 她又惊又喜：“乖乖！来又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这么早，你是怎么从火车站回来的？” “步行啊！十一路车，我走回来的。”王加根笑着回答说。 “天啊！你怎么能够这么冒险呢？黑更半夜的，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你在火车站往家里打个电话呀，我们可以要车去接你呀。”白素珍唠叨着，双手接过加根的行李，把儿子让进屋，“你在沙发上坐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儿吃的。” 王加根说他不饿，这么早也吃不进东西。 “那我烧点儿热水，你洗个澡！”白素珍蹑手蹑脚地进入厨房，打好水搁在煤气灶上，这才回到客厅与儿子拉话。 “你爸在税务局值夜班没有回来。马军去他女朋友家了——自从你姐回来后，他很少在家里过夜。张国强转业到sjz，在sjz市公安局上班。他把马红和小孩儿的户口也转到sjz了……” “弟弟来了吗？是弟弟么？”这时突然传来加枝的声音。 她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从卧房里走了出来。 加根马上从沙发里站起身，喊了一声姐，腼腆地笑了笑。 “呀！长成这么壮实的一个男子汉了！”加枝兴奋地直视着加根，“你过来！咱俩比比，看谁高一些。” 加根感觉有点儿不自在，走过去与加枝站在一起。 他自然要高出一截儿。 加枝不服输气地说：“女士比男士显身材。如果走出去，别人肯定说我高一些。” 加根没有反驳。 看到姐姐又黑又瘦，皮肤那么粗糙，他开了一句很不得体的玩笑：“美国的太阳也比中国温度高么？不然的话，姐姐怎么会晒得那么黑？走出去，别人还以为你是非洲人呢。” “见面就斗嘴！你们姐弟总不好好说话。”白素珍开始打圆场，又对加根说，“水烧热了，你快去洗澡。” 加枝紧绷着脸，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天亮之后，一家人吃过早饭，马颖就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上学去了。加枝背起一个大挂包，说想出去逛逛，问加根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由于晚上在列车上没有睡好，加根本想在家里补补觉，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姐姐的邀请。 正为难时，白素珍帮他解围，对加枝说：“让你弟在家里睡一会儿！他坐了十几个钟头的火车，又走了那么远的路，挺疲劳的。” 加枝见加根精神状态确实不好，也不强求，就独自一人出了门。 白素珍撵着出去嘱咐了一句：“你中午回家吃饭啊！” “知道！”加枝答应着，下楼去了。 白素珍把大门关上，脸上的笑容倏忽消失，拉起加根的手失声痛哭起来：“儿啊，我前生作了什么孽？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女儿啊！” 母亲情绪的骤然变化让王加根惊恐万分。出了什么事呢？ 白素珍说，加枝完全变了，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天真活泼、聪明可爱了，连儿时的影子找不到。 “我原指望通过这次见面，消除母女之间的隔阂。没想到见面了，比不见面还让人伤心！她这次回国，就是存心气我、刺激我、折磨我、伤害我的。她在信中把自己的经济状况说得那样糟糕，我信以为真。她回家的第二天，我就把这些年积攒的六千元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交给了她，让她去看病。结果呢？她在bj转了一圈儿，说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太差了，医院服务太落后，认为还是回美国治疗比较好。病没有看成，钱也没有还我的意思。她把那些钱全部留在手里，肆无忌惮地挥霍，大手大脚地花销，看了叫人心疼……回国这些天，她很少在家里呆，三天两头往bj跑，疯狂地购物。大人小孩的衣服，各种生活用品，装了满满两大皮箱。我们想方设法改善伙食，她总说在家里吃不习惯，吵着嚷着要上餐馆。劝阻她，她就大发脾气。吼道，又不让你们出钱！我在美国上不起餐馆，未必在中国也上不起餐馆么？没办法，我们只好陪着她到餐馆吃饭，但每次还是我买单。 “她出国这么多年，只给家里邮过五十美元。还是四年前你爸爸患病住院时，我写信去向她要的。她这次回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子儿。带回来的三千美元，她说是找银行贷的款，用于治病的。现在既然不想在中国治病了，就准备把钱原封不动地带回美国去。儿啊，她这样无情无义，我对她还能有什么指望？我想把给她的那六千元钱要回来。那是我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血汗钱哪！可我又怕她跟我翻脸。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白素珍哭诉着，泪如泉涌。 “去湖北看望你们一家人，是她主动提出来的。你爸赶着去火车站为她预购了车票。到了该出发的时候，她又突然说不去湖北了，要你爸退票。怎么劝她，都没有用。她说出来的话，还相当难听。什么虽然与你是同胞姐弟，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就那么一点儿血缘关系，见不见面无所谓……” 王加根听到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甚至因为愤怒而感觉呼吸困难。 “她这次回国也没有通知张德林的家人，更没打算去hlj看望她的公公婆婆……” “妈你别说了！”王加根打断母亲的话，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我头昏脑胀，想到房间里休息一会儿。” “好，那你去！” 王加根进入卧房，躺在床上，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脑袋里一片混沌。妈妈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姐姐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中午家里做了十几个菜，但饭菜全部上桌后，加枝还没有回来。 “我们吃，大姐说不定又去上馆子了。”马颖等得不耐烦。 白素珍开始哄小女儿：“早晨出门时，我叮嘱过她。她会回来的。” 正说着，加枝推开了大门。 “累死我了，热死我了！”她边说边放下鼓鼓囊囊的挂包，拿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洗了洗手，就坐到了桌边。 加根看加枝热成那个样儿，又气喘吁吁的，就起身去拧开了客厅吊扇的开关。 “开小一点儿！”白素珍马上对他说，“你姐不能吹风。” 加根又赶紧起身，把吊扇关掉了。 “没事没事！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全家人受热呀！”加枝大度地说，但还是没有人去动吊扇开关。 吃饭的时候，加根看大家都默不作声，气氛相当沉闷，就主动与加枝拉话，询问他们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情况。 加枝的回答都相当简单，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不要把美国想得那么神秘！一日三餐，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还不是和你们一样？不同的，就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听到此，加根知趣地停止了问话。 白素珍起身把电视打开，让大家边吃饭边看电视节目。 饭后，加枝从卧房里抱出一大堆东西，说是带给加根一家人的礼物。给加根的是一条红色领带，给方红梅的是几样化妆品，给王欣的是一盒巧克力，还有一盒美国西洋参…… 加根道过谢，非常高兴地收下了。他也把自己带来的jdz瓷器茶具和餐具交给姐姐，并且坦率地告诉加枝，这些东西都是他参加孝北县一些单位开业典礼时领到的纪念品。 “时间仓促，也来不及买礼品。不过没有关系，我带着信用卡呢。你告诉我两个洋外甥喜欢什么东西，我就在保定的商场买！” 最后，王加根又拿出在家里精心准备的作品剪贴本复印件，送给姐姐。里面收录了他这些年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 加枝黑着脸说：“我恐怕没有时间看这些东西，更不可能把你的作品剪贴本带到美国去。我需要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沉了，难得让你的作品剪贴本在我的皮箱里占一席之地……” 加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他心里，作品剪贴本是他送给加枝的份量最重的礼物。他诚心诚意地向姐姐汇报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原以为姐姐会为他感到高兴的，没想到姐姐竟然是这种态度。加根怒火满腔。不过，他还是理智地管控自己的情绪，没有把内心的愤怒和不满表露出来。 “把这些东西给我！”白素珍从加根手里抢过作品剪贴本，“我最喜欢看我儿子发表的作品！” 这才让加根摆脱了尴尬的境地。 加枝于是转移话题，说她上午跑的地方太多，实在是太累了，下午不准备出门。 “如果大家不反对，我们就在家里打麻将。”加枝提议道，“我希望尽快学会这一国粹的玩法，然后把它带到美国去发扬光大，让我的外国朋友们开开眼界。” “行啊！我正想赢一点儿姐姐的美钞，做回家的路费呢！”王加根应和着，故意开了句玩笑。 “自家人打牌不赌钱。”白素珍对着小女儿喊道，“马颖，把你的储钱罐拿出来，每人发了二十枚硬币，作为输赢的筹码。” 老马从房间里拿出麻将，又让大家摸风。 结果，他和白素珍坐对面，加枝和加根坐对面。 加枝打麻将的水平实在是太臭了。动作相当慢，总是三个人等着她一个人出牌，并且老是点炮。没一会儿，她的二十枚硬币就被大家瓜分了。她感觉没多大意思，说不想玩儿了。 大家只好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加枝一个人钻进了她的房间。 晚饭也是在家里吃的。 加枝的情绪看上去不怎么好，吃完饭又钻进自己的房间了。 白素珍收拾完碗筷，坐在客厅里发了一会儿呆。最后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站起身，走到加枝的卧房门口，敲了敲门。 得到加枝的允许后，她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母女俩开始促膝交谈。因为话不投机，自始至终很不愉快。 回首过去，加枝对白素珍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她认为白素珍为了做一个优秀的继母，为了自我表现，一直在压制和打击自己的亲生女儿，使得她受尽了委屈和欺视。加枝还说，白素珍在陕西上“三线”的时候，曾起心把她送给别人。 “我什么时候要把你送人？你怎么能这样无中生有？”白素珍生气地质问女儿。 加枝反驳道：“什么叫无中生有？有一天我睡下了，你带着一对陌生夫妻来家里看我。你以为我睡着了，其实我一直醒着呢。你们说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放什么狗屁？我看你真的神经不正常！”白素珍破口大骂起来。 谈到加根，加枝对这个弟弟同样不满意。 她说，加根对她不够尊重，根本没有把她当姐看。见面就嫌她长得黑，说她像个非洲人。 “我丈夫都没有嫌我黑，他一个当弟弟的，凭什么这样挖苦讽刺我？”加枝义正辞严地指出，“玩麻将一开口就要赢我的美元。我的美元来得容易么？跟自己的姐姐打交道，居然不安好心！” 加枝觉得加根傲慢、轻狂，在她面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还带来自己的作品剪贴本，在她面前炫耀，证明自己混得比她强。 “我如果不是身体差，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等将来孩子大了，张德林医学院毕业有了工作，我们的情况也会好转的。” 加枝还说，加根在接受她的礼物时，表现得不热心，有些瞧不起的意思。而他自己呢？带的东西都是别人送的，是收受的贿赂，只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而已。她对加根千里迢迢来保定看她，并无多少感激之情，反而顾虑重重。她担心加根向她要钱要物，而她的那三千美元必须带回美国去还贷款…… 白素珍听加枝说这些话，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骂了几句，就恼羞成怒地离开了。 这天晚上，白素珍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她来到加根睡觉的房间，坐在床着，如实地告诉儿子昨晚与加枝的谈话内容，向儿子倾诉了自己的愤怒与苦闷。 听过母亲的转述，加根内心的悲哀和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亮后，他与加枝再次见面时，两人都觉得挺尴尬。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除了在一起吃饭，一般都是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很少交谈，也没有一起出去散步或者逛街。两人之间似乎隔着一堵很高很厚的墙，无法交流和沟通。 家里其他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照样小心谨慎，总怕妨碍和影响了加枝。整个家庭的气氛相当沉闷，让人倍感压抑。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简直是一种折磨啊！ 白素珍见加根好不容易来一趟保定，却郁郁寡欢，感到很过意不去，有时陪他出去散步，或者到楼上刘管理员家里去坐坐，聊聊天。在外人面前，她还是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玩笑，说俏皮话，显出很高兴、很得意的样子，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谈到加枝时，她精神焕发，神采飞扬，没有半句不满的言辞，把内心的骄傲表现得淋漓尽致。别人于是说她福气好、命好，羡慕她养了一个好女儿。 看着妈妈的表演，听着别人的赞扬，加根相当难爱，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为了维护妈妈的面子，满足她那份虚荣心，他只有强忍往泪水，咽到自己的肚子里，而他的心却在流血…… 到了第四天，王加根该回湖北了。 一大早，老马就去保定火车站给他买了车票。 白素珍从农贸市场买回好多菜，准备中午为儿子饯行。 加根在清理自己的行李时，听到白素珍和加枝在房间里说话。 没一会儿，母女俩就吵了起来。 白素珍骂着脏话，脸色惨白地从房间里出来了。 加枝也紧随其后，来到客厅。她手里拿着七张百元美钞，哭哭啼啼地递给白素珍，说是偿还家里给她的那六千元人民币…… 午饭照例吃得非常沉闷。大家还是都不讲话。 白素珍想到加根马上就要走了，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知心话。但她刚一开口，加枝就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掼，很不高兴地说：“还让不让人吃饭呀！吃饭就吃饭，搞什么忆苦思甜？有多少话，吃完饭后不能讲！” 白素珍回应道：“吃完饭，你弟弟不是就要走了么？” “走了以后就不能在信里谈吗？”加枝反问道。 加根劝妈妈不要讲话了，眼泪却止不住地直往下淌。 “姐，我大老远地来看你，你怎么就会认为，我是来向你要东西要钱的呢？”话一出口，王加根就泣不成声了。 加枝迟疑片刻，毫不示弱地反问：“让妈向我要彩电，不是你打电话说的么？还想为自己狡辩！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要这要那，我才没有带上两个孩子，才改变了去湖北的计划……” 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可又怎么解释得清楚呢？ 加根突然愤怒起来：“你再说那些混账话，我掴你几嘴巴！” “你敢！”加枝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从小就欺负我，动不动揪我的头发，殴打我，还想重蹈复辙么？是不是觉得那样很过瘾？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为非作歹，耍流氓行为，我就报警！”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加根觉得太没意思了。 他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点儿冲动，于是站起身来，向加枝道了声歉。然后进入房间，拎起自己的行李，自顾自走出了家门。 白素珍和老马赶紧起身，跟在他后面…… 第二百零六章 乔迁新居 从保定回家后，王加根如同大病了一场，好些天打不起精神。 愤怒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之后，他又感到特别后悔和内疚。姐姐身处异国他乡，在举目无亲的环境里生活，肯定相当不容易。加上她身体又不好，精神方面似乎还有问题，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说出一些不尽情理的话语，也情有可原。自己何必要发那么大的火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她误解和冤枉了你，你也不该那么凶她呀！ 她毕竟是你姐。 唉！离别多年的姐弟重逢弄成这样一种局面，太让人伤心了。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忍一忍呢？本来马上就要分手了，克制一下不就过去了？还是怪自己没有涵养。 深陷自责和悔恨的泥沼，王加根好些天都难以自拔。一直到六月份快过完的时候，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交房，他的心情才慢慢开朗起来——笼罩在头上的乌云被乔迁之喜所驱散。 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建的这栋职工宿舍楼，如果与大中城市的新建住宅相比，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楼高四层，砖混结构，装修简单。不过，这房子是建在贫穷落后的孝北县城。在那些孤陋寡闻的花园镇人眼里，本来比较普通的楼房就成了“皇宫”！很多新鲜玩意儿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或者听说，给他们耳目一新之感。 这栋宿舍楼坐北朝南，从西往东共四个单元。一单元至三单元比较标准，每个单元八套住房。最东头那个单元，只有四个宽敞的单间。楼顶平台上，立有三个巨大的球型储水罐，负责整栋楼的供水。 楼梯间的路灯采用的是触摸开关。只要用手指摸一下开关的金属面，电灯就会亮。十几秒钟之后，电灯又会自动熄灭。仅这一点，就让当地人感到特别神奇。他们以前见过的电灯，开关要么是拉线，要么是纽扣式按键，开灯关灯都是得用手操作一次。已经开着的电灯，要是再不碰开关，它就会一直亮着。怎么可能自动熄灭呢？开灯同样很邪乎，一定得用手指或者身体的某个部位接触那金属面，也就是说，必须碰到肉。如果戴着手套，或者用衣服去碰开关，电灯怎么也不会亮。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在孝天城和wh市那些大地方，开关还有声音控制的呢！只要你拍一下巴掌，或者喊叫一声，或者抬脚在地面蹬一下，电灯就会亮起来。 进家入户，必须通过两道门——外面是镂空防盗铁门，里面是木门。防盗门和木门都是上锁的，因此进门必须有两把钥匙。墙面和房顶做的白色乳胶漆。客厅、餐厅、厨房和厕所铺有地板砖。卧房的水泥地面刷了地板漆。主卧窗户是铝合金框架，茶色玻璃平移门。客厅与餐厅之间隔着茶色玻璃隔墙，正中间也是一扇平移门。最吸人眼球的，还是客厅和餐厅的吸顶灯，以及两个卧房之间墙面上的壁灯。全部打开时，真能产生金碧辉煌的效果。 王加根家在一单元四楼靠右。顶层，八十六平方米，面积是所有户型中最小的。不过，这没有关系。能够进入这栋楼，能够住上套间住房，他就心满意足了。参加工作十几年，他还没有住过楼房呢！如果继续在牌坊中学，抑或是调到了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他也不可能住上现在这样的房子。所以，他觉得很幸运。以前，他总是羡慕别人住套间住房，上厕所不用出家门。现在，他们也可以做到这样了。而且，这房子眼下在孝北县城是首屈一指的！还奢望什么呢？ 楼房还没有竣工，他和方红梅就急不可耐地去他们的新房子里看过好几次。除了满足先睹为快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为搬家作准备，考虑如何布置，筹划着添置一些什么东西。 家里现有的木器家具和家用电器，他们准备全部搬过去，并规划好了每件东西摆放的位置。此外，本着量力而行、勤俭节约的原则，想好了必须增加的物件。客厅里得一组半人来高的低柜，用来存放杂物和搁放电视机，还要一个三人沙发和茶几。现有一米五宽的木板床，以及四屉柜和写字台，可以放在小卧房，供王欣使用。在他们两口子下榻的主卧里，需要增加一张一米八宽或者两米宽的双人床，再沿墙打一组挂衣柜，增加一个写字台和一把椅子…… 需要添置的木器家具，他们准备到城内的家具厂预订。把木匠师傅请到家里来量尺寸，按他们的要求定做。尤其是对于新写字台，王加根希望做得大一些。桌面的长度和宽度，比标准写字台起码要多出十公分。来量尺寸的木匠师傅感到很困惑，问他要这么大的写字台干什么。王加根道出了自己心里的小秘密。他说，等将来有钱了，他想买一台电子计算机，把写字台当成电脑桌使用。 新添置的木器家具加在一起大概需要三千元。再买一个席梦思、一个吊扇、一个燃气热水器和一部厨房用的抽油烟机，两千元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搬家的全部预算，总共需要五千元左右。 这钱他们刚好拿得出来，因此两人都觉得比较满意。 为了保证新居的美观和协调，他们把旧家具抹得干干净净，该维修的都进行了必要的维修。又忍痛割爱，扔掉了那些没有实用价值或者有碍观瞻的东西。诸如，底部发裂且破了檐儿的塑料洗脚盆，油漆脱落、靠背断裂的木椅子，皮革破损、弹簧松懈、一坐一个坑儿的旧沙发，以及生了锈的饼干盒，有点儿漏水的铝盬子…… 挑了个尾数为“八”的良辰吉日，王加根到街上请了两个拖板车的“兔子”，帮他们搬家。因为孝北县一中与a银行孝北县支行仅一墙之隔，相距很近，加上他们的东西又不多，花了不到两个小时，搬家就全部完成了。当最后一板车东西进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时，王加根燃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把乔迁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整理和安放搬过来的东西，又花了一整天时间。 经过精心的摆设和布局，家里焕然一新，很有个看头。他们觉得自己简直步入了富人行列，起码也达到了小康水平。尤其是抽油烟机和燃气热水器首次亮相，着实让他们一家三口兴奋了好一阵子。 王欣最高兴的，是她终于有了单独的房间。再就是，洗澡不用坐在脚盆里面了，能够站在花洒下淋“热水雨”。 他们一家人关起门来偷着乐，真有一种从地狱步入天堂的感觉。不过，这种美好的心境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宿舍楼入住人家的增多，特别是看到别人家的奢侈、豪华与高档，他们又开始自惭形秽了，失落之感油然而生。 隔三差五，就有大卡车拖着成套的新家具和各种各样的新家电进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据知情人讲，好多人家都把旧家具和旧家电全部处理了。或送给亲戚朋友，或卖给废品收购站，不让那些旧玩艺儿进入他们的新天地。所有的大件都重新买，而且都是最时兴、最流行、最高档的。比如，丁仲元家买了一套实木家具，花了一万多块钱。花万把块钱买一套木家具，王加根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钟秀娟更抛，光家里的窗帘就花了四千多块钱！罗新初家买了二十九英寸、平面直角大彩电，夏宗明家添置了双开门电冰箱和高档组合音响…… 王加根进a银行工作之后，也见识过同事们的财大气粗。吃穿住用舍得花钱，打起麻将来输赢成千上万。但是，如此集中地比赛式的高消费，还是让他大开眼界。 乔迁新居时正值盛夏。日最高气温接近四十摄氏度，低温也在三十摄氏度上下。从早到晚热得人难以忍受。晚上睡觉的时候，加根夫妻俩一台落地扇，王欣一台鸿运扇，总是通宵达旦地运转。但身上还是不停地出汗，心里如同火烧一般难受。 聆听着隔壁左右、楼上楼下的空调外机呼呼旋转，王加根总是感慨万千。他多么希望家里也装上空调啊！但是，一台空调得两三千元，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 由于炎热而睡不着觉，王加根问老婆：“你说，他们怎么都那么有钱呢？” 方红梅不假思索地回答：“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银行天天与钱打交道，钱进来、钱出去，做的就是钱生意，弄钱自然不是太难的事情。” 王加根嘲笑她妇人之见，说：“你以为银行里那成堆的钞票能够轻而易举地拿走？银行的管理严着呢！营业网点必须日清月结，每天的账目要做到分厘不差。如果差一分钱，或者多出一分钱，都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不查清楚原因，根本就下不了班！a银行向来有三铁银行的美誉：铁账本、铁算盘、铁制度。” “铁个屁！钢都能熔化，铁就没有被腐蚀生锈的时候？只有你那么天真。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方红梅反唇相讥，“很现实的例子。我们搬家时，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自己掏钱，搬家后基本上没人送礼。你再看看几位行长和罗新初家，搬家也好，买家具买家电也好，都是企业派车，厂长经理轮番上门。谁知道那些东西是他们自己买的，还是企业送的？你又说得清楚他们收了别人多少礼金？” 王加根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搬家那段日子，眼见别人家门庭若市，他们家门可罗雀，王加根心里也产生过不平衡。不过，方红梅的酸葡萄理论，还是大大地伤了他的自尊心。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人向加根献殷情。 搬家之后，余丰新就来找过他。见他家里窗帘没有装，就提出帮他装好。并且说，支行营业办公楼正准备装窗帘，费用可以在里面冲销，由支行统一结算。 王加根觉得这样不太好，当面予以拒绝，搞得他的副手非常尴尬。 事后，方红梅骂他装清高、假正经。 余丰新提出单位出钱给他们装窗帘，肯定是想借机把他自己家里的窗帘也一起装了。你拒绝了他，他就没有机会搭这趟顺风车，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 当然，这种灰暗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家里全部安顿好之后，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他们家里参观。从这些客人的眼睛里，他们看到的是羡慕和嫉妒，听到的是惊叹和恭维。 牌坊中学的老同事、孝北县一中的教师和家属、曾经的孝天县师范学校同学、王李村和方湾镇的老乡，以及加根他妈白素珍、马颖、白大货，红梅她爸妈、腊梅、敬文和敬武及他们的家人，陆陆续续来孝北县城看了他们的新房子。这些人来的来，去的去，走马灯一般。有的恭贺之后马上就走了，有的还在他们家住上几天，着实让他们兴奋和忙碌过一阵子。虽然累，也很吵，但他们心里特别高兴。 山潮水潮不如人潮。 在他们羡慕邻居的同时，竟然也有那么多人在羡慕着他们。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感慨万千。 夜深人静的时候，夫妻俩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与交流，并达成了共识。其实，物质生活条件好坏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没有必要老是与别人攀比，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也不能老是眼睛向上，只关注那些比自己混得强的，还要看那些比自己过得差的。要纵向与过去相比，正视自己的进步，欣赏自己取得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能体会到成功带来的快乐，保持积极向上的心境，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除了客来客往，王加根还收到了一封久违的邮件。 当身怀六甲的肖丽娟把一个硕大的牛皮信封递交给他时，他以为是编辑部退稿或者样刊，但同时心里又比较疑惑。 信封上赫然印着“《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几个字。这杂志他并不熟悉，似乎也没有给他们投过稿。未必是其他杂志更了名？ 他拿剪刀把信封剪开。里面共有四本《青年世界》杂志，而且是近期发行的四期。如果有文章被杂志社采用，杂志社通常会给作者邮寄两本相同的杂志作为样刊。怎么可能邮寄各不相同的四期杂志呢？而且每期只有一本。显然，这些杂志并不是王加根期待的样刊。不过，他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把四本杂志的目录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 的确没有他的文章，也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什么意思？正纳闷时，他发现其中的一本杂志里面夹有一封信。 摊开一看，信的落款为“梁雯”。 他的脑海里迅速出现了那个熟悉而又模糊的身影。 王加根已经五年没有与梁雯联系了。既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也没有接过她的电话，更没有与她见面——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忙了。遭受了那么多的磨难，应对过那么多繁杂的事务，以至于把五年前那段情感经历完全淡忘了，对梁雯这个女孩儿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 梁雯的来信很简单。 她告诉王加根，自己眼下在《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工作。不过，并非记者，也不是编辑，只是一个跑腿打杂的编务人员。她的主要任务是收发信件、给作者邮寄样刊和稿酬、参与编辑部的一些内外联系和接待工作。 “我知道您已经离开牌坊中学了，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作，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无论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希望您不要放弃文学创作。说实话，我喜欢您写的东西。《青年世界》是一本以青年读者为主的综合性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您赐稿。如果有机会来武汉，也欢迎您到编辑部作客。”梁雯在信中这样写道。 这家伙读的不是孝天师专么？毕业后怎么没有当教师？还跑到武汉去了？一连串的疑问，让王加根再次对这个女孩子刮目相看。 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不准备把梁雯来信的事情告诉方红梅，也不打算给梁雯回信。不过，投稿的事情他倒蛮有兴趣。 因为他常年累月都在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投稿，做梦都盼着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为了多一些机会和可能，他甚至经常到图书馆和邮局报刊零售部摘抄编辑部地址。现在，有编辑部主动要求他赐稿，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把四本《青年世界》杂志简单地浏览了一遍，根据杂志的风格和栏目，在自己现有的习作中，挑了一篇励志方面的文章，邮寄给了梁雯。 第二百零七章 敏感时期 每年秋季开学报名的时候，见钱眼开的银行就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学校。他们关注的，当然不是校舍和操场，也不是教师和学生，而是从千家万户汇集到这里的学杂费。 每一家银行都希望学校能把这笔庞大的资金存到他们那儿，增加他们的对公存款。这个时候，各学校的校长和财务人员都成了银行巴结的对象。他们自然也会拿腔拿派，在穿戴光鲜的银行职员面前当一回大爷。 由于事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比较自由，各家银行都想拉学校到他们那儿去开户。这样就形成了同一所学校在多家银行都有账户的局面，专业术语叫多头开户。学校把钱存入哪家银行的户头上，就看学校领导及财务人员与这家银行的关系好不好。当然，也与银行的服务质量和公关力度有一定的关系。 孝北县成立之前，花园镇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四家，分别是中国a银行、中国b银行、中国d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花园镇规模大一点儿的学校在这四家金融机构都有存款账户。碍于情面，这些学校在每个户头上都会放一些存款。因此，几家银行收存学费的市场份额也相差无几，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去年，升格为孝北县城的花园镇增设了中国c银行，邮政局又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分切学杂费这块“蛋糕”的金融机构增加到六家，竞争更加激烈了。d银行孝北县支行率先发难，在城区中小学开始报名的时候，派工作人员到各学校代收学杂费。结果，当年孝北县城区学校学费总额的一半儿都进了d银行孝北县支行，其他五家金融机构市场占比大幅度减少。d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做法给其他金融同业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家里坐等顾客上门存款已经行不通了。即使存款人信誓旦旦地承诺过，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银行还是应该主动出击，把真金白银收进自己的尾款箱，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存款。 吸取去年的教训，今年暑假期间，a银行孝北县支行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秋季开学代收学费的事情。为加强组织领导，他们成立了秋季代收学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丁仲元和万建伟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支行营业室主任韩忠勇、办公室主任王加根，以及支行出纳股和保卫股的主要负责人。 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是该支行唯一办理对公业务的机构，各学校的存款结算账户都开在这里，是代收学费的直接受益单位。而学校存款纳入对公存款核算，与对公存款专管员的业绩考核息息相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韩忠勇和姚丽琴列为代收学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纳股和保卫股主要负责人参与这项工作，是因为代收学费属于上门收款业务。他们负有安全保障和业务支持的责任及义务。 相比较而言，唯有王加根参与这个领导小组有点儿蹊跷，因为支行办公室的工作职责与代收学费没什么关系，可以说是八杆子打不着边儿。支行领导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王加根曾经在花园镇当过教师，与教育界的人员比较熟悉。 人脉关系也是一种资源。利用王加根在花园镇教育界的人脉关系，夺回丢失的代收学费市场份额——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对此寄予厚望，甚至把他当成战胜对手的“杀手锏”。丁仲元和万建伟一起找王加根谈话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领导班子的这层意思。因为怕他拒绝，两位副行长轮番给他灌迷魂汤，夸大其辞地把他吹上了天。说他书教得好，桃李满天下，在花园镇教育界威望高，人缘好，说话别人买账…… 老实讲，最初听到行领导作出这样的安排，王加根心里并不怎么乐意。也不完全因为代收学费与他的工作职责不沾边儿，主要是他这个阶段实在是太忙了，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 从保定回来之后，他来不及为姐弟重逢的不愉快而懊悔，就卷入到了杂七杂八的事务中，忙得如同上了战场的士兵。撰写a银行孝北县支行半年工作总结，筹备支行年中工作会议；参与中国a银行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举办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一周年庆典。到电视台点歌、点播电视剧；到报社合办专栏、刊发专版、做广告；迎接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各种专业检查；接待那些不请自到的客人……因为涉及的文字量比较大，他每天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呀写，尽力排除外界的干扰。写出来的初稿，他还得在四通打字机上自己敲出来。 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肖丽娟刚刚生孩子，回家坐月子去了，而接替肖丽娟工作的袁冬梅还没有学会打字。 前面已经提到过，袁冬梅就是叶卫国的老婆。根据叶卫国的介绍，她也是王加根的高中同学。 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交付使用后，叶卫国就把他老婆和女儿从农村接过来，一家三口住进银行大院，过上了其乐融融的生活。 王加根见到袁冬梅，如同当初见到叶卫国一样，对这个女人没什么印象。他当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听到袁冬梅亲热地喊他的名字，他热情地予以回应，并且故作惊讶地恭维道：“老同学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啊！这么多年一点儿变化都没有。” “你说笑话呢！孩子都上小学了，怎么可能没有变化？”袁冬梅喜笑颜开地回应，“不过，你这样讲我还是蛮高兴。” 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他们这个女同学竟然成了他的同事。 由于肖丽娟休产假，支行办公室空出了一个内勤岗位。叶卫国如同猫闻到了鱼腥，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他迅速去找行长赵国栋，提出让他老婆袁冬梅到支行办公室当临时工的要求。 接连几天的缠磨，这事最后居然办成了。 袁冬梅一农村妇女，又没有城镇户口，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和专长，怎么就能够到支行办公室工作呢？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事与王加根有关。认为是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徇私情，照顾他的老同学。事实上，这事与他屁不相干。当袁冬梅到办公室来向他报到时，他也万分惊诧，内心里不得不佩服叶卫国有能耐。 袁冬梅每天做的还是做肖丽娟做的那些事情。 打扫办公楼走道、楼梯间等公开区域的卫生；清理行领导办公室；烧开水；分发报刊和信件；传接电话，收发传真；负责打字和复印。由于她此前一直在农村生活，简单的粗重活能够对付，但打字机、复印机、传真机这些电子产品从来没有接触过，如何操作还得王加根手把手地教她。目前，她复印和收发传真基本上学会了，但打字还是如捉虫一般，速度慢不说，还频繁出错。一篇千把字的文字材料，花一整天都难得打出来。 王加根也就不作她的指望了，自己写的材料自己敲，或者直接在四通打字机上起草。单位的事情本来就忙不完，人行孝北县支行又夹在缝里赶热闹，组织召开孝北县金融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 会上，肖主任布置了一项工作任务。说是人行hub省分行主办的《银企之友》杂志准备为孝北县出一期增刊，专门发表孝北县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论文。 “请大家回去之后，尽快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汇报，抓紧时间撰写论文，并于九月底之前交到县人行办公室。”肖主任这样要求。 事情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大家心里清楚，这类文章领导通常只是挂个名。实际撰写论文的，都是各金融机构的办公室主任。 果不其然。当王加根向赵国栋汇报这件事情时，赵国栋马上挤出满脸的笑容，恬不知耻地说：“又得辛苦王主任了！” 写论文与写小说不一样。小说可以信马由缰地凭想象虚构，而论文的论点要有论据来论证。因此，他必须查阅资料、搜集素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次发表论文的都是孝北县金融机构的“一把手”，又集中在同一期杂志上，有点华山论剑大比拼的味道，王加根当然不敢敷衍和马虎。 为了应付手头的工作，他恨不得把一天掰成两天用。甚至幻想着自己变成孙悟空，拨几根猴毛一吹，就能变成好几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支行两位副行长又来找他，布置参与代收学费的事情，他当然有点儿不乐意。 “我的确没有时间！招架不过来啊。”王加根苦着脸诉说自己的难处，希望得到领导的理解，能够放他一马。 丁仲元说：“我们知道你忙，也晓得你手头上的事情多，没打算让你守在学校里。你只是帮忙牵个线，带着姚丽琴和韩忠勇拜访一下城区各学校的校长，后面的事情由他们去做。” “王主任办事总是那么认真！”万建伟见王加根愁容满面，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接着又劝他，“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事情得一件一件地做。何必要背那么大的压力呢！也不是说，你把手上的事情做完了，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只要你还在上班，事情就会如泉水一样不停地往外冒，层出不穷！事情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快是做，慢也是做。做得越快，事情就会来得越多。所以，能拖的事情还是尽量往后拖，先把比较急的事情做了再说。” “就是嘛！”丁仲元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根香烟，放在嘴上深深吸了一口，吐了几个烟圈儿，“更何况，市分行刚刚搞了后备干部考评。据孝天城那边儿传过来的消息，王主任这次提拔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你提拔为副行长，手上的那些事情就可以交给别人了。你现在急忙赶着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他人作嫁衣裳。” “丁行长说笑话，拿我开心呢！”王加根口里这么讲，心里当然希望丁仲元说的话是真的。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四名支行级领导后备干部。除王加根以外，还有信贷股长罗新初、人事股长夏宗明和营业室主任韩忠勇。年初就传来小道消息，说上级行准备从他们四个后备干部中提拔一人，充实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队伍。也有的说，是因为现任副行长程金林已经五十七岁，到了退出现职的年龄。提拔年轻干部，是为了补充程金林退职后留下的空缺。到了七月份——也就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那栋引人注目的新宿舍楼启用没多久，小道消息得到了证实：a银行孝天市分行派考核组来对四个后备干部进行了考核和民主测评。 考核组组长是刚刚升职的市分行人事科长欧阳春，成员包括市分行办公室主任、监察室主任和人事科工作人员。此前，a银行孝天市分行也进行了人事调整。人事科长刘晓峰升职为市分行纪高官；德高望重的市分行办公室吴主任光荣退休；教育科杨科长调整为办公室主任。 考核组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整整搞了两天。与四个后备干部逐一谈话；征求现任行领导的意见；与部分中层干部和员工代表谈话；召开a银行孝北县支行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分发民主测评表，让大家按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给四个后备干部打分。 考核组离开之后，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了一块石头，a银行孝北县支行开始动荡不安，笼罩着一种神秘而又紧张的气氛。茶余饭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话题落到四个后备干部身上。他们从不同的维度分析后备干部的优势和劣势，揣摩上级行领导的意图，猜测谁最有可能得到提拔。大多数人认为，这次提拔希望最大的是王加根和罗新初，而夏宗明和韩忠勇基本上没戏。夏宗明虽说是支行人事股长，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毕竟年近半百，只有高中学历，不符合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韩忠勇在四个后备干部中年龄最小，但任现职的时间还不到半年，资历浅，群众基础差，提拔的可能性也不大。 王加根和罗新初旗鼓相当。 他们两人的学历和工作经历类似——都是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职后通过自修取得大专文凭。两人都是从外单位调入中国a银行系统的。罗新初进银行后一直在a银行花园办事处从事信贷工作。其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得到领导和员工的认可，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不过，与王加根相比，他的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加根是选调干部，在两个以上的银行基层单位工作过，有多个部门的工作经历。这些是他不具备的。王加根文章写得好，又懂法律，有律师资格证书，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比他高。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王加根只有三十岁，而他已经三十四岁了。按照中国a银行现行干部管理制度，提拔副科级干部原则上年龄不得超过三十五周岁。也就是说，留给罗新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比较，这次最有希望提拔的应该是王加根。不过，事情也很难说，尤其是像干部选拔任用之类的人事调整，变数实在是太大了。正如社会上流传的职场晋升顺口溜：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关系很重要，能力算个屌！ 几天前，叶卫国就向王加根通风报信，说罗新初正在四处活动，和他老婆邱凤霞一起到孝天城，上过赵国栋的门，而且还去过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家。 王加根听到这些不以为然。 他甚至在内心里嘲笑和蔑视罗新初夫妇的投机钻营行为：“跑去！看你能够跑出个啥名堂！市委市政府有明文规定，选调孝北县工作人员应当优先得到提拔。市分行这次充实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主要是考虑到程金林快到点了，想找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程金林分管行政后勤、安全保卫和储蓄工作，与办公室的工作职责比较搭界。虽说我没有从事储蓄工作的经历，你同样没有！你不就是干过信贷管理么？骑驴看戏本——走着瞧，看最终会鹿死谁手！我才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呢！任其自然，不拍不捧，不塞不送。能提拔最好，不能提拔的话，还是当我的办公室主任。” 王加根一直抱着这样的态度，等待最终的盖子揭开。可现在，当他婉拒参与代收学费的安排时，丁仲元为什么突然提到后备干部考核和民主测评呢？ 这是什么意思？ 他心里很清楚，后备干部的提拔，a银行孝北县支行现任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很重要 第二百零八章 代收学费 走出餐馆时，王加根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他腿肚子发软，走路摇摇晃晃。脚踏在地面，完全不知道轻重，就像踩在松软的棉花上一样。他站在大门口，与走出餐馆的客人们逐一握手话别，声音比平时起码高了八度。 这些客人都是他的老同事和老熟人。牌坊中学校长肖玉荣、副校长赵乾坤、教导主任宁海涛、总务主任邹贵州和出纳邹金桥，以及邹肖小学校长邹山青和邹肖村党支部书记邹平安。 这家餐馆王加根也很熟悉。 餐馆位于107国道路边，正对着通往牌坊中学的那条黄土路，与牌坊中学相距只有几百米远。他在牌坊中学教书时，就曾多次光顾这儿。有时是因为学校来了客人，他和学校领导一起当陪客；有时是应学生家长之邀在这里参加谢师宴。那时到这家餐馆，基本上都是白吃白喝，不用他自己掏钱。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作东的是王加根。他是为了感谢牌坊中学和邹肖小学领导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代收学费工作的支持，专门来酬谢他们的。 今年的秋季代收学费工作，a银行孝北县支行抓得积极主动。王加根根据行领导的安排，出山助阵。他的壮举也激发了罗新初和韩忠勇的积极性。三个股级干部加上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组成了代收学费的“四人帮”。 对公存款虽说归支行信贷股负责，但身为信贷股长的罗新初平时过问得并不多。他和副股长田桂平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贷款管理上，对公存款的事情基本上都扔给了姚丽琴。当然，发放贷款也能够派生对公存款，这两项工作还是密不可分的。 罗新初就曾在多个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贷款派生存款不失为对公存款增长的重要途径。与其求爷爷告奶奶地找企业存款，不如直接给他们发放一笔贷款。贷款到企业的账户上就变成了对公存款，这样存款来得还快些。正因为有这想法，他对吃力不讨好的对公存款工作向来不怎么热心，更别说低三下四地去学校代收学费了。唯有今年，他一反常态，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那么热的天，他陪着姚丽琴到处跑，与孝北县城区各学校校长和财务人员商议代收学费的事情。跟前些年相比，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韩忠勇也不甘落后。他向支行领导提建议，说代收学费不能局限于孝北县城和花园镇的学校。要扩大范围，向农村进军，争取覆盖孝北县各乡镇所有的中小学。 “异想天开！你这是说笑话呢。”万建伟首先对韩忠勇的建议提出质疑，“孝北县有十二个乡镇，一百五十多所学校，报名又集中在八月底九月初，我们怎么可能派出那么多人去收学费呢？就算派得出人，收的钱么样接回来？把支行三辆汽车都用上，也跑不过来呀！” 其他人也都笑了，说韩忠勇想出业绩想疯了，竟然提出这么不靠谱的主意。 韩忠勇不急也不恼，说他并非异想天开，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要开动脑子，把全县农村乡镇学校的学费收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那你说说看，人员和汽车哪里来？”万建伟还是不相信，“就算人和汽车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农村乡镇又没有营业网点。那些农村学校离孝北县城那么远，又如何到我们a银行来开户？” “这些都不是问题。”韩忠勇竟然笑着卖起了关子，大言不惭地说，“归集农村学校的学费，我们支行现有的人员和车辆足够了，也不需要农村学校来孝北县城开户。” 那是怎么个归集法？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想听个究竟，弄个明白。 韩忠勇眉飞色舞地谈起了他的思路。大概意思是，归集学费并不一定都要第一时间去学校现场收，应该弄清楚学费的去向——也就是通常说的分析现金流。农村学校的学费，主要是用来买教材，包括学生用的课本和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因此，农村学校会把学费的绝大部分交给所在乡镇教育组，由乡镇教育组集中到孝北县新华书店来购买。只要让孝北县新华书店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来开户，到了开学报名的日子，a银行只需派一辆车和一名出纳人员，和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全县各乡镇教育组去收款，就能把农村学校的绝大部分学费归集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 “新华书店开户的事情，我已经问过我老婆。她说这事可能还需要a银行领导去找一下县新华书店的万经理。” 韩忠勇他老婆是孝北县新华书店的财务主管。看来这事他们夫妻俩已经商议过，论证过这样做的可行性。 万建伟不再和韩忠勇抬杠了。他与丁仲元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去拜访孝北县新华书店的“一把手”万经理。 万经理听说是这事，心里自然乐开了花。 全县乡镇教育组到新华书店订购教材，都是先拿货后付款。由于教育经费紧张导致资金挪用，往往教材领走了，款项却却迟迟不能到账。孝北县新华书店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话，甚至派人到乡镇教育组催收。现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派车又派人，主动帮新华书店收取教材款，他当然求之不得。不过，见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两位副行长亲自上门，态度又那么恳切，狡猾的万经理并没有让自己内心的喜悦情溢于表，而且故意显出为难的样子，无中生有地说：“d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也找过我，提出他们帮我们到乡镇教育组收款，我已经口头上答应他们了。” 听说d银行孝北县支行捷足先登，丁仲元和万建伟的脸就黑了。他们马上给万经理敬烟，牵强附会地套近乎。 丁仲元把矛头直指竞争对手，说d银行孝北县支行办事最不靠谱，总是许愿很好听，最终放空炮。 万建伟说他和万经理都姓万，一笔难写两个万字，不看僧面看佛面，家门的领导一定要关照a银行。 韩忠勇自然是搬出他老婆，再怎么说，他老婆是孝北县新华书店财务主管，如果这事让d银行孝北县支行抢去了，他们夫妻俩都会觉得没面子…… 万经理见火候差不多了，就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希望a银行孝北县支行租用县新华书店商住楼下面的一间门面房。 来的三个人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推说先去现场看一看。 万经理于是领着他们去看房。新华书店拟出租的门面房位于孝北县城新城区，正好在主干道上，地理位置还不错。面积一百二十多平方米，也合适银行做营业网点。 丁仲元与万建伟商量了一下，决定马上回单位向赵国栋汇报。 虽说万经理有趁火打劫的意思，但a银行孝北县支行确实有在孝北县新城区增设营业网点的需求。双方经过进一步的磋商，租房的事情就定下来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答应租用孝北县新华书店的门面房，在新城区设立一个办事处。孝北县新华书店随即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开立了对公结算账户，并承诺将中小学教材的款项全部存入a银行。 秋季开学报名开始后，韩忠勇带上一个出纳员，坐着司机小季开的标致车，和孝北县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到全县各乡镇教育组收购书款。出纳员每次都会带上几张盖有“现金收讫”印章的空白进账单，每收一笔现金，就填写一张进账单交给乡镇教育组财务人员，作为他们付款给孝北县新华书店的凭证。 孝北县城及花园镇各学校的代收学费工作，主要由王加根、罗新初和姚丽琴负责。虽然暑假期间的烧香拜佛得到过承诺，但到了开学报名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工作人员前往各学校时，还是会遇到其他银行的同行，形成多家银行争着代收学费的局面。 很显然，校长们在答应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同时，也答应了其他几家银行。为了解决银行之间的矛盾，他们通常会按照“先来后到”原则。哪家银行先来就让哪家银行代收，后到的银行只能打道回府。 这种公平合理的做法，让各家银行的出纳人员都不敢偷懒。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到街上买两个馒头、包子或烧饼，一边啃，一边骑着自行车往收款的学校跑。因为去得太早了，结果学校的大门还没有打开。只有牌坊中学不是这么个情况。无论其他银行的工作人员早去还是晚到，肖玉荣校长都会好言相劝，让他们离开，把代收学费的机会留给a银行孝北县支行。 这让王加根非常感动。 到了开学报名的最后一天，他坐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运钞车来到牌坊中学，提出要请学校领导吃餐饭，聊表谢意。 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运钞车这段日子也是够忙的。除了接送营业网点的钱箱子，到现金流量较大的单位上门收款，还要到城区中小学去收学费。为确保安全，支行除了增加保卫人员数量以外，还把叶卫国从机关工会调到保卫股，明确他临时负责。虽然没有下发正式聘任文件，叶卫国还是喜得屁颠屁颠的，工作特别卖力。 王加根在牌坊中学下车时，邀请叶卫国一起在这儿吃晚饭。 叶卫国笑着摇摇头，说还有好几所学校的现金封包没有收回，营业网点的钱箱子也没有接，不敢擅离职守。 办理完牌坊中学现金封包的交接手续，运钞车就驶离了校园。两个收款的出纳员也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王加根缓步走向操场北边那栋熟悉的二层办公楼。 已经正式开学了，学校的教师基本上都在。他径直走向学校领导办公室，向肖玉荣说明来意。 肖玉荣嘻嘻哈哈地客套了两句，还是欣然答应了。 因为离放学还有一个多小时，王加根又前往其他几个教研组，与老同事们打招呼。叙旧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喜悦，又不敢在言行上把这种喜悦表现出来。他担心别人认为他是在显摆，引起老同事们的羡慕嫉妒恨，进而骂他浅薄。他不敢在办公楼上呆得太久，也不敢说得太多。返回学校领导办公室，与校长肖玉荣商量了一下参加晚餐的人员、就餐地址和具体时间，他就先行离开了。 临近学校大门时，门卫老宁又惊又喜地从门房里跑出来，兴奋地捉着王加根的手，彼此互相问候。正在他们寒暄说话的时候，部队抽水房的广广黄和他老婆也凑了过来。几个曾经相依为命的老朋友，激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每个人眼眶里都旋转着泪水。老宁和广广黄盛情挽留王加根吃晚饭，他婉言谢绝了。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来请学校领导吃饭的，心猿意马地向他们告辞。 这餐饭王加根本来准备安排在花园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但肖玉荣嫌路太远了，跑去跑来麻烦。她提出就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吃，并点名去107国道路边那家小餐馆。 王加根知道，好心的肖玉荣是怕他多花钱。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如今的王加根已经不是过去的王老师，而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王主任。他这次出面请客，根本不用他自己掏钱。无论吃多吃少，都可以据实报销。 今年的代收学费工作，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层面很重视，但响应的干部员工并不多。大家还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推一下就动一下。即使是代收学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多数也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罗新初装模作样地忙了几天，陪同大家跑了几所学校，就懈怠下来了。他又和从前一样，对存款工作不闻不问。姚丽琴嫌天气热，太阳毒，怕晒黑了，不愿意去外面跑。她有时来单位打个照面，就以收学费为愰子，找个地方打麻将，或者躲在家里睡懒觉。只有王加根是个傻帽。每天骑着那辆28型载重自行车，冒着酷暑，顶着炎炎烈日，一会儿到这所学校，一会儿到那所学校。脸上的汗水流成沟沟道道，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方红梅埋怨他，说他多管闲事。 “何必呢？存款搞回来还不是成了别人的业绩？与你屁不相干！你跑前跑后，跳上跳下，又有什么功劳？能得什么好处？谁买你的账？别人还会认为你是为了提拔图表现！” 王加根平静地对老婆说：“拿a银行的钱，吃a银行的饭，理所当然应该为a银行多干点儿事情。我是办公室主任，就应该以全行利益为重，把银行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鸟过留声，人过留名。人活一场，图的就是个好名声。嘴长在别人身上，想怎么说让他们说去，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姚丽琴不干活儿不说，还大手大脚，挥霍无度。经常借存款公关的名义，出面宴请县领导、县直部门负责人、厂长经理和一些单位的财务人员。好菜好酒好烟款待，还领着别人去昌盛街唱歌、跳舞、找小姐，花钱如流水。说起来是跑业务，实际上是用公家的钱拉自己的关系，个人从中得好处。 王加根看到这些，心里总是不平衡，咬牙切齿地骂她臭婆娘，可又拿她没一点儿办法。人家是对公存款专管员，花钱搞存款公关正当名分。赵国栋支持，丁仲元乐意，你看不惯又能咋的？ 这次代收学费接近尾声，王加根就萌发了“潇洒一回”的想法，打算请牌坊中学领导好好吃一顿。攀比也好，赌气也罢，反正他公款请客的主意已定，而且准备狠狠地放一回血。没想到，肖玉荣把吃饭的地方定在这么一家为过路司机服务的小餐馆。 这里有什么好吃喝？又能花几个钱？王加根心里有点儿遗憾，甚至感到失落。前往餐馆点菜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在邹肖村附近请客，为何不把邹山青也叫上？ 邹山青听说王加根在牌坊中学收学费，主动把邹肖小学的学费也送了过来。虽说金额不值一提，毕竟是别人的一片心意。想到这儿，王加根放弃了去餐馆点菜的想法，折转身前往邹肖小学。 邹山青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后，直接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了，吃上了皇粮。不过，他的工作岗位没有调整，依然是邹肖小学校长。 看到恩人王加根到访，他惊喜万分，又是让座，又是敬烟，又是倒水，忙得不亦乐乎。 听王加根说明来意，他马上提出，吃饭可以，但必须由他买单。 “您打我的脸呢！”王加根见邹校长误解了他的意思，脸上如同泼了血一般。他是个实在人，于是把自己请客的想法和意图和盘托出。 邹山青这才没有与他争着做东，跟随他一起前往路边小餐馆。 两人边走边聊，快出村子时，遇到了邹肖村党支部书记邹平安。王加根又把邹书记叫上——因为关系熟，邹书记同样没有拒绝。 三个人到餐馆坐了一会儿，牌坊中学的客人就来了。 王加根拿了一条“红塔山”香烟，很熟练地拆开，每个人派了一包。然后又气派地对餐馆老板说：“菜我就不点了，你自己安排。只要是你这儿有的，挑最好的最贵的上！” 可以想见，这餐饭吃得多么开心，喝得多么畅快！ 现在，客人们已经陆陆续续离开了。肖玉荣、邹贵州、邹金桥、邹山青和邹平安都住邹肖村，几个人结伴而行，一路上还在高声地谈笑风生。宁海涛推上停放在餐馆门口的自行车，准备骑车回宁家河。赵乾坤问王加根怎么回花园镇，提出骑车带他。 “不敢劳你大驾！”王加根笑着说，“你喝得像红脸关公，说话成了卷舌头，弄不好搞个人仰马翻。反正路又不远，我慢慢蹓跶回去，沿路还可以看看风景，吹吹风，醒醒酒。” 第二百零九章 酒后失言 王加根结过账，把发票揣进裤袋里，就沿107国道往南走。几分钟之后，再下国道，拐到邹肖村通往花园镇的水泥路上。 饭菜、香烟和酒水，一共花了五百多块钱。报销会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万建伟分管财务，话比较好说，就怕赵国栋从中作梗。 走在黄昏的田野上，沐浴着清凉的晚风，他的头脑慢慢清醒过来，开始思考这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自己一个人出面请客，银行里没有第二个人在场，如何证明是为公家的事情消费？唉！刚才应该拉一个出纳人员参加的，这样就有人为这次请客作证了。 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现在似乎真的有点儿说不清楚了。 看似说不清，其实也说得清楚。 代收学费这段日子，王加根除了每天从办公室拿一包香烟带在身上，再没有花过a银行孝北县支行一分钱。辛辛苦苦地组织了那么多存款，花五百多块钱又算得了什么！ 韩忠勇跑乡镇教育组收教材费，单位派专车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跑，汽油费得多少？车辆磨损怎么计算？他们每次出去收款都在外面吃饭，该花了多少钱？罗新初和姚丽琴就更不用说了，花公家的钱从来不眨一下眼睛。 看来，自己还是太小家子气了。没出息！总是那么认真，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墨守成规，不越雷池半步。唯有今天潇洒了一回。刚才的表现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啊？为什么要每人派一包烟？点菜时那么轻狂，说话不知天高地厚。你在昔日的同事和熟人面前显摆，别人会不会觉得你轻狂？背后骂你小人得志呢？ 要稳重！要有涵养！要谦虚谨慎！说话做事要把握好分寸。眼下你事业如日中天，关注和嫉妒你的人多着呢。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低调一些。遇事三思而后行，弄不好就会遭人暗算。 穿过一个小村庄，就到了花园卫生院。 王加根刚结婚的时候，大腿根部淋巴结肿大，在这儿住过院。他女儿王欣出生，最初也是在这儿待产，随后转到孝天市第二人民医院。如果不是凑巧遇到他的高中同学周菊凤，后果不堪设想。 花园卫生院门口有家小卖部。从售货的橱窗看进去，一个小姑娘正坐在里面看电视。电视荧屏上，一群“三点式”穿戴的美女正搔首弄姿地跳舞。荧屏上方有一排字幕，隐约可以看见“喜结良缘”“百年好合”之类的祝福语。荧屏下方是落款，写着好几个人的名字——电视荧屏被弄成了一个花花绿绿的信封。 这是时下非常流行的点歌节目。 交几百块钱，电视台就能为你播放一首ktv歌曲。也不知是哪家电视台最先想到的这点子。老百姓喜欢，电视台乐意，推出来就特别受欢迎。尤其到了每年八月中下旬，高考或中考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人们都热衷于用这种形式来祝贺孩子“金榜题名”。由于点歌的人太多，电视台常常安排不过来，于是就要求提前预订，有时还不得不为点歌走后门。实际上，这类节目除了出钱点歌的人和被祝贺的人关注以外，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看，因此收视率特别低。大家之所以趋之若鹜，还是一种从众心理，追个时尚，赶个时髦。 王加根瞟了一眼电视荧屏上那些穿比基尼的美女，突然记起什么，抬起右手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子。 嗨！又耽误了一件大事。今天九月一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是方红梅的生日。他早就想好去孝北县电视台为老婆点一首歌。这段日子忙昏了头，居然把这事给忘了。怎么办？歌没点，礼物也没准备，回家如何向老婆大人交待？ 往花园火车站方向走的时候，王加根非常内疚和自责。兜里揣着好几百块钱，买件衣服或者买双鞋子？可问题是，现在大型商场都关门了，总不能去个体小摊上买水货东西作为生日礼物！ 翻过横跨京广铁路的人行天桥，穿过车站街，来到花园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王加根看到一家名为“谭木匠”的小店铺。对了，给老婆买把梳子。家里那木梳子用了好几年，已经断了一个齿，她还舍不得丢。礼物不在于价值多少，主要是适用，能够让她喜欢就行。 他花九十八元钱买了一把牛角梳子，心满意足地沿胜利路往回家里走。进门之后，他郑重其事地向老婆呈上生日礼物。 方红梅笑着接过梳子，习惯性地抬起手梳了梳头，说的确比木梳子好用，眼睛里流露出对老公的赞许和肯定。 王加根悬着的那颗心才算是落了地。 他以往给老婆买东西，十次有九次挨批评。方红梅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是感觉不满意，唠唠叨叨，甚至强迫王加根去退货。 今天酒喝得畅快，忘记点歌的过错也弥补上了。王加根感觉心情不错，踌躇满志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方红梅挨着他坐下，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他们的女儿今天去学校报名的事情。结果，夫妻俩很快又争吵起来。 八岁的王欣已经上完了小学四年级。今年秋季开学，她就到五年级报了名。按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方红梅又通报了一个新情况。 从新学年开始，花园镇的小学由五年制改为六年制。作为学制改革的过渡性政策，教育部门规定，已经上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可以读五年级，也可以读六年级。是“升级”还是“跳级”，由学生及家长自己决定，选择性报名。 方红梅考虑到王欣年龄比较小——同班同学一般比她大两三岁，成绩在班上又不是特别拔尖，应该循序渐进，读完五年级再上六年级。这样一步一步地往上升，能够保证知识的连贯性，孩子也不至于太吃力。因此，她就带着王欣报了五年级。当她陈述自己的这些想法时，本来坐在沙发上的王加根腾地站了起来。 “胡闹！典型的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 这突如其来的吼叫，让方红梅吓了一大跳。 王欣不知道出了啥情况，也从她的卧房里跑到客厅。 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儿失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平缓的语气对方红梅说：“你考虑的那些因素，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细枝末节。你忽视了这次学制改革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花园镇小学六年级今年只开一个班，而学生是从四年级好几个班里面挑选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办了一个快班。由于六年级担负着小学升初中的任务，学校必定投入最强的师资，把六年级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欣欣年龄虽小，但有志不在年高。既然成绩跟得上，就应该大胆地让她跳级！让她读五年级，反而不能满负荷运行。固步自封，右倾保守，说不定就会摧折了一棵少年科技大学的苗子。再说，小学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一个人学习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中学阶段。女孩子成熟早，早点儿进入中学是有好处的……” 王加根有理有据地侃侃而谈，让方红梅听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他描绘的少年科技大学的蓝图，特别让人神往。 他们的女儿王欣，也忽闪着漂亮的大眼睛，对爸爸非常钦佩。 “可是名已经报了，再怎么弄呢？”方红梅有点儿为难地说。 “报了名再去改过来！”王加根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事你就别管了。我明天和欣欣一起去他们学校。” 第二天吃过早饭，王加根骑自行车带上女儿，风风火火地赶到花园镇第一小学。他先找五年级和六年级的班主任，接着又去找学校教导主任和校长，硬是把王欣从五年级的花名册中调到了六年级。 办完这件在他看来是非常重大的事情，王加根才如释重负地赶到银行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他惦记着昨天请客费用的报销问题，于是拿着发票去找分管财务的副行长万建伟，心里已经想好了如何应答质询。没想到，万建伟接过发票，二话没说，拿起钢笔就把字签了。 “还有吗？就这一张发票？”万建伟签完字之后问。 “没有了。”王加根摇摇头，接着又点头，“就这一张。” 万建伟疑惑地望着他，显得有点儿惊讶，不无赞许地感叹道：“王主任真会为a银行节约啊！辛辛苦苦地跑了这么些天，为全行代收学费立下汗马功劳，总共才花这么几个钱。” “领导这是批评我吗？”王加根笑着问。 “不不不，我说的是真心话。你知道罗新初姚丽琴他们这段日子花了多少钱吗？说出来我怕吓着你！” “那您最好还是别说了。”王加根笑了笑，又问，“这发票是不是还要赵行长签字？” 万建伟回答说：“不需要。单张发票一千元以上才找赵行长。” “这样啊！”王加根平常很少花钱，也很少报账。办公室所有的采购都是余丰新经手，这些财务管理方面的规定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回到办公室，把已经签过字的发票交给胡蓉，让胡蓉去办理后续的报销手续。 “王老师！”正当他交办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 他回头一望，办公室门口站着两个人，是邹肖村党支部书记邹平安和牌坊中学总务主任邹贵州。 “邹书记！邹主任！你们真是稀客呀！请坐请坐。”王加根喜形于色，非常热情地把他们让到沙发上。 胡蓉见此，马上把发票塞进抽屉，拿了两个一次性纸杯，倒了两杯开水，分别递给二位客人。 客人们道着谢，接过纸杯喝了一口水，又放到茶几上。 “什么风儿把你们二位吹来了？”王加根笑着问。 “还不是昨天给您说的那件事。”邹平安一边回答，一边在手提包里翻找起来。 昨天说的那件事？昨天说什么事了？昨天不就是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么？王加根有点儿摸头不是脑。 邹平安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纸，递给王加根：“这就是当初我们与地区建筑公司签的合作协议。” 王加根接过材料，感觉莫名其妙：“这协议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您让我们今天把协议送过来的么？”邹平安反问道。 王加根还是一副疑惑的表情，问：“我让你们送协议过来？” “是啊！你说帮我们打官司，让我们把协议送给您看一看。” 有这事？王加根没一点儿印象，看来昨天酒还是喝得太多了。但我怎么能够自己走回家？路上还给方红梅买了梳子？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这事我真不记得了。您提示我一下，来龙去脉到底是么样的。” “哈哈！这事还是我来讲。”享有邹大炮雅号的邹贵州接过话头，绘声绘色地讲述起来，“昨天喝酒的时候，你说在孝天城上班时，你是专门为a银行打官司的。一共接了十九个案子，赢了十八个，最后一个没结案，就调到孝北县来了。邹书记听到这些，就说我们村与孝天地区建筑公司有一起纠纷，已经扯了好几年的皮，三万元管理费一直没有要回来，想请你帮忙打这场官司。你当时拍着胸脯说没问题，还说你认识孝天法院的李院长，认识经济审判庭的郑庭长。你还说与郑庭长在一起工作了大半年，两个人好得就跟亲兄弟一样……” “我说过这些话？”王加根红着脸问。 “你没说过，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邹贵州笑着回答，接着又进一步证实，“邹书记听你这么讲，高兴得手舞足蹈，还特意站起来给你敬了三杯酒。你就让邹书记今天上午把与地区建筑公司签的协议送过来。” 酒后失言！看来他昨天真的发过抛，吹过牛。 王加根本来性格内向，平时话不多，办事踏实，不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不承诺没有把握的事情。但三杯酒下肚，他就如同变了一个人。话特别多，嘴巴子完全没了把门的，心里所有的秘密都可能讲给别人听。说是酒后吐真言，其实暴露出男人共有的坏毛病。 显然，邹贵州讲的是实情。 昨天在酒喝高了的情况下，他承诺帮助邹肖村打官司。现在邹平安找上门来了，自己总不能以此为理由，出尔反尔，让别人白跑一趟。不能言而无信！坏了自己在牌坊中学及邹肖村一带的好名声。 他把那份折痕很深、皱皱巴巴的《合作协议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听邹平安详细介绍了相关情况，对案情有了大致了解。 三年前，邹肖村准备成立一个建筑队，到外面承揽工程，让那些没有门道弄钱的村民在建筑队里打工，赚几个量盐买米买化肥的活动钱。由于村办建筑队没有承揽工程的资质，只能挂靠有资质的大单位，参与工程分包建设。邹平安和几个村干部一起，找到了当时的孝天地区建筑公司，双方签订了这份《合作协议书》。 协议书的内容很简单，就是邹肖村一次性向孝天地区建筑公司交纳三万元管理费，邹肖村建筑队就可以打着地区建筑公司的旗号，到外面去承揽工程。双方是松散管理模式，邹肖村建筑队自负盈亏，与孝天地区建筑公司没有实质性的隶属关系。 协议书签订后，邹肖村采取集体和个人分摊的形式，凑齐三万元钱交给了孝天地区建筑公司。由于承接建筑工程比较困难，邹肖村建筑队一直没有正式组建。基于这种情况，邹肖村就向孝天地区建筑公司提出了退还那三万元管理费的要求。 “为这事已经扯了两年多，我们往孝天城跑了无数趟，但地区建筑公司就是不退钱。”邹平安愤愤不平地说，“这三万块钱是村里五六十户人家凑起来的。要不回来，村干部没办法向村民们交待。” 王加根问：“你们之前没有想到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想过。我们还拿着协议书和交款凭证找过乡司法助理员。但司法助理员说，真正打起官司来，我们胜算不大。”邹平安如实回答。 “为什么？” “乡司法助理员说，协议书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得很清楚。至于我们村交钱之后没有组建建筑队，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与地区建筑公司没有关系。他还给我们打了个比喻，说一个人找另一个人借钱做生意，如果生意没有做成，或者生意做亏了，借款人总不能以此为理由，拒绝还钱给别人？我们觉得也是这个理，所以一直不敢去法院起诉地区建筑公司。” “狗扯羊！这完全是两码事。”王加根不同意乡司法助理员的观点，“你们交那三万块钱的凭证呢？” 邹平安赶紧拉开手提包，从里面翻出一张收据。 王加根认真地看了看那张收据，冥思苦想了一会儿，说：“这官司我帮你们打！赢的希望应该比较大。” 邹平安和邹贵州眼巴巴地望着他，等他继续往下说。 “收据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三万元钱是管理费。所谓管理费，是基于管理而产生的费用。邹肖村建筑队根本就没有成立，又谈何管理呢？还有，你们与地区建筑公司约定的这种挂靠形式，根本就不合法。对于内容违法的协议书，应该认定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有关规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听王加根这么讲，邹平安脸上露出喜色，接连说了好几个“拜托了”，随后又小心翼翼地问：“你看这律师费……” “不用。”王加根摆摆手，“要是谈律师费，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 第二百一十章 拔苗助长 王欣从四年级跳级到六年级，对于刚满八岁的她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六年级要把五年级的课程都补上，进度拉得很快。如果是智力超群、接受能力强、反应能力快、成绩拔尖的学生，这或许不是太大的问题，但王欣显然不是这种类型的天才。 我们知道，她之所以那么小就上小学，并非她是什么神童，而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有人带。爸爸妈妈要上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抽不开身，家里又拿不出钱来请保姆——被逼无奈，她爸妈才把她当成负担扔给了学校。在邹肖小学上完一年级，转学到花园镇一小上二年级时，班主任曾以她年龄太小、成绩太差为理由拒收，甚至要求她“降级”。是王加根据理力争，向班主任拍胸脯作保证，才勉强留在了二年级。 为了让她尽快适应新环境，扭转学习成绩落后的局面，她爸妈加强对她的课外辅导，坚持每天检查和督促。不过，大人的这种热情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大约辅导了半学期，王欣的学习成绩进入班级中上游之后，他们就不怎么过问女儿的学习了，回到了放任自流的状态。 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事，空闲时间本来就少。周末和节假日休息，又记着打麻将“斗地主”，想娱乐放松一下。特别是方红梅，深陷“搓麻”的泥沼，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孝北县一中校园，都是她“码长城”的战场，有相对固定的“麻友”。她经常白天去学校，晚上在银行，从上午一直搓到深更半夜。王加根自制力稍微强一点儿，一般不主动约别人，但只要有人邀他，他还是会连滚带爬地参与，尤其是喝了酒之后。 大人玩大人的，小孩玩小孩的。王欣见爸爸妈妈出去寻乐子了，她就匆匆忙忙地写完家庭作业，去找她的小伙伴。现在的生活环境比在牌坊中学时强多了，小朋友多，玩的项目更是五花八门：跳房子，跳皮筋，弹玻璃珠子，捉迷藏，踢毽子…… 王欣性格外向，活泼好动，是个典型的假小子。加上她喜欢看动画片和故事书，善于根据电视或者书里的情节，变着花样儿“创造”各种游戏，在小伙伴中有极高的威信和号召力。只要是不上学的日子，小朋友都会来家里找她玩。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总能看见她东奔西跑、蹦上跳下的身影，总能听见别人喊她的名字。 花园镇是个小地方，即便升格为孝北县城之后，也看不到在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教育培训机构。这里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课外辅导和培优的意识比较淡漠，对孩子的教育大多依赖于学校。寒暑假能够给孩子找个地方学画画，或者学弹电子琴，已经是非常稀罕的事情了。多数家长对孩子是放养——只要他们不打架、不惹事、不捣蛋就行。 上一个暑假，王欣是在外婆家度过的。直到假期快结束，王加根才去方湾把她接回来。小家伙浑身晒得黑不溜秋，两腿满是蚊叮虫咬留下的疤痕。大人看了，煞是心痛，但王欣却没事人一般，还津津乐道她在方湾的快乐生活。去小河里捞鱼、捉泥鳅、玩沙子、找贝壳，跟外公去责任田里干农活儿，采摘蒲公英，扯狗尾巴草。那个兴奋劲儿，是在孝北县城里的日子少有的。她说，要不是忘记了带暑假作业去方湾，她才不愿意跟爸爸这么早就回来呢！ 回到家里，她快马加鞭地写作业。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讲完成，无论对错。她每天向爸爸妈妈通报作业完成进度，可到了报名的前一天，作业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那天晚上，她急得哭了起来，手不停地写着，泪不停地飞着。 女儿伤心着急的样子，搞得加根红梅一筹莫展，手足无措。方红梅自告奋勇帮女儿做作业，王欣又不肯，说老师看出字迹不同，是要打板子的。王加根把没有做完的内容看了看，认为如期完成应该没多大问题。她劝女儿先睡觉，明天早上再起来做也来得及。 “来不及！”王欣声泪俱下，坚决不肯。 “报名又不只半天，下午报名还不是一样的？” “下午报名也来不及，我还有这么多题目没有做完！” 王加根数了数还没做的题目，非常肯定地说：“来得及来得及。你看，总共还剩二十页，你明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到十二点半就有七个钟头时间，一个钟头做三页，不是轻飘飘的事情？” 王欣掐着手指头算了算，确信爸爸的算法有道理，这才答应上床，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望着睡得正香的女儿，王加根怎么也不忍心叫醒她。到了六点半，他把闹钟回拨了一个钟头，才喊醒女儿。 王欣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第一个动作就是看钟点。确定是五点半，便迅速起床，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 趁她不注意，王加根又把闹钟往前调了一个钟头。 到了中午，作业还是没有做完。王欣又哭又闹，怪王加根昨晚骗她那么早就睡觉，说事情总是坏在爸爸手里。 亡羊补牢，为了保证女儿顺利报名，王加根开始耍弄他的小聪明。他怂恿欣欣把中间还没有做的作业撕几页。理由是：报名的学生那么多，老师只是随便翻翻作业，哪里会认真地去核对？ 王欣当然不敢。 爸爸又提起她在邹肖小学上一年级时，投机取巧写数字的事情。 “老师要求你们从一写到一千，你中间丢了那么多数字，老师还不是没看出来？而且打了那么大个对号！” 这个成功的案例王欣当然记忆犹新。 由于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她只好又听了她爸的。不过，下午报名的时候，她一定要爸爸陪她一起去。 糟糕的是，那天负责报名的老师检查作业时，一页一页看得相当仔细。父女俩投机取巧的花招马上被揭穿了，报名费从窗口扔了出来。负责报名的老师还狠狠地批评王欣，顺带着把她爸也教训了一顿。 王加根硬着头皮解释，点头哈腰地求情，希望老师网开一面，把孩子的名给报了。 老师铁面无私，对他置之不理。 王欣就拽着爸爸的衣服角，一个劲地往外面拉。 还没出校园，王欣就哇哇大哭起来，坐在自行车后架上，用拳头直捣爸爸的后背：“就是你！就是你出的馊主意！” 王加根就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家长。 他不仅不配合学校老师，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还耍弄自己的小聪明，蛊惑孩子糊弄老师，钻老师在教学管理上的漏洞。亏他还是当过十年教师的人！如果在他教书的时候，学生家长也这样对付他，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王加根一直认为，小学阶段学习成绩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保持孩子的学习兴趣。孩子想学则学，不想学就不要强迫他们。如果采取高压政策，逼迫孩子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使他们害怕、厌恶、抗拒学习，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上小学正是孩子爱玩的时候，这个阶段应该以玩为主，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至于学习成绩，有个中游水平，能够过得去就行了。学生真正的竞争和博弈，应该从进入中学阶段开始。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观点，从王欣背起书包上学堂起，他就不怎么关心女儿的学习成绩。考试得了多少分，在班上排多少名，他并不是特别在意。只要没有突破他的心理底钱，他就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更别说责备和打骂孩子了。王欣每学期的学习成绩单，他看都懒得看，不想知道班主任老师在上面写了些什么。作为学生家长，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不容易。他宁愿自己挨老师的批评，也不愿意让孩子背负过大的压力。直到有一次，他看过王欣写给白素珍的一封信，才发现他这种不思进取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王欣在信中告诉奶奶：“我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没有得过奖状，没有评过三好学生，因此特别不开心。每当学期结束时，看到成绩好的同学上台领奖状，戴小红花，我是多么羡慕他们啊！” 看到这几句话，王加根心如刀绞，既难受，又内疚。 王欣没有进过托儿所，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外培优辅导班。体育、音乐、美术方面没有任何特长，琴棋书画一样也不会。再加上她的文化课成绩平平，很难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对于正处于争强好胜年龄的小孩子来讲，这无疑是很伤自尊的。 王加根心里很清楚，表扬和鼓励对孩子的成长与进步至关重要。但是没办法，王欣表现一般，不可能得到老师的肯定。这些年，他和方红梅作为家长在外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女儿，似乎也没有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东西。唯一可以炫耀的，就是她上学早，在班上年龄最小。这种年龄上的优势，曾经满足过他们的虚荣心，激发地他们让女儿考少年科技大学的梦想，但这种揠苗助长的代价是非常惨重的。 王欣自从上了六年级，每天回到家里，完全没有闲着的时候。不是记公式、背课文，就是做习题、写作文，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上厕所也是手捧课本叽哩哇啦地读，没有哪一天晚上十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 为了保证女儿的成绩能够跟得上，加根又开始辅导女儿的功课，守着她完成作业。但时间一长，他又故伎重演，没有那份耐心了。特别是他自己身体比较疲劳，或者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王欣找他求教准倒霉。他总是大声吼叫，骂女儿笨，让她自己去动脑筋。 碰了壁的王欣赌气地回到她的小卧室，闩上房门，不吃不喝，不搭理爸妈，蒙在被子里号啕大哭，或者把课本钢笔作业本往地上一扔，倒在客厅里满地打滚。 每逢这种时候，方红梅就如局外人一般，坐山观虎斗。甚至幸灾乐祸地看着王加根，不冷不热地撇清她的责任：“是你坚持要她读六年级的啊……” 王加根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女儿上六年级后的压力，他早就意识到了。 近一个月来，王欣很少看电视，基本上没读课外书，户外活动也明显减少了。放学回到家里，包括周末不上学的时候，总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趴在桌子上写呀画的，像个虔诚的苦行僧。有时，她听到小伙伴们在楼下疯闹，就会跑到阳台上，伸长脖子看小伙伴们做游戏，开心地笑着，感受着小伙伴们的快乐，眼睛里露出羡慕不已的神情…… 见此情景，王加根心里五味杂陈。 面对老婆的冷嘲热讽，他还是鸭子死了嘴巴子硬，义正辞严地指出：“既然望女成凤，就不能怜香惜玉！” 可身为人父，他哪里又是铁石心肠呢？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有些后悔了。担心自己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耽误了女儿的前程。但事情已经这个样儿了，总不能再去花园一小找学校老师，要求让他们的女儿回到五年级？那样做，别人说不定会骂他是神经病！ 就算错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了。更何况，他也不肯轻易放弃让女儿读少年科技大学的梦想。 眼看国庆节快到了，有一天中午，王欣放学后回到家里，书包还没有放下，就麻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王加根，要他写一首诗歌。 “写诗歌？”王加根瞪大眼睛望着女儿。 王欣于是向她爸说明了缘由：他们学校准备举办诗歌朗诵比赛，她想报名参加。 “老师说了，诗歌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朗诵别人写的。爸爸你是作家，就帮我写一首诗歌呗。”王欣小嘴巴抹蜜地恭维她爸。 原来是这情况！王加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王欣一直没有显山露水的机会，正好借这次诗歌朗诵比赛，让她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增强她的自信心。 “我不久前发表了一首寓言诗，你就朗诵这首诗歌！”王加根起身进入卧室，找出刊载他诗歌的杂志，指着那首题为《过河人与小木船》的诗歌说，“这首诗通俗易读，正好适合于小学生朗读。诗歌里面有情节，有意境，背诵起来也容易。我们共同努力，争取拿个一等奖！” 王欣从她爸手里接过杂志，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 过河人来到岸边， 弯着腰，脸上堆满了笑： “你的品德令人钦佩啊， 最最高尚的小木船！ 你载过了千百万人， 自己却在流水中浮泛。” 木船沉默不语， 让他踏在自己身上， 划到了对岸。 过河人放下桨， 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小船。 “哎，且慢！ 请为我抛锚。 不然，我会被流水冲走， 被大浪掀翻。” 回答是一阵冷笑： “哈哈哈—— 我再也不会过河了， 铺在我面前的道路 宽广又平坦。 我管你掀翻不掀翻！” 王欣觉得这首诗歌挺有意思，就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当天下午就背熟了。普通话读得不标准的地方，她还借助字典注上了拼音。 王加根自告奋勇，开始担任女儿的辅导老师。他训练王欣朗诵的快慢、语气的强弱和声调的变化。边示范边讲解，让她体会过河人过河前的谄媚、过河后的冷酷等感情色彩。 王欣模仿得还挺像那么一回事儿。 接下来，王加根又教女儿运用面部表情和简单的动作来刻画形象，教她如何出场和退场……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父女俩都投入到了诗歌朗诵比赛的准备里。每天晚上，他们都在“小木船上”进入梦乡；早晨眼睛一睁开，“过河人”又来到了岸边。茶余饭后的休息时间，全部被排练所占用。 诗歌朗诵比赛那天，王加根比王欣还要紧张，完全没心思上班。 下班后回到家里，见王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他急不可耐地问：“怎么样？是不是一等奖？” “屁奖！”王欣气呼呼地回答。 “二等奖？” “狗屁奖！什么奖也没得到。”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在骗爸爸。”王加根非常意外，怀疑女儿是在和他开玩笑。 王欣突然哭了起来，嘴巴子如机关枪一般朝爸爸扫射：“你写的什么狗屁诗歌！你歌颂了什么？赞美了什么？人家朗诵的诗歌，有的歌颂共产党，有的歌颂伟大的祖国，有的歌颂社会主义，还有的赞美学校、赞美老师、赞美好人好事。你却写什么狗屁过河人与小木船！别的同学照着稿子读，我还是背诵。他们的普通话没我讲得标准，朗诵得不如我有感情，结果他们都得了奖，我什么奖也没有拿到。呜呜呜……” 见王欣哭得这么伤心，王加根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 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忽视了诗歌的主题思想。 花园镇第一小学举办的这次活动是“迎国庆诗歌朗诵比赛”，是为了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他没有紧扣主题选择作品，自然得不到评委们的认可。 想到这儿，他非常懊悔，心里也万分难受和自责。另外，作为辅导老师他也是不合格的。这种比赛，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参与意识，无所谓胜负。可是他呢？还没开始比赛，就说什么要帮女儿拿个一等奖，把王欣的期望值吊得很高。以至于她失败后，心理上难以接受，遭受的打击自然比较沉重。 第二百一十一章 国庆假期 一九九四年国庆节逢周六，又恰好是大礼拜。节日假期和周末加在一起，可以休息四天。 王加根和方红梅都不用上班，王欣也不用上学，难得的休闲时光！如何度过这四天时间呢？是不是去哪儿玩一玩？ “去哪儿玩？去方湾！”当王加根郑重其事地向老婆提出这个问题时，方红梅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今年既没有送端阳，又没有送中秋，国庆节你还不打算去看看我爸妈？” 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除了元旦春节，最重要的就是端阳节和中秋节了。按照规矩和礼数，到了这几个重大节日，晚辈是应该给长辈送节礼，去看望和孝敬长辈的。尤其是当女婿的，去丈人丈母娘家那是天经地义。 今年端阳节，王加根去了保定，错过了送端阳，还与他姐闹成那样！中秋节只有一天假期，往方湾跑又来不及，因此也没有去。两个重要的节日都没有去方湾，太不像话了。如果国庆节再不去一趟，的确有点儿说不过去。 “你没有发现，暑假我们去方湾的时候，敬武两口子对我们不像以往那样热情了，好像对我们有意见。”方红梅继续借题发挥。 “好！那我们国庆就去方湾。”王加根口里答应着，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儿不乐意。 四天呆在方湾，时间如何打发？又能玩出什么名堂？挤在菜园子村那几间破破烂烂的瓦房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洗澡睡觉不方便，蚊子苍蝇又多。而且，红梅她爸妈和敬武两口子那么忙，又是责任田，又是菜地，又是孩子，又是家务，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他们。 总而言之，方湾不是久留之地。但方红梅已经提出来了，而且理由那么充足，他也不好提出反对意见。去就去！去了以后要是觉得那里不好玩，打个照面就返回。 果不其然，当他们一家三口坐火车转汽车地赶到方湾时，情况与王加根在家里所估计的一模一样。为了陪他们，红梅她爸妈、敬武两口子都没有下地，还把腊梅母子俩从方湾工商所接过来，大家一起弄吃的，酒足饭饱之后就打麻将。 三个小孩都大了，有王欣领头，玩得比较开心。七个大人呢？打牌的打牌，观战的观战。因为定好了“谁点炮谁休息”，每个人都有上场一显身手的机会。麻将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匆匆忙忙吃过晚餐，又继续打到午夜时分。直到大家都哈欠连天，头晕目炫，感觉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才散场，各人找地方睡觉。 第二天，加根两口子还在梦中的时候，方父就去菜地收了两大筐蔬菜，回家打理好，挑到街上去卖。方母做好早饭，在等他们起床。敬武昨晚就告诉过他们，今天要去办建房子的手续——他们准备在方湾街上建一栋二层小楼，搭建他们的安乐窝。加根红梅起床后，洗漱完毕，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接下来三天如何安排。 “我去把腊梅叫过来，我们四个人搓麻将。”方母打牌的兴致不减，试探着提议。 方红梅回答说：“不了。我们吃完饭，去腊梅家看看，然后就去孝天城。我们想买台组合音响，还要给欣欣买衣服，准备在城里转转。” 既然是这样，方母就不再挽留他们了。 方红梅、王加根带着女儿来到方湾工商所时，腊梅母子俩已经吃过早饭，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听说他们要去孝天城，腊梅说：“我们也正愁没地方玩，就跟你们一起去城里转转！” 方红梅自然巴不得。 等腊梅母子俩换过衣服，一行五人就前往方湾汽车站坐班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孝天城。在后湖车站下车后，他们先去敬文家。 敬文家一直是他们在孝天城临时落脚的地方，即便只是路过，这儿也是他们的中转站。敬文前些年还是挺风光的，但这两年不行了。他和老婆李华上班的单位都在走下坡路，生产经营一年不如一年。 往日红红火火的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与市五金交电公司、市纺织品批发公司和市百货公司一样，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濒临破产倒闭。为了维持往日的生活消费水平，敬文开始从事第二职业，跟着下海开公司的拜把子兄弟老二一起搞装修。现在他在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有名无实，多数时候都在外面混。李华上班的孝天市化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她每月只能领到为数不多的生活费。 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庭收入断崖式减少，已经养成的大手大脚习惯一时半会儿又改不了，因此他们经常入不敷出，经济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敬文和李华平日本来就磕磕碰碰的，夫妻关系不怎么和谐。现在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好，无异于雪上加霜。两人经常吵架，有时还动起手来，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逢年过节回方湾，敬文再也找不到衣锦还乡的感觉。与蒸蒸日上的大姐家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啊！ 加根、红梅、腊梅、王欣、黑皮这一大队人马到达孝天市副食品批发公司时，敬文一家三口还懒在被窝里。他们敲门没人应，又叫了老半天，敬文才穿着裤衩、揉着惺忪的睡眼来开门。 敬文家的保姆早就辞退了，楼下那间厨房也交还给了单位。作为交换条件，单位在三楼他们现在住房隔壁又安排了半间房。这样，他现在的住房是一间半，格局与加根家以前在牌坊中学的住处差不多。进门是客厅，客厅后面隔了间小厨房，增加的半间房做卧室。 “亮亮，快起床！欣欣姐姐和黑皮来了。” 敬文话声刚落，穿着短裤头和红背心的亮亮就从卧室里蹿了出来。三个小家伙高兴地搂抱在一起，又蹦又跳，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 敬文招呼大姐、二姐和大姐夫在沙发上坐，并随手打开了电视机。可电视荧屏上全是雪花，图像不清晰，字幕完全看不清楚。接连换了好几个频道，都是这个样子。 “电视坏了有些日子了，还没来得及去修。”敬文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有声音就行，只当是听收音机。”王加根调侃道，“把遥控器给我，忙你的去。” 李华这时从卧房里走了出来，嫣然一笑，与大姐夫和两个姐姐打了招呼，又亲热地摸了摸王欣和黑皮的脑袋，就出门上厕所去了。 “过早没？没过早的话，我去外面给你们买早点。”敬文问。 红梅腊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已经吃过了。” 敬文没言语，开始准备他们自己的早餐。打开冰箱，冷藏室空空如也，基本上没什么东西。他从里面端出半碗剩饭，拿出两个西红柿，就闷声不响地进了厨房。等李华上完厕所返回家里时，敬文已经把三碗蕃茄煮面条端上了桌子。 “下面条就煎几个鸡蛋唦。”腊梅随口提出指导意见。 “鸡蛋吃完了，还没来得及买。”敬文尴尬地回答。 李华和亮亮什么也没说，各人端起一碗面条，吃得津津有味。 敬文吃完后，又进厨房盛了一碗汤饭——显然是用多余的面汤煮的那半碗剩饭。 “昨天我还和李华商量，说要带亮亮去孝北玩。没想到你们来孝天了。”敬文吃着汤饭，对大姐大姐夫说。 方红梅听到这话，马上说：“行啊！要不待会儿大家一起去我们家。” “好！我要去花园。”亮亮喊道。 “我也要去欣欣姐姐家！”黑皮应和着。 两个小家伙热情那么高，腊梅和敬文两口子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就这样，一大群人又坐长途汽车到孝北县城，浩浩荡荡地开进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宿舍大院。 短短个把小时，王加根和方红梅的身份就由客人变成了主人。 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拖桌子，把麻将摊子先支起来。红梅腊梅坐对面，敬文李华坐对面，四个人很快就进入了战时状态。 王加根打开冰箱看了看，然后提起小竹篮，出门去街上买菜。三个小孩已经横七竖八地歪在沙发上，看他们喜欢的动画片。 接下来的两天，基本上都是这个格局。 直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敬文一家三口和腊梅母子俩才坐火车各回各家。 把客人全部送走后，王加根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最近这段日子，杂七杂八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天天忙得团团转。他老是记着这事那事没干完，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因此感觉特别累。本想利用国庆假期休息放松一下，没想到，这几天比上班还要累！除了累，敬文还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让他如鲠在喉一样不舒服。 据敬文讲，他的结拜兄弟老二在武汉接了个建筑工程装修的活儿，前期需要垫付资金。因为临时周转有困难，希望王加根帮他们贷款五万元。 “工程造价六十万，利润相当丰厚。工期一个半月，时间也不算长。只要工程一完工，拿到钱，我们就可以把贷款还上。”方敬文如是说。 为了消除大姐夫的顾虑，他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一页页地翻给王加根看。显然敬文是有备而来，难怪他主动提议来孝北县。 王加根并不关心合同里写了些什么。一听敬文提出这个要求，他就在想该如何拒绝。他对敬文知根知底，早就对他失去了信任。 从敬文考上孝天市第一高级中学算起，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后来参加工作，也不管是前几年混得强，还是这两年混得差，他似乎手头总不宽裕，总是扯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向家里人借钱。最初向两个老人借，接着向两个姐姐借，后来又向弟弟敬武借。父母和姐弟都成了他的债主。但家里人的钱被他借走后，从来就没有偿还过。 今年六月初，王加根他们正在筹划着搬家，敬文突然来找他们，死缠硬磨，从方红梅手里借走了两千元。说是最多用两个月，可现在都到了十月份，他完全不提还钱的话。 加根红梅几次在方湾或孝天城碰到他，他闭口不提那两千元借款，就像完全没有这回事情。他不主动还，加根红梅也不好意思向他要——事情弄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 这种不讲信用的人，你敢帮他贷款么？ 王加根心里是这么想的，嘴上却没有这么说。不管怎么讲，他们毕竟是亲戚，话说得太直白伤感情，也会让方红梅不高兴。他从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不能贷款的理由。 他说，敬文和老二的户籍都不在孝北县。在孝北县没有固定住所，也不在孝北县工作，不属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信贷服务的范围，不符合借款人的条件。 听大姐夫这么讲，方敬文非常失望。 既然a银行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他也感觉很无奈。不过，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还是想从a银行的制度上寻找漏洞和破绽。 他思忖片刻，脑子里灵光一现：“那能不能以老大的名义贷款呢？金安不是在孝北县人事局工作么？他还是选调干部呢！” 王加根没有想到敬文会想出这招数。 金安和他一样，也是从孝天城选调到孝北县工作的三百六十个“倒霉蛋”中的一个，眼下在孝北县人事局任干部股长。 “这个我得问问，看金安符不符合借款条件。”王加根非常谨慎地回答。他还是不想背“不愿意帮忙”的名声，力图从政策规定上予以阻击，让方敬文觉得，拿不到贷款不是他不愿意帮忙，而是借款人满足不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贷款的要求。 “就算金安符合借款条件，这事也得金安本人同意啊！”他继续给贷款出障碍。 敬文马上回答：“这个没问题。我回孝天城就去找老大。” 事情暂时就这样搁置下来了。 送走客人，王加根和方红梅开始清场做卫生。洗碗的洗碗，拖地的拖地，把打过地铺的行李抱到楼顶平台上去透气。 正在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余丰新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来到了他们家里。 “走！去我家喝酒。”余丰新大大咧咧地邀请，“来了两个战友，请王主任去陪一下。” 自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投入使用后，乔迁新居的人家相互吃请蔚然成风。把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请到家里，喝酒打牌，参观新居。既有庆祝的意思，更多的是炫耀显摆。家里来了客人，找同事作陪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因此王加根爽快地答应了。 “少喝点儿啊！”临出门时，方红梅撵着他嘱咐，“莫总是喝得茄子不认得瓠子。” “放心！方老师，我不会让王主任喝多的。”余丰新笑着回答，出门后又对王加根说，“你先从楼上过去，我下去叫一下小丁。” 余丰新家住三单元四楼。王加根家住一单元四楼。都是顶楼，两家来往走楼顶平台比较近。而司机小丁住一单元一楼，余丰新去请他，就得从四楼下到一楼，出一单元门洞，再从三单元门洞上到四楼。 王加根穿过楼顶平台来到余丰新家时，两位客人和丰新他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丰新他老婆腰系围裙在厨房里忙碌。 餐厅的方桌上，碗筷和酒杯都摆好了，已经上了五六盘菜。 宾主寒暄客套的时候，余丰新和司机小丁气喘吁吁地从门外进来了。互相打了声招呼，就进餐厅团团围坐，开始了请客的第一项议程——闹酒。 余丰新之所以请王加根和司机小丁来作陪，除了他们都是办公室同事以外，还因为这两个人都能喝酒。他自己沾酒就脸红，怕两位老战友喝得不尽兴。王加根的酒量我们已经知道了，而司机小丁与王加根相比，酒量有过之而无不及。 余丰新的两位老战友是来恭贺他乔迁新居的，话题自然离不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这栋宿舍楼。而说起这楼房，余丰新的神情有点儿异样，口里带渣子地骂起了叶卫国。 他说叶卫国卑鄙无耻，欺上瞒下。 “怎么回事？”王加根不解地望着他的副手。 “王主任你可能还不知道，叶卫国前天回了趟老家，把他儿子接过来了。”余丰新义愤填膺地说，“他根本就不是独生子女。除了在这里上学的女儿，老家还藏着一个儿子！” 王加根惊得目瞪口呆。 “他为了取得分房资格，把儿子一直藏在老家。现在尘埃落定了，他就把儿子接来了。这事看支行领导怎么处理！” “能够怎么处理？未必叫他从新房子里搬出去？”司机小丁手臂交叉帮在胸前，玩世不恭地问，“哪个领导也不会当这个恶人。” “话可不能这样讲。这要看分数排在他后面的韩忠勇闹不闹。”余丰新还是希望有好戏看。 “韩忠勇肯定不会闹！”小丁非常有把握地说，“韩忠勇的老婆在县新华书店分了新房子，面积比我们银行的还要大，装修也漂亮得很。他根本就没打算到我们银行来住。” 听到这儿，余丰新如泄气的皮球，嘟哝道：“这次又让叶卫国个狗日的占了便宜！” 对于这条爆炸性新闻，王加根一直没有发表评论。并非因为叶卫国是他的老同学，而是觉得这事不可思议。 世界上怎么就有这种不要脸的人呢？他对叶卫国两口子的印象本来就不好，现在更是一落千丈。 常言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从叶卫国的卑鄙无耻，王加根联想到了袁冬梅。这个昔日的女同学、现在的女同事，同样让他伤透了脑筋！ 第二百一十二章 抓赌 袁冬梅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上班快三个月了，还是只能做扫地、抹桌子、烧开水、分发报纸、传接电话之类的粗活儿。 一涉及到电子产品，她就犯糊涂。打字依然没有入门，更谈不上进步。速度比蜗牛还慢，而且动静特别大。开机、关机、敲键盘，总是弄得呼呼啦啦的，似乎生怕别人听不见。如果遇到某个字打不出来，她就把气撒在四通打字机身上。复印文件材料时，缩放比例掌握不好。要是卡纸了，就胡乱拆卸复印机，甚至对复印机拳打脚踢。传真机与电话机的配合使用一直不到位，传真纸用完了，也不会自己添加……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笨拙的女人呢？既然能力弱、水平低、悟性差，那就笨鸟先飞呀！可她又不愿意吃苦，怕吃亏，总是懒得抽蛇筋。没什么活儿的时候，她宁可坐在那儿发呆，修剪手指甲，也不愿意翻看打字机、复印机和传真机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更不愿意淘神费力地去练习基本功。 眼见袁冬梅的这些表现，王加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正在坐月子的肖丽娟。肖丽娟真是个好女孩儿啊！又聪明，又勤快，总是主动找事做，而且任劳任怨。等她坐完月子上班后，还是争取把她要回来！ “王主任怎么不吃又不喝？坐在那儿想什么心思呢？来，我们走一个！”余丰新的老战友反客为主，又开始挑战了。 王加根只好端起酒杯与他碰了碰，一饮而尽。 就这样，几个人你来我往，两瓶白酒很快就见了底。余丰新要开第三瓶，被他的两位战友拦住了。 司机小丁说：“白酒就算了，要不我们换啤的，每个人来一瓶啤酒嗽嗽口。”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的赞成。 啤酒上桌后，大家也不用酒杯，提起瓶子“咣”地碰一下，接着就对着瓶口子吹…… 酒足饭饱之后，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打麻将。余丰新的两个老战友坐对面。王加根和司机小丁坐对面。 余丰新和他老婆站在旁边观战，负责给客人们倒水递烟。 还没打满一个圈儿，王欣突然跑来了。她拉着王加根的衣袖，要他回家。说是她有几道数学题不会做，要爸爸辅导她完成作业。 “别闹了！我打完麻将，再回来教你。”王加根不高兴地说。 “等你打完麻将回家，我还睡不睡觉呀？”王欣眼泪汪汪地哭了起来，非要她爸回去不可，“我明天还要起早床上学呢！” 王加根见女儿可怜巴巴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联想起前不久诗歌朗诵比赛的失利，有点儿动摇了。那次失败的辅导让他背上了思想包袱，心理负担很重，他一直觉得对不起女儿，希望找个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如果今天又让女儿失望，的确有点儿说不过去。想到这儿，他只好站起身，拱了拱手，向两位客人道歉，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余丰新，和王欣一起告辞了。 回到家里，王加根才发现上当受骗了。 王欣根本就没有什么家庭作业要辅导，是方红梅指使她去把他拉回来的。回就回了！反正他对麻将也没多大兴趣，打也可，不打也行。既然被她们母女俩合伙骗回了，那就早点儿洗澡睡觉。 今天的酒实在是喝得太多了…… 王加根倒在床上，没一会儿就拉起了响亮的鼾声。方红梅原本想跟他商量一下敬文贷款的事情，看他睡得那么香，又不忍心把他弄醒。还是算了，等他睡醒了再说！ 午夜时分，刚刚进入梦乡的方红梅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了。 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敲门？ “谁呀？”她穿好衣服，壮着胆子问。 “我。丰新家的小陈，我找王主任。”原来是余丰新的老婆。 方红梅揉面一样地推着王加根，把他弄醒后，自己又趿上拖鞋，跑到客厅去开灯，再把大门打开。 小陈站在门口，脸色苍白，浑身直打哆嗦，说话声音都有些颤抖。 “公安局的来了！麻将抓了！丰新他们几个人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这个受了惊吓的女人，说话已经语无伦次，“这可如何是好？王主任你快想想办法，去把他们弄回来呀！” 王加根叫小陈不要着急，把事情慢慢说清楚。 丰新他老婆说，快转钟的时候，突然有人敲她家的门。她以为是加根又回来了，赶紧跑去把门打开，结果走进来好几个穿制服的警察。 警察很快就把麻将桌围了起来，让打麻将的四个人站起身，双手抱着脑袋。他们把桌面上和抽屉里的现金收到一起，又命令现场所有人把身上的现金掏出来。所有的赌资加在一起，有一千三百多元钱。警察把这些现金没收后，又让四个赌徒跟他们走，说是要拘留。 “怎么办呢？王主任。你快想想办法，去把他们弄回来呀！” 王加根冷静地问：“来抓赌的警察是花园镇派出所的，还是县公安局的？他们出示过证件没有？” “不清楚。见他们进屋，所有人都吓傻了。哪儿敢看他们的证件呀？”小陈回答说。 听过这些情况，王加根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大脑高速运转着，寻找着方法和对策。花园镇派出所他打交道不多，也没什么熟人。孝北县公安局倒有个人可以找，那就是他的师范同学徐磊。 孝北县成立后，徐磊从教育部门调到政法系统，还当上了孝北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我们知道，徐磊和王加根在孝北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关系就不错，毕业后一直保持着交往和联系。徐磊拿到湖北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文凭后，也开始自学法律，参加全国律师从业人员资格统一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正是这一纸证书，帮助他从中学教师变成了公安人员。因为同为办公室主任，他和王加根经常在孝北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的会议上碰面。 王加根觉得，抓赌的事徐磊应该能够搞定。可问题是，现在搞不清楚来抓麻将的是哪一路神仙。如果是花园镇派出所的人，徐磊恐怕也不太好办。对了！这事最好让叶卫国出面。叶卫国到保卫股负责后，与政法系统打交道比较多。无论是孝北县公安局，还是花园镇派出所，他多少都认识一些人。 “这样！我去把叶卫国叫上。”王加根对余丰新的老婆说，“你去十字街找小季，让他来银行开车。” “好好好。”小陈连说了三个好，一转身就下楼去了。 王加根换过鞋，下楼去叶卫国家。在楼梯间拾级而下的时候，他忍不住暗自发笑。昨晚喝酒的时候，几个人的矛头都指向叶卫国，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没想到现在又要去找别人帮忙。 叶卫国被王加根喊起来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既震惊，又兴奋，表面上表现得还是比较热情。他和王加根一起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等了一会儿，丰新他老婆和司机小季就急匆匆地赶来了。 小季把白色标致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王加根和叶卫国先后钻了进去。丰新的老婆本来想跟着一块儿去，但被王加根劝阻了——她儿子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家里没有大人不安全。 汽车在后半夜空旷的街道上疾行，径直前往花园大桥头的花园镇派出所。到那儿一看，到处黑灯瞎火，连宿舍楼上都看不见一丝亮光。 “走！去县公安局。”王加根果断地说。 几个人连车都没有下，小季就调转车头，直奔新城区的孝北县公安局。孝北县公安局的大门是锁着的。大门侧边有间房却灯火通明，门口挂着“孝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牌子。从窗口可以看见里面有几个身穿警服的年轻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人还在吃泡面。 王加根和叶卫国走过去一问，余丰新家的麻将摊子果然是他们抓的，但他们不愿意透露四个赌徒关押在什么地方。 叶卫国把整个屋子环视了一遍，还真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马上凑了过去，满脸堆笑地与别人打招呼，递纸烟，低三下四地求情。 “没什么好说的！先拘留七天。”那人口气非常生硬。 叶卫国说，被抓的小丁是运钞车司机，每天负责往银行营业网点接送钱箱子。如果他被拘留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明天就要停摆。因此，请警察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通融一下。 那人接过叶卫国递的烟，又在叶卫国伸过来的打火机上点燃，猛吸了一口，很悠闲地吐着烟圈儿。最后像下了很大决心似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不拘留也行，但每人必须交两千元的罚款。你们拿八千元钱来领人。” 叶卫国一听，显得有点儿为难：“黑更半夜的，现在去哪儿弄八千元钱啊？银行都没有开门。你们能不能先把人放了，天亮后我们再把钱送来。” “这是底线！拿钱来放人。再没有商量的余地。” 听别人完全封了口，叶卫国和王加根只好从屋子里退出来。 两人站在公安局大门口，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加根想去找徐磊，又不知道他住哪儿。孝北县公安局的宿舍楼还没有建好，他不会住在这里。不知他是在外面租住，还是住在徐家河他父母那儿。 “先去徐家河看看！”王加根说，“找找我的一个师范同学。” 徐家河并不是一条河，而是位于花园镇北的一个小村庄，邻近京广铁路线。小季开着标致小汽车，在坑洼不平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停在了徐磊的老家门口。 运气还不错！徐磊夫妻俩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与他父母住在一块儿。听王加根说明来意，徐磊沉思了片刻，说这事有点儿麻烦。就算他现在去孝北县公安局治安大队，估计别人也不会买他的账。 “去找他们队长！这些狗日的，只认他们的顶头上司。”徐磊很讲义气地说，“我跟治安大队长的关系还不错。” 治安大队长住在花园镇派出所大院里，小季又开着汽车往回跑。 治安大队长见到他们这一群人，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也没招呼他们进屋坐，站在大门口，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先把余丰新和司机小丁放出来，但另外两个人必须留在里面。等八千元罚款交齐后，再把这两个人放出来。 徐磊把治安大队长拉到一边儿，嘀嘀咕咕说了几句。 治安大队长又改口说：“鉴于这几个人是第一次被抓，就少罚几个钱，每人罚一千。你们拿四千元钱去接人！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王加根和叶卫国不停地道谢。他们先把徐磊送回家，然后去孝北县公安局接余丰新和司机小丁。 返回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的路上，余丰新和小丁惊魂未定。两人蔫头耷脑的，一句话也不愿意讲。 叶卫国、王加根和小季则不停地拿他们打趣。 “你余主任点子也是低！昨天晚上，我们这栋楼上的麻将摊子少说也有五六场，怎么唯独你家被抓了？”叶卫国故意往余丰新的伤口上撒盐。 余丰新黑着脸回答：“他们说是有人举报，点了眼子。” “莫听他们的。公安局的人抓麻将，都是这样讲。” “这次有可能是真的。”司机小丁嗡声嗡气地接着说。 “哪个去做这种缺德事！”叶卫国还是不相信，“你们又没得罪什么人。” 大家都没有应声。 过了好一会儿，余丰新突然说：“王主任好在被欣欣拉走了。不然的话，被抓的就是你。我为你当了一回替罪羊。” 听余丰新这样讲，王加根惊出一身冷汗。 是啊！如果不是红梅母女俩合伙把他骗回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他是支行拟提拔的后备干部，刚刚接受过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考核和民主测评。要是参与赌博被公安局抓了，别说提拔副行长，估计后备干部也保不住了，可能还要受处分。 会不会有人知道他昨晚在余丰新家打麻将，是冲着他举报的呢？真是这样的话，他倒成了这次抓赌的罪魁祸首。 “余主任，你昨晩上请客，还有哪些人知道？”王加根试探地问。 “我只叫了你和小丁作陪，再没有告诉其他人。”余丰新非常无辜地说，紧接着，又像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我从你家下楼去小丁家的时候，在楼梯间碰到过罗新初和他老婆。” 车厢里马上安静下来，连出气的声音都听得见。 罗新初家在司机小丁家楼上，和王加根是一个单元。余丰新从四楼下到一楼叫司机小丁，碰到他很正常。 真的会是罗新初举报的么？根据这件事情的关联性，以及罗新初为人处事的风格来分析，还真有这种可能性。 罗新初平时嘻嘻哈哈，喜欢说些二五点子的话，开些粗俗不堪的玩笑，逗大家取乐。他知道姚丽琴的丈夫晏保民性功能方面有问题，过不了夫妻生活，动不动就拿姚丽琴开心，肆无忌惮地挑逗对公存款专管员：“你得另辟蹊径，经常翻动一下你的黑土地。不然的话，小心时间一长就长拢了……” 姚丽琴于是就跳起脚来把他臭骂一顿。 罗新初看似说话口无遮拦，其实成府很深。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心里都有数。这次a银行孝北县支行提拔副行长，与王加根竞争，他知道自己的胜算不大。最要命的是，他有超计划生育的问题。现在无论是入党，还是提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就一票否决。这规定他心里清楚。虽说是他自己制造的麻烦，自己设下的障碍，但他不想自作自受，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并希望出现奇迹。 丁仲元不也是有两个小孩么？他怎么能够当上副行长？从目前的发展势头看，特别是丁仲元在社会上的影响和群众中的威望，还极有可能接替赵国栋，成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一把手”。 因此，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事在人为。 回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后备干部提拔这件事情上，老夏和韩忠勇他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唯一对他构成威胁的，只有王加根。如果能够抓到王加根的什么把柄，把王加根扳倒，胜利的天平就会向他这边儿倾斜。到那时，即使他有超计划生育的问题，说不定市分行领导也会从工作大局出发，对他网开一面。 这段日子，罗新初一直在收集情报，寻找王加根的软肋和弱点，时刻准备给他以致命一击。 昨天傍晚，罗新初和他老婆邱凤霞散完步回家，进门洞上楼梯的时候，遇到了急急忙忙下楼的余丰新。他们礼节性地打了招呼，擦肩而过。当他掏钥匙开门时，听见余丰新在楼下喊司机小丁，嘣嘣嘣地拍小丁家的防盗门。小丁开门后，他又听到了楼下的对话，知道了余丰新邀请王加根和司机小丁去家里陪客人。 按照现在通常的做法，陪客人就是陪吃、陪喝、陪玩。酒足饭饱之后打麻将，已经成为一种新时尚——罗新初当然知道这些套路。 如果王加根今年晚上在余丰新家打麻将，这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为了确认这一点，罗新初吃过晚饭后，在家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估摸着余丰新家的晚宴差不多结束，就对老婆邱凤霞说，他脑勺有点儿闷，想去楼顶平台上转一转。 他爬上楼顶平台，径直走向三单元的小碉堡，从楼梯间下去，站在四楼余丰新家门口听了听。屋里果然传出哗哗啦啦搓麻将的声音，还听见王加根在后悔自己打错了牌。 得到准确信息后，罗新初悄悄地回到楼顶平台，从一楼小碉堡下楼，路过自家门口也没有回去。 他径直走出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到街上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110…… 第二百一十三章 多事之秋 当天上午，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一开门，余丰新就拿着自家的存折去取了四千元钱，让小季开车送到孝北县公安局，把两个老战友捞了出来。 两个老战友再也没脸去余丰新家，直接坐长途汽车走了。 这事总的说来处理得还算顺利，参与的人不多，结果也不错。不过，正如俗话说的那样，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打麻将被公安局抓了这样的倒霉事，人们总是格外感兴趣。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块儿，议论纷纷，整个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闹得沸沸扬扬的。有的感叹余丰新点子低，罚了钱不说，还不知支行会不会对他进行处理；有的骂罗新初心眼儿坏，不是东西——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知道实情的；还有的对王欣赞不绝口，说这小姑娘先知先觉，让她爸提前离场，成了漏网之鱼…… 所有这些议论，王加根都没怎么参与，也没什么兴趣。眼下这段日子他正烦着呢！因为什么？还不是他小舅子敬文贷款的事情！ 上午，他去银行信贷股找田桂平，咨询方敬文能不能以金安的名义申请贷款。 田桂平说，如果金安是孝北县人事局工作人员，借款人资格方面没什么问题，但贷款办理条件要求比较严格。首先必须征得金安所在单位——孝北县人事局的同意，由孝北县人事局出具审查意见，再到孝北县财政局开个人收入证明。鉴于金安已经结婚成家，办理贷款手续时，他老婆必须同时在场，而且两人都要在贷款合同上签字按手印…… 听到这儿，王加根心里一阵窃喜。 他来找田桂平咨询的目的，并不是希望能够办成这笔贷款，而是希望这笔贷款办不成。贷款条件越苛刻，贷款手续越麻烦，他心里自然越高兴。最好有个硬约束，把金安完完全全地拦在外面！ 他现在还不知道敬文回孝天城后找金安谈的情况，不知道金安个人是什么态度。不过，听过田桂平的介绍，他已经八九不离十地认为，无论金安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笔贷款办下来的可能性都不大。就算孝北县人事局和孝北县财政局愿意出证明，金安也过不了他老婆这一关。那个帮王加根买过彩电的五金商场售货员，要多精明就有多精明。她怎么可能同意丈夫以他们的名义为别人贷款呢？ 还有，现在银行基本上不提供信用贷款，贷款必须有担保。要么有人愿意当保证人，要么有房子、汽车或机器设备之类的东西作抵押，要么把黄金首饰、珠宝玉器、名贵字画这些值钱的玩艺儿交给银行作质押，或者用未到期的银行存单、股票、票据之类的有价证券作质押。办好了担保手续，银行才会发放贷款。也就是说，即使金安和他老婆都愿意帮敬文贷款，后面还有门坎儿在等着呢。 不过，王加根估计，他根本不用与方敬文谈担保的事情，光金安和他老婆就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英雄难过美人关，丈夫难过老婆关。从古到今，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金安不可能是例外。当然，这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王加根能否过他老婆方红梅这道关卡呢？ 这真是个问题。 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快十年了。如果说方红梅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帮助太少——方家的亲戚六眷没沾他什么光。 俗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人嫁人就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男人，同时让娘家人得到实惠和好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说明女人嫁错了人，没有找到一个好丈夫。按照这个标准去衡量，王加根难免羞愧难当，甚至觉得无地自容。 方红梅有工作，能够自食吃力，不需要他养活。红梅的弟妹呢？敬武虽说跟着他们上了三年学，读完了初中，可最终还是没有考出去，回方湾当了农民。敬文和腊梅是自己凭本事考上中专的。虽说在读书和考学过程中，他们给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那些年他们本身就困难，又没什么权力，能够提供的帮助极其有限。现如今，他们各方面的条件明显改善，经济情况好转。王加根又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作，大小还是一个官儿，是能够为红梅的娘家人提供帮助的。 “敬文和李华的工作单位都垮了，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维持基本生活都比较困难。敬文自己出去找事做，跟着朋友一起搞装修。现在资金周转出现临时困难，你当姐夫的帮帮他又如何？他又没有开口向你要，是找a银行贷款。利息照付，使用的时间也不长——也就两个多月嘛！别说是你小舅子，就是外人遇到这种情况来找你，你也理应帮别人一把，为什么还要推三阻四呢？” 这些话，是中午吃饭时，方红梅絮絮叨叨说给王加根听的。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王加根听后，也有些生气，面红耳赤地争辩道，“我又没说不帮他，只是让他完善贷款手续。银行有银行的规定，想贷款就必须遵守。制度对每个人的都是一样的，一世同仁。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不是我个人开的，想怎么样就能够怎么样？” 方红梅狡黠地笑了笑，赶紧服软：“我是怕你故意刁难他，给你打个预防针。对不起啊！” 王加根白了老婆一眼，没理她，继续吃他的饭。 第二天，方红梅放学回家时，进门就脸上挂霜，看上去很不高兴。 “怎么了？在学校挨批评了？还是学生调皮捣蛋招惹了你？”王加根关切地问。 “敬文上午打电话来，说金安不愿意出面帮他贷款。”方红梅无精打采地回答，又试探地问，“能不能以我们的名义帮他贷款呢？” 听到这儿，一股无名的怒火在王加根心里燃烧起来。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用平和的语言问：“这么些年了，他找我们借钱什么时候还过？今年五一找我们借了两千元，说是两个月就还。现在五个月过去了，他还了吗？这次放假在我们这儿吃喝玩乐好几天，他连提都没有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帮这样的人贷款，你还能指望他还吗？明摆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又不是贷款数目小，五万元啊！我们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不是实在没辙吗？”方红梅也懊恼起来，“能不能这样，我们帮敬文把钱贷出来，不要告诉他实情，就说钱是以他的名义贷的。至于借款人资格问题，你就说去找过支行领导，行领导看在你的面子上，对他网开了一面。贷款数目这么大，我想他也不可能不还。我们同时警告他，拖欠银行贷款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这完全是捏着鼻子哄眼睛。”王加根无奈地发感叹，又问，“那担保的事情怎么办？” “你去贷款还用担保么？你不是a银行员工吗？”方红梅反问。 “开玩笑！银行制度对事不对人。不管是不是a银行员工，个人贷款都是要提供担保的。”王加根斩钉截铁地回答。 方红梅咬咬牙，下狠心提议：“那就把我们家里的存单都拿出来，抵押给银行呗。” “你以为家里的存单有多少？”王加根生气地问，接着又自己回答，“所有的存单和国库券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万多块钱。” “那就先帮他贷两万元！”方红梅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王加根再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但他心里还是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下子向中国a银行贷款两万元，他心慌啊！ 两万元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算笔账。 王加根一九八二年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四十二元。一九九二年离开教育部门到a银行上班时，月工资是八十多元钱。如果取其中间值作为月平均工资计算，他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工资收入一共是七千多元钱。加上课时补助和班主任津贴，总收入不到一万元。这就是说，他和方红梅两个人工作十年也没有挣到两万元钱。现在一次性向a银行贷款两万元，交给方敬文使用。如果方敬文还不上，他们夫妻俩就等于白上了十年班。 虽然心慌，王加根还是不敢违抗老婆的命令，还是按照方红梅的意思，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办了两万元的质押贷款。 他之所以委屈求全地这么做，主要还是想争口气，免得方红梅老在他耳边聒噪，唠叨得他心烦。说实话，当他把两把沉甸甸的百元大钞交给敬文时，口里嘱咐小舅子“路上小心些”，心里却有一种遭人抢劫的感觉。 他暗下决心，如果这次借出去的两万块钱能够如期收回来，他再也不省吃俭用地存钱了。要痛下决心，把之前舍不得买的东西全部买回来！分体式空调、全自动洗衣机、家用电脑，以及女儿要了好长时间的自行车和电子琴。另外，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好多人家都装了电话，他也要给自己家里装一部。 在牌坊中学时他就认识到，他这样的家庭是存不住钱的。红梅娘家是个无底洞，而她又总是巴心巴肺地为娘家人。就说这次！如果家里没有那些存单和国库券，她是没有底气帮敬文贷款的。这样看来，存钱不是什么好事情，有时还会惹事生非，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接下来的日子，王加根一直被贷款的事情困扰着。 坐在办公室里，他总是愁眉苦脸，看不到一丝笑意。搞得下属们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说话办事总是小心翼翼的。 这天上班时，王加根下楼上厕所。返回办公室刚坐下，余丰新就告诉他，县人行刚来过电话，说是赵国栋写的文章在《银企之友》上发表了，叫a银行孝北县支行派人去领杂志。 “县人行还说，去的时候带六千块钱，交刊登文章的版面费。” “什么？还要收版面费？”王加根一听就火冒三丈。 人行孝北县支行组织召开全县金融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时，只是让全县各金融单位“一把手”写一篇论文，并没有说要收版面费啊。此后王加根去人行孝北县支行送文章，也没有人说要收钱。 现在怎么突然冒出“六千元钱的版面费”？ 他认为人行是在故意做笼子让各金融机构钻，行为卑鄙无耻。 说实话，为了替赵国栋写这篇论文，王加根几次去孝天市图书馆查资料，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知死了多少脑细胞。文章最终成稿后，他还是比较满意的。他甚至自大地认为，这篇文章交给《银企之友》发表有点儿糟蹋了，应该直接投给影响力更大的期刊。 《银企之友》是人行hub省分行主办的，人行孝北县支行实际上是在为杂志社拉赞助。说白了，就是县人行巴结和讨好省人行。 明白了这一点，王加根有种受欺骗、被人愚弄的感觉，气得呼吸都不均匀了。他从事业余写作十几年，从来没有干过钱权交易之类的勾当，没有为了发表文章去花钱。这篇文章挂的是赵国栋的名字，但a银行孝北县支行上上下下都知道，实际上是他王加根操刀弄成的。如果大家得知发表这篇文章花了那么多钱，会怎么看？怎么想？他王加根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有什么脸面混？ 如果人行孝北县支行当初告诉他，发表论文要交版面费，他是绝对不会参加的。县人行作为金融行业的监管单位，怎么能够干这种欺哄瞒骗的事情？太过分了！太恶心了！ 这么大一笔开支，此前没有打招呼，支行领导会同意付么？ 王加根想先去探探万建伟的口气。要是万建伟不同意出这笔钱，他正好以此为借口，拒绝县人行的无理要求。 当他向万建伟叙说事情的原委时，万建伟也很生气，愤愤不平地骂道：“县人行做事最差火！今年初他们去县委县政府汇报工作，把我们各家金融机构都拉上。会后他们请县领导吃了一餐饭，给领导们送了红包。结果这钱他们自己不出，全部摊派出给了全县各金融机构。现在他们又做这种欺哄瞒骗的事情！不就是仗着自己是监管单位么？有什么了不起！既然他们一直没有讲发表文章要收钱，我们现在就偏不给！看他们能够怎么的。反正杂志已经印出来了，未必他们还敢以不出钱为理由处罚我们？” 王加根听过万建伟的提议，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不给钱，看他们能够怎么样！他和万建伟同仇敌忾地把人行孝北县支行臭骂了一通，就返回了办公室。刚在座位坐下，电话就响了。他拎起话筒，居然是人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的肖主任打来的。 肖主任说的还是那件事情，催促他们去领《银企之友》杂志。 余怒未消的王加根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本来，他和肖主任私人感情还不错。工作上的交往自不必说，他家搬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居住后，肖主任还带人行孝北县支行的几个同事和朋友来恭贺过。送了一块山水画匾额，现在就挂在他家的客厅里。 肖主任年龄比他大，资历比他老，又是监管单位的领导，正常情况下他不敢造次。但今天确实忍无可忍，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对着话筒就吼了起来，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他根本就不听肖主任解释，只管发泄心中的怒火，如同机关枪一样向对方扫射。 这阵势当然是电话那头的人没有预料到的。 肖主任很快也变了口气，迎接他的挑战。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在电话里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因为话不投机，王加根最后竟然啪地一声撂下话筒，粗暴地挂断了电话。 真他妈的畅快！老子怕你个球！反正文章已经发表了，杂志老子不要，钱老子也不交。该咋的就咋的，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王加根横下一条心，准备与县人行死磕到底。 坐在一旁的余丰新忧心忡忡。因为打麻将被公安局抓过一次之后，他人霉了不少。遇事显得比较冷静，不像加根那么冲动。 他劝王加根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再怎么讲，人行是监管机构。得罪了婆婆，将来会有你好果子吃？他们报复和惩治你的机会多着呢！管他出多少版面费。反正是公事公办，花再多钱，都是a银行出，又不要你王主任掏一个子儿。何必这么较真呢？你这么嫉恶如仇。假如县人行领导去找赵国栋，赵国栋一口答应下来。你不是白白当了一回恶人？你与肖主任关系那么好，如果因为公家的事情闹红了脸，太划不算了。将来开会碰到一起，该有多么的尬尴和难堪。” 听过余丰新的一席话，王加根也觉得自己太冲动，缺乏涵养。 受不得一点儿气，吃不得一点儿亏，这种火爆子脾气，将来肯定是要吃亏的呀！ 这件闹心事最终处理的结果，和余丰新所讲的一模一样。赵国栋答应了人县孝北县支行的不合理要求，派人去领回了《银企之友》杂志，并且全额支付了六千元钱的版面费。 听说过这结果，王加根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 他绞尽脑汁地写文章，署名得实惠的是赵国栋；他认死理当恶人，和稀泥当好人的又是赵国栋。 这事真是他妈的操蛋啊！ 王加根既生人行孝北县支行的气，又生赵国栋的气，更生他自己的气。怒不可遏，追悔莫及，情绪糟糕到了极点。 正在这个时候，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副行长丁仲元被孝北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带走了。 第二百一十四章 东窗事发 检察院工作人员来抓丁仲元的时候，正值周末休息，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知道的人并不多。 说法也各不一样。 王加根听到的版本是：星期六中午，一辆车身写有“检察”二字的小汽车开进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停在职工宿舍楼三单元的门洞前。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径直前往二楼丁仲元家，把正在午睡的丁仲元带走了。当天傍晚，又是这辆车再次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带走了丁仲元的老婆。第二天早上，他们居住不久的新家就被抄了。据说，搜出了六千多元现金、一千多块钱的国库券和好几张银行存单，总金额有二十多万元。另外，把他家刚买的大彩电也搬走了。 是真是假？王加根也拿不准。 不过，有一点儿是肯定的：周一上午，丁仲元确实没有上班——他那间“副行长室”房门紧闭，一直没有打开。一直到上午十点多钟，王加根接到孝北县人民检察院打来的电话，要求a银行孝北县支行准备一套铺盖行李和日常生活用品，送到县检察院去。 “这事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丁仲元的家人。”来电话的人嘱咐。 王加根放下话筒，感觉如同做梦一般，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看来丁仲元真的被抓了，而且问题比较严重，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王加根翻开电话记录本，提笔准备作记录，可思索片刻，又把记录本关上了。他觉得这事没有记录的必要，直接去请示赵国栋算了。 来到赵国栋的行长室门前，房门也是关着的。王加根在门板上敲了几下，没听到反应。 正欲再次敲门时，走道里传来胡蓉的声音：“王主任，赵行长不是去汉川开会了吗？” “哦，对对，我都糊涂了。”王加根感激地望了胡蓉一眼，同时也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不好意思。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个副行长被抓了么？抓的又不是我王加根，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慌什么慌？ 这样一想，他慢慢平静下来，脑子也清醒了许多。 赵国栋两天前就去汉川汈汊湖干部培训中心开会了。程金林今天早上去了孝天城，说是去跑他大儿子毕业分工的事情。丁仲元又出事被抓了。看来，支行只有万建伟一个行领导主事了。 王加根深吸一口气，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走向万建伟的办公室。 门是开着的，但里面没人。 王加根楼上楼下寻找，逐个股室地询问。大家都不知道万建伟的去向。他又下到一楼的支行营业室，还是没有。去哪儿了呢？ 门既然开着，说明人没有走远。 会不会去厕所了？王加根从支行营业室的后门出来，走向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西南角的公共厕所。 还是不见万建伟的踪影。 王加根走出臭烘烘的厕所，懊恼地返回三楼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他一脸沮丧地喘着粗气。 见他心急火燎的样子，胡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也不敢贸然打听。她提起墙角的暖水瓶，往王加根的茶杯里掺了些开水，随口关切地问道：“找到万行长没有？” “没有啊！楼上楼下找遍了，厕所里也找了，就是没看见人。县检察院还等着我们送东西去呢！”王加林懊恼地发泄。 “他会不会回宿舍去了？”胡蓉提醒道。 王加根一听，觉得有这种可能，马上抓起电话筒，拨到了万建伟的宿舍。 电话嘟嘟嘟地响了几声，果然有人接听，而且正是万建伟。 王加根简单地汇报了孝北县人民检察院的来电内容。 万建伟显然非常惊讶，说马上就到办公楼，见面后再议。 仅仅过了五分钟，万建伟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支行办公室，慌慌张张地问：“什么情况？检察院什么时候来的电话？说了些什么？” 王加根如实相告。 万建伟听后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王加根：“丁仲元到底犯了什么事情？既然县检察院介入，估计与贪污受贿有关联。是支行成立以前的事呢？还是支行成立以后的事情？” 王加根一无所知，自然是一脸茫然。他现在关心的是，铺盖行李买什么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买哪些东西？如何送到县检察院去？还有，这件事到底告诉不告诉丁仲元的家人？ 虽然县检察院有明确要求，但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感情上讲，万建伟和王加根都觉得应该通知丁仲元的老婆。大家毕竟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宁文莉又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员工，还是中心储蓄所主任。 两人达成共识后，就一起下楼，前往丁仲元家。 丁仲元家住三单元二楼，是整栋宿舍楼里面积最大、楼层最好、结构最优的一套房子。 门被敲开后，王加根发现客厅里光线比较暗。没有开电灯，茶几上栽着两支蜡烛。昏黄的烛光，映照出十几个人的身影。这些人散落在沙发上、椅子上、凳子上，或倚墙而立，静静地站着。所有人都神情沮丧，默不作声。仲元他妈和他女儿，还在不停地抹着眼泪。那场景，就像家里死了人，正在等着出殡一样。 听到万建伟和王加根说话的声音，宁文莉从里屋走了出来。 她眼睛红肿，蓬头散发，衣衫不整，趿着拖鞋，完全没有平日光鲜照人和神采飞扬的精气神。 “停电了？”王加根问。 “没有。可能是我们这单元线路出了问题。”宁文莉声音沙哑地回答。 万建伟正好接上话头：“就是嘛！我刚才在家里还有电的嘛。” 见客厅里人多，王加根把宁文莉叫到通往阳台的那间房。正欲转达孝北县检察院的电话内容，却见地上摆放着一捆铺盖行李，一个洗脸盆，以及毛巾、水杯、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 显然，丁仲元家里已经得到了消息。 王加根与万建伟对望了一眼，多少有些疑惑不解。 既然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商量的必要。王加根嘱咐，已经立冬了，天气转冷，棉絮要带厚一点儿的。 万建伟让王加根去办公室拿两条香烟，塞在被子里面带进去。 前往支行办公室拿烟的路上，王加根心里犯嘀咕：带香烟进去？检察院会转交给丁仲元吗？他抽得到吗？县检察院也是扯淡，既然已经通知了丁仲元家里，为什么又让我们银行准备他的生活日用品呢？还故弄玄虚地要求保密！ 所有东西准备齐全后，王加根这才记起没有汽车。支行的三辆小汽车有两辆外出，剩下那辆是运钞车，要去营业网点接钱箱子。 “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宁文莉见王加根为难的样子，大度地说，“仲元有个表弟在县法院当庭长，弄辆车子用一下应该没问题。我来给他打电话。” 车辆安排妥当后，万建伟和王加根就告辞了。 回办公楼的路上，万建伟往王加根身旁靠了靠，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说：“你注意到没有？仲元家的彩电好像真的不在了。” 王加根当然注意到了。 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投入使用后，他曾去过仲元家好几次。有时是受邀去喝酒，有时是陪客打麻将。他对仲元家里的布局和家具摆放是比较熟悉的。客厅里正对大门的东北角，倚墙有一组褐色低柜，低柜上面搁着一台大彩电。刚才他和建伟进去的时候，看到低柜上的大彩电没有了，空荡荡的，显得很不协调。 丁仲元长期在花园镇工作，担任a银行花园办事处的“一把手”。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又晋升为支行副行长，排在副职的最前面。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只要空降镀金的赵国栋一走，他就会成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一把手”。 本来前途无量，转眼却进了班房。世事真是难料啊！ 看来，为人还是应该走正道，谨言慎行，严于律己，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心莫贪，贪心必翻船。 正在王加根感慨万千的时候，万建伟又向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既然检察院来电话告诉我们丁仲元被抓了，按照银行重大突发事件管理规定，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市分行和县人民银行报告呢？” 王加根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万建伟问他，而应该是他问万建伟，于是把皮球踢回去：“您是领导，我听您指示。” 万建伟楞了一下，又明知故问：“赵行长在汉川开会还没回来？” 王加根“嗯”了一声，补充道：“程行长有事去孝天城了。” 意思非常明白，这事只能由你万副行长拍板，再没地方推了。 “走走走，我们先给赵行长打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万建伟加快脚步往前走，边走边问，“你有赵行长的手机号码吗？” “有。”王加根回答说。 整个孝北县城，能够用上“大哥大”的人没几个。a银行孝北县支行只有赵国栋享受这样的待遇。几个副行长别说用手机，连座机电话都没有，对外联系只能到支行办公室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万建伟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 电话那头的赵国栋如同脑袋挨了一闷棍，好半天没有吱声。 “赵行长，这事我们要不要向市分行和县人行报告呢？”万建伟紧跟着问。 过了好几秒钟，才传来赵国栋有气无力的声音：“你稍等一会儿。市分行领导都在这里开会，我去向何行长和王行长请求一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你就在电话机旁守着，不要走开啊。” 过了二十多分钟，赵国栋用手机回了电话，说他马上从汉川赶回孝北县城，其他事情回来商量后再定。 就在万建伟与赵国栋通电话的时候，一辆装有警灯、车门上写有“法院”二字的白色小汽车开进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 汽车停在宿舍楼三单元的楼洞口。司机下车后，绕到车后打开后备箱。宁文莉抱着被子，还有一个男人端着洗脸盆、拎着装满东西的塑料桶，从楼洞里走出来。他们把东西放进汽车后备箱后，又一起上车，小汽车转瞬之间就开走了。 这场景自然逃不过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楼上楼下的眼睛。 宿舍楼和办公楼上，大家开始成群地聚到一起，议论纷纷。以往谈起丁仲元，大家的语气都是敬畏的。恭维、赞美、吹捧、讨好声不绝入耳，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就连丁仲元分管的信贷人员也不例外。罗新初、田桂平、姚丽琴都像刚刚喝了酒一样，兴奋得满脸通红，敲怪话，撇凉腔，冷嘲热讽，幸灾乐祸。 关于丁仲元究竟犯了什么事，也是众说纷纭。 有的说，他审批贷款时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拿回扣；有的说，他当a银行花园办事处主任时私设小金库，孝北县支行成立后又没有如实上交，把小金库的钱与几个心腹瓜分了；有的说，他挪用公款做生意赔了钱，还拿公款去澳门赌博；有的说，丁仲元是栽在建筑工头宋金宇手上。宋金宇不知因为什么事被抓了，在受审的时候，他供认，为了拿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和新宿舍楼这两个工程，曾送给丁仲元十万元现金…… 丁仲元究竟是因为什么倒的霉，其实大家都说不清楚。 下午三点多钟，赵国栋突然出现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楼上。在他赶回单位之前，程金林也从孝天城回来了。 “通知万行长和程行长到我办公室。”赵国栋到办公室吩咐道，“我们几个人碰一下。” 王加根赶紧去通知万建伟和程金林，又回办公室拿起会议纪录本和钢笔，径直来到赵国栋的行长室。 三个行领导和办公室主任聚到一起，会议就正式开始了。 赵国栋叫大家说说情况。 两位副行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知道该谁先讲，说些什么。 平日召开行长办公会议，都是丁仲元率先发言。主要是汇报他分管的工作，先说成绩，再说问题和不足，最后提意见和建议。芝麻一行，油菜一行。条条是道，思路清晰，典型的“三段论”。他说完之后，万建伟和程金林就照葫芦画瓢，把各自分管的工作也说一遍。 今天丁仲元不在，又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情，大家因此比较茫然。 见两个副行长沉默不语，赵国栋就给自己找台阶：“还是我先传达一下市分行会议精神！” 会议精神传达完毕，话题还是落在了丁仲元的事情上。 考虑到丁仲元抓进去后一时半会儿出不来，赵国栋对行领导分工进行了调整——丁仲元分管的工作全部由他代管。他还提议，晚上召开行务（扩大）会议，支行各股室及各营业网点负责人都必须参加。 “会上把行领导分工调整宣布一下。提醒大家，在眼下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要认真履行职责，多干事，少议论，千万不能再出什么茬子了！”赵国栋伤感地说，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余丰新家打麻将的事情要罚款，还要责成他和小丁在会上作出深刻的检讨。另外，支行每个干部员工都要填写不打麻将保证书，交人事股留存。” 万建伟和程金林表示同意。 “那就这样！散会。” 两位副行长和王加根起身准备离开。 “王主任留一下。”赵国栋突然对王加根说。 待两位副行长走出门后，赵国栋让王加根坐到他对面。他自己点燃一支香烟，摆出要促膝长谈的架式。 赵国栋神情忧郁，说话的声音很小。 王加根与他仅隔着一张桌子，还是有好些话没有听清楚。 他啰啰嗦嗦地说了好半天，大致意思是，他已经向a银行孝天市分行推荐王加根担任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提醒他写份入党申请书，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你对我有哪些意见和看法，也可以谈谈。”赵国栋最后突然这样讲。 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赵国栋葫芦底下究竟埋的什么药？王加根非常困惑，也很奇怪，坐在哪儿，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国栋见王加根不说话，也坐在那儿陪着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话锋一转，指出王加根在工作上的不足和失误——这才是他把王加根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他批评王加根从事新闻宣传时，有时考虑得不周全。比方，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落成之后，大家喜气洋洋地搬家。王加根在《孝天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乔迁之忧》的文章，把银行员工写得那么富有，会让外人嫉妒，产生仇富心理。还有，a银行孝北县支行今年八月份盈利十九万元，首次实现单个月份不亏损，但前八个月累计算账还是亏损的。王加根却以《a银行孝北县支行昂首走出亏损阴影》为题大肆宣传，让别人误以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已经扭亏为盈。在中国银行业大面积亏损的背景下，这种宣传容易让别人眼红…… “为了推动业务的发展，树立a银行良好的社会形象，正面宣传是必须的，但宣传要适度。就算情况属实，也要有所取舍，把握好分寸，话不能说得太满了。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这些俗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赵国栋语重心长地提醒道，“我讲的这些不一定对，仅供你参考。今天就是跟你随便聊聊，没其他事情。” 什么意思啊？听赵国栋的口气，是他王加根写了不恰当的文章，才引火烧身，把孝北县政法系统的人员招来了。 真他妈的岂有此理！王加根怒火中烧，愤愤不平。 他本想争辩几句，但看到赵国栋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强压怒火，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第二百一十五章 派驻工作组 才过了两天，丁仲元的案子就有了重大进展，并产生连锁反应。赵国栋、万建伟先后去孝北县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主动退赃。 据知情人讲，丁仲元的确是栽在建筑工头宋金宇手上。同时被宋金宇拉下水的，还有赵国栋和万建伟。 这条爆炸性新闻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孝北县。 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人们饶有兴致地议论着，把这几个贪得无厌的银行管理人员骂得狗血喷头。对于他们的受贿细节，人们说得有鼻子有眼儿，金额一次次放大，最后成了天文数字。让听的人嘴巴子张得老大，惊得目瞪口呆。 中国a银行是大家公认的好单位。对于那些在a银行上班的幸运儿，人们既羡慕又嫉妒，眼红和仇富心理一直在滋生和蔓延。一旦听说a银行管理人员倒了霉，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抓起来！把这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全部抓起来。抄家，坐牢，罚款，罚他们个倾家荡产，最好再枪毙几个！ 让人们有些失望的是，这三个人中最终被羁押的只有丁仲元。赵国栋和万建伟在交待完问题、退完赃款之后，又被放回来了。 他们人是回来了，但惊魂未定。不知道还有什么凶险在等着，也不知道今后如何开展工作。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来到了孝北县。陪同前来的，还有年轻漂亮的人事科长欧阳春，以及市分行计划科副科长严锋清和人事科办事员林光辉。 赵国栋如同孩子见到娘，又像老鼠见了猫。悔恨、委屈、担心、害怕，无助，各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让他特别想哭一鼻子。 这些人从孝天城出发的时候，欧阳春已经电话通知了赵国栋，他们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要召开干部大会。 此刻，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股级以上干部和各营业网点负责人已经规规矩矩地坐在会议室里，等着市分行领导大驾光临。 王道欣一行四人在赵国栋的陪同下进入会议室，干部大会就正式开始了。会议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王道欣代表市分行党委宣布，成立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驻孝北县支行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括严锋清和林光辉，协助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开展工作。 散会后，王道欣把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成员和派驻工作组成员留下来，单独开了个小会。他表情凝重，说话的语气也非常严肃。提醒大家，a银行孝北县支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他说，银行是靠信用吃饭的。如果银行声誉受到损害，客户就会对这家银行丧失信心，后果不堪设想。市分行党委对孝北县支行面临的形势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研究。希望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提高认识，正视困难，增强信心。少议论，多干活儿，把注意力转移到正事上，聚精会神抓业务，集中精力求发展。要重塑a银行孝北县支行形象，尽快摆脱困境。他提议，孝北县支行成立若干个存款小分队，让机关人员全部走出去，深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队去组织存款。再把储蓄存款超过二十万元的个人客户请到银行来，组织一次联谊活动。他还告诉大家，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准备在孝北县城召开，由孝北县支行承办。 “之所以要把这么重要的会议放在孝北县支行召开，大家要领会市分行党委的良苦用心。”王道欣语重心长地说，“一句话，就是为了扩大中国a银行在孝北县的影响，表明市分行对孝北县支行的支持态度。希望你们以此为契机，密切与孝北县政法系统的关系，做好正面宣传，重塑a银行形象，尽快摆脱困境。” 王道欣再次提到“重塑a银行形象，尽快摆脱困境”，让大家感觉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参会人员逐一表态，要不扣不折地落实王道欣副行长的重要指示精神，不辜负市分行党委的殷切期望。 领导班子会议开完后，王道欣和欧阳春就起身告辞，说是要去拜访孝北县委、县政府领导和人行孝北县支行领导，有事情与他们沟通。 赵国栋继续召集大家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工作举措。 a银行孝天市分行突然派工作组到孝北县支行，让赵国栋猝不及防。此前，他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更不明白市分行党委这样做的用意。他惴惴不安，小心翼翼，察言观色，想从工作组成员的言谈举止上看出一些端倪。但严锋清和林光辉狡猾得很，开会的时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只带两只耳朵旁听。赵国栋客气地请他们发言，他们说不了解情况，主要是来学习的，谦逊地笑笑，坚持闭口不语。 这种徐庶进曹营的作派，让赵国栋感觉很不舒服，心里更没有底。 万般无奈，他只有自说自话，部署安排了几项重点工作。组织存款小分队的事情，由他亲自抓，支行信贷股牵头负责；举办个人存款大户联谊活动，由万建伟负责，支行储蓄股具体组织实施；承办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由程金林负责，支行办公室是牵头部门，保卫股协助配合。 虽说王道欣讲过“工作组成员协助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开展工作”，但赵国栋考虑到严锋清和林光辉的人事关系还在市分行，目前的定位又不明确，就没有给他们安排具体事情。至于工作组成员的办公及衣食住行安排，他也只提了原则性意见，让程金林多操点儿心，支行办公室负责安排好。 这事让程金林感到有点儿为难。 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宿舍楼的最东头，有半个单元公务用房。说是半个单元，其实每层就一个房间。这四个单间房装修改造完成后，已投入使用。一楼是食堂——准确地讲，是做菜做饭的厨房；二楼是餐厅；三楼四楼是客房，相当于内部的招待所。 厨房和餐厅没什么好说的，两间客房装修得也挺高档。 每间客房面积四十多平米，隔成卧室、客厅和卫生间，相当于一个小套房。卧室里有双人床、床头柜和挂衣柜。客厅里有沙发、茶几、电冰箱和电视机，卫生间装的坐式马桶，还有电热水器和莲蓬头花洒。卧室和客厅里各装有一个壁挂式分体空调。 老实说，这里的硬件设施比三星级宾馆差不了多少。 两间客房建好后，使用效率并不高。也难怪，孝北县离孝天城那么近，距省城武汉也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还是a银行hub省分行领导，到这儿来检查指导工作，都可以当天往返，不愿意在这儿住宿过夜。 “要不就让他们住支行那两间客房，在食堂吃饭，上班也方便。”程金林把王加根和余丰新叫到办公室，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 余丰新有点儿犹豫：“不晓得他们在支行搞多久……” “管他搞多久！这两间房只当是分给他们的。”王加根表示赞成。 “那万一将来有上级领导来检查，没地方住宿怎么办？” “让来检查的领导们去住酒店或者宾馆呗。” “这也是个思路。”程金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过他还是不敢拍板，“这事还得去问问赵行长，看他是什么意见。” 赵国栋听过程金林的汇报，马上表态：“我没意见啊！只要严锋清和林光辉他们愿意，住哪儿都可以。” 这种表态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程金林于是把严锋清林光辉带到那两间客房看了看，结果两人都表示愿意在这里住——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派驻工作组的到来，受影响的不只是赵国栋，还有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几个后备干部。 据传言，a银行孝天市分行把严锋清和林光辉派来，并非“协助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开展工作”那么简单，而是要调整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从严锋清的工作经历和任职情况看，他很有可能顶替丁仲元。如果是这样，罗新初升职的梦想就破灭了。如果林光辉来顶替即将退休的程金林，王加根同样没有了提拔的希望。至于夏宗明和韩忠勇，那更是想都不用想。好笑！前段日子几个后备干部还想入非非，明争暗斗，现在看来他们都是自作多情。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早有更周密的安排和考虑。 如果真的“空投”两人来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领导，对罗新初的打击肯定不小。他找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还挖空心思出损招，坑害和打击竞争对手，最终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的失落和恼怒是毋庸置疑的。更要命的是，年龄不饶人——再过一年，他就跨过了三十五岁的门坎儿，基本上没有了提拔副科级干部的希望。 王加根稍微要好一点儿，毕竟他没什么投入和付出。无论是人力、财力还是智力，他都没有过多地花在这次提拔上。更何况，升职也不是他唯一的追求。有时他甚至觉得，在支行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对他的文学创作更有帮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潜意识里，他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再加上，眼下要做的杂事一大堆，也容不得他去多想。 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还有几天就要召开，这事就够王加根和余丰新忙上一阵子。按说，这种专业工作会议，应该由专业对口部门——a银行孝北县支行保卫股负责牵头组织，赵国栋却把牵头部门定为支行办公室。王加根觉得这样安排不合理，就此向分管领导程金林提出过异议，也单独向赵国栋谈了自己的想法。 但两位行领导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意见高度一致。 他们说，这次会议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第一次承办的高规格会议。市分行领导、全市各支行分管保卫工作的副行长和保卫股长都要参加，还邀请了孝北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领导出席。这次会议组织得好不好，接待得周到不周到，事关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和孝北县支行的声誉和形象。这么重大的事情，只有支行办公室能够担当此任，也只有交给王加根，支行领导才能够放心。 “你掂量掂量，保卫股几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有能力组织这种大型会议么？就算能力不成问题，他们也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啊！”赵国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王加根想了想，觉得赵国栋讲的也是实情。 a银行孝北县支行保卫股一共四个人，除了叶卫国和司机小丁，还有两名经警。他们全是部队退役人员。 银行安全保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稍有疏忽大意或者松懈，就有可能造成银行资产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危及银行工作人员及生命安全。赵国栋经常告诫保卫人员要警钟长鸣，但他们违规违章操作还是时有发生。比如，枪支没按规定的时间和标准擦拭，运钞车违规捎带闲杂人员，守金库时值班人员打扑克，报警系统与110联动出故障，到孝天城领款押运时不按规定穿警服持狼牙棒…… 发现类似问题，赵国栋就会把叶卫国叫到跟前，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臭骂一顿。 叶卫国总是耷拉着脑袋不吭声。直到赵国栋气出得差不多了，他才面红耳赤地作检讨，保证一定坚决改正，下不为例，但过不了多长时间，同样的问题又会重复出现。 赵国栋为这些事情伤透了脑筋。 他对叶卫国横看竖看不顺眼，认为这个人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竖着两只“肉喇叭”，一点儿记性都不长。口是心非，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纯粹他妈的就是个痞子。后来叶卫国谎称独生子女骗取分房资格的事情败露后，赵国栋更是对他失去了信任。 老实讲，叶卫国脑袋瓜子还是挺聪明的，只是心思没有用在工作上。王加根与他恰恰相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工作狂。每天只要一上班，他就如同打了鸡血一样。干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从不马虎，而且原则性强。大小事情他都亲历亲为，并且能够办得漂漂亮亮。两相对照，赵国栋自然更信任王加根，更愿意把重要工作和艰巨任务交给他去做。 既然领导信任，话又说得那么直白，王加根再也不好意思去推辞了。他只好把承办安全保卫工作会议的担子挑起来。花了大半个晚上，他起草了《中国a银行孝天市分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会务工作方案》，送支行领导审定，又召集支行办公室全体人员开会。 他采取逐条列示的方式，把工作事项一件一件分解，落实到人。统计参会人员名单，联系住宿酒店，安排接站车辆，拟定会议用餐菜单，布置会场，印制会议材料，购买纪念品…… 虽然这次会议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但要做的事情多如牛毛。既麻烦，又琐碎，容不得半点儿疏忽，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好在王加根思考问题一向缜密周全，又有多次办会的经验。三下五除二，他就把工作任务明确无误地分配下去了。他询问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余丰新对采购纪念品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按照惯例，a银行召开这种大型会议，承办单位应该为参会人员准备一份纪念品。之前，王加根专门就此事请示过程金林，询问准备什么样的纪念品比较好。 程金林偏着脑勺想了好半天，又跟王加根一起把孝北县的土特产品盘点了一遍。双峰山云雾茶，邹岗太子米，小河玉皇李……比较来比较去，还是拿不定主意。 当他们做出两套方案去向赵国栋汇报时，赵国栋举起右手摇了摇，不耐烦地说：“莫搞复杂了！给每个人买双运动鞋算了。” “运动鞋？买什么牌子的呢？”程金林问。 “这还用问？要么耐克，要么阿迪达斯。”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余丰新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参会人员有男有女，每个人的脚尺码大小不一样，这运动鞋如何购买？如果逐个逐个地去询问和统计，工作量实在太大了，他搞不过来。 “能不能把统计参会人员和鞋码尺寸的事情交给保卫股去做？”精明的胡蓉提示两位主任，“由他们摸清情况，我们负责购买。” 余丰新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马上表示赞成， 袁冬梅噘起嘴巴子，狠狠地剜了胡蓉一眼。 这一细节恰好被王加根看到了。他知道，袁冬梅是因为胡蓉把皮球踢给她男人而心生不满。不过，他觉得胡蓉的建议还是有道理。 支行保卫股作为配合部门，总该做点儿事情！更何况，他们原本应该是牵头部门的。他马上去找程金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支行办公室和保卫股都是程金林分管。不管哪个部门做事，最终兜底的都是他这个副行长。王加根又有理有据，他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于是把叶卫国叫到一起，协调这件事情。 出人意料的是，叶卫国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还主动提出，运动鞋的购买和发放也由保卫股负责。 程金林犹豫片刻，没有答应叶卫国的主动请缨：“鞋子还是让办公室去买！” 不过，最终联系购买运动鞋的，既不是支行办公室，也不是支行保卫股，而是支行信贷股。 这件差事由赵国栋行长拍板，交给了对公存款专管员姚丽琴。 第二百一十六章 武汉金专 为什么让姚丽琴去购买运动鞋？ 赵国栋的解释是，要把银行大宗购物项目作为争揽客户、拓展业务的手段。一次性买这么多鞋子，就应该与商家谈判，要求他们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来开户，或者让已经开了户的客户来存款。总而言之，买鞋要与组织对公存款挂钩——这事自然由对公存款专管员操办比较合适。 听过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程金林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讲，算是默认了。 余丰新却气得吹胡子瞪眼，心里特别不舒服。什么争揽客户、拓展业务的手段？什么与组织对公存款挂钩？说得那么好听，实际上就是为姚丽琴提供获取利益的机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王加根觉得无所谓。在他看来，鞋子只要有人买回来就行，至于谁去联系和操办，领导怎么安排都可以。他甚至对余丰新的过激反应有点儿不理解：让姚丽琴买鞋，还能省你不少事，何必生那么大的气？ 这次当作纪念品的运动鞋，由支行保卫股提供数量及尺码，交姚丽琴购买，再由保卫股发放，办公室完全没沾上边儿。 结果呢？这次会议组织工作各方面进行得都比较到位，唯独在纪念品发放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a银行孝天市分行系统会议代表每人一双鞋——这个没有问题，叶卫国还给a银行孝北县支行保卫工作人员每人发了一双。 会议期间，赵国栋看到司机小丁和两名经警穿着崭新的耐克鞋跑进跑出，心里就格外不舒服。 这些人不是会议代表，凭什么领取纪念品？他准备散会之后再找叶卫国算账，问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给他的权力？ 会议圆满结束后，按惯例有丰盛的晚宴。在吵吵嚷嚷互相敬酒的时候，花园镇派出所所长走到赵国栋身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抗议：“赵行长不够意思啊，怎么连纪念品都舍不得给我们？” 赵国栋一楞，非常意外的样子，也意识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邀请来的客人发不发纪念品，市分行没有明确的意见。支行保卫股在统计运动鞋的数量、款式和尺码时，只询问了银行系统参加的代表，没有考虑政法系统的参会人员。 现在别人主动提起这件事，他感觉非常没面子，脸红一阵白一阵，并且马上道歉：“我们是第一次承办这么大规模的会议，组织工作难免有疏忽，请领导原谅。” 第二天一上班，他就把王加根、余丰新和叶卫国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责问道：“为什么不给县公安局和镇派出所的参会人员安排纪念品？保卫股工作人员凭什么领取运动鞋？” 王加根和余丰新面面相觑，摸头不是脑。 叶卫国显得比较镇定，嘻皮笑脸的回答：“我以为会议工作人员都有纪念品。他们三个为了统计参会人员名单和鞋子尺码，电话都打破了。这次召开的又是安全保卫工作会议，我造表时，就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写上了。如果赵行长认为不合适，我就让他们把鞋子退回来。不过，鞋子他们已经穿过了，可能有点儿脏。” 这种人，简直就是流氓和无赖！ 鞋子已经穿过了，退不能退，换不能换，再给其他人更不合适。更何况，发都发了，再去收回来，不是明摆着让他赵国栋当恶人！几个保卫人员背后说不定会骂他祖宗八代。 赵国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掏出打火机点燃，深吸了几口，用平缓的语气说：“已经发出去的鞋子就算了。再去收回来，搞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县公安局和花园镇派出所来的人，包括司机，每人再去买一双鞋，叶卫国负责送给他们，还要向别人道歉！” 叶卫国唯唯诺诺，连连称是。 这事总算有了补救措施。 忙完安全保卫工作会议，王加根就该去武汉参加国际金融专业函授学习了。 因为是第一次面授，又是时隔十二年再去当学生，听课的地方还在大学校园里，他对这次学习充满了期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他们这辈人，小学阶段基本上是瞎胡闹，没学到什么东西。上中学时虽说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不尽如人意，考上大学的学生属凤毛麟角，能够上中专那就是祖宗保佑了。他们这些中专毕业生，为了让手里的饭碗端得更稳当，不得不选择业余自修途径奔文凭。 从一九八四年hub省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算起，王加根已经连续不断地考了十年。拿到了汉语言文学和法学两个专业的大专文凭，以及金融专业本科段的十几个单科结业证书。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他还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两百多篇文章，荣获孝天地区文学创作一等奖，加入了孝天市作家协会。如今，为了弥补金融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又报名参加国际金融专业函授学习，向第三个大专文凭发起冲击……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王加根准备坐上午九点半的火车到武昌站，可凌晨五点多钟就醒了，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干脆起床检查该带的东西。上厕所，刷牙，洗脸，乒乒乓乓地做早餐。过完早，还不到七点钟，他又打开电视机，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频道，觉得节目都不好看，他又把电视机关掉。这摸摸，那弄弄，后来翻出《wh市旅游交通图》，百无聊赖地看起来……磨磨蹭蹭地搞到九点钟，才提起东西前往花园火车站。 前些年，他们住在牌坊中学，无论坐汽车，还是坐火车，都得步行好几里路到花园镇。因为怕误车，又担心忘记带什么东西来不及返回拿，打闹着早一点儿出发很正常。现在不一样，住在花园镇，去火车站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有必要闹那么早么？为什么就不能一觉睡到大天亮，再从从容容地去赶车呢？ 没办法。人一旦把习惯养成了，再想去改变就很难。 业余自学和参加各种考试，也是王加根养成的习惯。谁都知道自学很辛苦，劳神费力不说，还得花钱买书和交考试费。付出那么多，而且不一定有回报——有时还得承受失败的打击，忍受痛苦的折磨，但他却坚持了这么些年。逢到考试没有过关的时候，他也泄气过，伤过心，发过牢骚。但到了下一次考试报名的时候，还是会准时去孝天城。自学考试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不自学，不考试，他就觉得生活里缺少点儿什么。 当教师的时候，他参加自学考试单位上什么都不管。报考费、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全得自己掏腰包。每次去孝天城参加考试，他只能住在国光旅社这样的小旅店。餐餐吃面条、啃烧饼、咽馍馍。如今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了改善，再去参加函授学习，到大学校园里去当学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在武昌火车站下车后，他按照《入学通知书》上提供的路线，乘公交车到阅马场，步行穿过蛇山下面的鼓楼洞，找到了荆南街十四号。 街道那么狭窄！学校那么破旧！大门也不气派。 这是他看到“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招牌时的第一印象。 进校门时，抬腕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三十八分。他一路打问着找到成教处，结果门上一把锁。门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告示，通告函授学员办理报到手续的时间：上午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钟。 也就是说，还得等两个小时，成教处才会开门。 王加根无奈地回转身，朝学校外面走去。环顾校园，多是三四层高的老房子，没有高楼大厦，绿化也很一般。 这所大学的环境与他想象的期望值相差很远。 他从大门走出去，穿过狭窄的荆南街，来到宽阔的民主路上。各种车辆来来往往，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行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让他目不暇接。他也辨不清东南西北，随便选了个方向往前走，准备走半个钟头再原路返回。这样就可以消磨掉个把小时时间，或许学校成教处就开门了。 走了几分钟，看到一个新华书店，他饶有兴致地进去看了看。这个书店真大啊！楼上楼下两层，每层都得转好半天。书籍分门别类地摆在柜台里，琳琅满目，让他眼花缭乱，根本就看不过来。 因为这些年一直在搞自学，又是文学爱好者，喜欢看书和写作，王加根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平日在花园镇，或者去孝天城，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去新华书店瞧一瞧。现在突然间遇到这么大一个新华书店，简直就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不过，今天他来不及细看，也不准备买书。反正这地方离武汉金专近，哪天来逛都方便。 出新华书店继续往前走，民主路就与解放路交汇了，形成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建有一座“口“字型的人行天桥，看上去非常气派。 王加根不敢拐弯儿走解放路，怕回来时迷失方向，就上天桥笔直往前走。让他惊喜的是，越往前走人越多，街上也更热闹。特别是到了一个牌楼上写着“户部巷”的地方，他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 放眼望去，这是一条狭长的小巷子，里面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好奇心驱使他站在入口处，伸长脖子往里面瞅，发现熙熙攘攘的巷子里，人们多半都在吃东西。有的拿着一大把肉串儿，有的端着一次性纸碗，吃得满口流油。巷子里面的店铺和摊点，全是卖各式各样小吃的。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雾，飘散着食物的香味。 看着这些大快朵颐的人们，王加根感觉肚子有点儿饿，想到该吃午饭了。他买了一碗热干面，学着别人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吃。 热干面刚刚吃完，就走到了那条街道的尽头，眼见一条宽阔的水面横在面前。这不是万里长江吗？他看到了让“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看到了长江对岸的龟山电视塔。于是把一次性碗筷扔进垃圾桶，穿过人行横道，来到了长江岸边。 宽阔的江面和波涛翻滚的江水，让他心潮澎湃，眼眶发热，泪水都快流出来了。他并不知道，在长江大桥的这一头，也就是在他的身后面，还有素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的黄鹤楼，以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耳闻目睹的一切，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 他非常庆幸自己来到了一个好地方，并暗下决心，七天面授学习期间，他一定要把附近的名胜古迹跑个遍，领略大武汉的好风景。 因为记着报到的事情，他不敢在长江边逗留得太久，做了几个深呼吸，就恋恋不舍地沿原路返回。 回到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时，成教处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填了几张表，交了一年的学费，领了几本教材，他又按照别人指点的路线，到学校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办理入住手续。 每天住宿费三十元，六天一百八十元，再加上二十块钱的房钥匙押金，一共交了两百元。买了三十元钱的餐票，他手上就没什么现金了。好在他身上带有信用卡，现金用完后，可以去银行营业网点透支取现。 住房安排的是两人标准间，没有配牙膏、牙刷和毛巾之类的洗漱用品。在学生食堂吃饭，各人自己买餐票，还得自备碗筷。没人接待，没人指引，没有辅导员，没有班主任，什么都是黑的。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一个没娘的孩子到处瞎转，心里对这期函授班的组织工作感到非常失望。金融系统组织的函授班，怎么会这样松松垮垮，如同一盘散沙？ 安放好行李，王加根就去外面买牙膏、牙刷、毛巾、香皂、搪瓷碗、钢勺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买好东西返回干部培训中心的路上，他看到路边有个电话亭，突然想到应该给梁雯打个电话。 从接到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的面授通知起，他就在心里盘算与梁雯见面。因此，当他看到电话亭时，就急不可耐地跑了过去。 第二百一十七章 旧情复燃 梁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 她家在孝天市黄陂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除她以外，家里还有哥哥、弟弟、妹妹各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家里是六个人过日子。直到她哥结婚另立门户，才分成了两个家庭。等哥哥嫂子有了孩子，已经分开的两家人实际上又合并到了一起——她侄儿是联系两家的桥梁和纽带。小家伙有时跟着爸爸妈妈，有时跟着爷爷奶奶，有时跟着叔叔姑姑，成了全家人的开心果。 梁雯打小读书就聪明，尤其是作文写得棒，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念。她在村里上完小学，在乡里读完初中，又到黄陂县城念高中。第一次参加高考，被孝天地区师范专科学校录取。 在师专读书时，她爱好文学，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去看文学杂志和报刊。在《槐荫文学》杂志上读《男人的眼泪》这篇小说时，她被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结果，就有了她与王加根之间那段叫人不好评说的交往。 梁雯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黄陂县城里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这丫头工作两年后，就提交了停薪留职申请，去外面闯荡。先是到孝天城，后来又到wh市，换了好几个单位，眼下供职于《青年世界》杂志社，在编辑部当编务。 提起报刊编辑部，大家比较熟悉的职业是记者和编辑，那么编务又是干什么的呢？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打杂跑腿的。收信拆信，登记来稿，将稿件分门别类送给编辑；根据编辑部领导的批示，给读者回信；邮寄样刊或赠刊，核算和邮寄稿酬；打开水，做清洁卫生，传电话，刻章子、印名片，去邮局发信，到银行取钱…… 《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在武昌水果湖，梁雯的租住地在汉口香港路。工作单位与居住地相距好几十里路，来往不是很方便。 每天早上，她五点半就得起床。刷牙，洗脸，梳头，简单地收拾一下，自己做早餐。填饱肚子后，就风风火火地出门。她一手拿着手提包，一手拎着公交车月票，加入到黑鸦鸦的挤公交的队伍里。路上要倒三次车，才能到达编辑部。上班铃声没响，就开始干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一直忙到下午五点半，再往租住地赶。 返程时正值下班高峰期，乘坐公交车的人特别多，有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她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勉强保持身体平衡，手还得高高地举着提包，因为里面装着需要回家整理的文件材料或者采访录音磁带。回到租住地，自己动手做晚饭，草草地吃完，赶紧洗澡，洗衣服，然后开始加班，直到深更半夜才能上床睡觉…… 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工资却是单位里最低的。这让梁雯心里很不平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烦心事。那就是她时不时得服从领导的安排，参加一些应酬活动，充当陪酒女郎。 刚到编辑部时，梁雯与同事们聚餐时，展示了自己喝酒的“海量”潜质，一下子就被单位领导盯上了。自此，每逢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或者兄弟单位横向交流，领导就会让她陪客人喝酒。 天长日久，她俨然成了编辑部的陪酒女郎。今天就是有名人来访，她又披挂上阵，喝得头重脚轻。从酒店回到编辑部，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她抓起话筒，听不清对方在讲什么，就一个劲地“喂喂喂”乱叫唤，要求对方把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我是王加根，孝北县的王加根，以前在牌坊中学教过书的。” 终于听清了，她赶紧道歉：“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陪客人喝酒刚回来，喝多了，神志有点儿不清楚。” 王加根迟疑片刻，还是把自己来武汉面授学习的事情告诉了她。 梁雯一下子兴奋起来，絮絮叨叨地在电话里聊了好半天。放下话筒时，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王加根什么。读过他几篇文章，相互写过几封信，见过两次面——仅此而已。结果，她就像中了毒一样，被这个男人迷住了。王加根的音容笑貌在她脑子里总也挥之不去，以至于她上师专时排斥其他男生，没有正经八百地谈过恋爱。在黄陂县城教书时，遇到同校一位男教师穷追不舍，她勉强答应交往。但恋爱关系维持了半年左右，两人还是分手了。这段经历，也是促使她停薪留职离开教师岗位的重要原因。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大武汉，她就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依无靠，漂移不定。进入《青年世界》编辑部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填得满满的，用拼命工作、让自己劳累和困乏来麻木神经。因为收不到王加根的回信，她曾想过与这个男人断绝来往，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去。可隔不了多长时间，王加根的身影又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平日翻阅报刊杂志，她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那个熟悉的名字。 半年前，梁雯从师专同学那儿知道了王加根的现状，弄到了王加根的联系方式。于是，就给他邮寄了几本《青年世界》杂志，写了那封投石问路的约稿信。当她收到王加根的回信时，竟然高兴得泪如泉涌。今天中午，又意外地接到王加根的电话，再次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虽然因为酒喝得太多，大脑不清醒，她还是把王加根说的每一句话都听清楚了，并且记在了心里。听王加根讲可能会在某一天来编辑部拜访，她简直有点儿心花怒放。 “某一天”是哪一天？他会不会只是礼节性地这样讲，最终根本就不会来？想到这儿，梁雯决定主动出击。待会儿下班之后，直接坐公交车去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既然知道了王加根和她在同一个城市，她哪儿有耐心等待？她巴不得此时此刻就见到她心中的男神！ 王加根这边儿却没有她这般多情。 打过电话，他从电话机里抽出ic卡，并不像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动。听着梁雯醉醺醺的声音，还感觉特别不舒服，甚至不友好地猜测：这丫头是不是已经堕落了？ 他开始后悔打这个电话，不打算去编辑部了。并且想好的敷衍和应付的招数：到了面授学习快结束时，再给她去个电话，就说学习实在太紧张了，学校纪律又管得严，抽不出空儿去编辑部。 他带着不怎么愉快的心情回到武汉金专干部培训中心。 刷牙，洗澡，换了干净的内衣，靠在床上看电视。调了好几个频道都觉得不好看，又从提包里翻出《wh市旅游交通图》，平摊在床上，查看附近的旅游景点，准备利用课余时间出去转一转。 到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新闻联播》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门是虚掩着的，他习惯性地喊了一声。 没有人进来。过了一会儿，又传来敲门声。 “请进！”他提高音量喊道，“门没有闩。” 还是没人推门进来，继续传来敲门声。 他有点儿恼火地起身下床，趿上拖鞋，走过去把门拉开。 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站在门口的，竟然是身穿红呢子大衣的梁雯。 王加根赶紧把她让进房间，示意她坐在靠窗的沙发上。 “今天喝得太多了！起码喝了七八两。”梁雯打着酒嗝，把手提包搁在茶几上，很随意地坐下来。 王加根拿起茶几上的玻璃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梁雯说了声“谢谢”，就端起茶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停下来喘了会儿气，才稳定情绪，开始与王加根拉话。 说是拉话，实际上是她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演讲。从孝天城到花园镇，从黄陂县到wh市，从大学时的校园生活到毕业后的工作经历，从她本人到她父母、弟弟、妹妹、哥哥、嫂子和侄儿，从过去和现在的领导到同事，到闺蜜……如同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她没有丝毫的拘谨和不自然。所有的喜悦、愤怒、悲伤、委屈和哀愁，都如开闸的洪水放纵奔流。实在说累了，她就停下来，端起杯子又喝几口水。喝完水后，接着再讲。 王加根一直静静地听着，期间为她掺过好几次开水。 几年不见，那个无忧无虑的女大学生完全没有了踪影。他没有想到，梁雯走上工作岗位才几年时间，竟然会碰到那么多的烦心事，以至于发出“人世沧桑，世态炎凉”的感叹。 梁雯自始至终没有提她的婚姻和恋爱情况，这让王加根很意外，也有点儿纳闷。他曾试图探问，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因为梁雯从进门起，嘴巴子一直如机关枪哒哒哒地扫射，完全没有停下来，容不上他插话。 直到后来突然记起公交车快要收班了，梁雯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自己该回去了，站起身告辞。 王加根于是穿好毛衣和外套，拿上门钥匙，出门去送她。 第二百一十八章 心旌摇动 王加根参加的这期国际金融函授班总共有六十八名学员，来自中国四大银行在hub省的分支机构。 a银行和c银行来的学员比较多，b银行和d银行来的学员相对较少，也反应出各银行对外汇业务的重视程度。 正式开班的第一天，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成教处负责人作了简短发言，算是开班致辞。他介绍说，本次面授共七天时间，安排了《企业会计》和《货币银行学》两门课程。前五天由教师授课，最后两天是复习和结业考试。 “七天学完两门课程？还要完成结业考试！学校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天才啊？”王加根心里犯嘀咕。 他记得方红梅读湖北大学本科函授时，每门课程都要提前在家里自学。看书，做练习题，死记硬背，要多辛苦就有多辛苦。方红梅那时参加面授学习，总是如同打仗一般，连生病做月子都不敢耽误。抢位子听课，赶着做笔记，课后温习，还老是担心考试通不过。现在轮到他搞函授学习，怎么会这么轻松？ 如果仅仅是为了拿文凭，王加根会为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的这种安排而感到庆幸。管他上几天课！只要结业考试能够过关，最终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就ok了。可问题是，他来学习并非完全是为了一张毕业证书，而是想学一点儿货真价实的东西，掌握眼下比较热门的国际金融专业知识。 学校成教处长继续介绍说：“上午授课时间是八点半到十二点，下午是两点到五点半，地点就在大家现在坐的这间教室里。希望各位学员每天按时来听课，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由于时间安排得紧凑，课程会拉得比较快。不过，请大家放心，只要坚持听课了，没有错过授课教师的串讲，考试过关一般没有问题……” 成教处长离开后，讲《企业会计》的教师就开始授课了。 没有班主任，没有班干部，也没人记考勤。上课或者不上课，迟到或者没迟到，中途是不是溜号了，完全靠各人自觉。这期函授班的管理松散得不能再松散。收了那么多学费，就发了两本教材，连笔记本和草稿纸都没有提供。 教师讲课也不是按教材编排的内容循序渐进，而是有选择性地、跳跃式地授课。讲一节，丢一节，好多内容都没有涉及到。也难怪，一门课程的授课时间只有五个半天，加起来不到二十个小时，授课不偷工减料根本就完不成。 第一天上课时，函授学员基本上都到了，教师也比较守时。从第二天开始，学员迟到、旷课、早退的现象就时有发生。教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不论教室里坐着多少人，授课的人都按部就班讲课，只管完成当天的教学任务。这样也好，王加根正想利用课余时间到周边旅游景点转一转。因此，中午他就不休息了，一天跑一个地方。几天下来，他先后去了武昌起义纪念馆、黄鹤楼公园、中南财经大学、武汉音乐学院、紫阳公园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上课，吃饭，外出闲逛，在宿舍里看电视，洗澡，睡觉……王加根每天独来独往，所干的无非就是这些事情。他基本上没有串过门，很少与其他函授学员联系，也不参与大家的聚餐或者集体活动。六十八名学员来自hub省不同地区的四大银行，本来是个结交朋友、扩大人脉资源的好机会，但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念头。因为清高？还是怕浪费时间怕花钱？几方面的因素或许都有，但最主要的是，他与陌生人交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障碍。 虽然身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但王加根到银行系统上班毕竟才两年多时间。经济基础不厚实，加上当教师时养成的勤俭节约习惯，与那些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的“老金融”比，相形见绌，显得比较寒酸——这从衣着打扮和用的东西上就可以看出来。 同班的函授学员中，很多人都穿着皮夹克衫，用着“大哥大”，听着袖珍录音机，喝茶的杯子也是银光闪闪的“局长杯”。出手阔绰，花钱大方，聚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输赢几百甚至几千块钱。这些人动不动就成群地下馆子胡吃海喝。 王加根身在其中，心理上完全不攀比是不可能的。由于觉得孝北县方言难听，普通话又讲不好，他没有勇气与别人交谈。别的同学要么讲武汉话，要么讲普通话，即使是他们本地的方言，听起来也比较舒服，比孝北县方言大气。自惭形秽导致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只得闭关自守。晚上他通常不出门，洗过澡，就靠在床上看电视。中央三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每晚上连放三集。他一直在追剧，天天熬到深更半夜。纵然这样，睡觉还是老是失眠。勉强睡着了，又开始做梦。有次居然梦见自己乘电梯时，电梯直线下坠，从八楼掉到了一楼。好端端的，他总有一种要出事的不祥之感，以至于外出游玩时，见到汽车、电车、摩托车就心里发慌，躲得远远的。 怎么会这样？潇洒一点不行么？在同班的函授学员中，自己的年龄并不算大，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老气横秋？ 第五天授课时，下午四点钟不到，老师就把课程讲完了，提前放了学。王加根回到学校干部培训中心，百无聊赖。他突然记起从家里带来的两份手稿，原本是准备交给梁雯的，结果梁雯那天造访时，他把这事给忘记了。 “干脆给她送过去，顺便看看《青年世界》编辑部是什么样子。明天串讲，后天考试，再不去就没有时间了。稿子既然带来了，总不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去！”这样想着，王加根就赶紧出了门。 他按照梁雯告诉的路线，坐公交车到武昌水果湖，下车后边走边问，很顺利地找到了《青年世界》杂志编辑部。 不凑巧的是，梁雯不在。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王加根想把稿子留下，又不知道该交给谁。放在她桌子上，稿子又没有用信封装着。这样随便扔着，弄不好就会搞丢了。 还是带回去！回孝北县后再邮给她。 眼见编辑部的人疑疑惑惑地瞅着他，就像他没穿衣服一样，王加根满脸通红，觉得特别难为情。他低着头，匆匆走出编辑部，落荒而逃。前往公交车站的路上，他很沮丧，后悔来之前没有给梁雯打个电话。说不清为什么，当他向别人打听梁雯时，心虚得很，问话时声音都有点儿颤抖，特别不自然。 怎么会这样？自己到底是为了送稿子，还是为了来看梁雯？如果是光明正大地送稿子，干嘛要心慌？做贼心虚！这显然有点儿不对劲。就像《红楼梦》里色胆包天的贾瑞一样，完全不知道廉耻。 “你这是怎么了？”有个声音在问他，“你有温柔、贤慧、美丽的妻子，有聪明、漂亮、活泼、懂事的女儿，有温馨、甜蜜、安定、和谐的家庭，还有什么不满足？还有什么值得你三心二意的？梁雯虽然是个好女孩，但最多也就是个异性朋友，当不了你的红颜知己，更不适合做你的情人或伴侣。她与你老婆相比，除了年龄小几岁，很多方面都不如方红梅。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这样执迷不悟地胡来，说不定会断送了你自己。” 唉，男女之间的事情有时就是身不由己啊！理智无法控制感情洪水的放纵奔流。王加根为自己的心猿意马感到害臊，为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感到悲哀和可耻。这种肮脏丑恶的灵魂，对不起无辜的老婆，也对不起天真可爱的女儿。自己怎么会是这样一种人？ 为救赎灵魂，也算是弥补对老婆和女儿的亏欠，他没有直接回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而是坐公交车去了中南商业大楼。他准备给方红梅和王欣买点儿东西，作为礼品带回家。 来武汉这几天，想她们的时候的确太少了。这是犯罪啊！是一步步在走向深渊。 王加根在中南商业大楼灯火煌辉的卖场转了好半天，也拿不定主意买什么。最后还是到卖服装的楼层，给方红梅买了一条真丝围巾和一双羊皮手套，给王欣买了件粉红色的外套上衣。 买这些东西时，他没有付现金，是用a银行信用卡支付的，总共花了两百多块钱。记忆中，他出手这样大方的时候还不多。尤其是给女儿买衣服，以前总是觉得小孩子长得快，衣服过不了多久就小了，不愿意买质量太好的。今天这件外衣花了一百二十八元，王欣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贵的衣服。 坐公交车到胭脂路下路时，天完全黑了。想到学校干部培训中心的餐厅可能已经关了门，王加根就在路边小店里买了个叫“公安锅盔”的烧饼，边走边啃，填充早就咕咕叫唤的肚子。 第二天是串讲，所有的函授学员都到了，而且没一个人迟到。 这也难怪，因为授课教师多次强调串讲的重要性，并且说，不听串讲的人，考试是很难及格的。说是串讲，其实就是给大家透露考试信息。哪些是重点，哪些可以忽略，哪些名词要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一五一十，说得非常仔细，就差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考试题目了。 这样的串讲，自然会赢得函授学员们雷鸣一般的掌声。 王加根听完串讲课回到学校干部培训中心时，竟然在八楼的走廊上看见了梁雯。 她还是穿着那件红色呢子大衣，脚上是半高跟皮鞋。与上次不同的是，她化过妆了，头发也刚刚做过。 梁雯站在王加根的房间门口，手里拿着一本杂志。看到王加根一脸惊愕，她笑着说：“我一下班就过来了，还没吃晚饭呢。” “那我们走，一起去外面吃。” 王加根打开房门，放下教材和笔记本，又迅速折身出来。 他带着梁雯乘电梯下楼，来到荆南街。找了家路边的小餐馆，点了菜，要了酒，两人坐下边吃喝边聊天。 “我昨天去你们编辑部了，你不在。”王加根率先发言。 “昨天陪我们主任外出应酬了，真是对不起，害得您白跑一趟。”梁雯表现出非常内疚的样子，“今天一上班，好几个同事都告诉我，说有个帅哥来找过我。并且像审犯人一样，问是不是我男朋友，要我如实招供，汇报这个帅哥的详细情况。” 加根笑道：“你们编辑部的人可真有意思。” “没办法，谁让我是大龄剩女呢？” “你也不小了，是该考虑个人问题。” “没合适的。慢慢碰！” 梁雯没说“找”，而是说“碰”，这让王加根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梁雯似乎不愿意继续谈这个话题，又端起了酒杯。 王加根提起酒杯与她碰了碰，说：“昨天主要是给你送稿子，顺便参观一下你们编辑部。” 这种解释显然是多余的，有欲盖弥彰的嫌疑。 “王老师觉得我们编辑部怎么样？”梁雯问，“您的稿子呢？” 王加根说，在编辑部只呆了几分钟，看上去还比较正规。至于稿子，由于不知道该交给谁，就带回来了。 “那您呆会儿把稿子交给我。” “行！我本打算带回孝北县再寄给你的。”王加根笑着说。 吃完后结账时，两人抢着付钱，发生了小小的争执。 梁雯认为，王加根来武汉是客人，她应尽地主之谊。 王加根却说，梁雯到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是客人，他应该尽地主之谊。更何况，男女共同进餐，没有让女士买单的道理。 “我工资比你高，请你吃饭理所应当。再说也没花几个钱，别争了，这点儿面子都不给？” 听王加根这样讲，梁雯才没有坚持。 她笑着说，下次王老师去编辑部时她再作东。 买完单，两人一起回王加根住的地方拿稿子。进入培训中心一楼大厅时，王加根对梁雯说：“你就在大堂等着，我上去马上就下来。” 梁雯停下脚步，默不作声地点点头，表情有点儿怪怪的。 几分钟后，王加根就从楼上下来了。他把稿子交给梁雯，又陪着她一块往外走。出了荆南街，就可以看到民主路上的胭脂路公交站，但梁雯却没有在这儿坐车的打算。 “酒喝多了，一起走走！”她提议道，“看看大武汉的平安夜。” “平安夜？”王加根有点儿疑惑。 “是啊！明天十二月二十五号，是外国人过的圣诞节。圣诞节的前夜就是平安夜。”梁雯解释道。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王加根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又举起右手往前面指了指，说，“从这儿一直朝前走，可以到长江边。” “这我知道！”梁雯应和道，“民主路新华书店很有名，我经常去那儿逛。还有司门口和户部巷，也是武昌最热闹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不去那边儿了，往相反的方向走。” 于是，他们沿着民主路往南走。这边的街道明显比北边要冷清。两人一边走，一边聊，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事。 又到了一个公交站，梁雯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王加根只得陪着她继续往前走。一直到了小东门十字路口，梁雯抬手腕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九点半。 “完了！公交车都快收班了。”她有点儿惊讶地感叹，接着又自言自语，“这儿没有公交站，得步行到阅马场，也不知还有没有过江去汉口的车子。” “那怎么办？”王加根也为她着急，“早看看时间就好了。” 见王加根着急，梁雯反倒不那么着急了。她站在路边，望着十字路口不断变化的红绿灯，镇定自若地说：“算了，不坐公交了，打的回去。找个机会把的士费混着报销了，我们主任比较好说话。” “这么晚了，路又那么远，你一个女孩子打的安全吗？”王加根不放心地提醒道。 梁雯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笑着问：“要不您送送我？” 这可把王加根难住了。 送梁雯去汉口当然没问题，可把她送到地方后，她如果邀请他去家里坐坐呢？刚才在酒店大堂，他没让梁雯一起上楼，梁雯脸色都变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征兆。但如果不送她，梁雯真的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又怎么办？再说，人家已经提出了要求，作为一个男子汉，怎么好意思拒绝呢？弄不好，梁雯还会认为他是怕出的士费。 “和您开玩笑的。我知道您明天要考试，今天晚上还要复习。”见王加根没有应声，梁雯笑着说：“已经耽误了您不少时间，怎敢再劳您大驾送我！万一明天考试挂了，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 王加根满脸通红，不知道该说什么。 “待会儿我上车后，您把的士的车牌号码记下来。万一出了什么事情，麻烦您给我报个警。”梁雯老道地提醒王加根。 说话间，一辆顶灯显示“空车”的的士正向这边开过来，梁雯于是举起右手挥了挥。 出租车减速停在了她身旁。梁雯麻利地拉开车门，回头对着王加根笑了笑，就钻进车厢。 王加根赶紧退后几步，默记下车牌号码。 出租车尾灯闪了一下，一溜烟就开走了。 第二百一十九章 三十而立 结束面授学习从武汉回家没几天，就是王加根三十岁生日。 方红梅特意为他订制了生日蛋糕，又去中山街集贸市场买回鱼肉和新鲜蔬菜。她拿出看家本领，炒炸煎煮，弄了满满一桌子好饭菜。 王欣关在她的房间里，摆弄着剪刀、胶水、画笔、硬纸板和五颜六色的彩纸，为爸爸做生日贺卡。 生日晚宴气氛非常温馨。 不过，王加根心里还是像压着一块石头，情绪不高，闷声不响地吃菜，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当老婆和女儿端起杯子祝他生日快乐时，他也只是机械地端起杯子回应一下，脸上勉强挤出笑意，说声“谢谢”，很快又恢复到面无表情的模样。 没办法，这段日子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 平安夜与梁雯不欢而散，结束面授学习返回的路上，也很不顺利。 去武汉时，王加根曾在花园火车站打听过返程的列车：k218下午五点二十从武汉发车，晚上七点钟左右到花园。因此，最后一天考试他就提前交了卷，拎着行李急匆匆地赶往武昌火车站。 到售票厅才发现，k218次列车的始发站是汉口站，不经过武昌。从武昌火车站到汉口火车站坐公交车需要一个多小时，出租车也得四十多分钟（如果不堵车的话），显然已经赶不上k218的发车时间了。而武昌火车站到花园火车站最近一趟列车要等到晚上十一点。 他既懊恼，又沮丧，非常后悔没有把列车的始发站问清楚。 唉，也怪他对武汉不熟悉。武昌火车站和汉口火车站都在中心城区，怎么会相距那么远呢？ 他看了看手表，五点钟不到。也就是说，在武昌火车站坐晚上十一点的列车，还要等六个多小时。 干脆回武汉金专培训中心，明天再回去。可住一晚上得花三十元钱的住宿费，他又舍不得。那就等！反正家在花园镇，深更半夜下车也没关系。 拿定主意后，他就排队买好了车票，打算去街上吃点儿东西，然后到候车室里坐着等候。 站前广场旁边有一条狭长的街道，人来人往，看上去乱糟糟的。街上的店面主要是餐馆、旅社和商店，墙面上到处可以看到“搬家”“家教”“电脑算命”之类的广告。路边还有数不尽的地摊儿，兜售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儿。 他听函授学员们提醒过，这里的餐馆好多都是黑店，宰人。因此，无论街道两边店铺的老板如何热情招徕，他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最后到一家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商店里，买了一包饼干和一瓶矿泉水，就进入火车站的空调候车室。 这么长时间，他本应该找个地方转一转，无奈带的行李太多了，背着提着累死人。再加上天气又不好，下着蒙蒙细雨，地上满是泥泞和脏水。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到处转，弄不好会搞得一身泥。不如坐在候车室里，享受着空调的温暖，闭上眼睛打个盹。 还好，列车还算正点。 王加根在花园火车站下车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 走出火车站，外面竟然下雪了。一阵寒风袭来，他打了个寒颤。走在寂静的街道上，他又想了十年前和方红梅一起到武汉买结婚用品的情景。那天也是因为没有买到白天的车票，深夜坐火车回花园镇。那天的雪更大，风更猛，似乎还夹着冰雹。他和方红梅一人扛着一只皮箱，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冰雹打在麻木的手背上，针刺一样的疼痛…… 回首与方红梅相识、相爱、相伴的十几个春秋，他再一次深切地认识到，方红梅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婆。 呆会儿回到家里，看到他深更半夜不辞劳苦地赶回家，她该会有多么的惊喜啊！ 遗憾的是，王加根有点儿自作多情。 当他轻手轻脚地打开防盗门，走过客厅，走进卧房，方红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打了声招呼：“回来啦？” 两人进一步交谈后，王加根才知道，几天前，他们的女儿王欣脑袋摔破了，到医院缝了五针。 “今天才抽线，也不知会不会留下疤痕。”方红梅忧心忡忡地说。 听到此，王加根就急着去隔壁房间看女儿。 方红梅阻止了他，说王欣睡得正香，开灯会把她吵醒的。 “咋回事呀？” 方红梅说，王欣是在上学时摔破脑袋的。有天课间休息，她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玩单杠，不小心从单杠上掉下来了。据说当时流了好多血，同学们吓得不得了，赶紧去向班主任老师报告。班主任老师就派了两个女同学，把王欣送回了家。 “哪有这样当老师的！”方红梅提起这事就恼火，“欣欣上学时受了伤，学校是有责任的，应该及时送她去医院。但欣欣的班主任图省事，派两个学生送她回家就完了，没有一点儿责任心。说得严重点儿，这就是草菅人命！” 王加根也觉得这个班主任老师太差劲。 “欣欣被同学送回家时，我正在上班。司机小丁见她满脸是血，就开车送她到县一中找我，然后一起去县医院。医生给她清理伤口，缝了针，又打了绷带。为保险起见，还打了预防破伤风的针。据医生讲，主要是皮外伤，轻微脑震荡，不算严重。” “脑震荡？”王加根再次紧张起来，“将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 “应该不会！”方红梅信心不足地回答。 “你去找过他们班主任吗？这事应该找镇一小的校长！把话说清楚，万一孩子将来有什么，学校必须负责任。” 方红梅说，她本来是准备去镇一小找王欣的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谈谈的，但王欣不让她去。 王欣说，班主任本来就不喜欢她，家长再这么一闹，班主任更会把她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书恐怕就读不下去了。 “欣欣那么听话，从不调皮吊蛋，学习成绩也赶上来了。班主任老师为什么还是不喜欢她？”王加根疑惑不解地问。 “这跟欣欣听不听话、学习成绩好不好没关系。”方红梅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学校也有一样，有的教师很势利，喜欢不喜欢某个学生，并不完全看学生的成绩和表现，而会与家长联系起来。学生家长有权有势，与老师来往密切，又舍得投资，他们的孩子就会被老师宠幸，得到关照。” 方红梅说的这些，王加根也时有耳闻。比方，学生家长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呀，有事没事请老师吃饭呀，周末或节假日请老师外出游玩或者钓鱼呀…… 王欣上学这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投资。除了必须参加的家长会，也很少主动与王欣的班主任老师联系。如果真是因为这些因素，班主任老师就对王欣另眼相看，这素质和格调也太低了。 这件事情如鲠在喉。 王加根暗下决心，如果女儿由于这次受伤有什么后遗症，自己绝不会轻饶她的班主任，也不会放过学校。 他是律师，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夫妻俩一个星期没见面，都有如饥似渴的冲动。两人暂时搁置不愉快的话题，进入实质性的情感交流。 完事后，王加根平躺在床上，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他又问起了那件最让他担心的事情：“敬文这几天来过吗？他那贷款马上就到期了，能按时还上吗？” “敬文没来。”方红梅情绪不高地回答，“腊梅带着黑皮来玩过两天。听腊梅讲，敬文的那笔贷款好像出了点儿问题。” “什么问题？”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啥情况？” 方红梅含糊其词：“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像那个装修工程敬文没有拿到，两万块钱被别人骗走了。” 王加根的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 对于这笔贷款可能出问题，他早有思想准备，但眼下这种情况，还是让他觉得蹊跷。怎么会被人骗了呢？ 眼看一年就快过完了，按照往年的惯例，必须在元月上旬写好单位的工作总结，分别报送a银行孝天市分行、人行孝北县支行和孝北县人民政府。而这差事，雷打不动地必须由王加根来完成。可现在，他完全没心思写总结，集中不了注意力。 他借口到市分行办事，去了一趟孝天城，见到了小舅子方敬文。 与敬文交谈后，王加根才弄清楚事情的缘由。 敬文的结拜兄弟老三大学毕业后，在武汉一家工程造价公司上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老三结交了一些朋友。做装修的老二和敬文就想利用老三的人脉关系，在武汉承揽装修工程。 承揽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好多单位都建立了集中采购制度，对金额较大的项目公开招投标——承接工程得凭实力说话。当然，这其中也有暗箱操作，但已经不是主流。 今年“十一”放假期间，敬文和他的三个结拜兄弟在孝天城聚会。老三带来好消息，说他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老板，能够拿到建筑装修工程。 正苦于没活干的老二和敬文喜出望外，缠磨着老三带他们去会会这个老板。 老三很爽快地答应了，亲自开车带着他俩去了武汉。 老三提到的这个老板姓韩，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说着一口纯正的武汉话。韩老板得知他们的来意，从皮包里拿出一份《装饰装修工程承包合同》，说他眼下手头就有一个项目，因为合同金额只有几十万元，他兴趣不大。如果有人愿意出两万元的管理费，他可以把工程转让出去。 老二把承包合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提出去工程项目现场看看。 韩老板二话没说，就把他们带到汉口台北路，来到了合同标的所在的地址。 这里果然是一处已经停止营业的门面房，大门上还贴着“拟装修升级”的公告。 老二当机立断，花两万元钱“买”下了这份合同。之后又把合同交给方敬文，让他去找王加根贷款，弄工程项目的垫付资金。 贷款的经过与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当敬文拿着他姐夫帮他贷的两万元钱，和老二一起到武汉准备开工时，却发现那个项目已经在施工。 房子外面打了围栏，里面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拿着合同找“甲方”理论，结果别人说，他们手上的这份合同是假的。“甲方”声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韩老板，从来没与这个人联系过。 敬文和老二只得去找老三。 老三拨打韩老板的电话，无人接听；去韩老板名片上标明的公司和办公地址，根本就没有那个单位。 韩老板如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了…… 被骗走的那两万元钱本来是老二出的，但老二不想当冤大头，就和方敬文商量，对外声称那两万元钱是银行贷款，把损失转嫁给a银行孝北县支行。 听完这些，王加根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 他呆呆地坐在敬文家的客厅里，好半天没有作声。 发火么？训斥么？有什么用？反正钱已经被别人骗走了，装修工程也没有拿到。敬文现在是鸡飞蛋打，两手空空。 剐他无肉，剥他没皮，能够把他怎么办？ 良久，他才低沉着声音问：“贷款马上就到期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先把利息付了，本金看能不能往后延一延。”敬文的意思是贷款展期。 王加根说，按照银行的规定，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也就是说，就算银行同意展期，这笔贷款最多也只能延期三个月。 “三个月之内你能把这两万元还上么？如果还不上，就要承担贷款逾期的责任。银行本金和利息分文不能少，还要偿付因此带来的罚息。作为银行内部员工，我还有可能会受处分。” 说完这些话，王加根感到后脊背发凉。 他一向谨小慎微，用方红梅的话讲，是个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脑袋的人。平日说话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如今，居然栽在了他小舅子敬文的手里。 为什么会这样？还不是因为方敬文是他老婆的弟弟。 王加根眼下面临的危险局面，实际上就是由于耳根子软造成的。他没有顶住老婆的狂轰滥炸，难以割舍与小舅子的亲戚关系，苦果只能自己吞，苦酒只能自己饮。 方敬文提出贷款展期的要求，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借款前，主动权在贷款人手里，但钱一旦借出去，主动权也随之转给了借款人。贷款人的地位，就从爷爷变成了孙子。现在不是方敬文求王加根，而是王加根求方敬文还钱了。 这种亲戚之间的借贷，没有任何担保措施。连借条都没有，根本没办法走法律程序。当然，即使手续完备、证据确凿，王加根也抹不开面子去告他小舅子。 返回孝北县城，王加根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一进家门，就开始发泄满肚子的怨气，把老婆和小舅子臭骂了一通。 方红梅自觉理亏，也心痛那两万元钱，但听到王加根口无遮拦地糟践她和敬文，心里还是不得劲。 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起来，闹得很不愉快。 他们的小家庭开始被乌云所笼罩，平静的生活完全打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三十岁生日，王加根怎么快乐得起来呢？ 第二百二十章 婆家娘家 费了好大的气力，王加根总算把贷款展期的事情搞定了。 不过，他心里清楚，展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再过三个月，敬文未必能还清贷款本息。 看来，这笔贷款最终恐怕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了。 一想到这儿，他就万般焦灼，坐立不安，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着。脸上整天挂着霜，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多年清苦的校园生活让他和方红梅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即使是搬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他们仍然保持着这一优良品质。 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舍不得换家具，舍不得买空调，舍不得买洗衣机，舍不得装电话，精打细算，可省吃俭用留下来的钱，如今将瞬间化为乌有。他真是不甘心啊！早知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向那些“月光族”“日光族”学习，有一个钱花一个钱。何必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巴巴的？ 论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王加根还赶不上他小舅子方敬文。 虽然他的工资收入比敬文要高得多，但在花钱方面，却远不如敬文潇洒大方。敬文崇尚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吃穿住用玩，只要手里有钱，就绝不会委屈自己，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他抽烟、喝酒、抹牌赌博，可谓五毒俱全。抽的香烟都是牌子比较响、价格比较贵的，要么“红塔山”，要么“阿诗玛”，很少抽劣质杂牌香烟。不想做饭了，就邀上狐朋狗友，到外面去胡吃海喝，猜拳喝令，快活得不得了。打麻将，“斗地主”，输赢动辄成百上千元，而且总是满不在乎的模样。既不大悲，也不大喜，完全到了宠辱偕忘的境界。 王加根就难得那样洒脱。 这也是他经常慨叹世事不公、骂自己没有出息的原因。有时他非常困惑，甚至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产生怀疑。敬文从来没有“远虑”过，似乎也没什么“近忧”。他这人谨小慎微，未雨绸缪，还是愁肠百结，道不尽的烦恼与苦闷。 他不知道自己与敬文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弄不清孰是孰非。有时，他甚至这样设想：假如现在突遇天灾人祸，他和敬文都挂了，丢了性命。两相比较，哪一个活得更有意义？哪一个会觉得不枉此一生？哪一个感觉更划得来一些？ 这次去孝天城催收贷款，王加根还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敬文家里已经装上了电话。 这个发现对他的刺激太大了。 乔迁新居时，王加根曾提议家里装一部电话。方红梅死活不同意。 她的理由是，他们又不做生意，装个电话有什么用？夫妻俩生活在一起，上班都在家附近，每天同进同出，未必还要在电话里嘘寒问暖不成？装一部电话得两千元装机费，每月还要交座机费和通讯费。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么？ 王加根没办法说服老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没想到，同样不做生意、同样是夫妻俩生活在一起的方敬文和李华，家里却不声不响地有了电话。敬文为什么就有胆量、有气魄花这个冤枉钱？他还欠着一屁股的账债呢！ 尤其让王加根难以忍受的是，当他把敬文拿不出钱还贷款的情况告诉方红梅时，方红梅竟然显得很淡定，看不出着急的样子，甚至还为方敬文开脱。 “他妈的！到底是她亲弟弟。如果是外人借了两万元钱不还，她不把我骂个狗血喷头、不寻死上吊才怪呢！”每想起这些，王加根就气得牙根发痒，恨不得离婚。 一个女人，既然结了婚嫁了人，就应该专心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但方红梅却并不是这样的。结婚这些年，她没有把心思完全用在家庭建设和相夫教子上，更多关注和牵挂的是她娘家人。 家里该买什么家具，该添置什么家用电器，她很少主动提及，都是王加根一个人操办。就连一年四季的床上用品和大人小孩的穿着打扮，她也很少用心地去布置和安排。 家里的彩电、冰箱、音响、热水器、抽油烟机和席梦思，这些稍微高档一点儿的物件，都是王加根从孝天城买回的。 方红梅不仅不参与挑选，王加根买回后，她还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唠叨个没完，嫌贵了，嫌他乱花钱。能省就省，有旧的就不买新的，有廉价的就不买贵的。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省钱。到如今，夫妻俩没有一身像样儿的衣服，更谈不上金银首饰。 方红梅总是素面朝天，基本上没有用过化妆品。 按说，勤俭节约是值得称道的优良品质，可问题是，方红梅在小家庭建设及他们一家三口的消费上抠门，但对她娘家的弟妹又显得特别大方。腊梅、敬文、敬武读书和考学，以及后来结婚、生小孩，需要他们拿钱出来援助或送礼的时候，方红梅总是站到她弟妹那一边儿，与王加根斗智斗勇。软硬兼施，死乞白赖，争取拿出去的钱尽可能多一些。仿佛这些拿出去的钱是王加根的个人财产，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两人当教师时就是这样。王加根进银行工作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好转，方红梅的这种德性更是变本加厉。 敬武夫妇有了秋秋和冬冬两个小孩之后，不满足于在农村种责任田，想出去做生意。因为没有本钱，他们就让老父亲来找王加根。先是说想贷款，被王加根婉拒后，又提出向王加根借钱。 王加根明知道这种借出去的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是凑了一千元钱给老丈人。 敬武读书老不开窍，做生意却是一把好手。年把时间，就用赚来的钱在方湾街上买了块宅基地，做了一栋二层小楼。楼房封顶的时候，不仅没提还那一千元钱的借款，还让他们再拿一千块钱出来送礼，恭贺他大厦落成。 方红梅对此丝毫也不生气，还称赞小弟敬武有板眼儿。 得知王加根掌管着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煤气本，煤气可以随便灌，而且不花一分钱，方红梅又想到了她妹妹。 她对王加根说：“腊梅一个人带着黑皮在方湾生活，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里，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太艰难。光一日三餐就够麻烦的了，农村买煤不方便，买回来的煤也不好烧，每天还得生炉子。既然你手里有那么多的煤气本，不如让腊梅也沾点儿姐夫的光。” 结果，她硬是逼着王加根买了个燃气灶和煤气坛子，灌好煤气送到方湾工商所。 为了保证腊梅家的煤气不断供，方红梅让王加根又去买了个新煤气坛子，平时就灌满煤气备在家里。只要听说a银行有汽车去孝天城，她就吵着闹着让王加根跟着去，顺便把灌好的煤气送到腊梅家里。同时，嘱咐王加根把腊梅家的空煤气罐带回，轮番着灌，轮番着送…… 方敬文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把大姐家看成是他的提款机。 只要手头上紧，他就来找方红梅。次次开口都是借钱，却从来不见还。去年他们乔迁新居时，手头那么紧，敬文还来借走了两千元钱。紧接着，又巧舌如簧地给大姐灌“迷魂汤”，逼着王加根为他办贷款。 如果不是方红梅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王加根不可能想方设法从银行贷出那两万元钱。现在，这笔贷款出了问题，方红梅却如没事人一样，王加根能够不生气么？ 为了接济娘家人，方红梅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着实让人感动，但对待她婆家这边儿的亲戚和家人，她又成了个只进不出的皮筲箕。 当然，这与王加根特殊的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一直没有与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方红梅与加根父母之间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再加上，白素珍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强行要走了礼金，王厚义背着他们卖老宅败光祖业，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拒绝搭把手，方红梅对加根的父母恨之入骨。 提起这些伤心事，她就骂两个老的禽兽不如。 因为对加根父母的憎恨，导致她对婆家所有的亲戚和亲人都冷若冰霜。她不愿意与他们交往，也不允许王加根对他们示好和援助。如果涉及到经济利益关系，进账可以，但绝不往外出。 本来，王加根与他爸妈之间矛盾重重，没有正常家庭的父子、母子情谊。在内心深处，他甚至对父亲和母亲充满了怨恨，不愿意与父母有过多的来往，更不愿意在经济方面对他们提供帮助。但是，如果方红梅在他面前贬损他父母，说他父母的坏话，他又会满肚子不高兴。尤其是看到方红梅对娘家人和婆家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心理上就觉得不平衡。 都是人生父母养，凭什么你对你爸妈那么好？我对我爸妈却那么差？都是手足之情，凭什么你对你弟妹那么慷慨大方？我就不能对未成年的妹妹尽点儿责任和义务？你完全不顾及我们的小家庭利益，我一个人维护又有什么意义？ 逢年过节，在为方红梅的爸妈准备节日礼物和礼金的时候，王加根也会提出给保定的母亲寄点儿钱，或者邮点物资。继父老马六十岁生日时，他又理直气壮地要求汇去两百元钱。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心理平衡，与孝心及情感没有多大的关系。 当然，对父亲王厚义和继母胡月娥，他还是不愿意搭理他们。 自一九九0年春节他们一家人去江汉农场借钱空手而归，王加根快五年没与父亲联系了。这期间，王厚义和胡月娥回过孝天好几次。比方，清明节到王李村上坟，春节到胡月娥娘家拜年，与胡家亲戚礼尚往来。 王李村和胡月娥娘家离花园镇并不远，但他们不好意思或者说不敢见儿子加根，更怕遭媳妇方红梅的白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知道，儿子媳妇的工作单位都发生了变化，以为他们还在牌坊中学教书，还是那么穷困潦倒，担心他们又惦记“卖房子的钱”。 他们每次回孝天，都是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没有打扰他们的儿子、媳妇和孙女。直到去年中秋节，回娘家送礼的胡月娥不知听谁讲，王加根和方红梅都发达了，一个调进了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一个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办公室主任。她就大着胆子来到孝北县城，找到了王加根的家里。 那天，王加根刚刚参加完孝天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推选为孝天市作家协会理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中午聚餐时喝了不少酒，回家见到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胡月娥，就居高临下与她讲道理。质问她：“你们做老人的为什么那么无情无义？怎么会做出连狗子都不闻的事情？” 胡月娥满脸通红，嗫嚅着甩锅：“这都是你三叔出的主意。” 王加根又借着酒性，把王厚道臭骂了一通。 晚上，方红梅在家里请她的“麻友”吃饭。“麻友”包括孝北县一中的打字员和两个女教师，都是她的同事。 为了热闹，方红梅让她们把老公和小孩也带来了——晚餐实际上有四家人。家里的小方桌坐不下，王加根就从房间里“滚”出一个直径足有两米的圆桌面，搁在小方桌上面。 十几个人团团围坐，享用着方红梅准备了一下午的好饭菜。四个男士吵吵嚷嚷地闹酒，每一个人都喝高了。吃完饭，撤下圆桌面，四个女士又开始打麻将。女的搓，男的观战，小孩子看电视。一直闹到深夜十一点多钟，客人们才余兴未尽地离开。 这阵势，胡月娥哪儿见过？ 从她进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起，就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院子里停放的豪华小汽车，漂亮的营业办公楼和宿舍楼，王加根家里的地板砖、吸顶灯、壁灯、铝合金门窗、抽油烟机、热水器、冰箱、彩电、洗衣机和新家具，让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方红梅招待“麻友”的饭菜，比他们的年饭菜还要丰盛。打麻将红梅输了两百多块钱，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王加根也没有埋怨她…… 这是儿子媳妇家里么？曾一度，她怀疑自己走错了家门。因为在她的记忆里，王加根和方红梅一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过着恓惶的日子。这才几年时间，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带着复杂的心情，胡月娥回到潜江县江汉农场，把她所见所闻告诉了王厚义。 王厚义同样很惊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有这么大的出息。这几年，他因为担心儿子卷土重来向他借钱，一直不敢见加根的面，甚至怕收到儿子的来信。现在听说儿子飞黄腾达了，他又有点儿内疚和懊悔，急切地想见到王加根。 “干脆，我们今年去加根那儿过年！”元旦还没有到，王厚义就在家里提出了倡议。 胡月娥自然表示赞成。 加叶和加花更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她们主要是想和王欣一起玩。 于是，他们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获的一些土特产都翻了出来。剥了些花生米，磨了点玉米粉，装了些绿豆、黄豆和黑豆，又灌了一塑料壶香油，再带上大人小孩换洗的衣服，腊月二十七大清早就动了身。他们从江汉农场坐小面包车到潜江县城，从潜江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花园镇。 一家四口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 他们的不期而至，让王加根和方红梅猝不及防。两人没有一点儿心理和思想准备。 方红梅内心的压抑和不乐意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她还是顾及着大面儿，强作欢颜，勉强应酬。和加根一起做了一大桌子好饭菜，又拿出家里最好的白酒，为多年不相往来的亲人们接风洗尘。只有王欣因为家里骤然热闹起来而感到兴奋，与两个姑姑很快就玩到了一起。 吃过饭，胡月娥抢着收拾残局，主动提出洗碗。她还叫加根和红梅歇会儿，出去走一走。 方红梅没有客套，告诉她洗洁精在哪儿，碗筷洗干净后摆放在哪里，然后拿上钥匙，和王加根一起出门散步了。 下楼后，走出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方红梅就泪如雨下，伤心地抽泣起来，瘦削的肩膀一起一伏的。 “我们结婚，他们装聋作哑，对我们的婚事不闻不问。欣欣长这么大，他们没有带过一天。卖掉王李村的房子，他们连招呼都不给我们打一个。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找他们借钱，他们不仅一个子儿也不借，还伙同厚道糊弄我们。说什么变卖祖业的钱是他的养老保证金，扬言要与我们一刀两断，现在怎么又来找我们？” 听着老婆的倾诉和质问，王加根无言以对。 他只能仰面朝天，一声叹息。 方红梅说，看见这一家老小，她心里就堵得慌。她绝对不同意这四个人在自己家里过春节。 “给些钱和年货他们，让他们走！”方红梅坚定不移地对王加根说，“如果他们不走，我就带着欣欣回方湾。你一个人在家里陪他们过年！” 第二百二十一章 倒霉的春节 方红梅给王加根出了个大难题。 王厚义、胡月娥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来加根家过年，方红梅却要赶他们走。王加根如何开得了口呢？毕竟来的都是他的亲人。更何况，这一家老小舟车劳顿地跑那么远，刚到就让他们原路返回有点儿不近人情。可是，方红梅不让他们在这里呆，他们不原路返回，又能去哪儿呢？王李村的房子早卖了，那儿没他们栖身的地方。就算能去爱根、永根或红根家里落脚，但他们这么大一家子挤在别人家里过春节，也多有不便，别人肯定会觉得讨人嫌。 “他们可以去胡家湾呀，去你后妈的娘家。”方红梅突然这样讲。 这倒不失为一种选择。 出嫁的姑娘带着女婿和孩子回娘家过春节，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也没什么不妥当。外公外婆见到两个外孙女，说不定心里还特喜欢。 “让小季开车跑一趟，送他们去胡家湾。”方红梅继续安排道。 王加根已经在心里认同了这个方案。不过，他还是理性地提出，即使送他们走，也应该等到明天。他们今天刚刚到，天又这么晚了，马上就打发他们走确实有点儿说不过去。 方红梅想了想，觉得王加根的想法有道理，满口答应道：“行。明天我去买点儿菜，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顿年饭。” 年饭菜是丰盛的，但气氛比较沉闷。大家闷声不响地吃喝，都不知该说点儿什么，也没人提议碰个杯。 王厚义借着酒性，几次欲挑起话头，说那些过去的事情，但王加根都不耐烦地打断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提了。大过年的，别给大家心里添堵。” 这顿非同寻常的年饭好不容易吃完了。 胡月娥故伎重演，准备去清场和洗碗，结果被方红梅阻止了。 “今天就不用麻烦您了。”方红梅艰难地宣布之前与王加根商量好的决定，“本来呢，应该留你们在这里多玩几天，但您也看到了，家里就两间房，七个人确实太挤了。另外，春节期间我们还要去方湾给我爸妈拜年，去白沙铺给大舅拜年，还准备去趟武汉和孝天城，家里没有人照应你们。我和加根商量了一下，呆会儿他去安排一辆车，送你们去胡家湾。” 这样直截了当地下达逐客令，是王厚义和胡月娥没有想到的。 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应，脸色也变得铁青，相当难看。 王加根趁机进入卧房，拿出一条“红塔山”香烟、两瓶“白云边”白酒、几盒孝天麻糖和一提蔸儿水果，说是给他们带走的。 方红梅随后也进入房间，找了一大摞没有用过的作业本和笔记本，还有几支钢笔和铅笔，送给加叶加花，并且塞给她们一人一个红包，说是给她们的压岁钱…… 见此情景，王厚义知道他们是非走不可了。 他心里感到失落，神情有些沮丧。不过，临出门的时候，还是吞吞吐吐地提了一个小要求：“你们买了音响，能不能把那个小录音机给我们？” “行行行！没问题。”方红梅爽快地答应，很快进入卧房，提出那台他们结婚时买的收录机，交到她公公手里。 再也不好说什么了。 等胡月娥收拾好带来的衣物，几个大人就拎上桌上和地上的物品，嘱咐小孩子们当心些，一个跟着一个地下楼。 走出楼洞，就看见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那辆白色标致小轿车。 司机小季已经站在车旁等候——王加根和方红梅早上买菜的时候，提前给他打过招呼。 把拿下来的东西全部放进汽车后备箱，王厚义坐到副驾上，胡月娥带着两个女儿坐后排，喇叭一响，汽车就开出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大院子。 眼望着小汽车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王加根心潮翻滚，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怪我心狠么？怪我不尽人情么？怪我不讲父子情谊么？怪我嫌弃继母和两个妹妹么？外人见我不让他们在这儿过春节，或许会这样认为。但是，我心里的委屈又去向谁诉说？他们的无情无义，又有谁知晓？王厚义对我妈、对奶奶、对三舅、对我们一家三口人太狠了。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连禽兽都不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又是我的生身之父……你让我怎么办？我没办法逃避啊！如果有可能，我也会像姐姐一样躲到外国去，逃到远远的。把父母彻底忘掉，把过去彻底忘掉，只当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是我没有办法逃避啊！ 转眼就到了腊月三十。 除夕夜，距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还有个把钟头，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好多大人小孩都走出家门，在院子里燃放鞭炮和焰火。爆竹声此起彼落，烟花变幻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和造型。人们一会儿跑向这里，一会儿奔向那里，不时发出快乐的尖叫和欢笑声。 王加根他们是第一次在a银行大院过春节。以往在学校或农村里过大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情景。比如他们家，过年充其量准备三挂鞭炮。吃年饭时放一挂，除夕夜跨年时放一挂，正月十五送年时放一挂。烟花之类的东西太贵了。那此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也就过个眼睛瘾，不想去花那个冤枉钱。今年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就得入乡随俗了，他们在买传统“三挂鞭”的同时，也买了几个焰火筒。 不过，当王欣在阳台上看见楼下热闹红火的场景，吵着嚷着要下楼去放焰火时，王加根却提不起兴致。因为刚才吃年夜饭的时候，他提起高脚酒杯与老婆女儿干杯，酒杯却莫名其妙地断了——底座与杯身分了家。他甚觉侮气，懊恼地把玻璃残片扔进垃圾桶。饭后洗碗，不知是因为酒喝得太多了，还是由于餐具过于油腻，一个瓷盘子如鲢鱼一般从他手里滑进水池，摔成了几瓣儿…… 要是平时，方红梅肯定会唠叨的。今天是除夕，她显得比较宽容。说摔了就摔了，越摔越发。但王加根心里不这么想，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也就不想下楼去放烟火了。 “我有点儿累，不想下去。”他对手里拿着焰火筒的女儿说，“你自己下去玩！我在阳台上看你放。” 王欣不太高兴地嘟哝着，一个人下楼去了。 晚上八点钟，万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 也许是因为心情不好，王加根对那些被媒体吹了又吹、炒了又炒的文艺节目完全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索然无味。看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便哈欠连天。便无视守夜的规矩，也不顾红梅的阻止，一个人固执地进入卧房，关上房门睡觉了。 临近十二点，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方红梅到卧房喊醒王加根，叫他去放跨年的鞭炮。 红纸包裹着的鞭炮早已拆开，绕在一根长长的竹杆上。王加根拿打火机点燃引线，赶紧把竹杆子伸出阳台。浏阳电光炮便汹涌的吼叫起来，震耳欲聋，火光耀眼。 方红梅和王欣捂着耳朵退入房间，隔着窗玻璃欣赏观看。 突然，四处迸溅的鞭炮中有一个调皮的家伙窜到了王加根身上，把他崭新的裤子炸了一个大窟隆。 鞭炮放完后，王加根拎着被炸破的裤子，心痛得不得了。 “没伤着人？”方红梅关切地问。 “没有。” “没伤着人就是万幸。鞭炮往身上跑，说明你火好！” 听过方红梅的安慰，王加根无奈地苦笑着。 这条裤子是腊月份新买的，花了八十多块钱。今天第一次穿，刚刚上身就报销了。如果说，损失一条新裤子就是“火好”，能够带来新年的好运气，那当然是值得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到了下半夜，王加根突然肚子不舒服，不得不没完没了地上厕所。 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么？那老婆和女儿怎么都没事？ 王加根只能怨他自己倒霉。 每次拉完后，上床只能坚持十几分钟，就又得去厕所。家里又没有治痢疾的药，他只能硬撑着。 天亮后，方红梅急忙去街上买药，可药铺和诊所都没有开门。 她只好去孝北县第一人民医院，找医生开了些土霉素、氯霉素和黄链素药丸。 王加根遵照医嘱，各吃了几片，又带上这些药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值班室值班。他没吃早饭，到了中午也坚持“绝食”，而且隔一会儿就吞几片药丸。到了下午，病情明显好转，已经不思如厕了。 “我操！你还真的正经八百地在这儿值班呀！”正当他无所事事地翻报纸的时候，叶卫国来了，“走！去我家搓麻将。我约了余丰新和小宋，三差一。” 王加根马上予以拒绝：“开什么玩笑！我值班呢。万一有什么事情，或者市分行来电话查岗怎么办？” 干部值班通常情况下都平安无事。坚持这一制度，主要是考虑到节假日银行机关里没人上班，怕上级单位有紧急事情或者下级机构出现紧急情况，有人负责接待和联系，便于及时处置。上级银行有时会对下级银行值班情况进行电话抽查。 “大年初一的别人都忙得过年呢，哪个查你的岗？”叶卫国不屑一顾地说，按着又非常老练地支招道，“把值班室的电话呼叫转移到我家电话上，你就不用坐在这儿受洋罪了。” 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层干部家里装电话的不多，新宿舍楼上只有罗新初、夏宗明、钟秀娟和叶卫国四个人的家里装了。罗新初家的电话，十有八九是贷款企业帮他装的。夏宗明沾他老婆的光——他夫人是孝北县妇女联合会主任。钟秀娟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她在a银行，老公是铁路职工，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没太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秀娟这个女人想得开，舍得花钱。唯有叶卫国家里的电话，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钱装的，每个月还有电话费补助。 他怎么会有这等本事？ 原来，叶卫国不知从哪儿弄到一份孝北县公安局的文件，上面规定银行保卫科（股）长家里必须装电话，便于与公安机关联系。他拿着这份红头文件找程金林。程金林又和他一起去找赵国栋，最终争取到了银行出钱为他家装电话的特权。 王加根家里没有电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呼叫转移”。 叶卫国笑了笑，拎起值班室电话的听筒，叭叭叭地按了几下键，说：“行了，已经呼叫转移了。如果有人打值班室电话，我家的电话机就会响。” 真的吗？这也太神奇了！难怪叶卫国值班很少到银行值班室。 王加根今天守了大半天，电话一次也没有响过。他感觉百无聊赖，就带着侥幸的心理，和叶卫国一起离开了。 下午搓了半天麻将，王加根赢了一百多块钱。如果就此散场，各回各家，他就是赢家，可袁冬梅又为他们准备了晚餐。 吃过晚饭，四个人接着再战。几个圈下来，王加根赢的一百多块钱就还给了别人，身上为数不多的本钱也输得精光。为了不扫兴，同时也是为了赶本，他又向袁冬梅借了三百元钱。 四个人整整打了一通宵，直到天亮时才散场。 王加根借的三百元钱又输光了。从叶卫国家走出来的时候，他头重脚轻，看到的不是早晨，更像是黄昏。 回到家里，他不敢告诉方红梅实情，只说身上带的几十元钱输了。 因为是大年初一，方红梅也没说他什么，还叫他赶紧洗个澡，补会儿觉，然后一起去白沙铺给大舅拜年。 从花园镇去白沙铺有三种出行方式：一是坐长途汽车，绕道花西乡，跑三十多里土石公路直达；二是坐火车到陆家山车站，然后沿瀤河堤坝步行十里路，过白沙铺大桥就到了；三是骑自行车，沿京广铁路走到陆家山，再改道走瀤河堤岸，一直到河边的白沙铺。 三种出行方式花的时间差不多，但各有利弊。坐汽车可以少走路，但路程相对较远，且路上灰尘很大；坐火车比较干净，但车次较少，每天只有一趟，又经常晚点，下车后还得步行那么远；骑自行车可以节省车票钱，但得耗费体力，人比较累。 由于他们到白沙铺给白大货拜完年之后，还要去方红梅的娘家。从白沙铺到方湾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坐班车得从白沙铺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得绕好大一个圈子。不过，连接白沙铺和方湾的，有一条比较狭窄的乡村公路，只有十几里远。往年，王加根总是选择骑自行车出行。前面坐着女儿，后面带着老婆，三人一同前往。正月初二在白沙铺住一晚上，正月初三再骑车抄近道去方湾。骑车走乡村公路，比坐班车还快一些。 今年情况比较特殊，王加根因为打麻将熬了一通宵，又拉过痢疾，浑身酸软无力，就提议坐长途汽车去白沙铺。 方红梅口里没说什么，心里还是有点儿不痛快。这从她的脸色可以看出来。但王加根说的是实情，她也不好反对。 夫妻俩只好拎着烟酒，带着王欣，步行到花园大桥头，准备拦班车前往白沙铺。 左等右等不见班车来。 整整过去了一小时，才从孝北县新城区方向摇摇晃晃地开来一辆私人营运的小面包车。上车后，已经没有座位。 售票员从驾驶台后面拎出三个小板凳，叫他们坐在走道的中间。板凳又小又矮，加上走道太窄，坐着极不舒服，但坐着总比站着强，只能勉强对付。 车过花园大桥，王加根掏钱买票。没想到，平时一块五的票价，现在居然要三块钱！ 售票员说，过年期间都涨价了。 方红梅本想与售票员理论，见王加根已经交了钱，她就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同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 花园镇到白沙铺的公路都是黄土路。汽车的窗户又不密封，有的窗玻璃已经破损，根本就关不拢。外面飞扬的尘土直往车厢里面钻。没一会儿功夫，所有乘客和他们的行李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 方红梅拍打着身上的新衣服，气得都要爆炸了。 在白沙铺下车后，她率先向王加根发难：“你一个大男人，吃点亏又怎么的？骑自行车能把你累死么？冤枉花那么多钱不说，还搞得我们满身是灰，像叫花子！” 王加根说，不是他怕吃亏，确实因为拉肚子身上没有劲。 “你没有劲，我们可以换着骑呀！就算是推着车子走，也比坐这破车舒服。票价还比平时还翻了一倍！” “你这人讲不讲理呀？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况且买车票都是我掏的钱！” “你的钱不是我的钱？”方红梅质问道，“明天还得从白沙铺坐班车到孝天城，再从孝天城转车到方湾！” 听到这儿，王加根明白了，老婆主要还是心疼钱。 “几块钱的车票钱你那么在意，敬文的两万元贷款，你怎么表现得那么洒脱？” 一涉及到那笔恼人的贷款，他们的争吵又骤然升级了…… 他们在白沙铺呆了半天和一晚上。 除了吃饭和睡觉，再就是陪着白大货和沙桂英打麻将。 几年前，白大货和沙桂英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送到牌坊中学读书，实指望王加根和方红梅帮忙带一带，能够考上中专或者重点高中，因此对他们比较热情。后来，千秋和伟业连普通高中都没有考上，他们对外甥和外甥媳妇的态度也就明显发生了变化。 加根他们在白沙铺留宿一夜，第二天就乘车去方湾了。 第二百二十二章 班子调整 春节过后上班没几天，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和人事科长欧阳春就来到了孝北县支行，宣布干部任免的文件。 文件内容是：免去赵国栋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职务；任命严锋清为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聘任林光辉为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丁仲元不再担任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 几个人职务调整的表述方式各不一样。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只有组织人事部门才能够解释得清楚，但大致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 赵国栋的行长职务免了，但党支部书记的头衔还在。也就是说，免去行长职务后，他不会离开a银行孝北县支行。丁仲元已经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并向孝北县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如果最终受到刑事处罚，他的党内外职务肯定全部撸光，就看党籍和公职能不能够保得住。 欧阳春科长宣读完文件，接下来就是相关人员表态发言。 严锋清和林光辉讲了几句“不辜负市分行党委的信任和殷切期望”之类的套话，三言两语就讲完了。显然，他们是在刻意表现得低调——提拔本身就是就好的证明，没有必要讲太多的废话。 赵国栋则不一样，黑丧着脸，表情凝重，声音如同蚊子嗡。他讲话也没有条理，语无伦次。罗啰嗦嗦说了好半天，听的人似乎都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看得出，这次干部调整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从a银行孝天市分行派驻工作组到来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不知道派驻工作组会在孝北县支行搞多久，不知道孝天市分行对他会作如何安排。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是痛苦的，但不揣摩又不可能。关于下一步的去留，他有过多种预测：如果让他走，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回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即使不能当科长，也可能会安排个正科级干部；如果让他留在孝北县，则有可能维持现状，继续让他担任a银行孝北县支行“一把手”。 显然他的预测过于乐观了。现在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明白人心里都清楚，赵国栋实际上是被“就地免职”了。说实话，a银行孝天市分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众望所归、大快人心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多数干部员工内心里都表示支持。不过，眼见赵国栋苦大仇深的模样，听着他不知所云的发言，很多人又对他起了怜悯之心，觉得他也不容易，落到如此下场还是挺可怜的。 与两年前来孝北县时相比，他明显地憔悴了，看上去起码老了五岁。为了改变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落后面貌，把这家新建的县级支行发展好，他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吃了不少苦。作为孝北县支行“一把手”，他也想成就一番事业，只是因为能力和水平跟不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至于个人品行方面的问题，收受贿赂和搞“破鞋”，那都是他自作自受——自然不值得同情。 总而言之，赵国栋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历史已经翻篇了。他和身陷囹圄的丁仲元都将成为过去式。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到另两位新上任的行领导身上。 应该说，林光辉是比较幸运的。他今年二十八岁，就进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成为全市a银行系统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他是四年前从武汉大学毕业的，读的是数学系。尽管专业不对口，还是直接进了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在人事科当了四年办事员，就派驻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并且被聘任为副行长。 代理行长严锋清今年四十岁，与赵国栋是同龄人。更巧的是，他的老家也在汉川县，与赵国栋是老乡。他们从不同的高中考入孝天地区财贸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a银行系统。两人最初都在基层营业机构，之后先后调入a银行孝天地区中心支行当办事员。他提副科长的时间比赵国栋稍微晚一点儿，主要还是因为他进中心支行机关比较晚，排队落后导致的。赵国栋是信贷科副科长，他是计划科副科长，都属于比较重要的业务管理岗位，也成了职场上的竞争对手。 孝天撤地建市时，a银行准备在新建的孝北县筹建支行，孝天市分行拟从机关选派干部担任筹建组组长。听到这个消息，a银行孝天市分行很多干部员工心里都在打小算盘。虽然不愿意去落后的花园镇工作，又割舍不下筹建组组长这个职务。毕竟，这是一次难得的提拔机会。中国a银行是中央金融企业，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提拔干部主要还是论资排辈。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力的关系和后台，就必须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争取升职的机会和筹码。 严锋清家住汉川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亲戚中也没谁是像样儿的官儿，属于平头百姓家族。按照a银行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结合他的年龄、学历、资历及现状分析，如果他勤奋努力地工作，到退休的时候，能够混个正科级就不错了。也就是说，充其量在地市分行当个部门负责人，或者到县级支行当个行长。再乐观一点儿，就是成为地市分行领导，或者到省分行某个部门任职，混个处级干部。他有自知之明，不敢有太高的奢望。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搞了几年的副科长，眼下最大的愿望，就是转为正科级。听说只要选调到孝北县工作，见官提一级，所以他特别想去当这个筹建组长。 遗憾的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没有相中他，而是选择了赵国栋。严锋清因此有过一些时间的失落和苦闷。 直到去年秋天，全国高等院校开学的时候，在bj教书的小姨子给他来电话，告诉他一条重要信息。他的情绪才亢奋起来，激动得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尹锋清的老婆有个妹妹，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师，去年担任大一辅导员。她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发现班上有个女生的父亲是中国a银行总行副行长。因为姐夫正好在a银行系统工作，她就打电话把这事八卦了一下。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严锋清知道了这情况，如获至宝一样兴奋。听电话时，他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拿话筒的手都有点儿微微发抖。 在a银行基层员工心目中，总行副行长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没想到突然之间与他之间的距离拉得这么近。脑瓜子灵活的严锋清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牢牢地把握。 去年国庆节放假，他满怀希望地去了一趟bj。通过小姨子引荐，拜访了那位a银行总行副行长。第一次见面，他只是礼节性地带了些孝天土特产，作了自我介绍，把关系建立起来了。接下来，他就千方百计争取到bj出差的机会。一到bj，就直奔那位副行长家里。当然，每次去都不会空着手，而且一次比一次大方。 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了。 那位a银行总行副行长心里也清楚，这小子如此破费，绝不仅仅是出于对领导的尊重，一定有事相求。于是表现出非常关心的样子，问他工作上有没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 严锋清就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调到a银行总行机关工作。 a银行总行是副部级单位，而严锋清眼下供职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相当于处级单位。从二级分行直接调总行机关，谈何容易！因为总行与二级分行中间还隔着省分行和直管分行，属于越级调动。 中国a银行员工总数超过四十万人，总行机关只有几千个工作岗位，怎么可能轮到他严锋清？这实在有点儿痴心妄想。不过，严锋清还是信奉拿破仑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再加上，他又攀上了总行副行长这层关系。 a银行属中央金融企业，系统内人员调动不需要通过地方劳动人事部门。如果总行副行长真心帮忙，从基层机构调个把人到总行机关，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基于这种判断，严锋清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大言不惭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知道了他的想法，总行副行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这事可能会有点儿难度。不过，我会安排人去试试的。你回孝天市分行之后，还是安心工作，不要对外声张和言传。” 严锋清唯唯诺诺，同时开始了满怀期望的等待。 去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何继安突然找他谈话。严锋清以为是总行那边儿有消息了，激动得心怦怦直跳。结果何继安与他谈话的内容，并不是他调总行的事情，而是要派他去孝北县，担任a银行孝天市分行驻孝北县支行工作组组长。 “派驻工作组只是权宜之计。”何继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和林光辉要作好在孝北县支行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言下之意，就是他和林光辉有可能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具体给他们什么职务，何继安没有明说。 时隔七十天，这个谜底现在终于揭开了。 得知自己被任命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严锋清思想上还是有点儿小疙瘩。他不明白，市分行为什么不直接聘任他为支行行长，而要在前面加上“代理”二字。 赵国栋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行长兼支部书记，党政一肩挑，而他严锋清暂时没有党内任职，行长还是个代理的。这多少有点儿说不过去，让他感觉不舒服。不过，想到代理行长行使职权与行长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加上他又没打算在这里长搞，心里也就释然了。只是眼下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敏感问题不得不面对。那就是他和赵国栋都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到底谁是支行“一把手”？是党支部书记管行长？还是行长管党支部书记？ 表面上看，a银行孝天市分行这么安排确实有点儿蹊跷，实际上也反应了上级领导的无奈。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窝案”东窗事发后，上级行领导就有意把赵国栋调回孝天城，但这事必须征得孝北县委县政府的同意。 作为中央金融企业的中国a银行，业务经营实行垂直管理，但各级党组织还是属地管理，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有些干部人事任免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包括a银行各级机构发展新党员，都得由地方党组织统一安排，报地方党组织审批。 王道欣代表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到孝北县委汇报此事时，县委部分领导不同意赵国栋调走。尤其是孝北县委副书记程子安，态度异常坚决，言辞非常强硬。其理由是，孝北县纪委正在调查赵国栋的违纪问题，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他不能离开孝北县。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只好出此下策，免去赵国栋的支行行长职务，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让他暂时留在孝北县支行。重新派来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可干部任免文件里面又不好明确。结果，就弄成了眼下这种尴尬局面。不过，王道欣对严锋清私下里有交待，让他切实负起“一把手”的责任来。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严锋清就消除顾虑，放手开展工作。 第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内设机构和中层干部进行调整。 内设机构最大的变化，是把支行储蓄股改成存款股，负责全行各项存款的组织工作。信贷股不再负责对公存款，专门管理贷款业务。在中层干部的使用上，严锋清比较重视选调人员。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王加根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董红强是科技人员，由于支行没有设立科技股，就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史涛和陈俊杰分别被提拔为人事股副股长和会计股副股长；高超雄同样得到了重用，还身兼两职——支行银行卡业务部经理和房地产信贷部经理。其他干部调整的不多。韩忠勇出任存款股长，支行营业室主任由汪刚毅接任。姚丽琴担任城东分理处主任。刘艺珍接替退休的老黄，担任会计股长。丁仲元的老婆和罗新初的老婆均为代办员，还是被委以重任。宁文莉担任支行出纳股长，邱凤霞担任中心储蓄所主任。 第二个动作是调整行领导分工。 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分管信贷股、银行卡业务部和房地产信贷部；赵国栋主持党建工作，分管监察室；万建伟分管会计股和出纳股；程金林分管办公室和保卫股；林光辉分管存款股和人事股。 第三个动作是马不停蹄地“拜码头”。 严锋清先是到孝北县委、县政府、县人民银行“报到”。接着拜访孝北县直各部门和重点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走访当地的中国b银行、中国c银行、中国d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每次出行，他都会带上办公室主任。为联系方便，他询问王加根家里的电话号码。 王加根红着脸回答，家里还没有装电话。 “什么？你家里还没装电话？”严锋清眼睛瞪得老大，“那行领导有事找你，怎么联系呢？” “我有bp机，您有事可以call我。” “call你？你还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还耽误时间。办公室主任家里怎么能够没有电话？赶紧把电话装了！孝北县装电话又不贵，才两千块钱。我小姨子在bj装电话，初装费就是五千多！” 王加根只好答应了。 其实他早就有心在家里装电话，是因为方红梅阻拦，才拖着没办。现在既然严锋清发了指示，他就有了装电话的理由。 电话装好的那天，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 王加根试拨了叶卫国家，方红梅试拨了她弟敬文家，王欣也试拨了几个同学家。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家里装电话了，并把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还画蛇添足地提醒，以后有事打电话…… 不过，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最多的，还是严锋清。 严锋清特别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事情。甚至连“双休日”也打电话来，拉上王加根外出。 这样的工作方式和办事风格，与赵国栋完全不一样。 赵国栋喜静不喜动。不是孝北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银行通知开会，不是必须去孝天城办事情，或者关系特别铁的朋友盛情邀请，他从早到晚就在行长室里坐着。非万不得已，他不会主动联系任何人。 严锋清却是个陀螺屁股，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座椅上坐不住，老是想着往外面跑，去其他单位转一转，找老朋友聚一聚。 新班子新气象，新领导新搞法。王加根只能努力去适应。 陪有头有面的银行行长东奔西走，自然少不了应酬。有时是他们做东，有时是别人请他们。因为没完没了地喝酒，王加根与方红梅之间又经常吵架扯皮。 第二百二十三章 代理行长 严锋清马不停蹄地拜了几天“码头”，又开始与本单位班子成员谈话，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围绕如何把a银行孝北县支行各项工作搞上去，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身在职场，当官的通常都是眼睛朝上，想方设法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特别在乎上级领导对自己满意不满意。而让领导满意的关键，就在于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得如何，也就是能不能出业绩。 严锋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按说，他应该通过组织存款、发放贷款、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减少亏损、获取利润来改变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落后面貌。在孝北县这个小天地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成绩。可是，在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研之后，他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或者说，那是一条根本就走不通的死胡同。 孝北县基础差，底子薄，经济体量太小了。无论他怎么努力，就算各项业务在孝北县争取到百分之五十的市场份额——打下半壁江山，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也上不了台面，领导不会特别关注和重视。老鼠的尾巴，怎么打也肿不起来。 与其吃力不讨好地做无用功，不如改变思路，在单位搞些基本建设，为干部职工谋福利。党的宗旨不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么？他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没毛病。 更何况，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不知道这个代理行长会搞多长时间。一个月？一个季度？充其量也就半年！既然自己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不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业务经营好坏，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别人提的是长计划，严锋清却有自己的短安排。 为了贯彻落实a银行孝天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同时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作准备，首先得把各项经营管理目标任务进行分解，签订业务经营承包合同。严锋清把这事交给了万建伟和林光辉——随他们怎么去弄，他都没有意见！ 万建伟和林光辉也跟着甩袖子，明确这事由支行办公室牵头负责，一板子打给了王加根。 王加根的苦日子就来了。他先得草拟承包合同，然后逐个部门地去征求意见。说是商议，其实就是争论和扯皮。这个阶段，王加根手头的事情本来就多如牛毛。他得制定a银行孝北县支行年度工作会议会务方案，起草行领导的主题工作报告。三月中旬，他要去武汉参加国际金融函授班面授学习，同时还得筹办他女儿王欣的十岁生日庆典。 王欣马上就满九周岁。按照花园当地的规矩，满九周岁过十岁生日，也就是所谓的过望生。这孩子也怪可怜的。出生时因为难产，一家人都精神紧张，加上方红梅严重贫血，一直病病歪歪，根本就没心思办满月酒。她周岁生日办得也很简单，就是请牌坊中学几个校领导和给她接生的周菊凤来家里吃了餐饭，放了挂鞭炮，喜事就算办完了。 鉴于前面两次重大的庆典都没认真办，王加根和方红梅希望把女儿的十岁生日庆典办得隆重一些。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具备了红火热闹的条件。 生日宴会他们准备在花园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办。拟邀请的客人包括王欣的外公外婆，敬文、敬武、腊梅三家人，白沙铺的舅爹舅婆，牌坊中学的肖玉荣、宁海涛、邹贵州等老同事，孝北县一中与他们有礼尚往来的教师及家属，a银行孝北县支行与王加根关系密切的干部和员工，还有目前在孝北县工作的师范同学……初步估算了一下，假如被邀请的人都到的话，大概有七八十个。保险起见，得预订十桌酒席。客人的请柬得提前准备好，然后逐个上门去送。 烟用“红塔山”，酒用“白云边”，还要有雪碧、可乐这些饮料，以及糖果、瓜子和水果。每张桌子上要准备两副扑克牌，让那些提前赴宴的客人有事做，不至于感觉太无聊。另外，在五一饭店预订一些房间，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地方休息。按照现在流行的做法，他们还准备去孝北县电视台点几首歌，在《孝天日报》上刊登几句祝福的话语，再就是订制一个大个的生日蛋糕。 王欣的生日是三月十八号，而王加根三月十六号就得去武汉参加面授学习。上面所罗列的这些事情，他必须在去武汉之前安排好。本来，他想给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打个电话，请两天假，等办完女儿的生日庆典再去参加面授，但转念一想又放弃了。因为前段日子一直陪着严锋清东奔西跑，天天喝得烂醉如泥，函授的教材根本就没有看。如果再掉两天课，结业考试恐怕会出问题。因此，他计划还是按时去报到面授。三月十七号晚上赶回家，十八号举行完庆典，当天晚上坐火车去武汉。 单位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缠绕在一起，还有那笔恼人的贷款，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上，让他心烦意乱。他经常头昏脑胀，有时万念俱灰，感觉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想呕吐，想大声喊叫，觉得人活一场实在没什么意思。 王加根是如此的颓废，而严锋清则与他恰恰相反。 在满怀希望地等待总行下调令的时候，被任命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这无异于给他顺风顺水的职场生涯锦上添了花。调a银行总行的事情能不能办成，至今是个未知数。不过无所谓呀，不就是多花了几个银子么？能调最好，不能调对他的事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全当小姨子没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没有给他提供这条情报的。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担任代理行长，或者回a银行孝天市分行当科长，一样有头有面，同样能够过得很好。 人图名，树图荫。当官的除了图名以外，通常还会图利。能够做到名利双收，才是当官的至高境界。严锋清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与a银行众多分支机构的行长一样，走马上任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盖楼。 盖楼——尤其是修建高耸入云、巍峨气派、金碧辉煌的金融大厦，打造一个城市地标性建筑，通常是银行行长们最愿意干的事情。楼盖起来之后，犹如为自己修建了一个成功的纪念碑或事业的里程碑，名肯定是有了。将来无论是银行内部员工，还是社会上的其他人，睹物思人，谈论起来都会说，这楼是某某行长手上盖的。利呢？那更不用说。地球人都知道，搞建筑工程是水最深最浑的。 恰好a银行孝北县支行在孝北县城新城区有一块地皮，等着修建营业办公大楼。瞌睡遇到枕头，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不过，严锋清慎重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块肥肉。 主要是时间上不匹配。修建a银行孝北县支行新营业办公大楼，少说也得一年时间，而严锋清随时都可能调走。开工前还有一大堆复杂的手续要办。等跑完这些手续，也许连手续还没有跑完，他说不定就接到了调令。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努力就为别人作了嫁衣裳，不值得。另外，a银行孝北县支行前任领导班子刚刚在盖楼及装修上栽了跟头。如果再新建营业办公大楼，肯定会引起社会上各方面的关注。a银行孝天市分行领导更会鼓起眼睛盯着，照得特别紧。就算油水再大，他严锋清也不敢捞。他可不愿意步赵国栋和丁仲元的后尘，为了那么几个小钱，断送自己的大好前程，太不划算了。 让那块如同鸡肋的地皮闲着！严锋清不想去捅这马蜂窝。 在与万建伟单独交流时，严锋清了解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居然有“小金库”，结余下来的资金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据说，这“小金库”是人行与a银行分家时，当时的a银行花园办事处负责人私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当时账务移交时的混乱。比方，有些发放出去的贷款在移交时遗漏了，没有反映在a银行的账表上。这些贷款的本金和利息收回时，没地方销账，干脆就存入了“小金库”。还有些贷款本来已经核销了，由于借款人生产经营情况好转，又收回一些本金和利息。按规定，账销案存的贷款收回后，应该按规定入账，但a银行花园办事处一直没有这样做，而是放在了“小金库”。 “小金库”日积月累，金额在不断增加，具体数目和开支情况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不过，“小金库”开支总体还是透明的。每年都会以补贴、奖金或购买实物的方式，给单位干部职工发放一些，或者组织大家外出游玩，公款吃喝。再就是给上级领导送礼、帮上级领导支付一些本来应该由他们个人支付的款项。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后，“小金库”没有按规定进行清理。赵国栋既不敢向上级行汇报，也不敢大手大脚地花销，只是单位或个人有些不便公开在财务账上报销的发票，才从“小金库”支出。 “小金库”启发了严锋清的思维。既然有了钱，又可以自由支配。他就想在任期内办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留下一点儿痕迹，让别人将来谈起他时能念他个好。他可不愿意像赵国栋那样，抱着个金枕头睡大觉。 支行新大楼没打算动工，现在的营业办公楼重新装修不久，职工宿舍楼又是新建的，严锋清还能在基本建设上做点儿什么文章呢？ 他走马上任后，原本打算召开全行干部职工大会，发表就职演说，因为没有足够大的会议室，使得他的想法落了空。a银行孝北县支行现在的会议室实在是太小了！大家谈起这事总是摇头叹息，一筹莫展。如果能够修建一个大型会议室，就破解了一直困扰大家的难题，也算得上是政绩工程。可问题是，没地方啊！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屁大一块儿地方，总不能再在里面动土？如果那样做，估计所有的干部职工都会反对他，甚至骂他祖宗八代。 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一天傍晚，严锋清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的时候，鸟瞰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突然灵光一现。 在大院东头，有幢低矮的房子横在营业办公楼与职工宿舍楼之间，如同一条横杠把两栋高楼连接起来。这低矮的平房是支行车库，共有六间，占地面积两百多平方米。能不能在车库上面再加一层，修建一个大型会议室呢？ 这个想法让严锋清激动不已。他在阳台上站不住了，赶紧回屋出门，去找住在楼上的林光辉，论证一下这样做的可行性。 林光辉听过严锋清的奇思妙想，马上击节叫好。他还进一步建议，可以把会议室弄漂亮些，索性建成一个多功能会议厅。开大会时，能够坐得下一两百人；不开会时，把桌椅板凳一顺，就是一个歌舞厅，让大家在里面唱歌跳舞，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严锋清觉得这想法不错。两人站在四楼阳台上，对着楼下的车库指指点点，商量了一些细节问题。 第二天，严锋清就召集全体行领导开会，抛出了自己想好的会议室建设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 林光辉自然表示支持。程金林、万建伟说可以。赵国栋没有提出异议。三秤两码，这个方案就算通过了。 这项建设工程明确由程金林分管，支行办公室牵头负责。严锋清要求尽快开工建设，上半年交付使用，争取在新会议室里召开a银行孝北县支行年中工作会议。 程金林从来就没有分管过基建项目，见严行长对他委以重任，有点儿受宠若惊。不过，他心里很清楚，严锋清也只能这么安排，没有其他的选择。赵国栋和万建伟刚刚在基建工程上栽了跟头，再让他们分管肯定不合适。林光辉新来乍到，对孝北县和花园镇的情况不熟悉，人又年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因此，只能由他这个老将出马。 他当即表示，自己将不辱使命，按时优质高效地完成会议室建设任务。散会之后，他就去找余丰新。两人一起去找建筑公司。紧接着就是签合同，定设计方案，出效果图，出施工图。才几天时间，工人就进场了，围着车库搭脚手架。汽车和拖拖机开始往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运送沙子、水泥、碎石、红砖、钢筋等各种建筑材料，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又有条不紊。 眼见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场面，看到车库平台上的砖墙一天天长高，程金林喜笑颜开。严锋清也很满意。两人时不时站在办公楼走道上观望，闲聊，对建成之后的多功能会议厅充满了期待。 没料想，乐极生悲——很快就有人来找麻烦。 有一天，孝北县城建局突然来人，说他们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设，必须马上停工。城建局的人刚走，孝北县公安局消防大队的人又来了，说这项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没有经过消防安全评估，没有取得消防安全许可证，就算修成了，也不能投入使用。 程金林如同头上挨了两闷棒，瞬间觉得黑了天。他完全没有想到，在中国a银行大院里面实施这么一个小工程，还要办那么多复杂的手续。于是唾沫四溅地发牢骚。 严锋清相对要冷静一些。他对程金林说，还是就事论事，莫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需要什么手续就补办什么手续，大不了花点钱。现在这世道，没有摆不平的事情。 还别说，事情正如严锋清所预料的那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按规定做完后，安静了几天的建设工地又重新热闹起来了。 多功能会议厅建成后，严锋清又提出整治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的环境。他觉得，偌大个院子里连一棵树都没有，光秃秃的，有损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形象。 “去把县花木公司的经理请过来，好好规划一下。该栽树的栽树，该种花的种花，要把我们a银行的院子建成花园镇的小花园！还有支行机关办公区域，也要摆放绿植和花卉，银行就要有银行的样子。” 行领导一声令下，王加根和余丰新就连滚带爬地去落实。 过了十来天，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就变了样子。紧邻房屋的地方都栽上了树，有白玉兰、女贞、桂花树、香樟树和冬青。大树之间修建了花坛，种植了五颜六色的花卉。整个大院如同多年留着光头的和尚，突然长出满头黑发，人们都快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夏天来临，尽管高温和酷热跟往年一样，但大家明显感觉生活和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舒服得多，空气也要清新得多，不像往年那么烦躁和难受。清晨和傍晚，职工和家属们还能站在树阴下或者花坛边做香功，打太极拳，拉话聊天。办公楼各楼层的走廊上也是花团锦簇。 大家都认为，严锋清做了一件为民造福的大好事，因此对他赞誉声一片。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谈起孝北县支行刚搬迁时，赵国栋精心打造的“厕所工程”。 前后对照，两任行长在政绩上的差距，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大家都觉得严锋清更大气、更靠谱儿，甚至用不恭敬的口吻，对赵国栋嗤之以鼻。 第二百二十四章 五天工作制 上班要打考勤了！ 当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干部员工得到这个消息时，简直和上次听说丁仲元被检察院抓了一样震惊。 a银行孝北县支行从成立到现在，虽说规定了每天上班下班的时间，但从来没有记过考勤。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上班或者不上班，完全靠各人自觉自愿。即使违反了劳动纪律，也没有谁去追究。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迟到、早退或者旷工而受处罚。而现在，严锋清行长一上任，居然要建立考勤制度。上班要签到，下班要签退，工作时间不得擅自离岗或溜号。 如果这样搞，不是完全没有了人身自由么？想到这一点，大家都有抵触情绪，而且非常郁闷。唯一表现得比较积极的是支行人事股的两个同志。 为了落实严锋清的指示精神，夏宗明四处搜寻，找到了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抬到办公区域的楼梯口。史涛发挥他会写毛笔字的优势，用红色铜板纸工工整整地写了个“签到处”，贴在那张桌子上方的墙面上，还在旁边挂了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 每天上班前，史涛气喘吁吁地赶到签到处，把他精心设计的考勤簿和一支圆珠笔放在桌面上。凡是来上班的干部员工，都必须在考勤簿上签名。正式上班时间八点钟一到，史涛就准时把考勤簿收走。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史涛再把考勤簿送到签到处，等候大家签退。而且必须在下班钟点过后半小时之内完成——就算你再忙，也要签完退之后再去加班。 上班没签到，证明你迟到了；下班没签退，证明你早退了；一天当中既没有签到，又没有签退，证明你旷工了。史涛有时还会充当监工的角色，出现在支行机关各部室或者各营业网点，检查该上班的人员是不是在岗位上，不在岗的需要说明原因，否则就记你中途脱岗。 这种制度设计是合理的，但懒散惯了的人们却难以接受。这是上班还是坐牢啊？别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历史上没这样搞过，就是孝北县的其他单位，也没有管得这么死的啊！ 为了签到和签退，每天临近上班或者快要下班的时候，营业办公楼二楼出入口总是人满为患，出现排队等待签到或签退的壮观场面。大家撇凉腔，敲怪话，吵吵嚷嚷的，煞是热闹。 支行几个行领导起初都在观望，不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参与考勤。后来他们看到，从实行考勤制度的第一天起，严锋清就规规矩矩地在考勤簿上签名字，而且经常出现在等候签到或者签退的队伍中。既然“一把手”也不例外，几个副职也只好老老实实地打考勤。他们和员工们站在一起等候，感觉非常没面子，难免心生怨气，可是又敢怒而不敢言。 暂且忍忍！说不定过段日子就会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一切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们都指望这种把戏只是做做样子，新开的茅房三天香。不只是几个副行长，其他干部员工都抱有这样的心理，而且认定这种幻想一定会变成现实。 正当大家带着侥幸的心理等待着考勤制度夭折的时候，严锋清变本加厉地提出，行领导必须参与非工作日值班，实行轮流带班制。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休息一天的“小礼拜”，还是休息两天的“大礼拜”，包括节假日，只要是不上班的日子，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会安排干部轮流值班。但参与值班的人员，仅限于股长主任这些中层干部，几个行领导只是在值班表上挂个名，应付上级单位的检查。现在规定行领导带班，要求他们周末在单位留守，人不能离开孝北县城。严锋清作出这一规定，也不是存心与班子成员过不去，而是形势发生了新变化。因为国务院刚刚发布了公告，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 每周工作五天休息两天——这在国外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早在一九二六年，美国汽车商亨利·福特就在他的公司里这样搞过。后来，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实行这种制度。眼下，即使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有一半以上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每周六天工作制。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才试行隔周五天工作制——“小礼拜”和“大礼拜”应运而生。如今，终于要全面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了。作为一种福利，“双休日”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不过，作为窗口服务行业的商业银行，又面临一个新挑战。那就是如何做好“双休日”的安全保卫工作。 中国a银行总行专门就此下发了文件，对周末和节假日干部值班制度作了严格的规定。严锋清提出行领导周末带班，实际上是为了落实上级行的相关要求和精神。 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成员中，除了程金林家住孝北县城，其他几个人都家在外地，属于“走读”干部。他们通常周一上午来上班，周五下午回家与亲人团聚，来去都有单位的小汽车接送。现在要求这些“走读”干部非工作日在单位里留守，他们自然不乐意，也觉得不方便。不说别的，光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 a银行孝北县支行职工食堂只有工作日才开火。做饭的师傅是从花园镇附近农村请来的临时工。人家也有休息的权利，不可能在休息日到单位来给值班人员做饭吃。几个行领导又没有自己单独开火的习惯，让他们带班，吃饭的问题如何解决？ 以往，这些家住外地的行领导偶尔也会因为特殊情况，留在孝北县城过周末。但这种时候，他们多半都是在陪客人，能够公款吃喝。万一没有饭局，他们也会被某个同事盛情邀请，到别人家里蹭饭。酒足饭饱之后，还有麻将侍候，享受一条龙服务。不过，那种情况毕竟有数，麻烦打搅别人的时候不多。而现在，轮流带班成了一种制度和常态，再到同事家里蹭饭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严锋清第一次“双休日”带班时，好几人都来拍马屁，请他去自己家里吃饭，结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早中晚三餐，他都是在街上的小餐馆自己掏钱买吃的。 王加根实在有点儿不忍心，当天晚上就来到严锋清的宿舍，叫他第二天到他家里吃饭。 严锋清笑着问：“别人邀请我都没有答应，如果你邀请我就去了，别人会怎么想？” 王加根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就没有让领导为难。 不过，等到他女儿过十岁生日时，严锋清还是接受邀请，到五一饭店参加了王欣的生日晚宴，而且随了份子钱。 这让王加根和方红梅觉得很有面子。 如今份子钱水涨船高，起步价就是一百元。有些关系比较好的，或者家里马上也要办喜事的，就随两百元，甚至更多。想想王加根和方红梅结婚时，份子钱只送三块钱或者四块钱。这才过了十年时间，价码就翻了几十倍。不晓得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物价上涨太快了，反正份子钱的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 王欣过十岁生日礼金收了六千多块钱。除去请客的花销，还结余四千多元。在如何使用这笔钱的问题上，王加根与方红梅又产生了分歧。王加根想用这四千多块钱买台计算机，圆他多年的电脑梦。 自打学会了打字，感受到了四通打字机的方便，他做梦都想拥有一台家用计算机。他听别人讲，电脑不单可以打字写文章，还能放cd和vcd，学英语，听音乐，看视频，上网查资料，收发邮件，能干好多好多的事情。电子计算机是时代发展的新潮流。将来如果不会用电脑，就相当于一个文盲。因此，他想尽快把电脑买回来，早一天学会就能早一天脱盲，为未来的发展赢得先机。 方红梅却不同意。 她说，她爸妈老早就打过招呼，王欣过十岁生日的礼钱如果有结余，就借给小弟敬武做生意。敬武的新房子封顶上梁后，手里的钱就用完了。现在半拉子工程摆在那儿，等着钱搞装修。 “他借钱也不是直接拿去装房子，而是作为本钱做生意。等他赚够了装修房子的钱，就会把钱还给我们的。”方红梅耐心地解释。 王加根一听就火了，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什么意思啊？敬文那两万元贷款还没有着落，现在又要借钱给敬武！什么事情都为你娘家人着想，是不是不想过日子了？话说得那么轻巧，说得那么好听，等他赚了钱就还我们。做生意就能够稳赚不赔么？要是赔了呢？借我们的钱是不是就可以不还了？既然你不让我买电脑，买空调和洗衣机也行啊——家里早就缺这些东西。你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小家庭，心里想的全是你娘家的爹妈和弟弟妹妹，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人？不如就留在你娘家当老姑娘！” 他实在忍无可忍，说什么也不能随老婆瞎掰扯。 因为急着赶去武汉参加面授学习，他声色俱厉地警告由方红梅，先把过客结余的钱存入银行，一分钱也不准动！至于怎么花销，等他面授结束回来再定。 王加根和方红梅正闹别扭时，白大货和沙桂英也夹在缝里赶热闹。他们把王加根单独叫到一边儿，诉说他们的苦情。 千秋中考落选后，回白沙铺中学复读，总算考取了自费中专。伟业初中毕业就没上学了，不愿意出去打工，更不愿意在农村种田，每天就闲在家里，让两个老的养着。 大货愁绪百结地对外甥说：“千秋马上就中专毕业了，分工的事情你还得操点儿心；伟业也不能老这么在家里呆着，看能不能帮他找个事做……” “千秋伟业的事就交给你了！”沙桂英赶紧给王加根上紧箍咒，“如果你不愿意帮忙，我就天天往你这儿跑。” 话说得这么蛮横，听起来有点儿耍无赖，王加根心里自然老大不快。他一个小小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股级干部，又没什么实权，怎么可能给千秋和伟业安排工作呢？但设身处地为白大货沙桂英想想，他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国家对中专毕业生不再统一分配了，尤其是像白千秋这种自费中专生，毕业后都得自己找工作。白大货民师转正的事情一直没搞定，怎么顾得上他儿女的事情？沙桂英就一农村妇女，能上哪儿去为子女找工作？不过话又说回来，造成眼下这样的局面，白大货沙桂英也难辞其咎。他们太娇生惯养儿女了。尤其是对伟业，从小就姑息迁就。 现在政策那么好，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伟业为什么不能去？他们家住在白沙铺街上，条件那么优越，为什么不弄个门面让伟业做生意？自己不想办法，老是指望别人。我自己的心都操不完，哪儿有精力去管你们这些破事？我这个当外甥的又没有三头六臂！想起这些，王加根对大舅和大舅妈也是一肚子意见。 重回武汉面授学习的第二天，王加根的bp机响了，显示的是家里的电话号码。出了什么事？他心里一阵发慌，赶紧跑到街上，找了个公用电话亭，往家里拨打。 方红梅说，刚刚收到孝南区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邹肖村起诉地区建筑公司的案子，三天后开庭审理，要求王加根按时出庭。 原来是这事！ 王加根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了下来。面授学习还有两天结束，只要他后天晚上能够赶回家，到孝南区人民法院出庭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事讲完后，方红梅说王欣要和他讲话。 话筒交到王欣手里。 小丫头还没开始讲话就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只说了一句话：“爸，我想你！” 听着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王加根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昨天早晨才从家里出来，离开妻儿也就一天多时间，却好像过了好几年。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他这人离不开家，离不开老婆，更离不开女儿。 三天后的上午，当王加根和邹肖村的书记主任一起走进孝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时，意外地遇见了他师范时的班主任汤正源。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汤正源是以孝南区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的身份，来为本案的被告孝天地区建筑公司当诉讼代理人的。 学生老师各为其主，第一次对簿公堂，面对面地交锋。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官司邹肖村赢了。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无条件返回原告三万元管理费，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打完官司回到家里，王加根踌躇满志。兴奋地夸夸其谈的同时，又就如何使用欣欣十岁生日结余礼金一事，与方红梅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四千多块钱既不给王加根买电脑，也不借给方敬武做生意，而是用来偿还他们为敬文办的那笔贷款。 那两万元贷款展期的期限也到了。罗新初已经催了好几次，说是如果再不偿还，就要承担罚息。 他们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敬文。敬文还是那几句话，没找到韩老板，他拿不出钱来。无论他们说得多么急，敬文不着急；无论他们把事情说得多么严重，敬文认为不干他的事。 恰在这时候，a银行孝天市分行及其辖属机构又频频出案子。隔段日子就会传来a银行某办事处主任或信贷员被抓的消息，而且多半都是发放贷款出了问题。 a银行孝天市分行接二连三召开会议，发文件，对内部干部员工的贷款和信用卡透支情况进行专项清理。并且蛮横无理地规定，所有a银行员工在本行的贷款和信用卡透支，必须在今年七月底之前结清。否则，将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和纪律处分。 万般无奈，王加根只好提前支取家里的存款，加上收的那四千多元礼金，偿还了贷款的一部分。他还没有能力把两万元贷款全部还完。剩下没有还完的，指靠着后几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替敬文还贷款那天，王加根又是整晚上没有睡着。 他越来越怀疑，敬文和老二，以及那个莫须有的韩老板，是在串通一气欺骗他，糊弄他这个大傻瓜。 太马虎了，太心慈手软了，太没有经验了，太讲亲戚情谊了。当初贷款时，真不该抹不开情面予以拒绝。即使打算贷款，也应该认真审核装修合同啊！弄清楚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评估承接工程的可能性。怎么付款？怎么结账？应该履行哪些手续？至少，应该和那个姓韩的见上一面。可是，自己仅凭敬文带来的协议书，就轻而易举地给了他两万元现金。贷款过后，也没有过问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贷款前没认真调查，贷款后没监督使用，贷款到期了又轻易为他办理展期。一错再错，不出问题才怪呢！干嘛不拒绝敬文？有什么拉不下面子的？迁就讨好他，你又能从他那儿得到什么？一味地宽容和忍让，反而让他觉得你好欺骗，认为你是一个傻帽儿。 贷款收不回，王加根就拿方红梅当出气筒。发她的脾气，说她的蛮话，但这样做又于事无补。夫妻间互相攻击和伤害，除了影响夫妻感情和家庭关系，起不了任何作用。 第二百二十五章 球赛闹剧 为庆祝孝北县成立两周年，县委县政府专门印发文件，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组织和开展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影响范围最广、关注度最高，莫过于庆祝孝北县成立两周年“a银行杯”篮球赛。 比赛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了。 经过小组循环赛、淘汰赛等白热化的角逐，进入前四名的球队已经产生。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将在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开始第三名争夺战，随后进行冠亚军决赛，并举行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这次比赛的赞助单位，而且取得了比赛的独家冠名权。孝北县电视台对这次比赛全程跟踪报道，无形间提高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知名度。比赛场地上，有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广告牌，观众能够看到a银行的logo和“行长严锋清”字样。 除了赞助篮球赛，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在县电视台点播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之南帝北丐》。这部电视剧在黄金时段播放，每天两集，连播十天。电视剧播放前和两集衔接的空当期，严锋清都会在电视上露脸，发表提前录制好的讲话。 仅这两项广告宣传投入的费用，就高达二十万元。在篮球赛的开幕式上，严锋清作为特邀嘉宾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下午的闭幕式，他还将作为特邀嘉宾为获奖的球队及优秀运动员颁发奖杯、奖状和纪念品。 由于最后两场比赛是本次篮球赛的压轴戏，而承办比赛的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与a银行孝北县支行仅一墙之隔，严锋清让支行办公室发通知，号召支行干部员工和家属一定要去观看比赛。 “只要抽得出时间，能去的都去！”严锋清强调。 上班时间不用干活，去看篮球比赛。这样的好事情，当然求之不得。吃过午饭，a银行孝北县支行员工及其家属陆陆续续前往县一中。 县一中操场四周也没有看台，场地完全是开放的。操场上有好几副篮球架，直接栽在黄土地里。这些球场是学生们上体育课用的。在操场的西北角，还有一个水泥球场，是举办重要比赛的地方。 王加根曾在孝北县一中住过好几年，对这里一切比较熟悉。考虑到熟人太多，碰到了得打招呼，挺麻烦的。他故意捱了一会儿，直到一点五十才从家里出发。 来到县一中操场上，这里已经人山人海，把水泥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水泥球场四周用系有红布条条的绳子围了一圈儿，作为观众席与球场的分隔线。他目测了一下，起码有三四千人。外层的一些观众站在板凳上，可能是县一中的学生。 到了两点钟，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应该开始。可是，球场上只有一只球队的队员在练球，迟迟不见裁判员和另一只球队的队员入场。 怎么回事？大家好奇地东张西望，互相打听和询问原因。 半个小时过去了，比赛仍然没有开始。观众开始骚动，吹口哨，起哄，甚至骂娘。大家还听说，之所以迟迟开不了赛，是因为球队之间在扯皮。四只球队中，只有一只愿意参加第三名争夺赛，另外三只球队都要求参加决赛，问鼎冠军。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呢？ 原来，在前天举行的半决赛中，花园驻军部队代表队与孝北县城建局代表队势均力敌，打得非常精彩，比分胶着，交替领先。在距比赛结束只剩下几秒钟的时候，比分是六十六比六十五，孝北县城建局代表队领先。眼看裁判就要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不屈不挠的花园驻军代表队球员抢到了篮球，并且迅速出手，投出一个压哨球，命中篮框。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和唏嘘声中，场上记分牌的比分随即改写为六十六比六十七。但是，当比赛结束，双方球队队长到主席台签字确认时，裁判员认为最后那个进球无效。记载的比赛结果为孝北县城建局代表队获胜。 两只球队因此发生争执。主栽与副栽的意见也不统一，导致球队双方队长都没有在比赛结果单上签字，并且拒绝参加争夺第三名的比赛，都要参加争夺冠军的决赛。 事后，球赛组织单位领导分别前往花园驻军部队和孝北县城建局协调，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导致今天出现了三只球队要求参加决赛争夺冠军的尴尬局面。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前来参加颁奖仪式的孝北县委副书记程子安既震惊又恼火。眼看球赛的组织者们协调不下来，他在主席台上也坐不住。作为在场的县领导，如果不出面说几句，那肯定不行的。 程子安把发生争执的两只球队的领队叫到一块儿，苦口婆心地劝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唯成绩，发扬风格。双方领队却不买他的账，不愿意让步。 事情依然僵持不下。 球赛迟迟不开赛，观众不仅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有些人不是为了看球赛，而是来看热闹，看这起扯皮拉筋的公案如何收场。 到了下午四点钟，每隔不一会儿就有小汽车从外面开进县一中校园，停在学校办公楼旁边。据知情人透露，孝北县县长和县高官都来了。他们并没有去比赛现场，而是进了学校的会议室。 在他们到来之前，县委副书记程子安、县文体局、县总工会、县城建局、驻军部队领导和球赛组织及裁判人员已经恭候在会议室。 大大小小的领导到齐后，紧急协调会议开始。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五点半，才达成一致意见。 五点四十五分，争夺第三名的球赛正式开始。 两场比赛结束后，颁完奖，举行闭幕式，天就完全黑了。 返回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路上，严锋清不停地摇头。一场普通的篮球比赛，竟然演绎成这样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闹剧，还惊动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王加根也感慨万端。回到家里，没怎么多想，他就把这件事写成通讯报道，寄给了省报。 两天后，省报全文刊发了这篇文章。 如同捅了马蜂窝，王加根很快就引火上身了。 孝北县委副书记、庆祝建县两周年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程子安恼羞成怒，责成县委宣传部调查，看王加根是么样一个人，有什么来头。 巧的是，孝北县委宣传部长与王加根比较熟悉。他们两人同为孝天市作家协会理事，经常在一起开会，算得上是文友。 宣传部长专门给王加根打电话，嘱咐他吸取教训，下不为例。通讯报道要多栽花，少栽刺。在县领导面前，也为他说了不少好话。 这事在孝北县领导层面算是平息了，可球赛组织单位孝北县总工会却不依不饶。 他们花了那么大的精力，耗费了那么多人力和物力，好不容易组织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比赛。本想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结果被王加根全盘否定了。县总工会主席和办公室主任来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找行长严锋清告状。 严锋清也不是很爽，毕竟银行投入了那么多赞助费。不仅没起到正面宣传作用，还造成了两个单位之间的矛盾……这个王加根，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面对大家的批评和责难，王加根丝毫也没有忏悔之意。看到省报用了他的稿子，心里还比较得意。 他表现得很平静，有点儿满不在乎。 文章我写了，反正我没有说假话。报社也登了，你们能把我怎么的？只要我不说假话，不存心害人，才不管你们高兴不高兴、痛快不痛快呢！谁让你们那么差劲？ 他根本没有把那些来告状找茬儿的人放在眼里。再说，他也没有时间。事情一件跟着一件，简直就要忙死了。 他六月下旬又要去武汉面授学习，而且有两门课程结业考试。县人事局马上要组织初级职称考试，他也想去试一试。市分行布置的不良资产处置调研课题，等着他执笔。天马上就热了，家里还没有装空调，夏天怎么过？尤其是王欣，六月二十六号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晚上复习只能吹电扇，身上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印子……有空调与没空调完全不一样。睡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人少受多少煎熬！他们搬家时也不是买不起空调，可就是舍不得。把钱存着，结果还是被方敬文败光了。还有洗衣机，闹了好几年也没有买成。平日洗衣服只能浸在脚盆里，用手洗，拿搓衣板搓。真是划不来！距七月底只剩一个来月，敬文能不能找到韩老板？会不会把贷款还上呢？要是贷款还上了，就把空调、洗衣机、电脑全部买回来。 一次性到位！再也不犹豫了。 严锋清来当行长后，虽然业务经营没什么起色，但发的钱明显多了。通讯报道奖也能够按月兑现，王加根因此受益匪浅。眼看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增加，他又开始萌生了买电脑的想法，还计划暑假带老婆女儿外出旅游——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出去游玩了。 王欣参加完小学升初中考试，正是最轻松的时候。新学年开学，她就要上初中了，以后学习更加紧张，这个时候带她出去最合适。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孝天市分行和孝北县支行接连发文件，逼着内部职工还贷款。他们还完那笔恼人的贷款，又一贫如洗。拿什么买电脑？拿什么出去旅游？家里目前的金融资产，只剩下他们与方敬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进入八月份，天气热得要命，再加上心情烦躁，王加根的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而就在这时，家里又发生了一起事故。 有一天半夜里，他们家客厅的吸顶灯突然脱落了。 玻璃外罩掉在地板砖上摔得粉碎，装有圆形灯管的底盘，则被电线拉扯着吊在半空，刚好挡住了吊扇的叶片。 这起事故发生在半夜，巨大的响声把加根夫妇从睡梦中惊醒。两人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们以为家里进了贼，或者是煤气罐爆炸了。待他们蹑手蹑脚地穿衣穿鞋，提心吊胆的打开房门，看清事故缘由，两人都有点儿哭笑不得。虽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但吸顶灯的脱落，还是让他们很生气。回到床上，两口子怎么也睡不着，鼻子口里都喷着热气，怒不可遏地议论了好半天。 狗日的宋金宇，只晓得赚钱，修的什么狗屁房子！这要是大白天砸在人的脑袋上，那还了得？肯定会砸得头破血流，搞不好还弄成个脑震荡。一定要找他狗日的讨个说法！ 天亮后上班，王加根义愤填膺地把这情况告诉了余丰新，让他与宋金宇联系，看这事如何处理。 余丰新马上从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一个小本本，查看电话号码，给宋金宇打电话。 宋金宇答应，马上派人来现场查看。如果情况属实，他们负责更换吸顶灯。 过了好几天，却不见宋金宇派人来。 王加根家的客厅里只能靠昏暗的壁灯照明，摸了好几天的黑。更糟糕的是，由于吸顶灯脱落的电线正好挡住了吊扇叶片，电扇也不能用。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得从房间里把落地扇搬出来。看完电视回房间休息，又得把落地扇搬回卧房。落地扇那么重，搬进搬出，麻烦得要死。 等了一个星期，宋金宇承诺的事情，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 王加根向余丰新要宋金宇的手机号码，直接打了过去。 宋金宇说，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抽不出人手，实在对不起。等忙完这阵儿，一定派人来查看并修理。 “忙完这阵儿？”王加根恼火至极地质问，“你说的这阵儿，到底什么时才能忙完呢？” 宋金宇犹豫了一会儿，没有正面答复，承诺他们一定尽快处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王加根回家与方红梅说起这事，老婆漂亮的脸蛋儿气歪了：“都他妈的狗眼看人低！要是哪位行长家里的灯坏了，宋金宇负责连滚带爬，修都修不赢！到消费者协会投诉他！去法院告他！写篇稿子到报社搞臭他！” “这人是宋双清他爸呢。”王加根笑着提醒道。 “管他谁！我咽不下这口气。” 王加根并没有听老婆的，而是把水电工小徐叫到家里。 小徐在吸顶灯脱落的地方钻了三个洞，用三个膨胀螺丝把底座重新固定好，又去街上买了个玻璃外罩。总共花了十几块钱，就把吸顶灯修好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搞得家里摸了那么长时间黑，个把月没有用吊扇，人还怄了那么多的冤枉气。王加根觉得很窝囊。 想起宋金宇就恼火，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收拾他。 第二百二十六章 短期行为 吃过早饭，王加根刚到办公室，就接到行长严锋清的电话。让他通知全体行领导九点钟到小会议室开会，专题研究出纳专业技能比赛的事情。 研究出纳专业技能比赛？还专题？王加根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 两天前，a银行孝北县支行收到市分行关于举办出纳专业技能比赛的文件，王加根提出的拟办意见是“呈行领导严锋清、万建伟阅示，请出纳股办理”。 严锋清看过文件后，作了批示：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力争取得好成绩。 万建伟正在督促出纳股拿组织参加这个比赛的方案，没想到严锋清又要组织召开行领导会议专题研究！ 银行组队参加各类专业技能比赛是很寻常的事情。这种比赛每年都有，比较常见。组织比赛的单位也很多，比方各级工会组织、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商业银行的上级单位等等。 去年的这个时候，a银行孝北县支行收到过类似的文件——市分行举办会计专业技能比赛，要求各支行组队参加。王加根在收文处理单上写的拟办意见是“呈行领导赵国栋、万建伟阅示，请会计股办理”。 赵国栋没作任何批示，也没有签名，只是用钢笔在他的姓名上圈了一下，写了个日期。 万建伟批示“请会计股组织落实”。 会计股长老黄把这事交给了陈俊杰。陈俊杰找韩忠勇商量，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挑了两个算盘打得比较好、又会操作电脑的员工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a银行孝北县支行没拿到任何奖项，总成绩排名全市倒数第一。 今年的出纳专业技能比赛，严锋清却如此重视，是不是想打个翻身仗，为去年报仇雪恨呢？ 真是一个领导一个搞法，让人琢磨不透啊！ 严锋清如此慎重其事，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明知自己的代理行长干不了多长时间，但还是希望在任期内出点儿成绩，最好是能够搞得风生水起。绿化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和修建多功能会议室，让他赢得了为民造福的好名声，但这还不能让他满足。 群众口碑固然重要，领导认可才最关键。他希望把动静再闹大一点儿，至少应该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或者hub省分行范围内有些影响。可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是个小天地，要想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谈何容易啊！支行存款、贷款、质量、效益这些业务指标都不好看，综合排名一直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摆尾。他想过寻求“单点突破”，但是没有任何一项业务指标能够有大的改观。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入不了上级行领导的法眼。正在他为这事苦恼的时候，市分行要举办出纳专业技能比赛。如同进入迷宫的人突然找到了出口，他异常兴奋。 对呀！业务经营干不出名堂，可以在这些比赛之类的活动上大显身手嘛。如果能够在出纳专业技能比赛上脱颖而出，不是一样可以让上级行领导刮目相看，一样能够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兴奋过后，他又认真评估了这次比赛获奖的可行性。 银行举办的业务技能比赛，其实只是参赛选手个人能力的体现，并不能代表一个单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选手只要有一定的业务基础，进行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就有可能取得好成绩。眼下，a银行孝天市分行及其他支行都不看好孝北县支行，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如果他们派出的选手卧薪尝胆，暗中使劲，在比赛中超常发挥，就有可能创造奇迹。 于无声处听惊雷，让a银行孝北县支行一鸣惊人。在行领导会议上，严锋清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结果把大家鼓弄得蠢蠢欲动。 会议决定，支行成立出纳专业技能比赛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行长万建伟任组长，负责组织和安排这次比赛工作。要在全行范围内挑选精兵强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实行封闭训练。如果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支行将予以奖励。至于如何奖励，按什么标准奖励，会议上没有说得那么具体。 出纳专业技能比赛的事情研究完之后，会议又转入另一个话题。严锋清说，秋季开学报名马上就要开始了，代收学费的事情必须纳入议事日程。要延续去年好的经验和做法，力争代收学费市场份额同比稳中有升。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严锋清突然这样讲，“今年九月十日是第十个教师节。都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各学校肯定特别重视。我们能否考虑在这上面做点儿文章？” 大家屏住呼吸，等待他继续往下说。 “要稳住代收学费的份额，该吃饭的吃饭，该上门的上门。去年怎么弄的，今年照样怎么弄。另外，支行再花点儿钱，采购一批t恤衫，给全县中小学教师每人发一件。这样，既烘托了庆祝教师节的气氛，又为代收学费作了铺垫。一举两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想法果然有创意，听上去也不错。但是，给孝北县中小学教师每人发一件t恤衫，这得多少钱啊？ 几个副行长在脑子里飞快地算着这笔账，一时还没顾得上表态。 赵国栋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也没发表意见。大约过了两分钟，他还是忍不住，率先发言表态：“在第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慰问教师是理所应当的。尊师重教也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举双手赞成。给教师送t恤衫也不是不可以，但在赠送的对象和范围上，可以再斟酌一下。我们a银行的营业网点主要在孝北县城和花园镇，县里的其他乡镇没有我们的机构。有必要给全县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发t恤衫么？我个人意见，只发孝北县城和花园镇的教师，其他农村乡镇就算了。” “可我们代收学费的范围延伸到了农村乡镇啊！我们还要去乡镇教育组收款。”严锋清马上表示反对，“如果其他乡镇教育组的同志来县城办事，看到县城和花园镇学校的教师穿着我们送的t恤衫，他们又会作何感想？” 两个主要领导怼上后，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要不这样！”万建伟这时出面息事宁人，“我们先到县教育局去摸一下，看孝北县究竟有多少教师，县城和花园镇有多少教师，然后做个预算。根据财务承受能力，再来确定t恤衫的发放范围。” 这话实际上等于没说。无论财务预算是多少，a银行孝北县支行肯定有能力支付。即使大账里拿不出钱来，“小金库”也可以承担。 大家都知道万建伟用的是缓兵之计，也是在给严行长和赵书记台阶下，因此都认为这样好，表示同意。 “如果最终决定搞，t恤衫就不要去商场买了，直接找生产厂家。”程金林无话找话地提示道，“省去中间环节，可以买到出厂价。” “我同意程行长的意见。出厂价起码比零售价便宜一半儿。”林光辉觉得自己也应该发表一下意见，“再就是t恤衫不要买现成的，要个性化订制。除了印上庆祝教师节字样外，还要有中国a银行的logo，写上a银行孝北县支行赠送。” …… 话题转入这些细节问题上，气氛就活跃了不少。这项工作严锋清拍给了程金林负责，由支行办公室具体落实。 散会后，严锋清又把王加根叫到办公室，单独作了些交待。原来，他想在为孝北县中小学教师赠送t恤衫的同时，为他曾经上过学的母校也表达一点儿心意。 “中专就算了，主要是汉川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严锋清笑着吩咐，“多年没回这三所学校了，也不知道现在规模有多大，有多少教师。就按小学五十、初中一百，高中一百五准备！支行多订购三百件t恤衫。到时候我写个地址，你帮我送到这三所学校去。” 王加根口里答应着，心里却不怎么乐意。 “这事你知我知就行了，对其他人就不要讲。”严锋清又提醒。 王加根没有吭声，默默地点了点头。 a银行孝北县支行对公营业机构只有支行营业室和城东分理处，专职从事出纳工作的人员没几个，而且年龄都比较大。参加点钞、识别假钞之类的比赛必须手脚麻利，最好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因此，最终挑选出来的选手，有两个是出纳员、三个是储蓄员。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个人都没有正式编制，全是a银行的“三等公民”——临时工或者代办员。去年参加会计技能比赛的人员中，也只有一个是正式行员。 唉！叫人说什么好呢？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括这次比赛的领队、出纳股长宁文莉，同样也是代办员身份！ 组队完毕后，就要考虑去哪儿封闭训练了。万建伟提议去双峰山风景管理区，在山上的回龙山庄包几个房间。宁文莉觉得宾馆人来人往，太嘈杂，会影响训练的效果。 “以前我们备赛，总是在八汊洼基地训练。”宁文莉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儿如同世外桃源，特别适合封闭训练。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在营业没有。” 万建伟听她这么讲，马上说：“那我们先去看看呗。” 八汊洼基地就是原a银行孝天市支行干部培训中心，位于孝南区肖港镇，占地面积有百余亩。当初为了低价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洪远平给周兴国出主意，让他去策反时任肖港镇镇长的何志宝。买这块地皮最终花了二十万元，但基建总投资却高达八百多万元。这个培训中心建成后，使用效率一直不高。 从镇长变身为a银行孝天市支行中层干部的何志宝因地制宜，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勉强能够维持运转。 干部培训中心坐落在八汊洼水库岸边，一人来高的砖墙围成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三栋独立的建筑，均为三层或四层高的楼房。楼房之间被树木、花草、水池、假山或者亭台走廊隔开。三栋楼功能各不相同：离大门最近的是客房和接待中心，滨临水库的是餐饮和会议中心，距大门较远靠山的为休闲娱乐中心。 花草树木因为长期无人修整，随意疯长，已经侵占了部分道路，行走不是那么顺畅。几个水池里荷叶飘香，期间点缀着一些荷花和莲蓬。透过荷叶的缝隙，可以看见水里爬动着大大小小的乌龟和甲鱼。 万建伟和宁文莉坐着小季开的白色标致车，到干部培训中心找到了何志宝。说明来意后，何志宝喜出望外，一个劲地表示欢迎。他说，这里有段日子没有承办会议和接待客人了，但水电设施完好，空调也能正常使用。住宿、吃饭、休闲娱乐都没有问题，保证让他们满意。 “你们住我这儿，其他的海口我不敢夸。但天天有乌龟甲鱼吃，这一点我能够作保证！”何志宝得意洋洋地宣称。 他把客人们带到水池旁，指着里面的乌龟和甲鱼说，a银行孝天市分行每次召开大型会议，所需要的乌龟甲鱼都由这里提供。市分行领导平时招待重要客人或贵宾，也会派人专程来这里购买。 这里看上去有点儿荒凉，但安静，与世隔绝，不受外界打扰，确实是个封闭训练的好地方。原a银行孝天市支行参加各种专业比赛的赛前训练，基本上都在这儿搞。大家已经把这里当作训练基地了，习惯上称之为八汊洼基地。 自中国a银行总行要求对自办干部培训中心进行清理后，县支行一级的干部培训中心原则上全部撤销。八汊洼基地收归a银行孝天市分行管理。原a银行孝天市支行更名为a银行孝南区支行，后来又根据扁平化管理的要求，拆分为好几家支行。拆分后的这几家支行似乎把八汊洼基地遗忘了，既没有来开会，也没来这儿搞过封闭训练。 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八汊洼基地近两年接待的第一个客户，也难怪何志宝同志表现得这么热情。他对久违的客人诉苦说，八汊洼基地实在是太难了，从成立之日起就是要死不活的，苟延残喘，现在更是内外交困。a银行孝天市分行把这里当成鸡肋和包袱，食之无味，丢之可惜，也不愿意继续在这儿投资和经营。肖港镇人民政府及当地居民更是不满意，动不动就来找他扯皮，甚至骂他是叛徒和内奸。 当初，肖港镇政府低价转让土地给a银行孝天市支行，也是出于招商引资的考虑，想借此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没想到，这块地皮给a银行后，a银行只是在这儿建了几栋楼。经营情况差强人意，并没有给地方贡献多少税收，也没为本地居民提供几个就业岗位，与肖港镇政府的期望相差甚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越来越萧条，越来越破烂，a银行既不增加投资搞建设，也不愿意腾退出来。占着个茅坑不拉屎，让肖港镇政府和当地居民很头疼。 “最近，孝天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投资兴建一个旅游度假村，肖港镇政府就想赶我们走。”何志宝有点儿伤感地说，“镇领导已经来过好几次，说是要把这一百多亩土地无偿收回去。这不是说笑话吗？土地是我们花钱买的，修房子又花了七八百万，他们却一分钱的补偿也不愿意给。我让他们去找市分行，也不知道现在协商得怎么样。” 万建伟和宁文莉对何志宝讲的这些并不感兴趣，出于礼貌，才显出愤愤不平和同仇敌忾的样子，说了几句宽心话安慰他。 双方商定了住宿、餐饮及场地租用的价格，并对封闭训练期间的细节问题进行了磋商，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或许是因为八汊洼基地的风水好，也可能是这里的乌龟甲鱼给参赛选手们补充了能量，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行的出纳专业技能比赛中，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人意料地夺得了第一名。 当万建伟、宁文莉及几个选手捧着奖杯和鲜花凯旋时，整个a银行孝北县支行都沸腾了。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对比赛的过程和细节津津乐道。在严锋清的倡导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在五一饭店为英雄们举行庆功宴。支行全体行领导、所有中层干部和营业网点负责人均参加，热热闹闹地摆了四桌酒席。 酒酣耳热之际，严锋清突然当众宣布：为了表彰出纳参赛团队的出色表现，支行决定，让组织和参加这次比赛的所有人员去bj旅游七天！ 出纳技能比赛获奖后的风光，激发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参加各类比赛的热情。与组织存款、贷款收息和清收不良资产等业务工作相比，参加专业比赛自然要容易一些，而且见效更快，利益更丰厚。只要获了奖，就名利双收，还能公款旅游，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大家都眼巴巴地盼望着上级行或人民银行来通知，举办与自己所从事工作密切相关的比赛，给自己提供大显身手的机会。 眼见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现这样的导向和潮流，王加根忧心忡忡。他认为这种急功近利的风气是舍本逐末、主次不分。 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逐月减少，贷款持续劣变，汇差激剧反弹，亏损日益严重。这些银行经营的主业完全没有人关心和理会。长此以往，a银行孝北县支行还能够发展么？继续生存下去恐怕就成问题！ 第二百二十七章 左右为难 进入八月下旬，印有“庆祝教师节”字样和中国a银行logo的t恤衫相继邮寄到了孝北县城区各学校和全县各乡镇教育组，还有三百件寄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 王加根收到这三百件t恤衫后，就按照严锋清提供的学校名称和地址，专程跑了一趟汉川县。 忙完这件事，秋季开学报名就开始了，他又卷进了白热化的银行代收学费竞争中。正在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收到了一个会议通知和一个培训通知，两个通知都点着名要他参加。 会议通知是孝北县政府办公室发来的，让他九月一号到孝北县文体局开会；培训通知是中共孝北县委组织部发来的，让他九月三号到孝北县委党校报到，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孝北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到孝北县文体局开会？开什么会？未必还是为篮球赛报道的事情？孝北县总工会跳上跳下没能把他怎么样，孝北县文体局又出面了？王加根觉得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孝北县委宣传部长已经明确表过态，这件事不再追究了。当然，就算是真为这事，他王加根也不怕。他早就想好了应对的预案和策略。只要他写的通讯报道是真实的，实事求是，谁能把他怎么样？想打击报复？他再来个后续报道，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直到王加根前去参加会议，才发现自己过于敏感了，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在孝北县文体局召开的会议，主要议题是成立孝北县文学创作协会和孝北县书画协会。全县有点儿名气的文化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王加根作为孝天市作家协会理事，被推举当选为孝北县文学创作协会秘书长。无意间，他又多了一个头衔。 去孝北县委党校参加培训，王加根求之不得。现在正值盛夏，天那么热，还要起早贪黑地往城区各学校跑，为代收学费忙得焦头烂额，天天跟打仗一样。他正为此叫苦不迭呢！尤其让他恼火的是，代收学费又不属于办公室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仅仅因为他在花园镇教过书，与教育部门的人比较熟悉，行领导就老是揪着他不放。 每年都要他干这件与他屁不相干的事情，他又拿不下情面予以拒绝。现在孝北县委组织部通知他去党校参加培训，他正好借机回避一下。参加县委组织部举办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可不同于平常开会，参训人员都是经过组织部门审定的，不能够随意换人或顶替。此外，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班，还能让他避开另一件让他左右为难事情。 a银行孝天市分行出纳专业技能比赛结束后，又接连下发通知，拟举行全市保卫专业大比武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 看过文件，程金林高兴得手舞足蹈。根据行领导分工，这两项比赛都与他分管的工作相关联。和万建伟一样，他也有了争取获奖和外出旅游的机会。不过，在行领导召开会议研究时，赵国栋提出，保卫专业大比武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都是九月下旬举行，时间基本上是重合的，程金林一个人恐怕顾及不过来。 “要不这样，保卫大比武由程行长负责，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我来帮忙弄不下。”赵国栋书记主动请缨。 程金林不好意思拒绝，其他行领导也没有作声。 两项比赛的组织领导工作就分别调整为程金林和赵国栋。 由于安全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不可能让保卫人员脱产封闭训练。程金林指示，借用孝北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场地，聘请专业武术教练，对参赛选手进行散打搏击强化训练。射击练习则利用“双休日”去花园驻军部队，请部队教官现场指导…… 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五法一决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今年刚刚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和《全国高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一九九五年，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立法年”。 赵国栋把大奖赛的组织工作从程金林手上抢过来，除了也想获奖和旅游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看好a银行孝北县支行。因为支行有个王加根，是正儿八百的律师。他把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王加根的身上，因此对这次大奖赛特别上心，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与之相对应，严锋清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偶尔过问一下保卫专业大比武的准备情况，对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则不理不睬，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这种情形，让王加根感到很奇怪，也很纳闷。 副行长林光辉告诉他，赵国栋对严锋清重奖出纳专业技能比赛获奖人员的搞法有意见，两人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赵国栋认为，让一大群人去bj旅游，费用得好几万，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召开支部委员会研究，严锋清凭什么一个人擅自作主？这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为，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支行党支部书记放在眼里。严锋清却觉得自己的做法并无不妥之处。奖励出纳专业技能比赛获奖人员，属于经营管理方面的事情，与党务无关。此前已经专门召开过行领导会议，大家都同意对优胜者予以奖励。他作为行长，在不违背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让大家去bj旅游，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领导人不顾斯文和体面，在办公楼走廊上脸红脖子粗地争吵，还极没素质地骂起来了。 当时王加根去学校收学费了，没看到这一红火热闹的场面。 林光辉劝王加根不要参加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理由是，他律师的名声在外，再去参加比赛拿不到好成绩，肯定会被别人笑话。更何况，出纳专业已经拿了第一名，在前面摆着，他也不可能超越。 王加根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林光辉是担心他站错了队，稀里糊涂地被赵国栋当枪使，充当炮灰。他本来就对赵国栋没有什么好印象，当然不会因此去得罪严锋清。可是让他放弃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他又有点儿心不甘。并非他十分看重获奖和公款旅游，而是另有隐情。 不久前，他接到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法律顾问室主任尹洪斌的电话，了解他眼下的工作情况，问他愿不愿意到市分行法律顾问室工作。尹洪斌说，法律顾问室是市分行新成立的内设部门，人手比较紧缺。他为此向市分行领导打了签报，要求增加法务工作人员。市分行领导口头上已经同意，让他在系统内物色对象。考虑到王加根有律师资格证书，又在经济审判室工作过，所以被作为第一人选。 “如果你愿意，我就向人事科推荐。”尹洪斌非常诚恳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像你这种既懂专业、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一来就能上手做事，无须进行专门的培训。” 王加根非常感激尹洪斌，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过，内心里还是有所顾虑。因为他是支援孝北县建设的选调干部，按规定，选调干部必须在孝北县工作满三年才能够申请调回孝天城。 “政策规定是政策规定，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对待。”尹洪斌知道他的顾虑后，辩证地指出，“市政府给我们a银行的选调干部指标是七个人。现在严锋清和林光辉去了，选调干部实际上有九个人。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抽两个人回来应该没问题。况且，a银行是中央金融企业，人事实行垂直管理，地方劳动人事部门也管不了。” 听过尹洪斌一席话，王加根觉得也有道理，可这事答应不答应，他还是有点儿犹豫。 如果光从职业发展和个人前途考虑，他当然愿意去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他懂法律，熟悉金融，又擅长写作，文字综合及口头表达能力都有优势，在法律顾问室肯定能够干得很出色，前途一片光明。而留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他充其量能够当上个支行副行长，守着一个乱摊子，纠结于扯皮拉筋的事情。 问题是，如果他离家去孝天城工作，老婆和女儿怎么办？ 虽然说，方红梅对他在家里的表现并不满意，动不动就骂他“家懒外勤”，但他守在老婆和孩子身边，多少还是能承担一些家务，为家里分担些忧愁。还有，王欣马上就要上初中。她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中学又增加了那么多课程，还要学英语，没有人辅导怎么行？方红梅说起来是教师，但只能辅导语文这一门课程。而且她工作那么忙，又成天记着打麻将，辅导孩子总是缺乏耐心。平时对需要释疑解惑的女儿，不是吼，就是骂，或者拿话刺激，说孩子笨，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当妈的如此不负责任，要是他这个当爸的也不在身边，那王欣不是黑了天？ 这些话，王加根不好意思对尹洪斌讲。 对于去不去市分行，他既不敢答应，也不愿意拒绝。于是采取缓兵之计，说他得和老婆商量一下。 当天晚上，他就把这事告诉了方红梅。 方红梅听后，坚决不同意他走。她说，一家人在一起生活惯了，再也不愿意过夫妻分居的日子，更不愿意一个人带孩子上班。 “你去a银行孝天市分行，只能当个办事员。除了老牛一样地干活卖苦力，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哪有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办公室主任实惠？”方红梅非常实际的质问。 这倒是实情。 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王加根虽说不是行领导，但手上的权利还真不小。汽车随便用，煤气随便烧，香烟、茶叶之类的接待用品，公用私用也分不清。到餐馆吃饭，去外面唱歌跳舞，甚至洗头、按摩、做保健，只要他签字，都能够报销。支行办公室的打字机和复印机，除了办公以外，他还可以用来写文章，干私活…… 不过，他心里也清楚，这些权力并不是他应当拥有的，而是由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内部管理不规范，是见不得阳光的灰色地带。他对老婆说，失去这些本不应该享有的权力，他并不觉得可惜。 “你不觉得可惜，我觉得可惜！”方红梅开始来横的，“只要我和欣欣在孝北县，你哪儿也别想去。” 是走还是留，夫妻俩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恰在此时，老同学杨保胜突然来到了他们家里。 杨保胜不是一个人来的，前呼后拥地来了好几个。他们挤在一辆破旧的“皇冠”牌小轿车里面，很气派地开进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这家伙停薪留职已有好几年，是不是做生意发达了？ 坐下来交谈过后，王加根才知道，杨保胜现在的身份是双峰山风景管理区党支部书记。随他一起来的，都是他的部下。来孝北县城除了拜访老同学，主要是为了推销双峰山风景管理区生产的茶叶。 见好朋友混得有头有面，王加根自然高兴。他打电话把徐磊叫过来。几个师范同学相聚，喝酒，打麻将，闹得昏天黑地。 在吵吵嚷嚷吹牛的时候，王加根透露了他眼下遇到的难题，征求老同学们的意见。结果，杨保胜和徐磊都劝他别去a银行孝天市分行。他们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与其到市分行当个平头百姓，不如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个小头目。 他们的想法与方红梅高度一致。 王加根本来就在去与不去之间摇摆不定，现在身边的人众口一词地劝他不去，他只好听从大家的意见，回电话婉拒了尹洪斌。 尹洪斌自然有点儿失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半天，最后说了声“好”，就挂断了电话。 王加根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尹洪斌借到孝北县出差的机会，又找到了他家里。 得知王加根是因为放不下老婆和孩子，而不愿意去孝天城，尹洪斌长篇大论地开导他。 尹洪斌说，男人爱不爱老婆和孩子，是不是对家庭负责任，判断的标准并非看他是否与家人生活在一起，而要看他是不是积极上进。一个男人如果本身卑微贫穷，不思进取，就算与老婆孩子天天厮守，寸步不离，日子一样会过得很恓惶，一家人同样会很难受。男人只有勤奋努力，永无止境地去拼搏，去奋斗，让自身变得更强大，才有能力为家人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他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为了把道理讲得更透彻，他还拿王加根作例子。他说，如果王加根继续留在孝北县，生活只能维持现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夫妻俩有可能在现在的工作单位干到退休，未来的日子一眼睛就能够望到头。至于他女儿，初中上花园镇中学，高中上孝北县一中——中学阶段的教育资源也就局限于此了。如果王加根去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未来的变化则不可估量。等他在孝天站稳了脚跟，就能够以夫妻分居为理由，把他老婆也调到孝天城。这样的话，一家人又可以团聚了。在孝天城工作和生活，肯定比在花园镇有质量。更重要的是，他女儿可以转到孝天城上学读书，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乃至一生的前途，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莫听你同学的谬论，什么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纯粹是鼠目寸光！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在于运动。不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官场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尹洪斌侃侃而谈，让王加根醍醐灌顶。 人家这才叫高瞻远瞩啊！真不愧为中南政法大学的高材生和法学硕士。尹洪斌不仅法律专业知识扎实，外语水平更是不得了——据说他翻译过《美国银行法》这样的大部头着作。 有这样的人当领导，和这种有水平的人一起工作，自己肯定会受益匪浅。 尹洪斌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重新改变了主意。他答应去a银行孝天市分行法律顾问室工作。不过，尹洪斌又提醒他说，从县支行调市分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得他们两个人共同努力。 “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去找找王道欣副行长，或者直接去找何继安行长。”离开孝北县的时候，尹洪斌这样建议。 但王加根一直没有照此办理。 他不想给人留下钻天打洞、投机钻营的印象，觉得这样做有损自己的尊严。另外，找领导就得花钱——总不能空手打巴掌地去找领导谈调动！他不愿意为这事去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替敬文还过那两万元贷款后，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他也确实拿不出钱来。 办得成办，办不成去球！王加根完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 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王加根觉得这是一次展示自己能力和水平的机会。如果他在大奖赛中取得好成绩，不是就可以引起市分行领导的注意力？再加上尹洪斌的强力推荐，调动的事情不是就会水到渠成么？ 为了促成这次调动，他特别希望参加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 参加比赛，他会得罪严锋清；不参加比赛，他会得罪赵国栋。不论他参加还是不参加，最终都会得罪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主要领导。参加了不一定能够拿到奖，但不参加就绝对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何去何从，真是难为死他了。 现在，王加根突然收到去孝北县委党校培训的通知，时间又是九月三号到十月三号，与九月下旬举行的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相冲突。他正好跛子拜年——就地一歪，以此为理由，不去参加a银行孝天市分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了，客观上做到两不得罪。 第二百二十八章 毛遂自荐 在党校培训学习的王加根，没有参加a银行孝北县支行干部大会，所有干部任免事项，都是通过别人转述才知道的。 虽然这段日子他依然早出晚归，也知道刘崇高住在严锋清腾退出来的那间客房里，但他固执地没有去见新行长。 这显然有点儿不合情理，也说明他不会处事情。身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室主任，单位的“一把手”换了，怎么能够表现得如此迟钝和傲慢呢？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关于刘崇高，他零零碎碎地听到过一些评价和议论。印象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毕竟他们还没有接触过。不过，不管刘崇高是么样一个人，对于王加根来讲，似乎都不怎么重要。因为他已经拿定主意要调走，不打算继续在这里干了。 如果说，前期尹洪斌征求意见时他还有所犹豫的话，现在他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尹洪斌说得对，生命在于运动，政治生命也在于运动。树挪死，人挪活。考虑后代问题无可厚非，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过好自己这一生，把握好自己这一代。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让老婆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王加根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已经两年多，接触过赵国栋和严锋清两任行长。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他，这些人都不值得他去追随。真的没有必要继续在这里耗下去了，赶紧离开！ 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法律顾问室，环境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专业性也比较强，前景广阔。至于老婆和孩子，慢慢想办法把她们弄到身边。虽然这事有一定难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性。如果能够把家安在孝天城，生活质量则明显提升。 王加根正在这样谋划的时候，尹洪斌又来电话了。 “你去找过何行长没有？”尹洪斌开门见山地问。 “还没有。”他如实相告。 “也没去找王道欣？” “没有。”王加根补充说，“我写了份《自荐书》，邮给了何行长、王副行长和欧阳春科长。” 听到这儿，尹洪斌沉默不语了。 这个王加根，怎么像生活在真空里？从县支行调往市分行，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要办成这么一件大事，如果没有特别抵手的的关系，那得花不少钱，甚至花了钱也未必能够办成功。他倒好，写份《自荐书》邮寄出去，就在家里坐着等。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还如天女散花，把《自荐书》邮寄给了好几个人！如同给编辑部投稿一样，一稿多投碰运气。 a银行孝天市分行分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行领导是王道欣。机构和人员管理方面的事情，除了必须提交党委会定的事项以外，其他的都是他说上算。因此，在全市两千多名a银行干部员工心目中，他位高权重，是个能够主宰别人前途和命运的人物。 王道欣是从部队转业到a银行系统工作的，对金融业务方面的事情并不是太懂，但在管理人员和机构方面有一定的经验。选人用人的时候，他比较重视社会关系，关注一个人的后台和背景。另外，王道欣与何继安之间有矛盾——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虽说何继安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一把手”，但王道欣资历老，根基深，关系广，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他表面上对何继安唯唯诺诺，背地里却与之唱反调、搓反绳，拉帮结派，争权夺利。 这些情况，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是公开的秘密，未必王加根没有听说过？他居然把《自荐书》同时寄给何继安和王道欣！ 尹洪斌手里拿着话筒，不知道该如何开导王加根。总不能赤裸裸地提醒他去分行领导家里送礼？可是不点拨，他似乎又开不了窍，调市分行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调动工作这样的事情，光在家里写信肯定是不行的。”尹洪斌笑着对王加根说，“人家总是说跑调动，顾名思义，调动是需要出去跑的。你在家里绞尽脑汁地写《自荐书》，领导即使收到了，也未必会当作一回事。你得去找他们面谈，直接提要求。办事最怕人抵面。” 王加根没有应声。 尹洪斌的意思他是明白的——他并非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于王道欣的为人，他也有所耳闻。像他这种没有关系没有后台的普通老百姓，想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调入孝天市分行机关，如果完全不花钱，无异于白日做秋梦。但是，王加根不想去送礼，也拿不出钱送礼。替方敬文还过那两万元钱贷款，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别说跑调动，过日子都捉襟见肘。再加上，他对这次调动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调也可，不调也行。如果他特别想去市分行，又是个会来事的家伙，接到尹洪斌的电话，他就应该第一时间去感谢别人。人家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信息，本身就非常有价值，还借出差的机会到他家里，打电话向他通报情况，给他出主意。他依然姜太公钓鱼——稳坐钓鱼台，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呀！” 王加根试着把自己嘲弄了一番，但还是下不了决心去上领导的家门。他甚至有点儿自大地想：我调动的起因是市分行缺少法务人员，是你们主动找我，要我去为你们干活儿。凭什么让我花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本来就应该两厢情愿。正大光明，公事公办，我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去何继安和王道欣家里？要谈就在办公室里谈！ 党校学习快结束的时候——也就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那天，王加根向班主任老师请了一天假，谎称自己去参加比赛，坐长途汽车到了孝天城。 他到钱庄大酒店才知道，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已经搬家了。现在的办公地址在园林二路，也就是原来的a银行孝天市干部培训学校。根据a银行总行的规定，二级分行以下机构不允许开办培训学校。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的这所学校一年前就撤销了，校舍一直闲置着。由于钱庄大酒店楼层太高，经营场所和写字楼混在一起，存在安全隐患，酒店又没有停车场，停车不方便，不适合银行机关办公。领导们经慎重考虑，决定把市分行机关从钱庄大酒店迁至a银行孝天市干部培训学校。 找到装饰一新、环境优雅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王加根发现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只想到市分行今天举行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可以作为请假的借口，没想到市分行领导有可能不在机关上班。何继安、王道欣都去云梦金泽宾馆观摩比赛了，还要为获奖的选手颁分证书和奖品。尹洪斌是这次大奖赛的评委之一，也去了比赛现场。他在市分行机关只见到了人事科长欧阳春。 王加根诚恳地表达了到市分行法律顾问室工作的意愿，还从提包里翻出《自荐书》，放到欧阳春科长面前。 欧阳春如看怪物一般地看着他，拿起那份《自荐书》，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眉头间拧起一个肉疙瘩，怪声怪气地问：“是谁告诉你市分行缺少法务人员呀？” 王加根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当然不能出卖尹洪斌，于是笑着说：“我也是听别人这样讲——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你就来毛遂自荐啊？”欧阳春用嘲弄的语气问。 王加根不作声了，心里想，不管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毛遂自荐又有什么错？ 两人沉默无语，气氛有点儿沉闷。 过了好一阵儿，欧阳春才把手里的那两张纸放在桌面上，对王加根说：“《自荐书》我们收下了。如果市分行将来有法律方面的人才需求，我们会优先考虑你。就这样，你还有没有其他事？” 听到欧阳春下了逐客令，王加根知趣地站起身，说了声“谢谢”，怏怏不快地离开了。下楼梯的时候，他眼前老是出现欧阳春阴阳怪气的样子，感觉很不舒服。 他妈的！今天这一趟跑得真是不值得。市分行领导一个也没见着，还被欧阳春奚落了一顿。现在怎么办？打道回府？还是在孝天城等何继安王道欣他们回来？ 就这么回去，他有点儿不甘心；等市分行领导们回来，他又不知道还要等多久。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上午未必搞得完，就算上午能结束，领导们肯定会在云梦县城吃午饭，回来也是下午了。还有，市分行领导下午会不会去a银行云梦县支行搞调研？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安排？要是他们耽搁在云梦县城，自己不是要白等一场？再说，就算见到了何继安和王道欣，毛遂自荐又有什么用？他们还不是会和欧阳春一样，冠冕堂皇地敷衍几句，哼哼哈哈地打马虎眼？算了，还是回去。自己来过就行了，命里有的自会有，命里没有莫强求。 走出a银行孝天市分行大门，他又记起提包里还有两份《自荐书》。既然已经带来了，就没有必要带回去。何继安王道欣不在，可以让前台转交。 这样想着，他又回转身，步行上楼到市分行领导办公的三楼。 前台秘书属办公室人员，王加根比较熟悉。他把《自荐书》装进信封，用胶水封口，又分别写上“何行长亲启”和“王行长亲启”，就拜托前台秘书转交给二位行领导。 办完这件事，他觉得这趟孝天城之行的任务完成了，目的也算达到了——不就是向市分行领导表明自己的意愿么？至于市分行领导答应不答应，考虑不考虑，那是市分行领导的事情。他无能为力，没办法操控，只能听天由命。 本来，王加根对调市分行法律顾问室抱有蛮大的希望，有了这次孝天城之行，尤其是见了欧阳春之后，他又觉得希望渺茫。参加完孝北县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考试，他就回单位上班了。 第一次去见刘崇高，向新任行长报到。 刘崇高显然不太高兴，话里有话地责备道：“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办公室主任，我还以为你辞职不干了。后来才听说，你是去县委党校深造了。” “您真会开玩笑！”王加根满脸通红地回应。 还有一件事情很蹊跷。赵国栋至今还没有离开a银行孝北县支行，仍然每天在这里上班，还带队参加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举办的金融法律知识大奖赛。 在这次比赛上，a银行孝北县支行没有延续之前的好运气，没有拿到冠军，连前三名都没有进。领队赵国栋自然有点儿郁闷。不过，由于严锋清已经调走，新任行长刘崇高会不会继续执行前任制定的奖励政策还很难说，因此他也没有太当一回事。 第二百二十九章 愁过周末 去市分行毛遂自荐回来后，王加根的情绪一直比较低落。 他口里说无所谓，调也可，不调也行，实际上心里还是在乎这次调动的。听欧阳春的口气，尹洪斌只是一厢情愿，市分行根本就没有研究法律顾问室增加人员的问题。 这让他很郁闷。 再就是敬文那两万元贷款。一想起来就心烦，感觉特别不舒服。他看不进书，睡不着觉，什么事也干不成，动不动就想吼叫，想骂人，想把家里的东西打个稀巴烂。 东拉西扯地筹钱还完贷款后，他曾去孝天城找过方敬文。敬文不仅不领他的情，还怪他多事，埋怨他不该自作主张地把贷款还了。敬文说，他根本就没打算用现金还这笔贷款，做好了法院来查封他家的准备。这样的话，他正好把家里那些破家具和旧电器作为抵债资产给a银行。 “你想得真是美！a银行怎么会要你那些破烂？”王加根气不打一处来，对小舅子嗤之以鼻，又义正词严地指出，“你这笔贷款是我办理的，我是保证人，你不还我就得还。如果我不还，a银行就要处分我。你明不明白？你是想砸我的饭碗吗？” 方敬文被问得哑口无言。 但从这以后，他就闭口不提还贷款的事了。打电话也好，上门讨要也好，他都说没有钱，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 遇到这样的无赖，王加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即使气得七窍生烟，话还不能说得太重，因为他们毕竟是亲戚。 回到家里，他就把老婆当成出气筒。责怪方红梅催收贷款不力，对敬文放任自流，对这件事情总是不闻不问，贷款收不收回无所谓的样子，是在变相纵容她弟赖账。 “你从来不去向敬文要钱，从来不着急。我为这事唠叨时，你还说我小心眼儿，不豁达，不像个男人。说老子王家人天生冷酷无情，六亲不认。在你看来，欠债有理，债务人被人同情；追债可恨，债权人遭人非议。这真是现实版的杨白劳与黄世仁。你说如果分开算账，这两万元钱中有你的一半儿。什么逻辑？似乎我娶了你，这两万元钱就理所当然应该送给你弟弟！照你看来，我催敬文还钱还是错误的。在你的潜意识里，我们不是一个家子，而是两个独立的人！老子算是看透了，这笔贷款要回来又怎么样？要回了就能全部用于我们这个小家庭么？现在钱还没有要回来，你就计划好了用途。说什么借一万元给敬武做生意，借一万元给腊梅装房子。由此可见，这笔贷款要不要回来已经没多大意义。”王加根不管不顾地发着牢骚，“去球！丢了就丢了。不就是两万块钱么？不就是每年损失四五千块钱的利息么？钱又不是命，何必整天折磨自己？损害的是我自己的身体。从此以后，也没有必要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有多少钱，就用多少钱，想买什么就去买什么——一个子儿也不存！” 冷静的时候，王加根也知道自己过于偏激，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方红梅不公平。他就尽量不去提这个话题，有时话到了嘴边儿上，还是努力咽下去。周末或节假日，他就想出去转转，转移一下的自己注意力。但每次想出门的时候，他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消遣。他曾提议去武汉或者孝天城，结果总是遭到老婆的反对。 “你参加面授一年去武汉四五次，还没玩够吗？”方红梅问。 “但你和欣欣去得不多呀！” “没关系。等你下次面授时，我和欣欣去武汉找你。反正你上课不上课又没有人管，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还能节约住宿费。” 三言两语，武汉之行就被老婆否决了。 王加根不甘心，又提议：“那我们去孝天城。” “孝天城有什么玩头！”方红梅还是表示反对，“就一个董永公园，巴掌大一块儿地方，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孝天商场和新华书店，去了一百次！又没什么东西要买，何必跑去跑来浪费钱，人还累得够呛。” 方红梅不愿意去孝天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去敬文家。去敬文家就会涉及那笔恼人的贷款，搞得大家都不痛快。 没办法，“双休日”只能在孝北县城转一转了。 孝北县成立已经两年了，但县城还是不成个样子。新城区盖了几栋楼，多了些单位办公和居民住宿的地方。街道上光秃秃的，没栽几棵树，也看不见花草，更没有公园、广场之类的休闲娱乐场所。因为有些工程项目正在建设施工中，运送砂石、红砖、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的车辆横冲直撞，搅得大街小巷尘土飞扬。 老城区更破烂了，还不如升格之前的花园镇。稍微有点儿看相的房子，只剩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营业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楼。其他的单位或个人，因为想到迟早会去新城区，都不愿意花钱修整老房子。街道也没人维修和管理，坑坑洼洼，凸凹不平，到处是纸屑、塑料袋、瓶瓶罐罐、烟头、动物粪便之类的垃圾。环境差，人气还挺旺。这里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随处可见大卡车、农用车、自行车、板车、三轮车和“电麻木”，行人总得提心吊胆地避让。 这种状况，逛街就等于是玩命啊！要说孝北县城里值得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只剩下花园大桥西头河边的树林了。 那片树林的树种多是水杉，沿河滩栽种，无边无际，颇成规模。水杉间夹杂着一些适合沙地生长的其他树木和芦苇，整个林子显得生机勃勃的。树林里的沙地被行人踩出无数条不规则的小道，纵横交错，曲里拐弯。行走在里面，如同进入迷宫一般。时不时还会遇到一股小溪流，迫使行人跨越或跳跃才能通过。呼吸着新鲜空气，踩着软绵绵的沙子，听着鸟儿鸣叫和潺潺的流水声，在时而茂密时而稀疏的林间穿行，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如果一不留神走出了林子，映入眼帘的则是金色的沙滩、波光粼粼的瀤河和河对岸的花园镇。沿岸，有人坐在河边聚精会神地钓鱼，老牛在河滩上悠闲地啃草。清澈的河水里，游着成群的鸭子，飞着一些叫不上名的水鸟。它们时而钻进水里觅食，时而扇动着翅膀，扑腾扑腾地在水面飞行，呱呱呱地叫个不停…… 王加根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也就是在襄花小学教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片树林子，并对这里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经常到这里闲逛，或者钻进林子深处叽哩哇啦地读英语。调到牌坊中学之后，因为路程远了，来这里的次数就明显减少。直到后来把家搬进孝天市二中，住在花园镇，这片树林子又成了他的乐园。就连早晨跑步或者傍晚散步，他也会选择到这里来。“双休日”和节假日，他还时常带着女儿王欣来这里读英语。 这天又是星期六，早晨起床后，王加根准备骑自行车带女儿去桥西的树林子。他洗漱完后，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女儿。可王欣醒得比较晚，起床后又在房间里磨蹭。这摸摸，那弄弄，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东游西荡。个把钟头过去了，她牙没刷，脸没洗，头没梳，衣服也没穿利索。王加根因此非常生气，就说不去桥西树林子了。 他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准备做早餐。冰箱里空空如也，除了两个蕃茄和几枚鸡蛋，没其他的食材。那就用鸡蛋蕃茄下面条！他打开抽油烟机，点燃煤气灶，把铁锅搁在上面，却发现装食油的缸子里是空的。一股无名怒火升腾起来。 他跨过餐厅，冲进客厅，对着主卧室喊道：“方老师！油呢？你的好油什么时候才能够买回？” 方红梅在里屋回答：“我已经跟夏老师讲过了，等会儿我再去看看。” 王加根气呼呼地退回厨房，把煤气灶和抽油烟机关掉。 家里的食油两天前就没有了，他准备去花园粮店买，却被老婆阻止了。方红梅说，他们学校夏老师的爱人在花园粮油加工厂上班，能够买到质量较好的食油，比粮店里卖的油纯一些，味道也好一些。结果呢？她一拖再拖，直到今天，她所谓的好油仍然没有买回来。家里两天没有开火做饭，今天的早餐也做不成。 “别生气了！我马上就去学校。你和欣欣也不用去桥西树林子了。你带她去外面过早，再到十字街买点儿菜回来。”方红梅见王加根的脸成了猪肝色，笑着安抚道，“早餐在家里也做不了什么，总是鸡蛋下面条，你还没吃腻啊！” 一听说要去外面过早，王欣高兴地叫起来：“我要吃牛肉粉！” “行。让你爸去买。”方红梅又嘱咐女儿“记得自己带碗筷，卫生一些。” 王欣赶紧跑进厨房，翻箱倒柜地找起餐具来。 王加根站在客厅里等她。 厨房里一会儿传出碗碟嗑碰的声音，一会儿传出哗啦啦的流水声。不知王欣在里面搞什么名堂，好半天没有出来。王加根恼火地自顾自走出屋子，怦地一声关上防盗门，气鼓鼓地下楼去了。他走到银行大院出入口的走道处，才停下脚步。抬头向楼上望去，看见王欣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碗，哭丧着脸站在阳台上。 “你下来啊！”他对着楼上怒气冲冲地喊道。 王欣委屈地哭了起来，抽泣着从阳台上消失了。 两三分钟后，她才来到王加根的身边。 “干什么事都跟你妈一样，磨磨蹭蹭的！” 买好牛肉粉，王欣说要端回家里吃。王加根想到方红梅可能已经去县一中了，他又要去十字街买菜，就把门钥匙给女儿，让她自己回家。 等他买好菜回到家里，看见方红梅在厨房里洗锅。一大塑料壶食用油搁在灶台上。 “洗锅干嘛？你还没有过早啊？”王加根问老婆。 方红梅说她已经吃过了。 “那你这是？” “给你丫头做早餐。” “我不是给她买了牛肉粉？没吃饱？” “牛肉粉泼了。” “泼了？”王加根眼睛瞪得溜圆。 原来，王欣刚才端着牛肉粉回家，为了腾出手来开门，不小心把搪瓷碗掉到了地上。 “牛肉粉全部泼了。菩萨保佑！好在人没烫着。”方红梅说起这事还有些后怕，“她自己拿扫把和铁簸箕把门口清理干净了。我说再去给她买碗牛肉粉，她又不肯，就在家里另给她做点儿吃的。” “直接在外面吃多好！要调妖。自己带碗，还要端回家吃。” “你再别说她了！”方红梅压低嗓子制止王加根，“她是怕你吼她，不让我告诉你牛肉粉泼了。” 王加根从厨房里退出来，见王欣的房门关着，就没有去打扰。 他老大不快地走进隔壁的主卧室，在写字台前坐下。摊开纸，拿起笔，冥思苦想了好半天，又不知道写什么。 “唉！”他懊恼地叹了口气，站起身，望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百无聊赖。还是去干点儿家务活！这样想着，他又到卫生间打了半桶水，拿出一块抹布，开始抹家具，抹门窗。接着，又开始拖地，洗衣服，打理买回来的蔬菜和鱼肉，为中餐做准备…… 午饭后，他睡了两个多小时，起床后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这时，王欣从房间里走了出来，递给他一本英语练习册，问他里面的几道题目怎么做。 王加根上学时没怎么学英语，参加工作后听英语广播讲座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水平的确不敢恭维。不过，勉强能够辅导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见女儿来向他请教，他就让女儿把题目先念一遍。结果王欣在念题目的时候，有几个单词不会认。 一股无名的怒火又燃烧起来。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对着女儿又喊又叫又吼又嚷，还把练习册扔在客厅的地板砖上。 王欣非常委屈，可怜巴巴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弯腰捡起练习册，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桌子上哭个不停。 “哭什么哭？不认识单词还有理么？”王加根跟进去继续责问。 “那几个单词我们根本就没有学过！” “没学过？没学过怎么会出现在练习册的题目里？”王加根武断地说，“肯定学过你没有记住。” “就是没学过！” “把你的英语课本给我。”王加根命令女儿，又问，“你们上到第几课了？” 王欣从书包里拿出英语课本，告诉她爸上到哪儿了。 王加根捧着课本，哗哗啦啦地翻了好半天，没有找到那几个他要找的单词，恼羞成怒地对女儿吼叫道：“你站起来！从第一课读起，一直读到你现在上的那一课。我就不相信那几个单词你们没学过。” 王欣用手背擦了擦眼泪，可怜巴巴站起身，接过英语课本，站在床头，从头开始读课文。 王加根先是坐在床沿上听，后来感觉有点儿累，就趴在床上听。 王欣老老实实地读着课文，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尽管有些单词发音不够准确，但还是相当认真。 王加根趴在床上，听着女儿稚气的读书声，竟然慢慢合上眼皮，不知不觉睡着了。 王欣依然在认真地读课文，尽量把音发准，想得到王加根的表扬。可没想到，她努力朗读得到的回报，竟然是爸爸的鼾声。 她看了爸爸一眼，“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正在厨房里洗碗的方红梅跑过来，见此情景，挥舞着拳头猛打王加根，怒不可遏的质问道：“你对孩子怎么总是那么凶？你究竟关心什么？” 王加根从床上爬起来，一脸茫然。 “欣儿莫哭，不指望他。”方红梅安慰着女儿，拉起她的手说，“走，跟我去一中，问我们学校的英语老师。” 看老婆和女儿远去的背影，王加根非常后悔和内疚。 单从今天这件事情上看，他的确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王欣刚上初中，英语又是在小学没有学过的新课程，自然有些吃力。她来求教，无论单词会不会读，他都不应该生气。他表现得不耐烦，说白了，主要还是因为心情不好，受到了其他事情的影响。 贷款没有收回，调动没有希望，写作停滞不前，工作上的事情多、压力大……但所有这些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相比，都不值一提啊！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不良情绪带到家庭里，对女儿那么残酷无情呢？ “我这是怎么了？辅导孩子学习怎么越来越没有耐心？欣欣已经十岁了，今年读初一，再过六年就要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成家。也就是说，她在我们身边生活的时间也许只有六年。六年后，她不可能在我们身边撒娇了，我连表达父爱的机会都没有。应该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呀，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凶？方红梅问得对，我到底关心什么呀？”王加根在内心里自己问自己。 从早晨到现在，他一直心不平，气不顺。一会儿生老婆的气，一会儿发女儿的火。究其原因，还是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闹不清周末“双休日”究竟应该怎么度过。 第二百三十章 望女成凤 被老婆河东狮吼地数落过后，王加根开始进行深刻的反省。 他也觉得，自己对女儿确实过于严厉，太凶，表现得太没有耐心了。因为工作上不顺心，他把糟糕的情绪带入了家庭。 工作与生活，单位与家庭，是不应该完全混为一谈的。正如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的人们希望有个避风的港湾一样，人在职场上拼搏过后，也需要回家歇息，希望得到亲人们的关怀和抚慰。不能把每一个地方都弄成战场，那样的话，人迟早是会崩溃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就打算改变一下过日子的方式。不能够每天都是吃饭、睡觉、上班、看书，循环往复，千篇一律。没有必要老是把弦绷得那么紧，把得失看得那么重。不会放松，不会休闲，不会娱乐，忙忙碌碌地过一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要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那样，工作时拼命地赚钱，一旦有了空闲，就天南海北地游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是那么短暂，应该在有生之年多跑些地方。就算没有财力和充足的时间远涉重洋，也可以从周边城市及旅游景点开始呀！一个“双休日”跑一个地方，由近及远。逢到节假日，就去更远的地方旅游……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游同样会增长知识啊！再不能受方红梅的影响和牵制。如果她周末不愿意出门，就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好了。从这个星期刚开始，王加根就计划好了周末去武汉，并把旅游目的地定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他记得那里面有个动物园，可以让王欣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 到了星期五，方红梅又说她去不了武汉。 这次倒不是她不愿意出门，而是因为她今年教高三毕业班，“双休日”要给学生补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王加根吃了秤砣铁了心，不打算改变出行的计划了。 周六一大早，他就把王欣喊起床，父女俩兴致勃勃地赶到花园火车站。买好票，进站爬上列车时，看到车厢里人并不多，还有不少空位子。他们找了相邻的两个位子坐下，相视一笑，开心无比。 王欣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眼睛一直盯着窗户外面，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看着女儿喜不自禁的样子，王加根又回忆起了他第一次带王欣去河北保定时的情景。那次也是他们父女俩，也是坐的绿皮火车。不过那次火车上特别挤，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才一岁半的小王欣站在靠窗的座位上，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看。后来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要拉粑粑，整得王加根手忙脚乱。记得那天晚上她肚子饿了，又找不到开水冲奶粉，可把王加根愁坏了。转眼间，王欣就成了个大姑娘，已经是个中学生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爸，呆会儿到了公园，买门票的钱我来出。”王欣突然提议。 “为什么？” 王欣得意地说：“是您帮我挣到了稿费，我请您逛公园！” “行啊！那我谢谢丫头了。” 王加根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脑袋，心里比喝了蜂蜜还要甜。 两周前，王加根辅导王欣写作文，发现她有篇题为《我家的变化》的文章写得还不错。内容朴实，也很感人，就帮她修改了一下，还让她用方格稿纸抄下来，邮寄给了《孝天晚报》编辑部。结果，这篇文章在晚报的“学生园地”栏目上发表了。 王欣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还收到了十块钱的稿费。她刚刚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次小小的成功，多少弥补了一些那次诗歌朗诵比赛失败的缺憾，让王加根很有成就感，也让他对女儿多了一份希望和期待。虽然他并不指望王欣将来成为作家，但他最起码知道了，女儿在写作方面是有天赋的。 父女俩在汉口火车站下车后，又转乘公交车，来到了解放大道上的中山公园大门口。这个公园始建于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百家历史名园之一。公园占地面积三十多万平方米，有七万多平方米的人工湖。地面九成以上是绿化带，参天古木、名贵树种随处可见。 他们到售票处买好门票，就从欧式大门走了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宽阔的林荫道。道路左侧是人工湖，右侧是土石堆成的假山。湖心或湖边、假山的园林之中，掩映着形态各异的亭台楼阁。因为时间尚早，公园里的游客不是很多。网球场、溜冰场、游乐园这些娱乐场所还没有开始营业，显得有些冷清。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们游园的兴致。特别是王欣，显得非常快乐，眼不闲着，嘴不空着，问这问那，对什么都感到新奇。棋盘山、双龙桥、四顾轩、松月轩、茹冰、张公亭、日晷台遗址、受降堂、落虹桥……他们一边游览，一边看着碑文介绍，学到了不少东西。 王加根记得清清楚楚，公园后部就是动物园，可转到后面比较宽阔的区域，他看见了梅山、岩园、楼山、三峡屏、啜茗轩和霁雪楼，可就是没有找到动物园。 怎么回事呢？他看见湖边有个正在扫地的环卫工人，就跑过去向别人打听。 “动物园？早搬到汉阳去了！”环卫工人停下手头的工作，站着想了一会儿，“应该是八五年搬走的，都十年了。” 王加根满脸通红，感觉很不好意思。 这就是说，他至少有十年没有来过武汉中山公园了。 环卫工人向他介绍说，动物园搬到了汉阳墨水湖畔，面积比中山公园还要大。动物园里面有山有水，鸟语花香，风景非常秀丽。动物的品种也比以前多了不少，有大熊猫、小熊猫、斑马、长颈鹿、老虎、狮子、黑熊、大象、金丝猴、猩猩、孔雀、天鹅…… 王加根道过谢，说他们游完中山公园后，就去汉阳动物园。 “爸，西游记宫！”王欣突然喊叫起来。 沿着女儿手指的方向，王加根看到一堆假山的石壁上写着“西游记宫”四个大字，显然是人工修建的一个景点。 “想不想进去看看？”王加根问女儿。 王欣连声说：“要去要去。” 这还用问！今年暑假期间，她一直在追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孙悟空可是她最喜欢的大英雄，还有猪八戒，唐僧、沙和尚，要多有趣就多有趣。 进“西游记宫”得另外买门票，王欣和刚才买公园大门票一样，又抢着去买，可一看价格，十五块钱一张。她吐了吐舌头，退到了一边儿，把机会让给爸爸。 王加根笑了笑，径直走到售票窗口，从双肩包里翻出钱包，在一大摞百元钞票中抽出一张，递了进去。 买好票，父女俩就钻进了“西游记宫”。 这实际上是人工建造的山洞，与他们那年在河北正定县看的“封神演义宫”差不多。洞里有仿造的天宫地府、庙宇楼台、山水景观，以及各种人物和动物的塑像。利用声、光、电的烘托，让人身临其境，就像真的行走在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坎坷路途，与各种妖魔鬼怪斗智斗勇。 王欣平时胆子还是挺大的，但看到里面一些恐怖画面，听到一些瘆人的声音，还是吓得身上瑟瑟发抖。她不自觉地往爸爸身边靠，或者依偎在爸爸怀里，小手紧紧地拉着爸爸的衣角。 正当他们胆颤心惊又欲罢不能地体验“西游”时，王加根发现身边多出了一个瘦高个的男子。那男子二十多岁，一直紧紧地尾随着他们。他们看景观，“瘦高个”就看木牌牌上的文字说明；他们看文字说明，“瘦高个”就看景观。 起初，王加根并不是特别在意，后来发现“瘦高个”无论看什么，都表现得心不在焉。几次与他目光相遇，就显得慌慌张张的，并且迅速挪开目光，去看其他地方。这种情形，让人联想起“做贼心虚”“贼眉鼠眼”“贼头贼脑”之类的贬义词。 王加根感觉比较奇怪，继续往洞深处行进时，就多了一分戒备。 钻过一条曲曲弯弯狭窄的山洞，躲过从黑暗处突然蹿出来的吐着信子的假蛇，前面豁然开朗，是一处比较开阔的地带。 王加根牵着女儿，一起看文字介绍说明。 那个“瘦高个”突然快步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前面。紧接着，“瘦高个”伸长脖子观察了一下前后，又左顾右盼，环顾四周。那慌乱的眼神，一下子引起了王加根的警觉。 王加根一把拉起女儿的手，叫她赶紧跟着自己，往进洞的方向回跑。 见他们往回跑，“瘦高个”也折转身，跟在了他们的后面，手里还握着一把白晃晃的刀子。 王加根的心怦怦直跳，希望后面有游客进来。但跑了好半天，既不见游客，也不见工作人员。他吓坏了。没有游客，可能是由于时间尚早，但这么狭长的人工山洞，怎么会没有工作人员值守呢？ 回跑了足有百米的样子，迎面终于来了一群游客。 王加根拉着王欣，寸步不离地跟着那群游客。他完全没有心思欣赏洞中的景致了，时刻提防着那个神秘的“瘦高个”。 忐忑不安中，他们结束洞中的行程，走出了“西游记宫”。 朝阳映照下的中山公园生机勃勃，游客明显地多了起来，但王加根仍然惊魂未定。他拉着女儿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并且尽可能往人多热闹的地方走。时不时，他还停下脚步，扭转身子环顾四周，却没有找到那个“瘦高个”的人影。 他再也不敢带女儿去人少僻静的地方了，于是到湖边租了一条小船——父女俩到湖上划船了。 王加根坐在小船上，双手不停地划桨，思绪却怎么也摆脱不开刚才那惊险的一幕。 “瘦高个”是什么时候跟在他们身后的？游客那么多，怎么就会单单盯上他们？他记起刚才购买“西游记宫”门票的时候，曾把钱包从双肩包里拿出来，让里面的百元大钞暴露无遗。那“瘦高个”肯定是见财起心，才跟随他们进入“西游记宫”的。 虽然王加根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但还是耐心地教导女儿，出门在外千万不要露财。嘱咐她，少去人烟稀少的地方，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危险时，往人多的地方跑，及时报警…… 太阳不知什么时候隐藏到了云层后面，天阴了下来。没一会儿，就飘起了蒙蒙细雨。 他们赶紧上岸，走出中山公园，乘公交车到汉阳，找到了武汉动物园。正准备买门票时，王欣突然说有点儿不舒服。 王加根看她脸色苍白，一摸额头，还有点儿发烧。 “我们找家医院看看！”王加根果断地提议。 王欣皱着眉头，摇摇头，说不想去。 “那你还看不看动物呢？” 王欣哭丧着脸点点头。 王加根再次用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确认烧得并不是很厉害，就前往售票处买了门票。女儿刚才在中山公园还活蹦乱跳的，怎么突然就病了呢？王加根牵着女儿的手，显得忧心忡忡。 会不会是在“西游记宫”受了惊吓？或者是早晨起床太早，睡眠不足，抑或是在火车上开窗吹了风？唉，好不容易来一趟武汉，却把孩子弄病了。王加根非常后悔，甚至感到自责和内疚。为什么不带点儿感冒发烧之类的药在身上呢？哪怕有清凉油或者风油精也好啊。 完全没有外出旅行的经验！父女俩强打精神在动物园转了转，就去汉口火车站乘车返回了花园镇。 回家后，王加根马上带女儿去孝北县第一人民医院看医生。 打了两针，又吃了些感冒药，病情就明显好转了。 王欣重新回到学校上课，正赶上花园镇中学给初一学生建学籍档案，结果她又惹了一个大麻烦。 初中学生的学籍档案是将来参加中考和升学的重要依据。为防止初中毕业生复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比较关注初中毕业生的年龄。所以，在初一建立学籍档案时，班主任老师总会提醒学生，填写年龄时，最好写成十二岁或者十三岁。 王欣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她本来只有九岁，也按班主任老师的要求，把年龄写成了十二岁。 当她回家说明这一情况时，王加根暴跳如雷，急红了眼睛。 虽然王欣的学习成绩一般，但作为父亲，他对女儿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一年前，他之所以不让王欣读五年级，直接从四年级跳到六年级，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打算。 王欣九岁上初中，顺利的话，高中毕业就是十五岁，正好可以赶上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年龄。而现在，她稀泥糊涂地把年龄填大了，就等于无端地错过了将来的机会。 王加根和方红梅商量之后，认为应该马上去花园镇中学，争取把学籍档案里面的年龄改过来。他们找出户口簿和王欣的小学毕业证，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学校。 不凑巧的是，王欣的班主任老师出差了。 他们一听就傻了眼，在办公楼走廊里急得团团转。 其他老师得知加根夫妇的来意，说初一新生学籍档案已经送到孝北县教育局了，找班主任没用。他们还说，十二岁上初中年龄不算大，改不改无所谓。 焦急不安的王加根就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果将来想考少年科技大学，年龄确实很关键。”老师们听后也说，“不过现在只有去找县教育局。” 王加根和方红梅又心急火燎地赶到孝北县教育局。 教育局普教股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强调学籍档案上的年龄不能随便改动。如果有改动痕迹，将来有可能影响孩子升学。 王加根坚持要实事求是。 普教股长说，如果家长执意修改档案，就必须写一份保证书，声明将来因修改档案年龄出现的一切后果，由家长自己承担。 王加根犹豫片刻，还是按要求写了保证书。 普教股长这才找出王欣的学籍档案，让他们把年龄改了过来。 这事总算有了一个了结。不过，自此之后，王加根每想起留在孝北县教育局的那份保证书，心里就不舒服。他害怕真象普教股长所说的，改动学籍档案影响王欣将来升学。如果是那样，那他就真的害了女儿。会不会产生影响，要等到王欣初中毕业才知道。 也就是说，改了一个年龄，他们得担惊受怕三年时间。不到王欣初中毕业，他那颗悬着的心就难得落地。 “既然已经改了，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听天由命。”方红梅说。 王加根无可奈何地回答：“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这件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又给王欣带来了一些麻烦。 她有时在课堂上回答不上老师的提问，或者作业做错了，老师就会批评她：“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懂，还想考少年科技大学。真是自不量力，白日做秋梦！” 往日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也开始疏远她，对她另眼相看，敬而远之。女生们甚至聚在一起嘀嘀咕咕，说王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王欣自然苦恼万分。 放学回到家里，就拿王加根出气，怪爸爸讨人嫌，在外人面前瞎说，搞得她下不来台。 王加根既后悔，又疑惑。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女儿寄予较高的期望，树立远大的目标，又有什么错呢？ 第二百三十一章 情杀与车祸 林光辉被钟秀娟的丈夫砍了！ 一大早，这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就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里传播和扩散。和上次丁仲元被检察院带走一样，人们又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大家都有些惊诧和恐惧，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兴奋。说实在话，这种桃色新闻与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案件相比，对人们神经的刺激作用更强一些。 王加根吃过早饭，走出宿舍楼时，见门房那里好多人在神神秘秘地交头接耳。他虽然有点儿纳闷儿，但并没有过去打听，而是径直去营业办公楼上班了。 门房那里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的“闲话中心”，很多八卦新闻都是从那儿扩散的。不过，王加根很少在那儿逗留。他觉得，与己无关的东西听多了浪费时间，还挤占大脑的空间，因此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如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却发现余丰新、胡蓉、袁冬梅和司机小季都没有在座位上坐着，而是惊慌失措站在那里。 听过大家的议论，他也感觉非常吃惊，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林光辉被砍了？怎么可能？昨天晚上他们还在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林光辉和另外几个人在姚丽琴家里打麻将。 怎么突然就被钟秀娟的老公砍了呢？ 昨天下午，城东分理处主任姚丽琴来支行办公室找王加根，说是晚上想请几位领导去她家里喝酒，让王加根帮忙召集一下。 “去城东分理处大半年了，早就想请领导们坐一下。”平日大大咧咧的姚丽琴突然客气起来，“我们家老晏非要等他们保险公司的宿舍楼建成后，搬了家，再接领导们去家里，所以拖到现在。” “搞得这么客气！”王加根回应道。 他心里也明白，姚丽琴真正想请的是几位行领导，韩忠勇、钟秀娟和他这些中层干部不过是陪客而已。 这餐饭姚丽琴准备得充分，搞得也很铺张。 她专门请了一个会做菜的亲戚来家里掌勺，丈夫晏保民打下手。从早晨就开始准备，两人忙乎了一整天。除了常见的蔬菜和鸡鸭鱼肉，还特意买了一只大甲鱼。酒是“五粮液”。烟是软“中华”。 同事之间互相吃请，本来是很寻常的事情，a银行孝北县支行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不只是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正经八百地请客，大家平时高兴了，吆五喝六的喊几个人到家里，喝点酒，打打牌。特别是每年春节后上班，大家互相请“春客”，轮流做庄，整个正月没有哪一天是轮空的。菜通常是腊鱼腊肉卤鸡卤鸭之类的年货，烟酒也是比较大众化的，很少有人拿“五粮液”酒和软“中华”香烟来待客。 姚丽琴如此大方和破费，有点儿出乎大家的意料。 整个晚宴的气氛一直很好，所有人都非常开心。 “元旦快到了，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刘崇高边吃喝边发表高论，“现在柑桔已经大量上市，支行可以去宜昌搞点儿桔子回来，作为福利发给员工。” 满桌子的人都开始鼓掌，击节叫好。 赵国栋接言道，这事可以交给他去办理。 “我有个同学在a银行三峡分行当副行长。我们好些年没有见面，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去拜访一下。” “那就这样说定了。”刘崇高当场拍板，又端起酒杯伸到赵国栋面前，“您马上就要回市分行了，临走前为孝北县支行的干部员工做件好事，也可以给我们留点儿念想。” 赵国栋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所有的人都站起身，端起酒杯敬赵国栋。 酒足饭饱，按惯例是牌局。麻将摊子摆好后，因为人太多，大家互相谦让，拉拉扯扯不肯就座。其实，谁喜欢打牌，谁不喜欢，哪些人是赌徒级别的，哪些人打牌只是娱乐，大家心里都有数。 “不用客套了，我来点将！”脸红得如关公一样的赵国栋主动站出来，抬起右手比划着，“万行长一个，李行长一个，再就是姚丽琴和钟秀娟。两个美女陪两个年轻潇洒的行长。” 大家都笑了。 被点名的四个人不再装模作样地谦让，相继走到麻将桌前，掷骰子摸风，团团围座。 赵国栋颇有成就感地站在一旁观战。 王加根见此，暗自发笑。他又记起了丁仲元刚被抓时，赵国栋要求干部员工填写“不打麻将保证书”的情景。 待“方城之战”渐入佳境，四个人激战正酣的时候，观战的客人陆续向姚丽琴和晏保民夫妇告辞。刘崇高、赵国栋、程金林、王加根和韩忠勇相继离开，或步行或坐车，各自回家去了。 搓麻将的班子继续战斗。 到了午夜时分，快转钟的时候，钟秀娟的老公突然找来了。他瞟了一眼打麻将的几个人，脸色变得铁青，样子看上去挺吓人。 钟秀娟马上陪着笑脸，说：“最后一盘，打完了就散场。” 秀娟她老公一句话也没说，不声不响地走进了姚丽琴家的厨房。没一会儿，他又从厨房里出来了，但神情紧张，身体瑟瑟发抖。来到麻将桌旁边，在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他猛然间从身后摸出一把切菜刀，对着林光辉就劈了过去。 林光辉下意识地躲闪。 秀娟的老公继续挥舞着菜刀乱砍，林光辉左躲右闪，但还是有一刀砍在了他的左脸庞上，顿时鲜血如注…… 晏保民赶紧抱着秀娟她老公。姚丽琴从他手里抢下菜刀。万建伟和钟秀娟一起护着林光辉，起出了姚丽琴家。 他们到街上叫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把林光辉送到孝北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对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处理，又安排救护车送病人前往孝天市中心医院…… 一石激起千层浪。 林光辉被砍的消息迅速传遍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扩散到了孝北县其他单位，扩散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及其辖属县市支行。“男行长被女下属丈夫砍杀”的新闻持续发酵，并演绎出各种各样的版本。大家津津乐道，甚嚣尘上，说什么的都有，议论成了一窝粥。 按说，遭遇这种恶性故意伤害，林光辉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选择了缄默。外界普遍认为，他做贼心虚，肯定把人家的老婆睡了。 刘崇高也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叹息花园人的素质太低了，说秀娟的老公这一刀把花园人的形象都砍没了。 他和赵国栋一起到孝天中心医院看望了林光辉。 经过抢救，林光辉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治愈尚需时日。 虽然a银行孝北县支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刘崇高还是没忘记给员工发桔子的承诺。他多次催促王加根抓紧落实，一定要在元旦前把桔子买回来。 王加根按照刘崇高提供的电话号码与供应商联系，对方却问他是不是“史涛”。他感觉莫名其妙，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才弄清楚买桔子这件事实际上是史涛挑起来的。 自刘崇高来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史涛就想方设法讨新任行长的欢心，其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本事得以充分展现。 中秋节期间，他专程去了一趟大悟县城，上刘崇高的家门。得知刘崇高的夫人是大悟县五金公司职工，单位濒临破产，没什么活儿干，一直闲在家里，本想调到孝北县城，又没有联系到合适的单位。史涛大言不惭地表示，他可以帮忙把嫂子调到孝北县税务部门。 “真的？”刘崇高又惊又喜。 史涛说，孝北县地税局局长是他叔叔。 “县地税局局长不是姓季么？”崇高有点儿疑惑地问。 史涛笑着解释：“准确地讲，季局长是我老婆的叔叔。” 这就对了！史涛的老婆姓季。得到这个信息，刘崇高喜出望外，马上对史涛热情起来。他详细了解史涛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且作了好些个承诺，比方帮助入党，推荐提干，诸如此类的好事情。 回孝北县城上班后，刘崇高就和史涛一起专程拜访季局长，并且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他老婆到孝北县地税局工作的要求。 季局长答复说，税务系统人事管理受双向控制。除了孝天市地税局，还要经过孝北县政府和县人事局，难度比较大。不过，他会尽力而为，想办法去运作这件事情。 就这样，刘崇高和季局长之间有了交易。 史涛成了他们开展交易的中间人。 有一天，史涛突然来找刘崇高，问单位元旦期间准备给员工搞哪些福利，需不需要买点儿水果。 刘崇高不知道史涛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史涛于是说：“是这样，季局长的老婆是宜昌人，他小舅子在做水果生意。如果我们银行买水果的话，就关照一下。” “买！肯定要买水果呀。”刘崇高马上回答说，“过节不给员工发点水果像什么样子！” 他向史涛要了季局长小舅子的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在姚丽琴家吃饭时，就抛出了那个“不成熟的想法”。 林光辉被砍后，虽然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作有一定影响，但刘崇高还一直记着买桔子的事情。他督促罗新初去孝北县牙刷厂要了一辆大货车，安排余丰新陪着赵国栋去宜昌。他最初的想法是安排王加根去，由于王加根要去武汉参加面授学习，就换成了余丰新。 到达宜昌后，先去了中国a银行三峡分行，把赵国栋留在那儿与老同学共叙旧情。余丰新和司机再一起去季局长的小舅子那儿进货。 晚餐是赵国栋的老同学做东，特意带他们去一家偏僻的农家乐餐馆品尝长江回鱼。那里的红烧回鱼做得真不错，色泽红润油光，鱼皮滑糯滋润，鱼肉软嫩肥美，而且没有细刺。回鱼汤又稠又浓，呈乳白色，看上去如同牛奶，味道咸中带甜。 赵国栋对长江回鱼赞不绝口。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长江回鱼会成为他在人世间享用的最后一道美味佳肴。 当晚从宜昌回孝北县城的路上，拖桔子的大卡车突然失控，冲断高速公路护栏，滚下了路面。 汽车发生侧翻时，余丰新和司机正在聊天，有所防范，只受了轻伤。而赵国栋因为酒喝得太多了，上车就进入梦乡，鼾声如雷。他内脏多处受伤，马上就昏迷了。余丰新和司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从驾驶室里拖出来，一起到到公路上拦车。 时值深夜，又是荒野之地，拦车谈何容易！虽然过往车辆很多，但那些司机根本就不予理会，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最后终于遇到一个开面包车的好心人，停车让他们上来了，还把他们送下高速公路，找到了一家乡镇卫生院。 值班医生对赵国栋进行了抢救，可因为耽误得太久，又没有能力做手术，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 余丰新借用医院的电话，把这一噩耗告诉了刘崇高。 刘崇高当时就吓得小便失禁了。 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怕赵国栋的亲属找他扯皮，怕市分行领导追究他的责任。赵国栋出差是他安排的，又在出差的途中丧了命，别人不找他找谁？市分行领导不拿他是问拿谁是问？ 刘崇高推测着这件事情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尽可能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眼下，唯一让他拿不准的，就是派人去宜昌采购桔子的合规性。 这事他没有向市分行请示，完全是自作主张。这种事情该不该请示汇报呢？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明文规定。以往a银行基层单位采购节日物资，都是自己决定、自己想办法、自己拿主意。上级行只是控制福利费总额，并不规定下级行发放什么物资。这一点或许能够自圆其说，可是，桔子可以在孝北县或者孝天市本地采购呀，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地去宜昌？一辆货车跑几百公里，租车费、运费、采购人员的差旅费就是一大笔开支，这一点又如何解释？ 想到这里，刘崇高马上打电话把史涛叫过来。 他千叮咛，万嘱咐，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桔子供货方是孝北县地税局季局长的小舅子。只要把这个内幕严密封死，他就能够找到舍近求远的理由：宜昌盛产柑桔，桔子品质好，价格比本地便宜。 所有细节都考虑清楚之后，刘崇高再才让史涛起草了一份报告，通过传真发送到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 正在行领导们商量如何操办赵国栋丧事的时候，王加根从武汉回来了。怎么回事？他昨天才去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报到，怎么今天就回来了？面授学习应该没有结束呀，未必知道了赵国栋死亡的消息？当然不是。王加根对赵国栋发生车祸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之所以提前回来，是因为这次面授学习临时取消了。 按函授计划，这次面授学习的课程是《金融英语》和《外汇银行会计》。这两门课程都比较难，有些学员担心自己听不懂，干脆不就是上课了。加上这次面授的时间是十二月下旬，岁末年初，是各家银行最繁忙的时候，有些学员抽不开身。结果，这次参加面授的学员只来了五分之一。武汉金专成教处和授课教师商量后决定，取消这次面授。这次的两门课程与下次面授的课程一起学，一起考。 王加根在武汉呆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返回了。 刘崇高看见王加根，如同看见大救星，马上把料理赵国栋丧事的任务交给他负责。 鉴于赵国栋的职务任免文件已经下发了，严格地讲，他现在应该算作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机关人员，可由于他的离任稽核尚未完成，还没有到市分行报到，说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作人员也可以。何继安和王道欣商量后，决定赵国栋的丧事由市分行和县支行两级机构联合办理。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几位行领导、办公室主任和人事股长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服从a银行孝天市分行的统一安排。 慰问死者遗属，征询死者遗属意见，发布讣告，撰写死者生平事迹，采购花圈、黑袖标、白胸花、骨灰盒等丧葬用品，筹备遗体告别仪式，跟进保险理赔事宜……大家根据分工，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王加根，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崇高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基本上没有露过面。据万建伟和程金林讲，是市分行领导故意让他回避的，怕赵国栋的老婆找他的扯皮。 其实领导们是多虑了。赵国栋的老婆毕竟已经调入a银行系统，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下辖营业机构上班。她还要继续在a银行干下去，不可能与市分行领导完全撕破脸皮。加上a银行孝天市分行把赵国栋的死亡性质认定为因公殉职，抚恤金和丧葬费按最高标准发放，她也没理由提出什么异议。她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市分行党委撤销对赵国栋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决定。 这让何继安、王道欣这些领导感到很为难。他们回答说，处分决定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集体研究作出的，而且有理有据，怎么能够随便撤销呢？这个事情不好办。 赵国栋的老婆固执己见，态度异常坚决。她说，赵国栋受处分是因为孝北县委个别领导蓄意报复，赵国栋心里一直不服。处分决定不撤销，他死不瞑目，尸体自然也不能火化。 赵国栋的尸体拖回孝天城后，一直在孝天殡仪馆冷冻着。存放十天半月也许没问题，但尸体不火化，事情就不好了结。总这么悬着，也不是个事啊！ 有人对国栋他老婆的所作所为难以理解：人都没了，还管他什么处分不处分？也有人觉得她这样要求有道理——中国a银行干部的人事档案并不是死了就销毁，通常要在本单位保存五年，再移交地方档案管理部门，有的还要永久保存。受没受过处分，关系到个人声誉，也可能会影响到死者的家属。 找不到十分充足的理由，a银行孝天市分行不可能再发个文件，撤销对赵国栋的处分决定，但赵国栋的老婆又不依不饶。 何继安和王道欣商量后，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把那份处分文件从赵国栋的人事档案里抽出来，交给他老婆保管，但不能够销毁。 赵国栋的老婆同意了。 赵国栋的尸体这才得以火化。在吹吹打打和真真假假的哭声中，百余人护送他的骨灰到孝天市烟灯山公墓，入土为安。 第二百三十二章 存款公关费 进入一九九六年，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又有了调整。 林光辉调回孝天城，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国际业务部担任副经理。他走后空出来的副行长职位，由韩忠勇填补上了。 对于提拔韩忠勇，a银行孝北县支行好多人都觉得意外。 论知识水平，论工作能力，论群众威信，比他强的大有人在。他凭什么捷足先登？人们当然不会知道，韩忠勇为了获得这次提拔，光上王道欣的家门就达六次。至于送了些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只有他自己晓得。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丁仲元回来了。他因收受贿赂被判处管制半年。由于羁押了一年多，刑事判决生效后，他就被解除管制，释放出来了。接下来，a银行孝天市分行又给了他党纪和政纪处分，分别是留党察看一年和开除留用一年。与此同时，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岗位，具体负责筹建a银行孝天市分行自办的小钱庄大酒店。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一宗收回的抵押房产，位于花园镇洪花路西头，邻近京广铁路线。建筑全部为平房，占地面积八百多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这宗房产收回后，既没有出售，也没有出租，一直闲置在那里。因为孝北县城餐饮业和娱乐业持续火爆，a银行孝天市分行就决定把这地方改建为酒店，隶属于钱庄大酒店管理。 为了提高这家酒店的知名度，决定取名为“小钱庄大酒店”。考虑到丁仲元是花园人，又长期在花园镇工作，方方面面比较熟悉。加上他刚从号子里出来，回a银行孝北县支行不好安排，于是就决定让他担任小钱庄大酒店的筹建负责人。等酒店建成之后，直接任命他为酒店管理人员。眼下，小钱庄大酒店正在装修改造中，人员招聘和培训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计划今年春节前开张营业。 韩忠勇提拔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后，支行存款股长的位子就空出来了。按说可以把副股长钟秀娟扶正，但自从林光辉被她老公砍伤后，隐藏的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戳她的脊梁骨，骂她是狐狸精。她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丈夫的关系，也进入到了最敏感时期。生活上的事情让她焦头烂额，她哪里还有心思搞工作？ 鉴于此，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研究后决定，让王加根担任存款股长，办公室主任由陈俊杰接任。 刘崇高与王加根谈话时，首先对他没有得到提拔表示遗憾，并表现出非常真诚的样子对他说：“市分行这次提拔韩忠勇而没有提拔你，据我分析，还是因为你进a银行后一直没有搞过业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韩忠勇是党员，而你没有入党。我让你当存款股长，就是想丰富你从事业务工作的经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另外，我有些奇怪，你那么优秀，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组织问题呢？你是准备以无党派人士或者民主党派身份，走捷径晋升么？” 王加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牌坊中学教书时，每年入党的名额有限，论资排辈等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有机会了，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党组织正在审查时，他又调离了教育战线。进a银行后，在孝天城工作不到一年，又被选调到孝北县，而a银行孝北县支行这两年根本就没有党员发展指标。阴错阳差，就给耽误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刘崇高拍胸承诺，“今年入党，明年提干。只要我在孝北县支行搞，就一定帮你实现这两个目标。” 王加根连声致谢，表示自己将不辜负行领导的殷切期望，努力工作，力争早日扭转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下滑的被动局面。 他之所以这样表态，是因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这两年存款发展形势一直不好。支行今年初存款余额八千多万元，上级行下达的年度存款增加任务是两千万元。也就是说，到年末存款余额必须突破一亿元。可截至目前，支行存款不仅没有增加，还减少了四百多万元。他是在这种形势下上任的，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能否完成全年存款增加的目标任务，他心里实际上一点儿底数也没有。 通常情况下，a银行县级支行存款股至少应该配备五个人——股长、副股长、存款外勤人员、储蓄检查辅导员和事后监督员。a银行孝北县支行因为规模小，人手比较紧张，存款股目前只配了三个人。除王加根和钟秀娟以外，还有一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程继切。 程继切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程金林的大儿子。 我们已经知道，程金林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大儿子和女儿分别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小儿子高考落选后去参了军。去年，大儿子大学毕业，小儿子从部队退役复员，两人都安排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上班。 王加根到支行存款股上任的第一天，召集大家开了个会，明确职责分工。他主持存款股全面工作——这是毋容置疑的，同时分管对公存款；钟秀娟分管储蓄存款，兼任储蓄检查辅导员；程继切为存款外勤人员，兼任事后监督员。 存款是银行的核心业务。存款第一，存款立行，存款为本，怎么提都不为过。没有存款，就发放不了贷款；不发放贷款，就收不到利息。没有利息收入，银行是很难盈利的。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然，银行有了存款资金，还能做很多其他的投资业务。正因为存款如此重要，所以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就非常激烈。 组织存款的成本，除了存款利息支出，还需要一定数额的营销费用。比方宣传费、广告费、促销费、市场调查费、营销管理费等等，加上社会风气不好，有时还得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吃饭，送钱送物，唱歌跳舞，洗头洗面，甚至带他们去昌盛街这样的红灯区鬼混。眼下人们还不习惯“营销”这个概念，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语。受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的影响，大家习惯于把这种支出叫做存款公关费。存款公关费如何使用，其中的名堂很多。使用得好与不好，妥当不妥当，发挥的效用也大不一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传统做法，是根据各营业网点存款余额及存款任务的多少，把存款公关费核拨到各营业机构，由网点负责人自主支配使用。 这种做法的理论依据是“责权利对等”。既然给营业网点下达了存款任务，就应该提供组织存款的费用，不能够“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管理也很简便，支行存款股把公关费蛋糕一切，一个营业网点扔一块，就百事大吉。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审批环节少，营业网点负责人认可了就能够使用，不需要找支行领导或者存款股长签字审批。自由灵活，快捷方便，能够充分调动营业网点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大家都觉得这种公关费管理模式比较公平合理，没什么毛病，可就是达到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公关费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可组织到的存款却一年比一年减少。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甚至背道而驰。究其原因，还是公关费没有用到点子上，没有真正发挥公关的效用。在对公关的理解上，大家普遍存在认知上的误区，把公关与“攻关”混为一谈，觉得公关就是打通关节。遇到棘手难办的事情，花几个钱，给别人一点儿小恩小慧，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种做法的最大弊端，就是存款人的体验特别差。存款人容易把a银行看成是财大气粗、嫌贫爱富、唯利是图的势利眼，进而产生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由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对存款公关费没有实行统一管理，各营业网点自行其是，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是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所辖营业机构，客户存入了一笔钱，在甲储蓄所能够得到一壶食用油，而在乙储蓄所却什么也没有。不同的客户在同一个储蓄所办理相同的业务，有的能够得到额外好处，有的却两手空空。 两相比较，客户会觉得自己在银行没有享受到公平待遇，心里会觉得不平衡。可以想象一下，当那些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了钱的人，得知其他客户享受到的待遇更好，得到的更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一旦他们提出异议，银行工作人员又回过头来去公关。这种厚此薄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最终的结果就是失去客户的信任，把a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完全搞乱了。 其实，很多个人客户到银行存钱并没有想到能够得到额外的好处。一次两次之后，发现这种本来很正常的业务往来还有利可图，他们就会故意刁难银行，给银行出难题，吊银行的胃口，让银行不得不去求他们，不得不去请客送礼。这样就导致银行的存款公关费开支逐年增加，让银行苦不堪言，财务上难以承受。 如果是组织对公存款，情况就更为复杂，关系也更为微妙。公关费使用得不好，甚至取到相反的作用。正如俗话说的那样，香做香烧了，菩萨做菩萨得罪了。 单位存款的金额一般比较大，所以公关费的额度也相对较高，需要打点的对象也比较多。要想做到万无一失，普遍撒网是最好的选择，但那样需要强大的财力作支撑，银行通常还是只关照其中的一部分人。有时找存款单位的一把手，有时找分管财务的负责人，有时只搞定具体经办的财务人员。这样有选择地打点，就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疏忽大意、利益分配不均的情况，导致存款单位产生内讧，引发他们对银行的不满。结果，本来一些合作得非常好的单位，银行公关之后，他们反而不与银行合作了，把存款转走，甚至销户跑到了其他银行。 这种对存款单位的公关，还容易孳生腐败，一些单位的领导或财务人员拿单位存款作筹码，索取贿赂，中饱私囊，最终受到纪律处分或刑事制裁，甚至锒铛入狱。 除了对客户的负面影响，从银行内部来讲，存款公关费“一分了之，放任自流”的管理模式也是漏洞百出。费用都划拨到了营业网点了，支行难以对公关费的使用情况实行监督，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有些营业网点负责人并没有把公关费真正用于组织存款，而是挪作他用。吃喝玩乐，或者变相私分，甚至打着组织存款的旗号，花公家的钱，拉个人的关系，办自己的私事，假公济私。 鉴于存款公关费管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王加根担任支行存款股长后，就打算改变管理模式，把存款公关费由支行统一管起来。在回馈客户时，制定全行统一的政策。比方，存款达到一定的额度，给予什么样的奖励，在哪一个时间段对存款人予以优惠。各营业网点对所有客户都是相同的标准，做到公平合理，童叟无欺。组织单位存款，重在感情投资，重在日常联系，重在信息共享，重在互惠互利，建立彼此信任、和谐共赢的关系。 王加根还认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近几年对公存款增长乏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存款信息不灵。必须在全行强化“向信息要存款”的理念，掀起声势浩大的搜集存款信息活动。他设计了《存款信息采集表》，印制了两千多份，分放给全行干部员工，鼓励大家给支行提供存款信息。只要信息真实，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存款，支行就按照组织存款的一定比例，对提供信息的员工予以现金奖励。 大政方针确定后，他征求钟秀娟的意见。 钟秀娟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担心韩忠勇不同意这样搞。 “不怕！这事我来操作。”王加根满怀信心地说。 由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调整后，还没有明确分工。虽然大家普遍认为韩忠勇会分管存款股，但毕竟还没有宣布，更没有下发文件，王加根准备利用这个空当，撇开韩忠勇，直接向刘崇高汇报。他熬了两个通宵，绞尽脑汁地起草了《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公关费管理办法》，送给刘崇高审定。 刘崇高看过之后，表示原则上同意。 王加根暗自欢喜，马上通知召开各营业网点负责人会议，急着抛出了存款公关费管理办法。而正在这时，韩忠勇突然来找他，说存款公关费集中管理不妥，这事还需要商量。 “支行从成立到现在都是这种管理模式，b银行、c银行、d银行也是这样搞的。我们没有必要标新立异！”韩忠勇旁征博引，从纵横两个方面提出了反对的理由，“在存款公关费的管理上应该权力下放，不能大包大揽。存款股把费用全部拿在手里，搞得营业网点负责人都没有水喝，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看到韩忠勇如此嚣张，王加根如同吃了苍蝇一样不舒服。 他与韩忠勇认识四五年了，彼此之间应该算是熟悉的。无论是他在孝天城工作期间，还是选调孝北县这两年多，韩忠勇在他面前一直是卑微的。见面点头哈腰，说话语气客气，并且永远是一幅皮笑肉不笑的模样。如今提拔为支行副行长了，突然之间就变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王加根当然难以忍受。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逐一陈述存款公关费分散管理的弊端，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那种管理模式并非权力下放，而是存款股逃避责任，是一种失职行为。 “你说得不错，自孝北县支行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这么管理的，但管理的效果怎么样？存款增长乏力，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不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分散管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就应该考虑变一变，集中管理试试。”王加根据理力争。 韩忠勇一时语塞。 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又问：“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变就变了。你征求过营业网点主任的意见吗？他们同意吗？” “他们同意不同意有什么关系？我是存款股长，这事就应该由我来定夺！”王加根斩钉截铁地回答。 韩忠勇也不示弱：“那你总得请示汇报一下！” 王加根说，他向刘崇高请示过，刘崇高原则上同意。 “你向我汇报过么？这件事我都不知道，我还没有表态，你凭什么去找刘行长？”韩忠勇咄咄逼人地质问。 王加根听到这里，顿时火冒三丈：“我为什么不能向刘崇高汇报？你凭什么要我要向你汇报？你是我的分管领导么？存款股原本是林光辉分管，林光辉调走后就没明确分管领导。我不向一把手汇报向谁汇报？” 韩忠勇被噎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地拂袖而去。 第二百三十三章 征地补偿费 韩忠勇为什么如此在意存款公关费的管理模式？ 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表面上看，存款公关费全额划拨到各营业网点后，支行存款股就成了一贫如洗的清水衙门，实际上并非如此。 存款股不保留存款公关费，不等于不使用存款公关费。只要存款股认为有公关的必要，都可以先行开支，然后通知相关的营业网点去结账；或者让营业网点负责人参加公关活动，活动结束后，由他们去买单。存款公关费名义上划拨到了各营业网点，但绝大部分都是行领导和存款股长花出去的。领导们花完钱之后，还不需要在发票上签字，财务上反映的都是营业网点的费用支出。 现在把存款公关费统一管理，就增加了存款股审核这道门坎儿，行领导们花钱没以前那么方便了，刚升职为支行副行长的韩忠勇当然会跳出来反对。 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网点负责人会议上，王加根首先说明了修改存款公关费管理办法的缘由。他说，支行近几年对存款公关费实行分散管理，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存款增长的作用，而且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支行共有八个营业网点，全部集中在孝北县城，客观上具备了集中管理存款公关费的条件。改变管理模式后，各营业网点主任每周可以到存款股来领一条香烟，用于日常联系业务。此外，要高度重视存款信息管理，广泛搜集存款信息。只要大家掌握了存款信息，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走访客户，上门做工作。存款股出钱出人帮大家公关，组织回来的存款，是哪个营业网点提供的信息，就算哪个网点的。” 听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王加根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想起与韩忠勇之间发生的争执，又有意把会前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大家讲了一遍。 他接着说：“韩行长批评我事前没有征求营业网点负责人的意见，我觉得他批评得有道理，在这里诚恳地向大家道歉。算是事后弥补工作上的失误，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现在就可以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只要合情合理，存款股是会予以充分考虑和采纳的。” 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 王加根又提议：“那我们就来个举手表决！反对存款公关费集中管理的请举手。” 所有人坐着没反应。 “同意存款公关费由支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请举手。” 大家有的举起左手，有的举起右手，还有几个人把双手都举起来了。就这样，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延续了多年的存款公关费分散管理模式宣告终结。 尽管在与韩忠勇的交锋中占了上风，开会时也一吐为快，会议结束之后，王加根还是觉得自己过于冲动。 “这么直截了当地与韩忠勇对着干，大家会不会认为你是在闹思想情绪？会不会认为你心胸狭窄，太小家子气？如果不出意外，行领导分工肯定会让韩忠勇分管存款股，他就成了你的顶头上司。就算不让他分管存款股，别人也是行领导。你一个中层干部，在大庭广众面前公开嘲弄他，与他叫板，他将来打击报复你不是现成的？” 想到这些，王加根准备找个适当的机会向韩忠勇道歉，说声对不起，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可睡了一晚上，他又觉得没这个必要。一则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从营业网点负责人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改变公关费管理模式是人心所向，大家都是支持的；二则他还是在骨子里看不起韩忠勇，根本就没有把这人当作一回事。别说是韩忠勇当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就是他当更大的官，王加根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更不会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该怎么的就怎么的，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老子光明磊落，怕你个球呀！”王加根的犟脾气又上来了。 第二天上午，他在办公楼二楼走道上碰到韩忠勇，也只是礼节性地打了声招呼，然后各走各的路，各进各的办公室，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根据新的《存款公关费管理办法》，存款股每周要给各营业网点一条“公关烟”。为省去大家到支行来领香烟的麻烦，王加根让程继切去孝北县烟草公司买了一整箱“红塔山”，锁在存款股的铁皮柜里。每逢星期一上午，他就和钟秀娟一起到各营业网点送香烟。这一做法让各营业网点负责人深受感动，一线其他干部员工也倍受鼓舞。 当然，王加根亲自到营业网点送香烟，也并非完全是作秀。他真实的想法，是想借此机会与基层员工沟通和交流，面对面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存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寻找拓展业务的机会。 有一天，他到支行营业室送香烟的时候，高超雄拿出两张转账支票，说有两笔从b银行孝北县支行转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资金，他们跑了好几天都没有转过来，看存款股能否帮忙想想办法。 王加根接过支票一看，出票人是花园镇土地管理所，收款人分别是花园镇邹肖村和花园镇双桥村。邹肖村五十二万元，双桥村六十万元。由于出票人的账户在b银行孝北县支行，而收款人的账户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如果这两笔支票业务得以办理，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就能增加一百一十二万元存款。 “b银行不转账的理由是什么？”王加根不解地问。 “没理由！他们就是不转。”高超雄恼火地噘起嘴巴子，说，“很明显，如果转了这两笔资金，b银行的存款就减少了。这就是他们拒绝转账的理由。” 听到这儿，王加根把两张支票塞进上衣口袋，气呼呼地说：“我去试试。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他叫上程继切，一人骑上一辆自行车，直奔b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来到对公业务办理窗口，王加根没有把两张支票同时递进去，只交给营业人员邹肖村收款的那一张，想先试探一下。 临柜的会计人员接过支票看了看，又马上递出来，回复说，花园镇土地管理所征地补偿费属于专户资金，如果从b银行孝北县支行转出，必须有他们行长的签字。 王加根一听，心里就开始冒火，但他还是克制自己的情绪，没好气地问：“你们喻行长在几楼办公？” “三楼。”柜台里面的营业人员冷若冰霜地回答。 王加根接过退出来的支票，起身退出b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从外面的一个侧门上楼。 想到要见喻行长，他又回忆起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与b银行孝北县支行分割中心储蓄所的谈判。那次他就发现，喻行长老奸巨滑，老谋深算，因此私下里提醒自己：立场一定要坚定，态度一定要坚决，不轻易松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喻行长见到王加根，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一口一声“王主任”地叫着。他以为王加根还是办公室主任，来联系行政管理方面的事情，直到王加根拿出转账支票要他签字，他才明白这人已经调任存款股长。喻行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 “我们与花园镇政府有协议，土地管理所的钱存在我们这里不能动，因为我们贷款支持了花园镇一个建设项目。”喻行长如是说。 王加根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与花园镇政府签没签协议，以及签的什么协议，我都不感兴趣。我作为b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客户，只希望你们按照《支付管理办法》规定，办理这两笔支票转账业务。” 喻行长听王加根这样讲，就一个劲地说好话，说他们目前的存款形势也不怎么好。a银行b银行都是开银行的，没有必要互相挖墙脚。 “这是正常的资金划转，怎么能够说是挖墙脚？”王加根驳斥道，“银行是靠信誉立足的，你们应该尊重客户的选择。” “那就应该由客户自己来办理！你一个a银行的员工来我们b银行转账算怎么回事？”喻行长也恼羞成怒，“我没有义务接待你！” 王加根毫不示弱：“你一个银行行长，说话怎么这么没水平？你学没学过《票据法》？支票为见票即付的票据。现在我是持票人，持票人有权利要求你们支付！” 王加根一硬，喻行长又软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这样！我先与花园镇政府联系一下。下午你来听消息。” 王加根听到此，觉得把别人逼得太紧也不好。反正理在他这边儿，看你喻行长能弄出什么新花样，于是就勉强答应了。 回家吃过午饭，王加根和程继切又一起赶到b银行孝北县支行。 喻行长说，已经与花园镇商量过了。花园镇领导的意见，是两家银行都照顾一下，转一部分到a银行，留一部分在b银行。 “转账金额改成票据金额的一半儿。你们到花园镇土地管理所去换一下支票。” 王加根估计这是圈套，喻行长可能已经搬动花园镇政府领导对土地管理所施加了压力。如果花园镇土地管理所把支票收回去，就不会再重新开了，因此他坚决要求按票据金额转账。 喻行长却拒绝在支票上签字，并且借口要开会，起身走了，把他们凉在那儿。 王加根和程继切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喻行长回来。 王加根想，既然喻行长要求客户自己来办理，我就去把邹肖村的支部书记请过来，看他还有什么话讲。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程继切。 程继切反问道：“如果邹肖村的书记不愿意来怎么办？” “这个你尽管放心好了。”王加根信心满满地回答，“我与邹肖村书记的关系可不一般。不是吹牛皮，只要我开口的事情，邹书记肯定不会拒绝！” 程继切半信半疑地随王加根一起走出b银行孝北县支行，拦了一个“电麻木”。两人坐车前往邹肖村。 从b银行孝北县支行到邹肖村大概有三里路，利用“电麻木”开行的这段时间，我们来理一理这次争抢征地补偿费的缘由。 规划中的孝北县城位于花园镇京广铁路线以东、107国道沿线，也就是原牌坊乡所管辖的区域，涉及北桥村、孙畈村、农庄村、罗畈村、邹肖村、明星村等六个行政村。这六个村也就幸运地成了人们所羡慕的城中村。孝北县政府征用城中村的农田和耕地，得向城中村支付征地补偿费。当然，这笔钱财政只是暂时垫付，政府把征用的土地转手一卖就回来了，而且会赚上一大笔。由于孝北县新城区规划面积有两千多亩，征地补偿费及土地出让金自然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辖区内各家银行虎视眈眈，都希望这些资金成为他们的存款。 在一番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争夺战之后，b银行孝北县支行成了最大的赢家。孝北县土地管理局和花园镇土地管理所先后在他们这儿开了户，各单位买土地的钱源源不断地归集到b银行孝北县支行。受孝北县一些领导人的干预，不允许土地管理部门多头开户，其他银行只能干着急，眼看着b银行孝北县支行吃肉，他们连汤都喝不上。 王加根出任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股长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不过他同时得到信息：孝北县政府出让土地的钱收得差不多了，但应该付给城中村的征地补偿费却拖欠着没付。于是他就想，既然我们归集不到土地出让金，能不能在征地补偿费方面做文章？孝北县和花园镇土地管理部门的户头争不来，我们可以让城中村来开户呀！只要城中村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开了户头，将来土地管理部门付钱给他们的时候，资金不是很自然地从b银行转到了a银行？ 有了这个想法后，王加根分别与支行营业室主任高超雄和城东分理处主任姚丽琴交换意见，让他们去做几个城中村的工作，一定要让他们把账户开在a银行——哪怕一分钱都不存，开个空户头也可以。 完成这项工作并没有花多长时间——这主要归功于王加根。他曾经在牌坊中学教过十年书，与城中村的书记主任都熟悉。只要他出面，别人答应得都比较爽快。 几个城中村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开立账户不久，土地管理部门开始给城中村支付征地补偿费了。给邹肖村的五十二万元和给北桥村的六十万元是花园镇土地管理所开出的第一批支票，没想到b银行孝北县支行却无理拒付。如果邹肖村的这笔资金转不过来，北桥村那六十万元也没戏，前期动员城中村开的那些户头就没有任何意义。 想到这里，王加根怎么能够不着急？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码头打下来！ 他们乘坐的“电麻木”快到邹肖村的时候，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擦身而过，超过了他们。王加根一看汽车牌照，正是b银行孝北县支行喻行长的车子。 他们前后脚到达邹肖村村委会。 王加根看到村委会门口停着b银行孝北县支行的汽车，知道喻行长已经提前到了。他催促程继切赶紧下车，必须马上见到邹书记，不能让b银行的人抢占了先机。 反正两家银行已经交上火了，也顾不了相互见面时的难堪。三人抵六面把话说清楚，如何选择那是邹肖村的事情。 他们走到邹肖村村委会门口，邹平安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与他们握过手之后，邹平安小声告诉王加根，花园镇的吴镇长和b银行的人来了，正在谈征地补偿费的事情。 王加根往屋里瞟了一眼，见里面坐着两个陌生人。他怕邹平安为难，主动提出：“那我们就在外面等一会儿。” “不好意思啊！”邹平安抱歉地说，“那你们先随便转转。” 王加根带着程继切往邹肖小学操场的方向去。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b银行孝北县支行那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开走后，他们才来到邹肖村委会。 邹平安满脸通红，余怒未消，显然与吴镇长聊得并不愉快。 他把王加根和程继切迎进屋，嘴里还在不停地唠叨：“b银行真是过瘾！要存款就来了。我们找他们贷款不晓得有多难！服务又差劲……” 他告诉王加根，刚才陪吴镇长来的是b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主任，要求邹肖村去b银行开户。说是如果邹肖村在b银行孝北县支行有户头，花园镇土地管理所付款时就能够在b银行系统内划转。这样比较方便，不存在跨行转账，可以少惹些麻烦。 “您答应他们了？”王加根有点儿着急地问。 “怎么可能？”邹平安狡黠地回答，“我告诉他们，邹肖村在a银行有贷款，结算账户只能开在a银行。” “谢谢！谢谢！感谢邹书记对我们a银行的支持。” “谢啥呢，我们是什么关系！”邹平安很仗义地说，“你王老师可是我们邹肖村的大恩人。邹山青的事就不说了，你帮我们跟地区建筑公司打官司，一分钱律师费都没有收。就冲这一点，我们也应该知恩图报啊。” 王加根很感动，眼眶里都有了泪花子。 待情绪稳定下来后，他简单地讲了讲这两天与喻行长交涉的情况。并且提出，希望邹书记和他们一起去办理这笔转账业务。 邹平安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由于送王加根他们来的“电麻木”已经开走了，王加根非常后悔没有坐银行的车过来。 “要什么车？几步路，我们走着去！”邹平安披上棉袄，摇头晃脑地走出了村委会。 三个人一起边走边聊，步行前往b银行孝北县支行。 第二百三十四章 集资闹剧 喻行长怎么也没有想到，王加根真的把邹肖村支部书记请过来了。见到邹平安，他先是说好话，进而又责备他不够意思。 双方很快就吵了起来。 由于邹平安软硬不吃，执意要求b银行办理支票业务，喻行长只好拨通花园镇“一把手”黄书记的电话，想搬出黄书记来压他。 邹平安根本就不吃那一套，甚至连黄书记的电话都懒得接听。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搞得大家都很疲惫。 直到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喻行长才说：“这样，你们明天上午再过来。转或者不转，我一定给你们明确的答复。” 王加根看了看手表，说了声“行”，就和邹平安、程继切一起走出了喻行长的办公室。 来到大街上，王加根要请邹平安吃晚饭。邹平安客气地推辞。王加根不由分说，叫来一辆面的，连拉带推把邹平安弄上车，直接开到了老城区。路过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时，他又下车叫上韩忠勇、高超雄和司机小季，一起前往花园火车站对面的五一饭店。 几个人高高兴兴地吃饱喝足后，王加根让司机小季开车送邹平安回家。他们几个人则步行往回走。在路上，韩忠勇一个劲地说邹平安够意思，连花园镇吴镇长的面子都不给，一直向着a银行。这样的客户真是太难得了。 “喻行长不会善罢甘休的。”王加根不无忧虑地说，“我估计他会去找花园镇的黄书记。” 韩忠勇觉得王加根的分析有道理，于是说：“要不我们现在去向刘行长汇报，让他先去找找黄书记。” 王加根和高超雄也认为非常有这个必要，就跟着韩忠勇一起前往刘崇高的宿舍。 刘崇高听过他们的汇报，显得有点儿犹豫。他说，自己与花园镇黄书记打交道不多，说话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万一黄书记开口向他要贷款，他还不好答复。 “要不你们先去试试，不行的话，我再出面？”他又把皮球踢给几个下属。 韩忠勇认为这样不妥当。他说：“政府官员最讲究身份对等，你这个行长不出面，让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去，黄书记肯定不高兴。事情办不成不说，还会起负作用。” 刘崇高被逼到了墙角，只好勉强答应了。 他让王加根带上两条“红塔山”香烟，并嘱咐用报纸包好，然后几个人浩浩荡荡地前往花园大桥头的花园镇政府大院。进院子的时候，迎面开出来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一看牌照，是b银行孝北县支行喻行长的车子。 “喻行长肯定是去找了黄书记的。”望着忽明忽暗的汽车尾灯，王加根非常有把握地推测。 其他人也认为有这种可能。等他们敲开黄书记的家门，进入客厅，看见茶几上没来得及收拾的茶杯，以及烟灰缸里的烟蒂，加上满屋子的烟味，证明王加根的判断是对的。 刘崇高把带来的两条“红塔山”香烟放在茶几上，再才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 黄书记笑着说：“不瞒你们说，b银行的喻行长也来过。他前脚走，你们后脚就来了。” 几个人表情复杂地笑了笑。 黄书记接着说，a银行和b银行都是花园镇的财神爷，哪一个他都得罪不起。两家银行对花园镇的支持都很大，他从内心里表示感激，也不想偏袒任何一方。 “我本来已经答应了喻行长，明天上午去b银行等邹平安。既然你们现在来了，我明天早上就说要开会，扯个理由不去了。”黄书记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狡猾，态度鲜明到露骨，“花园镇只负责按时把征地补偿费付出去，至于城中村在哪家银行开账户，资金转到哪家银行，让城中村自己决定，镇里绝对不干预。你们与b银行好好协商，也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加根骑车来到b银行孝北县支行，站在大门口等邹平安。两人会合后，就一起上楼去找喻行长。 双方见面后，邹平安与喻行长话不投机，没谈几句，又争吵起来了。两人情绪都比较激动，拍桌子打椅子，脸红脖子粗，面相像关公。 王加根站在旁边作壁上观，保持缄默，没有插言。直等到吵架的两个人都累了，如拳击选手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才从上衣口袋里把支票搜出来，递到喻行长面前，请他签字。 “我不负责具体业务，你去找分管会计结算的邱副行长。”喻行长气鼓鼓地说。 王加根赶紧从喻行长办公室退出来，在走廊里逢人便问，邱副行长在哪个办公室办公。见到邱副行长，他还没开口，对方就给了他一个后脑勺。两人也唇枪舌剑地吵了起来。 王加根要求邱副行长他签字，他又开始踢皮球：“大额存款转出我当不了家，必须由支行一把手签字！” 王加根听到这儿，转身就走，再次回到喻行长办公室。 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你们互相踢皮球，到底是什么意思？本来是持票人就能办理的业务，你们非要收款人来。现在持票人收款人都来了，你们还是不转账。这不是故意刁难客户吗？b银行孝北县支行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信誉？” 喻行长恼火地把手一挥：“我们不讲信誉！” “这是你喻行长亲口讲的，b银行不讲信誉！”王加根抓住这句话不放，“我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脱下裤子将就你们。如果你们是这种态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会把这两天的经历，以及你刚才所说的b银行不讲信誉，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寄给报社。你相信不相信？” 这话如果出别人之口，喻行长也许会认为是吓唬他的，但王加根说出这话，他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王加根的大名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在广播电视里听到。特别是那次孝北县成立两周年篮球赛，很普通的一场县级单位组织的比赛，硬上让他弄上了《湖北日报》，足以可见这家伙笔头子厉害。喻行长沉默不语，也不愿意签字。 王加根步步为营，问喻行长是不是非要逼着他回去写东西。 “要写你就去写呗。”喻行长嘀咕道，声音比先前小了许多。 “行！那我们走着瞧！”王加根气呼呼地甩门就走。 邹平安也跟在他后面下楼了。两人走出b银行孝北县支行办公楼，站在他们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写信到报社投诉太慢了，光审稿子就得好几天。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刊登。”王加根有点儿为难地实话实说。 “就是。你已经警告他们要投诉，说不定喻行长马上就会去孝天报社做工作，让你的投诉信如石沉大海。”邹平安附和道，“再说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你们两家银行就撕破脸，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这个道理我懂咧。”王加根笑着说，“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逼着他把字签了。没想到喻行长老奸巨滑，没上我的当。” “这事真是伤脑筋。接下来怎么弄呢？”邹平安一筹莫展，“要不我们还是去b银行营业室，坚决要求转账。他们再不办理，我们就掀他们的柜台。什么需要行长签字？那是b银行内部的规定，我们不吃他们那一套！” 理是这个理，但绝对不能这么做。王加根是银行职员，知道影响银行正常营业办公秩序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蛮干解决不了问题。”他笑着劝阻邹平安，接着说，“我这里还有最后一张牌，那就是找县人民银行——让监管部门来处理我们两家银行之间的纷争。” “那还等什么？我们这就去县人行。”邹平安急不可耐地说，“我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他们b银行！” 他们各自骑上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人行孝北县支行。 人行段行长听完他们的投诉，显得非常重视。他说：“眼下人总行正在专项治理违反《票据法》的行为，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段行长抓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找b银行孝北县支行喻行长核实情况。这个电话打了近半个小时，段行长自始至终口气都非常严厉。他告诉喻行长，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必须无条件付款。否则，他们将对b银行孝北县支行予以严厉的处罚。 放在话筒，段行长对坐在沙发上的两位投诉人说：“你们再去b银行试试。如果他们仍然故意作梗，你们就打我的电话。” 再次来到b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室，王加根灵机一动，把身上的两张转账支票都拿出来，同时从营业窗口递进去。 银行柜台里面的营业人员接过支票，看了看，疑惑地问：“不是说有一笔款项要转走么？怎么变成了两笔？” 王加根狡黠地一笑：“你们一拖再拖，就又来了一笔呗！提前给你们打声招呼，后面接着还有好多笔呢。” “转两笔我可做不了主。我要向领导请示一下。”营业人员站起身，去找营业室主任。 营业室主任又抓起电话，向楼上的b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汇报。 过了好一会儿，营业人员才拿着支票回到座位上，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这两笔支票转账业务给办了。 王加根收好转账回单走出b银行孝北县支行，喜笑颜开，得意洋洋地向邹平安提议，找个地方喝两杯，好好庆祝一下。 邹平安看了看手表，还不到十一点，就谢绝了王加根的好意，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王加根也上了自行车，一身轻快的往老城区疾驰。 回到单位，还没等他宣布好消息，钟秀娟就黑着脸来到他身边，神情紧张地说，市分行总稽核、稽核科长和存款科长都来了，调查a银行孝北县支行集资放款的事情。 “这事市分行是怎么知道的？”王加根好奇地问。“更何况，我们还没开始搞呢。” 钟秀娟说，集资放款是没有开始搞，但刘崇高担心市分行不同意，就让她造了个假登记表，又填写了几张假借据，通过传真发给了市分行。刘崇高的本意是弄一个先斩后奏的假象，逼着市分行同意，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市分行的稽核人员召来了。 “他总是做这些没屁眼的事情！”王加根恼火地骂道，“现在羊肉没吃到，倒惹得一身骚。” 一周前，刘崇高提议a银行孝北县支行搞内部集资。每个干部员工存四万元钱，定期两年，按年利率百分之二十五计息。也就是说，四万元集资款交齐后，每年可以得利息收入一万元。他的这个提议在支行行长办公会议上通过后，又在全行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 宣布的第二天，刘崇高心里又不踏实，找到王加根，说百分之二十五的利率是不是太高了，干脆调成百分之二十。 王加根说，现在各营业网点柜面搞存款，一年定期存款利率都是百分之二十。如果内部职工集资利率也是这么高，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也失去了为员工谋福利的意义。 “更何况，您昨天已经在全行干部职工大会上宣布了。朝令夕改，太不严肃，也不好向员工交待啊。” 王加根说的是事实。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高息存款，但银行高息揽存却屡禁不止。比方一年期定期存款，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利率是百分之十点九八，而商业银行实际存款利率大多为百分之二十。当然，这么高的利率商业银行不敢对外宣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吸存，只能在背地里悄悄地进行。在操作手法上，各家银行也不相同，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提前支付一部分利息给客户，即所谓的贴水。 存单上记载人行规定的挂牌利率，另用一个《高息登记薄》记载约定的实际支付利率。挂牌利率与约定利率形成的差额利息，由银行在办理存款时提前支付给客户，交客户签字确认。因此，这些高息揽存业务，监管部门在检查时很难发现，存单上看不出任何破绽，只要商业银行把《高息登记簿》保管好，不让检查人员发现就行了。 贴水的资金是银行正常存款利息之外的支出，也是造成银行财务亏损的重要原因。老实讲，如果从追逐利润和控制成本的角度考虑，银行都不愿意抬高利率，去吸收高息存款。可环境不由人。其他银行都在搞高息存款，如果某一家银行洁身自好，那存款就会哗哗地流入其他银行，这家银行的存款就可能直线下降。这种后果是很严重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存款拿什么发放贷款？不发放贷款哪儿来的收入？没有收入还开什么银行？长此以往，银行不仅赚不到钱，连保支付都成问题。因此，无论筹资成本多么高，各家银行都争着抬高利率。这种情况恶性循环，各家银行已经身不由己。 由于高息揽存非常普遍，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针过针、线过线地较真。当然，如果有人拿着确凿的证据举报，那又另当别论。人民银行管不了高息存款，对内部集资就更没有办法了。 内部集资无须开出存单，只需要打张收条，或开张收据，就可以把钱汇集到一起。刘崇高原想通过内部集资弄几百万资金放贷款，赚到钱之后，除了支付集资款的息钱，还可以为职工谋些福利。现在贷款那么紧张，年利率百分之三十都有人抢。令人遗憾的是，当他把这一想法向a银行孝天市分行汇报时，市分行存款科不同意。 刘崇高于是耍弄小聪明，让钟秀娟造了张《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内部集资登记表》——职工姓名、集资金额都是虚构的；又填写了几张发放贷款的借据——借款人、借款金额当然也是胡编的。他让办公室用传真机把这些东西传到a银行孝天市分行，然后给存款科长打电话，谎称孝北县支行的内部集资已经搞完了，筹集到的资金也都发放出去了…… 刘崇高原本是想弄个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让市分行存款科长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一事实。没想到，市分行存款科长也不是吃素的。 收到传真后，他马上向市分行领导汇报。市分行领导一听，马上就炸了锅。这还得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居然自作主张搞内部集资，高进高出，账外经营。于是，就派出了由市分行总稽核带队的调查组，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核实情况。 调查组一行五人到孝北县支行后，翻报表，查传票，找人谈话，搞得鸡飞狗跳。从上午开始查了一整天，还是没有下结论。吃过晚饭后，调查组继续工作。 王加根负责接待调查组。 他累得心力交瘁，趁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偷偷溜回家小憩了一会儿。深夜十点多钟，他又被电话铃声吵醒了。他抓起话筒，听到的是韩忠勇慌慌张张的声音：“你快来一下，拿五条烟给我！” 天那么冷，刚把被子睡热，王加根真不想起床。在方红梅的劝说下，他才磨磨蹭蹭地穿好衣服。顶着深夜的严寒来到办公楼，看见韩忠勇正在楼道里焦急地等他。 “快搞完了，检查组晚上还要赶回孝天城。”韩忠勇火急火燎地说，“刘行长的意思，给他们一人派一条烟。快点儿，伙计！” 王加根快步走进存款股，打开铁皮柜，拿了五条“红塔山”香烟交给韩忠勇。 韩忠勇抱起香烟，赶紧就往二楼小会议室跑。 结果，小会议室里一个人也没有。 韩忠勇又慌里慌张地上三楼。上楼梯时，被台阶绊了一下，他差点儿摔倒，香烟掉了一条到地上。韩忠勇弯腰把香烟捡起来，继续上楼梯。 三楼也没有看到检查组人员。 他又从三楼下到二楼，从二楼下到一楼……来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门房处，看见市分行检查组成员正准备上车。 他赶紧跑过去，把香烟塞进车厢。 检查组组长从车上走下来，恼着脸把韩忠勇训斥了几句，让他把香烟拿走。 韩忠勇脸颊上的肌肉痉挛着，只好走过去，从车上把香烟全部抱下来，显得非常尴尬，狼狈不堪。 第二百三十五章 高息存款 尽管a银行孝北县支行内部集资没有实施，a银行孝天市分行还是约谈了刘崇高和韩忠勇。对他们不靠谱的想法及危险计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提醒他们要增强依法合规经营意识。 这事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了一个笑话，也让人们见识了刘崇高的浅薄、平庸和无能。身为a银行孝北县支行“一把手”，他做事完全没有计划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想起一曲是一曲，缺乏通盘考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搞经营管理。 刘崇高对存款工作格外关注，时不时给韩忠勇、王加根派活儿。要求他们给全行干部员工下达业余揽存任务，督促他们制定存款利率政策（实际上就是高息存款），布置他们在孝北县成立个体资金互助会，催促他们组织召开外汇存款协调会……今天安排这，明天吩咐那；一会儿要他们这样搞，一会儿要他们那样做。思维完全是跳跃式的，而且不切合实际。他下达的任务有些根本就无法完成，布置的工作也没办法实施。看似点子多，实际上都是花架子。而且变化无常，刚刚安排的事情，有可能马上就改变，甚至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刘崇高做事情只注重形式，不讲求效果。喜欢承诺，又老是放空炮，不落实，不兑现，爱日哄人。 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是这种德性，肯定会丧失民心，失去群众对他的信任。群众不可能服从他的领导，也不会心甘情愿为他去卖命。王加根性格耿直，桀骜不驯，做事脚踏实地，务求实效，难免经常与刘崇高发生冲突和矛盾。韩忠勇则恰恰相反，视刘崇高的话为圣旨，说什么都照领导的意思办。哪怕明知刘崇高的指令是错误的，是做无用功，他也要求大家坚决执行。如果王加根抵制，他就向刘崇高打小报告，添油加醋，旁敲侧击，坏了刘崇高的印象。 王加根对这些也清楚，心里明镜似的。有时他就想，算了，没有必要委屈求全去谋求升职。就算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当个副行长，也是个吃力不讨好、闹心受气的角色。天天与刘崇高、韩忠勇这些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还是快点儿把电脑买回，专心专意搞文学创作。写几篇有力度、有影响的小说，让世人刮目相看，又可以得到可观的稿酬。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遗憾的是，眼下他家里还没有足够的钱圆电脑梦，还得等待一些时日。 临近一九九六年春节，a银行孝天市分行组织开展储蓄基础管理工作大检查。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检查时，发现了一大堆问题。用检查组组长的话讲，有点儿触目惊心。因为很多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业务传票上的印章半数以上都没有盖，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储蓄检查辅导形同虚设。 刘崇高听过这些反馈意见，气得团团转，又不知道该向谁发火。他把韩忠勇、王加根和钟秀娟叫到一起，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分工，储蓄基础管理工作由钟秀娟负责。由于她对王加根安排她兼任储蓄检查辅导员有抵触情绪，不乐意接受。 韩忠勇当存款股长时，钟秀娟是副股长兼存款外勤。一天到黑在外面跑，与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打交道，吃吃喝喝，抹牌赌博，玩习惯了。现在王加根要她抓内部管理，她觉得太枯燥，不想整天泡在营业网点，屁股也坐不下来。说是副股长，她手下又没有兵，无人可供她调遣，因此总是消极怠工。对该做的事情，能拖则拖，甚至不做。 a银行孝天市分行这次大检查是提前发过通知的。钟秀娟收到文件后，浏览了一遍，就往办公桌抽屉里一丢，完全没当一回事。她既没有通知各营业网点负责人搞自查，也没有下去检查和辅导。 有一次，王加根碰到昌盛街储蓄所主任黄义鹏，问他们迎检工作做得怎么样。黄义鹏完全不知道市分行要搞检查，更没有看到相关文件。王加根赶紧去找钟秀娟，结果她因为抹牌赌博，被花园镇派出所传唤，交待问题去了。 王加根于是通过陈俊杰，找a银行孝天市分行办公室要了份开展储蓄基础管理工作大检查的文件。他把文件复印后，让程继切送到支行各营业网点，要求营业网点主任按文件列示的明细逐项进行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但大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应该说，这次检查发现这么多问题，钟秀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客观上，是因为她婚姻家庭出了问题，精神上压力大，又玩惯了，不想脚踏实地地干事情。主观上，她还是对王加根有点儿不服气。 在她看来，王加根有能力、有水平，能说会写，搞支行办公室主任没问题，但他毕竟没有从事过储蓄或对公存款的经历，凭什么来当存款股长？这明摆着就是挡了她钟秀娟的道儿。她进a银行就搞储蓄员，当过好多年储蓄所主任，又与韩忠勇搭班子，担任过存款股副股长。韩忠勇提拔为支行副行长，存款股长的位子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她的。结果来了个王加根！这不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外么？ “好，既然你王加根是存款股长，我看你有什么能耐把孝北县支行存款工作搞上去。还要我兼任储蓄检查辅导员，凭什么？我是副股长，才不干这些应该由办事员做的事情呢！”钟秀娟在内心里说。 她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情绪在搞工作，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每天上班混钟点，下班了就去打麻将，让王加根一个人穷折腾。她就是要看王加根出洋相、闹笑话，故意拆他的台子。 这个女人的心思和品行，a银行孝北县支行每一个干部员工都清清楚楚。正如她与林光辉的暧昧关系一样，她自以为做得很隐秘，其实外面早就议论成了一锅水，风一阵，雨一阵。直到他老公拿菜刀把林光辉砍了，窗户纸捅破后，那块遮羞布也就彻底扯掉了。 从那时开始，钟秀娟就成了孝北县乃至孝天市的名人。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指着她的后脑勺说长道短，嘻笑声和谩骂声一片。她最终还是离婚了，老公净身出户，女儿跟着她生活。可怜的孩子多数时候是在孝天城由外公外婆照顾。 林光辉那边也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光辉他老婆是他的高中同学，毕业于湖北经济学院，在孝天市商业学校当教师。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三岁。本来是一个让人羡慕、和睦幸福的家庭，如今却到了婚姻破裂、妻离子散的边缘。 得知林光辉被人砍杀，而行凶者又是他的女下属钟秀娟的丈夫，他老婆如同被人敲了一闷棍，瞬间就觉得头发晕，眼发黑，天旋地转，有了大厦将倾的危机感。女人的敏感和直觉告诉她，老公与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钟秀娟肯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出于愤怒和尊严，她很快就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林光辉却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他声泪俱下地检讨，骂自己一时糊涂，乞求老婆原谅。但他老婆态度坚决，说什么也不肯与一个出轨的男人继续过了。林光辉住院期间，他老婆除了那次找他签字以外，再也没有去过医院探望。 林光辉出院后，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觉得还是应该答应老婆离婚的要求。带着这道耻辱而又难看的疤痕，他们夫妻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就算花钱去整容，把疤痕从脸上弄掉，但两人心理上的阴影又如何能抹去？带着这种心里阴影，连肌肤之亲都会有障碍，别说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了。他不能太自私，还是应该放手。早离早散，让老婆去开始新的生活，重新找到她的幸福。这事本来就是他对不起老婆，已经错过一回了，怎么能够一错再错，让老婆因他的错误而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呢？ 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和老婆一起去办理离婚手续。但是到了民政局大门口，他老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号啕大哭起来，发疯一样地撕掉离婚协议书，扭转身跑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那简直是一团糟。 光辉他老婆不仅拒绝与他过夫妻生活，而且天天找他闹。骂人，摔东西，哭喊，躺在地上打滚，甚至拿他们的儿子出气……两口子的关系江河日下，一天天恶化。 林光辉觉得继续这样过下去的确太没意思了，执意要离婚，声称如果协议不成，那就去法院打官司。他老婆悲观失望，对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有一次，她把自己反锁在家里，关闭门窗，打开煤气自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又有一次，她一口气吃下三十多粒安眠丸，躺在沙发上等死。林光辉发现后，马上开车送她去医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才脱离生命危险。 林光辉横下一条心，坚决不与老婆过下去了，可又不知该如何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因此非常苦恼。上礼拜，他开车带着父亲回老家应城县，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婚的事情。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发生了车祸，汽车冲下公路，撞得面目全非，幸好父子俩都无大碍…… 钟秀娟一直与林光辉保持电话联系，平时到孝天城她父母那儿度周末，总是瞅机会与林光辉约会。这个已经离了婚的女人，现在的心思全部在林光辉身上。别说搞工作，连家务事都不想干。以前干净清爽的家，现在乱得如鸡窝，她不愿意清理，懒得做卫生。一日三餐怎么简单怎么弄。得知汪刚毅的老婆在做速冻饺子卖，她一次性买了几百个速冻饺子，放在冰箱里冷冻着，天天晚上煮饺子吃…… 因为与王加根坐一个办公室，她时不时谈起自己的家庭与婚姻，并赌咒发誓地宣称，她与林光辉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她说她老公（现在应该是前夫）是个醋坛子，看到她经常与林光辉在一起打麻将、下馆子吃饭、唱歌跳舞就不舒服，动不动就与她吵架，最后发展到失去理智地拿菜刀砍人。 “林光辉比我小几岁，又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市分行重点培养对象，他怎么可能看上我？”钟秀娟振振有词地反问。 每次谈起与林光辉的关系，这个女人都显得非常真诚和无辜。信誓旦旦，声泪俱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听的人觉得她遭受了莫大的冤枉。说实话，王加根已经完全信了她的话，甚至对她产生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见她工作马马虎虎，甚至出现纰漏，也不忍心批评和责备。有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笑着提醒她几句，让她处理好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不要搞得漏洞百出，两头不是人。 储蓄基础工作检查通报时，a银行孝天市分行很不客气地指出了孝北县支行存在的问题，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这份措词严厉的文件，让王加根春节都没过好，一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过完年上班没几天，a银行孝北县支行先后收到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和人行孝北县支行转发的开展利率大检查的通知。文件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发的，省人民银行转发到市人民银行，市人民银行转发到县人民银行，省、市、县三级人民银行转发给辖内各商业银行。各商业银行又从总行开始，层层转发到各分支机构。 不难看出，存款利率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这次存款利率大检查是由省市人民银行联合组织开展的，对违反利率政策的商业银行，除进行经济处罚以外，还将对直接责任人及相关管理人员予以行政处分。通知的语气非常严肃，措辞严厉。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紧张起来了。 刘崇高看过文件后，马上把韩忠勇和王加根叫到办公室，问他们a银行孝北支行有没有高息存款。 韩忠勇和王加根面面相觑。 这些年来，高息揽存一直是银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只a银行是这样，b银行、c银行、d银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是这样；不只a银行孝北县支行是这样，中国a银行的其他县市区支行也是这样。每年的实际存款利率定多高，贴水资金拿多少，都是支行领导开会确定的，然后由存款股具体组织实施。 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没有高息存款，刘崇高比谁都清楚呀。去年腊月份，人行孝北县支行通过举报线索，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中山街储蓄所和洪花路储蓄所查到了两笔高息存款，决定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进行处罚。刘崇高还安排韩忠勇和王加根去找人行孝北县支行的段行长，深更半夜去段行长家里送礼。结果段行长没有收，还把装有现金的信封直接扔到地上。所有这些情况刘崇高都是知道的呀！他现在怎么突然这样问？ 韩忠勇默不作声，没有回答。 王加根实话实说：“每次调整存款利率我们都向您汇报过呀！有时还是行领导专门召开会议研究的。” “向我汇报过？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哪些人在场？汇报时有录音吗？行领导开会有会议记录吗？形成的会议纪要在哪里？”刘崇高连珠炮似地发问。 王加根没办法回答。 开会研究这些违背金融政策的事情，显然不可能录音，也不会作会议记录，更不会形成会议纪要。那些东西是见不得阳光，经不起检查的。 “您去年不是还提议搞内部集资，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么？”王加根一针见血地指出。 “那只是我一时糊涂。最后还是悬崖勒马，没有搞成嘛！”刘崇高继续狡辩。 站在一旁的韩忠勇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内部集资没有搞成，你们居然对外搞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谁让你们这么搞的？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刘崇高突然咆哮起来，“所有的高息存款，支行一律不认账！你们打电话通知存款人，他们愿意取走就取走，想到哪儿去存就去哪儿存。我们a银行孝北县支行坚决执行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只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韩忠勇和王加根都没有应声。 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a银行孝北县支行根本没办法兑付。存款迅速减少不说，还有可能发生挤兑，存款人会来a银行闹翻天。 刘崇高见两个下属都不表态，就大声吩咐：“今天晚上召开行务会议，行领导和中层干部都要参加，各营业网点主任列席。” 行务会议上，先由韩忠勇宣读人民银行开展利率大检查的文件，然后就是刘崇高一个人表演，唱独角戏。他说，接到人民银行的通知，他就找分管存款工作的韩副行长和存款股长王加根了解情况。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我们a银行孝北县支行居然也在搞高息存款！据说还非常普遍，每一个营业网点都在搞。 “你们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得滴水不漏啊！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向我汇报。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刘崇高一个人蒙在鼓里。我真的很惊讶、很气愤、也很伤心。这是我的失职！在此作深刻的检讨。”刘崇高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听说我们支行有那么多的高息存款，我急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有时眼泪都流出来了。现在我郑重申明，我刘崇高从来就没有同意、也没有认同、更没有支持哪个搞高息存款！” 接下来，他宣布了一条严肃的纪律规定：从即日开始，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办理存款业务，不准搞任何形式的高息存款。另外，要求各营业网点把《高息存款登记簿》交到支行存款股，由存款股安排专人集中保管。 第二百三十六章 有奖储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而全社会的经济总量就那么大，金融资源有限，银行之间争抢“蛋糕”的竞争是难免的。但竞争不能靠打价格战，而应该依法合规地开展，靠创新金融产品，靠提高服务质量。今年初， a银行hub省分行联合共青团组织，共同推出了一款很有创意的金融产品——“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并获得了人民银行hub省分行的批准。 说起有奖储蓄，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参与过。这种储蓄就是将存款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支付给中奖储户。其目的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和好乐心理，扩大储蓄，增加存款。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有奖储蓄活动。当时，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有奖储蓄宣传画。广告语也挺有意思：一人储蓄全家欢乐，人人储蓄国家富足。有奖储蓄的“卖点”，或者说最吸引人的东西当然不是存款利息，而是有可能获得高额奖金。客户只要在银行办理零存整取或定期一年以上的存款业务，都能够参与摇奖。头等奖的奖金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四五年的工资收入。因为热度不断增加，有奖储蓄存单的印量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六位数猛增至八位数，差不多赶上了人民币的发行量。这种搞法，严重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容易引发民众不劳而获的心理，让监管部门的神经高度紧张，被中国人民银行明令叫停。 这一停就是二十年。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奖储蓄再度回归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个时候的奖励由奖金改成了奖品，而且都是社会上的紧俏商品。除了“三转一响”，还有彩电冰箱。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炙手可热的“奢侈品”。想往家里搬回一台家用电器，光有钞票还不成，得有购买相关产口的票证。所以，银行携手相关企业开展有奖储蓄，让老百姓有了获取一份“额角头碰着天花板”的期盼，叫人心潮激荡。为了显示公开、公正和公平，全国很多电视台都会实况转播有奖储蓄的摇奖过程，收视率直逼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持续火爆，有奖储蓄的奖品也不断升级。比方黄金饰品、旅游项目，有的地方甚至把奖项定为城市中心市区的住房。这种有奖储蓄，已经有点儿买彩票的味道了。对于这种带有投机和赌博性质的储蓄方式，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评论莫衷一是。金融监管部门相对比较冷静，对此采取观望态度。不过，对于商业银行举办有奖储蓄活动的申请，审批越来越严格。 a银行hub省分行拉上共青团组织作为合作单位，以“希望工程”的名义，把有奖储蓄与公益助学联系在一起。这次活动策划印制面值为一百元的特种储蓄存单，存单上印上“希望工程”形象大使——那个大眼睛小姑娘的头像。存单定期一年，年利率百分之十，略低于人行规定的挂牌利率，但每张存单都能参与摇奖，号码中奖的存单能够获得额外奖金。与以往的有奖储蓄不同的是，a银行hub省分行承诺，除了支付存款利息和奖金，每发售一张存单，a银行向“希望工程”捐款一角钱。这次活动为期三个月，计划发售存单总金额为十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这十亿元存单全部按期发售，a银行hub省分行将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 一次性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是很吸人眼球的。人民银行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不只是金融监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也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表示全力支持。不过，由于“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奖金数额不是很高，中奖面也不是很大，对存款人吸引力有限，社会上对这种有奖储蓄的关注度明显不如以往。 为了在三个月内把十亿元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全部发售出去，a银行hub省分行自上而下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层层分解下达任务，要求各分支机构按时完成，并从政治站位的高度强调做好“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重要性。 a银行孝北县支行接到的发售任务是三百万元。收到文件的当天，刘崇高就把韩忠勇和王加根叫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发指示，要求他们赶快制定方案，想方设法推销发售。 “我们要搞个首发式。请孝北县高官、县长、县人大主任、县高官参加，让他们到现场认购。当然，他们认购存单的钱由我们银行出。你们提前准备几个红包，认购前送给这些县领导。让他们带个头，做个样子，示范储蓄。”刘崇高对两位下属安排道，“王股长给县高官准备一篇讲话稿，让县领导在会上帮我们发号召。另外，要在孝北县城的大街小巷拉横幅、贴标语，还要弄几辆宣传车，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跑，放高音喇叭，再到孝北县电视台点播电视连续剧……” 刘崇高上下两片嘴唇分分合合，就布置了一大堆工作任务。光这几件事情，就够韩忠勇和王加根忙乎一阵的。 他们先是以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名义，给中共孝北县委和孝北县人民政府各打了一份请示，然后一天几趟地跑去催批复。孝北县领导同意后，再去找孝北县政府办公室和孝北县行管局，联系落实开会的地方。找广告公司布置会场，印制横幅。由于横幅要拉在城区道路两旁的电线杆子上，他们又去找孝北县电力局协商，征得别人的同意和帮助。到孝北县电视台请记者，点播电视连续剧。到几家贷款企业去借大货车，请广告公司装成宣传车…… 每件事情进行得都不是那么顺利，多少要费些周折，而且花钱如流水。韩忠勇和王加根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不分白天黑夜地催进度。到了首发式正式举行的那一天，他们两人身上都掉了一层皮。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劳神费力、精心打造的孝北县“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可以说，与他们预想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原本指望孝北县“四大家”的主要领导都能出席首发式，结果这些领导人都借口工作忙，婉言谢绝了。最终只有孝北县高官会的一个副主任和县政协的一个副主席当代表，以县领导的身份来捧场。被邀请的单位和客户也有好多没有来，首发式现场看上去稀稀拉拉的。认购“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的更是没几个人，单笔金额都是一百元或者两百元，除了不用自己掏钱的县领导，没有人认购金额超过五百元。 如此惨淡的局面，让刘崇高心灰意冷。首发式结束返回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路上，他不停地摇头，说忙了这些天，组织的存款还没有花出去的费用多，真是劳民伤财。 韩忠勇与王加根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讲。在前段日子忙得火起的时候，他们就时不时发牢骚，认为没有必要搞首发式。王加根还专门找过刘崇高，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他认为，省分行在武汉已经搞了首发式，再在孝北县搞没什么意义，但刘崇高听不进去。现在首发式弄成这个样子，明显就是打了刘崇高的脸。 “孝北县太穷了！人员素质太差了！”刘崇高发过一通牢骚后，意识到两个下属可能在看他的笑话，于是把话锋一转，“这事我们自身也有责任。韩行长，王股长，你们说是不是？回去之后，还是要好好总结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 韩忠勇唯唯诺诺。 王加根却一言不发。在今天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上，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原牌坊乡团高官韩杰。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在牌坊乡团代会上选举落选的倒霉蛋，现在的身份居然是共青团孝北县高官。 韩杰见到王加根，显得也很激动，握着他的手好半天没有松开。 自那次失败的团代会之后，他们快十年没有见面，要说的话自然很多。由于是在大众场合，两人只是简单地问候了几句，约好事后再聚，就各人坐到各自的座位上去了。 筹备“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的同时，王加根已经通知银行各营业网点开始发售了。按照安排，辖内各营业网点大门口都摆上了宣传牌，柜台上摆放着彩色宣传单。遇有客户来办理业务，就让客户随便拿，或者主动向客户推介。但从这些天的统计的数据看，“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发售情况并不是很好。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王加根自己拟了段广告词，又买了几盘空白磁带，来到高超雄家里。他知道超雄家有部比较高档的录音机，王晓萍的普通话又讲得好，于是就提出与王晓萍搭档，把广告词录到磁带上。两人录了又删，删了又录，一直到最满意的效果。他把录好的磁带复制了十盘，分别送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下辖的营业机构，要求各营业网点每天在大门口循环播放。 进入腊月下旬，孝北县城街上的行人骤然间多了起来。王加根、钟秀娟和程继切披上鲜红的授带，带头上街搞宣传。他们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宣传单，站在街上人流量最大的地方，逢人就塞给别人一张。因为街上熟人多，还有些流里流气的二杆子说怪话，他们三人都觉得有些难为情。 “我们还是a银行员工吗？与那些卖狗皮膏药的小商贩有什么区别？”钟秀娟噘着嘴巴子问王加根。 王加根笑着回答：“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够按时完成有奖储蓄发售任务，让人们把我们看成什么都行。”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到春节放假的时候，a银行孝北县支行总共发售“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十二万元。 三个月的发售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而三百万元的发售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四！照这样的进度，到四月二十号，能够发售四五十万元就不错了，任务缺口至少有二百五十万元。 怎么办？王加根完全没有心思过年了，天天为有奖储蓄券熬煎。他心急如焚，又一筹莫展。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别人就是不认购，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有三百万元，就一个人全部买下来。问题是，他现在连一万元钱也拿不出来呀！ 春节过后，“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发售仍然不尽如人意，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被人行查到了两笔高息存款。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王加根和韩忠勇到处磕头作揖，请客送礼，但人行孝北县支行领导始终没有松口。紧接着，组织开展利率大检查的通知又来了。 大检查还没有开始，刘崇高就开始甩锅，把身上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搞高息存款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尽人皆知，每一个员工都是靠高息存款来完成自己的揽存任务，刘崇高竟然说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为了免受处罚，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假话，丝毫也不脸红。 这人真是卑鄙无耻啊！ 第二百三十七章 支付危机 万建伟和王加根从宜昌回来后，向刘崇高汇报了出师不利的情况，至于三峡之行，当然只字未提。 刘崇高叫他们不要泄气，要保持与张向东联系，密切关注花园大酒店项目资金，莫让其他银行钻了空子，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去宜昌的费用也报销了，王加根白担心了一场。也是的，万建伟是分管财务的副行长，跟他一起出差，还怕费用报销不了？ 王加根再一次觉得自己迂腐，没有出息。对自己在旅行途中的表现也相当不满意。既然出去了，为什么就不能开开心心的？瞻前顾后，疑神疑鬼，计较这，计较那，搞得女导游骆美萍都怕他。干嘛总是那么较真？就不能马虎一点儿？大度一点儿？宽容一点儿？ 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在自责和反省。不过，回想起这次宜昌之行，最让他感到后怕的，还是在返回途中发生的一个意外。 他们乘坐的白色标致小轿车在汉宜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狼狗。司机小季吓出一身冷汗。当时汽车的速度超过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很难在撞到狗子之前停下来。如果急刹车或者打方向盘避让，肯定会翻车，甚至会冲出高速公路。 危急时刻，经验丰富的小季选择了对撞。他双手紧握方向盘，右脚搁在刹车上，任汽车正对着那只狼狗冲了过去。随着“嘭”的一声闷响，汽车剧烈地颠簸起来，好在并没有偏离方向，继续向前跑了一段距离。车上的人能够明显听到车身与路面发生磨擦的声音。 小季放在刹车上的右脚时踩时松，让汽车的速度逐渐慢下来，最后停到应急车道上。他下车一看，原来是汽车的保险杠撞断了，在路面上拖行了好远。他把断裂的保险杠拽下来，扔进路边的草丛里。然后上车，重新启动，继续驾驶，人也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王加根问：“那只狗子是不是已经撞死了？没办法避让吗？” “怎么避让？这么快的速度。方向盘稍微动一下，就有可能车毁人亡！”小季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边开车边回答，“别说是条狗子，今天就算是路上有人，我也会直接撞上去。” “对！”万建伟赞许地叫了一声，并且竖起大姆指，为小季点赞，“这才是老司机的经验。”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总算安全地返回了孝北县城，结束了这次徒劳无功的行程。 尽管张向东这人有很多可疑之处，讲的话也是漏洞百出，但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不能百分之百认定他为骗子之前，他们宁愿相信这人说的话是真的。他们太需要那八百万元存款了！ 停止办理高息存款后，虽然“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组织回了三百万元资金，但仍然不能改变a银行孝北县支行存款持续下滑的局面。到五月下旬，存款减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存钱的少，取钱的多，一些营业网点现金经常告急，出库越来越频繁。有时支行金库里也没现金了，就靠营业网点之间互相调剂，勉强支撑着营业。 刘崇高见到这情况，也急得没了主意。他要么把韩忠勇训斥一顿，要么把存款股长批评一通，指责他们抓工作没成效。 他还扬言，a银行孝北县支行要引进干部，靠现在这些人肯定是搞不上去的。他现在唯一能用的招数，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中层干部会议、机关人员会议、入党积极分子座谈会、行级后备干部调整会议……为了笼络人心，培养愿意为他卖命的得力干将，他把后备干部的人数从三个增加到六个。在这六个后备干部里，有正股级，有副股级，有三十五岁以下的，也有三十五岁以上的，明显突破了上级行规定的年龄及职级界限。 在与干部员工的交流中，他更是口无遮拦，到处许愿。承诺推荐罗新初当副行长；扬言要提拔余丰新为副行级总稽核、提拔陈俊杰为行长助理；要解决史涛加入党组织的问题，使他的职务再上一个台阶，然后调回孝天城，衣锦还乡…… 顺便提一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前不久又有调整。程金林由副行长改任调研员；夏宗明升职为纪检组长，享受副科级待遇；八汊洼基地负责人何志宝调任a银行孝北县支行工会主席。也就是说，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目前已经有六位。 一个存贷款规模几千万元、百余名员工的县级支行，配备这么多行领导，按说已经足够了。但a银行孝天市分行党委似乎仍然觉得孝北县支行的领导力量薄弱，隔三差五来推选后备干部，开展民主测评，搞得人心惶惶。 在几个后备干部中，刘崇高最不喜欢的就是王加根。按照组织流程个别谈话时，他没有给王加根任何承诺。 王加根对此并不在意。能不能升职，他还是顺其自然，不刻意去追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他得知市分行要搞金融专业本科自学考试助学班时，第一时间就去报了名。 助学班是a银行孝天市分行与中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开办的，为期两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在a银行孝天市分行集中授课，统一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合格即可拿到大学本科文凭。据说，给这期助学班授课的全部是中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和讲师，有的还直接参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出题和阅卷工作。只要学员坚持听课，两年内都能够拿到本科文凭。这种蛊惑性宣传对于那些渴望“专升本”的人来讲，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 大家通过各种途径取得专科学历后，都在为拿不到本科文凭而发愁。可是，要想在a银行站稳脚跟，取得本科学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这些人和王加根一样，也参加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但本科段考试确实太难了。尤其是英语这只拦路虎，不知挡住了多少人。 助学班学费三千七百元，高得有点儿离谱，但如果能够顺利毕业，大家还是愿意掏这个钱。在规定的时间里，a银行孝天市分行及其辖属支行共有一百六十多人报了名。 初步估算，这期助学班学费总收入超过六十万元。 按说，员工教育培训是教育科的事情，这个助学班开办部门怎么是人事科？原来，今年二季度，a银行孝天市分行根据省分行的要求，对内设机构进行了精简。教育科撤销了，其人员和工作职责，全部并入人事科。另外，法律顾问室也撤销了，其职责由资产保全科履行。 我们熟悉的欧阳春，现在权力更大了，而尹洪斌的职务却降了半格儿，担任资产保全科副科长。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忧愁。 扩编后的人事科急于有所表现，制定了提升干部员工学历水平的方案，主动与中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取得联系，搞了这么一个“专升本”的自学考试助学班。 王加根在交第一学年的学费时，感觉有点儿心疼。但是为了前途，为了在a银行站稳脚跟，也只有咬咬牙、狠狠心。武汉高等金融专科学校的函授学习毕业后，他将拥有三个专科文凭，可三个专科还是专科，够不上本科的杠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俗话说，生意不好整柜台。眼下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存款工作不好搞，无论他怎么努力，也难得有起色。个人职业发展前景也暗淡，遇上刘崇高这么个不靠谱的行长，他基本上没有进步的希望。既然工作和事业方面受挫，那就努力学点儿东西，充实大脑，强筋壮骨，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是他为人处世的一贯策略。 这天中午，王加根在家里睡午觉，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有点儿不快的抓起话筒，原来是办公室主任陈俊杰，通知他马上到二楼小会议室开会。陈俊杰没有告诉他会议内容，只说十万火急，叫他尽快赶到二楼会议室。 他揉着惺忪的睡眼穿衣起床，满腹狐疑地走出家门。到达支行二楼小会议室时，看见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有刘崇高、韩忠勇、夏宗明、何志宝四位行领导，还有支行机关中层干部和营业网点负责人。 刘崇高表情凝重，正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又等了十几分钟，见该到的人到得差不多了，刘崇高才放下笔，抬起头，异常严肃地说：“耽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开个短会。虽然是短会，但内容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会议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直接决定我们孝北县支行的生死存亡。” 听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 “支行今年存款形势一直不好。尤其是进入五月份，存款出现了快速下滑的局面。最近两个月，各营业网点都是取款的人多，存款的人少，出现了现金净流出的态势。支行出库越来越频繁，截至昨天，我们在人行的备付金账户头寸不足。但今天上午，各营业网点还是现金净流出，而支行金库里已经没有现金了。”刘崇高几乎是哽咽着表达自己的悲情，“现在，已经有两个储蓄所不得不临时关门。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a银行孝北县支行已经发生了支付危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十分震惊，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存款人知道了这情况，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会对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信用产生怀疑，争先恐后地来这里取钱。这样大量集中地提取现金，a银行孝北县支行就有可能出现挤兑现象。 “现在有少数客户在营业网点扯皮，我们解释的统一口径是电脑系统出了故障，正在想办法排除。”刘崇高警觉地把目光投向会议室外面，看了看周围的门窗，继续他的演讲，“所以，今天的会议内容希望大家严格保密，绝对不能向外面泄露，包括你们的家属。这是纪律，希望大家严格遵守！” 在座的人都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空气如同凝固了一般。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缓解支付危机。我已经派万行长和罗新初去找其他银行拆借资金，能否借到钱，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把大家请过来，就是希望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共同想办法帮支行度过难关。我的意见是，支行机关人员全体出动，到城区各单位上门收款。凡是收回现金的，按收回金额的千分之五予以奖励。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刘崇高说完，把目光投向与他并排而坐的几位行领导。 韩忠勇、夏宗明和何志宝都说没意见。 刘崇高于是宣布散会，叫大家赶紧行动。 参会人员纷纷走出会议室，各自回家拿提兜或包包，准备出去找现金。遇上这种情况，大家都能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即使平日对刘崇高有意见，或者认为这样盲目地上门收款不妥当，他们也会冒险出去跑一趟。谁都不愿意看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关门。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单位啊！ 王加根从办公楼下来，准备回家拿装现金的东西和自行车钥匙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儿犯嘀咕：形势如此严峻，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刘崇高为什么不向上级行求助？ 谁都知道，a银行是中央金融企业。全国a银行是一家。a银行一个分支机构出现问题，其他机构是能够帮忙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体量那么小，上面还有孝天市分行、hub省分行和总行，支行临时出现支付困难，只要向上级行汇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得到解决。怎么可能出现挤兑而导致关门呢？这不是危言耸听吗？ 很显然，刘崇高不想让上级行知道这情况，想自己消化解决。前两天，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来孝北县支行调研。刘崇高在汇报支行业务发展情况时，报喜不报忧，无的说出有的来。王道欣听得眉开眼笑，对他赞不绝口。如果他现在又说孝北县支行发生了支付危机，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为了保住个人的颜面，他只有鼓动干部员工去冒险。 银行上门收款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必须与开户单位签订协议，明确上门收款人员。银行工作人员到收款单位时，要出示上门服务通知单，并做到双人点收，双人封箱上锁，双人运送，双人交款。还应配备专用运钞车辆，安全保卫人员双人押运。所有这些，今天出去收款的人员显然都无法做到。大家在没有任何手续和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贸然上门收款，客户会不会相信？现金被人抢了怎么办？收到假币算谁的？出了问题责任界线如何划分？ 刚才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被刘崇高的悲情表演所迷惑，根本顾不上考虑这些问题，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贼船。眼看大家或步行或骑车出去收款，组织现金，身为存款股长的王加根，自然不能够无动于衷。考虑到自己数钱速度太慢，又不会识别假币，他把程继切叫上了。 两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先后去了孝北县烟草公司、石油公司、电力公司、液化气公司、百货大楼、汽车客运站和公路收费站。因为他们平时经常到这些现金流量比较大的单位，与财务人员比较熟，大家并没有为难他们，而且非常配合。考虑到各营业网点等米下锅，他们中途回了几趟支行营业室，把收到的现金及时入账。 顶着夏日正午的骄阳，穿行在肮脏的街道上，他们白汗累成黑汗，头上、脸上、身上被灰尘厚厚地蒙了一层，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两人最后一次提着现金回单位时，支行营业室已经下班了。他们只有去找出纳股长宁文莉，让她安排出纳员收款。 初略估算了一下，他们一共收回现金二十二万多元。按照刘崇高宣布的奖励标准，可以拿到一千一百元钱奖励。 “万行长和罗新初回来了，他们已经借到钱了。”正在收款的出纳员笑着告诉他们，“刘行长说，按千分之五奖励的政策不作数了。” 王加根和程继切面面相觑。 他们并不在乎这一千多元钱的奖励，主要是感觉到自己被人愚弄了，心里特别不舒服。这事也没办法去找刘崇高理论。政策是面向全行干部员工的，既然大家都能够接受，他们也不好提出异议。问题是，他们表现得那么积极，那么尽心尽力，别人会不会认为他们是奔着奖励才去的？会不会认为他们钻进了钱眼里？现在刘崇高出尔反尔，让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别人会不会反过来嘲笑他们？ 唉！这事闹的。 王加根追悔莫及。明知道刘崇高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为什么还要相信他的鬼话？心甘情愿受他的愚弄？现在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憋屈得难受。 第二百三十八章 虎口脱险 这天，王加根吃过晚饭，准备和老婆女儿一起出去散步。 刚换好鞋子，家里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 他又脱下运动鞋，趿着拖鞋进入卧室，抓起床头柜上的话筒。 来电话的竟然是港商代理张向东！ 张向东用娘娘腔告诉他，港商黄老板一行八人到了yc市，那八百万元的汇票也带过来了，希望a银行孝北县支行能够派人去取。 王加根喜出望外，应了一声“好”，说他明天就到yc市。 “你们最好今天赶过来。”张向东说，“明天黄老板有个活动，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车子。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王加根爽快地回答，“我这就去向行领导汇报。马上给您回复。” 王加根放下话筒，顾不上换衣服换鞋子，穿着背心短裤、趿着双拖鞋，慌慌张张地出了家门。 下四楼，穿过银行大院，再上营业办公楼，来到刘崇高的家里。 刘崇高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 见到王加根，刘崇高放下碗筷，站起身来。他来a银行孝北县支行八个多月了，王加根还是第一次到他家。 什么事呢？会不会是为上门收款奖励的事来讨说法？他脑子开始高速运转，考虑如何应对。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多心了。 听说张向东要求a银行孝北县支行马上派人去宜昌，他皱起了眉头：“一定要今天晚上去吗？” “张向东是这么讲的。他说明天想用一下我们的车子。” 刘崇高叫王加根稍等，从茶几上拿起手机，拨通了万建伟宿舍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万建伟的弟弟，说他哥吃完饭就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刘崇高又拨打韩忠勇家里的电话，结果无人接听。 “万行长和韩行长都找不到人，怎么办呢？”刘崇高有点儿为难地说，“要不让夏宗明和你一起去？” “老夏不懂业务，又不能当家拍板，去有什么用呢？”王加根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还是劳您亲自出马，带我们跑一趟！” “这么晚了……”刘崇高吞吞吐吐地推辞，“明天省分行计划处一个副处长要来我们这儿搞检查，我要接待他们。” 王加根知道刘崇高在扯客观，于是开始将他的军：“存款可是一把手工程。这么大一笔业务，您不去把关行吗？” 刘崇高仍然犹豫不决。 王加根又说：“还有个事。小季开的那辆白色标致车在武汉维修，运钞车又要接着钱箱子。如果去宜昌的话，车子也是个问题。” 小季开的白色标致车撞坏后，一直将就着在用。由于孝北县城没有4s店，修车得去孝天城或者wh市。通常情况下，银行公务车辆小维修在孝天城，而大修就要去wh市。每次大修都是余丰新和司机一起去，他负责结账。前段日子余丰新老是说忙，拖着没有去修标致车。司机小季催了好几次，今天才抽出时间。他和小季一大早就去wh市修车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只有开桑塔纳去了。”刘崇高无可奈何地回答，“我看这样，你一个人去宜昌，让小李和小丁两个司机陪你去。路那么远，又是晚上，两个司机轮换着开车，确保安全。” 听刘崇高这么讲，王加根也不好拒绝。 他回家与方红梅打了声招呼，就叫上司机小李和司机小丁，开着刘崇高的“专车”出发了。 到达yc市银都酒店时，已经是午夜一点多钟。 王加根记得张向东在电话里说他住202房间，于是到服务台去查询。服务人员翻了一下住宿登记簿，却说202的房客不叫张向东，是从当阳县来的一个姓季的男士。 姓季？会不会是季局长？王加根这样推测。 张向东曾告诉过他，季局长已经提前到宜昌了。他于是借用服务台电话，拨到了202房间。接电话的却是张向东。 “这么快呀！我马上下来。” 几分钟后，张向东就来到了一楼大堂。他与王加根握了握手，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房间登记了没有？” 王加根说正准备办理入住手续。 “你们最好预订两天，黄老板明天要用你们的车子，估计得一天时间。”张向东提醒道。 “这样啊……”王加根有点儿犹豫，但也不好拒绝，“行！我们就预订两天。对了，您说季局长提前来了，他也住这儿吗？” “季局长住在山庄酒店。”张向东笑着说，“这里比较安静，香港客人住在这边儿。我怕老季打搅别人，就让他去山庄酒店住了。” 办理完入住手续，司机小李犹犹豫豫的不肯上楼。他瞄了一眼停放在大门口的小汽车，问服务小姐，酒店里有没有停车场。 “没有。车子就停在大门口，我们这儿有人值班，没关系的。”服务小姐果断地回答。 张向东应和道：“这里的保安二十四小时值班，绝对没问题。” 小李将信将疑，可酒店没有停车场，他也没办法，只好跟随着王加根和小丁一起上楼了。 两个司机合住一个标准间。王加根住的是单间。 虽是后半夜了，但王加根睡得很不踏实，老是担心他们的汽车被别人偷走。 三点多钟，他下楼到酒店大门口看了看，汽车还在。 五点钟，他已经没有睡意，起床后又去看汽车，安然无恙。于是回房间洗了一个热水澡，接着睡觉。 早晨七点多钟，他被张向东打来的电话吵醒了。 “今天上午没什么安排，你们可以自己转转，也可以在酒店里休息。我要接待香港客人，陪他们去会见yc市领导。八点半以后，可能要借你们的车子用一下。”张向东补充强调，“我们有司机。” 既然借车，为什么不要随车司机？又不存在收费问题，况且小李和小丁都闲着没事。王加根觉得蹊跷，于是故意说家里等着车用，还有其他事情，他今天必须赶回孝北县。 张向东赶紧说：“那不行！今天一整天我都要陪香港客人，没时间去银行办理相关手续。” “还有什么手续呢？您把汇票拿过来，交给我们不就行了么？”王加根追问。 “哪有那么简单！黄老板带过来的汇票是港币。你们孝北县的银行又办不了外汇业务。我们必须在宜昌这边儿的c银行入账，转换成人民币，再给你们带走。”张向东似乎比银行职员还专业，说得头头是道。 王加根仍然感到疑惑，回答道：“待会儿见面再说。” 他迅速穿衣起床，到隔壁两个司机的房间。三个人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都觉得这其中肯定有诈。 王加根思考了一会儿，又蹬蹬蹬地下楼，走出酒店，瞄了一眼他们的汽车，然后回到一楼大堂，要求服务人员查一下，酒店里是否住有八个香港客人。 “我们酒店里没有住香港客人！”服务小姐非常肯定地回答。 “你确定？”王加根追问。 “确定。一个香港客人也没有。” 王加根于是来到202房间门口，摁响了门铃。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了。 张向东见是王加根，没有吭声，表现出非常不高兴的样子。 王加根快速地瞟了一眼房间。虽说是个单人间，但面积很小，房间里仅有一个单人床和一张桌子，与他以前在孝天城国光旅社住的地方差不多。他直奔主题，询问汇票在哪里，能不能拿出来让他看看。 张向东回答：“汇票在黄老板手里，还没有交给我。” “黄老板住几楼几号房间呢？”王加根继续问。 “黄老板没有住这儿，住在桃花岭饭店。那里的条件要好一些，环境也比较舒适。” 黄老板住桃花岭饭店？张向东昨天不是说黄老板住在这儿么？怎么现在又说住在桃花岭饭店？王加根更加起了疑心。 既然黄老板住桃花岭饭店，张向东作为黄老板在内地的总代理，为什么不与黄老板住在一起？而且选择条件这么差的酒店和房间？ 一系列的疑问让王加根警觉起来。 “昨天晚上来的时候，我们刘行长嘱咐了又嘱咐，说今天必须赶回孝北县。如果今天回去不了，我得向他请示一下。”王加根撒了个谎，准备告辞离开。 张向东送他出门时，又特意叮嘱：“有事电话联系，不用亲自跑过来了。” 王加根回到房间，把两个司机叫到一块儿，简单地讲了自己摸到的情况，也谈到了心里的一些疑惑。 港商黄老板来yc市投资，还要与yc市领导会谈，yc市政府为什么不安排汽车接送？就算yc市政府不安排，张向东也应该在当地租借车子呀。仅仅为了节省几个租车费，就让我们从几百里外的孝北县赶过来？还有，黄老板到底住在哪儿？究竟有没有所谓的黄老板？张向东为什么怕我们去他的房间？ 王加根拨打刘崇高的手机，想汇报一下情况，听听领导的意见。结果手机一直是忙音，怎么也打不通。刘崇高办公室的电话也没人接听。怎么办呢？两个司机都眼巴巴地等着王加根拿主意。 “要不这样。”王加根提议，“我们现在去桃花岭饭店查一下，看黄老板是不是住那儿。如果没有，我们就打道回府。” 司机小李说：“宜昌是个旅游城市，来往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那么多，其中肯定有姓黄的。我们又不知道黄老板叫什么名字，怎么查呀？你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 正纠结时，门铃响了。 王加根打开房门，张向东和季局长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大家相互寒暄，开了几句玩笑，显得其乐融融。 张向东说，那八百万元资金已经在c银行三峡分行解付了。明天就可以开汇票，给王加根他们带回去。 “张老板办事你们放心！”季局长突然当起了吹鼓手，“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在人民银行工作过，对金融、投资、证券、银行、保险业务都相当熟悉。又在香港呆过几年，活动能力特别强，人脉广，朋友多。不然的话，黄老板也不会那么信任他，不可能把那么大笔的资金交给他打理。” “季局长过奖了。”张向东谦虚地说。 接着，他又谈起了今天的行程安排：上午他准备带黄老板在市内转一转，看看宜昌的变化，考察一下宜昌的投资环境。黄老板与yc市领导的会面安排在下午四点半，晚上还要出席yc市政府会举办的欢迎晚宴。 “本来我自己有辆桑塔纳，但比较旧，怕黄老板坐着掉身价。”张向东又解释说，“如果你们想出去转一下的话，可以用我的车。” 王加根已经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让带来的汽车离开他或者两个司机的视线。 他指着司机小李说：“这位李哥第一次到yc市，正好让他跟着你们，开开眼界。” “那你们二位呢？”张向东问王加根。 王加根指着司机小丁说：“这是我们银行保卫股的丁股长，车子开得比小李还溜。如果您有车的话，就让他带着我出去转转。” 张向东一听这话，支支吾吾地退出了房间。 王加根见张向东离开，趁机问季局长：“黄老板住在哪里呀？” “住他自己家里呀！”季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黄老板有的是钱，在宜昌修了好几栋别墅。牛逼得狠！” 王加根与两个司机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再说什么。 张向东这时又进来了。他有点儿愠怒地说，刚才出去与黄老板通了个电话。黄老板不在乎车子档次高低，破旧一点儿也没关系，反正只是个代步工具。既然这样，他就还是用自己的车子算了。 说完，他就和季局长一起离开了。 王加根坐在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一瓶矿泉水，拧开瓶盖，边喝边梳理自己的思绪。 把两次来yc市的经历联系起来，以及张向东种种怪异表现和漏洞百出的话语，王加根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认为，张向东很可能是个骗子，而且极有可能是一个盗车团伙的头目。 上次和万建伟一起来宜昌，张向东安排他们去长江三峡游玩，很可能复制了那辆白色标致车的钥匙，本准备伺机行窃，结果他们下船之后直接开车回孝北县了。这次邀请他们来宜昌，可能想继续对那辆标致车下手。在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下午六点半打电话，要他们当天晚上赶到。从孝北县城开车到yc市至少需要五个小时，到达正好是深夜，见面和住宿的银都酒店又没有停车场。这些都有利于他们用上次配好的钥匙把标致车盗走。可阴错阳差，那辆标致车撞坏了，正在维修。 这次他们来宜昌开的是桑塔纳，而张向东没有桑塔纳的车钥匙。如意算盘落空后，张向东又准备故伎重演，以借车为由再去配桑塔纳汽车的钥匙。但王加根坚持要小李或小丁开车，张向东就失去了复制车钥匙的机会。张向东之所以要他们在宜昌住两天，就是想白天复制车钥匙，晚上实施偷车…… 王加根把自己的推测说给两个司机听。 小李和小丁听得眼睛都直了。仔细想想，都认为这种分析非常有道理。他们说，为安全起见，不如赶快撤离。 王加根却下不了这个决心。 推测毕竟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认定为事实。万一他误解了张向东呢？那可是三千万元的存款业务啊！而且明天就有可能拿到八百万元的汇票。 不如再在宜昌呆一天，看看张向东究竟玩的是什么把戏。 王加根对两个司机说：“你们平时难得出门，现在既然出来了，就好好放松一下。我们先找个地方过早，然后去yc市内转一转。今天不回孝北县城了，晚上把汽车停在有人看守的停车场，明天再去会会张向东，我倒要看看他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儿。” 于是，他们开车进入一条偏僻的小巷子，找了家小吃店过早。吃饱肚子之后，直接去了中华鲟研究所和三峡集锦景区游玩。 回到银都酒店，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 银都酒店隔壁是中国d银行三峡分行，王加根提议把汽车停在银行大院里。两个司机也认为银行大院比较安全。 三个人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吃过午饭，就回银都酒店休息了。 王加根感觉非常累，虽然身处险境，还是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下午六点半。他准备打电话给两个司机，约他们出去吃晚饭。 正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 开门一看，是张向东。王加根表现出非常热情的样子，撒谎说，上午去了一趟a银行三峡分行。因为是一个系统的兄弟单位，又正好碰到两个老同学，中午一起吃饭，酒喝多了，睡得不省人事。 “没关系。”张向东边说边往后退，“我以为你们走了呢。” 关上房门，王加根感觉非常纳闷儿：张向东来找他，为什么又不进房间呢？也没有谈黄老板那边的情况，只是为了看看他在不在？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他打电话把司机小丁叫过来，提议一起去摸摸张向东的情况。他们来到202房间门口，摁了好半天门铃，却没有反应。两人只好离开，路过楼层服务台时，碰到一个陌生人在打听202房间的客人。 “202房间的客人刚刚出去了。”服务小姐回答说。 陌生人从提包里拿出一大串汽车钥匙，递给服务小姐，嘱咐她一定要转交给202房间的客人。 王加根和司机小丁看到那串钥匙全部有“大众”标志，应该都是桑塔纳汽车的。两人对视了一眼，心领神会地快步离开。 进入两个司机住的标准间，小李正在卫生间里方便。 王加根叫小李赶紧清理东西，准备回去了。 办理完退房手续，三个人径直到中国d银行三峡分行大院，开上他们的桑塔纳小轿车，逃跑一样地离开了yc市。 第二百三十九章 危险苗头 王欣期末考试四门功课总分一百八十一分。其中，政治二十三分，语文六十一分，数学五十五分，英语四十二分。 看过成绩单，王加根和方红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他们女儿的成绩单么？会不会是班主任老师搞错了，把其他同学的分数填写到了王欣的成绩单上？ 王欣低着头回答说，这次考试的确没有考好。说完这句话，就拎着书包进了她的房间，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当爸妈的站在客厅里，不知道如何是好。责备和打骂无济于事，还会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听着女儿的哭泣声，他们更不忍心去惩罚她。眼下最重要的是分析失败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王加根一直希望女儿将来读“少年科技大”，看来，那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梦想。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别说考“少年科技大”，将来恐怕连普通院校都考不上。 当然，方红梅在孝北县一中教书，王欣读高中应该没问题。但如果成绩没有起色，将来高考还不是名落孙山？勉强拿张高中毕业证，就走向社会，自谋职业。如果到了那地步，孩子就真的丢了啊！ 方红梅手里拿着成绩单，走进女儿的房间。她坐在床沿上，轻言细语地问女儿：“老师讲课的内容你听不听得懂？” 王欣含着眼泪点点头。 “那老师布置的作业会不会做呢？” “有的会做，有的不会做。” “不会做的作业怎么办？” 王欣犹豫了一下，小声回答：“抄其他同学的。” 方红梅这时板起脸，严肃地批评道：“抄别人的作业肯定不对！作业不会做，可以问老师，也可以问其他同学，但绝对不能抄。抄过之后虽说作业完成了，还是没有弄懂，有什么用呢？你说是不是？” 王欣的头连点直点的。 “你的成绩上不去，妈妈也有责任。我平时总是记着打麻将，对你的学习过问太少了，关心也不够。妈妈向你道歉……” 听着母女俩的对话，坐在客厅里的王加根感慨万千。 他也开始深深地反省，觉得自己同样有很多值得检讨和自责的地方。尤其是担任存款股长后，他几乎没怎么管过女儿的学习。当办公室主任时，他忙是忙，但一日三餐能在家里吃，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多。到存款股就不行了，他经常是早上出门，深夜才能回家。 请客户吃饭，陪客户打牌、唱歌、跳舞、洗头、洗面、洗脚、按摩、做保健，或者参加营业网点的应酬活动。春秋两季代收学费，以及前段日子发售“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还要到农村乡镇去收款。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接受行内行外的检查，招待前来拜访的老同学、老同事和新老朋友。因为负责营业网点的日常管理，扯皮拉筋的事情也比较多。网点负责人之间发生矛盾，一线员工之间闹意见，都得他这个存款股长出面调解。忙完一天回到家里，总是精疲力竭，有时还满身酒气，脑子根本就不清醒。书不摸，电视不看，也不怎么讲话，不陪老婆孩子聊天或者散步。有时连澡不洗，衣服鞋子不脱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喝多了还会呕吐，搞得床上、地上、家具上、衣服上到处都是污秽物，满屋弥漫着刺鼻的馊臭味。 因为醉酒，方红梅不知与他闹过多少回。 除了工作，他隔段日子还要去武汉参加函授学习，周末要到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班。提起那个自学考试助学班，也是很让人闹心和恼火的。根据a银行孝天市分行人事科的安排，周六周日两天都得上课。对于那些生活和居住在孝天城的人来讲，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但对于王加根这些外地学员，那就相当麻烦了。 周六一大早，他就得去花园火车站或者孝北长途汽车站，乘车赶往孝天城。第二天下课后，来不及吃晚饭，他又得赶车回孝北县城的家里。在孝天城的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市分行除了提供上课的地方，其他的什么都不管。他得找地方住宿，找地方吃饭——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的日子。好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和他一起参加这个助学班的还有五个人，大家同来同往，有说有笑，还算热闹。 问题是，这样一来，每周的“双休日”就完全报销了。交了那么多学费，再搭上“双休日”的休息时间，最终能否拿到本科文凭，还是个未知数。 每想到这一点，王加根心里就不舒服。学费交了又不能退，后悔自然没有用。他只能自我安慰：干任何事情，有得必有失。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班失去了金钱和“双休日”，但或多或少能够从中南财大老师的授课中，学到一些东西，掌握真知识和真本领。借参加周末学习的机会，能够认识a银行孝天市分行系统其他单位的同事，多交些朋友。利用课余时间，在孝天城转一转，走一走，看看城市的新变化，丰富自己的阅历。那两天的午休时间，他还可以去孝天市图书馆，翻阅报刊杂志和书籍，弥补孝北县没有图书馆的缺憾。 现在看过王欣的成绩单，王加根才意识到，周末不在家里，最大的弊端是不能够辅导女儿的功课！王欣刚上初中一年级，学习成绩就这么差。如果基础不打好，初二初三会更艰难，弄不好孩子就废了啊！ 想到这一点，他暗自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对王欣的学习放任自流了。往后的“双休日”，他只去孝天城听一天课，留一天在家里陪孩子。平时要做到每天过问女儿的学习情况，检查作业，课外辅导，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她迎头赶上。 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但事情又总是不能如人所愿。 王加根对女儿的学习辅导计划实施没几天，人民银行又来了文件，要求各商业银行清理财政税务系统的账户。 他这个存款股长又难得空闲了。 财政税务系统资金结算量大，存款多，历来都是各商业银行争抢的目标客户。财政税务单位为照顾关系，就在多家银行开立存款结算账户，形成了“多头开户”的局面。这种不规范的开户行为，使得国家资金游离于各种监督之外，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容易滋生单位或者个人的腐败。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财政税务单位在银行开立的账户进行专项清理，并且规定一个单位只能在银行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是单位办理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的主办账户，与辅助结算的一般存款账户相比，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基本存款账户既能存入现金，也能取出现金，而一般存款账户只能存入不能取出。因此，各商业银行都希望财政税务单位把基本存款账户开在自己这里。 开立基本存款账户，除了开户单位申请、提交规定的证件和印鉴卡片外，还要取得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需要做工作的环节是很多的。自这项工作启动以来，王加根就开始连轴转。每天和程继切一起，跟着韩忠勇跑财政，跑税务，跑人行，到处请客送礼，磕头作揖，低三下四地求人，重新回到了每天早出晚归的节奏。 没办法！这种阶段性的重点工作，必须抢时间。稍微放松一点儿，就有可能失去机会。孝北县财政税务单位的基本存款账户就那么多，各家银行都在不遗余力地争抢。他哪里敢有丝毫的懈怠呢？ 工作与家庭，有时的确难以两全啊！ 这天下午，他和程继切正在办公室统计财政税务单位开户情况，突然听到窗户外面传来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人声嘈杂，似乎有人在吵架一样。他走到办公室后面的阳台上，往楼下观望。 天啊！胜利路街道两旁的阳沟里，怎么有浑浊的黄水在流动？ 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天气那么好，没下一滴雨，这水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中山街和湖北铸管厂，见那里的景象更是蹊跷。中山街上的石板缝里，竟然有黄水在往外面冒！而湖北铸管厂门口的沿河路已经成了一片汪洋，泥浆一样的黄水，正在向地势较低的胜利路这边流过来…… “澴河涨水了！可能是河水漫过了堤坝。”程继切这样判断。 王加根也有同样的预感。 他快步走出存款股，来到三楼的支行办公室，问陈俊杰，有没有接到汛情方面的通知。 “没有啊！”陈俊杰也很奇怪，“没有任何单位通知我们要涨水。” “没有单位通知要涨水，但河水已经进街了！”王加根着急地说，“这事要赶紧向刘行长汇报。” “刘行长不在。他还没有来……” “韩忠勇呢？”王加根又问。 “韩行长好像来了。我去看看！”陈俊杰边说边跑出办公室。 王加根跟在陈俊杰后面，两人一起前往韩忠勇的副行长室。 韩忠勇靠坐在真皮转椅上，正拿着个电动剃须刀在刮胡子。听说街上进了水，他一下子从转椅上弹起来，跑到阳台上观望。 “真的呢！又没下雨，怎么会涨水呢？”他带着惊奇的笑容，问陈俊杰，“刘行长呢？刘行长知不知道这件事？” 陈俊杰说，刘崇高可能在家里睡午觉，还没有来上班。 “走，打他的电话！” 韩忠勇率先往外走。王加根、陈俊杰紧随其后，一起来到支行办公室。余丰新、胡蓉、袁冬梅和三个司机都在阳台上看热闹。他们满脸兴奋，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没心没肺地开玩笑。 韩忠勇拨通刘崇高家里的电话，响了好半天，一直无人接听。他又拨打刘崇高的手机，这才听到刘崇高的声音。 听过韩忠勇的汇报，刘崇高说他马上到办公室。 几分钟后，刘崇高魔术“大变活人”一般地出现了。他眼睑红肿，显然刚刚睡醒。他到阳台上看了看，马上对司机小李说：“走，去花园大桥头看看河里是啥情况。” 这提议激发了韩忠勇的好奇心，他也随他们一起下楼了。 眼见两位行领导去花园大桥头看水，王加根突然想到，老城区四个营业网点中，中山街储蓄所地势是最低的。 那里会不会已经淹了呢？他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看一看，提醒大家做好防护，把能够转移的东西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待他急匆匆地赶到那里时，见中山街储蓄所一楼果然进水了。他和储蓄所员工一起，把营业用的电脑终端拆下来，搬到楼上司机小季的家里。又叫大家关门停业，把钱箱子送到支行金库去。嘱咐了大家几句，他又心急如焚地赶回支行办公大楼。 平日熙熙攘攘的胜利路已经全部进水了，成了一条流水哗哗的河流。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的出口处，有好多银行员工和家属聚在一起议论，包括万建伟、程金林、夏宗明、何志宝四位行领导。 “通知各营业网点轧账，提前关门。保卫人员赶紧去把钱箱子接回来。支行金库的现金，也要搬到楼上去。”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程金林首先想到的是资金安全。 叶卫国答应了一声，马上叫上司机小丁，带上两个经警，乘坐运钞车出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 受到启发，分管会计出纳和科技工作的万建伟也在人群中寻找刘艺珍、宁文莉和董红强，问他们有哪些东西需要搬运。 刘艺珍和宁文莉几乎同时回答说，中心储蓄所后面的库房里，存放着一九九0年以前的会计档案。因为放在一楼，比较危险，必须赶紧搬运。 “那就搬到支行这边的楼上来嘛，放在二楼会议室里。”万建伟着急地吼叫道。 宁文莉有点为难地说：“传票全部摆放在木架上，没有东西装，不好搬运。” “用编织袋！”万建伟不假思索地回答，“赶紧去买些编织袋回来。把传票装进编织袋里，再一袋一袋地往楼上背，这样比较快。” 说完后，他又把余丰新喊到身边，叫他去买编织袋。 “买多少？”余丰新问。 这时何志宝也凑了过来，说编织袋必须多买些。为了防止洪水进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还要用编织袋装泥土，堵在大门的出入口。 “五百条够不够？”余丰新又问。 “先买五百条再说！” 余丰新得到指令后，就喊上司机小季，开车出去买编织袋了。 董红强这时靠近万建伟，懊恼地说，主机房和配电房都在一楼，所有的电脑和ups（不间断电源）都得搬。这些东西水一泡就完了。 万建伟还没来得及作指示，司机小李开的桑塔纳小轿车回来了，停在进门的过道上。 刘崇高、韩忠勇相继从车上下来。 “开会！开会！赶快通知机关所有人员开会。”刘崇高一下车就喊了起来，“河里的水涨得很快，马上就要漫堤！情况非常紧急。” 几个行领导都围了过来。 程金林和万建伟把刚才布置的情况讲了一遍，说，好多人已经投入抢险工作了，开会估计召集不了几个人。 “那就行领导碰个头！陈主任作记录。办公室还要赶紧写报告，发传真，报市分行，报人民银行，报县委县政府。”刘崇高伸长脖子到处瞄，寻找办公室主任陈俊杰。 夏宗明说，陈俊杰在楼上，不敢离开办公室，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县委县政府的通知。 “走走走，赶紧上去开会，研究一下报告怎么写。”刘崇高一边说，一边走向办公楼。 其他行领导也跟着浩浩荡荡地上楼去了。 由于编织袋还没有买回来，大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王加根说：“我们先去中心储蓄所看看。” 程继切、刘艺珍、宁文莉跟在他后面前往中心储蓄所。来到存放会计档案的房间门口，见门上吊着一把大铁锁。问了好半天，大家都不知道钥匙在谁手里。 “砸开！”王加根果断地说。 程继切闻令而动，到楼上住户家里借来一把铁锤，猛砸那把生锈的铁锁。由于用力太猛，他的右手虎口震裂了，鲜血直流。 锁砸开后，王加根推开那扇铁门。 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他睁不开眼睛。屋子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木架子，木架子上摆放着装订好的会计档案，满是灰尘和蜘蛛网。 这时，已经有人送来了编织袋。 大家开始往编织袋里装传票。每装满一袋子，就交给另外一个人扛到肩上，送往对面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由于胜利路已经进水了，而且水位在不断上涨，大家不得不挽起裤腿，穿凉鞋或打着赤脚，在水里艰难地行走。因为不清楚水下的情况，有的人脚被划破了，或者凉鞋被水冲走了，大家都是强忍着，默不作声。努力不让自己摔倒，以免会计档案被水打湿了。 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出入口，罗新初正带着几个人在垒拦水坝。他们把花坛里面的泥土装进编织袋，当成“沙包”堆在大门口，不让洪水进入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 在营业室后面的微机房里，董红强正满头大汗地拆卸电脑主机和显示器，另有几个人在往楼上搬运ups（不间断电源）。 来来回回地跑了十多趟，中心储蓄所的会计档案终于搬完了。 王加根累得浑身酸软，坐在二楼会议室的凳子上喘粗气。口干舌燥，他真想回家或者到其他员工家里找口水喝。 还没有起身，又见刘艺珍慌慌张张地跑来了，老远就对着他喊道：“王股长，桥头老支行金库里还有会计档案！” 第二百四十章 安全隐患 刘艺珍说的“桥头老支行”，就是位于花园大桥头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花园储蓄所，门口同时还挂着“孝北县国税局办税服务大厅”的牌子。 王加根他们赶到那儿时，花园储蓄所里该搬的东西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几个员工守着尾款箱，等着运钞车来接走。 要进入这里的老金库，必须穿过税务人员的办公场所，可那片区域是锁着的，上班的人都走了。打电话到孝北县国税局，无人接听。撬门进去，大家又觉得不妥当，怕影响两个单位的关系。更何况，那片区域还有税务账册和税务人员的物品，丢了也不好交待。 怎么办？王加根抓耳挠腮，急得在脚地上走过来，走过去，心里如同塞着一把火。焦躁中，他的目光落在大半人高的柜台上。柜台上方是不锈钢管做成的防护网，最下面那根钢管与柜台之间，有半尺左右的空当。能不能从这个空当钻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呢？ 来不及多想，他双手抓住钢管，整个人坐到柜台上。然后身子平躺下来，试着往里面钻。 居然成功了！门打开后，大家陆续进入库房。可金库的外库门和内库门都是锁着的。 刘艺珍说，内库门的锁密码她知道，但外库门的锁钥匙她没有。 “砸！”王加根如法炮制，让程继切到楼上住户家里去借工具。 这回借来的是把斧子，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外库门的铜锁砸开了。外库门打开后，里面有个长方体的铁屋子，如同一个巨型保险柜。这就是内库，门上装的是密码锁。 刘艺珍转动密码锁，很快就把内库门打开了。又是一股浓重的霉味袭面而来。金库里摆着几个木架子，木架上放满了会计档案。大家打开编织袋，把传票一本本地往里面装，然后背的背，扛的扛，往胜利路方向的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搬运。大约花了半个小时，老金库里的会计档案就搬完了。 刘艺珍重新找来一把铜锁，锁好内库门再锁外库门，然后回到营业厅。花园储蓄所的几个员工还在原地待命，眼巴巴地等着运钞车。 王加根说，街上的水已经快淹到膝盖，估计运钞车来不了。 “那我们的钱箱子怎么办？”花园储蓄所主任着急地问。 “干脆抬到支行那边儿去。”王加根大胆地提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护送，应该没什么问题。” 花园储蓄所主任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同意了。她让两个年轻力壮的男员工把钱箱子抬着，其他人分散地走在前后左右护卫。 王加根的判断是对的。 a银行孝北县支行接送尾款箱的运钞车，在距离花园储蓄所一公里左右的沿河路上熄火了，泡在水里不能动弹。 发现汛情后，司机小丁开着运钞车从a银行孝北支行大院出发，首先去了桥西的六0四储蓄所。收完那里的钱箱子，就径直前往新城区。他的想法是由远及近，把路程较远的尾款箱先收回来，老城区的几个营业网点放在最后。 收齐新城区几个营业网点的尾款箱，他就开足马力往回跑。过了京广铁路线，路上的水越来越深。在沿河路上走了几百米，排气管进水，车子就熄火了。 叶卫国急得直跳脚，但无济于事。他让两名经警在汽车上守着，嘱咐他们荷枪实弹，如遇歹徒抢劫，可以开枪击毙。然后叫上司机小丁，两人在齐腰深的水中往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方向走，准备去叫人来搬运钱箱子…… 与此同时，百里之外的a银行孝天市分行已经收到了孝北县支行发来的传真，知道了孝北县城遭遇洪灾。市分行党委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一辆运钞车，把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库存现金和尾款箱接运到孝天城。 分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副行长王道欣因为身体不舒服，称自己难以去孝北县城。市分行纪高官刘晓峰临危受命，带着出纳科长和两名经警直奔孝北县。他们带来的运钞车进入孝北县新城区后，在洪花路与京广铁路线交汇处堵住了——花园铁路北道口临时关闭。 刘晓峰让司机把运钞车开到小钱庄大酒店门口，几个人下车走进酒店。 丁仲元见市分行领导来了，慌忙出来迎接。他把领导们安排在一间包房里休息，吩咐人倒茶、敬烟、上水果。 刘晓峰马上与刘崇高通电话，告诉他市分行的运钞车受阻，进不了老城区。 刘崇高回答说，他马上派人沿京广铁路线绕道步行，到小钱庄大酒店来给领导们带路。 “按说我应该亲自来迎接您，无奈这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走不开。我们支行的运钞车在沿河路上熄了火，我正在安排人去搬运钱箱子。对不起啊，刘书记。”刘崇高情真意切地说着客气话。 “没关系，有人带我们过去就行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抗洪抢险，要确保银行资金和银行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刘崇高唯唯诺诺，马上派万建伟去小钱庄大酒店接市分行领导。 这时，王加根他们护卫着花园储蓄所的尾款箱回来了。几个人从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进入营业室，神情紧张地走向里面的金库。 “哎呀！你们回得真是太及时了。”出纳股长宁文莉见到王加根，喜出望外地惊叫起来，“金库里还有十几箱子重要空白凭证。” “重要空白凭证？” “是的。有十好几箱，在金库外库，要是被水淹了就完了。” “走！看看去。”王加根边说边往里面走。 宁文莉马上回转身，和他们一起进金库。她急匆匆走路的时候，嘴还不闲着，告诉王加根说，运钞车上的尾款箱已经全部搬回了，入了金库。刘崇高有指示，不是万不得已，现金和尾款箱不允许转移地方，必须放在金库里面。不过，重要空白凭证可以搬到楼上去。 所谓重要空白凭证，是银行专门印制的具有特定用途尚未使用的重要凭证，诸如存款单、存折、支票、汇票这些东西。重要空白凭证本身没什么价值，但一旦地空白处填上数字，盖上银行的印章，那就等于是现金。各家银行对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都是非常严格的。 前不久，a银行孝南区支行某储蓄所有一张空白储蓄存单找不到，被认定为已经遗失了。结果，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处罚。储蓄所主任被免职，两个储蓄员被辞退。 这段日子，大家简直到了“闻重空丧胆”的地步。现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有十几箱重要空白凭证面临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大家自然都不敢大意。 金库门打开后，办理完a银行花园储蓄所尾款箱交接手续，锁好内库门，大家就开始搬运外库里的重要空白凭证。 这些凭证全部用铁皮箱装着，一铁皮箱就有一百多斤重，一个人根本搬不动，只能两个人抬着走。好在只是从一楼搬到二楼，距离不是很远，多跑几趟就行了。 十几箱重要空白凭证搬完后，王加根感觉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坐在二楼会议室的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除了渴，现在肚子也饿得叽里咕噜乱叫。 这时，万建伟陪着刘晓峰和市分行出纳科长出现在二楼走道上。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行注目礼，欢迎市分行领导。 刘晓峰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主动与大家握手，口里不停地说着“辛苦了”。他的衣服已经全部打湿了，裤管下面还在不停地滴水。 他们是沿京广铁路线走到老城区的，出了花园火车站，街上的积水齐腰深。在万建伟和高超雄的带领下，几个人涉水来到了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 没一会儿，刘崇高、韩忠勇、程金林、何志宝、夏宗明这些人都冒了出来，全部出现在了刘晓峰的面前。 刘崇高建议市分行领导去他家里换衣服，但刘晓峰婉言谢绝了。 二楼会议室里到处堆放着装有会计档案的编织袋、电脑主机和显示器、ups（不间断电源）、以及装有重要空白凭证的铁皮箱和其他重要物品，已经没有多少空场地，连走路都不利索。 刘晓峰站在二楼走道上，简单地问了下情况，转达了a银行孝天市分行行长何继安对孝北县支行干部员工的慰问。 “感谢市分行领导的关怀！”刘崇高谄媚地回应，接着又神情紧张地告诉刘晓峰，“我们刚接到孝北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说是晚上十点钟还有一次特大洪峰，让各单位作最坏的打算。我估计，老城区有可能全部被淹没。” 听到这儿，刘晓峰面色凝重，陷入了沉思。 他看了看会议室里堆放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严肃地说：“如果是这样，这些东西放在二楼恐怕还是不保险，必须转到三楼或者四楼去。”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刘崇高马上应和道。 刘晓峰用手机联系上了何继安，把他耳闻目睹的情况简单地作了汇报。 何继安马上指示：尽快把二楼会议室里的会计档案、重要空白凭证和电脑设备转移到楼房的最高层！金库里的现金和尾款箱也要搬到楼房的最高层，由经警持枪守护。 “市分行马上去买小木船和冲锋舟，争取在洪峰到来之前送到孝北县，把这些东西转运出来，运到孝天城。”何继安最后补充说。 刘晓峰转达完何继安的指示，整个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忙乱起来…… 直到太阳下山，夜幕降临，转移现金、尾款箱和重要物品的工作才告一段落。疲惫的干部员工这才各回各家。 刘崇高拉上陈俊杰，陪同市分行领导涉水前往花园火车站。沿他们刚才来的路线，回到小钱庄大酒店，在那儿晚餐。 由于洪水来得太急太猛，罗新初等人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门口垒起的“沙包”墙很快就垮塌了。随着水位的上涨，银行大院的水深超过一米，刘崇高的专车桑塔纳和白色标致小轿车都泡了，停在车库里不能动弹。加上在沿河路抛锚的那辆运钞车，a银行孝北支行三辆汽车全都趴窝了。 晚上又停了电，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和前后两栋楼上一片漆黑。 王加根涉水进入职工宿舍楼一单元，摸黑上到四楼自家门口。开门后，见家里亮着昏黄的烛光。 方红梅和王欣坐在沙发上等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一家三口都显得很无奈。 “还没吃？”方红梅见他回来，马上站起身，“我去下面条。” 王加根未置可否，径直走向卫生间，把热水器下面煤气坛子的阀门拧开，开始冲洗身子。 等他洗完澡出来，方红梅做的白菜煮面条已经端上了餐桌。正在他们享用简单的晚餐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王加根放下碗筷，赶紧过去开门。 是余丰新。他也不进门，站在门口说，这栋宿舍楼是按楼高三层设计的，下的是三层楼的地基，在建楼的过程中又改变设计，多加了一层。由于竣工和交付使用时间不长，墙基还没有完全固定。如果水浸泡的时间长了，恐怕有危险。因此楼上各家各户晚上不要睡得太死了，至少要保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一旦发现楼房有开裂、下沉等异常情况，必须马上离开，转移到前面的营业办公楼上面去。 王加根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情况，眼睛都直了。 “我还要去其他家里下通知，不打扰你们了。”余丰新笑着说完，就准备下楼，“你们继续吃饭，祝晚上平安！” 王加根关上门，回到餐厅继续吃面条。 “你们a银行总是做这样的鬼事！”方红梅嗔怪道，“为什么要下三层地基做四层高的楼房呢？” “不做四层楼我们根本就分不上房！”王加根没好气地回答。 这倒是实话。 按照当时分房小组制定的分房方案，如果这栋楼只有三层，确实没有他们的份。 方红梅不再找茬了，开始安排晚上的事情：“你忙了一天，吃完饭就去睡，我值上半夜。你睡醒后再换我。我们轮班值守。” “守什么守！”王加根呵斥道，“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十点钟左右有特大洪峰。今晚我们不在家里呆了。” “不在家里能去哪儿？”方红梅懊恼地说，“这附近我们又没亲戚。” 王加根平静地回答：“去对面楼上董红强家，在他们家里挤一晚上。” a银行孝北县支行营业办公楼的四楼还有一部分是住宅，董红强和陈俊杰都住在那里。王加根知道陈俊杰去小钱庄大酒店陪客了，就提出去董红强家。 方红梅没有说什么。 她把家里的金银首饰、存折、存单和银行卡找出来，装进自己的小背包，又嘱咐女儿把书包背上，就和王加根一起出门了。 院子里的水那么深，其他东西没法带，楼房要垮塌也没办法。 只要人在，一切都会有的。 见王加根一家人来借宿，董红强和肖丽娟自然非常欢迎。他们把女儿从主卧室里抱出来，准备让出大房间给客人。 王加根和方红梅坚决不同意。 方红梅安排道，王加根睡沙发，她和欣欣打个地铺就行了。 拉拉扯扯地谦让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按这个意见落实了。 可能是因为太累的缘故，再加上担心也无济于事，王加根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竟然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窗户外面已经露出了鱼肚白。朦胧中，听到院子里有铁锹剐地的声响。他爬起来，打开董红强家的大门，到四楼过道上往下看。 a银行孝北县支行大院的洪水竟然全部退了！门卫老黄正拿着一把铁锹在铲地上的垃圾和淤泥。 这场洪涝灾害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袭击孝北县的时间，前后只有十三个小时。但来势之猛，涨水之快，水位之高，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却是百年不遇的。 据孝北县人民政府通报:在这次特大洪涝灾害中，全县因灾死亡十九人，倒塌房屋三万八千多间，死伤耕牛牲畜五千余头，水稻及农作物被淹没数万亩，造成经济损失近三亿元。其中，孝北县城区淹水面积五平方公里，京广铁路线花园段停运十二小时，四十余列火车被阻孝北县南北，城区二百六十家工商企业、八百多家个体经营户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亿元。这些数据在灾后的第三天就公布了。至于数据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准确还是不准确，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a银行孝北县支行总体情况还好。除了部分房屋墙基内淘形成危房、微机线路需要更换、几辆汽车需要维修以外，无人员伤亡，无库款丢失，无传票、账册及空白重要证受损，无微机设备报废。在洪灾过后的第二天下午，支行所有机构和网点就恢复了正常营业。 虽然损失不大，但在这次洪灾中暴露出的问题却触目惊心。特别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基础管理工作的混乱。会计档案随便乱丢，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没有集中存放，更没有专人管理。很多传票已经腐烂，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现金、尾款箱和重要空白凭证的管理也存在诸多隐患。电脑微机室和配电房设在一楼，不符合信息科技安全的管理规定。这次没有出现大的事故，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a银行孝北县支行制定的应急预案形同虚设，根本就没有启动。整个抗洪抢险过程，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更没有统一指挥，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完全是干部员工出于避险的本能在开展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