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智慧》 第一章 心力 自古以来，圣人都在为我们讲述一个真理：心为天地万物之主。王阳明也不例外，因而他说出了“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的深刻道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心学。因此，我们不能小瞧自己的内心，它既充满着人类最真实的渴望，也隐藏着众多不为人知的力量。 人人都拥有的巨大能量——心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王阳明的妹夫兼得意门生徐爱问王阳明：“只在心中探求至善，恐怕不能完全阐明世上万事万物的道理吧？”对此，王阳明回答说：“心就是天理，天理都在心中，世上哪还有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事物和道理呢？” “心即理，心外无物”，这就是王阳明所创的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和朋友就“心外无物”这个问题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一天，王阳明和一位朋友游南镇，朋友指着岩中的一棵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可见，在王阳明看来，世界上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自己的心上得到答案。正如他在《咏良知》一诗中写的：“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因此，“心”成为一种巨大能量的象征。亦如美国著名作家露易丝·海在书中写的那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友谊、美妙的职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成功。首先我们要相信这种力量的存在，然后释放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和生活方式，深入内心去感受这种力量，因为它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至高的爱和支持我们的力量，就将拥有成功并充满爱的生命！” 现代的脑科学、心理学及生理学一致认为：人的潜意识里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但不同程度地被各种消极心态、消极信息所形成的“自我”压抑着，使得这些潜能在平时不能显现。但如果人的心理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下处于特定的状态，压抑潜意识的消极因素解除了，内在的无穷潜能便能够被激发出来。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一个运动员的握力经测量为100磅，他在常态下调动了全身的力量也不能使指针突破100磅。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将这个运动员催眠至“丧失自我”的深层意识状态，然后告诉他：“你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你的力量之大，连你自己也会吃惊。”当运动员在深层意识状态里接受这个观念后，再一次测量握力时，他非常轻松地使指针突破了110磅。 在整个过程中，催眠师并没有给他增添外界的实际力量，更没有给他服用兴奋剂等违禁药品，只是将他导引进一种丧失自我的状态中，让他心灵深处的意识接受他拥有强大力量这一观念，就让他把自身的潜能大幅度地发挥出来了。实际上，那种强大的力量和基本能力，始终存在于他的心性之中。 由此可见，只要人们排除旧的“自我”意识的干扰，就能让真正自我的力量——心的力量显现出来。当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人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现在很多人过于追求外在的人生高度，追求金钱、名利、地位这些身外之物，忘记了自己的心也需要一种高度。许多时候，人们把那些能够帮助自己成功的学问当作让心灵强大的法宝，疯狂地实践它们，却收效甚微。因此，人们时常疑惑：为什么我天天读《卡耐基》还是将人际关系处理得一团糟？为什么我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我日夜学胡雪岩却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些大人物的模仿只学得其形，而未学得其神。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和那些大人物一样的心路历程，仅仅模仿他们的行为是没有用的，这也进一步论证了“心”的重要性。 所以，人们在处理一个问题或做一件事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整个身心全部投入，以全部的心力去探究其本质，于问题本身发掘内在联系。这样，心性内在的巨大力量，将会帮助我们发现规律、找出答案，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现实问题。 重返童心，找回真实的自己 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 王阳明认为，人心的本体，原来是明白清楚的，然而由于气量的拘束和物欲的蒙蔽，逐渐变得昏暗模糊了……现在，人们只是想要穷尽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却不知返回到自己的内心探求，那么，你所说的善恶的起因、真伪的分辨，舍弃了自我的良知，又将如何体察呢？ 只有把蒙蔽本心的那些物欲清除，让本心恢复纯明，才能真正激发心的巨大能量。这就要求人们的内心回归到纯朴自然的状态，回归到初临人世时那头脑空空的初心之境。也就是让人们重返童心，做回心灵上的儿童，这也是李贽在王阳明的“本心”之上衍生出“童心说”的基础。 关于童心，继承了王阳明思想的明代哲学家李贽首先作了如下解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在他看来，所谓童心，就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那一颗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是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纯真，是人内心中的一念之本，是那瞬间萌动的“天真”。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个真人的资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诚为本，就永远丧失了完整的人格，心的巨大能量也就被压制了。 儿童，是人生的开始；童心，是心灵的本源。心灵的本源怎么可以遗失呢？但确实有许多人遗失了它。 当人们初临人世的时候，只是一个头脑空空的婴儿，只懂得饿了要吃，困了要睡，他们不懂得男女之间的色欲，不懂得功成名就、家财万贯的荣耀，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以一颗纯真的初心，新奇地观望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每一丝欢乐。 随着人们渐渐长大，原本纯洁的心沾染上了世俗的尘埃。人们在启蒙时期，通过耳闻目睹会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长大之后，又会学到更多的理性知识，而这些后天得来的感性闻见和理性道理一旦入主人的心灵，童心也就失落了。久而久之，人们所得的道理、闻见日益增多，所能感知、觉察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从而明白美名是好的，就千方百计地去发扬光大；知道恶名是丑的，便挖空心思地来遮盖掩饰，这样一来，童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童心一旦失去，说出话来，也是言不由衷；参与政事，也没有真诚的出发点；写的文章，也无法明白畅达。其实，一个人如果不是胸怀美质而溢于言表、具有真才实学而自然流露，那么从他嘴里连一句有道德修养的真话也听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童心已失，后天所得的闻见、道理已入主心灵。 当你用虚假去面对世界时，世界回应你的也只能是虚假。因为人一旦以虚假为本，一举一动也就无不虚假了，由此去对假人说假话，正是投其所好；跟假人讲假事，肯定信以为真；给假人谈假文章，必然赞赏有加。这可真是无处不假，便无所不喜！满天下全是虚假，俗人哪里还分辨得出真伪。在这样一个虚假的世界里，看不到真相的人们难免做出错误的决定，走上错误的道路，做出错误的事情，而这一连串错误所累积而成的人生必将痛苦不堪。 要想摆脱这种虚假、痛苦的生活，必须寻回童心。从此时此刻起开始重返童心，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 顺应我们的性情生活 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唯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一个人能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那么即便他一生都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不认为辛苦，一生从事低下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贱。那时，天下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亲如一家……整个天下事就像一个家庭的事务，一些人负责衣服、食物方面的劳作，一些人经商互通有无，一些人制造器具，大家群策群力，以实现赡养父母、教育子女的心愿，都只怕自己承担的事务做不好，因而尽心尽责。 这便是顺应自己性情生活的状态！遗憾的是，这种美好的生活很难实现，因为人们很难认清自己的性情，也就难以发现适合自己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们的心容易被物质遮蔽，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更看不清自己——优势有哪些，劣势有哪些，也就难以取长补短，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在不适合自己的位置上生活，人们很容易失去自我，以致成为他人利用的工具或金钱、名声、地位等物欲的囚徒。 当然，大多数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是因为他们好高骛远——只看到别人的成功，而忽视了自己的局限，于是盲目模仿，最终带来的只是失败和痛苦，就像故事中那只不自量力的乌鸦一样，成为他人的玩物。 一只鹰从高崖上飞过，以非常优美的姿势急速俯冲而下，把一只羊羔抓走了。一只乌鸦看见了，非常羡慕，心想：要是我也能这样去抓一只羊，就不用天天吃腐烂的食物了，那该多好呀!于是它就反复练习鹰俯冲的姿势，希望也能像鹰一样去抓一只羊。 一天，这只乌鸦觉得自己练习得差不多了，就从山崖上急速俯冲而下，猛扑到一只羊身上，想把羊抓走。尽管它拼命拍打翅膀，仍飞不起来。它想放弃羊独自飞走，但它的爪子却被羊毛缠住了，怎么都拔不出来。牧羊人看到后，跑过去将乌鸦一把抓住，剪去了它翅膀上的羽毛，拿给家里的孩子们玩耍。孩子们问这是什么鸟，牧羊人回答说：“这是一只乌鸦，可是它想充当老鹰。” 如果你是一只拥有强健的爪子和翅膀的老鹰，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抓起一只羊羔飞走，但如果你是一只乌鸦，你就不能这么干，因为你只有弱小的爪子和翅膀。一只用心生活的乌鸦，会为天天有腐烂的食物吃而高兴万分，因为它深知这才是它应该做的，这就是顺应性情生活。 如何才能顺应性情生活？我们首先要观察自己的性情——静下心来，用心体会我们经历的那些快乐或痛苦的事，就能得出结论：当我们感到快乐时，就是在顺应我们的性情生活；当我们感到痛苦时，就是在违逆我们的性情生活。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体会到的快乐越来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明。 当我们的心变得通透无比时，我们就不会被引导到错误的位置上，因而能顺应性情生活：性情踏实的人从事衣食等劳作，性情灵活的人从事商业贸易等活动，性情细致的人从事精巧的器具制造等工作，性情温和智慧的人从事教育工作……每个人都能找到并一直做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事，而这正是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核心——“致良知”——的最佳体现。 信心的力量无穷大 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在虔州时，王阳明曾和弟子于中、陈九川、邹守益一起探讨学问。他对弟子们说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圣人，但许多人因为自信心不够，自己把圣人湮没了。”然后，王阳明指着弟子于中说道：“你心中本来有圣人。”于中慌忙站起来表示不敢当。王阳明却说：“这是你心中本来就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推辞呢？”于中说：“不敢。”仍旧推辞。王阳明又说：“这是大家都有的东西，更何况于中你呢，为什么要谦让呢？这可是不能谦让的啊。”听完这番话，于中才笑着接受了。于中不敢接受“心中本来有圣人”这一事实，根源在于他不自信。 在王阳明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圣而伟大的，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圣人般完美的自我。每个人都是天地间的一个奇迹，只是由于我们不自信，致使这个“真正自我”（即王阳明所说的“圣人”）的智慧和能力被埋没了。 虽然“真正自我”远比现实中的自我更优秀、更有智慧、更有能力，但我们自出生以来，就受到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力使得真正的自我被遮蔽住了，我们看到的通常是不完善的自我，有很多的缺点。诸如心胸太狭窄，受到别人一点冒犯，便会暴跳如雷；遇到些许挫折，就会自暴自弃；生性懒惰，做事拖拉；意志不坚定，易受外界环境干扰……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认为自己能力欠缺、智商不高、不够优秀、不如别人。 即便我们从小到大听过长辈无数次的教诲：“要对自己有信心，要自信。”可在关键时刻，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我可以吗？我真的行吗？”在这些自我怀疑中，机遇一闪而过，于是我们又懊恼地抱怨：“如果当初坚持自己的看法就好了，自己明明是对的。” 由此可见，我们多么需要信心这种力量啊！因为信心是内心强大的力量，是生命力中不屈不挠的韧性，是内心的淡定和坦然。圣人孔子曾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能做到不忧、不惑、不惧的人，内心必然拥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才能不看重外在世界的纷繁变化，不在意个人利益的得与失，保持内心的强大与坦然，独立傲然于世间。 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是因为强大的自信心而一举成名的。 在一次世界级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小泽征尔按照评委会给出的乐谱指挥演奏。在演奏过程中他敏锐地听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问题，就停下来重新指挥，但还是不对。再三考虑后，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于是再次停下来向评委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无一例外地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面对众多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的坚持，小泽征尔思考再三，最后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不住地赞叹，祝贺他赢得了整场比赛。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集体否定的情况下，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被权威言论干扰。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不相信自己的想法而附和权威们的意见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而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许多人之所以做不到最优秀的自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缺少敢于担当的勇气，只是漫无目的地到处寻找别人的优点，而忽略了发掘自己最优秀的一面。一再地否定自己，也就失去了成为最优秀的自己的机会。正如萧伯纳所说：“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 所以在生命历程中，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心灵有着无限的可能，要相信有一种神圣力量的存在。只有尽力挖掘内在的潜力，才有可能达到应有的人生高度；只有内心拥有强大的力量，才是我们走向成功、快乐、幸福的保证。 当然，在拥有信心的同时，我们要认清自己，不能盲目自信。每个人都有优点，信心就是在内心提醒自己看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把优点变成行动力，而不是明知做不到却仍旧去做。 良知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们在经过一番修习后，还不知道心的本体原本是纯净无物的，而一直执着于惩恶扬善，心里就多了有意惩恶扬善的成分，人心的本体就不再是广阔坦荡、中正平和的了。《尚书》所说“不有意为善为恶”，才是心的本体。 对于心的本体，王阳明将其称为“良知”。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良知，甚至连强盗都有良知，因而圣凡贤愚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良知，而在于良知是否被物欲所蒙蔽，以及良知被蒙蔽程度的深浅。 良知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当人们的良知被物欲蒙蔽时，才会受物欲的驱使而对世上的事物做出善（有利于自己）、恶（不利于自己）的区分，也才逐渐开始了以善为美、以恶为丑的生活，开始了有意为善，或为善不成而有意为恶。 然而，无论是有意为善还是有意为恶，都扭曲了良知。正如王阳明所说：“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意思是说，人心的本体上不能存留一丝杂念，就像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一点沙子没有多少，却使人满眼昏天黑地，看不清世界。这一念头不仅仅是指那些恶的私念，就是好的念头也不能存留。如果你在眼中放入一些金玉屑，眼睛也会睁不开。王阳明以此劝诫人们要时时保持自己的良知，不让它被物欲所沾染。 有意为善，就渴望回报，渴望受助之人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回报不单指金钱上的回报，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回报——美名。因此蒲松龄才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在他看来，同样是善行，如果是有心为之，就不应赏。因为“有心之善”不是出于本心，即便是为行善而行善的真善（如吃斋念佛），因其本身已包含了某种受报答的期待（升天成佛），所以也不能被称为“真善”；何况还有很多是同时已伏下杀机的逢迎讨好者的“伪善”呢？ 清代文人蒲松龄在《聊斋·黎氏》中描写的狼妖黎氏刚娶进门便是“妇便操作，兼为儿女补缀，辛劳甚至”，完全一副勤劳、温柔的慈母贤妻模样，然而她的这些举动都是“伪善”，是为了让谢生放松警惕，为自己吃掉谢生的儿女做准备。所以赏有心之善，既难免有失察之嫌，又难免有纵恶之失。 蒲松龄又说：“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倘若有人做了坏事，只要不是有意为之，再加上道歉及时，态度诚恳，被伤害的人也会谅解。比如，你无意中踩了别人一脚，立即向对方说一声：“对不起”。对方往往会笑着回复：“没关系”。 犯了过错当然要受责罚，但也要看动机，若是意外的过失，并非出自本心，如投鼠损器之类的事与愿违，就不必按例受罚，只要“能改”就好。《聊斋·莲香》中的女鬼李氏与桑生相好，但她身上的阴霾之气使得桑生一病不起。因为李氏并无谋害桑生之心，是“无心为恶”，所以没受惩罚，并因真诚改过而起死回生，与桑生结为夫妻。 总之，无论“为善”还是“为恶”，它们所招致的“名”或“刑”都对自我的生命有害。刑罚不用说了，至于名声，人们也往往为其所累：或者做起善事就不得停止，一路做去，疲弊精神；或者为了竭力维护好名声，徒然增加许多不必要的作为，为了面子而虚伪，背离自己的本性。因而，从生命的本真而言，“善”、“恶”不妨都放下，不有意为善为恶，以免遭受“名”、“刑”的伤害，而这也是恢复并保有纯明良知的最好方法。 从眼前此刻做起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王阳明认为，人们探索心灵的奥秘，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尽力而为。今天探究到这样的程度，就只依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我们的心灵又有新的体悟，那就从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这样才是踏踏实实专注于一个目标的功夫。 这其实就是在告诫人们：修身养性也应当循序渐进。因为人的天赋不一样，领悟能力也不同，如果要求资质较差的人一开始就去做难度很高的事，如何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修行，注重从小事做起。不管环境怎样，只要持之以恒地完善自我，就能做最好的准备以应对机会的到来。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都不重视做眼前细小的事情，不注意从一点一滴开始积累“良好的行为”，总认为小事不值得去做。其实，每一刻的努力都会令我们的心灵得到成长，增加我们的定力，提升我们的素质。 当下这一秒钟的努力也许微不足道，但是，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一秒钟构成了每一分钟、每一小时，乃至整个人生。正如老子所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树苗生长起来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筐筐土堆积而成的；千里的远行，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的。老子又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难事是由一件件容易的事累积成的，大事是由一件件细微之事组成的。天下的难事，必定是从每一件容易的事做起；天下的大事，也必定是从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 正由于这个原因，成就了伟大功业的圣人，从不好高骛远去做所谓的“大事”，而是扎扎实实地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将每件小事、容易的事做到极致，最终做成大事。 电话发明者贝尔的经历，正是从眼前的事做起而获得伟大成功的典型例子。 刚开始，贝尔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也没想到要去发明电话，他只是一个聋哑学校的老师。 在学校工作几年后，他与一个聋哑学生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了婚。妻子听不到声音，令贝尔感到很苦恼，他于是想发明一种工具，能使妻子听到自己说话。 在这个单纯目的的驱使下，贝尔废寝忘食地投入了这项研究，他从眼前最细小的事情做起，着眼于解决当前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先深入学习电学知识；受到电报机运用电磁铁完成电信号和机械运动相互转换的启发后，开始设计电磁式电话；先把音叉放在带铁芯的线圈前，音叉振动引起铁芯做相应运动；产生感应电流；电流信号会到导线另一头做相反转换，变为声信号；再把音叉换成能随声音振动的金属片，把铁芯改成磁棒……总之，贝尔在反复不断试验的基础上解决了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从而发明了电话，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他也因此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对毕业生说过这样的话：“大学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关心其他的问题胜于关心眼前的问题。年轻人过于自信，把许多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而认为不值得用全部精力去做而导致失败的例子也屡见不鲜。” 这位美国教授所指出的，也正是中国很多年轻人所存在的弊病。很多年轻人一心想干大事，想找一份既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却不能认真地从眼前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做起，以打好日后做大事的基础。若在青春的大好年华过去时才感叹“时不我待，机不再来”就为时太晚了！其实，这不仅是年轻人存在的问题，更是整个人类存在的问题。 所以，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从现在就应该立志从当下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才能不断提升素质，增强才干，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胸 怀 志存高远、行不掩言、富于进取、率性而动，是儒家传统的现实人格理想。推崇儒学的王阳明正是以此为准则，才无惧世人对他的毁誉，坦然面对政治生涯中的跌宕起伏，笑对生活的贫贱富贵，从而活出了难能可贵的狂者胸次。 狂者气象：无所畏惧，敢作敢为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袒露心声说：“我在来南京以前，尚有一些当老好人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确切地明白了良知的是非，只管行动，再不用有什么隐藏。现在我才真正有了敢作敢为的胸襟。即便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符，那也毫无关系了。” 弟子薛尚谦不由赞叹道：“先生有这样的信念，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 无所畏惧，敢作敢为，活得轻松洒脱，这正是王阳明所推崇的狂者胸次。王阳明的狂者胸次不仅体现在“以成圣为第一等事”的远大抱负上，也体现在他政治上对权贵的蔑视，学术上对权威（正统理学）的挑战。圣狂交融，使之有别于正统理学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醇儒。圣人之境内含着庙堂的取向，而狂者气象则可以引向山林中的洒脱。在王阳明思想的深层，确乎交织着庙堂与山林二重情结，他有很强的入世意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经世实践中度过的；但同时又一再流露出对青山幽林的眷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亦爱山仍恋官，同是乾坤避人者。”也正是因为这份轻松洒脱的狂者胸次，才使得王阳明的心不为自己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所困扰，才使得他能专心修养自己的心性，全心全意“致良知”，故而才能既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保护人民生活安宁；又成为心学的开山祖师，帮助人们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喜悦。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活得轻松自在、超越、洒脱，是因为他心里不树立任何概念，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事论事，对这件事不赋予他个人的特性和思想色彩，不带有自己的思想观点。事情来了就安住在事情上，和事情融为一体，去面对它，处理它；处理完了，就安住在空明的觉知上，最终超越它。也就是所谓的“有事就借事练心，无事就借境练心”，这个“境”指的是内在心灵的境界，比如境界来了自己是否有所动？比如恐惧、欢喜，等等，看自己的念头是如何起，从哪里起，如何动，又到哪里去。凡夫是“除境不修心”，圣人是“修心不除境”。 从细微处来说，要想活得轻松洒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问琐事，不为琐事所扰。 牛弘，隋朝大臣，字里仁。他不但学术精湛，位高权重，而且性情温和，宽厚恭俭。牛弘有个弟弟牛弼，他不像哥哥那么谨言慎行。一次牛弼喝醉了酒，竟把牛弘驾车用的一头牛射死了。牛弘刚到家，其妻就迎上去给他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牛弘听了，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那就制成牛肉干好了。”待牛弘坐定后，其妻又提此事说：“小叔子把牛射死了！”显得非常着急，认为是件大事，不料牛弘随口又说：“已经知道了。”他若无其事，继续读自己的书，其妻只好不再说什么。 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评点此事说：“冷然一句话扫却了妇道人家将来多少唇舌。”想要摆脱琐事带来的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宽心胸，如牛弘一样，不问“闺”中琐碎之事。 人生的烦恼多半是自己寻来的，而且大多数人习惯把琐碎的小事放大。其实，“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自然的威力，人生的得失，都没有必要太过计较，太较真了就容易受其影响。因此人们才说魔鬼不在心外，而在自己心中。就像王阳明说的：“擒山中之贼易，捉心中之贼难。”这样看来，敌人就在自己心里，自己的烦恼痛苦也就是自己的心魔，能将其降伏者，也只有我们自己。你如果能降伏心中的魔鬼，自然能像王阳明那样活出轻松洒脱的“狂者胸次”。 做到中正平和，关键在于慎独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弟子陆澄曾就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学说请教于王阳明。 王阳明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看、听、说、做，再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变。而事变都只在人情里体现，它的关键是要做到‘中正平和’，而‘中正平和’的关键就在于‘慎独’。” 所谓“慎独”，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高度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自古以来，慎独都被视为人们进行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性环节。 对于慎独，《大学》将其与“诚”结合起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君子应内外一致，不自欺欺人。对待坏的东西要像厌恶腐臭气味那样，将其除掉；对待好的东西要像喜欢美丽的颜色那样，力求得到。君子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做到不自欺；而小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什么坏事都敢干。一旦见到有道德的君子在旁边，马上遮掩，伪装良善。这样表里不一，毫无益处。要知道，一个人内心的诚意有多少，从他的外表很容易就能体现出来。因此，人们务必在任何时候都谨慎、严格地要求自己，形成自觉的高尚的品质。 元代大学者许衡有一天外出办事，因为天气炎热，走到半途时口渴难耐，正好路边有一棵梨树。行人们纷纷去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不为所动。 这时，有人问他：“这么热的天，你一点也不口渴吗？” 许衡说：“我其实很渴。” 那人又问：“既然口渴，那你为什么不去摘梨吃呢？” 许衡回答说：“那不是我的梨树，我怎么可以随便乱摘梨吃呢？” 那人笑他迂腐：“现在世道这么乱，管它是谁的梨呢。” 许衡笑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那些摘梨的行人就像《大学》中所说的“小人”一样，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什么坏事都敢做，并不以为然。而许衡却能秉持“慎独”的精神，不去做那些违背内心良知的事情，因此他担得起“君子”这个称号。 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在众人面前讲究卫生，独自一人时却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一些人在有警察执勤的时候就遵守交通规则，一旦路口无人值守就乱闯红灯……这些现象都表明：一个人在没有外在监督而独处的情况下，严于律己，遵道守德，恪守“慎独”是十分必要的。 《中庸》上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君子戒慎恐惧自己有什么状况没有看见与听见，内在的盲点常会在阴暗处更鲜活，细微处更显著，因此君子更要慎重承担自己具有独立性的生命，不要怀着任何不良心态而自毁自弃。只有修养“慎独”的功夫，才能避免心灵陷入悔恨和痛苦之中，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这也是王阳明倡导“慎独”的根本原因。 坦然面对诽谤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象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有人问王阳明：“《论语》中记载叔孙武叔诽谤孔子，为什么圣人孔子也避免不了被人诽谤呢？” 王阳明说：“诽谤是从外面来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够避免。人贵在自我修养，假若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圣贤之人，纵然别人都来诽谤他，也不会对他有任何损害，就好像浮云遮蔽太阳，浮云怎么可能对太阳的光明有所损害呢？假如一个人只是表面端庄，而内心丑恶，即使没有一个人说他，他的丑恶，总有一天也会暴露出来的。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诽谤、赞誉是外来的，怎么能避免？只要能自我修养，外来的毁誉就算不了什么。” 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之后，诽谤和议论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原因，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功绩越来越大，权势也越来越大，天下嫉妒之人就越来越多；也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学说越来越普及，所以为宋朝的学者争辩的人越来越多；等等。但王阳明对诽谤和议论并不在意，只是一心一意地修养自己的心性，尽心尽力地传承“致良知”的思想。他深知“浊者自浊、清者自清”的道理，即当谣言、诽谤来临的时候，不需要汲汲务求去澄清，只需要自己心境坦荡，谣言、毁谤自然不攻自破。 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写道：“所谓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意思是说，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不必称扬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说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总之，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肆辩总有表达不到的地方，仁爱之心经常流露反而成就不了仁爱，廉洁到清白的极点反而不太真实，勇敢到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能具备这五个方面的人可谓是悟到了做人之道。 真理不必称扬，会做人不必标榜。真正有修养的人，即便面对诽谤也是极有君子风度的，他们会以坦然的心境面对诽谤。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一年后，皇帝为了试探他是否有意谋反，特意派一个太监装成犯人入狱和苏轼在同一个监牢。 白天吃饭时，太监用言语挑逗他，苏轼牢饭吃得津津有味，答说：“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夜里，他准备睡觉，太监又撩拨道：“苏学士睡这等床，岂不可叹？！”苏轼不理不睬，倒头就睡，而且鼾声大作。 第二天一大早，太监推醒他，说道：“恭喜大人，你被赦免了。”要知道，那一夜可是危险至极啊！苏轼晚上若有不能安睡的异样举动，太监就有权照谕旨当下处死他！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苏轼是君子，当然能够坦荡荡了。而要做到坦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也应努力做一个坦荡荡的君子，努力修养自己的心性，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踏踏实实地睡觉。 在现实生活中，言来言去，自难免失真之语。诽谤就是失真言语中的一种攻击性恶意伤害行为。俗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许，在很多时候，诽谤与流言并非我们所能够制止的，甚至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流言。而我们对待流言的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说：“如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人家怎么说我都无关紧要；如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气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这与王阳明对待诽谤的态度——遇谤不辩——如出一辙。 用坦然的心态来应对诽谤，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诽谤最终会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这是我们从圣人思想中撷取的智慧之花，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不辩”的胸襟，就不会与他人针尖对麦芒，睚眦必报，这才是拥有圣人智慧的表现。 当下最大：饥来吃饭倦来眠 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它即去。” 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王阳明的一个朋友曾经对他感叹道：“内心萌发私意的时候，我的心里明明很清楚，只是不能够马上把它剔除掉。” 王阳明引导朋友说：“私欲萌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是你立命的根本；而当下就能立刻把私欲消除，就是立命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深知当下的力量，认为把握住当下的每分每秒，就已经是“致良知”了。 如何把握当下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玩耍的时候玩耍，该上班的时候上班，不刻意去追寻日常琐事背后的根源。若能做到这些，你自然能远离烦恼，为生活增添欢乐。总之，正在做的事情，正在和你一起做事情的人，都是眼下最重要的。 一天，有源禅师去拜访大珠慧海禅师，请教参禅用功的方法。他问慧海禅师：“禅师，您也要用功参禅吗？” 禅师回答：“用功！” 有源又问：“怎样用功呢？” 禅师回答：“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有源不解地问道：“如果这样就是用功，那岂不是所有人都和禅师一样用功？” 禅师说：“当然不一样！” 有源又问：“哪里不一样呢？不都是吃饭睡觉吗？”禅师说：“一般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有种种思量；睡觉时不好好睡觉，有千般妄想。我和他们当然不一样。” 的确，认认真真地干好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便是用功。认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是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是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能够把握住当下，自然能认认真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仔仔细细扮演好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 正如小树一样，你看不到它如何成长，但是它没有一刻不处于成长变化中，假如它有一秒钟不成长或不变化，那么第二秒、第三秒乃至永远都不会成长或变化。 由此可见，当下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阶梯，当下的每一步都重要于昨日、明日，因而我们应更加看重脚下，看重头顶的晴空。要知道，昨日已成历史，明日尚不可知，只有“当下”才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人生无常，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能预料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握当下，珍惜拥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饿了吃饭，渴了饮茶，不为昨天的事犯愁和追悔。按照王阳明说的“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做好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避免下一刻还要为上一刻的过失烦恼，使人生一直处在为过去烦恼的痛苦之中。 顺其自然，不做超出条件的事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竹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人而不自得矣’。” 弟子陆澄问道：“孔子的弟子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从政，公西赤想从事礼乐，多少都还有实际价值。曾晳所说像是闹着玩的，孔子却很赞赏他，这是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这是因为子路、冉求、公西赤三个人的志向都有点主观猜测、武断绝对，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执着于一个方面，能做这未必能做那。曾晳的志向却没有这两种倾向，只是‘顺其自然行事，不做超出条件的事，身处夷狄，就做在夷狄能行之事；身处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中能行之事，因时因地制宜，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怡然自得’。”这其实也是告诫人们要顺其自然地生活，即不要做出超出自身条件的事来，以免招致失败和痛苦。 人生百年，能够完全顺着自己的想法而来的事情不多，所以先人说“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我们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有些挫折、失败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左右的，而在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后，唯一能使我们的心灵保持平静的方法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强迫自己去做超出自身条件的事。 陶渊明曾说：“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一个睿智之人是不会终日抱着忧虑而愁眉不展的。著名作家林清玄也说过：“在人生里，我们只能随遇而安，来什么，品味什么，有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的。就像我昨天在一个朋友家里喝的茶真好，今天虽然不能再喝那么好的茶，但只要有茶喝就很好了。如果连茶也没有，喝白开水也是很好的事呀！”无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豁达之人都会用乐观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 顺其自然地生活，人们才能够轻松地挫败生活中遭遇的困难。 建设迪斯尼乐园时，迪斯尼先生为园中道路的设计大伤脑筋，所有征集来的设计方案都不尽如人意。迪斯尼先生无计可施，一气之下，他命人把空地都植上草坪后就开始营业了。几个星期过后，迪斯尼先生出国考察回来，看到园中几条蜿蜒曲折的小径和所有游乐景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时，不觉大喜过望。他忙喊来负责此项工作的杰克，询问这个设计方案是出自哪位建筑大师的手笔。杰克听后哈哈笑道：“哪来的大师呀，这些小径都是被游人踩出来的！” 努力追求，不得其道，顺其自然，反而浑然天成。生活中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操控着世间的一切。它就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你越是挖空心思去追求一样东西，它越是想方设法不让你得偿所愿，而当你放下心中的执念，听从命运的召唤时，许多事情反而会水到渠成。 生命是一种缘，是一种必然与偶然互为表里的机缘。许多事情无法为人事所掌控，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运的机缘，充满着无限的奥妙。面对生活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我们若能顺其自然，不去强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静下心来，世间的一切烦恼与忧愁也将烟消云散。 保持“随时”、“随性”、“随喜”的心境，顺其自然，以一种从容淡定的心态来面对人生，我们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顺其自然者，当成大器。这正是王阳明所推崇的“狂而不狷”的修身养性之道。 我心光明，同流世俗不合污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临死前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回顾他的一生，少年时便立下大志，勤读诗书。初入仕途被人陷害，贬谪龙场三年，饱尝人间之苦，身心俱受打击，却也在此悟道，受用一生。而后频频得志，名震天下，桃李满布天下。王阳明的一生波折与荣誉共生，他认为自己这一生不愧对百姓，不愧对国家，了无遗憾。 王阳明能够如此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是因为他的一生虽同流世俗但并没有合污，是因为他一直在辛勤地付出，一直在为百姓和国家鞠躬尽瘁，真正实现他“狂而不狷”的狂者胸次。 古语道：“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意思是说，处在太平盛世，待人接物应严正刚直；处在天下纷争的乱世，待人接物应随机应变、圆通老练；处在国家行将衰亡的末世，待人接物要方圆并济。对待善良的君子，态度应当宽厚；对待邪恶的小人，态度应当严厉；对待一般平民百姓，态度应当宽严并用。 身处污浊环境中时，我们如果能保持“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操守，能从容淡定、不失自我便不需急于撇清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是真正的狂者胸次：同流世俗而不合污。 孙叔敖原来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孙叔敖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普遍。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孤丘老人感到很满意，于是走了。 孙叔敖按照自己说的做了，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感到荣耀；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色。我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气色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孙叔敖回答说：“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是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随顺自然，悠闲自得，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肩吾对他的话很钦佩。 孙叔敖没有被免职和复职的风波扰乱心绪，他始终保持物来则应，物去不留的淡然心境。为人处世，我们确实需要一颗方正的心。有圆无方，则谓之太柔，太柔之人缺筋骨，乏魄力，少大志，在生活中难以有大作为；但若有方无圆，则性情太刚，太刚则易折。 “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虽有其清高自傲，但很多时候只能换来屈原式的含恨离世或是文人式的抑郁不得志。与之相较，同流世俗而不合污，周旋尘境而不流俗或许是更加明智的选择。这是推崇“狂者胸次”的王阳明所认可的修身之道。 第三章 立志 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一个人胸无大志，即使有伟大的举动也称不上是伟人；如果一个人立志要学习圣贤的心性修养，则迟早会达到圣贤的境界。如果每个人都能确定人生的方向，并在这个方向上坚持走下去，必将获得成功。 志向决定高度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 王阳明作为一代大儒，对立志与人生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一个人若是想做出一番事业，首先要立志，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即便是各种工匠技艺，也要把立志作为根本。”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理想往往决定了他的高度。燕雀焉知鸿鹄之志，鸿鹄是要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于九天之高，尽收天下于眼中的；而燕雀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对能够触及榆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有了高远的志向，就有了成就事业的可能，所以立志是十分重要的。王阳明能成为一位洞悉心灵奥秘、闻名古今中外的心学大师，正是在其志向的引领下才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即便后来受到种种磨难，他也没有放弃。不只是王阳明，古往今来，每个有所成就的人物都为自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告诉自己要去哪里，然后才向着目标努力奋斗。 班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从小就胸怀大志，不拘小节。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班超因哥哥被聘为校书郎，而随同母亲一起来到洛阳。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便受官府的雇用，抄写文书，并以此谋生。为了将这份工作做好，班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很晚才睡。当时，北方的匈奴时常侵犯汉朝边境，班超特别愤慨；同时，他看到西域各国与汉朝的交往已断绝了五十多年，心中非常忧虑。有一天，他正在抄写文书，写着写着，突然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无聊，想到自己远大的志向，忍不住站起来，将笔狠狠地掷在地上说：“大丈夫即便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为国家做贡献，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浪费生命呢！”周围的人听了这话都笑他，班超回应说：“凡夫俗子怎能理解志士仁人的襟怀呢？”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去干一番大事业。 后来，他成为一名将领，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接着，朝廷采取他的建议，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他也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班超投笔从戎，建立了千秋功业，正在于他没有满足于抄抄写写，安稳度日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境界和志向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做出了名垂青史的成就。可见，有明确的人生志向对一个人是何等重要。 王阳明认为：“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北宋思想家程颢也说：“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也说：“男人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宋代文学家苏轼也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法国古典作家拉罗什夫科曾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即使再有壮丽的举动也称不上伟人。”英国作家塞缪尔·迈尔斯也说：“人若有志，万事可为。”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成大事者都十分推崇志向对人生的引导作用。人生非常短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不虚度光阴，就必须要立志，而且还要早立志、立大志。 坚持心之所想，最终将成为力之所及 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中“心学”的创始者，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他认为，立志就是心中念念不忘存天理。若时刻不忘存天理，久而久之心自然会凝聚在天理上，就像道家所说的“把凡胎修炼成圣胎”。如此将天理时刻铭记于心，逐渐达到宏大神圣的境界，也是从心中最初的意念不断坚持并发展下去。 “心之所想”虽然只是停留在脑海中的意识，看似虚无缥缈，却有着不可小觑的力量。王阳明所言的“念念存天理”，就是用我们的意念影响我们的思维。当心存念想时，就能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倘若心无所思，则难以排除杂念，容易陷入胡思乱想之中。 “心之所想”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在奋力追求成功的人生道路上，“想”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缺少这份“心之所想”的动力，抑或受外界干扰而无法将之坚持到底，则难以发挥自身潜力，难以超越自我，挑战极限。 明朝后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最灿烂辉煌的时期，此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探险家——徐霞客。徐霞客自幼聪明好学，喜欢读历史、地理、游记之类的书籍，立志成人之后遍游国家的大好山川。 但是父亲去世后，老母亲无人照顾，徐霞客的游览计划被打断，终日闷闷不乐。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我留在家里。”母亲的支持，坚定了徐霞客远游的决心。 徐霞客有了勇气和力量，便辞别母亲开始游历。他先后游历了太湖、洞庭湖、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和北方的五台山、恒山等名胜，并且记录下了各地的奇风异俗和游历时的惊险经历。几年后，母亲去世，徐霞客便把全部精力放在游历考察事业上。他跋山涉水，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攀登悬崖峭壁，考察奇峰异洞。在湖南茶陵，徐霞客听说这里有个深不可测的麻叶洞，便决心去探访。可当地人说洞里有神龙和妖精，没有法术的人不能进去。刚走到洞口，向导得知徐霞客不会法术，就吓跑了。徐霞客毫不动摇，独自手持火把进洞探险。当他游完岩洞出来的时候，等候在洞外的当地群众纷纷向他鞠躬跪拜，把他看成是有大法术的神人。 徐霞客白天考察，晚上就借着篝火记录当天的见闻。三十多年里，他走遍祖国南北，对曾走过的地方之地理、地质、地貌、水文、气候、植被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用日记体裁进行详细、科学的记录。徐霞客死后，他的笔记由他人整理而成闻名世界的《徐霞客游记》。 虽然很多人都心有所想，却很少有人为了愿望而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也很少有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坚定地执行下去，因为总是会受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每个人都向往成功，但是心有所想的同时还要排除外界的干扰，要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让自己不断地朝着目标前进。虽然当我们想着“下次考试提高20分”、“一个月减肥10公斤”、“毕业后就要买房”的时候，自己都不太相信，因为这些都是身边无数人没能实现的目标。倘若就这样气馁了，放弃了，那我们距离成功将越来越遥远。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心之所想，清楚地告诉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为之而努力奋斗。只有时刻保持这种“想要”的念头，才能彻底抛开所有阻挠它实现的因素。最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我想”，都变成了“我要”、“我一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未必就是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大胆地坚持心之所想，方知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不要在“心想事成”之前放弃最初的念想。成功不仅需要奋力拼搏，更需要一份坚持不懈的动力支持。坚持心之所想，最终将成为力之所及。 立大志，做大事 先生曰：“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王阳明曾经对弟子说：“你们在这里学习一定要立下做圣人的决心，每时每刻都要有一种‘一棒打出一条伤痕，一掌打出一道血印’的精神，才能在听我讲学时，感到句句有力，印象深刻。如果整天糊糊涂涂地混日子，好似一块死肉一般，打也不知道痛，恐怕最终也学不到学问的精髓。回家后，还是只能把以前的老方法拿出来用，这样浪费时间，你们不觉得可惜吗？” 古语说得好：“志不强者智不达。”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也曾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据此可知，确立远大志向是走向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环，有了目标才能奋斗，有了好的目标才能有好的收获。而只有把自己的志向和国家、民族连在一起，才称得上是大志；只有自己的国家独立了、富强了，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大志。 王阳明从小便胸怀大志，即要读书做圣贤之人。 一次，年仅12岁的王阳明在书馆里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持着怀疑的态度反驳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老师反问他什么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王阳明说：“读书学圣贤耳。” 王阳明在十二岁时便认为登第当状元只是外在的成功，而读书做圣贤则是追求内在的修养，才能够永垂不朽，才是第一等事。在大人们看来，年幼的王阳明有这样的口气未免有些张狂，甚至还带着点滑稽可笑的味道。但是这崇高的志向，对王阳明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他常常以此为标准来回答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最终开创了心学。 纵观历史，凡成功者均会立长志，即立大志。岳飞，从小就立下“精忠报国”的志向，纵使英年早逝，也成就了尽忠国家的夙愿；周恩来总理从小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并经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为振兴中华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努力向上，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一百多年前，在广东香山翠亨村的一棵大树下，一位老人正在给一群孩子讲太平军的故事。故事刚讲完，就有一个孩子站起来，攥紧拳头，称赞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是反清大英雄，并发誓要做“洪秀全第二”。这个从小立志的孩子，就是后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同盟会的首领孙中山。 为了救国民于水火，孙中山联合反清志士，在檀香山组织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大推动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无数个孩子听过太平天国的故事，唯有少年孙中山提出了做“洪秀全第二”的梦想，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实现了这个理想，并大大超越了这个理想：洪秀全实现了皇权之梦却没有改变社会，而孙中山，为千年古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就要像王阳明、孙中山等志士、伟人一样早立志、立大志。正如中国科学院吴传钧院士所说：“人生短暂，工作为志，乐观为勤。不仅要早立志，而且要立大志，发愤图强，贯彻其中，必有收成。” 盲目的偶像崇拜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 王阳明曾经对学生徐爱说：“子夏虔诚地相信圣人，曾子却反省探求自己。相信圣人固然不错，但远没有自己反省探求理解得深刻。你现在既然没有搞清楚，怎么能因循旧说，而不探求正确的答案呢？就拿朱熹来说，他也尊崇相信程子，但是他对心中不明白的地方，却从来不盲从。”由此可见，王阳明是不赞成人们过于崇拜圣人的，认为这样容易禁锢自己的头脑，在“因循旧说”中丧失自我思考的能力。 崇拜圣人，也就是所谓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自古有之，但偶像的含义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就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而言，更多的是指人们心目中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物。这种象征物，既可以是塑造成形的佛像，也可以是活生生的人物。就其本质而言，偶像具有供人仿效、提供精神力量的积极作用。然而，它也可能导致崇拜者自主意识的迷失。 我们崇拜偶像是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榜样，从而完善自我。被视为偶像之人，他们以自身的成就为世人树立了榜样，并非要压倒众人而独占鳌头，而是希望后继之人大胆超越，有所创新。若在偶像崇拜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盲目模仿他人，将永远生活在偶像的阴影之中。 王阳明所言“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指出圣人与天地万物、芸芸众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都可以为我所用。因此，对于心中崇拜的偶像，我们可以借鉴其思想，却不应盲目迷信他们。盲目的偶像崇拜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而有所选择、取其精华的偶像崇拜，才能铺平成功的人生之路，激发出于后世有益的人生智慧。这一点，几百年前的丹霞禅师就已参透。 一个寒冷的冬天，丹霞禅师云游到洛阳。一日，天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丹霞禅师便走进附近的惠林寺避寒。天气实在太冷，丹霞禅师看到佛殿上供着很多木佛像，佛像前还供着香火。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木佛像，将其点燃，生火取暖。 正在这时候，寺庙里的住持回来了。看到丹霞禅师在烧佛像，住持又惊又怒，立即大声斥责道：“你这个和尚，疯了吗？竟然敢烧佛像！” 丹霞禅师用木杖拨了拨灰烬，慢条斯理地说道：“我想烧了这木佛像之后，取它的舍利子。” 住持大怒：“果真是个疯和尚，木佛像怎么会有舍利子？” 丹霞禅师淡淡一笑，平静地说：“你也知道木佛像没有舍利子，那就让我再拿几个木佛像来烧吧！我实在太冷了！” 丹霞禅师对佛祖的尊敬不亚于寺庙的住持，却不因佛经的智慧而畏惧眼前的木佛像，敢于在寒冷的冬天用其生火取暖，适时地物尽其用，正是超越偶像的表现。 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几位令自己无比佩服、无比崇拜的偶像。在树立人生志向的时候，多以偶像为目标，为人处世则以偶像的作风为参照。这样做往往容易忽略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要知道，偶像所具备的不一定都适合自己，盲目模仿只会适得其反。 王阳明“格竹子”失败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他崇拜朱熹，认真钻研朱子学说的同时，还仿照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理论“格竹”，结果没有悟出竹子的道理，反而落得一身病痛。这次体验，让王阳明对朱子学说产生了疑惑，为他走上自己的学术探索之路打下了基础。 因此，对于圣人、偶像，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欣赏、借鉴，以其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激发前进的斗志，实现智慧的解脱。绝不能过分盲目地崇拜圣人，使自己的思想、行动以及丰富的创造力受到束缚，最终成为圣人思想下的心灵奴隶。 切莫好高骛远害了自己 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在王阳明看来，后世儒生大多不明白圣人的学说，不知道在自己内心的良知良能上去体察扩充，反而去追求自己不了解的事物，去做自己不能做、做不好的事情，一味地好高骛远、爱慕虚荣。这就好像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桀、纣的心地，却动不动想要做尧、舜的事业，这怎么可能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是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直到老死，却不知道干了什么，这样的人真是可怜啊！ 这其实是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在确立人生方向时不好高骛远，要量力而行，这样才不至于招致失败。 许多人在确定人生方向时好高骛远，给自己定了异常远大、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不但违反自然规律，而且会使自己寸步难行，最后只会加深失望，加深挫折感。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极限，超过极限的事，是难以做成的。 在一座深山中有一座千年古刹，有一位高僧隐居在此。好多人慕名千里迢迢赶来寻找他，有的人想求大师指点迷津，有的人想向大师学一些武功。他们到达深山的时候，发现大师正从山谷里挑水回来。他挑得不多，两只木桶里的水都没有装满。 按他们的想象，大师应该能够挑很大的桶，而且挑得满满的。他们不解地问：“大师，这是什么道理?”大师说：“挑水之道并不在于挑得多，而在于挑得够用。一味贪多，适得其反。”众人越发不解。大师从他们中拉出一个人，让他重新从山谷里打了两满桶水。那人挑得非常吃力，摇摇晃晃，没走几步，就跌倒在地，水全都洒了，那人的膝盖也摔破了。“水洒了，岂不是还得回头重新打水吗？膝盖破了，走路艰难，岂不是比刚才挑得更少吗?”大师说。“那么大师，请问具体挑多少，怎么估计呢?”大师笑道：“你们看这个桶。”众人望去，只见桶里画了一条线。大师说：“这条线是底线，水绝对不能高于这条线，高于这条线就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和需要。起初还需要画一条线，挑的次数多了，就不用看那条线了，凭感觉就知道是多是少。这条线可以提醒我们，凡事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众人又问：“那么底线应该定多低呢?”大师说：“一般来说，越低越好，因为低的目标容易实现，人不容易受到挫伤，相反会培养起更大的兴趣和热情，长此以往，循序渐进，自然会挑得更多、挑得更稳。” 生活中，有许多人都像上文中那个打了两满桶水的人一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很难达到目的。道理固然简单明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理解和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只因大多数人都希望成为不平凡的人，他们梦想成功，希望自己的才华获得赏识、能力获得肯定，希望拥有名誉、地位、财富。遗憾的是，真正能做到的人，总是少数。因为，大多数人不能量力而行，总是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陷进了好高骛远的泥潭里。 很多时候，量力而行不仅需要量己之力，还要量时势之力。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质，但如果没有能够将人的能力推向极限，甚至是超出极限的环境，英雄也就是一个凡人。如果汉高祖刘邦不是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如果不是因为押送徒役去骊山的途中大多徒役逃散，刘邦也不会被逼起义，并最终打败项羽成立西汉王朝。要知道，在刘邦起义反秦前，人们都认为刘邦胸无大志，既不能治理商业，也不能下地干活，实在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人物。和刘邦相比，项羽可谓能力超强，却最终因未能抓住时机而战败自刎。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能力再强，如果他不懂得顺应时势做出改变，终究也成不了英雄。 人生如秤，对自己的评价轻了容易自卑，重了则容易自大；只有把握准确，才能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感知自我，完善自我。因此，我们在确定人生方向的时候，要时刻掂量自己，时刻认清自己是谁，时刻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有几分力量，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德行和力量，不可以好高骛远。量力而行，才能选对方向，获得成功。 第四章 实践 知与行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王阳明则提出“知行合一”，他认为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有崇高伟大的志向，也要掌握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并努力实践，才能真正获得圣人的智慧。 知和行并非两件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在王阳明看来，认识是实践的起点，实践是认识的成果。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认识和实践不能当作两件事。 王阳明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便是对事情各方面的思考与了解，只有思考明白、了解清楚了才能开始行动；所谓行，便是将那些思考明白、了解清楚的东西付诸实践，才能有所成就。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乃身心之学，其要领在于体悟实行，不可将其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流于口耳之间。 然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知和行看作两件事，比如人们常说：“三思而后行。”意思是思考在前，行动在后，必须经过多番仔细周密的考虑才能有所行动，认为如此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思而后行，确实是对年轻气盛、易冲动的人最好的劝谏，因而备受世人推崇。人们相信，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才是最好的，经过反复思量的行动才能顺利进行。不幸的是，由此形成了一种重思考而轻行动的风气。或许是过于谨慎，过于追求万无一失，人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无限的沉思之中，结果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越想越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最终使本可以尝试的想法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致无疾而终。 由于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不受客观事物与能力的强行束缚，因此，过度的思考很容易偏离正轨，越想越远反而找不到重点。人们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太久而迟迟不上岸来付诸实践，结果无异于窒息其中，彻底失去付诸实践的机会与能力。 唐代时期，中原大地有一片山脉盛产灵蛇，蛇胆和蛇心都是很好的药材。虽然蛇毒剧烈，见血封喉，可是为了赚钱，仍有很多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捕蛇。一天，有三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来到附近的村子，准备进山捕蛇。 年轻人甲在村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清晨便收拾行装上山捕蛇，但是过去好几天了，他还没有回来。原来他不懂得蛇的习性，在山里乱窜，惊扰了灵蛇；而且他由于不懂如何捕蛇，最终因捕蛇而命丧黄泉。 年轻人乙见状，心中害怕不已，再三思虑要不要去山里捕蛇，他每天都站在村口，向大山的方向张望，时而向前走几里路，不久又走回来，终日惶惶然行走于村子与大山之间。 年轻人丙则充分考虑了如何找蛇穴、捕蛇、解毒等问题，并向村里人讨教，掌握了寻找蛇穴、引蛇出洞等捕蛇的技术，学习制作解毒的药剂。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年轻人丙带着工具上山了。七天过去了，大家都以为他已经丧命，可是丙竟然背着沉重的箩筐回到了村里。他捕到了上百条灵蛇，赚了很多钱，之后还做起了药材生意，成为著名的捕蛇之王。 三个年轻人一起捕蛇，一个毫不考虑、鲁莽行动；一个思来想去、迟迟不动；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付诸行动。三个人对待思与行的不同态度，注定了他们不同的结果。思考与行动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偏向于哪一方，都难成大事。 思考与行动，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事，犹如人之生老病死，难以避免。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脉，都要思考与行动。不假思索地行动和多番思虑却不行动的人，轻则败家，重则亡国。思与行，不可偏其一，这便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沉痛教训，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础所在。 实干家比空想家做得成功 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 王阳明认为，如果没有下功夫克制私欲，每天只是说一说，最终就认识不到天理和私欲的区别。就像人走路，走了一段才能看清楚前面一段。到了岔路口，有了疑惑就要问，问明白再走，这样才能渐渐走到目的地。也就是说，光是空谈而不去实践，是无法克制自己的私欲、认识天理的，因此王阳明感叹：“天下大乱，只因空谈多而实践少。” 古来有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世界上有两种人：一是实干家，一是空想家。空想家们想象丰富，善于夸夸其谈，总是设想做各类大事情；而实干家则是着重于做！空想家往往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完成那些自己应该完成或是可以完成的事情；而实干家虽然没有空想家那样富丽堂皇的说辞，却往往能获得成功。 实干家比空想家做得成功，是因为实干家总是采取持久的、有目的的行动，而空想家很少去着手行动，或是刚开始行动便很快懈怠。实干家具备有目的地改变生活的能力，能够完成非凡的事业，不论是开一间自己的公司，写作一本书，竞选政府官员，还是参加马拉松比赛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空想家大多是站到一边，梦想这些而已。 空想家往往受到人们的嘲笑，因为他们始终把自己的理想挂在嘴边，却从不见他们为之奋斗。他们谈话时言辞激烈，谈到理想时更是慷慨激昂，然而，他们是行动上的矮子。空想家总认为自己头脑中的知识可以拯救世界，但是世界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空想家是难以获得成功的。 战国时候，秦国派王龁攻下上党，意欲进攻长平。 赵孝成王听到消息，命廉颇率二十多万大军驻守长平。廉颇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道而来的秦军对峙，做好了长期抵抗的准备。 王龁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只是坚守。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想打败赵国，必须想办法让赵国把廉颇调回去。”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富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 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询问。赵括说：“要是换上我，打败王龁不在话下。”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听不进去蔺相如的劝告。 范雎得知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将军，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就布置好埋伏，然后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 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兵士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他射死了。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军覆没了。 赵括是个空谈家，自以为读过兵书，对兵法之道十分谙熟，但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书本在他头脑中构筑的虚无缥缈的军事楼阁，在真实的刀光剑影中不堪一击，赵括也因“纸上谈兵”而被作为空想家的代表贻笑千古。 良好的理论基础固然很重要，但是理论基础若不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实际应用中就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力量。无论是空谈者，还是空想者，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就有了一切，这是极度错误的想法。掌握知识是为了应用，有了目标也要实干才能实现理想，否则，单凭理论异想天开，将会导致重大的失误。因此，我们应少空谈，多实践，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在实践中。 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做合适的事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 弟子徐爱问道：“伏羲、神农、黄帝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但是孔子为什么把它们都删掉了呢？” 王阳明回答说：“社会风气日益开放，文采日渐兴盛，世道沧桑，那些书即使有流传下来的，也会因时代的变迁而逐渐不合时宜。周朝末年的时候，要恢复夏商时期的淳朴风俗，已经不可挽回了，何况尧舜时的世风呢？更何况太古时期的伏羲、黄帝的世风呢？”其实，王阳明是在告诫人们在做事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时间、地点来随机应变，制定相应的、正确的方法。 世界瞬息万变，人们只有顺应外界的变化而变化，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和思维来对待生活中的万事万物，才能因地制宜、因时随化，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王阳明在平定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始终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因地制宜、因时而变的原则。他没有把起义农民当成打击对象，而是把杀人越货的盗贼和被迫铤而走险的贫苦民众区别开来，把首恶和胁从区别开来，把愿意弃恶从善者和坚持不改者区别开来。具体到个人，王阳明更是谨慎从事，即使犯了罪，也要根据认罪的态度来决定处罚。 为了给胁从者、愿意悔改者机会，王阳明在每次采取行动之前，都先发布告，劝谕误入迷途者改恶从善，弃旧图新。在征战过程中，他也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制定制敌政策。在平乱之后，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或者奏请皇帝批准增设县治，管关隘检查的巡查司，或者改变布局不合理的巡检司治所。 王阳明根据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因地、因事、因时以制宜，并没有死守绳法。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与原有的计划有所不同，面对改变的时候，智慧之人往往能看到直中之曲和曲中之直，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事物迂回发展的规律，通过迂回应变，达到既定的目标。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十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喝不上，真是饿极了。学生子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问肉的来路，拿起来就吃，子路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弄来了酒，孔子也不问酒的来路，端起来就喝。 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子路便问：“先生为什么现在与在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生存，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礼呀！” 孔子处理事情能从容淡然，就在于他有着因时而化、因地制宜的头脑。所以说，在遇到困难时，我们应懂得改变自己的思路和行为，因为变则通，才能克服困难，达到目的。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在飞速发展变化着，身处其中的人如果不能审时度势，顺势而变，就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在生活中如果能做到针对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随机应变、顺势而动，无疑会对我们适应生活，适应现实变化有很大的帮助。正如王阳明所说：“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各种困难，获得成功。 克服浅尝辄止的毛病 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 王阳明认为，当人们对世界辨析明白了，思考谨慎了，询问仔细了，学习也长进了，却还能坚持用功不懈，这就是笃行。 现如今的社会，人们大多急功近利，对事物的认识也多是浅尝辄止——略微尝试一下就停止，不肯下功夫深入钻研，害怕因此浪费自己的时间。比如，人们在学习基础知识时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看起来好像对这些问题已经了解了，却没有深入思考、触类旁通和向外拓展，因而题目稍有变化就不知道该如何解答了，这就是浅尝辄止的坏处。 如果人们能在学习了解的基础上再深入思考，将所学知识不断反馈到大脑的深处，让这些信息一次次地刺激潜意识，以便把知识提炼、消化，就可以灵活自如地运用这些知识。在拥有了深入思考的习惯后，人们就能避免浅尝辄止的毛病，学会深入地了解事物，即儒家所说的“笃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坚持到底的做事精神。 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幼天资聪颖、活泼好动，是远近闻名的“小才子”。在众人的赞赏声中，年幼的李白逐渐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一味贪恋玩耍，读书时只是敷衍了事，不太愿下苦功学习。 李白的父亲看到儿子这样不思进取，很是担忧，便送他到山中去读书，希望他能静下心来专心学习。然而，李白一点也没有改变。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想看看李白有没有进步，就考他对一首诗的理解，李白自恃其才进行解说，却解说得乱七八糟。父亲很生气，斥责他：“如此读书，何时成才？”李白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已经记住了那首诗，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他说去练书法，就借机溜出去了。面对顽劣的儿子，父亲叹息不已。 李白正在写字时，面前飞过一只蝴蝶，一下把他吸引住了，他忙放下笔，蹦蹦跳跳地去追蝴蝶。一路追逐着蝴蝶，李白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脚下的一条小涧，他看到一位老婆婆正在那里磨一根铁棒。 李白好奇地问：“老婆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老婆婆抬起头来，答道：“我在磨这根铁棒呀。” 李白感到更奇怪了：“你磨铁棒干什么用呀？” 老婆婆说：“我呀，我想把这根铁棒磨成一根绣花针。” 李白惊呆了：“那么粗的一根铁棒，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啊？” 老婆婆回答道：“这你就不懂了。常言说得好，世间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论做什么事，没有成不了的。这根铁棒虽然粗，但只要坚持，总有一天会磨成绣花针的。” 看到这一切，又听了老婆婆的这番话，李白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深深地感到自己以往不论做什么事都浅尝辄止，与老婆婆要将铁棒磨成绣花针的精神相比，真是太惭愧了！ 从此，李白痛改前非，无论射箭、练书法、读书都非常用心，力求精益求精。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他最终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李白作为天资聪颖的一代大诗人，尚且要如此笃行才能成功，我们普通人，要想取得成就，就更要下苦功去克服浅尝辄止的毛病了。 笃行，即坚持，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汇，却也是一个鲜有人达到的标准。国学大师冯友兰曾说：“我们在一生中，所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成功，而尤其是新兴的事业，那更没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即使遇到失败，千万不要灰心，仍然要继续做下去。”也正是秉持着这份坚持，冯友兰大师才在哲学领域取得了成功。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做一个决定，总是很容易，但当事情发展下去时，人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了：没有时间、外界干扰、条件不允许……分歧也在此产生。很多人开始动摇，开始心存疑惑：我真的能做完这件事吗？接着，开始气馁、灰心丧气，随后便是退缩与放弃，成功就此夭折。如果在面对诸多阻挠与困难时，能够坚持不懈地继续下去，跨越一个又一个障碍，往往能迎来期望中的成功。 很多时候，成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千万人的失败，都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做到离成功还差一步，便终止不做了。”这样的失败，无疑令人扼腕叹息。其实，我们与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便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 正视自己的弱点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王阳明认为，在白天学习时，如果感觉自己被外界繁乱打扰，就学习静坐；如果觉得自己懒于看书，就去看书。这就是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一词出自《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本是指医生针对病症用药，后用来比喻人们针对问题，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行为。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医术高明，诊断准确，在我国医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华佗给病人诊疗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出不同的处方。 一次，州官倪寻和李延一同到华佗那儿看病，两人诉说的病症相同：头痛发热。华佗分别给两人诊了脉后，给倪寻开了泻药，却给李延开了发汗的药。 两人看了药方，感到非常奇怪，问：“我们两人的症状相同，病情一样，为什么吃的药却不一样呢？” 华佗解释说：“你俩相同的只是病症的表象，倪寻的病是由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延的病却是由于外感风寒，着了凉引起的。两人的病因不同，我当然得对症下药，给你们用不同的药治疗了。” 倪寻和李延服药后没多久，病就全好了。 华佗能够区分病情，对症下药，因而能很快治好病人的病。治病讲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也具有同样的道理。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首先要找对关键，抓住问题的“症结”。在生活中遭遇难题、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一下问题，认真区别不同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对策，就能正确地处理各种问题。 一位幼儿园老师每个月都被评为优秀员工，许多同事向她请教和孩子相处的技巧。她只说了四个字——对症下药。 同事不解，这位老师解释道：“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比如，当孩子有负面情绪时，一定要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不同处理。 如果孩子是因为担心、害怕，我一般会以轻松的口气告诉他不用着急，并用科学知识为他释疑，缓解他的不良情绪。比如，孩子做噩梦了，我便告诉他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噩梦，这并不丢脸，做噩梦只是因为我们平日玩得太累或者睡姿不好造成的，只要我们注意就可以避免，而且噩梦本身不是真实存在的，即使很可怕也没关系，因为它不是真的。有时候，我还会以感同身受的办法来消除他的担心，如我会告诉他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的担心和害怕，后来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自己解决的，等等。 如果孩子是无理取闹，我一般是冷处理，放任他自我宣泄，并且不屈服于他的哭闹（不答应他的不合理要求），我还会告诉他：‘生气会使人变丑、变老哦！’这样，孩子往往会因为自讨无趣而接受我的合理建议。 如果孩子是因为生病等或碰到挫折有一些小小的情绪，我则会比较宽容，给予耐心的安慰和劝告，并尽量满足他一些要求，还会选择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和游戏引导他，使他能够从负面情绪中尽快抽离出来。” 看似同样的事或表面现象，其实蕴藏着很多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作用。如果人们忽视那些细微的差别，笼统地对待问题，就无法抓住问题的核心，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从而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 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处理生活问题，都要讲究方法。只有抓住关键环节，切中问题的要害，才能使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事半功倍。办事情、做工作应从关键处下手，尽量避免过程烦琐，更不要面面俱到。正如著名的人力资源培训专家吴甘霖博士说的：“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对问题进行正确界定。弄清了‘问题到底是什么’，就等于找准了应该瞄准的‘靶子’。否则，要么是劳而无功，要么是南辕北辙。”这就是王阳明所推崇的“对症下药”。 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有弟子问王阳明道：“孟子主张‘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先生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这样说对吗？” 王阳明回答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不仅有‘力’，而且还有‘巧’，‘巧’与‘力’实际上并非两回事，‘力’中要有‘巧’。有‘力’却无‘巧’，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如果用射箭作比喻，他们三个人里，一个能够步行射箭，一个能够骑马射箭，一个能够远程射箭。只要他们都能射到靶子那里，便都能叫作有力；只要能正中靶心，便都能叫作巧。但是，步行射箭的不能够骑马射箭，骑马射箭的又不能远程射箭，他们三个各有所长，才力各有不同。而孔子则是身皆三长，然而，孔子的‘和’最多也只能达到柳下惠的水平，而‘清’最多能够达到伯夷的水平，‘任’也最多只能达到伊尹的水平，未曾再添加什么了。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加在一起反倒能超过孔子了。巧、力只是为了阐明圣、智的含义，如果认识到了圣、智的本体，自然就能够了然于心。” 生活中，有人日出而作，夜深才息，一天甚至埋头苦干十一二个小时，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生平庸，碌碌无为。有人却深谙巧干远大于苦干的奥妙，总能找到更简单、更轻松、更快捷的方法，让自己获得成功。 美国船王丹尼尔·洛维格获得的第一桶金，就和他做事善于巧干有关。 出身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丹尼尔·洛维格不甘心过平凡穷苦的生活，他想要赚很多的钱，让自己充分体会成功的快乐。在他看来，对于一贫如洗的人，要想拥有资本就得借贷，用别人的钱开创自己的事业，为自己赚更多的钱。 经过多番思考后，洛维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借贷方法：他将自己的一条尚能航行的老油轮重新修理改装后，以低廉的价格包租给一家大石油公司。然后，他带着租约合同去找纽约的各大银行申请贷款，理由是——他有一艘被大石油公司包租的油轮，每月可收到固定的租金，如果银行肯贷款给他，他可以让石油公司把每月的租金直接转给银行，来分期抵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许多银行听了洛维格的想法，都觉得既无信用可言，又荒唐可笑。但大通银行的总裁却不那么认为。他想：洛维格一文不名，也许没有什么信用可言，但是那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却是可靠的。拿着他的租契去石油公司按月收钱，这自然十分稳妥。 洛维格终于贷到了第一笔款，然后买下了他所要的旧货轮，把它改装成油轮，租给了石油公司。然后又利用这艘船做抵押，借了另一笔款，再买了一艘船。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年，每当一笔贷款付清后，他就成了这条船的主人，租金不再被银行拿走，而是进了自己的腰包。 就是凭借这样巧妙的借贷方法，洛维格赚得了他事业的第一桶金，也开始了他辉煌的创业旅程。 生活中，会苦干，更要会巧干。会巧干的人，不一味走别人走过的路，总会努力开辟一条新途径，寻找新的机遇，尽管路上荆棘丛生；会巧干的人与众不同，而且并不介意与众不同；会巧干的人从不循规蹈矩，他们往往放荡不羁，喜欢标新立异、独辟蹊径，以新的方法去干老的工作；会巧干的人具有独立性，他们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时喜欢独处，对自己的信念和愿望总会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会巧干会变通的人看问题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眼光，他们具有特殊的综合能力，往往别出心裁。如当别人说1+1=2时，他们却说1+1>2或1+1=11。 总之，会巧干的人不满足于浅显的东西、世俗的东西、平庸的东西或陈腐的东西；不满足于对问题的固有答案；并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中感到其乐无穷，因此，他们往往能够避免王阳明所说的“有力却无巧，只是白费力气”的做事误区。 第五章 自控 欲望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起始，它使人类获得无穷无尽的动力。但如果欲望过于强烈，就不再是有助于我们的积极力量，而成为奴役我们的消极力量。因而，王阳明劝诫人们要针对声、色、货、利这些欲望下功夫，克制欲望，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 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学生问王阳明：“声、色、货、利，这些东西恐怕良知里也不能没有吧？” 王阳明回答说：“的确如此。但人们刚开始修身养性时，必须要在心中将声、色、货、利扫除干净，一点也不能残留，这样偶然遇到也不会为其所累，自然能按照良知来顺利应对。也就是说，致良知就是要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只要人们使自己的良知精纯光洁，没有一丝一毫的遮蔽，那人们同声、色、货、利打交道，就会遵行天理自然运行了。” 声指歌舞，色指美色，货指金钱，利指私利，这些都是人们的欲望，因此声、色、货、利就被视为欲望的象征。人生在世，很难做到一点欲望也没有，但若物欲太强，就容易沦为欲望的奴隶，一生负重前行。因此王阳明才告诫人们要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减少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常乐。 从前，一个想发财的人得到了一张藏宝图，上面标明在密林深处有大量的宝藏。他立即准备好了一切寻宝用具，还特别找出四五个大袋子用来装宝物。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进入了那片密林。他斩断了挡路的荆棘，蹚过了小溪，冒险冲过了沼泽地，终于找到了第一处宝藏，满屋的金币熠熠夺目。他急忙掏出袋子，把所有的金币装进了口袋。离开这一处宝藏时，他看到了门上的一行字：“知足常乐，适可而止。” 他笑了笑，心想：有谁会丢下这闪光的金币呢？于是，他没留下一枚金币，扛着大袋子来到了第二处宝藏，出现在眼前的是成堆的金条。他见状，兴奋得不得了，依旧把所有的金条放进了袋子，当他拿起最后一根金条时，看到上面刻着：“放弃下一个屋子中的宝物，你会得到更宝贵的东西。” 他看到这一行字后，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第三处宝藏，里面有一块磐石般大小的钻石。他发红的眼睛中泛着亮光，贪婪的双手抬起了这块钻石，放入了袋子中。他发现，这块钻石下面有一扇小门，心想，下面一定有更多的宝藏。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打开门，跳了下去。谁知，等待他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片流沙。他在流沙中不停地挣扎，可是他越挣扎就陷得越深，最终与金币、金条和钻石一起长埋在了流沙下。 如果这个人能在看了警示后立刻离开，能在跳下去之前多想一想，那么他就会平安地返回，成为一个真正的富翁。然而，很少有人能在声、色、货、利面前保持冷静、不被诱惑。贪婪地想要获得更多，却往往在贪婪中失去更多。 明末清初有一本书叫《解人颐》，对人的欲望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又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当了县令嫌官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满足，除是南柯一梦兮。”做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最终丧失自我，被欲望所奴役。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欲望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世人为何不心安，只因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人们能够听从王阳明的劝诫，扫除心中对声、色、货、利的贪图，就能以纯明的良知轻松应对世界上的任何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和痛苦。 不要被虚名所累 先生曰：“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 王阳明曾说：“圣贤不是没有功业气节，他们只是遵循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是以功业气节而闻名的。”在他看来，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用不着用所谓的“功业气节”等虚名来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者优秀之处的。放眼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对虚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恩格斯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回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作玩具，且语出惊人：“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 王阳明也是一个不重视虚名的人，尽管他也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并最终获得了功名。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不在于功名，而在于功名背后的实际意义。正如他在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时所说：“我的确有点儿难受，但不是因为没有考中，而是因为不能考中为国家效力。”纵观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他也确实在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效力，为百姓谋福。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成为备受后人推崇的名臣、圣贤。 然而，尽管人们明知不该追求虚名，却仍旧甘心为虚名所迷惑。古人有云：“声名，谤之媒也。”意思是说，人们常常为声名所累，这个声名也即人们常常说的虚名。虚名者，有名无实，或要其名而不要其实之谓也。生活中，有很多人对此贪恋不已。 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虫的光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教。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却告诉拜访者，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来拜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光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家人如实回答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要捕萤火虫，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 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书生却在清晨这样的大好的时光下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是虚伪的表现。“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马脚。靠一时的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这样的“名”往往很短暂，如过眼云烟，很快会被世人遗忘。那时，这位“名人”便再也无法风光了。 追求名誉难免不被虚名所累，误了一生。虚名不过是噱头，却有太多人被它牵制。虚名能为人带来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它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 而且，虚名往往非福而是祸。宋襄公为虚名而祸国，慈禧太后为虚名而殃国；一些人为虚名滥上项目，动辄数亿、数十亿资金付诸东流；一些人为虚名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人们应鄙视虚名，视虚名为国之敌、人之敌、己之敌，无论先贤今人，无一不告诫世人不要图虚名。 王阳明和他的学生讨论有关“名”的问题时曾说过，如果一味地力追声名，就不会懂得真实、纯朴的道理，人生就会徒增烦扰。正如郑板桥先生所云：“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多风雨几晴和/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人生太短暂了，而要做的事却很多，何必为虚名所左右，何必机关算尽为虚名而累呢？请抛却虚名，着眼未来，只要脚踏实地，我们终将到达人生的制高点。 住茅草棚也快乐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 王阳明被贬到偏远的龙场后，并未因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痛苦不堪，反而以此为乐，正如他自己在《何陋轩记》中写的那样：“孔子当初想在九夷居住，弟子们都认为九夷的环境太简陋了，不适宜居住。孔子却认为，君子居住在那个地方，就会用君子之风去影响当地的人们，将文化传播到那里，改变那里的习俗，哪里还会简陋呢？我（王阳明）因为犯了错误而被贬到龙场驿站来，这龙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在今天却成为政府安抚少数民族的重点地区，但这里的生活条件依旧很落后。人们都以为我这从繁华的大都市来的人难以在这简陋的地方居住，然而，我却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安然处之，以苦为乐。” 据当时随同王阳明前往的弟子说，龙场简直就是野生动物园：毒蛇遍地，野兽遍山。在路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踩到蛇的尾巴。每天早上醒来，由于山中的空气夹杂着毒气，常使人感到胸闷、头痛欲裂；且山中大雾弥漫，很难看清道路，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得头破血流。更糟糕的是，因为龙场驿站年久失修，已经没有房子可供居住，王阳明和弟子们为房子问题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先是搭了一个茅草棚栖身，但考虑到易受野兽袭击，就又选了个山洞住下，但山洞太阴冷潮湿，王阳明的随从们都病倒了。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王阳明仍然十分乐观，他不仅将居住的山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还亲自劈柴火、打水、煮粥，喂生病的随从吃，为他们唱家乡小调、讲故事，以抚慰他们低落的心情，对生病随从的小脾气也是百般容忍。此外，他还积极与当地居民互通有无：他教当地居民打土坯，用木头建房子；当地居民则教他种粮食，还到山里砍伐木材帮他搭建了几间房屋，王阳明将其命名为“龙冈书院”，后来又有了“宾阳堂”、“何陋轩”、“君子亭”等建筑，成为王阳明龙场开悟、讲学的重要场所。 《后汉书·杨彪传》中谈道：“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意思是说，人们要能安于贫穷困苦，并且以坚持自己的信念、理想为乐。正是凭借“安贫乐道”的精神，王阳明才没有委靡堕落，反而在悟道讲学中，独创了心学。他自己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中写道：“藐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诗中引用了颜回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王阳明说：“颜回虽离我们很远，但我愿意像他那样安贫乐道。” 在王阳明看来，安于贫困生活，以学习和掌握圣人之道为乐，不被现实与名利所扰，便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与佛家的持戒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明代施惠在《幽闺记·士女随迁》中说：“乐道安贫巨儒，嗟怨是何如，但孜孜有志效鸿鹄。”如果沉浸在世俗名利中不能自拔，一心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还不如在宁静的海边享受简单的幸福。著名学者梁实秋在《雅舍小品·图章》中也说过：“安贫乐道的精神之可贵更难于用三言两语向唯功利是图的人解释清楚的了。” 总之，能够安贫乐道，独守内心的清净，是修行的一种境界。若做人也能够如此，则必将有所收获。 与人攀比，不如自我攀比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郋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尢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一天，王阳明的弟子刘德章向王阳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疑惑：“先生以纯金比喻圣人，以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炼金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最为深刻准确。只是您把尧、舜比喻成重万镒的纯金，把孔子比喻为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太妥当。”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你这又是从外在形式上去考虑问题，从而有意为圣人争些分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尧、舜比做万镒纯金也不为多，把孔子比为九千镒纯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原本就是不分彼此的。要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重点看他们的内心是否精一、纯明，而不在于他们心智的大小。只要心至纯至精为天理，就都是圣人。如果谈及他们的才能气魄，怎么可能相同呢？后世儒生只在才能上作比较，因此陷入功利之心中。如果消除了比较才能的私心，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精神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就会人人功德圆满：能力大的做出大的成就，能力小的做出小的成就，无须借助外力，无不完美纯粹，这才是踏踏实实、明善诚身的事情。” 生活中，差别无处不在，于是一些人在差别中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如果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不是很大，那么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感到些许平衡；如果自己比对方好，心里就容易产生骄傲感；如果自己不如对方，心里就会感到失落、痛苦；更有甚者，会因为嫉妒而诋毁那些比自己出众的人。比如别人收入比自己多，就会觉得别人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正当；别人长得比自己漂亮，心里就会暗骂对方是“狐狸精”、“花瓶”之类。 人往往就是这样，很多烦恼都是因自己觉得不如周围的人而滋生出来的。其实世上本无事，实是庸人自扰之。别人在其熟知的领域超过你，并不说明你技不如人，只能代表你不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而在其他方面，你可能比他强，想明白了这些，也就没有心结了。如果你还是想不开，那就跟那些不如你的人比较，不妨做一回鲁迅笔下的阿Q。总之，只有跳出“与别人比较”的心理，才能成为与“自己比较”的独立的自我。 一天，一个国王独自到花园里散步，使他感到万分诧异的是，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园中一片荒凉。 后来国王了解到，橡树由于自己没有松树那么高大挺拔，因此轻生厌世死了；松树又因自己不能像葡萄那样结许多果子，也死了；葡萄则哀叹自己终日匍匐在架上，不能直立，不能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可爱的花朵，于是也死了；牵牛花病倒了，因为它叹息自己没有紫丁香那样的芬芳；其余的植物也都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只有很细小的心安草在茂盛地生长。 “小小的心安草啊，别的植物全都枯萎了，为什么你这么勇敢、乐观，毫不沮丧呢？”国王问道。 “国王啊，我一点也不灰心失望。因为我知道，如果国王您想要一棵橡树，或者一棵松树、一丛葡萄、一株桃树、一株牵牛花、一棵紫丁香，等等，您就会叫园丁把它们种上，而我知道您寄希望于我的就是要我安心做小小的心安草。”小草回答说。 计较他人的长处，贬低自己的短处，只会让自己陷入自毁的泥潭。人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别人比自己更好；自己不够聪明，因为张三比自己更聪明；自己不够能干，因为……人们总是有理由否定自己。我们也应该学习心安草，跳出“与别人比较”的模式，成为与“自己比较”的独立的自我。 如果你消除不了比较才能的私心，那么你至少要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不仅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看到自身的优点。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正是这个道理。当你做到了客观比较，你就能看清自己的生存价值，也就能知足常乐，真正达到王阳明所说的“人人自有，个个圆成”的境界。 满足需要，而不是满足欲望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王阳明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就生发它们的本体来说，是中正平和的。只是人们在表达喜、怒、哀、乐时往往夹杂着别的意思，才会过度或不足，就成了私欲了。由此可见，如果心不受欲望的操控，人们所产生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就不会有痛苦、快乐的区别了。 而如何才能让心摆脱欲望的操控呢？其实只需要人们分清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即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大多数人都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异，往往错将“欲望”当成“需要”，结果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简单来说，需要是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此时此刻的反应。正如此刻你饿了，就需要吃饭；此时你口渴，你就需要喝水；此时你困倦了，你就需要休息……“需要”是很单纯的感受，也是最本质的反应。如果你不能及时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提出“抗议”，比如，饥不饮食、渴不饮水，生命的能量就会透支；困倦时不睡觉，那么精神就会崩溃。 曾经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大作家，记者问他：“您认为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没想到，这位大作家竟然回答说：“大便通畅！”作家解释说，当你便秘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作痛苦了。 人的“需要”是不能够压制的，正如花开柳绿是因为时节到了，花苞需要绽放，柳芽需要舒展；正如久旱的大地需要甘霖的滋润，以便植物生长；正如湖泊需要水草来自我净化……需要是真实的，归于本质的，也可以说，“需要”是必需的。 需要，是生理本能的反应，同样也是心灵的反应。我们在职场、商海奔波劳碌，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压抑，这时候，我们的心里自然而然就生出一些需要，需要放松一下，需要发泄一下。也许，此时此刻，你就是想去街边的花园散散步；也许，此时此刻，你只是想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看书；也许，此时此刻，你突然很想一个人看一场老电影……这些都是当下心灵的需要，是你此时最真实的感受，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满足它呢？没错，幸福是相对于痛苦而言的，如果我们当下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你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一刻的痛苦。所以说，人生本能的满足和需要，是胜过一切的。 而欲望，是人们的意念，是属于未来的产物，这种意念驱使着人们去追逐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有了欲望的时候，人们的心就已经投向了虚无缥缈的未来。人们把欲望奉为至上，可是欲望却回报给人们无尽的痛苦和烦恼。人们之所以会常常感到心烦苦闷？正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可是人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人们时常感叹：欲望就好比天边的地平线，看似不远，可是当你用尽全力奔向它时，却永远也无法到达。正如夸父追日，那是遥不可及的美妙幻想，耗尽生命去追逐，却永远也追不到，最终死在追逐的路上。人的欲望是无法被满足的，它就像悬挂在驴子面前的萝卜，看得到却够不着；欲望也是无穷无尽的，即使你刚刚满足了一个欲望，新的欲望又会迅速升起，诱惑你去追逐。人一旦落入了欲望的旋涡，就只能苦苦挣扎，循环往复不得解脱。 有人问孟子：“如果再给你一次生命，你要怎么活呢？”孟子回答说：“我一定会多注意我的需要，少关注我的欲望。”孟子这么回答正是看清了需要和欲望的本质区别：欲望是虚妄的、复杂的、难以掌控的未来；需要才是真实的、简单的、触手可及的当下。他告诫人们应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第五章 自控 欲望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起始，它使人类获得无穷无尽的动力。但如果欲望过于强烈，就不再是有助于我们的积极力量，而成为奴役我们的消极力量。因而，王阳明劝诫人们要针对声、色、货、利这些欲望下功夫，克制欲望，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 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学生问王阳明：“声、色、货、利，这些东西恐怕良知里也不能没有吧？” 王阳明回答说：“的确如此。但人们刚开始修身养性时，必须要在心中将声、色、货、利扫除干净，一点也不能残留，这样偶然遇到也不会为其所累，自然能按照良知来顺利应对。也就是说，致良知就是要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只要人们使自己的良知精纯光洁，没有一丝一毫的遮蔽，那人们同声、色、货、利打交道，就会遵行天理自然运行了。” 声指歌舞，色指美色，货指金钱，利指私利，这些都是人们的欲望，因此声、色、货、利就被视为欲望的象征。人生在世，很难做到一点欲望也没有，但若物欲太强，就容易沦为欲望的奴隶，一生负重前行。因此王阳明才告诫人们要针对声、色、货、利下功夫，减少自己的欲望，懂得知足常乐。 从前，一个想发财的人得到了一张藏宝图，上面标明在密林深处有大量的宝藏。他立即准备好了一切寻宝用具，还特别找出四五个大袋子用来装宝物。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便进入了那片密林。他斩断了挡路的荆棘，蹚过了小溪，冒险冲过了沼泽地，终于找到了第一处宝藏，满屋的金币熠熠夺目。他急忙掏出袋子，把所有的金币装进了口袋。离开这一处宝藏时，他看到了门上的一行字：“知足常乐，适可而止。” 他笑了笑，心想：有谁会丢下这闪光的金币呢？于是，他没留下一枚金币，扛着大袋子来到了第二处宝藏，出现在眼前的是成堆的金条。他见状，兴奋得不得了，依旧把所有的金条放进了袋子，当他拿起最后一根金条时，看到上面刻着：“放弃下一个屋子中的宝物，你会得到更宝贵的东西。” 他看到这一行字后，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第三处宝藏，里面有一块磐石般大小的钻石。他发红的眼睛中泛着亮光，贪婪的双手抬起了这块钻石，放入了袋子中。他发现，这块钻石下面有一扇小门，心想，下面一定有更多的宝藏。于是，他毫不迟疑地打开门，跳了下去。谁知，等待他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一片流沙。他在流沙中不停地挣扎，可是他越挣扎就陷得越深，最终与金币、金条和钻石一起长埋在了流沙下。 如果这个人能在看了警示后立刻离开，能在跳下去之前多想一想，那么他就会平安地返回，成为一个真正的富翁。然而，很少有人能在声、色、货、利面前保持冷静、不被诱惑。贪婪地想要获得更多，却往往在贪婪中失去更多。 明末清初有一本书叫《解人颐》，对人的欲望作了入木三分的描述：“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又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扣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当了县令嫌官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满足，除是南柯一梦兮。”做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最终丧失自我，被欲望所奴役。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欲望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世人为何不心安，只因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人们能够听从王阳明的劝诫，扫除心中对声、色、货、利的贪图，就能以纯明的良知轻松应对世界上的任何事，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和痛苦。 不要被虚名所累 先生曰：“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 王阳明曾说：“圣贤不是没有功业气节，他们只是遵循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是以功业气节而闻名的。”在他看来，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用不着用所谓的“功业气节”等虚名来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者优秀之处的。放眼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对虚名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恩格斯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回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作玩具，且语出惊人：“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 王阳明也是一个不重视虚名的人，尽管他也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并最终获得了功名。但他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不在于功名，而在于功名背后的实际意义。正如他在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落榜时所说：“我的确有点儿难受，但不是因为没有考中，而是因为不能考中为国家效力。”纵观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他也确实在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效力，为百姓谋福。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成为备受后人推崇的名臣、圣贤。 然而，尽管人们明知不该追求虚名，却仍旧甘心为虚名所迷惑。古人有云：“声名，谤之媒也。”意思是说，人们常常为声名所累，这个声名也即人们常常说的虚名。虚名者，有名无实，或要其名而不要其实之谓也。生活中，有很多人对此贪恋不已。 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虫的光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教。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却告诉拜访者，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来拜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光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家人如实回答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要捕萤火虫，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 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书生却在清晨这样的大好的时光下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是虚伪的表现。“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马脚。靠一时的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这样的“名”往往很短暂，如过眼云烟，很快会被世人遗忘。那时，这位“名人”便再也无法风光了。 追求名誉难免不被虚名所累，误了一生。虚名不过是噱头，却有太多人被它牵制。虚名能为人带来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它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 而且，虚名往往非福而是祸。宋襄公为虚名而祸国，慈禧太后为虚名而殃国；一些人为虚名滥上项目，动辄数亿、数十亿资金付诸东流；一些人为虚名投机钻营，损人利己……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人们应鄙视虚名，视虚名为国之敌、人之敌、己之敌，无论先贤今人，无一不告诫世人不要图虚名。 王阳明和他的学生讨论有关“名”的问题时曾说过，如果一味地力追声名，就不会懂得真实、纯朴的道理，人生就会徒增烦扰。正如郑板桥先生所云：“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多风雨几晴和/愁风愁雨愁不尽/总是南柯。”人生太短暂了，而要做的事却很多，何必为虚名所左右，何必机关算尽为虚名而累呢？请抛却虚名，着眼未来，只要脚踏实地，我们终将到达人生的制高点。 住茅草棚也快乐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 王阳明被贬到偏远的龙场后，并未因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而痛苦不堪，反而以此为乐，正如他自己在《何陋轩记》中写的那样：“孔子当初想在九夷居住，弟子们都认为九夷的环境太简陋了，不适宜居住。孔子却认为，君子居住在那个地方，就会用君子之风去影响当地的人们，将文化传播到那里，改变那里的习俗，哪里还会简陋呢？我（王阳明）因为犯了错误而被贬到龙场驿站来，这龙场在古代是蛮荒之地，在今天却成为政府安抚少数民族的重点地区，但这里的生活条件依旧很落后。人们都以为我这从繁华的大都市来的人难以在这简陋的地方居住，然而，我却在这简陋的环境里安然处之，以苦为乐。” 据当时随同王阳明前往的弟子说，龙场简直就是野生动物园：毒蛇遍地，野兽遍山。在路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踩到蛇的尾巴。每天早上醒来，由于山中的空气夹杂着毒气，常使人感到胸闷、头痛欲裂；且山中大雾弥漫，很难看清道路，行走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得头破血流。更糟糕的是，因为龙场驿站年久失修，已经没有房子可供居住，王阳明和弟子们为房子问题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先是搭了一个茅草棚栖身，但考虑到易受野兽袭击，就又选了个山洞住下，但山洞太阴冷潮湿，王阳明的随从们都病倒了。 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王阳明仍然十分乐观，他不仅将居住的山洞命名为“阳明小洞天”，还亲自劈柴火、打水、煮粥，喂生病的随从吃，为他们唱家乡小调、讲故事，以抚慰他们低落的心情，对生病随从的小脾气也是百般容忍。此外，他还积极与当地居民互通有无：他教当地居民打土坯，用木头建房子；当地居民则教他种粮食，还到山里砍伐木材帮他搭建了几间房屋，王阳明将其命名为“龙冈书院”，后来又有了“宾阳堂”、“何陋轩”、“君子亭”等建筑，成为王阳明龙场开悟、讲学的重要场所。 《后汉书·杨彪传》中谈道：“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意思是说，人们要能安于贫穷困苦，并且以坚持自己的信念、理想为乐。正是凭借“安贫乐道”的精神，王阳明才没有委靡堕落，反而在悟道讲学中，独创了心学。他自己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中写道：“藐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诗中引用了颜回对待艰苦生活的态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王阳明说：“颜回虽离我们很远，但我愿意像他那样安贫乐道。” 在王阳明看来，安于贫困生活，以学习和掌握圣人之道为乐，不被现实与名利所扰，便会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这与佛家的持戒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明代施惠在《幽闺记·士女随迁》中说：“乐道安贫巨儒，嗟怨是何如，但孜孜有志效鸿鹄。”如果沉浸在世俗名利中不能自拔，一心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还不如在宁静的海边享受简单的幸福。著名学者梁实秋在《雅舍小品·图章》中也说过：“安贫乐道的精神之可贵更难于用三言两语向唯功利是图的人解释清楚的了。” 总之，能够安贫乐道，独守内心的清净，是修行的一种境界。若做人也能够如此，则必将有所收获。 与人攀比，不如自我攀比 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煅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郋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尢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 一天，王阳明的弟子刘德章向王阳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疑惑：“先生以纯金比喻圣人，以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智的大小，用炼金比喻学者的修养功夫，最为深刻准确。只是您把尧、舜比喻成重万镒的纯金，把孔子比喻为九千镒的纯金，似乎不太妥当。” 对此，王阳明回答说：“你这又是从外在形式上去考虑问题，从而有意为圣人争些分量。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尧、舜比做万镒纯金也不为多，把孔子比为九千镒纯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原本就是不分彼此的。要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重点看他们的内心是否精一、纯明，而不在于他们心智的大小。只要心至纯至精为天理，就都是圣人。如果谈及他们的才能气魄，怎么可能相同呢？后世儒生只在才能上作比较，因此陷入功利之心中。如果消除了比较才能的私心，每个人尽自己的力量、精神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就会人人功德圆满：能力大的做出大的成就，能力小的做出小的成就，无须借助外力，无不完美纯粹，这才是踏踏实实、明善诚身的事情。” 生活中，差别无处不在，于是一些人在差别中情不自禁地将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如果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不是很大，那么心理上或多或少会感到些许平衡；如果自己比对方好，心里就容易产生骄傲感；如果自己不如对方，心里就会感到失落、痛苦；更有甚者，会因为嫉妒而诋毁那些比自己出众的人。比如别人收入比自己多，就会觉得别人的收入来源可能不正当；别人长得比自己漂亮，心里就会暗骂对方是“狐狸精”、“花瓶”之类。 人往往就是这样，很多烦恼都是因自己觉得不如周围的人而滋生出来的。其实世上本无事，实是庸人自扰之。别人在其熟知的领域超过你，并不说明你技不如人，只能代表你不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而在其他方面，你可能比他强，想明白了这些，也就没有心结了。如果你还是想不开，那就跟那些不如你的人比较，不妨做一回鲁迅笔下的阿Q。总之，只有跳出“与别人比较”的心理，才能成为与“自己比较”的独立的自我。 一天，一个国王独自到花园里散步，使他感到万分诧异的是，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园中一片荒凉。 后来国王了解到，橡树由于自己没有松树那么高大挺拔，因此轻生厌世死了；松树又因自己不能像葡萄那样结许多果子，也死了；葡萄则哀叹自己终日匍匐在架上，不能直立，不能像桃树那样开出美丽可爱的花朵，于是也死了；牵牛花病倒了，因为它叹息自己没有紫丁香那样的芬芳；其余的植物也都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只有很细小的心安草在茂盛地生长。 “小小的心安草啊，别的植物全都枯萎了，为什么你这么勇敢、乐观，毫不沮丧呢？”国王问道。 “国王啊，我一点也不灰心失望。因为我知道，如果国王您想要一棵橡树，或者一棵松树、一丛葡萄、一株桃树、一株牵牛花、一棵紫丁香，等等，您就会叫园丁把它们种上，而我知道您寄希望于我的就是要我安心做小小的心安草。”小草回答说。 计较他人的长处，贬低自己的短处，只会让自己陷入自毁的泥潭。人们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别人比自己更好；自己不够聪明，因为张三比自己更聪明；自己不够能干，因为……人们总是有理由否定自己。我们也应该学习心安草，跳出“与别人比较”的模式，成为与“自己比较”的独立的自我。 如果你消除不了比较才能的私心，那么你至少要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不仅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看到自身的优点。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正是这个道理。当你做到了客观比较，你就能看清自己的生存价值，也就能知足常乐，真正达到王阳明所说的“人人自有，个个圆成”的境界。 满足需要，而不是满足欲望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王阳明认为，喜、怒、哀、乐的情感，就生发它们的本体来说，是中正平和的。只是人们在表达喜、怒、哀、乐时往往夹杂着别的意思，才会过度或不足，就成了私欲了。由此可见，如果心不受欲望的操控，人们所产生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就不会有痛苦、快乐的区别了。 而如何才能让心摆脱欲望的操控呢？其实只需要人们分清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即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惜大多数人都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异，往往错将“欲望”当成“需要”，结果为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简单来说，需要是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此时此刻的反应。正如此刻你饿了，就需要吃饭；此时你口渴，你就需要喝水；此时你困倦了，你就需要休息……“需要”是很单纯的感受，也是最本质的反应。如果你不能及时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提出“抗议”，比如，饥不饮食、渴不饮水，生命的能量就会透支；困倦时不睡觉，那么精神就会崩溃。 曾经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大作家，记者问他：“您认为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没想到，这位大作家竟然回答说：“大便通畅！”作家解释说，当你便秘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作痛苦了。 人的“需要”是不能够压制的，正如花开柳绿是因为时节到了，花苞需要绽放，柳芽需要舒展；正如久旱的大地需要甘霖的滋润，以便植物生长；正如湖泊需要水草来自我净化……需要是真实的，归于本质的，也可以说，“需要”是必需的。 需要，是生理本能的反应，同样也是心灵的反应。我们在职场、商海奔波劳碌，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感到压抑，这时候，我们的心里自然而然就生出一些需要，需要放松一下，需要发泄一下。也许，此时此刻，你就是想去街边的花园散散步；也许，此时此刻，你只是想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看书；也许，此时此刻，你突然很想一个人看一场老电影……这些都是当下心灵的需要，是你此时最真实的感受，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满足它呢？没错，幸福是相对于痛苦而言的，如果我们当下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你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一刻的痛苦。所以说，人生本能的满足和需要，是胜过一切的。 而欲望，是人们的意念，是属于未来的产物，这种意念驱使着人们去追逐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有了欲望的时候，人们的心就已经投向了虚无缥缈的未来。人们把欲望奉为至上，可是欲望却回报给人们无尽的痛苦和烦恼。人们之所以会常常感到心烦苦闷？正是因为我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可是人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吗？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人们时常感叹：欲望就好比天边的地平线，看似不远，可是当你用尽全力奔向它时，却永远也无法到达。正如夸父追日，那是遥不可及的美妙幻想，耗尽生命去追逐，却永远也追不到，最终死在追逐的路上。人的欲望是无法被满足的，它就像悬挂在驴子面前的萝卜，看得到却够不着；欲望也是无穷无尽的，即使你刚刚满足了一个欲望，新的欲望又会迅速升起，诱惑你去追逐。人一旦落入了欲望的旋涡，就只能苦苦挣扎，循环往复不得解脱。 有人问孟子：“如果再给你一次生命，你要怎么活呢？”孟子回答说：“我一定会多注意我的需要，少关注我的欲望。”孟子这么回答正是看清了需要和欲望的本质区别：欲望是虚妄的、复杂的、难以掌控的未来；需要才是真实的、简单的、触手可及的当下。他告诫人们应该去满足自己的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第六章 自省 自省，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王阳明非常看重自我省察，他说通过省察可以看清自己成功的基础，不能因为境况的不如意而浑浑噩噩，混了天日。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制，方日渐有见。 王阳明认为，存天理去私欲，其精微之处必须时刻反省、体察、克制，才能渐渐有所得。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经常反观自省，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改善自己。正如一样东西，用秤称过，才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过，才知道它的长短。世间万物，都要经过某些标准的衡量，才知道究竟。而人们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就能“自知己短”，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 王阳明就是一个懂得自省的人。年少时候的王阳明曾到居庸关去“见世面”，他回来之后向父亲表达了以几万人马讨伐鞑靼的“宏大”志向，当时父亲批评他太狂傲。之后，王阳明经过一番思考、自省，向父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王阳明善于自省，在他立志要成为圣贤的那一天起，“格物穷理”就成了他每天必须做的任务。但是“格物”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成效的，在格物的过程中，王阳明也通过自省、反思，一次次地推翻自己的理论，最后才得以创立了心学。可以说，王阳明的成功与他善于反躬自省是分不开的。 孔子的学生曾参说：“他每天从三方面反复检查自己：替人办事有未曾竭尽心力之处吗？与朋友交往有未能诚实相待之时吗？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有尚未认真温习的部分吗？他就是这样天天自省，长处继续发扬，不足之处及时改正，最终成为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贤人。” 有位哲学家在晚年的时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别人都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他说：“我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真正的聪明人必须具备自知之明。何谓自知之明？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圣人都有自知之明，是因为他们时刻审视自己。能够时刻审视自己的人，一般都很少犯错，因为他们会时时考虑：我到底有多少力量？我能干多少事？我该干什么？我的缺点有哪些？为什么失败了或成功了？这样就能准确地找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为以后的行动打下基础。 有一个年轻人，在街角的小店借用电话。电话打通后，他用一条手帕，盖着电话筒，然后说：“是王公馆吗？我打电话是想应征园丁工作的，我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一定可以胜任。”电话那头的接线生说：“先生，恐怕你弄错了，我家主人对现在聘用的园丁非常满意，主人说园丁是一位尽责、热心和勤奋的人，所以我们这儿并没有园丁的空缺。”年轻人听罢，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可能是我弄错了。”接着便挂了电话。小店的老板听了年轻人的话，便说：“年轻人，你想找园丁工作吗？我的亲戚正要请人，你有兴趣吗？”年轻人说：“多谢你的好意，其实我就是王公馆的园丁。我刚才打电话，只是为了自我检查，确定自己的表现是否合乎主人的标准而已。”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那些认真审视自己、时刻反省自己的人，才可能真正觉悟。反省是一棵智慧树，只有深植在思维里，它才能与你的神经互联，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让你的人生变得简单、精彩起来。 高尔基说：“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它可以照见心灵上的污点。”可见，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来重新观看、审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谈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 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栝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尝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一个朋友脾气不好，常常容易生气、责备别人。 于是，王阳明告诫他说：“你要学着反省自己。如果光是责备别人，就只能看见别人的不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能反身自省，就能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哪还有空闲工夫来责怪他人？舜能够化解象的傲慢，主要在于他没有只发现象不对的地方。如果舜仅仅是纠正象的奸恶，就只能发现他的不对之处了。象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愿承认错误，这样怎么能够感化他呢？” 这个朋友听后感到十分惭愧和后悔。 王阳明又说道：“你今后别再去谈论别人的是非了，但凡你想责备别人的时候，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 谈论他人是非并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古人曾如此告诫世人：“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岂有工夫检点他人。”孔子也曾说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意思是，在静查己过的同时勿论人非。 其实，“是非”本身就是极其无聊的谈资；而背后议论别人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做人就应该光明磊落，有话就当面说，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要知道，搬弄是非不仅害人，同时也会害己，不但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人看不起。 李威被公司升为企划科科长，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升迁的征兆，对那些和李威在同一间办公室相处好几年的其他同事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刺激。想到平日不分高下、暗中竞争的同事成了自己的上司，总让人有那么一点酸酸的感觉。于是，企划科的其他几个同事就在李威的背后嘀咕开了：“哼!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升他的官?”一百个不服气与嫉妒都脱口而出了，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把李威数落得一无是处。 孟刚是分配到企划科不久的大学生，见大家说得激动，也毫无顾忌地说了些李威的坏话，如办事拖拉、疑心太重等。可偏有一个阳奉阴违的同事王某，尽管他在背后说李威的坏话说得比谁都厉害，可一转身，他就把大家说李威坏话的事说给李威听了。 李威想：“别人对我不满，说我的坏话我可以理解，你孟刚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才来公司几个月，有什么资格说我。”从此，李威对孟刚很冷淡，常借故刁难他。 可怜孟刚大学毕业，一身本事得不到重用，还经常受到李威的指责和刁难，成了背后说人是非的牺牲品。 背后议论人者，有些是出于无聊，把议论别人当作一种消遣，从不考虑自己的言论将会对别人产生怎样的后果。其实这种人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只是逞口舌之快，可是说者无心，听者却可能有意。无意中讲的话，很可能就被有意者断章取义，成为攻击他人和自己的武器。更何况，什么事情都应辩证地去看，被议论的滋味并不好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为什么要强加于别人呢？ 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能够明察秋毫，而对自己却不能有清醒的认识；喜欢议论别人的人，他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但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缺点得不到改正，长此以往，就会阻碍自身发展。“正己才能正人”，不能律己，又何以要求别人呢？ 在王阳明看来，是与非相差并不遥远，“所争毫厘耳”，但只差毫厘就有本质的变化了。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好与坏、对与错、是与非只在一念之间。既然这样，那么不如少谈论一些是非，多一些对自己的省察，以便更好地完善自我。 人生最大的毛病——傲慢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王阳明曾说：“人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傲慢，子女傲慢必然会不孝，臣子们傲慢必然会不忠，父母傲慢必然会不慈爱，朋友傲慢必然会不守信。所以，象与丹朱都不贤明，并因为傲慢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你们各位要常常体会这个。人心原本就是天然之理，精明纯净，没有纤毫沾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心里万万不能‘有我’，有了便是傲慢了。古代圣贤有许多长处，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能做到谦谨，谦谨是众善的基础，傲慢则是众恶的源泉。” 自古以来，圣人都反对傲慢，孔子曾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是说，一个君主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孔子反对骄傲的态度显而易见。 人们常说：“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这句话意在告诫人们：一个人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应该骄傲，你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你能想到的，一定也有人想到了，甚至比你考虑得更周到。俗话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的见解有时候不过是大众心照不宣的共识，你做成的事情对别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许多时候，人们会因为取得一些成绩就变得傲慢，认为自己是如此出类拔萃，不禁飘飘然起来；做到一件事情就认为全世界只有他能做到，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就认为全世界只有他能想到。得了“傲慢病”的人们，轻则晕头转向，忘乎所以，重则感情、事业受挫，乃至性命堪忧。 在英国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借男主角达西这个人物很好地表现了傲慢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达西出身名门贵族，有万贯家财，因而是许多女孩追逐的目标。他一出现在舞会上，许多姑娘就纷纷向他投去倾慕的目光；但他非常傲慢，认为她们都不配做他的舞伴，其中包括了女主角伊丽莎白。正如达西对朋友宾利所说的那样：“她（伊丽莎白）长得可以‘容忍’，但还没到能引起我的兴趣的程度。”也正是他的傲慢，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伊丽莎白，于是伊丽莎白决定不去理睬这个傲慢的家伙。 可是不久，达西对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举止产生了好感，进而爱上了她。但即便是在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达西也仍然抱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傲慢心态，做出高高在上的表情，使得伊丽莎白误认为是达西无聊之极做出的调侃行为，怒斥达西“毫无礼貌”。经过这一次教训，达西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傲慢是他追求伊丽莎白的障碍。当他改掉傲慢的态度，学会与人平等对话时，也消除了伊丽莎白对他的偏见，从而赢得了伊丽莎白的爱。 傲慢令达西失去爱情，而一旦抛弃傲慢，学会自省，达西就能收获爱情。由此可见傲慢的危害之大。正如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不要让骄傲支配了你们。由于骄傲，你们会在该同意的时候固执起来；由于骄傲，你们会拒绝有益的劝告和友好的帮助；而且，由于骄傲，你们会失掉客观的标准。” 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骄傲是无知的产物。”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拓也说：“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傲慢的人大多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长处、成绩和功劳，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弱点和不足，而且好用自己之长比人之短，越看越比越觉得自己优秀，最终反而导致自己一事无成。 为避免傲慢带来恶果，王阳明劝诫人们培养谦虚、自省的态度。古时，尧允恭能让，舜温恭允塞，禹不自满，文正徽柔恭敬，孔子温良恭俭，他们都是谦虚自省的典范。在王阳明看来，谦虚自省是人生最大的美德，王阳明自己也是一代谦虚自省的楷模。他有功而辞封，遭谤而不辩；当弟子称其人品之高如泰山，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之人时，他则淡淡地说：“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圣人孔子曾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聪明睿智而能自安于愚，功盖天下而能谦让自持，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却能守之以怯懦，拥有四海的财富，但能谦逊自守，这是抑制并贬损自满的方法啊！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时刻自省并谦虚地待人处事，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 别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 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去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是对一些细节问题念念不忘，则正是将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这是告诫人们在自省的同时不要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以免因小失大。 人们常说：“细微之处见端倪。”指的是很多事情都可以从生活细节中看出个究竟，生活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原则，相当于个人的“名片”，是认识、了解一个人的重要途径。所以，注重细节，是让自己更出色，更能得到别人认可的一大关键，对个人日后的发展将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自省时如果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则会阻碍人们走向成功。自古以来，圣人、伟人在行事时大都不会被细节问题所约束，因为他们深知：行事时固然要小心谨慎，但也要表现出随意的姿态，不必知道事情的全部细节，也就不会因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而苦恼。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叫吸血蝙蝠，它们的身体极小，靠吸食动物的血液生存，是野马的天敌。在攻击野马时，它们常附在野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迅速、敏捷地刺入野马腿，然后用尖尖的嘴吸食血液。无论野马怎么狂奔、暴跳，都无法驱逐蝙蝠。蝙蝠从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直到吸饱才满意而去。野马往往会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奈地死去。 动物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小小的吸血蝙蝠怎么会让庞大的野马毙命呢?于是，他们进行了一次实验，观察野马死亡的整个过程。结果发现，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会使野马毙命。动物学家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野马的死亡是它暴躁的习性和狂奔所致，而不是蝙蝠吸血所致。 野马过于在意被吸血蝙蝠啃咬这个问题，于是极力想要摆脱吸血蝙蝠，结果却造成血液流失严重，直至死亡。如果它们能够理智地认识到吸血蝙蝠并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它们也就不会暴躁、狂奔并因此而丧命了。其实，这也是在告诫人们不要为小事抓狂，这并非真正的自省。 曾国藩提出，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从大处着眼，就应该适当地忽略一些小事，这样自己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关键的问题，争得事情的主动权。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弟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成大事者，往往着眼于大局，可是也有一些人只追求小处的利益，看不到大局，结果常常误事。曾国藩把朝廷中人的这种心理当成是一种弊病，曾经几次上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够给有这类陋习的人一些提点，让他们注意改正。在曾国藩看来，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可能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性格上也可能存在不足，但是只要不耽误整体的发展方向就是好的。因此，善于自省的他从不执迷于细节问题。 虽然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细节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善自己，从而获得成功；但过分执迷于细节就很可能使得人们目光短浅，因小失大，反而阻碍自己获得成功。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即用功到了精妙的地方，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说理就越难。如果执着于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而被遮蔽了，自省反而变成了成功的阻碍。 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王阳明认为，颜回不迁怒于别人，同样的错不会犯两次，也只有“未发之中”的人能做到这样。 “不迁怒，不贰过”语出《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之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指不迁怒于人，不重复自己的过错。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孔家思想史》中写道：“不贰过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过。知过非常之难，根本问题是在此。我们平常做了许多错事，却往往不知道。一是改过。知过后便不再有过，就是所谓一息不懈，所以说过而能改不为过矣。” 著名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说道：“不贰过，非谓今日有过，后不更犯。明日又有过，后复不犯。当知见一不善，一番改时，即猛进一番，此类之过即永绝。故不迁怒如镜悬水止，不贰过如冰消冻释，养心至此，始见工夫。”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认为的那样：“不迁怒”指的是操守，而“不贰过”则升格为修养的一层。 “不贰过”寥寥数字，听着简单，做则不易。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对过失和错误讳莫如深，千方百计粉饰辩解。有人面对批评总是强调客观，怨天尤人；有人则认为过失和错误人皆有之，不足为怪。但凡有这般文过饰非做法的人，因为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产生的根源，势必还会再犯错。 《孟子》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一只鸡，有人劝告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偷鸡者却说：“那我就每月偷一只鸡吧，等来年再停止偷鸡。” 对此，孟子说：“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偷鸡这种行为的错误性，就应当立即改正，怎么还要等到来年再改正错误呢？” 故事中的偷鸡者正是因为不懂得“不贰过”，不懂得反省自己的过错，才不能即刻改正。正如人们常说的：“聪明人和愚蠢人的区别就是，聪明人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而愚蠢的人同样的错误犯多次，甚至是屡教不改。”很明显，故事中的偷鸡者属于后者。 吴燕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员，她刚来公司的时候销售业绩排在倒数第一，一年后却成了销售冠军。此后，吴燕的销售业绩稳步增长，几乎是月月得冠军。很多同事羡慕不已，向吴燕取经，问她有什么秘诀。吴燕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对同事说：“这就是我的秘诀。”同事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吴燕与客户打交道时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以及每一次犯错后的心得。 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吴燕事业成功的秘诀，也是人们获取幸福人生的最佳保障。 《易经》上说“日新谓之盛德”，就是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这就是最高尚的品德了。而“行无贰过”则是“日新”的基础，因为如果不犯同样错误尚且难以做到，又何谈新的进步呢？ 王阳明强调“自省”和“慎独”，其实这两点都可以看作是帮助人们避免反复犯错的重要方法。善于“自省”，则人方能牢记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到“慎独”，则人的精神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而不至于优柔寡断、临事而迷，最终又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人之所以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世事百态纷繁复杂难以精确掌控，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不善于自省。不善于反思、总结，缺乏自制力的人，犯同样错误的几率就会越高；而性格坚定、沉稳、善于自省之人，其反复犯错的几率则会低很多。 自省不是为了掩盖错误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如果在所犯过错上过于用功，就像是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病。这也是许多人在自省时常犯的错误，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省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自省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掩盖错误，而不是彻底地改正错误。 “文过饰非”出自唐·刘知几《史通·惑经》，意思是说人们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做工作、干事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过失、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已经出现的过失和错误。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问题是什么就承认什么，有多大就说多大，绝不故意掩饰和歪曲；另一种态度是，报喜不报忧，用虚伪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即文过饰非。后一种行为——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很容易放大错误，带来重大灾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 南朝陈后主“性愚，恶闻过失”，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文过饰非之徒。其中他最宠信的都官尚书孔范，虽然形为举止文雅，善写五言诗，但实为曲意承欢的狎客，后主“每有恶事，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就是这样一群文过饰非的君臣，导致了陈朝的灭亡，统统成了隋文帝的俘虏。 因为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陈后主最终失去了江山，也害了自己。如果人们羞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对其百般掩饰，也终将毁灭自己。相反，如果人们能坦然面对并努力修正自己的过失和错误，这些过失和错误就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财富，为我们赢得成功和幸福。 事实上，过失和错误往往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美国一位大企业家所说：“年轻人需要多犯错，因为错误是事业发展的最好燃料，错误可以让你懂得如何扭转逆境，我们只要学会如何不再犯同样的错就可以了。坚持这样的（自省）原则，你会比那些保守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1886年5月的一天，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药剂师约翰·潘博顿在自家的院子调制出了一锅能提神解疲、减轻头痛、镇静心神的饮料。潘博顿将这锅饮料带到药房，指示他的助理魏纳伯倒出一杯来，并加入一些糖浆和水，然后添加些冰块，他俩尝过后觉得味道好极了。 当调制第二杯饮料时，助理魏纳伯误将含有二氧化碳的水当作普通水加入了杯中，却使得饮料更加美味。因此，潘博顿没将饮料作为“头痛药”，而是当作一般解渴的饮料来销售。因为里面含有古柯叶和可乐果，他们将这种饮料取名为“可口可乐”。如今，可口可乐已在一百多个国家畅销，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正是魏纳伯的一次过失成就了饮料界的巨星“可口可乐”。由此可见，过失和错误不只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也有其正面价值。如果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就能够凭借过失和错误的正面价值获得成功。 然而，大多数人自省时都只看到过失和错误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其正面价值。他们害怕犯错，希望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以至于他们只想避免做错事，而不敢去尝试一些新东西，不去接触新的技术，不去接受新的事物，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不是去勇敢地克服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越来越糟糕。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既然错误已经发生了，就坦然面对，努力去改正；如果竭力去掩饰错误，就好像补已经破碎的饭甑一样，只会白白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发展也没有益处，这才是自省的真谛。 认错容易改错难 夫旧习之溺人，虽已觉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难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将何所抵极乎！ 在王阳明看来，能够认识到自己做过的错事或者是错误的习惯而悔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悔悟了，要想战胜习惯的力量，改正这个错误更加不易。人是不怕犯错误的，怕就怕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都是不完美的，总是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因此，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知错能悔、能改，就是“致良知”的表现——去除遮盖良知的尘埃，恢复良知的豁然明亮。 尽管人们经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诚忏悔呢？孔子所说“三省吾身”的“省”就含有忏悔的因素。有悔才能有改，不断地改正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 在西晋时期，有一个名叫周处的人。他自小没了父母，又不听长辈的管教，到处惹是生非，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都很讨厌他。当时，百姓们将村子旁边河中的蛟龙、山上的白额虎和周处并称为“三害”。 后来有人问周处：“既然你这么有本事，何不去杀死蛟龙和猛虎，证明一下你的实力呢？”周处听了，为了证明自己比蛟龙和猛虎更厉害，决定去和蛟龙、猛虎搏斗。他上山击毙了猛虎，又下河斩杀蛟龙。经过了三天三夜，终于将蛟龙杀死了。周处三天没有回来，乡亲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高兴地互相庆祝。周处提着蛟龙的脑袋回到村里，看到乡亲们互相庆贺，这才明白，大家痛恨他已经到了极点。于是，他痛改前非，最后终于成为一个清廉的好官，被家乡的人们称颂。 周处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王阳明曾告诉自己的学生：凡事要懂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倘若我们能将这种反求诸己的忏悔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忏悔将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相反，它会是一种享受。你可以在忏悔中思考，甚至可以用苛刻收容你过去所有的过失，让这一切通过时间的作用变成神圣的永恒。 忏悔能洁净我们的灵魂，在忏悔中，我们能认识并改正已犯下的过错，并且在此基础上防止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不断地改进并完善自身。 西汉时期，汉中有个叫程文矩的人。他的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四个儿子，之后他又娶李穆姜为妻，也生了两个男孩。程文矩死后，繁重的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都落在了李穆姜身上。作为后母的李穆姜对程文矩前妻所生的孩子无比慈爱，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但是，这四个孩子却一点都不尊敬她，还处处为难她，认为李穆姜是假仁假义。 久而久之，有邻居劝李穆姜不要再管他们了。李穆姜却说：“我要用礼仪劝导他们，不让他们走向邪路。”有一次，程文矩前妻的大儿子程兴重病在床，李穆姜十分难过，她不仅到处访求名医，还亲自熬药，将程兴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李穆姜的精心照料下，程兴慢慢痊愈。而李穆姜的行为也深深感动了程兴，他不仅向李穆姜道歉，还对三个弟弟说：“继母仁慈，我们兄弟却置她的养育之恩于不顾，真连禽兽都不如。虽然母亲并不怪我们，还对我们越来越好，但我们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四兄弟感到非常悔恨，便跑到掌管刑罚的官员面前请求治罪。事情传到了汉中太守那里，太守不仅表彰了李穆姜，还让四兄弟改过自新。在李穆姜的严格教育下，四兄弟也都各有建树。 程文矩前妻的四个孩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过自新，才有了后来的建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却缺乏改过的决心。的确，承认错误只需要几分钟，改正过错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虽然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却因为无法持之以恒，终究难逃重蹈覆辙的结局。 人的一生难免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面对我们的过错。首先是知错，若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承认，又何谈改错，其后果也必定会是一错再错。但若能正视、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正，那么，错误对于我们而言便是一笔财富，我们的良知也就能保持豁然明亮，从而轻松应对任何事情。 第六章 自省 自省，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王阳明非常看重自我省察，他说通过省察可以看清自己成功的基础，不能因为境况的不如意而浑浑噩噩，混了天日。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制，方日渐有见。 王阳明认为，存天理去私欲，其精微之处必须时刻反省、体察、克制，才能渐渐有所得。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经常反观自省，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改善自己。正如一样东西，用秤称过，才知道它的轻重；用尺量过，才知道它的长短。世间万物，都要经过某些标准的衡量，才知道究竟。而人们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就能“自知己短”，从而弥补短处，纠正过失。 王阳明就是一个懂得自省的人。年少时候的王阳明曾到居庸关去“见世面”，他回来之后向父亲表达了以几万人马讨伐鞑靼的“宏大”志向，当时父亲批评他太狂傲。之后，王阳明经过一番思考、自省，向父亲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王阳明善于自省，在他立志要成为圣贤的那一天起，“格物穷理”就成了他每天必须做的任务。但是“格物”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成效的，在格物的过程中，王阳明也通过自省、反思，一次次地推翻自己的理论，最后才得以创立了心学。可以说，王阳明的成功与他善于反躬自省是分不开的。 孔子的学生曾参说：“他每天从三方面反复检查自己：替人办事有未曾竭尽心力之处吗？与朋友交往有未能诚实相待之时吗？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有尚未认真温习的部分吗？他就是这样天天自省，长处继续发扬，不足之处及时改正，最终成为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贤人。” 有位哲学家在晚年的时候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别人都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他说：“我只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真正的聪明人必须具备自知之明。何谓自知之明？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的学生曾子也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圣人都有自知之明，是因为他们时刻审视自己。能够时刻审视自己的人，一般都很少犯错，因为他们会时时考虑：我到底有多少力量？我能干多少事？我该干什么？我的缺点有哪些？为什么失败了或成功了？这样就能准确地找出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为以后的行动打下基础。 有一个年轻人，在街角的小店借用电话。电话打通后，他用一条手帕，盖着电话筒，然后说：“是王公馆吗？我打电话是想应征园丁工作的，我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一定可以胜任。”电话那头的接线生说：“先生，恐怕你弄错了，我家主人对现在聘用的园丁非常满意，主人说园丁是一位尽责、热心和勤奋的人，所以我们这儿并没有园丁的空缺。”年轻人听罢，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可能是我弄错了。”接着便挂了电话。小店的老板听了年轻人的话，便说：“年轻人，你想找园丁工作吗？我的亲戚正要请人，你有兴趣吗？”年轻人说：“多谢你的好意，其实我就是王公馆的园丁。我刚才打电话，只是为了自我检查，确定自己的表现是否合乎主人的标准而已。”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那些认真审视自己、时刻反省自己的人，才可能真正觉悟。反省是一棵智慧树，只有深植在思维里，它才能与你的神经互联，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让你的人生变得简单、精彩起来。 高尔基说：“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它可以照见心灵上的污点。”可见，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来重新观看、审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只有不断自我反省，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谈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 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栝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尝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一个朋友脾气不好，常常容易生气、责备别人。 于是，王阳明告诫他说：“你要学着反省自己。如果光是责备别人，就只能看见别人的不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能反身自省，就能发现自己还有很多做得不完善的地方，哪还有空闲工夫来责怪他人？舜能够化解象的傲慢，主要在于他没有只发现象不对的地方。如果舜仅仅是纠正象的奸恶，就只能发现他的不对之处了。象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愿承认错误，这样怎么能够感化他呢？” 这个朋友听后感到十分惭愧和后悔。 王阳明又说道：“你今后别再去谈论别人的是非了，但凡你想责备别人的时候，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制。” 谈论他人是非并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古人曾如此告诫世人：“时时检点自己且不暇，岂有工夫检点他人。”孔子也曾说过：“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意思是，在静查己过的同时勿论人非。 其实，“是非”本身就是极其无聊的谈资；而背后议论别人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做人就应该光明磊落，有话就当面说，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要知道，搬弄是非不仅害人，同时也会害己，不但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人看不起。 李威被公司升为企划科科长，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升迁的征兆，对那些和李威在同一间办公室相处好几年的其他同事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精神刺激。想到平日不分高下、暗中竞争的同事成了自己的上司，总让人有那么一点酸酸的感觉。于是，企划科的其他几个同事就在李威的背后嘀咕开了：“哼!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升他的官?”一百个不服气与嫉妒都脱口而出了，于是你一句我一句，把李威数落得一无是处。 孟刚是分配到企划科不久的大学生，见大家说得激动，也毫无顾忌地说了些李威的坏话，如办事拖拉、疑心太重等。可偏有一个阳奉阴违的同事王某，尽管他在背后说李威的坏话说得比谁都厉害，可一转身，他就把大家说李威坏话的事说给李威听了。 李威想：“别人对我不满，说我的坏话我可以理解，你孟刚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才来公司几个月，有什么资格说我。”从此，李威对孟刚很冷淡，常借故刁难他。 可怜孟刚大学毕业，一身本事得不到重用，还经常受到李威的指责和刁难，成了背后说人是非的牺牲品。 背后议论人者，有些是出于无聊，把议论别人当作一种消遣，从不考虑自己的言论将会对别人产生怎样的后果。其实这种人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什么不良企图，只是逞口舌之快，可是说者无心，听者却可能有意。无意中讲的话，很可能就被有意者断章取义，成为攻击他人和自己的武器。更何况，什么事情都应辩证地去看，被议论的滋味并不好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接受的事，为什么要强加于别人呢？ 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能够明察秋毫，而对自己却不能有清醒的认识；喜欢议论别人的人，他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点，但他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缺点得不到改正，长此以往，就会阻碍自身发展。“正己才能正人”，不能律己，又何以要求别人呢？ 在王阳明看来，是与非相差并不遥远，“所争毫厘耳”，但只差毫厘就有本质的变化了。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好与坏、对与错、是与非只在一念之间。既然这样，那么不如少谈论一些是非，多一些对自己的省察，以便更好地完善自我。 人生最大的毛病——傲慢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王阳明曾说：“人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傲慢，子女傲慢必然会不孝，臣子们傲慢必然会不忠，父母傲慢必然会不慈爱，朋友傲慢必然会不守信。所以，象与丹朱都不贤明，并因为傲慢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你们各位要常常体会这个。人心原本就是天然之理，精明纯净，没有纤毫沾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心里万万不能‘有我’，有了便是傲慢了。古代圣贤有许多长处，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能做到谦谨，谦谨是众善的基础，傲慢则是众恶的源泉。” 自古以来，圣人都反对傲慢，孔子曾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是说，一个君主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自大而又吝啬小气，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孔子反对骄傲的态度显而易见。 人们常说：“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这句话意在告诫人们：一个人无论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不应该骄傲，你能做到的，别人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你能想到的，一定也有人想到了，甚至比你考虑得更周到。俗话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的见解有时候不过是大众心照不宣的共识，你做成的事情对别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 许多时候，人们会因为取得一些成绩就变得傲慢，认为自己是如此出类拔萃，不禁飘飘然起来；做到一件事情就认为全世界只有他能做到，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就认为全世界只有他能想到。得了“傲慢病”的人们，轻则晕头转向，忘乎所以，重则感情、事业受挫，乃至性命堪忧。 在英国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借男主角达西这个人物很好地表现了傲慢对人生的负面影响。 达西出身名门贵族，有万贯家财，因而是许多女孩追逐的目标。他一出现在舞会上，许多姑娘就纷纷向他投去倾慕的目光；但他非常傲慢，认为她们都不配做他的舞伴，其中包括了女主角伊丽莎白。正如达西对朋友宾利所说的那样：“她（伊丽莎白）长得可以‘容忍’，但还没到能引起我的兴趣的程度。”也正是他的傲慢，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伊丽莎白，于是伊丽莎白决定不去理睬这个傲慢的家伙。 可是不久，达西对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举止产生了好感，进而爱上了她。但即便是在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达西也仍然抱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傲慢心态，做出高高在上的表情，使得伊丽莎白误认为是达西无聊之极做出的调侃行为，怒斥达西“毫无礼貌”。经过这一次教训，达西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傲慢是他追求伊丽莎白的障碍。当他改掉傲慢的态度，学会与人平等对话时，也消除了伊丽莎白对他的偏见，从而赢得了伊丽莎白的爱。 傲慢令达西失去爱情，而一旦抛弃傲慢，学会自省，达西就能收获爱情。由此可见傲慢的危害之大。正如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不要让骄傲支配了你们。由于骄傲，你们会在该同意的时候固执起来；由于骄傲，你们会拒绝有益的劝告和友好的帮助；而且，由于骄傲，你们会失掉客观的标准。” 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骄傲是无知的产物。”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拓也说：“越是没有本领的就越加自命不凡。”傲慢的人大多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长处、成绩和功劳，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弱点和不足，而且好用自己之长比人之短，越看越比越觉得自己优秀，最终反而导致自己一事无成。 为避免傲慢带来恶果，王阳明劝诫人们培养谦虚、自省的态度。古时，尧允恭能让，舜温恭允塞，禹不自满，文正徽柔恭敬，孔子温良恭俭，他们都是谦虚自省的典范。在王阳明看来，谦虚自省是人生最大的美德，王阳明自己也是一代谦虚自省的楷模。他有功而辞封，遭谤而不辩；当弟子称其人品之高如泰山，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之人时，他则淡淡地说：“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圣人孔子曾说：“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聪明睿智而能自安于愚，功盖天下而能谦让自持，勇力足以震撼世界却能守之以怯懦，拥有四海的财富，但能谦逊自守，这是抑制并贬损自满的方法啊！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时刻自省并谦虚地待人处事，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 别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 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去保存自己的良知，而是对一些细节问题念念不忘，则正是将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当作学问的弊病了。这是告诫人们在自省的同时不要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以免因小失大。 人们常说：“细微之处见端倪。”指的是很多事情都可以从生活细节中看出个究竟，生活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原则，相当于个人的“名片”，是认识、了解一个人的重要途径。所以，注重细节，是让自己更出色，更能得到别人认可的一大关键，对个人日后的发展将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自省时如果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则会阻碍人们走向成功。自古以来，圣人、伟人在行事时大都不会被细节问题所约束，因为他们深知：行事时固然要小心谨慎，但也要表现出随意的姿态，不必知道事情的全部细节，也就不会因过分执迷于细节问题而苦恼。 在非洲草原上，有一种不起眼的动物叫吸血蝙蝠，它们的身体极小，靠吸食动物的血液生存，是野马的天敌。在攻击野马时，它们常附在野马腿上，用锋利的牙齿迅速、敏捷地刺入野马腿，然后用尖尖的嘴吸食血液。无论野马怎么狂奔、暴跳，都无法驱逐蝙蝠。蝙蝠从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直到吸饱才满意而去。野马往往会在暴怒、狂奔、流血中无奈地死去。 动物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小小的吸血蝙蝠怎么会让庞大的野马毙命呢?于是，他们进行了一次实验，观察野马死亡的整个过程。结果发现，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会使野马毙命。动物学家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野马的死亡是它暴躁的习性和狂奔所致，而不是蝙蝠吸血所致。 野马过于在意被吸血蝙蝠啃咬这个问题，于是极力想要摆脱吸血蝙蝠，结果却造成血液流失严重，直至死亡。如果它们能够理智地认识到吸血蝙蝠并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它们也就不会暴躁、狂奔并因此而丧命了。其实，这也是在告诫人们不要为小事抓狂，这并非真正的自省。 曾国藩提出，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从大处着眼，就应该适当地忽略一些小事，这样自己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关键的问题，争得事情的主动权。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弟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成大事者，往往着眼于大局，可是也有一些人只追求小处的利益，看不到大局，结果常常误事。曾国藩把朝廷中人的这种心理当成是一种弊病，曾经几次上奏皇上，希望皇上能够给有这类陋习的人一些提点，让他们注意改正。在曾国藩看来，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都可能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性格上也可能存在不足，但是只要不耽误整体的发展方向就是好的。因此，善于自省的他从不执迷于细节问题。 虽然细节决定成败，注重细节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完善自己，从而获得成功；但过分执迷于细节就很可能使得人们目光短浅，因小失大，反而阻碍自己获得成功。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即用功到了精妙的地方，越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说理就越难。如果执着于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而被遮蔽了，自省反而变成了成功的阻碍。 同样的错误不犯两次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王阳明认为，颜回不迁怒于别人，同样的错不会犯两次，也只有“未发之中”的人能做到这样。 “不迁怒，不贰过”语出《论语·雍也》：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之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意思是指不迁怒于人，不重复自己的过错。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孔家思想史》中写道：“不贰过有两层意思：一是知过。知过非常之难，根本问题是在此。我们平常做了许多错事，却往往不知道。一是改过。知过后便不再有过，就是所谓一息不懈，所以说过而能改不为过矣。” 著名学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也说道：“不贰过，非谓今日有过，后不更犯。明日又有过，后复不犯。当知见一不善，一番改时，即猛进一番，此类之过即永绝。故不迁怒如镜悬水止，不贰过如冰消冻释，养心至此，始见工夫。”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认为的那样：“不迁怒”指的是操守，而“不贰过”则升格为修养的一层。 “不贰过”寥寥数字，听着简单，做则不易。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对过失和错误讳莫如深，千方百计粉饰辩解。有人面对批评总是强调客观，怨天尤人；有人则认为过失和错误人皆有之，不足为怪。但凡有这般文过饰非做法的人，因为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产生的根源，势必还会再犯错。 《孟子》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一只鸡，有人劝告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偷鸡者却说：“那我就每月偷一只鸡吧，等来年再停止偷鸡。” 对此，孟子说：“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偷鸡这种行为的错误性，就应当立即改正，怎么还要等到来年再改正错误呢？” 故事中的偷鸡者正是因为不懂得“不贰过”，不懂得反省自己的过错，才不能即刻改正。正如人们常说的：“聪明人和愚蠢人的区别就是，聪明人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而愚蠢的人同样的错误犯多次，甚至是屡教不改。”很明显，故事中的偷鸡者属于后者。 吴燕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销售员，她刚来公司的时候销售业绩排在倒数第一，一年后却成了销售冠军。此后，吴燕的销售业绩稳步增长，几乎是月月得冠军。很多同事羡慕不已，向吴燕取经，问她有什么秘诀。吴燕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对同事说：“这就是我的秘诀。”同事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吴燕与客户打交道时所犯下的所有错误，以及每一次犯错后的心得。 不犯同样的错误，是吴燕事业成功的秘诀，也是人们获取幸福人生的最佳保障。 《易经》上说“日新谓之盛德”，就是说每一天都有新的进步，这就是最高尚的品德了。而“行无贰过”则是“日新”的基础，因为如果不犯同样错误尚且难以做到，又何谈新的进步呢？ 王阳明强调“自省”和“慎独”，其实这两点都可以看作是帮助人们避免反复犯错的重要方法。善于“自省”，则人方能牢记自己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做到“慎独”，则人的精神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而不至于优柔寡断、临事而迷，最终又在同一个地方跌倒。 人之所以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世事百态纷繁复杂难以精确掌控，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不善于自省。不善于反思、总结，缺乏自制力的人，犯同样错误的几率就会越高；而性格坚定、沉稳、善于自省之人，其反复犯错的几率则会低很多。 自省不是为了掩盖错误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会犯错，但如果在所犯过错上过于用功，就像是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病。这也是许多人在自省时常犯的错误，原因在于人们对自省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自省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掩盖错误，而不是彻底地改正错误。 “文过饰非”出自唐·刘知几《史通·惑经》，意思是说人们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做工作、干事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过失、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已经出现的过失和错误。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问题是什么就承认什么，有多大就说多大，绝不故意掩饰和歪曲；另一种态度是，报喜不报忧，用虚伪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即文过饰非。后一种行为——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很容易放大错误，带来重大灾难。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 南朝陈后主“性愚，恶闻过失”，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文过饰非之徒。其中他最宠信的都官尚书孔范，虽然形为举止文雅，善写五言诗，但实为曲意承欢的狎客，后主“每有恶事，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就是这样一群文过饰非的君臣，导致了陈朝的灭亡，统统成了隋文帝的俘虏。 因为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陈后主最终失去了江山，也害了自己。如果人们羞于面对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对其百般掩饰，也终将毁灭自己。相反，如果人们能坦然面对并努力修正自己的过失和错误，这些过失和错误就会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财富，为我们赢得成功和幸福。 事实上，过失和错误往往是成功的开始。正如美国一位大企业家所说：“年轻人需要多犯错，因为错误是事业发展的最好燃料，错误可以让你懂得如何扭转逆境，我们只要学会如何不再犯同样的错就可以了。坚持这样的（自省）原则，你会比那些保守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1886年5月的一天，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药剂师约翰·潘博顿在自家的院子调制出了一锅能提神解疲、减轻头痛、镇静心神的饮料。潘博顿将这锅饮料带到药房，指示他的助理魏纳伯倒出一杯来，并加入一些糖浆和水，然后添加些冰块，他俩尝过后觉得味道好极了。 当调制第二杯饮料时，助理魏纳伯误将含有二氧化碳的水当作普通水加入了杯中，却使得饮料更加美味。因此，潘博顿没将饮料作为“头痛药”，而是当作一般解渴的饮料来销售。因为里面含有古柯叶和可乐果，他们将这种饮料取名为“可口可乐”。如今，可口可乐已在一百多个国家畅销，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正是魏纳伯的一次过失成就了饮料界的巨星“可口可乐”。由此可见，过失和错误不只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也有其正面价值。如果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就能够凭借过失和错误的正面价值获得成功。 然而，大多数人自省时都只看到过失和错误的负面影响，忽视了其正面价值。他们害怕犯错，希望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以至于他们只想避免做错事，而不敢去尝试一些新东西，不去接触新的技术，不去接受新的事物，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不是去勇敢地克服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原地踏步，甚至越来越糟糕。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既然错误已经发生了，就坦然面对，努力去改正；如果竭力去掩饰错误，就好像补已经破碎的饭甑一样，只会白白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发展也没有益处，这才是自省的真谛。 认错容易改错难 夫旧习之溺人，虽已觉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难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将何所抵极乎！ 在王阳明看来，能够认识到自己做过的错事或者是错误的习惯而悔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悔悟了，要想战胜习惯的力量，改正这个错误更加不易。人是不怕犯错误的，怕就怕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都是不完美的，总是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因此，古人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知错能悔、能改，就是“致良知”的表现——去除遮盖良知的尘埃，恢复良知的豁然明亮。 尽管人们经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诚忏悔呢？孔子所说“三省吾身”的“省”就含有忏悔的因素。有悔才能有改，不断地改正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 在西晋时期，有一个名叫周处的人。他自小没了父母，又不听长辈的管教，到处惹是生非，打架斗殴，横行乡里，当地的百姓都很讨厌他。当时，百姓们将村子旁边河中的蛟龙、山上的白额虎和周处并称为“三害”。 后来有人问周处：“既然你这么有本事，何不去杀死蛟龙和猛虎，证明一下你的实力呢？”周处听了，为了证明自己比蛟龙和猛虎更厉害，决定去和蛟龙、猛虎搏斗。他上山击毙了猛虎，又下河斩杀蛟龙。经过了三天三夜，终于将蛟龙杀死了。周处三天没有回来，乡亲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高兴地互相庆祝。周处提着蛟龙的脑袋回到村里，看到乡亲们互相庆贺，这才明白，大家痛恨他已经到了极点。于是，他痛改前非，最后终于成为一个清廉的好官，被家乡的人们称颂。 周处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王阳明曾告诉自己的学生：凡事要懂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倘若我们能将这种反求诸己的忏悔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忏悔将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相反，它会是一种享受。你可以在忏悔中思考，甚至可以用苛刻收容你过去所有的过失，让这一切通过时间的作用变成神圣的永恒。 忏悔能洁净我们的灵魂，在忏悔中，我们能认识并改正已犯下的过错，并且在此基础上防止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不断地改进并完善自身。 西汉时期，汉中有个叫程文矩的人。他的妻子不幸去世，留下四个儿子，之后他又娶李穆姜为妻，也生了两个男孩。程文矩死后，繁重的家务和教育孩子的责任都落在了李穆姜身上。作为后母的李穆姜对程文矩前妻所生的孩子无比慈爱，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但是，这四个孩子却一点都不尊敬她，还处处为难她，认为李穆姜是假仁假义。 久而久之，有邻居劝李穆姜不要再管他们了。李穆姜却说：“我要用礼仪劝导他们，不让他们走向邪路。”有一次，程文矩前妻的大儿子程兴重病在床，李穆姜十分难过，她不仅到处访求名医，还亲自熬药，将程兴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李穆姜的精心照料下，程兴慢慢痊愈。而李穆姜的行为也深深感动了程兴，他不仅向李穆姜道歉，还对三个弟弟说：“继母仁慈，我们兄弟却置她的养育之恩于不顾，真连禽兽都不如。虽然母亲并不怪我们，还对我们越来越好，但我们的罪过是不可宽恕的。”四兄弟感到非常悔恨，便跑到掌管刑罚的官员面前请求治罪。事情传到了汉中太守那里，太守不仅表彰了李穆姜，还让四兄弟改过自新。在李穆姜的严格教育下，四兄弟也都各有建树。 程文矩前妻的四个孩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过自新，才有了后来的建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也有很多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却缺乏改过的决心。的确，承认错误只需要几分钟，改正过错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虽然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却因为无法持之以恒，终究难逃重蹈覆辙的结局。 人的一生难免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面对我们的过错。首先是知错，若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承认，又何谈改错，其后果也必定会是一错再错。但若能正视、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改正，那么，错误对于我们而言便是一笔财富，我们的良知也就能保持豁然明亮，从而轻松应对任何事情。 第七章 包容 能够包容、宽恕他人的过失，是对他人改过自新的最大鼓励；能够包容、宽恕他人对自己的敌视、仇恨，是自身人格至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也能够因包容他人而成就自己，像王阳明一样成为能容能恕的大人物。 容人方能得人之心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同他人交朋友时，一定要相互谦让，这样才会受益；而相互攀比，互争高低则只会受到损害。这是在告诫人们要有宽容之心，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王阳明就是懂得包容之人。嘉靖元年（1522年），一位泰州商人穿着奇装异服来到王阳明家里求学，想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答应了。不久，这人就打算穿着奇装异服出去游历、讲学。王阳明问他为什么要穿成这样，这人便以反对理学陋规，讲究心学为借口。王阳明知道他是怕别人看不起，所以才穿着奇装异服，打着自己的旗号出去讲学，便直接拆穿了他，说他只不过是想出名罢了。这人一听被老师看穿了，就想保持最后一点尊严离开。没想到王阳明没有计较这件事，反而继续留他在家里。从此这个人洗心革面、一心向学，他就是王阳明最优秀的学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 人们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你是别人的上级或者师长，不能容忍下属、学生的任何过错与不足，久而久之则很难在下属或者学生之中树立起威信。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明君也都是懂得包容的人，他们在小事情上不会计较太多，不会让下属每日过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大原则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客气，毫不手软。宽容别人的过错，是一个人心胸宽广的表现，也是一种生存的谋略。 楚庄王逐鹿中原，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于是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燃起了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大厅内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宠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宠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急之下，她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的帽缨。那人手一松，宠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已被扯断，只要点燃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出乎意料地表示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并趁烛光还未点明，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日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是没有喝尽兴！”群臣不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宠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宠妃为此颇有怨言，楚庄王却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当时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冲锋。在这场战斗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宠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领导者能宽容属下的某些过失，宽大为怀，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必然会得到部下的倾力回报，从而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大肚能容，方能得人之心。人非圣贤，谁能不犯错误呢？人犯了错之后，总是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谅解，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对于一些不属于罪不可赦的错误，为什么不给对方一个改过的机会呢？犯错的人一旦获得别人的宽容，就会产生感恩图报的心理，以期通过自己加倍的良好表现来获得对方的认可。 忍耐是成就事业必备的品质 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能够在说话说到畅快淋漓时突然住口不说，能够在人生最意气风发时懂得收敛自己，能够在十分愤怒的时候控制住怒火，不发脾气，这没有莫大的勇气、超强的忍耐力是很难做到的。 忍耐是成就事业必备的品质，人要获得成就，必须学会忍耐。一位西方学者说过：“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但它会逐渐给你带来幸福。” 王阳明也坦言，当时被贬谪贵州，那里是最能锻炼忍耐力、最能够使他静心忍性的地方。在军事思想上，王阳明最擅长的就是绝地反攻，在平定朱宸濠叛乱的时候，王阳明率领的军队几次陷入绝境却又几次奇迹般地获得胜利，最终打倒了朱宸濠。即使在自己占据优势的时候，王阳明也善于忍耐，总是等到最佳时机用最少的损失获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最终的胜利。 “自行本忍者为上。”做人要忍，尤其是那些性情暴躁之人，遇事不要轻易发怒，要学会自我克制，否则，不利于自己日后的发展。 富弼是北宋仁宗时期一位品行很好的宰相，然而富弼年轻的时候，曾因能言善辩无意间得罪不少人，给自己的事业、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经过长期的自省，他逐渐变得宽厚谦和。所以，当有人告诉他谁在说他的坏话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怎么会呢，他怎么会随便说我呢？” 一次，一个穷秀才想当众羞辱富弼，便在街心拦住他道：“听说你博学多识，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富弼知道来者不善，但也不能不理会，只好答应了。 秀才问富弼：“请问，欲正其心必先诚其意，所谓诚意即毋自欺也，是即为是，非即为非。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样？”富弼想了想，答道：“我会装作没有听见。”秀才哈哈笑道：“竟然有人说你熟读四书，通晓五经，原来纯属虚妄，富弼才智驽钝，充其量是个庸人而已！”说完，大笑而去。 富弼的仆人埋怨主人道：“真是难以理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怎么您却装作不知呢？” 富弼说道：“此人乃轻狂之士，若与他以理辩论，必会剑拔弩张、面红耳赤，无论谁把谁驳得哑口无言，都是口服心不服。书生心胸狭窄，必会记仇，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又何必争呢？” 几天后，那秀才在街上又遇见了富弼，富弼主动上前打招呼。秀才不理，扭头而去，走了没多远，又回头看着富弼大声讥讽道：“富弼乃一乌龟耳！” 有人告诉富弼那个秀才在骂他。 “是骂别人吧！” “他指名道姓骂你，怎么会是骂别人呢？” “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名同姓之人吗？” 他边说边走，丝毫不理会秀才的辱骂，秀才深感无趣，便走开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像富弼一样遇上难堪的局面——遭到他人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辱骂。富弼用行动告诉我们，不论是卑鄙的、恶毒的还是残酷的，都不要因对方不公正的批评或难听的辱骂而失去理智。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不和别人正面冲突，就连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如果别人骂你，你大可以把他当成空气，对他置之不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争吵、辱骂既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快乐，也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胜利，只会带来更大的烦恼、更大的怨恨、更大的伤害。退一步讲，在对骂中没有占上风的一方，当众出丑，带来的只是对占上风一方的怨恨；占了上风的一方，虽然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但最终得到的也只是加深对立情绪，加深对方的怨恨。 忍得一时方能成就伟业，不能忍耐、毛毛躁躁，最终只能错失良机、遗恨千古。祸患大都来源于不能忍耐。刘邦在取得胜利后按兵不动、将功劳经常赠与项羽是忍耐，最终厚积薄发成就汉高祖一代帝业；韩信甘愿受胯下之辱是忍耐，之后却成就了大将军的伟业；司马迁遭受宫刑依然忍耐而著《史记》；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是忍耐，之后韬光养晦，才有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之局。学会忍耐，你才能成为王阳明那样的“天下之大勇者”，并且可以凭借忍耐获得人生的成功和幸福。 超然面对闲话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王阳明劝诫人们说：“只要经常怀着一颗超脱世俗之心，排除烦扰，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能让心灵变得强大，也就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动摇。” 在王阳明看来，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一心专注于目标，就能有所进步。生活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难免会被他人议论，成为他人闲话的对象。面对闲话，人们需要持正确的态度，以超然的态度去对待它；要有一种免疫力，避免被它左右。 在一所高校，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击败了许多比他资格老的竞争对手，获得了教授职称。因此，他在校园里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别人对此说什么的都有，种种难听的、诋毁的，甚至造谣中伤的话都出来了，大有“众口铄金”的势头。 年轻人却好像没有听到这一切，依旧从容自若地做自己该做的事。他的朋友们都看不下去了，问他为什么不对那些恶毒的闲话加以辩解甚至反击？他从容地笑了笑，说：“他们有说话的权利，我有不予理会的权利，这不是很正常吗？” 过了一段时间，那些诋毁、造谣的人见年轻人根本不理会，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一样，自觉没趣，慢慢的，那些闲话也就消失了。 在你的周围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会因为妒忌而诋毁你，而若你明白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诋毁自己，则不要过于理会，谁是谁非自然会得到验证。人生如此短暂和宝贵，要做的事情太多，何必为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浪费时间呢？在工作和生活中，一个人不受闲言碎语的影响，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该做的事。 不能超然面对闲话，终将为闲话所伤害。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大公司工作。由于女孩工作十分努力，能力也十分突出，不久便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这时关于女孩的闲话多了起来，大家发挥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构造着这位女孩的种种“故事”，有的甚至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是因为与总经理有暧昧关系才爬上如此重要的职位的……面对这些难听的闲话，女孩忍受不住了，她奋起抗争，经常与那些说她闲话的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见她如此，那些说闲话的人更加来了兴趣，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离谱。 过了没多久，女孩心力交瘁，无心工作，只得忍痛辞职了。那些说闲话者既达到了自己寻开心的无聊目的，同时也把女孩的事业与前途毁掉了。 真的不必太在意外界的闲话，要知道，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活，如果做什么事都在乎别人的看法，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人活于世，难免会被别人议论，甚至会被别人误解，假若因此而被绊住了脚，成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在前进的过程中，莫让太多的干扰扰乱心绪，迷失了方向。将谣言搁置一边不予理睬，事实会证明一切，浊者自浊，清者自清。 把诽谤和侮辱作为进取的动力 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面对诽谤和侮辱，王阳明倡导人们既要有超然坦荡的心境，又要实实在在地用功，相信自己的良知。如果能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就能在诽谤和侮辱中得到益处。如果不用功致良知，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像魔鬼一样对你纠缠不休，而你也会在和这些魔鬼的对抗中身心俱疲，最终被伤害的还是你自己。 一个人成功之后，往往会被嫉妒、被诽谤。俗话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棵树长得比其他树木高，风首先吹断的必然是这棵树；有才能、地位比较突出的人，往往是他人争相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圣人，也难以幸免。 在王阳明看来，面对诽谤和侮辱，既要有超然面对的心态，更要有超越它的勇气。也就是说，只要有奋发向上的决心，诽谤和侮辱也能成为进取的动力。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约翰：侮辱也是一种动力。 洛克菲勒在给儿子约翰的信中写道：“你或许还记得，我一直珍藏着一张我中学同学的多人合照。那里面没有我，有的只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珍藏着它，更在心中珍藏了拍摄那张照片的情景：“那是一天下午，天气不错，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摄影师来要拍学生上课时的情景照。我是照过相的，但很少，对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照相是奢侈的。摄影师刚一出现，我便想象着要被摄入镜头的情景，告诉自己要多点微笑，甚至开始想象如同报告喜讯一样回家告诉母亲：‘妈妈，我照相了！是摄影师拍的，棒极了！’“我兴奋地注视着那位弯腰取景的摄影师，但摄影师却在取景后用手指着我，对老师说：‘你能让那位学生离开他的座位吗，他的穿戴实在是太寒酸了，和整个画面不匹配。’面对老师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地离开。 “站在一旁，我感觉我的脸在发热。但我没有动怒，也没有自哀自怜，更没有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让我穿得体面些，事实上他们为了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已经竭尽全力了。看着在那位摄影师调动下的拍摄场面，我攥紧了双拳，在心底向自己郑重发誓：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让摄影师给你照相算得了什么！让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给你画像才是你的骄傲！ “我的儿子，我那时的誓言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我眼里，侮辱一词的词义已经转换，它不再是剥掉我尊严的利刃，而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如同排山倒海，催我奋进，催我去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说那个摄影师把一个穷孩子激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似乎并不过分。” 洛克菲勒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诽谤和侮辱能形成一股力量，能震撼你的灵魂深处，促使你努力改变自己，完善自己，从而将自身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成就一番事业。如果面对别人的诽谤或侮辱，不知努力用功，而是过于在意，与之纠缠不清，就会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与时间，使身心被拖累，最终一无所获。 对于恶意中伤、侮辱，你要以此为契机，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只有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成绩，才是让诽谤者闭嘴的最好方式，也是对那些侮辱你的人的最好回应。其中的关键，就像王阳明所说的，主要看你能否实实在在地用功了。 以德报怨是人生大智慧 舜徵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揜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 王阳明认为，舜被尧征召之后，舜的弟弟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的事？而舜只是提高自身修养、自我克制，没有直接去纠正他的奸恶，反而用安抚的方法来熏陶感化象。文过饰非，用以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常态；如果直接指责他的是非，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让象起念杀害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过急切，这就是舜的过错。后来，舜才明白原来功夫只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所以才能和象和平相处。 由此可见，对待恶人，宽容的安抚比严厉的责罚更有效，更能激发出恶人心中的善意和仁爱，从而改过自新，去恶扬善。这其实就是老子所提倡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老子》第七十四章中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意思是说，民众不怕死，又怎能用死来威胁他们呢？老子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混乱，民不聊生，不少人为了生存，或聚而为盗，或揭竿造反。当时最著名的强盗大概是盗跖，据《庄子·杂篇》介绍，此人是大贤士柳下惠的弟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说他“性格残忍凶暴，然部下盛赞其信义”，官府多次出兵镇压，都没有成功。 当然，老子这句话并不只是针对盗跖来讲的，而是泛指官府镇压盗匪的蛮横手段。他认为，老百姓没有活路才会去做强盗，镇压是没有用的。如果让老百姓有活路，他们就会爱惜生命，害怕死亡。这时候，惩处个别为非作歹的人，就没有人敢为非作歹了。官府穷奢极欲，使得老百姓没有活路，他们连死都不怕了，又怎么会怕官府镇压呢？由此可知，老子这句话的用意在于劝告统治者不要过于相信惩罚的效力，与其惩罚犯罪的人们，不如从根本上制止犯罪。让老百姓生活富足，这样他们就会自尊自爱，不管理他们，他们也懂得自律；即使有个别坏人，管理起来也会容易得多。 其实，这世上，如果人人都能有稳定幸福的生活，是没有人愿意做坏人的。老子的观点可总结为两句话：“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评价的那样：“‘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思想，后世也认为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说，你对不起我，我不恨你，不报复你，反而对你好，乃至把你感化。” 人们常说：“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会消失。”你在憎恨别人时，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希望别人遭到不幸、惩罚，却又往往不能如愿，失望、莫名的烦躁之后，你便失去了轻松的心境和欢快的情绪，从而导致心理失衡；另外，在憎恨别人时，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在言语上贬低别人、在行动上敌视别人，结果使人际关系越来越僵。 宽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是人生大智慧，以德化怨，是成熟人性臻至化境的象征，宽容的人生收获的必将是幸福美满。因此，在面对他人对你的伤害时，与其责罚、报复，不如用安抚的方法来熏陶、感化他们，以引导他们改过向善。 第七章 包容 能够包容、宽恕他人的过失，是对他人改过自新的最大鼓励；能够包容、宽恕他人对自己的敌视、仇恨，是自身人格至高的表现。这样的人也能够因包容他人而成就自己，像王阳明一样成为能容能恕的大人物。 容人方能得人之心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同他人交朋友时，一定要相互谦让，这样才会受益；而相互攀比，互争高低则只会受到损害。这是在告诫人们要有宽容之心，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 王阳明就是懂得包容之人。嘉靖元年（1522年），一位泰州商人穿着奇装异服来到王阳明家里求学，想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答应了。不久，这人就打算穿着奇装异服出去游历、讲学。王阳明问他为什么要穿成这样，这人便以反对理学陋规，讲究心学为借口。王阳明知道他是怕别人看不起，所以才穿着奇装异服，打着自己的旗号出去讲学，便直接拆穿了他，说他只不过是想出名罢了。这人一听被老师看穿了，就想保持最后一点尊严离开。没想到王阳明没有计较这件事，反而继续留他在家里。从此这个人洗心革面、一心向学，他就是王阳明最优秀的学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 人们常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你是别人的上级或者师长，不能容忍下属、学生的任何过错与不足，久而久之则很难在下属或者学生之中树立起威信。 其实，历史上有很多明君也都是懂得包容的人，他们在小事情上不会计较太多，不会让下属每日过得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大原则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客气，毫不手软。宽容别人的过错，是一个人心胸宽广的表现，也是一种生存的谋略。 楚庄王逐鹿中原，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于是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燃起了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大厅内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宠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宠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急之下，她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的帽缨。那人手一松，宠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已被扯断，只要点燃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出乎意料地表示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并趁烛光还未点明，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日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是没有喝尽兴！”群臣不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宠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宠妃为此颇有怨言，楚庄王却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当时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冲锋。在这场战斗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宠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领导者能宽容属下的某些过失，宽大为怀，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必然会得到部下的倾力回报，从而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大肚能容，方能得人之心。人非圣贤，谁能不犯错误呢？人犯了错之后，总是非常迫切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谅解，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对于一些不属于罪不可赦的错误，为什么不给对方一个改过的机会呢？犯错的人一旦获得别人的宽容，就会产生感恩图报的心理，以期通过自己加倍的良好表现来获得对方的认可。 忍耐是成就事业必备的品质 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能够在说话说到畅快淋漓时突然住口不说，能够在人生最意气风发时懂得收敛自己，能够在十分愤怒的时候控制住怒火，不发脾气，这没有莫大的勇气、超强的忍耐力是很难做到的。 忍耐是成就事业必备的品质，人要获得成就，必须学会忍耐。一位西方学者说过：“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但它会逐渐给你带来幸福。” 王阳明也坦言，当时被贬谪贵州，那里是最能锻炼忍耐力、最能够使他静心忍性的地方。在军事思想上，王阳明最擅长的就是绝地反攻，在平定朱宸濠叛乱的时候，王阳明率领的军队几次陷入绝境却又几次奇迹般地获得胜利，最终打倒了朱宸濠。即使在自己占据优势的时候，王阳明也善于忍耐，总是等到最佳时机用最少的损失获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最终的胜利。 “自行本忍者为上。”做人要忍，尤其是那些性情暴躁之人，遇事不要轻易发怒，要学会自我克制，否则，不利于自己日后的发展。 富弼是北宋仁宗时期一位品行很好的宰相，然而富弼年轻的时候，曾因能言善辩无意间得罪不少人，给自己的事业、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经过长期的自省，他逐渐变得宽厚谦和。所以，当有人告诉他谁在说他的坏话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怎么会呢，他怎么会随便说我呢？” 一次，一个穷秀才想当众羞辱富弼，便在街心拦住他道：“听说你博学多识，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富弼知道来者不善，但也不能不理会，只好答应了。 秀才问富弼：“请问，欲正其心必先诚其意，所谓诚意即毋自欺也，是即为是，非即为非。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样？”富弼想了想，答道：“我会装作没有听见。”秀才哈哈笑道：“竟然有人说你熟读四书，通晓五经，原来纯属虚妄，富弼才智驽钝，充其量是个庸人而已！”说完，大笑而去。 富弼的仆人埋怨主人道：“真是难以理解，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怎么您却装作不知呢？” 富弼说道：“此人乃轻狂之士，若与他以理辩论，必会剑拔弩张、面红耳赤，无论谁把谁驳得哑口无言，都是口服心不服。书生心胸狭窄，必会记仇，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又何必争呢？” 几天后，那秀才在街上又遇见了富弼，富弼主动上前打招呼。秀才不理，扭头而去，走了没多远，又回头看着富弼大声讥讽道：“富弼乃一乌龟耳！” 有人告诉富弼那个秀才在骂他。 “是骂别人吧！” “他指名道姓骂你，怎么会是骂别人呢？” “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名同姓之人吗？” 他边说边走，丝毫不理会秀才的辱骂，秀才深感无趣，便走开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像富弼一样遇上难堪的局面——遭到他人不公正的批评甚至辱骂。富弼用行动告诉我们，不论是卑鄙的、恶毒的还是残酷的，都不要因对方不公正的批评或难听的辱骂而失去理智。获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不和别人正面冲突，就连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如果别人骂你，你大可以把他当成空气，对他置之不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争吵、辱骂既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快乐，也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胜利，只会带来更大的烦恼、更大的怨恨、更大的伤害。退一步讲，在对骂中没有占上风的一方，当众出丑，带来的只是对占上风一方的怨恨；占了上风的一方，虽然把对方骂得体无完肤，但最终得到的也只是加深对立情绪，加深对方的怨恨。 忍得一时方能成就伟业，不能忍耐、毛毛躁躁，最终只能错失良机、遗恨千古。祸患大都来源于不能忍耐。刘邦在取得胜利后按兵不动、将功劳经常赠与项羽是忍耐，最终厚积薄发成就汉高祖一代帝业；韩信甘愿受胯下之辱是忍耐，之后却成就了大将军的伟业；司马迁遭受宫刑依然忍耐而著《史记》；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是忍耐，之后韬光养晦，才有与曹操、孙权三足鼎立之局。学会忍耐，你才能成为王阳明那样的“天下之大勇者”，并且可以凭借忍耐获得人生的成功和幸福。 超然面对闲话 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王阳明劝诫人们说：“只要经常怀着一颗超脱世俗之心，排除烦扰，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能让心灵变得强大，也就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动摇。” 在王阳明看来，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一心专注于目标，就能有所进步。生活在社会这个大集体中，难免会被他人议论，成为他人闲话的对象。面对闲话，人们需要持正确的态度，以超然的态度去对待它；要有一种免疫力，避免被它左右。 在一所高校，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击败了许多比他资格老的竞争对手，获得了教授职称。因此，他在校园里顿时成了众矢之的，别人对此说什么的都有，种种难听的、诋毁的，甚至造谣中伤的话都出来了，大有“众口铄金”的势头。 年轻人却好像没有听到这一切，依旧从容自若地做自己该做的事。他的朋友们都看不下去了，问他为什么不对那些恶毒的闲话加以辩解甚至反击？他从容地笑了笑，说：“他们有说话的权利，我有不予理会的权利，这不是很正常吗？” 过了一段时间，那些诋毁、造谣的人见年轻人根本不理会，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一样，自觉没趣，慢慢的，那些闲话也就消失了。 在你的周围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人会因为妒忌而诋毁你，而若你明白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优秀而诋毁自己，则不要过于理会，谁是谁非自然会得到验证。人生如此短暂和宝贵，要做的事情太多，何必为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浪费时间呢？在工作和生活中，一个人不受闲言碎语的影响，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该做的事。 不能超然面对闲话，终将为闲话所伤害。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大公司工作。由于女孩工作十分努力，能力也十分突出，不久便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这时关于女孩的闲话多了起来，大家发挥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构造着这位女孩的种种“故事”，有的甚至说她生活作风有问题，是因为与总经理有暧昧关系才爬上如此重要的职位的……面对这些难听的闲话，女孩忍受不住了，她奋起抗争，经常与那些说她闲话的人面红耳赤地争论不休。见她如此，那些说闲话的人更加来了兴趣，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离谱。 过了没多久，女孩心力交瘁，无心工作，只得忍痛辞职了。那些说闲话者既达到了自己寻开心的无聊目的，同时也把女孩的事业与前途毁掉了。 真的不必太在意外界的闲话，要知道，我们活在世上，不是为别人对你的看法而活，如果做什么事都在乎别人的看法，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人活于世，难免会被别人议论，甚至会被别人误解，假若因此而被绊住了脚，成功将会变得遥遥无期。在前进的过程中，莫让太多的干扰扰乱心绪，迷失了方向。将谣言搁置一边不予理睬，事实会证明一切，浊者自浊，清者自清。 把诽谤和侮辱作为进取的动力 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面对诽谤和侮辱，王阳明倡导人们既要有超然坦荡的心境，又要实实在在地用功，相信自己的良知。如果能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就能在诽谤和侮辱中得到益处。如果不用功致良知，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像魔鬼一样对你纠缠不休，而你也会在和这些魔鬼的对抗中身心俱疲，最终被伤害的还是你自己。 一个人成功之后，往往会被嫉妒、被诽谤。俗话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一棵树长得比其他树木高，风首先吹断的必然是这棵树；有才能、地位比较突出的人，往往是他人争相攻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圣人，也难以幸免。 在王阳明看来，面对诽谤和侮辱，既要有超然面对的心态，更要有超越它的勇气。也就是说，只要有奋发向上的决心，诽谤和侮辱也能成为进取的动力。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儿子约翰：侮辱也是一种动力。 洛克菲勒在给儿子约翰的信中写道：“你或许还记得，我一直珍藏着一张我中学同学的多人合照。那里面没有我，有的只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珍藏着它，更在心中珍藏了拍摄那张照片的情景：“那是一天下午，天气不错，老师告诉我们，有一位摄影师来要拍学生上课时的情景照。我是照过相的，但很少，对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照相是奢侈的。摄影师刚一出现，我便想象着要被摄入镜头的情景，告诉自己要多点微笑，甚至开始想象如同报告喜讯一样回家告诉母亲：‘妈妈，我照相了！是摄影师拍的，棒极了！’“我兴奋地注视着那位弯腰取景的摄影师，但摄影师却在取景后用手指着我，对老师说：‘你能让那位学生离开他的座位吗，他的穿戴实在是太寒酸了，和整个画面不匹配。’面对老师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能默默地离开。 “站在一旁，我感觉我的脸在发热。但我没有动怒，也没有自哀自怜，更没有埋怨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让我穿得体面些，事实上他们为了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已经竭尽全力了。看着在那位摄影师调动下的拍摄场面，我攥紧了双拳，在心底向自己郑重发誓：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让摄影师给你照相算得了什么！让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给你画像才是你的骄傲！ “我的儿子，我那时的誓言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我眼里，侮辱一词的词义已经转换，它不再是剥掉我尊严的利刃，而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如同排山倒海，催我奋进，催我去追求一切美好的东西。说那个摄影师把一个穷孩子激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似乎并不过分。” 洛克菲勒的经历告诉我们：有时诽谤和侮辱能形成一股力量，能震撼你的灵魂深处，促使你努力改变自己，完善自己，从而将自身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成就一番事业。如果面对别人的诽谤或侮辱，不知努力用功，而是过于在意，与之纠缠不清，就会浪费许多宝贵的精力与时间，使身心被拖累，最终一无所获。 对于恶意中伤、侮辱，你要以此为契机，激励自己不断进取，只有做得更好，做出更大的成绩，才是让诽谤者闭嘴的最好方式，也是对那些侮辱你的人的最好回应。其中的关键，就像王阳明所说的，主要看你能否实实在在地用功了。 以德报怨是人生大智慧 舜徵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揜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 王阳明认为，舜被尧征召之后，舜的弟弟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的事？而舜只是提高自身修养、自我克制，没有直接去纠正他的奸恶，反而用安抚的方法来熏陶感化象。文过饰非，用以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常态；如果直接指责他的是非，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让象起念杀害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过急切，这就是舜的过错。后来，舜才明白原来功夫只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所以才能和象和平相处。 由此可见，对待恶人，宽容的安抚比严厉的责罚更有效，更能激发出恶人心中的善意和仁爱，从而改过自新，去恶扬善。这其实就是老子所提倡的“以德报怨”的思想。 《老子》第七十四章中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意思是说，民众不怕死，又怎能用死来威胁他们呢？老子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春秋时期，诸侯混乱，民不聊生，不少人为了生存，或聚而为盗，或揭竿造反。当时最著名的强盗大概是盗跖，据《庄子·杂篇》介绍，此人是大贤士柳下惠的弟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说他“性格残忍凶暴，然部下盛赞其信义”，官府多次出兵镇压，都没有成功。 当然，老子这句话并不只是针对盗跖来讲的，而是泛指官府镇压盗匪的蛮横手段。他认为，老百姓没有活路才会去做强盗，镇压是没有用的。如果让老百姓有活路，他们就会爱惜生命，害怕死亡。这时候，惩处个别为非作歹的人，就没有人敢为非作歹了。官府穷奢极欲，使得老百姓没有活路，他们连死都不怕了，又怎么会怕官府镇压呢？由此可知，老子这句话的用意在于劝告统治者不要过于相信惩罚的效力，与其惩罚犯罪的人们，不如从根本上制止犯罪。让老百姓生活富足，这样他们就会自尊自爱，不管理他们，他们也懂得自律；即使有个别坏人，管理起来也会容易得多。 其实，这世上，如果人人都能有稳定幸福的生活，是没有人愿意做坏人的。老子的观点可总结为两句话：“让好人有条件做好人，让坏人不需要做坏人。”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评价的那样：“‘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思想，后世也认为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说，你对不起我，我不恨你，不报复你，反而对你好，乃至把你感化。” 人们常说：“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会消失。”你在憎恨别人时，心里总是愤愤不平，希望别人遭到不幸、惩罚，却又往往不能如愿，失望、莫名的烦躁之后，你便失去了轻松的心境和欢快的情绪，从而导致心理失衡；另外，在憎恨别人时，只看到别人的短处，在言语上贬低别人、在行动上敌视别人，结果使人际关系越来越僵。 宽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是人生大智慧，以德化怨，是成熟人性臻至化境的象征，宽容的人生收获的必将是幸福美满。因此，在面对他人对你的伤害时，与其责罚、报复，不如用安抚的方法来熏陶、感化他们，以引导他们改过向善。 第八章 静心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理性和感性的斗争，这种状态就叫作“心兵”。普通人心中可能随时都在打内战，如果妄念不生，心兵永息，自然天下太平，这就是王阳明所推崇的“不动心”的境界。 不动心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 王阳明认为，一个有抱负、有修养的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自己。面对外来的各种毁誉荣辱，不但不让它们触动、影响自己内心的安定，而且要将它们作为磨炼自己品性、提升自身素质的工具。王阳明正是因为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才能在毁誉参半的生活中活出自我的精彩。 王阳明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他的同僚王思舆对季本说道：“王阳明此行，必定会建立极大的事功。”季本好奇地问：“你是凭借什么如此说呢？”王思舆感叹道：“我用各种言语试探，根本无法触动他啊。”事实果然证明了王思舆的判断是正确的。 面对人生中诸多的毁誉荣辱，大可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要以一种坦然自若的心态去对待，并借此来修炼自己的心灵，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以获得悠游自在的人生。 世间的事纷至沓来，只有做到不动心，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不动的。心不动，即便有三千烦恼丝缠身，亦能恬静自如。生活的智者总是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存一颗闲静淡泊之心，寄寓灵魂。尽管忙碌中身体劳累，却因为时时有着一颗清静、洒脱而无所求的心，便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快乐。 苏轼是古代名士，既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又兼容了儒、释、道三家关于生命哲理的阐释，但即便这样，他也不能真正领悟到心定的境界。 苏轼被贬谪到江北瓜洲时，和金山寺的和尚佛印相交甚多，常常在一起参禅礼佛，谈经论道，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一天，苏轼做了一首五言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再三吟诵，觉得其中含义深刻，颇得禅家智慧之大成。苏轼觉得佛印看到这首诗一定会大加赞赏，于是很想立刻把这首诗交给佛印，但苦于公务缠身，只好派了一个小书童将诗稿送过江去请佛印品鉴。 书童说明来意之后将诗稿交给了佛印禅师，佛印看过之后，微微一笑，提笔在原稿的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让书童带回。 苏轼满心欢喜地打开了信封，看完后先惊后怒。原来佛印只在宣纸背面写了两个字：“狗屁！”苏轼既生气又不解，坐立不安，索性搁下手中的事情，吩咐书童备船再次过江。 哪知苏轼的船刚刚靠岸，就看见佛印禅师已经等候在岸边。苏轼怒不可遏地对佛印说：“和尚，你我相交甚好，为何要这般侮辱我呢？” 佛印笑吟吟地说：“此话怎讲？我怎么会侮辱居士呢？” 苏轼将诗稿拿出来，指着背面的“狗屁”二字给佛印看，并质问原因。 佛印接过来，指着苏轼的诗问道：“居士不是自称‘八风吹不动’吗？那怎么一个‘屁’就过江来了呢？” 苏轼顿时明白了佛印的意思，满脸羞愧。 身在俗世操劳一生，却能心安、身安，着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这就需要我们持一颗清静的心，带着激情去生活，不生是非分别，不起憎爱怨亲，就能够安稳如山，自在如风。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王阳明认为，大凡终日烦恼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遭遇了多大的不幸，而是自己的良知被蒙蔽，因而对生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已。要想恢复自己的良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就要磨炼自己，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轻起怒心、喜心、恶心、私心，不使心有一丝一毫的偏倚，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自然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 静坐养心 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 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制，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弟子孟源曾问王阳明：“我在静坐时，总是思绪纷乱，心里一刻也不得安静，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成效，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回答说：“将头脑中那些纷乱复杂的念头强行抹去，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寻找到这些纷乱复杂念头的根源，观察它、改善它，在自己的内心中进行深刻反省，才能消除内心的那些纷杂思虑，你自然就会安静下来，这其实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定’的意思。” 静坐是指放松入静，排除杂念，呼吸自然，主要是为了让人变得安静，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后进入忘我之境。静坐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保持内外的平衡，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一个人若能在嘈杂中感悟宁静，也就达到了人生快乐的极高境界。 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到不安。对此，许多大师如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都建议人们静坐。王阳明也极为推崇静坐养心，因而他才会建议弟子们“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闭目养神，渐渐地，外在的喧嚣和热闹都消失了，随即便会发现心灵内在更为美好的境界。也就是说，通过练习静坐，可以感悟人生，认识自我，医治心灵的创伤，并可促使注意力集中，开发潜在的智慧。 “独坐禅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炷，看达摩面壁图。垂帘少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蒙蒙然如混沌境界，意者揖达摩与之乘槎而见麻姑也。”这是《小窗幽记》给人们阐述的一个幽静、美妙的意境：独自坐在禅房中，清静无事，煮一壶茶，燃一炷香，欣赏达摩面壁图。将眼睛闭上一会儿，不知不觉中，心变得十分平静，神智也十分清醒，气息柔和而稳定。这种感觉，仿佛回到了最初的混沌境界，就像拜见达摩祖师，和他一同乘着木筏渡水，见到了麻姑一般。 人在心静下来的时候，往往能够观照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好像波浪迭起的时候，我们无法看清水底的情况，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看到清澈的水底一样。所以，静坐是人们放下心外一切的有效方法。 “静虑息欲致良知”，这是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时提出的。意思是说，当你感到万分疲惫的时候，只需静坐下来，闭上眼睛，打开心眼去看内心存在的那个世界，疲劳就会渐渐消退，祥和空灵的境界也会随之而来。 想要达到心灵的宁静已实属不易，如果还要在宁静的境界里感悟人生的奔腾则是难上加难。因为外界的嘈杂难敌内心的安宁，但是环境的安宁却不容易让人兴奋，当人们被静谧吞没的时候，是兴奋不起来的，因此在宁静中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活力四射就显得很难得。 人当心如止水，但是止水并不是死水，所谓静止只是相对的状态，人生往往是宁静中暗藏着波涛汹涌，那些最平淡的事情里面往往酝酿着最为激烈的革命。一个人如能做到在宁静中感悟奔腾，便可到达心灵的至高境界。 虽然听见看见，但心不随着声色去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弟子九川问道：“专心用功的时候，声、色在眼前出现，如果还像往常那样去看去听，恐怕就不能专一了。” 王阳明回答说：“怎么能不想去听不想去看呢？除非是槁木死灰的人或者耳聋眼瞎的人。只是虽然听见或看见了，心却不跟着它们走就是了。” 这其实就是不动心的境界，正如人们常说的：“风吹云动心不动，见到境界不动心。” 佛家所说的“不动心”从本质上讲，是指清净空寂的真如本性。想要成功，不能缺乏“不动心”，它是思想意志的顶梁柱，失去了“不动心”，人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在迷茫中徘徊。“不动心”还可以排除私心杂念，战胜心魔，直达清净自由的“如来”境界。由此可见，佛家是将“不动心”看作一个名词，即不动的心。 而王阳明则将“不动心”看作一个动词，即他常说的心无外物。只有做到心无外物，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 一天，家里的酱油用完了，妈妈就叫10岁的儿子拿一个空碗去打酱油。妈妈拿钱给孩子的时候，反复嘱咐他不要把酱油弄洒了。 从小男孩家到酱油店不算远，大概有四五百米的距离。小男孩买了酱油后，头也不敢抬地往回走，他想到母亲的交代，更是觉得紧张。他始终盯着装满酱油的碗，一步一步地走在小路上，丝毫不敢东张西望。所以很短的一段路就显得比什么时候都要长，怎么都走不到。 就在小男孩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只猫突然从他脚边跑过去，吓了他一跳，酱油也泼洒了大半。小男孩非常懊丧，端着所剩不多的酱油，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家。妈妈看到小男孩碗中的酱油后，非常生气，把小男孩骂了一顿，小男孩委屈地哭了。 爸爸听到小男孩的哭声后，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小男孩讲了事情的经过，听完后，爸爸就对孩子说：“你再去买一次酱油，这一次，你要看看路上的人和物，有什么好看的，回来后讲给我听。” 小男孩不愿意再去，他说自己连酱油都端不稳，怎么还能四处看风景呢？爸爸便告诉他，那些耍杂技的人，他们走钢丝的时候可是不看钢丝的。小男孩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听从爸爸的话，再打一次酱油。 这一次，小男孩端着酱油往回走，一路上看树看花，觉得四处的风景都很好。村里的小伙伴在跳绳，小男孩还跟他们打了个招呼。邻居的大婶见他端着满满一碗酱油，还走得又快又稳，夸奖了他。就这样，小男孩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将酱油交给了妈妈。这时候，他才发现，碗里的酱油依旧是满满的，一点儿都没有洒。 同样是端着一碗酱油回家，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关键就在于“动心”还是“不动心”。第一次端酱油回家时，小男孩虽然两眼注视着酱油碗，心却放在外物上，以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而第二次端酱油回家时，尽管小男孩观察着路上的人和物，但他的心却在手中的酱油碗上，这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虽然听见看见，但心不随着声色去”。 因此，人们在面对外境时应有自己的主张，不可随意为之牵动、扰攘；更要积极地肯定自己，怀着“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的决心和气魄，那么不论时代如何动荡转变，不论别人是骂你、唾你、污你、谤你，还是褒你、奖你，都能随遇而安，不受束缚，自享一片光风霁月的心灵景致，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道。 环境越乱，我心越静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弟子陆澄曾经问王阳明：“静养的时候也感觉自己的想法很清晰，可是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不能再依据自己的思路去做，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这是你只懂得静心修养，却不下功夫来克制自己的原因。这样，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会觉得思路不稳。人必须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磨炼自己，才能稳，才能‘静亦定，动亦定’。”这其实就是在告诫人们：身处恶境，更要持重守静。 在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是因能力不足被打败，而是因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被打败。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势与强烈的成功欲望这一双重压力，我们往往会出现焦虑、欢喜、急躁、慌乱、失落、颓废、茫然、百无聊赖等情绪。这些情绪一齐发作，扰乱了心灵原本的宁静，我们不但没有时间来考察自己该做什么，甚至在错误的方向上埋头苦干，一路狂奔，始终无法把力量使在该使的地方，忙碌不止却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结果越是不令人满意，人们的心就越浮躁，越难以安静，也就越难以成功，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老子说：“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意思是说轻率就会丧失根基，烦躁妄动就会丧失主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持重守静乃是抑制轻率躁动的根本。故而缄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 身处浮躁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颗宁静的心，以拂拭蒙住双眼的尘埃。保持一份宁静，保养身心，洗涤思维，让大脑在清澈的湖水中得到净化，就能很明朗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对什么负责，能从全局着眼观察整个人生，有条理地生活，防止陷于杂乱的事务中。 工作越是忙碌，我们越是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静静地反思自己的人生。对自身多一些关照和内省，有助于我们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说杜鲁门总统比以前任何一位总统更能承受总统职务带来的压力与紧张，认为职务并没有使他“衰老”或吞蚀他的活力，认为这是很不简单的事，特别是身为一位战时总统必须面对许多难题。杜鲁门的回答是：“我的心里有个掩蔽的散兵坑。”他说，像一位战士退进散兵坑以求掩蔽、休息、静养一样，他也时不时地退入自己的心理散兵坑，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 我们也可以像杜鲁门总统那样，用想象力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自己建造一处恬静的房子。在这个恬静的房子里，你可以每天花点时间静思，常常静思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意识和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因此离群索居。静思并没有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比如散步时、购物时，你要做的也只是经常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价值何在？这种静思可以让你跳出成堆的文件和应酬，摆脱繁忙的工作和名利的困扰，达到身心如一的和谐境界。 王阳明之所以一再提倡静心，是因为他深知静心可以带来内在的和谐，恢复纯明的良知。在他看来，内心宁静的人，比那些汲汲营营于赚钱谋生的人更能够体会到生命的真谛。目前，人们对于静心越来越重视，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静坐冥想、练瑜伽、打太极拳等方式来消除浮躁，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不要过分追求安静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弟子刘君亮想要到山里去静坐。 王阳明对他说：“如果你是用厌烦外物的心，去山里求得内心宁静，反倒会养成骄纵懒惰的脾气；如果你不是因为厌烦外物，不过是想找一安静处修养自己，却是很好的。” 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赞成人们为了求静而静坐。在他看来，过分执着于静，易空虚寂寞。因为静坐并非只是寻求安静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喜欢安静，那么遇到事情便会忙乱，难以有长进。这样静坐，也仅仅是表面看似收敛，而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溺。 而反对人们过分执着于静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王阳明推崇心无动静的思想。在他看来，心之本体即良知，是恒常不变、无前后内外之分的浑然一体的天理。动静只从事上看，遵循天理就是静，顺从欲望就是动，这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以及无动无静、有动有静等观点。王阳明认为，遵循天理虽万变而未尝动，故动中有静；顺从欲望则心如槁木死灰亦未尝静，故静中有动；有事感通是动，但其寂然之体未尝增加，故动而无动；无事寂然是静，但感通的功能未尝减少，故静而无静。当然，王阳明所说的心无动静，并不是说心没有动静，而只是说它体用如一，故动静合一，即没有绝对单一的静，也没有绝对单一的动。 既然认定心无动静，王阳明就不主张人们过多地在静上用功，而提倡动静合一。正如他所说：“人心自是不息，虽在睡梦，此心亦是流动。如天地之化，本无一息之停。然其化生万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静也。此心虽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静也。若专在静上用功，恐有喜静恶动之弊。动静一也。”在王阳明看来，动静如一，人们如果循理去欲，就能不求静而心自静；相反，如果过分执着于静，顺从人求静的欲望而违背了天理，心中则没有清静可言。 有一位郁多罗伽仙人，他本来想到一个树林里去参禅，但是树林里每天都有鸟叫声叽叽喳喳，他嫌烦，于是改到水边去参禅，但是水里有很多的鱼在跳跃戏水，也有很多声音，他又生起嗔恨心。他恨叽叽喳喳的鸟鸣，几乎要把树林砍伐尽；他恨水里不停跳跃的鱼，于是就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把这许多鸟、鱼统统抓住。由于这个境界影响了他的心，使心有所执着。最终，这个郁多罗伽仙人未能参禅成佛，反而因为自己心中的那些恶念而被贬下凡，沦为一只臭鼬。 郁多罗伽仙人过分苛求安静的参禅环境，致使心中生出了求静的妄念，并产生了对鸣叫的小鸟和跳跃戏水的鱼儿的嗔恨心，最终破坏了内心纯净的良知，也就落得个下凡为兽的结局。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静坐来养心，但不要刻意地追求静，因为过于追求静也是一种妄想。如果我们过于追求静，执着于静，反而会达不到静的境界。当我们执着于静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背离了我们的初衷，使我们离心之本体——良知——越来越远。 第八章 静心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理性和感性的斗争，这种状态就叫作“心兵”。普通人心中可能随时都在打内战，如果妄念不生，心兵永息，自然天下太平，这就是王阳明所推崇的“不动心”的境界。 不动心 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 王阳明认为，一个有抱负、有修养的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自己。面对外来的各种毁誉荣辱，不但不让它们触动、影响自己内心的安定，而且要将它们作为磨炼自己品性、提升自身素质的工具。王阳明正是因为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才能在毁誉参半的生活中活出自我的精彩。 王阳明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他的同僚王思舆对季本说道：“王阳明此行，必定会建立极大的事功。”季本好奇地问：“你是凭借什么如此说呢？”王思舆感叹道：“我用各种言语试探，根本无法触动他啊。”事实果然证明了王思舆的判断是正确的。 面对人生中诸多的毁誉荣辱，大可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要以一种坦然自若的心态去对待，并借此来修炼自己的心灵，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以获得悠游自在的人生。 世间的事纷至沓来，只有做到不动心，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不动的。心不动，即便有三千烦恼丝缠身，亦能恬静自如。生活的智者总是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之外，存一颗闲静淡泊之心，寄寓灵魂。尽管忙碌中身体劳累，却因为时时有着一颗清静、洒脱而无所求的心，便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快乐。 苏轼是古代名士，既有很深的文学造诣，又兼容了儒、释、道三家关于生命哲理的阐释，但即便这样，他也不能真正领悟到心定的境界。 苏轼被贬谪到江北瓜洲时，和金山寺的和尚佛印相交甚多，常常在一起参禅礼佛，谈经论道，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一天，苏轼做了一首五言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再三吟诵，觉得其中含义深刻，颇得禅家智慧之大成。苏轼觉得佛印看到这首诗一定会大加赞赏，于是很想立刻把这首诗交给佛印，但苦于公务缠身，只好派了一个小书童将诗稿送过江去请佛印品鉴。 书童说明来意之后将诗稿交给了佛印禅师，佛印看过之后，微微一笑，提笔在原稿的背面写了几个字，然后让书童带回。 苏轼满心欢喜地打开了信封，看完后先惊后怒。原来佛印只在宣纸背面写了两个字：“狗屁！”苏轼既生气又不解，坐立不安，索性搁下手中的事情，吩咐书童备船再次过江。 哪知苏轼的船刚刚靠岸，就看见佛印禅师已经等候在岸边。苏轼怒不可遏地对佛印说：“和尚，你我相交甚好，为何要这般侮辱我呢？” 佛印笑吟吟地说：“此话怎讲？我怎么会侮辱居士呢？” 苏轼将诗稿拿出来，指着背面的“狗屁”二字给佛印看，并质问原因。 佛印接过来，指着苏轼的诗问道：“居士不是自称‘八风吹不动’吗？那怎么一个‘屁’就过江来了呢？” 苏轼顿时明白了佛印的意思，满脸羞愧。 身在俗世操劳一生，却能心安、身安，着实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这就需要我们持一颗清静的心，带着激情去生活，不生是非分别，不起憎爱怨亲，就能够安稳如山，自在如风。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王阳明认为，大凡终日烦恼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遭遇了多大的不幸，而是自己的良知被蒙蔽，因而对生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性，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已。要想恢复自己的良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就要磨炼自己，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情，不轻起怒心、喜心、恶心、私心，不使心有一丝一毫的偏倚，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自然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 静坐养心 孟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 先生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制，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弟子孟源曾问王阳明：“我在静坐时，总是思绪纷乱，心里一刻也不得安静，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成效，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回答说：“将头脑中那些纷乱复杂的念头强行抹去，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寻找到这些纷乱复杂念头的根源，观察它、改善它，在自己的内心中进行深刻反省，才能消除内心的那些纷杂思虑，你自然就会安静下来，这其实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知止而后定’的意思。” 静坐是指放松入静，排除杂念，呼吸自然，主要是为了让人变得安静，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然后进入忘我之境。静坐可以让一个人的身体保持内外的平衡，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一个人若能在嘈杂中感悟宁静，也就达到了人生快乐的极高境界。 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感到不安。对此，许多大师如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都建议人们静坐。王阳明也极为推崇静坐养心，因而他才会建议弟子们“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闭目养神，渐渐地，外在的喧嚣和热闹都消失了，随即便会发现心灵内在更为美好的境界。也就是说，通过练习静坐，可以感悟人生，认识自我，医治心灵的创伤，并可促使注意力集中，开发潜在的智慧。 “独坐禅房，潇然无事，烹茶一壶，烧香一炷，看达摩面壁图。垂帘少顷，不觉心静神清，气柔息定，蒙蒙然如混沌境界，意者揖达摩与之乘槎而见麻姑也。”这是《小窗幽记》给人们阐述的一个幽静、美妙的意境：独自坐在禅房中，清静无事，煮一壶茶，燃一炷香，欣赏达摩面壁图。将眼睛闭上一会儿，不知不觉中，心变得十分平静，神智也十分清醒，气息柔和而稳定。这种感觉，仿佛回到了最初的混沌境界，就像拜见达摩祖师，和他一同乘着木筏渡水，见到了麻姑一般。 人在心静下来的时候，往往能够观照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就好像波浪迭起的时候，我们无法看清水底的情况，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能看到清澈的水底一样。所以，静坐是人们放下心外一切的有效方法。 “静虑息欲致良知”，这是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时提出的。意思是说，当你感到万分疲惫的时候，只需静坐下来，闭上眼睛，打开心眼去看内心存在的那个世界，疲劳就会渐渐消退，祥和空灵的境界也会随之而来。 想要达到心灵的宁静已实属不易，如果还要在宁静的境界里感悟人生的奔腾则是难上加难。因为外界的嘈杂难敌内心的安宁，但是环境的安宁却不容易让人兴奋，当人们被静谧吞没的时候，是兴奋不起来的，因此在宁静中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活力四射就显得很难得。 人当心如止水，但是止水并不是死水，所谓静止只是相对的状态，人生往往是宁静中暗藏着波涛汹涌，那些最平淡的事情里面往往酝酿着最为激烈的革命。一个人如能做到在宁静中感悟奔腾，便可到达心灵的至高境界。 虽然听见看见，但心不随着声色去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弟子九川问道：“专心用功的时候，声、色在眼前出现，如果还像往常那样去看去听，恐怕就不能专一了。” 王阳明回答说：“怎么能不想去听不想去看呢？除非是槁木死灰的人或者耳聋眼瞎的人。只是虽然听见或看见了，心却不跟着它们走就是了。” 这其实就是不动心的境界，正如人们常说的：“风吹云动心不动，见到境界不动心。” 佛家所说的“不动心”从本质上讲，是指清净空寂的真如本性。想要成功，不能缺乏“不动心”，它是思想意志的顶梁柱，失去了“不动心”，人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在迷茫中徘徊。“不动心”还可以排除私心杂念，战胜心魔，直达清净自由的“如来”境界。由此可见，佛家是将“不动心”看作一个名词，即不动的心。 而王阳明则将“不动心”看作一个动词，即他常说的心无外物。只有做到心无外物，才能得到真正超然物外的洒脱。 一天，家里的酱油用完了，妈妈就叫10岁的儿子拿一个空碗去打酱油。妈妈拿钱给孩子的时候，反复嘱咐他不要把酱油弄洒了。 从小男孩家到酱油店不算远，大概有四五百米的距离。小男孩买了酱油后，头也不敢抬地往回走，他想到母亲的交代，更是觉得紧张。他始终盯着装满酱油的碗，一步一步地走在小路上，丝毫不敢东张西望。所以很短的一段路就显得比什么时候都要长，怎么都走不到。 就在小男孩快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只猫突然从他脚边跑过去，吓了他一跳，酱油也泼洒了大半。小男孩非常懊丧，端着所剩不多的酱油，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家。妈妈看到小男孩碗中的酱油后，非常生气，把小男孩骂了一顿，小男孩委屈地哭了。 爸爸听到小男孩的哭声后，便问他是怎么回事。小男孩讲了事情的经过，听完后，爸爸就对孩子说：“你再去买一次酱油，这一次，你要看看路上的人和物，有什么好看的，回来后讲给我听。” 小男孩不愿意再去，他说自己连酱油都端不稳，怎么还能四处看风景呢？爸爸便告诉他，那些耍杂技的人，他们走钢丝的时候可是不看钢丝的。小男孩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听从爸爸的话，再打一次酱油。 这一次，小男孩端着酱油往回走，一路上看树看花，觉得四处的风景都很好。村里的小伙伴在跳绳，小男孩还跟他们打了个招呼。邻居的大婶见他端着满满一碗酱油，还走得又快又稳，夸奖了他。就这样，小男孩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家，将酱油交给了妈妈。这时候，他才发现，碗里的酱油依旧是满满的，一点儿都没有洒。 同样是端着一碗酱油回家，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关键就在于“动心”还是“不动心”。第一次端酱油回家时，小男孩虽然两眼注视着酱油碗，心却放在外物上，以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而第二次端酱油回家时，尽管小男孩观察着路上的人和物，但他的心却在手中的酱油碗上，这其实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虽然听见看见，但心不随着声色去”。 因此，人们在面对外境时应有自己的主张，不可随意为之牵动、扰攘；更要积极地肯定自己，怀着“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的决心和气魄，那么不论时代如何动荡转变，不论别人是骂你、唾你、污你、谤你，还是褒你、奖你，都能随遇而安，不受束缚，自享一片光风霁月的心灵景致，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道。 环境越乱，我心越静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弟子陆澄曾经问王阳明：“静养的时候也感觉自己的想法很清晰，可是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不能再依据自己的思路去做，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这是你只懂得静心修养，却不下功夫来克制自己的原因。这样，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会觉得思路不稳。人必须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磨炼自己，才能稳，才能‘静亦定，动亦定’。”这其实就是在告诫人们：身处恶境，更要持重守静。 在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是因能力不足被打败，而是因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被打败。面对激烈的竞争形势与强烈的成功欲望这一双重压力，我们往往会出现焦虑、欢喜、急躁、慌乱、失落、颓废、茫然、百无聊赖等情绪。这些情绪一齐发作，扰乱了心灵原本的宁静，我们不但没有时间来考察自己该做什么，甚至在错误的方向上埋头苦干，一路狂奔，始终无法把力量使在该使的地方，忙碌不止却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而结果越是不令人满意，人们的心就越浮躁，越难以安静，也就越难以成功，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老子说：“轻则失本，躁则失君。”意思是说轻率就会丧失根基，烦躁妄动就会丧失主宰。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持重守静乃是抑制轻率躁动的根本。故而缄默沉静者，大用有余；轻薄浮躁者，小用不足。 身处浮躁的世界，我们需要一颗宁静的心，以拂拭蒙住双眼的尘埃。保持一份宁静，保养身心，洗涤思维，让大脑在清澈的湖水中得到净化，就能很明朗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对什么负责，能从全局着眼观察整个人生，有条理地生活，防止陷于杂乱的事务中。 工作越是忙碌，我们越是要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静静地反思自己的人生。对自身多一些关照和内省，有助于我们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说杜鲁门总统比以前任何一位总统更能承受总统职务带来的压力与紧张，认为职务并没有使他“衰老”或吞蚀他的活力，认为这是很不简单的事，特别是身为一位战时总统必须面对许多难题。杜鲁门的回答是：“我的心里有个掩蔽的散兵坑。”他说，像一位战士退进散兵坑以求掩蔽、休息、静养一样，他也时不时地退入自己的心理散兵坑，不让任何事情打扰他。 我们也可以像杜鲁门总统那样，用想象力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为自己建造一处恬静的房子。在这个恬静的房子里，你可以每天花点时间静思，常常静思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意识和思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因此离群索居。静思并没有时间和地点的要求，比如散步时、购物时，你要做的也只是经常想一想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价值何在？这种静思可以让你跳出成堆的文件和应酬，摆脱繁忙的工作和名利的困扰，达到身心如一的和谐境界。 王阳明之所以一再提倡静心，是因为他深知静心可以带来内在的和谐，恢复纯明的良知。在他看来，内心宁静的人，比那些汲汲营营于赚钱谋生的人更能够体会到生命的真谛。目前，人们对于静心越来越重视，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静坐冥想、练瑜伽、打太极拳等方式来消除浮躁，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谐。 不要过分追求安静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弟子刘君亮想要到山里去静坐。 王阳明对他说：“如果你是用厌烦外物的心，去山里求得内心宁静，反倒会养成骄纵懒惰的脾气；如果你不是因为厌烦外物，不过是想找一安静处修养自己，却是很好的。” 由此可见，王阳明并不赞成人们为了求静而静坐。在他看来，过分执着于静，易空虚寂寞。因为静坐并非只是寻求安静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喜欢安静，那么遇到事情便会忙乱，难以有长进。这样静坐，也仅仅是表面看似收敛，而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溺。 而反对人们过分执着于静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王阳明推崇心无动静的思想。在他看来，心之本体即良知，是恒常不变、无前后内外之分的浑然一体的天理。动静只从事上看，遵循天理就是静，顺从欲望就是动，这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以及无动无静、有动有静等观点。王阳明认为，遵循天理虽万变而未尝动，故动中有静；顺从欲望则心如槁木死灰亦未尝静，故静中有动；有事感通是动，但其寂然之体未尝增加，故动而无动；无事寂然是静，但感通的功能未尝减少，故静而无静。当然，王阳明所说的心无动静，并不是说心没有动静，而只是说它体用如一，故动静合一，即没有绝对单一的静，也没有绝对单一的动。 既然认定心无动静，王阳明就不主张人们过多地在静上用功，而提倡动静合一。正如他所说：“人心自是不息，虽在睡梦，此心亦是流动。如天地之化，本无一息之停。然其化生万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静也。此心虽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静也。若专在静上用功，恐有喜静恶动之弊。动静一也。”在王阳明看来，动静如一，人们如果循理去欲，就能不求静而心自静；相反，如果过分执着于静，顺从人求静的欲望而违背了天理，心中则没有清静可言。 有一位郁多罗伽仙人，他本来想到一个树林里去参禅，但是树林里每天都有鸟叫声叽叽喳喳，他嫌烦，于是改到水边去参禅，但是水里有很多的鱼在跳跃戏水，也有很多声音，他又生起嗔恨心。他恨叽叽喳喳的鸟鸣，几乎要把树林砍伐尽；他恨水里不停跳跃的鱼，于是就发了个誓愿：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把这许多鸟、鱼统统抓住。由于这个境界影响了他的心，使心有所执着。最终，这个郁多罗伽仙人未能参禅成佛，反而因为自己心中的那些恶念而被贬下凡，沦为一只臭鼬。 郁多罗伽仙人过分苛求安静的参禅环境，致使心中生出了求静的妄念，并产生了对鸣叫的小鸟和跳跃戏水的鱼儿的嗔恨心，最终破坏了内心纯净的良知，也就落得个下凡为兽的结局。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静坐来养心，但不要刻意地追求静，因为过于追求静也是一种妄想。如果我们过于追求静，执着于静，反而会达不到静的境界。当我们执着于静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恰恰背离了我们的初衷，使我们离心之本体——良知——越来越远。 第九章 磨炼 王阳明是一个能够与逆境共处的人，他珍惜自己，热爱生命，并善于在逆境和失败中迅速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寻获新的目标。如果人们能像王阳明一样不被生活中暂时的失败、打击和磨难吓倒，始终乐观地面对生活，就能成为内心强大的人。 逆境使人由弱变强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弟子陆原静说自己平时烦恼太多，不曾体会到真正的乐趣，因此真切地想找到乐趣，王阳明开导他说：“圣贤们虽然另有真正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也是一般人共有的，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这种快乐，反而给自己找来了许多忧愁苦闷，丢弃了真正的快乐。虽然在忧苦迷茫中丢弃了快乐，但真正的快乐并非就不存在了，只需念头明朗，在自己身上寻找，便能真正感觉到快乐。”由此可见，人人自身都有快乐，只不过大多数人看不到这种快乐，反而向外面去寻找，结果却得到许多忧愁苦闷。 生活中有苦有乐。生活的波浪在高峰时，人即显得快乐，在低谷时，人便显得痛苦。而波浪永远都是忽高忽低，没有永恒的上扬，也没有永恒的下降，所以人生是痛苦与快乐交织并行，二者相伴而生，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所谓“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快乐”，就是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人生的苦乐。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只追求快乐，而讨厌烦恼和痛苦。 王阳明28岁举进士，之后他担任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正当他要为朝廷出力的时候，政治劫难降临到他头上。正德元年（1506年），因营救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王阳明抗疏，触犯了刘瑾，被罚廷杖，因此下狱，再贬谪贵州龙场做驿丞。在赴任途中，刘瑾又派人跟踪追杀。他侥幸逃过一死，之后他又乘坐一只商船游舟山，不料遭遇飓风，船漂流至福建的武夷山。王阳明本想隐居在武夷山，却又担心刘瑾找父亲的麻烦，于是他到南京探望父亲之后，便辗转到达龙场。 身处逆境固然让人痛苦，却也能磨砺人的意志，使一个人由脆弱变得坚强，变得有韧性。王阳明历经了磨难，心性比以前更坚强了。他开始了解群众疾苦，为生民立命，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步成长，最终构建了心学理论的大厦。 从长远来看，痛苦其实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苦中苦，哪有甜中甜？”哈密瓜比蜜还要甜，人们吃在嘴里乐在心上；苦巴豆比难吃的中药还要苦。然而，种瓜的老人却告诉我们：“哈密瓜在下秧前，先要在地底下埋上半两苦巴豆，瓜秧才能茁壮成长，结出蜜一样的果实来。”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风霜苦，难得腊梅香”，这些俗语不也说明了成功的快乐，正是经历艰苦奋斗后才能得到的吗？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苦则苦矣，但他们下苦功实现上进之志，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以苦为乐，苦中求乐，其乐无穷。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里浸泡它，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们朝圣走过了许多圣河圣殿，并依照师父的指示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作晚餐。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圣水，进过这么多圣殿，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几位弟子听后立刻开悟了。 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人生是苦的，修行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去看过著名油画大师凡·高故居的人都知道，那里只有一张裂开的木床和破皮鞋。凡·高一生潦倒困苦，没有娶妻，但也许正是生活上的困窘，才使他在艺术上有颇高的造诣，使他成为大师中的大师，使他的作品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对待人生与修行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苦瓜本来就是苦瓜，连根都是苦的，这是苦瓜的实相、真相，变甜只是我们虚幻的期待而已。唯有直面事物的真相，我们才能从中解脱。 当我们接纳苦，把苦看作是人生的必然历程时，苦便不再是世俗的“苦”。同样，接受乐，把乐当作是生命的历程，乐也不再仅仅是世俗的“乐”。享受生命的盛宴，享受所有的高潮与低谷，活在生命的苦乐之中，由此生命的苦乐便被我们掌握在手中。 恐惧源于依赖 来书云：“夫子昨以良知为照心。窃谓良知，心之本体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惧之心也，犹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惧为良知，何欤？” 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 弟子陆原静在给王阳明的信中问道：“昨天先生说良知就是照心，但我私下里觉得良知是心的本体；而照心，则是人所下的工夫，就是时时不忘检点、警戒自己的心，和‘思’相类似。而先生您却把戒慎恐惧当作是良知，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能够让人戒慎恐惧的，就是良知。”这里的良知，指的是人们不畏恐惧、面对恐惧的自信和勇气。 恐惧是人生命情感中难解的症结之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命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平安无事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挫折、失败和痛苦。一个人若预料将会有某种不良后果产生或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恐惧，并为此紧张不安，从轻微的忧虑到惊慌失措。 就像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所言：“我们于空袭时，虽处很安全的地方，而总不免于怕，此即为空袭所累。确切地说，我们不是为空袭所累，而是为怕空袭所累也。更有人于无警报时，亦常忧虑警报之将来，他的累即更大。他的累不是警报，而是忧虑警报。对于忧虑警报的人，我们可以说，虽警报不来，而‘性情已困’矣。”简单地说，人们恐惧的其实是恐惧本身，而那些引发恐惧的对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骇人。 从心理学上来看，恐惧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依赖情结：对他人的依赖，对物质的依赖，对思想的依赖。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够独立，不能完全做自己而必须仰仗别人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不安和恐惧，害怕被遗弃，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 当我们发现依赖其他的人和事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恐惧时，我们会转而向自我的心灵求救，试着培养那些可以与恐惧相抗衡的力量，如勇气、信任、知识、希望、屈从、信仰以及爱。这些力量不但帮助我们接纳恐惧、分析恐惧，还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恐惧奋战。有了这些力量的庇护，我们就可以交出自己，避开那些阻塞生命能量流动的恐惧。 说到交出自己，许多人也许会疑惑：“交出自己，多少都会搅乱我们原有的生活，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私人空间以及人格的完整。”因为每一次打开心扉、每一次心有所属、每一次为爱恋的人付出的时候，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处于手无寸铁、敏感脆弱的境地，从而妥协让步；而把自己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往往会让人们陷入害怕失去自我的恐惧中。然而，当你真正尝试着去做这些时，你会发现你的心中只有爱，没有恐惧。 对于这一点，王阳明十分赞同。在他看来，致良知，就是要求人们用自信去面对恐惧。因为战胜恐惧的力量只在我们直接面对恐惧事物的瞬间产生。如果想得越多，潜能就被自己封锁得越严，最后，只会相信自己绝无那种抗拒恐惧的能力。相反，如果你忘了恐惧，自信且勇敢地面对生活，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你会发现，生活原来一直都很美好。正如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正确对待不如意之事 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王阳明认为，人在遭遇父母过世这样的伤心事时，认为按照天理就该忧虑，因而常常恨不得一下子哭死来化解心中的痛苦，他们只是一味地愁苦，却不知道“过度愁苦以至于不能保持心态中正平和”的道理。心一旦不能中正平和，做人做事就容易失去分寸。其实，王阳明是在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不如意的事，不要过度悲伤、愁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悲伤、愁苦等消极情绪常常会让人们失去判断力。所以，一个人在悲伤、愁苦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手重要事情的裁决，尤其是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生大事，因为悲伤、愁苦会使你的决策缺少深入全面的思考。一个人在看不到希望时，仍能够保持乐观，仍能善用自己的理智，是十分不容易的。 俗话说：“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上不顺心、不如意的事，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虽然不能决定外界的环境，但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心灵选择。 当心停留在事物的积极方面时，我们将会发现事物的光明面，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也就是说，当你善于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时，任何不如意之事，都像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能让你看到机会并得到心灵上的成长。 一个人从事销售工作的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而屡遭别人拒绝，这使他的心灵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和折磨，消沉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 一天，他心情郁闷地来到空旷无人的乡下散步，想放松一下身心。在田埂边撒尿时，见到一只青蛙蹲在田边，无聊之下，便把尿撒在青蛙的头上。 他原以为会看到青蛙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大吃一惊，狼狈逃跑的情景。谁知道，那只青蛙不但毫无逃走的意思，还睁着眼睛舒舒服服地蹲在那里，很享受的样子。在它看来，这似乎不是一种羞辱，而是一次暖和、舒适的温水淋浴。 那个推销员见此情景，心头一动，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以前我总是把客户的拒绝视为对自己的羞辱，觉得自己干的工作很低贱。我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呢，就像那只青蛙一样，把无理的羞辱视为一种享受，当作提升自己心灵不可缺少的机会。这样，即使遭到再多的拒绝，我只要能保持冷静、接纳、乐观的心境，所谓的羞辱又怎么进入得了我的内心呢？” 自从悟得了这个道理后，他不再害怕别人的拒绝，反而深入了解每次被拒绝的原因，用以提升自己的销售能力。他的业绩也越来越好，连续多年获得推销冠军的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推销之王。 如果故事中的销售员没有正确对待客户的屡次拒绝，那他的消极情绪就会阻碍他继续努力工作，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 每一天，生活会带给我们何种情绪，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灵如何去看待它所决定的。即使在遭遇危机时，若能够正确对待面临的危机——不要过度愁苦，而要用一种接纳、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就能获得一个有意义、快乐的人生。 面对失败，保持淡定 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 王阳明认为，面对失败，要保持淡定，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时突然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尘，审视身体没有摔伤后继续走路，而不要自欺欺人装出没有摔倒的样子，更不要站在原地不敢动。 辉煌与低谷、成功与失败都只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今天的辉煌不代表日后的成功，今天的失败也不能代表日后的低谷。正是这一段段不同的旅程才成就了此时此刻的我们，并塑造着以后的我们。然而在低谷和辉煌、失败和成功的转化过程中，每一个转折都需要我们从容面对，淡然处之，勇敢继续下一段旅程。 贬谪龙场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仕途生涯中的一次失败，但面对失败，他没有逃避，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思考儒佛道思想，于艰难的生命波涛中寻找立身之本。他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外在化的倾向，尤其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功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从而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具体路径。正是因为王阳明淡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从失败中汲取力量，才开创了心学。 每个人都可能面对失败。而对生活的如意或不如意，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人生的际遇，而是思想的瞬间；成功或不成功，有时候也不是由个人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意念的转换。当生活与感情皆陷入泥潭时，倘若连开启下一段旅程的勇气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陷在失败的泥潭中永远痛苦吗？ 一个秀才模样的人悠闲地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这个秀才背着诗词，摇着脑袋，满脸惬意。 秀才出门已经一年多了，他原先是进京赶考的，但是考场失利，名落孙山。他心情黯淡地度过了几个月的黑色时光，整日借酒消愁，以泪洗面。两个月前，他和几个朋友共游，与一老者相谈，秀才倒出了心中的苦闷，老人听后，说道：“昨天早上与你说话的第一个人是谁？” 秀才回道：“这个已经忘了。” “那明天你会遇到什么人？” “这个我哪里知道，明天还没来。” “此时此刻，你面前有谁？” 秀才愣了一下，说：“我面前当然是您啊。” 老人轻轻点头道：“昨天之事已忘却，明日之事尚未来，能把握的唯在此刻，你又何必对过去之事耿耿于怀。因为明天不可知，昨日已过去，不如放下挂念，平淡对之，你并没失去什么，不过是重新开始。” 秀才瞪大双眼，等着老人继续说下去。 老人接着说道：“既然是新的开始，又何必执着于以前？如潺潺溪水，偶被沙石所阻，但其终究万里波涛始于点滴。你可曾明白了？” 秀才微笑着，点头，此刻的他，已经有了新的打算。在京城办完了一些事情后，秀才告别朋友，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他决定三年之后，再考一次。 常人说，害怕失败，是因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是因为情绪太盛，秀才考场失利后顿觉颓唐，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在他及时醒悟——心境归于平淡，目标得以重新确立。在这个秀才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放弃后的心如止水，两眼迷离，而是再度追逐的豁然，因为这种豁然，不再对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不再对未知的将来作不确定的畅想，心落在了此时此刻，即此时此刻需要做的事以及如何将其做好。 作家林贵真说：“生命是个橘子，自己决定了生命，就像你选择买了这个橘子，酸甜就要自己负责了。生命是个橘子，一瓣跟着一瓣，有时一瓣瓣是甜的，也有时是酸的，但也要亲自尝了才酸甜自知。”生命本是一段路，每一段旅程，都需要一个开始，都需要你自己去体验、去锻炼，去接受成功与失败。 事实上，成功者能够不断获取成功不在于他们多么有智慧，而是在于他们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敢于往前迈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离成功更近一步。王阳明之所以鼓励人们在摔跤后爬起来继续走，是因为他深知淡定地面对失败，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最快的方法。 用寂寞催生心灵的成长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被远贬龙场初期，当地生活的艰苦以及精神上的寂寞，使他心情十分悲凉。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他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静虑，希望通过静坐来厘清自己的思绪。这是耐得住寂寞的表现，他也因此悟出了一个道理：圣人处世，在于自足七性，而不在向外求理。从此，王阳明就开始了用寂寞催生自己心灵成长的龙场悟道之旅。 在成功之前，大多数人必然要经历一段被自己埋没也被他人埋没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如果因一时的不被赏识而暴躁不安，很可能会前功尽弃；而如果暂时安下心来，耐心等待，于寂寞中养精蓄锐，甚至享受寂寞，这种经历往往会令整个人生受益匪浅。 寂寞固然令人痛苦，但也能让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安静的环境能够让一个人获得心灵的宁静，不容易受到外界杂务琐事的干扰。每个想要突破目前困境的人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只有在寂寞中才能促使人心灵的成长。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世界上最强的人，也是最孤独的人。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他的使命。” 王阳明在贬谪期间饱尝各种人生摧残与折磨。为了摆脱寂寞和苦楚，他兴办书院、传递文化；还经常和当地人交流，深刻感受到当地民众质朴人性的可贵。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他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使他通过与少数民族“礼益隆、情益至”的密切交往，激发他悟道传道的热情。王阳明用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一个真理：只要能耐得住寂寞，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当际遇向你招手时，你就能很好地把握，获得成功。 王顺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邮政局投递员，全国劳模，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的获得者。他一直从事着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的艰苦而平凡的乡邮工作。邮路往返里程360公里，月投递两班，一个班期为14天，22年来，他送邮行程达26万多公里，相当于走了21个二万五千里长征，相当于围绕地球转了6圈！王顺友担负的马班邮路，山高路险，气候恶劣，一天要经过几个气候带。他经常露宿荒山岩洞、乱石丛林，经历了被野兽袭击、意外受伤乃至肠子被骡马踢破等艰难困苦。他常年奔波在漫漫邮路上，一年中有330天左右的时间在大山中度过，无法照顾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为了排遣邮路上的寂寞和孤独，娱乐身心，他自编自唱山歌，其间不乏精品，像“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等等。为了能把信件及时送到群众手中，他宁愿在风雨中多走山路，改道绕行以方便沿途群众。他从未延误过一个班期，准确率达到100%。他还热心为农民群众传递科技信息、致富信息，购买优良种子。为了给群众捎去生产、生活用品，王顺友甘愿绕路、贴钱、吃苦，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二十余年来，王顺友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没有丢失过一份报刊，投递准确率达到100%，为中国邮政的服务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王顺友是成功的，因为他耐住了寂寞，战胜了自己。 耐得住寂寞，是所有成就事业者都遵循的一项原则。它以踏实、厚重、沉思的姿态，以严谨、严肃、严峻的态度，追求一种人生目标。当人生目标得以实现时，不喜形于色，而是以更低调的人生态度去探求另一奋斗目标和途径。 只要你耐得住寂寞，寂寞就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清福。正像梁实秋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寂寞是一种清福。我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地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一切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地望着那条烟线发怔。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还带着不少嫣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的声响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到空地上的拍打声。这时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 如果你勇敢地接受寂寞，拥抱寂寞，以平和的爱心关爱寂寞，你会发现：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寂寞的惧怕；寂寞也不烦闷，烦闷的是你自己内心的空虚。寂寞的人，往往是感情最为丰富、细腻的人，他们往往能体验他人所不能体验的生活，感悟他人所不能感悟的道理，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思想，获取他人所不能获取的能量，最后成就他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因此，王阳明提倡人们应接受寂寞，并学会用寂寞促进心灵的成长。 在事上磨炼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王阳明认为，圣人的心如镜子般明亮，丁点纤尘都无所容。而普通人的心就像一面满布尘埃、污垢的镜子，必须要狠狠地刮磨掉镜面上的污垢，才能清楚地照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即使偶尔沾惹上灰尘也要很快地擦拭掉。如果人们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致良知了。这其实就是王阳明常说的“在事上磨炼”的功夫。 《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说，人生犹如一块璞玉，必须经过切、磋、琢、磨这一精心打磨的过程，只有努力来雕琢这块璞玉，才能使它成为完美无瑕的艺术品。这和王阳明的心如污镜是一样的道理，无论是刮磨镜面的污垢，还是打磨璞玉，都是人们磨炼心性的象征。王阳明的一生历经了种种艰难险阻，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磨炼心性的过程。 《传习录》中记载：王阳明的学生陆澄暂居鸿胪寺时，突然接到家中的来信，说是儿子病危。听到这个消息后，陆澄甚是担忧。王阳明开导陆澄，说这正是一个磨炼的机会，平日讲学探讨都没有什么用。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用功夫，才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能力。 王阳明就是抱着要到达更高的人生境界，就得经历千苦百难的心态，磨炼自己的心性，体味人生的味道，慢慢雕琢粗糙的自我，渐渐将心性打造成了美玉。如果我们能像王阳明这般，仔细琢磨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现顽石中隐藏着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美玉；但如果不精雕细琢，安于粗陋的人生，那么我们终将平庸一世。 当然并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雕琢为美玉，不是每一个贝壳都可以孕育出珍珠，也不是每一粒种子都可以萌生出幼芽。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得不到磨炼，就不可能有积极向上的动力。只有那些遇到挫折而不退缩的人，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 很久以前，有一个养蚌人，他想培养一颗世上最大最美的珍珠。 于是他去海边沙滩上挑选沙粒，并且一颗一颗地问那些沙粒，愿不愿意变成珍珠。那些沙粒一颗一颗都摇头说不愿意。养蚌人从清晨问到黄昏，他都快要绝望了。 就在这时，有一颗沙粒答应了他。 旁边的沙粒都嘲笑起那颗沙粒，说它太傻，去蚌壳里住，远离亲人、朋友，见不到阳光、雨露、明月、清风，甚至还缺少空气，只能与黑暗、潮湿、寒冷、孤寂为伍，不值得。 可那颗沙粒还是无怨无悔地随着养蚌人去了。 斗转星移，几年过去了，那颗沙粒已长成了一颗晶莹剔透、价值连城的珍珠，而曾经嘲笑它傻的那些伙伴们，依然只是一堆沙粒，有的甚至已风化成土。 我们只是众多沙粒中最平凡的一颗，但只要我们有成为珍珠的信念，并且坚定不移，当走过黑暗与苦难的长长隧道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成长为一颗珍珠。 雕砚也是如此。砚石最初都是工匠从溪流里涉水挑选而来，石块呈灰色，运回后首先要曝晒，因为许多石头在溪流里十分精致，却有难以察觉的裂痕，只有不断地日晒雨淋才能显现。未经打磨的石头，表面粗糙，不容易看出色彩和纹理，但在切磨打光之后，就能完美而持久地呈现。雕砚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修底，因为底不平，上面不着力，就没有办法雕好，无论多么细致的花纹与藻饰，都要从最基础开始。 做人也是如此，无论表面怎样，只有经过琢磨，才会呈现出美丽的纹理。在生活中历练，正如在雕砚时磨砺，外表敦厚内心耿介的君子，经过心志与肌体的劳苦之后，方能承担大任。修底与磨砺都是正身的过程，戒与慎则是正身的方法。 王阳明注重的是将受束缚的常人之心变换为圣人之心，这虽然是一个很艰难的改变过程，但是有着永不退缩的勇气和毅力就可以完成。人生是要经过磨炼的，不经过反复磨炼，自己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的状态。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要精心琢磨，否则就不可能成就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九章 磨炼 王阳明是一个能够与逆境共处的人，他珍惜自己，热爱生命，并善于在逆境和失败中迅速调整心态，适应新的环境，寻获新的目标。如果人们能像王阳明一样不被生活中暂时的失败、打击和磨难吓倒，始终乐观地面对生活，就能成为内心强大的人。 逆境使人由弱变强 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弟子陆原静说自己平时烦恼太多，不曾体会到真正的乐趣，因此真切地想找到乐趣，王阳明开导他说：“圣贤们虽然另有真正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也是一般人共有的，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这种快乐，反而给自己找来了许多忧愁苦闷，丢弃了真正的快乐。虽然在忧苦迷茫中丢弃了快乐，但真正的快乐并非就不存在了，只需念头明朗，在自己身上寻找，便能真正感觉到快乐。”由此可见，人人自身都有快乐，只不过大多数人看不到这种快乐，反而向外面去寻找，结果却得到许多忧愁苦闷。 生活中有苦有乐。生活的波浪在高峰时，人即显得快乐，在低谷时，人便显得痛苦。而波浪永远都是忽高忽低，没有永恒的上扬，也没有永恒的下降，所以人生是痛苦与快乐交织并行，二者相伴而生，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系。所谓“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快乐”，就是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人生的苦乐。也就是说，人们不能只追求快乐，而讨厌烦恼和痛苦。 王阳明28岁举进士，之后他担任过刑部主事、兵部主事。正当他要为朝廷出力的时候，政治劫难降临到他头上。正德元年（1506年），因营救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人，王阳明抗疏，触犯了刘瑾，被罚廷杖，因此下狱，再贬谪贵州龙场做驿丞。在赴任途中，刘瑾又派人跟踪追杀。他侥幸逃过一死，之后他又乘坐一只商船游舟山，不料遭遇飓风，船漂流至福建的武夷山。王阳明本想隐居在武夷山，却又担心刘瑾找父亲的麻烦，于是他到南京探望父亲之后，便辗转到达龙场。 身处逆境固然让人痛苦，却也能磨砺人的意志，使一个人由脆弱变得坚强，变得有韧性。王阳明历经了磨难，心性比以前更坚强了。他开始了解群众疾苦，为生民立命，在艰苦的环境中逐步成长，最终构建了心学理论的大厦。 从长远来看，痛苦其实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人们常说的：“没有苦中苦，哪有甜中甜？”哈密瓜比蜜还要甜，人们吃在嘴里乐在心上；苦巴豆比难吃的中药还要苦。然而，种瓜的老人却告诉我们：“哈密瓜在下秧前，先要在地底下埋上半两苦巴豆，瓜秧才能茁壮成长，结出蜜一样的果实来。”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风霜苦，难得腊梅香”，这些俗语不也说明了成功的快乐，正是经历艰苦奋斗后才能得到的吗？古人“头悬梁，锥刺股”，苦则苦矣，但他们下苦功实现上进之志，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以苦为乐，苦中求乐，其乐无穷。 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师父拿出一个苦瓜，对弟子们说：“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圣河里浸泡它，并且把它带进你们所朝拜的圣殿，放在圣桌上供养，并朝拜它。” 弟子们朝圣走过了许多圣河圣殿，并依照师父的指示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师父，师父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作晚餐。晚餐的时候，师父吃了一口，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奇怪呀！泡过这么多圣水，进过这么多圣殿，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几位弟子听后立刻开悟了。 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圣水圣殿而改变；人生是苦的，修行是苦的，由情爱产生的生命本质也是苦的，这一点即使是圣人也不可能改变，何况是凡夫俗子！去看过著名油画大师凡·高故居的人都知道，那里只有一张裂开的木床和破皮鞋。凡·高一生潦倒困苦，没有娶妻，但也许正是生活上的困窘，才使他在艺术上有颇高的造诣，使他成为大师中的大师，使他的作品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对待人生与修行也是这样的，时时准备受苦，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真正认识那苦的滋味。苦瓜本来就是苦瓜，连根都是苦的，这是苦瓜的实相、真相，变甜只是我们虚幻的期待而已。唯有直面事物的真相，我们才能从中解脱。 当我们接纳苦，把苦看作是人生的必然历程时，苦便不再是世俗的“苦”。同样，接受乐，把乐当作是生命的历程，乐也不再仅仅是世俗的“乐”。享受生命的盛宴，享受所有的高潮与低谷，活在生命的苦乐之中，由此生命的苦乐便被我们掌握在手中。 恐惧源于依赖 来书云：“夫子昨以良知为照心。窃谓良知，心之本体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惧之心也，犹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惧为良知，何欤？” 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 弟子陆原静在给王阳明的信中问道：“昨天先生说良知就是照心，但我私下里觉得良知是心的本体；而照心，则是人所下的工夫，就是时时不忘检点、警戒自己的心，和‘思’相类似。而先生您却把戒慎恐惧当作是良知，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能够让人戒慎恐惧的，就是良知。”这里的良知，指的是人们不畏恐惧、面对恐惧的自信和勇气。 恐惧是人生命情感中难解的症结之一。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命的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平安无事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挫折、失败和痛苦。一个人若预料将会有某种不良后果产生或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恐惧，并为此紧张不安，从轻微的忧虑到惊慌失措。 就像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所言：“我们于空袭时，虽处很安全的地方，而总不免于怕，此即为空袭所累。确切地说，我们不是为空袭所累，而是为怕空袭所累也。更有人于无警报时，亦常忧虑警报之将来，他的累即更大。他的累不是警报，而是忧虑警报。对于忧虑警报的人，我们可以说，虽警报不来，而‘性情已困’矣。”简单地说，人们恐惧的其实是恐惧本身，而那些引发恐惧的对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骇人。 从心理学上来看，恐惧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依赖情结：对他人的依赖，对物质的依赖，对思想的依赖。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够独立，不能完全做自己而必须仰仗别人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充满不安和恐惧，害怕被遗弃，害怕失去已有的一切。 当我们发现依赖其他的人和事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恐惧时，我们会转而向自我的心灵求救，试着培养那些可以与恐惧相抗衡的力量，如勇气、信任、知识、希望、屈从、信仰以及爱。这些力量不但帮助我们接纳恐惧、分析恐惧，还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恐惧奋战。有了这些力量的庇护，我们就可以交出自己，避开那些阻塞生命能量流动的恐惧。 说到交出自己，许多人也许会疑惑：“交出自己，多少都会搅乱我们原有的生活，也许还会破坏我们的私人空间以及人格的完整。”因为每一次打开心扉、每一次心有所属、每一次为爱恋的人付出的时候，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处于手无寸铁、敏感脆弱的境地，从而妥协让步；而把自己完全交给另外一个人，更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往往会让人们陷入害怕失去自我的恐惧中。然而，当你真正尝试着去做这些时，你会发现你的心中只有爱，没有恐惧。 对于这一点，王阳明十分赞同。在他看来，致良知，就是要求人们用自信去面对恐惧。因为战胜恐惧的力量只在我们直接面对恐惧事物的瞬间产生。如果想得越多，潜能就被自己封锁得越严，最后，只会相信自己绝无那种抗拒恐惧的能力。相反，如果你忘了恐惧，自信且勇敢地面对生活，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你会发现，生活原来一直都很美好。正如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所说：“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正确对待不如意之事 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 王阳明认为，人在遭遇父母过世这样的伤心事时，认为按照天理就该忧虑，因而常常恨不得一下子哭死来化解心中的痛苦，他们只是一味地愁苦，却不知道“过度愁苦以至于不能保持心态中正平和”的道理。心一旦不能中正平和，做人做事就容易失去分寸。其实，王阳明是在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不如意的事，不要过度悲伤、愁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悲伤、愁苦等消极情绪常常会让人们失去判断力。所以，一个人在悲伤、愁苦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手重要事情的裁决，尤其是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生大事，因为悲伤、愁苦会使你的决策缺少深入全面的思考。一个人在看不到希望时，仍能够保持乐观，仍能善用自己的理智，是十分不容易的。 俗话说：“世上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上不顺心、不如意的事，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虽然不能决定外界的环境，但是可以决定自己的心灵选择。 当心停留在事物的积极方面时，我们将会发现事物的光明面，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也就是说，当你善于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看待问题时，任何不如意之事，都像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能让你看到机会并得到心灵上的成长。 一个人从事销售工作的第一年，因为经验不足而屡遭别人拒绝，这使他的心灵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和折磨，消沉到了近乎绝望的地步。 一天，他心情郁闷地来到空旷无人的乡下散步，想放松一下身心。在田埂边撒尿时，见到一只青蛙蹲在田边，无聊之下，便把尿撒在青蛙的头上。 他原以为会看到青蛙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大吃一惊，狼狈逃跑的情景。谁知道，那只青蛙不但毫无逃走的意思，还睁着眼睛舒舒服服地蹲在那里，很享受的样子。在它看来，这似乎不是一种羞辱，而是一次暖和、舒适的温水淋浴。 那个推销员见此情景，心头一动，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以前我总是把客户的拒绝视为对自己的羞辱，觉得自己干的工作很低贱。我能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呢，就像那只青蛙一样，把无理的羞辱视为一种享受，当作提升自己心灵不可缺少的机会。这样，即使遭到再多的拒绝，我只要能保持冷静、接纳、乐观的心境，所谓的羞辱又怎么进入得了我的内心呢？” 自从悟得了这个道理后，他不再害怕别人的拒绝，反而深入了解每次被拒绝的原因，用以提升自己的销售能力。他的业绩也越来越好，连续多年获得推销冠军的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推销之王。 如果故事中的销售员没有正确对待客户的屡次拒绝，那他的消极情绪就会阻碍他继续努力工作，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 每一天，生活会带给我们何种情绪，其实都是由我们的心灵如何去看待它所决定的。即使在遭遇危机时，若能够正确对待面临的危机——不要过度愁苦，而要用一种接纳、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就能获得一个有意义、快乐的人生。 面对失败，保持淡定 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 王阳明认为，面对失败，要保持淡定，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走路时突然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尘，审视身体没有摔伤后继续走路，而不要自欺欺人装出没有摔倒的样子，更不要站在原地不敢动。 辉煌与低谷、成功与失败都只是人生的一段旅程。今天的辉煌不代表日后的成功，今天的失败也不能代表日后的低谷。正是这一段段不同的旅程才成就了此时此刻的我们，并塑造着以后的我们。然而在低谷和辉煌、失败和成功的转化过程中，每一个转折都需要我们从容面对，淡然处之，勇敢继续下一段旅程。 贬谪龙场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仕途生涯中的一次失败，但面对失败，他没有逃避，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思考儒佛道思想，于艰难的生命波涛中寻找立身之本。他针对程朱理学越来越脱离人的生命而知识化、外在化的倾向，尤其是其末流暴露出来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以更加简易直截的功夫与“先立乎其大”的入手方法，开辟了另一条与朱子不同的成德之学，从而拓宽了主体自立自主的精神价值世界，展示了道德自律与人格挺立的实践精义及具体路径。正是因为王阳明淡定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从失败中汲取力量，才开创了心学。 每个人都可能面对失败。而对生活的如意或不如意，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人生的际遇，而是思想的瞬间；成功或不成功，有时候也不是由个人的努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意念的转换。当生活与感情皆陷入泥潭时，倘若连开启下一段旅程的勇气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陷在失败的泥潭中永远痛苦吗？ 一个秀才模样的人悠闲地走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这个秀才背着诗词，摇着脑袋，满脸惬意。 秀才出门已经一年多了，他原先是进京赶考的，但是考场失利，名落孙山。他心情黯淡地度过了几个月的黑色时光，整日借酒消愁，以泪洗面。两个月前，他和几个朋友共游，与一老者相谈，秀才倒出了心中的苦闷，老人听后，说道：“昨天早上与你说话的第一个人是谁？” 秀才回道：“这个已经忘了。” “那明天你会遇到什么人？” “这个我哪里知道，明天还没来。” “此时此刻，你面前有谁？” 秀才愣了一下，说：“我面前当然是您啊。” 老人轻轻点头道：“昨天之事已忘却，明日之事尚未来，能把握的唯在此刻，你又何必对过去之事耿耿于怀。因为明天不可知，昨日已过去，不如放下挂念，平淡对之，你并没失去什么，不过是重新开始。” 秀才瞪大双眼，等着老人继续说下去。 老人接着说道：“既然是新的开始，又何必执着于以前？如潺潺溪水，偶被沙石所阻，但其终究万里波涛始于点滴。你可曾明白了？” 秀才微笑着，点头，此刻的他，已经有了新的打算。在京城办完了一些事情后，秀才告别朋友，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他决定三年之后，再考一次。 常人说，害怕失败，是因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是因为情绪太盛，秀才考场失利后顿觉颓唐，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在他及时醒悟——心境归于平淡，目标得以重新确立。在这个秀才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放弃后的心如止水，两眼迷离，而是再度追逐的豁然，因为这种豁然，不再对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不再对未知的将来作不确定的畅想，心落在了此时此刻，即此时此刻需要做的事以及如何将其做好。 作家林贵真说：“生命是个橘子，自己决定了生命，就像你选择买了这个橘子，酸甜就要自己负责了。生命是个橘子，一瓣跟着一瓣，有时一瓣瓣是甜的，也有时是酸的，但也要亲自尝了才酸甜自知。”生命本是一段路，每一段旅程，都需要一个开始，都需要你自己去体验、去锻炼，去接受成功与失败。 事实上，成功者能够不断获取成功不在于他们多么有智慧，而是在于他们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敢于往前迈一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都是离成功更近一步。王阳明之所以鼓励人们在摔跤后爬起来继续走，是因为他深知淡定地面对失败，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最快的方法。 用寂寞催生心灵的成长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被远贬龙场初期，当地生活的艰苦以及精神上的寂寞，使他心情十分悲凉。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他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静虑，希望通过静坐来厘清自己的思绪。这是耐得住寂寞的表现，他也因此悟出了一个道理：圣人处世，在于自足七性，而不在向外求理。从此，王阳明就开始了用寂寞催生自己心灵成长的龙场悟道之旅。 在成功之前，大多数人必然要经历一段被自己埋没也被他人埋没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如果因一时的不被赏识而暴躁不安，很可能会前功尽弃；而如果暂时安下心来，耐心等待，于寂寞中养精蓄锐，甚至享受寂寞，这种经历往往会令整个人生受益匪浅。 寂寞固然令人痛苦，但也能让人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安静的环境能够让一个人获得心灵的宁静，不容易受到外界杂务琐事的干扰。每个想要突破目前困境的人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只有在寂寞中才能促使人心灵的成长。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说：“世界上最强的人，也是最孤独的人。只有最伟大的人，才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他的使命。” 王阳明在贬谪期间饱尝各种人生摧残与折磨。为了摆脱寂寞和苦楚，他兴办书院、传递文化；还经常和当地人交流，深刻感受到当地民众质朴人性的可贵。譬如彝族首领安贵荣知道他在龙场的艰难处境后，便主动给予他生活上的照顾，使他通过与少数民族“礼益隆、情益至”的密切交往，激发他悟道传道的热情。王阳明用他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一个真理：只要能耐得住寂寞，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当际遇向你招手时，你就能很好地把握，获得成功。 王顺友，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邮政局投递员，全国劳模，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的获得者。他一直从事着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的艰苦而平凡的乡邮工作。邮路往返里程360公里，月投递两班，一个班期为14天，22年来，他送邮行程达26万多公里，相当于走了21个二万五千里长征，相当于围绕地球转了6圈！王顺友担负的马班邮路，山高路险，气候恶劣，一天要经过几个气候带。他经常露宿荒山岩洞、乱石丛林，经历了被野兽袭击、意外受伤乃至肠子被骡马踢破等艰难困苦。他常年奔波在漫漫邮路上，一年中有330天左右的时间在大山中度过，无法照顾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为了排遣邮路上的寂寞和孤独，娱乐身心，他自编自唱山歌，其间不乏精品，像“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福”，等等。为了能把信件及时送到群众手中，他宁愿在风雨中多走山路，改道绕行以方便沿途群众。他从未延误过一个班期，准确率达到100%。他还热心为农民群众传递科技信息、致富信息，购买优良种子。为了给群众捎去生产、生活用品，王顺友甘愿绕路、贴钱、吃苦，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二十余年来，王顺友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没有丢失过一份报刊，投递准确率达到100%，为中国邮政的服务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王顺友是成功的，因为他耐住了寂寞，战胜了自己。 耐得住寂寞，是所有成就事业者都遵循的一项原则。它以踏实、厚重、沉思的姿态，以严谨、严肃、严峻的态度，追求一种人生目标。当人生目标得以实现时，不喜形于色，而是以更低调的人生态度去探求另一奋斗目标和途径。 只要你耐得住寂寞，寂寞就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清福。正像梁实秋先生所描绘的那样：“寂寞是一种清福。我在小小的书斋里，焚起一炉香，袅袅的一缕烟线笔直地上升，一直戳到顶棚，好像屋里的一切是绝对的静止，我的呼吸都没有搅动出一点波澜似的。我独自暗暗地望着那条烟线发怔。屋外庭院中的紫丁香还带着不少嫣红焦黄的叶子，枯叶乱枝的声响可以很清晰地听到，先是一小声清脆的折断声，然后是撞击枝干的磕碰声，最后是落到空地上的拍打声。这时我感到了寂寞。在这寂寞中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存在——片刻的孤立的存在。” 如果你勇敢地接受寂寞，拥抱寂寞，以平和的爱心关爱寂寞，你会发现：寂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寂寞的惧怕；寂寞也不烦闷，烦闷的是你自己内心的空虚。寂寞的人，往往是感情最为丰富、细腻的人，他们往往能体验他人所不能体验的生活，感悟他人所不能感悟的道理，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思想，获取他人所不能获取的能量，最后成就他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因此，王阳明提倡人们应接受寂寞，并学会用寂寞促进心灵的成长。 在事上磨炼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 王阳明认为，圣人的心如镜子般明亮，丁点纤尘都无所容。而普通人的心就像一面满布尘埃、污垢的镜子，必须要狠狠地刮磨掉镜面上的污垢，才能清楚地照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即使偶尔沾惹上灰尘也要很快地擦拭掉。如果人们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致良知了。这其实就是王阳明常说的“在事上磨炼”的功夫。 《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思是说，人生犹如一块璞玉，必须经过切、磋、琢、磨这一精心打磨的过程，只有努力来雕琢这块璞玉，才能使它成为完美无瑕的艺术品。这和王阳明的心如污镜是一样的道理，无论是刮磨镜面的污垢，还是打磨璞玉，都是人们磨炼心性的象征。王阳明的一生历经了种种艰难险阻，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磨炼心性的过程。 《传习录》中记载：王阳明的学生陆澄暂居鸿胪寺时，突然接到家中的来信，说是儿子病危。听到这个消息后，陆澄甚是担忧。王阳明开导陆澄，说这正是一个磨炼的机会，平日讲学探讨都没有什么用。只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用功夫，才能够真正提升自己的能力。 王阳明就是抱着要到达更高的人生境界，就得经历千苦百难的心态，磨炼自己的心性，体味人生的味道，慢慢雕琢粗糙的自我，渐渐将心性打造成了美玉。如果我们能像王阳明这般，仔细琢磨自己的人生，就会发现顽石中隐藏着连自己都不曾察觉的美玉；但如果不精雕细琢，安于粗陋的人生，那么我们终将平庸一世。 当然并不是每一块石头都能雕琢为美玉，不是每一个贝壳都可以孕育出珍珠，也不是每一粒种子都可以萌生出幼芽。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得不到磨炼，就不可能有积极向上的动力。只有那些遇到挫折而不退缩的人，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 很久以前，有一个养蚌人，他想培养一颗世上最大最美的珍珠。 于是他去海边沙滩上挑选沙粒，并且一颗一颗地问那些沙粒，愿不愿意变成珍珠。那些沙粒一颗一颗都摇头说不愿意。养蚌人从清晨问到黄昏，他都快要绝望了。 就在这时，有一颗沙粒答应了他。 旁边的沙粒都嘲笑起那颗沙粒，说它太傻，去蚌壳里住，远离亲人、朋友，见不到阳光、雨露、明月、清风，甚至还缺少空气，只能与黑暗、潮湿、寒冷、孤寂为伍，不值得。 可那颗沙粒还是无怨无悔地随着养蚌人去了。 斗转星移，几年过去了，那颗沙粒已长成了一颗晶莹剔透、价值连城的珍珠，而曾经嘲笑它傻的那些伙伴们，依然只是一堆沙粒，有的甚至已风化成土。 我们只是众多沙粒中最平凡的一颗，但只要我们有成为珍珠的信念，并且坚定不移，当走过黑暗与苦难的长长隧道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成长为一颗珍珠。 雕砚也是如此。砚石最初都是工匠从溪流里涉水挑选而来，石块呈灰色，运回后首先要曝晒，因为许多石头在溪流里十分精致，却有难以察觉的裂痕，只有不断地日晒雨淋才能显现。未经打磨的石头，表面粗糙，不容易看出色彩和纹理，但在切磨打光之后，就能完美而持久地呈现。雕砚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修底，因为底不平，上面不着力，就没有办法雕好，无论多么细致的花纹与藻饰，都要从最基础开始。 做人也是如此，无论表面怎样，只有经过琢磨，才会呈现出美丽的纹理。在生活中历练，正如在雕砚时磨砺，外表敦厚内心耿介的君子，经过心志与肌体的劳苦之后，方能承担大任。修底与磨砺都是正身的过程，戒与慎则是正身的方法。 王阳明注重的是将受束缚的常人之心变换为圣人之心，这虽然是一个很艰难的改变过程，但是有着永不退缩的勇气和毅力就可以完成。人生是要经过磨炼的，不经过反复磨炼，自己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的状态。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都要精心琢磨，否则就不可能成就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十章 智慧 在王阳明看来，仁是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人们要从自己的内心求仁，将心比心，才能够爱一切人，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人，而不是指责、批评他人的过失，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大智慧、大魅力的仁者圣贤。 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在王阳明看来，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如果有一物失常，就是自己的仁爱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阐述天地万物共为一体的道理，王阳明又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意思是说，人们既然同样喜爱动物与草木，怎么忍心拿草木去饲养禽兽呢？同样热爱人与禽兽，为什么忍心宰杀了禽兽去供养父母、祭祀和招待宾客呢？对至亲的人与路人同样充满仁爱，但是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无法保全两方的性命，怎么能忍心只让至亲的人吃了活命，让路人饿死呢？ 《论语》中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孔子所说的“一切人”并不单指人类这一种生命，而泛指世界上的一切生命，这才是圣人的“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人类最高可能的平等性基础上的，是没有半点私心的。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中写道：“有亲，非仁也。”就是说，只要带有一点私情，就已经够不上仁了。佛家讲慈悲平等，则是爱一切众生。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有所亲，有所偏爱，就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 有一个农夫的妻子去世了，农夫请无相禅师到家里来为他的亡妻诵经超度。佛事完毕以后，农夫问道：“禅师，您认为我的妻子能从这次佛事中得到多少收益呢？”无相禅师如实回答道：“佛法好像慈航，普度众生；好像日光，遍照大地。不只是你的妻子可以得到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无不从中得益。”农夫听了有些不满意：“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可是我的妻子很娇弱，其他众生也许会占她便宜，把她的功德夺去。请您这次只单单为她诵经超度，不要回向给其他众生，可以吗？”无相禅师慨叹农夫的自私，但仍慈悲地开导道：“回向是好事情啊！你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但万物皆蒙照耀；一粒种子可以生长万千果实。你应该用你的善心点燃这一支蜡烛，去引燃千千万万支蜡烛，这样世间的光亮就会增加百千万倍，而且本身的这支蜡烛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亮光。如果人人都能抱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因千千万万人的回向，而蒙受很多的功德，何乐而不为呢？故我们佛教徒应该平等地看待一切众生！”农夫想了想，知道无法说服禅师，只好让步：“好吧，这个教义很好。但是，但是……”农夫吞吞吐吐地说道：“还是要请法师破个例，我有一位邻居，平日里总是欺侮我，如果能把他除去在一切有情众生之外就好了。”无相禅师忍不住以严厉的口吻说道：“既然是一切众生，哪里来的除外？” 佛法的功德在于普度众生，岂有为一人超度之理？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他们看待天下的人，没有远近内外之别，凡是有生命的都是兄弟儿女，都要教养他们，使他们安全，以实现自己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念。普通凡人的心原本同圣人的心并无差别，只是后来夹杂了私心，内心的良知渐渐为物欲所蒙蔽，与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就变成了狭隘的私心；有了私心，就生出了爱与憎的情绪，就将万物分化开来。 可见，如果人们能够消除内心爱与憎的区分，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爱一切人、事，就能恢复通透的良知，获得人生的成功与幸福。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 王阳明认为，“亲民”就像《孟子》中所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让他们互相亲近。而要和他人互相亲近、仁爱，人们要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这点上，王阳明可谓最佳典范。回顾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是被贬龙场还是官居高位，他始终和百姓保持亲密的联系，做到了将心比心，仁爱百姓。 “仁”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孔子眼里，无论是“好仁者”还是“恶不仁者”都有一颗仁爱的心，人性本善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性本仁。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爱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给别人东西，最好想想对方或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如果连自己都不想要，那么最好还是把这个东西拿回去。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不是孤立的，周围有许多与自己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为使学习顺利、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人们都愿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推己及人则是实现人际关系和睦、融洽的重要途径。要做到推己及人，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再进一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要站得住脚，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想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帮助别人事事行得通，真正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在古稀之年，每到天寒时，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然后径直走进厨房，熟练地生火、烧水、煮粥。满满的一大锅粥要熬上很长时间，杨夫人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清甜的粥香顺着热气渐渐充满了厨房，飘到了院子里。院子的另一边，仆人们伴着这熟悉的香气陆陆续续地起床，洗漱完毕后，来到厨房，并接过杨夫人盛好的满满一大碗热粥喝了起来。杨夫人的儿子杨东山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甚是心疼。一次，他劝母亲说：“天气这么冷，您又何苦这么操劳呢？”杨夫人语重心长地说：“他们虽是仆人，但也是各自父母所牵挂的子女。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要给我们家里做活，让他们喝些热粥，心中有些热气，这样干起活来才不会伤身体。”一席话说得儿子点头称赞。 杨夫人之所以能做到慈悲为怀，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心地善良，懂得体贴与关怀他人的人。她会设身处地地体会别人的切身感受，能够为别人着想。她的一席话既教育了儿子，也温暖了仆人们的心。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培养推己及人的美德，搞好人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以爱己之心来对待周围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自己的感受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以自己的处境去想象别人的处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将心比心，把别人当作自己来对待，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收获真正的情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己所欲”才施于人，推己及人也要有自己的“道”，即原则。要知道，不是所有于己有益的东西都适用于他人，当然也不是所有对某一个人有益的东西，别人都能接受。在他们不想接受时，绝不能以“这是为他们好”为由，强迫其接受，因为每个人对好的定义不同，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如果侵犯这一权利，不是也掉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陷阱了吗？ 掌控好自己的怒气 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不该发怒时发怒，就是被怒鬼迷住了心窍。这种怒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迁怒他人的行为。“不迁怒”语出《论语·雍也》，意在劝诫人们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什么烦恼和愤怒，不要将其发泄到别人身上去，不要拿不相干的人当出气筒。 迁怒他人是许多人都会犯的过错，被迁怒的对象往往是人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家人和朋友，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家人和朋友会给予自己足够的包容和忍耐，而且即使他们出言反驳，也不会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因而也就不容易破坏彼此的情感。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踢猫效应”，说的是“迁怒”带来的连锁反应。 A是一家公司的市场部主管，一日，A在上班途中因为堵车心情不好，而且由于闯红灯还被警察罚款，来到公司后他一脸阴沉。这时，A的下属B来找A汇报工作，B理所当然成了A的情绪宣泄对象。B莫名其妙地被上司批评了一顿，本来很好的心情一下子也变坏了，而且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晚上下班回家，B的儿子小C看到爸爸回来，很得意地将自己在幼儿园画的画拿给爸爸看，希望得到爸爸的表扬。B很烦躁，不仅没有表扬儿子，反而骂了他一顿，说他瞎胡闹。小C莫名其妙地被爸爸骂了一顿，心里十分委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这时，他家的小猫经过他面前，小C狠狠地踢了猫咪一脚…… 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犯了“迁怒”的错误，于是便让这种坏情绪不断地延续下去，为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恼。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一篇杂谈《天呐！妈呀！》里列举了这样一个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共同协作，使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强盛起来。威廉一世的脾气向来不好，因为处处受到俾斯麦的约束，回到后宫时经常气得乱砸东西。一次，皇后问他：“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威廉一世说：“对呀！”皇后说：“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威廉一世说：“你不懂。他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只好摔茶杯啦！”因为不能迁怒，所以威廉一世只好隐忍，而在他的隐忍之下，德国变得强盛起来。 迁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果我们能修炼自己不迁怒于人的品德，久而久之自己的性格也会发生转变，个人修养也会得到提高。 不迁怒也符合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孔子说人不应当把对自己的要求套用在别人的身上，自己能做得到，不必非要求别人做到。迁怒也是这个道理，人的心中有愤恨，不要拿别人当出气筒，自己消化了岂不是更好，还显得很有涵养。 王阳明追求内心的中正平和，因此他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动怒，更不要在不该发怒的时候发怒，尤其不要迁怒别人，以免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 通过赞美改变他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王阳明认为，大凡朋友们相处，应该少一些规劝指责、多一些奖励鼓舞，这样才对。不只是针对朋友要如此，在人际交往中也应少一些批评，多一些鼓励，才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很多人喜欢批评别人：考虑事情不全面、能力不够……批评是谁都会做的事情，很简单，但对于那些被批评者而言，就是无尽的痛苦了。轻者变得不自信，严重的甚至自暴自弃，最后毁了一生。 对比批评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赞美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也是人际交往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办法。 有一户人家刚搬到一个新住处，由于人地生疏，邻里关系总是搞不好，常常发生口角。这家人常为这件事情伤脑筋，于是去请教智者，智者说了三个字：“说好话。” 这家的女主人很聪明，她决定按照智者的话去做。之后她一见到邻居老太太就夸她精神好、气色好；遇到邻居大姐买菜就夸她篮子里的菜又新鲜又便宜；碰到邻居送儿子上学就夸邻居的儿子又聪明又懂事；要是有人到她家开的百货店买东西，见到年长的就叫大娘、婶子、叔叔、大爷，见到年纪相仿的就叫姐妹、兄弟，而那些小孩子，她则冠以“多漂亮的小姑娘”和“多帅的小伙子”等美称。结果没过多久，这家人在镇上就小有人缘了，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世界上，有谁不喜欢被别人赞美呢？可以说喜欢被人赞美是人的天性。而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赞美是一种有效的交往技巧，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甲乙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任职，一次，两人闹了矛盾。一天，甲对另一同事丙说：“你去告诉她，我真受不了她了，请她改一改她的坏脾气，否则我再也不会理她了。”丙说：“好，我会处理这件事。”丙果真去找了乙。之后，当甲遇到乙的时候，觉得她不再那么盛气凌人了，而且还跟甲友好地打招呼。在以后的日子里，乙变得和气又有礼貌，与从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甲就向丙表示谢意，并且好奇地问：“你是怎么说服她的？”丙笑着说：“我只是跟她说，有好多人都称赞她，尤其是你，说她又温柔又善良，不光人长得漂亮，脾气也好，人缘也好！如此而已。” 批评和指责别人，只能带来更多的怨怼和不满，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很容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相反，如果采用赞美的方法，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法国名人拉罗什夫科曾说：“理智、美丽和勇敢的赞扬提高了人们，完善了人们。”所以，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妨尝试着赞美别人，努力挖掘他人的闪光点，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仁爱精神。 行善不要伤害别人自尊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们为了行善而行善，就不是真正的仁者。就好比，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从父亲那里得到“孝”的美名；辅助君王，不是为了从君主那里得到“忠”的称赞；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也不是为了从朋友或者百姓那里得到“守信”和“仁爱”的赞誉。 《论语·先进》中写道：“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意思是说，子张问怎样算是一个好人，怎样做才叫行善？孔子的答复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什么叫“不践迹”呢？就是不留一丝痕迹。我们可以借用道家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我们在电影中时常看到坏人的一些做法：他们一般在作案的时候要戴上手套，作案之后还要毁尸灭迹，让警察追查不到他们的行踪。如果人们把这种“不践迹”的态度用到行善做好事上，就能很好地致良知，让世界更和谐、更快乐。 生活中，一些人做好事是希望别人对他感恩戴德，或者是希望别人能看见他做了好事，这样的人其实并不算是真正做好事。孔子认为，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他做事的痕迹的。可见，孔子对于行善的标准要求很高，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做好事不留名”，但是比这个的标准要高一点。孔子还强调了做好事应注意方法，比如你伤害了别人的自尊，那你的行善就不能算是行善。 有一家卖布丁的商店，将许多美味的布丁摆放成一排。顾客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口味的布丁，店家甚至还允许顾客先品尝，然后再做决定。店主海特常常想，会不会有些根本不打算买布丁的人利用这个优惠的机会白吃呢？有一天，他向女店员提出了这个问题，才得知的确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她说，“他几乎每星期都来这儿尝一尝每一种布丁，尽管他从来不买什么，而且，我怀疑他永远也不会买。我从去年，甚至前年就记住他了。唉，如果他想来就让他来吧，我们也欢迎。而且，我希望有更多商店让他去品尝布丁。他看上去好像确实需要这样，我想大家都不会在乎的。”就在她跟海特说话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一瘸一拐地来到柜台前，开始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起那一排布丁。“哎，他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位先生，”女店员轻轻地对海特说，“现在你就看着他好了。”说完，又转身对老先生说：“您想尝尝这些布丁吗，先生？您就用这把调羹好了！” 这位老先生衣着破旧，但很整洁。他接过调羹，开始急切地一个接一个地品尝布丁，只是偶尔停下来，用一块大大的手绢擦擦他发红的眼睛。海特看到他的手绢已经完全破了。“这种不错。” “这种也很好，但稍稍油腻了一点。”海特想：看起来，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最终会买下一个布丁，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商店。可怜的老头！也许他过去有钱来挑选自己最爱吃的布丁，如今他已家境破落，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这样品尝品尝了。海特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走到老人跟前说：“对不起，先生，能赏个脸吗？让我为您买一只布丁吧，这会让我深感欣慰的。”听完海特的话，老先生好像被刺了一下似的往后一跳，热血冲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对不起，”他说，他的神态比海特根据其外表想象出的要高傲得多，“我想我跟您并不相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说完，老先生转身对女店员大声说道：“劳驾，把这只布丁替我包好，我要带走。”他指了指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一只布丁。女店员从架子上取下布丁，开始打包。这时，他掏出一只破旧的黑色小皮夹子，开始数起他那些零散而少得可怜的钱来，然后将它们放到柜台上。 一个真正行善的人，在帮助他人时绝不会表现得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这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由此可见，做一个好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为了行善而行善，那不是真正的行善，更多的是为自己博取“仁”的美名。真正的行善，应该是“好事不留名”；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顾及他人的自尊，这也是王阳明所认可的仁爱精神。 第十章 智慧 在王阳明看来，仁是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人们要从自己的内心求仁，将心比心，才能够爱一切人，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人，而不是指责、批评他人的过失，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大智慧、大魅力的仁者圣贤。 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在王阳明看来，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如果有一物失常，就是自己的仁爱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为了进一步阐述天地万物共为一体的道理，王阳明又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宴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意思是说，人们既然同样喜爱动物与草木，怎么忍心拿草木去饲养禽兽呢？同样热爱人与禽兽，为什么忍心宰杀了禽兽去供养父母、祭祀和招待宾客呢？对至亲的人与路人同样充满仁爱，但是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无法保全两方的性命，怎么能忍心只让至亲的人吃了活命，让路人饿死呢？ 《论语》中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孔子所说的“一切人”并不单指人类这一种生命，而泛指世界上的一切生命，这才是圣人的“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是建立在人类最高可能的平等性基础上的，是没有半点私心的。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中写道：“有亲，非仁也。”就是说，只要带有一点私情，就已经够不上仁了。佛家讲慈悲平等，则是爱一切众生。仁慈是爱天下，没有私心。有所亲，有所偏爱，就不是仁的最高目的了。 有一个农夫的妻子去世了，农夫请无相禅师到家里来为他的亡妻诵经超度。佛事完毕以后，农夫问道：“禅师，您认为我的妻子能从这次佛事中得到多少收益呢？”无相禅师如实回答道：“佛法好像慈航，普度众生；好像日光，遍照大地。不只是你的妻子可以得到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无不从中得益。”农夫听了有些不满意：“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可是我的妻子很娇弱，其他众生也许会占她便宜，把她的功德夺去。请您这次只单单为她诵经超度，不要回向给其他众生，可以吗？”无相禅师慨叹农夫的自私，但仍慈悲地开导道：“回向是好事情啊！你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但万物皆蒙照耀；一粒种子可以生长万千果实。你应该用你的善心点燃这一支蜡烛，去引燃千千万万支蜡烛，这样世间的光亮就会增加百千万倍，而且本身的这支蜡烛并不会因此而减少亮光。如果人人都能抱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因千千万万人的回向，而蒙受很多的功德，何乐而不为呢？故我们佛教徒应该平等地看待一切众生！”农夫想了想，知道无法说服禅师，只好让步：“好吧，这个教义很好。但是，但是……”农夫吞吞吐吐地说道：“还是要请法师破个例，我有一位邻居，平日里总是欺侮我，如果能把他除去在一切有情众生之外就好了。”无相禅师忍不住以严厉的口吻说道：“既然是一切众生，哪里来的除外？” 佛法的功德在于普度众生，岂有为一人超度之理？ 在王阳明看来，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他们看待天下的人，没有远近内外之别，凡是有生命的都是兄弟儿女，都要教养他们，使他们安全，以实现自己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念。普通凡人的心原本同圣人的心并无差别，只是后来夹杂了私心，内心的良知渐渐为物欲所蒙蔽，与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就变成了狭隘的私心；有了私心，就生出了爱与憎的情绪，就将万物分化开来。 可见，如果人们能够消除内心爱与憎的区分，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爱一切人、事，就能恢复通透的良知，获得人生的成功与幸福。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 王阳明认为，“亲民”就像《孟子》中所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的意思。百姓不仁爱，舜就让契担任司徒，“敬敷五教”，让他们互相亲近。而要和他人互相亲近、仁爱，人们要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这点上，王阳明可谓最佳典范。回顾王阳明的一生，无论是被贬龙场还是官居高位，他始终和百姓保持亲密的联系，做到了将心比心，仁爱百姓。 “仁”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在孔子眼里，无论是“好仁者”还是“恶不仁者”都有一颗仁爱的心，人性本善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人性本仁。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爱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给别人东西，最好想想对方或自己到底想不想要，如果连自己都不想要，那么最好还是把这个东西拿回去。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不是孤立的，周围有许多与自己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为使学习顺利、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人们都愿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推己及人则是实现人际关系和睦、融洽的重要途径。要做到推己及人，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再进一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要站得住脚，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脚，自己想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帮助别人事事行得通，真正做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妻子在古稀之年，每到天寒时，天不亮就早早起来，然后径直走进厨房，熟练地生火、烧水、煮粥。满满的一大锅粥要熬上很长时间，杨夫人每次都耐心地等着。清甜的粥香顺着热气渐渐充满了厨房，飘到了院子里。院子的另一边，仆人们伴着这熟悉的香气陆陆续续地起床，洗漱完毕后，来到厨房，并接过杨夫人盛好的满满一大碗热粥喝了起来。杨夫人的儿子杨东山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甚是心疼。一次，他劝母亲说：“天气这么冷，您又何苦这么操劳呢？”杨夫人语重心长地说：“他们虽是仆人，但也是各自父母所牵挂的子女。现在天气这么冷，他们还要给我们家里做活，让他们喝些热粥，心中有些热气，这样干起活来才不会伤身体。”一席话说得儿子点头称赞。 杨夫人之所以能做到慈悲为怀，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心地善良，懂得体贴与关怀他人的人。她会设身处地地体会别人的切身感受，能够为别人着想。她的一席话既教育了儿子，也温暖了仆人们的心。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培养推己及人的美德，搞好人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以爱己之心来对待周围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自己的感受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以自己的处境去想象别人的处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将心比心，把别人当作自己来对待，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才能收获真正的情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己所欲”才施于人，推己及人也要有自己的“道”，即原则。要知道，不是所有于己有益的东西都适用于他人，当然也不是所有对某一个人有益的东西，别人都能接受。在他们不想接受时，绝不能以“这是为他们好”为由，强迫其接受，因为每个人对好的定义不同，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如果侵犯这一权利，不是也掉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陷阱了吗？ 掌控好自己的怒气 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不该发怒时发怒，就是被怒鬼迷住了心窍。这种怒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迁怒他人的行为。“不迁怒”语出《论语·雍也》，意在劝诫人们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什么烦恼和愤怒，不要将其发泄到别人身上去，不要拿不相干的人当出气筒。 迁怒他人是许多人都会犯的过错，被迁怒的对象往往是人们身边最亲近的人——家人和朋友，主要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家人和朋友会给予自己足够的包容和忍耐，而且即使他们出言反驳，也不会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因而也就不容易破坏彼此的情感。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踢猫效应”，说的是“迁怒”带来的连锁反应。 A是一家公司的市场部主管，一日，A在上班途中因为堵车心情不好，而且由于闯红灯还被警察罚款，来到公司后他一脸阴沉。这时，A的下属B来找A汇报工作，B理所当然成了A的情绪宣泄对象。B莫名其妙地被上司批评了一顿，本来很好的心情一下子也变坏了，而且一整天都闷闷不乐。晚上下班回家，B的儿子小C看到爸爸回来，很得意地将自己在幼儿园画的画拿给爸爸看，希望得到爸爸的表扬。B很烦躁，不仅没有表扬儿子，反而骂了他一顿，说他瞎胡闹。小C莫名其妙地被爸爸骂了一顿，心里十分委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这时，他家的小猫经过他面前，小C狠狠地踢了猫咪一脚…… 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犯了“迁怒”的错误，于是便让这种坏情绪不断地延续下去，为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恼。 国学大师南怀瑾在一篇杂谈《天呐！妈呀！》里列举了这样一个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共同协作，使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强盛起来。威廉一世的脾气向来不好，因为处处受到俾斯麦的约束，回到后宫时经常气得乱砸东西。一次，皇后问他：“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威廉一世说：“对呀！”皇后说：“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威廉一世说：“你不懂。他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只好摔茶杯啦！”因为不能迁怒，所以威廉一世只好隐忍，而在他的隐忍之下，德国变得强盛起来。 迁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果我们能修炼自己不迁怒于人的品德，久而久之自己的性格也会发生转变，个人修养也会得到提高。 不迁怒也符合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孔子说人不应当把对自己的要求套用在别人的身上，自己能做得到，不必非要求别人做到。迁怒也是这个道理，人的心中有愤恨，不要拿别人当出气筒，自己消化了岂不是更好，还显得很有涵养。 王阳明追求内心的中正平和，因此他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动怒，更不要在不该发怒的时候发怒，尤其不要迁怒别人，以免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 通过赞美改变他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王阳明认为，大凡朋友们相处，应该少一些规劝指责、多一些奖励鼓舞，这样才对。不只是针对朋友要如此，在人际交往中也应少一些批评，多一些鼓励，才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很多人喜欢批评别人：考虑事情不全面、能力不够……批评是谁都会做的事情，很简单，但对于那些被批评者而言，就是无尽的痛苦了。轻者变得不自信，严重的甚至自暴自弃，最后毁了一生。 对比批评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赞美更容易让人接受，这也是人际交往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办法。 有一户人家刚搬到一个新住处，由于人地生疏，邻里关系总是搞不好，常常发生口角。这家人常为这件事情伤脑筋，于是去请教智者，智者说了三个字：“说好话。” 这家的女主人很聪明，她决定按照智者的话去做。之后她一见到邻居老太太就夸她精神好、气色好；遇到邻居大姐买菜就夸她篮子里的菜又新鲜又便宜；碰到邻居送儿子上学就夸邻居的儿子又聪明又懂事；要是有人到她家开的百货店买东西，见到年长的就叫大娘、婶子、叔叔、大爷，见到年纪相仿的就叫姐妹、兄弟，而那些小孩子，她则冠以“多漂亮的小姑娘”和“多帅的小伙子”等美称。结果没过多久，这家人在镇上就小有人缘了，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世界上，有谁不喜欢被别人赞美呢？可以说喜欢被人赞美是人的天性。而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赞美是一种有效的交往技巧，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甲乙两人在同一家公司任职，一次，两人闹了矛盾。一天，甲对另一同事丙说：“你去告诉她，我真受不了她了，请她改一改她的坏脾气，否则我再也不会理她了。”丙说：“好，我会处理这件事。”丙果真去找了乙。之后，当甲遇到乙的时候，觉得她不再那么盛气凌人了，而且还跟甲友好地打招呼。在以后的日子里，乙变得和气又有礼貌，与从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甲就向丙表示谢意，并且好奇地问：“你是怎么说服她的？”丙笑着说：“我只是跟她说，有好多人都称赞她，尤其是你，说她又温柔又善良，不光人长得漂亮，脾气也好，人缘也好！如此而已。” 批评和指责别人，只能带来更多的怨怼和不满，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很容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相反，如果采用赞美的方法，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法国名人拉罗什夫科曾说：“理智、美丽和勇敢的赞扬提高了人们，完善了人们。”所以，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妨尝试着赞美别人，努力挖掘他人的闪光点，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仁爱精神。 行善不要伤害别人自尊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们为了行善而行善，就不是真正的仁者。就好比，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从父亲那里得到“孝”的美名；辅助君王，不是为了从君主那里得到“忠”的称赞；结交朋友、治理百姓，也不是为了从朋友或者百姓那里得到“守信”和“仁爱”的赞誉。 《论语·先进》中写道：“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意思是说，子张问怎样算是一个好人，怎样做才叫行善？孔子的答复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什么叫“不践迹”呢？就是不留一丝痕迹。我们可以借用道家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我们在电影中时常看到坏人的一些做法：他们一般在作案的时候要戴上手套，作案之后还要毁尸灭迹，让警察追查不到他们的行踪。如果人们把这种“不践迹”的态度用到行善做好事上，就能很好地致良知，让世界更和谐、更快乐。 生活中，一些人做好事是希望别人对他感恩戴德，或者是希望别人能看见他做了好事，这样的人其实并不算是真正做好事。孔子认为，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不会让人感觉到他做事的痕迹的。可见，孔子对于行善的标准要求很高，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做好事不留名”，但是比这个的标准要高一点。孔子还强调了做好事应注意方法，比如你伤害了别人的自尊，那你的行善就不能算是行善。 有一家卖布丁的商店，将许多美味的布丁摆放成一排。顾客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口味的布丁，店家甚至还允许顾客先品尝，然后再做决定。店主海特常常想，会不会有些根本不打算买布丁的人利用这个优惠的机会白吃呢？有一天，他向女店员提出了这个问题，才得知的确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一位老先生，”她说，“他几乎每星期都来这儿尝一尝每一种布丁，尽管他从来不买什么，而且，我怀疑他永远也不会买。我从去年，甚至前年就记住他了。唉，如果他想来就让他来吧，我们也欢迎。而且，我希望有更多商店让他去品尝布丁。他看上去好像确实需要这样，我想大家都不会在乎的。”就在她跟海特说话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一瘸一拐地来到柜台前，开始兴致勃勃地仔细打量起那一排布丁。“哎，他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位先生，”女店员轻轻地对海特说，“现在你就看着他好了。”说完，又转身对老先生说：“您想尝尝这些布丁吗，先生？您就用这把调羹好了！” 这位老先生衣着破旧，但很整洁。他接过调羹，开始急切地一个接一个地品尝布丁，只是偶尔停下来，用一块大大的手绢擦擦他发红的眼睛。海特看到他的手绢已经完全破了。“这种不错。” “这种也很好，但稍稍油腻了一点。”海特想：看起来，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最终会买下一个布丁，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商店。可怜的老头！也许他过去有钱来挑选自己最爱吃的布丁，如今他已家境破落，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这样品尝品尝了。海特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走到老人跟前说：“对不起，先生，能赏个脸吗？让我为您买一只布丁吧，这会让我深感欣慰的。”听完海特的话，老先生好像被刺了一下似的往后一跳，热血冲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对不起，”他说，他的神态比海特根据其外表想象出的要高傲得多，“我想我跟您并不相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 说完，老先生转身对女店员大声说道：“劳驾，把这只布丁替我包好，我要带走。”他指了指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一只布丁。女店员从架子上取下布丁，开始打包。这时，他掏出一只破旧的黑色小皮夹子，开始数起他那些零散而少得可怜的钱来，然后将它们放到柜台上。 一个真正行善的人，在帮助他人时绝不会表现得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这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由此可见，做一个好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为了行善而行善，那不是真正的行善，更多的是为自己博取“仁”的美名。真正的行善，应该是“好事不留名”；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顾及他人的自尊，这也是王阳明所认可的仁爱精神。 第十一章 真诚 诚心诚意地生活，首先，要求我们不欺骗自己，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其次，要求我们真诚地面对他人，不要伪装良善来欺骗他人，不要失信于人。如此才能拥有王阳明所说的那个纯明无瑕的良知，才能获得人生的欢乐。 养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诚 志道问：“荀子云：‘养心莫善于诚。’先儒非之，何也？” 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为非。‘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明道说‘以诚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 一天，弟子管志道问：“荀子说‘养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诚’，但程子并不赞成这个观点，这是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这也不能就认为不对。‘诚’字也可以从存养身心上来理解。‘诚’是心的本体，要恢复心的本体，就要思诚。程颢先生说‘用诚敬的心存养它’，也是这个意思。《大学》里说‘要端正人心，必须先端正他的思想’，也是如此。”在王阳明看来，用诚敬的态度生活，就是致良知——恢复心的本体的表现。 佛家有一句话：“心香一瓣，有诚则灵。”是说看一个人是要从心而论的。当然这不是说没必要修行了，不然，打着“心香”的旗号，胡作非为，岂不是戏弄了佛家的宽容与智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孔子就感叹人们“诚心”的日渐趋下，发出“吾不欲观之矣”的喟叹。古代的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皇帝要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而且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十分郑重，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但随着当时文化的衰败，即便在郑重的禘礼上，人们也不再心诚：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禘的酒以后，就想着赶快走，隆重的祭礼不过是在走形式，应付了事。这样的情形，怎能不让孔子感叹：“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作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现在社会上的许多事情都逐渐走向“形式主义”，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完全是为了做而做，为了结果而做，失去了诚心，也就失去了做事的意义，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做事的快乐。 在一个禅者看来，所有问题的出现，都源自心，而所有问题的解决，同样源自心。 有一天，奕尚禅师起来时，刚好传来阵阵悠扬的钟声，禅师特别专注地聆听。等钟声一停，他忍不住召唤侍者，并询问：“刚才打钟的是谁？” 侍者回答：“是一个新来参学的和尚。” 于是奕尚禅师就让侍者把那个和尚叫来，并问：“你今天早上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打钟呢？” 和尚不知道禅师为什么这样问他，于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啊！只为打钟而打钟而已。” 奕尚禅师说：“不见得吧？你在打钟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想着什么，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真心诚意的人才会打出的声音啊。” 和尚想了又想，然后说：“禅师，其实我也没有刻意想着什么，只是我尚未出家参学之前，一位师父就告诉我，打钟的时候应该想到钟就是佛，必须要虔诚、斋戒，敬钟如敬佛，用一颗禅心去打钟。” 奕尚禅师听了非常满意，再三说：“往后处理事务时，不要忘记持有今天早上打钟的禅心。”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小和尚将来一定可以修成正果，原因就在于他虔诚的佛心。 心诚不诚，也许骗得了别人，但终归骗不了自己。虽然，结果的好与坏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总有一些因素是由心而定的。忠诚地对待自己的理想、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坦诚地对待自己的亲朋……好的结果就会出现，忠诚度、真诚度、坦诚度越高，好的结果就会越早出现。 心诚则灵，怀着一颗永不放弃、至死不渝的真诚心，就会给人带来永不言败、锲而不舍的精神意念，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很多成功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一颗虔诚的心，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因此，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我们都要固守一颗虔诚的心。虔诚的心是对正念的把握，是对信念的秉持。纤尘不染，杂念俱无，集念于一处，力量就是最大的。 化解那些不必要的猜疑 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王阳明认为，存心去体察别人的欺诈与虚伪，是后世猜忌、阴险、刻薄的人做的事。只要存有这一念头，就进入不了尧舜圣道的大门了。由此可见，猜疑他人，只能使自己离“致良知”的道路越来越远。 猜疑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缺乏根据的盲目想象。如果猜疑发生在朋友之间，会破坏纯真的友谊；发生在恋人之间，会阻碍感情的发展；发生在同事之间，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猜疑心理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哪怕是一点点猜疑，也可能让你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猜疑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怀疑自己。我们的心胸时而被猜疑打开，时而又被猜疑关闭。猜疑是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过分猜疑极容易转变成病态；而过分相信，又很容易被他人愚弄。猜疑使我们遇事犹疑，不能果断地处理问题，从而错失许多良机。猜疑会产生许多痛苦的细胞，使我们长夜难眠，因此，化解那些不必要的猜疑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信自己。正常的人是很难摆脱猜疑的，良好心态基础上的猜疑使我们保持理智，而狭隘的猜疑使我们丧失信心和斗志。 两个人结伴横穿沙漠，水喝完了，其中一人中暑不能行动，剩下的那个健康而饥渴的人对同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水。”他把手枪塞在同伴的手里，说：“枪里有五颗子弹，记住，3小时后，每小时对空鸣枪一次，枪声会告诉我你的位置，这样我就能顺利找到你。” 两人分手后，一个人满怀信心地去找水了，另一个人满腹狐疑地躺在那里等候。他看着手表，按时鸣枪，但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听到枪声，他的恐惧加深，一会儿认为同伴找水失败，中途渴死；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一定是同伴找到了水，却弃自己而去。到应该开第五枪的时候，这人悲愤地想：“这是最后一颗子弹了，同伴早已听不到我的枪声了，等到子弹用完之后，我还有什么依靠呢?只有等死了，而在临死前，秃鹰会啄瞎我的眼睛，那时该多么痛苦，还不如……”于是他颤抖着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不久，那个提着满壶清水的同伴领着一队骆驼商旅循声而至，但是他们找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在沙漠里等候的人不是被沙漠的恶劣环境吞没，而是被自己的猜疑毁灭。面对友情，他用猜疑代替了信任。猜疑是可怕的，由于不相信别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甚至丢掉了性命。虽然在生活中，难免会出现意外，我们免不了对自己的情况产生怀疑，但如果对任何事都无端怀疑，整天疑神疑鬼，就是病态心理了。这种人整天忧心忡忡，总觉得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有人在评论自己，议论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总有人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忙不完的工作，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去管别人的事。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猜疑的根源产生于对事物缺乏认识，所以多了解情况是解除疑心病的有效办法。”要采取用事实说话的方法，逐步消除自己的猜疑心。当你疑心别人在讽刺你、轻视你的时候，不要马上采取行动，先观察一下，看你的猜疑是否正确。不妨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一下，看他的言行是否合乎情理。这样，也许你会发现，事情常常和你猜想的不一样。多深入调查了解，能避免感情用事。多疑的人应对别人直言相告，坦诚相处，彼此间有了信任，猜疑的根源就不存在了。如果对某人产生了猜疑，则可以主动与对方接触，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多沟通思想，互相交心通气。这样不但可以消除误会，驱散疑云，还能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并且，关系融洽，互相信任，有利于团结一致、携手前进，因多疑而引起的焦虑苦恼也将一扫而光。 真诚的力量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诚恻怛。 王阳明曾对弟子聂文蔚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白呈现就是真诚恻隐，这是它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侍奉父母便是孝，敬从兄长就是悌，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要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著名翻译家傅雷说过：“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便会了解的。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人家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王阳明认为“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在他看来，“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在谈到格物致知和诚意时，王阳明说：“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即必须要先有诚意，然后才能在事物上格致，否则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讲究“诚”，而这个“诚”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坦白。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更直白：嘴上一套，背地里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三刀”；还有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却把仇怨暗暗放在心里，还和有怨恨的人故意套近乎，这种人的行径是不可取的，用心是险恶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是把心情写在脸上，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用在工于心计上，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邪佞的臣子。唐太宗问他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哪个是邪佞的臣子吗？”那人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知哪个人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用来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惧怕陛下的雷霆大怒，仍然直言进谏的，就是忠诚正直的人；如果顺随旨意，阿谀奉承的，就是奸邪谄佞的人。” 这个人的办法看来非常聪明，但是太宗却说：“流水的清浊，在于水源。国君是政令的发出者，就好比是水源，臣子百姓就好比是水。国君自身伪诈而要求臣子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是不合道理的。我常常因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而特别鄙视他，如果我也这样，怎么能教化百姓？” 于是，太宗对上书劝谏的人说：“我想在天下伸张信义，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不管对谁，都需坦诚相待，这样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而不是通过一些看似聪明的手段，来试探对方。因为一方面这样做有被识破的危险，如果被别人利用，趁机表现，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是非颠倒的境地；另一方面，当自己都失去了诚意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要求别人真心实意。 真诚，乃为人之根本。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人们就会了解你、相信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知道你不会掩饰、不会推托，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都乐于同你接近，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好人缘。 以诚待人处事，能够架起信任的桥梁，消除猜疑、戒备的心理，能够成大事，立大本。 “言而无信”的人生悲剧 以宾阳才质之美，行之以忠信，坚其必为圣人之志，勿为时议所摇、近名所动，吾见其德日近而业日广矣。 在王阳明看来，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诚信是其基本的道德依存。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以忠实诚信为行事的准则，坚定做圣人的志向，不被时局动摇，不被名利诱惑，德行修养就会越来越高，事业也会越做越大。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呢！就好比大车上没有輗，小车上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一个人失去信义，便无所依托，长此以往，别人对其只会敬而远之。信口开河、言而无信，只会让自己失去做人的从容与真挚，同时失去别人的信任。 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他虽小却很有才华，寿梦在世时就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札避让不答应，寿梦只好仍旧让长子诸樊继位。 后来，季札受吴王的委托出使北方，北行时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在接待季札时，看到他佩戴的宝剑立即赞不绝口，流露出喜爱之情。吴国铸剑在春秋闻名，季札作为使节所佩戴的宝剑自然不凡。季札也看出徐国国君的心意，就打算把这宝剑送给他以做纪念。但是这把剑是父王赐给他的，是他作为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他到各诸侯国去必须带着它，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把它送给别人呢？于是他只能暗下决心，返回时一定把此剑献上。 后来，他离开徐国，先后到鲁国、齐国、郑国、卫国、晋国等地，返回时又途经徐国，当他想去拜访徐国国君以实现自己赠剑的愿望时，却得知徐国国君已死。 万分悲痛的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祭奠，祭奠完毕，他解下身上的佩剑，挂在坟旁的树木之上。随从人员说：“徐国国君已死，那宝剑还留下干什么呀？”季札说：“当时我内心已答应了他，怎么能因为徐国国君已死，就违背自己的心愿呢！” 一个已经亡故的赠剑对象，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诠释了“诚”的真实含义，相比那些对别人做出了正式承诺却找各种理由不履行诺言的人来讲，季札无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诚信是一个人安世立命的基本准则，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唯有遵守对他人的承诺，他人才会将心交于你，并且团结在你的周围，给予你存世的支撑。倘若你历来以违背誓言为生活的基本准则，为贪小便宜而处处失信于人，则不但会失去朋友，还会失去你所得到的一切，令自己孤立无援。 因此，王阳明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讲良知，自然就不能够容忍不诚实。不诚实一旦存在，心就能够察觉。而诚实也好比人的名片，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其赢得信赖。在成功的道路上，诚信的品格比能力更重要。 谈到诚实与守信，许多人也许会有“老实人容易吃亏”的感觉。的确，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也许我们会由于诚实而暂时错过一些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形象与名声，从而被人信赖，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凭借欺诈、奇迹和暴力，或许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只有凭借诚实与守信，我们才能获得永久的成功。 诚意的最高境界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 王阳明认为，《中庸》大体上讲的就是“诚身”，“诚身”的最高境界就是“至诚”；《大学》大体上讲的就是“诚意”，“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看起来好似不同，其实他们所讲的心灵修养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告诫人们为人要有诚意。诚意包括悲天悯人、诚己信人等发自内心一切善的情怀。 孟子曾说：“存其心，养其性。”意思是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我们生来便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沾俗尘，不染污土，而仁爱是首先要培养出来的性情。为他人奉献善心，为社会造福祉，他人和社会必定会以善回报你。 古代的药铺里常常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种关怀，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其中蕴含着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世间天地万物数不胜数，其中最能够打动人的莫过于一颗宽厚无私、善良的心。 山东潍县以前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遍地，其景象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 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不管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图章。他开仓放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歉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以使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生存之危。 为了老百姓，他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贱买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而罢了他的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余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驮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渔竿。” 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晋升为目的，而是心系百姓，尽全力为民谋福，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是为官的最高境界。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也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啊！孔子希望通过教化来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博大的情怀。 达到诚意的最高境界，要求将福祉惠泽天下的芸芸众生，人只是这个世界微小的一部分，花草鸟兽作为世界的一分子，也应受到福祉的惠泽。孔子曾说“子钓而不纲，弋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不用绳网捕鱼；孔子射鸟，但不射栖宿巢中的鸟。在孔子的眼里，一草一木皆生命，岂有不爱惜的道理。王阳明对于心外存在可以使人渊博、使人明智的知识这一点并不否认，可是他更加强调，如果在人内心没有善的动机，即使得到再多，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确实，在这天地间，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的生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区别，也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对生命的关怀并非人性的道德完善，也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平等的尊重和深切的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与尊重，这才是对自己、对生活最高的诚意。 第十一章 真诚 诚心诚意地生活，首先，要求我们不欺骗自己，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其次，要求我们真诚地面对他人，不要伪装良善来欺骗他人，不要失信于人。如此才能拥有王阳明所说的那个纯明无瑕的良知，才能获得人生的欢乐。 养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诚 志道问：“荀子云：‘养心莫善于诚。’先儒非之，何也？” 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为非。‘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明道说‘以诚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 一天，弟子管志道问：“荀子说‘养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诚’，但程子并不赞成这个观点，这是为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这也不能就认为不对。‘诚’字也可以从存养身心上来理解。‘诚’是心的本体，要恢复心的本体，就要思诚。程颢先生说‘用诚敬的心存养它’，也是这个意思。《大学》里说‘要端正人心，必须先端正他的思想’，也是如此。”在王阳明看来，用诚敬的态度生活，就是致良知——恢复心的本体的表现。 佛家有一句话：“心香一瓣，有诚则灵。”是说看一个人是要从心而论的。当然这不是说没必要修行了，不然，打着“心香”的旗号，胡作非为，岂不是戏弄了佛家的宽容与智慧?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圣人孔子就感叹人们“诚心”的日渐趋下，发出“吾不欲观之矣”的喟叹。古代的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皇帝要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而且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十分郑重，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但随着当时文化的衰败，即便在郑重的禘礼上，人们也不再心诚：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禘的酒以后，就想着赶快走，隆重的祭礼不过是在走形式，应付了事。这样的情形，怎能不让孔子感叹：“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作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现在社会上的许多事情都逐渐走向“形式主义”，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完全是为了做而做，为了结果而做，失去了诚心，也就失去了做事的意义，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做事的快乐。 在一个禅者看来，所有问题的出现，都源自心，而所有问题的解决，同样源自心。 有一天，奕尚禅师起来时，刚好传来阵阵悠扬的钟声，禅师特别专注地聆听。等钟声一停，他忍不住召唤侍者，并询问：“刚才打钟的是谁？” 侍者回答：“是一个新来参学的和尚。” 于是奕尚禅师就让侍者把那个和尚叫来，并问：“你今天早上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打钟呢？” 和尚不知道禅师为什么这样问他，于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啊！只为打钟而打钟而已。” 奕尚禅师说：“不见得吧？你在打钟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想着什么，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真心诚意的人才会打出的声音啊。” 和尚想了又想，然后说：“禅师，其实我也没有刻意想着什么，只是我尚未出家参学之前，一位师父就告诉我，打钟的时候应该想到钟就是佛，必须要虔诚、斋戒，敬钟如敬佛，用一颗禅心去打钟。” 奕尚禅师听了非常满意，再三说：“往后处理事务时，不要忘记持有今天早上打钟的禅心。”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小和尚将来一定可以修成正果，原因就在于他虔诚的佛心。 心诚不诚，也许骗得了别人，但终归骗不了自己。虽然，结果的好与坏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总有一些因素是由心而定的。忠诚地对待自己的理想、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坦诚地对待自己的亲朋……好的结果就会出现，忠诚度、真诚度、坦诚度越高，好的结果就会越早出现。 心诚则灵，怀着一颗永不放弃、至死不渝的真诚心，就会给人带来永不言败、锲而不舍的精神意念，好的结果自然水到渠成。很多成功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一颗虔诚的心，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因此，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我们都要固守一颗虔诚的心。虔诚的心是对正念的把握，是对信念的秉持。纤尘不染，杂念俱无，集念于一处，力量就是最大的。 化解那些不必要的猜疑 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 王阳明认为，存心去体察别人的欺诈与虚伪，是后世猜忌、阴险、刻薄的人做的事。只要存有这一念头，就进入不了尧舜圣道的大门了。由此可见，猜疑他人，只能使自己离“致良知”的道路越来越远。 猜疑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缺乏根据的盲目想象。如果猜疑发生在朋友之间，会破坏纯真的友谊；发生在恋人之间，会阻碍感情的发展；发生在同事之间，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猜疑心理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哪怕是一点点猜疑，也可能让你失去最珍贵的东西。 猜疑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怀疑自己。我们的心胸时而被猜疑打开，时而又被猜疑关闭。猜疑是一种矛盾心理的体现，过分猜疑极容易转变成病态；而过分相信，又很容易被他人愚弄。猜疑使我们遇事犹疑，不能果断地处理问题，从而错失许多良机。猜疑会产生许多痛苦的细胞，使我们长夜难眠，因此，化解那些不必要的猜疑的最好方法就是相信自己。正常的人是很难摆脱猜疑的，良好心态基础上的猜疑使我们保持理智，而狭隘的猜疑使我们丧失信心和斗志。 两个人结伴横穿沙漠，水喝完了，其中一人中暑不能行动，剩下的那个健康而饥渴的人对同伴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水。”他把手枪塞在同伴的手里，说：“枪里有五颗子弹，记住，3小时后，每小时对空鸣枪一次，枪声会告诉我你的位置，这样我就能顺利找到你。” 两人分手后，一个人满怀信心地去找水了，另一个人满腹狐疑地躺在那里等候。他看着手表，按时鸣枪，但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听到枪声，他的恐惧加深，一会儿认为同伴找水失败，中途渴死；过了一会儿他又想一定是同伴找到了水，却弃自己而去。到应该开第五枪的时候，这人悲愤地想：“这是最后一颗子弹了，同伴早已听不到我的枪声了，等到子弹用完之后，我还有什么依靠呢?只有等死了，而在临死前，秃鹰会啄瞎我的眼睛，那时该多么痛苦，还不如……”于是他颤抖着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不久，那个提着满壶清水的同伴领着一队骆驼商旅循声而至，但是他们找到的只是一具尸体。 在沙漠里等候的人不是被沙漠的恶劣环境吞没，而是被自己的猜疑毁灭。面对友情，他用猜疑代替了信任。猜疑是可怕的，由于不相信别人，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甚至丢掉了性命。虽然在生活中，难免会出现意外，我们免不了对自己的情况产生怀疑，但如果对任何事都无端怀疑，整天疑神疑鬼，就是病态心理了。这种人整天忧心忡忡，总觉得无论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有人在评论自己，议论自己的一举一动，甚至总有人跟自己过不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忙不完的工作，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去管别人的事。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猜疑的根源产生于对事物缺乏认识，所以多了解情况是解除疑心病的有效办法。”要采取用事实说话的方法，逐步消除自己的猜疑心。当你疑心别人在讽刺你、轻视你的时候，不要马上采取行动，先观察一下，看你的猜疑是否正确。不妨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一下，看他的言行是否合乎情理。这样，也许你会发现，事情常常和你猜想的不一样。多深入调查了解，能避免感情用事。多疑的人应对别人直言相告，坦诚相处，彼此间有了信任，猜疑的根源就不存在了。如果对某人产生了猜疑，则可以主动与对方接触，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多沟通思想，互相交心通气。这样不但可以消除误会，驱散疑云，还能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并且，关系融洽，互相信任，有利于团结一致、携手前进，因多疑而引起的焦虑苦恼也将一扫而光。 真诚的力量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真知，一个真诚恻怛。 王阳明曾对弟子聂文蔚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白呈现就是真诚恻隐，这是它的本体。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侍奉父母便是孝，敬从兄长就是悌，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要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著名翻译家傅雷说过：“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便会了解的。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人家是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假如我们没有诚意，就会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做不成。王阳明认为“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在他看来，“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在谈到格物致知和诚意时，王阳明说：“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即必须要先有诚意，然后才能在事物上格致，否则就会无从下手。所以，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讲究“诚”，而这个“诚”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坦白。 《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更直白：嘴上一套，背地里是另一套，这样的人就叫“两面三刀”；还有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却把仇怨暗暗放在心里，还和有怨恨的人故意套近乎，这种人的行径是不可取的，用心是险恶的。大多数人通常都是把心情写在脸上，哪里有那么多的精力用在工于心计上，这样活着未免太累了。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邪佞的臣子。唐太宗问他说：“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哪个是邪佞的臣子吗？”那人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知哪个人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以用来试验群臣，如果能不惧怕陛下的雷霆大怒，仍然直言进谏的，就是忠诚正直的人；如果顺随旨意，阿谀奉承的，就是奸邪谄佞的人。” 这个人的办法看来非常聪明，但是太宗却说：“流水的清浊，在于水源。国君是政令的发出者，就好比是水源，臣子百姓就好比是水。国君自身伪诈而要求臣子行为忠直，就好比水源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样，这是不合道理的。我常常因魏武帝曹操为人诡诈而特别鄙视他，如果我也这样，怎么能教化百姓？” 于是，太宗对上书劝谏的人说：“我想在天下伸张信义，不想用伪诈的方法破坏社会风气。你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用。” 不管对谁，都需坦诚相待，这样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而不是通过一些看似聪明的手段，来试探对方。因为一方面这样做有被识破的危险，如果被别人利用，趁机表现，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是非颠倒的境地；另一方面，当自己都失去了诚意的时候，就不可能再要求别人真心实意。 真诚，乃为人之根本。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人们就会了解你、相信你，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知道你不会掩饰、不会推托，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都乐于同你接近，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好人缘。 以诚待人处事，能够架起信任的桥梁，消除猜疑、戒备的心理，能够成大事，立大本。 “言而无信”的人生悲剧 以宾阳才质之美，行之以忠信，坚其必为圣人之志，勿为时议所摇、近名所动，吾见其德日近而业日广矣。 在王阳明看来，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诚信是其基本的道德依存。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以忠实诚信为行事的准则，坚定做圣人的志向，不被时局动摇，不被名利诱惑，德行修养就会越来越高，事业也会越做越大。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说，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他怎么处世呢！就好比大车上没有輗，小车上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一个人失去信义，便无所依托，长此以往，别人对其只会敬而远之。信口开河、言而无信，只会让自己失去做人的从容与真挚，同时失去别人的信任。 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他虽小却很有才华，寿梦在世时就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札避让不答应，寿梦只好仍旧让长子诸樊继位。 后来，季札受吴王的委托出使北方，北行时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在接待季札时，看到他佩戴的宝剑立即赞不绝口，流露出喜爱之情。吴国铸剑在春秋闻名，季札作为使节所佩戴的宝剑自然不凡。季札也看出徐国国君的心意，就打算把这宝剑送给他以做纪念。但是这把剑是父王赐给他的，是他作为吴国使节的一个信物，他到各诸侯国去必须带着它，现在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能把它送给别人呢？于是他只能暗下决心，返回时一定把此剑献上。 后来，他离开徐国，先后到鲁国、齐国、郑国、卫国、晋国等地，返回时又途经徐国，当他想去拜访徐国国君以实现自己赠剑的愿望时，却得知徐国国君已死。 万分悲痛的季札来到徐国国君墓前祭奠，祭奠完毕，他解下身上的佩剑，挂在坟旁的树木之上。随从人员说：“徐国国君已死，那宝剑还留下干什么呀？”季札说：“当时我内心已答应了他，怎么能因为徐国国君已死，就违背自己的心愿呢！” 一个已经亡故的赠剑对象，一把价值连城的宝剑，诠释了“诚”的真实含义，相比那些对别人做出了正式承诺却找各种理由不履行诺言的人来讲，季札无疑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诚信是一个人安世立命的基本准则，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唯有遵守对他人的承诺，他人才会将心交于你，并且团结在你的周围，给予你存世的支撑。倘若你历来以违背誓言为生活的基本准则，为贪小便宜而处处失信于人，则不但会失去朋友，还会失去你所得到的一切，令自己孤立无援。 因此，王阳明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讲良知，自然就不能够容忍不诚实。不诚实一旦存在，心就能够察觉。而诚实也好比人的名片，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为其赢得信赖。在成功的道路上，诚信的品格比能力更重要。 谈到诚实与守信，许多人也许会有“老实人容易吃亏”的感觉。的确，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也许我们会由于诚实而暂时错过一些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树立了诚实守信的形象与名声，从而被人信赖，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凭借欺诈、奇迹和暴力，或许可以获得一时的成功，但是只有凭借诚实与守信，我们才能获得永久的成功。 诚意的最高境界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 王阳明认为，《中庸》大体上讲的就是“诚身”，“诚身”的最高境界就是“至诚”；《大学》大体上讲的就是“诚意”，“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看起来好似不同，其实他们所讲的心灵修养的道理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告诫人们为人要有诚意。诚意包括悲天悯人、诚己信人等发自内心一切善的情怀。 孟子曾说：“存其心，养其性。”意思是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我们生来便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沾俗尘，不染污土，而仁爱是首先要培养出来的性情。为他人奉献善心，为社会造福祉，他人和社会必定会以善回报你。 古代的药铺里常常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其中便包含着对生命的一种关怀，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其中蕴含着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 世间天地万物数不胜数，其中最能够打动人的莫过于一颗宽厚无私、善良的心。 山东潍县以前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殍遍地，其景象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 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不管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都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图章。他开仓放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歉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以使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生存之危。 为了老百姓，他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时，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私利。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贱买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而罢了他的官，削职为民。 离开潍县时，百姓倾城相送。郑板桥为官十余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三头毛驴，一头自骑，两头分驮图书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枝，秋风江上作渔竿。” 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晋升为目的，而是心系百姓，尽全力为民谋福，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是为官的最高境界。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也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啊！孔子希望通过教化来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博大的情怀。 达到诚意的最高境界，要求将福祉惠泽天下的芸芸众生，人只是这个世界微小的一部分，花草鸟兽作为世界的一分子，也应受到福祉的惠泽。孔子曾说“子钓而不纲，弋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不用绳网捕鱼；孔子射鸟，但不射栖宿巢中的鸟。在孔子的眼里，一草一木皆生命，岂有不爱惜的道理。王阳明对于心外存在可以使人渊博、使人明智的知识这一点并不否认，可是他更加强调，如果在人内心没有善的动机，即使得到再多，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确实，在这天地间，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的生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区别，也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对生命的关怀并非人性的道德完善，也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平等的尊重和深切的关怀。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与尊重，这才是对自己、对生活最高的诚意。 第十二章 行孝 “百善孝为先”，在王阳明看来，孝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有好品德的养成都是从孝行开始的。孝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各种品德养成的前提。 孝在于心，不在于物 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王阳明认为，人们的心如果没有任何私欲，纯属天理，则是一颗虔诚孝敬的心，那到了冬天自然会记挂父母的寒冷，到了夏天自然会记挂父母的暑热，也就自然会讲求保暖、防暑的方法。这都是人们那颗虔诚孝敬的心产生出来的结果，也只有有虔诚的心，才会产生出孝的行为。 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父母买漂亮的房子，让父母住洋楼坐汽车，这就是不孝。这当然不对，因为孝敬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有所提供，更关键的是要用心。所谓“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贫无孝子”，就是说如果你把能否给父母丰衣足食看作是孝顺的话，那么家里贫穷的就没有孝子了。可古代的许多著名的孝子都是贫穷的人，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 子路小时候家里很穷，他自己在外面挖野菜吃，却从百里之外背米回家侍奉双亲。后来子路做官了，很有钱。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有豪华的车队，还有很多随从，吃的也是“山珍海味”，但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却让子路哭了起来。他说：“现在我可以吃得很好，睡得很好，穿得也好，可我就算是还想背负着一袋米，走上百里的路去供奉我的双亲也不能了。”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孔子觉得他很孝顺，就安慰他说：“你的父母应该感到很满足了，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已享受到你的孝敬了。” 只要对父母有虔诚的心，并尽自己所能让父母感到幸福，这就是最诚挚的孝顺了。 因此，王阳明一再强调为人子女者要有“诚于孝亲的心”。他还打比方说：“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所以子女在孝顺父母的时候，一定要真心诚意，表里如一。 从前有个老裁缝，妻子去世以后一直孤单地生活着。他辛苦工作了一生，但没攒下多少钱。现在他太老了，已经不能做活儿了。他的双手抖得厉害，根本无法穿针;而且老眼昏花，缝不直一条线。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结了婚有了各自的家。他们忙于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周回来和父亲吃一顿饭。渐渐的，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儿子们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心想：“他们不愿意陪在我的身边，因为他们害怕我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他彻夜不眠为此事担心，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他找到木匠朋友，让他帮助自己做一个大箱子。然后他又跟锁匠朋友要了一把旧锁头。最后他找到卖玻璃的朋友，把朋友手头所有的碎玻璃都要过来。老人把箱子拿回来，装满碎玻璃，紧紧地锁住，放在了饭桌下面。当儿子们又来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脚踢到了箱子。他们都看向桌子下面，然后问他们的父亲：“里面是什么?”“噢，什么也没有，”老人说，“只是我平时省下的一些东西。” 儿子们轻轻动了动箱子想知道它有多重，他们踢了踢箱子，听见里面发出响声。“那一定是他这些年积攒的金子。”儿子们窃窃私语。他们经过讨论，认为应该保护这笔财产，于是他们决定轮流和父亲一起住，照顾他。 第一周，年轻的小儿子搬到父亲家里，照顾父亲，为他做饭；第二周是二儿子，再下一周是大儿子。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最后年迈的父亲去世了。儿子们为他举办了体面的葬礼，因为他们知道饭桌下面有一笔不小的财产，为葬礼稍微挥霍一些他们还承担得起。葬礼结束后，他们满屋子搜，找到了钥匙。打开箱子后，他们看到的当然是碎玻璃。 “好恶心的诡计，”大儿子说，“对自己的儿子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二儿子伤心地问，“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箱子，直到他去世也不会有人注意他。”“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小儿子抽泣着，“我们逼着自己的父亲欺骗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遵从小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教诲。” 但是大儿子还是把箱子翻过来，想看清楚玻璃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值钱的东西。他把所有的碎玻璃都倒在地上，顿时三个儿子都噤声无言，因为箱子底下刻着一行字：孝敬父母要发自内心！ 孝顺是发自内心，由衷而出的。孝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心。一个人总强调正己，而正己的伊始要从回馈父母开始。孝为百德的先行，一个不知爱父母、没有德行的人绝难成事。 孝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没有表里如一的孝就没有真心实意的爱。在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时，我们要发自内心，真心地为父母做事。穷则穷孝，富则富孝，只要用一颗真正的孝心让父母开心愉快，自己也就真正尽到孝道了。 行孝，首先要使父母无忧 于是该然泣下，甚悔，且曰：“凤何如而可以免于不孝？” 予曰：“保尔精，毋绝尔生；正尔情，毋辱尔亲；尽尔职，毋以得失为尔惕；安尔命，毋以外物戕尔性。斯可以免矣。” 学生傅凤想要早点考取功名，以摆脱贫困的家境，更好地奉养父母，于是不眠不休地学习，却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王阳明批评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孝顺，傅凤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并向王阳明请教：“我如何才能够修正这种不孝的行为呢？” 王阳明回答说：“保养好你的身体，爱惜你的生命；端正你对父母的感情，不要辱没了父母对你的期望；尽心尽责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不要有得失之心；平心静气地生活，心不要为外物所左右，这样你就能避免陷入不孝的处境。” 在王阳明看来，家贫亲老而不为禄仕，固然不得为孝，但欲求禄仕以成疾，使父母伤心悲苦，牵肠挂肚，这又怎么谈得上孝呢？由此可见，为人子女者在生活上不让父母担忧，不让父母伤心悲苦，这是对行孝最起码的要求。 孟武伯向孔子讨教关于孝的含义。孔子答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由于疾病不受人控制，因此子女如果能常常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而没有别的东西可忧虑，这就是孝。然而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能自理自立，却还是让父母整天为了他担惊受怕，这便是不孝。 在一个关着一些死刑犯的牢房里，死刑犯们聚在一起看书闲聊。一名犯人指着书中的珠宝说：“我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如果她戴上这些首饰一定会很高兴。”另一名犯人指着书中的房屋说：“我家的房子又破又旧，每逢下雨就漏，我的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她该多高兴啊。”第三个犯人指着书中的汽车说：“我真想给母亲买一辆车子，以后她来看我的时候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书最后传到一个犯人的手中，他拿着看了很长时间，看着上面的珠宝、房子、汽车……他沉思了许久后，流着泪说：“我们从一出生就让母亲操心劳神，直到长大了，本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却由于我们的错误，让母亲更加为我们操劳。我们都是母亲牵挂的根源，更是母亲幸福的寄托。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连着母亲的心，我们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母亲的付出，不是为了得到珠宝、别墅、小汽车这些物质上的回报，因为在她们心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我们的母亲有一个好儿子就好了!”这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对父母最好的回报不是珠宝、汽车、别墅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有一个“好”儿子，除了疾病，他们不必为儿女的衣、食、住、行等其他方面担忧。 俗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无论儿女有多大，都永远是父母心中的牵挂。子女离家的时候，父母心里总是充满担心与牵挂，分别总是令他们黯然神伤。他们会担心子女在外面是否吃饱穿暖，是否会受人欺负，是否会误入歧途等，因此才有了这句“父母唯其疾之忧”。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因此，王阳明才会告诫人们：行孝，首先要使父母无忧。 尽心尽力满足父母的期望 夫孝子之于亲，固有不必捧觞戏彩以为寿，不必柔滑旨甘以为养，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为劳者。非子之心谓不必如是也，子之心愿如是，而亲以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后吾之心始乐也。子必为是不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为孝”，其得为养志乎？孝莫大乎养志。 王阳明认为，对父母真正的孝顺，不单单是安排酒宴、歌舞来为父母大肆祝寿，也不单单是费尽心思为父母准备美味可口的食物，更不单单是照顾父母的起居、扶持父母行走。真正的孝顺不是子女能够奉养父母，而是要遵循父母的意愿，尽心尽力地满足父母的期望。正如王阳明所说：“孝莫大乎养志。” 王阳明在《书黄梦星卷》中记载： 潮州处士黄保仰慕王阳明的学问，但鉴于自己年纪大了，不能远行，便让自己的儿子黄梦星远行千里来到越地向王阳明求学。黄梦星在王阳明处学习几个月后，就会请假回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在家陪伴父亲一两个月后再回来继续求学，然后学习几个月后再回家看望父亲。黄梦星就这样在相隔数千里的潮越两地来回奔波，十分辛苦。 王阳明对此感到很不解，就询问黄梦星。黄梦星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仰慕圣贤之道的人，他偶然从同乡的薛、杨两位先生那里听说了先生的学问博大高深，于是便对我说：‘我老了，并不期望你考中功名去做官，你如果能够像薛、杨两位先生那样向阳明先生求得圣贤的学问，我即便是每天喝粥饮水过清贫的日子，死后无钱买棺材只能直接入土下葬，也十分满足了。’就这样，我不远千里来向先生求学。我每次回家后，总是希望能多些时间陪伴父亲，但父亲连一个月也不让待够，总是在我到家十多日后，就给我准备了行囊和路费，催着我赶紧出发。我哭着想要留下来，父亲却责备我说：‘你以为这样是在孝顺我吗？如果你不能像鸿鹄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飞翔，只是想做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雏鸟，只能使我感到痛心啊。’我既想留在父亲身边尽孝，又不敢违背父命，因而只能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 王阳明听了之后大为感动，说：“黄处士是多么贤明的父亲啊，黄梦星是多么孝顺的儿子啊。能够遵从父亲的意愿，满足父亲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孝顺啊。” 在王阳明看来，不违背父母意愿的养志之孝，是远远高于养亲之身的养体之孝的。这才是尽心尽力满足父母需求的表现。 而天下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从养志为孝的角度来说，王阳明认为一个人能够成贤成圣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正如《书张思钦卷》中记载的那样：“三原张思钦将葬其亲，南走数千里而请守仁铭。守仁对他说：请人铭，无非是为图亲有不朽之名。但图之人，哪里及得上图之于己？使亲传之于人之口，哪里及得上传之于其子之身？如果子为贤人，则其父就为贤人，子为圣人，则其父就为圣人之父。其托人铭而扬名，哪里及得上孔子父亲梁纥之名的不朽呢？由此思钦醒悟，归而自学。”由此可见，只有成贤成圣，才能扬名显亲；而扬名显亲，让父母为子女的成就而自豪，就是满足了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对父母最真诚的孝顺。 营造父慈子孝的和睦氛围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 王阳明认为，为人父母者应慈爱子女，为人子女者应孝顺父母，这就是“致良知”的表现。如果父母不慈爱，子女不孝顺，家庭也就没有和谐、幸福可言。可见，王阳明十分推崇“父慈子孝”的和睦氛围。 国学大师南怀瑾也说：“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人们常说“父母德高，子女良教”，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一生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子女的教育，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耳濡目染，并会极力仿效，所以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父母教育孩子，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听父母讲了多少道理，而是要看父母怎样做，如果父母自身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一个合格的父母的标准，那么要求孩子能够成为孝子则是很难的。 《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因为教子有方而流芳千古。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窦燕山，是当地很有名的富户。据说,窦燕山起初为人不好，因为自己有钱，经常以势压榨贫苦百姓。年景不好的时候，有贫苦人家从他那里借粮食，他用小斗借出，人家还的时候却用大斗去量，瞒混骗诈，做事总是昧着良心。由于他常做缺德之事，所以到了30岁，还没有一儿半女。窦燕山为此十分着急，有一次，他死去的父母托梦给他说：“你心术不正，心德不端，恶名彰著天曹，如不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仅一辈子没有儿子，也会短命。你要赶快改过从善，大积阴德，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天意，改过呈祥。” 之后，窦燕山便决心痛改前非，再也不做缺德之事了。窦燕山发现很多穷人家没有钱送孩子去读书，便在家里办起了私塾，请了很多有名的老师教课，并且不收任何学费。自那以后，窦燕山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周济贫寒，克己利人，广行方便，大积阴德。有人统计，窦燕山资助过27户棺椁埋葬者，28户陪嫁者也受到过他的资助，他还资助过做买卖维持生活者数十家，接济柴米而得活者不可数计……他的善行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 也许是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上天，后来他的妻子为他连续生下了五个儿子。有了儿子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和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更注重他们的教育和品德修养。窦燕山自己也极力做一个好父亲，在他的培养教育和言传身教下，五个儿子不仅谦恭有礼、遵从孝道，并且都成为有用之材，先后登科及第。 当时有一位叫冯道的侍郎为其赋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其中所说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对窦燕山“五子登科”的评价和颂扬。 如果窦燕山没有及时醒悟，还像之前一样昧着良心做事，也许他的下一代会像他一样因为家庭富裕而不思进取，最终成为纨绔子弟，人品尚且不能保证怎么能孝顺父母，成才立业呢？幸好，他能够痛改前非，弃恶扬善，为后代树立了榜样，才有了“五子登科”的美名。 现在有很多人，一心想赚很多钱，对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却并不关心，以为用钱可以得到一切。有钱可以让别人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让子女进最好的学校，请到最好的老师，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很多时候，这样只能造就一些品行极差的“富二代”，为社会所鄙视唾弃。试想，当父母老去，这样的子女怎能对他们尽到孝道，继承他们的事业呢？ 美国作家诺埃尔说：“作为一个现代父母，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你给了孩子多少物质的东西，而是你倾注在他身上的关心和爱。关心的态度不仅能帮你省下一笔可观的钱，而且能使你感到一份欣慰，因为你花钱不多并且给予了胜过礼物的关怀。”想让下一代有所作为，孝顺父母，父母就要以身作则，关心爱护子女，做好他们的榜样，这样才能营造王阳明所推崇的“父慈子孝”的和睦家庭。 心存孝道，生活更美好 善人也，而甚孝。 良心是人人内心都具有的，不需要到外面去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王阳明认为孝是人的本能，也是其良知的体现，是一个人生存必备的品质。 《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意为：“做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的，是很少见的；不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而喜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因此，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可以作为‘仁’的根本。”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认为，孔子之学所重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而这人道最鲜明的体现是孝悌之心。所以要想培养仁爱之心，必先从孝悌开始。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孝”的事迹，著名的《二十四孝》就是典型的代表，其中有一则“卧冰求鲤”的故事。 晋朝琅玡人王祥，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但是王祥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怨恨父母，相反，他对父母非常孝顺。父母患病，他便衣不解带、日夜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但当时是寒冬腊月，冰封三尺，天寒地冻，根本无法捕鱼。但是王祥为了能让病中的继母吃上活鲤鱼，就解开衣服卧在冰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坚冰捉鱼。突然三尺厚的冰自行融化，从冰下跃出两条鲤鱼。王祥高兴地回家为继母做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后来王祥隐居二十余年，给父母养老送终后，才应邀出外做官。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后人为了纪念他，有诗云：“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孝想必也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而施行的一种生存策略。儒家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一位名人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子女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从前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他们对儿子尽心竭力地抚养，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这对夫妻还有一个老母亲与他们同住，平时儿媳老是嫌弃婆婆，不愿意养婆婆，但是因为婆婆能帮他们干活，所以媳妇虽有怨言还是让婆婆同他们一起吃住。年复一年，孙子渐渐长大，奶奶越来越老了，她的腰因为长年的劳作变得佝偻，再也不能做重活了，而且由于年龄的原因，吃饭的时候常会撒出一些饭粒。 这时候，媳妇看婆婆越来越不顺眼，她急于把婆婆赶出家门，于是总在丈夫面前说婆婆的坏话，没想到丈夫竟然答应妻子赶母亲出门。一天吃过午饭，这对夫妻就把老母亲送到30里外的山沟里，扔下几块饼，让老母亲自生自灭。没想到回家后，他们发现儿子在村口的大树下坐着。夫妻俩问儿子为什么不回家，儿子说：“我在等奶奶，你们现在把奶奶拉出三十里地外，以后我拉你们80里也不止。”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夫妻俩顿时醒悟了，他们赶紧回到山沟里把母亲接了回来。 孔子弟子有子说：“将来这些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如果到了社会上，就是社会动荡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骇人听闻！也正如王阳明所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有良知走入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爱其亲”、“敬其兄”，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是一种心的要求。 孝是一种生存策略，将来孩子能否做到孝，关键还是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所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就要明白，在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孩子的同时，必须教会孩子孝！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自酿苦果，老无所养！ 第十二章 行孝 “百善孝为先”，在王阳明看来，孝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所有好品德的养成都是从孝行开始的。孝是一个人善心、爱心和良心的综合表现。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各种品德养成的前提。 孝在于心，不在于物 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王阳明认为，人们的心如果没有任何私欲，纯属天理，则是一颗虔诚孝敬的心，那到了冬天自然会记挂父母的寒冷，到了夏天自然会记挂父母的暑热，也就自然会讲求保暖、防暑的方法。这都是人们那颗虔诚孝敬的心产生出来的结果，也只有有虔诚的心，才会产生出孝的行为。 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父母买漂亮的房子，让父母住洋楼坐汽车，这就是不孝。这当然不对，因为孝敬父母不仅要在物质上有所提供，更关键的是要用心。所谓“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贫无孝子”，就是说如果你把能否给父母丰衣足食看作是孝顺的话，那么家里贫穷的就没有孝子了。可古代的许多著名的孝子都是贫穷的人，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路。 子路小时候家里很穷，他自己在外面挖野菜吃，却从百里之外背米回家侍奉双亲。后来子路做官了，很有钱。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有豪华的车队，还有很多随从，吃的也是“山珍海味”，但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却让子路哭了起来。他说：“现在我可以吃得很好，睡得很好，穿得也好，可我就算是还想背负着一袋米，走上百里的路去供奉我的双亲也不能了。”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孔子觉得他很孝顺，就安慰他说：“你的父母应该感到很满足了，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已享受到你的孝敬了。” 只要对父母有虔诚的心，并尽自己所能让父母感到幸福，这就是最诚挚的孝顺了。 因此，王阳明一再强调为人子女者要有“诚于孝亲的心”。他还打比方说：“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所以子女在孝顺父母的时候，一定要真心诚意，表里如一。 从前有个老裁缝，妻子去世以后一直孤单地生活着。他辛苦工作了一生，但没攒下多少钱。现在他太老了，已经不能做活儿了。他的双手抖得厉害，根本无法穿针;而且老眼昏花，缝不直一条线。他有三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结了婚有了各自的家。他们忙于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周回来和父亲吃一顿饭。渐渐的，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儿子们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他心想：“他们不愿意陪在我的身边，因为他们害怕我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他彻夜不眠为此事担心，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天早上，他找到木匠朋友，让他帮助自己做一个大箱子。然后他又跟锁匠朋友要了一把旧锁头。最后他找到卖玻璃的朋友，把朋友手头所有的碎玻璃都要过来。老人把箱子拿回来，装满碎玻璃，紧紧地锁住，放在了饭桌下面。当儿子们又来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脚踢到了箱子。他们都看向桌子下面，然后问他们的父亲：“里面是什么?”“噢，什么也没有，”老人说，“只是我平时省下的一些东西。” 儿子们轻轻动了动箱子想知道它有多重，他们踢了踢箱子，听见里面发出响声。“那一定是他这些年积攒的金子。”儿子们窃窃私语。他们经过讨论，认为应该保护这笔财产，于是他们决定轮流和父亲一起住，照顾他。 第一周，年轻的小儿子搬到父亲家里，照顾父亲，为他做饭；第二周是二儿子，再下一周是大儿子。就这样过了一段时日，最后年迈的父亲去世了。儿子们为他举办了体面的葬礼，因为他们知道饭桌下面有一笔不小的财产，为葬礼稍微挥霍一些他们还承担得起。葬礼结束后，他们满屋子搜，找到了钥匙。打开箱子后，他们看到的当然是碎玻璃。 “好恶心的诡计，”大儿子说，“对自己的儿子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二儿子伤心地问，“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箱子，直到他去世也不会有人注意他。”“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愧，”小儿子抽泣着，“我们逼着自己的父亲欺骗我们，因为我们没有遵从小的时候他对我们的教诲。” 但是大儿子还是把箱子翻过来，想看清楚玻璃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值钱的东西。他把所有的碎玻璃都倒在地上，顿时三个儿子都噤声无言，因为箱子底下刻着一行字：孝敬父母要发自内心！ 孝顺是发自内心，由衷而出的。孝不仅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心。一个人总强调正己，而正己的伊始要从回馈父母开始。孝为百德的先行，一个不知爱父母、没有德行的人绝难成事。 孝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没有表里如一的孝就没有真心实意的爱。在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时，我们要发自内心，真心地为父母做事。穷则穷孝，富则富孝，只要用一颗真正的孝心让父母开心愉快，自己也就真正尽到孝道了。 行孝，首先要使父母无忧 于是该然泣下，甚悔，且曰：“凤何如而可以免于不孝？” 予曰：“保尔精，毋绝尔生；正尔情，毋辱尔亲；尽尔职，毋以得失为尔惕；安尔命，毋以外物戕尔性。斯可以免矣。” 学生傅凤想要早点考取功名，以摆脱贫困的家境，更好地奉养父母，于是不眠不休地学习，却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了。王阳明批评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孝顺，傅凤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并向王阳明请教：“我如何才能够修正这种不孝的行为呢？” 王阳明回答说：“保养好你的身体，爱惜你的生命；端正你对父母的感情，不要辱没了父母对你的期望；尽心尽责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不要有得失之心；平心静气地生活，心不要为外物所左右，这样你就能避免陷入不孝的处境。” 在王阳明看来，家贫亲老而不为禄仕，固然不得为孝，但欲求禄仕以成疾，使父母伤心悲苦，牵肠挂肚，这又怎么谈得上孝呢？由此可见，为人子女者在生活上不让父母担忧，不让父母伤心悲苦，这是对行孝最起码的要求。 孟武伯向孔子讨教关于孝的含义。孔子答曰：“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由于疾病不受人控制，因此子女如果能常常以谨慎持身，使父母只忧虑子女的疾病，而没有别的东西可忧虑，这就是孝。然而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能自理自立，却还是让父母整天为了他担惊受怕，这便是不孝。 在一个关着一些死刑犯的牢房里，死刑犯们聚在一起看书闲聊。一名犯人指着书中的珠宝说：“我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首饰，如果她戴上这些首饰一定会很高兴。”另一名犯人指着书中的房屋说：“我家的房子又破又旧，每逢下雨就漏，我的母亲如果有这么一间漂亮的房子她该多高兴啊。”第三个犯人指着书中的汽车说：“我真想给母亲买一辆车子，以后她来看我的时候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书最后传到一个犯人的手中，他拿着看了很长时间，看着上面的珠宝、房子、汽车……他沉思了许久后，流着泪说：“我们从一出生就让母亲操心劳神，直到长大了，本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却由于我们的错误，让母亲更加为我们操劳。我们都是母亲牵挂的根源，更是母亲幸福的寄托。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连着母亲的心，我们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母亲的付出，不是为了得到珠宝、别墅、小汽车这些物质上的回报，因为在她们心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己的儿子是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如果我们的母亲有一个好儿子就好了!”这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对父母最好的回报不是珠宝、汽车、别墅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是有一个“好”儿子，除了疾病，他们不必为儿女的衣、食、住、行等其他方面担忧。 俗语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无论儿女有多大，都永远是父母心中的牵挂。子女离家的时候，父母心里总是充满担心与牵挂，分别总是令他们黯然神伤。他们会担心子女在外面是否吃饱穿暖，是否会受人欺负，是否会误入歧途等，因此才有了这句“父母唯其疾之忧”。然而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做到呢？因此，王阳明才会告诫人们：行孝，首先要使父母无忧。 尽心尽力满足父母的期望 夫孝子之于亲，固有不必捧觞戏彩以为寿，不必柔滑旨甘以为养，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为劳者。非子之心谓不必如是也，子之心愿如是，而亲以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后吾之心始乐也。子必为是不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为孝”，其得为养志乎？孝莫大乎养志。 王阳明认为，对父母真正的孝顺，不单单是安排酒宴、歌舞来为父母大肆祝寿，也不单单是费尽心思为父母准备美味可口的食物，更不单单是照顾父母的起居、扶持父母行走。真正的孝顺不是子女能够奉养父母，而是要遵循父母的意愿，尽心尽力地满足父母的期望。正如王阳明所说：“孝莫大乎养志。” 王阳明在《书黄梦星卷》中记载： 潮州处士黄保仰慕王阳明的学问，但鉴于自己年纪大了，不能远行，便让自己的儿子黄梦星远行千里来到越地向王阳明求学。黄梦星在王阳明处学习几个月后，就会请假回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在家陪伴父亲一两个月后再回来继续求学，然后学习几个月后再回家看望父亲。黄梦星就这样在相隔数千里的潮越两地来回奔波，十分辛苦。 王阳明对此感到很不解，就询问黄梦星。黄梦星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仰慕圣贤之道的人，他偶然从同乡的薛、杨两位先生那里听说了先生的学问博大高深，于是便对我说：‘我老了，并不期望你考中功名去做官，你如果能够像薛、杨两位先生那样向阳明先生求得圣贤的学问，我即便是每天喝粥饮水过清贫的日子，死后无钱买棺材只能直接入土下葬，也十分满足了。’就这样，我不远千里来向先生求学。我每次回家后，总是希望能多些时间陪伴父亲，但父亲连一个月也不让待够，总是在我到家十多日后，就给我准备了行囊和路费，催着我赶紧出发。我哭着想要留下来，父亲却责备我说：‘你以为这样是在孝顺我吗？如果你不能像鸿鹄一样在广阔的天地飞翔，只是想做在父母羽翼保护下的雏鸟，只能使我感到痛心啊。’我既想留在父亲身边尽孝，又不敢违背父命，因而只能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 王阳明听了之后大为感动，说：“黄处士是多么贤明的父亲啊，黄梦星是多么孝顺的儿子啊。能够遵从父亲的意愿，满足父亲的要求，才是真正的孝顺啊。” 在王阳明看来，不违背父母意愿的养志之孝，是远远高于养亲之身的养体之孝的。这才是尽心尽力满足父母需求的表现。 而天下父母对子女最大的期望，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从养志为孝的角度来说，王阳明认为一个人能够成贤成圣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正如《书张思钦卷》中记载的那样：“三原张思钦将葬其亲，南走数千里而请守仁铭。守仁对他说：请人铭，无非是为图亲有不朽之名。但图之人，哪里及得上图之于己？使亲传之于人之口，哪里及得上传之于其子之身？如果子为贤人，则其父就为贤人，子为圣人，则其父就为圣人之父。其托人铭而扬名，哪里及得上孔子父亲梁纥之名的不朽呢？由此思钦醒悟，归而自学。”由此可见，只有成贤成圣，才能扬名显亲；而扬名显亲，让父母为子女的成就而自豪，就是满足了父母最大的期望，就是对父母最真诚的孝顺。 营造父慈子孝的和睦氛围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 王阳明认为，为人父母者应慈爱子女，为人子女者应孝顺父母，这就是“致良知”的表现。如果父母不慈爱，子女不孝顺，家庭也就没有和谐、幸福可言。可见，王阳明十分推崇“父慈子孝”的和睦氛围。 国学大师南怀瑾也说：“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做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人们常说“父母德高，子女良教”，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一生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子女的教育，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一言一行，孩子耳濡目染，并会极力仿效，所以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父母教育孩子，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听父母讲了多少道理，而是要看父母怎样做，如果父母自身的所作所为都不符合一个合格的父母的标准，那么要求孩子能够成为孝子则是很难的。 《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因为教子有方而流芳千古。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窦燕山，是当地很有名的富户。据说,窦燕山起初为人不好，因为自己有钱，经常以势压榨贫苦百姓。年景不好的时候，有贫苦人家从他那里借粮食，他用小斗借出，人家还的时候却用大斗去量，瞒混骗诈，做事总是昧着良心。由于他常做缺德之事，所以到了30岁，还没有一儿半女。窦燕山为此十分着急，有一次，他死去的父母托梦给他说：“你心术不正，心德不端，恶名彰著天曹，如不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仅一辈子没有儿子，也会短命。你要赶快改过从善，大积阴德，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天意，改过呈祥。” 之后，窦燕山便决心痛改前非，再也不做缺德之事了。窦燕山发现很多穷人家没有钱送孩子去读书，便在家里办起了私塾，请了很多有名的老师教课，并且不收任何学费。自那以后，窦燕山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周济贫寒，克己利人，广行方便，大积阴德。有人统计，窦燕山资助过27户棺椁埋葬者，28户陪嫁者也受到过他的资助，他还资助过做买卖维持生活者数十家，接济柴米而得活者不可数计……他的善行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 也许是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上天，后来他的妻子为他连续生下了五个儿子。有了儿子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和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更注重他们的教育和品德修养。窦燕山自己也极力做一个好父亲，在他的培养教育和言传身教下，五个儿子不仅谦恭有礼、遵从孝道，并且都成为有用之材，先后登科及第。 当时有一位叫冯道的侍郎为其赋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其中所说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对窦燕山“五子登科”的评价和颂扬。 如果窦燕山没有及时醒悟，还像之前一样昧着良心做事，也许他的下一代会像他一样因为家庭富裕而不思进取，最终成为纨绔子弟，人品尚且不能保证怎么能孝顺父母，成才立业呢？幸好，他能够痛改前非，弃恶扬善，为后代树立了榜样，才有了“五子登科”的美名。 现在有很多人，一心想赚很多钱，对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却并不关心，以为用钱可以得到一切。有钱可以让别人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教育，让子女进最好的学校，请到最好的老师，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很多时候，这样只能造就一些品行极差的“富二代”，为社会所鄙视唾弃。试想，当父母老去，这样的子女怎能对他们尽到孝道，继承他们的事业呢？ 美国作家诺埃尔说：“作为一个现代父母，我很清楚重要的不是你给了孩子多少物质的东西，而是你倾注在他身上的关心和爱。关心的态度不仅能帮你省下一笔可观的钱，而且能使你感到一份欣慰，因为你花钱不多并且给予了胜过礼物的关怀。”想让下一代有所作为，孝顺父母，父母就要以身作则，关心爱护子女，做好他们的榜样，这样才能营造王阳明所推崇的“父慈子孝”的和睦家庭。 心存孝道，生活更美好 善人也，而甚孝。 良心是人人内心都具有的，不需要到外面去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王阳明认为孝是人的本能，也是其良知的体现，是一个人生存必备的品质。 《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意为：“做人，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而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的，是很少见的；不喜好冒犯长辈和上级，而喜好造反作乱的人，是没有的。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因此，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可以作为‘仁’的根本。”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认为，孔子之学所重在道。所谓道，即人道，其本则在心，而这人道最鲜明的体现是孝悌之心。所以要想培养仁爱之心，必先从孝悌开始。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孝”的事迹，著名的《二十四孝》就是典型的代表，其中有一则“卧冰求鲤”的故事。 晋朝琅玡人王祥，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但是王祥并没有因为这些而怨恨父母，相反，他对父母非常孝顺。父母患病，他便衣不解带、日夜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但当时是寒冬腊月，冰封三尺，天寒地冻，根本无法捕鱼。但是王祥为了能让病中的继母吃上活鲤鱼，就解开衣服卧在冰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坚冰捉鱼。突然三尺厚的冰自行融化，从冰下跃出两条鲤鱼。王祥高兴地回家为继母做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 后来王祥隐居二十余年，给父母养老送终后，才应邀出外做官。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后人为了纪念他，有诗云：“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水上，一片卧冰模。” “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孝想必也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而施行的一种生存策略。儒家认为，“孝”是伦理道德的起点。一个重孝道的人，必然是有爱心、讲文明的人。重孝道的家庭，亲情浓郁、关系牢固；反之，必然是亲情淡薄、容易解体。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可见，不重孝道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正像一位名人指出的：“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而变得粗野。我们不能因为老人无用而把他们遗弃。如果子女这样对待他们的父母，就等于鼓励他们的子女将来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从前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他们对儿子尽心竭力地抚养，孩子一天天茁壮成长。这对夫妻还有一个老母亲与他们同住，平时儿媳老是嫌弃婆婆，不愿意养婆婆，但是因为婆婆能帮他们干活，所以媳妇虽有怨言还是让婆婆同他们一起吃住。年复一年，孙子渐渐长大，奶奶越来越老了，她的腰因为长年的劳作变得佝偻，再也不能做重活了，而且由于年龄的原因，吃饭的时候常会撒出一些饭粒。 这时候，媳妇看婆婆越来越不顺眼，她急于把婆婆赶出家门，于是总在丈夫面前说婆婆的坏话，没想到丈夫竟然答应妻子赶母亲出门。一天吃过午饭，这对夫妻就把老母亲送到30里外的山沟里，扔下几块饼，让老母亲自生自灭。没想到回家后，他们发现儿子在村口的大树下坐着。夫妻俩问儿子为什么不回家，儿子说：“我在等奶奶，你们现在把奶奶拉出三十里地外，以后我拉你们80里也不止。”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夫妻俩顿时醒悟了，他们赶紧回到山沟里把母亲接了回来。 孔子弟子有子说：“将来这些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如果到了社会上，就是社会动荡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骇人听闻！也正如王阳明所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有良知走入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爱其亲”、“敬其兄”，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是一种心的要求。 孝是一种生存策略，将来孩子能否做到孝，关键还是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所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就要明白，在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孩子的同时，必须教会孩子孝！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自酿苦果，老无所养！ 第十三章 读书 做学问必须在自己的心上狠下功夫，凡是看不明白、想不通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仔细体会。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天理”，体明就是道明，再没有别的。这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也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关键。 在万事万物上学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然不是来自人们平时的见闻，但人们的知识大都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即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 对于见闻这个问题，王阳明认为人们要做到“博文”即是“唯精”，“约礼”即是“唯一”。即人们只有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的方法，才能求得至纯至精的天理，才能求得天理的统一与完整，因为天理只有一个。总之，在王阳明眼里，见多识广才能更好地致良知，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喜悦。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随之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才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纵观历史长河，那些成功的大师和智者无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们四处学习，到处游历，最后达到了博学多才的境界。 佛学高僧星云大师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地方，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也能令我终生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博学多识，是善德，是财富；才疏学浅，是罪恶，是贫穷。’” 在星云大师看来，人要成功，首要就要做到博学；而博学的首要就是读书学习，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上天给予了人好的品性和气质，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这就像一块玉石，要经过打磨才能展现它的完美；木材虽本性包含火的因素，但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和灵巧，也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出美的本质。 一般来说，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的人，应变能力就越强。他们反应敏捷，在交往中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调动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各种知识思考解决，从而使“山重水复疑无路”转化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的社会知识多了，阅历丰富了，他就懂得了一些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那么在与人交谈时，就更得体、更有分寸。所以，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就要多掌握一些知识，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之必须，更是让心灵宁静、喜悦的最佳保证。 尤其在当今，现代科学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边缘学科相继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点社会科学，又要学点自然科学；既要广泛涉猎，又要学有专长。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和人情知识。此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然、历史、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商业知识、经济学等之外，像民间故事、历史掌故，有意思的笑话、隐语、习俗，等等，都应该储存于大脑中，逐渐建起一座知识的仓库。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的百宝箱，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才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人生。 追求面面俱到，恰恰是一种偏执 惟乾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弟子惟乾向王阳明请教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这一句话的含义。 王阳明回答说：“中庸就是天理，就是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怎么能‘执’而不变呢？所以很难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必须因时制宜。后代的儒生们，想把各种道理阐述得完美无缺，就定了一个个固定的模式，这正是所谓的偏执了。”由此可见，追求面面俱到，是偏执的一种表现。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追求面面俱到，只会给自己增添失望和痛苦。 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企业家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人生中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可能达到事事完美。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面对的事情太多了，顾此就要失彼，所以要懂得尽己所能，也要学会欣然并洒脱地放手。” 这位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源自老师对他们的一次测试：一天，教授给学生们发下了厚厚的几摞讲义，要求学生们在一周内看完，下周测试。当时，这位企业家的课余时间都在忙着与客户洽谈合约，根本没有时间看讲义，更不要提把讲义看完并深入领会其思想了。可想而知，他的测试成绩有多么糟糕，但教授并没有责怪大家，而是说：“这些讲义本就特别多，即使你们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全部看完，更何况你们还忙着工作，我只是想通过这次测试告诉大家不必追求面面俱到、事事完美，而要学会欣然接受人生并非十全十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全世界最出色的足球选手，十次传球，也有四次失误；最棒的股票投资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失，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犯错误呢？如果你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追求完美，对自己做错或没有达到完美标准的事深深地自责，那么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从心理学上来看，过分追求面面俱到的人常常伴随着莫大的焦虑、沮丧和压抑。事情刚开始，他们就担心失败，生怕干得不够漂亮并因此感到不安，这就妨碍了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取得成功。而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就会异常灰心，想尽快从失败的境遇中逃离。他们大都没有从失败中获取任何教训，而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避免尴尬的场面。 很显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不用说在事业上谋求成功，在自尊心、家庭问题、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佛陀说，花未全开月未圆，事物一旦完美，便会转变为残缺。人生，永远都是有缺憾的。佛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婆娑世界”，翻译过来便是能容许多缺陷的世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有缺憾的，因此苏东坡有词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追求面面俱到的完美，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执。如果人们能够坦然接受世界的缺陷，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并从中汲取经验，才能真正获得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心灵欢欣的智慧。 循序渐进，才能有长进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 弟子陆澄问道：“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根基，然后从根基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学说用婴儿作比，说得很精辟。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未成形时只是一团气，什么知识都没有。待他出生后，方能够啼哭，而后能够笑，然后认识父母兄弟，既而可以站立、行走、能拿能背，最后世上的各种事情都会做了。这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也越来越有力气，头脑也越来越聪明。婴儿并非出生便具备了各种能力，所以要有个根基。”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注：“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最终能够获得圣人的学问。 从前，纪昌去拜箭法高手飞卫为师学习射箭，飞卫让他练好眼睛的基本功，他回家看妻子织布，练就圆睁眼睛，一点也不眨。飞卫让他练习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纪昌练到把头发上的小虱子看成车轮，飞卫这才教他射箭，从此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如果飞卫对初学箭术的纪昌大讲特讲射箭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从练习瞄准开始，循序渐进地教学，飞卫将很难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做到循序渐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目标分化成许多小目标，这样达到目标就会变得简单快乐得多。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要有生活的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还得为大目标牺牲小目标。” 在1984年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凭智慧战胜对手。”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山田本一没有解释。 十年后，人们才从山田本一的自传中找到“智慧”的答案：“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多千米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千米时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帮助山田本一成为了冠军。 这种简单的方法被许多成功人士采用，美国著名作家赛瓦里德说过：“当我打算写一本25万字的书时，一旦确定了书的主题和框架，我便不再考虑整个写作计划有多么繁重，我想的只是下一节、下一页甚至下一段怎么写。在六个月中，除了一段一段开始外，我没想过其他方法，结果就水到渠成了。” 因此，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经营生活、工作，人们都不要畏惧过于遥远的目标，而要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忙碌于一个又一个眼前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终究能实现自己的大目标。这正是王阳明所说的“循序渐进，才能有所长进”的道理。 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王阳明认为，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全部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到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没有智慧，是成不了圣人的，也难以摆脱内心的烦恼和痛苦。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生活所需要的。 哲学家、数学家坐船渡河。数学家问正在用力划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数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过了一会，哲学家问：“那么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地说：“那你只剩下一半生命了。”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打翻了小船。哲学家、数学家和船夫都落到水里，精通水性的船夫问哲学家和数学家：“你们会游泳吗？” 两人大叫：“不，不会！” 船夫深深叹息道：“那么你们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人们所认为的具有很多知识的学者，但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保全性命，或者说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也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一定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对新鲜、新奇的事物做出敏感和及时的反应。但是智慧不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真正的智慧能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智慧。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积累很多关于某些事情以及很多事物的大量知识，但是要按照学到的知识去明智地行动，则是很难的。学校传授人们有关行为、宇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知识与技能，但是这些教育机构很少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在讲台上或实验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生活问题。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知识和信息才能进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积累了大量如何杀人及破坏的知识，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和高端，正是那些知识在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战场，阻止我们结束所有的战争。同样，有关环保的知识也没能阻止我们杀害动物、掠夺资源和破坏地球。这些事实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但只要你能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就可以转变为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之道。 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第十三章 读书 做学问必须在自己的心上狠下功夫，凡是看不明白、想不通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仔细体会。书中所阐述的不过是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天理”，体明就是道明，再没有别的。这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也是获得人生幸福的关键。 在万事万物上学习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虽然不是来自人们平时的见闻，但人们的知识大都是从见闻中产生的，即见闻都是良知的运用。因此，良知不局限于见闻，但也离不开见闻。 对于见闻这个问题，王阳明认为人们要做到“博文”即是“唯精”，“约礼”即是“唯一”。即人们只有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的方法，才能求得至纯至精的天理，才能求得天理的统一与完整，因为天理只有一个。总之，在王阳明眼里，见多识广才能更好地致良知，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喜悦。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地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也随之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唯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才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纵观历史长河，那些成功的大师和智者无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们四处学习，到处游历，最后达到了博学多才的境界。 佛学高僧星云大师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走访了很多地方，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也能令我终生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博学多识，是善德，是财富；才疏学浅，是罪恶，是贫穷。’” 在星云大师看来，人要成功，首要就要做到博学；而博学的首要就是读书学习，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上天给予了人好的品性和气质，但必须博学才能有所成就。这就像一块玉石，要经过打磨才能展现它的完美；木材虽本性包含火的因素，但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和灵巧，也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出美的本质。 一般来说，知识越渊博、阅历越丰富的人，应变能力就越强。他们反应敏捷，在交往中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调动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各种知识思考解决，从而使“山重水复疑无路”转化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人的社会知识多了，阅历丰富了，他就懂得了一些社会因素、心理因素，那么在与人交谈时，就更得体、更有分寸。所以，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就要多掌握一些知识，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之必须，更是让心灵宁静、喜悦的最佳保证。 尤其在当今，现代科学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高度综合；边缘学科相继产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学点社会科学，又要学点自然科学；既要广泛涉猎，又要学有专长。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多少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和人情知识。此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然、历史、文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商业知识、经济学等之外，像民间故事、历史掌故，有意思的笑话、隐语、习俗，等等，都应该储存于大脑中，逐渐建起一座知识的仓库。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的百宝箱，我们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才能帮助自己获得成功的人生。 追求面面俱到，恰恰是一种偏执 惟乾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弟子惟乾向王阳明请教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这一句话的含义。 王阳明回答说：“中庸就是天理，就是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怎么能‘执’而不变呢？所以很难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必须因时制宜。后代的儒生们，想把各种道理阐述得完美无缺，就定了一个个固定的模式，这正是所谓的偏执了。”由此可见，追求面面俱到，是偏执的一种表现。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也就没有人能做到面面俱到，追求面面俱到，只会给自己增添失望和痛苦。 一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企业家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人生中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也不可能达到事事完美。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要处理、面对的事情太多了，顾此就要失彼，所以要懂得尽己所能，也要学会欣然并洒脱地放手。” 这位企业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触，源自老师对他们的一次测试：一天，教授给学生们发下了厚厚的几摞讲义，要求学生们在一周内看完，下周测试。当时，这位企业家的课余时间都在忙着与客户洽谈合约，根本没有时间看讲义，更不要提把讲义看完并深入领会其思想了。可想而知，他的测试成绩有多么糟糕，但教授并没有责怪大家，而是说：“这些讲义本就特别多，即使你们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全部看完，更何况你们还忙着工作，我只是想通过这次测试告诉大家不必追求面面俱到、事事完美，而要学会欣然接受人生并非十全十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是全世界最出色的足球选手，十次传球，也有四次失误；最棒的股票投资专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过失，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犯错误呢？如果你过于追求面面俱到，追求完美，对自己做错或没有达到完美标准的事深深地自责，那么一辈子都不会快乐。从心理学上来看，过分追求面面俱到的人常常伴随着莫大的焦虑、沮丧和压抑。事情刚开始，他们就担心失败，生怕干得不够漂亮并因此感到不安，这就妨碍了他们全力以赴地去取得成功。而一旦遭遇失败，他们就会异常灰心，想尽快从失败的境遇中逃离。他们大都没有从失败中获取任何教训，而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避免尴尬的场面。 很显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不用说在事业上谋求成功，在自尊心、家庭问题、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佛陀说，花未全开月未圆，事物一旦完美，便会转变为残缺。人生，永远都是有缺憾的。佛学里把这个世界叫作“婆娑世界”，翻译过来便是能容许多缺陷的世界。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有缺憾的，因此苏东坡有词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追求面面俱到的完美，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偏执。如果人们能够坦然接受世界的缺陷，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误与错误，并从中汲取经验，才能真正获得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心灵欢欣的智慧。 循序渐进，才能有长进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 弟子陆澄问道：“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首先要有一个根基，然后从根基上下功夫，循序渐进。道家学说用婴儿作比，说得很精辟。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未成形时只是一团气，什么知识都没有。待他出生后，方能够啼哭，而后能够笑，然后认识父母兄弟，既而可以站立、行走、能拿能背，最后世上的各种事情都会做了。这是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也越来越有力气，头脑也越来越聪明。婴儿并非出生便具备了各种能力，所以要有个根基。” 《论语·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注：“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中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最终能够获得圣人的学问。 从前，纪昌去拜箭法高手飞卫为师学习射箭，飞卫让他练好眼睛的基本功，他回家看妻子织布，练就圆睁眼睛，一点也不眨。飞卫让他练习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纪昌练到把头发上的小虱子看成车轮，飞卫这才教他射箭，从此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如果飞卫对初学箭术的纪昌大讲特讲射箭的理论知识，而不是让他从练习瞄准开始，循序渐进地教学，飞卫将很难成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做到循序渐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大目标分化成许多小目标，这样达到目标就会变得简单快乐得多。正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所说：“人要有生活的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还得为大目标牺牲小目标。” 在1984年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冠军。当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凭智慧战胜对手。”而这个“智慧”是什么，山田本一没有解释。 十年后，人们才从山田本一的自传中找到“智慧”的答案：“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四十多千米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多千米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千米时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第一个标志……第二个标志……第三个标志……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帮助山田本一成为了冠军。 这种简单的方法被许多成功人士采用，美国著名作家赛瓦里德说过：“当我打算写一本25万字的书时，一旦确定了书的主题和框架，我便不再考虑整个写作计划有多么繁重，我想的只是下一节、下一页甚至下一段怎么写。在六个月中，除了一段一段开始外，我没想过其他方法，结果就水到渠成了。” 因此，无论是读书做学问，还是经营生活、工作，人们都不要畏惧过于遥远的目标，而要运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忙碌于一个又一个眼前可以企及的小目标，循序渐进，终究能实现自己的大目标。这正是王阳明所说的“循序渐进，才能有所长进”的道理。 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王阳明认为，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圣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在知识、才能上努力学习做圣人，认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自己只需要把圣人的知识、才能全部学会就行了，哪里知道做圣人的根本在于让心合乎天理。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而是费尽精力钻研书本、考寻名物、推理形迹。这样，知识越渊博的人私欲越是滋长；才能越高，天理反而越被遮蔽。这就像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的纯金，自己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等杂质都掺杂到金子里去，却不肯冶炼自己的成色。虽然增加了分量，成色却更加低下，到最后有的就不是真金了。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没有智慧，是成不了圣人的，也难以摆脱内心的烦恼和痛苦。 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来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生活所需要的。 哲学家、数学家坐船渡河。数学家问正在用力划桨的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摇头，数学家不无遗憾地说：“那你就失去了三分之一的生命。” 过了一会，哲学家问：“那么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还是摇摇头。哲学家感慨地说：“那你只剩下一半生命了。” 这时，一阵狂风吹来，打翻了小船。哲学家、数学家和船夫都落到水里，精通水性的船夫问哲学家和数学家：“你们会游泳吗？” 两人大叫：“不，不会！” 船夫深深叹息道：“那么你们将失去全部的生命！” 哲学家和数学家都是人们所认为的具有很多知识的学者，但是在面临生活中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他们保全性命，或者说无法帮助他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也许是一个知识丰富的哲学家，但我们并不一定是个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并不一定能接受新事物，不能对新鲜、新奇的事物做出敏感和及时的反应。但是智慧不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真正的智慧能帮助我们面对生活的各种难题。所以我们说，一个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拥有智慧。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积累很多关于某些事情以及很多事物的大量知识，但是要按照学到的知识去明智地行动，则是很难的。学校传授人们有关行为、宇宙、科学和各种技术的知识与技能，但是这些教育机构很少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在讲台上或实验室里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一定懂得如何处理生活问题。经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人认为人类只有通过积累大量知识和信息才能进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人类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积累了大量如何杀人及破坏的知识，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和高端，正是那些知识在不断扩大各个地方的战场，阻止我们结束所有的战争。同样，有关环保的知识也没能阻止我们杀害动物、掠夺资源和破坏地球。这些事实都一再地提醒我们：掌握知识并不等于拥有智慧。但只要你能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知识就可以转变为智慧，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之道。 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要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只有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会变得局限、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汇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地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而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 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 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王阳明认为，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于修养自身品德，那么自然能够公正地辨别是非好恶，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他人，将国事等同家事一样关心，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从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仅是为学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质蕴含于经典之中，对人的自身修养有着很高的陶冶价值。 王阳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将知识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让知识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说：“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意思是说，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里能想到的，都是肤浅的学问；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里不能想到的，才是深奥的学问，这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谛。 自古以来的儒家圣贤们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认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认为高尚的品德是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认为，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个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么圣人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当德与才不可兼得时，当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所言“舍生而取义者也”。 对此，近代学者胡适先生曾解释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养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学生以培养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在孔子看来，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济众施之人，是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所以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也就是说，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尚德不尚力，重视品德超过重视才能，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尺。 唐朝汝州有个叫夏子胜的人，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为南县县令。这日夏子胜携一家仆赴任，来到县衙，大小县吏已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新县令到来，急忙迎上去。夏县令问他们去年南县老百姓生活如何，粮食是否丰收，商贾是否安分行商，官粮是否收齐，赋税是否完成，然后叫来师爷将县吏们所说记录在册，逐一核对账簿。几天后，师爷对夏县令说，一切都如县吏所言，去年南县一切安好。听完汇报，夏子胜点点头。 在南县县吏们的眼里，这个新来的县令与以往的官老爷大有不同，除了处理诉讼官司时会开口说话外，平时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不过话虽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却极为合乎规范，往来公文，刑罚办差，无论是上司还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称赞夏县令做事稳当，是个好官。 这些县吏们十分不解，这个不爱说话的老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一天，有个胆大的县吏将这一疑问向夏子胜提了出来，夏子胜听后，呵呵一笑，说道：“圣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个道理，为官之道在于教民养民，为人之道贵在德行，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来就不会有所偏颇，如此，又何必说那么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位南县县令的话理解为对“执事敬”的最好注解。事实上，一如这位县令说的那样，行圣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这是心灵净化、涵养提升的必然结果，由此，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与此相对，再多的话都不过是水中倒影，没有实际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两种品质不好的人。一种是品质不好、能力也不强的人，这种人因其能力有限，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会太大；另一种则是品质败坏但才思敏捷、能力出众的人，这种人更容易寻捷径上位，一旦得势，将会对反对他的人或社会集团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断送一个家庭、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可否认，没有灵魂的头脑，没有德行的知识，没有仁善的聪明，固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它们只能起负面的破坏作用。也许偶尔会给人们一些启发，或者带来一些乐趣，却很难赢得人们的尊敬与发自内心的赞叹。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会虚心好学，不断提高自己，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奋斗来获得成功。当然，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强调道德修养。不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人，何谈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以德为先，就好像王阳明告诉弟子的话：“良知在人心，随你如何，也不能泯灭。”德行是我们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们创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备，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第十四章 管理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威并施，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深谙管理的智慧，通过选拔良将、以德服人、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注重人才的素质 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秉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态，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最终获得胜利。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 俗话说：“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然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难，但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对于识人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具备才智、威信、爱卒、勇敢、严肃五种素质。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有勇无谋，只知硬拼，就有被杀的危险；临阵畏惧，贪生怕死，就有被掳的危险；易怒急躁，就有被轻侮的危险；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险；过于宽仁爱民，就有被烦扰（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的危险。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有聪明才智，善知敌我之势、进退之道；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节可以厉俗，孝悌可以扬名。而要避免八种缺点，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诈自怯；八曰狡言无礼。” 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对人才的素质也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两点，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取得好的业绩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为将者）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 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王阳明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临危不惊，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不动心，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何所施？”意思是说，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可以因败而惊乱，因胜而狂喜。惊乱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职场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比他的学问、智谋要重要得多。 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有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才能与他人配合好，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王阳明还认为，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阳明所说：“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为周全，也就获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 此外，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智慧素质，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毕竟，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阳明看来，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引导人们向善，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 在王阳明看来，德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立弊生”（建立一种新法，就会带来一些弊端），且“人存政举”（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够引导下属养成良好的德行。 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编制张挂，虽或暂时推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的人，重加礼貌优待，使其分头巡访劝谕，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导。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重加奖励。如此，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美。否则，即令动辄加以鞭挞，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当然，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还劝强盗天太热，可以脱去外衣！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就脱去了外衣。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强盗着急了，他紧张起来，连声说“不方便”。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无是处。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广泛布道，接纳弟子，传播心学。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上梁正，下梁则不歪。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贤使能，用人唯长 （荐贤）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 在王阳明看来，任贤使能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事业环境的关键，是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条件，实在是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任贤使能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邪恶小人也会变得正直。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统治者尊贤使能，则天下贤士都愿意到他的朝廷服务。在孔孟两位圣人的引导下，后世的儒家，大都主张任贤使能。 要做到任贤使能，不仅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人才的优劣，更要求管理者能够用人唯长，让每个人才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只因人无完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管理者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加以善用。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说：“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不妨做低一点的要求。” 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其才能、学问、道德，都适合担任此职。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从政，则十分不当。这是孔子在用人之道上的一些体会与建议。 对用人唯长，王阳明深有体会。他曾举了几个例子。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不仅没有帮助公子纠登上王位，在公子纠死后也没有为其死节尽忠，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仇人齐桓公，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自己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人的信任，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来保住将位，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被后人视为“名将”。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辅佐汉王刘邦时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是一个贪婪的人，但他因为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 由此王阳明得出结论：人各有短长，问题在于如何使用。而王阳明的建议是用人唯长，即“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意思是说，任用人才良善的一面而抛弃其贪婪的一面，任用人才智慧的一面而抛弃其诡诈的一面，任用人才勇敢的一面而抛弃其冲动的一面。舍短用长，因材器使，不强人之所不能，方能上无废令，下无弃才。 孟尝君去秦国，被秦昭襄王软禁起来。 孟尝君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你那件举世无双的银狐皮袍。”很不巧，孟尝君那件皮袍在刚来秦国时就献给了秦王，现在在秦王的内库里。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擅长偷盗，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入王宫，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放回去。秦昭襄王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离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怕秦王反悔，就带领门客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鸡鸣后才可打开城门。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很会学鸡叫，且惟妙惟肖，让人分不出真假。于是，这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后来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可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可见，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有用途。孟尝君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只怕要被囚禁终生了。唐代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唐代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也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用人也是如此。俗话说：“人无弃才。”是人，就有他的用途。作为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知人善任是管理的艺术，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管理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从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 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闻，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 在王阳明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君王必须养德，端正其治国的态度。当一个君王以善养德，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就不会遭受人民的责备，天下也就安定了。王阳明还认为，君子养德，必须要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博取众之所长来做决策。否则，就可能因为刚愎自用而走向灭亡。 西楚霸王为何会败给刘邦，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难听谋臣的意见，使得谋臣先后离自己而去；而刘邦却能听取手下人的意见，即使在非常暴躁的时候，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听取下属的意见，因而能够网罗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西汉王朝。 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明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身为管理者更不能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头脑去考虑事情，而要多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善于采纳下属的建议，博采众家之长，这样才能避免做出有失偏颇的决策。古往今来，成功的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听取下属的意见。 楚襄王还是太子时曾到齐国做人质，他回国的条件是献地五百里给齐国。当他回国当上楚王后，齐国便派人前来索要土地。虽然自己曾亲口答应，但这明显是乘人之危，楚襄王不想给，就问慎子该怎么办。慎子说：“明天早朝，大王叫群臣献计。”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几位大臣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子良说：“不能不给。大王金口玉言，答应的又是强大的齐国，要是不给，别人会说大王不守信用，以后大王在诸侯中就不好说话了。不如先给他们，之后再夺回来。给他们是守信用，夺回来可显示我们的武力，所以我主张给。” 昭常说：“不能给。君主不能嫌土地广大，而且五百里实占去楚国一半。这样，君主虽名为大王，若失去了五百里国土，实际上成了小地方官了，坚决不能给，昭常愿带兵去东地坚守！” 大臣景鲤则说：“不能给呀！虽然是不能给，但仅靠我们楚国的力量又不能守住。大王既然答应了又不兑现，必然背上不义的名声。我们既输了理，又不能独自守住，所以我建议向秦国求救。” 三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襄王不知该怎么办，就问慎子：“您说我该采用谁的计策呢？”慎子想了想说：“全部采用。”襄王不解，慎子说：“按照他们的主意做，大王就可以收到像他们预见的效果。大王可派子良率车五十乘，向齐国履行献地手续。第二天您可派昭常大司马，带兵前往东地驻守。再过两天，您再派景鲤求救于秦。”襄王听了茅塞顿开，一切就按慎子所说的去做。 子良到齐国交付手续，齐国人就同子良一同到楚国东地接收，昭常立即带兵抵抗，并说：“我租用主上土地，将生死与共！”齐国人就问子良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说：“我是受楚王命令这样做，而昭常不把楚王与齐王放在眼里，你们发兵进攻吧！” 齐王大怒，立即组织军队，大举讨伐昭常。齐王的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秦国五十万大军已逼近齐国边境，秦国指责齐王说：“你们扣押楚太子不让他回国继位，这是不仁；接着又要夺人五百里国土，这是不义。如果你们把刀兵收起来那就没事了，如果你们动手，那我们也等着了。”齐王害怕了，就请子良回国，又派人去秦国谈和。这样，楚国不动刀枪，就使得东地五百里得以保全。 楚襄王听取了三个人的意见，之后又经过慎子的整合，使得楚国在此事的处理上收到了最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子良、昭常和景鲤的意见缺一不可，慎子的独到眼光也极为重要，试想如果楚襄王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楚国的五百里地可能就无法保全了。 管理者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虽然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般，但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事物的皮毛而已。因而，管理者需要听取尽可能多的意见，不能只是选择自己愿意听的，或者是自己想听的，而无视那些与自己内心旋律不同的声音。拿掉挡在耳朵上的挡板，听取众人的意见，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还能满足下属渴望受到领导关注的心理。下属不仅仅希望得到管理者的关心，更希望能得到管理者的尊重，能倾听和接纳自己的意见及建议。如果管理者能善于听取下属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领导是一个虚心纳谏、平易近人的好领导，这样管理者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就随之上升了；反之，如果不给下属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久而久之，一方面，下属的工作常带有依赖性，缺乏创造性，对事业的发展不利；另一方面，一旦产生矛盾，就会趋于集中，使管理者的形象在下属的心目中受损，损害团队的和谐。 赏与罚的艺术 军旅之任，在号令严一，赏罚信果而已。 在王阳明看来，要培养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不仅要制定严厉的纪律，还要做到赏罚分明，真正使众人信服。这其实就是在讲管理中的赏与罚的艺术。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韩非子也说：“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管理者对下属要全部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从而使自己的组织走上健康有序、有章可循的正确轨道。管理者只用慈爱和仁义是换不来下属的忠心的，只有赏罚分明才会让下属积极认真地工作，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些赏罚分明的管理者，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让组织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做到赏罚及时，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提高执行力。否则，无论该赏还是该罚都犹犹豫豫，赏舍不得，罚又下不了手，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变成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 罗马著名的军事家斯奇比奥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君主，他的名声很好，其人格和行为皆被人推崇，但是斯奇比奥太没有原则了。一次，在洛克伦斯居住的子民遭受了斯奇比奥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斯奇比奥既没有替受欺侮的臣民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所有的人都觉得斯奇比奥是个没原则的人，他的部下也渐渐对他失去了尊敬；在元老院里，他受到元老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后者说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结果，斯奇比奥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了他。 不忍对他人有半点苛责，就显得一个人没有原则，任人欺侮。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如果对该奖励的人没有足够的奖励，对该惩罚的人不能惩罚，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偏颇者。尽管斯奇比奥富有仁慈的德行，但他没能做到赏罚分明，不去惩罚犯错的属下，因而最终失去了民心。 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管理者在下结论前应多观察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力争做到奖惩客观、公正、公平，千万不要偏听偏信，武断下结论。否则，管理者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不但受罚的人满腹委屈，心中不服，其他知道真相的人也会替他鸣不平，最后只能导致下属与管理者及团队离心离德，做起事来得过且过，能糊弄就糊弄，出工不出力。总之，赏罚分明，是管理者平衡员工关系、维护团队和谐的关键。 索克斯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员工。一次，他接到了一笔大单，他将操控1500万美元，为客户赚钱。任何人都知道，理财投资有风险性和较长的周期，所以索克斯非常谨慎地做起了自己的投资计划。 经过两年的时间，索克斯为客户赚取了660万美元。公司对他感到非常满意，并擢升他为投资部门经理。但是，在表彰大会上索克斯却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且被罚了5万美元（本来这是公司准备奖赏给他的），原因在于，索克斯在为客户服务期间，曾一度因为脾气不好而与客户发生激烈的争论，几次令客户险些撤资。一旦对方撤资，将使公司遭受数十万美元的损失，而这并不是索克斯所能承担的。 有些时候，对有功劳的人不吝惜赏赐，是管理者大度的表现；而对于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人，饶恕就等于纵容，会破坏一个团队或生活圈子的规矩，以至于人人都变得随便，不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如此随便，必将使行善者减少，为恶者众多，因为后者知道自己将免于惩罚；如果一个团队不能赏罚分明，人人将不忠于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所得也会有诸多抱怨，这个团队无疑是不团结、不和谐的。 只有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才是管理者留下人才和铲除蠹虫的不二法宝。这其中最重要的学问就在于公正、讲情义、讲道理。对于人才的任用，不论远近亲疏，只论功过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就要奖励，有错就必须罚，两者清晰明确，如此方可减免团队内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争执，增加整体队伍的凝聚力，有效降低因不合而造成的损失，提高做事效率。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赏与罚的艺术。 第十四章 管理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威并施，敏锐地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是每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慧。王阳明身处官场多年，深谙管理的智慧，通过选拔良将、以德服人、任贤使能、赏罚分明，带领团队获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注重人才的素质 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厄远近”，而“料敌制胜”乎? 王阳明十分注重人才的素质，在他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在功成名就时淡泊名利，在面临危机时敢于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为团队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秉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淡泊心态，就能够正确地分析和判断敌情，考察地形的险易并计算道路的远近，最终获得胜利。这其实就是在告诫领导者要注重人才的素质，要善于发现素质良好的人才并给予重用。 俗话说：“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用起来就越得当，相处起来才能减少摩擦。然而，人们要想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出他内在的品德修养，是一件很难的事。自古识人之难，在于知人知面不知心。虽然难，但还是要去体味，毕竟识人是与人交往的基础。只有在对一个人的性格品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与其相处的模式及关系的远近。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谋之有道，而道相同者则引为知己。而这些都需要从识人开始。对于识人的方法，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子曾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将领，必须具备才智、威信、爱卒、勇敢、严肃五种素质。又说：“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悔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一个将领必须避免五个危机：有勇无谋，只知硬拼，就有被杀的危险；临阵畏惧，贪生怕死，就有被掳的危险；易怒急躁，就有被轻侮的危险；清廉自好，就有被污辱的危险；过于宽仁爱民，就有被烦扰（囿于小爱不知大爱之情）的危险。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诸葛亮也说：“为将者必须有高尚的志守，见利不贪，见美不淫；有聪明才智，善知敌我之势、进退之道；有优秀的道德品质，高节可以厉俗，孝悌可以扬名。而要避免八种缺点，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决；六曰荒于酒色；七曰奸诈自怯；八曰狡言无礼。” 王阳明在熟读古人识别人才的智慧后，对人才的素质也有自己的理解。 人才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是良好的道德品质。王阳明认为，一个管理者必须竭力工作来回报上司的赏识，对下属则应多加关爱和鼓励，以激励下属更好地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两点，而是只顾着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晋升机会和更多的利益，是无法管理好一个团队，取得好的业绩的。正如王阳明所说：“（为将者）惟以定乱安民为事，不以多获首级为功。” 人才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王阳明看来，一个好的人才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临危不惊，当机立断，指挥若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必须不动心，否则就应付不了千变万化的职场。正如王阳明所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而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何所施？”意思是说，一个将领若无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承受不了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他可以因败而惊乱，因胜而狂喜。惊乱必然失措，狂喜亦致失措，在职场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良好心理素质，比他的学问、智谋要重要得多。 王阳明还看重人才的智慧韬略，他强调只有选取有谋有胆略的官员统领士兵，才能做好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一个有强大的智慧韬略的人，才能与他人配合好，从而为团队谋取更大的利益。王阳明还认为，这些智慧韬略必须经由实践始能培养，而不由坐在书房里去玄思而得。正如王阳明所说：“必须身习其事，斯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亲自去实践，才能找出其中的不足并加以改善，思考得更为周全，也就获得了智慧，如此才能轻松应对一切事情，没有人能够不实践而获得智慧。 此外，王阳明不仅强调人才的道德素质、心理素质、智慧素质，还强调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毕竟，专业技能水平才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基础素质。只有具备了以上四点素质，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 君子之政，不必专于法，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不必泥于古，要在入于善。 在王阳明看来，立政治民，重要的是要有道德高尚的人当政，引导人们向善，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不在于制定严密的法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政以德”，即把道德作为政治的主要手段，它是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 在王阳明看来，德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立弊生”（建立一种新法，就会带来一些弊端），且“人存政举”（一个掌握政权的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政治主张便能贯彻）。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有良好的德行，就能够引导下属养成良好的德行。 王阳明在江西赣州剿匪推行十家牌法时就使用了“以德服人”的方法。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得力的人，即有道德的人去推行，就只能编制张挂，虽或暂时推行，而终归要废弛不行。因此王阳明要求各县务必于坊里乡都之内，推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的人，重加礼貌优待，使其分头巡访劝谕，哪怕深山穷谷亦要深入下去，教其不能，督其不行，面命耳提，多方化导。对巡访劝谕成绩显著者，县令要亲自至其庐舍，重加奖励。如此，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美。否则，即令动辄加以鞭挞，也是无济于事。正如孟子所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当然，王阳明自己也十分擅长以德服人的驭人之术。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犯颜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他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这个强盗头目平时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他还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强盗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便说要杀要剐悉从尊便。王阳明面对他无礼的态度并无怒气，反而和气地告诉他既然这样就不用审判了，还劝强盗天太热，可以脱去外衣！这个强盗想到脱掉外衣还可以松松绑，就脱去了外衣。王阳明又说不如把内衣也脱掉吧！强盗想了想又把内衣脱掉了。王阳明又劝他把内裤也脱掉吧，强盗着急了，他紧张起来，连声说“不方便”。王阳明看他如此紧张，就说这个强盗还是有廉耻心和道德良知的，并非一无是处。强盗听到王阳明这样说，便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王阳明善于从德化良知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他认为，德化良知能走入民心，更好地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目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且一向注重德化的作用，他广泛布道，接纳弟子，传播心学。每到一地，他就普及文化，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上行下效，用文化和德政来教化当地百姓。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做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么，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 上梁正，下梁则不歪。管理者是下属效仿的对象，只有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更好地约束下属。美国前副总统林伯特·汉弗莱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前进，而要吸引别人跟我们一起前进，这个试验人人都必须做。”就是说，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修养和思想影响身边的人，凡事起好的带头作用，这样才能具有凝聚力，使下属自觉团结在自己周围，这才是真正的“致良知”之道。 任贤使能，用人唯长 （荐贤）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 在王阳明看来，任贤使能是维持和平稳定的事业环境的关键，是亲君子、远小人的重要条件，实在是不能不慎重考虑啊。 任贤使能是儒家的传统政治思想。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推举出来，邪恶小人也会变得正直。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意思是说，统治者尊贤使能，则天下贤士都愿意到他的朝廷服务。在孔孟两位圣人的引导下，后世的儒家，大都主张任贤使能。 要做到任贤使能，不仅要求管理者能够识别人才的优劣，更要求管理者能够用人唯长，让每个人才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只因人无完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因此管理者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加以善用。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所说：“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做过高的要求，不妨做低一点的要求。” 孔子说：“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意思是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十分合适的人选，其才能、学问、道德，都适合担任此职。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从政，则十分不当。这是孔子在用人之道上的一些体会与建议。 对用人唯长，王阳明深有体会。他曾举了几个例子。 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辅佐公子纠时不仅没有帮助公子纠登上王位，在公子纠死后也没有为其死节尽忠，反而投奔了公子纠的仇人齐桓公，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但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自己也被誉为“春秋第一相”。 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在鲁国娶了一位齐国宗室女子为妻，鲁国人对即将担任统帅的吴起表示怀疑，吴起为博得鲁国人的信任，竟不惜杀死自己的妻子来保住将位，实在是一个残忍的人；但我们不能否定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因此他被后人视为“名将”。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辅佐汉王刘邦时接受将领们的金子，送金多的得好去处，送金少的得坏去处，是一个贪婪的人，但他因为富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六出奇计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因而得到刘邦的重用。 由此王阳明得出结论：人各有短长，问题在于如何使用。而王阳明的建议是用人唯长，即“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意思是说，任用人才良善的一面而抛弃其贪婪的一面，任用人才智慧的一面而抛弃其诡诈的一面，任用人才勇敢的一面而抛弃其冲动的一面。舍短用长，因材器使，不强人之所不能，方能上无废令，下无弃才。 孟尝君去秦国，被秦昭襄王软禁起来。 孟尝君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你那件举世无双的银狐皮袍。”很不巧，孟尝君那件皮袍在刚来秦国时就献给了秦王，现在在秦王的内库里。孟尝君手下有个门客，擅长偷盗，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入王宫，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孟尝君把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放回去。秦昭襄王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离去。 孟尝君得到文书，怕秦王反悔，就带领门客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鸡鸣后才可打开城门。孟尝君手下有一个门客很会学鸡叫，且惟妙惟肖，让人分不出真假。于是，这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了起来。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后来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可孟尝君已经走远了。 可见，即使是鸡鸣狗盗之辈，也有用途。孟尝君倘若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只怕要被囚禁终生了。唐代陆贽说过：“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唐代韩愈在《送张道士序》中也说：“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用人也是如此。俗话说：“人无弃才。”是人，就有他的用途。作为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知人善任是管理的艺术，也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人的长处，才是一种真正的机会。”大凡高明的管理者无不深明此意：要以人的长处运用为机会，善于识察人的长处，并能用得恰到好处，这样就能不失时机地赢得事业的成功。这也正是中国管理者们从古至今一直在学习汲取并不断实践的用人之道。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 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闻，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 在王阳明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君王必须养德，端正其治国的态度。当一个君王以善养德，治理国家就不会有什么过失，就不会遭受人民的责备，天下也就安定了。王阳明还认为，君子养德，必须要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博取众之所长来做决策。否则，就可能因为刚愎自用而走向灭亡。 西楚霸王为何会败给刘邦，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难听谋臣的意见，使得谋臣先后离自己而去；而刘邦却能听取手下人的意见，即使在非常暴躁的时候，也能静下心来，认真听取下属的意见，因而能够网罗天下人才为己所用，最终建立西汉王朝。 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会明白，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身为管理者更不能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头脑去考虑事情，而要多多听取他人的意见，善于采纳下属的建议，博采众家之长，这样才能避免做出有失偏颇的决策。古往今来，成功的管理者都非常重视听取下属的意见。 楚襄王还是太子时曾到齐国做人质，他回国的条件是献地五百里给齐国。当他回国当上楚王后，齐国便派人前来索要土地。虽然自己曾亲口答应，但这明显是乘人之危，楚襄王不想给，就问慎子该怎么办。慎子说：“明天早朝，大王叫群臣献计。”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几位大臣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 子良说：“不能不给。大王金口玉言，答应的又是强大的齐国，要是不给，别人会说大王不守信用，以后大王在诸侯中就不好说话了。不如先给他们，之后再夺回来。给他们是守信用，夺回来可显示我们的武力，所以我主张给。” 昭常说：“不能给。君主不能嫌土地广大，而且五百里实占去楚国一半。这样，君主虽名为大王，若失去了五百里国土，实际上成了小地方官了，坚决不能给，昭常愿带兵去东地坚守！” 大臣景鲤则说：“不能给呀！虽然是不能给，但仅靠我们楚国的力量又不能守住。大王既然答应了又不兑现，必然背上不义的名声。我们既输了理，又不能独自守住，所以我建议向秦国求救。” 三个人说得都有道理，襄王不知该怎么办，就问慎子：“您说我该采用谁的计策呢？”慎子想了想说：“全部采用。”襄王不解，慎子说：“按照他们的主意做，大王就可以收到像他们预见的效果。大王可派子良率车五十乘，向齐国履行献地手续。第二天您可派昭常大司马，带兵前往东地驻守。再过两天，您再派景鲤求救于秦。”襄王听了茅塞顿开，一切就按慎子所说的去做。 子良到齐国交付手续，齐国人就同子良一同到楚国东地接收，昭常立即带兵抵抗，并说：“我租用主上土地，将生死与共！”齐国人就问子良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说：“我是受楚王命令这样做，而昭常不把楚王与齐王放在眼里，你们发兵进攻吧！” 齐王大怒，立即组织军队，大举讨伐昭常。齐王的军队还没有开出国境，秦国五十万大军已逼近齐国边境，秦国指责齐王说：“你们扣押楚太子不让他回国继位，这是不仁；接着又要夺人五百里国土，这是不义。如果你们把刀兵收起来那就没事了，如果你们动手，那我们也等着了。”齐王害怕了，就请子良回国，又派人去秦国谈和。这样，楚国不动刀枪，就使得东地五百里得以保全。 楚襄王听取了三个人的意见，之后又经过慎子的整合，使得楚国在此事的处理上收到了最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子良、昭常和景鲤的意见缺一不可，慎子的独到眼光也极为重要，试想如果楚襄王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楚国的五百里地可能就无法保全了。 管理者应该明白：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了解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虽然不至于像盲人摸象一般，但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事物的皮毛而已。因而，管理者需要听取尽可能多的意见，不能只是选择自己愿意听的，或者是自己想听的，而无视那些与自己内心旋律不同的声音。拿掉挡在耳朵上的挡板，听取众人的意见，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 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还能满足下属渴望受到领导关注的心理。下属不仅仅希望得到管理者的关心，更希望能得到管理者的尊重，能倾听和接纳自己的意见及建议。如果管理者能善于听取下属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下属就认为自己的领导是一个虚心纳谏、平易近人的好领导，这样管理者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就随之上升了；反之，如果不给下属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就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久而久之，一方面，下属的工作常带有依赖性，缺乏创造性，对事业的发展不利；另一方面，一旦产生矛盾，就会趋于集中，使管理者的形象在下属的心目中受损，损害团队的和谐。 赏与罚的艺术 军旅之任，在号令严一，赏罚信果而已。 在王阳明看来，要培养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不仅要制定严厉的纪律，还要做到赏罚分明，真正使众人信服。这其实就是在讲管理中的赏与罚的艺术。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韩非子也说：“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是说，管理者对下属要全部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过必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从而使自己的组织走上健康有序、有章可循的正确轨道。管理者只用慈爱和仁义是换不来下属的忠心的，只有赏罚分明才会让下属积极认真地工作，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那些赏罚分明的管理者，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让组织健康发展和不断进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做到赏罚及时，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兑现，这样才能激励员工的士气，提高执行力。否则，无论该赏还是该罚都犹犹豫豫，赏舍不得，罚又下不了手，最后的结果就是企业变成一盘散沙，失去战斗力。 罗马著名的军事家斯奇比奥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君主，他的名声很好，其人格和行为皆被人推崇，但是斯奇比奥太没有原则了。一次，在洛克伦斯居住的子民遭受了斯奇比奥一名使者的摧残，可是斯奇比奥既没有替受欺侮的臣民报仇雪耻，对于使者的横行霸道也没有加以惩罚。所有的人都觉得斯奇比奥是个没原则的人，他的部下也渐渐对他失去了尊敬；在元老院里，他受到元老法比奥·马西莫的弹劾，后者说他是罗马军队的败坏者。结果，斯奇比奥的军队在西班牙背叛了他。 不忍对他人有半点苛责，就显得一个人没有原则，任人欺侮。特别是作为管理者，如果对该奖励的人没有足够的奖励，对该惩罚的人不能惩罚，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偏颇者。尽管斯奇比奥富有仁慈的德行，但他没能做到赏罚分明，不去惩罚犯错的属下，因而最终失去了民心。 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管理者在下结论前应多观察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力争做到奖惩客观、公正、公平，千万不要偏听偏信，武断下结论。否则，管理者的威信就会受到影响，不但受罚的人满腹委屈，心中不服，其他知道真相的人也会替他鸣不平，最后只能导致下属与管理者及团队离心离德，做起事来得过且过，能糊弄就糊弄，出工不出力。总之，赏罚分明，是管理者平衡员工关系、维护团队和谐的关键。 索克斯是美国一家投资公司的员工。一次，他接到了一笔大单，他将操控1500万美元，为客户赚钱。任何人都知道，理财投资有风险性和较长的周期，所以索克斯非常谨慎地做起了自己的投资计划。 经过两年的时间，索克斯为客户赚取了660万美元。公司对他感到非常满意，并擢升他为投资部门经理。但是，在表彰大会上索克斯却遭到了严肃的批评，并且被罚了5万美元（本来这是公司准备奖赏给他的），原因在于，索克斯在为客户服务期间，曾一度因为脾气不好而与客户发生激烈的争论，几次令客户险些撤资。一旦对方撤资，将使公司遭受数十万美元的损失，而这并不是索克斯所能承担的。 有些时候，对有功劳的人不吝惜赏赐，是管理者大度的表现；而对于犯了原则性错误的人，饶恕就等于纵容，会破坏一个团队或生活圈子的规矩，以至于人人都变得随便，不服从命令。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如此随便，必将使行善者减少，为恶者众多，因为后者知道自己将免于惩罚；如果一个团队不能赏罚分明，人人将不忠于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所得也会有诸多抱怨，这个团队无疑是不团结、不和谐的。 只有论功行赏、论罪处罚，才是管理者留下人才和铲除蠹虫的不二法宝。这其中最重要的学问就在于公正、讲情义、讲道理。对于人才的任用，不论远近亲疏，只论功过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了就要奖励，有错就必须罚，两者清晰明确，如此方可减免团队内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争执，增加整体队伍的凝聚力，有效降低因不合而造成的损失，提高做事效率。这也是王阳明所推崇的赏与罚的艺术。 第十五章 修养 游于艺，包含着一种悠然自得的从容心态，可以纵情于山水，在人间诗意地栖息；可以挥笔泼墨，在书法之中品悟心灵的智慧；可以平心静气地制作音乐，享受美妙旋律带来的心灵触动。总之，如果能够享受艺术带来的美和快乐，你就是获得了王阳明推崇的游于艺的功夫了。 经常保持身心愉快 九川卧病虔州。 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对曰：“功夫甚难。”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在虔州时，弟子陈九川病倒了，他害怕因病耽误学习，内心十分苦恼。王阳明劝导他说:“关于病这个东西，格也很困难，你感觉如何？”陈九川说：“功夫的确很难。”王阳明进一步劝导他说：“经常保持乐观的心情，即为致良知的功夫。”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保持平和的心态，不忧虑、不急躁，就不至于因思考过多而加重病情，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恢复健康。这也可以算作一种“致良知”的功夫。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人们常说的心态健康。 现代医学证明，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如果人的心情不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从前，有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一位裁缝，小女儿的丈夫开伞铺，生活得都不错。但自从两个女儿出嫁后，老太太就病倒了。两个女儿轮流回家服侍老太太，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眼睁睁看着老太太日渐消瘦，两个女儿心如刀割般痛苦，只得天天去庙里求菩萨保佑。 一位禅师看两个女儿如此虔诚向佛，主动上前询问。了解情况后，禅师就随同两个女儿前去家中探望老太太。进了家门，禅师和老太太话家常。渐渐的，老太太就能坐起身来，最后老太太还下床亲自做了一顿斋菜，以感谢菩萨和禅师的救命之恩。从此以后，老太太天天有说有笑，身体日渐强壮。 面对老太太的变化，两个女儿十分欣喜，却也十分不解。后来，她们又遇到了那位禅师，才知道，并非禅师用什么高明的法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而是禅师解开了老太太的心结，调整了她的心态。老太太之所以犯病，是因为每逢下雨，她就愁大女儿家卖不了衣裳；每逢天晴，她又愁小女儿卖不出雨伞。禅师不过是让老太太换一种心态：每逢下雨，她就为小女儿多卖雨伞高兴；每逢天晴，她就为大女儿多卖衣裳高兴。心情好了，病自然就好得快了。 治好老太太的病，靠的不是药，也不是禅师的法力，而是心态的转变。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即使碰到困难的事情，只要心态积极，看到事情的光明面，充满乐观的意念，大脑处于这种和谐的状态，就会分泌出对身体有益的激素。相反，如果心情忧郁悲观，整天唉声叹气，处于苦闷怨怼的状态，大脑受到这种恶性刺激，就会分泌出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损害人们的健康。 王阳明深知心态对健康的影响，因而他才能对陈九川说出“常快活便是功夫”的劝导之言。也正是凭借超强的心态调整能力，王阳明才得以在艰苦的龙场存活下来。正如他在《瘗旅文》中所记载的那个故事一样： 正德四年（1509年）秋七月初三，有一个从京师来的小官，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从龙场路过去上任，阴雨天黑，投宿于一苗民家。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有人从那条路过来，说这个小官已死在路上。下午他的儿子又死了，第三天连仆人也死在山坡之下。 听到此讯，王阳明悲伤之余，命两名童子去把三具尸体埋了，并感慨地说：“我早知道你肯定会死，因为前两天我隔着篱笆望见你愁容满面，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如果你实在贪恋这五斗米的俸禄，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去上任，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呢？ “要知道，在遥远的路途中，餐风饮露，攀越崖壁，行走于高山野岭之顶，经常是饥渴劳累，筋骨疲惫不堪，而又有瘴厉之气时时侵扰着身体，如果这时又有忧郁哀愁积于内心，内外夹攻，岂有不死之理？ “而我离开故乡来到这里，已有两年了，同样也经历了瘴毒之气的侵害，却能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豁达愉悦之心，没有一天是像你这样悲悲切切、忧郁哀愁的。” 正因为王阳明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因此在被贬谪到龙场那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时，跟随他来的仆人都病倒了，唯独他一个人无事，这正证明了拥有好心情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就能促使身心处于平衡，从而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年轻的精神。正如现代医学证实的那样，当一个人用心想象出快乐状态的时候，大脑就会不断分泌出大量对身体有益的物质，使人处于最佳状态。 只要我们放松身心，努力保持舒畅的心情及快乐的体验，就会促使大脑处于最佳状态，使身心保持健康。 品山赏水，在人间诗意地栖息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王阳明晚年在会稽（南宋以后会稽改名绍兴）讲学时曾经对弟子们说过：“会稽处于有山有水的地方，茂密的树林、悠长的山谷，比比皆是；春夏秋冬，气候适宜；安静而远离尘俗，好友们从四方云集于此，对于道义日日都有新的见解。真是逍遥自在，天地间哪还会有这样的快乐！”在王阳明看来，在一个青山碧水、风景如画的环境里，与朋友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交流，是多么诗意、快乐的生活呀！ 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息。诗意地栖息就是保有一颗净洁的诗心，让心灵冲破现实的束缚，遨游在一个无限的意义世界。而要想诗意地栖息于人间，就要懂得欣赏自然中的山水之美。 一个夏天的下午，桑尼夫人与她的朋友到森林游玩，到达之后，就暂时在优美的墨享客湖山上的小房子中休息；这里位于海拔2500米的山腰上，是美国最美的自然公园。 在公园的中央还有一个宝石般的翠湖舒展于森林之中。墨享客湖就是“天空中的翠湖”之意，在几万年前地壳大变动时，造成了高高的断崖。 她朋友的目光穿过森林及雄壮的崖岬，轻移到丘陵之间的山石，刹那间光耀闪烁、千古不移的大峡谷照亮了她的心灵，这些美丽的森林与沟溪就成为滚滚红尘的避难所。 那天下午，夏日混合着骤雨与阳光，乍晴乍雨，她和她的朋友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贴着身体，心里开始有些不快，但是她和她的朋友仍彼此交谈着。慢慢地整个心灵被雨水洗净，冰冰凉凉的雨水轻吻着脸颊，霎时引起从未有过的新鲜快感，而亮丽的阳光也逐渐将衣服晒干，话语飞舞于树与树之间，谈着谈着，静默来到她和她的朋友之间。 她们用心倾听着四方的宁静。当然，森林绝对不是安静的，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生物活动着，而大自然张开慈爱的双手孕育生命，但是它的运作声却是如此和谐平静，永远听不到刺耳的喧嚣。 在这个美丽的下午，大自然用慈母般的双手熨平她们心灵上的焦虑、紧张，一切都归于平和。 当她们正陶醉于优美的大自然乐章之中时，一阵急促的乐曲突然刺激着耳膜，那是令人神经绷紧的爵士乐曲。伴随着音乐，有三个年轻人从树丛中钻出，原来是其中一位年轻男孩提着一架收音机。 这些都市中长大的年轻人不经意地用噪音污染了森林，真是大煞风景！不过他们都是善良的青年，并在她和她的朋友身旁围坐着，快乐地交谈。 本想劝三个年轻人关掉那些垃圾音乐，静静聆听大自然的乐曲，但是想到并没有规劝他们的权利。最后还是任由他们，直到他们离去，消失在森林之中为止。大自然的音乐多美！风儿轻唱着，小鸟甜美地鸣啼……这种从盘古开天以来最古老的音乐绝非人类用吉他与狂吼能制造出来的旋律，而他们竟然白白浪费大好的自然资源，委实令人惋惜。 人的心不安静，就不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一颗丧失了美的心灵，哪里还有诗意可言呢？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说：“只要人们愿意深入自己的内心中心，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就会知道，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唯有那种单纯是为了写诗的快乐而写出来的诗才会这样伟大，这样高贵，这样真正的无愧于诗这名称。” 王阳明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才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得意与失意，获得自由自在的人生。在王阳明第一次科举考试失利后，他就曾利用诗歌来抚慰内心的失落和痛苦。他在家乡余姚组建了一个龙泉山诗社，诗社成员人数不多，没有名噪一时的文人，大家聚在一起，无非就是下棋饮酒，游山玩水。 在创办诗社的这一段时期，王阳明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如：“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在龙泉山清秀的环境中，王阳明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惬意悠闲的一段时光。可以说，在龙泉山诗社两年的生活，王阳明抛开了纷繁复杂的世俗，为自己创造了思考和反省的机会，为他今后的官场生涯积蓄了力量。 在龙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王阳明也能一边种地一边赋诗为乐： 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正是带着诗意的心灵去生活，王阳明才得以在龙场悟道，走出心学的第一步，并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如果人们像王阳明一样懂得品味山水之美，也能够在人间诗意地栖息。 书法之中悟心法 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王阳明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说：“我开始学书法时，只是对着古帖临摹练习，这样练来练去，只学得个字形相像，内在的神意却毫无所得。后来我改变了学习方法，举笔不再轻易落纸，而是凝神静虑，先在心中想象要写之字的形态气势，这样练习久了之后才开始通达书法之道。后来读到明道先生（即程颢）写道：‘我写字的时候很恭敬，并不是要字写得好，只是这个恭敬的态度就是学习。’既不是要字好，又为什么要去学呢？通过自己学习书法的例子，于是我知道古人不论什么事情，随时都在心上学习，等到心精明透彻了，字自然也就写得好了。” 人们常评价书法是“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对书法的表现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所以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可以说，书法是心灵的律动、感情的流淌和释放。书法能使人静，更让人思考，确实是修身养性、培养情操、延年益寿的良药。书法之所以能带给人们无尽的美感，根源在于它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学。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背后的深意：无论学习什么事情，人们都要让心真正地静下来，让所要学习的事物在心中形成一个明确生动的心理图像，越生动逼真越好，这样自然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许多时候，经验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或学习一样东西，反复地去做、去练习，重复的次数多了，就能获得成功。然而，使我们最后获得成功的，仅仅是重复的次数够多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没有用心去练习，重复得再多也不会帮助你获得成功。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马尔滋所说的那样：“学习某种技巧，并不是做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成功，而关键在于你的大脑神经能否记住那种成功的经验。” 在《C罗：挑战极限》纪录片中，曾经有一个黑暗中踢球的测试：先由一位足球运动员示范动作——接过他人传来的足球，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灯被关闭，球员将依靠自己的直觉将球踢进球门。无论是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关灯，还是接到足球前的某一刹那关灯，著名足球运动员C罗都能利用身体（足、肩）将球顺利送入球门。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C罗在观看示范球员动作时在心里对动作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和练习，对球速、距离等有较为准确的计算，因而才能在实战中找到准确的位置将球踢进球门。如果C罗只是单纯地模仿他人的动作，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善于在心里反复进行踢球入门练习的全过程，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在脑子里有条不紊地及时判断处理的种种细节，这或许就是C罗成为世界级超级足球运动员的根本原因。 就像深谙绘画之道的画家在作画时，心凝气静，万虑皆空，意随心转，笔随意动，在常人看来只是寥寥数笔，这一点，那一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翠竹图便出现在眼前。在旁人看来很难的事，在画家看来却极为简单，只因他不过把早已进入他心胸的竹子用笔勾画出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胸有成竹”。如果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先在心中反复练习，做到“胸有成竹”，就能达到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的境界。 兵书中参破人生成败 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 王阳明认为，用兵作战，先要以谋略制服敌人；要彻底地战胜敌人，则要让对方从心里臣服于自己。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南征教》里所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相类似。 征战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要使敌人心服口服。“攻心为上”，是历代兵家克敌的有力武器。《孙子兵法》中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然没有“攻心”之说，却包含了攻心策略。 王阳明作为人、人性、人心的研究家，当然知道攻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每次作战之前，王阳明都会通过发布榜谕，对百姓犯错的原因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并阐述宽大政策以及自己不立即进兵的原因，殷切期望误入歧途者幡然悔悟。在《王阳明全集》所辑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属于榜谕性质的就有二十一篇。很多起义的百姓看到他的榜谕，都自动缴械投降，这就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真正的强者，震慑的是人心，而不是肉体。王阳明攻心为上，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对手屈服，实在为人称许。“攻心为上”的核心在于“心”，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的修行，锻造自己的气势，也能不战而胜。 古代，有一位专门训练斗鸡的名手叫纪渻子。一天，君王让他代为训练一只斗鸡，十天过后，君王询问训练情况：“进展如何？是否近日可用？”纪渻子回答道：“时机尚未成熟，它杀气腾腾，一上场即横冲直撞。” 又过了十天，君王再度询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成！它只要一听到斗鸡的叫声，便马上斗志昂扬，无法控制自如。” 又过了十天，君王又来询问此事，说：“怎样了？现在该可以了吧！”纪渻子仍然摇头，说：“还不行，它只要看见斗鸡的身影，便立刻来势汹汹，火暴蛮斗。” 十天很快又过去了。君王走到纪渻子面前时，终于得到了纪渻子满意的答复：“大功告成！如今它置身竞技场，不论其他的斗鸡如何挑其怒气，煽其斗志，它都如木鸡一样，无动于衷。这就是内心充满‘德行’的证据。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斗鸡遇见它，莫不落荒而逃。” 纪渻子不愧为一个训练斗鸡的高手，他将斗鸡培养成大智若愚的木鸡，锻造了斗鸡的内心气势，让别的斗鸡充满恐惧，不战自败。人亦如此，不要稍微有点能力就四处卖弄、不可一世，轻率随便只会体现自己的无知，自我魅力的修养要靠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形成。 军事上讲究“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说的就是心理博弈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将威严流于表面的，他震慑的是人的心理，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距离感”，使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认为听从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人不得不屈服、跟随。正是这种不声张、不傲气、捉摸不透、神秘的感觉，彰显了强者的人格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敬畏、崇拜。 内心沉稳、不怒自威才是真正的内心气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不要急于与对手搏斗，而要注重气势的培养。急于求成不但不利于竞争，反而会让我们一败涂地。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培养自己内心深沉、淡泊名利的品质，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威慑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需要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便会甘拜下风，失去反抗抵触的心理。当我们掌握了王阳明所说的“攻心”之术，就能减少人际纠纷的烦恼，也能够专心探求自己的良知了。 品味音乐之美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一天，弟子钱德洪问王阳明：“在心上如何寻找和谐的音律呢？” 王阳明回答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才进行礼乐教化。就像你领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在王阳明看来，舜作《韶》乐九章，周武王作《武》九变，都是具备了中正平和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民风教化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而后世制作音乐，却多是作一些俗词滥调，与民风教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王阳明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人们就要将音乐中的淫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百姓人人都能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良知，长此以往，真正的音乐就能够恢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就能够制作出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品味音乐的美妙了。 由此可知，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应该能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重压力释放出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舒缓、休息和平和，并在音乐的美妙旋律中触到自己的良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能起到这种功用的，就不是真正的音乐，而是噪音了。 今时今日，音乐充斥着任何一个角落，走出家门，大街上、商店里、汽车内都回荡着各种旋律；回到家里，电视中、电脑上，甚至邻家的窗口都会有音乐飘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音乐已每日每夜地浸润着我们的毛孔，但这些音乐大部分是噪音。 大作家余光中先生在《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被音乐逼于无奈的事实，从声乐家席慕德到大文豪夏志清、哲学家柏拉图，从计程车、火车到咖啡厅、餐馆、街道，从中国台湾地区到日本、欧美国家，用了大量的人物、现象来反映音乐带来的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当然，余光中先生并不是讨厌音乐，相反，他是一个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音乐家，也不擅长制作音乐，因而我们在无法回避那些不和谐的非音乐——噪音时，更需要修炼自己心体的中正平和，换一种心态去体会创作者的心声，哪怕是挑剔其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好，往往能让我们忘却了噪音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总之，心中有音乐，听到的皆是音乐，否则，入耳的就只能是噪音。对音乐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拒绝某些事物，更不应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处处都散播着美妙、和谐的音乐！ 第十五章 修养 游于艺，包含着一种悠然自得的从容心态，可以纵情于山水，在人间诗意地栖息；可以挥笔泼墨，在书法之中品悟心灵的智慧；可以平心静气地制作音乐，享受美妙旋律带来的心灵触动。总之，如果能够享受艺术带来的美和快乐，你就是获得了王阳明推崇的游于艺的功夫了。 经常保持身心愉快 九川卧病虔州。 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对曰：“功夫甚难。”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在虔州时，弟子陈九川病倒了，他害怕因病耽误学习，内心十分苦恼。王阳明劝导他说:“关于病这个东西，格也很困难，你感觉如何？”陈九川说：“功夫的确很难。”王阳明进一步劝导他说：“经常保持乐观的心情，即为致良知的功夫。” 在王阳明看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保持平和的心态，不忧虑、不急躁，就不至于因思考过多而加重病情，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恢复健康。这也可以算作一种“致良知”的功夫。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人们常说的心态健康。 现代医学证明，对于相同的一件事情，如果人的心情不同，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从前，有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一位裁缝，小女儿的丈夫开伞铺，生活得都不错。但自从两个女儿出嫁后，老太太就病倒了。两个女儿轮流回家服侍老太太，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眼睁睁看着老太太日渐消瘦，两个女儿心如刀割般痛苦，只得天天去庙里求菩萨保佑。 一位禅师看两个女儿如此虔诚向佛，主动上前询问。了解情况后，禅师就随同两个女儿前去家中探望老太太。进了家门，禅师和老太太话家常。渐渐的，老太太就能坐起身来，最后老太太还下床亲自做了一顿斋菜，以感谢菩萨和禅师的救命之恩。从此以后，老太太天天有说有笑，身体日渐强壮。 面对老太太的变化，两个女儿十分欣喜，却也十分不解。后来，她们又遇到了那位禅师，才知道，并非禅师用什么高明的法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而是禅师解开了老太太的心结，调整了她的心态。老太太之所以犯病，是因为每逢下雨，她就愁大女儿家卖不了衣裳；每逢天晴，她又愁小女儿卖不出雨伞。禅师不过是让老太太换一种心态：每逢下雨，她就为小女儿多卖雨伞高兴；每逢天晴，她就为大女儿多卖衣裳高兴。心情好了，病自然就好得快了。 治好老太太的病，靠的不是药，也不是禅师的法力，而是心态的转变。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即使碰到困难的事情，只要心态积极，看到事情的光明面，充满乐观的意念，大脑处于这种和谐的状态，就会分泌出对身体有益的激素。相反，如果心情忧郁悲观，整天唉声叹气，处于苦闷怨怼的状态，大脑受到这种恶性刺激，就会分泌出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损害人们的健康。 王阳明深知心态对健康的影响，因而他才能对陈九川说出“常快活便是功夫”的劝导之言。也正是凭借超强的心态调整能力，王阳明才得以在艰苦的龙场存活下来。正如他在《瘗旅文》中所记载的那个故事一样： 正德四年（1509年）秋七月初三，有一个从京师来的小官，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仆人，从龙场路过去上任，阴雨天黑，投宿于一苗民家。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有人从那条路过来，说这个小官已死在路上。下午他的儿子又死了，第三天连仆人也死在山坡之下。 听到此讯，王阳明悲伤之余，命两名童子去把三具尸体埋了，并感慨地说：“我早知道你肯定会死，因为前两天我隔着篱笆望见你愁容满面，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如果你实在贪恋这五斗米的俸禄，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去上任，为什么要这么不开心呢？ “要知道，在遥远的路途中，餐风饮露，攀越崖壁，行走于高山野岭之顶，经常是饥渴劳累，筋骨疲惫不堪，而又有瘴厉之气时时侵扰着身体，如果这时又有忧郁哀愁积于内心，内外夹攻，岂有不死之理？ “而我离开故乡来到这里，已有两年了，同样也经历了瘴毒之气的侵害，却能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我始终保持着豁达愉悦之心，没有一天是像你这样悲悲切切、忧郁哀愁的。” 正因为王阳明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因此在被贬谪到龙场那个环境十分恶劣的地方时，跟随他来的仆人都病倒了，唯独他一个人无事，这正证明了拥有好心情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如果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就能促使身心处于平衡，从而保持健康的体魄和年轻的精神。正如现代医学证实的那样，当一个人用心想象出快乐状态的时候，大脑就会不断分泌出大量对身体有益的物质，使人处于最佳状态。 只要我们放松身心，努力保持舒畅的心情及快乐的体验，就会促使大脑处于最佳状态，使身心保持健康。 品山赏水，在人间诗意地栖息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 王阳明晚年在会稽（南宋以后会稽改名绍兴）讲学时曾经对弟子们说过：“会稽处于有山有水的地方，茂密的树林、悠长的山谷，比比皆是；春夏秋冬，气候适宜；安静而远离尘俗，好友们从四方云集于此，对于道义日日都有新的见解。真是逍遥自在，天地间哪还会有这样的快乐！”在王阳明看来，在一个青山碧水、风景如画的环境里，与朋友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交流，是多么诗意、快乐的生活呀！ 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息。诗意地栖息就是保有一颗净洁的诗心，让心灵冲破现实的束缚，遨游在一个无限的意义世界。而要想诗意地栖息于人间，就要懂得欣赏自然中的山水之美。 一个夏天的下午，桑尼夫人与她的朋友到森林游玩，到达之后，就暂时在优美的墨享客湖山上的小房子中休息；这里位于海拔2500米的山腰上，是美国最美的自然公园。 在公园的中央还有一个宝石般的翠湖舒展于森林之中。墨享客湖就是“天空中的翠湖”之意，在几万年前地壳大变动时，造成了高高的断崖。 她朋友的目光穿过森林及雄壮的崖岬，轻移到丘陵之间的山石，刹那间光耀闪烁、千古不移的大峡谷照亮了她的心灵，这些美丽的森林与沟溪就成为滚滚红尘的避难所。 那天下午，夏日混合着骤雨与阳光，乍晴乍雨，她和她的朋友全身湿淋淋的，衣服贴着身体，心里开始有些不快，但是她和她的朋友仍彼此交谈着。慢慢地整个心灵被雨水洗净，冰冰凉凉的雨水轻吻着脸颊，霎时引起从未有过的新鲜快感，而亮丽的阳光也逐渐将衣服晒干，话语飞舞于树与树之间，谈着谈着，静默来到她和她的朋友之间。 她们用心倾听着四方的宁静。当然，森林绝对不是安静的，在那里有千千万万的生物活动着，而大自然张开慈爱的双手孕育生命，但是它的运作声却是如此和谐平静，永远听不到刺耳的喧嚣。 在这个美丽的下午，大自然用慈母般的双手熨平她们心灵上的焦虑、紧张，一切都归于平和。 当她们正陶醉于优美的大自然乐章之中时，一阵急促的乐曲突然刺激着耳膜，那是令人神经绷紧的爵士乐曲。伴随着音乐，有三个年轻人从树丛中钻出，原来是其中一位年轻男孩提着一架收音机。 这些都市中长大的年轻人不经意地用噪音污染了森林，真是大煞风景！不过他们都是善良的青年，并在她和她的朋友身旁围坐着，快乐地交谈。 本想劝三个年轻人关掉那些垃圾音乐，静静聆听大自然的乐曲，但是想到并没有规劝他们的权利。最后还是任由他们，直到他们离去，消失在森林之中为止。大自然的音乐多美！风儿轻唱着，小鸟甜美地鸣啼……这种从盘古开天以来最古老的音乐绝非人类用吉他与狂吼能制造出来的旋律，而他们竟然白白浪费大好的自然资源，委实令人惋惜。 人的心不安静，就不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一颗丧失了美的心灵，哪里还有诗意可言呢？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曾说：“只要人们愿意深入自己的内心中心，询问自己的灵魂，再现那些激起热情的回忆，就会知道，诗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唯有那种单纯是为了写诗的快乐而写出来的诗才会这样伟大，这样高贵，这样真正的无愧于诗这名称。” 王阳明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才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得意与失意，获得自由自在的人生。在王阳明第一次科举考试失利后，他就曾利用诗歌来抚慰内心的失落和痛苦。他在家乡余姚组建了一个龙泉山诗社，诗社成员人数不多，没有名噪一时的文人，大家聚在一起，无非就是下棋饮酒，游山玩水。 在创办诗社的这一段时期，王阳明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如：“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在龙泉山清秀的环境中，王阳明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惬意悠闲的一段时光。可以说，在龙泉山诗社两年的生活，王阳明抛开了纷繁复杂的世俗，为自己创造了思考和反省的机会，为他今后的官场生涯积蓄了力量。 在龙场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王阳明也能一边种地一边赋诗为乐： 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正是带着诗意的心灵去生活，王阳明才得以在龙场悟道，走出心学的第一步，并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如果人们像王阳明一样懂得品味山水之美，也能够在人间诗意地栖息。 书法之中悟心法 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王阳明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说：“我开始学书法时，只是对着古帖临摹练习，这样练来练去，只学得个字形相像，内在的神意却毫无所得。后来我改变了学习方法，举笔不再轻易落纸，而是凝神静虑，先在心中想象要写之字的形态气势，这样练习久了之后才开始通达书法之道。后来读到明道先生（即程颢）写道：‘我写字的时候很恭敬，并不是要字写得好，只是这个恭敬的态度就是学习。’既不是要字好，又为什么要去学呢？通过自己学习书法的例子，于是我知道古人不论什么事情，随时都在心上学习，等到心精明透彻了，字自然也就写得好了。” 人们常评价书法是“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对书法的表现特征作了精要的概括：“所以中国人的这支笔，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可以说，书法是心灵的律动、感情的流淌和释放。书法能使人静，更让人思考，确实是修身养性、培养情操、延年益寿的良药。书法之所以能带给人们无尽的美感，根源在于它是一门修身养性的学问，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之学。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背后的深意：无论学习什么事情，人们都要让心真正地静下来，让所要学习的事物在心中形成一个明确生动的心理图像，越生动逼真越好，这样自然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许多时候，经验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或学习一样东西，反复地去做、去练习，重复的次数多了，就能获得成功。然而，使我们最后获得成功的，仅仅是重复的次数够多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没有用心去练习，重复得再多也不会帮助你获得成功。正如著名心理学家马尔滋所说的那样：“学习某种技巧，并不是做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获得成功，而关键在于你的大脑神经能否记住那种成功的经验。” 在《C罗：挑战极限》纪录片中，曾经有一个黑暗中踢球的测试：先由一位足球运动员示范动作——接过他人传来的足球，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灯被关闭，球员将依靠自己的直觉将球踢进球门。无论是在接到足球的那一刹那关灯，还是接到足球前的某一刹那关灯，著名足球运动员C罗都能利用身体（足、肩）将球顺利送入球门。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这是因为C罗在观看示范球员动作时在心里对动作进行了大量的模拟和练习，对球速、距离等有较为准确的计算，因而才能在实战中找到准确的位置将球踢进球门。如果C罗只是单纯地模仿他人的动作，就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 善于在心里反复进行踢球入门练习的全过程，想象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在脑子里有条不紊地及时判断处理的种种细节，这或许就是C罗成为世界级超级足球运动员的根本原因。 就像深谙绘画之道的画家在作画时，心凝气静，万虑皆空，意随心转，笔随意动，在常人看来只是寥寥数笔，这一点，那一画，一幅栩栩如生的翠竹图便出现在眼前。在旁人看来很难的事，在画家看来却极为简单，只因他不过把早已进入他心胸的竹子用笔勾画出来而已，这就是所谓的“胸有成竹”。如果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先在心中反复练习，做到“胸有成竹”，就能达到王阳明所推崇的“致良知”的境界。 兵书中参破人生成败 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 王阳明认为，用兵作战，先要以谋略制服敌人；要彻底地战胜敌人，则要让对方从心里臣服于自己。王阳明的这一思想，与三国时期蜀国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南征教》里所说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相类似。 征战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要使敌人心服口服。“攻心为上”，是历代兵家克敌的有力武器。《孙子兵法》中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虽然没有“攻心”之说，却包含了攻心策略。 王阳明作为人、人性、人心的研究家，当然知道攻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每次作战之前，王阳明都会通过发布榜谕，对百姓犯错的原因进行入情入理的分析，并阐述宽大政策以及自己不立即进兵的原因，殷切期望误入歧途者幡然悔悟。在《王阳明全集》所辑录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属于榜谕性质的就有二十一篇。很多起义的百姓看到他的榜谕，都自动缴械投降，这就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真正的强者，震慑的是人心，而不是肉体。王阳明攻心为上，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对手屈服，实在为人称许。“攻心为上”的核心在于“心”，一个人如果注重内心的修行，锻造自己的气势，也能不战而胜。 古代，有一位专门训练斗鸡的名手叫纪渻子。一天，君王让他代为训练一只斗鸡，十天过后，君王询问训练情况：“进展如何？是否近日可用？”纪渻子回答道：“时机尚未成熟，它杀气腾腾，一上场即横冲直撞。” 又过了十天，君王再度询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成！它只要一听到斗鸡的叫声，便马上斗志昂扬，无法控制自如。” 又过了十天，君王又来询问此事，说：“怎样了？现在该可以了吧！”纪渻子仍然摇头，说：“还不行，它只要看见斗鸡的身影，便立刻来势汹汹，火暴蛮斗。” 十天很快又过去了。君王走到纪渻子面前时，终于得到了纪渻子满意的答复：“大功告成！如今它置身竞技场，不论其他的斗鸡如何挑其怒气，煽其斗志，它都如木鸡一样，无动于衷。这就是内心充满‘德行’的证据。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斗鸡遇见它，莫不落荒而逃。” 纪渻子不愧为一个训练斗鸡的高手，他将斗鸡培养成大智若愚的木鸡，锻造了斗鸡的内心气势，让别的斗鸡充满恐惧，不战自败。人亦如此，不要稍微有点能力就四处卖弄、不可一世，轻率随便只会体现自己的无知，自我魅力的修养要靠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形成。 军事上讲究“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说的就是心理博弈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一个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将威严流于表面的，他震慑的是人的心理，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距离感”，使人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认为听从他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让人不得不屈服、跟随。正是这种不声张、不傲气、捉摸不透、神秘的感觉，彰显了强者的人格魅力，让人心甘情愿地敬畏、崇拜。 内心沉稳、不怒自威才是真正的内心气势。面对激烈的竞争，我们不要急于与对手搏斗，而要注重气势的培养。急于求成不但不利于竞争，反而会让我们一败涂地。韬光养晦、引而不发，培养自己内心深沉、淡泊名利的品质，当我们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内心的威慑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需要激烈的竞争，我们的对手便会甘拜下风，失去反抗抵触的心理。当我们掌握了王阳明所说的“攻心”之术，就能减少人际纠纷的烦恼，也能够专心探求自己的良知了。 品味音乐之美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一天，弟子钱德洪问王阳明：“在心上如何寻找和谐的音律呢？” 王阳明回答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做到心平气和，然后才进行礼乐教化。就像你领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在王阳明看来，舜作《韶》乐九章，周武王作《武》九变，都是具备了中正平和的心境并在此基础上制作的，因而具有较强的民风教化的作用，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而后世制作音乐，却多是作一些俗词滥调，与民风教化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还可能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因此，王阳明才苦口婆心地劝诫人们：现在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人们就要将音乐中的淫词滥调都删去，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百姓人人都能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他们的良知，长此以往，真正的音乐就能够恢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持心体的中正平和，就能够制作出美妙的音乐，也能够品味音乐的美妙了。 由此可知，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真正的音乐，真正的音乐应该能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重压力释放出来，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舒缓、休息和平和，并在音乐的美妙旋律中触到自己的良知，重拾生活的信心。不能起到这种功用的，就不是真正的音乐，而是噪音了。 今时今日，音乐充斥着任何一个角落，走出家门，大街上、商店里、汽车内都回荡着各种旋律；回到家里，电视中、电脑上，甚至邻家的窗口都会有音乐飘来。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喜欢与否、接受与否，音乐已每日每夜地浸润着我们的毛孔，但这些音乐大部分是噪音。 大作家余光中先生在《饶了我的耳朵吧，音乐》一文中，列举了诸多被音乐逼于无奈的事实，从声乐家席慕德到大文豪夏志清、哲学家柏拉图，从计程车、火车到咖啡厅、餐馆、街道，从中国台湾地区到日本、欧美国家，用了大量的人物、现象来反映音乐带来的后果：“其一是噪音、半噪音、准噪音会把我们的耳朵磨钝，害我们既听不见寂静，也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其二就更严重了，寂静使我们思考，真正的音乐使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加倍敏锐，但是整天在轻率而散漫的音波里浮沉，呼吸与脉搏受制于繁芜的节奏，人就不能好好地思想。” 当然，余光中先生并不是讨厌音乐，相反，他是一个音乐的信徒，对音乐不但具有热情，更具有信仰与虔敬。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国乐的清雅，西方古典的宏富，民谣的纯真，摇滚乐的奔放，爵士的即兴自如，南欧的热烈，中东和印度的迷幻，都能够令我感发兴起或辗转低回。惟其如此，我才主张要么不听音乐，要听，必须有一点诚意、敬意。要是在不当的场合滥用音乐，那不但对音乐是不敬，对不想听的人也是一种无礼。我觉得，如果是好音乐，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都值得放下别的事情来聚精会神地聆听。音乐有它本身的价值，对我们的心境、性情、品格能起正面的作用。但是今日社会的风气，却把音乐当作排遣无聊的玩物，其作用不会超过口香糖，不然便是把它当作烘托气氛、点缀热闹的装饰，其作用只像是霓虹灯。” 毕竟大多数人不是音乐家，也不擅长制作音乐，因而我们在无法回避那些不和谐的非音乐——噪音时，更需要修炼自己心体的中正平和，换一种心态去体会创作者的心声，哪怕是挑剔其中的不完善之处也好，往往能让我们忘却了噪音带来的折磨和痛苦。 总之，心中有音乐，听到的皆是音乐，否则，入耳的就只能是噪音。对音乐如此，对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拒绝某些事物，更不应强加在别人的身上。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那么，世界处处都散播着美妙、和谐的音乐！ 第十六章 人生 儒家的人生观，是要探求生命的本质，追问“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正因为王阳明悟了道，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他才能够在逝去的时候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如果人们能够踏踏实实地根据自己的良知来行事，便也能安安稳稳地享受生命的喜悦和满足。 明白昼夜变化，就知道生死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问昼夜之道。 曰：“知昼则知夜。”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着，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忌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萧惠向王阳明请教生死的道理。 王阳明回答说：“知道昼夜，就知道了生死。” 萧惠又请教昼夜的道理。 王阳明回答说：“懂得了白天，就懂得了黑夜。” 萧惠又问：“还有人会不懂得白天吗？” 王阳明回答说：“你能知道白昼吗？迷迷糊糊地起床，傻傻地吃饭，不明白为什么开始，习惯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全天都昏昏沉沉，只是像在做白日梦。只有时时不忘存养的功夫，使心变得清醒明白，天理也没有片刻的中断，才能算是知道白天了。这就是天理，通晓了白天夜晚的道理，还会有什么生死之事弄不明白呢？” 在王阳明看来，生死就像昼夜交替一样平常。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曾望着奔流的江水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语道破了时间的无限流逝和生命的不断消亡。生命在一呼一吸间延续，也在一呼一吸间消逝。每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死亡是必然的，正如这个地球存在生命一样自然。当谈论生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将生命作为一个延续的过程来看待，一个人的寿命就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延续的时间。儿时的玩乐、在学校接受教育、成家立业、工作赚钱、和朋友交往，这些就是生命的过程。我们把时间分成一天、一个月、一年，然后累积起来就构成了生命的长短，直到死亡终止了这一切。然而具有延续性的事物永远不可能自我更新，永远无法了解未知。活着的时候，生命是一个从不间断的延续的过程，过去的每一天都变成了已知。然而死亡是一个未知的事物，我们不可能通过已知的事物去了解未知的东西，因此活着的人永远无法得知死亡。因为经历过死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死亡的感受。 就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样，每个人一生只能经历一次死亡。生命经过出生、成熟、生病、消耗、衰老，在每一瞬间都可能死去，因此死亡是每一个当下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想要了解死亡的真相，我们就必须停止那种延续的运动。要想超越死亡的恐惧，为了新的诞生，必然要有终结。每一天的终结，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都可以称作死亡。如果每天都让昨天的记忆、快乐和悲哀死去，这样的头脑才是新鲜的、天真的，没有年龄的。认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的人，就是超越了死亡。 既然我们不能获得死亡后的体验，那么我们就该在活着的时候体验死去的感觉，我们可以尝试终结所有的记忆，包括已经累积、储存的记忆以及我们在其中寻找安全、幸福的记忆，抛弃我们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而建构的形象，这样每一次的结束和抛弃都意味着我们对死亡的接触和觉知。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每天都有起始与终结，当今天走到尽头，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必须现在就了解死亡，而不是明天。也就是说，每天都死去，以便来日有重生的可能。只有如此，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了解死亡。只有在这种死去里，在对延续的终结里，才会有重生，才会在自由中产生一种既有死亡又有生命的存在，才会有永恒的创造。 把生命看得太重，容易迷失自己 问《志士仁人》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同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逄，只为也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有人向王阳明请教《论语》里《志士仁人》那一章。 王阳明回答说：“就是因为世人都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不问当时是不是应当献出生命，只管委曲求全，为此，把天理都丢弃了。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他就如同禽兽了，苟且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只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得明白。比干、龙逄等，都只是因为他们看得分明了，才能够成就他们的仁。” 生死是人生最根本的大问题，所以哲学家常常会思索死亡的问题。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能够看透这一点，人生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其实，对死亡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无知和对生存的执着。既然死后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活着和死亡哪一个更快乐、更自在，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能对死亡进行一个乐观的猜测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死亡想象成失去、虚无、黑暗、痛苦，所以，在人的心里，死亡成了绝望的代名词。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自己的想象所欺骗，因而生出了种种恐惧，又让这种种恐惧占据了内心，影响了活着的心情。六祖慧能禅师弥留之际所说的“你们不用伤心难过，我另有去处”，犹在耳边，发人深省。没人知道死后的人是否快乐，说不定在“另有去处”之地反而活得更自由舒服。 关于生死苦乐的问题，庄子有一则有趣的故事。 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枯骨凸露，呈现出原形。 庄子用马鞭从侧旁敲了敲，问道：“先生是贪求生命、失却真理，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遇上了亡国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杀，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有了不好的行为，担心给父母、妻儿子女留下耻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遭受寒冷与饥饿的灾祸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享尽天年而死去成了这样呢？”庄子说罢，拿过骷髅，用作枕头而睡去。 到了半夜，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谈话的情况真像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听你所说的那些话，全属于活人的拘累，人死了就没有上述的忧患了。你愿意听听人死后的有关情况和道理吗？” 庄子说：“好。” 骷髅说：“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国君的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是时令的流逝，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可能超过。” 庄子不相信，说：“我让主管生命的神来恢复你的形体，让你重新长出骨肉肌肤，返回到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左右邻里和朋友故交中去，你希望这样做吗？” 骷髅皱眉蹙额，深感忧虑地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 人们如此惧怕死亡，但是没有人知道，人在死亡以后是否也会一样畏惧着生存，想方设法地避免“出生”在这个“活着”的世界。人之所以恐惧，是源于对那些神秘事物的惧怕，越是不了解死亡，恐惧感就会越强。 古希腊的快乐主义大师伊壁鸠鲁认为：“一切善恶凶吉都在人的感觉之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所以，死亡事实上与我们的感觉无关，因而无须恐惧死亡。因为，在人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真正到来，而一旦死亡降临时，我们又感觉不到死亡了。”确实如此，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我们对生存的执着。王阳明劝诫人们不要把生命看得太重，以免迷失自己，也是这个道理。 善待生，善待死 问“夭寿不贰”。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有人向王阳明请教“夭寿不贰”的意思。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的功夫，能够将一切声色、利益、嗜好都摆脱干净。但是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在意生死的念头牵累着，便会有和本体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有在意生死的念头，是生命本身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掉。如果在这里都能看破、想透彻，心的全部本体才能自由没有阻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我们通常以为，每个人都很重视生命，而忽略了死亡。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通常都是忽略了生命而重视了死亡。我们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消耗宝贵的生命，而在死亡自然来临前，却过于重视死亡的发生，以至于让自己最后的生命始终笼罩在恐惧之中。从时间上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死亡则是无限的。而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生命是绵长的，而死亡是短暂的。 人都是轻死贵生的。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很怕提到“死”字，因为他们害怕面对死亡，认为自己死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对死亡的惧怕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平淡的心来接受。我们也要明白这样的道理，与其把大好的光阴用在惧怕死亡之上，不如真真切切地去想一想怎样好好地活着，把握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其实，不论人们想与不想，人的生命终究是要走向终结的，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劫。既然如此，人们何不把生死看得淡然、坦然一些呢？要知道，死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死才有生。佛门讲究生死轮回，把一次生命的结束当成是另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宇宙万物就是在这样的生生死死中循环不息的。天地造化赋予人一个生命的形体，让人们劳碌度过一生，几十年的忙碌后当人们到了生命的最后才让人休息，而死亡就是最后的安顿，这也是人一生的描述。一个善待自己生的人，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死。 庄子有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喜吾死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的生命绵长而死亡短暂，在漫长的生命中，怎样活得更有意义，是人们不断探索与思考的。当然，有的时候生命也是转瞬即逝的，正如有些人所说生命在于一呼一吸之间，如流水般消逝，永远不复回。一个人只有真正认清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方向，才能够更好地活着。在活的过程中，将生命演绎得无比灿烂和美丽，才是真正懂得善待死亡的人。 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或许能给你启示。 一天，佛祖把弟子们叫到法堂前，想考验一下弟子们的悟性。 佛祖问众人：“你们说说，你们天天托钵乞食，究竟是为了什么？” “世尊，这是为了滋养身体，保全生命啊。”弟子们几乎不假思索。 佛祖点点头，继续问道：“那么，肉体生命到底能维持多久？” 弟子们开始有了不同的见解。一个弟子想了想说：“人的生命在春夏秋冬之间，春夏萌发，秋冬凋零。” 佛祖笑着摇了摇头：“你觉察到了生命的短暂，但只看到生命的表象而已。” 弟子们面面相觑，一脸茫然。这时，一个烧火的小弟子怯生生地说道：“依我看，人的生命恐怕是在一呼一吸之间吧！” 佛祖听后连连点头。 故事中各位弟子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人对生命的态度。有的人是惜命的，希望生命能够长久，这样自己才能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帝王将相苦寻长生之道，但是无论是谁都无法改变生命终究会终结这一事实；世间的人是有贪欲的，又是有惰性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争名夺利的事情发生；而人又是向上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珍惜光阴，从不松懈，却身心俱疲地生活着。 生命在呼吸的一瞬间，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死亡是短暂的，人们在活着的过程中要时时更新自我，不眷恋旧我，不追悔往昔。人们只要了解了生命的真谛，生命的长短就不重要了。生命之旅，有时即使短如小花，人们也应当珍惜这仅有的一次生存的权利。要想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我们理应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努力绽放生命的花朵。生死也是人生的一个大学问，只有一个真正善其身的人，才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善其死。也正如王阳明所推崇的那样：只要还有一丝贪生怕死的念头，就难以心安，就难以“致良知”。 一心为善，生死各安天命 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贰其心者也。犹以夭寿贰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贰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 在王阳明看来，现今要求人不论长寿还是短命始终如一，是由于还有人因为寿命有长有短而心生杂念。因为寿命有长短之分而三心二意，这说明他为善的心还不能始终如一，不能存养自己的良知，更谈不上“致良知”。人们应不因寿命长短而改变为善之心，也就是说，生死夭寿都有定数，我们只需一心向善，修养我们的身心来等待天命的安排，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天命。事天虽然尚未与天合而为一，但已经知道恭恭敬敬地去承受天命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为善不是指狭隘地做善事，而是指恢复内心纯明的心体，即良知。 然而，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依旧存有贪生怕死的念头，以长寿为乐，以短寿为苦，竭尽所能地想延长自己的寿命。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生命的长短，而忽略了生命的过程。其实，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体验生命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意思是说，树根上的小蘑菇寿命不到一个月，因此它不理解一个月的时间是多长；蝉的寿命很短，生于夏天，死于秋末，它们自然不知道一年当中有春天和冬天。它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然而，这些生命即使活了几秒钟也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快乐。人生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无法掌握寿命的长短，那么至少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让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变得更快乐。 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在函谷府衙为府尹留下洋洋五千言《道德经》时，一个年逾百岁、鹤发童颜的老翁到府衙找他。两人在府衙前相遇，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围观。 老翁对老子略略施了个礼，有些得意地说：“听说先生博学多才，老朽有个问题想向您讨教。我今年已经106岁了，说实在话，我从年少时直到现在，一直是游手好闲地轻松度日。与我同龄的人都纷纷作古，他们开垦百亩沃田却没有一席之地，修了万里长城而未享辚辚华盖，建了房舍屋宇却落身于荒野郊外的孤坟。而我呢，虽一生不稼不穑，却还吃着五谷；虽没置过片砖只瓦，却仍然居住在避风挡雨的房舍中。先生，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嘲笑他们忙忙碌碌劳作一生，只是给自己换来一个早逝呢？” 老子听了，微微一笑，吩咐府尹说：“请找一块砖头和一块石头来。” 老子将砖头和石头放在老翁面前说：“如果只能择其一，仙翁您是要砖头还是愿取石头？” 老翁得意地将砖头取来放在自己的面前说：“我当然择取砖头。” 老子抚须笑着问老翁：“为什么呢？” 老翁指着石头说：“这石头没棱没角，取它何用？而砖头却用得着呢。” 老子又招呼围观的众人问：“大家要石头还是要砖头？”众人都纷纷说要砖头而不取石头。 老子又回过头来问老翁：“是石头寿命长呢，还是砖头寿命长？” 老翁说：“当然是石头了。” 老子释然而笑说：“石头寿命长人们却不择它，砖头寿命短，人们却择它，不过是有用和没用罢了。天地万物莫不如此，寿虽短，于人于天有益，天人皆择之，皆念之，短亦不短；寿虽长，于人于天无用，天人皆摒弃，倏忽忘之，长亦是短啊。” 老翁顿然大惭。 在老子看来，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意义与否。而王阳明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一心为善，保有自己纯明的良知。 也就是说，10年、20年……50年，乃至一生庸庸碌碌、畏畏缩缩而活的人，不如一年、一月乃至一日而活得有意义的人。只要生命曾经绽放过光芒，这一生就已值得，生、死已无关紧要了。活到一百岁，和只活到30岁、20岁的人，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前者多活了几十年，后者少活了几十年，但，这只是人们观念上的感觉与执着，对于认得生命意义、清楚宇宙真谛的人来说，即使存在得短暂也不觉得遗憾。正如王阳明所告诫人们的那样：“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王阳明在《次谦之韵》一诗中感叹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从身外之物中寻求生死的道理，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执迷于长生不老药就是如此。忽略了从自己本身的良知去寻获生死的真谛，实在是舍本逐末啊。 而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就是因为人们将死亡当作一次未知的不可掌握的旅程，说到底，还是人们渴望拥有、害怕失去的欲望在作怪。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轻死贵生的，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其典型表现。 庄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丽姬原本是一个民女，因为皇宫选宫女，她被选中，最后还成了皇后，享尽荣华富贵。她在回想当初被选中的情景时说，那时她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情形悲惨，现在看来反倒觉得当初自己是多么荒唐、愚蠢、无知。 庄子借丽姬的典故来比喻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人们惧怕死亡就像丽姬当初惧怕进宫一样，既然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又何必面对死亡而哭泣？ 清朝顺治皇帝曾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未出生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娘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是谁吗？唯有慢慢长大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我”的存在，等往生闭上眼后，请问自己又是谁？在佛家看来，死去的只是人的躯壳，真正的生命则是绵延不断的。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这便是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 佛陀的弟子总是问佛陀：“佛死了都到哪里去了呢？”佛陀总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但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于是佛陀对弟子说：“拿一支蜡烛来，我会让你们知道佛死了到哪里去了。”弟子急忙拿来了蜡烛，佛陀说：“把蜡烛点亮，然后拿来靠近我，让我看见蜡烛的光。”弟子把蜡烛拿到佛陀的面前，还用手遮掩着，生怕火被风吹灭，但佛陀训斥弟子说：“为什么要遮掩呢？该灭的自然会灭，遮掩是没有用的。就像死，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佛陀就吹灭了蜡烛说：“有谁知道蜡烛的光到哪里去了？它的火焰到哪里去了？”弟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说不出来。佛陀说：“佛死就如蜡烛熄灭，蜡烛的光到什么地方去了，佛死了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和火焰熄灭一样道理，佛死了，他也消灭了。他是整体的一部分，他和整体共存亡。” 佛陀的用意在于告诫世人：死亡就是死亡，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在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向死而生。对于一个生命群体来说，它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就像新陈代谢，旧的、老的死去，换来新的、进步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死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的死。 关于死亡、存在和重生，中国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凤凰涅槃，不死鸟等；在战场上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典故，“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这几句形容的就是项羽早年的英雄事迹。 尽管涅槃和重生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生就是向死而生，死就是向生而死。一个生命死了，但是很快就有另一个生命来到世间，生生死死，绵绵不绝，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你如果用一种超脱、达观的态度去面对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次再生的机会，人生不过重来一回，就能减轻生的压力，活得逍遥自在。当你明白了这点，你就做到了王阳明所说的“从根本求生死”，也就对生死无所畏惧了。 空灵而不糊涂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王阳明认为，让心空灵而不糊涂，各种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就会呈现出来。这其实是说，在人的本心之外没有什么天理，离开了人的本心，也就没有事物。 佛家常劝诫世人：要想让心灵充盈欢乐，首先要让心灵清明空灵，拂拭心上的积尘，不为外物所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抛却人生的烦恼和苦痛，方能悟得空空大道，获知欢乐幸福的人生境界。 无论是王阳明的“空”，还是佛家的“空”，都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而是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即王阳明所说的让心空灵而不糊涂。一方面，“空”是指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要求我们达到一种无我——消除个人私欲的境界；而另一方面，“空”也是“不空”，无论是儒家圣人还是佛学大师都讲究点化世人、普度众生，因此，它是一份救世的事业。由此来看，“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以无我的精神去从事世间的种种事业。 对于“空”的意义，有人作了更形象的比喻：“空”是“0”，0本身什么都没有，但若将0放在1的后面，则成为“10”；若将0放在10的后面，则成为“100”；放在100的后面，则成为“1000”……可以无限地增加。由此可知，一个“0”，你说它没有用，它却能生起大作用。“空”也是如此，“空”好似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存在于宇宙世间，并且能包含万物。 佛陀在灵山会上，出示手中的一颗随色摩尼珠，问四方天王：“你们说说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后，各说是青、黄、红、白等不同的色泽。 佛陀将摩尼珠收回，张开空空的手掌，又问：“那现在我手中的这颗摩尼珠又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异口同声说：“世尊，您现在手中一无所有，哪有什么摩尼珠呢？” 佛陀于是说：“我拿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分辨它的颜色，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颠倒啊！” 佛陀的手中虽然空无一物，但就像苏轼的诗句所说：“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正因为“空无”，所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佛陀感叹世人“颠倒”，因为世人只执着于“有”，而不知道“空”的无穷妙用；世人总是被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所迷惑，而看不见内在的、无形的本性和生活，而那才是最宝贵的明珠。 有人说：“空是佛教的X光。”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为“空是人生的X光”，因为宇宙世间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经过“空”加以透视，然后才能体认它的本相。 空，是从内心深处摆脱周遭的羁绊，进入心无旁骛的至高境界；是踏上了心灵的解脱之路，使内心感受到的万物远远超过自己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此时的内心，呈现的是一种空无的状态，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空明之心。空，才能容万物。运用到生活中，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才能畅所欲言、和平相处。与其用金钱权利、名誉地位将内心满满地填充，何不索性全部放下，将心腾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呢？ 因此，普通人若能抛开杂念，使内心纯净空明，那么，即便才能有高下之分，也同样可以成为圣人。 把心学应用到万事万物上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家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心学作为心性儒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的，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看似与佛学的心法修教十分相似，但佛学只求出世，而心学则是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儒学所说的“内圣外王”。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平国安邦、著书立说、驰骋骑射，全无中国文人的懦弱单薄。他动静兼入极致，顿悟深远，知行合一，于平凡中体现伟大，于入世中明见其出世的心境。由此来看，王阳明的一生严格奉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把我们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理念，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心灵欢欣的智慧。 曾经有一个县令长期听王阳明讲学，他却遗憾地对王阳明说：“先生的学说实在是好，只是我平时要处理的文件繁多，案子复杂，没有什么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的这些学问。” 王阳明听了，教导他说：“我什么时候叫你离开你的文件、案子凭空去做学问了？你既然要处理案件，就在处理案件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你在审理案件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而发怒，不能因当事人言辞委婉周密而高兴，不能因当事人说情而心生厌恶乃至故意惩罚他，不能因当事人哀求就屈意答应他，不能因自己事务繁杂而随便断案，不能因别人罗织罪名诽谤陷害而按他们的意愿处治。如果你能认真反省体察克己，唯恐心中有丝毫的偏私而错判了是非，你就已经是在实践我所讲的‘致良知’了，哪里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来研究我说的那些学问呢？总之，处理文件、审理案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去做学问，反而会落空。”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不存私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经是在“致良知”了。 有个修鞋匠每天都要经过不同的城镇，给不同的人修补不同的鞋子。有时候他会遭遇狂风暴雨，阻塞去路；有时候挣不上多少钱，饥肠辘辘。但是他的身影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会准时地将双脚踏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经修了十几年的鞋，所经手的鞋有高档货，也有廉价货，有礼貌的顾客也有故意刁难的市井无赖。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修鞋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认认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为乐，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贫，但是他依然很快乐。 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嗨，伙计，你用不着这样，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认真”等类似的话时。这个修鞋匠总是这样说：“那样我无法面对自己，生活也就没意思了，你说，我怎么能快乐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长寿。”大家都这样说。 “谢谢，我的朋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修鞋匠憨憨地笑着。 这个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个拥有纯明良知且懂得将自己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人，因而他才会风雨无阻地为人们修鞋，认认真真修补每一双鞋。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面对自己”，所以，他是快乐的。 王阳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体验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说。在良知与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后者，认为不讲学，圣学不明，因而他也成为当时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过讲学、研讨、撰写诗文、通信等方式，广为传播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为他把自身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才得以将心学发扬光大，帮助更多的人寻求心灵的安宁与喜悦。这种引领万事万物共同成长的行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只要肯“下学”，自然能够成功 问上达功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弟子陆澄向王阳明求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王阳明回答说：“后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处，便说不应当学参悟天理的功夫，只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于是将‘上达’和‘下学’分开了。那些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说得出、心里想得到的，都是‘下学’；而那些不能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说出、心里想到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树木的栽种，都是属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的、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下学”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小事情，“上达”指的是人们良好的修养。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因小成大，修炼出超凡脱俗的个人修养，获得幸福与成功。 下面是卡菲瑞先生回忆比尔·盖茨小时候的事而写下的文字： 1965年，我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天，有同事推荐一个四年级学生来图书馆帮忙，并说这个孩子聪颖好学。不久，一个瘦小的男孩来了，我先给他讲了图书分类法，然后让他把已归还图书馆却放错了位的图书放回原处。小男孩问：“像是当侦探吗？”我回答：“那当然。”接着，男孩不遗余力地在书架的迷宫中穿来插去，小休时，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错地方的图书。第二天他来得更早，而且更不遗余力。干完一天的活后，他正式请求我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突然邀请我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时，孩子母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家了，到附近一个住宅区。孩子听说转校却担心起来：“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我一直记挂着这个孩子。结果没过多久，他又在我的图书馆门口出现了，并欣喜地告诉我，那边的图书馆不让学生干，妈妈把他转回我们这边来上学，由他爸爸用车接送。“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其实，我当时心里便应该有数，这小家伙决心如此坚定，又能为人着想，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过，我可没想到他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天才、微软电脑公司大亨，美国巨富——比尔·盖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尔·盖茨在对待图书馆工作这样的小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超乎同龄人的责任心，难怪他能在信息时代叱咤风云。 吉祥上师曾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愿意做小事的人，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生活中，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些细琐小事不应该去理会，而且连替自己开脱的理由也显得理直气壮，“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一点，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简单小事开始做起的。而他们与我们所不同的只是面对小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事并非小事，而是修养心性、获取人生幸福的大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人生大事。 点亮心灯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闲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正德十五年（1520年），弟子陈九川再次见到了王阳明，问：“最近我致良知的功夫虽然能够掌握一些关键地方，但仍旧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 王阳明回答说：“你应到心上去寻找天理，这便是所谓的‘理障’。这里边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又问：“是什么诀窍？” 王阳明回答说：“只是一个‘致知’。” 陈九川又问：“怎么去致呢？” 王阳明回答说：“你心里的那一点良知，便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在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一丝一毫都隐瞒不得。你只需不去欺骗良知，切切实实地顺从良知去做。善便存养，恶便去除，这样何等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也是近几年才清楚明白地体会到这些。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精细地看，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缺陷。” 一个人有多大的灵性，在于他的心灵具有多大的灵性。生活中的每一次沧海桑田，每一次悲欢离合，都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如果我们的心是暖的，那么眼前出现的一切都是灿烂的阳光、晶莹的露珠、五彩缤纷的落英和随风飘散的白云，一切都变得那么惬意和甜美，无论生活有多么清苦和艰辛，都会感受到天堂般的快乐。心若冷了，再炽热的烈火也无法给我们带来一丝的温暖，我们的眼中也充斥着无边的黑暗、冰封的雪谷、残花败絮的凄凉。 因此，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懂得珍视、呵护自己的心灵，才能保持个人的真善。 有一位小尼姑去见师父，悲哀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已经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多年，每天在这青山白云之间，茹素礼佛，暮鼓晨钟，经读得多了，心中的执念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怎么办啊?”师父对她说：“点一盏灯，使它不但能照亮你，而且不会留下你的身影，就可以体悟了!” 几十年之后，有一所尼姑庵远近驰名，大家都称之为万灯庵。因为庵中点了成千上万的灯，使人走入其间，仿佛步入一片灯海，灿烂辉煌。这所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那位小尼姑，她虽然年事已高，并拥有上百个徒弟，但是仍然不快乐。因为尽管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却无论把灯放在脚边，悬在顶上，乃至以一片灯海将自己团团围住，还是会见到自己的影子。灯越亮，影子越显；灯越多，影子也越多。她困惑了，却已经没有师父可以问，因为师父早已去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她圆寂了。据说就在圆寂前她终于体悟到了禅理的机要。她没有在万灯之间找到一生寻求的东西，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道。她发觉身外的成就再高，如同灯再亮，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唯有一个方法，能使自己皎然澄澈，心无挂碍，那就是，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点亮心灯，人生才能温暖光明，由心灯发出的光，才不会留下自己的影子。不管身外多么黑暗，只要你的心是光明的，黑暗就侵蚀不了你的心。不要被别人的言语诱惑，围绕着你的心去生活，就能绽放你自己的生命色彩，实现你生命的圆满和美丽。“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世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宋代禅僧茶陵郁的一首悟道诗，他说的那颗明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只有点亮自己的心灯，踏踏实实地根据心来行事，才能稳稳当当地享受快乐。 第十六章 人生 儒家的人生观，是要探求生命的本质，追问“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正因为王阳明悟了道，认识到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他才能够在逝去的时候微笑着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如果人们能够踏踏实实地根据自己的良知来行事，便也能安安稳稳地享受生命的喜悦和满足。 明白昼夜变化，就知道生死 萧惠问死生之道。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问昼夜之道。 曰：“知昼则知夜。”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着，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忌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萧惠向王阳明请教生死的道理。 王阳明回答说：“知道昼夜，就知道了生死。” 萧惠又请教昼夜的道理。 王阳明回答说：“懂得了白天，就懂得了黑夜。” 萧惠又问：“还有人会不懂得白天吗？” 王阳明回答说：“你能知道白昼吗？迷迷糊糊地起床，傻傻地吃饭，不明白为什么开始，习惯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全天都昏昏沉沉，只是像在做白日梦。只有时时不忘存养的功夫，使心变得清醒明白，天理也没有片刻的中断，才能算是知道白天了。这就是天理，通晓了白天夜晚的道理，还会有什么生死之事弄不明白呢？” 在王阳明看来，生死就像昼夜交替一样平常。其实，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曾望着奔流的江水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语道破了时间的无限流逝和生命的不断消亡。生命在一呼一吸间延续，也在一呼一吸间消逝。每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死亡是必然的，正如这个地球存在生命一样自然。当谈论生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将生命作为一个延续的过程来看待，一个人的寿命就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延续的时间。儿时的玩乐、在学校接受教育、成家立业、工作赚钱、和朋友交往，这些就是生命的过程。我们把时间分成一天、一个月、一年，然后累积起来就构成了生命的长短，直到死亡终止了这一切。然而具有延续性的事物永远不可能自我更新，永远无法了解未知。活着的时候，生命是一个从不间断的延续的过程，过去的每一天都变成了已知。然而死亡是一个未知的事物，我们不可能通过已知的事物去了解未知的东西，因此活着的人永远无法得知死亡。因为经历过死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死亡的感受。 就像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样，每个人一生只能经历一次死亡。生命经过出生、成熟、生病、消耗、衰老，在每一瞬间都可能死去，因此死亡是每一个当下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想要了解死亡的真相，我们就必须停止那种延续的运动。要想超越死亡的恐惧，为了新的诞生，必然要有终结。每一天的终结，无论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都可以称作死亡。如果每天都让昨天的记忆、快乐和悲哀死去，这样的头脑才是新鲜的、天真的，没有年龄的。认为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的人，就是超越了死亡。 既然我们不能获得死亡后的体验，那么我们就该在活着的时候体验死去的感觉，我们可以尝试终结所有的记忆，包括已经累积、储存的记忆以及我们在其中寻找安全、幸福的记忆，抛弃我们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而建构的形象，这样每一次的结束和抛弃都意味着我们对死亡的接触和觉知。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每天都有起始与终结，当今天走到尽头，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们必须现在就了解死亡，而不是明天。也就是说，每天都死去，以便来日有重生的可能。只有如此，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才可能了解死亡。只有在这种死去里，在对延续的终结里，才会有重生，才会在自由中产生一种既有死亡又有生命的存在，才会有永恒的创造。 把生命看得太重，容易迷失自己 问《志士仁人》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同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逄，只为也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有人向王阳明请教《论语》里《志士仁人》那一章。 王阳明回答说：“就是因为世人都把自己的命看得太重了，不问当时是不是应当献出生命，只管委曲求全，为此，把天理都丢弃了。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他就如同禽兽了，苟且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只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得明白。比干、龙逄等，都只是因为他们看得分明了，才能够成就他们的仁。” 生死是人生最根本的大问题，所以哲学家常常会思索死亡的问题。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能够看透这一点，人生还会有什么困难呢？其实，对死亡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无知和对生存的执着。既然死后的世界是不可知的，那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活着和死亡哪一个更快乐、更自在，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能对死亡进行一个乐观的猜测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死亡想象成失去、虚无、黑暗、痛苦，所以，在人的心里，死亡成了绝望的代名词。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自己的想象所欺骗，因而生出了种种恐惧，又让这种种恐惧占据了内心，影响了活着的心情。六祖慧能禅师弥留之际所说的“你们不用伤心难过，我另有去处”，犹在耳边，发人深省。没人知道死后的人是否快乐，说不定在“另有去处”之地反而活得更自由舒服。 关于生死苦乐的问题，庄子有一则有趣的故事。 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骷髅，枯骨凸露，呈现出原形。 庄子用马鞭从侧旁敲了敲，问道：“先生是贪求生命、失却真理，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遇上了亡国的大事，遭受到刀斧的砍杀，因而成了这样呢？抑或有了不好的行为，担心给父母、妻儿子女留下耻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抑或你遭受寒冷与饥饿的灾祸而成了这样呢？抑或你享尽天年而死去成了这样呢？”庄子说罢，拿过骷髅，用作枕头而睡去。 到了半夜，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谈话的情况真像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听你所说的那些话，全属于活人的拘累，人死了就没有上述的忧患了。你愿意听听人死后的有关情况和道理吗？” 庄子说：“好。” 骷髅说：“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国君的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是时令的流逝，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可能超过。” 庄子不相信，说：“我让主管生命的神来恢复你的形体，让你重新长出骨肉肌肤，返回到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左右邻里和朋友故交中去，你希望这样做吗？” 骷髅皱眉蹙额，深感忧虑地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 人们如此惧怕死亡，但是没有人知道，人在死亡以后是否也会一样畏惧着生存，想方设法地避免“出生”在这个“活着”的世界。人之所以恐惧，是源于对那些神秘事物的惧怕，越是不了解死亡，恐惧感就会越强。 古希腊的快乐主义大师伊壁鸠鲁认为：“一切善恶凶吉都在人的感觉之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所以，死亡事实上与我们的感觉无关，因而无须恐惧死亡。因为，在人活着的时候，死亡还没有真正到来，而一旦死亡降临时，我们又感觉不到死亡了。”确实如此，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是我们对生存的执着。王阳明劝诫人们不要把生命看得太重，以免迷失自己，也是这个道理。 善待生，善待死 问“夭寿不贰”。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有人向王阳明请教“夭寿不贰”的意思。 王阳明回答说：“做学问的功夫，能够将一切声色、利益、嗜好都摆脱干净。但是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在意生死的念头牵累着，便会有和本体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有在意生死的念头，是生命本身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掉。如果在这里都能看破、想透彻，心的全部本体才能自由没有阻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我们通常以为，每个人都很重视生命，而忽略了死亡。事实恰恰相反，我们通常都是忽略了生命而重视了死亡。我们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消耗宝贵的生命，而在死亡自然来临前，却过于重视死亡的发生，以至于让自己最后的生命始终笼罩在恐惧之中。从时间上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死亡则是无限的。而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生命是绵长的，而死亡是短暂的。 人都是轻死贵生的。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很怕提到“死”字，因为他们害怕面对死亡，认为自己死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对死亡的惧怕每个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平淡的心来接受。我们也要明白这样的道理，与其把大好的光阴用在惧怕死亡之上，不如真真切切地去想一想怎样好好地活着，把握这来之不易的生命。 其实，不论人们想与不想，人的生命终究是要走向终结的，没有人能逃过这一劫。既然如此，人们何不把生死看得淡然、坦然一些呢？要知道，死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死才有生。佛门讲究生死轮回，把一次生命的结束当成是另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宇宙万物就是在这样的生生死死中循环不息的。天地造化赋予人一个生命的形体，让人们劳碌度过一生，几十年的忙碌后当人们到了生命的最后才让人休息，而死亡就是最后的安顿，这也是人一生的描述。一个善待自己生的人，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死。 庄子有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喜吾死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结论。人的生命绵长而死亡短暂，在漫长的生命中，怎样活得更有意义，是人们不断探索与思考的。当然，有的时候生命也是转瞬即逝的，正如有些人所说生命在于一呼一吸之间，如流水般消逝，永远不复回。一个人只有真正认清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方向，才能够更好地活着。在活的过程中，将生命演绎得无比灿烂和美丽，才是真正懂得善待死亡的人。 那么生命究竟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或许能给你启示。 一天，佛祖把弟子们叫到法堂前，想考验一下弟子们的悟性。 佛祖问众人：“你们说说，你们天天托钵乞食，究竟是为了什么？” “世尊，这是为了滋养身体，保全生命啊。”弟子们几乎不假思索。 佛祖点点头，继续问道：“那么，肉体生命到底能维持多久？” 弟子们开始有了不同的见解。一个弟子想了想说：“人的生命在春夏秋冬之间，春夏萌发，秋冬凋零。” 佛祖笑着摇了摇头：“你觉察到了生命的短暂，但只看到生命的表象而已。” 弟子们面面相觑，一脸茫然。这时，一个烧火的小弟子怯生生地说道：“依我看，人的生命恐怕是在一呼一吸之间吧！” 佛祖听后连连点头。 故事中各位弟子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人对生命的态度。有的人是惜命的，希望生命能够长久，这样自己才能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帝王将相苦寻长生之道，但是无论是谁都无法改变生命终究会终结这一事实；世间的人是有贪欲的，又是有惰性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争名夺利的事情发生；而人又是向上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珍惜光阴，从不松懈，却身心俱疲地生活着。 生命在呼吸的一瞬间，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死亡是短暂的，人们在活着的过程中要时时更新自我，不眷恋旧我，不追悔往昔。人们只要了解了生命的真谛，生命的长短就不重要了。生命之旅，有时即使短如小花，人们也应当珍惜这仅有的一次生存的权利。要想让自己的生命更精彩，我们理应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努力绽放生命的花朵。生死也是人生的一个大学问，只有一个真正善其身的人，才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才能够善其死。也正如王阳明所推崇的那样：只要还有一丝贪生怕死的念头，就难以心安，就难以“致良知”。 一心为善，生死各安天命 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贰其心者也。犹以夭寿贰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贰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 在王阳明看来，现今要求人不论长寿还是短命始终如一，是由于还有人因为寿命有长有短而心生杂念。因为寿命有长短之分而三心二意，这说明他为善的心还不能始终如一，不能存养自己的良知，更谈不上“致良知”。人们应不因寿命长短而改变为善之心，也就是说，生死夭寿都有定数，我们只需一心向善，修养我们的身心来等待天命的安排，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天命。事天虽然尚未与天合而为一，但已经知道恭恭敬敬地去承受天命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为善不是指狭隘地做善事，而是指恢复内心纯明的心体，即良知。 然而，大多数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依旧存有贪生怕死的念头，以长寿为乐，以短寿为苦，竭尽所能地想延长自己的寿命。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生命的长短，而忽略了生命的过程。其实，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体验生命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意思是说，树根上的小蘑菇寿命不到一个月，因此它不理解一个月的时间是多长；蝉的寿命很短，生于夏天，死于秋末，它们自然不知道一年当中有春天和冬天。它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然而，这些生命即使活了几秒钟也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因为它们有自己的快乐。人生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无法掌握寿命的长短，那么至少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让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变得更快乐。 传说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在函谷府衙为府尹留下洋洋五千言《道德经》时，一个年逾百岁、鹤发童颜的老翁到府衙找他。两人在府衙前相遇，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围观。 老翁对老子略略施了个礼，有些得意地说：“听说先生博学多才，老朽有个问题想向您讨教。我今年已经106岁了，说实在话，我从年少时直到现在，一直是游手好闲地轻松度日。与我同龄的人都纷纷作古，他们开垦百亩沃田却没有一席之地，修了万里长城而未享辚辚华盖，建了房舍屋宇却落身于荒野郊外的孤坟。而我呢，虽一生不稼不穑，却还吃着五谷；虽没置过片砖只瓦，却仍然居住在避风挡雨的房舍中。先生，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嘲笑他们忙忙碌碌劳作一生，只是给自己换来一个早逝呢？” 老子听了，微微一笑，吩咐府尹说：“请找一块砖头和一块石头来。” 老子将砖头和石头放在老翁面前说：“如果只能择其一，仙翁您是要砖头还是愿取石头？” 老翁得意地将砖头取来放在自己的面前说：“我当然择取砖头。” 老子抚须笑着问老翁：“为什么呢？” 老翁指着石头说：“这石头没棱没角，取它何用？而砖头却用得着呢。” 老子又招呼围观的众人问：“大家要石头还是要砖头？”众人都纷纷说要砖头而不取石头。 老子又回过头来问老翁：“是石头寿命长呢，还是砖头寿命长？” 老翁说：“当然是石头了。” 老子释然而笑说：“石头寿命长人们却不择它，砖头寿命短，人们却择它，不过是有用和没用罢了。天地万物莫不如此，寿虽短，于人于天有益，天人皆择之，皆念之，短亦不短；寿虽长，于人于天无用，天人皆摒弃，倏忽忘之，长亦是短啊。” 老翁顿然大惭。 在老子看来，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意义与否。而王阳明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一心为善，保有自己纯明的良知。 也就是说，10年、20年……50年，乃至一生庸庸碌碌、畏畏缩缩而活的人，不如一年、一月乃至一日而活得有意义的人。只要生命曾经绽放过光芒，这一生就已值得，生、死已无关紧要了。活到一百岁，和只活到30岁、20岁的人，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虽然，前者多活了几十年，后者少活了几十年，但，这只是人们观念上的感觉与执着，对于认得生命意义、清楚宇宙真谛的人来说，即使存在得短暂也不觉得遗憾。正如王阳明所告诫人们的那样：“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真知，以求自慊而已。” 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话更分明。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辩浊清。久奈世儒横臆说，竞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来自浑成。 王阳明在《次谦之韵》一诗中感叹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从身外之物中寻求生死的道理，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执迷于长生不老药就是如此。忽略了从自己本身的良知去寻获生死的真谛，实在是舍本逐末啊。 而人们之所以害怕死亡，就是因为人们将死亡当作一次未知的不可掌握的旅程，说到底，还是人们渴望拥有、害怕失去的欲望在作怪。因此，大多数人都是轻死贵生的，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其典型表现。 庄子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丽姬原本是一个民女，因为皇宫选宫女，她被选中，最后还成了皇后，享尽荣华富贵。她在回想当初被选中的情景时说，那时她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情形悲惨，现在看来反倒觉得当初自己是多么荒唐、愚蠢、无知。 庄子借丽姬的典故来比喻人对待生死的态度，人们惧怕死亡就像丽姬当初惧怕进宫一样，既然我们不知道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又何必面对死亡而哭泣？ 清朝顺治皇帝曾说：“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未出生当然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娘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知道自己是谁吗？唯有慢慢长大后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我”的存在，等往生闭上眼后，请问自己又是谁？在佛家看来，死去的只是人的躯壳，真正的生命则是绵延不断的。人有生老病死，所以“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这便是佛教对于生死的看法。 佛陀的弟子总是问佛陀：“佛死了都到哪里去了呢？”佛陀总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但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于是佛陀对弟子说：“拿一支蜡烛来，我会让你们知道佛死了到哪里去了。”弟子急忙拿来了蜡烛，佛陀说：“把蜡烛点亮，然后拿来靠近我，让我看见蜡烛的光。”弟子把蜡烛拿到佛陀的面前，还用手遮掩着，生怕火被风吹灭，但佛陀训斥弟子说：“为什么要遮掩呢？该灭的自然会灭，遮掩是没有用的。就像死，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佛陀就吹灭了蜡烛说：“有谁知道蜡烛的光到哪里去了？它的火焰到哪里去了？”弟子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说不出来。佛陀说：“佛死就如蜡烛熄灭，蜡烛的光到什么地方去了，佛死了就到什么地方去了，和火焰熄灭一样道理，佛死了，他也消灭了。他是整体的一部分，他和整体共存亡。” 佛陀的用意在于告诫世人：死亡就是死亡，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在此，我们不由得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向死而生。对于一个生命群体来说，它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就像新陈代谢，旧的、老的死去，换来新的、进步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死不是无谓的，而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死，是为了更好地新生的死。 关于死亡、存在和重生，中国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传说，比如凤凰涅槃，不死鸟等；在战场上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典故，“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归楚”这几句形容的就是项羽早年的英雄事迹。 尽管涅槃和重生只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生就是向死而生，死就是向生而死。一个生命死了，但是很快就有另一个生命来到世间，生生死死，绵绵不绝，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你如果用一种超脱、达观的态度去面对死亡，把死亡当作一次再生的机会，人生不过重来一回，就能减轻生的压力，活得逍遥自在。当你明白了这点，你就做到了王阳明所说的“从根本求生死”，也就对生死无所畏惧了。 空灵而不糊涂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王阳明认为，让心空灵而不糊涂，各种道理存于心中，万事万物就会呈现出来。这其实是说，在人的本心之外没有什么天理，离开了人的本心，也就没有事物。 佛家常劝诫世人：要想让心灵充盈欢乐，首先要让心灵清明空灵，拂拭心上的积尘，不为外物所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抛却人生的烦恼和苦痛，方能悟得空空大道，获知欢乐幸福的人生境界。 无论是王阳明的“空”，还是佛家的“空”，都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而是包含了极其深刻的意义，即王阳明所说的让心空灵而不糊涂。一方面，“空”是指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要求我们达到一种无我——消除个人私欲的境界；而另一方面，“空”也是“不空”，无论是儒家圣人还是佛学大师都讲究点化世人、普度众生，因此，它是一份救世的事业。由此来看，“空”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以无我的精神去从事世间的种种事业。 对于“空”的意义，有人作了更形象的比喻：“空”是“0”，0本身什么都没有，但若将0放在1的后面，则成为“10”；若将0放在10的后面，则成为“100”；放在100的后面，则成为“1000”……可以无限地增加。由此可知，一个“0”，你说它没有用，它却能生起大作用。“空”也是如此，“空”好似什么都没有，其实，它存在于宇宙世间，并且能包含万物。 佛陀在灵山会上，出示手中的一颗随色摩尼珠，问四方天王：“你们说说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后，各说是青、黄、红、白等不同的色泽。 佛陀将摩尼珠收回，张开空空的手掌，又问：“那现在我手中的这颗摩尼珠又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异口同声说：“世尊，您现在手中一无所有，哪有什么摩尼珠呢？” 佛陀于是说：“我拿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分辨它的颜色，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颠倒啊！” 佛陀的手中虽然空无一物，但就像苏轼的诗句所说：“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正因为“空无”，所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佛陀感叹世人“颠倒”，因为世人只执着于“有”，而不知道“空”的无穷妙用；世人总是被外在的、有形的东西所迷惑，而看不见内在的、无形的本性和生活，而那才是最宝贵的明珠。 有人说：“空是佛教的X光。”其实，这句话应该改为“空是人生的X光”，因为宇宙世间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经过“空”加以透视，然后才能体认它的本相。 空，是从内心深处摆脱周遭的羁绊，进入心无旁骛的至高境界；是踏上了心灵的解脱之路，使内心感受到的万物远远超过自己视线范围内的一切。此时的内心，呈现的是一种空无的状态，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空明之心。空，才能容万物。运用到生活中，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空间，才能畅所欲言、和平相处。与其用金钱权利、名誉地位将内心满满地填充，何不索性全部放下，将心腾空，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解脱呢？ 因此，普通人若能抛开杂念，使内心纯净空明，那么，即便才能有高下之分，也同样可以成为圣人。 把心学应用到万事万物上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王阳明回答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家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心学作为心性儒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的，在于其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看似与佛学的心法修教十分相似，但佛学只求出世，而心学则是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即儒学所说的“内圣外王”。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平国安邦、著书立说、驰骋骑射，全无中国文人的懦弱单薄。他动静兼入极致，顿悟深远，知行合一，于平凡中体现伟大，于入世中明见其出世的心境。由此来看，王阳明的一生严格奉行了他自己所提出的“把我们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理念，最终将心学发扬光大，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心灵欢欣的智慧。 曾经有一个县令长期听王阳明讲学，他却遗憾地对王阳明说：“先生的学说实在是好，只是我平时要处理的文件繁多，案子复杂，没有什么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的这些学问。” 王阳明听了，教导他说：“我什么时候叫你离开你的文件、案子凭空去做学问了？你既然要处理案件，就在处理案件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你在审理案件时，不能因当事人回答时无礼而发怒，不能因当事人言辞委婉周密而高兴，不能因当事人说情而心生厌恶乃至故意惩罚他，不能因当事人哀求就屈意答应他，不能因自己事务繁杂而随便断案，不能因别人罗织罪名诽谤陷害而按他们的意愿处治。如果你能认真反省体察克己，唯恐心中有丝毫的偏私而错判了是非，你就已经是在实践我所讲的‘致良知’了，哪里还需要另外花时间来研究我说的那些学问呢？总之，处理文件、审理案子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去做学问，反而会落空。” 由此可见，只要我们不存私心，踏踏实实地做好手中的每一件事情，就已经是在“致良知”了。 有个修鞋匠每天都要经过不同的城镇，给不同的人修补不同的鞋子。有时候他会遭遇狂风暴雨，阻塞去路；有时候挣不上多少钱，饥肠辘辘。但是他的身影从来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都会准时地将双脚踏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 修鞋匠已经修了十几年的鞋，所经手的鞋有高档货，也有廉价货，有礼貌的顾客也有故意刁难的市井无赖。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个修鞋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认认真真地完成他的工作。他以此为乐，生活虽然过得很清贫，但是他依然很快乐。 每当有人向他谈起“嗨，伙计，你用不着这样，修鞋嘛，能穿就行了，用不着那么认真”等类似的话时。这个修鞋匠总是这样说：“那样我无法面对自己，生活也就没意思了，你说，我怎么能快乐呢？” “你一定能活得很长寿。”大家都这样说。 “谢谢，我的朋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修鞋匠憨憨地笑着。 这个平凡的修鞋匠就是一个拥有纯明良知且懂得将自己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的人，因而他才会风雨无阻地为人们修鞋，认认真真修补每一双鞋。不为别的，只为了能够“面对自己”，所以，他是快乐的。 王阳明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通过对万事万物的体验而提出了“良知”、“致良知”的修心之说。在良知与致良知上，他更看重后者，认为不讲学，圣学不明，因而他也成为当时天下最“多言”的人。他通过讲学、研讨、撰写诗文、通信等方式，广为传播文化，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正是因为他把自身的良知应用到万事万物上，才得以将心学发扬光大，帮助更多的人寻求心灵的安宁与喜悦。这种引领万事万物共同成长的行为，正是修心的最高境界。 只要肯“下学”，自然能够成功 问上达功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功夫。” 弟子陆澄向王阳明求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王阳明回答说：“后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处，便说不应当学参悟天理的功夫，只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于是将‘上达’和‘下学’分开了。那些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说得出、心里想得到的，都是‘下学’；而那些不能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嘴巴说出、心里想到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树木的栽种，都是属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的、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下学”指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小事情，“上达”指的是人们良好的修养。在王阳明看来，如果人们能够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小事，就能因小成大，修炼出超凡脱俗的个人修养，获得幸福与成功。 下面是卡菲瑞先生回忆比尔·盖茨小时候的事而写下的文字： 1965年，我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天，有同事推荐一个四年级学生来图书馆帮忙，并说这个孩子聪颖好学。不久，一个瘦小的男孩来了，我先给他讲了图书分类法，然后让他把已归还图书馆却放错了位的图书放回原处。小男孩问：“像是当侦探吗？”我回答：“那当然。”接着，男孩不遗余力地在书架的迷宫中穿来插去，小休时，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错地方的图书。第二天他来得更早，而且更不遗余力。干完一天的活后，他正式请求我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突然邀请我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时，孩子母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家了，到附近一个住宅区。孩子听说转校却担心起来：“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我一直记挂着这个孩子。结果没过多久，他又在我的图书馆门口出现了，并欣喜地告诉我，那边的图书馆不让学生干，妈妈把他转回我们这边来上学，由他爸爸用车接送。“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其实，我当时心里便应该有数，这小家伙决心如此坚定，又能为人着想，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不过，我可没想到他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天才、微软电脑公司大亨，美国巨富——比尔·盖茨。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尔·盖茨在对待图书馆工作这样的小事上，就已经表现出一种超乎同龄人的责任心，难怪他能在信息时代叱咤风云。 吉祥上师曾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不愿意做小事的人，很难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生活中，总有人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些细琐小事不应该去理会，而且连替自己开脱的理由也显得理直气壮，“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但是，这些人似乎忘记了一点，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简单小事开始做起的。而他们与我们所不同的只是面对小事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做的事并非小事，而是修养心性、获取人生幸福的大事，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人生大事。 点亮心灯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闲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正德十五年（1520年），弟子陈九川再次见到了王阳明，问：“最近我致良知的功夫虽然能够掌握一些关键地方，但仍旧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 王阳明回答说：“你应到心上去寻找天理，这便是所谓的‘理障’。这里边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又问：“是什么诀窍？” 王阳明回答说：“只是一个‘致知’。” 陈九川又问：“怎么去致呢？” 王阳明回答说：“你心里的那一点良知，便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在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一丝一毫都隐瞒不得。你只需不去欺骗良知，切切实实地顺从良知去做。善便存养，恶便去除，这样何等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也是近几年才清楚明白地体会到这些。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精细地看，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缺陷。” 一个人有多大的灵性，在于他的心灵具有多大的灵性。生活中的每一次沧海桑田，每一次悲欢离合，都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如果我们的心是暖的，那么眼前出现的一切都是灿烂的阳光、晶莹的露珠、五彩缤纷的落英和随风飘散的白云，一切都变得那么惬意和甜美，无论生活有多么清苦和艰辛，都会感受到天堂般的快乐。心若冷了，再炽热的烈火也无法给我们带来一丝的温暖，我们的眼中也充斥着无边的黑暗、冰封的雪谷、残花败絮的凄凉。 因此，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懂得珍视、呵护自己的心灵，才能保持个人的真善。 有一位小尼姑去见师父，悲哀地对师父说：“师父!我已经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多年，每天在这青山白云之间，茹素礼佛，暮鼓晨钟，经读得多了，心中的执念不但不减，反而增加，怎么办啊?”师父对她说：“点一盏灯，使它不但能照亮你，而且不会留下你的身影，就可以体悟了!” 几十年之后，有一所尼姑庵远近驰名，大家都称之为万灯庵。因为庵中点了成千上万的灯，使人走入其间，仿佛步入一片灯海，灿烂辉煌。这所万灯庵的住持就是当年的那位小尼姑，她虽然年事已高，并拥有上百个徒弟，但是仍然不快乐。因为尽管她每做一桩功德，都点一盏灯，却无论把灯放在脚边，悬在顶上，乃至以一片灯海将自己团团围住，还是会见到自己的影子。灯越亮，影子越显；灯越多，影子也越多。她困惑了，却已经没有师父可以问，因为师父早已去世，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 后来，她圆寂了。据说就在圆寂前她终于体悟到了禅理的机要。她没有在万灯之间找到一生寻求的东西，却在黑暗的禅房里悟道。她发觉身外的成就再高，如同灯再亮，却只能造成身后的影子。唯有一个方法，能使自己皎然澄澈，心无挂碍，那就是，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点亮心灯，人生才能温暖光明，由心灯发出的光，才不会留下自己的影子。不管身外多么黑暗，只要你的心是光明的，黑暗就侵蚀不了你的心。不要被别人的言语诱惑，围绕着你的心去生活，就能绽放你自己的生命色彩，实现你生命的圆满和美丽。“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世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是宋代禅僧茶陵郁的一首悟道诗，他说的那颗明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灵。正如王阳明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只有点亮自己的心灯，踏踏实实地根据心来行事，才能稳稳当当地享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