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特务头子》 前言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他多年的独裁统治，除了那帮为他卖命的黄埔学生外，还有他最为倚仗的特务机构。他们无一不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除了运气之外，靠的就是心计。他们各自培植自己的亲信，政治实力不相上下，相互之河勾心斗角，却又“合作”得很愉快。 他们手下的爪牙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甚至是各国领事馆。他们每个人都包裹着神秘的外衣，都深得蒋介石的宠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们的心思，即使是他们身边最信任的人。 他们就是戴笠、徐恩曾、毛人凤、郑介民、唐纵、贺衷寒、邓文仪和康泽。他们长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拼命卖力，收买、暗杀、破坏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特务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不时地对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但在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密码破译等方面还是有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前言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维持他多年的独裁统治，除了那帮为他卖命的黄埔学生外，还有他最为倚仗的特务机构。他们无一不阴险狡诈，心狠手辣，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除了运气之外，靠的就是心计。他们各自培植自己的亲信，政治实力不相上下，相互之河勾心斗角，却又“合作”得很愉快。 他们手下的爪牙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甚至是各国领事馆。他们每个人都包裹着神秘的外衣，都深得蒋介石的宠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们的心思，即使是他们身边最信任的人。 他们就是戴笠、徐恩曾、毛人凤、郑介民、唐纵、贺衷寒、邓文仪和康泽。他们长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拼命卖力，收买、暗杀、破坏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大特务在抗日战争期间，虽然不时地对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统一战线进行破坏，但在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密码破译等方面还是有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戴笠对母亲很孝敬，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 戴笠，又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是农村妇女，能认识不少的字，也能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如《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朱柏庐家训》之类的蒙馆学童必读的课本。戴笠对他母亲很孝敬，也很怕他母亲出来说话。每当其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会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戴笠死后，大家瞒着她说是出国了。由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两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对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等人发起为戴母庆贺80大寿。她活到近90高龄才死去。 戴笠有一个同胞弟弟名云霖，年龄比他只小3岁，形象与他很相似，脾气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权势，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过训。他取得高教班受训的资格后，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师长的马志超为之管教（马志超是军统的大特务。笔者注）。马便称之为“二老板”，安置其为军需，不久提升到军需处长，大概是云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当马志超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而离开西北时，戴云霖也离职了。 戴笠早年有结发的妻子毛秀丛，于抗战初期因患子宫癌死去。毛氏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对其夫千依百顺、畏惧异常。毛氏有一个胞弟名毛宗亮，为戴笠做过管家，在特务训练班作过事务员一类的小差事，对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叹地说：“毛家的风水被毛人凤、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霉而死，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过高中教育，也在厦门大学混过一年。戴笠曾与十人团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亲关系，将王的女儿要来做儿媳订过婚。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个女子结了婚。戴笠从此对儿子不满，对儿媳也很冷淡，安置在乡下随祖母生活。戴藏宜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自称校长，因为十分怕他的父亲，一直乡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县硖口镇从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实的中等地主，拥有良田庄园和林场，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这一代，家产无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亲张罗，做点针线活补助家用，苦苦撑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是一名团丁队的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镇压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不辞劳累地去起到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要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亲自探龙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后，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中混的时间不长，以后便投到新江军阀周凤岐部队中当兵，大约只有两年多，又脱离部队，只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后戴笠每一谈及他的打流生活，连笑带骂，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听来，便是他无赖的丑史。他的丑史只能由他自己谈出来，绝不许他的部属说长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会灾难临头。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打地铺，弄得表弟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当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亲，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则不免冷言讽语的。后来戴笠发迹了，念着表弟待他的一点好处，引为亲信，一直将张安置在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笠管私财。张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衔的经理组长。可是戴笠对表弟的妻子一直视同仇人一般，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张妻不失为有骨气的女性，并不因为戴笠有权有势而假以颜色，多年来都是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有一次戴笠到香港与杜月笙有所密谋，张冠夫在港管外汇，因事须向戴笠汇报，欲带着妻子一道登门问候，借以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可是张妻怎么也不听其夫的劝说，一硬到底，坚持不去，戴笠也无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几天是经常的事。后来混不下去又来到杭州，在一个夏天里，他只穿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他没有别的衣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就去灵隐寺旁边的湖里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他甚至自夸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 有一次他在灵隐寺旁边洗澡洗衣时，认识了胡宗南。当时胡宗南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杭州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去灵隐寺湖边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两人畅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蒋介石同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又从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开始时，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不过是差使跑跑脚、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关心的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 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但戴笠对陈果夫的使唤却很不满意，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经常在背后骂陈果夫是个肺病鬼。有时陈果夫叫他小瘪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瘪三。 没有多久，蒋介石一行人回到广州，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创建黄埔军校。 戴笠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他在黄埔军校专事搜集情报，致使周恩来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这些情况，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听到传说，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于是他便在儿时的好朋友毛人凤的建议下，到广东来找蒋介石，他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没有毛人凤那么幸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想到去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找校长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先当勤务兵再说。从此，戴笠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他一生中青云直上的起点。 戴笠当了4个月的勤务兵，他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搜集来，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到字纸篓里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偶尔面授机宜，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戴笠明的是一个学生，暗地里却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报通常都是直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为知交朋友以后，他得风气之先，入了黄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营长的地位，是经常为戴笠提供情报资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舰事变前，胡为戴笠提供的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当年在第一师充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种种活动，收集的情报资料都交给了戴笠。不久，周恩来及第一师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等，不论共产党员或涉嫌的，自周恩来以下两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来的是杨光钰。二十几年后，杨在解放战争中于清风店被俘后，曾坦白交待过这个问题。 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五”广东大屠杀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对进步学生和官佐们，极尽诬告迫害之能事。戴笠与胡靖安勾结起来所干的罪恶活动，每每从胡靖安的牢骚中反映出来。有一次军统局宴请高级干部聚会时，忘记发请帖给胡靖安，被他知道而来到宴会厅，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指责戴笠看不起他，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记得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虽然没有毕业，总算是取得了黄埔学生的学籍。但是他学骑兵，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他是跑上头，写信通报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看样子他的来头很大，所以没有谁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报的天赋，他在黄埔军校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长交待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一面的，即使十多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密报”二字。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从那天起得到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他进入江浙境内，利用他在社会上打混时认识的朋友来搞情报，然后用米汤写在纸上，并派专人将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为他日后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期间，他还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华北五省，有条有序地组建了自己庞大的特务网。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角色。 在上海时，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杨虎带了戴笠去拜访杜月笙，戴笠只不过30岁的年纪，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他刚离开军校不久，受在军校时的影响，谈吐也很得体，在杜、杨二人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报的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戴、杜、杨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武力20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生智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介石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笠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词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以后戴笠引为美谈，频频告人，还将周列入十人团的前列。周在军统大特务中，居功而骄，目中无人，连戴笠有时也只好让他三分。 在“双十二事变”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蒋介石，深得宠信。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蒋介石决定成立军统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这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时，“十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黄雍)，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骄奢淫乱，挥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学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军统。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了吃一惊，回答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一看院子里，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自知死期将临，便对两名特务说：“我脚上的鞋子，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背后“砰砰”飞来两枪，韩复榘连中两弹，当即毙命！ 戴笠杀了韩复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说：“本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法院审判决(正本)。被告韩复榘，男，47岁，河北霸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理终结，判决如左：（主文）韩复榘不听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尔后，由其二太太纪甘青及其亲信王恺如等，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 戴笠诱捕韩复榘成功，自始至终得到汤恩伯帮忙，也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与英国合作举办中英情报合作所，并共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派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设司令部于重庆小龙坎周家湾，先后成立了7个纵队。然而这些部队一遇到日军，便作鸟兽四下逃散，根本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很密切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汤恩伯有“中原王”之称，两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来是没有联盟关系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然后才能做蒋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计与他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充当牵线人。这对戴笠本人来说，三人之间的联盟一成立，也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胡、汤、戴三人坐在南面的桥头上，指手划脚，不知在谈些什么？一直谈到十点多钟，三人才慢慢走过桥来。戴笠挥手对手下的一个副官说：“你陪胡、汤两长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随后就来。”说罢，他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处，四处了望了一下，打一个转转便赶上了他们。胡宗南笑着对戴笠说：“用不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复：“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接着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仰天一阵哈哈大笑。 他们三人走进石窟，副官将准备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后故意避开走出洞外。约半小时后，戴笠高声大喊叫副官进去。副官走进石窟，只见三人一边在日记本上写着，一边口里喃喃作声，不知在做些什么。戴笠一见副官便高兴地说：“请读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胡谦逊地说：“聊作永久纪念，献丑，献丑。”胡将他的日记本递给副官，上有多次改涂过的一首《盟誓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 1939年，戴笠于日本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日文50字母组成方法之概况，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研译日本军部密码的工作获得日益进展，每天都有十几份经破译出来比较重要的情报电文呈送给戴笠亲阅。如日本驻美大使白鸟敏夫从日本去美国赴任，从沿途发回日本国内的重要电报，均由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每天由姜毅英少将呈送戴笠亲阅，从而使戴笠对白鸟敏夫的动态了如指掌。戴笠对这种材料极为重视，收到后当天必读，并择要转呈蒋介石。 1941年冬天，重庆杨家山公馆的办公室内，戴笠穿着少将衔军服，皮鞋在地毯上盖印似的压过来又压过去。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未定。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的“日本方面派来栖三郎去美国见罗斯福总统，想拉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报，呈交给戴笠，戴笠阅后忙向蒋介石呈报。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情报后，迅即示意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必须拒绝日本的请求，并应明确向日本宣战。美国不能出卖中国，如果美国要和日本人妥协而出卖中国，那么，中国就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蒋介石这里所说的“自己出卖”，就是暗示中国要在迫不得已时主动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龄的署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电报，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罗斯福很快拒绝了来栖三郎的请求。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戴笠由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风云险恶，剑拔弩张已是指日可待，他来回地在室内踱步，策划着下一步棋的走法。 “报告！”室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音色有些尖细，戴笠一听便知是译电组少将组长姜毅英。当即回答一声“进来！” 姜毅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原名姜鹤根，江山县新塘边人，杭州高中毕业，身材苗条，容貌美丽，五官迷人。不知情者，决不会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儿，现在是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之一。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情略显紧张，一开口就用江山话说道：“报告局长，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电报，11月26日早晨9时，日本特遣舰队有30艘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进发的迹象。” 戴笠因为他对日美关系的判断得到证实，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姜毅英拥抱起来，随即放开手说道：“记住，蒋介石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其中很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姜毅英凑趣说：“这个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长也有必要物色、培养一位像‘夫人’一样的贤内助了。”(意指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余淑衡送美国去留学、培养，并预定作为未来的太太之事。)戴笠决定把日本人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转告美国，借以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神通，并讨好罗斯福总统。于是在呈经蒋介石批准后，指示毛人凤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由肖勃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德权接到情报后，急忙转致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岂料，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听了戴笠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他们根本看不到军统局的情报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意图破坏美日关系。西方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认为日本在军火方面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日本海军为了迷惑美国海军无线电台的谍报工作和掩盖它偷袭珍珠港的企图，除用改变航向的办法来迷惑美国海军外，又于12月1日零时更换了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致使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意图全无警觉。而这一点，戴笠对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所获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却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眼睛”盯着日本分属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赤诚、加贺、苍龙和飞龙等四艘航空母舰的行踪，但是无法查明它们的下落。 由于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将军们骄傲自信，目空一切，对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袭珍珠港迹象”的重要情报，竟一笑置之。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舰艇、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外，均遭到毁灭的命运。有40艘舰艇被击毁击沉，总共有2405人丧生(其中包括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便立即找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自然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在戴公馆大宴宾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准将到重庆，帮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经蒋介石同意，前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强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亩左右的范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为了接待梅乐斯和戴笠到西安视察，身为军统人员的警察局长肖绍文将玄枫桥13号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作为戴笠的临时住所，以为是适合戴笠的心意了。这花园别墅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系的人全倒了霉。 西安特工处长领他们到这所花园时，戴笠闷闷不乐，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长肖绍文找来。肖来后，他劈头盖脸地大骂肖瞎了眼。接着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地骂道：“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身为警察局长，明天就有外宾到来，还能用这个号头吗？”他这一骂，肖才恍然大悟，只好将13号改为“甲14号”。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一生最怕13这个数字对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乐斯去东南沿海视察时，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以示威风。家乡有人问戴笠何以会同美国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有一张珍珠港王牌。” 军统局从破译敌人密码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也正由于研究密码的工作的开展，使军统局本身遭受严重打击。 原来军统局有一个研究破译密码的报务员李开锋，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卫特工总部，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军统局的通讯密码。李开峰住在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内进行密码研究，经常把军统局的无线电波收下，破译出来，弄得戴笠火冒万丈，指令毛森务必除掉李开峰。 神通广大的毛森，策动投靠日本人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想尽一切办法，伺机把李开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开峰从杭州至上海，随同一群汉奸给陈恭澍辞岁拜年。这天，他们吃酒赌博，狂欢直至深夜。刘全德便假献殷勤，于1944年正月初一凌晨，用陈恭澎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住处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刘全德偷偷拔出手枪，向李开峰连发两枪，打死了李开峰，然后飞身下车，迅即潜逃，后来至浙江省江山县峡口，暂住在他丈母娘家里，并从戴笠那里领得10万元奖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 从1941年至1943年之间，蒋介石政府军事部门先后与苏、英、美三国在军事情报上进行情报交流合作。最先是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出面，要求中苏合作并成立中苏情报合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苏战争紧张，苏联无暇东顾而告撤销。接着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派遣驻渝的情报人员，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伪装下，以安德逊的名字出现，要求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所，并提出合组一支游击部队，由中国出人由英方担负所需经费和武器弹药等。蒋介石批令军统局办理，戴笠则将周伟龙自忠义救国军以代总指挥的头衔调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在小龙坎周家湾准备成立中英情报合作研究所。这时英国远征军元帅蒙巴顿，派遣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约40余人，来华学习游击战术。这个团到过西北、中原、东南等游击边沿地区实地察看，然后送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这个班名义上是派李默庵负责主持，实际讲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选，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提供保荐。叶将军亲自住班协助，才使这个班初具规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借机招摇撞骗，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他吸取了周伟龙不善于侍候洋大人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美国佬以自重，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封为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为副主任。梅乐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贝乐利中校为美方参谋长，听说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戴笠岂甘示弱，经精心挑选的结果，便调来李崇诗为少将参谋长，潘其武为少将主任秘书，黄天迈为总翻译，谢力公、陆遂初等为各组组长。为了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戴笠还大兴土木，赶建了办公室、宿舍、仓库以及别墅等等。从缫丝厂重庆特警班、立人小学起到杨家山止，在20多华里内的山谷中，建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误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远监禁的危险。 中美合作所，从美方来说，只是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支派，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它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1945年11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美方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即宣告结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因为美方的退出而结束，从1945年开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间的活地狱，在这里，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遭到惨无人道的血腥摧残和迫害。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前夕，还下令将关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屠杀，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洛宛自北非战场飞到重庆。杜洛宛与梅乐斯是各有系统，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戴笠热烈欢迎这个美国特务头子，比之蒋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丰盛。戴笠与这个特务头子多次长谈，欢迎杜到军统局设在罗家湾的局本部参观各处室，还邀杜洛宛在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戴笠率领在重庆的大小特务到场恭听。参观各处室本来是特务机关不容许的事，戴笠便以“不见外”而欢迎杜洛宛参观指导。这个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欣赏军统局人事处设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还要方便。当戴笠说明军统局有内外勤的职业特务20余万外，还拥有武装游击部队近20万人之多。那个美国人感到很诧异，伸出舌头，跷起大拇指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另外，杜洛宛认为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条件虽然受到限制，但制度管理的办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赞许。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 从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达到了露骨的阶段。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正在加紧进行中。蒋介石政府的党、政、军、特的高级头目，纷纷投敌附逆，达到了高潮。因此，“曲线救国”的呼声，也就成为投敌附逆者的护身符。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的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则又喊出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一着棋。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局，由中统局和政工局协助辅行。戴笠对待策反任务的执行，在局本部内指定主任秘书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为正、副主任委员，成立策反委员会以主持其事。外勤单位除各区、站、组的策反任务之外，在上海统一委员会之下，派沈醉负责主持一个策反委员会，以汪伪政府及东南五省为策动对象地区。军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之不同，派出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等名义的策反人员，满天飞，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又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所谓候选，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戴笠对老头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贯彻到底。他的算盘是打在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二字之上，党官还是放弃的好，于是再次坚辞不干。然而他却使出花招，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干岸上，只要自己的伙伴下了海，不愁龙王不献宝。戴笠的“不怕龙王不献宝”这句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见，戴笠又一次坚辞中委及成全郑介民、唐纵之顺利当选，用心之深而且险恶了。难怪郑介民于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这几句话，确实是看穿了变戏法者的心灵深处。 同年夏，正当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的节节胜利中，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以华北宣抚使的头衔，带着一批高级随员胡介眉、丁述本等飞到汉中。熊斌以为汉中行辕主任李仁宗可以协助，结果李无能为力，于是又飞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来一把抓，不见得对他会有何帮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话：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陆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华北地区的军事汉奸大头头，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他出任宣抚使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派高参胡介眉，通过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来与军统的人商谈。军统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必须协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给他一些面子。 军统的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介眉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军一边。他们很快就拿出了方案：第一：立即以宣抚使转奉蒋介石命令，委任华北地区的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10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电令拍发给新乡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第二：保荐军统局少将级特务头目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都亲自传达命令，亲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第三：各地业经明令发表的先遣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维护治安秩序为重。 上述情况，在华南、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大同小异，都是在军统预谋计划下行动的军统局控制了汉奸元凶，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鲍志鸿说，戴笠对于“满洲国”东北军系统的大汉奸，发了不知多少绸子信，派陈旭东等人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分送到鲍文樾这样的大汉奸手里，也到过“满洲国”策动过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另外，广东系的大汉奸，曾经与蒋介石同过学，在粤军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广东要港司令，军统派站长何崇校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策动了过来。华南15万汉奸武装部队是最先归顺的。 1945年春节前后，戴笠来到北方区所属的西安视察，北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区区长询问了对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他为了抚慰亡故人员的家属，沽名钓誉一番，便想着竖立牌坊碑石之类的东西，以励来滋。但是，这些人员干的都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不便树碑立传，只得埋上一块石碑，一个字也没有。凡是到过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公馆和中美合作所的，都会知道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山坡上，于1944年前后建立的一块无字碑。由于碑石正反两面都没有刻有文字，当然也就不知碑的来历。当这块石碑竖立后，戴笠在一次扩大纪念的周会上，命名为“无名英雄碑”，并大肆表扬死难特务们的“功绩”。戴笠之所以要竖立这一碑石，也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干特务有十年；另一动机，是他听到中美合作所许多美国特务常常说到欧美各国无名英雄碑的故事，向往已久。 自这块碑建立后，不少已故特务的家属带着流离失所、无人过问的子女，纷纷到碑前去嚎啕痛哭，大吵大闹，声言要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告状。戴笠知道这一情况，认为丢了他一人的脸事小，丢了团体的脸事大。所谓团体，是指军统特务组织而言。因此，他迁怒于人事处长龚仙舫，龚被骂得狗血淋头。戴笠还要惩办哭碑为首者，后来经四一图书馆长毛子水老先生出面劝阻，才算没有追究下去。为防止再有哭碑事情发生，他令警卫团长杨清植派岗哨巡逻，不许家属走近石碑。龚仙舫受责骂后，赶忙成立“烈士”灵堂。但有堂无鬼，终不成体统。于是龚又急电各公密单位，不论是否烈士，凡是死了的、失踪了的都报上来，这样一来，名单上的“烈士”竞达八百余人之多。龚仙舫新任人事处长不久，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戴笠一看名册上竟有八百余人之多，火冒三丈大骂“以往的人都死光了”，还把名册撕得粉碎，弄得龚莫名其妙，戴笠连骂三天，连毛人凤也不敢见面。 无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还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医病，曾到缫丝厂跑了一趟。当他走近无名英雄碑时，守护的哨兵说，这是无名英雄碑，要脱帽、肃静。哨兵没见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团的元老，当然伤了梁的尊严。梁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戴笠对梁骂的事无可奈何，连饭也不敢请，暗地里骂梁骂个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 戴笠的红运，到抗日战争结束，从顶峰开始走入绝境。 他在蒋介石大打内战20余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积极准备打新的内战，主子的野心和阴谋，奴才当然能窥察得很清楚。每当特务头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时，戴笠必定邀请共餐。餐后，他便得意扬扬地传授他的经验。每每这时他才会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谈笑风生。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说只要抓住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诀窍又是怎么凑到一起而成为必当亲自传授的诀窍呢？ 他每每首先点题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他说：“我之所以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把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完五字诀后，然后就举例为证。 在戴笠的眼里，中国最难对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别人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戴笠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他打听到阎与其堂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里的事。于是他授意乔华堂(即乔家才)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戴笠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打通那一关后，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诚了一些时日后，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到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将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阎便认为黄是功臣而不疑。 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戴笠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内务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相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医院院长李希绍是黄埔六期学生李希纯的胞兄，通过其胞弟吸收加入军统组织。此人能出入阎的宫帏，阎视为最可信的医师顾问，阎慧卿和梁、吴等心里当然明白，不过只是将阎蒙在鼓里，各卖各的药。李希绍于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国飞机误炸而死，蒋、阎双方都为李大开追悼会，其中的奥妙，也是属于“五字诀”的运用。 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为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戴笠虽没有到过东北，却对东北这块新天地比之关内任何地区都要注意。照他的说法，东北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既是苏美之争的焦点，也是国共之争的焦点，决不可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苏俄之手。他出于反苏反共拥美拥蒋的立场，遵循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侨俘归国的幕后耍一套阴谋手段。他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计地想将特务机构的魔掌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特务分子只有在临澧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活到日本投降后被释放。 当时，关内各地要遣送回国的日侨俘约为250万人。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1946年春节前，戴笠的亲信沈醉被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掩护。这时，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关先后迁到锦州新城。杜聿明统率的部队，正在利用停战协定，暗中限令抢占承德、朝阳之线，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从北平发电给沈醉，要其做好与中共开战前的一切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一游，以往在重庆、上海、青岛等地与戴笠就早有勾结，这次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拢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这次在北平停留了约10天，戴笠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 生性好色，玩弄无数女性，与影星胡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但戴笠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叶与戴笠相好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赵霭兰，嫁给了他的朋友、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在戴笠的干预下，胡蝶和潘有声离了婚，后嫁给了他。为庆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笠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几次差点被蒋介石“赐死”；他死后，章士钊为其撰墓志铭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笠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派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一通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为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戴笠接电后，沉不住气了，找来沈醉，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他又接着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罢后，他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沈醉考虑再三，感到这样的复电很不好着笔。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三人，都是黄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单中列在前面。从蒋介石处理此事来说，是放平了的。郑介民、唐纵当然不会从中捣什么鬼。为何毛人凤不将此电先给他们看看呢？很显然，这是戴笠、毛人凤两个江山佬在画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陈焯，他以往是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才变为相从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许多情况，总的来说，与其说是戴笠的难关，不如说是蒋介石的难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复电，大致有如下的内容：重庆以炎兄亲译。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后，沈醉去渝参加追悼会时，与主任秘书毛人凤相晤，问到那封复电已否上呈？毛人凤答复说：“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这祸福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指戴笠，笔者注。）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戴笠死后，军统局于4月1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内外勤的头头都到了，蒋介石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欺骗特务喽啰的话。礼毕，蒋介石在一批所谓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含泪以泣，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戴笠坠机焚化未尽的残体，葬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阳是吴稚晖题的“戴笠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字；碑阴是章士钊先生所撰并书的墓志铭。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 戴笠对母亲很孝敬，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 戴笠，又名春风，字雨农，1897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他的父亲早逝，母亲是农村妇女，能认识不少的字，也能记忆和背诵一些封建教条，如《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朱柏庐家训》之类的蒙馆学童必读的课本。戴笠对他母亲很孝敬，也很怕他母亲出来说话。每当其发牛脾气不可理喻时，只要他母亲一出面，轻言数语，他便会改变凶神恶煞的态度。戴笠死后，大家瞒着她说是出国了。由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两次到过她的家里，她对此深信不疑。1948年春，戴笠的接班人毛人凤等人发起为戴母庆贺80大寿。她活到近90高龄才死去。 戴笠有一个同胞弟弟名云霖，年龄比他只小3岁，形象与他很相似，脾气粗暴，品行卑劣，依靠戴笠的权势，保送到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过训。他取得高教班受训的资格后，戴笠就托胡宗南手下任师长的马志超为之管教（马志超是军统的大特务。笔者注）。马便称之为“二老板”，安置其为军需，不久提升到军需处长，大概是云霖一生中最大的官位。1934年秋，当马志超奉调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而离开西北时，戴云霖也离职了。 戴笠早年有结发的妻子毛秀丛，于抗战初期因患子宫癌死去。毛氏是一个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对其夫千依百顺、畏惧异常。毛氏有一个胞弟名毛宗亮，为戴笠做过管家，在特务训练班作过事务员一类的小差事，对戴笠也是畏之如虎。毛宗亮常常感叹地说：“毛家的风水被毛人凤、毛万里两兄弟占光了，我的姐姐倒霉而死，我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戴笠有一个独生子名藏宜，形象酷似其父，受过高中教育，也在厦门大学混过一年。戴笠曾与十人团拜把兄弟中的王天木拉姻亲关系，将王的女儿要来做儿媳订过婚。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藏宜另外找了一个女子结了婚。戴笠从此对儿子不满，对儿媳也很冷淡，安置在乡下随祖母生活。戴藏宜在乡下办了一所小学，自称校长，因为十分怕他的父亲，一直乡居，不敢越雷池一步。 戴家在江山县硖口镇从清朝末年起，可算得殷实的中等地主，拥有良田庄园和林场，但八口之家，坐吃山空，到了戴笠兄弟的这一代，家产无多，便成了破落地主，生活窘困，就全靠母亲张罗，做点针线活补助家用，苦苦撑持，才使戴笠受完了中等教育。戴笠从小就是一个讨人嫌的顽童，长大更是骠悍、桀骜不驯、好胜逞强，是一名团丁队的打手。每当团防出动清乡镇压农民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不辞劳累地去起到猎犬一般的作用；特别是遇到山岭崎岖、地势险要的艰难情况时，他便选择在风雨交加或者大雪纷飞的深夜，攀藤附葛，亲自探龙潭入虎穴。 戴笠成年后，在乡间地主武装民团中混的时间不长，以后便投到新江军阀周凤岐部队中当兵，大约只有两年多，又脱离部队，只身到上海租界打流。日后戴笠每一谈及他的打流生活，连笑带骂，津津乐道，认为是他发迹的最好陶冶，但在人家听来，便是他无赖的丑史。他的丑史只能由他自己谈出来，绝不许他的部属说长道短。如果被他知道了，便会灾难临头。 戴笠在上海和杭州混的时候，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 戴笠1920年初到上海时，苦于没有落脚栖身之所，只好寄居在表弟张冠夫的亭子间里。张夫妻俩睡在床铺上，他就打地铺，弄得表弟夫妇的生活很不安。张当年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小职员，当然是招待不起，念在至亲，短时间内尚无怨言，但表弟的妻子则不免冷言讽语的。后来戴笠发迹了，念着表弟待他的一点好处，引为亲信，一直将张安置在管金柜、管外汇的岗位上，也为戴笠管私财。张冠夫最大的官做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衔的经理组长。可是戴笠对表弟的妻子一直视同仇人一般，有时指桑骂槐，大骂黄脸婆。张妻不失为有骨气的女性，并不因为戴笠有权有势而假以颜色，多年来都是怒而不言地对立着。有一次戴笠到香港与杜月笙有所密谋，张冠夫在港管外汇，因事须向戴笠汇报，欲带着妻子一道登门问候，借以消除多年来的积怨。可是张妻怎么也不听其夫的劝说，一硬到底，坚持不去，戴笠也无可奈何。 戴笠在上海混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饿几天是经常的事。后来混不下去又来到杭州，在一个夏天里，他只穿一身由灰军装改成的便服，他没有别的衣服，每穿一两天便汗臭难闻，为了使人摸不清老底，每隔一两天，就去灵隐寺旁边的湖里假装洗澡游泳，抢时间将脱下的衣服洗涤干净，摊在草皮上晾晒。等到衣服干了，才出水穿上东游西逛，探亲访友。他甚至自夸衣服只有一套，却比别人穿得干干净净，比之穿绸着纱还要好。 有一次他在灵隐寺旁边洗澡洗衣时，认识了胡宗南。当时胡宗南自吴兴乡湖师范毕业后，在杭州某小学当小学教员。有一天，胡领着一队小学生去灵隐寺湖边游览。小学生无意中发现了草地上晾晒的衣服，用小石子压着，他们不解压上小石子的用处，顺手将石子拾去，迫使戴笠不得不大声叫喊，既不能出水，又怕一股风把衣裤吹跑了。这时从学生中走出一位带队的老师，将拾去的石子追还，同时也觉察到泡在水里的人之所以急得大喊大叫的原因，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戴笠找到学校里去致谢，两人畅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成为生死之交的朋友。 1921年，蒋介石同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又从杭州回到上海混的戴笠。开始时，他们视戴笠为小瘪三，不过是差使跑跑脚、送茶递水而已。后来戴季陶知道他姓戴，又是浙江同乡，便问他读过书没有，青年人想干些什么的一类关心的话。戴笠那时感到这伙人不像商人，一天到晚来往的青年人不少，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可又不敢说出来，便答复说：“有饭吃就行。”他趁机又说：“青年人要干，就要像陈英士、徐锡麟一样，干得轰轰烈烈。我受过中学教育，当过团丁当过兵，现在打流打到上海来了。” 从那以后，戴季陶对戴笠改变了态度，对他关心起来。戴笠便改口称戴季陶做叔叔。蒋介石见戴季陶器重戴笠，凡属是跑腿出街的事，便叫他去干。 但戴笠对陈果夫的使唤却很不满意，非常讨厌他那股老爷气，经常在背后骂陈果夫是个肺病鬼。有时陈果夫叫他小瘪三，他就回敬他，叫他大瘪三。 没有多久，蒋介石一行人回到广州，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创建黄埔军校。 戴笠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他在黄埔军校专事搜集情报，致使周恩来等200多人被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后，蒋介石在广东初露头角。这些情况，戴笠在上海、杭州流浪中，既听到传说，也间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蒋介石事迹的报道。于是他便在儿时的好朋友毛人凤的建议下，到广东来找蒋介石，他在报考黄埔军校时没有毛人凤那么幸运，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想到去广东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找校长戴季陶作引荐，然后才见到蒋介石，被收容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去学习。这时他表示要在蒋介石身边当差，而且很坚决。蒋介石一听非常高兴，要他先当勤务兵再说。从此，戴笠便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他一生中青云直上的起点。 戴笠当了4个月的勤务兵，他是一个天生干间谍的料。包打听，整天东奔西跑，将蒋介石身边内内外外的情况都搜集来，简简单单地列出条条来，送到蒋介石的案前。起初，蒋介石不以为意，当作字纸丢到字纸篓里了。戴笠知道没有看，便又从字纸篓里拾起抹平，用压纸条压好置之原处，这样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渐渐感到这可补耳目之不足，于是偶尔面授机宜，不久即令其下连队去学骑兵。戴笠明的是一个学生，暗地里却是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手下的特工，但他的情报通常都是直接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规定戴笠要密报的有两大类：第一是注意同学中的思想情况，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的活动，革命军人青年联合会左派分子的活动；第二是监视在校官佐的思想活动及生活有否腐化等情况。 胡宗南与戴笠在西湖奇遇而成为知交朋友以后，他得风气之先，入了黄埔第一期，北伐前夕胡已升到营长的地位，是经常为戴笠提供情报资料的一人。1926年3月12日中山舰事变前，胡为戴笠提供的有关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分子活动的材料很多，其中特别注意的是周恩来当年在第一师充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种种活动，收集的情报资料都交给了戴笠。不久，周恩来及第一师部队中的政工人员、党代表等等，不论共产党员或涉嫌的，自周恩来以下两百多人都被捕了。逮捕和看守周恩来的是杨光钰。二十几年后，杨在解放战争中于清风店被俘后，曾坦白交待过这个问题。 胡靖安在中山舰事变和“四一五”广东大屠杀的血案中，都曾向戴笠提供黑名单，对进步学生和官佐们，极尽诬告迫害之能事。戴笠与胡靖安勾结起来所干的罪恶活动，每每从胡靖安的牢骚中反映出来。有一次军统局宴请高级干部聚会时，忘记发请帖给胡靖安，被他知道而来到宴会厅，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指责戴笠看不起他，闹得参加宴会的人不欢而散。记得他咬牙切齿地骂道：“戴笠，狗婆养的，翻脸无情，如果没有当年我在广东提拔他一手，介绍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头杨引之、贺衷寒、潘佑强等人见面谈过话，谁知道他是老几？老子毫不自私将名单开给他，否则他又哪里去找报功请赏的材料。”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以后又编入第六期骑兵科，虽然没有毕业，总算是取得了黄埔学生的学籍。但是他学骑兵，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高兴就请假往上跑，自习时就写信，大家很怀疑他，怎么那么多信要写？后来才知道他是跑上头，写信通报到校长(指蒋介石)那里，看样子他的来头很大，所以没有谁敢惹他！ 戴笠有做情报的天赋，他在黄埔军校入伍不到半个月，从官到兵他都熟悉。他不吸烟，却随身有烟有火柴。他能喝酒，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也是随身带。这些都是他的交际品，除了少数官长不奉送招待外，凡与他接近认识的都有好处。他特别喜欢当采买，跑腿的事少不了他。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是校长交待下来的挂名学生，来头大，不得不另眼相看。也有人怀疑他是有任务的，可是他从来不与人谈政治、军事或争论问题。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见过一面的，即使十多年不见，一见面他就能叫出那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对他的垂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密报”二字。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戴笠从那天起得到校长手谕离校，随东路军北上，入闽浙转入沪宁。他赶在部队前头，潜入敌境，打探虚实，有闻必报。他进入江浙境内，利用他在社会上打混时认识的朋友来搞情报，然后用米汤写在纸上，并派专人将这些情报送给蒋介石(米汤写的情报，用碘酒一涂，字迹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的情报大多数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北伐立下了不少功劳。这为他日后取得蒋介石的重用奠定了基础。 在北伐期间，他还北上到北平、天津、太原、西安、郑州、开封、徐州等重要城市，跑遍了华北五省，有条有序地组建了自己庞大的特务网。自此以后，凡是内战都少不了戴笠这个角色。 在上海时，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第二天，杨虎带了戴笠去拜访杜月笙，戴笠只不过30岁的年纪，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双眼睁得很大，他刚离开军校不久，受在军校时的影响，谈吐也很得体，在杜、杨二人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提出要杜配合他搞情报的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戴、杜、杨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 1927年，唐生智雄踞武汉三镇，拥有两湖地盘，掌握武力20余万，与蒋介石争天下，确有举足轻重之势。唐生智原系湘军的一个师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后，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西路军前敌总指挥，与蒋介石各据一方，分庭抗礼。在如此情势下，蒋介石引为大忧，寝食不安，命戴笠到武汉一探虚实。不料事机不密，戴笠被武汉宪兵部队所捕，连同搜集的情报资料全被抄获，如果上报，即有生命之危。戴笠打听到宪兵连长周伟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便要求与周相见，用一套共同拥护校长坐天下的说词打动他。周不但释放了戴笠，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弃官而逃到南京，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奖。以后戴笠引为美谈，频频告人，还将周列入十人团的前列。周在军统大特务中，居功而骄，目中无人，连戴笠有时也只好让他三分。 在“双十二事变”中，戴笠冒死前去救蒋介石，深得宠信。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蒋介石决定成立军统 戴笠平日喜欢夸耀的，是他持有蒋介石赐给的墨宝“艰苦卓绝”四个字，这是他初出茅庐随东路北伐军出发前校长亲笔写给他的。因此，他时常自诩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执行者。后来当军统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时，“十人团”的成员(张炎元、周伟龙、唐纵、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黄雍)，在熬夜工作这点上，谁也比不上戴笠。他能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有时吃烧饼油条、喝白开水，一天两顿，就可过一天。这与他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骄奢淫乱，挥霍恣肆的生活相比，判若两人。特务头子唐纵每每谈到，在鸡鹅巷的岁月里，能够陪着戴笠熬夜而不发牢骚的只有他一人。 十人团的正式名称是“调查通讯小组”，对于它斯巴达式紧张而严厉的工作风格，有过各种叙述。从中可以看出，它很少有时间从事军统在全面发展到后期时所特有的腐败活动。大夏天里，在南京这个中国最闷热的城市里工作的戴笠，会经常在十人团位于鸡鹅巷53号的总部连续三天三夜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多只是就着一杯开水咽下油条之类的点心而已。 尽管密查组名义上归陈立夫统一领导，但它的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激烈。当戴笠和他的十人团在密查组设在鸡鹅巷的办公处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对手小组——它被认为是代表了陈立夫“CC”派的利益，也在瞻园路的办公处对国民党非军事人员中进行反共的调查活动。这个被称为密查组一科的小组由徐恩曾领导，同样由党中央总部的秘密资金支付经费。 与此同时，另一个秘密警察机构在由江西南昌“剿匪”总部管辖的三个省份成立。而蒋介石于1931年也开始授命组建谍报科。次年，蒋介石在军事事务委员会的秘书之一邓文仪向总司令递交了一份计划，要求在“剿共”地区内三个省的保安行营里成立调查科，其总部归南昌保安行营领导。 1932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发表反蒋宣言。戴笠的亲信范汉杰潜伏在十九路军中作参谋处长，对于十九路军的部队番号、作战部署以及团长以上的主官姓名，了如指掌。戴笠和郑介民亲自去厦门、福州策动指挥，弄得十九路军四面受敌，不战而北。1936年6月，“华南王”陈济棠兴师反蒋，蒋介石引为大患。戴笠派郑介民去香港策动，利用老牌特务邢山打入陈的空军内部，封官许愿，巨金收买，一夜之间使陈多年苦心经营的一支空军部队和机群，几乎全数起飞投蒋。后来陈部余汉谋又被蒋介石收买过来，于是不可一世的“华南王”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22年，依靠的三大台柱，即：以黄埔学生打出天下；以CC派包办党务，也就是以党治天下；以政学系出谋划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三大台柱中，又以黄埔学生作核心。戴笠就是依靠门生关系爬上去的。他紧紧抓住黄埔这个招牌，也就成为他手中降魔伏妖的符篆。 1932年3月18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洛阳召开，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了授予戴笠正式权力，并防止CC派和黄埔派互相之间的对立增长而削弱自己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决定使用他新的权力，在军委之下设立一个正规的情报局，以将这些非正式和秘密的调查部门组合在一起。3月下旬，在溥仪作为伪满洲国傀儡政府首脑登位后不久，蒋介石召集了他的高级军事顾问，共同决定组织一个“情报网”，“以便抵抗外国侵略，平定国家”。于是，“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便于1932年4月1日成立，它就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军统。 因此戴笠原来的“十人团”，现在已成为一个正规的官僚机构。 同年4月，蒋介石命令在军委内成立由陈立夫及其副手、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绰领导的“调查统计局”。于是三个处相继成立。第一处是原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密查组一科，它设在特务处所在的瞻园路，由徐恩曾领导。这个处便成了党务调查处，后来成为陈立夫抗衡戴笠军统局的部门——中统局。 第二个部门是戴笠设在鸡鹅巷的特务部，负责监视和调查军队，就是后来的“军统”。被提升为少将的戴笠，把这个部门当作自己的家，而他则是这个家的“家长”。他原来特务部的部下们管他叫这个组织的“老板”。 第三处先是由丁默邨管理，后来由金斌领导，负责监查邮电检查局，后来并入特检处，办公处在江西路。 统计局本应负责协调这三个处的工作。但实际上只有徐恩曾和戴笠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人员到设立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军委特务处总部工作。真正的工作是由各部门自己执行的，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合作。后来蒋介石为了保持自己对这个组织的控制，任命自己的亲信郑介民和徐人翼分别为副处长和军委特务处的总管。郑介民曾是广东的一个冒险家，加入黄埔二期之前在新加坡开过一个咖啡店。他也是特务处的审查科长。唐纵任军委特务处书记时，反对军阀的云南绅士邱开基当了执行科科长。 “十人团”原来的成员中，那些能够接受戴笠越来越严重的家长式独裁领导的人就在二处呆了下来，而其他受不了新的安排的人便转到了蒋介石正在建立的秘密政权的其他位子上。 二处现在有了具体的调查使命，它可以在“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下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来扩展它的业务。但它的扩展得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才行：它的前身已同军事或政府当局下属的执法部门建立了固定的关系。 戴笠心里也明白，作为一个特务组织，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有如作茧自缚，是行不通的。因此，他的手法是将黄埔学生摆在主脑机关及外勤大单位做骨架，摆给校长看。他对喽啰们，便十分注意用不同的口语来对待不同的对象。例如对蒋介石称“老头子”、“校长”、“领袖”、“委座”，他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称呼，四种称呼是有分寸的，决不令人不快。他称呼“老头子”是用于对平行地位的人说的；“校长”是对清一色的黄埔同学用的；“领袖”是纪念周上以及吸收特务入团宣誓，或在各特务干部训练班的讲话时用的；“委座”是夹在领袖的称呼中并用的。真是用尽心机，莫此为甚了。 戴笠的唯我独尊、绝对的家长主义作风，是维妙维肖地继承祖师爷蒋介石而来的。有一次，华北训练班第一批受训完毕的学员杨清植，被戴笠委派为浙江警校警士教练所的队长，限即日前往到差。杨为了安置家眷，赶不上当日的火车，吓得面无人色，连忙去报告戴笠。本来杨不去报告还可能无事，一报告便倒霉。戴笠二话不说，将杨关了禁闭，半年后才释放。另一个倒霉的人是戴笠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包潜，1936年，军统从杭州警校调一批政治指导员到招商局各长江轮船上去当高级的交通员，被调的都限令当日搭车成行，唯独包潜一人没有赶上火车。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逼着包潜雇用一辆小汽车星夜赶到南京报到。包潜慌里慌张的，自恃是与老板穿过草鞋的同学，以为赶在火车未到之前去报到，总该会讨得表扬一番。不料戴笠也是将他关押起来。他的这种法西斯的统治，事例是非常多的。十人团的大头头们，好比恶婆婆带媳妇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形成了一套法西斯化的家法。 戴笠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行动，也是他取得蒋介石的宠信的原因之一。 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杨举行兵谏，蒋介石被扣于西安。如果不是中共以国事为重，出面斡旋，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而解决了重起内战的危机，则我国人民遭受的祸害实难想象。戴笠在这次事变中，又是一宝押中，从此取得主子更大的欢心而巩固他的地位。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报纸上还不曾登载，戴笠已经收到西安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先去见了何应钦和复兴社的头头们，又去见了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之后，坐着汽车跑到慧园街慧圆里参谋业务训练班来找余乐醒，说是有要事相商。那时郑介民、梁干乔也相继到来。戴笠哭丧着脸说：“如何是好，领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劫持了，生死难卜。我见了何部长，他主张立即讨伐。见了宋院长和夫人，他们则认为打不得，要用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等人也是主张兴师问罪。如此情况，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乐醒兄想出办法来。” 他说完便大哭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无以为对。余乐醒流着眼泪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飞檐走壁的人，一时何处去找？我愿随戴先生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戴笠不置答。 郑介民、梁干乔则在打与不打上做文章。他们都主张打，认为政治解决是空想，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戴笠说：“打吗？不打都难得救活命出来，打不是催命符吗？夫人顾虑重重，认为主张打是别有文章。自古以来，政治如果没武力作后盾，谁又会与你谈，没有武力便是空谈。我看两手都要，不过打不能真打，只能作手段，谈是目的。只有兵临城下，张、杨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说共产党从中挑拨，我看他们目前穷途末路，作用不大。” 他这第一说，大家默然。余乐醒提不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大家也就怏怏而散。 随后戴笠随宋子文兄妹专机去西安，许多人预料他不会活命回来。但是不几天，他自西安归来，把自己此行同蒋介石当年于永丰舰护卫总理蒙难相比，大言大惭，抬高身价。 戴笠所属特务系统训练青年学生达20万，训练武装部队亦逾20万 1934年，由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戴笠被任命为这个局的第二处长，虽然戴笠一身兼两职，名称前后也不相同，特务处上上下下都称鸡鹅巷53号以代机关之名，从来不自称第二处，陈立夫知道戴笠是别立门户的好手，也就不敢过问这个处的一切，以免自讨没趣。张学良将军与戴笠的私交很厚，将他原作办事处的公司房屋及地皮都送给戴笠。这样，戴笠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房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在上海发了劫收财，并在汤恩伯假公济私的支援下，由陆根记营造公司于洪公祠扩建了一座五层装有防弹设备的办公大楼，可惜他连一天也没有去住过就坠机死去了。这座高楼也就是军统特务组织演变到保密局最后一幕罪恶历史的见证物。 戴笠的官衔称谓，外面弄不明白，连特务处的特务也弄不明白。蒋介石叫戴笠为戴科长叫顺了口，等于封建帝王叫太监大臣作奴一样，不论官大官小，一律叫奴才。戴笠的官衔不论升得多高，总归是科长。于是老头子的左右及公馆侍卫打杂的，也是照着喊下去。 1935年夏，正当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西根据地不久，南昌飞机场发生了大火案，飞机和油库等付之一炬。本来飞机场的负责者是亲德派徐培根，此人是机械化的军事理论家，平日在蒋介石面前是很跑红的。不料突然发生了这场大火，损失巨大，一时谣言纷起，有的说是共产党谍报干的，有的说是日本汉奸们干的，有的说是因购买飞机贪污分赃不均导致的，甚至还有的说是复兴社与政学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干出来的。蒋介石暴跳如雷，下令邓文仪一周内破案。可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月的拖延下去，抓了不少的人，谁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疑案仍破不了。蒋介石一怒之下，便将邓文仪撤职，凡邓手下的特务成员，一律交戴笠接收并入特务处，戴笠为了避开飞机案，免得见罪于复兴社的大头，虽私心欢喜，却并不亲自出马，而是派黄埔三期老大哥柯建安作代表去接收。邓系中的第二把手张严佛（即张毅夫）率领该调查科百余人到南京归并报到。戴笠为了安抚人心，声言一视同仁，慷慨地任命张毅夫作了一个短期过渡的书记长。戴笠自鸣得意的是通过接收抓到一批留苏留日的所谓学有专长者。例如这批人中有出卖陈独秀的谢少册（即改名的谢力公），著书立说的程一鸣，日本通顾子载，等等。戴笠接收的邓系人物中，被陈诚弄入私囊的有朱代杰、李毓九等一批名人名士，戴笠对陈无可奈何，常常背后诟骂，发泄发泄。 自并入邓文仪的摊子，戴笠便开始走了红运。特务处的组织，内内外外原来不到300人，这时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往特务处没有定制，经费开销，捉襟见肘，在蒋介石的特别办公费荐下开支，批多少算多少。接过邓的摊子后，有了定制，自此也就敢于大胆造具预算请领经费。戴笠平日认为钱可通神，钱可买得鬼推磨，红运不红运，离开了钱，什么也谈不上。 此外，戴笠利用公开机构，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来办他自己为所欲为的特务勾当。 戴笠利用浙江省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的身份逐渐将警校的大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所警官学校是省府经费开办的，最先掌握在CC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手里，戴笠怕得罪朱家骅，莫敢伸手独吞。以后省主席相继更换，由鲁涤平而黄绍竑。鲁任主席时，浙江有首民谣：主席病三年，秘书长(鲁岱)嫖三年，民政厅长(吕必筹)醉三年，各有千秋。鲁病死换来了桂系的黄绍竑做主席。黄对警校也是不闻不问，除了开学、毕业一类的典礼仪式来点缀一下以外，对校事从不言他。戴笠在如此得心应手的环境下，于1934年前后，由政治特派员逐渐变成为警校的“太上皇”，将该校人员从校长到处室以及各队队长等等，几乎全部变成了黄埔学生出身的特务骨干。个别的上层人物，如校长赵龙文、教务处主任酆裕坤这样的人，也非要进入复兴社的染缸上色不可，否则是没有他们饭碗的。 戴笠对警校学员、学生的培训和考核极为重视，将认为够得上做特务干部条件的，除了极少数保送出国留学外，绝大多数都挑选入甲、乙、丙三种特警训练班去“深造”。甲训班设在雄镇楼，学校内部习称为“租界”，没有出入证的人误入了，便有被抓坐禁闭的危险。甲训班培训高级特务骨干，挑选是很严格的。乙训班设在警校校本部内，整天骑马、打靶、驾驶、练武术(拳击、摔跤、擒拿、举重)等等，这是培训行动打手的专门技术。丙训班专收十五六岁的女青年，培训的课目，除了武术之类以外，特别注意烹调、缝纫、洗涤衣服、理发等等属于女佣做的活，戴笠派他的一个从反省院保释出来的叛徒戴学南做女生管理员，此人是北京女师大毕业，是戴笠同宗的侄女。她虽然对在校的女生都管，主要的精力是用在丙训班。 除了上述的甲、乙、丙等训练班外，还有电训班，为训练无线电工程和收发报通讯的专业人员而设。 戴笠与另一特务头子康泽合作的庐山星子特训班，名曰合作，实际上是寄生的方式。这与杭州警官学校一样，是利用现成的机构和批准有案的经费来做自己要做的事。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中，戴笠、康泽两人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1934年前后。蒋介石为了“剿共”，居庐山时多，设的大本营有可靠的部队担任警卫。但是当蒋介石坐着大轿在牯岭上上下下，就唯恐从树林丛中走出刺客，这个责任便落在庐山管理局警察署的肩上。戴笠为了献殷勤，便多次亲自率领浙江警校正在受训的男女学生，到山上以保卫领袖安全作业为实习课程，既要与康泽合作，也要与山上的警务署合作。戴笠所拟的实习计划书，事先送蒋介石批阅过。蒋介石在那个计划书上批了“与康泽合作”五个字。很明显，蒋介石批的“合作”是指安全计划，并非指星子特训班的合作。戴笠假装糊涂，对康泽说了几句捧场的语，康也就乐得做顺水人情，将合作二字扩大到训练学生的合作。康泽所办的星子特训班毕业的学生，经蒋介石批准有案，可取得中央军校本校同期毕业学生的学籍待遇。换句话说，这些学生与蒋介石便有师生关系，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比之一个省的警官学校或者是特务训练班的学生，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戴笠一次将浙江省警校正要毕业的学生，全部送上庐山，派老牌特务谢力公为政治总教官，连谋为队长，要求康泽另编一个队从事训练。六个月结业后，蒋介石赐给每人一柄“军人魂”佩剑；教官们则各赐一柄鹤头佩剑，“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戴笠的如意算盘的胜利。 戴笠在第一阶段的走红运，如果没有警校与庐山特训班的“学生”，那么，大量特务骨干的制造者，就会受到只有南京那块小小的拓荒地的限制，红运走不起来。 戴笠的另一特长，就是指使手下特务对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进行绑架和暗杀。 除了情报工作外，戴笠的另一个长项就是搞暗杀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 郑介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班毕业生。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 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和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介民对白说：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待？ 白回答说：“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张敬尧击倒。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 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后来当选为台南市参议院参议。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惑投降。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租界区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 戴笠安排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谋杀吉鸿昌。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叫作王化南的人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1933年11月24日英勇就义。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在上海法租界杀害反蒋的杨杏佛和在浙江海宁杀害史量才。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偕长子由上海中央研究院乘车外出，遭国民党特务袭击，中弹身亡。在此前，他一直从事反蒋反独裁的民权运动工作，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申报》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早在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介石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介石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介石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介石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别克牌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当了替罪羊，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党中央。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的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 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但让蒋对戴笠最满意的地方是出谋划策擒杀“山东王”韩复榘一事。 成功诱杀山东王韩复榘 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9月4日自南京发来支电，令戴笠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合作，限1月内组成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在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并协同保安部队，严防和肃清敌谍、汉奸的骚扰活动等。戴笠接电后，经与杜月笙几次协商结果，复电遵命办理，决定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以上海法租界拉斐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为临时办公地点，指定沈醉为办事处长兼人事科长。苏浙行动委员会拟订了组织大纲及别动队总指挥部和各级部队的编制预算等呈报批准。苏浙行动委员会有委员9至11人，聘请杜月笙、戴笠、俞鸿钧、杨虎、刘志陆、俞作柏等人为委员，公推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兼书记长。戴笠设立庞大的书记长办公室，一手操纵包办，充分暴露出抓军权的野心。杜月笙推荐刘志陆为别动队总指挥，戴笠推荐杨仲华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同年11月11日夜，日寇自金山卫登陆成功，国军被迫撤退，溃乱不堪；别动队全告瓦解，以后经过收容整训，尚余2000多人。杜月笙对这支武装游击部队从此不再过问。戴笠安排好了撤退诸事，于11月15日前后，离沪赴港。后来这支残部经过补充训练，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先后委派俞作柏、周伟龙、马志超等为总指挥，将这支部队扩充到20余个支队，号称10万之众。 俞作柏奉戴笠之命，派人和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联系，想让忠义救国军在山东立住脚跟，日后反攻上海。韩复榘因与蒋介石有矛盾，没有答应俞作柏的要求，且又对抗日持观望态度，所属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后于1937年12月22日弃济南，继后又丢失泰安、曲阜、兖州、青岛。几天之内，使山东大半陷入敌手。 戴笠接到俞作柏送来的消息后，心里十分冒火，可一时对韩复榘无可奈何。他从有关方面获悉：日本间谍土肥原贤二已与韩复榘有勾结，妄图在山东建立伪政权。韩在济南与日本领事会商五省自治，已经得到日方的允许，但没有应日本人之请亲自签字。同时，韩又同刘湘、宋哲元密商倒蒋介石活动。蒋介石闻讯大怒，立即指示李宗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召韩复榘参加，令戴笠去徐州将韩复榘逮捕。不料，韩复榘系山东一霸，听说委员长对丢失济南有所指责却哈哈大笑说：“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陷落应当由谁负责呢？”于是拒绝出席徐州会议，蒋介石的打算成了泡影。 其实，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土皇帝，反蒋介石已非一日。他手下拥有3个师的军事实力，蒋介石本来答允给他每个月60万元军饷，后来一直没有兑现，韩就擅自派人接收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山东的税务机关，赶走了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促使蒋、韩矛盾激化。蒋介石杀韩决心已定，遂问计于戴笠。戴笠觉得机会来了，迅速想出了一套置韩复榘于死地的计划。 先是，戴笠佯装奉命至河南开封，为筹划“北方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做出安排。他先自武汉至郑州，后到开封，一路上向有关方面透露消息说，政府要在中原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会议地点设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会前要妥善布置出席会议者的住所，尤其如山东省韩主席要来参加，还须准备警卫部队住宿的地方。郑州警察局局长杨蔚心直口快，对韩复榘公然有所批评，戴笠立即严加斥责。戴笠的小道消息传进了韩复榘的耳里，韩复榘果然宽慰自解，对蒋介石的疑虑消失大半。 戴笠布置停当，会了一下在开封驻军的老友汤恩伯，而后从开封急返武汉，向蒋介石汇报后，又请示了开会的时间。蒋介石指示开会定于1938年1月11日正式召开。戴笠建议以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为借口，开会时间定在当天夜晚7时，接着又示意军委会致电韩复榘伪称：“因沿途不靖，蒋委员长关照保证韩主席的安全，特请多带卫队，严加防护”云云。韩复榘看过军委会的电报，面有得意之色，便吩咐率警卫一个团，随身警卫员10人，由陇海路挂专列，浩浩荡荡，开往开封赴会。 1月10日，戴笠派毛人凤、王兆槐先到开封。11日，戴笠亲随蒋介石到开封。当日，韩复榘亦到开封，接待人员奉戴笠之命到车站迎接，转告韩复榘说是警卫团住地尚在打扫，请暂留在车厢稍候。韩复榘随带警卫员10人脱离警卫团至开会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礼堂，时已傍晚。 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经戴笠精心布置，门口张贴了一张“通知”：参加会议的各位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下车后，进入第二道门口，见左旁的门房上贴着“随员接待处”字样，韩的卫兵被留在“接待处”。随后，韩复榘来到“副官处”，又看到上面贴有一张通知：“奉委座谕：今日召开高级军理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与会将领，不得携带武器进入礼堂，请将随身携带武器，暂交副官处保管，俟会议结束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不疑此中有诈，将两支手枪交给了副官处。不想韩复榘交了枪；开封空袭警报大作，韩复榘稀里糊涂被拥挤进入礼堂。他那留在车厢里的警卫团，也被火车头强行拖走，飞驰至汤恩伯部队的包围圈，被解除了武装。 过了片刻，李宗仁、白崇禧、刘峙、宋哲元等高级将领都已到场。会议开始，蒋介石手里拿着一本书，先问大家，谁带有《步兵操典》，结果只有一个人回答带有此书。蒋介石指责道，在俘获的敌人身上，常发现带有此书，而我们带这本书的却很少，足见我们不注意战时训练。蒋介石随即把话题一转，又说，抗战胜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服从中央和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没有命令，绝对不准擅自后退。但有的人就是不听命令。你自己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能听你的指挥？蒋介石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韩复榘而发的。韩复榘此时在座位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中间休息的时候，蒋介石派人请韩复榘到休息室谈话。半小时后，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在抗日战场撤退，现在已经把他扣押交军法讯办。当时到会的人，均为之愕然。宋哲元将军特别激动，当即站起来为韩复榘求情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请委员长原谅他是一个粗人，从轻发落。”此时，坐在前排的一些人也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遂即宣布散会。 原来，韩复榘一离开会场走进休息室，就中了戴笠的招。戴笠安排毛人凤和于兆槐指挥一批打手挟持韩复榘到开封火车站，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专列。由他和龚仙舫直接指挥，宪兵便衣荷枪实弹，外加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押送。当夜专列开至汉口，将韩复榘关押在军统局汉口招待所，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1938年1月19日，蒋介石组织了高等军法会审，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对韩复榘进行审讯。 鉴于韩复榘被捕后，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桐萱等人一直在设法营救，宣扬韩复榘北伐战争时作战有功，只是个性很强的军人，有不周到的地方，委员长要能原谅他才是，无论如何留他一条命，教他痛改前非，或叫他出国……1月24日晚7时，戴笠奉命派两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谈话，请跟我们走，你看家里还有没有事？”韩复榘听了吃一惊，回答说：“我没有家。”遂起身下楼，一看院子里，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自知死期将临，便对两名特务说：“我脚上的鞋子，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手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背后“砰砰”飞来两枪，韩复榘连中两弹，当即毙命！ 戴笠杀了韩复榘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了一条消息说：“本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法院审判决(正本)。被告韩复榘，男，47岁，河北霸县；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上将。被告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等情一案，经本会高等军法会审理终结，判决如左：（主文）韩复榘不听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韩复榘被杀后，尸体于1月25日收殓，移至武昌长春观内暂厝。尔后，由其二太太纪甘青及其亲信王恺如等，运往豫南鸡公山安葬。 戴笠诱捕韩复榘成功，自始至终得到汤恩伯帮忙，也讨得蒋介石的欢心。 1941年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与英国合作举办中英情报合作所，并共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戴笠乘此机会将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派周伟龙为别动军司令，设司令部于重庆小龙坎周家湾，先后成立了7个纵队。然而这些部队一遇到日军，便作鸟兽四下逃散，根本没有抵抗力，这也是戴笠所始料不及的。 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很密切 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汤恩伯有“中原王”之称，两人都是不可一世的野心家，原来是没有联盟关系的。胡宗南一心打造黄埔系统，想做穿黄马褂的头，然后才能做蒋介石的接班人。他估计与他相争的对手，一个是老牌的何应钦，一个是后起的少壮派陈诚。上海《字林西报》曾预测蒋介石的接班人，也是按何、陈、胡的秩序排列的。戴笠很了解胡的内心世界，便为胡、汤充当牵线人。这对戴笠本人来说，三人之间的联盟一成立，也是极其有利的。 1943年秋，在洛阳的龙门石窟，胡、汤、戴三人坐在南面的桥头上，指手划脚，不知在谈些什么？一直谈到十点多钟，三人才慢慢走过桥来。戴笠挥手对手下的一个副官说：“你陪胡、汤两长官先到石窟去休息，我随后就来。”说罢，他带着两个卫士爬到香山自家的最高处，四处了望了一下，打一个转转便赶上了他们。胡宗南笑着对戴笠说：“用不着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戴笠答复：“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接着说：“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这么细心不苟，难得，难得。”戴笠仰天一阵哈哈大笑。 他们三人走进石窟，副官将准备好的食物安排在石桌上，然后故意避开走出洞外。约半小时后，戴笠高声大喊叫副官进去。副官走进石窟，只见三人一边在日记本上写着，一边口里喃喃作声，不知在做些什么。戴笠一见副官便高兴地说：“请读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胡谦逊地说：“聊作永久纪念，献丑，献丑。”胡将他的日记本递给副官，上有多次改涂过的一首《盟誓诗》：“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充分暴露了他那狂妄的野心。 汤恩伯与戴笠的关系，远远超过胡、汤之间的关系。1943年至1944年之间，戴笠曾三次到汤恩伯的驻地河南叶县。只要戴笠一到，汤恩伯立即带着亲信将领到场陪宴观剧。戴笠大模大样，那副骄横的神情，连旁人看了都过意不去。在座作陪的有汤恩伯的下属孙元良、王仲廉、陈大庆、张雪中等一批集团军总司令的黄埔一期老大哥，杂牌部队的将领则有何柱国、沈克等人。在这些人当中，论资历，论年龄，都超过戴笠，可是他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目，因此不知多少人暗地里摇头唾骂。 1943年年底，汤恩伯与戴笠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恩伯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到株连的那就更多了。以后这一案件，由汤恩伯移交给戴笠，戴笠即交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河南站站长岳烛远，作进一步的追查，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叛徒袁晓轩则被岳烛远派人护送到渝请赏。以后这个无耻的叛徒，既被派到军统所属的特务训练班充任过校级教官，也利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而又在东北军系统中混过多年的关系，被调到军统局渝特区的岗位上，做了东北组的少将组长，以伪装东北军老军人的身份，专门在东北军系统中爱国民主人士里活动，吃亏上当的人不知多少。 汤恩伯在河南称王称霸的8年，戴笠与之勾结日紧，什么无法无天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戴笠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由于孔祥熙的推荐，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运局局长，从而插手财界(戴笠接过局长后，保张果为负实际责任)。汤恩伯所控制的苏、鲁、皖、豫四省边区地带的界首，正是武装走私的大好通道。戴笠如此插入财界，据说是得到张学良身边的王公简(此人是青年党，经胡宗南介绍给戴笠的)献计献策而来。戴笠委派前河南站长刘艺舟为河南缉私处长，兰训班教官刘鸿烈为甘肃缉私处长，兰训班副主任王孔安为宁夏缉私处长，前川康区长廖宗泽为四川省缉私处长，前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为陕西省缉私处长。这就是戴笠以中原作中心，控制豫、陕、甘、川、宁五省的“八阵图”。戴笠又派其老牌亲信张树勋、王兆槐为界首货运分处处长，配备道奇牌载重汽车数百辆，日夜奔驰于豫陕川道中，抢运之忙，急如星火。 更妙的是宋子文身边得力捞钱手贝祖贻，精心献策，收集敌伪各种钞票的样品，到美国仿印了一批日伪假钞票运回，然后到敌伪区去使用。后来经过一番核算，假钞如此笨重，运费很贵，不如购买印钞机在渝自印。这就是后来在重庆缫丝厂大量印制假钞，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交由第一战区调查统治室主任张严佛保管和运用。此后，深入敌占地区收购、抢运物资的资本，边区各站组的特务经费，贿赂汉奸将领的开支等等，都在源源运到的假钞中开销。汤派其军需处长胡静如及驻洛阳办事处长韦鲁斋，到界首设有抢运物资大做生意的机构。在这个问题上，汤、戴也是不分家的。汤恩伯武装走私、抢购、抢运，没有去不到的地方。他们在进入敌伪区抢运物资的同时，还对敌伪文武官员进行收买。他们收买过汪精卫的军政部长鲍文樾，驻商邱的皇协军长张岚峰，驻开封的汪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汪伪驻新乡的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等等，甚至还派遣陈旭东去“满洲国”收买过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之，他们对待汉奸群中的大头，不论是文的武的，不论是汪伪系统的，还是华北王克敏系统的，抑或是伪满洲国张景惠系统的，一律假传圣旨封官许愿；必要时，先发通天委任状或证明书，如此这般一来，当然路路皆通，反正受灾受难的是沦陷区的老百姓。 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军统局以戴笠的兼职而设的机构外，为了打通路线，抢运物资，还得保证安全运到重庆，一时在界首、临泉设立的特务机构如林，例如以陈旭东为界首特别站长，以周兆祺为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以刘国宪为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以周麟祥为临泉特别班的副主任，以刘培初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长。与此同时，戴笠在第一战区长官部还设立晋冀豫鲁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戴笠特别重视这个总队，原来想要张严佛兼任总队长，张知难而退，戴笠便从陕西缉私处岗位上将乔家才调来担任总队长。(陕西省缉私处长改调金闽生接充。)此外，戴笠将东北军老将领袁佐唐，以华北策反专员的名义调驻界首，令帮会大头头刘明德与袁相互策应配合。他关照两人要跑满台，苏鲁皖豫边区都要跑到，晋冀鲁豫边区也要显神通。戴笠有的是假伪钞，多花点没有关系。 一生的得意之作，就是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早在1938年3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全体大会时，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军统及中统)，同时奉命扩大为局，即：将原有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局)，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将第二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军统局)，先后以钱大钧、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为副局长。有关这一改组扩大的情况，关系到戴笠升局长的资历问题。蒋介石认为复兴社是学德意法西斯组织而来，法西斯这一名称已经不吃香了，决定将复兴社撤销，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来代替，要培植新兴的青年团来改造老大无生气的国民党，要将气度放大，只要不是共产党，凡属是抗日爱国的优秀青年都可吸收，连桂系的青年组织也容纳进来。 他认为戴笠升任局长的资历不够，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交代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一定要这样办，并把戴笠叫去谈话，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的是“蒋介石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很快，戴笠就入了党。 戴笠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是因为他手中握着一件新式秘密武器，就是破译无线电通讯密码。从1933年12月开始，戴笠就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博士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1936年魏大铭破译出一封日本外交密电，首开纪录。 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的极复杂极细致的工作。由侦察台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的电台，再由密码破译人员针对发报电台的性质，估计可能的内容，先从虚构摸索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逐步得出一份电报的全文，又日积月累地逐步构成较完整的密码本。若破译成功可以说是涉及到敌我双方生死存亡，其情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所以戴笠十分重视破译的技术研究工作，后来专门成立了以温毓庆为主任的特种“搜术研究室”，聘请《美国黑室》一书的作家亚德利为顾问。 1939年，戴笠于日本俘虏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日文50字母组成方法之概况，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由于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对研译日本军部密码的工作获得日益进展，每天都有十几份经破译出来比较重要的情报电文呈送给戴笠亲阅。如日本驻美大使白鸟敏夫从日本去美国赴任，从沿途发回日本国内的重要电报，均由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每天由姜毅英少将呈送戴笠亲阅，从而使戴笠对白鸟敏夫的动态了如指掌。戴笠对这种材料极为重视，收到后当天必读，并择要转呈蒋介石。 1941年冬天，重庆杨家山公馆的办公室内，戴笠穿着少将衔军服，皮鞋在地毯上盖印似的压过来又压过去。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未定。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出来的“日本方面派来栖三郎去美国见罗斯福总统，想拉美国和日本站在一起”的一份重要情报，呈交给戴笠，戴笠阅后忙向蒋介石呈报。 蒋介石看到戴笠的情报后，迅即示意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必须拒绝日本的请求，并应明确向日本宣战。美国不能出卖中国，如果美国要和日本人妥协而出卖中国，那么，中国就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蒋介石这里所说的“自己出卖”，就是暗示中国要在迫不得已时主动向日本投降。 郭泰祺用宋美龄的署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了电报，这一手果然起了作用，罗斯福很快拒绝了来栖三郎的请求。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戴笠由此预感到日美之间必然风云险恶，剑拔弩张已是指日可待，他来回地在室内踱步，策划着下一步棋的走法。 “报告！”室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音色有些尖细，戴笠一听便知是译电组少将组长姜毅英。当即回答一声“进来！” 姜毅英是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原名姜鹤根，江山县新塘边人，杭州高中毕业，身材苗条，容貌美丽，五官迷人。不知情者，决不会知道她是木匠的女儿，现在是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的权威之一。她手里拿着一份电文，神情略显紧张，一开口就用江山话说道：“报告局长，今天破译出一份重要电报，11月26日早晨9时，日本特遣舰队有30艘舰艇，包括6艘航空母舰，已经悄悄驶离择捉岛中部的单冠湾基地，迎着风雷，似有朝珍珠港方向进发的迹象。” 戴笠因为他对日美关系的判断得到证实，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情不自禁地一把将姜毅英拥抱起来，随即放开手说道：“记住，蒋介石总裁之所以能成为领袖，其中很妙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姜毅英凑趣说：“这个嘛，自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局长也有必要物色、培养一位像‘夫人’一样的贤内助了。”(意指戴笠把军统女特务余淑衡送美国去留学、培养，并预定作为未来的太太之事。)戴笠决定把日本人企图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转告美国，借以显示军统局破译密码的神通，并讨好罗斯福总统。于是在呈经蒋介石批准后，指示毛人凤立即把消息通知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由肖勃转告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德权接到情报后，急忙转致五角大楼美国海军司令部。 岂料，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骄傲到极点的将军们，听了戴笠提供的情报，竟然捧腹大笑。他们根本看不到军统局的情报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意图破坏美日关系。西方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认为日本在军火方面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美日两国的关系非常友好。 日本海军为了迷惑美国海军无线电台的谍报工作和掩盖它偷袭珍珠港的企图，除用改变航向的办法来迷惑美国海军外，又于12月1日零时更换了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致使美国方面对日本的意图全无警觉。而这一点，戴笠对特种技术研究室破译密码所获得的消息的可靠性，却是深信不疑，十分清楚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眼睛”盯着日本分属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二航空战队的赤诚、加贺、苍龙和飞龙等四艘航空母舰的行踪，但是无法查明它们的下落。 由于美国海军司令部一些将军们骄傲自信，目空一切，对戴笠提供的“日本人有偷袭珍珠港迹象”的重要情报，竟一笑置之。结果，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舰艇、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外，均遭到毁灭的命运。有40艘舰艇被击毁击沉，总共有2405人丧生(其中包括在“亚利桑那”号战舰上的1102人)，另有2000多人受伤。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阴谋得逞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痛定思痛，才想起戴笠事前提供的情报是可靠的。于是，美国海军情报署便立即找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商谈，并通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武官迪帕斯上校找戴笠联系。戴笠自然受宠若惊，欢天喜地地在戴公馆大宴宾客。 不久，肖勃陪同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准将到重庆，帮助戴笠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经蒋介石同意，前后在重庆建立了大小近500幢房屋，强占不少民房及田地，涉及30亩左右的范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为了接待梅乐斯和戴笠到西安视察，身为军统人员的警察局长肖绍文将玄枫桥13号花园别墅修葺一新，作为戴笠的临时住所，以为是适合戴笠的心意了。这花园别墅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军需处长王维之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系的人全倒了霉。 西安特工处长领他们到这所花园时，戴笠闷闷不乐，叫人立刻把警察局长肖绍文找来。肖来后，他劈头盖脸地大骂肖瞎了眼。接着一把拉着肖走到大门外，指着门牌号码，气冲冲地骂道：“谁将我住的门牌定为这个号头？身为警察局长，明天就有外宾到来，还能用这个号头吗？”他这一骂，肖才恍然大悟，只好将13号改为“甲14号”。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戴笠也像他的那些外国朋友一样，一生最怕13这个数字对他不利。 戴笠在陪同梅乐斯去东南沿海视察时，故意绕道去他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以示威风。家乡有人问戴笠何以会同美国人合作共事？戴笠很得意地回答说：“这是因为我有一张珍珠港王牌。” 军统局从破译敌人密码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也正由于研究密码的工作的开展，使军统局本身遭受严重打击。 原来军统局有一个研究破译密码的报务员李开锋，竟偷偷地去投靠汪精卫特工总部，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军统局的通讯密码。李开峰住在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内进行密码研究，经常把军统局的无线电波收下，破译出来，弄得戴笠火冒万丈，指令毛森务必除掉李开峰。 神通广大的毛森，策动投靠日本人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警卫员刘全德，想尽一切办法，伺机把李开峰搞掉。果然，在1943年的大年夜，李开峰从杭州至上海，随同一群汉奸给陈恭澍辞岁拜年。这天，他们吃酒赌博，狂欢直至深夜。刘全德便假献殷勤，于1944年正月初一凌晨，用陈恭澎的小汽车送李开峰回住处去。车至富民路长乐路口，刘全德偷偷拔出手枪，向李开峰连发两枪，打死了李开峰，然后飞身下车，迅即潜逃，后来至浙江省江山县峡口，暂住在他丈母娘家里，并从戴笠那里领得10万元奖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 从1941年至1943年之间，蒋介石政府军事部门先后与苏、英、美三国在军事情报上进行情报交流合作。最先是苏联驻重庆大使馆的武官罗申出面，要求中苏合作并成立中苏情报合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不久，因德苏战争紧张，苏联无暇东顾而告撤销。接着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英国政府派遣驻渝的情报人员，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伪装下，以安德逊的名字出现，要求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所，并提出合组一支游击部队，由中国出人由英方担负所需经费和武器弹药等。蒋介石批令军统局办理，戴笠则将周伟龙自忠义救国军以代总指挥的头衔调到重庆，与英方代表进行过多次谈判，在小龙坎周家湾准备成立中英情报合作研究所。这时英国远征军元帅蒙巴顿，派遣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约40余人，来华学习游击战术。这个团到过西北、中原、东南等游击边沿地区实地察看，然后送到湖南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这个班名义上是派李默庵负责主持，实际讲授的教材及主要的教官人选，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提供保荐。叶将军亲自住班协助，才使这个班初具规模。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是1943年夏才正式成立的。戴笠一开始就心怀鬼胎，借机招摇撞骗，作为他往上爬和扩充实力的资本。他吸取了周伟龙不善于侍候洋大人的教训，认为要抓住美国佬以自重，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他自封为合作所主任，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为副主任。梅乐斯派他的得力助手贝乐利中校为美方参谋长，听说是一位很能干的人。戴笠岂甘示弱，经精心挑选的结果，便调来李崇诗为少将参谋长，潘其武为少将主任秘书，黄天迈为总翻译，谢力公、陆遂初等为各组组长。为了适应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戴笠还大兴土木，赶建了办公室、宿舍、仓库以及别墅等等。从缫丝厂重庆特警班、立人小学起到杨家山止，在20多华里内的山谷中，建筑了数以百计的房屋，形成新的禁区。如果没有通行证件而误入其境的，便有遭受逮捕、拷打成招、永远监禁的危险。 中美合作所，从美方来说，只是属于美国海军情报系统的一个支派，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它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1945年11月前后，按签订的协定，抗日战争结束，美方认为该所任务完成，即宣告结束中美合作。 中美合作所结束后，该所所有的美国人，不论来自海军、陆军或来自美国的特务机关或非特务机关的，都于合作所结束时，一个不留的回国了。 但是中美合作所并没有因为美方的退出而结束，从1945年开始，中美合作所成了人间的活地狱，在这里，无数优秀共产党人和民主志士遭到惨无人道的血腥摧残和迫害。1949年蒋介石在逃离大陆的前夕，还下令将关在原中美合作所的数百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全部屠杀，其中有杨虎城将军的家人。 1943年7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洛宛自北非战场飞到重庆。杜洛宛与梅乐斯是各有系统，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戴笠热烈欢迎这个美国特务头子，比之蒋介石政府中的任何一次的招待都要丰盛。戴笠与这个特务头子多次长谈，欢迎杜到军统局设在罗家湾的局本部参观各处室，还邀杜洛宛在扩大的纪念会上讲演，戴笠率领在重庆的大小特务到场恭听。参观各处室本来是特务机关不容许的事，戴笠便以“不见外”而欢迎杜洛宛参观指导。这个美国特务头子特别欣赏军统局人事处设置的人事卡片，查人查事比查字典还要方便。当戴笠说明军统局有内外勤的职业特务20余万外，还拥有武装游击部队近20万人之多。那个美国人感到很诧异，伸出舌头，跷起大拇指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情报机关。”另外，杜洛宛认为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条件虽然受到限制，但制度管理的办法好，敏感效率高……也得到了赞许。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 从1942年起，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达到了露骨的阶段。日本政府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府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也正在加紧进行中。蒋介石政府的党、政、军、特的高级头目，纷纷投敌附逆，达到了高潮。因此，“曲线救国”的呼声，也就成为投敌附逆者的护身符。蒋介石对汉奸曾使用过暗杀锄奸的手段，后来为了安抚汉奸们并为其找到所谓出路，主要手段则是采取策动待机反正归来。到了日本快投降的前夕，则又喊出与中国共产党争天下，将策动汉奸反正列为最重要的一着棋。策反任务主要交给军统局，由中统局和政工局协助辅行。戴笠对待策反任务的执行，在局本部内指定主任秘书毛人凤、第一处处长鲍志鸿为正、副主任委员，成立策反委员会以主持其事。外勤单位除各区、站、组的策反任务之外，在上海统一委员会之下，派沈醉负责主持一个策反委员会，以汪伪政府及东南五省为策动对象地区。军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之不同，派出的军事特派员、专员、组长等等名义的策反人员，满天飞，多如过江之鲫。 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蒋介石又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同时被圈的还有郑介民、唐纵二人。所谓候选，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戴笠对老头子有言在先，不能不贯彻到底。他的算盘是打在讨主子的欢心和信任二字之上，党官还是放弃的好，于是再次坚辞不干。然而他却使出花招，亲自出面，大摆宴席，串演京戏堂会，邀请大批老牌中委、新牌代表，为郑介民、唐纵投顺水人情的一票。他自己站在干岸上，只要自己的伙伴下了海，不愁龙王不献宝。戴笠的“不怕龙王不献宝”这句话，意思是将二陈操纵党权，垄断选举机器，比作龙王，把自己比作孙悟空，没有他这一闹，操纵党权的龙王是不会放松选票和席位的。由此可见，戴笠又一次坚辞中委及成全郑介民、唐纵之顺利当选，用心之深而且险恶了。难怪郑介民于当选后向人说：“雨农的鬼把戏，总是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这几句话，确实是看穿了变戏法者的心灵深处。 同年夏，正当美军在太平洋上由逐岛进攻改为越岛进攻的节节胜利中，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以华北宣抚使的头衔，带着一批高级随员胡介眉、丁述本等飞到汉中。熊斌以为汉中行辕主任李仁宗可以协助，结果李无能为力，于是又飞到西安。熊斌深知胡宗南向来一把抓，不见得对他会有何帮助。他忽然想起了戴笠向他交代的话：如华北地区汉奸部队反正有何困难时，可找他。 熊斌是日本陆大高材生，曾任前西北军冯玉祥的参谋长。华北地区的军事汉奸大头头，如庞炳勋、吴化文、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等等，几乎无一不出西北军之门，这就是他出任宣抚使的优越条件。于是他派高参胡介眉，通过高树勋驻西安的办事处长傅正舜等来与军统的人商谈。军统的人事先得到戴笠的来电，也向胡宗南面报必须协助的道理，胡表示同意，但也要给他一些面子。 军统的人与熊斌见面后，立即要胡介眉等拟出计划，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天皇裕仁已经广播无条件投降，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的汉奸部队就有可能解散，或倒向八路军一边。他们很快就拿出了方案：第一：立即以宣抚使转奉蒋介石命令，委任华北地区的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等10余人为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电令拍发给新乡情报组组长李叔晋，责令孙殿英将原电星夜派员送达各接受命令者手里；第二：保荐军统局少将级特务头目龚春浦、陈仙洲、张振武、陈轶珍、谭松艇五人为华北宣抚使署专员，携带加盖关防印信的委任状，星夜出发，赶到各路先遣军总都亲自传达命令，亲交委任状，完成任务后返西安复命；第三：各地业经明令发表的先遣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移防，要以维护治安秩序为重。 上述情况，在华南、东南、华中、东北等地区，大同小异，都是在军统预谋计划下行动的军统局控制了汉奸元凶，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等，早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据鲍志鸿说，戴笠对于“满洲国”东北军系统的大汉奸，发了不知多少绸子信，派陈旭东等人将绸子信缝在衣里内，分送到鲍文樾这样的大汉奸手里，也到过“满洲国”策动过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另外，广东系的大汉奸，曾经与蒋介石同过学，在粤军中共事的招桂章，是日本直接控制下的广东要港司令，军统派站长何崇校经过千难万险，终于策动了过来。华南15万汉奸武装部队是最先归顺的。 1945年春节前后，戴笠来到北方区所属的西安视察，北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晋、陕、豫、冀、察五省。戴笠向北方区区长询问了对五省策反工作的部署之后，说：“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而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未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前途是必操胜算的。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150万，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多，华南约20多万，共计约300万人，战斗力虽不强，摇旗呐喊，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执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20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轻装备的，已超过10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锐20万人，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驭打天下。”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 戴笠从“跑单干”发展到拥有“衙门”，从“小瘪三”高升到“科长”，是离不开他手下喽啰们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他为了抚慰亡故人员的家属，沽名钓誉一番，便想着竖立牌坊碑石之类的东西，以励来滋。但是，这些人员干的都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不便树碑立传，只得埋上一块石碑，一个字也没有。凡是到过缫丝厂杨家山戴笠公馆和中美合作所的，都会知道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面山坡上，于1944年前后建立的一块无字碑。由于碑石正反两面都没有刻有文字，当然也就不知碑的来历。当这块石碑竖立后，戴笠在一次扩大纪念的周会上，命名为“无名英雄碑”，并大肆表扬死难特务们的“功绩”。戴笠之所以要竖立这一碑石，也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干特务有十年；另一动机，是他听到中美合作所许多美国特务常常说到欧美各国无名英雄碑的故事，向往已久。 自这块碑建立后，不少已故特务的家属带着流离失所、无人过问的子女，纷纷到碑前去嚎啕痛哭，大吵大闹，声言要向老头子(指蒋介石)告状。戴笠知道这一情况，认为丢了他一人的脸事小，丢了团体的脸事大。所谓团体，是指军统特务组织而言。因此，他迁怒于人事处长龚仙舫，龚被骂得狗血淋头。戴笠还要惩办哭碑为首者，后来经四一图书馆长毛子水老先生出面劝阻，才算没有追究下去。为防止再有哭碑事情发生，他令警卫团长杨清植派岗哨巡逻，不许家属走近石碑。龚仙舫受责骂后，赶忙成立“烈士”灵堂。但有堂无鬼，终不成体统。于是龚又急电各公密单位，不论是否烈士，凡是死了的、失踪了的都报上来，这样一来，名单上的“烈士”竞达八百余人之多。龚仙舫新任人事处长不久，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戴笠一看名册上竟有八百余人之多，火冒三丈大骂“以往的人都死光了”，还把名册撕得粉碎，弄得龚莫名其妙，戴笠连骂三天，连毛人凤也不敢见面。 无名英雄碑引起的是非，还不止一起。有一次，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医病，曾到缫丝厂跑了一趟。当他走近无名英雄碑时，守护的哨兵说，这是无名英雄碑，要脱帽、肃静。哨兵没见堪梁，不知梁是十人团的元老，当然伤了梁的尊严。梁恼羞成怒，借题发挥，指着碑大骂：“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戴笠对梁骂的事无可奈何，连饭也不敢请，暗地里骂梁骂个不休。戴笠自己解嘲说：“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智不清罗！” 戴笠的红运，到抗日战争结束，从顶峰开始走入绝境。 他在蒋介石大打内战20余年中，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天日的坏事。但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积极准备打新的内战，主子的野心和阴谋，奴才当然能窥察得很清楚。每当特务头目外放到地方工作时，戴笠必定邀请共餐。餐后，他便得意扬扬地传授他的经验。每每这时他才会放下凶神恶煞的架子，谈笑风生。 戴笠总结了他在内战中运用“以得间为主”的经验，得出五字诀，即：裙、办、师、财、干。他说只要抓住这五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便等于抓住了对方的灵魂，则无往不通、无往不利了。究竟五字诀窍又是怎么凑到一起而成为必当亲自传授的诀窍呢？ 他每每首先点题说，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千里眼，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他说：“我之所以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把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他说完五字诀后，然后就举例为证。 在戴笠的眼里，中国最难对付的人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从清朝到民国，他占据山西，闭关自守，成了土皇帝。别人钻了多少年钻不通，后来终于被戴笠钻通了，关键在裙带关系。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无从下手。以后他打听到阎与其堂妹阎慧卿乱伦通奸，这个妖精婆时常插手幕府里的事。于是他授意乔华堂(即乔家才)经常送礼，衣料和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个时期，却从未有所求。等到上了钩，她来找戴笠时，则有求必应，一本万利。打通那一关后，掌握阎的内幕还成问题吗？以后又打通了阎派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胪初。此人是阎派在西安对付胡宗南的坐探，阎认为蒋介石要对他下毒手，离不了胡这个打手。黄是安徽人，对阎忠诚了一些时日后，认为阎的土皇帝作风吃不开，迟早会被蒋介石吃掉，不能不准备后路。胡对黄优礼相待，从无芥蒂，黄更感到意外，不但将阎的种种告胡，胡且助黄以骗阎，将关山西二战区的武器弹药经费等全操胡之手，阎便认为黄是功臣而不疑。 通过阎慧卿的关系，戴笠打通了阎身边的两个重要人物梁化之和吴绍之。梁和吴想着阎系亲信赵戴文、贾景德能够做蒋介石的考试院长、内务部长，安知他们就无此机缘。梁、吴相应心照不宣，与乔交朋友越交越深。山西省立医院院长李希绍是黄埔六期学生李希纯的胞兄，通过其胞弟吸收加入军统组织。此人能出入阎的宫帏，阎视为最可信的医师顾问，阎慧卿和梁、吴等心里当然明白，不过只是将阎蒙在鼓里，各卖各的药。李希绍于1945年夏，自渝返回山西途中，被美国飞机误炸而死，蒋、阎双方都为李大开追悼会，其中的奥妙，也是属于“五字诀”的运用。 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东北三省为苏联红军所暂时控制。戴笠虽没有到过东北，却对东北这块新天地比之关内任何地区都要注意。照他的说法，东北是巴尔干半岛第二，既是苏美之争的焦点，也是国共之争的焦点，决不可让沦陷14年的国土，又落入苏俄之手。他出于反苏反共拥美拥蒋的立场，遵循蒋介石的意旨，要在遣送日本侨俘归国的幕后耍一套阴谋手段。他在东北三省沦陷的14年中，曾千方百计地想将特务机构的魔掌深入到关外，但在日本严密的防范下，一直打不进去。截至日本投降为止，军统特务分子只有在临澧训练班受过训的一名东北青年毛乃昌出关活动过，但没有多久，就被日本宪兵逮捕下狱，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活到日本投降后被释放。 当时，关内各地要遣送回国的日侨俘约为250万人。戴笠认为要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拉好关系，就是一着好棋，今后不论是对付共产党还是对付老毛子（苏联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1946年春节前，戴笠的亲信沈醉被任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则用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的名义作掩护。这时，东北行辕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都自北平和山海关先后迁到锦州新城。杜聿明统率的部队，正在利用停战协定，暗中限令抢占承德、朝阳之线，准备向沈阳大举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戴笠从北平发电给沈醉，要其做好与中共开战前的一切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初，戴笠邀请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一游，以往在重庆、上海、青岛等地与戴笠就早有勾结，这次是戴笠与柯克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柯克即将退休归国，以美国海军耆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海军界的红人，戴笠之所以一再拉拢他，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柯克这次在北平停留了约10天，戴笠陪着他跑遍了故都的名胜古迹。 生性好色，玩弄无数女性，与影星胡蝶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当时的人把她比做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 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自己的婚姻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 但戴笠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叶与戴笠相好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赵霭兰，嫁给了他的朋友、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却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在戴笠的干预下，胡蝶和潘有声离了婚，后嫁给了他。为庆祝他和胡蝶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笠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几次差点被蒋介石“赐死”；他死后，章士钊为其撰墓志铭 1946年3月初，戴笠在他临死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精神非常烦恼苦闷，唯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他曾说过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关头。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笠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西安双十二事变几乎做了替罪羊；如此等等。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派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派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了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从中周旋，才得免死。凡此种种，若不是蒋介石手下留情，戴笠纵有十个头颅，也早被如剪草芥般割掉了。 一天下午，戴笠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一通蒋介石的电报，大意是令戴笠立即返渝参加研究对付三大会议的决策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共为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戴笠接电后，沉不住气了，找来沈醉，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国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他又接着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的人要保密。”说罢后，他红着眼睛，气冲冲地走了。 沈醉考虑再三，感到这样的复电很不好着笔。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等三人，都是黄埔第一、第二期的老大哥，名单中列在前面。从蒋介石处理此事来说，是放平了的。郑介民、唐纵当然不会从中捣什么鬼。为何毛人凤不将此电先给他们看看呢？很显然，这是戴笠、毛人凤两个江山佬在画小圈圈。而且八人中，又有老牌的陈焯，他以往是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只是后来才变为相从的地位的。沈醉分析了许多情况，总的来说，与其说是戴笠的难关，不如说是蒋介石的难关，“皮之不存，毛将安附？” 沈醉起草的呈复电，大致有如下的内容：重庆以炎兄亲译。校座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聆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死后，沈醉去渝参加追悼会时，与主任秘书毛人凤相晤，问到那封复电已否上呈？毛人凤答复说：“那电稿原来是老兄代笔的！我与其武（保密局办公室主任潘其武）研究过，认为电报里有煮豆燃萁，相煎何急两句话，将会引起这祸福莫测，因而建议删去。谁料到老板（指戴笠，笔者注。）还未见到我们的建议电就去世了。可以想见，他是抱恨终天的了。” 戴笠急于飞南京去见何应钦，表面上是汇报关于肃奸及遣送日侨俘两项工作情况，但却是为了拖延蒋介石来电促返，避开居于被宰割的八人会议，他想的是出国一游，希望得到何应钦的支持。另外他想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号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 1946年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7日上午11∶45分从青岛起飞。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阴县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20∶00，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存活下来。 戴笠死后，军统局于4月1日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内外勤的头头都到了，蒋介石亲自主祭，假惺惺地流了眼泪，说了许多安抚欺骗特务喽啰的话。礼毕，蒋介石在一批所谓烈士家属面前转了一圈，握手赠金，含泪以泣，家属们嚎啕大哭。毛人凤则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低，追悼会就此结束。 戴笠坠机焚化未尽的残体，葬于南京灵谷寺附近的烈士墓前，立有一块石碑。碑阳是吴稚晖题的“戴笠雨农将军之墓”几个字；碑阴是章士钊先生所撰并书的墓志铭。 中统头子——徐恩曾 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对二陈很恭敬；和邹韬奋系“老同学、老朋友”，对邹却穷凶极恶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两位老祖宗(指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关系。徐恩曾从美国留学回来，做过电机工程师，还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干过一段。因为他既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28年，便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调到部里安排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领。在握有实权的二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恭顺，说话嘴很甜，张口“果兄”，闭口“立兄”。二陈乘车，他亲手给他们开车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奉命唯谨，从来不打折扣。他做总务科长一年多，做了好几件很讨二陈喜欢的事；他负责管理的文书档案井井有条，建立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制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装配了一部新电话总机，编了一套较复杂的密电码；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了“厉行节约，开支合理”；他不仅不贪污，偶尔还解私囊为“公家”暂时垫进几个钱去……因此，没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陈的信任和赏识。 中统的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活动起来后，当时的科长是吴大钧。吴大钧和徐恩曾是浙江同乡，也是留美同学。徐利用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同吴拉近乎。并且极力从吴口中探听有关调查科的情况。由于徐在美国学习时注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情况，便不时地参照美国的做法为二陈出主意，改进特务工作，一方面表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再方面借机卖弄他的博学和才智。1929年，吴大钧调走，叶秀峰继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叶与陈立夫翻了脸，叶消极抵抗，请假到杭州“休养”，徐被委为兼代调查科长。这个时期，徐恩曾为取消这个“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对二陈再三表示忠顺和殷勤以外，极力显示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兴趣和本事。他还不时地派人前往杭州向叶秀峰“慰问”，探听叶的去留态度，相应地做些促叶退位的工作，争取叶为他说点好话，叶秀峰当时本来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仅不计较，反而曲意奉承，向叶表示尊崇和听命的态度。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工作，要为CC派搞外围组织F.F.。于是徐被委为专职调查科长了。 徐恩曾一经登台，便劲头十足，表示定要为他的主子干出点名堂来。在他正式担任了调查科长的1930年，他为了加强反共力量，确实做了几件对以后特务组织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事情。比如，以前调查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国民党内部的所谓异己势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系斗，一方面与共产党斗。 1930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调查科将其全力转向对付共产党了，为了适应情况的转变，在调查科里边增设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最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是调查科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的标志。特务科的办公地址不设在丁家桥国民中央党部，他们的活动，开始一段时间，在调查科内部也是秘密的。其次，从接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中，一下调来了骨干分子20人，使调查科成了组织部最大的科，特务骨干力量有了明显增强。另外，和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挂上钩，由谷聘请徐恩曾为顾问。徐推荐他的骨干顾建中、季源溥等做宪兵的督察、教官之类，极大地密切了两个反共组织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人，逮捕、关押、审讯、枪杀是通过宪兵去做。而策反、劝降，则往往由调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军统头目戴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臭名远扬的人物。戴笠面色发黑，浓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则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举止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触又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提出疑问：他是两手沾满革命人士鲜血的特务头目？ 李公朴先生从中学到大学，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像书生的人，为了弄清邹韬奋先生的政治面目——是否共产党人，对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徐当面对邹的称呼)，派遣特务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韬奋先生：“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当时，韬奋先生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毫无畏惧，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徐恩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他以战士的姿态回答徐恩曾后，愤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对在场的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温文尔雅的人，歇斯底里地对待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采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陷人于囹圄；他驱使如狼似虎的特务，肆意逮捕杀戮，使无数有志之士被杀害。 因抓获中共叛徒顾顺章有功得以飞黄腾达，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调查科虽说是蒋介石的保镖，是二陈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虽然做了调查科的头目，但他并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蒋介石直接发生联系。他在蒋介石那里挂上号，并得到宠信，是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开始的。 顾顺章，宝应县白杨人，原来是个流氓无产者，曾在上海烟草公司做过小工头。“五卅”罢工斗争中，他表现勇敢。后来，到苏联学过一段政治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当过工人纠察队长，参加过一些指挥活动。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追求个人享受，生活趋向腐化，个人野心时有暴露，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在后来把他调出了特科。 1931年春，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和毛泽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派他到武汉布置行走路线。他完成任务以后不立即返沪复命，竟自由行动，住在大智旅馆，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演起了魔术。后被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侦知，因而被捕。 蔡孟坚是徐恩曾做调查科主任以后派往武汉的，当时调查科下面没有普遍建立下级组织，只在上海、开封和武汉各设一个特派员，上海是杨登瀛，开封是黄凯，武汉是蔡孟坚。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在武汉的公开职务是行营侦缉处副处长，此人反动异常，曾化名深入红军开辟的红湖区进行过侦察活动。在武汉，他利用叛徒指认、追捕共产党人，使党的一些组织连连遭受破坏。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后杀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报：一个重要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了顾顺章，他为叛卖立功，连声呼喊：“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 顾顺章没有躲闪，便被特务所逮捕。事后得知，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还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我要当面陈情。”在蔡孟坚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向南京发电请示以后，当晚由宪兵随特务押解顾顺章乘江轮驶往南京。顾顺章为表示他对敌人的忠诚，在离开武汉前，出卖了共产党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红区及红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以及江轮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产党员。 因案情重大，怕中间出纰漏，翌日清晨，蔡孟坚又乘飞机提前赶到南京。在押解顾顺章的江轮到南京后，江轮不能靠岸，也为了保密，由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其他几个骨干，乘一只小船到江心把顾接上岸来。顾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顾告诉蔡孟坚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恩曾惊慌万状，面色苍白，赶快在调查科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 钱壮飞是徐恩曾招收无线电人员时考进去的共产党员。他聪明干练，书写，绘图，待人接物，样样精明，又是徐的同乡，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围人的好感。并且越往后越受到徐的器重，后来就做了徐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多要请钱代庖。因为在南京国民党机要部门中有了这样一位忠勇机智的同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便为中国共产党所了解，所以，国民党特务尽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气力追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顾顺章被捕以前，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蔡孟坚发往南京的电报，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钱壮飞同志。钱壮飞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知道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等非常清楚，认为情况万分紧急，他必须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把汉口来电译好，送呈徐恩曾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上海的所有中央办事机关全部做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过来往的负责同志全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经过两天三夜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徐恩曾确知钱壮飞已经出走以后，在南京继续派人追寻他的同时，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押解着顾顺章赶到了上海。徐恩曾这个外表文雅内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务头子，很想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一网打尽，创建奇功。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亲、妻子、女儿虽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国民党反动派称赞他“数过其门而不入”。 顾顺章这个灵魂丧尽的可耻的叛徒，为了保他的狗命，在敌人面前立功争赏，不遗余力地领着特务们东奔西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查，又一处处布置监视哨，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处所，特务们走遍了，上海的许多地方被搞得鸡犬不宁，但是他的毒辣的计划却全都落空。 顾顺章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在沪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回过头来就出卖了当时在我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1930年在上海做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他在某纱厂门口等夜班工人出厂时转交宣传口讯，被敌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机智地对付过了诡诈的敌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监狱号，并且告诉敌人，由于共产党人多方营救，近期内恽代英很可能获释。 徐恩曾让特务们拿着刊有恽代英同志照片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到监狱做了核对，才肯定这位只承认自己是“赤色群众”的在押犯，确实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二陈和徐恩曾等，对恽代英同志实施了一系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使恽叛变。恽代英同志坚贞不屈，在酷刑下没有让敌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最后，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恽代英。恽代英同志在临刑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引吭高唱《国际歌》。 徐恩曾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当时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带上一句惊恐的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被杀，在上海的中共机关被查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经过二陈的汇报、吹嘘，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称得上功勋卓著，徐恩曾这个调查科头目也因而得宠了。接着，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给他以鼓励，还发了奖金。徐恩曾也借这个机会，争得蒋介石的恩准和支持，使他的特务组织来了一个大发展。至于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对蒋介石则打了埋伏。 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翟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号，成立特工总部，８个月即杀共产党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使我近百万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蹂躏。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发动侵略，临近“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亲信极力促蒋东山再起。这个从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连连掀起反共浪潮的蒋介石，再次登台以后，首先破坏上海抗战，随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无耻地叫嚣，“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所属部下今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在这方面一直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二陈和因杀害共产党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打起反共的旗号；更积极地招收丑类，开办训练班。经过一段筹备之后，在南京瞻园(原道署街)132号，建起了以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为任务的魔窟——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是个私生子、秘密机关，在国民党所有组织条例和规程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它的门口也从来不挂“特工总部”的招牌。从组织系统讲，上面它直属蒋介石，二陈则实际控制，徐恩曾为具体负责人。徐恩曾的官衔是主任，但特务们在正式场合称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场合和私人交谈中称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称他主任的。 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反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增强抗战力量、整饬领导机构的幌子下，确立了国民党的领袖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为全党的领袖。大会根据所谓领袖与“细胞”呼应要灵敏的原则，抗战中要加强防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的任务，决定成立两个特务机关，一个是以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为基础，把特工总部包括进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加以扩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和戴笠资望不足，分任两个局的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分别兼任两个局的局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虽然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毕竟反映了抗战的愿望；当时国家的现实又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现实，因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关于自身任务的规定中，就把日伪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并列了。徐恩曾这个顽固地坚持反共的特务头子，生怕特务们因此而不再卖力反对共产党，他在中统局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向喽啰们讲解：“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为着我们的发展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徐恩曾和中统局的几个骨干分子濮孟九、梁辅丞、王思诚等共同炮制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就出笼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陆陆续续秘密地发了下去。这些文件提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其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利用中统局在各地的情报网和特工人员，运用保甲组织，“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产党活动之机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在抗战中不敢明目张胆地搞分裂活动，在它的秘密文件中还指出：“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正面冲突”；“地方务求严紧，中央可示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这些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反共事件屡屡发生，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徐恩曾他们首先炮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是有重大功勋的。 在国民党中央搬往重庆以后，在徐恩曾的直接指导之下，中统局在重庆设立了实验区，专在重庆市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住地曾家岩50号附近和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地和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附近，设立了长期的、日夜不间断的监视哨。对《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抗战期间，中统对积极抗战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破坏。徐恩曾一直认为不解气。他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对共产党的组织做彻底的破坏，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中统在江西的特务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以章智仁为主任的调查统计室；一个是以冯琦为处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特种工作办事处，建制属于省政府，活动同样属于中统局，在徐恩曾指导下，1941年初，江西中统特务组织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电台的一个报务员，他们不肯就此停手，继续深入追查，扩大线索，又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他们还不停手，又通过叛徒，以江西省委电台与中共南方工委的电台联系，逐渐地摸到了南方工委电台的线索。这时，中统特务章智仁和冯琦发生了争论：章要求立即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电台，再进一步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免得中间出问题；冯主张继续深入，暂时不动，待中共南方工委情况弄清后再彻底破坏。官司打到中统局，徐恩曾决定：继续隐忍，继续深入，务求掌握整个情况，要做到一网打尽，彻底破坏，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动手。他还指定经验丰富的庄尚之具体负责这件事，在徐恩曾的指导下，冯琦还伪造了中共中央有人到来等假情况，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一直拖到1942年春夏间，由于中共江西省委被捕的两个人突然逃跑，中统怕机密泄漏，才急急忙忙派遣特务在乐昌逮捕了廖承志和张文彬等。 特务们秘密把廖承志等关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想迫使他叛变，让叛徒郭潜(后改名郭乾辉)前往劝降。廖承志同志知道郭潜叛变后，痛骂郭潜说：“叛徒，可耻的叛徒！你不配跟我讲话！滚！滚！滚！滚出去！”他们劝降失败，就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折磨他。廖承志在极端严酷的监禁生活中，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将“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写出挂起来，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徐恩曾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利用叛徒郭潜和涂振农等，继续扩大线索，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进行了一系列的逮捕和搜查，前后逮捕了近千人。蒋介石因此而对徐恩曾大加表扬，还发给特务们一大笔奖金。 与朱家骅争权而被撤职 自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让徐恩曾任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后，徐恩曾既高兴，又有些不自在。高兴的是特工总部这个私生子有了着落，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免去手下那群喽啰整天叫唤“我们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不自在的是，从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是他当家做主，现在头上又来了个婆婆朱家骅。朱家骅虽然也属CC系，却素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从而得宠于蒋介石。朱对二陈虚与委蛇，实际上貌合神离，骨子里不买陈的账。特别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以后，是蒋介石为了牵制汪精卫才安排朱家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规定，秘书长为专任职，承总裁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握一切事务，是国民党内很有权势的人物。徐恩曾真怕朱家骅傲视一切，抓取中统的实权。 朱家骅和国民党的其他官僚有所不同，上任以后劲头颇足，喜欢揽事找事。此人在上层虽然关系不少，但下面缺少实力，所以一旦有了中统局长这个职务，就很想借机会把这个有雄厚基础力量的全国性庞大特务组织抓将过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使自己也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派系。因此，一上台就行使他的权力。 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首都搬往重庆以后，徐恩曾一时来不能到重庆来，朱家骅在重庆就连电催徐，跳着脚骂人。徐恩曾解释说原特工总部的人大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来到重庆颇费时日，中统机关不宜马上建立。朱家骅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做主，陆陆续续安排了干部。在他安排的干部中，有的是从外边拉来的亲信，有的是原来即在中统但不为徐重用的人，有的是已经成了军统骨干分子的朱的学生，弄得徐恩曾非常恼火。特工总部原主任秘书濮孟九前边被调走，朱家骅后边就安排他的亲信刘次箫接任这个要职。何培荣曾是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以政治特派员身份在校负责的是军统头子戴笠，何在校时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抗战后又任戴笠系统的重庆警察局督察长，因此得到朱的赏识。朱便安排他为四川省调查室主任，使他掌握了中统在一个重要省份里的事务。此外，陈介生做特经处长，郑尧柈做统计处长，也都是朱家骅安排的。局内专员室，安排有大批职位较高的专员，朱的人差不多占多一半。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时期，为赶走叶秀峰的心腹，培育自己的势力，花了很大的气力，现在朱要对他下手，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但是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大权在握，特别是经费，必须经过朱的批准才能拿到手。因此，徐恩曾虽然很生气，却不敢和朱闹翻。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是，公开场合尽量应付朱家骅，背地里搞一些大大小小的名堂。朱的人做特经处长、统计处长，徐就安排他的亲信做副处长。徐的人不搞业务，专门监视朱的人的活动，打小报告。在中统局内部，徐还多方制造对朱的不满空气。当时徐派的人经常相互间唠叨：“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们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有时还指名道姓地嘀咕。在实际工作中，徐的人经常对朱的人采取不合作主义。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对一些事情不明究竟，问到徐的人时，有的不理睬，有的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几位原来的科长，还消极怠工，请假不上班。朱家骅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同徐派人的矛盾，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于1939年冬、1940年春给全体中统人员发委任状，明确实职。开始，徐派的人串通一气，来了个“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颇为难堪。朱家骅无奈，拖着徐恩曾给大家做工作。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对委任办法做了若干修改，比如，总干事以下一律给予调查员名义等，事情才算了结。 最使朱家骅恼火的一件事是，一次，朱家骅想和中统局的全体人员见见面，准备做一次训话。在徐向大家介绍朱局长时，台下竟有人故意起哄，有的呼叫：“喂，站在上边的是谁呀，怎么不认识啊！”朱家骅为此满面怒容悻悻而去。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他不到局里办公。但是，朱并不肯就此给徐恩曾顺气丸吃，他吩咐主任秘书刘次箫，代他处理局内一切事务，重要问题直接向他请示。他把私人图章交给亲信高越天，必要时代他盖章，有意把徐恩曾晾在一边。过了一个时期，刘次箫觉得处在朱、徐斗争的漩涡里，很难办事，便离开了中统局。刘走后，朱把私章取回来，但是他向徐说明，他是局长，局内的事情必须由他签字才能生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朱安排的特种经济处长陈介生，自以为有靠山，为给朱出气，故意不听徐的指示，弄得徐恩曾下不了台，徐呼叫要派行动员扣押陈介生，陈不得已而辞职。 在这个时期，徐、朱矛盾达到顶点。徐提出的文件、报告，朱或故意刁难，或阅而不办；徐推荐的人，朱不予同意，或者干脆改为自己的人。徐恩曾无奈，又改变策略，主动提议把与朱有私人关系的李超英调任特经处长，知道朱爱打网球，便投其所好，把中统局住地川东师范的网球场加以修理，旁边摆上茶几、藤椅、汽水、三炮台香烟等，约朱前来打球。并且有意安排自己的亲信陶蔚然等陪朱打球。朱很虚荣，即使打球，也是胜则兴高采烈，败则多方责难。徐因此而吩咐陶等故意输球，以换取朱的高兴；并且吩咐下属，乘朱高兴时把需要请朱批核的文件送上去，请朱核批。徐恩曾一边布置人这样做，一边在办事人员真的送文件要朱核批时，又装做生气的样子说什么：“局长在休息，以后专门送去审批么，为什么拿到这！”朱则说：“不要紧，拿来吧！”打开文件夹，并不细看就签字。朱并不是不知道徐在耍手段，他认为徐既然表示低头，也就有意地使矛盾缓和了。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人的权势之争，特别是徐的背后还有二陈，如果朱将中统据为己有，中统将成为朱另树一帜的重要资本，这对二陈说来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在朱、徐斗争中，二陈早就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要求调开朱家骅了。 据说，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朱家骅改任组织部长，秘书长由叶楚伧继任，背后就有二陈的动作。但是朱家骅接任组织部长后，赖着中统局长的职务不辞，叶也不好伸手要。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由吴铁城任秘书长后，朱仍不辞中统局长之职。但这时朱已没有了财权，中统局的经费无须朱来批准，徐对朱的态度，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从了。这时徐恩曾为了窃取经济部长的职务，把他的亲信顾建中从广东盐务部门调来中统局，并通过二陈保荐顾充任副局长的职务。在顾的委任还没有下来时，徐已授权顾建中代理了他的工作，徐的人也就以副局长称呼顾建中了。朱家骅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徐、顾制造难堪，故意称顾为“秘书”。差不多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中统局来了一个曾经在陕西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人，名叫郭紫峻。郭诡计多端且有野心，他到中统局的目的就是要窃取实权。他一来就发现朱、徐之间的矛盾，想加以利用。他得知徐恩曾想提拔顾建中任副局长而不提他时，为徐的行为不能容忍，便秘密地投到朱的门下，献计献策，说东道西，尽量拆徐的台，一时间颇得朱的赏识。后来，朱既不同徐商议，也不向徐通消息，径自向蒋介石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一来，使一向视中统局为个人囊中物的徐恩曾成了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朱家骅对这一招非常得意。 徐恩曾虽然是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由于他在中统局里亲信多，势力雄厚，特务们还是听从他的。顾建中是徐的人，是老中统，在中统局内也有基础。郭紫峻虽然当了副局长，和徐、顾相比，在中统内实力要差一些。郭紫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曾表示过向徐靠拢，徐却视郭为异己。 在1941年底，蒋介石安排徐恩曾做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他进一步挤入行政院阁僚之列的野心就迅速地膨胀起来。尽管蒋介石在提出升他时召见过他一次，向他讲得很明白，派他做交通次长是希望他在全国范围的交通方面也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并且警告他：中统是基本，交通是中统思想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不要因为当了次长放松了中统方面的工作。徐恩曾当时虽然也诺诺连声，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既然蒋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应该趁此机会更加效忠于蒋介石，干出一点名堂来，以飞黄腾达。 当时，徐恩曾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统治者圈内的形势，认为军事方面有势力的人物各霸一方，他自己无权无势没有插足的条件，经济财政方面当时的情势很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简直无法控制，蒋介石束手无策。因此，在1941年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他的开幕词中讲：“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不是得势人物，也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如果自己有所贡献，显示出了才能，取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最亲信又觉得最有才能的大将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调回中统局，让顾代他处理一切，稳住阵脚，他就腾出手来，打着为领袖分忧解愁的幌子，朝着已经瞄准的目标——经济部长大干起来。 1944年底，不知道是郭紫竣听到什么风声还是为什么，他面对面地向徐恩曾提出：“我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主动向总裁辞职，由我来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恩曾不同意，并对郭紫竣表示不信任的态度，郭紫竣生气地向他叫喊：“你把别人（指顾建中）当亲儿子，我想当你的干儿子还不要！”说着掉头而去。 徐恩曾则愤怒地骂郭紫竣出卖了他，想篡夺他打下的江山，表示决不屈服。可是，没有多久，蒋介石真的下了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据说，朱家骅在这上边起了作用。 郭紫竣得知徐恩曾被撤职的消息后，兴高采烈，满以为中统局长的大权这次非他莫属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徐上台的不是他，而是曾经搞过CC的小组织“FF”、“逸社”等，后来经管冷门“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边疆问题研究会”的叶秀峰。叶是交权给徐恩曾的老中统，二陈的亲信。显然，这实际上是二陈同朱家骅背后斗争的结局。 办事不力，蒋介石对其亲下“永不录用”手令 徐恩曾是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务头子。1945年1月底，蒋介石竟下令将徐恩曾“撤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是为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军统方面的人说：是由于他们拿到了徐恩曾制造假钞票大做走私买卖的把柄，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中统内部有人说：朱家骅指使郭紫峻向蒋介石汇报中统内部和徐恩曾本人一团糟的种种情况，使蒋介石失去了对徐的信任。也有人说：军统和美特的勾结搞得热火朝天，而中统和英特几次勾结都不太成功，英方把他们的不满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英美奉若神明，认为中统做事有失体面，有辱国体。还有人说：由于徐恩曾几年来不务其特务正业，一个劲地为当经济部长而奔波，为二陈所不容，否则，即使蒋介石要撤徐的职，二陈也会出来保驾的。 从各方的意见分析，军统方面说的可能是事情爆发的导火线，二陈对徐的不支持无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事情有它的发展过程，徐恩曾在他被撤职的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说明蒋介石下决心把这个为他效劳15年的特务头子撤掉，是由日积月累的不满逐渐形成的。 前边曾经提到，徐恩曾派特务到经济部抓共产党，结果人没抓到反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翁文灏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中统是党务机关，不得捕人，并要徐查处有关人员。这虽然是蒋介石做给人们看的，起码也如徐恩曾说的，它反映了蒋介石对中统特务技术水平低下，捕人笨拙是不满意的。而且由于有了这条限制中统捕人的“手令”，在军统与中统、戴笠与徐恩曾互相争宠邀功中，军统、戴笠就越来越占上风，中统、徐恩曾的劣群越来越表现得明显。 中统与英特打交道，重要的是三次。第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英国当局担心它在缅甸的殖民利益被日本夺走，又害怕缅甸人起来摧毁它的殖民统治，想借中统特务的力量进入缅甸，为它稳定其殖民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他们通过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和徐恩曾挂上钩，双方议定，中统出人，英方负担经费、供应通讯器材，组成缅甸工作队赴缅活动。工作队行至昆明，正副队长发生内讧，队伍无法开动。待到问题解决，日军已逼近腊戌和密支那，接着就侵入我国云南。虽然徐恩曾和英方再三催促，到1942年10月，工作队还没有踏入缅甸一步。英方大失所望，非常不满，提出抗议，停发了经费，工作队从而撤销。第二次是由于日军占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地，英轮被迫停航，华籍海员五六千人被滞留在加尔各答。海员生活极为困难，英方不负责安排，要求中统协助遣散。1942年秋，中统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印度。经过对华籍海员实行军事管制，分化，瓦解，使海员或另谋职业，或回归祖国，逐渐被解散。事情办完以后，工作队想多得赏钱，英方十分吝啬，为薪水、办公费、服装费等等双方多次发生争执。临回国时，有人购买了印度禁止出口的黄金，在飞机上被英方查获，又来了一阵不愉快的交涉。第三次是向英方选送输往日占区的情报人员，因具备条件的人太少，无大成绩。三件事虽然徐恩曾竭尽其力，但英方颇有怨言，通过不同途径不可避免地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1943年和1944年，徐恩曾多次受到蒋介石斥责，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次，又是因军统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责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其事？徐吞吞吐吐，避重就轻地汇报了一点他老婆王书青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的事情，并撒谎说王已离开成都搬往重庆乡下。当时，王书青在成都打着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的招牌，在中统特务的保护下，大肆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胡作非为，什么买卖黄金、美钞、贩运黑货，只要能赚钱的她都干，还仗势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军统为整徐恩曾，搜集情况捅给了蒋介石。 再一次，蒋介石询问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情况。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艽生都提供不少情况。徐恩曾则因事前缺少准备，提供不出多少，蒋介石斥责他“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1944年，国民党举行一次会议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了一条标语，写的是“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徐恩曾把情况汇报上去，蒋介石要徐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徐命令中统局的第三组，即重庆实验区的有关特务和中央党部的党网侦察破案，结果侦察很久都没有结果。蒋介石申斥徐。在我们心腹重地出现这种事，既未事先防止，又不能事后查出究竟，实在是笑话。 同年，美国人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后，写了篇《解放区见闻》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内有“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之句。 同年秋的一次汇报中，徐恩曾、戴笠、郑介民等均在座。蒋介石严厉地责问徐恩曾(大意)：共产党造谣说我和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什么不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听其发行、传播？这充分反映了你们的腐败无能！ 徐恩曾这次受批评以后，觉得问题很严重。他心想，蒋介石需要一个女英文秘书，陈家弟兄把年轻美貌、留学美国的侄女送进“宫”去，日夜侍候，被人称为“陈小姐”。气得宋美龄大吵大闹，一怒而飞昆明，再怒而飞美洲，这是很多人都议论的事。蒋介石喜欢姚琮(曾任首都警察厅长)之女，常偕姚女到市郊山洞官邸游逛，这在蒋介石侍卫中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又和美国回来的陈洁如和好，陈到蒋介石官邸话旧，引起宋美龄一番折腾……这些怎么能扯到共产党身上？《新华日报》批评国民党的言论的确不少，但都是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一点不让它发表能行吗？新闻检查机关对《新华日报》的报道、言论一再检扣，还是阻止不住它出版发行，这能完全怪中统吗？中统、军统、三青团都有破坏《新华日报》的责任，都毫无办法，而蒋介石只点中统的名，内中必有文章。当然，他也知道，他所领导的中统局，在很多方面，内部人、外部人都在骂，但这决不是个人解决得了的。 尽管如此，徐恩曾还是不愿意破罐子破摔。他为了恢复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宠信，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当时他想出了一套办法。一、在中统局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二、他要中统的人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三、增加工作时间，由每日工作八小时改为十小时。最初几天，口号喊得震天响，徐恩曾本人也煞有介事的每天早六点到局，并亲自往各办公室巡视一周。但为时不过一星期，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徐恩曾无可奈何地慨叹道：“积重难返啊！” 就这样，到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把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提给了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二陈认为徐恩曾离心倾向很重，没有替他说话，提议让叶秀峰继任，吴铁成只好表示赞同。2月1日上午，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徐、叶举行交接仪式。徐和他的亲信，在会上还情不自禁地压抑着呜咽了一阵。 从此，风云一时，用明杀暗害等各种手段使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徐姓刽子手离开了中统局。不到半月，他的交通次长职务也被撤。3月份，吴铁城为安慰这位被遗弃了的前中统局代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派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贵州指导所谓发动青年从军活动等事宜。徐到贵州后，在省党部纪念周的会上，和过去一样，还是大放厥词，胡吹一气。事后为蒋介石得知，吴铁城受到了申斥，蒋介石说：“今后不准徐恩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为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头衔以外，其他职务都被撤光了，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徐恩曾，十多年当特务头目的罪恶生涯了结了，但是，他的反动历史，并没有就此了结。 蒋介石虽然给徐恩曾下了“永不录用”的手令，但是徐恩曾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继续为蒋介石忠实地效劳，“永”字是可以改变为“暂”字的。因为曾扩情被蒋介石批过“永不录用”，过了一时期，又用了起来。西安事变时，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被宣布过“永不录用”，后来，徐恩曾委王为中统局总工程师，以后又任用王为交通处副处长、处长，蒋介石都默认了。所以，1945年3月徐恩曾下台以后，才敢于接受吴铁城的指派，到贵州工作，并且在贵阳大放厥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竟为此把他从贵阳召回来，并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把他从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中勾掉。当时，徐恩曾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求神拜佛”，进行活动，以求转圜，没有成效。这时他才相信蒋介石真对自己“永不录用”了。 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垂头丧气，最亲近的知己看望他，他深有感慨地发牢骚：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为武则天出过死力，当时名声显赫，武氏多次赏赐过他们，连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但是到最后，来俊臣奉武则天之命，杀掉了周兴，来俊臣自己也为武氏所杀。武则天要杀周兴和来俊臣，是因为他们对武则天的隐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来，大特务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仅仅被撤职而未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为时不久，日本投降，徐恩曾原来的亲信，在上海大劫收中，拣了幢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给他。洋房位于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徐得意非常。 中统局特务季源溥，在徐恩曾主宰中统局时不受重用。后来，在叶秀峰的安排下，以中统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上海区的特务活动。季为了报复徐恩曾，唆使部下逼迫徐恩曾搬家，说徐是凭借私人关系，擅自代替管理局暂管这所房产的，是不合法的。徐恩曾磨蹭着不搬，并且多方进行活动。季源溥怂恿他的喽啰，硬是搬进了徐的房子里，把徐恩曾和费侠挤到了一个小房间，弄得徐恩曾非常狼狈。以后，等到陈立夫来到上海，排解了徐、季间的纠纷，才了结了此案。 贪财好色，除有三房夫人尚有无数姘头，为赚钱费尽心机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头无数，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统局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都要凭借他的权势拉来蹂躏，至少得陪他游逛。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无耻之徒送夫人上门与徐鬼混，从而谋得好职位的大有人在。这里只介绍他的三个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原来两人感情还可以，生过一个女孩，自从徐恩曾有了地位，牵扯的女人多起来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徐先是不与同居，后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里，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又名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开始，王书青有个妹妹在南京，叫王书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当时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对王书元的喜爱，把他办公的地址便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去看望王书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发生了关系。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姓田，在美国留学。在田回国以后，徐恩曾凭借权势与田“谈判”，迫使田写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个夫人是费侠，字达韫，湖北钟祥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起初，她住在特工总部附设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内。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给人们讲话，费侠代表所内的留俄学生致答词，徐对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姘居。当时二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费侠，因而影响特务活动，劝徐不要和费结合，因为徐恩曾对费过于迷恋，没有从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总部疏散之机，将王书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费侠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和随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贺的人很少，连二陈也没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将侵占武汉时，徐恩曾偕费侠逃往重庆。这时，被安排在成都的王书青得知一切，赶到重庆和徐恩曾理论，矛盾不得解决。一天，王书青藏在中统局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内，趁费侠从中统局出来的机会，迎将上去，大打出手。当时费侠正在怀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徐恩曾被弄得手足无措大伤脑筋。后来经过转圜，徐恩曾以黄金、美钞若干，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王，并且安排与王要好的徐的司机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经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后，一直到王书青在成都搞得臭名远扬，逼出人命，军统向蒋介石告了徐的状，徐才把王书青接到重庆。 费侠在重庆，不是中统局的正式成员，但也参加了不少特务活动。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蒋介石为免于被动，总想在会议之前摸到非国民党参政员准备提什么提案，发表什么意见。这时费侠有意识地接触女参政员，帮中统做侦察工作。此外，她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统局的家属宿舍唐家沱，还当过—个时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过一阵“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所谓福利事业，却均以失败告终。 徐恩曾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受过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干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保镖。这种经历，特别是他的职业，就使他成了一个多种颜色的变色龙。在蒋介石高唱尊孔读经、二陈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他发表讲话，经常引用《四书》、《五经》，鼓吹四维八德。有些不明底细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听他的讲话后，竟认为他是中国固有伦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费侠“Darling”，有机会就举行私人舞会，星期日经常拉少数朋友到野外举行“Picnic”(野宴)。他喜欢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他有漂亮的餐具，会驾驶汽车，还会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他喜欢议论世界大势，他不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主张“最好把我们中国，从政治、经济、财政以至文化教育，统统交给美国给管上五十年，然后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他自认是个了不起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国民党人，甚至连CC的某些上层人物，也骂他是不学无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这并不假。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给他点报应，所以，在重庆时，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开车到一个大相士处算命看相。怕人看见，他总是把车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过去。后来，在中统特务中发现有一个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嘘，曾得江西龙虎山、湖南××山异人的传授，精通麻衣之术。朱在中统局经常给人看相。因为他颇能揣摩人们的心理，经常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不少人还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请来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阵，说他是大福大贵、出将入相之相；鼻运最好，将来一定可以做部长。从此，朱成了徐的亲信。1942年，徐到广西指挥大屠杀大逮捕时带着他，转道湖南、江西、浙江历时数月还带着他，并且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徐与别人谈话时，让朱坐在旁边为谈话人“看相”，向徐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显然，这是徐控制特务的一种权术，意在使特务在相士面前不敢怀有二心，不得对徐不老实。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调查贪污是中统的正式任务之一，而且是赚钱的生意，负责这项工作的特务都愿意多干这些事，多抓些贪污犯。徐恩曾则不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贪污是不治之症，贪污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没完没了，势必分散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对整治贪污的方针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费那个劲。什么是特殊需要呢？仅举一例。在蒋介石命令中统、军统、三青团共同组织盐务检查队，分别进驻某些要害地区时，以中统为主的一个队决定驻四川最大的盐产区自贡市。原自贡市盐务局长不买中统的账，处处刁难抵制，徐恩曾一时抓不到这位局长的把柄，便命令时任自贡市中统调查室主任的齐耀荣，以贪污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解往重庆。因为“贪污犯”这顶帽子，对这类人物没有戴着不合适的，不会有错。显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夺取权势，扩展中统的势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击贪污犯中捞一把呢？不是。徐的办法往往是：把贪污犯的情况调查清楚、拿到证据以后，并不逮捕贪污犯，而是有意放风通知贪污犯本人，让案犯不请自来，要黄金，还是送“人情”，主动权全在徐的手里，可谓高明之至。人们称这种办法是“无本大利的卖放生意”。 徐恩曾不仅喜欢拿大钱，会拿大钱，小钱他也从不放过。因此，大买卖他做，小买卖他也做。王书青为抓大钱胡作非为，费侠同样是个贪财好货之徒。徐恩曾为了给费侠往回拿钱，在重庆时，派遣特务罗剑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缅甸，走私贩毒、买卖黄金。又让一些人，开作坊，办工厂，贩卖粮棉。一次，有个特务龚曼华给他们买了万余斤黄豆，本想待价而沽，无奈价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干，便把它存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徐恩曾家中。在一时没有好价钱时，便雇人在家里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进进，挑豆腐跑市场，市场卖不完，便送到中统局伙食团请他们留下。于是，“徐公馆开豆腐坊”就成了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刘介鲁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向徐恩曾、费侠进言：“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徐先生的声誉的，外人看来有伤体面。”费侠说：“没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介鲁解释：“万斤黄豆短时间是磨不完的，生起虫来将更麻烦。”两人这才同意找个熟识的杂粮店把黄豆买去。 徐恩曾在重庆还办过一个流动碾米厂。起因是费侠听说重庆办碾米厂有利可图，便怂恿徐恩曾办了起来。之所以要办流动碾米厂，一是因为厂址一时不好找，急于抓赚钱的机会；二是害怕日本飞机轰炸，连本带利一锅端，便独出心裁，买了一条大木船，船内装上碾米机器，沿江流动，招揽生意。本钱不大，颇能赚钱。可以说徐恩曾为赚钱而费尽心机。 后来，徐恩曾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便自任放映师，不时地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与他的狐群狗党继续联系。同时在黄浦滩边，向麦加利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办公处，创办了一个“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据说，徐恩曾要挂这样一块招牌，并不是真的搞什么机械化农垦，而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一些美国显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国变成永远依赖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他有了这块招牌就可以获得美援；第二，当时陈果夫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吴任伧是总经理，他有“农”字头的企业便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一定数目的贷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湾，他这个机械农垦公司，没有一部农业机械，更没有垦过一亩土地。正因为他办公司毫不费力。 “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不久，就又挂出了第二块招牌——“中国打捞公司”。他为了快速发财，招募了一批日本潜水员，在吴淞口和江阴一带，打捞战争中沉没的各种轮船。这个公司还没有捞出名堂，他又以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成立了台安轮船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其他私营船只多被征做军用，徐通过各种关系求得保护，大发横财。在他经营航运的同时，还通过他的旧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区做专员的冯琦，廉价购得大批木材，转手卖给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么劲没费，又赚了一大笔钱。徐恩曾就是利用这类办法，很快就挤进了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发财虽发财了，但徐恩曾并不满足于发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发布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为了再次为蒋介石效劳，当“当仁不让”，死皮赖脸地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这个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有150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谁也不会为投这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对召开国大并不感兴趣，甚至持抵制的态度。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120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冒名顶替工程师投票的人们，大嚼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又“当选”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中统局的人都知道，这是中统华中区的总督导熊东皋一手操纵着办成的。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派系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熊东皋当时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用熊东皋的话说，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过，钱还是让费侠花一些。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地的特务及有关人员。费侠边热情地照料大家吃喝，边重复那句说不完的话：“请大家帮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赶填了选票，成叠成包地投入票箱内。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当上国大代表以后，很高兴了一阵，认为这是他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大转机。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兴劲又过去了。因为形势并不容他乐观，国民党军队顶不住解放军的反攻，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因循苟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识到蒋介石家王朝末日的来临，找他的亲信多次议论出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和国民党的命运死死地拴在一起，继续为国民党奔走呼号。这年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的时候，徐恩曾挤进去当了一名委员，并且大喊大叫了一阵“要与上海共存亡！”但是，在声嘶力竭地叫过以后，他悄悄地偕费侠逃到了台湾。 去了台湾后，徐恩曾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寡欢地过着日子。他在台湾作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和海洋打捞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 中统头子——徐恩曾 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是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兄弟，对二陈很恭敬；和邹韬奋系“老同学、老朋友”，对邹却穷凶极恶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 他和CC派的两位老祖宗(指陈果夫，陈立夫)是表兄弟关系。徐恩曾从美国留学回来，做过电机工程师，还在陈立夫把持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干过一段。因为他既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做事情有些能耐。1926年，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台长。1928年，便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调到部里安排了总务科长的职务。徐恩曾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很有投上司所好的本领。在握有实权的二陈面前，他表现得特别恭顺，说话嘴很甜，张口“果兄”，闭口“立兄”。二陈乘车，他亲手给他们开车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奉命唯谨，从来不打折扣。他做总务科长一年多，做了好几件很讨二陈喜欢的事；他负责管理的文书档案井井有条，建立了一套相当健全的制度；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装配了一部新电话总机，编了一套较复杂的密电码；在经费开支方面，做到了“厉行节约，开支合理”；他不仅不贪污，偶尔还解私囊为“公家”暂时垫进几个钱去……因此，没有多久，他就取得了二陈的信任和赏识。 中统的原始组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活动起来后，当时的科长是吴大钧。吴大钧和徐恩曾是浙江同乡，也是留美同学。徐利用这种关系，千方百计同吴拉近乎。并且极力从吴口中探听有关调查科的情况。由于徐在美国学习时注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情况，便不时地参照美国的做法为二陈出主意，改进特务工作，一方面表示他对这项工作的热心，再方面借机卖弄他的博学和才智。1929年，吴大钧调走，叶秀峰继任。同年冬，因某一件事，叶与陈立夫翻了脸，叶消极抵抗，请假到杭州“休养”，徐被委为兼代调查科长。这个时期，徐恩曾为取消这个“代”字，挖空心思。他除了对二陈再三表示忠顺和殷勤以外，极力显示自己对特务工作的兴趣和本事。他还不时地派人前往杭州向叶秀峰“慰问”，探听叶的去留态度，相应地做些促叶退位的工作，争取叶为他说点好话，叶秀峰当时本来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不仅不计较，反而曲意奉承，向叶表示尊崇和听命的态度。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工作，要为CC派搞外围组织F.F.。于是徐被委为专职调查科长了。 徐恩曾一经登台，便劲头十足，表示定要为他的主子干出点名堂来。在他正式担任了调查科长的1930年，他为了加强反共力量，确实做了几件对以后特务组织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事情。比如，以前调查科是两面作战，一方面与国民党内部的所谓异己势力如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系斗，一方面与共产党斗。 1930年以后，随着蒋介石集中全力剿共，调查科将其全力转向对付共产党了，为了适应情况的转变，在调查科里边增设了一个专门阴谋策划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最机密部门特务组。特务组的成立，是调查科成为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的标志。特务科的办公地址不设在丁家桥国民中央党部，他们的活动，开始一段时间，在调查科内部也是秘密的。其次，从接受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六期毕业中，一下调来了骨干分子20人，使调查科成了组织部最大的科，特务骨干力量有了明显增强。另外，和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挂上钩，由谷聘请徐恩曾为顾问。徐推荐他的骨干顾建中、季源溥等做宪兵的督察、教官之类，极大地密切了两个反共组织的关系，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人，逮捕、关押、审讯、枪杀是通过宪兵去做。而策反、劝降，则往往由调查科去做。 徐恩曾和军统头目戴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臭名远扬的人物。戴笠面色发黑，浓眉傲眼，外形呈凶相；徐恩曾则面庞白皙，戴金丝眼镜，衣着讲究，说话举止文质彬彬，经常面带笑容。很多初和他接触又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提出疑问：他是两手沾满革命人士鲜血的特务头目？ 李公朴先生从中学到大学，和徐恩曾曾是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像书生的人，为了弄清邹韬奋先生的政治面目——是否共产党人，对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徐当面对邹的称呼)，派遣特务跟了7年之久。一次，他直接警告韬奋先生：“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当时，韬奋先生面对特务头子的威胁，毫无畏惧，他以锐利的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眼镜，盯着徐恩曾，义正词严地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他以战士的姿态回答徐恩曾后，愤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对在场的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等我收拾他！ 就是这样一个外貌温文尔雅的人，歇斯底里地对待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采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陷人于囹圄；他驱使如狼似虎的特务，肆意逮捕杀戮，使无数有志之士被杀害。 因抓获中共叛徒顾顺章有功得以飞黄腾达，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调查科虽说是蒋介石的保镖，是二陈手中掌握的工具。可是，徐恩曾虽然做了调查科的头目，但他并不能和他要保的主子蒋介石直接发生联系。他在蒋介石那里挂上号，并得到宠信，是从顾顺章被捕叛变开始的。 顾顺章，宝应县白杨人，原来是个流氓无产者，曾在上海烟草公司做过小工头。“五卅”罢工斗争中，他表现勇敢。后来，到苏联学过一段政治保卫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他当过工人纠察队长，参加过一些指挥活动。1927年“四·一二”以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工作，是领导成员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他追求个人享受，生活趋向腐化，个人野心时有暴露，周恩来同志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且在后来把他调出了特科。 1931年春，为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和毛泽民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央派他到武汉布置行走路线。他完成任务以后不立即返沪复命，竟自由行动，住在大智旅馆，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场演起了魔术。后被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侦知，因而被捕。 蔡孟坚是徐恩曾做调查科主任以后派往武汉的，当时调查科下面没有普遍建立下级组织，只在上海、开封和武汉各设一个特派员，上海是杨登瀛，开封是黄凯，武汉是蔡孟坚。蔡孟坚是江西萍乡人，在武汉的公开职务是行营侦缉处副处长，此人反动异常，曾化名深入红军开辟的红湖区进行过侦察活动。在武汉，他利用叛徒指认、追捕共产党人，使党的一些组织连连遭受破坏。1931年初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及其夫人，就是被他逮捕后杀害的，同年4月份，他得到情报：一个重要中共人员，以耍魔术为掩护，在武汉进行活动。他立即把尤崇新等一批叛徒派出去，让他们做彻底叛变的“实际表现”，化装上街指认共产党人。4月24日，尤崇新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了顾顺章，他为叛卖立功，连声呼喊：“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 顾顺章没有躲闪，便被特务所逮捕。事后得知，顾顺章早就有投敌的打算，他在家里已经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只是还没有发出，因此他被捕以后，未经任何周折，立即叛变，并且向蔡孟坚提出：“我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请迅速安排本人晋见蒋总司令，我要当面陈情。”在蔡孟坚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向南京发电请示以后，当晚由宪兵随特务押解顾顺章乘江轮驶往南京。顾顺章为表示他对敌人的忠诚，在离开武汉前，出卖了共产党在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红区及红军驻武汉的办事处，以及江轮上的一位做工友的共产党员。 因案情重大，怕中间出纰漏，翌日清晨，蔡孟坚又乘飞机提前赶到南京。在押解顾顺章的江轮到南京后，江轮不能靠岸，也为了保密，由蔡孟坚和徐恩曾的其他几个骨干，乘一只小船到江心把顾接上岸来。顾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秘密办公处时，顾告诉蔡孟坚这是共产党在南京的一个通信处，请赶快逮捕徐恩曾身旁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是共产党员，这对徐恩曾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徐恩曾惊慌万状，面色苍白，赶快在调查科各部门查询钱壮飞的去向，并派人四处寻找。 钱壮飞是徐恩曾招收无线电人员时考进去的共产党员。他聪明干练，书写，绘图，待人接物，样样精明，又是徐的同乡，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和周围人的好感。并且越往后越受到徐的器重，后来就做了徐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制定计划、发布文件，答复来往函电，多要请钱代庖。因为在南京国民党机要部门中有了这样一位忠勇机智的同志，国民党的许多机密便为中国共产党所了解，所以，国民党特务尽管在上海用最大的气力追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顾顺章被捕以前，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从来没有被破坏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等同志在上海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蔡孟坚发往南京的电报，在南京首先看到的，不是别人，而是钱壮飞同志。钱壮飞同志看到电报以后，知道顾顺章长期在特科工作，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住址、行踪等非常清楚，认为情况万分紧急，他必须赶往上海向中央汇报。于是，他从容不迫地把汉口来电译好，送呈徐恩曾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到了上海。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上海的所有中央办事机关全部做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有过来往的负责同志全都搬了家，所有与顾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经过两天三夜不分昼夜地工作，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处理。 在徐恩曾确知钱壮飞已经出走以后，在南京继续派人追寻他的同时，亲自率领大批特务，押解着顾顺章赶到了上海。徐恩曾这个外表文雅内心凶狠又有勃勃野心的特务头子，很想借这个机会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和负责人，一网打尽，创建奇功。他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母亲、妻子、女儿虽然都在上海他也不去看一眼，国民党反动派称赞他“数过其门而不入”。 顾顺章这个灵魂丧尽的可耻的叛徒，为了保他的狗命，在敌人面前立功争赏，不遗余力地领着特务们东奔西窜，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查，又一处处布置监视哨，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处所，特务们走遍了，上海的许多地方被搞得鸡犬不宁，但是他的毒辣的计划却全都落空。 顾顺章为敌人破坏共产党在沪机关的目的没有达到，回过头来就出卖了当时在我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优秀共产党员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1930年在上海做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他在某纱厂门口等夜班工人出厂时转交宣传口讯，被敌人突然逮捕。他化名王作霖，机智地对付过了诡诈的敌人，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恽代英。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提供了他的化名，监狱号，并且告诉敌人，由于共产党人多方营救，近期内恽代英很可能获释。 徐恩曾让特务们拿着刊有恽代英同志照片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到监狱做了核对，才肯定这位只承认自己是“赤色群众”的在押犯，确实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二陈和徐恩曾等，对恽代英同志实施了一系列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使恽叛变。恽代英同志坚贞不屈，在酷刑下没有让敌人得到一句有用的供词。最后，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恽代英。恽代英同志在临刑时，大义凛然毫无惧色，高呼“共产党万岁！”引吭高唱《国际歌》。 徐恩曾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到当时的情景，他都要情不自禁地带上一句惊恐的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 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被杀，在上海的中共机关被查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心目中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经过二陈的汇报、吹嘘，调查科这个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眼里称得上功勋卓著，徐恩曾这个调查科头目也因而得宠了。接着，蒋介石召见了徐恩曾，给他以鼓励，还发了奖金。徐恩曾也借这个机会，争得蒋介石的恩准和支持，使他的特务组织来了一个大发展。至于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上海搜查一一落空等等，徐恩曾对蒋介石则打了埋伏。 之后，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如翟秋白、毛泽民、陈潭秋等，都倒在了他的屠刀下。 打起反共的旗号，成立特工总部，８个月即杀共产党人近百 1931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使我近百万公里土地，三千万同胞，遭到日寇的践踏、蹂躏。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浪潮，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蒋介石因此而被迫下台。但是到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发动侵略，临近“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亲信极力促蒋东山再起。这个从制造“中山舰事件”开始，连连掀起反共浪潮的蒋介石，再次登台以后，首先破坏上海抗战，随即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无耻地叫嚣，“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所属部下今后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在这方面一直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二陈和因杀害共产党有功而得到垂青的徐恩曾，立即抓住这个时机，打起反共的旗号；更积极地招收丑类，开办训练班。经过一段筹备之后，在南京瞻园(原道署街)132号，建起了以迫害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人士为任务的魔窟——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是个私生子、秘密机关，在国民党所有组织条例和规程中，都没有这个名称，局外人一般也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它的门口也从来不挂“特工总部”的招牌。从组织系统讲，上面它直属蒋介石，二陈则实际控制，徐恩曾为具体负责人。徐恩曾的官衔是主任，但特务们在正式场合称呼他“徐先生”，在非正式场合和私人交谈中称他“徐老板”，很少有人称他主任的。 特工总部的大门呈黑色，白天经常关得死死的，只在旁边开个不到二尺宽的小角门供人出入。它的门口没有岗哨，但若干米外有几个摆摊的小贩做暗哨，门内有几条彪形大汉负责守卫。开始一个时期，有一些好奇的陌生人曾因窥探门内情况而被打骂过。据说，1934年某日，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纪亮，在夫子庙喝了几杯酒，路过特工总部门口时，得知这里原是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府第，想进去逛逛，守卫人员不答应，他不听劝阻，坚持要进，曾经挨过一顿好揍。因此，尽管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机关，却知道它有来头，为避免出事，都自动避开，甚至连瞻园路西口北边的人行道，也很少有人走动了。可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里经常是大门敞开，汽车进进出出，行人来来往往，内部人知道，汽车拉进来的，大都是新捕来的所谓“犯人”，送出去的，不是进监狱，反省院，就是被杀害。这里简直是阎王殿，老虎凳、杠子、烫人的烙铁等刑具样样都有。吊打、灌辣椒水、用毛竹针钉指甲缝等等酷刑，项项使用。 徐恩曾的特工总部，开始较简单，越发展组织越复杂越庞大，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成了布满全国城乡的特务组织的领导机关。整个特工总部的组织，分若干层次，最上一层是特工总部本部。本部内除了负责行政管理的以外，有专管训练特务的组织，有专管侦察、搜集、登记、整理情报的组织，有专管逮捕、跟踪、绑架、暗杀的行动队，有专管通讯联络的交通、无线电台等，人数由50人左右逐渐发展到三四百人之多。 第二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附属机构。比如，“南京市实验区”，是专管南京市特务活动的，看守所，是专门扣押秘密逮捕(公开逮捕的送公开机关)后，准备审讯、处置人的。各种各样的招待所，是变相的监狱和反省院，其中“留俄学生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苏联留学生，“自新人招待所”的迫害对象是所谓有屈服表示的人，这种“招待所”光南京就有好几个。安品街38号那个招待所的所长，由专司暗杀、跟踪、绑架等罪恶活动的行动队长苏成德兼任，他怎样招待客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此外，还有以时事通讯社为幌子的布向全国的特务网，以破坏学生运动为任务的外围组织学生生活社，以网罗帮会分子为任务的外围组织乾坤正气山；还学着德意法西斯的样子，组织过公开号召人们忠于“领袖”、反对共产党的“挺进队”，队下分社会中队、学生中队、工人中队等，宣誓、填表，按手印，潜伏在群众中帮助军警，至于各种名称的侦察点、联络点，如“儿童教育玩具用品公司”、“民生书店”、“模范鞋店”等，那就更多了。 第三个层次是特工总部的下属机构。在各省市国民党势力范围的地区，都设立了肃反专员办公室和特务室，重要地区还建立了工作区。肃反专员办公室公开挂牌子，是特务室和工作区的掩护机关；特务室和工作区则实际进行特务活动。这些区和室名义上属于省市党部，受党部主任委员的指导和监督，实际上一切听命于徐老板。有的省政府下面，也专门设立了对付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特务机关，如江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安徽的特训处、绥靖团等。这些单位的武器、经费由省政府供应，人员配备和特务活动同样归特工总部。在省市以下，大县设特务室，小县设特务员。蒋介石势力未达到的地区，特工总部则采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派遣特务秘密地深入进去。到1933年，除少数的边远省区外，基本上都建立了特工总部的下属职业特务机关，布下了特务人员。 第四个层次是职业特务机关、特务人员在各个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和城乡基层单位布下的情报网，发展的情报关系。有的叫义务情报员，有的叫通讯员。名称各种各样，实际上都是做暗探、奸细的，特务们称他们为“细胞”。比如在南京，不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金陵大学等大中学校、工厂、大饭店、大旅馆布下了这种“细胞”，连安乐酒店的茶房头、三新池澡堂的负责人，也被发展成了“细胞”，在里边设下眼线。顾顺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专门训练了一批娘姨，开办了一个荐头店，有计划地送这些人到一些人家做佣工，为特工总部探听消息。陈果夫在江苏做省长时，特工总部在江苏的情报网布遍了所有的城乡，很多县长、警察局长本身都是特务，至少也是情报关系。 在1935年和1936年，在国民党政府的盐务、税务部门，还专门由特工总部给他们开办了特务培训班，派特务担任了督察，建立了缉私队。 徐恩曾实在是野心勃勃，他想把全国人民全部网入他的特务网、情报网，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为他所掌握，从而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一切革命组织、革命人士予以彻底消灭。蒋介石为了支持徐恩曾实现他的梦想，仅1932年，就经过军需署，拨给他特务经费十万元。 徐恩曾登台初期对共产党采用的手段是一味杀戮，非叛即杀，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在他的指挥下，上海的龙华，南京的雨花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洒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烈士的鲜血，无数英雄豪杰壮烈地牺牲在特务们的屠刀下。有人说，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8个月内，仅经特工总部逮捕，假手首都卫戍司令部杀害的共产党人，就有近百人。通过其他手段杀害的有多少，整个特工总部系统杀害的又有多少，特工总部存在近7年一共杀害多少，无疑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经过一段疯狂屠杀以后，特务们发现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把共产党斩尽杀绝，而且大屠杀激起了人们更强烈的反抗，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特别是追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经过大屠杀以后，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于找到了，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招降纳叛的所谓“自首自新”的策略。1931年起，徐恩曾把一些叛徒拉入特工总部做特务，逐渐地还给了陈庆斋(即胡大海)、杜衡、陈建中，周亚光等忠诚于特务的叛徒们官衔。与此同时，他大抓反省院。一方面派遣特务进反省院，一方面拉反省院的人加入他的特务组织。在首都反省院，他一次派进去7个特务，从院长到训育员，大权均为特务把持，并且把特务的整套手段运用到反省院中去，使国民党在各地的反省院完全为他的特务组织所掌握。 由于徐恩曾采取了这些狠毒的措施，也由于中共中央一度执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30年代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确实受到了严重损失。在上海，1932年至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曾经连年遭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那几年差不多每年都被破坏一二次。在北平和华北一些地区的党组织，1933年受过一次大破坏。这年4月，北平的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送葬者达数千人。事后，经过中统与宪兵三团的追寻，被逮捕者成千，在狱内被杀害的达四五百人。其他地区也大致如此。 当然，国民党特务危害的不只是共产党人，只要不是他们一伙的，无论什么人，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逮捕、扣押、查抄、暗杀。在当时的学校里，社会上，经常有人失踪，有的人家凭空被抄，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是重要的祸根之一。 徐恩曾的特务们，外出活动都带有专门制作的调查证，凭这个调查证，任何场合都通行无阻，因此他们可以随意闯机关、进学校、入民宅，抓人抄家横行霸道。因为调查证上载有“希军政警宪予以工作上的协助”这样的文字，在他们为非作歹时，国民党的军警不仅不制止，往往还要服从他们的调动，配合他们的行动。因为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归根到底是一丘之貉。 他用过的化名很多，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徐恩曾的领袖欲很强，很注意研究怎样驾驭人管理人。他手下的喽啰们，以经过政治训练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为骨干，包括大小反动知识分子、地痞、流氓、盗匪、会道门头子以及叛徒等等，可以说各路牛鬼蛇神应有尽有。他是怎样把这伙人拢到一起，让他们听命于自己的呢？ 徐曾对原中统局的秘书张国栋说：“‘用人之道，恩威并济，缺一不可。’这是古人的经验，但必须继之以情。曹锟之于吴佩孚，李宗仁之于白崇禧，曹李庸碌无能，吴白精明能干，但后者一心一意拥戴前者，自己甘居其下，此即‘情’之大效，为恩威之所不及也。”徐恩曾是怎样运用他这套手段的呢？这里概括地介绍以下几点：一、“金箍咒”加凶狠的镇压。参加特工总部的人，都叫做特务工作人员，简称“特工”(到中统时期称为调查工作人员，简称“调工”)。特工加入特务组织时，要有两个特务保荐、介绍，这是为了显示这个组织挑选人的严格，也是为了切实实行“连环保”。此外，都要写自传、填特工人员登记表和誓书。自传和登记表，要把个人的一切，包括从祖辈开始家庭情况，个人的详细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交代得清清楚楚。所谓誓书，实际上是个紧箍咒，内容是：“余誓以至诚，参加特务工作，绝对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决不自动求去、泄露机密，如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徐恩曾对按誓言办事，毫不含糊、说话算数。谁不听他摆布，轻则辱骂，重则关押以至处死。特工总部原香港电台台长项濂，1933年夏被调回南京，项与戴笠是黄埔六期骑兵科同学，又是浙江同乡，戴笠想拉项濂到军统办电台，项想带一批人一起走，徐恩曾不答应，便暗中派人监视项与军统的来往。一次，项濂又跑向戴笠的鸡鹅巷53号，盯梢人发现、阻止，项不听，盯梢人当即举枪射击。叛徒顾顺章，为徐恩曾出谋划策，编写教材，训练特务，干了很多罪恶勾当，有过突出的功勋，后来顾嫌徐恩曾对他不够器重，有投靠戴笠的意图，徐恩曾便给他制造了一条“妄图独树一帜”的罪状，枪毙了。徐恩曾动辄关人、押人、处罚人，出口像金科玉律，就得执行，不准别人讲情。因此，徐恩曾制定的纪律，徐恩曾说的话，特务们是不敢不听从的。 二、灌法西斯主义的迷魂汤，徐恩曾对蒋介石吹捧得极高，有时称蒋介石为世界三大领袖之一，中国的墨索里尼，中国的希特勒，有时说蒋介石是“天下无二，地上无双”的大伟人。对特务们，他宣扬为“领袖的耳目”，领袖的“保镖”，是干光荣、伟大、崇高事业的英雄。他歇斯底里地叫嚣：“反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为升官，不为发财，是为党为国干神圣事业的无名英雄”，“国民党需要新生力量，需要注入新的血液，需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特务是这里的核心”，“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就是对党国不忠诚”。每逢纪念周，徐恩曾就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类骗人的、颠倒是非的精神讲话。平日也是一样，他开口“团体”，闭口“组织”，极力加强喽啰们的组织观念。他讲孔孟之道，讲四维八德，和消灭共产党扯到一起。他利用人们崇拜名人的思想，经常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黄少谷以及叶青之流，给特务们演讲，以致使特务们完全丧失理智，把为国民党做奴仆当成高尚的事业。 三、进行收买和以“情”感人的表演。在社会上谋生困难，找职业无门路，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徐恩曾以铁饭碗、保证终身有职业，给高薪招徕人们，这是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肯做特务，各路牛鬼蛇神肯到徐恩曾麾下的重要原因。郑大纶是师范毕业生，原来在县里当高小教员，月薪12元，因为作风恶劣在县里无法立足，跑到特工总部当特务，实习期间月薪30元，转正后是50元，三个月后升为95元。祝韵雅在校教书时月薪25元，跑到特工总部做秘书，月薪一跃而为80元，都比原来高好几倍。此外，特务们没有不敲诈勒索拿外快的，或被正式批准，或有意地给以方便，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这些做法使特务们对徐恩曾感恩戴德。但是，这也使徐恩曾拿住了每个特务的把柄，稍不顺从他即可抓来整治。特务们说，那时的大小商行和厂家，为自身的安全计，大都暗地里养活着几个特务，徐恩曾从不干涉。这也是徐的收买手法。 徐恩曾还在每年的纪念日，给死去的特务做纪念。这天，他们把死去的特务的大照片挂起来，摆供品，燃香烛，设灵堂，挂挽联，慰问家属。徐恩曾还假惺惺地致悼词，为死去的特务颂扬一番，为死者家属送若干慰问品。至于用小恩小惠笼络喽啰，那更是徐恩曾耍尽的把戏。特工总部大小特务结婚，除非有特殊情况，徐总要赶去做证婚人。并且非不得已，他不提前退席。部属父母生日，他要送一份寿礼，并且装模作样登门三鞠躬。谁家生了孩子，他也送点小衣服之类。逢年过节，对科级以上的人，照例每人送一份特别费，数额多少各不相等，对于想笼络的人，有时会送一个月的薪金甚至更多。可是除本人外，谁也不知道送其他人多少。一般特务要求晋见他，他多不拒绝，并且尽量让人把话说完，借机给晋见人一点好处，如生活补助之类，以示关心。徐恩曾在行政组织之外，组织了一个联谊会。办法是根据特务们薪金的多少，每月扣留其中的2％、5％或10％做为基金，为特务们办所谓福利事业。职工有需要可以贷款；联谊会办的企业，商品价格优惠，可以分期付款；每半年或一年，组织一次同乐会、聚餐、体育活动等。 对于租界内的警务处、政治部、华人探长等，徐恩曾每月要送给津贴，圣诞节更是要送厚礼的。 四、设立监视网。徐恩曾在特工总部设有公开的总督察，总督察之外还安排有没有名义的眼线，让他们侦察了解各人对徐恩曾是否忠实，对国民党是否忠诚，有无所谓非法活动，等等。这一招很厉害，谁被抓住都倒霉，所以一般特务都怕总督察，称总督察为特务中的特务。徐恩曾除安排一般的监督之外，对特殊人物还布置专门监督，即使对于他很信任的人，他也这样做。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阴险狡诈，一另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心虚。自从发生了钱壮飞问题以后，徐恩曾表现得特别警惕，处处防范。选择私人秘书，非常小心，一定要选真心诚意愿为他做心腹的，要选保证对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另外，他对秘书的工作范围也限得很死，专门交代的事，相互间不得互通音讯，而且不让身边的私人秘书干得很久。这都是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事情知道得太多，会泄密，会揭露他，会再出一个钱壮飞。也正因为这样，给他做私人秘书的，即使中途想走开，往往也不敢申请调走，怕引起徐的怀疑。虽然徐恩曾不像某些特务头子那样，对身边的人一不高兴就破口大骂，伸手就打，他骂人的词不过是“饭桶”、“无能”之类，并不很野蛮，但他说话尖刻、挖苦，曾给他做秘书的人形容说：他往往一句话出口，好像恨不得戳断你的神经，让你难堪得无地自容。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脸色一红一白，神态叫人害怕，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收拾你。 他曾有个私人秘书叫秦宗尧，由于看到他对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神经经受不住刺激，想摆脱又不敢，一天几次向徐恩曾表白“我对徐先生是忠实的！”逐渐成了神经病。 人常说，做贼心虚，狡兔三窟。徐恩曾的神经经常处于高度紧张中。他会客从来不在自己家里。白天办公，或在丁家桥党部内，或在瞻园路132号，晚上多在正元实业社，宿舍则在右婆婆巷三号。石婆婆巷三号门禁森严，大门经常紧闭，只留一个小孔往外看，门房有守卫，还养着几条狗。他的行踪、住址一般特务都是不知道的。 徐恩曾本人怕机密外泄，整个特工总部的警惕性也非常高。特工总部与其他机关联系是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处)或陈立夫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情报局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的名义，对上行文是徐恩曾具名，此外，凡特工总部内部各部门、上下级联系，都用化名。徐恩曾本人有化名，特工总部有化名，各业各部门也有化名，这些化名还经常更换。特工总部和以后的中统，先后用过的化名很多，什么“华统”、“唐纵远威”“秦唯真”、“鲁黎”、“盛励”、“程恭”、“杜真”、“钟桐”等都是。“华统”、“唐纵远威”的意思是要“统一中华”、“威势远扬”，反映了徐恩曾的勃勃野心；“秦唯真”反映了他们对法西斯一套的迷信；其他则是“努力”、“胜利”、“成功”、“斗争”、“中统”的谐音。徐恩曾的字写得很糟，但特工总部的化名确定之后，他总要亲自书写出来，制成图章供缮发函件等使用，以显示他的地位和权威。 总的来说，徐恩曾这个人，在他们内部，是仁义道德、法西斯教义挂在口上，微笑、关心人的样子堆在脸上，手铐脚镣拿在手上，入了他手掌心的人，不俯首贴耳地听命于他，他是断然不答应的。 由“侦破”刺汪案而取得高位，渐得蒋介石的信任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徐恩曾继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之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批杀害共产党人是徐恩曾向上爬的基本因素，侦破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则是新的晋升契机。 刺杀汪精卫的案件，发生在1935年11月1日。这天，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接下去就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的第一天，汪精卫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典礼过后，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们齐集中央政治会议厅新厦门首照相。蒋介石多疑诡诈，知道这次会议集中了国民党的各派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均已经到会，胡汉民也答应要来，人员复杂，在礼堂前观察了一阵形势，还是决定不出场照相。照相以后，人们准备再入会场继续开会时，忽然砰！砰！砰！连响数枪。汪精卫被击倒在地。张静江魂不附体，从椅子上滚落下来；孔祥熙为了逃命，钻到了汽车底下；大多数委员跟斗趔趄四散奔逃。张继拦腰抱住了凶手，张学良一拳击落了凶手的手枪，把他踢倒在地。一个警卫走过来砰砰两枪，把凶手打成重伤。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呼天喊地，大吵大闹，扭住下楼来的蒋介石不肯松手，认为蒋介石既不照相，警卫人员又将凶手“打死”，事件定与蒋介石有关。她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 国民党为了从凶手身上讨口供，把他送往中央医院，让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前后打了百多针。凶手愤激地说：“请看看中国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还是我们的吗？”“我是专来刺杀蒋介石的，蒋介石未出场，才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我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蒋汪的是我的良心。” 第二天凶手就死了，特务们从凶手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凶手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据说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汪精卫被刺事件传出以后，南京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报纸报道：在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军警森严之地，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五次代表大会时，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竟被枪击，这说明什么？蒋介石破例不出面照相，凶手要单单刺杀汪精卫，除了蒋介石的特务队，会有何人？！没有来南京开会的李宗仁、白崇禧，也专门从广西打来电报质问此事。 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你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 蒋介石下令以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大将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凶手伤疤上绑有一块红布，证明……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顺藤摸瓜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宁枉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限他三天破案。 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 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说他要钱，可是他家里的景况相当窘困，搜遍他的全身，也只有毫洋六角，钱到哪里去了？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至于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了一个与孙凤鸣有关系的人，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这不仅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而且使蒋介石对徐恩曾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导演下，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让徐恩曾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既然捞到了机会，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也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掌声。但是这时徐恩曾并没有在报告中提陈铭枢的名字。此后，在接下去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是由于蒋介石的“钦定”，第二是由于徐恩曾确实抓到了贺坡光，第三由于有二陈的“组织保证”，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接着，什么“东方福尔摩斯”之类的赞誉，被徐恩曾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们很是叫唤了一阵。 可是刺汪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包括中统、军统在内，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弄清楚，实际上也不愿意真正弄清楚。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从1937年4月25日起，连续8天发表《刺汪宋(指宋子文——笔者)案判决书内容》，共18000字，把与刺汪事件毫无关系的原十九路军离队军人余立奎充当主犯，和张玉华、贺坡光一起判处死刑；把与刺汪案同样毫无关系的海员周世平、炊事员胡大海也各判12年徒刑。而对事件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华克之，虽悬赏重金10万进行通缉，却始终没有捕到。这对因“侦破刺汪案”而升官，被吹嘘为“东方福尔摩斯”的徐恩曾这个特务头子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多年后，年已耄耋的华克之老人发表了他的有关回忆，刺汪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华克之、张玉华（原名张维）、孙凤鸣（原名孙凤海）、贺坡光（原名贺少茹）等几位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他们痛恨蒋介石汪政权丧权辱国媚外亲日，坚持内战荼毒人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了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为了给革命扫除障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道路的情况下，便采取了这种五步流血的方式。他们刺杀的首要目标是他们眼中的最大暴君蒋介石，因蒋介石不在场，才刺杀汪精卫。只是因为孙凤鸣所用的手枪是四寸六响左轮，弹力太小，以致汪精卫虽中弹3发，又非要害处，才未毙命，华克之等的行动，确曾得到陈铭枢、李济深和许多有志之士的支持。 抗日消极，反共透顶，派特务混入延安，伺机进行暗杀。1942年破坏中共南方工委，逮捕廖承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机密会议，计划组织抗日大本营以应付局势，因为他担心对日正式宣战，会失掉以后和谈、妥协的可能，便又保留了军事委员会的名称，只接受孔祥熙、宋子文紧缩开支以充军需的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党政机构加以裁减，并入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密，军事委员会以下各部都以数字称谓。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一起并为第六部，陈立夫为部长，张厉生、周佛海为副部长。徐恩曾当了第六部第四组中将组长，仍管他那些特务组织。徐恩曾对抗战并不热心，焦急的是他培植多年的特务组织将如何。按当时的整个部署，在战区的特工总部下属特务组织，均改编为战地特种工作团，性质、任务没有变化，只是换了换名称。不过，它遇到了日本侵略者这个新对手，自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徐恩曾知道上海、南京会很快失守，便着力于两件事。一是组织撤退；二是安排上海等地特务的潜伏。撤退本来比较简单，主要是筹备交通工具、整理文件、材料等。但是国民党中央机关过于庞大，在短期内来个彻底大搬家，车船等等势必紧张。徐恩曾为了个人方便，在为机关争车争船的同时，赶派他的亲信谢永存科长到芜湖包了一艘供他个人使用的小火轮。怕被别人抓差，偷偷地把小火轮藏到不易为人发现的小河汊里。11月12日上海失守，19日特工总部和调查处(这时调查科已改为处)人员乘“建国轮”西逃。20日，徐恩曾偕姘妇费侠和谢永存，端木子等，登小火轮溯江而上。因为徐恩曾的老婆王书青已被送走，徐恩曾摆脱了干扰，兴奋异常，什么炮火连天浴血奋战，什么国土被践踏，他都抛诸脑后，像度蜜月一样，逍遥自在，悠哉游哉，携情人登上一个个码头，瞻仰名胜古迹，赏尽两岸风光，玩腻了回船舱饮茶聊天，打麻将玩牌，享尽欢乐。10天过去之后，他才慢悠悠地到达汉口。从南京逃来的部下，从前方跑来的战地特种工作团员，到了武汉，无人管理，不受任何约束，放肆地花天酒地，吃喝嫖赌，胡作非为，一时间在武汉制造了很多丑闻和坏事。徐恩曾对这些，或者不闻不问，或者应付一下，忙着筹备他与费侠的婚礼。 徐恩曾对抗战，如此冷淡，在反共问题上却特别敏感。1937年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治中在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徐恩曾得到信息后，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赶快派他的高级特务刘桂、范振中、田昆生等，奔赴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力量，并拨出专门经费供他们使用，还派遣特务黄九成等冒充进步青年混入延安进行侦察。在上海“八一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众抗日组织蓬勃兴起，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救国会、救亡演剧团等等，纷纷成立。徐恩曾特工总部在上海的组织，不是积极支持这些抗日组织巩固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将特务派到这些抗日组织内进行控制和破坏。他们通过CC派头目潘公展，介绍特务骨干顾建中与当地的中共领导人见面，说什么他们决定派特派员陈宝骅与共产党的上海组织建立经常联系，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交换对付敌人的情报……同时还提出，要派特务分子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组织里担任调查部长。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联系”、“帮助”是另有目的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增强抗战力量、整饬领导机构的幌子下，确立了国民党的领袖制，以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蒋介石为全党的领袖。大会根据所谓领袖与“细胞”呼应要灵敏的原则，抗战中要加强防谍、防汉奸、巩固后方治安的任务，决定成立两个特务机关，一个是以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为基础，把特工总部包括进去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以复兴社特务处为基础加以扩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认为徐恩曾和戴笠资望不足，分任两个局的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和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分别兼任两个局的局长。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虽然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毕竟反映了抗战的愿望；当时国家的现实又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现实，因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关于自身任务的规定中，就把日伪调查、党政调查、党派调查并列了。徐恩曾这个顽固地坚持反共的特务头子，生怕特务们因此而不再卖力反对共产党，他在中统局成立后，一有机会就向喽啰们讲解：“反共，消灭共产党，是我们的历史任务”，“抗日是我们临时的次要的任务，反共是我们长期的基本的第一位的任务”。“为着我们的发展前途，只有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徐恩曾和中统局的几个骨干分子濮孟九、梁辅丞、王思诚等共同炮制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就出笼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陆陆续续秘密地发了下去。这些文件提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其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及游击部队，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策动全体党员，从事共产党活动防范之调查监视等工作”；利用中统局在各地的情报网和特工人员，运用保甲组织，“使各阶层民众，皆在本党领导之下”，“以杜绝共产党活动之机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做贼心虚，在抗战中不敢明目张胆地搞分裂活动，在它的秘密文件中还指出：“制裁共产党，要运用民众方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注意技巧，避免正面冲突”；“地方务求严紧，中央可示宽大”；“政府秘密策动，借资缓冲”。这些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的反共事件屡屡发生，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全国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徐恩曾他们首先炮制《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国民党反动派说来是有重大功勋的。 在国民党中央搬往重庆以后，在徐恩曾的直接指导之下，中统局在重庆设立了实验区，专在重庆市搞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们在周恩来同志的住地曾家岩50号附近和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住地和化龙桥《新华日报》社附近，设立了长期的、日夜不间断的监视哨。对《新华日报》的出版发行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抗战期间，中统对积极抗战的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破坏。徐恩曾一直认为不解气。他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对共产党的组织做彻底的破坏，对中共南方工委的破坏，就是在他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中统在江西的特务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以章智仁为主任的调查统计室；一个是以冯琦为处长的特种工作办事处。特种工作办事处，建制属于省政府，活动同样属于中统局，在徐恩曾指导下，1941年初，江西中统特务组织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电台的一个报务员，他们不肯就此停手，继续深入追查，扩大线索，又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他们还不停手，又通过叛徒，以江西省委电台与中共南方工委的电台联系，逐渐地摸到了南方工委电台的线索。这时，中统特务章智仁和冯琦发生了争论：章要求立即破坏中共南方工委电台，再进一步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免得中间出问题；冯主张继续深入，暂时不动，待中共南方工委情况弄清后再彻底破坏。官司打到中统局，徐恩曾决定：继续隐忍，继续深入，务求掌握整个情况，要做到一网打尽，彻底破坏，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动手。他还指定经验丰富的庄尚之具体负责这件事，在徐恩曾的指导下，冯琦还伪造了中共中央有人到来等假情况，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一直拖到1942年春夏间，由于中共江西省委被捕的两个人突然逃跑，中统怕机密泄漏，才急急忙忙派遣特务在乐昌逮捕了廖承志和张文彬等。 特务们秘密把廖承志等关到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想迫使他叛变，让叛徒郭潜(后改名郭乾辉)前往劝降。廖承志同志知道郭潜叛变后，痛骂郭潜说：“叛徒，可耻的叛徒！你不配跟我讲话！滚！滚！滚！滚出去！”他们劝降失败，就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折磨他。廖承志在极端严酷的监禁生活中，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他将“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写出挂起来，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徐恩曾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利用叛徒郭潜和涂振农等，继续扩大线索，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进行了一系列的逮捕和搜查，前后逮捕了近千人。蒋介石因此而对徐恩曾大加表扬，还发给特务们一大笔奖金。 与朱家骅争权而被撤职 自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局长，让徐恩曾任副局长负责实际工作以后，徐恩曾既高兴，又有些不自在。高兴的是特工总部这个私生子有了着落，有了合法地位，可以免去手下那群喽啰整天叫唤“我们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不自在的是，从特工总部成立以后，基本上一直是他当家做主，现在头上又来了个婆婆朱家骅。朱家骅虽然也属CC系，却素以戴季陶、张静江为靠山，从而得宠于蒋介石。朱对二陈虚与委蛇，实际上貌合神离，骨子里不买陈的账。特别是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代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以后，是蒋介石为了牵制汪精卫才安排朱家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并且在文件中明确规定，秘书长为专任职，承总裁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握一切事务，是国民党内很有权势的人物。徐恩曾真怕朱家骅傲视一切，抓取中统的实权。 朱家骅和国民党的其他官僚有所不同，上任以后劲头颇足，喜欢揽事找事。此人在上层虽然关系不少，但下面缺少实力，所以一旦有了中统局长这个职务，就很想借机会把这个有雄厚基础力量的全国性庞大特务组织抓将过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使自己也能够组成一个独立的派系。因此，一上台就行使他的权力。 国民党中央决定把首都搬往重庆以后，徐恩曾一时来不能到重庆来，朱家骅在重庆就连电催徐，跳着脚骂人。徐恩曾解释说原特工总部的人大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来到重庆颇费时日，中统机关不宜马上建立。朱家骅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做主，陆陆续续安排了干部。在他安排的干部中，有的是从外边拉来的亲信，有的是原来即在中统但不为徐重用的人，有的是已经成了军统骨干分子的朱的学生，弄得徐恩曾非常恼火。特工总部原主任秘书濮孟九前边被调走，朱家骅后边就安排他的亲信刘次箫接任这个要职。何培荣曾是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以政治特派员身份在校负责的是军统头子戴笠，何在校时即加入戴笠的特务组织，抗战后又任戴笠系统的重庆警察局督察长，因此得到朱的赏识。朱便安排他为四川省调查室主任，使他掌握了中统在一个重要省份里的事务。此外，陈介生做特经处长，郑尧柈做统计处长，也都是朱家骅安排的。局内专员室，安排有大批职位较高的专员，朱的人差不多占多一半。徐恩曾在特工总部时期，为赶走叶秀峰的心腹，培育自己的势力，花了很大的气力，现在朱要对他下手，他哪里肯善罢甘休？ 但是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大权在握，特别是经费，必须经过朱的批准才能拿到手。因此，徐恩曾虽然很生气，却不敢和朱闹翻。他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是，公开场合尽量应付朱家骅，背地里搞一些大大小小的名堂。朱的人做特经处长、统计处长，徐就安排他的亲信做副处长。徐的人不搞业务，专门监视朱的人的活动，打小报告。在中统局内部，徐还多方制造对朱的不满空气。当时徐派的人经常相互间唠叨：“我们出生入死辛辛苦苦地打天下，你们坐享其成，一来就是高位、高薪、高待遇！”有时还指名道姓地嘀咕。在实际工作中，徐的人经常对朱的人采取不合作主义。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对一些事情不明究竟，问到徐的人时，有的不理睬，有的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几位原来的科长，还消极怠工，请假不上班。朱家骅为了笼络人心，缓和同徐派人的矛盾，取得国民党中央的同意，于1939年冬、1940年春给全体中统人员发委任状，明确实职。开始，徐派的人串通一气，来了个“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颇为难堪。朱家骅无奈，拖着徐恩曾给大家做工作。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对委任办法做了若干修改，比如，总干事以下一律给予调查员名义等，事情才算了结。 最使朱家骅恼火的一件事是，一次，朱家骅想和中统局的全体人员见见面，准备做一次训话。在徐向大家介绍朱局长时，台下竟有人故意起哄，有的呼叫：“喂，站在上边的是谁呀，怎么不认识啊！”朱家骅为此满面怒容悻悻而去。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他不到局里办公。但是，朱并不肯就此给徐恩曾顺气丸吃，他吩咐主任秘书刘次箫，代他处理局内一切事务，重要问题直接向他请示。他把私人图章交给亲信高越天，必要时代他盖章，有意把徐恩曾晾在一边。过了一个时期，刘次箫觉得处在朱、徐斗争的漩涡里，很难办事，便离开了中统局。刘走后，朱把私章取回来，但是他向徐说明，他是局长，局内的事情必须由他签字才能生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朱安排的特种经济处长陈介生，自以为有靠山，为给朱出气，故意不听徐的指示，弄得徐恩曾下不了台，徐呼叫要派行动员扣押陈介生，陈不得已而辞职。 在这个时期，徐、朱矛盾达到顶点。徐提出的文件、报告，朱或故意刁难，或阅而不办；徐推荐的人，朱不予同意，或者干脆改为自己的人。徐恩曾无奈，又改变策略，主动提议把与朱有私人关系的李超英调任特经处长，知道朱爱打网球，便投其所好，把中统局住地川东师范的网球场加以修理，旁边摆上茶几、藤椅、汽水、三炮台香烟等，约朱前来打球。并且有意安排自己的亲信陶蔚然等陪朱打球。朱很虚荣，即使打球，也是胜则兴高采烈，败则多方责难。徐因此而吩咐陶等故意输球，以换取朱的高兴；并且吩咐下属，乘朱高兴时把需要请朱批核的文件送上去，请朱核批。徐恩曾一边布置人这样做，一边在办事人员真的送文件要朱核批时，又装做生气的样子说什么：“局长在休息，以后专门送去审批么，为什么拿到这！”朱则说：“不要紧，拿来吧！”打开文件夹，并不细看就签字。朱并不是不知道徐在耍手段，他认为徐既然表示低头，也就有意地使矛盾缓和了。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人的权势之争，特别是徐的背后还有二陈，如果朱将中统据为己有，中统将成为朱另树一帜的重要资本，这对二陈说来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在朱、徐斗争中，二陈早就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要求调开朱家骅了。 据说，1939年11月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朱家骅改任组织部长，秘书长由叶楚伧继任，背后就有二陈的动作。但是朱家骅接任组织部长后，赖着中统局长的职务不辞，叶也不好伸手要。1941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由吴铁城任秘书长后，朱仍不辞中统局长之职。但这时朱已没有了财权，中统局的经费无须朱来批准，徐对朱的态度，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从了。这时徐恩曾为了窃取经济部长的职务，把他的亲信顾建中从广东盐务部门调来中统局，并通过二陈保荐顾充任副局长的职务。在顾的委任还没有下来时，徐已授权顾建中代理了他的工作，徐的人也就以副局长称呼顾建中了。朱家骅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徐、顾制造难堪，故意称顾为“秘书”。差不多发生这些事情的同时，中统局来了一个曾经在陕西担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的人，名叫郭紫峻。郭诡计多端且有野心，他到中统局的目的就是要窃取实权。他一来就发现朱、徐之间的矛盾，想加以利用。他得知徐恩曾想提拔顾建中任副局长而不提他时，为徐的行为不能容忍，便秘密地投到朱的门下，献计献策，说东道西，尽量拆徐的台，一时间颇得朱的赏识。后来，朱既不同徐商议，也不向徐通消息，径自向蒋介石保荐郭紫峻出任中统局副局长，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一来，使一向视中统局为个人囊中物的徐恩曾成了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朱家骅对这一招非常得意。 徐恩曾虽然是三个副局长中的一个，由于他在中统局里亲信多，势力雄厚，特务们还是听从他的。顾建中是徐的人，是老中统，在中统局内也有基础。郭紫峻虽然当了副局长，和徐、顾相比，在中统内实力要差一些。郭紫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曾表示过向徐靠拢，徐却视郭为异己。 在1941年底，蒋介石安排徐恩曾做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后，他进一步挤入行政院阁僚之列的野心就迅速地膨胀起来。尽管蒋介石在提出升他时召见过他一次，向他讲得很明白，派他做交通次长是希望他在全国范围的交通方面也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并且警告他：中统是基本，交通是中统思想的发展，任何时候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统方面，不要因为当了次长放松了中统方面的工作。徐恩曾当时虽然也诺诺连声，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认为，既然蒋介石提拔他，就是看中了他，他应该趁此机会更加效忠于蒋介石，干出一点名堂来，以飞黄腾达。 当时，徐恩曾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统治者圈内的形势，认为军事方面有势力的人物各霸一方，他自己无权无势没有插足的条件，经济财政方面当时的情势很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简直无法控制，蒋介石束手无策。因此，在1941年3月24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他的开幕词中讲：“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无论文武同志，无论在前方后方，大家都可以尽力。”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不是得势人物，也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如果自己有所贡献，显示出了才能，取而代之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最亲信又觉得最有才能的大将顾建中，从广东盐务局调回中统局，让顾代他处理一切，稳住阵脚，他就腾出手来，打着为领袖分忧解愁的幌子，朝着已经瞄准的目标——经济部长大干起来。 1944年底，不知道是郭紫竣听到什么风声还是为什么，他面对面地向徐恩曾提出：“我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主动向总裁辞职，由我来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恩曾不同意，并对郭紫竣表示不信任的态度，郭紫竣生气地向他叫喊：“你把别人（指顾建中）当亲儿子，我想当你的干儿子还不要！”说着掉头而去。 徐恩曾则愤怒地骂郭紫竣出卖了他，想篡夺他打下的江山，表示决不屈服。可是，没有多久，蒋介石真的下了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据说，朱家骅在这上边起了作用。 郭紫竣得知徐恩曾被撤职的消息后，兴高采烈，满以为中统局长的大权这次非他莫属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着徐上台的不是他，而是曾经搞过CC的小组织“FF”、“逸社”等，后来经管冷门“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边疆问题研究会”的叶秀峰。叶是交权给徐恩曾的老中统，二陈的亲信。显然，这实际上是二陈同朱家骅背后斗争的结局。 办事不力，蒋介石对其亲下“永不录用”手令 徐恩曾是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务头子。1945年1月底，蒋介石竟下令将徐恩曾“撤销本兼各职，永不录用”，这是为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军统方面的人说：是由于他们拿到了徐恩曾制造假钞票大做走私买卖的把柄，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中统内部有人说：朱家骅指使郭紫峻向蒋介石汇报中统内部和徐恩曾本人一团糟的种种情况，使蒋介石失去了对徐的信任。也有人说：军统和美特的勾结搞得热火朝天，而中统和英特几次勾结都不太成功，英方把他们的不满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英美奉若神明，认为中统做事有失体面，有辱国体。还有人说：由于徐恩曾几年来不务其特务正业，一个劲地为当经济部长而奔波，为二陈所不容，否则，即使蒋介石要撤徐的职，二陈也会出来保驾的。 从各方的意见分析，军统方面说的可能是事情爆发的导火线，二陈对徐的不支持无疑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事情有它的发展过程，徐恩曾在他被撤职的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受到蒋介石的斥责，说明蒋介石下决心把这个为他效劳15年的特务头子撤掉，是由日积月累的不满逐渐形成的。 前边曾经提到，徐恩曾派特务到经济部抓共产党，结果人没抓到反而引起人们的不满，翁文灏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不得不下手令：中统是党务机关，不得捕人，并要徐查处有关人员。这虽然是蒋介石做给人们看的，起码也如徐恩曾说的，它反映了蒋介石对中统特务技术水平低下，捕人笨拙是不满意的。而且由于有了这条限制中统捕人的“手令”，在军统与中统、戴笠与徐恩曾互相争宠邀功中，军统、戴笠就越来越占上风，中统、徐恩曾的劣群越来越表现得明显。 中统与英特打交道，重要的是三次。第一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英国当局担心它在缅甸的殖民利益被日本夺走，又害怕缅甸人起来摧毁它的殖民统治，想借中统特务的力量进入缅甸，为它稳定其殖民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他们通过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和徐恩曾挂上钩，双方议定，中统出人，英方负担经费、供应通讯器材，组成缅甸工作队赴缅活动。工作队行至昆明，正副队长发生内讧，队伍无法开动。待到问题解决，日军已逼近腊戌和密支那，接着就侵入我国云南。虽然徐恩曾和英方再三催促，到1942年10月，工作队还没有踏入缅甸一步。英方大失所望，非常不满，提出抗议，停发了经费，工作队从而撤销。第二次是由于日军占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等地，英轮被迫停航，华籍海员五六千人被滞留在加尔各答。海员生活极为困难，英方不负责安排，要求中统协助遣散。1942年秋，中统组织一个工作队到印度。经过对华籍海员实行军事管制，分化，瓦解，使海员或另谋职业，或回归祖国，逐渐被解散。事情办完以后，工作队想多得赏钱，英方十分吝啬，为薪水、办公费、服装费等等双方多次发生争执。临回国时，有人购买了印度禁止出口的黄金，在飞机上被英方查获，又来了一阵不愉快的交涉。第三次是向英方选送输往日占区的情报人员，因具备条件的人太少，无大成绩。三件事虽然徐恩曾竭尽其力，但英方颇有怨言，通过不同途径不可避免地传到蒋介石耳朵里。 1943年和1944年，徐恩曾多次受到蒋介石斥责，也是事出有因的。 一次，又是因军统向蒋介石告御状，蒋介石责问徐恩曾，你家里人在成都与民争利，逼出人命，有无其事？徐吞吞吐吐，避重就轻地汇报了一点他老婆王书青放高利贷，做投机买卖的事情，并撒谎说王已离开成都搬往重庆乡下。当时，王书青在成都打着交通部次长徐恩曾的招牌，在中统特务的保护下，大肆投机倒把、走私贩私、胡作非为，什么买卖黄金、美钞、贩运黑货，只要能赚钱的她都干，还仗势欺人，使很多人深受其害。军统为整徐恩曾，搜集情况捅给了蒋介石。 再一次，蒋介石询问山东、河北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的情况。戴笠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艽生都提供不少情况。徐恩曾则因事前缺少准备，提供不出多少，蒋介石斥责他“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1944年，国民党举行一次会议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了一条标语，写的是“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徐恩曾把情况汇报上去，蒋介石要徐一定查个水落石出。徐命令中统局的第三组，即重庆实验区的有关特务和中央党部的党网侦察破案，结果侦察很久都没有结果。蒋介石申斥徐。在我们心腹重地出现这种事，既未事先防止，又不能事后查出究竟，实在是笑话。 同年，美国人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后，写了篇《解放区见闻》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批给徐恩曾看，内有“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之句。 同年秋的一次汇报中，徐恩曾、戴笠、郑介民等均在座。蒋介石严厉地责问徐恩曾(大意)：共产党造谣说我和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什么不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国民党的言论，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听其发行、传播？这充分反映了你们的腐败无能！ 徐恩曾这次受批评以后，觉得问题很严重。他心想，蒋介石需要一个女英文秘书，陈家弟兄把年轻美貌、留学美国的侄女送进“宫”去，日夜侍候，被人称为“陈小姐”。气得宋美龄大吵大闹，一怒而飞昆明，再怒而飞美洲，这是很多人都议论的事。蒋介石喜欢姚琮(曾任首都警察厅长)之女，常偕姚女到市郊山洞官邸游逛，这在蒋介石侍卫中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又和美国回来的陈洁如和好，陈到蒋介石官邸话旧，引起宋美龄一番折腾……这些怎么能扯到共产党身上？《新华日报》批评国民党的言论的确不少，但都是公开发表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一点不让它发表能行吗？新闻检查机关对《新华日报》的报道、言论一再检扣，还是阻止不住它出版发行，这能完全怪中统吗？中统、军统、三青团都有破坏《新华日报》的责任，都毫无办法，而蒋介石只点中统的名，内中必有文章。当然，他也知道，他所领导的中统局，在很多方面，内部人、外部人都在骂，但这决不是个人解决得了的。 尽管如此，徐恩曾还是不愿意破罐子破摔。他为了恢复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宠信，为了表示一下他的“振作”，当时他想出了一套办法。一、在中统局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二、他要中统的人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三、增加工作时间，由每日工作八小时改为十小时。最初几天，口号喊得震天响，徐恩曾本人也煞有介事的每天早六点到局，并亲自往各办公室巡视一周。但为时不过一星期，一切又成了老样子。徐恩曾无可奈何地慨叹道：“积重难返啊！” 就这样，到1945年1月30日，蒋介石把撤销徐恩曾本兼各职的手令，提给了吴铁城、陈果夫、陈立夫。二陈认为徐恩曾离心倾向很重，没有替他说话，提议让叶秀峰继任，吴铁成只好表示赞同。2月1日上午，在重庆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徐、叶举行交接仪式。徐和他的亲信，在会上还情不自禁地压抑着呜咽了一阵。 从此，风云一时，用明杀暗害等各种手段使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徐姓刽子手离开了中统局。不到半月，他的交通次长职务也被撤。3月份，吴铁城为安慰这位被遗弃了的前中统局代局长兼交通部政务次长，派他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前往贵州指导所谓发动青年从军活动等事宜。徐到贵州后，在省党部纪念周的会上，和过去一样，还是大放厥词，胡吹一气。事后为蒋介石得知，吴铁城受到了申斥，蒋介石说：“今后不准徐恩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圈掉了徐恩曾作为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的名字。至此，徐恩曾除去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头衔以外，其他职务都被撤光了，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的徐恩曾，十多年当特务头目的罪恶生涯了结了，但是，他的反动历史，并没有就此了结。 蒋介石虽然给徐恩曾下了“永不录用”的手令，但是徐恩曾并不相信真会如此，他认为，只要自己继续为蒋介石忠实地效劳，“永”字是可以改变为“暂”字的。因为曾扩情被蒋介石批过“永不录用”，过了一时期，又用了起来。西安事变时，西安广播电台台长王劲被宣布过“永不录用”，后来，徐恩曾委王为中统局总工程师，以后又任用王为交通处副处长、处长，蒋介石都默认了。所以，1945年3月徐恩曾下台以后，才敢于接受吴铁城的指派，到贵州工作，并且在贵阳大放厥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竟为此把他从贵阳召回来，并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把他从中央执监委候选人名单中勾掉。当时，徐恩曾使尽浑身解数，到处“求神拜佛”，进行活动，以求转圜，没有成效。这时他才相信蒋介石真对自己“永不录用”了。 在很短一段时间里，他足不出户，垂头丧气，最亲近的知己看望他，他深有感慨地发牢骚：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两个人为武则天出过死力，当时名声显赫，武氏多次赏赐过他们，连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但是到最后，来俊臣奉武则天之命，杀掉了周兴，来俊臣自己也为武氏所杀。武则天要杀周兴和来俊臣，是因为他们对武则天的隐私知道得太多了。自古以来，大特务都不得好死，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仅仅被撤职而未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为时不久，日本投降，徐恩曾原来的亲信，在上海大劫收中，拣了幢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给他。洋房位于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徐得意非常。 中统局特务季源溥，在徐恩曾主宰中统局时不受重用。后来，在叶秀峰的安排下，以中统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上海区的特务活动。季为了报复徐恩曾，唆使部下逼迫徐恩曾搬家，说徐是凭借私人关系，擅自代替管理局暂管这所房产的，是不合法的。徐恩曾磨蹭着不搬，并且多方进行活动。季源溥怂恿他的喽啰，硬是搬进了徐的房子里，把徐恩曾和费侠挤到了一个小房间，弄得徐恩曾非常狼狈。以后，等到陈立夫来到上海，排解了徐、季间的纠纷，才了结了此案。 贪财好色，除有三房夫人尚有无数姘头，为赚钱费尽心机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好色之徒，他的姘头无数，被他玩弄的女性更多。在中统局的女特务，只要他看上眼的，都要凭借他的权势拉来蹂躏，至少得陪他游逛。朋友同事的妻子，只要有些姿色，他就想染指；某些有漂亮妻子的无耻之徒送夫人上门与徐鬼混，从而谋得好职位的大有人在。这里只介绍他的三个正式夫人。 徐恩曾的元配叫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启明女校肄业，原来两人感情还可以，生过一个女孩，自从徐恩曾有了地位，牵扯的女人多起来以后，两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徐先是不与同居，后便根本不再理她。但是梅氏一直住在徐恩曾家里，陪伴婆母生活。 徐恩曾的第二个夫人叫王书青，又名淑清，号砚溪，辽宁人。开始，王书青有个妹妹在南京，叫王书元，徐和她姘居。徐恩曾当时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崇敬，对王书元的喜爱，把他办公的地址便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去看望王书元，被徐恩曾看中，扭住不放，便发生了关系。这时，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姓田，在美国留学。在田回国以后，徐恩曾凭借权势与田“谈判”，迫使田写字据将王书青送给了他。 徐恩曾的第三个夫人是费侠，字达韫，湖北钟祥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起初，她住在特工总部附设的留俄学生招待所内。一次，徐恩曾到招待所给人们讲话，费侠代表所内的留俄学生致答词，徐对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姘居。当时二陈担心徐恩曾驾驭不住费侠，因而影响特务活动，劝徐不要和费结合，因为徐恩曾对费过于迷恋，没有从命。1937年11月，徐恩曾借特工总部疏散之机，将王书青和她生的子女送往成都，偕费侠来到武汉，于1938年春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和随使玩弄女人很反感，前往祝贺的人很少，连二陈也没有去。 1938年冬，在日寇即将侵占武汉时，徐恩曾偕费侠逃往重庆。这时，被安排在成都的王书青得知一切，赶到重庆和徐恩曾理论，矛盾不得解决。一天，王书青藏在中统局附近的储奇门药材公会内，趁费侠从中统局出来的机会，迎将上去，大打出手。当时费侠正在怀孕，大腹便便，被王按倒在地，痛打一顿。徐恩曾被弄得手足无措大伤脑筋。后来经过转圜，徐恩曾以黄金、美钞若干，大卡车两辆、轿车一辆送王，并且安排与王要好的徐的司机李子康和王一起前去“经商”，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此后，一直到王书青在成都搞得臭名远扬，逼出人命，军统向蒋介石告了徐的状，徐才把王书青接到重庆。 费侠在重庆，不是中统局的正式成员，但也参加了不少特务活动。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的时候，蒋介石为免于被动，总想在会议之前摸到非国民党参政员准备提什么提案，发表什么意见。这时费侠有意识地接触女参政员，帮中统做侦察工作。此外，她为助徐恩曾一臂之力，在中统局的家属宿舍唐家沱，还当过—个时期集体生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办过一阵“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厂等所谓福利事业，却均以失败告终。 徐恩曾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受过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干的是为国民党反动派保镖。这种经历，特别是他的职业，就使他成了一个多种颜色的变色龙。在蒋介石高唱尊孔读经、二陈宣扬中国固有文化的时候，他发表讲话，经常引用《四书》、《五经》，鼓吹四维八德。有些不明底细又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听他的讲话后，竟认为他是中国固有伦理的道德的化身。他日常呼妻子费侠“Darling”，有机会就举行私人舞会，星期日经常拉少数朋友到野外举行“Picnic”(野宴)。他喜欢吃麦片粥、牛尾汤、火腿蛋之类。他有漂亮的餐具，会驾驶汽车，还会小修……他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他喜欢议论世界大势，他不仅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主张“最好把我们中国，从政治、经济、财政以至文化教育，统统交给美国给管上五十年，然后再交给中国人自己管”。他自认是个了不起的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物，可是正派的国民党人，甚至连CC的某些上层人物，也骂他是不学无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 很多人知道徐恩曾迷信，这并不假。因为他干的坏事太多，整天忐忑不安，生怕“老天”给他点报应，所以，在重庆时，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开车到一个大相士处算命看相。怕人看见，他总是把车停在距大相士百多米以外，自己步行走过去。后来，在中统特务中发现有一个江湖相士，名叫朱景熙。朱自己吹嘘，曾得江西龙虎山、湖南××山异人的传授，精通麻衣之术。朱在中统局经常给人看相。因为他颇能揣摩人们的心理，经常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不少人还真的信服了他。徐恩曾把他请来看相，朱很捧了徐恩曾一阵，说他是大福大贵、出将入相之相；鼻运最好，将来一定可以做部长。从此，朱成了徐的亲信。1942年，徐到广西指挥大屠杀大逮捕时带着他，转道湖南、江西、浙江历时数月还带着他，并且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徐与别人谈话时，让朱坐在旁边为谈话人“看相”，向徐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显然，这是徐控制特务的一种权术，意在使特务在相士面前不敢怀有二心，不得对徐不老实。这就不是徐恩曾的真迷信了。 调查贪污是中统的正式任务之一，而且是赚钱的生意，负责这项工作的特务都愿意多干这些事，多抓些贪污犯。徐恩曾则不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贪污是不治之症，贪污犯俯拾即是，如果要抓，工作没完没了，势必分散对付共产党的力量，而且整的都是自己人。因此，徐恩曾对整治贪污的方针是不告不理，非特殊需要不费那个劲。什么是特殊需要呢？仅举一例。在蒋介石命令中统、军统、三青团共同组织盐务检查队，分别进驻某些要害地区时，以中统为主的一个队决定驻四川最大的盐产区自贡市。原自贡市盐务局长不买中统的账，处处刁难抵制，徐恩曾一时抓不到这位局长的把柄，便命令时任自贡市中统调查室主任的齐耀荣，以贪污犯的罪名把他逮捕起来解往重庆。因为“贪污犯”这顶帽子，对这类人物没有戴着不合适的，不会有错。显然目的在于扫除障碍，夺取权势，扩展中统的势力。那徐恩曾是否不想在打击贪污犯中捞一把呢？不是。徐的办法往往是：把贪污犯的情况调查清楚、拿到证据以后，并不逮捕贪污犯，而是有意放风通知贪污犯本人，让案犯不请自来，要黄金，还是送“人情”，主动权全在徐的手里，可谓高明之至。人们称这种办法是“无本大利的卖放生意”。 徐恩曾不仅喜欢拿大钱，会拿大钱，小钱他也从不放过。因此，大买卖他做，小买卖他也做。王书青为抓大钱胡作非为，费侠同样是个贪财好货之徒。徐恩曾为了给费侠往回拿钱，在重庆时，派遣特务罗剑雄、沙大馨等，跑印度，奔缅甸，走私贩毒、买卖黄金。又让一些人，开作坊，办工厂，贩卖粮棉。一次，有个特务龚曼华给他们买了万余斤黄豆，本想待价而沽，无奈价格下跌不好出手，折本不肯干，便把它存在重庆国府路282号徐恩曾家中。在一时没有好价钱时，便雇人在家里磨豆子做起了湖南豆腐。每天雇工出出进进，挑豆腐跑市场，市场卖不完，便送到中统局伙食团请他们留下。于是，“徐公馆开豆腐坊”就成了人们谈话中的笑料。刘介鲁发觉了这种情况，便向徐恩曾、费侠进言：“这样搞下去会影响徐先生的声誉的，外人看来有伤体面。”费侠说：“没关系，黄豆不能蚀本卖出去！”刘介鲁解释：“万斤黄豆短时间是磨不完的，生起虫来将更麻烦。”两人这才同意找个熟识的杂粮店把黄豆买去。 徐恩曾在重庆还办过一个流动碾米厂。起因是费侠听说重庆办碾米厂有利可图，便怂恿徐恩曾办了起来。之所以要办流动碾米厂，一是因为厂址一时不好找，急于抓赚钱的机会；二是害怕日本飞机轰炸，连本带利一锅端，便独出心裁，买了一条大木船，船内装上碾米机器，沿江流动，招揽生意。本钱不大，颇能赚钱。可以说徐恩曾为赚钱而费尽心机。 后来，徐恩曾弄到了一部电影放映机，便自任放映师，不时地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进行社交活动，与他的狐群狗党继续联系。同时在黄浦滩边，向麦加利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作为办公处，创办了一个“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据说，徐恩曾要挂这样一块招牌，并不是真的搞什么机械化农垦，而是因为：第一，当时的一些美国显要人物，很希望把中国变成永远依赖美国的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他有了这块招牌就可以获得美援；第二，当时陈果夫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吴任伧是总经理，他有“农”字头的企业便于得到他们的支持，取得一定数目的贷款。所以，直到徐恩曾1949年逃往台湾，他这个机械农垦公司，没有一部农业机械，更没有垦过一亩土地。正因为他办公司毫不费力。 “中国机械农垦公司”的招牌挂起来不久，就又挂出了第二块招牌——“中国打捞公司”。他为了快速发财，招募了一批日本潜水员，在吴淞口和江阴一带，打捞战争中沉没的各种轮船。这个公司还没有捞出名堂，他又以8亿法币(当时值黄金三四千两)买了一艘海轮，成立了台安轮船公司，以上海为中心，航行于天津、基隆、广州之间。这时蒋介石已挑起内战，其他私营船只多被征做军用，徐通过各种关系求得保护，大发横财。在他经营航运的同时，还通过他的旧部——在江西浮梁行政区做专员的冯琦，廉价购得大批木材，转手卖给上海枕木公司，自己什么劲没费，又赚了一大笔钱。徐恩曾就是利用这类办法，很快就挤进了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发财虽发财了，但徐恩曾并不满足于发财，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发布了单独召开国民大会的命令。徐恩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东山再起重登政治舞台的大好时机。在选举国大代表时，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分到一个名额，徐恩曾为了再次为蒋介石效劳，当“当仁不让”，死皮赖脸地要以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占有这个名额，这个学会有选举权的会员有150人，绝大多数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海、南京的甚少。徐恩曾知道，在外地的人，谁也不会为投这一票而专程到南京走一趟，而且很多人对召开国大并不感兴趣，甚至持抵制的态度。于是，他自己做主，以会长的资格，通过人事关系，向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事务所领取选举证120张，在投票前一天，他招来原中统的亲信张国栋，要他找些可靠的人，冒名顶替各电机工程师投票。投票那天，二三十人分乘大小汽车来到中央大学投票场，少则一人代一二人投票，多者代四五人反复投四五次。正式会员本人来投票的，寥寥无几。投票结束，徐恩曾在中央大学附近成贤街某饭店内，请冒名顶替工程师投票的人们，大嚼一顿作为报偿。就这样，徐恩曾成了国民大会中电机工程师的代表。 几个月后，徐恩曾第三个老婆费侠，又“当选”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中统局的人都知道，这是中统华中区的总督导熊东皋一手操纵着办成的。当时各地区产生的立法委员，基本上都是由各派系用分赃的方式决定的。熊东皋当时分得两个席位，一个自用，一个送给了费侠。用熊东皋的话说，这是为报答徐先生多年培育提拔之恩。不过，钱还是让费侠花一些。在汉口选举立法委员的前几天，费侠就来到了汉口，在熊东皋的陪同下，在汉口陈其美路新生联谊社(中统开设的歌舞厅)大摆宴席，招待中统鄂、汉两地的特务及有关人员。费侠边热情地照料大家吃喝，边重复那句说不完的话：“请大家帮忙！”如是三天三夜，大家赶填了选票，成叠成包地投入票箱内。就这样，费侠成了立法委员。 徐恩曾当上国大代表以后，很高兴了一阵，认为这是他时来运转东山再起的大转机。但是，到1948年秋，他的高兴劲又过去了。因为形势并不容他乐观，国民党军队顶不住解放军的反攻，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因循苟且，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到1949年1月，徐恩曾意识到蒋介石家王朝末日的来临，找他的亲信多次议论出路问题，最后还是决定，和国民党的命运死死地拴在一起，继续为国民党奔走呼号。这年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民众紧急动员委员会的时候，徐恩曾挤进去当了一名委员，并且大喊大叫了一阵“要与上海共存亡！”但是，在声嘶力竭地叫过以后，他悄悄地偕费侠逃到了台湾。 去了台湾后，徐恩曾再也没有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寡欢地过着日子。他在台湾作过贸易和运输生意，还办过农场和海洋打捞公司。1985年秋天病死在台北的家中。 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干秘书出身，搞特工是“半路出家”，1934年协助戴笠主持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 毛人凤，字齐五，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是同乡，又有亲戚关系，小时候两人常在一起玩。在小的时候，毛人凤便显示出他那与常人不同的忍耐性。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才使得他日后在军统局内不显山露水，左右逢源。 1924年，毛人凤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因体质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考入潮州分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在上海时，他劝到处打流的戴笠去考黄埔军校。正是由于他的建议，才有戴笠日后的飞黄腾达。几年后他回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在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和地方政府的秘书工作，并不引人注意。1934年被戴笠招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第二年加入中华复兴社，在戴笠的委培下，一步步得到高升。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只是做一些普通的文秘工作，那是他的老本行。1940年戴笠将郑介民不愿意干的书记长取消后，改为代理主任秘书，戴笠为了扩张自己在军统的势力，排挤郑介民和唐纵，于是将代理主任秘书这一举足轻重的职务交给了毛人凤。从此，毛人凤便有了伸展的空间，暗中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自戴笠死了以后，他一下子便大走红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毛人凤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工夫内担负起整个军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笠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1942年以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10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1944年后，郑介民才升任厅长)，对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入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这一部分工作，毛人凤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人凤接替下来，使郑介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人凤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上升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凤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介民、唐纵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人凤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从不得罪人。他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是许多特务喜欢和他交往的原因，是他经常代人受过而毫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一下。戴笠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即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笠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笠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笠一走，毛人凤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先由他承担下来，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有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别人，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汇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笠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汇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地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汇报都自始至终充满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笠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介民、唐纵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介民和唐纵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 毛人凤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和杨发生了关系。后来杨吉昌怀孕找叶设法安置她到外地去生育，叶不理，叫她去找谈，谈也不管，两人由相互推诿而争吵起来。杨只好去找人坠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杨为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学生，她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气愤异常，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 毛人凤知道这件事一公开出来，戴笠非办人不可，便找戴笠的亲信沈醉去研究，请沈醉出面调解，因为他知道沈醉在许多特训班兼课，和学生经常往来。沈醉早了解这一情况，也同意进行调解，便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吃饭，先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他们看到沈醉出面来讲人情，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及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两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叶、谈两人都同意了，不过叶翔之没有执行，谈荣章是全部照办。他在重庆的几年中，每年都去扫墓两次。毛人凤把这事处理以后，讨得叶、谈两人的欢喜，不久也把经过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只要不公开闹出来，也落得不过问。 拘捕军统要员马汉三，展现他狠毒的本性；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 毛人凤的狠毒，在最初的几年中，同样也没有谁看得出来。当戴笠严厉处分一些特务的时候，他还常常从中为之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了出来。 毛人凤的狠毒，可以从他对马汉三和毛森两个人的态度看出。马汉三被他杀掉，在当时是轰动过一时的大事，因马不仅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还是国大代表，是不容易杀掉的。 1944年前后，马汉三由五原办事处主任调升为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目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并在家里设宴为马洗尘。因为在此以前，马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得带许多东西送他。他家书桌上放的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便是托马找来的。马汉三每到重庆，照例找毛人凤打几次牌，变相送他几文。两人关系处得很好。 抗战胜利，马被派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后，初期还与毛人凤保持过去的关系。那时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不但自己长驻北平，他的老婆也常来小住。通过郑介民妻子的关系，马把从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分送给郑介民，同郑介民日益接近，对毛人凤开始冷淡起来。 毛人凤对马汉三的贪污劣迹早就清楚，不过也还在等待马分些赃物给他。但是，马汉三走上郑介民的路线后，又与李宗仁联系上了，对毛人凤采取敷衍的态度。1947年马汉三去南京开会，虽然送了毛人凤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价值也不小，但毛人凤听了他老婆的话，说马对郑介民的妻子是公开分成，而只给他这一小点东西，便拒而不收，并且更加怀恨在心。毛人凤在郑介民下台由他正式当了局长后，便决定拿马来开刀。 毛人凤早安排下一着棋，那便是把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派为北平站的督察，暗中搜集马的材料。马汉三自得到郑介民和李宗仁的信任后，也野心勃勃，想在军统中自成一系，暗地里搞小组织，连北平站长乔家才也被马拉在一起，发展到50多人。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人参加，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人凤检举。这时，毛人凤的杀机已动。 正在这时，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特务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的命令，除自己投孙科的票以外，还得为孙科拉票。马汉三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除为李拉票外，还拿出不少的钱帮助李竞选。这样一来，三罪并发。 毛人凤把签请严办马汉三的报告当面送给蒋介石以后，据说蒋介石曾考虑了很久，因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蒋介石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他临行的前一日还笑着对下属说，他参加军统工作十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 毛人凤到北平的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地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并勒令参加马汉三等组织的特务都要写悔过书，检举马等的不法活动，如不好好坦白悔过，便以马等为例，还要严办。这样，军统中这个小集团便一下被他打垮。 马汉三等人解到南京后，消息很快在军统内部传开。毛人凤自扣押马汉三以后，便再没有和马见过面。马汉三等人关在保密局设在南京宁海路19号接收汉奸特务组织的一所牢房内。根据王蒲臣等在北平搜集到的大量材料，和马汉三供词的记录，毛人凤才再次签报蒋介石将马汉三等人枪决。蒋介石只批准了杀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人。马在看守所中，曾多次请求见毛人凤一面，每次总是由司法处长李希成代为提出。毛人凤狞笑了一声说：“有什么话叫他同你(指李)说好了，我见他做什么？” 马被扣押以后，郑介民和他老婆都非常着急，但又不便出面袒护，也无法公然托人说情，因为他们知道属于郑派的大特务，毛人凤都恨之入骨。郑介民妻便找沈醉打听，沈醉便据实告诉了她，并且暗示马已把他和许多人贪污分成的事和盘托出。她听了很着急。当沈醉把这情况向毛人凤谈及时，毛人凤很得意地说：“回答得很好！免得她们再来啰嗦。这还能讲什么人情吗？” 蒋介石批准枪决马、刘两人的当天，毛人凤便命令司法处长李希成立即在监狱内执行。马汉三被杀后，当时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毛人凤在临刑前去看过马，还有人说马要求先打麻醉剂才执行枪决。马、刘被杀以后，当时连许多毛派的特务们在背后谈论起这件事时都感到做得太狠了些。 另外，从毛人凤对他族侄毛森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那种六亲不认的凶狠手段。毛森是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抗战初期任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以后任行动总队长、中美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一向在东南一带活动。毛森每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因此抗战胜利后毛森便在汤恩伯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任第二处长、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等职。由于毛人凤的关系，毛森很得汤恩伯的信任。上海解放前，汤恩伯部驻上海，毛森得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上海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叫他作“毛骨森森”，以形容他的凶残。而毛人凤当时对他可说是信任到极点，任何事都与他商量。 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到福建，任厦门警备司令，不久便与美国直接勾搭上了。毛人凤当时正在苦闷，看到美国特务迟迟不来直接帮助他，听到毛森却先他而得到美国主子的重视，很不痛快，便想以他个人关系和军统组织关系叫毛森把和美国的勾结全部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办理，恢复过去军统时代与美国的合作。当时不但毛森不愿意，美国方面也只答应直接进行个别支援。这既可以选择它所认为最有用途的忠实奴才，又可避免正式露面。毛人凤一再严令，但毛森以为自己羽翼已成，又能得美国主子的器重，也就不理会毛人凤的那一套。他直接从美国手中得到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进行活动。 他们叔侄之间翻了脸之后，毛人凤公开对付不了这个通过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侄儿，便决定派人去进行暗杀。毛森在军统中一向是搞这类工作的，他也知道毛人凤会在他不听指挥后对他下毒手，因此防备也很严密。最后，毛人凤不得不采用公开通缉的办法，准备逮捕毛森。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他还在打算要杀掉毛森，只是由于无从下手而没有结果。 毛人凤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的，甚至连小孩都杀了不少。 1949年春，沈醉在重庆，有天一个学生陈月华找他，请他向毛人凤说情，保释黄显声将军。他便向毛人凤去说。毛人凤听了笑笑，望了他很久才轻轻地说：“这种人到现在才放出去，对我们会有好处吗？你真太不懂政治斗争了！”后来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大屠杀中，首先被害的便是黄显声将军。 另外沈醉还曾向毛人凤保释过一个军统特务陈为诚。他也认为这种人放出去将来对军统不利，而在大屠杀时和另外几个特务一起杀掉了。 善解人意，能迎合蒋介石的心理 毛人凤和许多处长们在闲谈时，经常提到他第一次随同戴笠去见蒋介石的情况，感到非常得意。他说，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随便，完全不像接见一般将领那样严肃。蒋介石在和他们谈话时，一面还叫人把一般宁波式的小点心拿了出来，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毛人凤对蒋介石这种随便态度，认为是最亲切和亲信的表示。 戴笠从1942年以后每次离开重庆时，总是先向蒋介石报告，将军统工作交与毛人凤代为负责。最初蒋介石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情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纵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长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开始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同僚谈到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以后蒋介石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笠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所以等到戴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但毛人凤的作法，却慢慢不同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毛人凤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通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从他和美国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美国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的。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22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亲信下属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笠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能完全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们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别人以为毛人凤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的东西来纪念戴笠，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笠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也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委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笠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人凤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四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搓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报，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人凤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见是“送呈毛人凤先生亲启”的文件，也照例收下，并拿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三脚两步来到沈醉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怎么办？ 沈醉考虑了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沈醉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他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他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交通员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拉拢权贵，手腕高明，决不轻易得罪人，对蒋经国更是俯首帖耳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深，在国民党政府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笠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极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人凤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丰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笠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笠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笠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诚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让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诚，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人凤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反感，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国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军统大特务沈醉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沈醉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信叫他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他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省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人凤也要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人凤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纵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委派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人凤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人凤把处理情况向何应钦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人凤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人凤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人凤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军统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 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他的老婆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人凤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的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人凤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人凤活动，给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凤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工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济时一样花点钱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人凤便在这方面投其所好。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时，毛人凤曾下令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人凤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人凤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人凤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1949年9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毛人凤先去机场布置。后来蒋经国先来了，毛人凤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说话时低三下四的。他还对下属说：“你把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也都靠得很拢。 善于借他人之手排除异己，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与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他认为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留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他的心里是有算盘的：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国民党就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国民党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军统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肋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军统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军统。 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的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某，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在上海临解放前，毛人凤曾派人去逮捕余乐醒，但他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人凤的毒手。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人凤去试试看，当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一些军政头子的迷信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满地都是红的，他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昆明和下属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笠先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蒋介石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了几次便要把车子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介民、唐纵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门中那间最好的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利，何必去动它。”由于命中缺火，毛人凤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化名。 爱好京戏，喜好玩弄女性 毛人凤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戏。当时马连良和于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订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排场，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于素秋聘到台湾去，于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他家拜访。毛人凤一听见于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于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于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到毛人凤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凤的势力对来人说：“你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于素秋因急病不能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人凤的条件没有戴笠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日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人凤看刘青芳非常风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人凤在征得戴笠的同意后，便亲自陪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人凤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不久还由毛人凤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人凤的关系竞选国大代表，毛人凤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人凤的关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凤帮忙，不久也落入毛人凤的圈套。毛人凤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事还不少。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不过两三年便被赶出了大陆，于1956年在台北因病死去，被蒋介石追赠上将军衔。 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 干秘书出身，搞特工是“半路出家”，1934年协助戴笠主持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 毛人凤，字齐五，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是同乡，又有亲戚关系，小时候两人常在一起玩。在小的时候，毛人凤便显示出他那与常人不同的忍耐性。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才使得他日后在军统局内不显山露水，左右逢源。 1924年，毛人凤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因体质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考入潮州分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在上海时，他劝到处打流的戴笠去考黄埔军校。正是由于他的建议，才有戴笠日后的飞黄腾达。几年后他回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在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和地方政府的秘书工作，并不引人注意。1934年被戴笠招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第二年加入中华复兴社，在戴笠的委培下，一步步得到高升。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只是做一些普通的文秘工作，那是他的老本行。1940年戴笠将郑介民不愿意干的书记长取消后，改为代理主任秘书，戴笠为了扩张自己在军统的势力，排挤郑介民和唐纵，于是将代理主任秘书这一举足轻重的职务交给了毛人凤。从此，毛人凤便有了伸展的空间，暗中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自戴笠死了以后，他一下子便大走红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毛人凤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工夫内担负起整个军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笠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1942年以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10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1944年后，郑介民才升任厅长)，对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入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这一部分工作，毛人凤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人凤接替下来，使郑介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人凤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上升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凤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介民、唐纵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人凤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从不得罪人。他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是许多特务喜欢和他交往的原因，是他经常代人受过而毫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一下。戴笠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即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笠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笠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笠一走，毛人凤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先由他承担下来，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有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别人，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汇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笠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汇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地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汇报都自始至终充满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笠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介民、唐纵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介民和唐纵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 毛人凤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和杨发生了关系。后来杨吉昌怀孕找叶设法安置她到外地去生育，叶不理，叫她去找谈，谈也不管，两人由相互推诿而争吵起来。杨只好去找人坠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杨为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学生，她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气愤异常，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 毛人凤知道这件事一公开出来，戴笠非办人不可，便找戴笠的亲信沈醉去研究，请沈醉出面调解，因为他知道沈醉在许多特训班兼课，和学生经常往来。沈醉早了解这一情况，也同意进行调解，便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吃饭，先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他们看到沈醉出面来讲人情，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及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两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叶、谈两人都同意了，不过叶翔之没有执行，谈荣章是全部照办。他在重庆的几年中，每年都去扫墓两次。毛人凤把这事处理以后，讨得叶、谈两人的欢喜，不久也把经过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只要不公开闹出来，也落得不过问。 拘捕军统要员马汉三，展现他狠毒的本性；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 毛人凤的狠毒，在最初的几年中，同样也没有谁看得出来。当戴笠严厉处分一些特务的时候，他还常常从中为之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了出来。 毛人凤的狠毒，可以从他对马汉三和毛森两个人的态度看出。马汉三被他杀掉，在当时是轰动过一时的大事，因马不仅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还是国大代表，是不容易杀掉的。 1944年前后，马汉三由五原办事处主任调升为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目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并在家里设宴为马洗尘。因为在此以前，马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得带许多东西送他。他家书桌上放的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便是托马找来的。马汉三每到重庆，照例找毛人凤打几次牌，变相送他几文。两人关系处得很好。 抗战胜利，马被派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后，初期还与毛人凤保持过去的关系。那时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不但自己长驻北平，他的老婆也常来小住。通过郑介民妻子的关系，马把从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分送给郑介民，同郑介民日益接近，对毛人凤开始冷淡起来。 毛人凤对马汉三的贪污劣迹早就清楚，不过也还在等待马分些赃物给他。但是，马汉三走上郑介民的路线后，又与李宗仁联系上了，对毛人凤采取敷衍的态度。1947年马汉三去南京开会，虽然送了毛人凤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价值也不小，但毛人凤听了他老婆的话，说马对郑介民的妻子是公开分成，而只给他这一小点东西，便拒而不收，并且更加怀恨在心。毛人凤在郑介民下台由他正式当了局长后，便决定拿马来开刀。 毛人凤早安排下一着棋，那便是把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派为北平站的督察，暗中搜集马的材料。马汉三自得到郑介民和李宗仁的信任后，也野心勃勃，想在军统中自成一系，暗地里搞小组织，连北平站长乔家才也被马拉在一起，发展到50多人。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人参加，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人凤检举。这时，毛人凤的杀机已动。 正在这时，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特务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的命令，除自己投孙科的票以外，还得为孙科拉票。马汉三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除为李拉票外，还拿出不少的钱帮助李竞选。这样一来，三罪并发。 毛人凤把签请严办马汉三的报告当面送给蒋介石以后，据说蒋介石曾考虑了很久，因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蒋介石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他临行的前一日还笑着对下属说，他参加军统工作十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 毛人凤到北平的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地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并勒令参加马汉三等组织的特务都要写悔过书，检举马等的不法活动，如不好好坦白悔过，便以马等为例，还要严办。这样，军统中这个小集团便一下被他打垮。 马汉三等人解到南京后，消息很快在军统内部传开。毛人凤自扣押马汉三以后，便再没有和马见过面。马汉三等人关在保密局设在南京宁海路19号接收汉奸特务组织的一所牢房内。根据王蒲臣等在北平搜集到的大量材料，和马汉三供词的记录，毛人凤才再次签报蒋介石将马汉三等人枪决。蒋介石只批准了杀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人。马在看守所中，曾多次请求见毛人凤一面，每次总是由司法处长李希成代为提出。毛人凤狞笑了一声说：“有什么话叫他同你(指李)说好了，我见他做什么？” 马被扣押以后，郑介民和他老婆都非常着急，但又不便出面袒护，也无法公然托人说情，因为他们知道属于郑派的大特务，毛人凤都恨之入骨。郑介民妻便找沈醉打听，沈醉便据实告诉了她，并且暗示马已把他和许多人贪污分成的事和盘托出。她听了很着急。当沈醉把这情况向毛人凤谈及时，毛人凤很得意地说：“回答得很好！免得她们再来啰嗦。这还能讲什么人情吗？” 蒋介石批准枪决马、刘两人的当天，毛人凤便命令司法处长李希成立即在监狱内执行。马汉三被杀后，当时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毛人凤在临刑前去看过马，还有人说马要求先打麻醉剂才执行枪决。马、刘被杀以后，当时连许多毛派的特务们在背后谈论起这件事时都感到做得太狠了些。 另外，从毛人凤对他族侄毛森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那种六亲不认的凶狠手段。毛森是军统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抗战初期任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以后任行动总队长、中美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一向在东南一带活动。毛森每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因此抗战胜利后毛森便在汤恩伯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任第二处长、衢州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等职。由于毛人凤的关系，毛森很得汤恩伯的信任。上海解放前，汤恩伯部驻上海，毛森得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时上海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的名字加上两个字，叫他作“毛骨森森”，以形容他的凶残。而毛人凤当时对他可说是信任到极点，任何事都与他商量。 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到福建，任厦门警备司令，不久便与美国直接勾搭上了。毛人凤当时正在苦闷，看到美国特务迟迟不来直接帮助他，听到毛森却先他而得到美国主子的重视，很不痛快，便想以他个人关系和军统组织关系叫毛森把和美国的勾结全部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办理，恢复过去军统时代与美国的合作。当时不但毛森不愿意，美国方面也只答应直接进行个别支援。这既可以选择它所认为最有用途的忠实奴才，又可避免正式露面。毛人凤一再严令，但毛森以为自己羽翼已成，又能得美国主子的器重，也就不理会毛人凤的那一套。他直接从美国手中得到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地区进行活动。 他们叔侄之间翻了脸之后，毛人凤公开对付不了这个通过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侄儿，便决定派人去进行暗杀。毛森在军统中一向是搞这类工作的，他也知道毛人凤会在他不听指挥后对他下毒手，因此防备也很严密。最后，毛人凤不得不采用公开通缉的办法，准备逮捕毛森。但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的时候，他还在打算要杀掉毛森，只是由于无从下手而没有结果。 毛人凤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的，甚至连小孩都杀了不少。 1949年春，沈醉在重庆，有天一个学生陈月华找他，请他向毛人凤说情，保释黄显声将军。他便向毛人凤去说。毛人凤听了笑笑，望了他很久才轻轻地说：“这种人到现在才放出去，对我们会有好处吗？你真太不懂政治斗争了！”后来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大屠杀中，首先被害的便是黄显声将军。 另外沈醉还曾向毛人凤保释过一个军统特务陈为诚。他也认为这种人放出去将来对军统不利，而在大屠杀时和另外几个特务一起杀掉了。 善解人意，能迎合蒋介石的心理 毛人凤和许多处长们在闲谈时，经常提到他第一次随同戴笠去见蒋介石的情况，感到非常得意。他说，蒋介石在办公室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随便，完全不像接见一般将领那样严肃。蒋介石在和他们谈话时，一面还叫人把一般宁波式的小点心拿了出来，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毛人凤对蒋介石这种随便态度，认为是最亲切和亲信的表示。 戴笠从1942年以后每次离开重庆时，总是先向蒋介石报告，将军统工作交与毛人凤代为负责。最初蒋介石并不重视毛人凤，有什么事情还是找郑介民和唐纵当面告诉他们，由他们转告毛人凤去办。戴笠每到一地，总有些报告送给蒋介石，往往是用电报发到重庆后由毛人凤派人抄得端端正正亲自送去。毛人凤去时，最初大都是先见唐纵(当时唐纵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各方面送蒋的情报)，由唐纵引见。一般性的东西，则交由唐纵代转。以后时间长了，蒋介石看他办事稳重，业务也熟练，便开始直接找他。约在1943年春间，戴笠不在重庆，有天毛人凤正和几个处长谈问题，突然接到蒋介石秘书的电话，说蒋介石叫他马上去一趟。他高兴异常，立刻换衣前往，回来还津津有味地向同僚谈到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以后蒋介石时常在戴笠出门后找他，他也渐渐习以为常，不那么感到紧张了。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看法，一直到戴笠死了的时候，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守成有余、老练持重的内勤人材。因为几年间在戴笠出门时，他没有敢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对工作的意见，而只是为戴笠转送报告，并把蒋介石的指示转告戴笠。所以等到戴笠死后，蒋介石决定以当时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郑介民继任时，还一再当面叮嘱毛人凤要好好帮助郑介民，当初也没有要他继承戴笠的表示。但毛人凤的作法，却慢慢不同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郑介民很忙，军调部的工作已使他感到头痛，同时他一向少过问军统的工作，自己又没有大批干部，自然渐渐把领导军统的工作转到毛人凤身上来。 毛人凤能进一步取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原因，是他善通人意，懂得如何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戴笠在世的时候，蒋介石非常信任他，甚至也少不了他。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已感到戴笠兼职过多，特别是从他和美国发生关系后，野心越来越大，美国公开答应支持他搞海军，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军统特务工作，而感到不很满意。这些话是唐纵在戴笠死后有次在军统局公开向毛人凤和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谈出来的。 军统迁到南京不久，还在马台街22号办公的时候，毛人凤经常和亲信下属在闲谈中谈到戴笠的私生活和戴笠对付一些军政首脑的作风。毛人凤对过去军统内部工作了如指掌，但戴笠在外边的许多情况他又不能完全了解。有时许多外勤负责的大特务们在谈到戴笠在世时许多独裁的情况，特别是使许多人感到不满意的问题时，毛人凤总是问得很详细，别人以为毛人凤准备给戴笠写什么传记一类的东西来纪念戴笠，谁也没有料到他是为了自己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做准备，避开戴笠的缺点，为自己往上爬作借鉴。 毛人凤能够自己提笔写东西，许多重要报告，总是仿照戴笠亲笔书写送给蒋介石。他有一个保密的习惯，当他在写东西或批阅文件时，遇到有人去找他谈问题，便把卷宗盖起来，把笔搁下，笑嘻嘻地和人接谈。除了一般性的例行公文，他极少当着别人面前批阅，因此他暗中搞些什么，很不易为人所了解。 他为了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比戴笠更忠实，便抓住戴笠最大的一个弱点来做文章。因为到抗战末期，戴笠所兼的公开职务已有不少，加之胜利后野心越来越大，已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戴笠如果不死，蒋介石也不会将全国的警察领导权交给军统。为了掌握全国警察的领导权，蒋介石没有接受戴笠推荐的人选，而亲自委派首都警察厅厅长和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蒋介石还曾召见李士珍，并叫侍从室研究李士珍提出的十年建警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从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不难看出，蒋介石是不愿戴笠兼职过多的。毛人凤便选择了这一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野心，自然能讨得蒋介石进一步的信任。 有一天，毛人凤见了蒋介石回来，非常高兴地找了几个平日与他最接近的人一起谈话，他津津有味地谈到，今后要使军统工作“专业化”，不主张搞秘密工作的大特务们再去兼任与本身业务无特别需要的公开职务，要把公开机关与秘密单位划分他还说，不准军统大小特务私自兼营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入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徇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笠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凤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人凤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四期住过几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霁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哪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凤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一命令。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无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地坦白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搓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报，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人凤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凤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员见是“送呈毛人凤先生亲启”的文件，也照例收下，并拿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三脚两步来到沈醉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怎么办？ 沈醉考虑了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沈醉一面叫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回去一下，同时他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他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交通员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拉拢权贵，手腕高明，决不轻易得罪人，对蒋经国更是俯首帖耳 毛人凤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深，在国民党政府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介石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笠死后，他更想趁机打击。毛人凤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极强，也特别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凤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人凤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爱理不理地看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笠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诚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外，便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公开的责骂，但后来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诚和毛人凤竟然往来得很亲密，这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凤照例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做一下，马上叫毛人凤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丰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发展，大家都慢慢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笠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动计划。戴笠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使戴笠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诚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让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陈诚的指示，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 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凤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度去巴结的时候，毛人凤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凤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诚，向陈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人凤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反感，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钦，除了把美国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多方面找机会去拉何的关系。军统大特务沈醉于1948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要多与何的侄儿(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沈醉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写信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回信叫他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可是也同样支持何。他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省府秘书长，什么人当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人凤也要联合他一同暗中倒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当云南警务处扩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人凤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纵同意了这一意见，而委派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凤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凤去询问这一情况。毛人凤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人凤把处理情况向何应钦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介石信任的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俞对毛人凤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人凤会巴结，又是浙江同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人凤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向把军统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 毛人凤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他的老婆比郑介民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凤结婚后，对毛人凤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的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毛人凤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人凤活动，给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常劝别人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凤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工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济时一样花点钱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人凤便在这方面投其所好。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时，毛人凤曾下令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人凤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人凤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人凤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1949年9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毛人凤先去机场布置。后来蒋经国先来了，毛人凤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说话时低三下四的。他还对下属说：“你把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也都靠得很拢。 善于借他人之手排除异己，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与过去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他认为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留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他的心里是有算盘的：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国民党就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国民党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军统再派人去找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肋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军统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军统。 在他这一措施之下，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的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四野参谋处作战科长(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以及1947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叛变的人，都一起被他抛弃下来。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某，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凤，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某，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某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凤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凤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后来毛人凤听到有人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40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贸然下手。 在上海临解放前，毛人凤曾派人去逮捕余乐醒，但他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人凤的毒手。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人凤去试试看，当国民党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一些军政头子的迷信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满地都是红的，他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昆明和下属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凤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笠先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蒋介石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了几次便要把车子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笠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一处也不要，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介民、唐纵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门中那间最好的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利，何必去动它。”由于命中缺火，毛人凤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化名。 爱好京戏，喜好玩弄女性 毛人凤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戏。当时马连良和于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订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排场，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于素秋聘到台湾去，于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他家拜访。毛人凤一听见于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于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于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到毛人凤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凤的势力对来人说：“你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于素秋因急病不能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凤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人凤的条件没有戴笠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日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人凤看刘青芳非常风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人凤在征得戴笠的同意后，便亲自陪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人凤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不久还由毛人凤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人凤的关系竞选国大代表，毛人凤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人凤的关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凤帮忙，不久也落入毛人凤的圈套。毛人凤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类似的事还不少。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不过两三年便被赶出了大陆，于1956年在台北因病死去，被蒋介石追赠上将军衔。 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 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介民很怕她，公开承认惧内。 郑介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10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介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取录，而他却没能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介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介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人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介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介石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介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搜集桂系的情报，把李宗仁玩得团团转，得到蒋介石的青睐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介石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介民的是蔡劲军。郑介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介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在表面上算是“统一”了中国，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介民去替桂系工作，郑介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他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谋个职位。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介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介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介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介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做得很少，因为蒋介石怕郑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介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介石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介石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趁机把蒋介石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又派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介石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介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介民所兼五十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介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介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介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介石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介石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一面连夜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好，他部下中被郑介民、饶毓琛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投向了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介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宁，这次他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介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介石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介民这次回来，蒋介石把他冷落了一个时期，后来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介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介石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介石对他慢慢重用起来。 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和戴笠的关系很微妙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刻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介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介石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介石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介石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介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戴笠兴高采烈，郑介民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笠虽然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介民才介绍了一些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介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笠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介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介民知道蒋介石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笠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郑介民为人谨慎但却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这种表现让人认为他很随和。 在这个时期内，郑介民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介石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电把他召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郑介民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介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去，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介民表示好感。由手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了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介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派郑介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笠便急电郑介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介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受委派去欧洲考察，受益匪浅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欧洲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介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写成报告，由戴笠整理送给蒋介石。戴笠参照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介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介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如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委员长蒋介石自兼社长的，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介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介石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介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介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介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特勒对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介民问长问短，请他为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介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介石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笠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高侨伊望中将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介石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介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介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在搞暗杀和分化等方面却远不如郑介民有经验。 郑介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介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介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斥责，令郑介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介石，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介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以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介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戴笠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济棠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介石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介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介民这次去见蒋介石，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介石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全部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力量。 蒋介石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介石不让郑介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让郑介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介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笠也了解郑介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介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笠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介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人凤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不大感兴趣，可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子。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不但郑介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介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介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介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介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介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介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介石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介民又一次感到大失所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介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家，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介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缩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查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查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郑介民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笠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笠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介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介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均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准确判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由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苏方提供有关日寇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1942年前后，戴笠又要郑介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将介石提出。蒋介石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破，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介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后悔不听郑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惨败。蒋介石便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菲尔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介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1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介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介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介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指出6月初很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狗皮膏药，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是暗示他消息灵通。 郑介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委任郑介民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任命。 郑介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经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国人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国人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介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都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后来，美国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介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大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介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介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介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介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介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介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介民第一次去见司徒雷登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兴致。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介民都赶去迎接。司徒雷登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介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外国佬，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介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介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介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介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介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拦截，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介石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介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介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介民也是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蒋介石回国后，还特地嘉奖了郑介民的保卫工作，说他做得好，郑介民为此高兴了三天。 歪曲事实，破坏国共和谈，一生反共最积极，却又最害怕共产党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笠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办协助郑介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笠认为蒋介石挑选郑介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介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笠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指手画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打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介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100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请他立即回重庆。郑介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断身，改为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大家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介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地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介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介民的领导下继承戴笠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人凤请郑介民训话。郑介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人凤向人说，郑介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笠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介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介石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纵代理郑介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介民一定在蒋介石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介石不放心，才叫唐纵来代理。唐纵也看出郑介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介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郑介民去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介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郑介民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介民汇报情况。郑介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人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同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介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介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都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况，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大业上，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1／3。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笠在世时他管不了，戴笠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介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介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介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北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介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卫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郑介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 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介民亲自赶去指挥的。 一天，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介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的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介民得报后，即嘱蒋剑民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和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介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介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介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介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介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介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介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到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介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挺锋在短期内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把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介民的老婆就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介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么指望，其实郑介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当国防部次长期间，以“军事外交家”自居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说郑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宣布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介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介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介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国方面供给的。郑介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介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介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介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武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介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要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留恋，以后蒋介石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介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介石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介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介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介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介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介民会同签呈保侯，郑介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介民、林蔚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介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介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人凤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介民。郑介民、毛人凤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人凤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还有那些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介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介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介民、毛人凤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厉害，等到郑介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人凤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介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介石告郑介民的状，甚至连郑介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到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曾当面问郑介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介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介石对他还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介石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介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特别是朝军队方面。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但蒋介石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国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他在当国防部次长期间，对美国方面的客人很客气，照顾得也很周到，平日家里总缺少不了那些“洋大人”的身影，而他也以“军事外交家”自居。实际上，他并未为蒋介石拉来一分钱的美援，倒是结交了一些美国朋友。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介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没有做成。 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奸巨滑”。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稀里糊涂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滑”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的人，他自己见到毛人凤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介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笠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介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介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人凤说，郑介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没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介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军统老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介民，请郑介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介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介民便不很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介民不担不去找蒋介石，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贪污敛财的手段相当“高明”，自己一向假装“清廉”，却让老婆出面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都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介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介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亲自动手。 1946年秋天，军统决定把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醉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沈醉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沈醉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叫沈醉去听电话。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醉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同所购的物品一同运往重庆。沈醉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醉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然把他家里的东西偷去少。郑介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对稽查处、警察局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介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介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人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介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到1949年6月，身在广州的郑介民就在替自己的后路着急了，他很清楚国内的局势，他曾经多次对人说，在大陆呆的时间不多了。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前，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赶办赴美国手续中，—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是直接由美回台。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任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脑溢血死于台北的别墅里，终年62岁。死后，国民党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致悼词，并追赠其为一级陆军上将。 军统三巨头之一——郑介民 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4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字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介民很怕她，公开承认惧内。 郑介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10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介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取录，而他却没能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介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介民和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介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的陈词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人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介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介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介石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介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搜集桂系的情报，把李宗仁玩得团团转，得到蒋介石的青睐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介石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介民的是蔡劲军。郑介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介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在表面上算是“统一”了中国，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介民去替桂系工作，郑介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他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程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谋个职位。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介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介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介石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介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铎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介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做得很少，因为蒋介石怕郑介民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介民表面上装得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已在内部发生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投诚，使蒋介石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介石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间发动战争。 这时，被蒋介石早已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钧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十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介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介民趁机把蒋介石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介石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让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命其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介石又派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介石以五十七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介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介民所兼五十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五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郑介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介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介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当时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得仰蒋介石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这时，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介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问，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介石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介石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一面连夜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宁宣布就任讨蒋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想的那么好，他部下中被郑介民、饶毓琛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投向了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介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宁，这次他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介石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介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介石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介民这次回来，蒋介石把他冷落了一个时期，后来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哲学等书，郑介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在这段时间内没有找过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介石。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介石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介石对他慢慢重用起来。 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和戴笠的关系很微妙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刻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介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介石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介石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介石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已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介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戴笠兴高采烈，郑介民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笠虽然请郑介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基干。以后郑介民才介绍了一些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 郑介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笠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介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介民知道蒋介石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笠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1933年特务处与陈立夫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介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郑介民为人谨慎但却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说话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这种表现让人认为他很随和。 在这个时期内，郑介民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介石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笠急电把他召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介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郑介民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他去，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介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属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去，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介民表示好感。由手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了郑介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介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派郑介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刚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笠便急电郑介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一同赶到古北口。郑介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3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介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受委派去欧洲考察，受益匪浅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欧洲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一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过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介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写成报告，由戴笠整理送给蒋介石。戴笠参照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笠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介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介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如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委员长蒋介石自兼社长的，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介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地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介石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介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介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介民等在德国时，曾多次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他们。希特勒对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时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关系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介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介民问长问短，请他为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忙人。 郑介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介石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笠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高侨伊望中将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介石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介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介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在搞暗杀和分化等方面却远不如郑介民有经验。 郑介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介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租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介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斥责，令郑介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 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介石，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除一面派大军镇压外，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介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部航空部队飞行员陈振兴以后，又以40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介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戴笠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济棠部的活动。 陈济棠等反蒋介石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介民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他很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介民这次去见蒋介石，自然又得到一番奖励。蒋介石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全部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力量。 蒋介石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介石不让郑介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让郑介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介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笠也了解郑介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人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介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笠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介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人凤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不大感兴趣，可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子。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不但郑介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介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介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介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介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介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介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介石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介石认为郑介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介民又一次感到大失所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介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时，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生，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能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家，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 郑介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缩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介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在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了“中苏情报合作所”的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查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 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查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郑介民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学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笠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笠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介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如该所的科长阔气。 郑介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去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地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均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准确判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 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由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苏方提供有关日寇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1942年前后，戴笠又要郑介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将介石提出。蒋介石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破，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介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后悔不听郑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惨败。蒋介石便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菲尔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介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1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介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介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介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指出6月初很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狗皮膏药，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是暗示他消息灵通。 郑介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陪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鞍前马后十分卖力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有消息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委任郑介民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任命。 郑介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经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国人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国人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介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都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后来，美国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共活动。 郑介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服，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那次他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帅的跟班，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大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3年，郑介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介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介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了。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介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介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介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介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介民第一次去见司徒雷登的时候，两人一谈就谈了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兴致。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介民都赶去迎接。司徒雷登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介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外国佬，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介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四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介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为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介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介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介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介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拦截，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蒋介石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介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介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介民也是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蒋介石回国后，还特地嘉奖了郑介民的保卫工作，说他做得好，郑介民为此高兴了三天。 歪曲事实，破坏国共和谈，一生反共最积极，却又最害怕共产党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笠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办协助郑介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笠认为蒋介石挑选郑介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介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笠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子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指手画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打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介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100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请他立即回重庆。郑介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断身，改为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大家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介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地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介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介民的领导下继承戴笠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人凤请郑介民训话。郑介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小时。以后据毛人凤向人说，郑介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笠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介民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介石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纵代理郑介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介民一定在蒋介石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介石不放心，才叫唐纵来代理。唐纵也看出郑介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介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郑介民去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介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郑介民在与中共的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军统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介民汇报情况。郑介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人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同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介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介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都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况，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反共大业上，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1／3。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笠在世时他管不了，戴笠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介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介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介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到北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介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卫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郑介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 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介民亲自赶去指挥的。 一天，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介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的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介民得报后，即嘱蒋剑民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和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介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介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介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10多人。 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介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介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搜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介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介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到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介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九十四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挺锋在短期内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把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二十一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介民的老婆就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郑介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么指望，其实郑介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的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当国防部次长期间，以“军事外交家”自居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说郑介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宣布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介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介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介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介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国方面供给的。郑介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介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介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介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也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武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介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他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要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留恋，以后蒋介石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介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介石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但郑介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介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介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介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介民会同签呈保侯，郑介民怕得罪林便同意了。蒋介石看到郑介民、林蔚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介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介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人凤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介民。郑介民、毛人凤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人凤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还有那些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介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介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介民、毛人凤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厉害，等到郑介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人凤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介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介石告郑介民的状，甚至连郑介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到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介石曾当面问郑介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介民狼狈不堪，无词对答。但蒋介石对他还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介石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介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特别是朝军队方面。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但蒋介石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国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他在当国防部次长期间，对美国方面的客人很客气，照顾得也很周到，平日家里总缺少不了那些“洋大人”的身影，而他也以“军事外交家”自居。实际上，他并未为蒋介石拉来一分钱的美援，倒是结交了一些美国朋友。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介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没有做成。 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是“老奸巨滑”。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稀里糊涂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滑”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的人，他自己见到毛人凤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介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笠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介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介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人凤说，郑介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没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介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军统老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介民，请郑介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介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介民便不很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介民不担不去找蒋介石，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贪污敛财的手段相当“高明”，自己一向假装“清廉”，却让老婆出面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都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介石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介石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本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介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介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介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介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介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亲自动手。 1946年秋天，军统决定把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其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醉的关系也很好。陆向沈醉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沈醉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2两多，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介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叫沈醉去听电话。郑介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醉帮助陆购汽油1000大桶，随同所购的物品一同运往重庆。沈醉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沈醉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醉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介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然把他家里的东西偷去少。郑介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对稽查处、警察局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介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介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人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介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到1949年6月，身在广州的郑介民就在替自己的后路着急了，他很清楚国内的局势，他曾经多次对人说，在大陆呆的时间不多了。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前，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赶办赴美国手续中，—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面。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而是直接由美回台。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任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因脑溢血死于台北的别墅里，终年62岁。死后，国民党当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致悼词，并追赠其为一级陆军上将。 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 外表斯文，态度冷静，在黄埔受训时经常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深得其信任；胆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军统中有名的阴谋家，被称为“智多星”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省酃县，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下属，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纵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介石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介石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有公开的身份，是某军队的参谋，后来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 唐纵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戴笠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纵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通知下属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介石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人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人反蒋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其秘密逮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介石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人民的统治办法。唐纵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和几个同事吃饭时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纵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笠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办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外人并不清楚。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了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 唐纵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兴趣不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蒋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介石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沈醉谈戴笠死的情况。沈醉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完后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沈醉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沈醉正要走，他又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介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人凤先生当副局长，在郑介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表。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他还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沈醉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沈醉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介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处理“李、闻血案”大伤脑筋 戴笠死之后，蒋介石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笠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纵突然向毛人凤要戴笠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纵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介石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介石连续找唐纵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这个规划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希望毛人凤去劝劝他，毛人凤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纵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暗地里说：“唐纵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纵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纵、郑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纵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介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纵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纵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共产党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纵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虽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管不了，但在他的计划里，警察机关是可以管保安团队的，可见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纵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终于实现了唐纵的计划。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纵是用什么方法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的。 后来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时透露，原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纵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纵。 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纵在向蒋介石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纵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纵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时，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10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这场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纵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纵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纵这样质问，怀疑唐纵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没有？”唐纵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纵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真相，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纵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纵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纵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纵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以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纵的身上，两个人弄得都不讲话。唐纵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有一天，唐纵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几个处长说：“唐纵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了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纵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定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唐纵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纵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6、7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到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要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人民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成为了昙花一现，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纵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约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派出所进行搜查，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他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中正”的假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会仍不满意他这们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一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反共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据说，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繁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纵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反共却都是“老手”，唐纵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还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经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万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人凤叫下属完全由保密局开支。那个下属故意说，既是两个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人凤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政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人凤认为唐纵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纵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纵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人凤两人从中活动，自然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唐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费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是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纵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目的是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介石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关照“内部”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唐纵彻查此事。但唐纵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执行任务时还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他们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毛人凤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上任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纵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志，制定各种奖章。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拒绝。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后，唐纵对别人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会不高兴。” 听了这句话，大家才明白过来。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击垮对手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笠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经常去找他。他当了上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他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纵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纵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刚当上署长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军统大佬级人物——唐纵 外表斯文，态度冷静，在黄埔受训时经常给蒋介石打“小报告”，深得其信任；胆子很小，生怕遭人暗算，军统中有名的阴谋家，被称为“智多星” 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于湖南省酃县，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下属，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纵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介石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介石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介石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介石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有公开的身份，是某军队的参谋，后来在南京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部情报处主任秘书，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纵帮助戴笠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 唐纵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笠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纵。戴笠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纵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通知下属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介石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人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人反蒋介石分子在某地秘密会，问唐纵怎么办。唐纵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其秘密逮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介石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介石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纵非常满意。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纵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介石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人民的统治办法。唐纵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和几个同事吃饭时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纵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纵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笠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那一套办法。唐纵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外人并不清楚。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了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作法。 唐纵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纵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纵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笠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纵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纵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人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 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介石推荐唐纵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纵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唐纵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纵再度去到蒋介石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4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6个组，唐纵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派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介石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怕这个单位被CC派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介石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唐纵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介石决定提升唐纵为组长，唐纵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要大家都尊重唐纵。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介石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笠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 唐纵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笠为了要拉拢唐纵，便规定要对唐纵在生活上予以补助。唐纵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但是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纵一笔现款，也是交给唐纵的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笠多抽出时间与美合作，才手令派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纵才自己开口向戴笠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纵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纵并没有遵照戴笠的意思去做，而另有打算。有一次，戴笠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笠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介石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就叫一个亲信去找唐纵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纵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介石看。那个亲信当晚去找唐纵，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唐纵听对方说明来意之后，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量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那个亲信回去把他的话告诉了戴笠。戴笠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纵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纵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想把他拉拢，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身边的人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戴笠因此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了唐纵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戴笠，唐纵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 唐纵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介石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漏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听不到他说什么机密的问题。 生活清苦，办事拘谨，极力拥护蒋介石，在戴笠死后开始发迹 1943年以后，唐纵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时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的回答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 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纵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埋头在他办公桌上，他的生活很清苦，有时候一天就吃两餐便饭，但是他办事拘谨，对每一件送给蒋介石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纵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外，还指示沈醉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的“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兴趣不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纵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蒋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介石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介石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介石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唐纵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神话般的东西来。他从当时跟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同时也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纵极力拥护蒋介石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好像中国所以落后和受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纵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介石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那些人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一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介石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介石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介石看，曾受到蒋介石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 唐纵为讨好蒋介石，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过问。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笠看到唐纵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笠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戴笠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纵也看得很清楚，但他并不很感激。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纵，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介石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一个亲信在他出任参军时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差不多。”那个亲信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纵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介石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介石报告，或备充蒋介石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纵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纵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谈。到场的人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沈醉。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人凤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人凤不欢迎唐纵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人凤一样认为唐纵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介民一向不注意小节，而且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介民继任，等于由毛人凤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人凤再三叮嘱，沈醉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纵，并把毛人凤的决定告诉了他，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 当沈醉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纵打电话找沈醉去他家。沈醉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沈醉谈戴笠死的情况。沈醉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完后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 沈醉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沈醉正要走，他又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介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人凤先生当副局长，在郑介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表。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他还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笠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沈醉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沈醉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介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处理“李、闻血案”大伤脑筋 戴笠死之后，蒋介石对唐纵更加重视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笠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纵突然向毛人凤要戴笠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纵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介石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介石连续找唐纵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这个规划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希望毛人凤去劝劝他，毛人凤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纵非常高兴，因他从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暗地里说：“唐纵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纵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快定，大致如下：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纵、郑介民、秘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纵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介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纵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纵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共产党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纵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虽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管不了，但在他的计划里，警察机关是可以管保安团队的，可见他的野心之大。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纵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终于实现了唐纵的计划。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不明白唐纵是用什么方法使蒋介石同意他的计划的。 后来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时透露，原来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介石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纵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纵。 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纵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 他刚刚成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急电召唐纵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纵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人凤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人凤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碰上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后来还是毛人凤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和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叫他们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李肖白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纵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呆了几天，有人说唐纵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但实际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马上带沈醉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4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沈醉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纵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纵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介石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纵在向蒋介石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纵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纵回到南京，毛人凤请他吃饭时，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6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10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这场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纵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纵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纵这样质问，怀疑唐纵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纵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没有？”唐纵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纵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真相，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纵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纵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纵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纵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以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纵的身上，两个人弄得都不讲话。唐纵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还是没有避免。有一天，唐纵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几个处长说：“唐纵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了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纵的建议下，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定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纵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为止，唐纵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纵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6、7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到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要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纵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警保自卫队队员职务划分办法”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人民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成为了昙花一现，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纵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约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派出所进行搜查，唐纵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他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中正”的假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会仍不满意他这们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一直到全国解放也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蒋介石退踞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持发动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纵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绥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纵上台后一直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了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有煮一个被支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起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死或跑。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便找唐纵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唐纵便叫沈醉去查明真实情况。沈醉到重庆后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沈醉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他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纵。唐纵听完沈醉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沈醉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沈醉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让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他最怕见新闻记者，怕一言不当而引来祸事。 洞察先机，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反共的准备工作，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纵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纵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察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纵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纵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唐纵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纵的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官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纵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会的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纵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沿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批示唐纵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纵请求蒋介石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介石没有答应。事后据唐纵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介石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纵从这年春天开始就作准备，由于蒋介石的军队一再惨败，人员召不齐，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唐纵对此异常注意，曾三令五申叫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动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唐纵对邱开基很不满意，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纵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集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纵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纵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纵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勘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纵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作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扰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唐纵，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作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后来据毛人凤说，并不是唐纵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纵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要求警察总署做到“不浪费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却在人事问题上一直吃力不讨好 唐纵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搞了一些名堂。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部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纵一上台就叫嚷要制订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订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纵认为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据说，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繁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纵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可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亟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反共却都是“老手”，唐纵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还接收了原中美所的警械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经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万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人凤叫下属完全由保密局开支。那个下属故意说，既是两个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人凤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政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伎，希望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人凤认为唐纵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纵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纵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人凤两人从中活动，自然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唐纵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费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是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纵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目的是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介石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关照“内部”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介石要唐纵彻查此事。但唐纵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执行任务时还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人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他们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上任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毛人凤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上任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纵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志，制定各种奖章。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拒绝。 有一次在喝酒喝多了之后，唐纵对别人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会不高兴。” 听了这句话，大家才明白过来。 和李士珍形同水火，在蒋经国的帮助下击垮对手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笠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经常去找他。他当了上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他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纵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他合作而消除嫌怨。李士珍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纵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刚当上署长不久，有人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他又笑了笑，补充说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了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纵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介石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纵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介石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懂得蒋介石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介石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 唐纵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符合蒋介石的心理，因而使他这个“外行”比李士珍那个“内行”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士珍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纵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纵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纵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士珍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纵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纵和李士珍两人从当初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发展到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纵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正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 唐纵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介石总是非常高兴采纳，所以唐纵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纵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权衡之后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这天，蒋介石把唐纵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纵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警察局最高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抗战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纵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8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4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4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和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的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了解到了。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纵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找唐纵问话，唐纵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是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会是由唐纵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校，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身边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了。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重视，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纵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纵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后来唐纵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最终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纵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对“党国”的前途充满悲观，认为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政策 唐纵任署长之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下属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部交给唐纵。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纵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纵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纵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答复使唐纵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纵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拔，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拔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纵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纵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告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纵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纵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从1947年夏天开始，唐纵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来。郑介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掌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纵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纵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纵，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纵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 到1949年4月，唐纵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高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纵还在故作镇静不送他的老婆和孩子们走。有人问唐纵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了。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说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 他的话中充满着悲观情绪。 几个月后，唐纵从上海坐飞机离开了大陆。到台湾后的第二年，他被蒋介石派往韩国任驻韩国大使，1954年回台后先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农民银行”总裁等要职。1976年蒋介石病逝后，他在家中伤心了一个多月，1981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6岁。 复兴社台柱——贺衷寒 “五四”学运时曾是武汉地区学生界“领袖”，因湖南黄（爱）庞（人铨）案件时抨击赵恒锡被捕，几乎命丧囹圄 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贺衷赛，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站在反共的潮头，所作所为，远非蒋介石手下的其他大小特务可比。他除了具有比较深的资历以外，还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又结合了他诡谲的心机，使他在国民党政训系统和复兴社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他野心膨胀，羽翼丰满，使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提防再三，这位“天子门生”不仅始终未能获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变的“讨逆”声中，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而立加冷落，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 贺衷寒，号君山。湖南岳阳人，生于1899年腊月初五（公历为1900年1月5日），他父亲是乡里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切，因此很早便督促贺衷寒读史学经。贺聪明好学，在私塾里很快学完《四书》、《五经》，又在先生的教育下读《资治通鉴》。1915年，贺衷寒入武汉旅鄂中学学习。由于他基础较好，国文颇佳，每篇作文都被学校公布“传观”，为此得到湖南省“公费”。他还擅长书法，写得一手艺术性的双勾字，也喜欢诗词，常作诗叙怀。在此期间，他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深为梁那种忧国忧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当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华大地民怨沸腾，反对签约的斗争此起彼伏。贺衷寒在学校也投入了这场斗争，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在校被推为学生代表，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由于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较高的组织才能，所以，1920年被武汉学生会推选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并于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对苏俄的考察，他认为，苏俄的政治比中国进步，但人民的经济生活仍十分艰苦，不但未因革命而稍见改善，反而因国外压力而日趋恶化，因此，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完成。正是在此时，贺衷寒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并因思想激进而崭露头角。 从苏俄回国后，贺衷寒在武昌的一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了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不久，贺衷寒又到长沙，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批语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但思想尚未定型，对人对事全凭狂热。他在长沙曾联络失学失业学生示威，征求各校社团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抨击卖国政府，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 当时，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领导长沙工人斗争，被湖南督军赵恒锡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义愤撰稿《黄庞案之真相》，对赵恒锡大加抨击，替死者鸣冤。赵恒锡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两省议员的保释而出狱，但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识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和封建军阀的暴戾，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 出狱后，贺衷寒回到岳阳，家人相见，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贺衷寒向家人申明大义，又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南京。他本打算入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但后来认为国家问题的解决，光靠笔杆子是不行的，必须用枪杆子来求得根本解决。时值黄埔军校在全国招生，贺衷寒因向往孙中山革命来号召，便经上海转往广东投考黄埔军校。不料当他到达上海轮船码头时，轮船刚离岸开往江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轮，幸被当时投考黄埔军校之一船客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他向援助他的人询问姓名，才知道这个人是胡宗南，也是赴广州黄埔军校报考的。所以二人后来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私交甚深。 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正如黄埔校歌上所说：“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贺衷寒入校后，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认真钻研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以充沛的精力在学员中组织社会活动，所以很快得到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的青睐，蒋介石对他也很重视。1924年11月，黄埔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政治部从黄埔迁往广州省城分校，校本部设分部留守，由贺衷寒与李之龙负责。 1月下旬，为团结黄埔及广州革命青年军人，扩大革命影响，由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四人组织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该地正式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他当时在《青年军人》第一期上发表了《青年军人与军阀》一文，历数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斗。 在黄埔军校成为反共先锋，与中共党员李之龙发生格斗，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声名狼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1925年2、3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黄埔学生闻讯，人心颇为不安，右派势力乘机加紧活动。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谢持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大沙头医院，说是养病，却经常到黄埔军校游说。他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贺衷寒、曾扩情等人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还说共产党名为与国民党合作，实则是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旦得逞，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在谢持等国民党党员的煽动和拉拢下，贺衷寒迅速右转，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东征时的梅县集会上，还与共产党员李之龙发生了格斗。为了对抗共产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人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于4月间在梅县筹备成立了另一个军人组织——中山主义学会（后改称为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潘佑强为主要负责人。 1925年8月，广东国民党政府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贺衷寒被任为该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刘峙）。为了从舆论上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共产党，9月25日，贺衷寒等人主办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作为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借此极力反对三大政策，中伤共产党，攻击国民党左派。由于他积极反共、又能写会道，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党争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 1926年3月，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这是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作为自己工具的开始。贺衷寒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同年4、5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人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抵达苏联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贺衷寒此次赴苏与第一次苏俄考察，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在他看来，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员，遂以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制止，同时也未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他们又着手成立中山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分会。因为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的时候，有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他们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贺衷寒则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他们。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不得不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7年贺衷寒回国后，积极追随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他同邓文仪、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同年11月，贺衷寒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奉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从广州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办浙江军事训练班，主持训练事宜。1928年4月又转往南京训练。7月，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9年下半年，贺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研究军事、政治。1931年回国后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他在日本学习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纷纷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衷寒在日本期间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正值蒋介石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于是，他凭着从日本取来的“真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名列复兴社四大台柱之首，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倾轧，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当时所苦思焦虑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怎样更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器，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 蒋介石惯用骂人的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11月间，他一连几次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等黄埔学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个题目，叫你去作文章。当贺衷寒等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是要他们成立秘密拥蒋组织时，蒋介石已迫于形势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滕杰、周复、康泽等5人为筹备代表。第二天又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搞成这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文件。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按“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由于贺衷寒是最初酝酿和筹备复兴社，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骨干，因而被称“十三太保”之一。又由于他是政训系统的头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论，因而在复兴社和黄埔系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贺衷寒自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从事军政训练和政治宣传工作，从1932年至1936年，又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军队党务处处长、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另外还有曾扩情、邓文仪、袁守谦、刘咏尧、蒋坚忍等人。他们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萧赞育居第二交椅。该派势力不小，连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是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一些留俄学生归国后，便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贺衷寒也参加了这一争夺的角逐。1933年下半年，留俄学生200多人发起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为名誉理事，贺衷寒、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王懋功、王陆一、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段诗园、梁干乔等30多人为理事。因为蒋介石也到过苏联，为壮大留俄同学会的声誉，推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又选举贺衷寒为理事长，段诗园为总干事。在成立大会之前，曾发生一番明争暗斗。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留俄学生有50多人，连同复兴社的共计100多人，他们自命为留俄同学会的主干，急欲得到理事长一席，以便控制这个组织。但是，非黄埔军校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留俄学生人数也不少。他们想以改组派的谷正纲或比较超然的王陆一任理事长。经过一番争斗，最后才决定以贺衷寒为理事长，以改组派的段诗园为总干事。总干事是负实际责任的，所以，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的控制。但贺衷寒并甘心，为扩大本系统的实力，他又有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对他们加以劝导和利诱。因此，许多留俄学生都被他们拉入了军队党务、政治系统。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前途》月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并在南昌主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演讲却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提供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都不像邓文仪那样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堆积，而是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个人主义被两种态度所维系：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家族主义，两者都是建筑在感情上的个人主义。”“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要求中国军事的统一，便是要做到军权、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也就是‘舍国家无政治，一切权力属于国家’”。“统一的力量源于信仰，信仰包含有两种意向，从抽象方面说，信仰在于主义；从具体方面说，信仰在于领袖，换句话说，信仰领袖，才能达到统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介石反共，所以，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滕杰。他资历较浅（黄埔四期生），能力也弱，并且和贺衷寒的私交很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不久，滕杰去职，由贺衷寒继任。贺担任复兴社书记后，因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使蒋介石不满，所以后来被外调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长，复兴社书记一职由萧赞育代理。复兴社第三任书记是酆悌。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个性乖僻，每以“特立独行”自负，与各派摩擦日甚。1935年贺衷寒回南京后，便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随后，复兴社的书记长由刘健群接任。但刘不是黄埔出身，被人称为“螟蛉子”，贺衷寒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1936年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复兴社书记长。但他曾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蒋介石撤销了他一切公开职务。后来蒋介石考虑到某些原因，又重新起用邓文仪，将其外放苏联任驻苏武官。邓文仪东山再起后，格外谨慎小心，再加上他与贺衷寒关系甚密，所以大事小事均由贺衷寒定夺。这样，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是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被骂得失声痛哭 贺衷寒从黄埔军校时起，就积极追随蒋介石，可称得上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由于他办事有一股狂热，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因而在黄埔学生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但他不知功高震主，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使得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设防再三。 贺衷寒早年曾游览岳阳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当他得知彼山为秦始皇南巡泊停而得名时，便给自己起了个号为君山。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到社会上去闯一番秦始皇的事业。进入黄埔军校后，他又十分羡慕和崇敬蒋介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蒋介石那样掌握兵柄。1927年他在杭州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时，就想从此转入带兵。这一点倒是承袭了他的“领袖”和“校长”的衣钵。但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就偏不让他去当带兵官，而只让搞政训工作。贺衷寒既然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成为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于是，他以此为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 最初，他曾与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未来的政治领袖了。可是后来陈诚愈爬愈高，渐渐就不把他放在眼中，而且日益疏远。之后，他又和胡宗南互相表示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因人而宜，用各种方式方法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在复兴社中，他也自居于第一把交椅，视其那些“太保”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认为胡宗南既管军队，自己在复兴社中就应该当仁不让，作主称尊。 贺衷寒每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是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按理说，像他这样一个有资历、有能力、有势力的人物，应该是无往不利的了。可是，贺衷寒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并不算怎样得意。原因在于贺衷寒虽在复兴社中具有相当的势力的人物，无奈这个组织是蒋介石亲自掌握的，酆悌、康泽、戴笠等人又都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野心。并且蒋介石也早就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所以复兴社书记一职总是不断换人。这也就是蒋介石用人的一种手段，即调来调去，使你不能在某一方面生根滋长，以至于尾大不掉，不利于他控制。所谓“人主之心，臣安可不知也！”贺衷寒也并非不了解蒋介石，只是没有办法罢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贺衷寒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同时，他又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会对他面面有利：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所获亦必不小。岂料由于中共的调停，张、杨终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亦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立遭冷眼。 据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见到何应钦就声色俱厉地说：“敬之，我还未死，你就要当领袖吗？”在杭州，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贺失声大哭，蒋介石忿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从此，贺衷寒便一蹶不振，与何应钦一样，都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何、贺获咎，是因为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的活动都已为戴笠所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和倾陷。所以，贺衷寒虽有复兴社加黄埔系的双重身份，但阴狠猜忌成性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对蒋介石观察入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便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此举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命回国，仍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是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在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出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贺衷寒任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他以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终日与周恩来及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明争暗斗。 1938年7月，蒋介石将复兴社并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政治部所有职务，在重庆蛰伏一时。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 1940年春，贺衷寒住在重庆，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心境颇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兼湖北省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萧作霖吃腊狗腿。萧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对萧作霖说了一番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介石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亲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错’！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贺衷寒的这番话，虽然夹杂着一些牢骚气味，但他对蒋介石的观察，应该说是入微的。当然，贺衷寒在反共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国民党统治上，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1942年4月，贺衷寒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9月又改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后来又兼任《扫荡报》（后改称《和平日报》）社社长，主持抗日反共宣传工作。时人针对他的工作拟了一副对联：劳而无功，动辄得咎；横额：如何了局。他苦笑道：“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3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1945年5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3月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11月，贺衷寒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伪制宪国民大会，并任主席团成员。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蒋介石要使用西北胡宗南大军，而驻兰州的马步芳、马鸿逵却不与胡合作，因而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调解胡宗南与二马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是，二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积极处理、运藏搜刮来的金条，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调解任务无法完成，贺衷寒只好电告国防部，怅然而归。 1947年7月，贺衷寒任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办公厅主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也随即辞职，后随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贺衷寒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54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任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响应蒋介石号召，辞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后，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戒除烟酒，注重保养身体，争取年寿。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伽术。对于英、俄、日、德诸国文均能阅读。 1971年5月9日贺衷寒因胃癌去世。死后被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 复兴社台柱——贺衷寒 “五四”学运时曾是武汉地区学生界“领袖”，因湖南黄（爱）庞（人铨）案件时抨击赵恒锡被捕，几乎命丧囹圄 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贺衷赛，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站在反共的潮头，所作所为，远非蒋介石手下的其他大小特务可比。他除了具有比较深的资历以外，还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又结合了他诡谲的心机，使他在国民党政训系统和复兴社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他野心膨胀，羽翼丰满，使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提防再三，这位“天子门生”不仅始终未能获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变的“讨逆”声中，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而立加冷落，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 贺衷寒，号君山。湖南岳阳人，生于1899年腊月初五（公历为1900年1月5日），他父亲是乡里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切，因此很早便督促贺衷寒读史学经。贺聪明好学，在私塾里很快学完《四书》、《五经》，又在先生的教育下读《资治通鉴》。1915年，贺衷寒入武汉旅鄂中学学习。由于他基础较好，国文颇佳，每篇作文都被学校公布“传观”，为此得到湖南省“公费”。他还擅长书法，写得一手艺术性的双勾字，也喜欢诗词，常作诗叙怀。在此期间，他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深为梁那种忧国忧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当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华大地民怨沸腾，反对签约的斗争此起彼伏。贺衷寒在学校也投入了这场斗争，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在校被推为学生代表，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由于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较高的组织才能，所以，1920年被武汉学生会推选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并于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对苏俄的考察，他认为，苏俄的政治比中国进步，但人民的经济生活仍十分艰苦，不但未因革命而稍见改善，反而因国外压力而日趋恶化，因此，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完成。正是在此时，贺衷寒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并因思想激进而崭露头角。 从苏俄回国后，贺衷寒在武昌的一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了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不久，贺衷寒又到长沙，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批语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但思想尚未定型，对人对事全凭狂热。他在长沙曾联络失学失业学生示威，征求各校社团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抨击卖国政府，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 当时，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领导长沙工人斗争，被湖南督军赵恒锡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义愤撰稿《黄庞案之真相》，对赵恒锡大加抨击，替死者鸣冤。赵恒锡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两省议员的保释而出狱，但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识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和封建军阀的暴戾，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 出狱后，贺衷寒回到岳阳，家人相见，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贺衷寒向家人申明大义，又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南京。他本打算入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但后来认为国家问题的解决，光靠笔杆子是不行的，必须用枪杆子来求得根本解决。时值黄埔军校在全国招生，贺衷寒因向往孙中山革命来号召，便经上海转往广东投考黄埔军校。不料当他到达上海轮船码头时，轮船刚离岸开往江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轮，幸被当时投考黄埔军校之一船客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他向援助他的人询问姓名，才知道这个人是胡宗南，也是赴广州黄埔军校报考的。所以二人后来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私交甚深。 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正如黄埔校歌上所说：“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贺衷寒入校后，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认真钻研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以充沛的精力在学员中组织社会活动，所以很快得到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的青睐，蒋介石对他也很重视。1924年11月，黄埔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政治部从黄埔迁往广州省城分校，校本部设分部留守，由贺衷寒与李之龙负责。 1月下旬，为团结黄埔及广州革命青年军人，扩大革命影响，由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四人组织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该地正式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他当时在《青年军人》第一期上发表了《青年军人与军阀》一文，历数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斗。 在黄埔军校成为反共先锋，与中共党员李之龙发生格斗，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声名狼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1925年2、3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黄埔学生闻讯，人心颇为不安，右派势力乘机加紧活动。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谢持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大沙头医院，说是养病，却经常到黄埔军校游说。他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贺衷寒、曾扩情等人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还说共产党名为与国民党合作，实则是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旦得逞，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在谢持等国民党党员的煽动和拉拢下，贺衷寒迅速右转，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东征时的梅县集会上，还与共产党员李之龙发生了格斗。为了对抗共产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人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于4月间在梅县筹备成立了另一个军人组织——中山主义学会（后改称为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潘佑强为主要负责人。 1925年8月，广东国民党政府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贺衷寒被任为该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刘峙）。为了从舆论上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共产党，9月25日，贺衷寒等人主办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作为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借此极力反对三大政策，中伤共产党，攻击国民党左派。由于他积极反共、又能写会道，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党争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 1926年3月，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这是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作为自己工具的开始。贺衷寒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同年4、5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人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抵达苏联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贺衷寒此次赴苏与第一次苏俄考察，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在他看来，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员，遂以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制止，同时也未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他们又着手成立中山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分会。因为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的时候，有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他们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贺衷寒则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他们。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不得不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7年贺衷寒回国后，积极追随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他同邓文仪、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同年11月，贺衷寒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奉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从广州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办浙江军事训练班，主持训练事宜。1928年4月又转往南京训练。7月，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9年下半年，贺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研究军事、政治。1931年回国后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他在日本学习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纷纷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衷寒在日本期间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正值蒋介石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于是，他凭着从日本取来的“真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名列复兴社四大台柱之首，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倾轧，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当时所苦思焦虑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怎样更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器，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 蒋介石惯用骂人的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11月间，他一连几次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等黄埔学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个题目，叫你去作文章。当贺衷寒等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是要他们成立秘密拥蒋组织时，蒋介石已迫于形势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滕杰、周复、康泽等5人为筹备代表。第二天又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搞成这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文件。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按“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由于贺衷寒是最初酝酿和筹备复兴社，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骨干，因而被称“十三太保”之一。又由于他是政训系统的头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论，因而在复兴社和黄埔系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贺衷寒自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从事军政训练和政治宣传工作，从1932年至1936年，又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军队党务处处长、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另外还有曾扩情、邓文仪、袁守谦、刘咏尧、蒋坚忍等人。他们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萧赞育居第二交椅。该派势力不小，连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是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激烈，一些留俄学生归国后，便成为各方拉拢的对象，贺衷寒也参加了这一争夺的角逐。1933年下半年，留俄学生200多人发起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于右任、冯玉祥、邵力子为名誉理事，贺衷寒、邓文仪、萧赞育、刘咏尧、王懋功、王陆一、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段诗园、梁干乔等30多人为理事。因为蒋介石也到过苏联，为壮大留俄同学会的声誉，推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又选举贺衷寒为理事长，段诗园为总干事。在成立大会之前，曾发生一番明争暗斗。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留俄学生有50多人，连同复兴社的共计100多人，他们自命为留俄同学会的主干，急欲得到理事长一席，以便控制这个组织。但是，非黄埔军校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留俄学生人数也不少。他们想以改组派的谷正纲或比较超然的王陆一任理事长。经过一番争斗，最后才决定以贺衷寒为理事长，以改组派的段诗园为总干事。总干事是负实际责任的，所以，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的控制。但贺衷寒并甘心，为扩大本系统的实力，他又有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对他们加以劝导和利诱。因此，许多留俄学生都被他们拉入了军队党务、政治系统。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前途》月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并在南昌主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演讲却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提供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都不像邓文仪那样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堆积，而是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个人主义被两种态度所维系：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家族主义，两者都是建筑在感情上的个人主义。”“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要求中国军事的统一，便是要做到军权、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也就是‘舍国家无政治，一切权力属于国家’”。“统一的力量源于信仰，信仰包含有两种意向，从抽象方面说，信仰在于主义；从具体方面说，信仰在于领袖，换句话说，信仰领袖，才能达到统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介石反共，所以，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滕杰。他资历较浅（黄埔四期生），能力也弱，并且和贺衷寒的私交很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不久，滕杰去职，由贺衷寒继任。贺担任复兴社书记后，因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使蒋介石不满，所以后来被外调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长，复兴社书记一职由萧赞育代理。复兴社第三任书记是酆悌。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个性乖僻，每以“特立独行”自负，与各派摩擦日甚。1935年贺衷寒回南京后，便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随后，复兴社的书记长由刘健群接任。但刘不是黄埔出身，被人称为“螟蛉子”，贺衷寒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1936年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复兴社书记长。但他曾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蒋介石撤销了他一切公开职务。后来蒋介石考虑到某些原因，又重新起用邓文仪，将其外放苏联任驻苏武官。邓文仪东山再起后，格外谨慎小心，再加上他与贺衷寒关系甚密，所以大事小事均由贺衷寒定夺。这样，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是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被骂得失声痛哭 贺衷寒从黄埔军校时起，就积极追随蒋介石，可称得上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由于他办事有一股狂热，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因而在黄埔学生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但他不知功高震主，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使得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设防再三。 贺衷寒早年曾游览岳阳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当他得知彼山为秦始皇南巡泊停而得名时，便给自己起了个号为君山。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到社会上去闯一番秦始皇的事业。进入黄埔军校后，他又十分羡慕和崇敬蒋介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蒋介石那样掌握兵柄。1927年他在杭州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时，就想从此转入带兵。这一点倒是承袭了他的“领袖”和“校长”的衣钵。但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就偏不让他去当带兵官，而只让搞政训工作。贺衷寒既然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成为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于是，他以此为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 最初，他曾与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未来的政治领袖了。可是后来陈诚愈爬愈高，渐渐就不把他放在眼中，而且日益疏远。之后，他又和胡宗南互相表示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因人而宜，用各种方式方法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在复兴社中，他也自居于第一把交椅，视其那些“太保”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认为胡宗南既管军队，自己在复兴社中就应该当仁不让，作主称尊。 贺衷寒每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是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按理说，像他这样一个有资历、有能力、有势力的人物，应该是无往不利的了。可是，贺衷寒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并不算怎样得意。原因在于贺衷寒虽在复兴社中具有相当的势力的人物，无奈这个组织是蒋介石亲自掌握的，酆悌、康泽、戴笠等人又都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野心。并且蒋介石也早就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所以复兴社书记一职总是不断换人。这也就是蒋介石用人的一种手段，即调来调去，使你不能在某一方面生根滋长，以至于尾大不掉，不利于他控制。所谓“人主之心，臣安可不知也！”贺衷寒也并非不了解蒋介石，只是没有办法罢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贺衷寒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同时，他又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会对他面面有利：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所获亦必不小。岂料由于中共的调停，张、杨终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亦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立遭冷眼。 据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见到何应钦就声色俱厉地说：“敬之，我还未死，你就要当领袖吗？”在杭州，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贺失声大哭，蒋介石忿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从此，贺衷寒便一蹶不振，与何应钦一样，都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何、贺获咎，是因为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的活动都已为戴笠所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和倾陷。所以，贺衷寒虽有复兴社加黄埔系的双重身份，但阴狠猜忌成性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对蒋介石观察入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便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此举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命回国，仍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是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在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出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贺衷寒任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他以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终日与周恩来及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明争暗斗。 1938年7月，蒋介石将复兴社并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政治部所有职务，在重庆蛰伏一时。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 1940年春，贺衷寒住在重庆，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心境颇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兼湖北省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萧作霖吃腊狗腿。萧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对萧作霖说了一番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介石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亲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错’！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贺衷寒的这番话，虽然夹杂着一些牢骚气味，但他对蒋介石的观察，应该说是入微的。当然，贺衷寒在反共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国民党统治上，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1942年4月，贺衷寒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9月又改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后来又兼任《扫荡报》（后改称《和平日报》）社社长，主持抗日反共宣传工作。时人针对他的工作拟了一副对联：劳而无功，动辄得咎；横额：如何了局。他苦笑道：“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3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1945年5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3月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11月，贺衷寒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伪制宪国民大会，并任主席团成员。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蒋介石要使用西北胡宗南大军，而驻兰州的马步芳、马鸿逵却不与胡合作，因而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调解胡宗南与二马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是，二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积极处理、运藏搜刮来的金条，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调解任务无法完成，贺衷寒只好电告国防部，怅然而归。 1947年7月，贺衷寒任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办公厅主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也随即辞职，后随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贺衷寒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54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任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响应蒋介石号召，辞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后，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戒除烟酒，注重保养身体，争取年寿。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伽术。对于英、俄、日、德诸国文均能阅读。 1971年5月9日贺衷寒因胃癌去世。死后被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 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非浙籍黄埔生中，是少数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邓文仪，字雪冰，1906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摆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 1924年初，即在他19岁那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当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湖南，三汀八泽的许多青年纷纷报名投考，邓文仪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也参加了考试。经在湖南初试后，又到上海、广州通过复试，被正式录取，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大队第一步兵队学习。入校后不久，他即结识了湖南籍同学贺衷寒、陈明仁等，后来还认识了陈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笃信“有军则有权”，视军队如生命。因此，黄埔军校一开办，他就千方面计地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不仅在教职员中网罗亲信，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学生中物色对象。他经常利用集体训话、个别谈话、走访学生生活区、视察学习区等方式与学生接近，对中意的学生给予笼络。邓文仪就是在一次座谈讨论会上引起蒋介石注意的。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存在着革命的反革命两种思想的势力的斗争，围绕一些原则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蒋介石表面摆出一副超脱、公允的样子，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但实际上对每个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观点十分留心。在一次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讨论会上，邓文仪认为，国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国家。其他党派只有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存在，否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蒋介石觉得邓文仪很有思想，会后便吩咐人将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籍贯、身世和经历，并继续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邓文仪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虽诚惶诚恐，但“廷对”却颇洽“圣心”，从此受到蒋介石的垂青。 邓文仪在军校受训的半年多时间里，曾与第一队的同学一起，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到韶关，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亲自圈定邓文仪留校，任他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区队长。邓文仪初入仕途，就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开端。在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邓文仪是少有的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远东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山大学。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在人们心中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许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苏联留学。邓文仪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跃跃欲试。他觉得到苏联留学，一则可以开阔眼界，增长才识；二则可以避开战场上的厮杀。在军校毕业后，他曾率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战斗中负了伤，想起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就发怵。所以，邓文仪未经军校批准，便私自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成绩优良，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录取了。 邓文仪喜忧参半，喜的是留学有望，忧的是军校严禁第一、二期学生自愿报考，违者将受到军纪处罚。思前想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军校教育长王柏龄办公室的门，向其据实禀报，希望这位教育长开恩批准。谁知王柏龄听后大怒，斥责邓文仪说：“你不能去，你必须服从军校的命令。你擅自报考，违抗军令，要深刻反省，等候处罚。”邓文仪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与其坐等处罚，使留苏之行成为泡影，还不如到蒋介石校长那里碰碰运气。于是，他向王柏龄请了假，跑到前线去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指挥第二次东征。由于战局进展顺利，他的情绪很好。邓文仪来得正是时候。他一见蒋介石，就装出一副委曲的样子哭着说：“学生违犯军纪，特来向校长请罪。”蒋介石听他哭诉了半天，才明白邓文仪是为留学苏联而与王柏龄闹翻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邓文仪：“你到苏联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邓文仪不敢实话禀告，只好用大话来搪塞：“要看看苏俄是怎样统治国家的。” “你难道不知本校长的三令五申吗？”蒋介石厉声问道。 “学生为达目的，甘愿受处罚。”邓文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蒋介石听后竟哈哈大笑，走到邓文仪面前说：“念你求学心切，意志坚决，你可以作为中央特选的学生去苏俄学习，希望你能不负期望。”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为笑，双脚一并高声说道：“学生一定不负校长期望！” 邓文仪到苏联后，入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当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和“格柏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1932年他在江西搞特务组织时，曾对部下炫耀过这段历史。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文仪十分注意国内形势的变化，但表面却装成一个只知埋头读书的“书呆子”，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当时，康泽、郑介民、谷正纲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学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围攻、批判，显得很孤立。邓文仪十分焦急，私心劝他们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对康泽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要再顶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国，甚至连命也要搭上。”康泽等人听了，遂有所收敛。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文仪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回国。年底，斯大林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中国指导革命。邓文仪作为从中山大学选派的40名学生之一随罗易归国，次年2月到达广州。不久，邓文仪便秘密脱离共产国际代表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他一见蒋介石就表白说：“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蒋介石觉得在邓文仪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遂把他留在了身边。 为力行社、复兴社核心人物；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邓文仪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同贺衷寒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治活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 1927年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CP（即共产党）、CY（即共青团），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5月18日，他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贯彻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级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7人常务委员会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伙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极端仇共分子，组织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团。方鼎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代行校长职务。黄埔军校开始“清党”前夕，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召见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党部“清党”密电，令他执行军队“清党”任务。方鼎英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曾建议采取“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清党方式。这一建议虽然后来未能实行，但却被邓文仪等人抓住了把柄，攻击他是包庇共产党、私放共产党、破坏“清党”运动，迫使方鼎英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组织方面，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外，还倾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布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党组织。在宣传方面，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图少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了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介石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3个多月。 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极大，炙手可热，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长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便来，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的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介石对他倒也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那样疑忌，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从们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part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格柏乌”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二科”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部队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并亲任社长。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 邓文仪连续几次劝降陈赓，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终，他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将领的胸怀，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蒋介石见邓文仪劝降不成，大骂其无能。但他亲自出马，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陈赓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重返红军队伍。 与宋美龄的亲信发生矛盾，被蒋介石“发配”苏联 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了飞机十几架。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邓文仪迅即调查，限期破案。邓文仪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们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实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回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想做笔买卖，不想运气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那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是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邓文仪见到蒋介石后，装模作样地说：“报告校长，飞机场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为的，而是飞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而致。”蒋介石将信将疑，又派戴笠前去复查。戴笠早已觊觎邓文仪的职位，乘机找他的茬儿，结果与邓的汇报不一。这时，素与邓文仪有隙的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进言，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响。适逢邓文仪又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手下的亲信董仁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美龄偏袒董仁霖而压制邓文仪，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公开职务，并准备重办他，同时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后经复兴社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总算饶了邓文仪一命，但却撤销了他侍从秘书等职务，由此结束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７年的近侍生涯。此后，邓文仪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邓文仪被撤销一切分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当时，复兴社的书记长经常换人，但邓文仪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不动。他积极协助每一任书记长工作，“勤慎从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样子。时过境迁，蒋介石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邓文仪，派他前往苏联任驻苏武官。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1939年4月，邓文仪被授予少将军衔。9月，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处副处长。1940年，蒋介石任命邓文仪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协助顾祝同工作。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城府极深，尽管与邓文仪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邓文仪是蒋介石的红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邓定夺，他并不过问。因此，邓文仪便为所欲为了。 邓文仪一到第三战区，就施展其反共本领。他首先整顿了战区的“前线日报”，将一批进步人士逐出报社，在他的把持下，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攻击新四军的反动文章。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部调查专员室，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调查室的骨干分子大都是湖南籍的原复兴社社员。此外，每逢纪念周时，邓文仪都要在第三战区大吹特吹一通，极力宣扬“一切为了需要，需要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理论，把整个政治部搞得乌烟瘴气。 在同僚面前，他一直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是戈培尔。 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重要头目，希特勒的宣传教育部长。他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鼓吹侵略战争，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他的名字也成了造谣、诽谤宣传的代名词。而邓文仪则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狂和反共狂。尽管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由于他的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也同贺衷寒、刘健群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他曾多次率特务到皖南视察，为袭击新四军做准备。事变中，他参与制定了对新四军进攻的作战方案，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事变后，他主持了对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整训工作，并亲自到上饶集中营，对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大打出手，肆意迫害。 1942年，邓文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1944年，蒋介石在大后方组织了10万青年军，调邓文仪出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邓在青年军中广泛进行法西斯教育，毒害这些青年，为蒋介石培养日后内战反共的反动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为此，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文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和谈的“打手”；奉命劝阻陈明仁起义未果；是下令炸毁广州市区海珠桥的凶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将原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后又改为政工局，一直由邓文仪但任局长，同时，邓还担任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的职务。内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军事新闻几乎全是通过邓文仪之口转述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战地宣传和军事新闻发布，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断遭到失败。为了鼓舞士气，拼命开动宣传机器，颠倒是非，往往把败仗，把“全军覆没”说成“国军大捷”，以至于有人要反面理解国民党的宣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另外，邓文仪主管战地宣传工作，有时甚至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阵前空投传单，以鼓动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他更多的时候是代表蒋介石亲临前线，充任蒋介石的“空中使者”。 1947年5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在山东临朐与我华东野战军展开激战，李弥十分顽固，陈毅曾三次派人前往劝其弃暗投明，均遭拒绝，消息传到南京，邓文仪命令手下大肆渲染。不久，蒋介石又亲派邓文仪飞临山东潍县慰问，对李弥慰勉有加，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李弥受宠若惊，对邓文仪说：“感谢邓局长冒矢石之险前来慰劳，李某这下可算通天了。” 同年夏，胡宗南进攻延安，邓文仪乘机飞到西安，组织了“陕北工作团”，以王超凡为团长，黎宗铭为副团长，并将从南京政工局带来的一批人交给黎宗铭带往延安，从事反动革命活动，邓文仪还用画册“伟大的蒋介石委员长”及法币50万元买通地主张永泰，让其在大会上诬篾共产党“压迫剥削人民”。又强迫一参政员诬篾共产党不民主，并命令刘培初组织保甲，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1948年9月，邓文仪晋升中将军衔，当时，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邓文仪的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死守城池，困兽犹斗。蒋介石为给王耀武打气，派邓文仪飞往济南。飞机飞抵济南上空时，已无法降落，邓文仪只好向城内空投了一个信袋，和王耀武在对讲机里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回南京复命去了，邓刚飞走不久，济南即被解放军攻下，王耀武作了俘虏。 淮海战役期间，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安徽蒙城双堆集地区。当时，蒋介石一面令黄维兵团，并派邓文仪乘飞机到蚌埠督战。 邓文仪一到李延年的指挥部，就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他说：“黄维的安危全仰仗你了。”正在此时，一阵激烈的炮火打来，震得泥土乱飞。李延年无可奈何地对邓文仪说：“我尽力而为吧，战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劝你还是早一点离开，我是不敢留你在这儿过夜的。我是带兵的，只有听天由命了。”邓文仪见势不妙，只好乘飞机离开蚌埠。不久，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也受到了重创。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邓文仪经常到溪口去看望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惨败，他感到心灰意冷，白天依旧一副君子模样，晚上则下舞场，玩麻将，花天酒地。 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继续进行“和平攻势”。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启程离宁赴平。南京政府实行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蒋介石闻讯大怒，向邓文仪下达了镇压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方面头目开会，宣读了蒋介石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一齐出动，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打死2人，打伤200多人，这次“四一血案”，是国民党破坏和谈的严重步骤，而蒋介石是幕后指挥，邓文仪等则充当了打手。 长沙起义前夕，陈明仁尚在犹豫。蒋介石派邓文仪飞抵长沙做陈明仁的工作。邓、陈二人同为黄埔一期，私交很深。邓文仪向陈明仁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对他说：“子良兄（陈明仁号子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现在许多都在背叛他，他待你我不薄，你可不能见利忘义啊！”陈明仁听了低头不语。邓又说：“不要忘了你是血战四平的英雄，共产党能忘了那笔血债吗？”陈明仁听了此话颇感不快。他抬头对邓说：“此一时，彼一时，陈某人并不是因为怕死才有此举的。”当时，起义已迫在眉睫，陈明仁的部下建议将邓文仪扣留交给共产党。陈则说：“邓是一介书生，又是信使，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谋。”邓文仪见陈明仁主意已定，只好悻悻而去。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临广州城下。当时，邓文仪已逃到了广州，在阎锡山拼凑的所谓“战时内阁”中任政工局局长，指挥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次军警特务头子会议上，他曾扬言：“所有嫌疑分子应迅速逮捕，所有政治犯应迅速处决。”在他的指导下，反动军警在广州大搞白色恐怖，仅中山大学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广州解放前夕，邓文仪曾命令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大肆破坏城市设施，犯下了种种罪行，最令人愤恨的是他下令炸毁了广州市区的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的横跨珠江的大铁桥，工程浩大，建筑雄伟，是广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国民党要破坏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市发纷纷派代表向广州当局请愿，坚决反对破坏大桥，但由于邓文仪等人的干涉和阻挠，请愿毫无结果。 10月1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宣布大桥“紧急戒严”。不久，又宣布解严，车马行人照常行驶。可人们哪里知道，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已经在他们脚下安装了400多箱黄色炸药。下午6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钢架结构的珠海大桥腾空而起，桥上的一切化为乌有，途经行人炸得粉身碎骨，桥下的船只也顷刻间化为支离破碎的木板，一时间，珠江两岸呻吟声四起，惨绝人寰。事后统计，海珠桥血案造成灾民三千，死伤五百，沉毁民船百余艘，震损房屋数百间，海珠桥血案教育了广州人民，更增强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称赞邓文仪等人干得好，而邓文仪也以此在台湾国民党政坛上又混了几年。 晚年钻研道教，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名誉会长，率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回大陆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政务次长等职，但已不掌握实权了。他一手经办的政工局被蒋经国接管，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3年后，他又辞去其他职务，专任政务次长，也曾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员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整日和一班道士谈经说道。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并从事著述。 80年代后，邓文仪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刘番为会长。4月5日，邓文仪、刘番率该地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祭文写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互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行秋。” 邓文仪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台湾同胞来桥山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很难得。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祖国尽快统一。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随后，邓文仪、刘番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到达北京，同黄埔军校同学会进行了座谈，4月10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邓文仪等。在交谈中，邓文仪再次表达了希望祖国尽快统一的迫切愿望，并表示愿为此做出努力。 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非浙籍黄埔生中，是少数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 邓文仪，字雪冰，1906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醴陵。他祖父是摆地摊的，父亲是湖南醴陵的一家糖果杂货店的店主。当他还是个小学生时，便深受他的校长王英兆的影响，王是保定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使这个年轻的学生一头栽入了游侠剑客和盗匪的传统小说与史诗之中。王先生每星期两晚上要给学生们讲《水浒》的故事，描述和分析书中的人物及其个性，他们的武艺、社会背景和“绿林好汉”的正义行为。于是，在校长的影响下，邓和他的同学们逐渐地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平西》、《岳飞传》及《班超平中亚》等里面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榜样。 于是，小业主之子邓文仪，与中国许多受武侠小说吸引的青少年一样，怀着一种浪漫的决心长大。他决心做一个见义勇为、扶济贫弱、救国救民、任劳任怨、不为财色所动的正人“君子”，一个现代的“游侠”。他读中学时所碰到的经济困难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那时，他家没钱支付他在校的食宿。邓两次得徒步跋涉60里路回家，乞求父母给钱付费。但无论邓如何痛哭流涕，他母亲最终只能凑起一块钱来，于是他不得不学会赌博来攒够钱供自己上学。这只能加强他对“绿林好汉”们的敬仰和对小说里拜把兄弟“杀富济贫”的尊重。邓由于受到他们的启发，拒绝结婚，而且在中学毕业的前夕，进入程潜在广州的军事学校，“参加了革命”。 1924年初，即在他19岁那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合作，民主革命运动开始高涨。当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湖南，三汀八泽的许多青年纷纷报名投考，邓文仪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想法也参加了考试。经在湖南初试后，又到上海、广州通过复试，被正式录取，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大队第一步兵队学习。入校后不久，他即结识了湖南籍同学贺衷寒、陈明仁等，后来还认识了陈赓。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笃信“有军则有权”，视军队如生命。因此，黄埔军校一开办，他就千方面计地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不仅在教职员中网罗亲信，而且还十分注意在学生中物色对象。他经常利用集体训话、个别谈话、走访学生生活区、视察学习区等方式与学生接近，对中意的学生给予笼络。邓文仪就是在一次座谈讨论会上引起蒋介石注意的。 当时，黄埔军校内部存在着革命的反革命两种思想的势力的斗争，围绕一些原则问题，时常发生争论。蒋介石表面摆出一副超脱、公允的样子，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但实际上对每个人表露出的思想和观点十分留心。在一次关于国民革命前途的讨论会上，邓文仪认为，国民革命的前途就是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国家。其他党派只有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存在，否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蒋介石觉得邓文仪很有思想，会后便吩咐人将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详细询问了他的年龄、籍贯、身世和经历，并继续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邓文仪第一次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虽诚惶诚恐，但“廷对”却颇洽“圣心”，从此受到蒋介石的垂青。 邓文仪在军校受训的半年多时间里，曾与第一队的同学一起，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到韶关，后又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第一期学生毕业，蒋介石亲自圈定邓文仪留校，任他为第三期步兵科中尉区队长。邓文仪初入仕途，就受到蒋介石的青睐，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开端。在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邓文仪是少有的受蒋介石宠信的佼佼者之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苏联政府为纪念孙中山，同时也为了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在莫斯科远东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山大学。当时，大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在人们心中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地方，许多青年都希望能到苏联留学。邓文仪得知这一消息后，也跃跃欲试。他觉得到苏联留学，一则可以开阔眼界，增长才识；二则可以避开战场上的厮杀。在军校毕业后，他曾率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战斗中负了伤，想起那枪林弹雨的战场，他就发怵。所以，邓文仪未经军校批准，便私自参加了留学考试，结果成绩优良，居然在激烈的竞争中被录取了。 邓文仪喜忧参半，喜的是留学有望，忧的是军校严禁第一、二期学生自愿报考，违者将受到军纪处罚。思前想后，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军校教育长王柏龄办公室的门，向其据实禀报，希望这位教育长开恩批准。谁知王柏龄听后大怒，斥责邓文仪说：“你不能去，你必须服从军校的命令。你擅自报考，违抗军令，要深刻反省，等候处罚。”邓文仪大失所望，感到事已如此，与其坐等处罚，使留苏之行成为泡影，还不如到蒋介石校长那里碰碰运气。于是，他向王柏龄请了假，跑到前线去找蒋介石。 当时，蒋介石正在指挥第二次东征。由于战局进展顺利，他的情绪很好。邓文仪来得正是时候。他一见蒋介石，就装出一副委曲的样子哭着说：“学生违犯军纪，特来向校长请罪。”蒋介石听他哭诉了半天，才明白邓文仪是为留学苏联而与王柏龄闹翻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突然问邓文仪：“你到苏联留学的目的是什么？”邓文仪不敢实话禀告，只好用大话来搪塞：“要看看苏俄是怎样统治国家的。” “你难道不知本校长的三令五申吗？”蒋介石厉声问道。 “学生为达目的，甘愿受处罚。”邓文仪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索性立正回答。但出乎他的意料，蒋介石听后竟哈哈大笑，走到邓文仪面前说：“念你求学心切，意志坚决，你可以作为中央特选的学生去苏俄学习，希望你能不负期望。”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破涕为笑，双脚一并高声说道：“学生一定不负校长期望！” 邓文仪到苏联后，入中山大学第一期学习。当时，他把很大精力放在研究苏联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和“格柏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上。1932年他在江西搞特务组织时，曾对部下炫耀过这段历史。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邓文仪十分注意国内形势的变化，但表面却装成一个只知埋头读书的“书呆子”，轻易不表露自己的政治观点。当时，康泽、郑介民、谷正纲等右翼分子在中山大学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围攻、批判，显得很孤立。邓文仪十分焦急，私心劝他们要忍耐，不要太露骨。他对康泽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要再顶下去了，弄得不好，不但回不了回国，甚至连命也要搭上。”康泽等人听了，遂有所收敛。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邓文仪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积极活动，准备回国。年底，斯大林派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中国指导革命。邓文仪作为从中山大学选派的40名学生之一随罗易归国，次年2月到达广州。不久，邓文仪便秘密脱离共产国际代表团，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他一见蒋介石就表白说：“我要成为一个受苏俄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蒋介石觉得在邓文仪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遂把他留在了身边。 为力行社、复兴社核心人物；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人要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 邓文仪投入蒋介石的怀抱之后，便同贺衷寒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的主张，并积极参与了反共政治活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让他主持军校的“清党”和政治工作。 1927年4月22日，邓文仪走马上任，这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国民党政治工作的开始。5月5日，在黄埔军校第五期第四次政治工作扩大会议上，邓文仪代表政治部向会议提出：彻底调查和清除CP（即共产党）、CY（即共青团），由政治部与政治教官在思想上、言论上考察甄别全体官长、学员、士兵、职工。5月18日，他主持召开了军校清党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本会是根据本校党部联席会议及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的决议案而成立的。它的责任，是要彻底肃清本校叛党分子，贯彻清党运动。清党是本校级各同志之天职。因此，本会各委员，应该切实地负起责任去做，决不可存丝毫观望不前之态度。”在这次会议上，邓文仪被推举为该会7人常务委员会之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不久，在他的主持下，该会制定了检举及审查实施细则，规定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嫌疑分子严惩不贷。一时，黄埔军校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分子四处活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师生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迫害。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伙同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极端仇共分子，组织了“倒方”（即方鼎英）集团。方鼎英当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代行校长职务。黄埔军校开始“清党”前夕，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召见他，向他出示南京中央党部“清党”密电，令他执行军队“清党”任务。方鼎英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曾建议采取“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清党方式。这一建议虽然后来未能实行，但却被邓文仪等人抓住了把柄，攻击他是包庇共产党、私放共产党、破坏“清党”运动，迫使方鼎英离开了黄埔军校。 在组织方面，邓文仪除组建军校清党审查委员外，还倾力改造了军校各级党部，在各级组织里广布亲信，排斥异己，控制了军校的党组织。在宣传方面，派人查封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据邓文仪所作的政治部政治工作报告记载，从4月20日至31日，政治部封存的诸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国民革命》等进步书刊就达近10万册。黄埔军校一时出现了“缺图少书”的局面。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邓文仪又组织了一些人编写了《黄埔周刊》、《黄埔军人》、《黄埔生活》、《清党运动》、《蒋介石校长最近之言论》等刊物和书籍，内容除了清党反共，就是为蒋介石歌功颂德。邓文仪在黄埔军校的任职时间不长，仅3个多月。 邓文仪在黄埔军校卸职之后，从1927年底至1934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随从参谋、书记、侍从秘书等职达7年之久，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极大，炙手可热，是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中侍从时间最长也是最受宠信的一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虽然蒋介石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便来，但邓文仪总是毫无怨言，以服从为天职。他还向人解释说：“谁能离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的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介石对他倒也不像对其他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那样疑忌，对他的亲信程度几乎和其他浙江籍的侍从们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以黄埔学生同学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个拔提书店（拔提为英文party的谐音），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之类的东西，为蒋介石树碑立传、宣扬法西斯主义。如邓文仪自己编写的《领袖言行》一书载：“……或曰领袖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相埒，同为世界之伟大人物，然希氏统治下的德国……自然易于统治，墨氏统治下的意大利，亦如德国相似，……而我领袖丰功伟绩，实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拟者。”这段话，深得蒋介石的欣慰。同时拔提书店还大量发行了诸如《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此谋利敛财。这笔收入相当可观，其中有一半入了邓文仪的私囊。后来拔提书店移入了复兴社组织，但实际负责人仍是邓文仪。 邓文仪在办拔提书店的同时，还收罗留苏学生中一些反共分子如王志文、王新衡等人，以研究苏联的“契卡”、“格柏乌”为借口，着手研究和准备建立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提出了成立这类组织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随即在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二科”名称出现的特务机构。这些特务机构均以南昌行营的谍报科为总机关，邓文仪为科长。这是军事方面的第一个蒋介石的特务系统，也是军统的最早家底之一。随后，邓文仪又在各“剿匪”部队以及“剿匪”省份的保安处设立了谍报股，负责在各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地搜捕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并替蒋介石监视“剿匪”部队各级长官以及地方长官。后来复兴社的特务处成立，邓文仪手下的特务人员，一律拨归戴笠掌管。 1932年3月，蒋介石为防止大权旁落，应付内外，以其倡导的“力行哲学”为基础，效仿法西斯组织，成立了“力行社”，并亲任社长。邓文仪积极参加并为该组织核心人物。接着，蒋介石又以力行社为基础，成立了复兴社。邓文仪是最初酝酿和筹备这个组织，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核心人物之一。收于复兴社的社员绝大部分是黄埔学生，而邓文仪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其近侍的地位对黄埔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复兴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他不仅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而且是复兴社的四大台柱之一。 在复兴社中，邓文仪以宣传见长，与贺衷寒、刘健群并称为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到处演讲，发表文章，编印发行了不少小册子。大肆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但是，在理论和宣传方面，邓文仪比起贺衷寒和刘健群又差了一大截。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狂喊乱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内容冗长而空泛，毫无理论特色。邓文仪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曾将一本清党反共的书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斥之为“狗屁不通”，把书摔在地上，不准发行。后来在任南京中央训练团正工训练班主任时，班里学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邓文仪来讲话。啰啰嗦嗦几点钟，讲得大家头发蒙。”甚至在前后称之为“蒸人讲话”（因为天气太热受不了），骂其为“瘟神讲话”。有人将这些话告诉了邓文仪，并劝他讲话要精练一点。可邓文仪却说：“讲了比不讲好，多讲比少讲好。讲的多了，终究要听一两句进耳，这样就收到效果了。”所以，笑骂由人去笑骂，毫不灰心。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积极宣传“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创设中国新文化，”其中心内容是“树立人民对于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同时，它还在各省市成立分会，吸引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推动运动的普遍开展。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是复兴社宣传活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复兴社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这也引起了CC系的嫉恨。陈氏兄弟认为复兴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学会在知识界的活动，是挖了他们的墙脚，于是处处与复兴社为难，邓文仪则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 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 1933年3月，红军将领陈赓因负伤到上海医治，不幸落入国民党手中。当时，邓文仪正随蒋介石在南昌指挥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闻讯后喜出望外，自告奋勇向蒋介石请求前去劝降陈赓。他自以为与陈赓同是黄埔一期生，又是湖南老乡，在军校内还共过事，满有把握将陈赓争取过来，为蒋介石立上一大功，却不料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邓文仪碰了一鼻子灰。 邓文仪一见陈赓，先故做寒暄，接着便转入正题说：“现在中国正处在紧急关头，迫切需要团结，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蒋校长这样的领袖人物，第二次东征时你曾冒着枪林弹弹雨救蒋校长脱险，为什么现在不能重新回到他身边呢？” 陈赓回答说：“大革命时，他领导东征，讨阀陈炯明，我拥护他。四一二政变他屠杀共产党人，置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就要打倒他！” 邓文仪继续高谈阔论说：“北洋军阀仅用三千保定生，就统治中国十几年，我黄埔精英一万多，定可在校长的领导下统治中国几十年。现在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争取到他身边来……” 陈赓打断邓文仪的话，责问道：“邓先生，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我东北，窥我东南，蚕我华北，为什么蒋介石一退再退？他指挥的军队不是在打日本，而是在围剿红军。照此下去，国民党的末日马上就到了。” “校长是在积蓄力量，到最后关头定会领导抗战的，列宁不也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吗？”邓文仪凭着他在苏联学到的那点的东西，在陈赓面前无理狡辩。 陈赓反驳说：“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根本不能与列宁的灵活策略相提并论，你这是对我们革命导师的污篾！” 一番论战，邓文仪感到为难，但他不能罢休，又转而对陈赓诱以利：“庶康兄（陈赓原名陈庶康），你是我们黄埔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又是校长的救命恩人，别说是兄弟我，就是陈诚、胡宗南等也无法与你相比，你要过来，要什么会没有呀，这比你在红军穿山越岭强多了。”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所追求的，永远不能为尔等理解。”陈赓转而又讥讽了邓文仪一句，“看在老同学、老同乡的份上，我倒要劝你早日改邪归正才是。” 邓文仪连续几次劝降陈赓，都以碰了一鼻子灰而终，他以自己极端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去度察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将领的胸怀，最终是一定要失败的。蒋介石见邓文仪劝降不成，大骂其无能。但他亲自出马，也以失败而告终。最后，陈赓在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脱离了蒋介石的魔掌，重返红军队伍。 与宋美龄的亲信发生矛盾，被蒋介石“发配”苏联 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了飞机十几架。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邓文仪迅即调查，限期破案。邓文仪急忙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查。他一到南昌飞机场，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就满脸堆笑地把他迎进了办公室。 二人坐定，寒暄几句，邓文仪刚转入正题，徐培根就起身将办公室反锁，然后转身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叠现钞，手拿一支手枪，冲着邓文仪开门见山地说：“邓秘书，你也不用查了，咱们都是爽快人，事已至此，实话实说，这是我派人干的。” 邓文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团长，竟干出这种鸡鸣狗盗之事！，他起身回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徐培根大大咧咧地说：“不为别的，无非是想弄几个钱。前一段我拿航空署300万元，想做笔买卖，不想运气不佳，他娘的，一下子把300万元全栽了进去。你想，我到那儿去弄钱填这个窟窿？没办法，只有在账上做手脚，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一把火把库房点着了。谁想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此祸。” 邓文仪听完吓得心快跳出来了，心想：老蒋要是知道了，非杀他十次不可。他故作镇静地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很简单，”徐培根摊牌道，“两条路，一条是你老兄秉公办事，把事情捅出去。这样也好，你一枪我一枪，咱俩一块见阎王爷去，一了百了，另一条路，见面分一半，这是十万美金，我送给老兄，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来个瞒天过海，一推了之。” 邓文仪见过许多大场面，但是像徐培根这样的流氓无赖，他还是第一次碰到。经徐一讹诈，他也没了主意。要么是接受贿款，冒险发一笔大财；要么是被这恶棍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谎报失火原因。 邓文仪见到蒋介石后，装模作样地说：“报告校长，飞机场大火案已基本查清。它不是人为的，而是飞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而致。”蒋介石将信将疑，又派戴笠前去复查。戴笠早已觊觎邓文仪的职位，乘机找他的茬儿，结果与邓的汇报不一。这时，素与邓文仪有隙的陈立夫便乘机向蒋介石进言，说邓文仪以中国文化学会名义大肆招摇撞骗，在文化界引起了不良影响。适逢邓文仪又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手下的亲信董仁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宋美龄偏袒董仁霖而压制邓文仪，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撤销了邓文仪的公开职务，并准备重办他，同时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后经复兴社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总算饶了邓文仪一命，但却撤销了他侍从秘书等职务，由此结束了他在蒋介石身边长达７年的近侍生涯。此后，邓文仪在仕途上曾一度走了下坡路。 邓文仪被撤销一切分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当时，复兴社的书记长经常换人，但邓文仪这个助理书记却一直不动。他积极协助每一任书记长工作，“勤慎从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一副戴罪立功的样子。时过境迁，蒋介石的气消得差不多了，于是1935年春又重新起用邓文仪，派他前往苏联任驻苏武官。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惟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 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后，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1939年4月，邓文仪被授予少将军衔。9月，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宣传处副处长。1940年，蒋介石任命邓文仪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协助顾祝同工作。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城府极深，尽管与邓文仪既有上下级之分，又有师生之谊，但由于邓文仪是蒋介石的红人，所以政治部的大事小事一概由邓定夺，他并不过问。因此，邓文仪便为所欲为了。 邓文仪一到第三战区，就施展其反共本领。他首先整顿了战区的“前线日报”，将一批进步人士逐出报社，在他的把持下，该报经常刊登一些攻击新四军的反动文章。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政治部调查专员室，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调查室的骨干分子大都是湖南籍的原复兴社社员。此外，每逢纪念周时，邓文仪都要在第三战区大吹特吹一通，极力宣扬“一切为了需要，需要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理论，把整个政治部搞得乌烟瘴气。 在同僚面前，他一直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是戈培尔。 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重要头目，希特勒的宣传教育部长。他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鼓吹侵略战争，颠倒是非，无所不用其极，以至他的名字也成了造谣、诽谤宣传的代名词。而邓文仪则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居，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狂和反共狂。尽管他的文章和演讲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但由于他的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也同贺衷寒、刘健群一起，被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前，他曾多次率特务到皖南视察，为袭击新四军做准备。事变中，他参与制定了对新四军进攻的作战方案，是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事变后，他主持了对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整训工作，并亲自到上饶集中营，对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大打出手，肆意迫害。 1942年，邓文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1944年，蒋介石在大后方组织了10万青年军，调邓文仪出任青年军政治部设计指导委员会主任。邓在青年军中广泛进行法西斯教育，毒害这些青年，为蒋介石培养日后内战反共的反动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为此，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文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是国民党当局破坏国共和谈的“打手”；奉命劝阻陈明仁起义未果；是下令炸毁广州市区海珠桥的凶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将原军委会政治部第一厅改为国防部新闻局，后又改为政工局，一直由邓文仪但任局长，同时，邓还担任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的职务。内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军事新闻几乎全是通过邓文仪之口转述的。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战地宣传和军事新闻发布，被人称为“造谣公司”总经理和满天飞的“空中使者”。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不断遭到失败。为了鼓舞士气，拼命开动宣传机器，颠倒是非，往往把败仗，把“全军覆没”说成“国军大捷”，以至于有人要反面理解国民党的宣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另外，邓文仪主管战地宣传工作，有时甚至亲自出马，乘飞机到阵前空投传单，以鼓动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他更多的时候是代表蒋介石亲临前线，充任蒋介石的“空中使者”。 1947年5月，国民党第八军李弥部在山东临朐与我华东野战军展开激战，李弥十分顽固，陈毅曾三次派人前往劝其弃暗投明，均遭拒绝，消息传到南京，邓文仪命令手下大肆渲染。不久，蒋介石又亲派邓文仪飞临山东潍县慰问，对李弥慰勉有加，并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李弥受宠若惊，对邓文仪说：“感谢邓局长冒矢石之险前来慰劳，李某这下可算通天了。” 同年夏，胡宗南进攻延安，邓文仪乘机飞到西安，组织了“陕北工作团”，以王超凡为团长，黎宗铭为副团长，并将从南京政工局带来的一批人交给黎宗铭带往延安，从事反动革命活动，邓文仪还用画册“伟大的蒋介石委员长”及法币50万元买通地主张永泰，让其在大会上诬篾共产党“压迫剥削人民”。又强迫一参政员诬篾共产党不民主，并命令刘培初组织保甲，以达到反共的目的。 1948年9月，邓文仪晋升中将军衔，当时，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邓文仪的黄埔一期同学王耀武死守城池，困兽犹斗。蒋介石为给王耀武打气，派邓文仪飞往济南。飞机飞抵济南上空时，已无法降落，邓文仪只好向城内空投了一个信袋，和王耀武在对讲机里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回南京复命去了，邓刚飞走不久，济南即被解放军攻下，王耀武作了俘虏。 淮海战役期间，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安徽蒙城双堆集地区。当时，蒋介石一面令黄维兵团，并派邓文仪乘飞机到蚌埠督战。 邓文仪一到李延年的指挥部，就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他说：“黄维的安危全仰仗你了。”正在此时，一阵激烈的炮火打来，震得泥土乱飞。李延年无可奈何地对邓文仪说：“我尽力而为吧，战场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劝你还是早一点离开，我是不敢留你在这儿过夜的。我是带兵的，只有听天由命了。”邓文仪见势不妙，只好乘飞机离开蚌埠。不久，黄维兵团被歼，李延年兵团也受到了重创。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回奉化溪口进行幕后指挥，邓文仪经常到溪口去看望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接连惨败，他感到心灰意冷，白天依旧一副君子模样，晚上则下舞场，玩麻将，花天酒地。 蒋介石宣布“引退”后，李宗仁上台担任代总统，继续进行“和平攻势”。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启程离宁赴平。南京政府实行真和平，反对假和平。蒋介石闻讯大怒，向邓文仪下达了镇压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方面头目开会，宣读了蒋介石的手谕。接着，军警、宪兵、特务一齐出动，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打死2人，打伤200多人，这次“四一血案”，是国民党破坏和谈的严重步骤，而蒋介石是幕后指挥，邓文仪等则充当了打手。 长沙起义前夕，陈明仁尚在犹豫。蒋介石派邓文仪飞抵长沙做陈明仁的工作。邓、陈二人同为黄埔一期，私交很深。邓文仪向陈明仁转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对他说：“子良兄（陈明仁号子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现在许多都在背叛他，他待你我不薄，你可不能见利忘义啊！”陈明仁听了低头不语。邓又说：“不要忘了你是血战四平的英雄，共产党能忘了那笔血债吗？”陈明仁听了此话颇感不快。他抬头对邓说：“此一时，彼一时，陈某人并不是因为怕死才有此举的。”当时，起义已迫在眉睫，陈明仁的部下建议将邓文仪扣留交给共产党。陈则说：“邓是一介书生，又是信使，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谋。”邓文仪见陈明仁主意已定，只好悻悻而去。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大城市。10月上旬，兵临广州城下。当时，邓文仪已逃到了广州，在阎锡山拼凑的所谓“战时内阁”中任政工局局长，指挥国民党特务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一次军警特务头子会议上，他曾扬言：“所有嫌疑分子应迅速逮捕，所有政治犯应迅速处决。”在他的指导下，反动军警在广州大搞白色恐怖，仅中山大学一次就有156人被捕。 在广州解放前夕，邓文仪曾命令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大肆破坏城市设施，犯下了种种罪行，最令人愤恨的是他下令炸毁了广州市区的海珠桥。海珠桥是广州人民用血汗建筑的横跨珠江的大铁桥，工程浩大，建筑雄伟，是广州人民引以自豪的建筑之一。国民党要破坏大桥的消息传出后，广大市发纷纷派代表向广州当局请愿，坚决反对破坏大桥，但由于邓文仪等人的干涉和阻挠，请愿毫无结果。 10月1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宣布大桥“紧急戒严”。不久，又宣布解严，车马行人照常行驶。可人们哪里知道，丧心病狂的反动派已经在他们脚下安装了400多箱黄色炸药。下午6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钢架结构的珠海大桥腾空而起，桥上的一切化为乌有，途经行人炸得粉身碎骨，桥下的船只也顷刻间化为支离破碎的木板，一时间，珠江两岸呻吟声四起，惨绝人寰。事后统计，海珠桥血案造成灾民三千，死伤五百，沉毁民船百余艘，震损房屋数百间，海珠桥血案教育了广州人民，更增强了他们对国民党的无比仇恨。 早已跑到成都的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称赞邓文仪等人干得好，而邓文仪也以此在台湾国民党政坛上又混了几年。 晚年钻研道教，为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名誉会长，率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回大陆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内政务次长等职，但已不掌握实权了。他一手经办的政工局被蒋经国接管，改为“国防部”总政治部，蒋经国任主任。3年后，他又辞去其他职务，专任政务次长，也曾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员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影息山林，整日和一班道士谈经说道。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并从事著述。 80年代后，邓文仪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刘番为会长。4月5日，邓文仪、刘番率该地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祭文写道：“四十年寒暑，癸奠愧疚，两岸黄埔，相期互助。率团谒陵，同心相求，河山一统，万世行秋。” 邓文仪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台湾同胞来桥山祭拜黄帝陵的机会很难得。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最要紧的还是祖国尽快统一。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随后，邓文仪、刘番率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祭祖团到达北京，同黄埔军校同学会进行了座谈，4月10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了邓文仪等。在交谈中，邓文仪再次表达了希望祖国尽快统一的迫切愿望，并表示愿为此做出努力。 军统枭雄——康泽 黄埔三期生，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生活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剿匪”宣传大队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和反共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在全国兴起。但蒋介石此时并不热心抗日，而是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人，于是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产党人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 “剿匪”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开始整天冥思苦想，盘算着建立一个新组织，用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惯以采用骂人诱导的方式，让下属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该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叫骂了一通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 当这帮学生中终于有人提议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顺势表露了一点心迹：“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这个忠实的学生对校长的话心领神会，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 蒋介石听后便指示说：“你们慢慢去研究吧。”过后，学生们对校长意思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组织，康泽被推举为五个筹备人之一，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3月，蒋介石又召集这帮学生开会，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呈报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康泽主张叫“复兴社”，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酆悌主张称“救亡社”，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和所提的名称建议都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结果新组织就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蒋介石指定滕杰为书记，康泽任宣传处处长。 蒋介石非常信任康泽，常说康泽是他的高参，他经常就某个问题征求其得意门生康泽的看法，但对康言的采纳与拒绝，则视情而定。当时，康泽的军校第六期同学杨周熙在军政部交通研究所当队长，他写了《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一书，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让康泽审查此书。康泽通过与杨的接触，认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长汇报杨是想搞投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把书名中“法西斯化”四个字改为“复兴运动”，使书名变成《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书中内容照旧，便同意该书出版。蒋介石不但批准杨周熙参加了复兴社，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泽作为复兴社的宣传处长，竭尽全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4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纸条，上写“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然后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指令康泽写个宣传提纲。康泽反复揣度校长的心理，并按纸条上写的原则，写了一份有16条内容的宣传提纲。他向蒋介石口述所拟的宣传提纲，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当场拍板定稿。宣传处是复兴社的喉舌，康泽自然十分重视报纸宣传。南京在《建业日报》原为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人所办，1931年由于债台高垒，陈找到康泽，希望他能接办。 在酝酿成立复兴社时，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及此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奉化溪口写了个条子给康泽，叫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康泽领到此款后，就接收了《建业日报》，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康泽担任报社社长。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复兴社成立时，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生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设立了“特别研究班”，专门对这批人进行短期训练和考核，然后再委派工作，康泽被任命为研究班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该班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期为3个月，蒋介石对此很重视，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训话一次，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来讲演。该班在康泽的主持下，主要向学员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培养学生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效忠蒋介石。该研究班期满后，学员被分配到《中国日报》、南京地区军事学校、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厚生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作，成为一批忠蒋反共的骨干分子。 复兴社成立初始，经蒋介石批准，还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即“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由康泽担任该会书记。由于他竭力效忠蒋介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提携，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康泽曾提任第五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学生来源为军校1至7期的失业军官和少数大中专学校的失学青年。康泽在任期间，身穿一套士兵服装，腰扎一根窄皮带，脚蹬一双草鞋，腰间挂一支左轮手枪，经常与学员进行交谈。不久，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 此外，赴德国、意大利考察归来的杨周熙上呈蒋介石一个考察报告，建立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支“别动队”。而康泽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交给他作参考。于是，康泽呈报蒋介石批准，正式采用了“别动队”名称。 复兴社的五人团之一、别动队魁首、蒋介石的高参；他积极反共，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用力卖命，被蒋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支反动的特务武装部队，人员全部出自军校特别研究班。总队部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下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辖三个分队。各中队的第一区队是便衣队，身着便衣，持特务证，可优先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可调用指挥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成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是军校毕业生，预备队员为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大队和中队都设有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对外工作。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 康泽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它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力量，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其任务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开展所谓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锋。康泽经常训导别动队成员，要服从命令，效忠党国，“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天子门生”、“监军”、“蒋委员长耳目”、“见官大一级”等等。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三青团团长蒋介石首先宣誓，读了康泽写的誓词。接着，由蒋介石做监誓人，康泽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团的人进行了宣誓。过后，蒋介石对宣誓入团者训了话。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康泽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其原因是康泽向蒋介石建议三青团以复兴社为核心一事，陈诚事先不知道，他嫉妒复兴社，反对以此为核心。康泽自认为有蒋介石指示，就与陈争吵起来。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时，陈诚选派自己的嫡系郭忏为支团主任。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康泽叫去问：“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安排？”康泽汇报说：“陈诚书记长已派定了一人选。”蒋介石生气地说：“要不得！这个支团长你兼！”并立即写了手令，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同年秋，蒋介石把陈诚调至前线指挥军事，命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与陈诚的内争，方告一段落。 为了在三青团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军委会别动队及中央军校特训班抽调大批人员到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然后派往各省市担任三青年团支团书记，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团书记、派方采芹西康支团书记，派陈开国任重庆市支团书记。由于康泽在三青团内专权，因而树敌颇多，就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与他矛盾尖锐。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和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其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得小蒋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这些人几乎全是复兴社分子和康泽的学生，使蒋经国成为一个空头主任。小蒋有老蒋做后台，自然不甘受康泽控制，于是决定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蒋经国就以该训练班培养的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的三青团势力挤出江西。 1940年9月，张治中继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继续在三青团内揽权，引起了张治中对他的不满，康泽抗战初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加上争强好胜，所以受到社会各方责难。此时，康泽的情绪甚为低落，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没有改变。依照蒋介石集团惯例，高级干部凡在失意之时，必定出洋躲避风头。静待时机以东山再起，康泽也不例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被蒋介石派遣出国，到欧美考察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同盟国家的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 指挥襄樊战役失败被俘，没有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令蒋介石非常难堪 康泽回国后，通过竞选当上了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经蒋介石保举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来，蒋介石曾打算让康泽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战事紧迫，却派他担任了重要军职。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历时半年，蒋介石的“全面防御”被彻底粉碎，不得不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区辖3至5个旅的兵力，由该区司令官掌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以襄樊为中心，将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为该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 但是，康泽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参，却难以当一个合格的司令，因为他手中无兵。于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给他指挥。康泽因与这两个旅无任何历史渊源，怕难以掌握，便向蒋介石保荐郭勋祺任副司令，郭勋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在四川军阀派别中属军官系，资格较老，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康泽保举他为副司令，意在通过他来控制这两个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泽走马上任。此时解放军已活动于鄂豫交界一带，当他得知襄樊军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辖区所属一六四旅驻樊城，一○四旅驻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势危急时，便在汉口驻足不前，一再电求蒋介石校长调兵增援。蒋介石又将整编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康泽的保驾军。待旅长黄子华率部开赴襄阳后，康泽才于1948年1月30日飞往老河口（襄樊无机场）。为了显示司令官的威风，临行前除电告襄阳专员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两旅长外，飞临襄樊时还令驾驶绕城一周，以示驾到，而后才飞往老河口着陆。第二天，康泽乘车到达襄阳。2月1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归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辖。白认为蒋介石委派康泽是来抓地方权力的，因而对康很不满意。他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3月，白崇禧以作战需要为名，将整编二十三旅调走，旅长黄子华只命一个教导队（相当于一个连）暂留襄阳，让康泽指挥。黄旅走后，襄樊空虚，康泽又急忙电求蒋介石把一六三旅从河南调来。5月，该旅开到。康泽命一六三旅驻防老河口，一○四旅驻防襄阳，一六四旅驻防樊城，将绥靖区司令设在襄阳，由一个宪兵连和二十三旅教导队保驾。 为了安全起见，又从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个团调襄阳加强防务，此外康泽还从4月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嫡系武装——特务营。为此，他选精兵，挑好枪，加紧训练，到6月特务营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泽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迎来了他44岁的寿辰。其副司令郭勋祺、第一处处长江鹏南、第二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和秘书处长燕德炎等，别出心裁地在城南门外十多里的一座古亭里，设午宴为他庆寿，直到下午3时，众人才尽兴而归。哪知当地文武官员得知此讯，又在摆宴席，为康司令庆寿，还请了城中戏界的名角来唱堂会。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司令献贺寿词时，一个参谋长慌忙来报，解放军已开始进攻老河口，与一六三旅交上了手，双方打得激烈。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实在大煞风景。康泽只得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回司令部处理战事。 康泽不敢与解放军在老河口进行生死较量，于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阳撤退。该旅一路上受到解放军的多处截击，被打得失魂落魄，竟违抗康泽退守襄阳的命令，越过襄阳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残部逃走后，人民解放军5个旅乘胜包围襄樊。康泽急令一六四旅两个团守樊城，一六三旅余下的一个团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襄阳西门，一○四旅守南门，宪兵连和教导队守卫司令部，特务营担任机动部队。 从7月8日起，解放军开始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圈，攻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黄昏就向西门阵地开炮。炮声震撼全城，打得康泽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当时解放军人多势猛，而康泽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难以招架。于是，康泽就向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电求援，并决定放弃樊城。10日，守卫樊城的一六四旅两个团奉令撤回襄阳，康泽又重新调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门，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个团守西门，企图分段据守，负隅顽抗。 白崇禧为挽救康泽的败局，派整编第七师前来增援，但整七师长途行军，速度缓慢，远水难解近渴。解放军攻势加紧，战局危急。康泽再次给白崇禧发电，说守军兵力太少，城外阵地恐难顶住，要求放弃城外西北山头阵地，集中兵力于城内坚守。白崇禧复电不准，并批示他把守卫重心放在城外山头阵地，指挥所也应搬到山地，因为只有山地才易坚守，才有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而康泽则认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便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复电批准了他的请求。康泽即下令放弃城外所有阵地，退守城内，并命令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城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烧毁，以扫清射界。同时，又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学生决心与城共存亡。” 正当康泽准备固守城池时，解放军已突破西门，攻入城中，并对城内守军阵地分割穿插。康泽只好作困兽之斗，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特务营与解放军拼命，结果被全歼。此时，南门被解放军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司令部与各守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康泽为了保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 第十五军绥靖区司令部驻扎在杨家祠堂，这是一座四进建筑物，成矩形，周围无民房，四个角各建有非常坚固的两层碉楼，中心建有一座三层主碉楼，从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楼有地道相通。康泽此时想，虽然解放军已攻入城内，但城内守军还在，等天亮后与各部联络上，再指挥部队坚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楼顶层向四周一望，只见城内多处竖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军依然渺无踪影，整七师才刚刚到达宜城，距襄阳还有80里呢！ 7月16日，解放军包围了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后，从早上6时起，用一门迫击炮从南侧对准主碉楼不紧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发炮弹，把康泽及其官兵震得脑袋发昏。上午9时，康泽曾在襄阳的最后一个据点——司令部里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电，通报襄阳将失。下午3时，突然枪炮齐鸣，解放军发起攻击，边冲边喊：“缴枪不杀！”随即聚拢开会，推举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时，康泽正头戴钢盔，在坑道中盘腿席地而坐，发呆犯傻。董益三、胡学熙两人小心地来到跟前，董弯下身子在康泽耳边低声说道：“康司令，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看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度不过去。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完了。靠几支步枪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过不去了。刚才，大家开会要放下武器，推我们做代表来报告司令官，请司令决定。我看只有早点放下武器，才会求得较好的待遇，否则情形将更坏。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泽沉思了一阵，并未拿出一个可行的主张，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你们跟郭副司令官说去。”董、胡两人又去主碉楼找郭勋祺，郭态度顽固，表示拒绝投降。 下午6时许，康泽由坑道进入中心碉楼底层，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乱打枪的宪兵惊恐地喊：“他们已经打进司令部里来了！”康泽仍纹丝不动，沉默无语，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擦伤了些皮，可他却把身上涂满泥土，脸上涂满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了衣服洗过脸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出，这个高额头、粗眉毛、方脸大嘴的俘虏是康司令官，随后，康泽被押往豫西。 康泽对蒋介石竭尽忠心，而蒋介石对他也倍加信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校长相信他的得意门生会履行誓言，“与城共存亡”。7月20晚，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宋希濂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对大家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出版的《大公报》对此作了报导。但是，当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共产党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此时，康泽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个部下家里，得知此讯，痛哭三日不止。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与共产党作战，必定会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无奈学生不争气，反而被俘。蒋介石为使自己从难堪中解脱出来，决定重新塑造康泽的高大形象，将其“壮烈成仁”型英雄转换成“抗节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释放，晚年生活安定，时有文字发表 康泽于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9次党务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的学生康泽：“记得在前年常务工作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过他，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向其儿子低声叮咛说‘你回去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确献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的教训？” 蒋介石此番言语，句句动情，可惜的是，与康泽在大陆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1972年康泽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军统枭雄——康泽 黄埔三期生，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生活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剿匪”宣传大队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和反共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在全国兴起。但蒋介石此时并不热心抗日，而是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人，于是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产党人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 “剿匪”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开始整天冥思苦想，盘算着建立一个新组织，用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惯以采用骂人诱导的方式，让下属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该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叫骂了一通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 当这帮学生中终于有人提议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顺势表露了一点心迹：“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这个忠实的学生对校长的话心领神会，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 蒋介石听后便指示说：“你们慢慢去研究吧。”过后，学生们对校长意思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组织，康泽被推举为五个筹备人之一，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3月，蒋介石又召集这帮学生开会，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呈报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康泽主张叫“复兴社”，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酆悌主张称“救亡社”，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和所提的名称建议都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结果新组织就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蒋介石指定滕杰为书记，康泽任宣传处处长。 蒋介石非常信任康泽，常说康泽是他的高参，他经常就某个问题征求其得意门生康泽的看法，但对康言的采纳与拒绝，则视情而定。当时，康泽的军校第六期同学杨周熙在军政部交通研究所当队长，他写了《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一书，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让康泽审查此书。康泽通过与杨的接触，认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长汇报杨是想搞投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把书名中“法西斯化”四个字改为“复兴运动”，使书名变成《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书中内容照旧，便同意该书出版。蒋介石不但批准杨周熙参加了复兴社，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泽作为复兴社的宣传处长，竭尽全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4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纸条，上写“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然后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指令康泽写个宣传提纲。康泽反复揣度校长的心理，并按纸条上写的原则，写了一份有16条内容的宣传提纲。他向蒋介石口述所拟的宣传提纲，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当场拍板定稿。宣传处是复兴社的喉舌，康泽自然十分重视报纸宣传。南京在《建业日报》原为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人所办，1931年由于债台高垒，陈找到康泽，希望他能接办。 在酝酿成立复兴社时，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及此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奉化溪口写了个条子给康泽，叫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康泽领到此款后，就接收了《建业日报》，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康泽担任报社社长。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复兴社成立时，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生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设立了“特别研究班”，专门对这批人进行短期训练和考核，然后再委派工作，康泽被任命为研究班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该班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期为3个月，蒋介石对此很重视，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训话一次，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来讲演。该班在康泽的主持下，主要向学员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培养学生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效忠蒋介石。该研究班期满后，学员被分配到《中国日报》、南京地区军事学校、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厚生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作，成为一批忠蒋反共的骨干分子。 复兴社成立初始，经蒋介石批准，还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即“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由康泽担任该会书记。由于他竭力效忠蒋介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提携，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康泽曾提任第五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学生来源为军校1至7期的失业军官和少数大中专学校的失学青年。康泽在任期间，身穿一套士兵服装，腰扎一根窄皮带，脚蹬一双草鞋，腰间挂一支左轮手枪，经常与学员进行交谈。不久，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 此外，赴德国、意大利考察归来的杨周熙上呈蒋介石一个考察报告，建立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支“别动队”。而康泽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交给他作参考。于是，康泽呈报蒋介石批准，正式采用了“别动队”名称。 复兴社的五人团之一、别动队魁首、蒋介石的高参；他积极反共，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用力卖命，被蒋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支反动的特务武装部队，人员全部出自军校特别研究班。总队部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下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辖三个分队。各中队的第一区队是便衣队，身着便衣，持特务证，可优先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可调用指挥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成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是军校毕业生，预备队员为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大队和中队都设有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对外工作。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 康泽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它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力量，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其任务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开展所谓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锋。康泽经常训导别动队成员，要服从命令，效忠党国，“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天子门生”、“监军”、“蒋委员长耳目”、“见官大一级”等等。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三青团团长蒋介石首先宣誓，读了康泽写的誓词。接着，由蒋介石做监誓人，康泽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团的人进行了宣誓。过后，蒋介石对宣誓入团者训了话。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康泽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其原因是康泽向蒋介石建议三青团以复兴社为核心一事，陈诚事先不知道，他嫉妒复兴社，反对以此为核心。康泽自认为有蒋介石指示，就与陈争吵起来。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时，陈诚选派自己的嫡系郭忏为支团主任。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康泽叫去问：“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安排？”康泽汇报说：“陈诚书记长已派定了一人选。”蒋介石生气地说：“要不得！这个支团长你兼！”并立即写了手令，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同年秋，蒋介石把陈诚调至前线指挥军事，命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与陈诚的内争，方告一段落。 为了在三青团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军委会别动队及中央军校特训班抽调大批人员到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然后派往各省市担任三青年团支团书记，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团书记、派方采芹西康支团书记，派陈开国任重庆市支团书记。由于康泽在三青团内专权，因而树敌颇多，就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与他矛盾尖锐。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和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其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得小蒋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这些人几乎全是复兴社分子和康泽的学生，使蒋经国成为一个空头主任。小蒋有老蒋做后台，自然不甘受康泽控制，于是决定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蒋经国就以该训练班培养的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的三青团势力挤出江西。 1940年9月，张治中继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继续在三青团内揽权，引起了张治中对他的不满，康泽抗战初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加上争强好胜，所以受到社会各方责难。此时，康泽的情绪甚为低落，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没有改变。依照蒋介石集团惯例，高级干部凡在失意之时，必定出洋躲避风头。静待时机以东山再起，康泽也不例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被蒋介石派遣出国，到欧美考察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同盟国家的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 指挥襄樊战役失败被俘，没有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令蒋介石非常难堪 康泽回国后，通过竞选当上了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经蒋介石保举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来，蒋介石曾打算让康泽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战事紧迫，却派他担任了重要军职。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历时半年，蒋介石的“全面防御”被彻底粉碎，不得不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区辖3至5个旅的兵力，由该区司令官掌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以襄樊为中心，将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为该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 但是，康泽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参，却难以当一个合格的司令，因为他手中无兵。于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给他指挥。康泽因与这两个旅无任何历史渊源，怕难以掌握，便向蒋介石保荐郭勋祺任副司令，郭勋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在四川军阀派别中属军官系，资格较老，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康泽保举他为副司令，意在通过他来控制这两个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泽走马上任。此时解放军已活动于鄂豫交界一带，当他得知襄樊军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辖区所属一六四旅驻樊城，一○四旅驻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势危急时，便在汉口驻足不前，一再电求蒋介石校长调兵增援。蒋介石又将整编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康泽的保驾军。待旅长黄子华率部开赴襄阳后，康泽才于1948年1月30日飞往老河口（襄樊无机场）。为了显示司令官的威风，临行前除电告襄阳专员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两旅长外，飞临襄樊时还令驾驶绕城一周，以示驾到，而后才飞往老河口着陆。第二天，康泽乘车到达襄阳。2月1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归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辖。白认为蒋介石委派康泽是来抓地方权力的，因而对康很不满意。他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3月，白崇禧以作战需要为名，将整编二十三旅调走，旅长黄子华只命一个教导队（相当于一个连）暂留襄阳，让康泽指挥。黄旅走后，襄樊空虚，康泽又急忙电求蒋介石把一六三旅从河南调来。5月，该旅开到。康泽命一六三旅驻防老河口，一○四旅驻防襄阳，一六四旅驻防樊城，将绥靖区司令设在襄阳，由一个宪兵连和二十三旅教导队保驾。 为了安全起见，又从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个团调襄阳加强防务，此外康泽还从4月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嫡系武装——特务营。为此，他选精兵，挑好枪，加紧训练，到6月特务营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泽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迎来了他44岁的寿辰。其副司令郭勋祺、第一处处长江鹏南、第二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和秘书处长燕德炎等，别出心裁地在城南门外十多里的一座古亭里，设午宴为他庆寿，直到下午3时，众人才尽兴而归。哪知当地文武官员得知此讯，又在摆宴席，为康司令庆寿，还请了城中戏界的名角来唱堂会。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司令献贺寿词时，一个参谋长慌忙来报，解放军已开始进攻老河口，与一六三旅交上了手，双方打得激烈。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实在大煞风景。康泽只得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回司令部处理战事。 康泽不敢与解放军在老河口进行生死较量，于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阳撤退。该旅一路上受到解放军的多处截击，被打得失魂落魄，竟违抗康泽退守襄阳的命令，越过襄阳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残部逃走后，人民解放军5个旅乘胜包围襄樊。康泽急令一六四旅两个团守樊城，一六三旅余下的一个团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襄阳西门，一○四旅守南门，宪兵连和教导队守卫司令部，特务营担任机动部队。 从7月8日起，解放军开始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圈，攻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黄昏就向西门阵地开炮。炮声震撼全城，打得康泽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当时解放军人多势猛，而康泽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难以招架。于是，康泽就向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电求援，并决定放弃樊城。10日，守卫樊城的一六四旅两个团奉令撤回襄阳，康泽又重新调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门，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个团守西门，企图分段据守，负隅顽抗。 白崇禧为挽救康泽的败局，派整编第七师前来增援，但整七师长途行军，速度缓慢，远水难解近渴。解放军攻势加紧，战局危急。康泽再次给白崇禧发电，说守军兵力太少，城外阵地恐难顶住，要求放弃城外西北山头阵地，集中兵力于城内坚守。白崇禧复电不准，并批示他把守卫重心放在城外山头阵地，指挥所也应搬到山地，因为只有山地才易坚守，才有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而康泽则认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便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复电批准了他的请求。康泽即下令放弃城外所有阵地，退守城内，并命令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城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烧毁，以扫清射界。同时，又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学生决心与城共存亡。” 正当康泽准备固守城池时，解放军已突破西门，攻入城中，并对城内守军阵地分割穿插。康泽只好作困兽之斗，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特务营与解放军拼命，结果被全歼。此时，南门被解放军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司令部与各守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康泽为了保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 第十五军绥靖区司令部驻扎在杨家祠堂，这是一座四进建筑物，成矩形，周围无民房，四个角各建有非常坚固的两层碉楼，中心建有一座三层主碉楼，从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楼有地道相通。康泽此时想，虽然解放军已攻入城内，但城内守军还在，等天亮后与各部联络上，再指挥部队坚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楼顶层向四周一望，只见城内多处竖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军依然渺无踪影，整七师才刚刚到达宜城，距襄阳还有80里呢！ 7月16日，解放军包围了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后，从早上6时起，用一门迫击炮从南侧对准主碉楼不紧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发炮弹，把康泽及其官兵震得脑袋发昏。上午9时，康泽曾在襄阳的最后一个据点——司令部里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电，通报襄阳将失。下午3时，突然枪炮齐鸣，解放军发起攻击，边冲边喊：“缴枪不杀！”随即聚拢开会，推举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时，康泽正头戴钢盔，在坑道中盘腿席地而坐，发呆犯傻。董益三、胡学熙两人小心地来到跟前，董弯下身子在康泽耳边低声说道：“康司令，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看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度不过去。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完了。靠几支步枪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过不去了。刚才，大家开会要放下武器，推我们做代表来报告司令官，请司令决定。我看只有早点放下武器，才会求得较好的待遇，否则情形将更坏。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泽沉思了一阵，并未拿出一个可行的主张，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你们跟郭副司令官说去。”董、胡两人又去主碉楼找郭勋祺，郭态度顽固，表示拒绝投降。 下午6时许，康泽由坑道进入中心碉楼底层，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乱打枪的宪兵惊恐地喊：“他们已经打进司令部里来了！”康泽仍纹丝不动，沉默无语，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擦伤了些皮，可他却把身上涂满泥土，脸上涂满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了衣服洗过脸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出，这个高额头、粗眉毛、方脸大嘴的俘虏是康司令官，随后，康泽被押往豫西。 康泽对蒋介石竭尽忠心，而蒋介石对他也倍加信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校长相信他的得意门生会履行誓言，“与城共存亡”。7月20晚，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宋希濂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对大家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出版的《大公报》对此作了报导。但是，当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共产党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此时，康泽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个部下家里，得知此讯，痛哭三日不止。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与共产党作战，必定会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无奈学生不争气，反而被俘。蒋介石为使自己从难堪中解脱出来，决定重新塑造康泽的高大形象，将其“壮烈成仁”型英雄转换成“抗节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释放，晚年生活安定，时有文字发表 康泽于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9次党务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的学生康泽：“记得在前年常务工作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过他，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向其儿子低声叮咛说‘你回去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确献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的教训？” 蒋介石此番言语，句句动情，可惜的是，与康泽在大陆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1972年康泽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