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 解析玄学－－管锥西方 1 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借‘义’。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解析玄学－－－管锥古代西方，或许可行 （一）玄学的世界观 西晋看着是那么另类，其实它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个另类的时代。这是一个“自由”启蒙的年代。 上海课文《一曲胡笳救孤城》第一句话就错了：“西晋末年，北方匈奴骑兵经常南下骚扰” 南下吗？人家的老巢可在太原南面。连教科书都出这么大的错，怎能不另类。 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那句话，“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 两晋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庄园经济代表着社会最高的生产力。所以社会在方方面面，都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适应庄园经济的发展。 庄园经济在当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广大穷苦民众的生存，保护了士族财富的增加，最大幅度的确保了皇家赋税的增收。 确保皇家赋税，这一点很不好理解，在整个两晋时期，“土断”都是皇家的一个大难题。后世的学者就认为，士族阻碍了皇家赋税的增收。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的大企业经济，仍然存在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国家向他们征收的税赋比例还比小企业小得多。但是，这不改变大企业作为国家税赋的主体。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最高的生产力。 大庄园被抽取的赋税比例低，使得自耕农甚至要主动依附大庄园。 对于皇家来说，核心利益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征收税赋，供其享乐。所以，无论他再讨厌士族向其讨要特权，他也只能更配合地支持庄园经济。 晋律比汉朝律法削减了近80%，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权于庄园主，让庄园主更好的经营庄园，以达到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税赋增收。 当然晋律也有增加项。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杂抵罪”。这一项律法却是汉朝没有的，而是晋律中新增的。“杂抵罪”确保了士族在庄园中的权威。 这条法律汉朝没有，光武帝一上台就颁发诏书，规定天下以人为贵，任何伤害奴隶身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平民，必须被治罪，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减罪。汉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而到了西晋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玄学在今天并不难理解，一个成熟的社会理论，虽然内容是细腻甚至复杂的，但是轮廓却一定是清晰甚至简单的。 比如儒学，儒学讲什么？ 儒家思想就是人性论服从社会观，人性论的目标是“君子”。一种完全服从社会需要的人。社会观就是仁、义、礼。就这么简单、清晰。当然，你若深入学习，那就细腻了，把《十三经》全学完，这才是个开始。 任何的学说从‘宗旨’就已经高深、繁杂的不得了，那他一定是江湖骗子。 玄学的世界观是简单的，但却不清晰。（这是它“玄”的原因） 想搞明白玄学，首先还得弄懂王弼。王肃引“道”援儒之后，人们纷纷在研究这个‘道’（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王弼的学说开启了玄学。 一个学说基本上由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组成。说起玄学，就像任何一个古代社会理论一样，无所谓就是阐述了三个方面，即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 玄学的世界观就是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这个论点为玄学开张。 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起于自然’，还是想把儒学道德包含其中。这一点也是王弼提出的。 玄学的人生观就是才性论。魏晋九品中正制需要察举人才，所以人性论也是清谈的核心内容。清谈的核心内容是世界观和人性论。以唯心的世界观和人性论来证明他们的社会观－－－－以静治国，士庶天隔（人分等级）。 王弼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 老子崇尚无为，但老子的自然（即世界观）不是以无为本，而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大白话就是－－－－太玄妙，搞不清楚。有人会说搞不懂也叫一种世界观吗。笔者要说老子的世界观是已知的最精准的世界观。这个先不谈，接着说王弼的以无为本。 我们骨子里仍然有儒学和无神的基因，因此我们不能对“以无为本”顾名思义。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当然和一千五百年后的个人主义大师相比，王弼的学说还很低级。王弼说世界万物都是原来静止不动的，你无论怎么推动他，最终都要静止下来。所以推动不如不推。又大胆引申批判儒学：无论怎么仁爱的对待卑贱的人，卑贱之人最终还是卑贱。所以“有为”不如“无为”，所以要“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 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王弼引出庄子，从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以上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强调人生观应该掌握、利用‘客观世界’。这和他的老师王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王肃提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可王弼是只崇道不贵德。 庄园主的核心利益是财富的积累。可是庄园创造的财富主要来自剩余的粮食，布匹，美酒和水果。这些东西不易储存，必需及时换成货币，因此庄园主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流动与商业。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对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支持。 王弼的以无为本成为玄学主流的世界观。 玄学的世界观还有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頠是贾后最有才华的亲戚，裴頠曾在政坛红透一方。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才三十岁的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很多年以后王敦也批评过裴頠，当然是在他死之后。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影响不大。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老子作为东周直属官员，从东周朝廷的利益出发，宣扬小国寡民思想。别管秦国还是齐国，如果只封他们一个城堡，他们什么大事也干不成，周朝不就安稳了。这个思想乍一听还对，可是脱离现实，且不说东周之外还有强国，就说只有一城一地的诸侯，在新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在利益的驱使下，也能强大起来。 但是，道德经把客观世界，即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道废，安有仁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请读者注意：老子这里讲的全部都是整体的‘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 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个人）视角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个体）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在魏晋以前并不出名，游离于百家之外。只因为文采高超被尊为四大散文之一。大家都是穷光蛋，填饱肚子要紧，自由往后靠吧。当庄园经济昌盛，出现士族阶级，《庄子》才能大放异彩。 玄学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生观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在玄学思想中《庄子》是核心，探讨人生观如何适应和利用《老子》所说的‘道’。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古往今来，中国的儒家学者研究的是人性论顺从社会观，可他自己经常跳出这个研究范畴，表现出一丝虚伪。试问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有几个人能全做到。食不语，寑不言，十不吃。从起床到睡前儒学都管了。只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存在。（所以‘礼’应该被大面积删砍，只要符合‘人的利益’即可） 而西方学者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所以什么事都要跳进这个研究之中，先验自我。‘我’不适应就是所有人不适应，显示出过分的狭隘。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也没独立发展下去，但对儒、道、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 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主流，因此老子比孔子吃香。 《老子》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约翰高 东方古代世界的代表。——黑格尔 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德国总理施罗德 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威尔·杜兰 玄学清谈谈什么？ 刘琨想了想说：“几年前的春天，洛阳名士们一起游洛水，我也有幸跟随前往，这是我见过的最大场面。最使大众惊叹的是裴頠大人的名理之学，‘天崇有，人贵无’，其意深远雅致；再就是张华丞相对《汉书》侃侃而谈，精深博大；还有王衍和王戎评说延陵季子和张子房也令人大开眼界。这样的盛景不知往后是否还能看到。”刘琨眼中充满憧憬。 这则典故非常有代表性。他点到了玄学清谈的主要内容。裴頠谈‘道’；张华谈汉书；王衍谈张良。他们分别代表了玄学三个重要‘谈点’。即玄学的世界观、社会观、人性论。 如佳笑道：“谈意识形态，谈历史事物与人物，看来古今男人都是一样的。” “噢，哪些古人和我们一样？”刘琨问。 “我所说的古人，就指的是你们。”如佳说的是真话，却用了调皮的语气。 刘琨笑了，这是他听到的最怪异的玩笑。 其实这个典故出自王衍之口。先提裴頠，他虽不到三十，是张华的副手。但裴頠是贾后代表，被士族看好，随时会成为宰相。张华年近70。裴頠权势最高；第二个才说张华，张华是正牌宰相；最后说自己和王戎。其他人就不提了。可见所谓名士也是按权势排位的。 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 “延陵季子有大德，张良大智过人，王衍和王戎谈评这俩人，恐怕是在相互吹捧自己。”如佳说。 “你这是以女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琨调侃着站起身来，抱起如佳。 ，刘琨压在如佳的身上，“来，我喂饱你。” “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如佳闭上了眼。 刘琨惊喜：“此诗可谓激情诗之首了。” ===================== 摘自《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本书开启一方学派。才华独一无二，学说惊世骇俗 随着中国进入商业社会，研究两晋社会将成为‘显学’ 解析玄学－－管锥西方 2 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名教即儒学，玄学家把儒教改了个名，叫名教，意为正名分之教，只突出了儒学的社会性，不再是最高理论，最高理论让给玄学。儒学只是社会的最高理论，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论。 名教出于自然，这句话是把儒学的社会观借来用。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前一句唯心，后一句唯物。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不敢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玄学家要自由。可是人人都自由了。庄园里的农奴也自由放达了，庄园生产怎么维护！自由主义者岂不饿死了。自由论者强调个人顺从和利用自然，只研究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关系，这中间缺失了社会观一环，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独立可行的社会观。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这时候拥有唯心社会观的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还没有流传开，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直到西晋佛学还处于佛经‘翻译’阶段。这样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否定‘有’，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像（空）的唯心最终结论。 玄学的世界观与当时可行的儒学社会观产生明显的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但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社会观相兼。 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像’。所以玄学的终极观点‘以有为像’没有被玄学家们接受。王弼也说有不可以为像。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就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一过程还非常复杂曲折，最终还是由王弼完成。 王弼去拜访当时清谈界的领袖裴徽。裴徽一见到王弼便特地拿当时清谈的“重要课题”来考验他，问说：“‘无’是万物生成的来源，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但是，孔子不去说它，而老子则整本书讨论个不停，这是为什么？” 如何将儒学的社会观带入玄学的世界观这是玄学的最大难题？ 只有十七岁的王弼说:“孔子知道‘道’是无法完全言表的，因此孔子从不言‘道’。但是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表现出‘道’的最高境界。而老子似懂非懂，才唠叨个没完。”（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王弼的说法如晴天一声雷，震惊了整个玄学界，我前面说过，玄学的唯心世界观和人性论很难指导社会大众。所以，在宗教还未显达之前，玄学只有紧抓‘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因此，如何把孔子的理论为玄学所用，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难解课题，这也是玄之所在。 曾经荀灿提出‘言不尽意论’。他的意思是说，人通过自己的话语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以此来说明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内心中的‘道’表达出来，因此‘六经尽糟粕’。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又将与玄学相矛盾的儒学著作排除在外。但他这个说法没人同意，如果真个‘言不尽意’，那这帮玄学家也不用著什么书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孔子是只做不说，王弼的说法使玄学家强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学，使玄学家们激动地热泪盈眶。当时的泰斗级人物裴徽、傅嘏震惊不已。何晏大为称赞，他说：“孔子曾说‘後生可畏！’像王弼这个人啊，年纪轻轻的，却可以谈论‘天人之际’这样的大问题了啊！” 王弼的说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学现实观（社会观），又确定了玄学更高地位，为其的‘名教出于自然’打下基础。其实质就是将玄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与儒学的社会观相结合，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理论。但是，由于玄学的世界观向玄、向唯心进化，它和儒学的社会观的结合属于一种牵强附会，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宗教到来，它将和儒学说再见。因为玄学和佛学有着近乎相同的世界观，以无为本，紧接着就应该是四大皆空，以有为空，玄学成为向唯心学说靠近的‘过度’学说。 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这种‘自我’的世界观无法提炼出可行的社会观。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赤裸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赤裸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完全的‘无为’，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 于是一片驴叫之音！ 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我’的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辛苦十年，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社会变了，怎么理解？小农社会号称‘富不过三代’，怎么理解那个‘一富贵就是十几代的时代！ 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践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 您有没有被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伤害过，他们应该在您面前讲道德。所以除了您一个人外，所有人都该讲道德！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向社会‘道德’妥协。 自由是人的需求，必须由社会维护。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一定会干扰你的自由。 悲催的是，他人的自由行为也可能干扰到您的自由。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 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道德保障了您的自由。道德是人对文明的认知。我的说法和康德不同，康德认为道德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认为道德是对他人自由的妥协，最终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王弼的“以无为本”，支持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这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虽然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但是玄学还有一左一右两个观点。 左的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指人性的自然放达是超越儒学的，大胆的否定儒学社会观。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欲望，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一个贫苦人，家中没了粮食，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去那里‘守静去燥’。个人主义者的的理论是用来指导精英的。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跟着精英走就行啦。 嵇康当然也知道，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这个观点就更加个人主义，甚于否定儒学社会观。在晋朝，儒学最衰微时，仍被人们称为圣教。孔子仍被奉为圣人。王弼讽刺儒学，但还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不是圣人。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派只崇尚庄子。追求自由，放达，富贵长命。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思想流派，都不能否定社会道德。这一派否定社会道德，不被大多数士族接受。 嵇康要求社会‘清静无为’，不要认为他自己就是清静无为的。史书记载，两次客人来访时，嵇康都在灼热的火炉边‘炼铁’。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好，这只表示庄园主们对优良铁器的渴求。炼铁是那个时代最尖端，最需要的科技，还是军火。 提出这个观点的嵇康，幻想了一整套长命百岁的心法，可是他在39岁时被朝廷杀了。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相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十字架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社会观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正义和一切围绕人的权益。） 玄学最后一个‘社会观’的观点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指儒学就是玄学这个‘道’。有人说，这个说法使儒玄溶合。其实郭象是在生搬硬套，把玄学往回拉。希望玄学融入儒学。郭象的说法在前期不被人接受，他的说法严重违背玄学的世界观‘以无为本’。可是，永嘉之乱中士族被无情杀戮，使士族看清一心追崇自由，而抛弃责任的危害。‘名教即自然’这一观点开始被看重。后来这一观点影响也不大，因为没多久佛学兴起，佛学社会观相比于儒学的求仁求义，更符合贵族的天命论（士庶天隔）。 玄学着重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他和宗教有相通的唯心世界观。玄学缺失社会观；宗教缺失人性论。这样两者又形成互补。这样玄学媾和的目标是宗教。郭象强拉牛回头只是徒劳。可是郭象在玄学中的地位很高，这是因为他发展了玄学的人性论。 早期玄学的人性论还是追求上进的。 《庄子》本游离于百家之外。道家指‘黄老’而并未老庄。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老子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王弼强调这是崇本熄末，提出崇本举末。就是不止要顺从，还要利用。 郭象的人性论代表了玄学后期的人性论。郭象在玄学中的崇高地位，还是由他的一句话奠定的－－－“牛马不辞辛苦者，天命之固当也。虽寄之人事﹐而本区别在乎天也” 这句话表明了：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使玄学向他的终极目标‘士庶天隔，人分等级贵贱’大踏步迈进。 在士族的眼中奴隶和牛马没太大分别，天命就是来给庄园主干活的。由此可见，早期个人主义者的理论缺陷很大，他在和宗教的媾和中处于次一级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 解析玄学－－管锥西方 3 第三章玄学衰落 玄学‘玄’在无为的世界观要向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妥协。那么玄学到了东晋为什么不玄了？ 从曹魏到西晋涌现出很多玄学大家，如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王衍、乐广、郭象。可是东晋后玄学就走了下坡，没有新的大家，新的思想。 原因就是佛学来了，佛学把玄学的世界观一板砖拍死了。 佛学在汉朝进入中原，但是不被认可，没有展现自己唯心的社会观机会。可是胡人原本信神鬼，第一个统一北方的胡人政权‘后赵’率先尝试了佛学，非常成功。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从战乱后的荒芜中拉了出来，出现一定的繁荣。佛学唯心的社会观也非常好使。他们对庄园里的农奴说，好好地干活，死后把你们送上西天极乐世界；不要记恨庄园主，人家上辈子做了善事，你们也做善事吧，下辈子也能做庄园主。 宗教的求善、忏悔取代了儒学的仁义社会观。 石勒后赵的成功引起东晋和成汉的艳慕。东晋才不再排斥佛学。可是佛学大师从北方来到东晋，语惊四座！ 佛学的世界观原本就是四大皆空。这样玄学的世界观被佛学解释为：以无为本，以有为空，性空假有。所谓不是叶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这一解释把玄学甩出了五条街。这是一整套唯心的思想理论。本、体都是唯心的，不矛盾。 此说‘标新立异’惊得东晋名士目瞪口呆。你若承认‘以无为本’，就永远辩不过佛学大师。标新立异这个成语就从此得来。 ‘以有为空’的本体论，玄学家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不敢提。更不敢承认，因为他的社会观要依附在儒学的‘有为’上。 人家宗教不怕，人家有自己的一套可行的社会观。以求善，忏悔的社会观，也使民众老老实实干活，将来到西天极乐世界。 因为佛学很早就讲究四大皆空，其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有”，“有”既是空，这下一下解决了玄学的最大难题，你看到的一切表象，大千世界都是空的。虽然这个说法彻底解决了玄学的世界观，但是就和以儒学为主的社会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是人家佛学不怕，因为人家佛学有自己一套较成熟而可行的社会道德理论－－－－普通人仍然要辛苦工作，修的正果，把你送到西天极乐世界（西方是送上天堂）。人家宗教的社会观也能支持劳动有为。 宗教拥有和玄学更相近的唯心世界观，而且在唯心上比玄学更成熟。依托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还有一套可行的社会观。 正因此第一次个人主义和宗教的媾和，宗教占了主导。宗教还得便宜卖乖，指责贵族无为遁世。（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兼顾‘公平’后，夺回主导权。但还是和宗教妥协了。这是第二次媾和） 所以宗教一来，玄学清谈就衰落了。因为你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人家对庄子逍遥游的世界观的阐述，甩出玄学家们一条街。人家还能提供另外一套与儒学有为思想完全不同的一种无为的社会道德观，这更符合玄学的世界观。这样人家佛学将玄学的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一下将死了。当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也都从个人主义中吸取的巨大的营养。 这样东晋玄学清谈“有”、“无”的关系，就谈不下去了。玄学自然没落了。 世界观没法谈了，社会观又不会谈，只能谈人性论（人生观）。 不要以为神学大家什么都能谈，谈至人性论，神学就被问晕了。你都四大皆空了，还要什么才华、人性。宗教是愚民政策，对人生观上的阐述是比较低级的。作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上进的人生观，是不能进步的。全是宗教理论，人失去自我，全变成行尸走肉，整个社会都等着上帝恩赐，会变成死水一滩。 因此，宗教也需要一个外来的人生观、人性论。所以宗教和个人主义谁也看不起谁，可又离不开对方。因此两者只有媾和，谁的了势还要骂另一方。 讨论起人性论，殷浩就把佛学大家支道林难住了。所以宗教和自由派还真是绝配，都有妥协的意愿。 玄学借用佛学而最终沉沦；佛学借用玄学而昌盛。原本佛学进入中国，核心理念是‘苦禅’。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因为有欲望而众生皆苦。在玄学的影响下，产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中国佛学不再只是‘苦禅’。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可是率先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被佛家开除了。老和尚们整天吃斋念经都成不了佛，你个坏蛋扔掉屠刀就成了佛，门都没有。这一法旨很长时间才被认可，只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牛人。牛人的刀最大，最硬。 朱熹认为佛教不再只是‘苦禅’是抄袭了玄学经典《老子》，陈寅恪也有类似言论。笔者认为抄袭谈不上，只算借鉴罢了。宗教有自己的东西，不然看不清今日之西方世界。 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宿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而佛寺林立。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公元330年古罗马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山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笔者说过日本的社会更像西方，没有走出贵族制度。儒、佛同时传入东瀛。儒学就没发展起来。佛学却发现了沃土。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 平安中叶之后，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更进一步干涉政治。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德川家康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 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这其实就是认可了人的社会性，人性要服从一定的社会观。 康德被认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收官者。他的确为启蒙运动收了官。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在承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不否认基督的存在。和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还是世界的一部分，即宗教出于自然。 不得不说伟大的康德在这点上做了江湖骗子。即使很多西方学者也被他搞糊涂了。诗人海涅有个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 ‘第一批判砍了上帝的头，第二批判却魔术师搬得又把上帝复活了。’ 康德的心声说出了他的无奈，在《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西方成熟的社会道德只有神教，个人主义者甩不开它。（笔者在整片文章中极少用这个‘它’字，为了表示对宠物的尊重，对畜生也用‘他’字）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 可是自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人从一出生到死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自由不是人性的本质，自由是人的需求。人只有在团体中相互妥协，合作才能拥有现实中的一定的自由。 西方启蒙运动融入‘公平’理念，迫使宗教做出更大妥协。在第二次媾和中占据了主动。 第一次媾和宗教占据主动，骂个人主义者只为自己享乐，规避社会责任；第二次个人主义占据主动，骂宗教的统治是‘黑暗的中世纪’。 今天女皇、天皇的存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随之美越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处于守式。70年代末，苏联步步紧逼。美国在欧洲处于守式；苏联进入非洲的中心扎伊尔，非洲危在旦夕；越南攻占柬埔寨，压制老挝，兵临泰国，东南亚要完蛋了！ 当时的工业生产以钢铁产量为标志；国家科技以航空航天为标志。苏联全面赶超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政治糟糕透顶。从60年－－80年这20年中，美国没有一个总统可以任两届！可以验证美国政治的糟糕。总统都被打死了，您说糟糕不糟糕。 在敌国的压力下，美国在国内的‘改革’非常成功，非常精彩。1961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著，开创了西方商业社会自由经济的新模式；1970年的《正义论》确定了新的西方社会观。1964年美国黑人才得到完全的选举权。 西方今天的社会模式是－－－－－－个人主义糅合宗教兼容公正 《庄子》是玄学的重心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老子作为东周直属官员，从东周朝廷的利益出发，宣扬小国寡民思想。别管秦国还是齐国，如果只封他们一个城堡，他们什么大事也干不成，周朝不就安稳了。这个思想乍一听还对，可是脱离现实，且不说东周之外还有强国，就说只有一城一地的诸侯，在利益的驱使下，也能强大起来。 但是，道德经把客观世界，即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大道废，安有仁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老子这里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生观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老子》仅仅是玄学的外围；《庄子》是玄学的重心。 《庄子》在历史上，无门无派，游离于各派之外。在魏晋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书，即使有个别提及的，也是由于《庄子》这本书文采出众，个别语段被引用在被人的文章里。道家一直以黄老为主，并不重视《庄子》。 庄子是一个富有的人，司马迁记载他，写书超过十万字，古代一份竹简就能打个一二百字，一本书就得用牛车拉，而其出十万字的书得需要多少名工匠为其制书简，得多少个高级工匠为其刻字。古代刻字的高级工匠可跟今天刻石碑的人不同，古代圣人是不写一字的，只用嘴说，由这些工匠刻在竹简上。所以这些工匠都是认字的，甚至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非嫡系的贵族后代。 庄子主讲人性论，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开端。而他的书只有在类似于他的这种高端阶级的大批涌现时，才会被认可。所以，直到魏晋以后，庄子才被已经成熟的士族阶级所重视。在这一时期，《庄子注》才开始流行。 《老子》书中所写到的‘人’，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这个个体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杂篇·让王》在许多人看来是最荒诞的一篇。本篇开篇就说道，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多余时间来治理天下 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披柔软的皮毛夏天穿细细的葛布春天耕地下种形躯能够承受这样的劳作秋天收割贮藏自身完全能够满足给养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我又哪里用得着去统治天下呢可悲啊。” 不管是支父还是支伯，他们都不会是普通的人，应该本身就是高级的部落酋长。 如果上天对一群亿万富翁说，如果让你选择当一年的皇帝，还是再活30年。如果这些亿万富翁脑子不进水，他一定不会去做皇帝。而如果找来一百个乞丐，问他们是做一年的皇帝就死，还是继续这样再活三十年？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选择做一年的皇帝。 因此庄子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因为大众没有达到他那个境界。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的。 对于富有的，有物质基础做后盾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多活一日，就是在天堂中多呆一日。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古老的自由学说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但其实就像仁爱、正义，甚至团结。这些学说在起源的时候，都是非常幼稚的。在远古文明中，部族‘团结’甚至靠巫师装神弄鬼来获得。但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会变得异常光辉璀璨，就像一团胶泥变成精美的瓷器。 魏晋，士族崛起，成为主要‘团体’。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但对儒、佛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儒佛都不得不重视《庄子》。 第一章 楔子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公元249年，发生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小皇帝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司马懿命人关闭京城城门。假借太后诏，命‘司徒’桓范行中领军事，接管中领军曹羲的军队。桓范正要应命，但他的儿子以皇帝在曹爽那边，力劝桓范投奔曹爽。桓范最终改变主意还是去高平陵。 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出城去找曹爽。司马懿听到后惊叹：“智囊往矣。” 蒋济则笑着说：“曹爽兄弟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桓范的计策。” 桓范见到曹爽兄弟后，劝他们带着皇帝到许昌，召命全国讨伐司马懿；有大司农印绶在手，担保不会缺粮。但曹爽兄弟都决心罢官投降，以为交出权力还可以维持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 桓范见此大哭：“曹子丹（曹真）一向多谋果断。可他现在这三个儿子，简直是蠢猪！那会料想，谯国龙亢桓氏今天会因你们而将被灭族，天啊！” 桓范说的没错，他彻底得罪了司马家，身为三公却被司马家处决了。这个从东汉初年起成长起来的家族，就此沦落了。在整个西晋时期，这个家族上没出过高官，老老实实的在谯国龙亢种田读书。虽然他们仍然是庄园主，但是在政治上不被西晋重视。 岁月匆匆，这一晃便是七十年，直到永嘉之乱后，司马睿驻守江南，在琅琊王氏的帮助下，发起了统一江南的战争。公元317年，谯国发生流民叛乱，王导请其兄长王含为元帅，前去谯国平乱。 在那个士族统治的年代，每家士族在自己的庄园所在的县城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温峤建议，流民叛乱多迫于疾苦，本无心叛晋。先派谯国桓氏家族中的桓彝前去安抚，如若不成再动用军队。也算先礼后兵。 这时，谯国桓氏中的很多子弟已经南迁，其中声名最响的人物就是桓宣。王导就试着派桓宣前去安抚民情。龙亢桓氏在谯国老家拥有大量庄园，除了一些部曲以外，县内还有近半农民曾经依附过桓氏家族。（大庄园的赋税比例低） 坞主张平和樊雅分别自称豫州刺史和谯郡太守，各据一城，聚众数千人作乱。谯国龙亢桓氏在谯国根基深厚，去之前桓宣还先被任命为参军。最终张平和樊雅都派人随桓宣回建康表示臣服。至此桓宣留任谯国內史。派别人来就需要派兵跟随，多了晋室没有，少了不管用。桓宣不用一兵一卒便能镇守谯国。 乱世出英雄，桓宣到了谯国便成功说服流民，桓宣也被封为谯国內史，镇守谯国。级别并不高的谯国龙亢桓氏启动了他们家族的门阀之路。 谯国龙亢桓氏只用了两代人的时间，几乎靠桓温一人之力，便成长为东晋‘与司马共天下’的第三代门阀。本书将充分展述桓温的门阀之路。真实再现东晋名士风度。 温峤本来推荐的是桓彝，但是由于桓宣更加知名，而被王导启用。但是，那个士族社会里，士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为江东八达的桓彝在温峤的一再推荐下，也慢慢的开始被晋廷看中。公元322年，王敦临死前想过把皇帝瘾，与东晋第二代皇帝晋明帝的争执越来越明显，战争一触即发。桓彝极力支持朝廷平叛，明帝擢升其为散骑常侍，参与朝廷的军机大事。凭着特有的智慧和能力，桓彝很快成了这位新皇帝的“智囊”人物。王敦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桓彝因其出谋划策的特殊功绩，被封为万宁县男。级别还是很低啊。 拥有精兵万余人的冠军将军苏峻因在平定王敦之乱时立下战功，而得到明帝信任，被封为历阳內史，保卫建康的江北门户。晋明帝司马绍活了26岁，只当了三年皇帝。他死后庾亮、王导以顾命大臣名义执政。庾亮嫌苏峻驻军离建康太近，而想将其召入京都，削其兵权。 公元327年12月，苏峻联合占据寿春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第二代门阀庾亮为名率兵反叛，很快天下大乱。这时，桓彝总想援助王师，拯救朝廷，于是迅速率军进驻泾县。 恰在这时，听闻苏峻叛军已攻占了京师建康。桓彝“慷慨泣涕”之际，决心坚守泾县城，抵抗叛军。此时，周围诸多州郡已降于叛军，苏峻指使他们轮番到泾县来劝降桓彝，均被桓彝一一严词拒绝。 苏峻的将领韩晃率部紧紧围困着泾县城，桓彝坚苦守城，韩晃强攻一月有余，县令江播叛节泾县才被攻破。随后桓彝被江播杀害于城中。 苏峻、祖约的叛乱，被东晋的重臣、名将温峤、陶侃率领的王师平定之后，桓彝被朝廷追赠为廷尉官衔。桓彝死时，他的五个儿子之中大儿子桓温只有十五岁，五子桓冲才两岁。 这之后，本书的主人公桓温年仅十五岁。在这个难得的太平之世，桓温和他四个弟弟与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建康城外。白天习武，夜晚读书。 龙亢桓氏本来有很深的贵族底蕴，他的祖先桓荣做过东汉第二代皇帝汉明帝的帝师，家族世代以儒学见长。三国时，桓范位列三公，号称‘智囊’。家族藏书很多，后代弟子都默默学习。尤其是智囊桓范写就一本《世要论》，他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全部注入这本书中。书中不仅有谋略、军事，甚至还有卦数。为桓氏不传之秘。 后来，桓温听到人说，杀死其父的江播并未战死。而是在苏峻败后投降了东晋，不仅未死，还被封为县令。桓温听到后，痛哭流涕，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从此以后，每日清晨练习剑术，即使晚上睡觉时也把宝剑压在枕下。 桓温的本名取“温”字，是因为他的父亲非常佩服温峤，而以“温”字为其起名。但是小小的桓温心中最佩服的大英雄，却是在北方独立作战多年的大将军刘琨。桓温梦想一雪家仇，为国夺回中原，收复旧都洛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第二章 为父报仇 1 PS：看《东晋门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起点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公元330年冬，江南的冬季格外的寒冷，体弱多病的母亲，一病不起，十七岁的桓温看得心慌，赶紧跑到镇上，去找郎中。 郎中听桓温说完病情，便对桓温说：“你母亲的病不过是胃虚体寒，今年因为格外寒冷，已经有很多人患有此症，听你简单介绍，我不用去看便知道了。” 然后，开了几副药交于桓温，又对他说：“光这些药不行，还需买几斤羊肉，连吃七天羊肉，病才会好。” 桓温谢过郎中，拿上药急急跑到羊肉店，问明羊肉价格后，吓了一跳，十斤羊肉竟然需要三贯钱。桓温急急跑回家中，召集三位兄弟，商量如何救母，获得羊肉。 四弟桓秘比较机灵，就说：“我们急用羊肉，不如先把小五抵给他们，等过两天我们去找朋友家借钱，再把小五赎回。” 众兄弟一听，吃惊的说道：“怎么能这样，万一对方不给小五吃的，我们这几天再借不到钱，岂不把小五饿死。” 小五名叫桓冲，也只有4岁，他一听此话，站出来说：“为救母亲，我同意这样做，即使你们十天借不到钱，他们也不会饿死我，他们还能把我卖出去做奴隶，来抵羊肉钱。” 老三桓豁吓唬小五：“如果我们借不到钱，他们会不会把你的肉割下来冒充羊肉？” 小五说：“那我也不怕。” 桓温流着泪对桓冲说：“就这样决定了，委屈五弟，我们一定想办法早些借到钱，尽早把你赎回。” 桓温抱着桓冲来到肉店，向老板说明情况，希望先用兄弟桓冲作抵押买十斤羊肉，五日内必定还钱。 肉铺伙计不敢做主，喊来老板。老板姓张，认识桓温，一出来便问道：“你父为国捐躯，难道国家没有抚恤你们，怎么连十斤羊肉都买不起？” 桓温说：“家父不在后，国家抚恤了几十亩土地，但是我家劳力只有我一个，最后获得的粮食刚刚够一家人填饱肚子，没有余粮。” 张老板叹道：“唉，这样吧，念在你是忠良之后，你先把十斤羊肉带走，救你母亲。至于钱，你什么时候来还都可。至于你兄弟......”老板看了一眼四岁的桓冲，摸着他的头说道：“你母亲重病，你已照顾三位兄弟，恐怕没法照顾这么小的幼童，那就把他先放到我这儿，我让内子给他做几顿好吃的，等你母亲病好了，你再来接他走。” 桓温一听，心中感激，说道：“张老板大恩大义，小弟没齿难忘。” 就这样，桓温将桓冲放在张老板家中，带着羊肉回到家给母亲炖上。 第二天，母亲连吃了两顿羊肉，果然身体稍有好转。中午，兄弟四人围着灶台闻着锅中羊肉的香味。桓云对桓温说说道：“大哥和谢奕情同手足，应该赶紧出去谢奕家借钱，将桓冲赎回。” 桓温愁道：“这两年来谢家对我们帮助太多，真是不好开口再向其借钱，不如卖掉两亩地如何？” 桓云说道：“家中就这几亩地，如果遇难就卖，将来岂不要去别人家做长工，玷污了祖上声名。再说就算要卖，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卖出的。” 谁知正说着，谢奕带着十岁的三弟谢安登门来见，谢奕一见到桓温便指责道：“兄弟，你家中有难，为何不来找我？却将桓冲抵给了肉店。” 谢奕比桓温大整整十岁，所以称桓温为兄弟。他是谢裒之子，谢鲲之侄，当年谢鲲是江左八达之首，桓温的父亲也为江左八达之一。但是桓氏在江左八达中地位最低，完全是谢鲲出于情谊照顾桓彝，两家关系极其亲密。自桓彝牺牲之后，桓温五兄弟和母亲住在建康城外。和谢家的庄园离得很近。谢裒给在家打理庄园的儿子谢奕立下规矩，凡是桓氏有难，必须相助，因此谢奕这两年经常接济桓温兄弟。也与桓温成了莫逆之交。 东晋士族执政，大名士们有自己的名士圈，一般少和中等士族拉关系，婚姻上就更不与中等士族联姻。而这些中等的士族，也经常混在一起，形成互助。从谢鲲开始，谢家对桓氏的热情照顾，将在几十年后超倍得到回报。 桓温起身拜谢道：“谢大哥，这两年来，受你家恩惠太重，无以报答。” 谢奕说：“何谈报答。过两天，袁耽要来，到时我在家中请他，到时通知你，一定要去。” 袁耽也是桓温的小哥们，只比他大五岁。但是却受到王导的青睐，刚刚二十岁出头，就做了王导的秘书，前途无量啊。 谢奕将五贯钱交给桓温，又在桓家聊了半晌，才带着兄弟谢安回府。此时的谢家虽然还不是一等士族，但是谢家在江南很会打理家务及生意，现在也已经是非常富裕的士族，谢奕、谢安的父亲谢裒还在京中做吏部尚书。 回去的路上，谢安疑惑的问道：“为何桓氏兄弟一有难，你便来救助？” 谢安还小，谢奕不能出是父亲的意思，只说：“我们救助桓氏兄弟，一来出于上一代的情谊，二来也是敬仰桓家为国尽忠的精神。” 东晋大士族有自己的圈子，大多通过婚配结盟。影响力小的士族进不去，也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共进退的小圈子。谢鲲把桓彝拉入‘江东八达’，谢氏和桓氏已算是世交了。 三天以后，五兄弟母亲的病情好转，已经可以下床自由活动，桓温非常高兴。这天上午，桓温正在屋里读书，只听见院中有人高喊他的名字。桓温撂下书，一个箭步窜出屋子，看到殷浩正兴奋地骑在院中的小木马上，晃悠来晃悠去。 桓温不禁笑道：“这木马现在是我四弟五弟所玩之物，你比我还大，还去玩。” 殷浩哈哈大笑，站起身说道：“我也是童心未泯。” 桓温问道：“你为何事来此？”殷浩并不常来找他。 “袁耽回来了，今天中午谢奕做东，为其洗尘，让你我都过去热闹一番。因为我有车，所以通知了我，让我顺路接上你。” 桓温这才想起，谢奕曾说过此事。桓温赶紧进屋换了身衣装，殷浩也进得屋来，拜过桓夫人，之后两人坐上牛车而去。 殷浩的父亲殷羡是大将军陶侃帐下首席军师，殷浩也因此二十来岁便名扬东晋朝野，早早地就有“江东诸葛”之誉。 苏峻之乱后，虽然颍川庾氏获得执政权，但是战场的主帅陶侃和温峤也成了战争暴发户。，所以他们两人也被封为封疆大吏。温峤于去年因一颗牙齿脱落，而中风去世，此时年仅四十一岁。大将军陶侃作为荆州刺史，成为庾亮的主要结盟者，权势极重。 桓温和殷浩仅用了半个时辰便来到谢氏庄园，仆人把他们引进谢府。桓温一看，谢奕兄弟四人正围着袁耽有说有笑，众人看到桓温和殷浩进来，也都高兴起座，相拥相抱，毕竟都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少了很多礼数。 寒暄之后，众人落座，谢奕命人端上酒菜，然后率先问桓温：“你母亲的病可好？” 桓温回道：“多谢大哥相助，家母的病情基本转好，请勿挂念。” “那你把桓冲赎回来了吗？”谢奕又问。 桓温回道：“已经把赊羊肉的钱还与张老板，可是他却执意不让桓冲回来，非要让家母病好之后亲自去接。桓冲在那里玩的也非常高兴，所以我暂时没有把他接回。” 殷浩叹道：“谁说人心不古，这个肉店老板还是非常善良嘛！” 谢奕举起酒杯请大家共饮，又说道：“在座你我兄弟，都是布衣之交，将来有谁先飞黄腾达，可不要忘记众兄弟们。” 众人举起酒杯连喝带唱，好不热闹。 酒过数巡，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殷浩又敬酒袁耽：“彦道年纪轻轻竟然就被王丞相赏识，果然出类拔萃。” 袁耽说：“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幸运罢了。我看殷浩才华横溢，将来成就会最高。” 殷浩听此说，皱眉道：“石勒已经统一北方，我朝太尉陶侃早在十多年前就有踏平北方，规复中原之凌云壮志。试想当年，刘琨在幽冀，大将军从荆州出发，定能成其功绩。可惜，王敦这厮为了自家利益，而把大将军撵到广州。如今大将军年逾七十，已是廉颇老矣。英雄凋零，拿什么与中原相比？我等还会有什么成就。” 桓温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道：“你也太过悲观。江山待有人才出，不要小瞧我辈。” 袁耽醉了，听的此话，哈哈大笑地说道：“桓温，我知道你枕戈待旦，想为你父亲报仇，做个大英雄。可是没希望了，我从江北回来的时候，听说你的杀父仇人江播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你连家仇都报不了，还怎么解国恨。” 桓温一听，马上蹦起，抓住袁耽的脖子喊道：“此话当真？” 袁耽醉意朦胧地说着：“当真，当真。” 桓温听完，起身冲谢奕抱拳说道：“我还有急事，告辞了。”说完，大步流星地离座而出。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三章 为父报仇 2 PS：看《东晋门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起点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桓温听到杀父仇人已经病入膏肓，便匆匆离席。 回到家中已是深夜，桓温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袱，一个旱地拔葱跳上房梁，取出一把家传宝剑，然后悄悄地唤醒二弟桓云，把他叫出房门。 月明星稀，桓温对二弟说：“袁耽从江北回来，他说咱们的杀父仇人已经病入膏肓。我恐他病死，无法手刃仇人，因此今夜我就赶往江北，免得便宜了那老儿。” 桓云急道：“江家是泾县大户，不仅有三个恶子，还有家丁几十名，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桓温说：“我练剑数年，自父亲去世后，枕戈待旦，一心复仇。今夜无论如何我也要去。此去，来回最多一个月，我若一个月未归，就当我死了，你要照顾好母亲和三个兄弟。” 桓温说完，一抱拳，未等桓云说话，便转身离去。 从南京到泾县，有三百多里，桓温徒步行走，也需数日才能到达。桓温风尘仆仆一心赶路，白天饿了就啃个干粮，晚上困了就在路边树下安睡。 连行两日天，日暮途远，桓温一心赶路，在夜里走进了一个小树林。虽然月明星稀，但是大风刮过，万木倾伏,刹时间,波涌浪翻,唰唰声响不绝.好不阴森。突然路边闪出三个人，一个红衣，两个蓝衣，都带着青面獠牙的面具，将桓温吓了一跳。只听正中的红衣人细声喊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本来桓温惊魂未定，一听这话，反倒转恐为乐，原来会说人话，那就不是鬼，就没什么可怕了。 桓温听说过，自两年前苏峻之乱，长江沿线战火持续一年，留下大量流民，他们没有土地，最主要的是没有铁器，有很多落草为寇。 桓温笑着对这三人说道：“此处离京城不过百里，你们这三个小毛贼竟敢在此为非作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对面三人同时一愣，没想到首次出来打劫，竟遇到个什么都不怕的。红衣人刷的一声抽出宝剑，指着桓温道：“你倒是给不给钱？” 桓温抱起宝剑，轻蔑地说道：“没钱！” 红衣人“嗖”的一声跃起，挺剑向桓温刺来。当桓温知道这仅仅是三个毛贼的时候，心中一阵狂喜：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当下正好拿这三个毛贼试试身手。 那人一剑刺来，桓温也不躲闪，静等剑锋离自己只剩一尺光景，抽出宝剑砍向对方宝剑，只听“当”的一声，对方宝剑被桓温打飞。 对方没想到桓温有如此力道，大惊失色。而桓温心中也暗暗惊讶。原来桓温所使宝剑，是祖上传下了的精钢宝剑，还是先祖在当宰相时，请人高价打造而成。仅仅打造这一把宝剑，就用了三年时间。 在东晋以前，还没有灌钢技术，宝剑采用百炼钢技术打造，一把锋刃的钢铁武器，需要一两年才能打造完成。而普通士兵的矛头和农田用的农具还都是粗糙的块炼铁，并非是钢。 桓温此剑削铁如泥，碰上一般的铁剑，最少能将其削出一个豁口，甚至直接折断。但是在桓温的重击之下，桓温明显感觉到，对方的剑虽已被震飞，但却毫发无损。能使用如此精致宝剑的人，怎么会在这里做贼？ 桓温虽然心里迷惑，但还是接着向对方面部就是一剑，希望将它的獠牙面具刺破。 正在此时，耳边却有细微的响声，原来对方身后的一个同伴，一看形势危急，抬起手来从袖口飞出一支袖箭，射向桓温。而另一个怎飞身抢在红衣人的身前。桓温赶紧跳起躲避，桓温从空中落下，一个鹞子翻身，顺势将挡在前面一人一脚踢飞。落地之后却把剑架在了红衣人的脖颈上。桓温心中暗喜：今日把示贼，砍尽不平事。 身后射出袖箭那人，一见同伙被桓温制住，吓得赶紧走上前来，跪下对桓温喊道：“大侠息怒，请放开我家主人。” 说着把面具摘下，露出一袭秀发。桓温惊讶不已，原来是位漂亮的女子，长相俏丽。 桓温一看异常吃惊，一剑将红衣人的面具挑开，但见那红衣人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眉目间更加楚楚动人，两眉间还带着一丝英气。 桓温为红衣少女的美貌所震惊，不禁问道：“卿本佳人，为何做贼？” 红衣少女杏目圆睁，怒骂道：“你才是贼。” 跪在地上的蓝衣女子说道：“我家主人仅仅是贪玩儿，本是来此散心的。” 原来这十五六岁的少女，从小喜欢舞刀弄棒，闲来郁闷，带着两个奴仆，偷偷跑到建业城外。正在树林中休息，看到桓温一人走的匆忙，看他不过十八九岁，年龄相仿，于是就决定出来吓他一下，没想到却被桓温制服。 红衣女子此时感到无比扫兴，也不顾桓温剑锋所指，命两个蓝衣少女：“你们快去牵马，我们不玩了。” 这一变故，反使桓温不知所措。少许片刻，两名蓝衣女子从树林中牵出三匹马。红衣女子回头向马匹走去，正要骑马而走，正在这时突然从树林中又冒出十多个彪形大汉，将其四人围在正中，为首的一人手拿钢刀，放声大笑说：“你们可以走，但要把这三匹马留下。” 原来这里还真有一伙强盗，从三个姑娘走进树林就开始盯紧了她们，正想动手之时，却发现三个姑娘戴上面具，冒出来也到路上抢劫，弄得众贼不知所措。等看到三个姑娘被桓温制服，正当他们要离去时，赶紧跑出挡住四人去路。 为首的大汉笑道：“你们这三个小毛贼，竟敢在此班门弄斧，把你们的马和剑留下，老子不伤你们性命。” 装贼的红衣女子却遇到了真贼，可是她反而兴奋异常，她的宝剑早已被蓝衣女子捡回，当下抽出宝剑，喝道：“想要马，先问问本姑娘的剑同意不同意。” 桓温差点笑喷，他已经看出这位看起来才十五六岁的红衣姑娘，功夫差的惊人，远远不如身后的两个仆人，但是气场却有大的惊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十多名大汉也不客气，为首的那人一挥手中钢刀，其他大汉纷纷拿着长矛向红衣女子杀去。两名蓝衣女子赶紧将红衣女子护在当中，与这伙强盗厮杀起来。 桓温已经听出人家即要马也要剑，自己也跑不了，于是趁这伙贼人围攻少女之时，快速冲向贼人首领。桓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攻其三剑，贼人连挡三刀，等桓温站定，贼人竟然腾空跃起，一刀劈向桓温。毕竟桓温并没有生死搏杀的经验，竟然在敌人凌厉的攻势下，被逼的连连后退。 桓温索性跃出两丈开外，平静了一下心情。那大汉紧跟了上来，桓温一跃腾空而起，在空中旋身，挥出一片绚烂的光幕，似点点繁星自星空中坠落而下。大汉没有再动，因为他感受到脖颈上的丝丝凉意。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四章 为父报仇 3 PS：看《东晋门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起点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桓温将贼人制服，说道：“我看你一身武艺，为何不为国家效力，却在这里做贼？” 那汉子被制，也已无奈，于是说道：“我本苏峻旗下都尉，因苏峻战败被朝廷杀死，无依无靠，而被迫流落此乡间。本来我们在西面百里之外的卧虎山隐藏，时值冬日，食物缺少，我们就想来这京城附近打劫一把。看上了这三位姑娘的马匹。” 父亲去世时，桓温已经十五岁，对苏峻之乱已经有些认识，虽然父亲是死在苏峻士兵的攻击之下，但是苏峻也是被朝廷逼反，双方各为其主，杀得昏天黑地。桓温并不十分憎恨苏峻，因为他的队伍也是长期在江北抗击敌人的英雄部队。他只憎恨那个在敌人围城时叛节的县令江播。敌人长期围城，桓温的父亲桓彝主持城务防守，连续防止敌人进攻四十多次。而当地的县令江波却卖主求荣，不仅偷偷打开城门，还亲自偷偷潜入桓彝的府中，将桓彝亲手送与敌人。 桓温对那大汉说：“如今我晋朝与北赵相持，正是你等用武之际，只要你承诺不再与我四人为敌，我便放了你。你应该带上你的兄弟们过江参加抗战，我家族叔桓宣大人正在抗战一线，我可以休书一封，让他接纳你们。” 那汉子一听，感激不已，竟然激动的流出眼泪：“少侠如此有情有义，我兄弟必然感激不尽。” 原来在隋唐之前的士族社会中，还没有形成类似今日的自然村，人们以族众为单位生活在一起，一般都是以士族为核心，带领着族部，小的几十人，大的有成千上万。这样流落在山间的毛贼，其实更多的是在山上搜罗食物，赖以为生，很难对士族村落形成真正的威胁。这二十多个流落的散兵，在山上生活也是异常艰苦，听桓温说可以回到江北，被组织接收，自然是万分高兴。 桓温一看贼人同意，便将宝剑插回剑鞘。从身上取出一支袖剑，交于那首领，对他说道：“这是我龙亢桓氏自制的袖剑，此为精钢所制，只有家族的人才会拥有，我也只有三支，这一只刻着我的名字，你拿着它去求见我家族叔，他也正在用人之际，一定会收留你们。” 那首领接过袖剑，众贼人一起向桓温下拜，过后满怀欣喜的走了。 看着他们走远，那红衣女子反倒长叹一声：“我正打的起兴，还没过瘾。” 旁边的蓝衣少女赶紧说道：“主人，我都快被吓死了，要不是这位桓公子先擒住贼人首领，我们的命恐怕都要丢在这里了。” 蓝衣女子是希望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不要再激怒桓温，其实这位小姐心中明白是桓温救场，但是因为刚才被桓温生擒，而不好意思，嘴上还是不依不饶。 她指着桓温说道：“哎，你这小子，你叫什么来着？什么龙亢桓氏？我怎么没听说过？” 桓温虽然惊于此女子的美貌，但却对她的脾气不敢恭维，非常生气，说道：“我们谯国龙亢桓氏，既出过三代帝师，也出过三公，当然是响当当的士族名家。” 红衣女子笑道：“那出过皇帝吗？” ‘你！’。桓温的父亲是为国捐躯，桓温也是一腔热血，对这位姑娘如此大不敬的话异常气愤，‘不知小姐又身出何门？” 红衣女子并不想报出家门，但是又想彻底压住桓温，动了动脑筋，高声说道：“我叫兴南，我出自颍川庾氏，庾亮庾相爷你可知道？” 兴南说完，她身后的两个丫鬟都惊讶不已，小姐又在调侃桓温。 不过，听到庾亮的大名，的确把桓温压的没话可说。庾亮在公元220年便由王敦推荐为实权宰相“中书监”，当时他不过三十四岁。第二年王敦造反，东晋第二代皇帝晋明帝无奈，动用江北流民武装，江北流民帅苏峻，战功卓著，战后防守建康门户历阳。随后晋明帝病逝，庾亮成为首席顾命大臣，甚至不把王导放在眼里。 战争结束，明帝去世，庾亮成为首席托孤大臣。庾氏五兄弟作为当今皇帝的亲舅舅，可谓荣华之至，风头直压琅琊王氏。士族名门不希望由寒士出身的流民帅苏峻防卫京畿历阳，于是庾亮调苏峻入京为大司农，明升暗降，削其兵权，引起苏峻之乱。事后，庾亮在温峤和调侃的鼎力帮助下消灭苏峻，但是京城遭殃，庾亮的亲妹妹庾太后也因被乱兵侮辱而自杀，庾亮自感过失巨大，无颜在朝中为相，带着家属要躲进深山。而幼小的小皇帝在失去太后后，只能更加倚重庾氏这五位舅舅。不得已命庾亮出巡芜湖监管西藩，其实力与掌握扬州军事的琅琊王氏几乎不相上下。 “怎么样，吓到你了吧，”兴南看着呆呆的桓温。 不次于琅琊王氏的庾氏千金，却来劫道。桓温不知道该说什么。 兴男对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来了兴趣，问道：“你要去哪里？” 桓温说道：“我有急事要去江北的泾县。” 兴男兴趣更高：“不妨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去玩。” 桓温说：“我这里有性命攸关的大事要做，不能带着你们。” 旁边的一位蓝衣女子劝道：“这来回需要数日，如果被城中的老夫人发现，我们闯的祸就大了，还是不去的好。” 庾兴男想了想，确实如此，于是指着一匹漂亮的大红马对桓温说：“你的事既然生死攸关，那我就将我的马借给你，省的误了你的事。” 桓温一听这话，心中兴奋：“你若真心借我，我便不客气了，不出二十日必定奉还。” 庾兴南大方的说道：“送你了，不还也行”，突然又想到不对，又改口说道：“你还是办完事来还我吧。” 桓温兴奋地走到三匹马中间，身手摁了一下一匹马的肩背，说道：“你若有心送我马，我岂敢要你那一匹，不如把这一匹借给我？” 兴南见后，面露不悦，讥笑道：“你是看上人？还是看上马了？” 张嫣赶紧说道：“桓少侠只是不好意思让主人您没马骑，您想的哪里去了。” 桓温其实早就盯住了这三匹马，他家的秘籍里有一册讲到相马，他早已看出这两个仆人骑的马是千里良驹，而兴南骑的那匹枣红马却是一匹驽马。这一点也很平常，奴隶都能骑这么好的马，看来兴南说她出自‘大家’所言非虚，而她自己骑的马是被精心挑选过的，看似高大漂亮，却性情温和。 桓温纵身跃上马背，说道：“谢谢小姐赠马，在下就此告别了。” 兴南却说：“我也送你一个定物。” 说着兴南从身上解下一柄匕首，递于桓温说道：“你去庾府还马时，拿着这把匕首，说求见庾兴南，他们就会接待你。” 桓温接过匕首，顺势拔出，只见寒光凛凛，刀柄下角端正的刻着“兴南”二字。桓温再次抱拳谢过，提起马缰飞驰而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兴南杵立在那里，远远望着桓温的背影缓缓消失，心中荡起涟漪。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五章 为父报仇 4 张嫣的马果然是一匹千里良驹，桓温在奔驰中兴奋不已。有了此马，只用两日桓温便来到泾县城中。江播长期担任泾县县令，在泾县城中无人不知，桓温经过打听，很快来到江府，看到府上的白条，桓温大惊失色，忙问路边之人：“这江家是在给谁办丧事？” 路人也迷惑的反问道：“你难道不是来拜祭江老爷的？” “江播真的死了？”桓温睁大眼，急问道。 路人一看对方急了，不敢多说话，只甩下一句“是的，江老爷去世了”，便匆匆离去。 听到这话，桓温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矗立片刻后，桓温横下一条心：就算他死了，自己也要亲眼看上一看。于是他把马匹拴在门口，以吊客的身份走进江府。 江府的院落并不大，门内的庭院也就二十米长，棺椁摆在院子的最里边，众孝子一看有人来拜祭，赶紧都放声大哭，旁边古乐也跟着响起。 桓温绕过祭台，径直走到棺椁前，一挥手将棺椁盖打飞，伸头望去··· 众孝子这才惊慌失色，纷纷站起。原来此人不是来吊唁的，而是来踢馆的。江播共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江潘年轻气盛，被桓温的举动激怒，也不问三七二十一，从身后仆人身上抽出朴刀，一个纵身向桓温扑来。桓温正陷入无比痛苦之中，察觉身后刀风，也不回头，拔出剑来一个大鹏展翅向身后削去，回眸望去，江潘连人带刀都被分成两半，在场的人无不震惊，宾客纷纷逃走。 江波的大子江宏，二子江炎，率众围住桓温，江宏高声喊道：“你是何人？我家与你何怨何仇？” 桓温痛苦的一字一句说道：“我乃桓彝之子，桓温是也。” 众人一听，桓彝之子？立刻明白此中缘由。江炎二话不说，举起刀来高喊一声：“上。”率先冲出向桓温劈去。 桓温此来早已抱定必死决心，并未躲闪，也不遮挡来剑，而是顺势蹲下，挥剑向江炎腰中扫去，如此一来便是两败俱伤。江炎赶紧收剑向下遮挡桓温之剑，可是其冲出力度过大，回收时有一丝缓慢，反倒是后出手的桓温一剑将江炎肚皮划破，血肠流出，江炎轰然倒地。而这时，十几个家丁纷纷围上来，纷纷用短矛刺杀桓温。 桓温连杀江氏兄弟二人，而被困在阵中，此时他逐渐恢复理智，事已至此，唯有擒贼先擒王。想到此，桓温跳出人群向江宏刺去。江宏见两兄弟顷刻间丧命，所以并未敢冲锋，而是在阵外督促家丁冲刺。如今看到桓温跳出重围，冲其而来，吓得扭头便跑。说时迟那时快，桓温放开脚步，猛窜几步赶上江宏，一剑刺中其后心。 众家丁一看三个老爷都被仇家杀死，反倒不敢进攻，但是也不甘心放桓温走，于是，围成一团，将桓温堵在院中，双方相持起来。 正在此时，只听门外有人高声喝道：“官差来了，官差来了，众家丁赶快让道。” 众家丁正不知如何进退，一听这话如释重负，纷纷向院落的东面闪开。桓温定眼一看，竟然是袁泱，只见袁耽冲其一招手。桓温反应的很快，便明白是自己的朋友前来相助。他也不想多杀无辜，于是纵身跑出院落。 出了院落，看见谢奕骑在马上，手中还牵着袁耽的马。桓温也未说话，直接跑到自己的马旁，解开缰绳，骑上马，三人乘风而去。 三人一气跑出城外，来到一个小河旁停下，桓温才问道：“两位阿哥如何前来？” 袁耽叹道：“都是我那日不好，将江播将死的消息告知你，谢奕大哥料定你一定会来泾县报仇，怕你有所闪失，放心不下，一定要前来一探究竟。我也怕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而失去一个好兄弟，所以就跟来了。” 谢奕比桓温大十岁，袁耽也比桓温大八岁，桓温对两位阿哥的情谊感激不尽，拱手拜谢道：“多谢两位阿哥替小弟担心。” 袁耽笑道：“是啊，幸亏我们来的及时，要不然看你如何冲出重围。” 这一点，桓温倒是不太感激，淡淡的说道：“我之所以随你们而出，只是不想多加杀戮。” “好大的口气”，袁耽笑道。一直没有说话的谢奕也说道：“没想到元子的武功如此了得，不过你在此亲手杀了三位士人，将来可怎么向朝廷交待？” 袁耽说：“远的先别想，天已将晚，不如我们就在前面的镇子住下。” 三人来到集镇，在一个小客栈住下。三人将房间整理一下，便让店小二备上四盘小菜，三人要边说边谈。 小二应声出去准备，这时袁耽悄悄地给谢奕说：“刚才跑的慌张，我把咱俩的盘缠给丢了。”然后问桓温：“先用你的钱来支付店钱吧。” 这时桓温尴尬的说：“我本来没带多少钱，剩的钱还不够住宿费，哪里够住客栈的，我每次都是睡在路边的树下。” 这一下三人同时窘迫了。中国是从明朝开始才实行银本位，在此之前都是用的铜钱，一大串一大串的，非常啰嗦。谢奕和袁耽都非常有钱，所以驮在袁耽的马上，谁知道，在出城的过程中，掉在了路上。 正在三人发愁之际，店小二已经将一坛酒端进来，谢奕问道：“我们的菜做了吗？” 小二回道：“两荤两素马上就来。” 这一下，谢奕和桓温的脸色都变得非常难看，而袁耽却毫不在乎的打开酒盖，给两人倒满酒，说道：“我们但管喝就是。” 三人也甚是疲乏，同举一碗酒一饮而干。中国古代的酒，直到元朝时才学会蒸馏技术，在此之前以米酒和黄酒为主，度数也就是十几度。 不多时，店小二又将四个小菜端上，临出门时，袁耽问道：“此地可有赌坊？” 店小二回道：“我们酒楼隔壁就是赌坊”，小二沉吟片刻又说道：“不过请三位客官还是不要去隔壁玩，我们这里赌坊的老板尤大赌技高超，号称天下第二，本地人大多不与其赌博。所以他总是装着不会赌，专找由此经过的外地客商来赌，他最后总是把外地人赢得精光。” 第六章 一箭成名 1 袁耽挥挥手让小二不要多说，赶紧出去，三人看着小二的背影哈哈大笑。 袁耽对谢奕说道：“大哥身上可有值钱之物？让我但做赌资一用。” 谢奕从身上取下一块玉佩，递与袁耽。袁耽接过玉佩笑道：“此玉价值连城，我怕当给人家赌坊，人家都不知道该给咱们多少赌资。”然后侧头有对桓温说道：“你从哪里偷来这么一匹宝马？连谢大哥的良驹都无法追上，不如将其先抵押给赌坊。” 十八岁的桓温还不知袁耽在开他的玩笑，着起急来说道：“此马为朋友所借，你不能拿去做赌资。” 谢奕说道：“兄弟别急，袁耽只是和你开玩笑，不过你今日连杀三人，闯下大祸，我们确实该赶紧回家躲避躲避，到了咱们一亩三分地，县令衙役都听咱的，到时候有利于躲避。” “这得躲到何年何月？”袁耽说道。 不想桓温说：“我准备回去向朝廷自首。”毕竟桓温继承爵位，还是一个万宁男爵，可以回去向朝廷自首。 谢奕说：“还是躲躲好，不用躲多久，什么时候皇帝大婚，太后什么的，就会天下大赦，到时候你就又能重见天日。” 袁耽悲催的笑道：“大哥，皇帝才八岁，等他大婚得等多少年？” 三人酒足饭饱，便一起向客栈外走，撞见店小二，袁耽对店小二说：“我们三人的坐骑都是宝马良驹，你可得伺候好了。”说完三人走出客栈，来到隔壁的赌坊。 此处是江北通往江南的咽喉要道，商家来往众多，赌坊里人气旺盛。袁耽对桓温说：“你身上还有多少盘缠？” 桓温一边掏钱一边说：“只有五十文。” 袁耽拿起这五十文钱，走到一个人数最多的盘口，将五十文钱全部押在“小”上。片刻，庄家将碗打开，三个色子加起来只有五点，果然是小。 袁耽将赢来的钱和本钱又同时押了出去，就这样一连十三把，袁耽把把赌中。这样顷刻之间，刚刚一碗茶的时间，袁耽便赢了十多贯钱，在袁耽面前堆成了一个小山。众赌客纷纷惊异异常，都不敢再轻易下注，庄家也十分犹豫，不敢再晃动装着色子的碗。 赌坊的一个小伙计见此情景，赶紧跑向内室，不一会从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华丽，矮粗身材。来到三人身边，对袁耽说道：“不知阁下是哪里人士？就由我来陪阁下玩两把。” 袁耽没有回答，只是不冷不淡的问道：“你是赌坊老板尤大？” 对方回道：“正是在下。” “听说你赌技号称天下第一？” 老板轻轻地笑道：“这是坊间吹捧，在下不过是天下第二罢了。” 三人一听就愣神了，这个口气比喊天下第一还大。袁耽说道：“我们已经玩累了，不过既然你想玩，我就用这一桌的钱和你赌一局。” 尤大说道：“好，我们来掷色子。我们一人摇三副色子，总点数最大者就算赢。” 袁耽笑而不语，旁人都将赌桌让开，让到赌桌两侧。打杂的过来，在两人跟前个放上三个掷桶。 闲话不说，袁耽与尤大摆开对赌，其他的人都围在桌旁观看。在袁耽和尤大的桌面上，一边摆上三个掷桶，两人摇过之后，尤大将自己的掷桶一一掀开，第一个掷桶里，三个色子都是六点，第二个掷桶里三个色子也都是六点，两旁的看客开始惊叹。尤大掀开第三个桶，里面两个六点一个五点，赌客纷纷鼓掌叫好。然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袁耽身上。 只见袁耽不紧不慢的将三个掷桶掀开，三个掷桶中的九个色子全都是六点。一时间整个赌坊里鸦雀无声，人人都震惊不已。谁知袁耽又将三个掷桶扣上，重新摇了一遍，然后大声喊道：“豹子！” 第一个掷桶里有出现三个六点，袁耽已经处于亢奋状态，有大呼：“豹子”，将第二个掷桶掀开。“豹子”，袁耽边喊边把第三个掷桶扔掉，袁耽重摇三次，还是三个满点。整个赌坊爆发出满堂喝彩。 大家边鼓掌边喊道：“只有赌神袁耽袁彦道可以做到这一点。” 袁耽正是当时名扬整个江南的赌神，他并不屑于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只是说道：“今天我们也赢够了，如有机会，改日在玩吧。” 一次输掉十多贯钱的尤大，虽然惊服于袁耽高超的赌技，但却不甘心如此多的钱被拿走。于是大喝一声：“此人所用的是妖术，这个钱不能让他带走。” 老板这样一说，打杂的纷纷从柜台后拿出棍棒，对袁耽三人虎视眈眈，赌客们一见此架势，纷纷夺路而逃，避之不及。 剩下的故事发展完全可以预料。一片乌烟过后，赌坊遍地狼藉，尤大和他的打手纷纷躺在地下**，袁耽三人有说有笑的走出赌坊。 三人一出赌坊，迎面被一位道士拦住去路，这个道士对袁耽说：“贫道被人称为黄大仙，刚才我也在赌坊内，看到你的神奇表演，我们也算有缘之人，我为你相了一面，有一句忠告，不知当讲不当讲？” 袁耽历来讨厌道士装神弄鬼，不屑地对道士说：“故弄玄虚者必是江湖骗子，我不屑于你的相面。”说完这一句，袁耽却突然又来了兴致，将身后的谢奕拉了过来，对黄大仙说：“这样，你先给我这位大哥相相面。” 黄大仙笑着借着赌坊门口的灯光，将谢奕打量了一番，说道：“贵人前途似锦，将来可做得封疆大吏。” 谢奕虽然不信，但是听得此话，心中还是异常高兴。虽然谢奕父亲的官品已超过封疆大吏，但是主管一州军政财大权的刺史，却并不是一般士族家可做到的。谢氏南迁以来，以谢鲲为第一代领袖，也只做到太守一级。战争年代，州刺史权力集中，简直就是一个土皇帝。一个家族能出一位刺史才算进入一级士族行列。从谢鲲死后被埋到乱坟岗来看，当时谢家甚至在二流士族中地位也是不高的。黄大仙说谢奕能做刺史，那就表明着谢氏将进入一级士族行列。 袁耽笑道：“黄大仙你还真会拍马屁，来来，再看看我这位兄弟。”说着又把桓温拉到黄大仙身边。 桓温想着：不管谢奕如何帮助自己，回家之后，一定不能再牵累谢奕，准备回去即向朝廷自首。心想看这个黄大仙能不能算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黄大仙抬头只看了桓温一眼，便睁大眼睛连连摇头，高呼：“不可言，不可言。” 三人同时惊愕，没想到这个黄大仙还真有一点功力，能看到桓温祸不及远。 袁耽惊问：“你能看出我家兄弟即将大难临头？” 谁知黄大仙结结巴巴的说道：“此子贵不可言。” 三人同时更加惊讶。袁耽说道：“有多贵？还能比王导王丞相更贵吗？” 黄大仙回道：“此子之相非人臣之相，甚至比天子还贵。” 在惊讶之中，袁耽来了兴趣，既然自己两个朋友一个比一个说的好，袁耽也想听听自己。自从陈郡袁氏在东汉末年四世三公，随着袁绍、袁术兄弟败后，袁氏在曹魏和西晋两朝沉寂多年。自从袁耽少年成名，被王导所看中，已经成为整个袁氏的希望之星，也是东晋冉冉升起的一颗士族之星。 谁知黄大仙听到袁耽问话，却回道：“贵人本来前途似锦，但应戒骄戒躁，否则或有不测之祸。” 听到此话，袁耽真想将黄大仙暴揍一顿，要不是看在他是“香港人”主供的大仙这点薄面上，非得把他一脚踹飞不可。 第七章 一箭成名 2 PS：看《东晋门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起点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来到房间，三人还处于兴奋之中，不过袁耽埋怨谢奕：“为什么你只拿了一贯钱？” 原来袁耽和桓温负责对付打手，让谢奕拿钱，谁知谢奕只拿回了一贯钱。 “这一贯钱哪够我们回家的盘缠？”袁耽继续埋怨道。 谢奕说：“有这一贯钱就够了，你把人家打成那样，其它的钱就当人家的医药费了。再说，人家的赌场三五天也开不了张了。过了江不出五十里就是我堂妹的庄园，我们到了她那里就什么都不愁了。” 三人这才安心睡觉。 江南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匹高头骏马奔驰在原野上，还未过中午，便来到了褚氏庄园。谢奕让门人传报，前来求见夫人。 谢奕的堂姐即是谢家南迁江南后，第一代家族领袖谢鲲的长女，她嫁给了江南名族褚裒。 等不多时，褚府辕门大开，一群人迎了出来。为首的一人二十多岁，神情爽奕，见了谢奕赶紧拜礼说道：“不知兄长前来，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谢奕一看，原来竟是妹夫褚裒，于是惊讶的说道：“你在京中为官，公务繁忙，没想到你竟然也在家中。” 褚裒回道：“近日庄园中有一些琐碎之事，需要我来处理，我是昨日才赶回府上的，没想到竟能遇见兄长，这也是天公作美。” 褚裒将三人迎入府中，褚氏庄园在这一带是一个大庄园，褚府也是深庭大院。越过好几道庭院，褚裒将他们引到一个雅致的别院。进得房间四人分宾主坐下，仆人们赶紧端水倒茶。 仆人退下，谢奕将三人此次经历说与褚裒。褚裒一听之下，惊讶万分，然后看向桓温，仔细端详，叹道：“这位桓兄弟，英气非凡，果然是人中豪杰。渡江一来，士族中如此有血性的人，恐怕只有温峤可比。”不过，他又回头问向谢奕：“那么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谢奕一听此话，反倒有些脸红，说道：“我没有什么才华，眼见着都三十岁了，朝廷才刚刚封我去做一个七品县令，我想将桓温带上，隐藏在县衙之中，等遇上大赦再出来。” 褚裒虽然比谢奕小两岁，但是早已在官场混迹多年，深通其中要害，他想了想对谢奕说：“我的看法与你不同，你可记得当年江南名族沈氏的首领沈充吗？沈充跟随王敦造反，最后兵败被他的家将所杀，将头颅送与朝廷邀功。而几年后，他的儿子沈劲杀死那个部将全家，以报父仇。最后朝廷竟然赦免了沈劲的死罪，只是罚款了事。” “对，我听说过此事。”袁耽抢着说道，袁耽已经是老丞相王导身边的红人，对朝廷的事略知一二。 褚裒接着说道：“沈劲为什么会被赦免？原因就是沈家在江南还有势力，沈氏家族联名保荐。自八王之乱之后，朝廷部队损失殆尽，国家只能依靠士族联盟来与北朝对抗，朝廷迁就家族势力。我认为兄长若把元子隐藏起来，不仅对他的将来不利，而且对你和谢氏家族也有极大的危害。桓元子为父报仇，可比沈劲报仇光明正大得多，毕竟沈充是乱臣贼党；而当年桓彝大人确是忠贞殉国。再次士族瞧不起庶民，对于庶民以下杀主尤为讨厌，这样沈充才会被免罪。” 三人听得纷纷点头，褚裒说出自己的最终观点：“我想，不如这么办，你二人赶紧回去，您可以将此事告知你的父亲，由他在朝中为桓温说清，而袁耽也可以向王导大人呈请此事。而桓温应该去江州投奔桓宣，桓氏家族的军事力量都在桓宣之处，由桓宣大人上书保护桓温，我想朝廷最少会赦免桓温死罪。” 桓温惊道：“我家祖叔不是镇守谯国吗？怎么会到江州？” 褚裒默然道：“苏峻、族约之乱后，北朝赵国石勒趁机命人南下夺取豫州，祖约无力抵抗投降，而桓宣大人带领桓氏族众数千人已经退到武昌，任职江夏相（相当于太守），协助江州刺史刘胤防守江州。据说，北庭又逢盛世，对我江东虎视眈眈，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像桓温这样一腔热血之人，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怎能躲在县衙里做衙役。” 桓温被说的热血澎湃，站起身来对谢奕说：“褚兄一席话，使我豁然开朗，我决定听从褚兄的建议，去南昌投奔族叔。” 谢奕也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尤其父亲和袁耽同时向王导说请，而由桓氏家族来力保桓温，这样做既不会危害到自己和袁耽，而且还可能不影响桓温的前途。 四人商定之后，褚裒命下人备上酒菜，热情款待三人。酒席宴上，突然跑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伶俐可爱，也不惧生人，非要坐在他们桌上吃饭。 谢奕笑道：“我家小外甥女，这么小就如此聪明美貌，长大之后，必定是位绝色佳人。” 这个小姑娘就是以后著名的褚太后。十九岁守寡，三次临朝听政，前后辅佐六位皇帝。由于褚氏人丁不旺，而人丁旺盛的陈郡谢氏依仗褚蒜子，比桓氏更早进入顶级士族行列。 下午，褚裒带着三人到庄园中游玩，褚裒指着田间劳作的广大部曲说道：“我们将北方的农业技术运用在这江南水乡，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惊喜。以前这里的水稻一年才生长一季，而现在我这里一年可以生长三季水稻。” 褚裒接着指着对面的一座远山说道：“我管这座山叫‘宝藏山’，派一千人去里面开采铁矿，现在庄园里用的铁具全都是从那里开采出来的。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把这两年打造的铁器送与国家，支持前线作战。” 四人游玩多时，才尽兴而返。 第二日一早，褚裒便催谢奕和袁耽赶紧返程。因为桓温杀人事件或许还未传入京师，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两个帮手。万一让别人看到此二人和桓温在一起，便说不清楚，于是，给了两人盘缠。临走时，桓温想起还要还庾小姐的马，就将和庾小姐的事说与谢奕，让谢奕代为还马。 谢奕说：“我看此马异常俊美，又是她的仆人所骑，不如你但骑着，我去找庾小姐，她要多少钱，但且赔她就是，就当我们买下了。” 这几日来，桓温也非常喜爱此马，于是便不多说。最后桓温请谢奕向家中母亲报平安，后三人分道扬镳。 谢奕和袁耽回京城，而桓温西向武昌投奔桓宣。 ============== 笔者语 从东汉后期，社会进入庄园经济时期，由于农业技术条件的落后，和锋刃钢农具的不普及，社会上的农业生产采取庄园模式。由庄园主指导农民生产，调配农具。庄园主更像是当时农田里的技术骨干，就像今天工地上盖出高楼大厦，一眼望去是民工在作业，其实没有那五六个在旁边指导的技术员，这个楼是盖不起来的。随着庄园经济创造出巨大的农业产量，可以满足国家的赋税和稳定劳苦大众，庄园主成为朝廷眼中的香饽饽，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 在这一时期，自耕农缺乏成熟的农业技术和铁具，几乎无法自给自足，这样农民还会带着土地加入士族庄园，以期获得技术和农具支持。这样士族还是农民眼中的救星。也受到农民一定的拥护。庄园主就像今天的大企业主。 到了南北朝时，锋刃钢器普及，以锋刃钢器普及为代表的农业科技进一步发展，人们才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这时拥有成千上万部曲的大庄园主成为甩手掌柜。在农民眼里他们成了彻底的寄生虫；当自耕农和中小地主可以负担朝廷赋税时，大庄园主动辄支配上千人的能力，成了朝廷的威胁。他们的时代结束了。 而在西方社会，由于地中海地利条件，海运和贸易使士族保存了一定的生命力。因此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一直没有走出士族社会。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七章 一箭成名 3 PS：看《东晋门阀》背后的独家故事，听你们对小说的更多建议，关注起点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悄悄告诉我吧！ 有宝马良驹和充足的盘缠，不消时日桓温便来到武昌，求见族叔桓宣。桓宣听完桓温介绍，不仅对这个族侄既钦佩又担心。桓宣说道：“侄儿，你且住下，由我向朝廷禀报此事。如果祖宗有德，朝廷或可放你一马；不过假若朝廷非要追究与你，我只能将你送与朝廷，你可同意？” 桓温回道：“孩儿已知犯罪当罚，大仇已报，心愿已了，我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听天由命。” 于是桓宣将桓温安排在府内。谯国桓氏的子弟大多在桓宣这里，桓宣安排桓温加入这些子弟的学堂，练文习武。当夜向朝廷写下表奏，让快马送与老丞相王导府上，表中极力替桓温辩解。 谯国桓氏中，桓宣是东汉帝师桓荣的九世孙，桓温是十世孙。桓宣的父亲、祖父虽然级别不高，但都曾经在朝中为官。但桓宣与桓彝并非出自同一堂号，几代以上就已分家。桓宣是谯国濉溪桓氏，而桓温为谯国龙亢桓氏。虽不在同一县，但相邻也就几十里。南渡之后，桓宣曾经做过王导的幕僚，深受王导器重。 第二日，桓宣亲自把桓温带入学堂，向众子弟介绍，然后才留下桓温，独自离去。从魏晋以来，士族学习，改变了两汉以来的学习传统，虽然当时还有官学，但是士族子弟往往学在家族，士族一般也认为由自家的长辈带领学习，会使子弟更好的掌握才华，所谓言传不如身教。 学堂中的老师，是桓氏家族一位辈分极高的老者，名叫桓景。他发给桓温一本书，说道：“你刚刚到来，课后自己补习一下我们这里所教授的第一本书。”然后让桓温坐下，继续面向二十多个学生，开始讲课。 先生讲到：“我们昨日探讨了南北两朝，我朝与北朝的战略相持情况，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我朝的一些基本情况。 在座的的都是老先生的侄孙辈，所以老先生也没有什么忌讳，侃侃而谈。 自八王之乱以后，朝廷南迁，而朝廷的禁军几乎都损失在北方，这样朝廷依靠士族武装来维持稳定，这其中基本上更加依仗南迁而来的士族，压制南方士族。这样二十年来，在我朝形成了四大实力派人物。王导、庾亮为我朝两大巨擘；其后是陶侃、郗鉴两大强人。 首先一位就是由王导为核心的琅琊王氏家族，他们家族还牢牢控制着扬州及附近的几个州郡。自王敦死后，虽然琅琊王氏实力大减，但王氏位高权重，桃李子弟满天下，仍然是朝廷的一支首要力量。王导身兼扬州牧，不仅控制江南军事，江北兖徐也在名义上受其领导。 第二个力量便是以太尉庾亮为代表的庾氏家族，庾氏五兄弟各付才华，又身兼国舅，是一支冉冉升起的新家族，其大有赶超王氏之势。 自琅琊王敦败后，我朝有识之名士都看到了士族门阀一家独大的危害。与皇家关系最近的庾氏得到重用。我朝以荆扬建国，庾氏名义上是西藩的领导者，与琅琊王氏鼎足而立。 其实，自我朝第二任皇帝驾崩后，庾亮便成为首席顾命大臣。只是由于其裁军过快，而引起苏峻、族约造反。虽然最终平定了此二人的反叛，但是无颜见京城父老，自请外藩。如今，控制京、江、豫三州。如今皇上幼小，皇廷衰萎，皇上更要依靠这五位舅舅。我在这里关起门来说，庾氏家族在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成为与司马共天下的第一门阀。 台下学生听到，纷纷惊叹不已。桓温悄悄的摸了摸腰间佩戴的匕首，想起了庾兴南。 老先生眉飞色舞，接着又讲：“除了王、庾两家，本朝现在还有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一个便是荆州刺史，我们的老英雄陶侃。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现在他拥有我朝最精锐的武装；另一个便是江北的北府军首领郗鉴。郗鉴在江北，二十年处于抗击北朝的第一线，其所领北府军令人不可小视，他的北府军的形成便是广招流民。我们谯国桓氏在桓宣的带领下，也正是在战争一线广招流民，才能发展起来。” 因为是闭门造学，老先生侃侃而谈，毫不顾忌，听者也是如痴如醉。 等下了课，桓温独自回到自己房间，把老先生交于的书打开观看，原来这是厚厚的一本桓氏家族的成长史，从东汉开国，桓荣成为帝师开始讲起，密密麻麻记载着十几个人的发家史。本书的最后一个人物竟然就是桓温的父亲桓彝。书中详细介绍了桓彝南渡之后，交结谢鲲，成为八达之一，后又与温峤成为莫逆之交，在温峤的引荐下成为东晋第二代皇帝晋明帝的重要谋臣。后在苏峻之乱中被江播出卖杀害。在桓彝的传记最后还用小字注明：桓彝殉国后，被朝廷追封为万宁男。现有其子桓温桓元子袭任。 桓温合上书，惊叹不已，怪不得一下课，众多同学中便有哥啊、弟啊的和自己打招呼，原来这书中标有自己的名字。本书极受换氏家族重视，所以这些同学一听说他是桓温，便知道该称兄还是道弟。 族谱之中，第六代是空白。桓温清楚这是桓氏一族之痛。桓氏第六代代表人物为曹魏大司农桓范。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后，诚心邀其共同执政，可他却因与曹爽为同乡，站在曹爽一派，最终被司马懿杀死。其后桓氏长期被压制，从此桓氏衰落。 第二日一早，桓温来到学堂，被老先生叫住，问道：“我昨天给你的书，你可看否？” 桓温回道：“已看了大半。” 先生问道：“你有何感想？” 桓温答道：“本书作为第一本启蒙读物，不太恰当。” “噢”，先生惊讶不已，“为何？” “启蒙读物应先教爱国敬家，此书但写敬家，少讲爱国。” 先生叹道：“荀子曰：匹夫以自强为强。今日天下大事，朝廷以士家为荣，没有族人的团结与协力推荐，谁也做不成大事。你首先要从本族中脱颖而出，被本族赏识并推荐，才可成功。我们关上门来说，没有家族的成功就没有你个人的成功，这是现实，不是两汉那个只要刻苦攻读就能显达的时代。” 桓温对此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反驳。 桓景看出他的心思，便问道道：你可知颍川荀氏？” 桓温知道，自东汉后期，荀氏便成长为天下第一士族。拥有田园万顷，部曲奴仆数万，还垄断矿上，是那时第一军火兵器的制造者。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荀氏成为各个军阀拉拢的对象。荀爽被董卓强拉去做官，从入宦起，九十三天封相，创造做官记录。袁绍、曹操也都拉拢荀氏。曹操自不用说，袁绍手下有重要大臣荀谌，为荀彧四哥，曹操灭掉袁绍后，马上向北追击袁绍二子，他并没有派与他出生入死的手下名将监管豫州，而是命荀谌先代管邺城和冀州。后来荀谌辞官隐居。 荀氏从东汉末年成为天下第一名族，但是八王之乱后荀氏留在中原与后赵石勒抗衡多年，最终败走麦城，放弃广大部族奴仆只身过江。由于过江过晚，部曲奴仆不张，虽然仍是一流士族，但却在朝廷中没有发言权。 “你看颍川荀氏就是一个深刻的例子。所以，我们但教子弟将来显达也不能忘记族众。说句难听话，洛阳朝廷完蛋了，还有建康朝廷，而我们龙亢桓氏完蛋了，你们这些人只能去别人家做奴隶！” （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 第七章 一箭成名 4 桓温在此住了还没五天，早晨桓温来到学堂，发现桓宣和族中三个长老早早来到课堂.作为家族领袖的桓宣坐在正中，而教书的先生却坐在一旁，几人表情都非常严肃。众学生走进课堂后，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都纷纷落座，无人敢说话，场面一片寂静。 当学子们全到了之后，桓宣站起来对大家说：“昨天我接到情报，南昌城内的郭默将军矫诏杀死了江州刺史刘胤，如今召我前去。我已决定我龙亢桓氏为国尽忠，替朝廷看守门户，绝不做乱臣贼子。我不准备去见郭默，就在此地静候朝廷诏书，朝廷让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此举必然得罪郭默，郭默极有可能先发制人，前来进攻我们。如若发生此事，战乱必然开启，族中众子弟应该有作战的准备。” 年轻的学子们纷纷高呼，拥护桓宣的决定。桓宣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士族武装以士族子弟为骨干，桓宣虽然做出只听从朝廷命令的决心，但是也要向子弟们做一番说明，争取他们的支持。得到满意的表态之后，桓宣与族中长老即席离去，先生开始讲课。 先生回到主讲台说道：“今日我们不按原定课程讲说，而讲一讲，刀锋之下今日江州的形势。江州刺史刘胤本是汉朝中山靖王之后，是我朝的一位名士，但其不懂因循变化，一上任就大肆敛财。还一味看不起寒门，对将军郭默多次侮辱，以至于郭默愤然将其杀死，控制南昌城。” 说着，桓景挂起一幅江南地形图，用手臂遮住长江说道：“我朝长江南岸从东到西依次是扬州、江州和荆州（大概相当于浙江、江西和湖北。但是重镇武昌在江州西北角，隶属江州）。江州是荆、扬两州的缓冲。王与马共天下，扬江荆三州刺史均出于琅琊王氏。（公元324年）王敦之乱中，扬州的王导是积极支持对王敦作战的。荆州刺史王舒和江州刺史王彬虽然口头上支持朝廷，其实却做了骑墙派，行动上既不支持王敦，也不支持朝廷，坐观双方成败。因此王敦败后，王舒和王彬成为朝廷削“王”的对象，朝廷调他俩进中枢任职。可是荆、江实力超群，不派军事强人去，他俩是不会轻易交出兵符令箭的。最终朝廷不得已派广州刺史陶侃带兵北上接管荆州，王舒只好乖乖走人；朝廷军事主力接管江州。后又派顾命大臣温峤镇守江州。去年（329年）温峤英年早逝，他的副手刘胤接管江州。” 桓景坐到桌前：“温峤是铁杆的庾派。安西大将军庾亮名义上主管荆、江。可是荆州的陶侃他就管不动，陶侃只是奉庾亮为盟主。江州再丢掉，庾亮岂不是成了空头将军。因此庾亮必定驱逐郭默，陶侃也会为其马首是瞻，江州战火近在眼前。” 课堂一片骚动，桓氏子弟曾常年对胡作战，个个摩拳擦掌。 桓景接着分析：“豫章城外另有四支武装。实力最强的便是郭默，还有王愆期、邓岳和我部。原本郭默实力最强，如今他又控制了刘胤的本部部队，实力远远强过余下三支。如今郭默召三部首领进南昌，是怕万一朝廷责罚下来，他可先安抚好本地，无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罢了。大家知道桓将军已经说了，我们绝不会听从他的伪令，但是王愆期、邓岳若归附于他，郭默极有可能前来攻我。如果邓岳和我们站在一起，郭默定不敢前来攻我。” “如果王愆期和邓岳两个都不听郭默的，形势将如何”底下一个学生弱弱地问道。 “笨蛋，那样的话，郭默自己就跑了”没等老师回话，另一个学生直接回答了。底下桓氏子弟哄堂大笑。 先生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道：“这个郭默出身低微，但是还算是忠于朝廷的。我朝现在和伪赵征战多年的大将，现在只剩一个半，这一个便是郭默，那半个便是北府军的郗鉴。郗鉴更多的是发展自己的势力，避免与伪赵争锋，因此说他是半个。” 然后他眼盯着桓温高声说道：“可是，我看郭默这一次要凶多吉少。朝廷的封疆大吏被杀也没人管，那朝廷的威信何在？” 桓温知道，先生是想告诉他，你再忠于朝廷，没有一个显赫家族的支持，想尽忠都很难如愿。 先生开始介绍郭默的一些情况：郭默仅仅是一方县令，但永嘉之乱后中原无主，郭默自任太守。在北方与石勒、刘曜两大皇帝大战十余年，辛苦坚决，为我朝在南方建国立下汗马功劳。曾经有一次，他被匈奴皇帝刘曜三面围攻多日，乌壁中粮食用尽，便骗刘曜可以投降，但要刘曜先补给粮草。刘曜让郭默先以妻子和长子为人质，再送粮草。结果郭默将妻子和儿子送出，得到粮草后继续防守，一直坚持到援兵李炬到来。可是他的妻儿被刘曜杀死。 郭墨极端狡猾，骗刘曜还不是他做的最精彩的一件事。在石勒数年的连续打击之下，郭墨无法再守住洛阳，可是他却没有简单的南撤，而是举洛阳城向关中的匈奴皇帝刘曜投降，并且坚持到刘曜的援兵到来才偷偷溜走，将刘曜和石勒两个大魔头留在了洛阳城下，引起两胡决战。 两年前的苏峻之乱，也正是郭默守住最重要的要塞，才使温峤、陶侃从容到来，消灭苏峻。但是我朝以来，一介武夫向来为士人所轻视，所以学生们你们应文武并进，不可荒业。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战斗，不管郭默来不来。 ================= 却说，郭默将刺史刘胤杀死，却上报朝廷污蔑刘胤造反。丞相王导素来以静治国，把什么事都办的稀里糊涂，这一次也想糊涂了事，写下表章，命郭默将刘胤首级绞下，宣布刘胤罪恶。这个刘胤就是被王导派去做刺史的，当时有很多人劝王导不要任命刘胤。说刘胤刚直，当时江州贼盗聚集，非刘胤所能制。事到如今，王导也只能认栽，把事都推给刘胤。 袁耽看后大为吃惊，怎能如此轻松放过郭默？ 王导老了，淡淡的说道：“我在江东虽然贯彻以静治国，但什么事都有一个规矩，其实现在就是士族联盟说了算。郭默擅杀名士，就算我饶他，也有其他的士人不饶他。 果然，安西大将军庾亮一看王导放过郭默，异常气愤。长史范汪添油加醋的说：“王导这是接收江州的节奏。” 于是庾亮上表，要求讨伐以下犯上的郭默。 而太尉陶侃听到以后，怒不可揭。郭默擅杀封疆大吏这一点，戳到了陶侃的痛处。当年东晋统一南方时，由王敦指挥，陶侃做阵前主帅，经过数年大战，陶侃基本平定荆州。王敦立刻就想卸磨杀驴，杀了他。请其喝酒，在帐后埋伏士族，但是三次举杯，都又犹犹豫豫的放下。刚刚平定战乱就把元帅杀掉，这实在是太说不过去。 首先，几年的战争使陶侃和手下重要将领结成铁血友谊，王敦怕众将作乱。其次是刚结束战争就卸磨杀驴，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最后王敦封了陶侃一个广州刺史，虽然也是从寒士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但却使梦寐北伐的陶侃在炎热的广州城蹉跎岁月。直到两年前，朝廷对苏峻之乱束手无策，才又想到了名将陶侃。战后，陶侃因功被封为太尉，成为此时东晋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可是已经日暮西山。 陶侃骂道：“当年王敦多么霸道，他也不敢擅杀封疆大吏，这个郭默算什么东西，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于是陶侃上表呈请讨伐郭默。得到庾亮首肯后，也不等朝廷回书，便自行兵进南昌。 陶侃兵马一动，他的同盟者庾亮也不顾朝廷命令，迅速领兵前来支援。丞相王导也不得不改变朝令，派兵来助庾亮。一时之间风云突变，陶侃兵临南昌城下。 桓宣本来紧张防范郭默偷袭，但是由于身处江州边缘的邓岳也未臣服郭默，只有王愆期被吓得去了南昌城见郭默，因此郭默并没有攻击桓宣。而当陶侃来到南昌城下，桓宣带上桓温，领齐军士迅速与陶侃会合。 第七章 一箭成名 5 桓宣之所以领上桓温，只是因为他是戴罪之身，此次行动如有斩获，可把功劳全记在桓温头上，以期朝廷赦免他的罪过。 江州四大镇将中的三大镇将邓岳、王愆期、桓宣，都同时来拜见陶侃。王愆期离郭默最近，没有办法，只是表面上归附郭默。等陶侃一来便迅速改变方向，投向陶侃。 三员大将同时觐见太尉陶侃，三人抱拳深深鞠躬，陶侃笑道：“儿郎们立场坚定，可嘉可贺，你们快快坐吧。” 三人落座之后，陶侃向三人询问了南昌城的军事形势，邓岳、王愆期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桓宣则坐在最后，静静地听。 邓岳为武昌太守，曾经做过陶侃部下，是一员得力干将。王愆期当年是温峤的心腹谋臣，也受到陶侃另眼相待。桓宣起自王导幕僚，一般人都把桓宣看做王导的人。桓宣知道陶侃讨厌琅琊王氏，年过七旬的陶老爷子越老越孤傲，桓宣自然不敢主动发言。 不多时，陶侃的主要谋士殷羡进来说道：“朝廷诏书已快马到来，现在王丞相也改为支持您讨伐郭默，并派大将路永、匡术领兵前来支援。” 陶侃没有回话，只是哼了一声，他现在还对王家存有成见。殷羡近前小声说道：“我收到情报，此二将虽然火速赶来，却在途中骚扰庄园，飞扬跋扈。” 陶侃说道：“宣他们进来。” 不多时，二将进得大厅，抱拳深深鞠躬，“路永，匡术拜见太尉。” 陶侃威坐正中，并未回话。如今的陶侃已经是东晋帝国响当当的人物。二将一看，太尉没给他们好脸色，虽不知缘由，但还是赶紧下跪，说道：“我二人晚来，请太尉海涵。” 陶侃这时才威严说道：“你二人也辛苦了，难道相爷没有给够你们粮草，路费不成。” 二人这才知是何事，吓得跪地不敢抬头。陶侃骂道：“国家精锐，却去学草寇，你二人的脑袋是不想要了。老子别的本事没有，砍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二人更是惊恐。这时殷羡在一旁说道：“二将急于赶来效命，还请太尉原谅他们的这一过失。”说着，还没等陶侃答应，便又对二将说：“还不赶紧谢过太尉不杀之恩。” 二将在地上赶紧磕头拜谢。陶侃看了看殷羡，反身对二将说道：“你们起身吧。” 二将这才起身，站在一旁，不敢落座。陶侃也没有理会这二人，接着和邓岳、王愆期商量战策。桓宣做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偷偷地问王愆期：“此人是谁？怎么在太尉跟前有如此大的能量？” 王愆期悄悄地说道：“此人叫殷羡，现在是太尉的首席军师。” 大家谈论没过多久，殷羡又走了进来说道：“庾大将军部队离此只有十余里，前锋已到营前。” 陶侃一听，当即站起，笑着对众将道：“我与大将军有忘年之交，儿郎们都随我去迎接。”说着便走出大帐。 陶侃亲自带领数十名将领出城十余里迎接大将军庾亮。庾亮得知陶侃亲自在路边迎接，也赶紧下车，骑马前来。当陶侃看到庾亮赶来，举拳躬身深深下拜，身后的数十名将领，包括桓宣、邓岳等人，纷纷跪地行大礼。 由于庾亮执政引起苏峻之乱，无脸再见江东父老，也不肯接受一品官衔，其实他现在的正式官号仅仅是平西将军。但他坐镇芜湖，名义上管割宣城以西所有军事，东晋的西半部在其管辖之下。众人也以‘大将军’名号称呼庾亮。 庾亮五十三岁，依然风采照人，如今的他是大晋第一名士，风头早已超过王导。庾亮提马快速来到陶侃身旁，飞身下马，对陶侃也是深深一拜，说道：“罪过，罪过，我让太尉久等了。” 陶侃回道：“应该的，应该的。” 庾亮上前挽住陶侃的手臂，两人畅快大笑。陶侃为荆州刺史，因功晋封太尉，官居一品，仍对庾亮尊敬有加。当然庾亮也得让陶侃三分。 所有人回到陶侃营中，庾亮坐在正中，陶侃坐其旁边，大将毛宝坐在下手，其他人都纷纷站在大帐内，没敢入座。庾亮也没有拿正眼看他们，而是直接问陶侃将如何行动。 陶侃笑道：“老子根本没把郭默那小子放在眼里，明天咱们给他来个先礼后兵。我去命他出降，如不出降，我亲自去把他给您捉来。” 庾亮笑道：“有太尉在，我可以什么也不做了。这里所有军队尽由太尉调遣，我在营中静候佳音。” 翌日，陶侃率所有将领及三万军队，气势滔天地围住南昌城。桓宣也带着桓温站在众将之中。陶侃命人向城中喊话。 未及，数百军士出现在城墙之上，郭默这次算是悲催极了，自己满打满算也才三千来人，没想到东晋西藩各大士族武装纷纷前来，这个马蜂窝捅大了。可是郭默二十年来历经大小战役，在气场上却并不输给陶侃，并未表现出一丝慌张。 陶侃只带了五六名亲军将领，向前更近一步，然后高声喊道：“小子郭默，赶紧下城投降，看在你十几年抗击胡兵的苦劳上，或可饶你一命。” 郭默也知此时凶多吉少，但是还是狡辩说：“刘胤谋反叛国，我将其诛杀本是大功一件，太尉怎可听信谣言，前来攻我？” 陶侃高声喊道：“废话不用说了，你只管说是降还是不降。” 别看郭默名气不大，却是和北朝两大皇帝石勒、刘曜亲自过过招的（石勒后来战败刘曜，统一北方）。郭默对于陶侃的最后通牒十分恼火，冷笑道：“陶侃老儿，我知你能打仗，但是我也不是吃素的，休要如此狂妄。” 陶侃笑道：“看在你以前的劳苦，给你一天反省的时间，明天你若再不出城投降，老子就灭你全族。” 郭默一听，更加气愤，吼道：“老子征战二十年，从来没有投降这个词。”说完，更加愤恨，知道此战不可避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给陶侃来个下马威。想到这里，郭默回身从兵士手中取过自己的宝弓，张弓搭箭瞄向陶侃，城下众将纷纷紧张起来。陶侃身后的十名亲将也纷纷上前，挡在陶侃身前。 陶侃大怒，冲亲将喊道：“尔等闪开，这么远的距离，他能射到我这里，我就能用手将其接住。” 亲将一看老爷子发怒，没办法，赶紧撤向两旁。风吹旗展，老将军陶侃端坐马上，纹丝不动，等待郭默的箭。身后有一名亲兵手举大旗，上面一个斗大的“陶”字，沙场静的煞人。 城下将士大为紧张，城楼上的郭默端起宝弓，其实仅想杀杀老头的狂妄，谁知老爷子偏偏不信邪，反倒把郭默难住了。这直线距离超过二百步，就算自己能射准，打在陶侃的金甲上掉下来，那反倒杀了自己的气势。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郭默咬咬牙，将弓稍稍提起，满弓射出，只见羽箭在空中划过一条微微的弧线，竟然穿过陶侃的头顶，正好扎在其身后的帅旗上。由于到此力量已经消弱，此箭正好扎在“陶”字中央，没有全部穿过，挂在了斗大的“陶”字正中。城上一片欢呼，城下的众将士也差点鼓起手来，都目瞪口呆，郭默真乃神力也！ 在南昌城下的三万大军心头如同被泼了一头冷水，当年郭默这小子被北方枭雄石勒、刘曜多次围困，也未能将其捉获。郭默甚至被李炬派去偷袭平阳，虽未成功，但却把久病在床的匈奴皇帝刘聪直接气死。这小子真是不好惹。 第七章 一箭成名 6 陶侃见军士沮丧，反身回阵，坚定地说道：“谁能一箭射中郭默的帅旗，我赏他黄金百两。” 上百名将军均默不作声。郭默是从上往下射，到了帅旗上都没劲了，从下往上，不可能。陶侃抚了抚花白的胡须，在此之间，一匹黑色骏马从众将军身后，飞驰而出，向南昌城门逼近，此人正是桓温桓元子。桓温一见无人敢应声出阵，心中热血澎湃，应声出阵。 骏马飞驰电掣，很快逼向南昌城下，城下众将士见有一员小将出列，心中都松了一口气。可是没想到，桓温越过陶侃仍然向东奔驰，众将领不仅莫名其妙，再往前都要到护城河下了，在这个位置射中人家的帅旗，只能引来敌人更大的嘲讽。 不过，随着桓温离城楼越来越近，城楼上的将士反倒紧张起来，这小子在这么近的地方发箭，会不会危及主帅性命。郭默却纹丝不动，盯住桓温，说时迟那时快，桓温的马逼近护城河时，桓温拉弓搭箭，搭满弓，竟然一箭射向郭默。 桓温在出列时早已想到，就算射中郭默帅旗，我军士气也不会压倒郭默的士气，擒贼擒王，只有一箭射死郭默，才可解城下万军之辱。 城上将士原以为他也会去射帅旗，所以对桓温的逼近，一开始没有警觉，并未张弓阻止。桓温一箭射向郭默心口。等郭默发现势沉千钧之箭射向心口，已经躲避不及，只好挥右手来挡，利箭穿过片甲射入右臂，鲜血喷溅。 城门下数万军士兴奋狂呼，声可震天。等郭默将士反应过来，张弓搭箭，桓温连马也未停，绕个长圈回到阵中。来到陶侃身旁，在马上抱拳躬身，谁知陶侃问道：“小子何人？竟然如此张扬。” 桓温回道：“卑职乃桓宣座下桓温是也。”说完，为陶侃的目光所震慑未敢抬头。 人家对方只射了自己的帅旗，而这员小将竟要取对方性命，让陶侃下不来台。这时身后的殷羡催马向前，对调侃说道：“为将当因时而变，我看这员小将表现不错，一举阵前夺气，现在命令强攻，势必擒获郭默，太尉请勿迟疑。” 陶侃的老脸拉不下来，于是冲着桓温说道：“你去告诉郭默，如不投降，明日午时攻城。” 众将大惊，这不是叫桓温其送死吗？！ 桓温闻声再向城边奔驰，来到离城门百步之时，停马高呼：“太尉有令，尔等若不投降，明日午时攻城。届时必定玉石俱焚，勿谓吾之不预！” 城上数箭射来，哪有功夫听桓温喊话，但要报主帅一箭之仇。桓温挺枪连拨三支箭，才从容策马奔回。陶侃的脸上这才露出微微的笑容，命令撤军回营，数万将士井井有条缓缓后撤，马鸣之声、步兵铠甲之声，声可震天，城上众将不仅胆寒。 当天夜里，陶侃命人将百两黄金送到桓宣营地。而城里更孕育着一场阴谋。城中江州将领宋候找到张丑，说道：“陶侃身经百战，倾西藩兵马来战，郭默必败，恐怕我们要与之陪葬。” 张丑沮丧问道：“那又如何？” 宋候道：“我等原是温峤部下，后化归刘胤，与郭默本无从属关系，本是被他欺骗。不如今夜发起兵变，冲入郭默府中，将郭默杀死交与太尉，立功赎罪。” 张丑道：“郭默勇冠三军，手下又有从北方带来的一千死士，我二人不是敌手。” 宋候道：“我已探知，郭默怕敌军趁夜劫营，已让死士封住四门，帅府之中留下的死士不足百人，余下的皆为江州本部，早已无心听他的。再说，郭默右臂受伤，生擒其易如反掌。” 形势千钧一发，如不冒险，明日午时必将玉石俱焚，张丑、宋候孤注一掷，率五百本部偷袭郭默。郭默随本部一百死士全部战死。 第二日一早，宋候出城拜见庾亮。庾亮大喜，回头对陶侃说道：“将军英气震天，果然不战而灭郭默，居功至伟。” 长史殷羡也长绢拜道：“太尉胸怀胜我十倍，在下惭愧。”看到郭默受伤，殷羡曾建议立即攻城。 陶侃手抚白须，微露笑容。后面的事就剩下接管城防。 当夜庾亮、陶侃在城中大宴三军，个个喝的七仰八醉，唯有陶侃小喝数杯。他被郭默的话刺激了。陶侃征战二十年，却因琅琊王氏阻挠，从未与北方胡众做过一战。想到自己年事已高，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和石勒过过招。 次日一早，陶侃便来到庾亮营帐，对庾亮说道：“刘胤，天下狂士，江州本国家南防屏障，王导却把如此重镇给一个狂生来做，岂不误尽苍生。我早已听说，刘胤来此一年，无视手下众将，却还狂征暴敛，早已在江州怨声载道。像郭默这样有二十年苦劳的将领，也被其尽情羞辱。江州之乱全因王导昏庸不察，本次王导派来路永、匡术，一路上抢掠庄园，跟贼兵无而异。王导老了，应该把他撤掉，还是由您回去总揽朝纲。” 庾亮的大权是让出来的，由于其年轻气盛，引起苏峻、祖约之乱，致使自己的妹妹庾太后辱身自杀，自感罪过大焉，主动外调，将权力还给王导。此时琅琊王氏虽然不及辉煌之时，但是仍然在扬州拥有一定军力，如果倒王，势必引起战乱，庾亮已经不敢再次引起战火。 可庾亮知道陶侃对琅琊王氏成见甚大。年富力强的陶侃被王敦扔到广州蹉跎岁月。王敦还把陶侃的长子陶瞻留在身边做人质。王敦倒后，王导把陶瞻调到京城做大官，其实还是人质。最悲催得是，苏峻之乱大士族谁都没死，就陶瞻战死了。按说苏峻是不应该得罪陶侃的，一定是有人作祟，催其出战。陶侃不得不怀疑王导。 调侃出身寒门，子弟不兴，其余子侄岁数都小。陶瞻本是他的希望，陶瞻还是梁州刺史周抚的大舅哥。当年王敦不敢卸磨杀驴，也是怕这层裙带关系。陶瞻的早死对整个陶氏家族都有深远影响。陶家最终没有成为一级的士族之家。不过他们培养出了陶渊明这样的文学大家。 庾亮知道陶侃对王导有成见，于是有必要对陶侃解释一下：“刘胤督江州，本是温峤遗愿，此事还不能全怪到王导身上。” 陶侃还是不甘心，继续说道：“据说天子给王导下诏，开头还要写上‘惶恐’二字。只听说有‘微臣惶恐’，还没听说过‘皇帝惶恐’。若不是你们庾氏国戚撑腰，天子是不是还要向他王导下拜？” 古代大臣写奏章，开头写上“微臣惶恐”或“惶恐，惶恐”。九岁的晋成帝给王导写诏书也是“惶恐惶恐”。 庾亮紧张了：“我也知王导执政纲纪宽松，法度混乱，但是他本人还是尊重天子的。我，我已不能再做引起战火之事。” 庾亮也知道陶侃岁数大了，很难听得逆风话，于是将目光看向陶侃的长史殷羡。殷羡心中明白，于是上前说道：“今日晋之天下，只有四大强人，就是王导、庾相、太尉和淮南的郗鉴。太尉不如做书与郗鉴，如您三人同时上表倒王，不需一兵一卒，王导自会隐居山野；如郗鉴站在王导一边，那么双方势均力敌，虽然以太尉神武，反手即可将其二人覆灭。但是未免战火又起，贻误苍生。北庭石勒不就是在两年前的苏峻之乱中，趁机夺取豫州大部。” 第七章 一箭成名 7 殷羡说的有理，陶侃也只能接受，如果战火又起，虽然自己有十足的把握战败琅琊王氏，但是就怕会让北庭浑水摸鱼，两年前石勒趁着苏峻、祖约之乱一举占领豫州的绝大部分，这样的事情不能再重演。于是只能点头默许，让殷羡亲自来督办此事。庾亮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殷羡含笑表示欣慰。 三人正在谈话，军士来报，桓宣携族子桓温求见，庾亮即命桓宣觐见。 桓宣与桓温进入大帐，桓宣就带着桓温长跪不起，对庾亮说：“吾之族子为父报仇，杀仇人全家，犯下死罪，求大将军宽恕其死罪，吾愿意除去所有官职，抵其一命。” 从晋朝起，开启了一个悲催的刑律，叫杂抵罪。对于士人可以用官位或金钱来抵自己的罪。 庾亮疑惑，看向桓温，只见其身高八尺，相貌堂堂，于是问道：“其父是谁？” 桓宣回道：“其父正是桓彝。” 庾亮听闻，唰地站起身来，快步走到桓温身前，扶起他的头问道：“你是桓温？” 在座的人无不惊讶，这位朝廷第一重臣，竟然能说出这个十几岁孩子的姓名。桓温点头称是。庾亮不仅想起了桓彝，还想起了温峤，禁不住眼含热泪。 早年庾亮和温峤、东晋第二代皇帝晋明帝，三人结为生死之交，号称“布衣之交”（其实没一个“布衣”）。桓彝由于结交温峤，而被引入晋明帝的私人小圈子，成为庾亮信任的幕僚。正是庾亮派桓彝领兵，在侧翼监视苏峻。 为什么庾亮还能记起桓温的名字？就是桓彝为表示对温峤的尊重，而给长子起名桓温。此事庾亮当然尽知。 庾亮扶起桓温，热泪流出。于是桓温将杀死江播三子之事尽数说与庾亮。庾亮听后大喜：“江播那厮早就该杀，死有余辜。侄儿这等大仁大义，不仅不该罚，还应奖励。此事由我来做书朝廷。” 跪地不起的桓宣转忧为喜，由庾亮这句话，桓温不仅不会被罚，还会前途似锦。 顺利剿灭郭默，各路兵将纷纷返回原守地。庾亮临走时对陶侃说：“太尉攻无不胜战无不克，我想把我家小弟庾翼托付给将军，让他跟随将军学习作战本领。” 还未等陶侃允许，庾翼倒头便拜。陶侃看到庾翼身材魁梧，英气十足，笑道：“庾家兄弟个个文质彬彬，没想到还能出这么一个兵家子。这是大将军对我的信任，我岂敢不从。” 这时殷羡站出来，冲庾亮一拜，说道：“豫州几乎尽失，只剩危城黄冈，武昌基本成为前线。太尉为国殚精竭虑，所以恳请移镇武昌，收复豫州。” 庾亮佐僚闻言大惊，武昌隶属江州，陶侃的移镇这是要接管江州。荆、江两州军政大权将尽归陶侃。 须臾，庾亮徐徐说道：“可以，此事由我向朝廷禀奏。” 七十二岁的陶侃兵不血刃拿下郭默，占住荆江二州，声名达到人生顶点。东晋朝廷的重大事物都要提前通知陶侃，问明意见。但是陶侃忠于晋室，不去干扰朝政。 中原皇帝石勒也不想与陶侃作战，亲手杀害陶侃长子的冯铁早已投奔北庭石勒。石勒这时命人把冯铁杀掉，送与陶侃。 长城外的强国慕容鲜卑，写给东晋的奏章中，也要向王导、庾亮和陶老爷子问声好。 却说，殷羡奉命做书与扬州刺史郗鉴，告知其庾亮、陶侃欲逼迫老相爷退休，询问郗鉴意见。 郗鉴当然不同意，两年前的内战，后赵皇帝石勒趁机吃掉大半个豫州，以至于现在郗鉴的两淮成了最主要的前线。再内斗，北庭下一个吃掉的就是他郗鉴。郗鉴回书表示坚决不同意，并做书与庾亮，劝其勿挑衅天下。庾亮将信件转给陶侃，调侃只能长叹一声：此事作罢。 陶侃自知命不久矣，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备战上，准备和北庭石勒决一雌雄。 王导听闻此事，将郗鉴请入京城，引入内室，专程道谢。 王导对郗鉴说道：“或许是家兄王敦对陶侃压制多年，其子又意外的死在朝廷，陶侃督荆州之后，总是对我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前时，南昌太守梅頤贪赃枉法，我命人将其抓回朝廷法办，可谁知陶侃竟然派军士在半路将梅頤夺走。还放狂言，咱俩评级，你王导能抓，我就能放。陶侃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 郗鉴笑道：“陶侃、庾亮一老一少，越加张狂。有在下，岂容他们猖狂天下。” 王导也抱怨道：“是啊，有本事去和石勒打，我决不阻拦，窝里斗算什么好汉。像你这样独支江北才是英雄。” “岂敢，岂敢，相爷高抬我了”，郗鉴惊喜不已，接着说：“自从豫州沦陷，伪赵对我淮北虎视眈眈，只有相爷知道在下压力巨大。” 王导笑道：“你只管安心，你们江北朝发狼烟，扬州兵傍晚即到。” 王导谢过郗鉴，两人在小亭之中畅饮畅谈。王导微醉，突然问起：“据说足下有一掌上明珠，年方十六，是否婚配？” 郗鉴心想，看来王丞相想当媒人，那必是高门。郗鉴起自战争，门第不高。有王导做媒自是求之不得。转念间赶紧说：“尚未婚配。” 王导笑道：“可否将贵千金嫁与我王氏子弟？” 郗鉴听闻，心中狂喜，不敢相信，起身急问：“相爷此话当真？” 王导说：“我家子弟今日尽在后堂学习，你若愿意，现在就可去挑选一位。” 郗鉴也顾不得体统，趁着微醉，站起身来高兴地挥手：“请相爷带路。” 两晋进入士族社会，士族十分重视门第，尤其像王氏、荀氏这样一流大族，只在大族之间，或者是自己长期盟友之间选择婚姻，瞧不起其他士族，形成一个顶级士族的圈子。琅琊王氏几代与庾氏有婚配，另一个是泰山的诸葛氏，由于与琅琊王氏是老乡，也是其长期结盟的对象。东晋初期，庾氏和诸葛氏都依仗王氏迈入顶级士族行列。 琅琊王氏在东晋初期地位之高贵甚至超越一般皇族。婚配条件严苛，此前只有一次例外，为了极力拉拢温峤，在王敦的干涉下选择了一位王氏女儿嫁给了温峤。 郗鉴本是兖州刺史苟晞的重要谋士，出身低微，适逢天下大乱，替东晋镇守最北边的淮北之地，由于东晋不让流民过江，而使其逐渐做大，最后成为东晋不可或缺的实力派人物。其组建的北府军影响了东晋一整代，最后北府军领袖刘裕夺取了东**山。 在郗鉴和王导往后院走的路上，早有人一路小跑得前去通知在后院学习的王氏子弟。东晋初期，王与马共天下，随着王敦的倒台，王氏势力大减，庾氏迎头赶上，但王氏还是不折不扣的东晋第一士族。琅琊王氏子弟自然对这个将家女不感兴趣，但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纷纷整理衣冠，准备迎接郗鉴。 古代士族阶级世代荣耀，每一代都是娶的标致女子，可能经过七八代的进化之后，子弟们个个长的风流倜傥。郗鉴一进得后院便看花了眼，众子弟纷纷向其鞠躬行礼。 郗鉴放眼望去，十几个男子玉树临风，唯有一个男子坐在东面胡床之上，并未起身，衣冠也并甚整齐。郗鉴快步走了上去，将其拉下胡床，对王导说道：“我就要他了。”想必读者都已知道，此人就是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他就这样做了郗鉴的东床快婿。 在本书前部《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中提到王羲之的父亲叫王旷，主持了对匈奴的壶关决战，战败被俘。王羲之的母亲出自卫灌家族，卫灌在整个西晋书法排第一，王旷也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在十二岁之前，由其母亲来教授书法学业，到十二岁时，才开始正式学习书法，其号称书法双绝的叔父王廙来教授家族子弟学习。由此可见，在古代教育中可能十二三岁也就算进入正规教育阶段了。 第八章 戍边襄阳 1 东晋北面的朝廷是后赵石勒，石勒自称“赵天王”，其号称天下九州有之八，在唐朝之前，历代朝廷都已石勒建立的后赵为正统，而把东晋看成偏安一方的割据势力。此时的后赵皇帝石勒已经进入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岁月消磨了其驰骋天下的雄心，如今的石勒只想安稳的度过其开国皇帝的最后光辉。而且在石勒的倡导下，后赵佛学长足发展，佛寺建立，石勒自己也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起源于游牧社会的少数民族，原本就信奉宗教。中国佛学界在后赵政权的推动下，逐渐昌盛，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石勒信佛，跟随他多年舔血刀锋的将领们可不信佛，石勒手下大将镇守梁州的郭敬，趁陶侃大军南下围剿郭默之际，偷袭襄阳。 在历代南北两朝作战中，襄阳和武昌数次成为战争的焦点。由于北朝人不善水上作战，一般都是采取先占领襄阳后攻占武昌，在荆州组建水军，然后顺江而下，夺取扬州，这成为北朝消灭南朝的一个历史惯例。主要原因是荆州地区湖北内陆，即能打水战，北方骑兵还能发挥一点点优势。而淮南一带进入长江中下游平原，五十米一小河，一百米一大河，且都流入长江，使水军可以任意穿梭其中，将敌人步兵割裂，进退自如。所以，北朝从淮河进攻南朝，一般都会遭遇失败。 南北朝时，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倾国之兵四十余万攻打南朝，在打一个小城时，竟被上涨的河水一次冲走近十万人。 后赵大将郭敬，趁南方战乱攻击襄阳，边进军边上报，由于还未得到石勒允许，其只带了一千多人。东晋襄阳太守周抚也是能战之人，其父亲周访也曾经是东晋鼎鼎大名的名将。 对于南朝来说，襄阳和武昌基本是南朝边防防御的生死线，襄阳城是荆州的门户，由名将周抚奉命防御，兵马数千。郭敬自知不敌，但是北方枭将大多征战沙场二十余年，猛如虎、狡如狐，异常狡猾。郭敬出身乞活军，战斗经验丰富，一看无法硬攻，便用智取，其大摇大摆的命人向周抚送去一封书信，表明自己只是开路的先锋，并说天王石勒已率十万大军不日到来，让周抚安排好粮草。 襄阳城被靠荆州，但荆州的强兵已被陶侃带走，没有后援，周抚怎么能独立对抗十万北方如狼似虎的武士。 在东晋将领中也算是一个人物的周抚竟然被一封书信所骗，率领部队和族众连夜撤出襄阳，使郭敬白白捡了便宜。可是胜利者往往自信心过重，久经战阵的郭敬本只是想来襄阳大捞一把，进的襄阳城，但见得襄阳城城高水深，流民众多，便舍不得走，将捷报传于朝廷，请求援兵。 东晋偏安一方，军事实力明显不如北朝，所以内部一出问题便被北朝趁火打劫。上次苏峻、族约之乱输掉百分之八十的豫州，此次围剿郭默，如此小的一个军事行动却使东晋丢掉重镇襄阳， 襄阳为荆州门户，原本想逼王导退休的陶侃迫于北朝的军事压力，已经不敢再生此心，他倒不是怕郗鉴和王导联手。从剿灭郭默到回荆州的路上，陶侃一直闷闷不乐，一想到郭默讥讽自己未与胡人做过战，便心生遗憾。正想整齐军备北上与石勒较量，却听闻赵国率先发难，夺取襄阳。老将军兴奋异常，马上命儿子陶斌和庾翼领兵五千，前去夺取襄阳。 殷羡建议派桓宣部去支援陶斌。 这时老将军的心中又想起那个在南昌城下一箭成名的桓温，心中感慨，自己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被偏安于南方的琅琊王氏一口气支到广州城。名将在那里消磨了十多年的光景，如今作为东晋的军事旗手可以呼风唤雨，但却年过古稀。老兵不死，但时光不再。 陶侃的眼前出现了那个在南昌城下一箭成名飒爽英姿的桓温，不禁感叹道：“我不能耽搁了这位少年英雄。”于是以太尉身份命令桓宣率军支援陶斌，命两军火速前行，誓死夺回襄阳。 桓宣得到陶侃将令，不敢耽搁，整齐所有兵马，带领众桓氏子弟火线奔赴襄阳，桓温自然也在其列。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庾亮做主，朝廷迅速发来诏文，不仅赦免了桓温的杀人之罪，还派人去抚恤了他的家人。这样桓温的思想包袱放下，并且感激朝廷的不罪之恩，更下决心要为国尽忠，马革裹尸。 兵进襄阳的路上，桓景望见桓温，远远地冲其招手。桓温来到身边，桓景问到：“重新夺回襄阳本是陶侃荆州兵的分内之事，你可知他为何还要调我们去？” 桓温还真答不上来。 桓景见桓温挠头，说道：“郭默平定，陶侃移镇武昌，正是要把整个江州纳入麾下。邓岳是他的老部下，留下自不用说。王愆期是温峤的老部下，温峤、陶侃两军并肩作战多年，王愆期也算是陶侃半个自己人。何况王愆期驻守多年，熟悉江州事物，陶侃新来乍到也离不开他。只有我们没有根，也非陶侃嫡系，所以只有我们被派往第一线。不出所料的话，收复襄阳，还会让我们来镇守。” 如此阴暗的思维，桓温不以为然。 桓景见其不语，又说：“没有打就跑掉的襄阳太守周抚，不仅没有被处罚，还被调来做南昌太守，镇守江州的核心。为什么？就因为陶、周两家是儿女亲家。”（周抚的姐姐嫁给陶侃之子） 桓温不得不信桓景的话。 桓景见桓温已经赞同自己，于是说出自己的观点：“现今社会，只有家族最靠着住。” 桓温回道：“我们去襄阳也好，第一线大有可为，总比在这里受夹板气好。” 不知桓宣什么时候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忽然开口：“元子说到好，看问题要多看阳光一面，只要我们不惧怕牺牲，第一线大有可为！” 陶斌、庾翼所带的水陆两军率先到达襄阳城下，将襄阳城四门堵住，连续狂攻。敌帅郭敬虽然只有一千来人，但是猛抓壮丁充实城防。陶斌连攻数日无法突破，正在郁闷之际，桓宣的援兵到来。 桓宣领桓温入见陶斌、庾翼。庾翼作为陶斌的副手，将攻防经过细细说与桓宣。听完，桓宣说道：“敌人客军远来，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军四面攻城，逼迫敌军被动防守。只有拼死防守，没有迂回之地，反倒彰显了敌军的必死之心，不如将四面进攻改为三面进攻，留下北门供其出逃，以乱其军心。” 陶斌听完说道：“我来之际，父帅命我全歼敌军，如果弃攻一门，放一千敌军跑了怎么办？” 桓宣补充说：“可以派水军先上汉江支流，堵住敌人归路，此才是兵法尽歼敌人之策。” 陶斌无奈，只好接受桓宣计策，他对庾翼说：“你率水军北上汉水支流，说不定会是一个立头功的机会。”庾翼接令，迅速指挥水军北上。 晋军停攻一日，到了第二日，再次从东西南三门狂攻襄阳，但却把北门的军事撤走。郭敬看到如此形势，嘿嘿冷笑，冲众将领说：“他们想逼咱们走，咱们偏偏不走，敌军已经气馁，众将还需一心守城，不日天王援兵就会到来。” 城下，桓宣率兵攻打西门，桓氏子弟在谯国时常与北军作战，经验丰富。士卒勇猛冲锋，桓氏子弟二十余人奔驰于西门城下，放箭压制城头防守的赵卒。桓温箭法出众，城上赵卒应声即倒，远处观战的陶斌不禁感叹：“北方劲卒果然擅长骑战。” 钢指戒 第八章 戍边襄阳 2 桓宣部下多是豫州谯国流民，抗击北朝多年，信心十足。西门在桓宣军的打击之下，已岌岌可危。 郭敬闻讯，赶紧跑到西门作战，向下一望，不禁色变道：“不妙，此军不是前几日攻我之南军，敌人的援兵到了。”战斗经验异常丰富的郭敬，脑子转动飞快，自知不敌，赶紧招呼手下劲卒千人，打开北门向被逃窜。 郭敬此军本是精锐骑兵，骑兵的优越感极强，提马北奔，自认为南朝劣马无法追上，竟然大白天就打开北门，疯狂逃窜。郭敬一气逃出二十余里，被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河上有三十只战船，庾翼率一千水军在此迎候多时，见敌军果然逃来，便命令全军放箭，阻止敌军前进。 郭敬笑道：“未想敌军还有此一手，看来敌人派来的援将还是不简单。”于是便带领骑兵沿河向西奔去。庾翼一看大惊，再往上游走，一定有水浅之地，供骑兵经过，然后命令水军迅速咬死，向上游跟去。 郭敬率领的一千骑兵，跑的并不快，而且边跑边命令将士们将头盔或甲胄抛去，有个别的人甚至将长枪丢下。庾翼一看，大喜过望，认为敌军已经胆寒，忙命战船靠岸，一千水兵下船上岸追击敌军。 郭敬一看敌军下船，心中狂喜，率领骑兵回头向晋军冲去。 庾翼虽然稚嫩，但也勇猛异常，亲督水兵列成方阵，背靠河流与敌人决战。一千水兵在陆上虽然不是骑兵对手，但是战船之上仍然有少数弓箭手，可以在背后支援陆上作战，而水军背水一战，也使敌人骑兵失去大半机动能力。两军在水旁打的难解难分，不分胜负。 郭敬生怕有敌军追至，而不敢恋战，于是亲选三十名死士，在自己的带领下，冲入重围，向敌方指挥官庾翼驶去。擒贼擒王，老兵油子都有一招杀手锏，到关键时刻不是吃素的。郭敬这三十名死士，可都是金盔银甲，装备齐全，转瞬间便冲破阵防，直捣庾翼。 庾翼身边两员将领当然知道庾翼是庾氏家族重要的公子哥，他若有什么闪失，自己可担待不起，忙请庾翼迅速踏水回船。庾翼却将手中指挥的利剑插入泥土中，从旁人手中夺过长矛和盾牌，高声喊道：“今天老子就死在这里，谁也不能后退。”晋朝水军无法，两员副将召集士卒，围住庾翼，拼死阻挡北方铁骑。 郭敬深知，再恋战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抖擞精神奋起余勇，一马当先，连挑三名卫士，副将张新前来阻挡，被郭敬一枪挑于马下。庾翼水军多是步足，一看副将阵亡，只敢收缩防御，用盾牌和长枪做最后一道屏障，形势危在旦夕。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刻，远处奔来一支骑兵，正是桓温率领一千桓家军追赶而至，见河边打的正是火热，数十名北方骑兵围攻庾翼，赶紧拍马上前，前来解救。 郭敬见追兵赶到，败局已定，率领部队策马西奔。无奈主力被桓温骑兵和庾翼水军缠住，军心大乱。郭敬也顾不得别人，左突右冲，最终只带了十几名死士冲出战阵，向西落荒而逃，最终从一个浅湾北归。 桓温带领将士追赶不及，只好悻悻退兵，和庾翼汇合。庾翼尚未退军，而是沿河向西追，他们水军行的慢，见桓温归来，赶紧靠岸来见桓温。桓温见到庾翼，下马参拜，庾翼说道：“多谢将军来救，我军差点吃了败仗。” 桓温回道：“将军率军上陆与其决战，已是英勇之至，若非如此岂能全歼郭敬骑兵。” 庾翼跺脚道：“可惜还是放跑了贼帅郭敬。” 旁边副将沈宏上前说道：“我军共击毙击伤敌军八百有余，只跑走了十几个残兵，这已经是大获全胜了。” 回去路上，庾翼和桓温聊的恰是投机，桓温十八岁，庾翼比他大七岁，庾翼以大哥自居。庾翼说道：“两年前苏峻之乱，我已领兵与贼人作战，那时感觉江北的苏峻骑兵已是如狼似虎，没想到北庭骑兵更是凶悍。” 桓温回道：“我也有此感慨，但是此次作战我军水师发挥巨大力量，能进能退，使敌人胆寒。水师在防御中的优势令我大开眼界。” 打了胜仗，两人边走边聊。庾亮说道：“兄弟的宝马果然厉害，赶明儿我也要让家兄给我送来百匹骏马，再遇北庭敌兵，誓不放过。” 桓温惭愧，他这匹马正是庾家的宝马，庾翼是庾氏家族重点推出的下一代核心人物，谁敢给他一匹烈马骑。桓温想起借他宝马的庾家大小姐庾兴南，惭愧地对庾翼说：“我这坐骑本就是你们庾府上的宝马良驹。” “噢，此话怎讲？”庾翼疑惑。 桓温便把在途中遇到庾小姐，被庾小姐赠马之事简略的说与庾翼。庾翼更加吃惊地说：“家兄长子长女都牺牲在两年前的苏峻之乱，如今二女儿仅有十岁，不可能跑出京城游玩。” 桓温也疑惑起来，说道：“庾小姐自称名叫庾兴男，我这里还有一个她送我的匕首。”说着拿出交与庾翼看。 庾翼接过精致的匕首，拔出一瞧，上面刻着“兴南”二字，不禁大吃一惊。他认识这把匕首，这把匕首正是他送给‘外甥女’兴南的礼物。 几乎全歼北庭骑兵的消息很快传到陶侃那里，众将领幕僚纷纷来贺，即使这样只杀伤敌军一千的战果，在东晋这几年来也是异常少有。首战成功，陶侃异常兴奋，便命桓宣为襄阳太守，主持襄阳作战。至此以后，前线重镇襄阳成为龙亢桓氏第二个兴起之地。 陶侃命令荆州上下戒严，准备北伐。毕竟庾亮为西藩之首，没有庾亮的鼎力支持，仅凭陶侃所管的荆州一镇，根本没有全面北伐的能量。于是陶侃派长史殷羡携带亲笔信，专程赴芜湖觐见庾亮。并做书与庾亮，请其做后援。 钢指戒 第八章 戍边襄阳 3 庾亮在府邸热情接见了殷羡，他知道殷羡在陶侃心目中的地位，于是一见面庾亮便调侃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能来我很高兴。” 颍川庾氏和陈郡殷氏老家相连，在士族时代，一个大族成功，往往与其家乡士族结成数代联盟，一个成功，家乡士族也会鸡犬升天。曹操崛起，与曹家数代联姻的夏侯氏、丁氏，成为曹魏首屈一指的士族名家；司马氏成功，其河东老乡裴氏地位显赫，风头甚至超过荀、王；东晋第一个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来江南之前世袭琅琊王，出身于琅琊的王氏和诸葛氏抢得先机。 庾氏的崛起，和琅琊王氏对他的倾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王敦的授意下，庾亮在十年前三十岁出头就做了东晋实权宰相中书监。后又与第二任皇帝晋明帝联姻，如今八九岁的小皇帝就依靠着这五位庾氏舅舅。庾氏的成功对同乡的殷氏、范氏和袁氏影响巨大。被曹操搞倒的陈郡袁氏，开始崭露头角。 陈郡殷氏从来都不是名士家族，得到庾亮的青睐令殷羡感激不已。殷羡赶紧回道：“一切为庾相马首是瞻。” 庾亮又说道：“我听说你子殷浩心思缜密，才高八斗，将来前途无量。我已上奏朝廷让殷浩来我这里当差，好好历练历练。” 殷羡一听，再次跪地谢恩，说道：“多谢相爷知遇之恩。” 言归正题，庾亮对调侃的军事行动表示异常担忧，对殷羡说道：“我这里，包括朝廷的名士，都不希望看到太尉出兵北伐。北朝主石勒以奴隶之身问鼎中原，才华可比刘秀，老贼未死便茫然北伐，实属不智。” 殷羡回道：“其实我们荆州镇将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陶太尉做为大晋巨擘，英名必将留名史册。可是其已七十有三，未与北胡作战，是其终身遗憾。太尉此次决心很大，别人恐怕很难阻止。” “那可如何是好？”庾亮问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殷羡回道。 一旁庾亮的军师范汪问道;“能否竭尽全力把战事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殷羡眼前一亮，回道：“这倒是个不错的思路。” 庾亮对战事开启的后果非常担忧，其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人，此人或可劝说陶侃，此人名叫戴洋。郭璞死后，道士戴洋成为东晋最著名的卜士。东晋前期道教昌盛，名人也出了很多。郭璞为风水术的祖师爷，道士戴洋擅长卜算，葛洪(抱朴子)擅长养生。还有那个黄大仙。 任何无神论的世界观在推广上都有很大缺点，因为没有人能说的清这个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孔孟避谈‘天’，荀子干脆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大家都知道天成就万事万物，却不知道他无形无迹，只有圣人是不刻意去求了解天的）。可惜宋明理学在世界观上借鉴宗教，做了江湖骗子。 可是每到王朝的末期，人们受尽战乱之苦，战乱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往往儒学会受到怀疑。人们开始病急乱投医，人们开始相信鬼神之说。因此，儒家也有一句，国之将灭，必出妖孽。 在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求仁求义甚至保不住自己的生命，自然儒家的以仁义为主体的社会观遭到怀疑。这时候北方佛教兴起，道教又悄悄地在南方发展起来。道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或者更早。 琅琊王氏的子弟中有很多带有‘之’字，比如说王羲之、王献之，这证明他们就是崇拜道教，陈寅恪认为“之”是道教的一个隐号。 在这一时期，士族阶级不仅开始融合宗教，甚至他们也成为一定的宗教领袖，主导道教的发展。 庾亮自知不能说服陶侃，竟给陶侃派来了一个道士，这名道士名叫戴洋，此人来头不小，能掐会算。琅琊王氏对其深信不疑，王导、王敦做大事前，都找其问卜。如今戴洋求见，陶侃来了兴趣，命人传他进来，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欲北伐石勒，君可为我卜之，想必庾相派你前来就为此事。” 戴洋也很干脆，拜完起身，为陶侃卜上一卦。戴洋平静地看着卦，不露声色，他看到此卦象不佳，预示着太尉陶侃命不久矣，于是再卜一卦。须臾，对调侃说道：“今年不利太尉北伐，但是卦象显示巨星坠落，石勒会在明年去世。北庭军事首脑石虎为争夺政治之资本，必定南下。按卦象显示，石虎若亲来进攻武昌，必死于太尉之手，主力尽失。到那时太尉再问鼎中原，岂不易如反掌。请太尉不要逆天时而动。” 陶侃抚须哈哈大笑。陶侃在二十年前便在荆州作战，从小督一步步成为元帅，在这里他自信谁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殷羡听完戴洋之言，心中暗叹：这神棍可比十个名士都管用，看来是说动了太尉。殷羡心中暗喜，于是上前进言道：“荆州已然进入一级战备，听戴先生所言，我军可以抢先布置，攻取樊城与新野，打开中原门户，为将来与胡决战做好充足准备。天时若在我，将来可在汉水东和长江北岸之间与敌决战。”殷羡加重语气：“樊城和新野在汉水与长江之北，将来可以依托汉水、长江与敌在新野以南决战。” 陶侃微微点头，陶侃以前并不同意攻取樊城、新野，因为作为防守，南方以水军见长，仍然需要依靠汉水和长江坚持防御。比如武昌北面的黄冈，晋室在武昌北面建立黄冈城，将豫州治所安置在黄冈。陶侃就因黄冈城离长江还有三十里之遥，无法得到水军的支持，而讥笑朝廷所为。认为一旦战事开启，朝廷这是白白把封疆大吏送与北庭做俘虏。但是陶侃对自己则有极高的信心，认为只要自己还活着，还是有能力控制江北诸城。当年关羽打樊城，就是希望以打樊城为契机开启北伐。 与强大的北庭作战，陶侃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于是他命桓宣做好准备，伺机而动，攻取樊城。而一旦桓宣行动起来，荆州兵便北攻新野，打开荆州进入中原之西大门。 桓宣被封襄阳太守，其与樊城只有汉水一江之隔。桓宣新到襄阳，正抚恤军士，劝科务农，还大量接收流民充实武装。 襄阳本是东晋梁州治所。经周访、周抚父子两代经营，境内民众很多，从蜀地来的流民更众，这为桓宣扩军提供了更要条件。后桓宣经营襄阳十年，为桓氏成为门阀提供了重要军事保障。 钢指戒 第八章戍边襄阳 4 谯国桓氏正摩拳擦掌准备攻打樊阳，没想到却被后赵抢先下手，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来郭墨逃走之后，赵国派来的援兵也正好赶到，援兵由石遇带领，有兵近万人。 郭敬异常狡猾，他对石遇说：“南朝水军煞是厉害，我们不如先在新野按兵不动，等陶侃荆州兵撤走之后再偷袭襄阳。” 十几日之后，侦察兵回报，襄阳水师南下，石遇大喜，统率万人偷偷越过汉水，冲向襄阳城。 桓宣发现北军又来，一方面赶紧关闭城门婴城自守，一方面向安西将军庾亮发出紧急求援。石遇命令北军强攻三面，就在这小小的襄阳城下战火又起。 谯国桓氏作为祖逖的麾下，在淮北多年处于抗敌的第一线，作战经验丰富，再加上桓宣的守城意志坚定，与北军生死周旋十日，北军却不能冲破城池。 石遇见连续十日无法攻破城池，粮草殆尽，心中焦急，亲自雷鼓助阵，北军向襄阳城做最后一击。这时郭敬也带千人到来，加入冲锋的队伍。 桓温正在西门城楼上指挥作战，这时有北门士兵传来消息，北门被攻破一角，危在旦夕。桓温一听大惊，马上命副将桓明召集五百勇士，带上弓箭随桓温奔赴北门。桓明诧异的说道：“我军负责西门的防御，您若带走一半人，西门被攻破，我们可付不起责任。” 桓温镇定的说道：“北门被打出漏洞，敌人必定疯狂攻这一点，以期以点破面。我猜测敌人攻打西门和东门的部队也将大量向北门转移，我们西门的压力很快会大大减小，反倒是北门防御决定今日的生死。” 不等桓明说完，桓温便带着五百名弓箭手向北门跑去。 数日下来，桓宣子弟死伤众多，如今见到敌军攻城更烈，心中忧急。桓景跑来对桓宣说：“数日里我桓氏年轻俊杰牺牲不下十人，我军已作出最大努力，恳请将军率兵撤出襄阳。” 桓宣很是犹豫，说道：“谯国败了，我们撤往江夏；襄阳再败了，我们撤往哪里？我们残兵败再南撤就会又被打回原形。” 正在这时，军士来报，北门已被攻破一角，形势岌岌可危。桓宣一听大惊，北门离汉水最近，如果敌人攻破北门，自己甚至会失去顺水逃走的可能，而若是在陆上撤走，那就一定逃不过北朝骑兵的魔掌。 众将领都知道北门攻陷，连后路都会被封死，于是都随着桓宣急急开赴北门。 桓宣登上北墙，见城下赵军纷纷流向北门，这里城墙已经坍塌一部，赵军攻打其它两门的队伍也向这里聚集。 桓宣刚到，守城将领便上前来报：“幸亏防守西门的桓温抢先领五百人堵住缺口，要不然现在城已破了。” 桓宣说道：“我已将后备部队全数带来，可命桓温返回西门防守。”说着便登上城楼，亲自向城下放箭。 两军在北门激烈交战，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眼见襄阳城岌岌可危。赵将石遇狂喜，再次亲自擂鼓助威。正在此时，探马来报，江面上驶来上百只军船。郭敬跑到高处，摇首望去，但见为首的巨舰旗杆上挂着辅国将军“毛”的字样，不禁倒吸口凉气，催马来见石遇，说道：“毛宝亲自到来，必定带来敌人水师主力，我们还是赶紧撤出战场为好。” 石遇虽然没有在南方打过仗，但是他看着这宽阔的汉江，心中也是恐惧，如今粮草尽失，再被敌人水师赶来封住江面，后果不堪设想。再一想：反正是他郭敬丢掉的这襄阳城，与我无关，赶紧命令收兵，抢先与郭敬乘船北渡。 晋水师逆江而上，行驶缓慢，等来到襄阳城下，北军已撤走大半，少数没有渡江的北军沿河向西奔去。 桓宣赶紧出城，登上旗舰拜见毛宝。 此时的东晋最有威名的将军首数陶侃，第二位便是这位辅国将军毛宝。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盟军是以陶侃为盟主，温峤为阵前主帅，毛宝为先锋。毛宝和王愆期一文一武，是温峤的左膀右臂。庾亮出为镇西大将军，便将毛宝收在帐下。毛氏家族从毛宝起，四世为东晋重要将领，毛宝也被后世尊为江南毛氏之祖。 桓宣来到船上，带领桓氏子弟行大礼拜见毛宝。惭愧的说道：“四年前，我被敌军包围，就是将军救桓氏于水火，没想到今天再受将军再生之恩，此大恩我谯国桓氏必定铭记于心。” 毛宝快步向前扶起桓宣，说道：“不敢不敢，是大将军命我火速来救援将军的，我水师未发一刀一箭，岂敢贪功。” 桓宣遇到困难，首先上禀庾亮，这使庾亮非常欣慰，心中非常愿意将桓宣收为己用，便派帐下‘顶梁柱’毛宝亲自来援救襄阳。 挡住北庭的这一轮反攻，谯国桓氏这才算在襄阳站稳了脚。终于打出了一个独立发展的舞台。 哪个军阀也不想干看着自己手下的小军阀发展，原先在江夏，没有在第一线，桓宣受江州管控的很紧。襄阳虽然还归陶侃领导，但是襄阳却不属于荆州。主要还是襄阳在抗击北庭的第一线，只要桓宣顶住北庭军事压力就行，谯国桓氏受到的上级束缚大大减轻，可以独立发展了。 在东晋一朝，朝廷非常抵触流民，在他们看来，西晋并不是灭于八王之乱，也不是毁在匈奴刘渊、刘聪父子手中，而是败在流民石勒、王弥的流民起义军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所就食与攻取的各个县城，所过之地一片狼藉，城垣毁坏，杀戮士族，人民逃窜，田地尽毁，这样使更多的人成为流民。所以东晋严禁流民过江，把他们留在江北。而江北又是南北的对峙前线，将领往往收编流民充实武装。以前在江北的祖逖、郗鉴都是以这种方法做大。 桓宣镇守谯国时，隶属于祖逖属下，对招募流民有很深的心得体会。他下达命令：带一百人参军者可为小督，领五百人参军者便可为将，很快在短时间内凉州流民聚集襄阳，一年之后，甚至连北面对峙的樊城地区也有流民偷偷过江来投。 这些流民头目成为将领后，其生杀大权掌握在士族领袖手中，其升迁荣辱更是操控在士族领袖手中。因此这些人几乎成了士族家将，他们眼中只有士族，没有朝廷。 第八章 戍边襄阳5 桓宣接到陶侃命令，倾力准备进攻樊城。樊城与襄阳一江之隔，隔江相持，本就是襄阳的心腹大患，如不赶走樊城的赵军，襄阳城永远不得安生。（建国后，襄阳、樊城合并为襄樊市） 一日清晨，桓温主动请战：“叔父，我愿率领一千水军偷袭樊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桓宣笑了笑说道：“太尉本次作战的总体目标是新野，我们不仅不偷袭对方，还要将军舰拉到河对岸，大张旗鼓的攻打樊城。” 桓温不解，桓宣解释：“我们整体作战的目标是攻下新野，我军在樊城大张旗鼓就可以更多的牵制敌军，就能减轻荆州兵攻打新野的压力。不管是我们还是荆州兵，谁先打胜仗，都能给予对方最大的支持。荆州兵先攻下新野，恐怕樊城的敌军就会不战而退。” 战舰在汉水南岸缓慢聚集。数日后，桓温带领两千军士大摇大摆的渡过汉水。陶侃接到桓宣已进攻樊城的消息，马上命陶斌率主力北上进攻新野。 三十年中，中原历经了八王之乱和“匈奴汉”两次覆灭西晋。后面还有匈奴前赵主刘曜与石勒争霸天下，其争斗的核心几乎都在西晋的都城洛阳，十几年的战争使洛阳所属的司州大地人口凋零。石勒虽然统一北方，但是全国人口下降太快，其又把人口迁到邺城一带，这样后赵的名门大族和人口大多集中在东方地区，而洛阳以西人口很少。 后赵的防御兵力也不强，双方尖锐的对峙在淮河一线。陶斌率两万部队攻打新野，桓宣强攻樊城，使后赵的荆州刺史郭敬首尾难顾，兵力捉襟见肘。在援兵未来之前，他只好忍痛撤走樊城的部队，决心死守新野。新野远离大江大河，有利于步骑作战，郭敬对于防守新野还是有一定信心。 这是陶侃正首次主持北伐，也是倾尽全力。荆州主力依河北上，水陆并进，没几时便包围新野。 郭敬再次催促援兵。石勒听到急报，异常愤怒，即命援助郭敬的中央军加快行军进度，要雪襄阳之仇。不想却被徐光拦住，对石勒说道：“我正在日夜研究对晋作战，郭敬在襄阳挑起战事并非佳策，我这里还有一套更好的决战方案。” 石勒来了兴趣，徐光指着地图上的武昌说道：“当年发生苏峻之乱，我军趁势攻下豫州大部，逼迫东晋将豫州治所南迁至豫州最南端的黄冈。此地离长江龙头武昌只有咫尺之遥，一江之隔。如果要打一场大战，不如直取黄冈，再攻占武昌，这样荆州半壁江山归我所有。我军在此训练水师，不出五年便可顺江直下，统一天下，此正是晋室灭吴之良策。” 石勒默默地注视着地图，虽然他已虔诚向佛，但是他还保持着军事家的敏锐嗅觉。襄阳虽然为战略要地，但是他在汉江的上游，夺取襄阳在战略意义上仅仅是为了顺汉江而下攻取武昌。如今豫州前线离武昌尽在咫尺，便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再去攻打西面的襄阳。相对于赵军来说，攻下黄冈，武昌城已经辕门大开，襄阳城暂时失去了首要的战略位置。 疑视良久，石勒说道：“从豫南攻取黄冈，应该轻而易举。可是要想再攻占江对岸的武昌，我们北方步骑很难做到。曹操二十万大军攻武昌，却遭赤壁之辱。” “若太尉石虎率五万铁骑，黄冈唾手可得。”徐光接着说：“如石虎像羊祜那样细心经营江北，不出五年便可拿下武昌。” 于是石勒下定决心，派石虎率五万大军，即日出兵黄冈，全速前进，连派去支援郭敬的援兵也改头向黄冈进军。 自从“匈奴汉”皇帝刘聪和晋廷北方军阀刘琨在公元317年去世之后，石勒在中原的压力大减，开始着力建设邢台和安阳的根据地，几乎不再亲自征伐。他的儿子又个个非常幼小，而堂侄石虎作战勇猛，为后赵南征北伐，夺得了后赵的军事主管权，就是石勒起家时著名的十八骑也都纷纷成为石虎的手下将领。 在兵进黄冈的路上，石勒命石虎快速向黄冈挺进。可是向来作战勇猛，指哪儿打哪儿毫不含糊的石虎，这次行军却磨磨蹭蹭。 他怀疑这次的这次军事行动有阴谋。临走时，石勒交待，不仅要打下黄冈，还要耐心找寻机会，攻占武昌。不去占领上游的襄樊，攻占武昌岂不是白日做梦。晋军若丢了江北的黄冈，水师必然全力游过来保卫江南的武昌。到时就算晋军不来破坏自己的船坞，自己两年也建不够足用的军舰，石虎认定如此拙劣的计谋定然是徐光在使坏： 如果打输了，马上就治自己的罪，即使打赢了，也会被困死在黄冈。将在外，徐光就更容易找自己的错儿。 一路上行军迟缓，又见石虎怏怏不乐，夔安、郭解身为副帅对石虎的反常举动非常疑惑，询问其为何不快速进军。 此二人都是十八骑成员，老资格将领，石虎只得细心解释。石虎笑道：“不满二位，与南朝作战我心中还是没有底气。” 石虎说道：“南军非常胆小，步骑每次行军都依靠河边，水陆并进，这样可以由水军来保护步兵，一旦与敌相遇，则背水而战，后面有水军在船上放箭，或放强弩，可以强力支援水边步骑，以至于我们的军队很难将其步兵一口吃掉。万一抵挡不住，还能依靠水军将步兵拉到河对面。二位老哥哥忘记了二十年前我们吃的亏？” 永嘉之乱后，公元312年，鉴于北方在匈奴刘聪，晋军阀刘琨、王浚的环卫之中，石勒不想北归，而想到东南做孙权第二，当一个偏安天子。结果石勒七八万人被纪瞻几千水军阻挡，在连绵不绝的雨中浸了两个月，最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北方。 夔安、郭解对石虎不愿与南朝作战不以为然。 夔安说：“二十年前，咱们不是输给了他们的军队，而是输给了悲催的天气。连下两个月的雨，而我们在水里泡了60天。再说此时以彼一时，二十年前咱们哪叫军队，只是到处找食物的饥民。如今我们的部队身经百战，攻必果，战必胜！” 石虎心中一烦，暗自骂道：“二十年前，他们都在岸上看戏。却糊弄老子上船和南军打。要不是老子命大，否则还不到二十岁，就喂了王八。” 石虎心中不快，却没有表现出来，心想：“别狂，到时候让你老小子当前锋，争渡长江。” 想到这，石虎仿佛看到夔安掉进江里的狼狈样。他竟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笑着说道：“二位老哥哥是咱们的关云长、张翼德，有你们在，自然是马到功成。” “几年没打仗了，老子早憋得手痒了，”郭殷插上一嘴。 夔安说：“整个北方已经平定五年，现在朝中执政的尽是那帮文臣，这帮人平时在天王面前做参谋，胡乱指挥，其实最后江山还不是我们靠命打下来的。可是以程遐、徐光为首的文臣谋臣却控制朝廷权力，我们这帮老军头现在全都靠边站了。去年我找到徐光，希望他将我的儿子提为太守，可是他不仅不同意，还竟然阴阳怪气奚落老夫。” 郭殷在旁边说道：“夔兄是国家的顶梁柱，只不过是子侄未被提拔罢了。我可比你惨，我家包括家丁、部曲上千，我那点俸禄拿来用，捉襟见肘。逢年过节部曲、奴仆连个新衣裳都置不起。” 石勒平定北方以后，重用文官和大本营参谋，传统的军事将领开始靠边站，将领们怨言很大。 ===== 石勒的首席谋士张宾死后，徐光负责大本营的军事策划和管理。当他接到禀报，石虎行军缓慢。便拿着书信找到辅政大臣程遐，让程遐看过书信，对程遐说：“咱们正好参他一本。” 程遐拿到军报，迅速进宫拜见石勒。进到内室，程遐跪下说道：“石虎违反军令，行军迟缓，理应当斩。” 石勒初听也是纳闷，说道：“当年我派石虎进关中攻打强大的刘曜，石虎也未眨一眼，石虎能征善战，在我朝可排第一。” 石勒放下手中的佛珠，拿过军报反复看了两遍，冥思一会儿，然后又笑着说：“石虎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你还记着二十年前我们攻打淮南，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石虎率领水师与晋室决战，结果掉进江里差点喂了大鱼。我想打江南他没有信心，这也不足为怪，其实我也没有信心，不然这我五年里我早饮马长江了。” 石勒是老了，程遐见石勒竟把这样的军机大事当玩笑说，于是横下一条心，接着奏道：“近十多年来，行军打仗尽以石虎为主帅，现在连健在的十八骑将领都服从于他的指挥，我怕将来有朝一日太子无法制服他。” 石勒又拿起佛珠，手中数着念珠说道：“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很久，太子今年才十九岁，我朝真正和平才仅仅五年，我若万一不在，除了石虎，谁能打得过江南那个陶侃老儿？你们没和陶侃打过，总和郭默打过吧。陶侃不费一枪一兵就能摆平郭默，功力深厚啊。这老家伙一直在准备北伐，你又不是不知道。” 郭默在黄河南岸和石勒周旋十余年，石勒很长时间没法捉住他。连程遐自己也吃过亏。程遐心中不服陶侃，可是嘴上却不敢再说。 石勒又道：“长城外慕容鲜卑和段氏鲜卑实力强劲，现在他们表面臣服，实际上却是我中朝大患，我看他们比南朝还危险。石虎曾经亲手擒下段氏首领段末波，威震段氏。当年我不仅放了段末波，还命他和石虎结为异性兄弟，有石虎在，强大的段氏就不敢进犯中原，而段氏身后的慕容氏也只能老老实实的上表称臣。如今南北都有强敌，不是杀功臣的时候。” 石勒站起来走到程遐身边，将其扶起，说道：“你是太子的舅舅，我当然更相信你，我若不在了，以你主持大局，石虎主外。” 石勒还没说完，突然喷出一口鲜血，几乎要摔倒，程遐赶紧将其扶住，呼唤侍卫，宫中乱作一团。 石虎早已控制军队，石勒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他的耳边， 石虎将军权交给夔安，命其原地待命。准备返回京城襄都（后赵都城邢台）。郭殷担忧道：“原地待命，万一郭敬丢了新野，我们可付不起责任。” 石虎急道：“宁可丢新野，也不能丢了襄国。” “没有皇命，您擅自回京是死罪。”郭殷又说。 “不回去才看不到生路。”石虎决心已下。石虎也顾不上是否违抗君命，留下大部队，只率领二十余骑迅速返回都城襄国。 石虎未能进攻黄冈，赵军前往新野的援兵也向石虎留驻部队靠拢，这下郭敬再也守不住新野城，无奈之下撤往南阳。桓宣进驻樊城，整个襄樊地区尽归桓宣掌控。 第九章 陶侃仙去 1 晋军攻下新野的捷报和石勒病倒的消息同时传入武昌城，太尉陶侃心中异常惊喜。看来戴洋所说石勒将死，石虎秉政，将于晋军决战与武昌，这第一步“石勒将死”看来已经说准。荆州众将也纷纷摩拳擦掌，请求北伐。 陶侃含笑看向殷羡，殷羡平静的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陶侃的脸色顷刻拉黑。 到了夜里，侍卫不必通报，殷羡独自走进陶侃大帐。见到陶侃正在和世子陶夏还有庾翼一起交谈，殷羡上前对陶侃说：“有从北方偷偷转来的中原民众，向我们讲述石勒统一中原以后，法度严厉，与民休戚，今日的中原又恢复了强汉的景象。正如当年诸葛武侯所言，非天下有变，不可争锋。” 陶夏忍不住说道：“我就不信一个异族奴隶能有如此经天纬地！” 殷羡对陶夏说：“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石勒就是一个外族奴隶。不管是始作俑者匈奴刘渊，还是羌族石勒，他们的族众已经臣服于中原王朝一百年之久，几代生活在中原地区，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处事方略极具枭雄色彩，刘渊和石勒最崇拜的人物都是汉高祖刘邦，石勒夺得江山后，重用汉族官吏，继承了我朝的各种法令，而且其对士族阶级既高调任用，又管束严厉。可以说其在朝廷运用儒家治国，大力放手士族对庄园农田管理，而对于泱泱众生又采取佛教麻痹其思想。可以说其治国有其特色，而且效果极佳。” 五胡乱华时，最少前四胡匈奴、氐、羌、羯族都几代居住在长城以内，容易接纳中原文化，这一点鲜明区别于金朝和元朝。在金朝雄起之前，南面有辽国，元朝雄起之前，南面有金国，他们对中原文化漠视，种族杀掠更深。 石勒的羯族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羯族在五胡中人数最少，而石勒也是靠农民起义起家，所以在五胡当中，羯族最团结各族，包括汉族人员。南北朝的末期之前，其它各胡族几乎不用汉族士兵，而石勒后赵的汉族士兵是其前期主力。在南北朝后期，北周与北齐常年大战，双方在军事不够用的情况下才大力扩充汉族士兵。 北朝五胡往往争夺农民的管理权而战乱不断，而在这一期间，汉族农民的总人口却异乎寻常的增加不少，甚至超越西晋最鼎盛时期。 而南朝由于贵族管理，呈现的商业特质，使南朝总人口在二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增加。 “英雄不问出处，”陶侃低声说了一句，陶侃的出身也不高。 “太尉恕我直言”殷羡又劝道：“我军优势在水师，北伐，必然在中原与胡骑决战，胜面较小。太尉可记得新野杜曾和淮北苏峻的恐怖铁骑？” 虽然陶侃最终战败了杜曾和苏峻，可是在个别战役里曾被他俩儿的骑兵打的抱头鼠窜，北方骑兵给陶侃留下深刻印象。 殷羡并没有等陶侃回答，而是直接说：“如果戴洋大先生卜的没错，石勒死掉，石虎得势。他若篡位，必恐太尉借机北方，他极有可能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来攻打黄冈，这样在武昌北面真的会出现一场南北廷的生死决战。我军优势在水师，如果，战场设在新野以南，依托汉水和长江，太尉必定彻底击败石虎，北庭就会崩溃。到那时一统天下如探囊取物。” 陶侃默默点头。第二日下达命令，要求江北诸城扩建城防，准备战斗。 ===================== 在公元317年之后，石勒将主要精力用在朝廷建设方面，学着中原皇帝模样，不再亲自上战场，玩起了遥控指挥，这样军权落到了石虎的手中。 而五年前北方统一，军队将领在政治上靠边站，使将领们大多对朝廷文臣政治不满。而南北都有强敌，使得石勒也无法裁减武将，这样在石勒去世之后，石虎马上获得都城的军权，将程遐和徐光杀死。 石虎用军事将领掌控政权。但是由于边塞和关中都有石勒其他子侄镇守，而使得石虎不敢轻易篡位。 公元333年石勒死后，他的儿子石弘继位。石虎挟天子令诸侯，在短短的不到一年里，便平定了各方的叛乱。只得一提的是关中战役，以长安为镇所的石生实力强劲，开始成功阻击石虎派来的朝廷军队。但是关中氐族酋长符洪和羌族酋长姚代仲相应朝廷，很快战败石生。战后，石虎命符洪和姚代仲带着部族迁入中原，护卫邺城。 而在这一年里，陶侃也已重病不起，原定的北伐就此终结。 公元334年6月的一天，在石虎的丞相府内有一小块田地，石虎拿着锄头正在地里干活儿。石虎非常佩服石勒，在什么事情上都模仿石勒，尤其在装模作样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石勒死后，石虎升级为辅政大臣，总览朝权，他首先办的事就是把后花园的花都除掉，改为田地，时不时的在其中耕种，做全国农民的表率。石虎小时候在山西南部放牧，放牧自由逍遥，石虎从不喜欢种地。 6月的天气已经炎热，王妃郑氏亲自端来汤水，石虎光着脚走出田地，接过大碗，一仰脖把冰镇的汤水一饮而尽，然后坐在石墩上自己扇起了扇子。 王妃郑氏说道：“如今大王平定关中叛乱已有两个月，为何还是闷闷不乐？” 这个郑氏原本只是一个歌女，聪慧美貌，受石虎宠信。为了她，石虎曾经杀掉了两位王妃，而把她扶到正位。郑氏看出，石虎每遇心情不佳，就自己扛着锄头来田里刨坑儿，现在国内都安定了两个月了，不知道石虎还有什么烦心事？ 石虎现在没心情陪她逗乐，急乎乎的扇着扇子嚷道：“我为什么心里烦，就不告诉你。” 正在此时，他们的儿子石鉴匆匆跑来，也没向父母参拜，径直冲石虎说道：“刚刚收到边境急报，晋室大将军陶侃已经病死了。” 听到这话，石虎嗖地站起身，一仰臂将木扇扔到空中，大笑说道：“这真是正想睡觉，给了个枕头。快去把你的兄弟们全都叫来，我在议事厅等你们。” 不到一个时辰，石虎的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和五个侄子纷纷赶到王府议事厅。石虎一见他们便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你们不是一直急着催我做皇帝吗？现在我就做这个皇帝了，具体事务你们听石鉴安排。” 石虎又看向石鉴，说道:“按既定计划办吧。” 石鉴问道：“用不用告知一声夔安、郭解两位相爷？” “不用，”石虎说：“我来通知他们，你们行事则不用管他们，他们现在已经官居一品，帮咱们的劲儿不大，但是他们也不会横加阻挠。” 然后石虎站起来，走到五位侄子身边，冲侄子门说：“我若败了，你们即使没有参与，也会被株连九族；我若成了，你们个个都是王爷，尽心去办吧。” 五人个个兴奋。 自石虎杀掉另两位顾命大臣程遐、徐光之后，石虎篡位，在北庭看来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以才有个别的皇族起来反对他。如今石虎已把关中反叛平定，南方那个强敌又在此时去世，石虎篡位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石虎篡位后仍然关心农业，虽然给予将领们很高的优待，但是仍然沿用石勒那一套，重用儒士，改革吏治。科举制的雏形就产生在后赵，石勒、石虎选拔官员更多的采用统一的考试。 但是，他对待石勒一家却极端残忍，将石勒的亲子侄全部杀死。石虎在中国历史上的残暴指数几乎数一数二。像石虎、朱温、朱元璋这样的底层出身的皇帝，虽然法度及其严酷，甚至杀人如麻，像朱元璋利用一个空印案几乎把全国的地方县官杀光，但是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为穷人出身的皇帝，都极端关怀民生问题，他们比较关心让老百姓填饱肚子，否则的话，这样的杀人魔王不可能寿终正寝。 第九章 陶侃仙去 2 陶侃管理西部八州军事，东晋三大强州独占其二。陶侃的死去，引起权力的重新洗牌，政坛巨震。 陶侃死前一个月。 陶侃死前一个月，殷羡匆匆地从武昌赶到芜湖，参拜过安西大将军庾亮后，说道：“卑臣在陶太尉身边十年，自比太尉家臣。太尉病危，卑臣私自拜会大将军，请大将军为太尉诸子封官加爵。” 庾亮迟疑不已，说：“我看出你对太尉的忠诚，但太尉膝下现有十余子，不可能全部加官。就算我将表章奏与朝廷，恐怕朝廷也不会同意。” 此时汪范在一旁，轻轻走到庾亮一边，轻声对庾亮说道：“殷大夫是自己人，他急急来推荐，恐怕不只是为了报答太尉的知遇之恩。” 庾亮这才回味过来，挥手将其他人支走。厅中只剩四人，除庾亮、汪范、殷羡外，殷浩也没有出去。前文交代过庾亮将殷羡的儿子殷浩起为僚佐。他还把殷浩的士级定位三品。本书前册说道，三品是名士的门槛，四五六算寒士，七八九是劣士，再有钱也得回家种地。 其他人等走后，殷羡说道：“太尉将不久于人世，其兄弟和长子皆先其而去，世子陶夏年轻，不足于指挥荆江，太尉为此愁楚，我恳请朝廷加封太尉儿子的官爵，使太尉安心，我将努力劝太尉将八州兵符印鉴送与大将军厅下。” 这个殷羡原来是来投诚的！ 虽然国家职务绝非世袭，但是东晋的特点是，边缘地盘都是军阀打下来的，军阀死的时候，都希望自己的子侄来守卫这块地盘，最次还能管理自己的军队。祖逖去世后，由他的弟弟祖约接管豫州；凉州刺史周访死后，他的儿子周抚由于年轻未能接任梁州刺史，但是还管理着襄阳城和周访所有的军队。后来淮南的郗鉴，三代经营北府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此陶侃即使想让陶夏接任荆州刺史，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陶侃深知世子陶夏年轻，不足于指挥荆江，太尉为此愁楚。 庾亮恍然大悟，很快明白了事态的严重。陶侃一死，处理不好，陶氏子弟可能闹独立，甚至把北庭引来。处理巧妙，可以尽收荆江。自己则能够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安西大将军”！ 危机，危机，危险来了，机会也跟来了。 庾亮赶紧站起对殷羡一拜：“我误会了您，殷大夫此来是为了国家社稷，天下苍生！” 庾亮明白过来后，毫不犹豫亲自奏请朝廷，请朝廷将陶侃的十余子全部加官进爵，并奏请朝廷封陶侃为大将军！ 大将军、丞相，汉朝之后，一般取消这两个官职。即使个别的出现，也往往都是权臣自己加给自己的，比如曹操的丞相职位。大将军官位比丞相高半格，丞相比太尉（三公）高半格。王导、庾亮都曾被下属尊称为相爷，王导因为是三公，而被下属称为相爷；庾亮曾经做过“实权宰相”中书监，也被下属尊称为相爷。庾亮自贬为“安西大将军”，才是三品官。 庾亮的奏表被快八百里加急快马送与朝廷，送入皇宫。自东汉之后，太守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不再归宰相三公所有，而是皇帝一手抓。这样表示：某个人做了封疆大吏，不是宰相看得起你，而是皇恩浩荡。 可是皇帝要照顾那么多老婆，哪有空闲管这些。这些事就落到了皇帝私人秘书身上。所谓“中书省”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处。秘书叫侍中，官阶不高，但皇帝身边的红人宰相也要让三分。秘书长叫中书令（魏晋时设中书监，高于中书令）。因此中书令、中书监经常被人称为“实权宰相”。 司徒（三公之一）王导的长子王恬是中书侍郎，小皇帝的副秘书长，送入皇宫的表章都由他处理。有这么大来头的副秘书长在，别管谁做了中书令，都得回家喝茶。 王导世子王恬看过奏表之后惊讶不已，匆匆来找王导，拜过之后说道：“庾亮这样做，难道是想尽收陶侃势力，这人野心真大。” 王导接过奏表，仔细看后，淡淡的对王恬说：“一切照办吧。” 王恬大惊：“那这样，庾亮岂不成为第二个陶侃？” 王导说道：“现在主要的危险是陶氏家族，陶侃死后，搞不好西藩会大乱。到时兵戎相见，即使国家赢了，也会元气大伤。如何妥善的接受陶侃势力，是今天的主要矛盾，现在情况下，只有庾亮名正言顺，也有实力接受荆州。” 王恬说道：“那江州呢？江州可不能让庾亮接手。荆、扬之间，谁占有江州，谁压对方一头！不行我亲自去做江州刺史。” “首先！”，王导伸出食指严肃说道：“首先，全力支持庾亮安抚西藩，此事事关国脉兴衰，你决不可捣蛋！” 王恬不敢再辩：“谨遵父命。” 王导脸色缓和了很多：“就算陶侃亲手将江州刺史的大印交给庾亮，庾亮就能坐上刺史职位吗？这事还得容朝廷从长计议。” 王恬终于明白了，姜还是老的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印件传入武昌，奄奄一息的陶侃叹道：“普天之下，老夫只看到庾亮这一个君子！将陶氏托付给他，我也安心了。” 公元334年7月，77岁的陶侃病逝。一来陶侃自己活得岁数大，兄弟们都已去世，而长子又在几年前死在战场上；二来世子陶夏岁数不过三十出头，做太守或许还说得过去，做荆江这样的大州刺史是很难服众的。陶侃也知道无法将荆州传与子弟，于是临死前在殷羡的劝说下，由殷羡将八州刺史的兵符、印件全部上交给庾亮，并向朝廷推荐庾亮代管荆江二州。还命王愆期代为统领整个江州部队，等待庾亮接收。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子来统领。 陶侃没有将军队交给几个儿子，表现出了愿意听从朝廷安排的决心。 46岁的庾亮接到八州刺史的兵符令箭，兴奋！可高兴之余却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再次问津于范汪。 范汪说道：“在下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对于荆江二州，您应分别对待。我的计谋核心就是八个字：安抚荆州，掌控江州。” 庾亮满腹经纶，却并没有什么战略才华，于是赶紧请汪范说明。 汪范说道：“荆州的将领清一色陶氏子侄，应以安抚为主，让其子侄分别带领部队，各守一郡。分散他们的军事实力，防止他们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 “对于江州，却必须做到控制江州，没有江州给荆州造成的军事压力，荆州的陶氏子弟是不会乖乖臣服的。” 庾亮醒悟：“一面安抚荆州陶氏，一面控制江州，对陶氏来说是恩威并举。好计谋，可是如何控制江州？” “仍然是恩威并济，”范汪说道：“由于我军主力部队紧邻江州，派大将毛宝移防黄冈，对武昌造成压力。之后，您再亲自移镇武昌，接收王愆期代领的江州主力部队。” “江州主要有三支部队，王愆期、邓岳和周抚。王愆期原本就心属大将军，您可以请他来做您的安西将军司马（此一职务是庾亮的军事参谋长，其地位已经超越太守）。” 汪范接着说：“而周抚是陶氏姻亲，邓岳为陶氏故吏，必须把他们支走，换上我们的人。不过要下大本钱，只有给他们好处，让他们高高兴兴的走。” 庾亮不住的点头。 汪范：“在下认为升武昌太守邓岳为广州刺史，让其远离江州；南昌太守周抚升为益州刺史，让他去巴东监控蜀国。这样将军的嫡系部队便可轻松控制江州。” 庾亮大喜：“就照你的意思办！” 一切说好，按汪范的谋略办。汪范该走了却没有动一步。 “还有什么不妥？”庾亮问。 汪范答：“这次行动事关国运，动的强人太多。不管是陶氏四强，还是周抚、邓岳都是军事强人，而且六人互为依仗，疏忽了一个就可能战火纷飞！所以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照顾到。” 庾亮疑惑的说：“封周抚、邓岳为封疆大吏，支出江州。分散陶氏四兄弟做四方太守，你的方案已经很好了，我没觉得还有哪一方没有照顾到。” 汪范说：“荆州的上游还有一个桓宣，他对下游的陶氏四兄弟压力极大，还有他，没有照顾到。不过现在只要陶氏四强听话，我们没并动陶氏四兄弟的想法，所以如何拉拢桓宣倒不是很紧要的事情。可是，眼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做，有一位大咖的利益没有照顾到，他若有一点点煽风点火，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哦，是谁！？”庾亮惊问。 汪范没有说话，却伸手指了指东方。 庾亮默不作声，沉思着说：“给我们捣乱，对他有什么好处？” 汪范鞠躬道：“大将军不能这样想，王导老了，现在由他的儿子们掌握朝中权柄，万一有人对我们不满意，从中捣乱，我们就什么事都办不成。” 庾亮沉思了一会儿，叹道：“近年来我管理西藩，确实对王司徒关心很少。”庾亮果然是清新高雅，语出不凡。 汪范说道：“琅琊王氏上一代人才凋落，而新人大多年轻，还请大将军能扶持一二，以表关怀。” 庾亮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庾亮悠悠的问道：“新一代琅琊王氏谁为翘楚？” 汪范答道：“王允之。” 庾亮一愣：“再次？”（王允之虽然年轻，但是阅历丰富，如今已是四郡太守，被琅琊王氏寄予厚望，可出将入相。他的职位已经很高了，庾亮不可能把他请来。） 汪范答曰：“王胡之。” 庾亮摇了摇头：“再次？” 汪范犹豫了一下，回道：“王羲之。” 庾亮点了点头，“让王羲之来做我的长史，你意下如何？”这个长史的位置，本来很多人以为非汪范莫属。 汪范回曰：“王羲之的确是最佳人选，因为他还是司空郗鉴的女婿。不过，我请求您请王胡之和王羲之同时来武昌。王胡之愿意留下，则高官聘用。” 第九章 陶侃仙去 3 飞花和雨送兰舟，细柳垂烟掩画楼。王导由于身体不适，连续数日未去上朝，几日来，他白天都躺在后花园的亭子里，半躺在榻上看着亭下的湖水，听着歌女们的弹奏。现在他也不怎么管理政务，一般事务都由他的儿子王恬处理。 这一日，在歌声曼舞之中，王恬度入亭中向父亲参拜，音乐声戛然而止，王导问有何事。王恬说道：“荆州上表，陶侃已经去世了。” 王导一听，余病全消。竟然轻松的从榻上站了起来，对仆人们挥挥手，奴仆们依次退下。王导走到亭边，微风夹着湖水的潮气迎面扑来，王导感觉自己的病一下子全好了。他转身对王恬说：“陶侃这个老头儿，都快八十了才死，这几年这老家伙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王恬接着说：“是啊，要不是为了对抗他，也不至于把王夫之送给老军头家做女婿。” “不要这样说”王导摆了摆手：“郗鉴司空是真真正正的名士。陶侃才是个老军头。他因为王敦对他的迫害而迁怒于整个琅琊王氏。” 王恬回道：“可是他把八州的刺史印鉴和兵符全都送到了庾亮那里。” 王导笑道：“所谓八州，其实主要是荆州和江州，庾亮能将荆江两州全部一口吃下吗？我想他没这个能力吧！” 王恬说道：“我来之前，已经向几位尚书大人做过嘱咐，江州刺史职位一定不能授予庾亮。扬州和荆州之间隔有江州，谁得了江州，谁就能压对方一头。” 王导说道：“咱们推荐他做荆州刺史，荆州的太守们几乎全是陶侃子侄，陶侃的骄兵强将尽在荆州。庾亮接手的过程中搞不好会坐到火药筒上，他哪还有能力再去接受江州。”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王恬又道：“您十日未上朝，陛下传话要亲自来府上看望您，我怕您身体扛不住，还未敢答应。” “我好了，我好了，”王导拍拍胸脯说道：“陛下哪一天来都行，我要在内厅宴请陛下。” 王恬问道：“内厅好比家宴，是对宾客最大的尊敬。可是内厅太小，侍中和各部尚书都到齐了，有点儿挤。” 王导笑了笑，冲王恬说：“那些尚书们够资格来咱们家内厅吗？只叫上孔坦、诸葛恢、何充这三个人陪酒就行啦。” 皇帝听到王恬说，王导在家中恭候自己，第二天一早就率领十几个侍中浩浩荡荡的前往王导府。 东晋成帝司马衍今年刚刚十三岁，是东晋的第三个皇帝。到了王府，王导将皇帝迎入府中，鞠躬下拜，王导并不用向皇帝磕头。但是此时令大臣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小皇帝竟然赶紧毕恭毕敬得向王导鞠躬还礼。 东晋明帝年纪轻轻就死了。庾亮当上顾命大臣后将小皇帝的叔叔们一律都搞倒，间接引起了苏峻之乱，小皇帝的母亲庾太后就惨死在苏峻之乱中。苏峻之乱后，小皇帝的五位舅舅又因为无脸在京中混，纷纷外调。如今的小皇帝身边一个有权势的亲人都没有了。一切靠着王导，前面说过，给王导下的诏书还要先写上“惶恐，惶恐”，只有臣子给皇帝上书才这样开头。现如今西藩强人陶侃又死了，内廷、外廷都无人能和王导抗衡，在这个背景下，小皇帝向王导下拜才可以被理解。但是大臣们可不理解。 王导引路，皇帝带领大臣们往内厅走，孔坦小碎步跟上皇帝，悄悄地说：“到了内庭，有可能会见到曹氏（王导妻子），见到她可不能再回礼。” 皇帝到了内厅，果然曹氏领着内室女眷们在门口迎接，看到皇帝到来，呼啦啦的跪成一片，唯独曹氏没有下跪，而是拄着拐杖鞠躬。按理说，皇帝只需说声平身，如果表示亲切最多上前伸手将其扶起，但是小皇帝还是深深回礼。曹氏可不像王导，没见过这等世面，吓得手足无措。 王导笑着上前，请皇帝进屋，并让曹氏领着家眷们退出。皇帝迈进内厅，身后跟着两个拿扇子的宫女，还有两个小太监随后，然后孔坦、诸葛恢、何充相继走进，其他的侍中都在门外没有动，因为他们进府后已经接到通知，其他人都被安排在外厅饮宴。 王导的内厅的确不大，但是招待这么几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皇帝坐在正中，王导和儿子王恬坐在一边，孔坦、诸葛恢、何充坐在另一边。 这时，王述、王蒙走了进来。太原王氏的当家人物进来并不是喝酒的，而是负责给皇帝倒酒的，分站在皇帝的身后，这是王导的刻意安排。 太原王氏，由于在王浚在被石勒战败前已经在布置自己登基做皇帝，所以南迁的太原王氏子弟并没有受到东晋皇室的重用。而在仓促南下中又没有带足够的钱财和部曲，生活异常窘迫，还是王导看在他们也是远族的份儿上，将王述、王蒙收为僚佐。 酒席宴上，君臣几人喝的畅快，小皇帝开始比较拘谨，两杯水酒下肚也就比较放松了。他一向把王导当做长辈看待（连他的父亲，当年也把王导当做长辈看待），皇帝端起一杯酒向王导敬酒，说道：“江南如此繁华，全部仰仗王司徒。” “哪里哪里。”王导边说边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尚书令诸葛恢站起身来，对皇帝说：“皇上圣明，自元帝开国以来，国泰民安，荆扬繁华昌盛，全是王相爷一人功劳，也请我敬相爷一杯酒。” 皇帝高兴地喊道：“好，好。” 听到皇上说话，王导兴奋地举起酒杯，说道：“诸葛大夫真是太夸奖老夫了。”说完又是一饮而尽。 诸葛恢赶紧回道：“绝无一字夸奖，国家每一次成功的决策后面都有相爷的辛苦耕耘。茂弘兄可谓尽善尽美，千古一相！” 诸葛恢和王导是铁哥们，平时不会这样吹捧王导。他看出小皇帝此来不只是“敬”，更多的是“怕”，他深知王导素无野心，赞美王导意在调和帝相关系。 这位诸葛恢是健在的大名士，把本就春风得意的王导捧得如痴如醉。王导更加兴奋，于是冲正在给皇帝倒酒的王述说道：“你认为诸葛大夫所言如何？” 王导别出心裁的让太原王氏的王蒙和王述给皇帝倒酒，伺候皇帝，就是想在皇帝面前提拔一下二人。王导自己家的琅琊王氏子弟大多是皇帝的学友，早跟皇帝混的脸熟。世子王恬是皇帝的领班陪读，好比是小皇帝的大班长，地位高于陪读，低于讲师。 王述心里很清楚，王导让他评价诸葛恢的话，是给他个机会，在皇帝面前表现一下，露个脸熟。但是王述对诸葛恢的吹捧之言非常反感，并未阿谀富贵，而是淡淡的回道：“我朝开国，王相功与劳都是首屈一指，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乎。” 小皇帝一愣，回头仔细大量了王述一番，在场的人全都愣了。 王导一看，举起酒杯冲孔坦说道：“谁说我家阿述反应不快，你看，阿述心中有主见。” 众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王导性格温和，宽宏大度，果然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第九章 陶侃仙去 4 饭后，孔坦和诸葛恢、何充同乘一辆马车返回，途中孔坦担心地说道：“这天下哪有天子给臣子还礼这一说，王导竟然还能坦然承受，琅琊王氏的礼仪到哪里去了？不想今日皇权如此不张。” 何充说道：“皇权张了，就又会出现八王之乱，害尽苍生。我朝已经继任了两位皇帝，皇权张了要出现两次八王之乱。”（何充指晋明帝和成帝登基继承皇位） 诸葛恢说：“琅琊王氏辅佐三代君王，就算称亚父都不为过。如今我朝的现实是，士族既替国家管理民众，又替国家担当防御力量，还是国家赋税的主体。从东海王士族联盟起，就已经确定了政权由士族联盟执政。在没有外力之下，这个现实已经难以更改。当年怀帝就是要打破这一现状，才引起永嘉之乱！” 诸葛恢又面向孔坦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皇权不张，自有不张的现实原因。只有庄园才能生产出最多的粮食，只有有文化的士族才能调配好庄园成产。士族在当今天下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这样士族垄断田园矿山，粮食和铁器的制造全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更拥有大批部族、奴隶，想想永嘉之乱后，江南也曾想独立。可是只因为周处（除三害的那位）家族忠于朝廷，仅他一家便能组建起一支数千人的水师。他的儿子周玘在短短的五年里，三次平定江南。士族在北庭不也是备受朝廷关怀吗？不张的现实原因，不是个人可以改变的，唯有顺势而为。” 孔坦面无表情，何充频频点头。 诸葛恢话锋一转：“皇权不张，也有不张优点。皇帝一瞪眼，大臣吓得想撒尿，这样好吗？不可还用俗儒的眼光看现实。战国时期，诸侯们都不再关怀周天子，可是齐威王却不识趣的跑去拥护周天子，主动向周天子进贡。可是第二年，他的贡品晚到了一个月，就被周天子下旨批评，结果齐威王冲着使者大骂‘回去传话给天子，他是个婊·子养的’（周天子的母亲是个奴隶）。’吓得天子使臣屁滚尿流的跑回去，从此天子再也不敢搭理齐威王。” “士风日下”孔坦低吟。诸葛恢被当世人敬为第三号大名士。第一号是王导，庾亮坐第二把交椅。 何充却同意诸葛恢的说法：“诸葛大人说的对，我们要审时度势。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幸好士族们都是穿鞋的，没有一个光脚的。所以，谁也不想也不能与别人同归于尽，什么事都要商量着来。” 的确，由于士族都是利益既得者，人数众多，又不形成双方对弈，而多是采取多方对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讲，多方博弈需要找寻‘纳什均衡点’，达到利益最大化，都要避免零和游戏。 孔坦说道：“陶太尉死后，琅琊王氏一家独大，如今还谈什么多方协商？” 何充幽幽地说道：“你想的太简单了，琅琊王氏未必能做到一家独大。” 孔坦和诸葛恢愣愣的看向何充，何充接着说道：“陶太尉去世前，推荐庾亮监管荆江，庾亮本就管理豫州，假如庾亮真能管控荆江，便能和琅琊王氏平分秋色，身为国舅的庾亮一定能够制约王相爷家族。” 孔坦和诸葛恢愣愣的发呆，诸葛恢憋红了脸说道：“王恬已经当面嘱咐我好几次，不能同意庾亮接手江州，只让庾亮做个荆州刺史。” 何充说道：“荆州陶氏四兄弟人强马壮，又各守一郡，庾亮只得个荆州刺史一职，还是一个空头的安西将军。只有兼得荆江二州，才能和琅琊王氏平分秋色。所以，我希望在朝廷一决此事时，我们三人要同时站在庾亮一边。此事关乎国脉。” 孔坦说道：“支持庾亮其实也是保护王导。咱们这是帮他，以防他晚节不保。” 诸葛恢冲何充叹道：“人人都说你能进中书，是因为你是相爷的外甥。今日才知，您是一心为国，不唯亲戚。” 何充惭愧地说道：“别人只要不讥讽我这是在给大舅哥家谋利益，我就心满意足了。”庾亮是何充的大舅哥。 陶侃死后，政治平衡被打破，小皇帝的谦卑，引起士族的疑虑。弥补新的平衡，成为士族的首选。 孔坦为孔子的第二十五世孙。儒学是讲‘人对社会的服从和利用’。八王之乱后，玄学的个人主义受到一丝怀疑，东晋初期儒学地位有所上升。孔坦身为孔子衣钵，地位很高。 诸葛恢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表舅，述职尚书令，是仅次于王导、庾亮的当世第三号大名士。 何充，王导的外甥，庾亮的妹夫，皇帝的姨父，述职中书令，政坛新星。 ========== 笔者语：是的，两晋南北朝的另类，不是政治强加的，而是现实的无奈选择。恩格斯的那句话，“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民以食为天，现实中，粮食的最佳成产方法，决定了社会秩序。只有在科学和农业技术发展升华之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粮食生产，才能摆脱对士族的以来，才会走出这个士族社会。 但是任何时代发展进化的道路都不是唯一的。在这个以来大庄园（大企业）的时代。南北两朝走出了不同的进化道路。北朝以政府为主导；南朝以大庄园主（大企业家）为主导。 南北朝之后东西方历史分道扬镳，西方在贵族社会中发展，直到欧洲资产阶级大革命。而中国却逐渐步入小农社会。为什么到了南北朝，人类的历史大树分叉了。只有在南北朝中找寻一二。自然我们不能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但却可以在历史中找寻灵感。本书目的就是解析南北，管窥东西。 第十章 庾氏再兴 1 陶侃死后，庾亮将调侃部众分为四份，由三子和一侄分别带领，都封为太守，各守一郡。 服丧其间，新的长沙郡公陶夏秘密叫来陶斌、陶称和陶臻，叹道：“庾亮刚刚上任荆州刺史，就将父亲辛苦组建的荆州水师分割，不知是何用心？” 陶臻是兄弟三人的堂兄，这次被庾亮提拔为荆州治所的南郡太守，他率先回答：“无所谓就是防范我们。我们又不造反，有什么可担忧的。” 陶斌也嚷道：“我们身正不怕影儿斜，没什么可担忧的，反倒该高兴。你看，新的西藩到来，周抚和邓岳两位老哥哥就被提成刺史了。过几年，再换新藩主，咱们四个是不是也要做刺史啊。” 陶称说道：“我知道哥哥在忧虑什么。不过父亲有再造晋室之勋功；他又是庾氏一门的救命恩人；今日又主动把他庾亮扶起来。我想他最少不会主动欺辱我家吧。” 陶夏嘿嘿冷笑：“我们陶氏再造晋室，总没有周玘三定江南功劳大吧。可是周家还不是被王敦杀光了。” 听完这话，三人都赶到寒风凛凛。 陶夏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出心中所想：“陶家军主力不能散，我是这样想的，我把父亲留下的财物拿出一半分给你三人···” 听此话，三大大惊，大喜。陶侃主管八州财政大权，为了实现北伐夙愿，他积攒了如山的财宝，那可比国库多的多，放在长沙郡国内。如今算是新长沙公的私有财宝了。 可是陶夏还没说完：“你们只需带五百士兵去镇所就够了，只要有这些财物，还愁募不到新兵。这年头谁的拳头大，谁有发言权，咱的拳头不能分开。” 陶斌的军事才华最被陶侃看好，几年来，他带的四千精兵经常被用作前锋，以一当百。原来是杯酒解兵权，陶斌一听就火了：“不行！我舍不得我的部下，无论如何，他们要和我在一起。” “是啊，新兵哪有战斗力！”陶称脱口而出。 陶夏狠狠瞪了陶称一眼，陶称年岁小，赶紧改口：“我听哥哥安排。” 陶斌一看这情形，知道话不投机，站起身来说道：“父亲临终前嘱咐我们要听朝廷的话，如今他老人家还未下葬，你就有异图了吗？” 撂下这话，扬长而去。 半晌，陶臻对陶夏劝道：“我看您不必太担心庾亮。王敦灭周氏，先决条件是北方乱战，王敦可以从容布置。如今黄冈北面便是赵军天下，庾亮在武昌，与敌近在咫尺，抱咱们大腿还来不及，怎么敢对我们另有所图？再说，庾亮是文人，没王敦那两下子，拿不出王敦的手段。” 陶称虽然听陶夏的，可是他被封为江夏太守。那里可是边境，离赵军最近，他更不敢只用新兵痞子。也只好劝说哥哥：“我就算带走精兵，还是唯哥哥马首是瞻。庾亮敢欺辱哥哥，我就打进他的武昌城，一把火烧了他的刺史府！” 陶夏怏怏不乐，拍了拍陶称的肩膀：“如今我们只能在庾亮的鼻息之下生存了。” 这样调侃强大的荆州兵被庾亮分成四支，已经被肢解。 陶侃共有十七子，如今健在的还有十人，三人做太守还有四人在京中做官，另三人年岁太小，虽未封官，却也有爵位，可谓一门荣幸。陶氏家族护送灵车返回长沙安葬。陶侃被封长沙郡公，这是人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再往上便是王爵了，一般只封给皇室子弟。 陶侃掌管荆州十年，并且分管荆、江、广、湘、梁等八州军事，可以说是处于半独立的军阀。尤其是东晋最重要的三个州中的两个，荆、江两州的军政财都被其控制，后备军资钱财异常丰厚，都存在封国内。 陶斌离长沙最近，作为先导率先入驻长沙，他到了家中，发现钱财宝物堆积如山，动了贪念。反正已和哥哥闹翻脸，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二话没说便让将士抬入自己营中，迅速命人押解回自己镇所。 陶侃这还不是皇帝，他一死，儿郎们便进入自相残杀的节奏了。这更加深了我们对石虎篡位的理解：北朝为了在政治上仰止士族，选择亲王掌兵权，每次皇帝一死，便是一次血染江山，生灵涂炭！ 没过几日，陶夏率领整个陶氏家族回到长沙，风风光光将陶侃入葬。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世子陶夏开始清点府库，这一清点不要紧，使陶夏大吃一惊，精巧贵重的财物早已被陶斌转走，陶夏气爆了。 可是陶斌勇武，又有一千精兵保护，陶夏不敢动手，偷偷叫来陶称，说明原委。本次前来护送的是江夏太守陶称，其带来两千军士。陶称闻之大怒，说道：“父亲临终没有遗言，那么所有财务都应属于三哥您的。” 陶夏回道：“岂敢，岂敢，我本打算将这些财物分给所有兄弟，谁知你七兄却如此贪婪。” 陶称回道：“这个不难，等头七后，我们就要各回各的镇所。您在府上以茶带水宴请众兄弟，我命军士隐藏于府上，到时把陶斌捉住，不怕他不返还财物。” 陶夏依计，在临走前宴请所有兄弟，酒席宴后将陶斌秘密拘禁，逼陶斌返还财物。谁知陶斌竟矢口否认。 陶夏本就对陶斌有气，当初庾亮下令命陶氏四兄弟各为太守，平分军士时，做为陶家第二代首领的新的长沙郡公陶夏便反对这一措施。他希望把荆州主力留下，留在自己身边，而三个兄弟都各带偏师，到达各自郡守后再募集军士。唯有最善战的陶斌不同意，而且独自带领忠于他的部族去了镇所。 近年来陶侃多次派陶斌以主帅身份指挥军事战争，比如前次收复襄阳便以陶斌为主帅，陶斌长期率领主力部队，这也使陶夏非常忌惮。既然得罪了他，就干脆得罪到底，一气之下将陶斌杀死。 第十章 庾氏再兴 2 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亮最喜秋夜赏月，庾翼兴奋的对大哥庾亮说：“这一次控制江州，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部队。这一次比您做首辅时还要荣耀。那时，即使是温峤，他也只不过是我们的同盟者。这一次庾氏家族才真正算得上军事门阀。” 庾亮也心怀高远，说道：“是啊，明帝去世，我成为首辅，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部队，最后竟被苏峻几千人欺负。这一次的确不同，江州的兵权彻底掌握在我们五兄弟手中。你和庾怿、庾条分控一郡，一定要努力啊。”两人心情都非常愉悦。 正在这时，汪范从侧门路过，庾亮让庾翼将其喊住。庾亮问道：“汪先生这是去哪里？” 汪范回道：“今日秋高月夜，众名士都在陪王胡之、王羲之兄弟二人在黄鹤楼上赏月吟诗。我也正要前往。” 庾亮一听来了兴趣，对汪范说：“你先等一等，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你，过会儿我们一起去。”说完，庾亮犹豫的又对汪范说：“长沙郡公陶夏杀死光禄勋陶斌，我兼任荆州刺史，该如何应对此事？” 庾翼毕竟年轻，又曾与陶斌并肩作战，于是抢先答道：“陶夏不念手足之情，杀国家大臣，理应被惩处，小弟愿带部下去荆州将其捉回。” 汪范说道：“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大将军刚到便动用武力解决地方问题，将使各方太守心中惧怕。此事不如先放一放，等大将军您的荆江刺史的任命正式下来后，召集荆江各太守来武昌议事，到时不费一兵一卒可将其捉获。” 庾翼惊问：“那如果陶夏不来呢？” 汪范回道：“我们暂时不处理陶斌被杀一事，使其认为我们已经默认现实。他做为荆州军政两界最有力量的人物，不来觐见大将军是说不过去的。我现在不担心他是否会来，而更担心的是我们将其扣下之后，如何安抚荆州陶氏。陶氏四强已经死了一个，现在除陶夏外，拥有重兵者只有陶臻、陶称。据说江夏太守陶称与陶夏异常亲密。如果扣下陶夏，最怕的是陶称前来作乱，陶称的江夏在武汉和襄阳之间（如今武汉三重镇的汉口便数江夏地），可以说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 庾亮回道：“陶夏伏法，他的地盘还可以由陶氏其他人接任，陶夏的长沙郡公之爵位，也可以不剥夺，可转授给陶瞻的幼子。本来按法规，长子去世可以由长孙继任，当初就不应该将长沙郡公之爵封与陶夏。只是陶太尉临终遗愿，我不忍反对。” 汪范说：“如今各方都已安抚，我前面说过，我们唯一没有安抚的是桓宣。在我看来我们西藩最重要的两道防线，便是黄冈与襄阳，黄冈是武汉的门户，黄冈一旦有危险，武汉警报迭起。襄阳扼守汉江上游，对其下游的江夏郡，甚至武昌造成极大压力。如果我们囚禁陶夏时，襄阳城的部队能向南有所转移，陶称必不敢轻举妄动。” 庾翼不解的问道：“桓宣的作用那么大吗？” “是襄阳的作用大”汪范回道：“左有名将毛宝，右有能征善战的桓氏子弟，陶称自己必不敢动，尤其是桓宣对其造成的压力巨大。三国时期，曹操南征刘表和刘备，兵进新野，再进樊城，最终渡汉江占领襄阳。这一路上二十万大军一直步步为营，唯独占据襄阳后曹操就敢将大部队甩在身后，独自领两千骑兵追击刘备。这其中原因，首先是在占领襄阳中，摸清了刘备的底；而更重要的是襄阳到江夏之间，已无大江大河阻挡，骑兵纵横驰骋，心无所惧。桓宣只要带一千骑兵向江夏靠近，江夏就不敢对我们做出任何军事动作。” 庾亮说道：“荆江重镇之中，唯有桓宣与我们关系最远，他曾经做过王导的属下，与琅琊王氏关系密切。而且桓宣的资历不足，我总不能破格提拔他做梁州刺史吧？” 这两天，汪范对此事也很愁楚，他回道：“桓宣控制襄樊广大地域，周访、周抚父子经营的梁州，几乎都在他的治下。桓宣明为太守，实际就是刺史。就算封他个名正言顺的刺史，其也未必能有多少欢心。再说，‘东边’已经把桓氏长老桓景调到朝廷任职。” 庾亮一愣：“琅琊王氏如此刻意拉拢桓宣，提防西藩之意，不言自明，我们怎么办也没有他和琅琊王氏的关系近。” 说完庾亮很是忧愁，叹道：“如果桓彝健在便一切好办了，他可是我的老部下。” 说到这里，庾翼插嘴道：“我有一计，可使桓宣诚心归附于我。” 庾亮、汪范都惊喜的看向庾翼，庾翼说道：“桓彝之子桓温与长公主有一面之缘，我们封他做驸马，便等于与桓氏家族结成姻亲，这可比东边给他的好处大得多。” 庾亮惊道：“以他家族哪有资格娶公主。南康公主是天子的大姐，这皇家第一门婚姻便选择低级士族，后面的怎么办？” 庾翼回道：“首先，好像长公主对其一见倾心；其次，陶太尉在世时曾两次提到桓温将来成就不在毛宝之下。” 汪范也劝道：“让桓温尚公主，的确给了谯国桓氏莫大的荣耀。桓宣该满足了。” “我们还成了桓温的舅父，哈哈”庾翼高兴的笑出声来。 庾亮沉思后说：“这可是皇家第一大婚，不可草率鲁莽，你可先把桓温调来武昌，容我三思定夺。” 庾亮将汪范喊住，就是商量如何对付陶夏，现在事情说的差不多，三人便一起向黄鹤楼走去。 黄鹤楼为三国孙权所建，本是武昌城的瞭望城楼，当然也没今日黄鹤楼之雄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黄鹤楼被数次重修重建。 秋夜的武昌，月亮格外皎洁，城楼之上，西藩名士正在兴奋地陪王胡之赏月吟诗，王胡之以年过三十，是琅琊王氏第二代中的佼佼者。 众人正在兴奋之余，殷浩匆匆赶来，向王胡之拜礼道：“下官殷浩来迟，望大人恕罪。” 殷浩这个人，王胡之在京中早已问其名，其年纪轻轻便早已被大中正庾亮评为三品名士，令人惊诧。人人都说庾亮是为了拉拢他的父亲才这样做，王氏家族个个心高气傲，王胡之便想测测殷浩的才华。 王胡之回道：“你的大名我在京中便有听闻，没想到你竟如此年轻，我能否问你三个问题？” 殷浩回道：“知无不言。” 近人崇尚清谈，众名士也都聚拢了过来，想看看这一精彩时刻， 王胡之问道：“可谓道？” 殷浩答道：“众生服从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 王胡之又问：“何谓儒？” 殷浩答曰：“个人之利融于众人之利。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王胡之问：“何谓玄？” 殷浩答：“自我认知。庄子曰，纯朴自然，自由放达。” 众名士一片惊叹，殷浩果然名不虚传。王胡之也不禁暗暗惊诧：西藩竟有如此名士。 ======= 玄学崇尚老庄，玄学的奥秘不在“老”而在于“庄”。 1，释老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道德经把客观世界，即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道废，安有仁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老子这里讲的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人”，这里的民代表全体的人，即社会。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 2，释庄 玄学是讨论个人如何在世界中更好地生存，他是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老子》书中所写到的‘人’，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这个个体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在历史上，无门无派，游离于各派之外。在魏晋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书，即使有个别提及的，也是由于《庄子》这本书文采出众，个别语段被引用在别人的文章里。道家一直以黄老为主，并不重视《庄子》。 庄子主讲人性论，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而他的书只有在类似于他的这种高端阶级的大批涌现时，才会被认可。所以，直到魏晋以后，庄子才被已经成熟的士族阶级所重视。在这一时期，《庄子注》才开始流行。 《庄子·杂篇·让王》在许多人看来是最荒诞的一篇。本篇开篇就说道，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 舜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多余时间来治理天下。 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披柔软的皮毛，夏天穿细细的葛布，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我又哪里用得着去统治天下呢可悲啊。” 不管是支父还是支伯，他们都不会是普通的人，应该本身就是高级的部落酋长。 如果上天对一群亿万富翁说，如果让你选择是当一年的皇帝，还是再活30年。如果这些亿万富翁脑子不进水，他一定不会去做皇帝。而如果找来一百个乞丐，问他们是做一年的皇帝就死，还是继续这样再活三十年？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选择做一年的皇帝。 因此庄子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因为大众没有达到他那个认知境界。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 对于富有的，有物质基础做后盾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多活一日，就是在天堂中多呆一日。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古老的自由学说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但其实就像仁爱、正义，甚至团结。这些学说在起源的时候，都是非常幼稚的。在远古文明中，部族‘团结’甚至靠巫师装神弄鬼来获得。但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会变得异常光辉璀璨，就像一团胶泥变成精美的瓷器。 魏晋，士族崛起，成为主要‘团体’。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但对儒、佛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儒佛都不得不重视《庄子》。 3，释玄 到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成功。士族阶级崛起，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后，《庄子》重视个体，享受生活的观点被士族接受。 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个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玄学大成者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的民众服从自然世界的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服从是为了利用，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接受《庄子》的人性论，不再讨论社会对世界观的服从；而是刻意研究个人（人生观）对世界观的服从和利用。提出：以无为本。 我们骨子里仍然有儒学和无神的基因，因此我们不能对“以无为本”顾名思义。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第十章 庾氏再兴 3 清风吹过，庾亮在仆人的搀扶下登上城楼。两晋名士风流，大名士如同浑身放射光环的神，令人崇拜，众名士纷纷避让。 其实所谓的大名士往往就是各州的大中正，九品中正制下，大中正美言一语便可使士人飞黄腾达；轻辱一句便可使士人永不翻身。其身上的光环是其内涵的权力所散发出来的。后世的文坛泰斗李白、欧阳修、苏轼、王夫之，没有这样的光环是因为他们没有如此的权力，如殷浩被评为三品名士，在仕途的起步官衔便是六品，官品已经是太守等级了。 众人将散，庾亮命人喊住，对王胡之说道：“老夫也喜对月吟诗，大家不要走。”众人又纷纷围拢。 庾亮拉住王胡之的手说道：“早听说修龄为新进一等名士，有出将拜相之才，修龄是否可以再吟一首，供老夫品赏。” 王胡之吟道：“江海能大，上善居下。候王得尊，心同触寡。废我处冲，虚怀无假。天下何事，去其害马。” 王胡之吟完，众人连连叫好，这时王羲之上前请庾亮作诗一首。庾亮轻轻一笑，遥望明月吟道：“赤松游霞乘烟。封子练骨凌仙。晨漱水玉心玄。故能灵化自然。” 众人拍手叫绝，王胡之背上渗出汗来，两诗相比高下立见，王胡之的诗明显输了一筹。但是琅琊王氏贵为大晋第一名族，标榜的便是文化，早听说庾亮风采照人，果然出口不凡。东晋以庾氏家族的庾阐为代表，开创“仙游诗”，对后世的诗歌发展影响深远。 但是王胡之还有一法宝，相信必能扳回一城，王胡之进言道：“大将军的千古佳句，岂能一吟而过，必要书于纸上。” 本来有专门为他们记录诗词的官员在一旁灯下奋笔疾书，王胡之指着桌案向王羲之说道：“你去把大人这首诗录下，我要带会建康。” 可是王羲之还未动，庾翼抢先上前两步说道：“哪有让客人书写，还是交有我来写。” 王羲之为王氏书法最强者，王胡之本来想在书法上捞回一城，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庾翼竟然抢先一步走到桌案拿起笔来。 “且慢、且慢，”庾亮说道：“如若拿入京师，还是听我另吟一首。” 沉思片刻，庾亮吟道：“人思自奋，怀仁抱义。士痛朝危，臣哀主辱。” 庾亮话音一落，庾翼顺时放下笔，王羲之侧眼一看，神色大变，不觉愧上心来，心中暗道：幸亏没有写，写出来便会出丑，庾翼的笔风远在自己之上！ 或许没有今日的震撼就不会有后来的“书圣”。 庾氏家族在东汉末期还出身低微，他的家族首任名士庾乘仅仅只是一个官员的门卫头目，由于机灵聪明，而被大学士收做徒弟，之后迅速昌盛。到了庾亮这一代，名士辈出，率先开创了仙游诗，而自琅琊王氏号称书画双绝的王廙死后，在书法界庾氏也压琅琊王氏一头。 回到寝室，王胡之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第二天一早，他便喊醒王羲之，对王羲之说：“扬州在国家内陆，没有边乱风险，名士善谈人性，而无视德义；而荆州与北庭相接，随时会战火纷飞，西藩人士更重儒学，庾亮的那首诗‘人思自奋，怀仁抱义。士痛朝危，臣哀主辱’令我感慨万千，我想在这里多留一段时日，不如你回去向叔父复命。” 王羲之回道：“我也不想走。” 王胡之说：“你已定为庾亮的长史，回京城复命后必然还会回来，我若回去，叔父大人必不让我再来。” 无奈，由于王胡之愿意在西藩任职，最后只得由王羲之回京。 王羲之回到建康，将在武昌的见闻详详细细的说与王导，并且将众名士在黄鹤楼赏月那一日的精彩场面叙述与王导。王导哈哈大笑，说道：“没想到，庾亮现在比以前倒成熟许多，在你二人面前还要收敛一二。他这是在向我示好，十年前明帝驾崩，庾亮仅仅是顾命大臣之一，可那时他却骄横跋扈，把所有的顾命大臣都弄得有名无实，一切政令都出于他手，最后酿成苏峻之祸。今天他怕朝廷的正式任命下不来，所以对你二人格外示好。” 朝堂之上，由于何充、诸葛恢、孔坦希望将庾亮的西藩地位扶起，围绕之江州刺史的任命与王悦激烈争锋。 孔坦说道：“庾亮的安西将军和豫州刺史的地位不变，应再封他为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 王悦看着诸葛恢说道：“可以请王允之去做江州刺史。” 中书令何充回道：“庾亮的豫州刺史地位其实只管了一个城，太尉的精兵骄将都在荆州地区，如果没有江州刺史这一任命，那么庾亮还是一个空头的安西将军，他组建不起自己的军队，无法镇服荆州。” 王悦本来以为让王允之做江州刺史是很容易的事。除了孔坦比较挠头之外，何充是自己的表叔，全靠琅琊王氏才混入中书，应该听自己的；诸葛恢就更不用说，王氏与诸葛氏都出自琅琊郡，世代交好。孔坦反对王悦已在预料之中，但何充附和孔坦令其非常意外，他不断地看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尚书令诸葛恢。 诸葛恢也知道，不表态已经不行了，于是他对王悦说：“先前由于庾亮无法管理荆江，所以王丞相将扬州门户四郡让与庾亮管理，芜湖、抚州、历阳、宣城四郡为扬州西大门，其综合实力不比江州次，不如让庾亮接管荆江二州，而把扬西四州军事让与王允之。” 陶侃死后，十四岁的晋成帝见了王导只想下拜，如今为舅舅争权，那时不在话下。 最后经过激烈交锋，双方达成妥协，在庾亮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官职不变的情况下，加入荆州刺史、江州刺史两个职务。这样，庾亮的西藩地位正式确立了。但是庾亮管理西藩时，由于陶侃势力巨大，江州也并不为其所属，因此庾亮治所在扬州的芜湖，他还管理着芜湖周边四个大郡的军事，现在朝廷任命他移镇武昌，将这四郡的管理权让与琅琊王氏的王允之继任。 陶侃死后，东晋权势重新分割。庾亮任太尉，王导司徒之职不变，郗鉴任司空，三人分任三公。 回到家中，王悦还是气愤难消，他对王导说：“全靠我家何充才荣升中书令，不想在此关键时刻却与我作对。” 王导笑笑：“何充为耿直之士，当年大将军王敦的哥哥王含在庐江治理混乱，豪取巧夺。但是王敦到了京中却对大臣们说王含在那里治理的非常廉洁，何充主动站起来说，那里是我的老家，我听到的不是这样。何冲就是这样耿直。” “那为什么还用他？”王悦不解的说。 王导手扶胡须，平静地说道：“英雄爱好汉，我们用耿直之人，正说明我们琅琊王氏为忠义之家。手下人全是只听你我的话，那我们岂不成了曹操父子。” 王悦惭愧，但是又说道：“诸葛恢为我家世交，为何仍然在此事上和稀泥？” 王导淡淡地说：“士族们不想再出现第二个东海王司马越，第二个王敦，对我家防范之心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王导叹道：“去年王舒死了，前几天我又接到王允之的父亲王彬也已病死的消息，琅琊王氏上一代人物凋零。将来搞不好不是王与马共天下，而变成庾与马共天下了。你要努力啊。” 王悦愤愤的说：“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孔坦待在中枢，把他调到地方去。” “我不赞同你的想法，”说完，王导却话锋一转，“将来的琅琊王氏全靠你们几个小兄弟了，我虽然不赞成，但你想怎么做就去做。我的大司徒印章也可拿去用。” 王悦兴奋，连夜以王导的名义书写诏书，请调孔坦为廷尉，免去侍中之职。 成帝一看诏书上盖着大司徒印章，落款为王导，哪有不从之理。 第十章 庾氏再兴 4 庾亮西藩的正式任命，由王胡之、王羲之携带朝廷诏书下达到武昌。庾亮命荆江各地太守前来武昌协商前线战略问题，各地太守纷纷到来，这里面果然有长沙郡公陶夏。陶夏一来，庾亮果断命人将其控制，将要把其治罪。 陶夏残杀兄弟，陶称起到重要作用。陶夏被拿下，陶称连夜出走，退回江夏。庾亮单独接见南郡太守陶臻，好生安抚，并请陶臻与自己的司马王愆期共同去江夏安抚陶称。 陶夏回到自己的地盘，他的心情平复了很多，看到陶臻和王愆期到来，便对陶臻大诉苦水：“我父才走了不到半年，这就要清洗我们吗？你我共同发兵，把三哥救回来！” 陶臻说道：“你当天就走了，并不知道庾太尉说了，看在伯父的面子上，只会将其放逐软禁，陶夏没有性命之忧。” “可是三哥一倒，我们陶家的地位安在？”陶臻问道。 陶臻回道：“咱家的长沙郡公之爵不会被消除，将转给大哥的长子。” 陶称这时的气才稍稍消了一些，不过还是嚷嚷着：“老子有一万精兵，我要去救回三哥。” 正在这时，外面僚佐急急忙忙的走进来，走到陶称身边，压低声音说道：“襄阳桓宣领上千骑兵已经来到江夏境边。” 其实东面有名将毛宝水师，陶称并不敢真的偷袭武昌，可是他并没有料到西面的桓宣也这么上杆子讨好庾亮。陶称一听桓宣压境心中慌张，但却假装非常愤怒，拍着桌子说：“好啊你们，捉完三哥又想打我的主意。” 陶臻说道：“这时哪里话来？庾太尉命王大人跟我前来，就是为了消除你的担心。” 王愆期为安西大将军司马，相当于部队的总参谋长，参谋长都来，当然不是为了和他打仗。王愆期上前说道：“陶夏杀弟已犯大错，何况陶斌还是国家大臣，我此来就是向将军说明，庾太尉绝无欺辱陶氏之意。陶大将军临终前将子弟嘱托庾太尉，庾太尉关照之余也需秉公对待。” 正在此时，又有一名僚佐进来，递给陶称一封信，信是桓宣写来，上书：秋高气爽，欲与弟会猎于江夏。 陶称看完，把信扔给王愆期，气不过道：“他桓宣就一千骑兵，也配学曹操口气？” 不过陶称也知不敌，再说王愆期的到来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于是低声问陶臻：“你想让我怎么做？” 陶臻回道：“过江向大将军谢罪。” 陶称摇摇头：“我不去。” 王愆期在一旁说道：“不如这样，你向朝廷和庾太尉分别写一封信，陈述拥护庾太尉对陶夏的处罚即可。” 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要求也的确不高，陶称只有照办。 由于陶氏力量还强，又看在庾亮和陶侃的特殊关系上，亲手杀害兄弟的陶夏并未被判处死刑，而是宣布流放软禁。而他长沙郡公的爵位被剥夺，封与陶侃的长孙。事到如今，剩下的陶氏家族的陶臻、陶称敢怒而不敢言，整个荆江地区很快便被庾氏家族强势统治。 桓温奉命来到武昌，下了船看到庾翼亲自来接，赶紧上前行礼。说道：“多谢兄长亲自来接，不知太尉召我来所为何事？”庾翼比桓温大七岁。 庾翼爽朗的笑道：“太尉召你来是为何事，你去了便知。不过，你以后就不能叫我兄长了。” “那应该叫什么呢？”桓温问道。 “要叫舅父大人了。”庾翼说完哈哈大笑。 桓温在庾翼的带领下拜见庾亮，庾亮再次打量桓温，不住的点头。当年，桓温的父亲桓彝便是高大英俊，桓温比他的父亲还要出众。 庾亮问：“你父亲殉国时，你也15岁了，他生前可曾向你提到过我吗？” 桓温回道：“家父生前常向我们说‘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俊。’” 庾亮笑了。这句话是庾亮做顾命大臣时庾阐所写，意思是温峤是忠义的标杆；庾亮是全民道德的楷模。 “西藩整顿完毕，后面该如何治理？”庾亮又问。 “孔子云：富之；教之。”桓温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说的好，”一边的范汪赞道:“圣人这四个字是国家治理的至理名言。荆州经过陶太尉十年辛苦经验，社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现在正是推行教化的最佳时刻。” 魏晋以来，大士族崛起，他们追求自身的自由放达，虽然开启了中国的个人主义，但是对儒家社会道德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玄学的个人主义属于唯心思想，他的媾和对象是宗教道德。当桓温回道建康，我们再结合故事，深入探讨。 “推行教化，该从哪里入手？”庾亮再问范汪。 桓温以为在问自己，想起一到桓宣那里，家族学堂里传授的全是家族理念，便开口道：“应从推广官学入手，士族不可学在家族。” 汪范眉头一皱心，里寻思，这么大的题目哪是这么一个青年所能回答的，虽然桓温回答的很正确，但反而使汪范对他有了一丝反感。 汪范是当世大儒，他此时还不是什么大名士，一段时间后他坐上豫州大中正，才成为真正的名士。大士族之家崇尚玄学，，儒士反倒少，而西藩更多的是中等士族，家境处在贫富之间，心中更多一分功利，崇尚儒家的反倒更多一些。后来，范氏家族数代以儒成名，他的儿子、孙子都是大儒士，他的后代中最知名的一位便是写《后汉书》的范晔。 桓温抢了汪范的风头，汪范上前补充道：“应在武昌大修官学，西藩所有官员的子弟必须来此上学，为隆重起事，首先应隆重祭孔，确定儒学在西藩的地位。” 听到桓温的回答，庾亮不住点头，叹道：“少年时我也爱好清谈，疏于自律。现在看来，人性重关系而轻才华，好逸而恶劳。学业至苦，回报未厚，因此士人往往钻捷径，不肯用心读书。重建官学，致力教化，确是当务之急。” 庾亮又对一旁的殷浩讲：“开官学，总要先祭拜圣父孔子。祭圣人的表文就由你来替我写，何时可以交付与我？” 殷浩上前两步拜道：“现在即可。” 同屋的人都是一愣，殷浩看着众人怀疑的目光，朗朗念道：“诗书焕于唐虞，宪章盛于文武，然后黎民安乐，秩序井然。可是幽、厉乱政之后，上陵夷而失教，下苟免而无耻。高山化做谷底，天下错乱。夫子以玄圣之灵，感化万物，苍生。夫子既没，大道再次混沌。秦虽悖道，汉尊孔修。到我大晋，愈加仰钦大道。大奠既设，敬若灵规。心存夫子凤德，崇尚夫子礼教。心驰神往，隆礼鉴证。” 殷浩念完，厅中各大名士都惊得目瞪口呆，殷浩不愧为新一代才子之首。庾亮非常感慨，留下滚滚热泪，众人皆手足无措，庾翼上前问道：“大哥，有何心事？” 庾亮叹道：“我看到殷浩、桓温文才武略，突然想起青儿，她若还健在也该到了择婿的年纪。” 庾亮的长子、长女均死于几年前的苏峻之乱。当然，若他的女儿还在，恐怕也不会考虑桓温和殷浩，他会把女儿直接嫁与皇帝。俗话说姑舅亲代代亲，后面还有晋成帝在等着呢。 十一章 江舟谈玄 1 几日过后，庾亮亲自祭孔，下令所有官员子弟应来武昌官学，并在临川和九江两地建立分院。 重要事务安排妥当，庾亮打定主意，上表请求将长公主嫁与桓温，并命殷浩带人护送桓温入京。又怕王导不答应，他还写信给远在会稽的二弟庾冰，请其火速入京调谐婚事。 桓温和殷浩带着二十多个仆从来到江边，江风轻轻拂面，两人倍感精神舒爽。这时才发现庾亮给他们准备的这艘船是一艘巨舰，长数十米，连他们的马匹都可以轻松牵上船。船体非常豪华，两个人一人一个大的单独卧室，相当于现在的两居室，里面一应俱全，非常舒适。大船开启，桓温和殷浩都来到甲板上一睹长江风采。 泛舟江上，桓温和殷浩各有各的心事。 殷浩对桓温说：“多年不见，不想今日要我这个雅士护送你这个武夫。” 两人从小在一起，殷浩又比桓温年长几岁，因此对于殷浩的讥笑不以为意。桓温说：“太尉遣你送我入京用意颇深，估计此番你可以拜会众多朝廷名士。” “噢，太尉是这个意思吗？”虽然不敢相信，但殷浩的心情好了很多。 “你想，如果仅仅是为我的事而去，派王羲之去岂不更好沟通。” 殷浩点头认可。 “王导那里派王胡之这样的大名士护送王羲之来武昌，我们这里哪有如此名望的人，既然没有，就只能派最具才华的人去。”桓温说道。 “原来还是任重道远啊”殷浩喜上心头。 桓温说：“我来的时候听说过，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做太尉长史。” 殷浩不信的摇摇头，说道：“有王羲之在，我怎么可能接他的班。” 桓温讲：“王胡之、王羲之兄弟出身琅琊王氏，早已名达天下，庾公这里只是他们晋级的一个跳板，我想不出一年半载他俩就会回京述职。” 殷浩讲：“就算他们走了，还有范汪先生。” 桓温笑笑说：“范汪虽是儒学大家，但却惯使阴谋，说不定长史之位会越过他而给了你。儒士志向高远，却表现出一丝鄙俗；玄士轻浮，却显出一丝雅致。” 殷浩看着桓温笑道：“你这是在讥笑我吗？以前我知道这几年你打了很多漂亮的胜仗，没想到你的政治眼光升华很快嘛！” 桓温笑了笑，这四年来，桓温一直在战斗一线，见识变得机敏。但是他还是有一丝思虑。他对殷浩讲：“离家出走前，我并未读过很多书，家中也只有一些儒学书籍，而京中和扬州人士大多崇尚玄学，爱好清谈。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这几日在船上还请殷兄赐教一二。” 殷浩笑道：“这船从武昌到南京顺流直下，少说也要七天。玄学我拿手，可以给你从头好好讲讲。当今之世的玄学也如同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认知社会规律，探索社会发展的百花齐放；魏晋的玄学是认知人性，探索人生的百家齐放。” 笔者语： 在春秋后半期，随着粗糙铁器的更广泛应用，公有的井田制逐步瓦解，慢慢进入私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产生大量平民。一个有一定人数的平民阶级出现。 这时的社会已经区别于之前的社会，在之前的奴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及其简单，只需要法令和一点点迷信活动，便能驱使整个社会。 而井田制瓦解之后，产生的是更多的平民，他们与统治者并非所有者与被所有者的关系，社会构成趋于复杂，如何全面协调更多的平民社会的关系。这一时期百家齐放，各种思潮孕育而生，最典型的是道、儒、墨、法。 道、儒、墨、法全都是研究社会规律，探索社会发展的方法。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当作一个集体看待。 比如道家是因循变化，审时度势。其实老子的“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却是他们道家心理的真是写照。“绝智弃辩，民利百倍”，就不把人当人看，只关心人的社会性，只关心社会治理。 儒家探讨个人服从社会发展，君子是其对个人的最高要求。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要求的人。 墨家和儒家相近，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家只是“知趣相投”，没有组织；但是墨家的组织太严密。墨家有首领（巨子），信徒无论在哪个国家当官，也还要听从巨子的，还要给组织供奉资金。儒家对社会规律讲究七分顺从，三分铸造；墨家则相反。简直就是一个黑社会。所以它在秦以后漫长的专制统治时期无法生存。 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社会观哲学的百花齐放。几乎不涉及人性的研究。也因此《庄子》对人性的研究游离于百家之外。在春秋战国不被人重视，也没有被划归到某一家学说中。 而进入魏晋以后，庄园经济获得巨大成功，使庄园主的财富增长异常之快，富裕的庄园主巨量增加，形成了一个阶级。而且他们还是社会的主导阶级。 而他们既有能力又有时间享受生活，儒家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和繁杂的礼教使他们忍受不了。阮籍的名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个人”的研究，不再限于认知社会规律，而要探索人的本性。不再研究个人如何适应和利用社会，而研究方向改为个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 庄园主阶级探索人性，既要保身，又要做现实的强者。 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社会观哲学的百花齐放。几乎不涉及人性的研究。魏晋的玄学是人性哲学的百家齐放。 《庄子》庄周“自然一体”，认为理想的“至人”应“恬于生而静于死”。《庄子》成为玄学的核心书籍。 《庄子》在魏晋以前并不出名，游离于百家之外。只因为文采高超被尊为四大散文之一。大家都是穷光蛋，填饱肚子要紧，自由往后靠吧。当庄园经济昌盛，出现士族阶级，《庄子》才能大放异彩。 玄学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生观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在玄学思想中《庄子》是核心，探讨人生观如何适应和利用《老子》所说的‘道’。 虽然《道德经》、《周易》和《庄子》并称玄学三经，大的玄学家更尊崇庄子。如王弼只认可老子的‘道’（自然)，否定老子的“德”，更否定老子小国寡民的核心思想。 玄学的主流世界观是王弼的“以无为本”。我们不能对“以无为本”顾名思义。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由于我国的贵族社会和快就瓦解了，玄学（个人主义）虽然被儒释道所吸收，但却没有独立发展下去。西方在大革命前一直处于贵族社会，个人主义得以独立发展下去，因此只能从西方来找寻一丝灵感。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这样就可以看出王弼的“以无为本”是开启中国人生观的大讨论。这也是清谈的大背景。哲人说过，并非清谈误国，而是空谈误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们探讨社会的一个理想时期，而两晋南北朝是人们探讨人生个性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两个时期和西方文明也几乎相对应出现，这都是由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就像今天，中国和美国都在大讨论“医保”。放在那个还没病死先饿死的年代，是不可能讨论的。 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是社会观哲学的百花齐放。几乎不涉及人性的研究。魏晋的玄学是人性哲学的百家齐放。 =============== ================ 主人公到了扬州，本书进入魏晋玄学的深水区，玄学是本书要叙述的重中之重。笔者早已有一个基本观点，但才疏学浅，有心无力，迷茫痛苦。一个月来只在翻阅众多名家书籍，寻求突破。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2 第二天，桓温一早便喊醒殷浩，问道：“你今天给我讲讲玄学具体探讨什么。” “探讨人性。”殷浩回道。 “说的太泛泛，你具体给我讲讲。” “甲板上泡好茶等我。” 桓温赶紧跑出去吩咐人泡好茶，在甲板上等着殷浩。等了两柱香的功夫，殷浩才姗姗到来。 殷浩坐下之后，举杯喝了口茶，然后不紧不慢的说：“我给你讲一个著名典故，你便知道玄学具体讲的是什么。” 殷浩喝了杯茶说：“3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洛阳名士们一起游洛水，场面宏大。最使大众惊叹的是裴頠大人的名理之学，‘天崇有，人贵无’，其意深远雅致；再就是张华丞相对《汉书》侃侃而谈，精深博大；还有王衍和王戎评说延陵季子和张子房也令人大开眼界。这样的盛景不知往后是否还能看到。” 殷浩眼中充满憧憬，叹道：“这则典故非常有代表性。他点出了玄学清谈的主要内容。裴頠谈‘道’；张华谈汉书；王衍和王戎谈张良和郑子产。他们分别代表了玄学三个重要‘谈点’。即玄学的世界观、社会观、人性论。” 其实这个典故出自王衍之口。先提裴頠，他虽不到三十，却是年近70的宰相张华的副手。裴頠还是贾后代表，被士族看好，随时会成为宰相。裴頠权势最高；谈的是玄学的顶级议题－－－天人之际（人和天的关系，也算是世界观）。 其实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 第二个才说张华，张华是正牌宰相。他谈的是社会观。 王衍最后说自己和王戎。其他人就不提了。可见所谓名士也是按权势排位的。张良才华横溢，郑子产是孔子认可的儒家道德典范。二王谈的是才性论。 一个学说基本上由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组成。说起玄学，就像任何一个古代社会理论一样，无所谓就是阐述了三个方面，即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 玄学在今天并不难理解，一个成熟的社会理论，虽然内容是细腻甚至复杂的，但是轮廓却一定是清晰甚至简单的。 比如儒学，儒学讲什么？ 儒家思想就是人性论服从社会观，人性论的目标是“君子”。一种完全服从社会需要的人。社会观就是仁、义。就这么简单、清晰。当然，若深入学习，那就细腻了，把《十三经》全学完，这才是个开始。 任何的学说从‘宗旨’就已经高深、繁杂的不得了，那他一定是江湖骗子。 儒家思想就是人性论服从社会观。玄学和儒学怎相反，玄学要求人性论服从世界观。（今天的个人主义是与玄学一脉相承的，他们的最高宗旨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人性服从自然。） 玄学大家更多的是借用老子的道，即自然规律，来解析庄子的人性论。 老子的《道德经》强调“人德”必须服从“天道”。他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三国后期的王弼是玄学的核心人物。王弼引出庄子，推崇庄子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从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以上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与自然一体。也正因此玄学的核心关注点是人性，玄学最推崇的是庄子，而不是老子。 两汉儒学要求服从社会规律，而在三国的动荡时期，即使完全符合社会要求的，以仁义为行为指导的君子也成为被屠杀的对象，这使“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的汉儒学不攻自破。而新的学士开始吧眼光放在对具体事物的适应上，在整个三国时期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 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庄园经济是规模生产，需要庄园主调配，指挥。还有开挖沟渠，开采矿山，都需要现实的科学技术，拔苗助长是办不来的。还有庄园主非常重视商业，他们盈余的粮食，布料，美酒都是不可久藏的物资，需要及时兑换成货币。这使庄园主不得不看重自然规律。 既要服从社会规律，也要服从自然规律，使很多学者在这一时期思想发生转向，影响力最大的是司马昭的老丈人王肃，他在《孔家语》中伪造孔子的话“崇道尊德圣人自来”，并且指出“一切福祸皆有己”。其明确提出：崇道的理念，这里的“道”指自然规律。 而儒学三大家孔孟荀提到的道是人道，是社会的规律。孔子几乎不提天；孟子将天虚幻化，在他的书中天就和神差不多；荀子干脆说，圣人可以不知天。 汉儒对世人的要求就是严格遵守社会的规律，即仁义，用礼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于自然规律尽量回避。而王肃将“道”引入儒学，那么这个天道自然的规律是什么，就成了后面学者重点探索的问题，便形成玄学，这样玄学世界观成为玄学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 何晏在第一次见到王弼，听到王弼清谈自己的以无为本，惊叹道：“这个年轻人竟然可以谈天人之际的大问题”。前面说过，玄学是人性对世界观的服从和利用，因此探索世界观成为玄学探索的必然课题。 在微观上讲，玄学就是借用老子的道，即自然规律，来解析庄子所阐述的人性论的合理性。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3 1老子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我们今天学习的《老子》，正是玄学家王弼校对的《老子》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有出于无’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 老子崇尚无为，但老子的自然（即世界观）不是以无为本，而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大白话就是－－－－太玄妙，搞不清楚。有人会说搞不懂也叫一种世界观吗。笔者要说老子的世界观是已知的最精准的世界观。大自然是奇妙的，人类根本不会完全认识大自然。但是有一点又是确定的，人类多认清一点，就会多受益一分。 《老子》的核心哲学结论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重点不是道法自然，而是推导出“人法自然”。 “人”指人类，《老子》的核心哲学结论其实是指：人类社会服从自然世界的规律。 老子又进一步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那反过来就是“万物无以生将恐灭”，指不服从客观规律就只剩下灭亡了。 说到此，有人会纠结于老子的自然规律和我们今天认识的自然规律不同。其实不管老子认为自然是一阴一阳的，还是变换无常的，还是神秘的，这只是他自己对客观自然的认知。对此不必过分解读。 玄学崇尚老子，就是崇尚老子的人法自然。但是晋朝人对自然的认知已经变了。老子认为自然玄而又玄，而玄学家认为自然规律是“以无为本”。因此玄学家便认定人要服从以无为本的自然规律。这还是人法自然。因此冯友兰把玄学看做道家的一个分支。 东晋玄学家孙盛在《老聃非大贤论》中批评老子不仅不是圣人，甚至连“大贤”都不算。孙盛第一个批判点就是“（老子）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指老子没有看懂自然（规律）。为是么孙盛这样说？其实质是玄学和老子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不同了。同一宗旨的人法自然，却因自然认知变化了，最终结论也不同。 而今天的人认为自然规律就是客观科学，今天再讲人法自然就是社会服从客观科学。 因而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道德经》最大的贡献就是阐述了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却能不为而成！ 老子作为东周直属官员，从东周朝廷的利益出发，宣扬小国寡民思想。别管秦国还是齐国，如果只封他们一个城堡，他们什么大事也干不成，周朝不就安稳了。这个思想乍一听还对，可是脱离现实，且不说东周之外还有强国，就说只有一城一地的诸侯，在新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在利益的驱使下，也能强大起来。 但是，道德经把客观世界（道）对人的影响力，阐述的淋漓尽致。道与德，以世界观、社会观来规划这个世界，对后世各种思想潮流产生巨大影响。 老子曰：是以圣人之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大道废，安有仁义。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德。（这一句两千年来都被用作批评儒学的话，可是这句是西汉伪造。1993年10月，发现战国竹简，原文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德。） 请读者注意：老子这里讲的全部都是整体的‘民’，是一个集体，也就是人类社会，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 这时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道家与儒家最基本的区别。 道家信奉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儒家信奉人生观服从社会观。 黄老道家信奉社会观服从自然，即人类社会服从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是什么？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就是自然科学。不管是建造一条小船还是建造核电站，不遵循客观条件，凭着美好的愿望是要出人命的。乌托邦式的违反自然规律的事不能做。 老子认为社会应服从自然规律，因此否定社会规律。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在这里老子否认的不是仁义，而是不认同社会规律。 把老子的说法解的俗一点，就是讲：这人若不按自然规律办，就只能用“德”来保护自己；这人若是还没有道德，就只能搞人际关系（仁）；连仁心都缺失了，就只能靠拜把子（义）；不仁又不义，那就得在神明前发个誓了（信）。 以此反推，你只要是个有德的好人，做事前不用满脑子仁啊，义啊，很自然的就会做好事。服从德，自然有仁义，服从道自然有德。 在理想状态下，只要按客观的自然规律办事，就可以把社会治理好，可是这个物理实验室中的“理想状态”不存在。社会有自己的规律。 而儒学信奉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就是儒学的仁义。人必须向社会妥协，我们的父母都有老了，没用的一天，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他抛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却不是社会规律。 服从自然规律是人类的共性；服从社会规律是人类的个性。 道与儒，分开看则互抵，并排看则互补。因此中国文化是儒道相溶的，在社会道德“确切”的时代是外儒内道；在社会道德不确切的时代是外道内儒。（今天我国社会正从小农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社会道德的细节在变化，文化趋向外道内儒）。 人本就因该适应自然而又尊重道德。玄学家跳出儒道之外，提炼出“笃道尊儒”，别开生面。 西方的个人主义是主流，崇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此在西方老子比孔子吃香。 《老子》的意义永无穷尽，通常也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本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这本书道出了一切。——约翰高 东方古代世界的代表。——黑格尔 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德国总理施罗德 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威尔·杜兰 玄学家对于《老子》并不是完全接受的。他们更多的是接受老子的自然规律之说，不再用“道”的眼光去探索社会，而是以道的眼光去探索人性。用现在人的话讲，就是探索个人对客观世界的服从和利用。 因此我们发现，玄学大家偶尔会对老子有一些微词。玄学家不认同老子的最终的政治结论：小国寡民思想。王弼认为，小国寡民是舍本求末。 即使在玄学最昌盛时期，老子的地位也没有孔子高，玄学家们还是称孔子为圣人。在必须要把孔子拉进玄学圈时，甚至批评老子对道是一知半解，所以才嚷嚷个不停。（这是一个著名的典故，他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在以后我们遇到的时候再细讲这个典故。） 2庄子 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玄学家把庄子提拔到仅次于孔子的“亚圣”的位置，而玄学家大多只认可老子为“大贤”。上面说到孙盛甚至品老子为“中贤”。玄学的崇本是庄而不是老，因为庄子才是探讨人性的。 庄子率先提出“天与人一也”。庄子这里的“天”不是儒家的天道，而是《老子》中所说的天道自然。他认为人本身是自然中的一份子，应该也符合自然规律，这自然规律就是牛马不用人喂；也能活得很强壮，草木不用人浇水，也能长的很茂盛。人也是自然的产物，要顺应自然。 老子探讨社会服从自然规律。庄子承认《老子》的道，但他探索人的个体对自然规律的顺应。 庄子从人性论（个人）视角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个体）人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在先秦历史上，无门无派，游离于各派之外。在魏晋以前，也很少有人提及此书，即使有个别提及的，也是由于《庄子》这本书文采出众，个别语段被引用在别人的文章里。道家一直以黄老为主，并不重视《庄子》。 庄子是一个富有的人，司马迁记载他，写书超过十万字，古代一份竹简就能打个一二百字，一本书就得用牛车拉，而其出十万字的书得需要多少名工匠为其制书简，得多少个高级工匠为其刻字。古代刻字的高级工匠可跟今天刻石碑的人不同，古代圣人是不写一字的，只用嘴说，由这些工匠刻在竹简上。所以这些工匠都是认字的，甚至我认为这些人都是非嫡系的贵族后代。 庄子主讲人性论，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先驱。而他的书只有在类似于他的这种高端阶级人群的大批涌现时，才会被认可。所以，直到魏晋以后，庄子才被已经成熟的士族阶级所重视。也是在这一时期，《庄子注》才开始流行，表明学士开始关注他了。 前面说过《老子》书中所写到的‘人’，全部都是民，而不是个体的‘人’。这说明本身老子讨论的是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关系。而庄子所论全都是“人”。 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不仅崇尚老子，更崇尚庄子，就是因为庄子从人性论出发，只研究客观世界对‘人’这个个体的影响，讨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强调人性顺从自然，则逍遥，忘我。 《庄子·杂篇·让王》在许多人看来是最荒诞的一篇。本篇开篇就说道，尧要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说让我来做天子那还是可以的，不过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空闲时间来治天下！ 舜要让天下给子州支伯。子州支伯说，我正患有很深很顽固的病症，正打算认真治一治，没有多余时间来治理天下！ 舜又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说，我处在宇宙之中，冬天披柔软的皮毛，夏天穿细细的葛布。春天耕地下种，形躯能够承受这样的劳作；秋天收割贮藏自身完全能够满足给养。太阳升起时，就下地干活儿；太阳下山了，就返家安息。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而心中的快意只有我自身能够领受，我又哪里用得着去统治天下呢可悲啊。” 不管是支父还是支伯，他们都不会是普通的人，应该本身就是高级的部落酋长。 如果上天对一群亿万富翁说，如果让你选择当一年的皇帝，还是再活30年。如果这些亿万富翁脑子不进水，他一定不会去做皇帝。而如果找来一百个乞丐，问他们是做一年的皇帝就死，还是继续这样再活三十年？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站出来选择做一年的皇帝。 有人说，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的。对于富有的，有物质基础做后盾的人来说，安安稳稳多活一日，就是在天堂中多呆一日。重视生命，享受生活。 这是我们没有理解庄子，庄子探索的是人性的本质。不要说他的逍遥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一个人即使懒惰到极点，把他扔到孤岛上，他也会勤奋的找寻食物；一个人即使勤快的极点，衣来张口，饭来张口，想之即来，他也会表现出懒惰的一面。 庄子探索的是人性的本质。因此追求任何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抛开一切的客观压力，理想化的看事物。假使我们只关注人性的本身，人性是追求逍遥，自由的。 庄子的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因为大众没有达到他那个境界。 古老的自由学说听起来甚至有些荒诞，但其实就像仁爱、正义，甚至团结。这些学说在起源的时候，都是非常幼稚的。在远古文明中，部族‘团结’甚至靠巫师装神弄鬼来获得。但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的提高，自由学说变得异常光辉璀璨，就像一团胶泥却能变成精美的瓷器。 魏晋，士族崛起，成为主要‘团体’。玄学也是讨论人生观和自然的关系，因此玄学更加推崇庄子。庄子的逍遥游是人性与世界观关系的代表作。 庄子重视生命，享受生活。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老解庄，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古代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 由于小农的壮大，贵族阶级的消失，他也没有独立发张下去。但玄学对儒、佛产生巨大影响。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脱离温饱时，重视生命，享受生活必然会受到关注。儒佛都不得不重视《庄子》。 朱熹说佛学有很多重要观点抄袭《庄子》，甚至陈寅恪也说：“佛学采用周易，老庄之义，以助成其说”。 其实，佛学原本就有自己的东西，抄袭谈不上，但是确实借鉴很大。佛学进入中国，开始的宗旨是苦禅，释迦摩尼说：“众生皆苦”。和尚说，老老实实吃苦吧，死后带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从玄学中提炼出“佛性、顿悟”，令其彰显出一丝超尘脱俗。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佛教教义都是玄学家写的。桓温后期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郗超。他写了著名的《奉法要》。《奉法要》是中国佛教义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他提倡用佛教五戒“检形”，用十善“防心”，认为善恶有报，天堂地狱，均系乎心，强调人们必须“慎独于心，防微虑始”，把本已突出超脱的人生哲学，解释成了一种治心从善的道德学说，将佛教的道德作用提到了首位。 儒学家们认为佛学抄袭玄学，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懂玄学和宗教的关系。玄学和佛学的关系等同于儒与道的关系，既有外在的矛盾又有内在的互补。这一点也是本书在佛教出场之后重点探讨的内容。小农社会出身的儒学家们对这个现象不会有认知能力，包括陈寅格在内。 庄子对儒学也有很深的影响，早期的儒学更加注重人生修为，唐宋之后，吸收庄子关于人性的研究，加重了人性修养的内容。 老子探索社会服从自然规律，即社会观服从世界观。 庄子探索个人服从自然规律，即人生观服从世界观。 庄子的理论是“个人”服从老子的“道”。《庄子》是玄学的核心，体现了对人性的探索。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4 本节探讨玄学的世界观。 桓温对殷浩讲：“你已给我讲了三天玄学，却只是讲外围，还没有讲玄学的具体内容。” 殷浩说：“如果不把玄学的来龙去脉讲明白，上来就讲玄学的内在理论，就把你讲蒙了。” 桓温问道：“今天的玄者在政治上一心贯彻无为而治，这和汉初道家的无为之治是否相同？” 殷浩说：“汉初的无为之治仅仅是道家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特定措施。他不代表道家的治国理念。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老子的自然规律。但老子的自然规律（世界观）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自然是变化无常，玄之又玄的；对社会的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因此黄老道家指导性纲领是因循变化，审时度势。道家在不同的情况下会选择不同的方案。像管仲、慎到的治国方案就不同于汉初。” “无为之治只是黄老道家在特定时期的一个治国方案。情况变了，方案要跟着变。”桓温若有所思。 “对，”殷浩说：“而玄学的自然规律（世界观）是不变的，以无为本。所以无为而治是玄学家的不变的政治纲领。”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因为老子对“道”的最总定论－－－玄之又玄，不可尽知的。 而玄学的世界观是明确的———以无为本！将世界“虚化”。这样虽然道与玄都服从自然，但是这两个自然规律是不同的。 玄学大学者，20岁的王弼总结了玄学的世界观，在何晏“无中生有”的基础上，将自然规律总结为“以无为本”。至此玄学可以独立于百家之外，自成一说了。 冯友兰认为玄学是道家的一个分支。道家宗旨是社会服从自然规律，而玄学宗旨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两者所推崇的“自然规律”有本质的不同，玄学将自然“虚”化，是个人主义的入门，自成一说。 虽然老子书中对自然规律有深入探讨，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探索很多自然规律的表象，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自然规律所谓的“道”是什么，这便是老子在现在也很难被理解的地方。 无独有偶，先秦儒学也没有对天道做出具体解释，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亮点，做学问非常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西方的宗教则不同，上帝是“先知”，不能有它不知道的东西。宗教必须确定天道是什么：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就是上帝的懿旨。）。 想搞明白玄学，首先还得弄懂王弼。王肃引“道”援儒之后，人们纷纷在研究这个‘道’（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王弼给出玄学的答案，这个道就是“无”。玄学中王弼的学说影响最大。玄学的主流的世界观就是王弼提出的‘以无为本’。这个论点为玄学开张。 玄学是个人服从世界观的理论。因此这个“以无为本”的世界观很重要。他成为玄学关于政治理论和个人发展的终极指导。 （一）以无为本要求政治采取无为而治。将无为而治提升为政治纲领。 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这是王弼提出的。这是对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思想的‘发挥’，不是发展。因为老子对“道”的最总定论－－－玄之又玄，不可尽知，才是对的。 王弼说世界万物原来都是静止不动的，你无论怎么推动他，最终都要静止下来。所以推动不如不推。又大胆引申批判儒学：无论怎么仁爱的对待卑贱的人，卑贱之人最终还是卑贱。所以“有为”不如“无为”，所以要“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 庄园主的核心利益是财富的积累。可是庄园创造的财富主要来自剩余的粮食，布匹，美酒和水果。这些东西不易储存，必需及时换成货币，因此庄园主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流动与商业。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对社会流动的最好的支持。 两晋的社会现实就是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庄园经济代表着社会最高的生产力。所以社会在方方面面，都要围绕着如何更好地适应庄园经济的发展。 庄园经济在当时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广大穷苦民众的生存，保护了士族财富的增加，最大幅度的确保了皇家赋税的增收。 确保皇家赋税，这一点很不好理解，在整个两晋时期，“土断”都是皇家的一个大难题。后世的学者就认为，士族阻碍了皇家赋税的增收。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今天的大企业经济，仍然存在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国家向他们征收的税赋比例还比小企业小得多。但是，这不改变大企业作为国家税赋的主体。因为他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最高的生产力。 大庄园被抽取的赋税比例低，使得自耕农甚至要主动依附大庄园。 对于皇家来说，核心利益是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征收税赋，供其享乐。所以，无论他再讨厌士族向其讨要特权，他也只能更配合地支持庄园经济。 晋律比汉朝律法削减了近80%，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权于庄园主，让庄园主更好的经营庄园，以达到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税赋增收。 然而晋律也有增加项。我们研究一下那个“杂抵罪”。这一项律法却是汉朝没有的，而是晋律中新增的。“杂抵罪”确保了士族在庄园中的权威。 这条法律汉朝没有，光武帝一上台就颁发诏书，规定天下以人为贵，任何伤害奴隶身体的行为等同于伤害平民，必须被治罪，而且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减罪。汉光武帝在公元35年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而到了西晋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当庄园税赋不再是国家的主体税赋时，庄园主的特权才能被消弱。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鱼玄机因妒打死自己的女奴，而被官府判了死刑。）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二）以无为本要求个人自由放达。 老子的《道德经》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需顺从客观世界，强调社会观服从世界观。老子是从社会的角度看世界，即从人类的角度看。 王弼引出庄子，从个人的角度看世界。王弼从‘人性论’出发，只重视道德经中的‘道’，批评老子以上观点是‘崇本息末’。应该‘崇本举末’，重视根本是为了让枝叶生长的更好。认为人应该掌握和利用‘道’，从而达到个体的自由放达、随心所欲。 王弼强调人生观应该掌握、利用‘客观世界’。这和他的老师王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王肃提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 玄学探索人性，认为人和其他生物都是一样的（庄子：天与人一也）。从人性的自然性入手，这样天道自然，自然规律或者说世界观就是玄学的一个首要的组成部分。 以无为本’实为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开天辟地！ 以无为本，这是自由主义（西方叫个人主义）的开创性学说。大千世界是无的，那什么是“有的”？！ 对！只有你我是“有的”，只有‘自我’是有。 玄学家的着眼点不再是社会，而是个体（自我），这是个人主义的起源。 早期个人主义只是把‘人’从世界中突出出来。个人主义者虽然推崇“自我”才是有的，可是玄学家们还没有清晰的推导出来，只停留在‘以无为本’上。 这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新柏拉图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提诺的‘一生万物’，将来还要‘万物归一’。很多人解释他的一（theone)其实就是零。这和老子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何其相似。西方哲学也是到了启蒙运动之后才开始进入深入的研究。 “以无为本”开启了东方的“存在论”的研究。“存在论”是西方康德所谓的第一哲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我们不要戴着儒学眼镜去评价它，只作一个简单的了解。 个人主义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的怀疑却只肯定了我的存在，其他的还要‘普遍怀疑’） 黑格尔说：“人是从虚无来到世界的存在，意识于是成为‘自为’的存在。” 今天，西方在‘存在论’上最高的阐述来自胡塞尔（1859－－1938）和海德格尔（1889－－1976）。他们师徒的学说略有不同，而且都非常复杂，但主体差不多。 胡塞尔认为世界是现象（与无相近），只有‘自我’是真实的，一切要“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便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他认为只有‘自我’是‘此在’。 不得不说，自由派，西方叫个人主义，在人生观上推崇自由有其精彩之处。自由这个观念应被儒学人生观所包容。 古往今来，中国的儒家学者研究的是人性论顺从社会观，可他自己经常跳出这个研究范畴，表现出一丝虚伪。试问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有几个人能全做到。编写礼记的大戴都感叹：完全按礼记行事，连孔子他老人家也做不到。 食不语，寑不言，十不吃。从起床到睡前儒学都管了。只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存在。（所以‘礼’应该被大面积删砍，只要符合‘人的利益’即可） 而西方学者研究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所以什么事都要跳进这个研究之中，先验自我。‘我’不适应就是所有人不适应，显示出过分的狭隘。 玄学家将《老子》和《庄子》并举，以无为本，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学说。当然还很不完善，也没独立发展下去，但对儒、道、佛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任何的学说都是有瑕疵的，玄学的缺点也很明确，我们在玄学的人性论中在讨论。 王弼的以无为本成为玄学主流的世界观。 玄学的世界观还有裴頠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頠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弼的以无为本。 由于裴頠是贾后最有才华的亲戚，裴頠曾在政坛红透一方。王衍、乐广为当时玄学界的南山北斗。他们从心里反对裴頠的学说。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无中生有论，乐广认为才三十岁的裴頠可能成为长期的执政者，持有这种观点非常危险，便主动跑去与裴頠辩论十几次，希望他改变观点。精于事故的王衍一次也不参加，但他非常关心此事，每次辩论后，王衍都要仔细询问乐广关于辩论的细节。很多年以后王敦也批评过裴頠，认为他甚至比庾亮差的太远。这当然是在裴頠死之后。由此可见，裴頠的崇有论影响不大。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5 本节探讨道与儒。 道家自称黄老道家，从字面的含义是推崇老子的道，却实行黄帝的执政策略。其实道家的核心思想便是，尊崇老子的道，尊崇社会服从自然规律。 那老子说了，自然规律是玄之又玄，反复无常的，因此他们的治国理念便是因循自然的变化，审时度势，根据现实客观情况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这个词便来自道家经典《淮南子》。 那么为什么又要说实施黄帝的策略呢？这只是因为黄帝很遥远，没有人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这个讲法便于揉捏。所以道家说什么是什么，只是打着黄帝的招牌。 道家是社会的改革派，从井田制改革为私有制，世袭世禄的王侯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度，都是出自他们手中。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社会服从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当儒学暂时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儒家总结的社会规律是就仁义体系。（宗教也是遵循个人服从社会的，但是它总结的社会规律不是仁义） 而儒家孔子崇尚的是周公的治国理念，周公的治国理念就是西周那一套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这个治国法规叫《周礼》，被明确的写在铜鼎上。因此看似追古的道家却是改革派，看似追今的孔孟却是保守派。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道家率先崛起，甚至包括法家，也属于道家的一部分，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司马迁在《史记》中要把韩非子归入黄老之士。 而儒家是从荀子改革之后才从保守派转向改革派。在儒家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方向性的改革。第一次起自荀子，他首先肯定了天道有常，不已桀存，不已纣亡；圣人可以不知天。进一步强调人服从社会，推出法后王，将法引入儒学，使儒学支持的方向发生截然不同的改变。由直接支持地方诸侯，间接支持中央改变为直接支持中央专制。 社会在向东走，而儒学所持的政治理论，是要维护西周的政治体制。这使其产生了‘方向性’的大错误，给儒学带来不可逆转的颓势。而在理论上改变这一颓势的是荀子，荀子在仁义的基础上，并举礼法。尤其是其“法后王”的理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不慕往，不闵来’，‘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使儒学的最终思想产生方向性的转变。儒学从反对改革者，一举成为改革的先锋。 “天人相分”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荀子将法引入儒家，并不是对道家的抄袭，而是赋予“法”真正的意义。 西汉时，曾经有一位官员向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应以法家理念治理国家。窦太后马上就给他一把匕首，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里，和一头凶残的野猪拼命。当这名大臣浑身是伤的从野猪圈爬出后，窦太后告诉他，我规定汉朝的律法就是让崇尚法家的人去和野猪拼命。窦太后如果把这一做法定为一条法律，这并不妨碍法家的原则，这件事深刻揭露了法家的缺陷，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如果希特勒规定谁骂他一句就拉出去枪毙，您认为这样的法律妥当吗？ 所以，荀子将法引进儒学，把服从社会规律作为法的心，是儒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道家没有什么关系。道家强调“道生法”。如果一条小船载五个人就会沉到水里，就法定不允许第五个人上船。 荀子改革了儒学，是因为他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改革的后半期，人们都看清了井田制和世袭世禄被替代是不可逆转的。儒学必须产生方向性变革，才能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在隋朝以前，荀子的儒学被奉为儒学的核心，文人、政客和学者的文章中在引用名人的话语中，引用最多的是孔子，排第二的便是荀子。 荀子的儒学核心是经学致用，因为那一时期学习儒学便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庄园，因此儒学体现出很强的经学致用的色彩。 从荀子自己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儒者是干什么用的。荀子说，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仅仅是一个很一般的儒士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治理一个大国。而水平很高的儒士能够治理一个弱国，让大国不敢轻易敌视他。而由一个超一流的儒士来治理一个小国，那么不出三年他身边的大国就得向他臣服。当然荀子比较爱吹牛，最后这一点牛吹得比较大，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早期儒学经以致用的色彩非常浓厚。 儒学个人服从社会有其缺陷，就像让孔孟和荀子一块去治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韩国，这个韩国也是要被灭掉的。不尊重自然客观规律，是儒学的缺陷。 社会自有社会的规律，道家失之于否认社会。 早期儒学有很深的经学致用的原则，因此追求修身、立业的儒学人士，和追求修生养心的玄学人士比，显出一分的鄙俗；玄学人士一切求之于心，显出一分轻薄。 而儒学第二次改革是在隋唐之后，随着“钢”的普及，庄园经济没落，人们学习儒学，不再能轻易地当官或治人，儒学向修身、安命发展。从隋唐后，荀子的儒学逐渐向思孟儒学转变。孟子的“义”被深刻引入社会，唐人以韩愈为首发起了开除荀子，拔高孟子的运动。 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宋明理学主要探讨“德”，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讲，人的本性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认清这些善德（致良知），并且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儒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时起到了‘法’的基础。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道家的道侧重于自然，儒学的道侧重于社会。二者虽有抵触，却更多的表现为互补。因此中国两千年的思想是儒道媾和的。 怎么还用这么难听的词。笔者说西方文明是自由派媾和宗教。因为两方虽然知道离不开对方，可是谁得势了就会去批判另一方。 而儒道并存两千年，早在西汉儒学就被道家嘲笑为‘腐儒’。而儒家则干脆把道家清一色都划入法家。因为指鹿为马的法家早就臭了，划入法家使他们不批自倒。 总的来说，道家突出一点，社会更加自由，粗犷一点；儒家突出一点，更加公正一点。 总的来看儒道两家还要搭帮走下去。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儒家遵循个人服从社会规律。形成以仁义为道德体系的社会观。道德是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妥协，是人对社会的妥协。因此道德不是自然存在的，是由人们的认知水平决定的。因而儒学只是道德的一个流派。 历史上成功的道德标准有儒学道德、佛教、基督、伊斯兰教道德等等。好像没有资本主义道德··· 我们在上一章探讨了玄学的世界观，本来这一章该探讨玄学的社会观。由于玄学核心是个人服从自然规律，这就缺失了社会观。可是没有社会观有不行。玄学要求人们自由放达，可是庄园中的奴隶和部曲也都自由放达，那样士族们就去喝西北风了。因此玄学又急切需要一个社会观来指导庄园生产。 而在玄学兴起的时代，道教和佛教道德还没有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的成熟的社会观只有儒学，因此玄学只有硬着头皮赖上儒学。 如何把儒学社会观纳入玄学体系，成为玄学开启后第一个重大课题。下一章我们继续探讨玄学的社会观。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6 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玄学家要自由。可是人人都自由了。庄园里的农奴也自由放达了，庄园生产怎么维护！自由主义者岂不饿死了。自由论者强调个人顺从和利用自然，只研究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关系，这中间缺失了社会观一环，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独立可行的社会观。 道家的理论家老子在《道德经》中，极力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但是做为道家的实践者，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并不完全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慎子》中有《德立》一篇，而道家的行政经典《管子》中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句话出自《论语》或《礼记》。 玄学在实践中服从自然规律，而且前面说过他的自然规律就和道家的自然规律不同，玄学的自然规律“以无为本”是核心，将对世界的看法当成虚幻。这样他们和儒家的观点显得比道家还格格不入。因此，如何把儒学拉进玄学的马车上，成为早期玄学家需要克服的最大课题。因为孔子的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要服从天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荀灿提出‘言不尽意论’。他的意思是说，人通过自己的话语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以此来说明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内心中的‘道’表达出来，因此‘六经尽糟粕’。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又将与玄学相矛盾的儒学著作排除在外。但他这个说法没人同意，如果真个‘言不尽意’，那这帮玄学家也不用著什么书了。这个方法行不通。 如何将儒学的社会观带入玄学的世界观这是玄学的最大难题！ 王弼去拜访当时清谈界的领袖裴徽。裴徽一见到王弼便特地拿当时清谈的“重要课题”来考验他，问说：“‘无’是万物生成的来源，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但是，孔子不去说它，而老子则整本书讨论个不停，这是为什么？” 只有十七岁的王弼说:“孔子知道‘道’是无法完全言表的，因此孔子从不言‘道’。但是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表现出‘道’的最高境界。而老子似懂非懂，才唠叨个没完。”（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王弼的说法如晴天一声雷，震惊了整个玄学界，我前面说过，玄学的唯心世界观和人性论很难指导社会大众。所以，在宗教还未显达之前，玄学只有紧抓‘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因此，如何把孔子的理论为玄学所用，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难解课题，这也是玄之所在。 孔子是只做不说，王弼的说法使玄学家强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学，使玄学家们激动地热泪盈眶。当时的泰斗级人物裴徽、傅嘏震惊不已。何晏大为称赞，他说：“孔子曾说‘後生可畏！’像王弼这个人啊，年纪轻轻的，却可以谈论‘天人之际’这样的大问题了啊！” 王弼的说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学现实观（社会观），又确定了玄学更高地位，为其的‘名教出于自然’打下基础。其实质就是将玄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与儒学的社会观相结合，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理论。但是，由于玄学的世界观向玄、向唯心进化，它和儒学的社会观的结合属于一种牵强附会，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宗教到来，它将和儒学说再见。因为玄学和佛学有着近乎相同的世界观，以无为本，紧接着就应该是四大皆空，以有为空，玄学成为向唯心学说靠近的‘过度’学说。 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 名教即儒学，玄学家把儒教改了个名，叫名教，意为正名分之教，只突出了儒学的社会性，不再是最高理论，最高理论让给玄学。儒学只是社会的最高理论，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论。 名教出于自然，这句话是把儒学的社会观借来用。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这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前一句唯心，后一句唯物。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不敢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这时候拥有唯心社会观的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但是还没有流传开，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直到西晋佛学还处于佛经‘翻译’阶段。这样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否定‘有’，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像（空）的唯心最终结论。 玄学的世界观与当时可行的儒学社会观产生明显的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但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社会观相兼。 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像’。所以玄学的终极观点‘以有为像’没有被玄学家们接受。王弼也说有不可以为像。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就是向儒学社会观‘妥协’的结果。这一过程还非常复杂曲折，最终还是由王弼完成。 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这种‘自我’的世界观无法提炼出可行的社会观。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赤裸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赤裸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完全的‘无为’，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 于是一片驴叫之音！ 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我’的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辛苦十年，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社会变了，怎么理解？小农社会号称‘富不过三代’，怎么理解那个‘一富贵就是十几代的时代！ 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践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 您有没有被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伤害过，他们应该在您面前讲道德。所以除了您一个人外，所有人都该讲道德！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向社会‘道德’妥协。 自由是人的需求，必须由社会维护。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一定会干扰你的自由。 悲催的是，他人的自由行为也可能干扰到您的自由。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 道德是人对人类社会的妥协，道德保障了您的自由。道德是人对文明的认知。我的说法和康德不同，康德认为道德是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我认为道德是对他人自由的妥协，最终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王弼的“以无为本”，支持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这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 虽然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但是玄学还有一左一右两个观点。 左的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指人性的自然放达是超越儒学的，大胆否定儒学社会观。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本性，超脱自然。通情达理，所想不拘泥于欲望，便能看透富贵贫贱。 一个贫苦人，家中没了粮食，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去那里‘守静去燥’。个人主义者的的理论是用来指导精英的。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跟着精英走就行啦。 嵇康当然也知道，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这个观点就更加个人主义，甚于否定儒学社会观。在晋朝，儒学最衰微时，仍被人们称为圣教。孔子仍被奉为圣人。王弼讽刺儒学，但还认为孔子是圣人，而老子不是圣人。可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派只崇尚庄子。追求自由，放达，富贵长命。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思想流派，都不能否定社会道德。这一派否定社会道德，不被大多数士族接受。 嵇康要求社会‘清静无为’，不要认为他自己就是清静无为的。史书记载，两次客人来访时，嵇康都在灼热的火炉边‘炼铁’。绝不是因为他有这个爱好，这只表示庄园主们对优良铁器的渴求。炼铁是那个时代最尖端，最需要的科技，还是军火。 提出这个观点的嵇康，幻想了一整套长命百岁的心法，可是他在39岁时被朝廷杀了。过分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不被任何社会认可。西方的自由也是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自由的基石是1961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里讲的是自由经济，但是他们对外却宣称自由是普世价值。当你若相信之后，他会把你推进教堂，说十字架上的老头才是普世价值。因为西方的社会观来自宗教。（笔者认为真正的普世价值只能是仁爱、正义和一切围绕人的权益。） 玄学最后一个‘社会观’的观点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指儒学就是玄学这个‘道’。有人说，这个说法使儒玄溶合。其实郭象是在生搬硬套，把玄学往回拉。希望玄学融入儒学。玄学的道是自然规律；儒学的道通常指社会规律。名教即自然，驴头不对马嘴。 郭象的说法在前期不被人接受，他的说法严重违背玄学的世界观‘以无为本’。可是，永嘉之乱中士族被无情杀戮，使士族看清一心追崇自由，而抛弃责任的危害。‘名教即自然’这一观点开始被看重。后来这一观点影响也不大，因为没多久佛学兴起，佛学社会观相比于儒学的求仁求义，更符合贵族的天命论（士庶天隔）。 玄学和宗教有极强的互补性，他们之间就像儒与道。我们把理论的探讨放到下一节。这里只简单说一个现象。 玄学家用玄学的观点指导庄园内成产，让上千部曲和奴隶自由、放达的耕种，显然是搞笑的做法。 用儒学的仁爱，正义也不好使。庄园主对农奴没有爱；农奴对庄园主也就谈不上义。 虽然庄园主靠的是权利的鞭子，但是他也要在思想上安抚一下众多的部曲。只有神学最好使，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说：好好干活的死后到西天极乐世界享福，还能上天堂。 第十一章 江舟谈玄 7 玄学的人性论中还有两个重要课题，一个是才性论，探讨才华与人性的关系，出现两大派四种不同的议论：才性同，才性合；才性异，才性离。 另一个重要的课题便是一个“情”字，人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圣人孔子有没有情？最后认为，孔子是无情有性，就是说孔子本性就是那么好，他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他的真性，而不是感情所致。 当然，这是把孔子神圣化，其实孔子对于春秋前期西周的“人礼”体制是非常有感情的，由于他是庶出，怕被无嗣的嫡母加害，因此长期被他父亲藏着。在他父亲死后，是西周的礼法，使孔子迅速继承子爵，成为鲁国重要的贵族。 我认为玄学人性论中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但却异常重要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人性的差别，人的差别。认清人性的差别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玄学，对个人主义的认知。 庄子探讨人性，也还承认人性具有细微的差别，他的思想的核心体现在《逍遥游》。在《逍遥游》中通过大鹏和小鸟的对话，要想达到自由、顺应自然，需要达到更深层次认知。因此，庄子把士分六等，承认个体的区别。“浑沌之死”也是讲人性差别。这样早期的个人服从自然，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这个重要理念，那就是忽略了公正与妥协。 嵇康的阐述可以看成是对庄子人性论的解释。嵇康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一段表示嵇康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自然规律，不依欲望感情用事。嵇康当然也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郭象在玄学中的崇高地位，还是由他的第一句话奠定的－－－“牛马不辞辛苦者，天命之固当也。虽寄之人事﹐而本区别在乎天也” 这句话表明了：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使玄学向他的终极目标‘士庶天隔，人分等级贵贱’大踏步迈进。 在士族的眼中奴隶和牛马没太大分别，天命就是来给庄园主干活的。 玄学作为两晋的统治哲学，以人性服从自然天道为理念，对社会规律有所规避，产生极大的不公平现象。如果我们拿出一个证据的话，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九品中正制，它甚至把士人划定等级。一二三品为名士，这些人很多时候仕途的起步便是三品官；七八九为劣士，即使腰缠万贯、良田千顷，也必须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做个官员的幕僚都不可以。 玄学作为个人主义的开端，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无法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哲学。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也是这样，最终还是由更加惠及贫苦大众的宗教夺取了主导权。 ======= 玄学的没落上 玄学‘玄’在无为的世界观要向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妥协。那么玄学到了东晋为什么不玄了？ 从曹魏到西晋涌现出很多玄学大家，如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王衍、乐广、郭象。可是东晋后玄学就走了下坡，没有新的大家，新的思想。 原因就是佛学来了，佛学把玄学的世界观一板砖拍死了。 佛学在汉朝进入中原，但是不被认可，没有展现自己唯心的社会观机会。可是胡人原本信神鬼，第一个统一北方的胡人政权‘后赵’率先尝试了佛学，非常成功。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从战乱后的荒芜中拉了出来，出现一定的繁荣。佛学唯心的社会观也非常好使。他们对庄园里的农奴说，好好地干活，死后把你们送上西天极乐世界；不要记恨庄园主，人家上辈子做了善事，你们也做善事吧，下辈子也能做庄园主。 宗教的求善、忏悔取代了儒学的仁义社会观。 石勒后赵的成功引起东晋和成汉的艳慕。东晋才不再排斥佛学。可是佛学大师从北方来到东晋，语惊四座！ 佛学的世界观原本就是四大皆空。这样玄学的世界观被佛学解释为：以无为本，以有为空，性空假有。所谓不是叶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这一解释把玄学甩出了五条街。这是一整套唯心的思想理论。本、体都是唯心的，不矛盾。 此说‘标新立异’惊得东晋名士目瞪口呆。你若承认‘以无为本’，就永远辩不过佛学大师。标新立异这个成语就从此得来。 ‘以有为空’的本体论，玄学家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不敢提。更不敢承认，因为他的社会观要依附在儒学的‘有为’上。 人家宗教不怕，人家有自己的一套可行的社会观。以求善，忏悔的社会观，也使民众老老实实干活，将来到西天极乐世界。 因为佛学很早就讲究四大皆空，其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有”，“有”既是空，这下一下解决了玄学的最大难题，你看到的一切表象，大千世界都是空的。虽然这个说法彻底解决了玄学的世界观，但是就和以儒学为主的社会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是人家佛学不怕，因为人家佛学有自己一套较成熟而可行的社会道德理论－－－－普通人仍然要辛苦工作，修的正果，把你送到西天极乐世界（西方是送上天堂）。人家宗教的社会观也能支持劳动有为。 宗教拥有和玄学更相近的唯心世界观，而且在唯心上比玄学更成熟。依托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还有一套可行的社会观。 正因此第一次个人主义和宗教的媾和，宗教占了主导。宗教还得便宜卖乖，指责贵族无为遁世。（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兼顾‘公平’后，夺回主导权。但还是和宗教妥协了。这是第二次媾和） 所以宗教一来，玄学清谈就衰落了。因为你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人家对庄子逍遥游的世界观的阐述，甩出玄学家们一条街。人家还能提供另外一套与儒学有为思想完全不同的一种无为的社会道德观，这更符合玄学的世界观。这样人家佛学将玄学的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一下将死了。当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也都从个人主义中吸取的巨大的营养。 这样东晋玄学清谈“有”、“无”的关系，就谈不下去了。玄学自然没落了。 世界观没法谈了，社会观又不会谈，只能谈人性论（人生观）。 不要以为神学大家什么都能谈，谈至人性论，神学就被问晕了。你都四大皆空了，还要什么才华、人性。宗教是愚民政策，对人生观上的阐述是比较低级的。作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上进的人生观，是不能进步的。全是宗教理论，人失去自我，全变成行尸走肉，整个社会都等着上帝恩赐，会变成死水一滩。 因此，宗教也需要一个外来的人生观、人性论。所以宗教和个人主义谁也看不起谁，可又离不开对方。因此两者只有媾和，谁的了势还要骂另一方。 讨论起人性论，殷浩就把佛学大家支道林难住了。所以宗教和自由派还真是绝配，都有妥协的意愿。 玄学借用佛学而最终沉沦；佛学借用玄学而昌盛。原本佛学进入中国，核心理念是‘苦禅’。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因为有欲望而众生皆苦。在玄学的影响下，产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中国佛学不再只是‘苦禅’。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可是率先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被佛家开除了。老和尚们整天吃斋念经都成不了佛，你个坏蛋扔掉屠刀就成了佛，门都没有。这一法旨很长时间才被认可，只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牛人。牛人的刀最大，最硬。 朱熹认为佛教不再只是‘苦禅’是抄袭了玄学经典《老子》，陈寅恪也有类似言论。笔者认为抄袭谈不上，只算借鉴罢了。宗教有自己的东西，不然看不清今日之西方世界。 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宿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而佛寺林立。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公元330年古罗马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山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笔者说过日本的社会更像西方，没有走出贵族制度。儒、佛同时传入东瀛。儒学就没发展起来。佛学却发现了沃土。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 平安中叶之后，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更进一步干涉政治。 战国时代的动乱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德川家康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 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玄学衰落下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看到这里就知道了，为什么精明的大富豪老是被假牛鼻子老道骗得晕头转向。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这其实就是认可了人的社会性，人性要服从一定的社会观。 康德被认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收官者。他的确为启蒙运动收了官。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在承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不否认基督的存在。和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还是世界的一部分，即宗教出于自然。 不得不说伟大的康德在这点上做了江湖骗子。即使很多西方学者也被他搞糊涂了。诗人海涅有个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 ‘第一批判砍了上帝的头，第二批判却魔术师搬得又把上帝复活了。’ 康德的心声说出了他的无奈，在《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西方成熟的社会道德只有神教，个人主义者甩不开它。（笔者在整片文章中极少用这个‘它’字，为了表示对宠物的尊重，对畜生也用‘他’字）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 可是自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人从一出生到死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自由不是人性的本质，自由是人的需求。人只有在团体中相互妥协，合作才能拥有现实中的一定的自由。 自由一直是被个人主义者所秉承的，光靠这一理念斗不过宗教。西方在启蒙运动中，从东方儒学中引入‘公平’理念，才被更多的贫苦大众所拥护，迫使宗教做出更大妥协。在第二次媾和中占据了主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伏尔泰的书房里挂毅.着孔子像.他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地宣传孔子和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成了名副其实的“孔子弟子.被一些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西方启蒙运动的成功之处是引入了公平，而这个理念衍生于儒学的“义”。义既不属于个人主义更不属于宗教，因此西方只是把它山寨化。 今天女皇、天皇的存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到1950年代，在美国的公交车上还，有黑人不给白人让座而被判刑的事例，1960年代，还有白人嫁给黑人而被判刑的事例。1961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著，开创了西方商业社会自由经济的新模式；1970年的《正义论》确定了新的西方社会观。1964年美国黑人才得到完全的选举权。 西方今天的社会模式是－－－－－－个人主义媾和宗教兼顾公正。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都把社会哲学称为第一哲学，地位在自然哲学之上。没有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昌盛。没有正视“实事求是”就没有祖国的复兴。 今天的儒学，在仁、义之中，只是缺少了一份对自由的包容。 痴人疯话，不笑不足以为道 第七章 江舟谈玄 7 玄学的人性论中还有两个重要课题，一个是才性论，探讨才华与人性的关系，出现两大派四种不同的议论：才性同，才性合；才性异，才性离。 另一个重要的课题便是一个“情”字，人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圣人孔子有没有情？最后认为，孔子是无情有性，就是说孔子本性就是那么好，他做的每一件好事都是他的真性，而不是感情所致。 当然，这是把孔子神圣化，其实孔子对于春秋前期西周的“人礼”体制是非常有感情的，由于他是庶出，怕被无嗣的嫡母加害，因此长期被他父亲藏着。在他父亲死后，是西周的礼法，使孔子迅速继承子爵，成为鲁国重要的贵族。 我认为玄学人性论中还有一个长期被忽视，但却异常重要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人性的差别，人的差别。认清人性的差别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玄学，对个人主义的认知。 庄子探讨人性，也还承认人性具有细微的差别，他的思想的核心体现在《逍遥游》。在《逍遥游》中通过大鹏和小鸟的对话，要想达到自由、顺应自然，需要达到更深层次认知。因此，庄子把士分六等，承认个体的区别。“浑沌之死”也是讲人性差别。这样早期的个人服从自然，忽略了人的社会性这个重要理念，那就是忽略了公正与妥协。 嵇康的阐述可以看成是对庄子人性论的解释。嵇康称：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这一段表示嵇康认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自然规律，不依欲望感情用事。嵇康当然也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限制词‘夫君子者’。就是说君子才能这样。小人不行，你还要在农田里拼命。其实就是贵族可以放达，别人不行。 这个观点是向士庶天隔，人分等级又大胆的迈进一步。（士庶天隔这一名词正式提出，是在士族没落之后，刘宋之后） 郭象在玄学中的崇高地位，还是由他的第一句话奠定的－－－“牛马不辞辛苦者，天命之固当也。虽寄之人事﹐而本区别在乎天也” 这句话表明了：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使玄学向他的终极目标‘士庶天隔，人分等级贵贱’大踏步迈进。 在士族的眼中奴隶和牛马没太大分别，天命就是来给庄园主干活的。 玄学作为两晋的统治哲学，以人性服从自然天道为理念，对社会规律有所规避，产生极大的不公平现象。如果我们拿出一个证据的话，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九品中正制，它甚至把士人划定等级。一二三品为名士，这些人很多时候仕途的起步便是三品官；七八九为劣士，即使腰缠万贯、良田千顷，也必须老老实实回家种地，做个官员的幕僚都不可以。 玄学作为个人主义的开端，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无法作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哲学。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也是这样，最终还是由更加惠及贫苦大众的宗教夺取了主导权。 ======= 玄学的没落上 玄学‘玄’在无为的世界观要向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妥协。那么玄学到了东晋为什么不玄了？ 从曹魏到西晋涌现出很多玄学大家，如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王衍、乐广、郭象。可是东晋后玄学就走了下坡，没有新的大家，新的思想。 原因就是佛学来了，佛学把玄学的世界观一板砖拍死了。 佛学在汉朝进入中原，但是不被认可，没有展现自己唯心的社会观机会。可是胡人原本信神鬼，第一个统一北方的胡人政权‘后赵’率先尝试了佛学，非常成功。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从战乱后的荒芜中拉了出来，出现一定的繁荣。佛学唯心的社会观也非常好使。他们对庄园里的农奴说，好好地干活，死后把你们送上西天极乐世界；不要记恨庄园主，人家上辈子做了善事，你们也做善事吧，下辈子也能做庄园主。 宗教的求善、忏悔取代了儒学的仁义社会观。 石勒后赵的成功引起东晋和成汉的艳慕。东晋才不再排斥佛学。可是佛学大师从北方来到东晋，语惊四座！ 佛学的世界观原本就是四大皆空。这样玄学的世界观被佛学解释为：以无为本，以有为空，性空假有。所谓不是叶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这一解释把玄学甩出了五条街。这是一整套唯心的思想理论。本、体都是唯心的，不矛盾。 此说‘标新立异’惊得东晋名士目瞪口呆。你若承认‘以无为本’，就永远辩不过佛学大师。标新立异这个成语就从此得来。 ‘以有为空’的本体论，玄学家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不敢提。更不敢承认，因为他的社会观要依附在儒学的‘有为’上。 人家宗教不怕，人家有自己的一套可行的社会观。以求善，忏悔的社会观，也使民众老老实实干活，将来到西天极乐世界。 因为佛学很早就讲究四大皆空，其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有”，“有”既是空，这下一下解决了玄学的最大难题，你看到的一切表象，大千世界都是空的。虽然这个说法彻底解决了玄学的世界观，但是就和以儒学为主的社会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是人家佛学不怕，因为人家佛学有自己一套较成熟而可行的社会道德理论－－－－普通人仍然要辛苦工作，修的正果，把你送到西天极乐世界（西方是送上天堂）。人家宗教的社会观也能支持劳动有为。 宗教拥有和玄学更相近的唯心世界观，而且在唯心上比玄学更成熟。依托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还有一套可行的社会观。 正因此第一次个人主义和宗教的媾和，宗教占了主导。宗教还得便宜卖乖，指责贵族无为遁世。（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兼顾‘公平’后，夺回主导权。但还是和宗教妥协了。这是第二次媾和） 所以宗教一来，玄学清谈就衰落了。因为你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人家对庄子逍遥游的世界观的阐述，甩出玄学家们一条街。人家还能提供另外一套与儒学有为思想完全不同的一种无为的社会道德观，这更符合玄学的世界观。这样人家佛学将玄学的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一下将死了。当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也都从个人主义中吸取的巨大的营养。 这样东晋玄学清谈“有”、“无”的关系，就谈不下去了。玄学自然没落了。 世界观没法谈了，社会观又不会谈，只能谈人性论（人生观）。 不要以为神学大家什么都能谈，谈至人性论，神学就被问晕了。你都四大皆空了，还要什么才华、人性。宗教是愚民政策，对人生观上的阐述是比较低级的。作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上进的人生观，是不能进步的。全是宗教理论，人失去自我，全变成行尸走肉，整个社会都等着上帝恩赐，会变成死水一滩。 因此，宗教也需要一个外来的人生观、人性论。所以宗教和个人主义谁也看不起谁，可又离不开对方。因此两者只有媾和，谁的了势还要骂另一方。 讨论起人性论，殷浩就把佛学大家支道林难住了。所以宗教和自由派还真是绝配，都有妥协的意愿。 玄学借用佛学而最终沉沦；佛学借用玄学而昌盛。原本佛学进入中国，核心理念是‘苦禅’。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因为有欲望而众生皆苦。在玄学的影响下，产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中国佛学不再只是‘苦禅’。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可是率先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被佛家开除了。老和尚们整天吃斋念经都成不了佛，你个坏蛋扔掉屠刀就成了佛，门都没有。这一法旨很长时间才被认可，只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牛人。牛人的刀最大，最硬。 朱熹认为佛教不再只是‘苦禅’是抄袭了玄学经典《老子》，陈寅恪也有类似言论。笔者认为抄袭谈不上，只算借鉴罢了。宗教有自己的东西，不然看不清今日之西方世界。 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宿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而佛寺林立。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公元330年古罗马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山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笔者说过日本的社会更像西方，没有走出贵族制度。儒、佛同时传入东瀛。儒学就没发展起来。佛学却发现了沃土。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的理念。 平安中叶之后，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更进一步干涉政治。 战国时代的****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德川家康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 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玄学衰落下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看到这里就知道了，为什么精明的大富豪老是被假牛鼻子老道骗得晕头转向。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这其实就是认可了人的社会性，人性要服从一定的社会观。 康德被认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收官者。他的确为启蒙运动收了官。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在承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不否认基督的存在。和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还是世界的一部分，即宗教出于自然。 不得不说伟大的康德在这点上做了江湖骗子。即使很多西方学者也被他搞糊涂了。诗人海涅有个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 ‘第一批判砍了上帝的头，第二批判却魔术师搬得又把上帝复活了。’ 康德的心声说出了他的无奈，在《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西方成熟的社会道德只有神教，个人主义者甩不开它。（笔者在整片文章中极少用这个‘它’字，为了表示对宠物的尊重，对畜生也用‘他’字）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 可是自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人从一出生到死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自由不是人性的本质，自由是人的需求。人只有在团体中相互妥协，合作才能拥有现实中的一定的自由。 自由一直是被个人主义者所秉承的，光靠这一理念斗不过宗教。西方在启蒙运动中，从东方儒学中引入‘公平’理念，才被更多的贫苦大众所拥护，迫使宗教做出更大妥协。在第二次媾和中占据了主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伏尔泰的书房里挂毅.着孔子像.他在各种著作中不断地宣传孔子和自己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成了名副其实的“孔子弟子.被一些人称为“欧洲的孔子” 西方启蒙运动的成功之处是引入了公平，而这个理念衍生于儒学的“义”。义既不属于个人主义更不属于宗教，因此西方只是把它山寨化。 今天女皇、天皇的存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到1950年代，在美国的公交车上还，有黑人不给白人让座而被判刑的事例，1960年代，还有白人嫁给黑人而被判刑的事例。1961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著，开创了西方商业社会自由经济的新模式；1970年的《正义论》确定了新的西方社会观。1964年美国黑人才得到完全的选举权。 西方今天的社会模式是－－－－－－个人主义媾和宗教兼顾公正。 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都把社会哲学称为第一哲学，地位在自然哲学之上。没有启蒙运动，就不会有西方的昌盛。没有正视“实事求是”就没有祖国的复兴。 今天的儒学，在仁、义之中，只是缺少了一份对自由的包容。 痴人疯话，不笑不足以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