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铁李川》 第1章 神仙铁拐李 我的老家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叫铁李川。 放眼望去，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都是一片由塬、山、岭、峁、崖、梁、坡、咀、川、沟、壕、洼和河组成的地貌。这种地貌纵横交错，绵延起伏，一眼天边。 村子的山脚下，有条南北方向的川道。川道中间，有条河，叫马莲河。 远远看去，横跨在村里的这段河流像条拐杖，带着明晃晃的光，霸气地将川道一分为二。 延河都栖息了人。由于李姓人多，因此叫铁李川。 小时候听奶奶说，马莲河两边的李姓同祖不同宗，说属于两个祖宗。一条蜿蜒的公路在大山与村庄之间绕老绕去，伸向了远方。因而我们村除了台地，山上还挂满了条条地和坨坨地。 从我记事起，我们村的人就生活在这山地与川地组合的小村庄里，有的居住在山畔边，有的在半山腰，有的钻在沟壑里，有的坐落在山台上。川道里梯田形的粮田，那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整理成型的，是铁李川口粮的主要产地。 说起铁李川，除了地形特征有些像人的拐杖之外，还与八仙之一的神仙——“铁拐李”有关。有人说，铁拐李曾经在我们村里传过经，布过道，所以叫铁李川。 对于铁拐李这个神仙，估计大家心里都有个印象，就拿我来说，小时候就在年画上、寺庙的墙上、戏台上看到过，是个留着胡子、瘸着腿、拐杖挑着葫芦、衣衫破烂而神态乐观的人物。至于传说，我们村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个读书人，能悟出道教的玄妙，颇有仙缘慧根，参加过多次的科举考试，可是因考场失利，屡屡不能考中，最后便不再执迷科举，而且看破红尘，离家远走，到处去求仙访道。经过多年的潜心修炼，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太上老君的高徒文始真人的指点，在陕西的华山之巅涅盘成仙，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及曹国舅一道成了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人物。 有人却说他是个屠夫出身，杀畜宰羊，孽障较深。一日奔丧之中，遇到一个猛虎，在生死关头，遇到一个瘸脚老乞丐相救，虎口虽托生了，但从此一条腿瘸了。后来他就放下屠刀，游走江湖，沿着蒲河一路北上，落脚到了我们铁李川。在村里生活的时候，由于无钱买油，曾在夜间凿开隔壁邻居的墙，用葫芦窃舀人家的油缸，被发现了，人家用刀剁去葫芦头，倒回了油。铁拐李受到了侮辱，从此离开了铁李川。后来，他得到成仙，又返回了铁李川，以残疾之躯悬壶济世，乐善好施，或用狗皮膏药，或葫芦中的灵丹妙药救治各类疑难杂症，从此在铁李川声名远播。 无论何种说法，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铁拐李的手里有两大法器，一个是拐杖，一个是葫芦。传说拐杖是西王母的蟠桃树上的一个树枝，早先是西王母送给太上老君的。太上老君收徒时，送给了文始真人。文始真人在传道时又送给了铁拐李。虽说是个树枝，但很神奇，一能知风雨辨寒暑，二能降魔除妖，扫除障碍；至于葫芦，那更神奇了，据说铁拐李在成仙后，为了消除病灾，普济众生，他潜心专研药理，并且炼制了许多灵丹妙药，所以民间说铁拐李的葫芦既能装酒，也能装仙药。铁拐李的葫芦除了具有治病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功能，就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载人过海。传说八仙过海时，铁拐李就是乘坐自己的葫芦过的海。可见，神话图腾中的铁拐李，是个悬壶济世、解困渡人的一个神仙。 我奶奶曾经有个上面刻有铁拐李形象的麻钱，奶奶说是压胜钱。戴在身上能逢凶化吉，成仙得道。记得我过十二岁生日时，奶奶从她身上佩戴的针奓里取出，用钉子在麻钱边扎了个孔眼，让我戴上。我在脖子上戴了许久，上了初中住校，不知丢在哪里了，从此再没见到这个花钱。 当然，毕竟是民间传说，铁拐李到底来没来过铁李川？谁也不知道。由于我们铁李川有着雄奇而神秘的鬼山和蛇山，有着安静而秀美的马莲河，有着松软而厚实的沙地，有着和铁拐李神仙沾边的村名，自然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各种传说。总之，无论何种传说，都是体现了人们对乐善好施者的一种尊敬和怀念，也表达了人们渴求自由、健康和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望。可以说，我就是听着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 我的家原先在铁李川的一座山崖下，山上和左右都盘踞着人家，隔河看去，一家家像挂在猫肚子上的小。东家的鸡一叫，西家的跟上鸣；上面的狗一咬，下面的跟着汪汪。山脚下，有一条时宽时窄的马莲河支流，在大山与川地之间蜿蜒地流向远方，在我的视线里，那河像条脏兮兮的青白布带，流向了山的那一面。 前面提过，铁李川姓李的人比较多。我的太爷在同族中是个比较有能力的人，土地多，马车多，当然家里的劳力也多，说白了就是个小地主。到了我爷手里，他喜欢赌博，经常出入合水、宁县的赌场茶馆，直到他生命的晚期，一点家底都被他赌完了。到了我父亲的这一代，家里基本是一穷二白了。 我就出生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家里。我们姐弟四人，我是老三。从我记事起，我家是一个面向阳的崖庄院，且坐落在半山腰，里面挖了几孔窑洞，我们全家就在这几孔窑洞里生活。哥哥和弟弟与我年龄的相差只有三四岁。那时候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时代，铁李川的山地居多，土地薄，在农业种植上又不具备现在这个科技技术，多数人是靠挣工分、分粮食过日子，那时我们都小，家里劳力少，家里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那年头，除了过年才能吃到白馒头，其余都是洋芋、杂粮和掺杂着麸皮的黑馍馍。有时候，我们饿得受不了，就巴巴的立在在锅台前，似乎要生吃。妈妈心里烦了，就举起了火棍，赶开我们。我们兄弟三个，经常顶了一床被子过夜，炕上除过竹子编的光席之外，几乎没有享受过被单褥子之类的东西。至于衣服，只要不光着屁股就行。村里的男娃娃有的到了三四岁，还光着屁股，我望着对方的“鸡鸡”，生怕自己没裤子穿，也把自己的裸露出去，特别怕裸露在女娃娃面前，因此和哥哥弟弟相比，我是个经常在妈妈跟前争取衣服的人。冬天里，我们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夏天了，就穿着一套勉强可以遮羞的褂子。冷了，钻在炕窝里取暖；热了，就下到河里嬉水。那时候，嬉水是我最快乐的事。尽管我们头上身上沾满了泥水，看上去一个个像站立的泥鳅一样光不溜秋的，但是，这光不溜秋的日子，却很快乐。 我经常和同龄的孩子一起打牌牌，折纸包包，或是弄个弹弓学射击，打一打狗头，瞄一瞄鸟儿。有时候，还跟上比我大的娃娃学扣麻雀。怎么扣呢？就是给地上撒一点粮食，然后将筛子架在粮食上面，我们趴在麦草摞后面等着麻雀进筛子吃食，这个时候，我们就将拴筛子的线线一拉，那筛子就将麻雀扣在了里面。然后将将麻雀捉住，拴在一起，给其糊上泥，最后是活生生地放在火上烤，直到能烤熟。 那时候，每当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感觉麻雀肉很好吃，如同从家里传出的饭的味道一样，总给我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 从表面看，在农村环境下的娃娃大部分都是傻兮兮的，其实对新生事物同样充满好奇。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村里进来一个照相的，大人娃娃都围着看，我硬是哭着缠住姐姐让人家给我照相，姐姐只好给我出了钱，但当照片从合水县城洗回来之后，我一看，懵了，可能是哭过鼻子的缘故，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受到了惊吓一样，充满了恐惧。我感觉自己很丑，当时就把照片撕了。 这可能是人性的一种本能地体现，那时候，我已经能模糊地分辨出美与丑了，这让我对于自己身边的环境有了好奇的观察和认知能力。 第2章 孩子王 1978年后季，我到铁李川小学上学。在我走进学校的那一年，只上了三年学的哥哥就辍学了。由于家里太穷，上学需要交几块钱的学费，父亲抱的态度是：谁能读进去书，就读；不能读，识个字就行了。姐姐比较聪明，父亲就让姐姐继续上；哥哥贪玩，父亲就让其回家，我和弟弟就顺理成章地上了学。 当时的学校只有一栋房子，没有院墙，也没有其他设施，教室门前是个比较大的场院。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前三年在我家门口村里上，后两年到宫河小学上学。前三年记忆最深刻的老师就是班主任习惠如，他终年四季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脚上不穿袜子。他后来当铁李川小学校长，一直到去年退休。现在，我们川里的娃娃几乎都是他教出来的。习惠如老师对学生抓得很严，不像有的学校有的班级，班主任还带头和学生打扑克玩。习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是，谁不好好学，或者学不会，他就硬打着教你。他经常给我们讲“悬梁夜读”和秀才考试、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目的让我们成为铁李川的秀才。为了管教我们，他在教育方式上有点暴力倾向之外，还有点不择手段，譬如为了让我们节省“铅笔”，只要不是吹风下雨，就让我们到场院的地上去写字算算术。当然，在地上写字的“铅笔”不会真正的铅笔，而是从废电池里挖出的黑芯子。那年月，即使废电池这个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每当需要到院里写字的时候，老师才把这有限的“铅笔”发给学生。而且每次在发笔之前，要求我们围绕他蹲个圈儿，然后他给每个学生往过发。 记得有一次，发到我跟前时，没了，我情急之下，一把夺过身边同学手里的“铅笔”，习老师见状，来打了我一个巴掌，让我用石子在地上写，而且还要写好。我就乖乖地按照他的意思，在地上划一个方格，在方格里划上横线，然后在在横线上写了起来。 尽管那时候笔墨纸砚对我们来说非常有限，但是作为农村孩子，总有一些办法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缺陷，当时在老师的启发和带动下，铁李川的学生，没有人不经历这种原始的学习方式。 习老师给我们讲语文算术的同时，还讲一讲发生在我们合水县的故事，譬如“太白夺枪”故事，譬如在马莲河畔挖出了“黄河古象”化石的故事，当然还有铁拐李在铁李川悬壶济世的故事，可以说，儿时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我逐渐了解了我的村庄。也在故事中，我的心一次次的越过群山，像天空翱翔的小鸟一样飞向了远方。 有时候，在和伙伴玩耍时，我们还利用起了故事中的情景——玩起了“太白夺枪”的游戏，我自告奋勇地当起了英雄，带着野性十足的伙伴，对着躲在山洼里的“敌人”，以树枝当枪使，打了起来。打到最后，就是短兵相接的肉搏。谁被扑倒，谁就举手投降。我们玩的逼真，玩的热闹，惹得村里的狗儿眼红，都跟着我们跑得不停。 对英雄的模仿使我在伙伴的群体中逐渐有了威信，用一个文绉绉的词来形容，就是成了“孩子王”。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孩子王”很没面子——那是因为爷爷的一次“偷粮”事件。从我记事起，我发现爷爷就是个瘸子，据说他当年从桑树掉下来之后摔坏了腿，由于没有钱治病，让其自然愈合，最后腿就瘸了。因为他行动不便，生产队就安排他看麦场。那时候家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为了接济我们全家的口粮，就利用看场的便利，就把场里的麦子装了一点。在他偷偷装麦子的同时，被滨娃发现了。滨娃是我村上的农民，路过麦场时发现了爷爷的事儿，就偷偷躲在麦场对面的高粱地里盯了起来，待爷爷背着粮食口袋要离开时，滨娃给生产队队长举报了。 针对爷爷偷粮食的行为，生产队专门开了群众大会。那年月，一旦那个生产队要召开群众大会，学校的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听到老师吹口哨，喊集合，要带我们去会场。当时，群众大会就在蒲河对面的宫河村。 我感到一股耻辱感朝我戳来，忙左右瞥了一下，生怕有人认出。但偏偏就有同学 高声叫道：“啊呀，是李小峰的爷爷，偷粮贼。”随着这一声，同学的目光立即齐刷刷地看向我。有的前倾，有的后仰，都试图从学生队伍中看到我。尽管带队的老师冷着声音在制止，喊他们别出声，站好队形，但毕竟是娃娃，老师再怎么维护我的尊严，都遏制不了他们的好奇心。看到这情形，我低着头，不敢看爷爷的背影，不敢正视同学， 在那一刻，我感到我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因为我心里有了这样一个信念：这辈子就是被饿死，都不去偷粮！ 而这个曾经举报过爷爷李滨娃后来在山里是挖沙子的时，工地塌了，压坏了他的双腿，导致双腿都瘸了。他本来家境不太好，腿瘸了以后家里更困难了，2004年，我想给铁李川的百姓捐点款，在家乡摸排困难户时，听到了他的情况。在这一瞬间，我脑海里首先跃出的念头就是：帮助他！我当即给他捐助了2000元。在我的家乡铁李川，他是第一个接受我捐款的人。 1981年，父亲从生产队拉回来了几只羊。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从父母的对话中，才知道世事变了，土地分给了私人，再没有集体出工这回事了。 由于给家里分了几只羊，每天需要有人放，地还要有劳力种。父亲见村上人陆续有人出去搞副业，他也想出去挣点钱，就将我和姐姐弟弟叫到窑里，问我们谁能念成书，谁念不成，让我们自个儿说。念不成书的，就回家放羊。 父亲生性刚直，要强，在村里，是个为人处世比较硬朗的人；在家里，他是绝对的权威。那年头，在他的心目中，种地和挣钱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以优胜劣汰的方式来给家里减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母亲性格比较柔弱，平时什么事都是父亲说了算。见父亲这样问我们，我就故意埋头写起了作业，因为我怕父亲不让我上学了。弟弟比我小了一岁，平时比较好玩，想到放羊可以和村里的娃娃玩，在我们都不出声的情况下，他自告奋勇，要求回家。就这样，弟弟成了我家最小的劳力。 有了哥哥和弟弟的“牺牲”，我才能够继续上学。 第3章 北斗七星 很快，我就要升到四年级了。由于村上的学校是三年制，这时候要到马莲河对面的宫河小学去上学。看起来隔了一条河，由于那时候没有跨河桥，要去宫河小学，得翻两座山。山路一般都很窄，像羊肠子似的，在山梁与沟壑间弯弯曲曲来回绕。夏天的风从山梁上吹过，山崖呜呜作响，给人感觉像猛兽藏在暗处叫嚣一样。那个年代，村里经常有狐狸、野猪等野兽出没。为了安全，我们清晨走学校时，都是手拿木棍，一个叫上一个，三三两两的结伴而行。 夏天遇到阴雨天，在蜿蜒的山路上行走，滑的动不动就一个狗吃屎爬在了地上，直到进了学校，身上泥，手上泥，常常在教室的滴水下接水洗手。不过，夏天咋说比冬天好一些。冬天黑的早，亮得迟，鸡叫二遍，就得下炕出门。遇到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每当遇到这种天气，我们就提个煤油灯照路，宛若已故女作家冰心笔下的“小桔灯”。这次我提，下次他拿。家里缺少煤油的，就拿个火把前行。遇到大雪了，虽然不用照明了，但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踏得脚下的雪咯吱咯吱的响。北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尽管妈妈给我做了棉手筒，但在小学的那几年，每到冬天，我的手就肿了，有的地方掉了皮，在红滋滋的地方可以挤出灰白的脓。奶奶说这是冻疮，一年冻坏，年年复发。为了根治冻疮，有一年我家在杀猪的时候，奶奶将我带到杀猪场，当猪被一刀子捅倒后，在往出喷血的这个瞬间，奶奶赶紧把我拽到猪跟前，将我冻伤的手往血口里塞。那时我年龄小，第一次见那血淋淋的场面，吓得不敢靠近，躲在奶奶的身后不敢伸手，硬是被奶奶塞了进去。之后就感到热乎乎的，拔出来时手成了个血疙瘩。由于猪血要做灌肠，别人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只能自己家杀猪时，才有这样的机会。 从那以后，第二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没有那么严重了，到了初中，基本就好了。由于去宫河小学的路况差，好多学生因此而辍学了，最后我们村上就剩下我和斌赦、俊辉、艾娃四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了。那时候，我们四个男生愿意了，还叫上女生一同上学了；不愿意了，我们四个就故意躲开女生。有一天，我们听见山下有人唱歌，仔细一听，是那三个女生，在唱《外婆的澎湖湾》。估计她们是害怕野物袭击，为了壮胆，就唱起了歌。远远看去，一盏灯在山坡上移动，那歌声在山风的干扰下一阵轻一阵重的，好像把音调也给吹歪了，不咋好听，因此我们就学狼叫，故意吓唬他们，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 虽然那个年代村里没电，但隔上几个月，还能看一次电影。记得有个叫《小花》的电影，在我们村里放映后，好多学生学唱《小花》插曲。有一次，那三个女生见我们不理她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故意在我们后面唱《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四个不知道针对谁唱的，你猜来我推去，谁也不愿担当，只听她们在后面咯咯地笑，也不敢回头去看。 当年上学根本没有钟表，上学全靠看“北斗七星”，或者听鸡鸣掌握时间。但每当遇到月夜，特别是皓月当空之夜，月亮一气照到天亮，掩盖了北斗星，鸡也把握不来时间了，往往比没有月亮之夜叫得早。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就比较难断时间，不是迟到就是早到。有一天夜里，由于是月夜，斌赦大致在夜里两点多就来叫我了，我们四个男娃娃刚走到沟底，碰见那三个女娃娃在等我们。到了学校后，发现大家都来得太早了，我们就相互依偎大门旁，感觉睡了一觉，学校的大门才打开。在等开校门期间，有个女生提出以后想和我们几个男生做个伴，上山时搭个伴。我立即说：“可以，咱们是男女两个队，你把你的队带好，我把的队带好，咱们每天早上五点准时在山口汇合，一起上山，谁磨蹭就拉下谁。” 从那天起，这几个女娃娃天天像影子一样遛在我们身后，既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又形影不离，那时候的男女总保持着距离，不像现在娃娃，有的在小学都交男朋友。 有一天，下着雨，我们几个沿着蜿蜒而泥泞的山路往上走时，听见有人摔倒了，我回头一看，是个女生，她被滑的往下溜了一截。我突然心血来潮，大声说道：“我长大后，一定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把咱们铁李川所有难走的路都修好！” 斌赦当时即说道：“别吹了，小心门牙吹掉！” 估计那时候我就有点争强好胜，就说道：“真的，不信你们走着瞧！我将来一定要挣钱，要挣到好多好多的钱！” 没想到三十年后，我真的挣了钱，也践行了儿时的戏言，这是后话。 农村实行私营化之后，农民的思想观念放开了，家家都盘算着怎样过好自己的日子，怎样改变自己的家庭现状，因而村里的农贸市场日渐活跃了起来，滋生了一些私营作坊或企业。父亲见村里有了收购石料的，在耕种之余，带领我们全家就地取材——在马莲河河里捞石头，淘沙子。那年头，捡一吨石头只有几块钱，由于家里太穷，父亲热衷于这种微博的收入，每年只要河面消开，父母就下河了。那些年，我经常从学校回来，只要往山边一站，就看见父母像大虾似的弓在河里在河里，河水泛着白光，在他们身边悠悠颤动。 捡石头淘沙子对于我家来说，只是一个副业而已，为了家庭的全面发展，父亲也在土地种植、家庭养殖方面下起了功夫。所以，养猪、养羊也成了我家的副业。由于我年龄小，且比较瘦弱，干不了捡石头的活儿，但放羊喂猪割草的事儿还是能干的。因此，有空我就去放羊。那时放羊也有其他和我同龄的伙伴，我们经常将羊混在一起放牧，为了便于区分辨认，我们给各自的羊背上都打了号。每天把羊赶到山上后，我们就坐下来玩扑克，要么就是割草捡羊粪。铁李川的山沟起起伏伏，沟对沟，山连山。虽然是个学生，但至今我对每个沟每道坡都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其他放羊娃的平时心里想的是什么，每当我把羊赶到山洼里，看到它们在空旷的山沟里慢慢行走时，我就盯着羊发呆，幻想眼前的三只羊变成了三十只，三百只，三千只。我赶着这庞大的羊群，穿梭在山洼里、沟壑里、河道里行和村间小路上，我从羊身上剪下了好多好多的羊毛！我用架子车拉着堆积如山的羊毛去集市上出售，吸引了好多目光，我拿到了好多的钱，在山下那平坦的田地上建起了阔绰的砖瓦房…… 那时候，尽管年龄小，但动辄心里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幻想，尤其待在山里时，我感到若隐若现的远山和天际边浮动的白云把我的心扯得很远，我的耳朵虽然听到的是清脆的鸟鸣声和哗哗的流水声，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听到自己跟自己在对话，譬如羊下了几只羔羊？羊毛卖了多少钱？养羊人太多了，卖不出去咋办？有时候，我想把这种对话写了出来，但感觉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想法时，我就画，不仅爱画bj天安门，画牛羊牲口，有一次，我还神使鬼差，画出了一座大房子，这座房子就坐落在山脚下，里面有宽大的院子，有好多房间。我给每个房间都分了人，奶奶住一间，父亲和母亲住一间，哥哥和弟弟住一屋，给姐姐单独给个小房子，给我画了个大房子，里面有写字台，有台灯，有装书的柜子和抽屉……反正，那时候，我的脑子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有时盯着天上的白云想，有时望着远处的山峦想，有时候，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手想。由于经常爱联想和幻想，心里总涌动着一种朦胧的、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我的梦想。 当然，作为一个山村孩子，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脱离不了山村孩子的野性，上树，嬉水，打架，掏山鸡蛋，我的身边总有几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和我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我给他们的印象是活泼，调皮，不安分，甚至也有点早熟……但是，每当我回到家，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爱独处，沉默寡言，在家里人的心目中，我的话比较少。除过按部就班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之外，剩下的时间，我就是玩弄书本。那个时候的父母整天为填饱肚子脱贫致富而忙碌，对我们的学习不像现在家长这么重视，我在疏于监督的情况下，自然是一种信马由缰的学习方式，就像我们把羊赶到山里，吃饱没吃饱都算溜了一趟山。因此，对于我发呆的举动，以及心里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父母几乎不问不理。 姐姐初中毕业后，也加入到了捞石头的行列。整个家庭，就是我一个学生了。父母见我多少具备一点学习的潜质，就把望子成龙的目光聚焦到了我的身上，希望我念成书，走出家门，打破太爷以来家族中没有出过“状元”的格局。 第4章 发霉的馒头 1983年，在宫河小学上了两年后，我小学毕业了。我属于吉岘乡，按理来说要在吉岘乡上中学，但是我的二叔在何家畔中学教书，建议我在何家畔上学，我就在何家畔开始上初中。 那时的何家畔中学还没有拉上电，早晚上自习时，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得准备一盏煤油灯。平时没事时，我就把各自的煤油灯擦得干干净净的，放在桌子抽屉里，随时备用。 由于中学离我家远，我只能住校。我们的宿舍是个窑洞，窑洞左右置放了两溜子铁架床。我被分在了靠窗的铺位上，窗前放了小条桌，便于放东西。靠窗虽光线好，但因为玻璃裂了口子，冬天的雪从玻璃缝隙飘进来，落到被子上我都不知道，宿舍很冷，也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如果说我后来的腿发生了病变，我估计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病根。 宿舍旁边有个圈了鸡的窑洞。那窑洞是学校租用农民的，农民为了预防黄鼠狼吃鸡，把鸡圈放在了窑洞里面。由于我们每个住校生都带了干粮，自然引起了老鼠的注意。老鼠不仅偷吃我们的干粮，还想吃肉，于是我们经常在迷迷糊糊之中，听见老鼠把鸡咬得呱呱惨叫。那时候，我感觉除了同学之间偶尔打架之外，打的最多的，就是老鼠了。 每周去学校时，母亲给我背上够一个礼拜吃的馒头或玉米饽饽，然后给五毛钱去买水，每天就靠开水泡馒头充饥。冬天，馒头冻得像砖头似的；夏天，没有几天就发霉了。在那个年代，尽管过着私人日子，但由于土地太薄，产量不高，加上遇到干旱，一年在地里的忙碌就白搭了，导致我家的口粮一直是紧巴巴的，家里人可以混着洋芋蔬菜填肚子，给我只能是纯粮食了。所以，即使发了霉也好，冻成砖头也好，我们都视若珍馐，赶到周末，基本都吃完了。 我在上初中期间，我家修建了一处新庄子。尽管新选的庄子还摆脱不了窑洞，但是相对群居在山崖下的那个庄院，新庄子不仅地势稍微好一点，还清净了一点，邻里之间的说话声、叫嚷声包括锅碗瓢盆的声音都没有了。当然，作为村里人，不论你居住在何处，都能听见驴叫狗咬的声音。我家的新庄按照陇东的民间行话叫地窝院，就是从平地上挖下一个正方形的庄子，三面墙面上可以凿出窑洞，一面安装大门，打院墙。父亲在这个庄子里挖了窑洞的同时，还盖了三间砖瓦房。门楼加砖瓦房，在当时的铁李川算是凤毛麟角了。据说当年村里在评选致富能手时，父亲作为典型被选上了，并且被冠以“万元户”。那时的万元户是比较受器重的，不仅村里人高眼一看，偶尔还上报纸。为了带动群众发家致富的信心，那时候政府对万元户的宣传屡见报端。 我知道，我家之所以能评委万元户，与父母和姐姐长年累月在河里捞石头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每家都有土地，但截止现在，靠传统的种植方式使土地产生经济效益，是很有限的。那个年代，土地对经济的贡献更是微乎其乎。只要能把全家口粮保住，就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恩赐了。所以，要让家里有钱花，必须有个能挣钱的副业。为此，尽管我们搬到新地方，但是父母依旧没有放弃捞石头掏沙子这个营生。一方沙子，一车石头，多少都能改家里带来一点收入。但挖沙子捞石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仅消耗大量的体力，还得有相当的耐心和毅力，且不说沙子，单是石头，不仅要从河里捞上来，还得弄回家，然后还要根据要求砸成规格一样的三角石。那时候家庭作坊，没有机器，都靠手工来完成。一块石头，不管大小，用可大可小的皮圈套住，然后抡锤子去砸，遇到年代久远密度过高的青顽石，震得你脑神经都在痛。我起初跟上父母砸石头，一锤子下去，劲儿使得屁都跟着响了出来。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跟上父母在河道里挖石头时，由于天太热，就钻在一个山旮旯休息。对面黎家川的台子上种着梨瓜，有几个小孩子就从河里面过去，准备上山台去偷梨瓜。我禁不住诱惑，也跟上去偷了，爬上山台一瞧，看瓜地的老汉正在睡觉，我们就像电影上的敌人钻封火线似的，个个匍匐到瓜地里，不管生熟，见瓜就摘，然后用衣服一包，光着身子遛回原地…… 现在想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盗窃行为。农村偷鸡摸狗的事儿常见，为嘴行窃的事儿也屡见不鲜。尤其在烈日下和石头打交道的人，谁见了那玩意儿不动心呢？况且，我是个孩子。 尽管如此，我家的大门前总是高乎乎地堆积着的沙子和砸好的石头，当然还有水洗石。洗石是不用砸的，直接囤积在坑边，车来了给人家一装就完事了。铁李川的河道恩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三种原始材料，那时候，铁李川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干采沙砸石头的事儿。作为采集者，每当看到绿皮颜色的拉砂卡车时，我们的心里就流动着一种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支撑父母捞石头的信心，也支撑着铁李川每一家的日子。 和家人相比，我算是个有福人，起码一周干不了几天苦力活，并且住校，一周才回一次家，所以，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也比较贪玩。有时候晚上没事干时，就和同学玩扑克赢火柴棍的游戏。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宿舍里玩时，被值日的老师逮住了。老师把我们送到校长跟前。校长让我们几个并排站在门口，一个个往过数落。到我跟前时，他说：“铁李川那里不能打牌？你跑到这里赌来了？”旁边的同学忍俊不禁，噗嗤一下笑了，校长一个巴掌就给甩了过去。 见校长发火了，我当时心里十分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二叔本身就在就在学校里教书，平时对我甚是关心，我害怕他知道，感觉丢人。尤其那个挨了校长耳光的同学，义愤填膺，总认为有人日弄（举报）了我们，提出要严查。我们一查，得知是一个姓郭的学生举报了我们打牌的事，我就放言我要收拾他一顿，那小伙吓坏了，第二天就转学了。 尽管我家的情况较之前几年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挣的钱都花在盖房子上了，家里的经济依旧是捉襟见肘。我每周走的时候，除了干粮，父母再我给我5毛钱。因为灶上的开水是2分钱一缸子，倒这，有时排队还买不上。我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有二叔的关照，我能买到开水，能泡个热馒头。冬天实在太冷时，也能在二叔的房子烤一烤火。我二叔有个儿子，叫李小云，比我高两级，对我也很关照，虽然由于房子小，我无法和他住在一起，但是隔二差三的，他不是给我提供热水，就是帮我把馒头热一下，偶尔还在他的房间弄几个菜，给我改善生活。有时候回去的时候，如果是他一个人，他就捎我回家。 父母成天带着姐姐和哥哥弟弟在地里干，河里捞，终于我们买了一辆自行车。相对村里其他人，我家是最早买自行车的人。偶尔，在父母不赶集不出远门的情况下，我就骑自行车捎着同学去学校。在没有自行车之前，二十多里的路程，我多数是步行去学校。偶尔遇到骑自行车的人了，就打着顺车。有时候为了讨好捎我的人，就给人家出钱打个开水，算是还个人情。 这么下来，父母给的五毛钱肯定是不够花的，为了能让自己手里有点零花钱，在上学之余，我到附近的镇子上批发一箱子方便面，为了别让同学发现，我故意寄放在商店里，先拿上几包，卖了再取。零售价七毛钱，我五毛钱拿来，卖一包，能长二毛钱。我靠倒腾方便面，手里总比其他同学活泛一点。 平时和我好的几个同学，譬如何庆涛、薛永红、侯先勇、赵武伟等，见我倒腾方便面，他们也想试试，但他们不得要领，买进来和卖出去价格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遂向我讨教买面渠道，我当然不会告诉他们的。告诉了他们，就等于断了我的财路。而且我发现，越是在他们跟前留点神秘感，他们对我贴得越紧。 但是我的灵活，也给我带来了麻烦，那就是学习成绩总不如人家。一次公布成绩之后，班主任认为我因为搞投机倒把活动，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警告我如果再发现倒腾烟，就要没收。尽管老师在班上点名批评了我，但为了挣点零花钱，我还是没收手，只是后来变得谨慎了起来。 二叔发现我和其他学生比起来，心有点野。一次，他将我叫到房子里，问我将来打算考大学，还是上中专？如果考大学，怎么也得读个高中；如果想考中专，那初三毕业后就能参加考试。并提醒我，大学出来，前途更好一点，中专主要是以技术专长为主，譬如当个小学老师或者技术员、工人什么的。 那时候，看到父母整天顶着日头在河里捞石头，我总想早点出社会，早点挣工资，减轻父母的负担，就不暇思索地说道：“我要考中专。” 但是，由于我把心思用在倒腾烟上，86年中专考试预选时，我因为成绩一般，没有被选上。因为预选之后，才能参加考试。尽管二叔提前把一些复习要点给了我，但是我不争气，没过预选关。 当时，我在学校的黑板榜上发现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失落的滋味。那一天，我脑子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要被隔离到山沟里，上不了塬，终生都见不到山外的世界了。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父母询问我考试的情况，听到我没有被预选上，父亲建议我如果想复读，就继续在何家畔上学。 我想到姐姐嫁给了西峰市（当时西峰是市的称呼，后改成了区）什社乡，听什社中学教学质量也好，就提出到什社中学去复读。父亲怕我连累姐姐，住校又太远，不太愿意。但我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执意要去，父母在无奈之中，只好同意我到什社中学去复读。 第5章 录取通知书 1986年9月，我背着鼓囊囊的被子等行李，走进了什社中学。相对何家畔中学，什社中学的宿舍虽然是简易的砖瓦房，但起码不是窑洞，且有上下铺，不论学习条件和居住条件都比何家畔稍微好一点。因此一进那个校门，我突然脑子开了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为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不惜一切代价考上中专！为什么要上中专呢？因为当大学还得上高中，高中出来还不一定考上大学。我想早点减轻父母的负担，早日走上社会，自食其力，不靠父母养活。 从此，我一改过去心急散漫的习惯，没再倒腾方便面，不再想挣钱的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我发现人只要心里有个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管住自己了。人一旦有个能管住自己的能力，就有动力，就能养成习惯。通过自我约束，我不知不觉地融入了好学的学生中间，每天晚上下课后，其他同学都走了，只有我和那些好学的同学在教室里复习。即使假期回到家里，也没有放松过。没事就待在房间里，关住门，不是复习，就是看点课外的书籍。弟弟有时候好奇，探进脑袋朝我张望，我一般都是毫不客气地给赶走了。 在家里，我是个比较封闭的人，一般不和家人交谈，不是我不喜欢父母和哥哥弟弟，而是我觉得在父母和哥哥弟弟跟前没有什么可说的，基本上是父母问我什么，我说什么，不问我就没话了。有的孩子在学习上遇到了难题，考试考了多少，平时和谁交往，谁谁谁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事，都会告诉家人。对我而言，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所以，学习上的事，包括考试成绩，我从来不告诉父母。即使在学校里受到了表扬或者侮辱，我都只字不提。这可能是我性格上一个缺陷，至今，我在家人跟前，都是这个习惯。 但是在比较要好的同学面前，我的话比较多，聊得兴奋时，善于把自己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说出来，常常有一些同学围在我身边，听得津津有味，包括女同学。上小学时，我经常和女同学跨距离走路，划线线坐桌子。现在到了中学，对待女生有所改变，尤其面对学习好、长相好的女生，心里还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因此，有时候我故意胡说冒聊，渲染气氛，目的是为了吸引女同学的目光。 跟我一样，在晚自习后还坚持复习的同学中，就有一个姓田的女同学，叫田玲。我发现每晚复习时，我不走，她就不离开。她越是能待得住，我感觉自己越有学习的劲头。不知不觉的，我与她有了一种既竞争又依赖的意识。她在文体方面，是个活跃分子，唱歌，踢球，朗诵，演节目，样样都行。我尽管五音不全，但只要田玲参加的文体活动，譬如合唱什么的，我基本都参加。 说起来也可笑，那个年代，由于集市上经常卖陈冲、刘晓庆和日本演员三口百惠的画张，也经常能看到一些进村放映的电影，所以，那时候，我脑海里还产生过当演员的梦想呢。可能是田玲平时爱评论一些电影明星什么的，我的兴趣就自然而然地跟上来了。总之，进入什社中学后，尽管我心里已经有了加强学习的目标，在这个优秀的女生的影响下，我感觉自己更加自觉，更有动力。当然，田玲对我也比较欣赏，喜欢给我纠正唱歌的发声，那道题解不出来了，也喜欢跟我交流。我俩几乎天天见面，从来没有发生过啥矛盾 很快，在什社中学的一年时间过去了，由于我的学籍在何家畔中学，所以参加中专考试，必须得回到原校。临走之前，田玲将一个笔记本交给了她的同桌，让他转交给我。这个男生打开笔记本一看，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祝你金榜题名，归来同庆”。 那个男生看后，使了个怪，偷偷给“庆”字上写了一竖，这么一来，就成了“归来同c”。 下课之后，那个男生将笔记本给了我，说田玲不好意思当面送我礼物，让他代劳。之后，他一本正经地离开了我。我当然不知道他改了字。当时我一看到这个“床”字，突然感到脸上发烧，赶紧合住了笔记本，顿时感到心里有点恍惚，我恍惚地上了厕所，恍惚地进了教室。心里一个劲儿地想：田玲平时很稳当，不多和男生说话，为啥突然变得这么大胆？在第二节课开始时，我偷偷地朝东北方向看去，发现坐在我前面的田玲神情很自然，听课期间偶尔转过头，碰上我的目光时，表现也很镇定，像没发生过什么似的。看到人家镇定自若的神情，我又收回目光，反复看这个字，终于发现了破绽，因为“床”字中间的那一竖，和其他笔画在颜色和粗细上有点细微的差别。可以断定，这一竖，是她的同桌男生划上去的。下课后，我揪住这个捣鬼男生盘问，他且笑且告饶地向我承认了。自那个“笑话”之后，我再没有和田玲联系。 在什社中学复读完以后，我就回来参加何家畔中学的中专考试。由于是临时参加考试，没有宿舍，我就住在二叔那里。考试前的一天，我发现二叔将一份预选考试试题放在他的桌子上，也没有给我明说，但是意思很明白，让我看一看考试题。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是我没看。我认为，凭我的能力，我完全可以考得过去。 我的小学同学斌社也参加了考试，他当时在班里学习最好，呼声最高的，结果在预选的时候一紧张，考试成绩不理想，没有选上，而我却顺利预选上了。接下来，我就参加合水县的中专考试。 我知道，这次考试，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尽管我心里有压力，但是我比较坦然，在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尽力摈弃一切杂念，抱了个顺其自然的态度，坐在了考桌前。 几天以后，我特意去县城查看分数。在教育局公布的考生成绩名单上，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成绩，尽管考分不太高，只有400多分，但是，这个分数我们班里，也是最好的了。不管怎么，我进入了录取的分数线。作为梦想考上中专的我，自然十分高兴。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消息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母亲和奶奶。 1987年对我来说，是机遇比较好的一年。因为考试科目中，没有英语。从88年开始，英语成绩就要计入成绩里面了，但我的英语成绩比较差，基本没有好好学。可以说，我是在这最后的关头为自己的未来赢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机遇。 之后，我就开始选择学校了。为了给自己找个适合自己又不至于滑档的学校，我有意了解其他考生的去向，发现报庆阳师范学校的考生多一点，其次是宁县师范，再就是庆阳农校、庆阳林校、庆阳卫校这五所学校。 由于与我同时进入分数线的几个同学成绩都差不多，有家庭背景的都上了农校、卫校和林校。我比较保稳的去处就是宁县师范。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将来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就是不希望自己当教师，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教书的料。而且我的最高目标就是离开庆阳，去省外上学，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所以，宁县师范我坚决不去！ 但是，父母认为宁县师范又近，而且教师是个比较稳定的工作，他们倒很愿意我去宁县师范读书。我对父亲说：“如果要我去宁县师范，我就不上了。” 父亲问我那你想去哪里？我说：“除过宁县师范，其他学校都可以，最好是长庆石油学校。” 可能源于从小到大，眼里看到除了山，还是沟，我总对外面的世界比较好奇。尤其想看看外地人是怎么挣钱和工作的。但是我的分数使我去不了外省，我只能在陇东这个地盘上上学。由于长庆油田基本都是外来单位组成，我也经常碰到操普通话的油田人，在我的眼里，这个学校融合了天南地北的人。因此，我选择了长庆石油技校。并且在庆阳这个地盘上，我认为长庆油田技校是最好的学校。 父亲听说报考这个学校的人比较多，怕我落选，就开始到处找人。因我家有个亲戚在庆阳地区教育局工作，他的老家与我家不远，就在宫河，父亲想让这个亲戚关照一下，让我到时别被刷掉。父亲为此去找亲戚。亲戚答应父亲，表示只要成绩上去，后面的事情他看得办。 由于我的考试成绩不错，加上亲戚的人情关系，我顺利地被长庆石油学校录取了。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一刻，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我在沟里放牛去了，太阳快要落山时，我将牛赶了回来。从我家门前的坡道上往上走时，母亲迎着夕阳站在院畔，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对我说道：“小峰，来了一封信，说是你的，里面不知写的啥。” 我到母亲跟前，眼睛只扫了一下，就看见信封上有“长庆石油学校”几个红色大字，就赶紧拆开，里面是一张泛着红光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附带了一张彩色宣传单。宣传单上印着学校的建校历史、办公大楼、教学设施和校园风貌等，平生我第一次看到印刷这么精美的宣传单，想想自己将要进入这个美丽的学校(当然和现在的学校在外观上没有可比性了），我心里很激动，感觉自己从此就置换身份了，从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将要变成了石油上的人，将来有工作，有工资，还能去外地，再不用跟上父母种地了。 巨大的喜悦，让我有种要飞起来的感觉，我狠狠地打了个响鞭，仿佛要向天地宇宙传递我此刻的感受！我由衷的高兴！淋漓尽致的痛快！一连几天，我都拿出通知书看了看，像个稀世宝贝似的爱不释手…… 但是我知道，中专通知书和一个大学的通知书的含金量是有差别的，所以，不管自己多么兴奋，在同学面前，我装得比较低调。没过几天，一个接到通知书的同学，组织我们这些考上中专的同学聚餐，我欣然赴约。见面后，他们都争先恐后地说着各自的录取情况，我则坐在一边沉默着。他们见我寡言不语，就说道：“你怎么不吭声？是不是没收到通知书？” 我故意说道：“是啊，怎么没有我的？” 他们就支招让我到教育局那里那里去查。我点头，但不说话，等到酒菜都上桌后，我们相互碰杯时，我才说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他们急问哪里录取了？我说是长庆石油学校。何庆涛忙说：“我开始想报那个学校，听说报考的人多，即使过了分数线，不一定能被录取，所以，我就另选了自愿。” 听他这样，我想我能被顺利录取，肯定那个亲戚帮我尽力了。那一刻我想，将来我有条件了，一定会报答他。二十多年后，我给亲戚所在的教育局捐了30万，这是后话。 1987年9月份，父亲将一沓卷在一起的报名费塞进了我的内衣口袋，母亲将给我新买的衣服和鞋子给我穿上，还带了一件冬天穿的绒棉袄，那件棉袄好像是28元买的，是我多年来最高档的一件衣服，然后将我送出铁李川，上了山，在公路边等待过往的公共车。 很快，公共车来了。在我踏上公共车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敬爱的当年离开韶山时，给他爸爸留下的诗词：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第6章 一只鞋不见了 长庆石油学校在宁县长庆桥镇，虽然还在庆阳范围内，但当时对我来说，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而且平时极少坐车的我还乘坐公共车到达目的地，内心的那个滋味就不用说了！那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公共车在公路上或急或缓地行驶，我的心一路捡着阳光和沿路的景色，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召唤着我。 到了长庆桥镇，离学校还有两三公里路，本身当天是可以去学校的，但是我在车站旅馆住了一晚，那个旅社很大，院子里坑坑窝窝的，房子又旧又脏，白色铺盖已经变了色，干净程度还不如我家的被褥。第二天9点多，我背着铺盖往学校时，路上碰见一个同学，自我报名叫何顺，说他是代表学校来接我们这些新生的。 我在何顺的带领下走进了心中梦寐以求的校园，展现在眼前的高楼、校舍、花园和走道，都呈现着一种乡村见不到的优雅和美丽。我这个平时司空见惯了山沟、土路和土窑的人置身此地，感觉像走进了世外桃源，一切都这么新鲜而美好。这时刻，我感觉我选择石油学校还是选择对了，那个助我走进这所学校的亲戚确实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没有他，在同等分数线内，我有可能被挤出招收杠杆之外。这时候，我发誓，这里就是我人生的，我一定从这里走出陇东，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何顺将我带到报名处，我在报名册上填写了自己的有关情况后，就算是正式报到入学了。 因我报考的是采油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在石油学校时只设两个班，即871班和872班。且门对门，距离很近，所以两个班的同学很快都熟悉了。 我被分到了采油工程872班，全班总共35人，其中有8个女生。班主任盯着花名册，让我们每个同学站起来做自我介绍，通过介绍，我这才得知，这个坐落在长庆桥山脚下的中专学校真的就像宣传册上介绍的那样，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学生，仅我们班，就有来自陕西、四川、广西、ah和玉门油田等地的学生，长庆石油子弟尤多。 学生自我介绍之后，班主任问：“你们谁都当过班长，举起手来。” 我在上初二时就当上了班长。本来不想举手，但想到我是从山村走出来的，在地理位置和家庭条件上，可能不如这些新面孔。为了掩盖自己这自卑的心理，让外地的同学能看得起我，我不暇思索地举起了手，也不看看还有没有人在举手，我的眼睛只盯着讲台上的班主任，目光自信而坚定。 班主任的眼睛在全班扫了扫，最后看向我，说道：“那就暂时由你来当班长。”从这一天起，我成了采油工程872班的班长。 因871班和872班的男生在同一个宿舍，开学第三天，我刚走进宿舍时，有人给我介绍了871班班长陈睿斯。我发现陈睿斯五官端正，头发浓黑，皮肤白净，挺帅的，以为是南方人，结果一张口，听出是陕北口音。我就问他是陕北哪里人？一个个头较小的学生扒在陈睿斯的肩膀上，看着我问道：“你问这么仔细干嘛？招亲吗？” 宿舍的学生哄的笑了起来。陈睿斯就顺便给我介绍了跟我搭话的学生，他叫赵志涛，和他同班。我就介绍说我是铁李川的，赵志涛即说道：“我知道，报名那天我就注意到你了，我也是马莲河畔的人，咱们是乡党。” 我发现赵志涛挺精灵，开学三天就和他的班长陈睿斯混的这么熟，且初次与我搭话，就那样说，可见不是个省油的灯，就有意没问他到底是哪个乡的，而是跟他闲聊了起来。没有会儿，吃饭时间到了，我刚从学校食堂的窗口打了饭，端来放到一张还没坐人的桌子上，陈睿斯也端着饭盒来了，坐在了我的身边，紧接着赵志涛来了，将一个凳子往陈睿斯身边一拉，意思给他占个坐位，他去打饭了。我、赵志涛和陈睿斯，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从此我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就是没想到，二十年多后，我们三个成了驰骋陕北油田的三驾马车，这是后话。 我的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代课老师叫孙爱厚。他四十出头，中等个子，戴着眼镜，人看起来比较斯文。他在我们的“起立”声中上了讲台，先挥了挥，让我们坐下，然后彬彬有礼地说道：“我叫孙爱厚，初次与你们见面，希望你们遵守纪律，注意听讲，学好咱们的课程。”之后，他打开书，继续说道：“今天第一节课要讲的课文是《包身工》，请同学们翻开书页。” 大家翻开书之后，孙爱厚老师眼睛朝全班扫了扫，问道：“班长谁？” 我立马站起：“报告孙老师，班长是我，李小峰！” 孙老师看了看我，说道：“你把这篇课文给大家读一遍。” 我一听老师的话，愣住了。原因是，我用什么方法读呢？用当地方言读还是用普通话？因为我上了初中才学校才提倡普通话，平时也不太说，所以几乎不会说普通话。犹豫了一下，我想，我们班里的学生有好多是外地人，有时候不免用方言说话，我们陇东的方言他们基本能听得懂，就用当地话结合普通话读。于是，我就朗读了起来。 平时读课文还算流畅，此刻在新的环境里，面对天南地北的学生，加上我试图说好普通话，又说不好，读起来连我自己听着都感到别扭。这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一读到“芦柴棒”就读成“葫芦棒”了。大家本来对我这别扭的读法感到可笑，都憋着，当我第三次将“芦柴棒”读成“葫芦棒”的时候，再也憋不住了，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几乎抬起了教室。 但坐在讲台上的孙爱厚老师并没有笑，拿得很稳，一本正经地说道：“注意看清楚，是芦柴棒，不是葫芦棒！” 转眼到了期中考试。尽管我认为我已经很努力了，但其他科目考出来的成绩不太好，我把希望压在了语文考试上，因为无论在小学还是初中，我的语文学得比较好一点。到了宣布成绩的时候，但见孙老师走上讲台，眼睛朝全班瞟了瞟，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那一瞬间，我心里比较高兴，以为自己成绩好，孙老师要夸我，结果他叫道：“李小峰。” 我说：“到！”赶紧站了起来。 孙老师说道：“把你的卷子阅出来之后，我还了解了一下你的其他成绩，都考得不好嘛，这个水平，你咋当了班长？” 我顿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怎么回答了，不由自主地左右看了看，发现他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我就说：“当初选班长时，不是问谁当过班长吗？我就说我在小学和初中都当过，结果就让我当。不行了……把我取了算了……” 孙爱厚说道：“取啥呢？在咱们班里你好歹是个小官，取了不是抹了你的威信吗？” 孙老师的话音刚落，学生又是哄堂大笑。我顿时感到脸上像挨了巴掌，十分尴尬。孙老师倒像没啥事似的，绷着脸说道“给你说的意思，你这个官要当着，成绩还要上去。当班长嘛，要以身作则，起码把自己提起来，别让人低看你。” 受孙老师的刺激，从那那天起，我有意在学习上用功了起来，到了期末考试，成绩上去了许多。孙老师给我递全班学生的语文试卷时，说道：“看来，李小峰你还是用功了，这次考试不错，希望你再接再厉。从你眼睛上看，你灵着哩，加把劲，会成为个好学生的。” 不知不觉的，在石油学校的一年过去了。1988年暑假期末考试后，还没到法定的放学日子，我们班里就提前就放了假。我回到家里的第二天，父亲就告诉我，说他帮村里跟县广电局要了一些钱，打算在铁李川架上一个天线，用来收看电视。原来他准备和村支书（也就是我的一个叔父，我平时管他叫“三大”）去四川购买天线，现在看我放假了，就让我代他去。 父亲由于在河里捞石头，成了村里带头致富的万元户，加上我考上了石油学校，在村里的影响和威信更高了，因此从乡镇到县上，在群众和村干部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硬朗人，致富能手。政府对于能人是比较支持的，又是关乎集体的事，所以，父亲没用吹灰之力，就给村里要回了两千元。 因是父亲要回来的钱，村委会自然就把采购设备的事交给了父亲。而且去四川，还是广电局提供的信息。我本来就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听父亲这么说，心里自然乐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啊。因此，离校的第三天，我就兴冲冲地跟上三大出门了。 先是骑车子捎着三大到了长庆桥镇，然后寄存了自行车，又乘坐长途公共车，到了西安，准备坐火车去四川。进了火车站，我让三大在外面休息，我去排队买票。但当我在火车站排队买票回来时，见三大被几个小伙围在中间，说什么他刚要点烟时，我三大把他碰了，不仅烫了他的手，还断了根火柴，要三大给他赔钱。 我三大知道他们是讹钱，见人多势众，僵在那里不敢说话。我听了他们的理由，觉得简直很可笑，就等瞪着眼睛说道：“火柴断了，是质量问题嘛，与他有啥关系？你们是不是没事找事？” 可能是我的眼睛太大，目光夺人，话一出口，就把那几个找事的小伙给震住了。在他们发愣之际，我拉着三大就走。我知道，是我的气势摄住了对方，给了我们一个逃离的机会。当两个强硬的人对抗起来的时候，谁先妥协，谁就是输家。 由于是第一次出门，没什么经验，买的票没有座位，上车后发现人们像豆芽似的挤满了车厢，我可以站，但我三大年龄大了，不能让他一路站去。于是我就在车厢里来回巡视，最后终于给三大找了一个座位。三大坐着，我立在他身边，眼盯四方，等待机会。 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到晚上了，还没有空出来的坐位。而这趟列车，要运行一天一夜才能到成都，一直这样站下去，肯定吃不消。我决定全车搜索，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坐下的位子。一直搜到最后一节车厢，还没找到。最后一个车厢是个餐车。餐车内不让顾客坐，可门口和附近过道里都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靠在旁边。我看了半天，发现餐车车厢有一个架子，是用来放菜的，但是当时菜已经取完了。我想这么挤，还不如呆在架子上面。于是，我跃身上了架子。这一举动，惹得周围人都抬头看我，我知道，此刻他们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为自己没有发现这个能坐下来的地方感到懊悔，这就是眼光！同样一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看你会不会发现，发现后有没有胆量去动，这就是自信！在他们羡慕的目光中，我惬意地躺了下去，搭起二郎腿，全身心地舒展了起来。 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一气睡到天亮，火车也到站了，我从架子上下来，发现一只鞋不见了，死活找不到。旁边一个收拾自己包的人说：“昨晚你的鞋掉到了一个旅客的面前，他给扔到外面去了。” 我一听，愣了，遂问：“那个人呢？”这人说：“早都下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