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 第1章 往新津去一路艰险 到外婆家全家欢欣 谁都有童年，廖文刚也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不知哪里是尽头。文刚在妈妈的背上，一颠一簸地望着前面的石板路，望着石板路两旁越来越高的梯土和山地里浅浅的碗豆苗，望着地边越来越高的柏树和远远近近不时出现的茅草房，心里有说不出的新奇。这是1947年深秋，廖文刚两岁半，他不时回过头来看一眼跟在后面的父亲，他叫廖紫云，这年47岁，个子不高，长得壮实，毛蓝布长衫，麻耳草鞋，一脸的慈祥，挑着一担小箩筐，扁担颤悠悠地闪着，箩筐里一头装着文刚的二哥四岁的廖中伟，另一头装着睡着了的四妹春晴——她还未满半岁——和一家人的锅盘碗盏。秋风吹着，凉悠悠的。路边的菊花，黄灿灿的。没人想说话。 “妈妈！外婆的屋，还有好远？”两岁多点的文刚不满寂寞不知愁，打破了沉默。 “还早，还早！”他爸爸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回答。 “饿了！”“我也饿了！”二哥附和着弟弟说。 “饿，饿你个妖精！翻不过这座山，就别想吃饭！”他妈妈嘴里，不容易出现温柔的字眼。她，名叫白翼坤，36岁，个子比他们的父亲稍高，宽额方脸，浓眉大眼，英丹布套装，草鞋，脚步咚咚地响，显得很有魄力。漆黑蓬松的短发已经被汗水沾在了白晰的脖子上，正冒着热气，文刚尖起嘴巴吹着，妈妈浑然不觉，迈着大步往前赶。 面前的那座山，真高真大。深草、大树盖不住的黑褐色的岩石，呲牙咧嘴，像怪兽魔鬼，石板路已经被它们吞掉了，只拉下了一条细细的黄泥路，象一条长蛇，在山里钻来钻去，除了山林还是山林。文刚叫肚子饿已经叫累了，便没劲地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只见父母亲和二哥都坐在山崖下，头上是纵横交错的藤蔓，地下是枯叶野草，三个石头一个锅，锅下枯枝燃着，锅里水开着。他还在妈妈的背上，而母亲坐着怀抱小妹在喂奶，文刚喊着：“下来！下来！”廖紫云马上跑过去解开被单，文刚急不可耐地从翼坤背上梭下来，直往锅旁边钻。紫云慌忙站起把他的膀儿抓住，大吼道：“烫！烫！”翼坤说：“想死呀！”文刚这才乖乖站定，笑微微地盯着锅里翻滚的红薯和跳荡的米粒。翼坤站起来，拉着文刚的手说：“睁大眼睛看汽车，轰轰轰轰，像老虎叫。” “会咬人吗？”文刚问。“会咬人！”比文刚大一岁半的中伟二哥说。 “我咬汽车！”文刚说。大家都大笑起来。翼坤说：“文刚有出息，眼睛大，耳朵大，胆子也大。” 吃过饭，这一家子又背的背、挑的挑，上路了。翼坤忽然骂道：“龟儿子，廖紫云，不打你妈的鬼摆子，桂华儿死得了吗？不是你打摆子把钱花光了，桂华不死，得有三个文刚那么高！”廖紫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文刚觉得妈妈的话音有点凄惨，就说：“桂华乖吗？”“乖，脸儿粉都都的，像我，像朵荷花儿似的。”“我也乖。”文刚说。中伟说：“文刚不乖，昨天还扯我的耳朵呢。”文刚说：“没有呀！” 忽然看见山下似乎是一个很长的坝子，一个怪物在里面奔跑，烟尘滚滚。翼坤忙说“汽车，快看，汽车！”文刚看见，圆圆的脚，方方的肚子，巨大的眼睛，卷着一路的黄尘黑烟，向这边扑来，只觉得这东西可怕极了。看见汽车，一家人都来了劲，一会儿便到了马路上。一辆汽车迎面而来，翼坤叫文刚快看，文刚却把眼睛紧紧闭上了。紫云赶上来说：“你不是要咬汽车吗？怎么看都不敢看了？”文刚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闭着眼睛仔细地听着汽车的怪叫，并不回答。翼坤说：“三娃子叫‘老虎心，兔子胆。’” 他们沿着马路走了一段，又岔入山路走。等他们再看见马路时，却看见一辆载人的汽车停在路边。离车几十步的长满黄菊花的山坡上，一些穿得五花八门的人端着枪，举着刀，散乱地站着，大声吼叫：“把钱交出来！”那些人整齐地站着，一动也不动。父亲颤抖着声音说：“在，在，抢人啦，快，快退回山上去！”这一家人慌忙车转身折回山林里，在草深林密处躲起来。文刚瞪着圆眼睛，奇怪地向汽车方向望去。 “妈……”文刚本来想问，人还敢抢汽车？“别说话！”父亲赶忙制止。看见父亲这样紧张，大家都大气不敢出。小孩儿本憋不住，偏偏中伟的脑袋下是一丛盛开的菊花，中伟看见了，摘一株在手里一扬一扬地向文刚招摇，文刚大叫一声“妈！我要！”慌得翼坤急忙用手掩住文刚的嘴，小声而严厉地呵斥说：“中伟！屁股痒了！”中伟反而大哭起来。春晴也哇哇直叫。紫云慌忙用手把中伟的嘴蒙住。翼坤也赶忙把奶嘴塞进春晴的嘴里。土匪听见了动静，有两个人向这边走来，一个端着枪，一个提着刀，都穿着老百姓衣服，破破烂烂的。他们望了望浓密的树林没敢深入。这一家五口，虽在秋风里，也吓得大汗淋漓。一会儿，汽车轰隆隆开走了，他们一家正弄不清是福是祸时，那一群人向这座山上走来了。只听他们说：“山上有人！”“都给老子滚出来！”这一家人都不敢动。“不自己出来，老子搜出来就宰了！”文刚的父母亲只得颤抖着站起来说：“我，我，我们是过路的。”“都下来！”。紫云只得挑着箩筐，拉着两个孩子、翼坤抱着春晴，提心吊胆地到了马路上。 一个粗大个儿看了看箩筐里，只有一个小铁锅，几个碗，几双筷子，几斤米，还有十几个红苕，便问道：“要饭的？”“不！去外婆家。”文刚说。“呵，这小把戏还真乖。” “放了我们，老总，我们都是穷人，没什么孝敬老总的。”这些人把大人小孩反复看了几遍，粗大个儿才说：“去。”一家四口，这才真像漏网之鱼，慌忙朝大路奔去。受了这番惊吓，累和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议论着、庆幸着，饿了自己煮点东西吃，天晚了找穷苦人家借宿一夜，又走了三天多。 他们走完了崎岖山路，进入了新津地界，一望无涯的田野，平平整整，麦苗、荞子绿油油的，江河纵横，波浪滔滔。翼坤高兴地说：“再半天就到外婆家了。你舅舅的歌，唱得惊山映水的，好好学学。”中伟、文刚都来了精神，问这问那，不肯住口。“要看见你们大哥了，中伟、文刚没见过，五年了，该还记得我们？”翼坤说，“遇到你这样的老者，真是瞎了眼睛！”她的眼圈儿也红了。“哎！”紫云只是长长叹了口气。 暮色苍茫时，他们到了岳店子街上，小青瓦房木板屋，街面铺着青石板，有一株黄葛树高入云天。从街尾一个小巷子穿过去，就到了外婆的家门外。左手边是南河，绿波宽阔，碧涛涌动；河边是长长的鹅卵石带，远远望去像无数的馒头。右手边则是一片竹林，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翼坤抱着春晴走，紫云挑着中伟和文刚走。刚进入深深的竹林里，文刚就听见了奇妙的声音，似乎从天外飞来，像敲铜元似的，又像山沟里缓缓的流水声，文刚问：“妈，什么在响？”“是你舅舅在按风琴。”白翼坤激动地说。穿过一大片竹林，眼前出现了一道极其高大的门，门上整齐地排列着四排酒杯大小的铜钉。门上用篆字写着一副对联。 上联：孔方兄与我无缘我懒去寻他休怪他不亲热 下联：释伽佛敬他做甚他既能度我何须我去修行 横批：愧无忠孝报朝廷 对联的字，都是烫金篆书，不仅廖文刚兄弟看得眼花缭乱，就是紫云也不知所云。只有白翼坤听他父亲讲过，这是一位前清官僚写的，表达他不爱钱，不信佛，隐藏着只信孔夫子的意思，可是，自己却不忠不孝，不能报效朝廷。表面上是自责，实际是在写自己处在社会变革大潮中，安贫乐道，不能有所作为的无奈和苦闷。这宅子几经变迁成了一位旅长的外宅，因为陈旧，才转租给文刚的外公白仲清一家居住。 廖紫云一家子小心翼翼地进了门。满院子响着风琴声。翼坤刚刚跨进院子就把春晴扔给紫云抱着，哭喊着“妈……”向阶沿上奔去。文刚抬头看见阶沿上有一个瘦小的老大娘，在迟疑地张望。文刚还不认识，这就是他的外婆赵良慧。“哪个？大女子？大女子啊……”那大娘哭喊着奔下阶沿抱住扑过去的翼坤，哭成了一堆。风琴声停了。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一群人陆续从各间屋子跑了出来，里屋还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发问：“哪个！哪个？大女子？”随着问话声，一个高大白胖的老者扶着墙走出来，文刚当然也不认识，这就是他的外公白仲卿。翼坤又奔过去扶住，泣不成声地喊着：“爸……”穿着西装革履、身材高大的人大声说：“怎么都只顾哭了？好不容易一家团圆，该高兴才是呀！”这就是舅父白翼翎。闻声跟着出来的，还有七八个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大家都围着翼坤劝慰。 显然，文刚父子四人被冷落了。他们痴痴地站着，也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春晴也不哭，张着眼睛看着。文刚兄弟来到了母亲不只描述过三百遍的外婆家，见到了虽没有见过面却被母亲早就讲得活灵活现的家婆屋的亲人。他们看着这高大宽敞的四合院，棱角分明、又宽又高的阶沿，窗户上还糊着纸，门枋上还贴着字，院坝边还种着花，以为这大约就是妈妈故事里的人间仙境。文刚望着那个瘦小的大娘想：他就是外婆吗？妈妈说她最爱我，怎么只顾哭，不理我们？那个大白胖子肯定是外公了，眼睛瞎了，看不见我；高个子一定是舅舅，好神气，妈妈说，穿得巍呀堆的，不假；戴眼镜的女的，可能是舅娘，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像妈妈的，四姨？头发浓密，满脸精神，声音很脆。 这时两个小孩向文刚他们跑了过来，紫云端详了一阵，忙给中伟、文刚说：“快呀，快喊莎晴表姐、剑雄表哥！”紫云其实并没有见过，只是从书信来往中得知而推测的。这两姊妹穿着讲究，长得壮实，长相和文刚差不多，只不过显得更健壮些。中伟吓得缩着头，不敢吱声，紧抱着父亲的腿，文刚却清楚地喊着：“莎晴表姐、剑雄表哥！” 一个瘦高个子走过来了，穿着背枪的人穿的那种衣服。后面还跟着一个女的。女的就是四姨白翼祥，男的是四姨父李仲伦。“快喊四姨父、四姨！”紫云慌忙说。文刚喊了声“四姨父”，声音挺大。中伟呆呆地望着，不敢出声。四姨父弯下腰来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说：“又添了两个小侄子，真乖！”亲戚们这才又向他们围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拉扯进了屋子里。外婆挤进来抱起中伟看一看，又抱起文刚看一看，说：“那孩子━━”“叫中伟”，母亲介绍说。“猴子脸，像廖家的人；这孩子，乖，方面大耳，像我们白家的人。”母亲说：“老三叫文刚，生他的时候，梦见我拄着一根雨伞的架子叮当叮当在地下走，忽然地下裂了条缝，钻出一个东西来，像小豹子，直向我身上爬，房子顿时像开了天窗，碗大一颗星星落在我的怀里，我吓得大叫，一惊而醒，去小解，不知不觉就生下了他，不哭不叫，小嘴啃着拳头。”“那，这孩子会有出息的。”舅舅说。大家都挤过来看文刚。“怎么不见老大呢？”翼坤问。“他住校，不回家。明天我去叫他回来。”舅舅说。只听胖老头大声说：“都进屋坐！来了就好！” 大家于是到了堂屋里。里面放着太师椅、木椅、竹椅、长板凳，放得有些散乱。外婆招呼大家坐，亲戚们问长问短，紫云和翼坤择要回答。见面的热闹之后是吃饭，吃完饭，洗涮完毕，大家又坐在堂屋里闲聊。外公说：“廖紫云儿，五年多都不来一趟，信也不来一封，我们还以为廖家人死绝了呢！”翼坤大声说：“穷啊，走不起。写信，你们看了也揪心。” 外公说：“穷，现在知道穷了？不听老人言，难免受饥寒。老子八次叫你改嫁，你就是舍不得这只脚猪！”翼坤一听火冒三丈：“眼睛都瞎了，还说这种没良心的话，那些年，到断桥河来，几个月几个月的住，你可没有叫过我改嫁！”外公桌子上一巴掌：“老子没良心！你山隔几十座，路隔几百里，来找我做啥？”白翼坤说：“现在廖紫云穷了，可不是来投靠你的！”文刚、中伟见母亲和这个胖老头吵架，吓得不知所措。廖紫云却笑嘻嘻地坐在那里，仿佛他们吵的事情和自己毫不相干似的。 四姨白翼祥说：“这一家人好不容易见回面，每次见面就吵。是不是不吵就没有话可说呢？那些年，我和哥哥，经常去断桥河，我们读书的钱，都是大姐给的，爸，怎么还说这种话！”外公白仲卿说：“好好，你们都翅膀长硬了，都是老子不对！”外婆说：“白家的种草就是这个样子。”四姨父李仲伦说：“一家人，不要说那些勾勾刺刺的话。”舅父说：“穷，说不定还是好事哩，可能穷人会有分田分地的一天。”“胡扯！”外公似乎已经忘记了才和大女儿口角，又到这里来开辟战场：“白翼翎怕是读书读晕了，人家辛辛苦苦挣来的地方，肯分给你？”舅舅也不回答，昂着头回自己的屋里去了。白翼坤问：“没见着三妹，她过得还好嘛。”外婆回答道：“颜茂廷，人很能干。勤扒苦做，吃的不成问题。”四姨说：“前天我还和妈去了青云寺，三姐白翼贤，有四个小的了，长真，还有一个叫颜泽玉，一个叫颜泽云。小的叫花颜泽凤，就有春晴这么大。”大家又闲谈了一会儿，孩子们都在大人的怀里呼呼睡着了。外婆安排了住的地方，外婆和四姨睡一床，翼坤领着中伟、文刚睡外婆的床，父亲和四姨父李仲伦睡一张床，大家才各自安歇。 第2章 新津河滩捡石子 黄泥渡上祭小坟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早饭，大人各自到找饭吃的地方去：廖文刚的舅父白翼翎到新津教书，四姨白翼翔到花桥子执教，四姨父李仲伦到警察局上班。家里来了远客，舅娘张淑华和外婆就上街去买吃的，外公白仲卿，双目失明，就半躺在马架椅上和抱着春晴的翼坤、紫云闲聊。 莎晴、剑雄和中伟、文刚一起玩。四个孩子，都差不多年纪，一会儿在院子里跑，一会儿到竹林里玩，一会儿到河边上耍。深秋的南河边，河风不时吹着，十分清爽，在河滩上玩耍，就有无穷的乐趣。尤其是满河岸的鹅卵石，大都浑圆得令人爱不释手。小的只有小指大小，小巧玲珑，大一些的，像雀卵，像鸡蛋，更大些的，光溜溜的，像猪腰子，像蜷曲着熟睡的小猫小兔小羊小狗。而且五颜六色的，有雪白的，有紫色的，有淡红的，有黛青色的。还有各色各样的小贝壳。文刚兄弟，见着好看的好玩的，拾起来就舍不得丢，放进衣服包里，莎晴表姐见着好玩的，就拣起塞在文刚的兜儿里，中伟说：“我也要，我也要！”剑雄说：“给你，给你。”他捡起一块比拳头还大的塞进中伟的衣兜里。“噗”的一声，中伟的兜儿线暴开了，小鹅卵石“哗的”一声全滚了出来。中伟急得大哭，剑雄也吓愣了。莎晴说：“不哭不哭，我找妈妈缝。”文刚说：“不哭，等会儿我们再来捡。” 四个孩子离开河坝，往回走，这里有一股清泉从崖上涌出，哗哗流向南河里。在入口处有许多巨大的鹅卵石，半没水中，成了大人洗衣服的好地方。水，清澈得能看清里面的河沙、石子。中伟见水里有一块淡红的小石子，就用手指着说：“我要！”莎晴说：“我有办法。”她找来一根细棍子，拨来拨去，总拨不着。剑雄说：“我来！”鞋子也不脱，就踏进了水里，伸手去抓红石子，半节袖子都泡进了水里。三个孩子一声惊叫，慌忙伸手去拉。剑雄抓起那个红石子，三个拖着他上了岸。“给你，小表哥。”中伟比他大半岁。中伟接到手里，高兴得跳。莎晴说：“我们快跑回去，衣服湿了，要挨打的！”“不要说，不要说！”剑雄直给大家摆手。文刚说：“挤干，挤干！”大家就七手八脚地帮剑雄挤袖子，挤裤脚。帮他把鞋子脱下，挤袜子，倒鞋里的水。太阳早已经出来了。廖中伟说：“再到河坝里跑，就干了。”四个孩子又向阳光灿烂的河坝里跑。 孩子们都跑累了，才回家来。文刚听外公躺在马架椅上说：“翼坤，我不明白，廖家怎么会败得那样快？那么多土地，那么大的买卖！”翼坤说：“廖紫云是菩萨心肠、豆腐渣脑袋，他的对手都是修炼成精的；我们家不是也用了他很多钱吗？”廖紫云说：“要说，都怪翼坤，杨保长逼债来牵廖云帆的猪，白翼坤硬喊起油匠，给拦了下来，杨保长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抓了文生的壮丁，伙起人来偷盗，我哪里对付得了！直到土地卖光，债主盈门，这才逃来投靠外公。”廖文刚当然不懂，他父亲讲的，是民国二十七年的事。他父母亲在新津过了五年，文刚的大姐和三姐都埋在了黄泥渡山上。文刚的母亲白翼坤到荣县当了纺纱工人，到民国三十二年初才回到了断桥河。去新津的时候，是五个人，回去的时候，除老大文辉留在新津读书外，就只有他们两口子了。这当中的变故和痛苦，只有他的父母才清楚。 外公白仲卿说：“要是老子，就宰了他！”文刚问：“用刀宰吗？”“对，用刀宰——这是哪一个？” 翼坤忙介绍说：“是文刚，还不快喊外公，活着的，算老三。民国三十四年生的。”文刚喊道：“外公！”“过来，让外公摸一摸，看有没有出息。”文刚看着这个神秘莫测的胖大老头，虽说知道该叫他‘外公’，但毕竟弄不明白，外公到底是什么，特别是昨晚上又那么凶地和母亲吵架，不敢贸然过去。翼坤催促说：“文刚，外公喜欢你哩，过去，请外公摸。”文刚迟疑了一阵，才慢慢走到离外公一尺多远的地方站定。外公伸出手来，准确地摸着了文刚，抓住他的肩，拖到了怀里。边摸边评论，“唔，这头不小，不是憨包；呀！这么好的耳朵，有官做；这，这下巴，唔有股牛劲儿，能办成事。这，这是什么，这里有颗痣？遇见的伤心事儿不少，不过不妨事，有牛劲儿就不怕。” “中伟，你也过来请外公给你摸一摸。”翼坤说。“不干！”中伟大叫一声，跑到院子里去了。 剑雄说着“爷，给我摸一摸！”便奔了过去。白仲卿一把抓住，说：“剑雄，这手，怎么这么冷！”“不冷！”剑雄想要挣脱。爷爷用左手紧紧捏住剑雄，用右手从头到脚一摸，说：“杂种，流了尿！”“不是！”“滚了水？莎晴，你是怎么带的人！”莎晴说：“是他自己跳下去的。”白仲卿给剑雄屁股上一巴掌：“你想死呀！”文刚向前说：“不要打表哥！”剑雄放声大哭，惊动了文刚的舅娘剑雄的母亲张淑华。她跑出来，拉起剑雄就走：“三岁娃，你打她干啥？我们娘母几个，是你们白家的眼中钉！”白仲卿说：“不打不成才，他今天朝水里跳，明天朝崖下跳，就对了！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白翼坤上前去抚着剑雄说：“来，大姨给你换！以后不要跳到水里。”剑雄抽泣着说：“小表哥，要，要，红石子。”文刚上前去说：“表哥，是去给二哥捡石子。”白翼坤说：“老二，就是妖精！这么冷的天，叫表弟到水里给你捡石子？”中伟说：“他自己跳的。”白翼坤帮着张淑华给剑雄换了衣服。剑雄一穿好，四个孩子，又像一阵风似地卷出去了。 第二天，天是乌沉沉的，看不出早晚，吃过早饭，翼坤一家告别了外公，要去新津农职校看老大廖文辉。莎晴和剑雄听见要去新津，也闹着要去。白仲卿说：“好走！那么远的，你大姨照顾老表、表妹还忙不过来哩！”白翼坤说：“想去，就等他们去，这么几里路，他们能走。”两个孩子高兴得跳，立即加入了这支探亲队伍。他们已经走出了院子，只听见外公在高声喊：“翼坤，回来！”翼坤回到了院坝里，她爹已经站在院子中间了。“破了产，没钱？”外公说着，从兜儿里摸出四块银元，“文辉也过得苦，四个孩子，也要吃一顿饭。”翼坤接过银元，什么话也没说回头就向外走。四个孩子跑着跳着，好不高兴。 河风吹着，并不太冷，走起路来也不并热。白翼坤背着春晴，紫云手里提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翼坤给老大做的一双布鞋，和一条用旧呢子大衣给文辉改做的裤子。两个大人和这四个小孩，一路说说笑笑地走。一会儿大人牵着小孩走，一会儿大人背着小孩走。深秋的田野，除了散发出苦味的黄菊花和碧绿的荞子、小麦，似乎就没有什么神采。但河水却填补了这一缺陷。走一里把路又过河，走一把里路又过河，虽然只是过河船，但上船的摇荡，橹声的咿呀，行船的轻快，江水的清澈，船夫的变换，乘客的来去，都使四个孩子感到新鲜。肚子有点饿的时候，他们看见了飞机场，远远地看见几架飞机停在机场里，好像是木头做的，完全没有可以飞上天去的感觉。文刚问：“飞机不是活的吗？怎么不朝天上飞呢？”翼坤回答说：“要日本的飞机来了，才飞上天去打。”“日本的飞机怎么还不来呢？”“小傻瓜儿”翼坤说，“你生的那一年，日本就投降了，以前他们的飞机经常来轰炸，炸过成都，炸过嘉定。”紫云说：“炸嘉定过后我去过，死尸遍地都是，挖起大坑，用大箩筐抬去埋。”他们边走边聊天，到了新津县城。 新津县城，翼坤并不很熟悉。她的老家在五通桥竹根滩的屙屎坝。那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街都有她的脚印。她是船工的女儿，五代人中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孩，她曾祖父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带着她到处去听评书，听打围鼓。《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三侠五义》、《封神演义》等许多话本小说的章节，许多侠义小说，她都能一一讲得大体不差。天有不测风云，民国六年一场大水把竹根滩的屙屎坝变成了沙洲。她们一家人云飞星散。她和父母坐的船，顺水漂流，辗转流落，终于到新津来安了家。她的几个叔叔坐的另一只船，至今杳无消息。翼坤看着新津的街道，想起的却是儿时的竹根滩。 他们到了宝子山下农职校，请看门人把廖文辉叫到了校门口。中伟、文刚都还没有见过妈妈念叨过千百回的这位大哥。当时有十一二岁光景，穿着学生装，他匆匆走到门口，并没有注意两个小弟弟和父母亲，却看着莎晴和剑雄问道：“莎晴、剑雄找我？”。翼坤已经声泪俱下，一把抓住文辉说：“辉儿呀，认不得老娘了？”文辉大吃一惊。迟疑了片刻才喊“么娘！伯伯！”扑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原来算命的说文辉命大，父母都承受不了，不能叫爸爸妈妈，于是叫他把父亲叫“伯伯”，把母亲叫“么娘。”后来生的孩子，也照着把父亲叫“伯伯”，但是叫母亲翼坤却叫的是“妈”。莎晴等四个小孩都呆呆地看着。文辉母亲回井研去的时候，不到三十岁，黑油油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现在头发虽黑却少了光泽，两眼已经没有了神，显得浑黄。而父亲则完全成了一个瘦老头，他竟然没有认出来。父子母子见面后，翼坤叫中伟、文刚：“喊呀，喊大哥！”中伟不敢喊，文刚大声喊道：“大哥！”文辉拉着两个弟弟的手说：“我还有两个铜元，请你们吃烧饼！” 他们一行八人离开校门，翼坤在路边小摊儿上买了七个烧饼，要了一碗开水，大家吃了。春晴还不能吃，只是望着大家吃，还咂着嘴。翼坤又叮嘱了文辉许多要努力学习的话，把外公给的银元给了文辉两个，让文辉回校去了，才慢慢向岳店子走。中伟、文刚、莎晴、剑雄早就没劲儿了，只得由紫云和翼坤，一会儿抱抱这个，一会儿背背那个，一会儿在脖子上骑“马马镫”。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不怕慢，只怕站。”紫云坐一会儿就这样说，说完，爬起来就走。天黑了好一阵，他们才回到了外婆家。 第二天，深秋的太阳，偏偏还红得耀眼。廖紫云一家五口由外婆陪着，上了黄泥渡山上，白翼坤手里提着一个有盖的圆篮，里面装着些祭品。山上是一片地，地里都种着小麦、豌豆，浅浅的，盖不住生长它们的黄土。只有庄稼地靠东边的山脚下，有晒垫大的一块，野草丛杂，虽然有些枯黄，但却没有露出一点黄土。仔细看来，才能看出，草丛里原来是两块土包。地里并没有路，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庄稼地里向那一块草地走去。离那个小草垫还有十来步远，文刚发现母亲已经泪流满面了。 大家的脚还没有走进坟场，翼坤已经泣不成声了：“桂，桂华，三姑，三姑儿，妈，来，看，看你们，来了──”随即一声长嚎，白翼坤手里的篮子，掉到了地上，人也瘫下去了。文刚、中伟大叫着“妈妈”奔过来；外婆和廖紫云赶忙围过来蹲下，扶住翼坤，外婆颤抖着声音说：“大女子，不要这样……”廖紫云说：“慢慢地哭，不要急。”过了一顿饭的工夫，翼坤才缓过气来，说：“老天爷呀，你狗日的瞎了眼睛啦！我白翼坤前世作了什么孽啊，这辈子来受这些罪……” 紫云见翼坤没事了，才拾起圆篮，走到坟前，揭开盖子，一件一件地拿出里面的东西安顿好。先在两座小坟前，各摆上一个土碗，再在碗里各放上一块拳头大小的肉，两个鸡蛋，一个豆腐干，两个红橘。然后，拿出几炷香，翼坤流着泪爬过来，划燃火柴，点着，两座坟前各插上四支，坟场上立即香烟缭绕，散发出一阵幽香。紫云又取出四支红色的小蜡烛，也由翼坤点燃，中伟、文刚各抢着两支，学着父亲插香的办法，插在了两座坟前的泥土里。最后，紫云拿出厚厚的一叠黄纸，上面有许多很规则的圆圈，分了一半给翼坤，放在两座坟前，点燃了，立即烟焰冲天。外婆、紫云和翼坤都说：“桂华儿，三姑儿，快来享用！”中伟、文刚已经明白了，坟里就是他们听母亲哭诉过几百次的大姐桂华和三姐。他们没有听见父母说过三姐的名字，只知道叫“三姑儿”。对眼前的一切，文刚觉得无限的奇怪和迷惘，她们怎么钻到里面去的呢？在里面怎么出气呢？摆着的这些吃的，她们怎么拿进去呢？他看见外婆、父亲和母亲都是那样的伤心，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也就不敢问了。 灿烂的太阳无声地照着惨白的火焰，淡淡的烟，半青半黄的草，老小三代人，宽阔的黄土，无边的山野。坟场上所有的大人都在流泪。黄纸钱都化成了黑灰屑，一阵风来，像小黑蝴蝶似地在草丛间飘荡。蜡烛的火苗，飘飘摇摇的，烟也在轻轻旋转。外婆说：“看，桂华、三姑儿来了。”白翼坤说：“中伟、文刚，给大姐、三姐叩头作揖，让姐姐保佑你们不受苦，有出息。”中伟、文刚都学着妈妈教的样子，给姐姐们叩了头作了揖，并说：“好姐姐，保佑我。”祭祀完毕，文刚问道：“哪个是大姐？”翼坤指着右边的小坟说：“这里是大姐桂华，那里是三姐。”大家久久站在坟前。廖紫云见太阳已经当顶了，便小声说：“可怜的女儿，我们以后还会来看你们的。”翼坤接着说：“你们要什么，就给我托梦，家乡虽然山隔几十座，路隔几百里，桂华是认得路的，你们两姊妹一路回来……”翼坤又声音哽咽了，全家人又都掉下泪来。廖紫云劝着，提着圆篮，大家都走出了坟地。 走到地边，翼坤指着山埂上那间小草房对中伟、文刚说：“那是夏家的牛棚，我们民国二十八年，一家五口逃债住在里面，住了五年，大姐桂华和三姐都死在里面。大姐死的时候，只有八岁，三姐才两岁。”外婆说：“你两口子没有死，就算菩萨供得高了。”紫云说：“国民党兵不讲理，我的摆子发了，倒在飞机场边的树林里，他们硬说我是奸细，是来割电线的，那个像狗熊的东西，把我吊了一夜。”外婆说：“幸好你四姨父是警察局的，不然，就麻烦了。”翼坤说：“还多亏了卖糖果的岳老三小兄弟，他不来猛喊起，我哪里知道！”外婆说：“睡了两个月，两个女儿，也惹上了摆子，我们哪有钱医！” 一家人向黄泥渡坡下走去。文刚在父亲的背上，扭过头向两个姐姐的坟地望去，天高地阔，孤零零的，晚上谁来陪伴她们？泪水忍不住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在后来耍的这三天里，外婆和翼坤的主要事情是做饭和坐在吊着黑糊糊的炊壶的灶门前摆龙门阵和抱头痛哭；中伟兄弟，就跟着莎晴表姐、剑雄表哥到河坝里捡鹅卵石，把小手伸进冰凉的河水里，感受流水的冲击，或者摆一些小孩们津津乐道的事情，比如，如何捉螃蟹，如何用笋子虫推磨，如何让石子在水面上漂得更远；廖紫云则晚上陪四姨父喝茶，白天去警察局外看一个老头用细篾片编油篓子——一种外形像烧坛的装油装酒的器具。廖紫云一家后来竟然就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 客走主人安，紫云和翼坤都懂得这个道理，耍了一个星期，他们便向外婆家告别了。 离开的时候，天刚刚亮明，翼坤向母亲要了三升米。外公说：“回去好好搞，把孩子养大就好了。”外婆摸出五个银元，交给翼坤说：“大女子，娘对不起你，隔着这么多山，这么远的路，也帮不了你的忙，只有天天挂念着你，……”她说不下去了，满面泪水地说，“天天求菩萨保佑你，好人好心有好报。”翼坤也满眼含泪地说：“我是长女，父亲又是瞎子，弟妹们又小，那个时候，你们不靠我靠哪个？幸好廖家的钱还让舅舅、翼翔读了书，不然，全被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吞下去了，一点痕迹也留不下。”紫云也上前去扶住外婆说：“老人家保重，我们廖家会振作起来的。” 这一家所有的人都到院坝里来送行。紫云挑起小箩筐，一头是中伟和铁锅，一头是廖文刚、米和碗筷等简单的生活用品。翼坤用背单背着春晴。翼坤教中伟兄弟：“给外公、外婆、舅娘、四姨、四姨父、表姐、表哥道谢。”他们都完整地说了昨天晚上才从母亲口里学会的道谢的话。莎晴、剑雄还追出门来喊：“表哥、表弟，明天再来！”文刚说：“我们会来的！”在满院子依依惜别的气氛和“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中，这一家五口踏上了归途。 第3章 紫云归途被抓丁 翼坤寄宿遇仁人 过完河，白翼坤把兜儿里的钱全掏出来，交给了廖紫云：“放进你的褡裢里，免得掉了。我的衣兜儿浅。”廖紫云从腰上解下一根两头细中间稍宽的长布带子，把银元铜元全装了进去，然后又拴在腰上。这一家人的归途，开始还算平静。只不过平坝使人脚酸，山路叫人气喘。进入仁寿地界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在山畔树林里休息。翼坤眼看着群峰逶迤，路如羊肠，叹了口气。紫云说：“你嫁给我，让你受了多少罪。”翼坤说：“这路也太远了。走了这一次，三辈子也不想走第二次了。”紫云笑笑说：“回去过了一年半载，又把这千山万水，想成一伸腿儿就到了。我三番五次劝，你拼死拼活要来，有啥子办法？”翼坤听了，圆睁了眼说：“老子又不是昭君和番，有去无回。五年才走一次，你就嫌多了！”紫云只是笑着，并不回答。看她累了，也就先放下担子，抱出中伟、文刚坐下，招呼翼坤，放下春晴，也坐下休息一会儿。 紫云可是最为清楚的，白家的人，都是属鞭炮的，一点就响，可心却好得来为了朋友亲人豁出命也不会去计较。对翼坤他可是百依百顺的，她是他心中的珍珠、玛瑙、星星、月亮。翼坤是十六岁的时候，用大花轿从新津抬到断桥河石包山来的。不过，不是紫云的家里，而是一个二十一军的连长家。这个连长是紫云叔伯的侄子，两家相距只有半里路。紫云第一次见到翼坤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女人竟有这样好看的脸，这样好看的头发，这样好看的身段，这样好看的肤色！后来的事态发展，更让他震惊，这样漂亮的少女竟然有这样的胆识：这个连长已经有了三个老婆，她并不知道。到了石包山，她了解了真相，趁那个连长把第三个老婆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她策动连长的后两个老婆和她一起到县衙门喊冤告状，那个连长用枪指着她，她没皱一下眉。她的口才和胆量感动了督军熊克武，那个连长被训斥了一顿，同意和后三个女人离了婚。 紫云的父亲名叫廖德元，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财主，廖紫云是这一家的么儿，读过几年私塾，志大眼高，周围没有看得上眼的女人。他得知翼坤离婚回了新津，就约起四个情投意合的青年，挑着几千银元，跋山涉水，上门求婚。翼坤父母家因为水灾毁了家园，辗转来到新津，租屋住下，幸喜她父亲有文化，给别人当师爷挣点钱度日。这时正一贫如洗，就是这个原因，才把女儿嫁给了那个样子有钱又风度翩翩的连长。女儿回家后，父母得知真实情况，后悔穷得瞎了眼珠，把女儿推进了火坑，当然也不敢责怪女儿的作为。现在看见这个憨厚老实的年轻人和白花花的银元，心中暗自高兴，但不又敢擅自作主，只得进去和女儿商量。 翼坤出来看见是廖紫云，她对他有很深的印象。那次廖连长在路上向她动枪的时候，他领着一帮人出现在面前，那连长才不敢动手，这帮人，不远不近地跟定了她，她才能安全走路。最奇怪的是，她雇了轿子回新津去的时候，有四个青年，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她住店，他们也住店；她走路，他们也走路。一直送到岳店子。开始她还以为是廖连长要下毒手，后来才发现，四个青年好像是另有目的。紫云的到来，使她的所有疑问都有了答案。她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她又被一乘轿子抬回了石包山。廖连长的亲属又以“叔叔娶侄儿媳妇”的罪名，怂恿廖氏家族，要处罚廖紫云，又被翼坤驳得张口结舌，说得服服贴贴。于是只好不了了之。所以，在紫云的眼里，翼坤是天仙，是佛菩萨，她说的都对。紫云看翼坤不高兴了，也不怪她，这世道本没有多少值得高兴的事儿。更何况跟了他，受的这些苦是那么的多。他们坐了一会儿，紫云先站起来，把中伟、文刚放进箩筐，再把春晴放在翼坤背上背好，挑起箩筐，说：“走，不怕慢，只怕站。” 翼坤正要迈步，前面路上来了几个人，有两个像乡丁，有两个像士兵。他们看见路上有人，便急步奔过来，紫云夫妇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已经把紫云抓住了。紫云怕伤着儿子，赶忙放下箩筐，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翼坤放下春晴跑上去说：“青光白天的，要抢人！”一个黑瘦的矮个子说：“蒋委员长要防共产党，修西康公路，要你们去报效国家！”两个乡丁模样的人，用棕绳把紫云的手反解到背上捆上了。紫云拼命挣扎，翼坤发疯似地冲上前抱住一个乡丁就咬，被推出去一丈多远。“这婆娘，还咬人哩。不是见有三个小崽儿，老子毙了你！”那个乡丁捂着手说。中伟、文刚惊得大哭，紫云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拉走了。紫云挣扎着扭回身来大声嘱咐道：“赶快回家，等着我回来！”翼坤爬着向前答应，两个孩子也跟在她后面跌跌撞撞地追。“我等你……”翼坤的回答在山间久久回荡。 翼坤边答应边追赶，直到累得瘫软在地上，眼见得乡丁拖着紫云没入了山林里，这才听到两个孩子在后边哭叫。她艰难地转过头来，用尽力气喊道：“不要跑……中伟！文刚！”两个孩子跌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拼命地追着跑，翼坤挣扎着，站起来，喊道：“不要跑了！妈来了！”她拼命地移动步子，向两个孩子靠拢。孩子们见妈妈过来了，才累得止住了脚，仆倒在地上哭喊。 翼坤赶到两个孩子身边，牵着他们，向躺在地上哭得声嘶力竭的春晴处奔去，一屁股坐在地下，抱起春晴，直喊：“妈来了，别哭，别哭！”翼坤坐定，只觉得天旋地转，像在梦境里一般，不知所措。坐了一会儿，翼坤渐渐清醒了，这可不是哭的地方，更不是哭的时候，她对孩子们说：“不准哭！”她掏出手巾，把三个孩子的脸擦干净了，说：“不准再哭，……”她本来想告诉他们，这里下山几十里，渺无人烟，但又怕吓坏了孩子，便说，“爸爸会回来的，有妈在，不要哭，下了山，我给你们买糖吃。”翼坤不由自主地抽泣了一下，两个孩子都抽泣了一阵，才止住了哭。白翼坤把春晴背在背上，牵着中伟、文刚回到了紫云扔下的箩筐旁边，把两个孩子都抱进箩筐里坐好。只见她整理了一下箩筐绳，在扁担上挽了一圈，弯下腰，用肩膀去试了一试，孩子们赶紧抓稳箩筐绳，她觉得长短合适了，便迈开步子走路。 翼坤从小就参加劳动，在娘家，她是老大，曾祖父在时，虽然是五世单传的宝贝女儿，但自从到了新津，曾祖父去逝了，父亲眼睛瞎了，后来又添了兄弟白翼翎、三妹白翼贤、四妹白翼祥，她也就没有了宝贝的地位，只有挑水、洗衣、煮饭的责任。到了廖家，她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环境，但从小劳动惯了，她经常和丫头、长工一起到岩洞湾挑水，到三湾塘洗衣，到大山顶除草。紫云说她有福享不来，她却说：“觉得舒服就是福。”现在，背上一个女儿，十几斤，肩上一根扁担，两头各吊着一个二十来斤重的孩子，对她来说，本不算什么重负，但是因为已经长途跋涉了两天多，早成了强弩之末，加上刚才的飞来横祸，心已经被撕去了一瓣，她只觉得浑身酸软，肩上像压着十万八千斤。她迈一步就晃三晃，汗水直往外冒，吓得两个孩子直叫，她只好站着。 她抬头望了望峻峭的群峰，太阳正在头顶；她又望了望蜿蜒的山路，四周树林阴森，她想起了紫云的口头禅“不怕慢，只怕站。”又奋力向前迈动步子。不规则的晃动，吓得中伟、文刚直喊“妈妈！”“睡！不要叫！”她想到她母亲说的，人在艰难困苦中，只要心里念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会减轻痛苦。于是，她默默地在心中念着观音菩萨。是不是真的减轻了苦痛，她无法确定，但又走出了一段路，那倒是真的。在这幽僻的山道上行走，身子的苦累已经渐渐被忽略，一阵一阵的恐惧向她袭来：林子里如果窜出来一只狼，山路上如果碰上一伙贼，怎么办？管他妈的，听天由命，实在不行，就只有拼。 她这样想着，不知不觉便加快了脚步，箩筐也晃得均匀些了。两个孩子在轻轻的摇晃中都入睡了，山路上只有翼坤咚咚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息声和飒飒的秋风声。虽然在秋日高照之中，林子、草丛、山野却静得使人毛骨悚然。翼坤好几次想放下担子歇一歇，但是却不敢。“哞━━”远处传来了牛叫声，翼坤心头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牛儿叫，说明周围没有虎狼，还说明不远处就有放牛人。于是，她找了一段稍宽的路边，把担子放在半青半黄的草丛中，她瘫坐在长满了地瓜藤的斜坡上。汗水湿透了的衣衫，紧贴在身上，凉嗖嗖的，一会儿，她才猛然想起，钱似乎都在紫云身上。她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一摸，心里凉了大半截：连守钱袋儿的小钱也没有一枚。今天晚上的住宿、明天一整天的路程，怎么对付得过去？她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她半躺着，看湛蓝的天空，太阳已经西斜，急忙站起来，见坡路正长，弯弯曲曲，距离可以看得见的坝子，少说也还有十几里。他看见中伟仰面睡着，微微动着嘴唇；文刚伏在箩筐边上，头发上冒着细细的汗珠。“天无绝人之路”，她想着，抓起扁担，理了理绳索，腰一弓，身一挺，挑起孩子又上路了。这一剧烈的震动，两个孩子都惊醒了。文刚问：“妈妈，我们是在哪里？”中伟说：“妈，我要撒尿！”翼坤放下担子说：“都不要说话，我抱你们出来。”她抱出孩子撒完尿，又抱进去坐好后，再放下春晴提了尿，背在背上后，翼坤说：“都不要说话，”“为什么不能说话？”文刚问。“我没有力气回答你们，又怕……”翼坤本来想说怕惹出虎豹豺狼，又怕吓坏了孩子，只得说：“怕，怕听你们说话了，不能专心走路，跌倒了──坐好！”翼坤又挑起孩子走她的路了。 到太阳渐渐迫近西边蜿蜒的山峦时，他们母子三人已经远远看见了炊烟缭绕。翼坤见崖脚边有泉水潺潺涌出，就把担子放下，抱出孩子，说：“我们先煮饭吃，免得等会儿烦人。”两个孩子也帮着妈妈捡拾柴火，三个石头垒成灶，安锅舀水，淘米做饭。吃过饭，他们就着泉水洗了锅儿、碗儿、手、脸、脚，翼坤挑着空箩筐，让两个孩子走前面，一步一步地向村里挨。 鲜红的太阳还没有落进山里，皎洁的月儿已经升上了枝头，翼坤怕孩子跌倒，又把他们放进箩筐挑起走，母子四人到了村子前边，竹林深处射出一派灯光，传来几声狗叫。翼坤看了看，长满竹林的坡下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她决定去碰碰运气。面前是一条很陡的石梯路，不好走，她嘱咐孩子们不要乱说话。走完石梯路，下完一个小坡，转进一片竹林，向右拐，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粉墙、黑瓦，有一人多高的土围墙，门外，几株高大的垂柳，枝叶婆娑；一条平整的石板路直通院子正门。门外是一个方正的水井，水井外是一个巨大的水塘。翼坤还没有拿定主意怎样招呼，一条健壮的黑狗已经如旋风一般卷了出来。翼坤见来者不善，慌忙放下挑子，抡起了扁担，中伟举起了锅铲，文刚拿起了木瓢。黑狗见这大小三个陌生人都严阵以待，只好跳跃着狂吠，不敢扑过来。 正在相持不下，一个人探出头来问：“是哪个呀？”翼坤听出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赶忙说：“大婶，我贪赶路，错过了客栈，想借宿一晚上，麻烦大婶了！”“这……”翼坤见她犹豫不决，央求道：“大婶，行行好，看在三个几岁的娃娃面上，长大了，他们会报答恩人的。”黑狗还在汪汪叫着，中年妇女大喝了两声，狗才跑开了。这时屋里走出四个小女孩，都穿得花枝招展的，大的十来岁，小的和文刚差不多。只听那最大的女孩说：“箩筐里还有两个小弟弟，进来！”那妇女说：“大小姐让你们进来，就进来！”翼坤简直等于死囚犯得到特赦令似的，千恩万谢地挑着孩子进了院子。 在淡淡的月光下，看得清楚，三合土的地坝，竹影晃动，宛若画上去的一般；阶沿比较宽阔，上面空荡荡的，不像农家院子里堆满了农具禾秆；正面的一列房屋比较高大，东西两列厢房似觉矮小稍短，而房屋似乎有些还是新的，散发着柏木香；只有东屋亮着灯。这一家人似乎就不再有别的大人了，也不见有男人。主人家也并没有指点，翼坤便把担子歇在东厢房的阶沿上，抱出两个孩子。中伟、文刚没有听见任何指令，也只好呆呆站着。四个小女孩都围过来看两个孩子，那中年妇女去了西屋，灯亮了，伸出头来说：“进这屋里来，我给你们搞点吃的。”翼坤牵着孩子们边往西边屋里走边说：“感谢大婶了，我们已经吃过饭了。”四个小女孩也尾随在后，最大的那个女孩问：“在哪里吃的？”中伟说：“我们在山上煮来吃的。”文刚说：“不是山上，是山脚下。”那中年妇女说：“这两个小孩真聪明，有几岁了？”翼坤说，大的四岁，小的两岁半。”“唉，这么小，话就说得清清楚楚的，大姐，命真好。”翼坤说：“好什么哟，不是大婶、大小姐慈悲，今晚可就得睡地盖天啦。”中年妇女招呼他们进屋，抬竹椅让他们坐下。 借着放在一张大方木桌子上的一尺多高的铜灯盏的柔光，翼坤看清了，这是吃饭的地方，除了方桌子就是紧围着桌子的四根长凳子，和他们坐的几把小竹椅子，此外似乎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这屋，往下连着的，像是厨房，往上连着的，可能就是一间歇房了。那中年妇女很认真地问：“真的吃过饭了？讲了客气，苦了肚子可不好。”“谢过大婶，真吃过了，要没吃，还敢不劳烦大婶？”“当真吃了饭，就洗一洗，下面是灶房，上边是我的房圈，你们洗了就到客房歇息。”这时，翼坤母子才看清，大婶，四十多岁，高个子，面目慈祥，显得精明。四个女孩子，一个个都艳若桃花，端丽可爱。翼坤说：“不敢动问大婶高姓？以后小妇人和孩子们逢年过节也好遥祝大婶福寿绵长、姐姐们千好万好、岁岁吉祥。” 中年妇女叹了一口气，说：“我看你们娘母四个，都天庭开阔，在艰难中，也神采飞扬，以后有了出息，不要忘了她们四姐妹。”那个有十来岁的小姑娘说：“我爸我妈都到云南买茶叶去了。”，她边说边指着中年妇女说，“她是我的姑姑，和我爸一样，姓李。”“啊，李婶，李小姐，我求菩萨保佑李府全家平安！”白翼坤说。李婶说：“到处兵荒马乱的，她们爸爸妈妈，原本在河南做生意，那边打仗了，才把这老屋修整扩大了些，先送四个女儿回来，由我照顾。”白翼坤也把自己的家世和路上丈夫如何被抓了壮丁、自己身无分文的情况简单作了介绍，李婶听了叹息不已，李家四个小姐走了后，母子三人又洗了洗，才由李婶领着到客房上床安歇。 因为一天的劳累惊恐，等白翼坤醒来时，窗外已经红日高照了。她慌忙叫醒两个孩子，给他们穿衣洗脸。李婶早已做好了饭菜，两个大些的孩子已经上学去了，两个小女孩，正在院子边上头碰头地看蚂蚁搬家。李婶招呼翼坤娘母吃过饭后说：“大妹子，我已经叫人去叫吴七哥了，你一个女人家，这么远的路，三个孩子，不容易。我请他送你们回去。”白翼坤说：“李婶的大恩大德，我白翼坤，这一生如果没能力报答，下辈子，变牛变马都要还的。”李婶说：“大妹子，不怕你笑，我没有儿女，男人抽鸦片烟，死得早，以后没路可走的时候，来投靠妹子，不甩袖头子就好了。”白翼坤说：“大婶好人好心有好报，一定会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 白翼坤和李婶闲话的时候，中伟、文刚想到院子里去玩，看见那条大黑狗，瞪着眼睛望着，便胆怯地不敢迈步。李婶见了，说：“别怕，我招呼了，这狗就不会再咬了。”她又向院子外喊道：“梅艳、荷艳来领小客人去玩。” 两个小女孩跑过来了，蝴蝶结，花袄花裤，小红缎子鞋，脸儿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比中伟、文刚稍高一点。李婶指着鼻子右侧有颗小黑痣的说：“叫梅艳，五岁，”又指指左眉梢有颗小红痣的说，“荷艳，三岁半。”白翼坤也指着孩子说：“他叫廖中伟，四岁；他叫廖文刚，两岁半。”两个小姑娘注意看着这两弟兄。介绍完毕，荷艳拉着文刚，梅艳牵着中伟向院子边跑去了。 过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工夫，吴七哥来了，四十来岁，瘦小个子，乐呵呵的。李婶说：“你挑孩子，把白大姐送回家，还有一百三二十里，路上的盘缠钱我先给你。你负责招呼他们吃饭，睡觉。”吴七哥说：“好说，好说，我保证他们吃得饱，睡得好，一根头发丝儿也不少。” 母子三人千恩万谢地出了门。李荷艳追到竹林里来说：“我记得住你的，鼻子边有颗痣，你叫廖文刚！”中伟、文刚在吴七哥挑的箩筐里拼命摇着手说：“再见啦！再见……”稚嫩的童音在山间回荡。 第4章 四娘母回到断桥 白翼坤勤谨持家 第二天中午，吴七哥把翼坤母子四人送到了研经。翼坤到油坊里向大叔廖裕和借了两个银元，约吴七哥到小饭馆里吃了饭，送到街口，拿出一个银元说：“这儿到我家不到五里路了，七哥为我们娘母四人汗水流了一路，草鞋磨破了一双，这一块钱，只能算我母子四人的一点心意，请七哥一定要收下。”吴七哥说：“李嫂给了我跑腿费，又给了我饭钱烟款、回去的开销，够我花的了；大姐还在撑上水船，三个小把戏这么小，哪里少得了钱？”翼坤还想说什么，吴七哥接过钱，说：“大姐要苦到头了，快回去！”吴七哥“嗒”的一声把银元扔到箩筐里，飞也似地跑了。翼坤追了两步，哪里追得上？只好高声嘱咐道：“一路保重！代我向李嫂全家问好、道谢！”中伟、文刚也喊着：“吴叔慢慢走！吴叔慢慢走！”吴七哥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翼坤目送吴七哥转过山坡，隐进树林，才拾箩筐里的银元，竟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还有五个铜元。翼坤呆呆地望着吴七哥远去的羊肠路，说：“真是个好人哪！” 翼坤挑着中伟两弟兄，回头看了一眼研经街：依山傍水一条独街，后面的山并不高大，却树木参天，浓荫掩地；街道不宽，都由石板铺成。两边的瓦房，瓦黑黑的，像铺着许多乌鱼甲；店铺都是木门、板壁、夹泥墙。街的下面是一条只有丈把宽的小溪，叫龙尾溪，清水潺潺，游鱼可数。河的对岸是竹林掩映的农家房屋和田野。翼坤挑着孩子，站在街口，惶惑地望着这熟悉而又神秘的小镇，退着走了两步，才转过身来，向断桥河走去。 这一条路，翼坤不知走过了多少遍，闭着眼睛也能确定哪里是石包，哪里是沟坎。今天她走起来却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像在雾中，又像在梦里。走出街口是倾斜的石板路，横穿过一个小田坝，然后是龙尾溪的小桥流水，旁边是竹篱茅舍。上完一个十来步的小坡就是通往断桥的大路，大路左手边是长着油菜、麦苗的田坝，田坝和大路平行的边上是一壁并不很高、却像是用利刃切削而成的陡峭的黑石崖，上面并排着五个巨大的方洞，这里俗称“蛮子洞”，据说是先民的遗址，从路上望去，显得深不可测，玄妙无穷。这条石板路几乎是转一个直角的弯，斜斜向上，将山崖从中劈开，两边山崖高仅丈余，中间石路宽逾8尺，地名大郎嘴。再往上的路已经是山梁了，但都是两边稍高，中间低平，形同一个喂马的长石槽，地名马槽儿埂。 逶迤的山路右手边是督军熊克武为他的父母亲修的墓庐，围墙随山起伏，房屋就地低昂，树木依势疏密，在这偏僻的山乡，俨然就是阿房宫。左边则是舞凤山，像一只凤凰展翅飞舞，山上是一座古庙，在浓密的树林中，露出彩色的飞檐、红色的墙壁、屋顶上晶亮的瓷质球饰。这在研经乡，俨然就是天宫。舞凤山在此地颇有名气，督军熊克武和名闻华夏的经学大师廖平都是在那里读书而得了灵气才一飞冲天的。翼坤也进过舞凤山的学堂，儿子文辉就在那里读小学。和四川常见的古庙一样，石板地面，大圆木柱，薄板壁，木梁，木桷子，青瓦。正殿有一尊大菩萨，偏殿有几尊小菩萨，门上有横匾、左右有对联，字都苍劲有力。古庙早已变成了学校，这时正有琅琅书声传出。翼坤听见读书声，又想起了文辉，五年多没见一面，这一次匆匆见了一面，又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她又看了一眼箩筐里的两个孩子，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吮着吴七哥给他们买的“巴巴儿糖”──一种把沙糖熔化后凝成圆形以小竹签作柄好拿又不脏手的食品───心里一阵酸楚、一阵茫然。紫云还能回来吗？我能把这三个小东西拉扯大吗？他没有把握。 她换了一下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天无绝人之路。”中伟不懂，问：“天上有路？”文刚说：“地上才有路。”马槽儿埂下来的这一段路，都是梯田，路都在田边；放眼望去，两边都是并不高的浑圆的群山；虽然已是深秋天气，山上依旧树木葱茏，田边仍然野草茂盛，间或有人家，都在碧绿的竹林里。母子三人看着家乡的青山绿水，说着闲话，不知不觉便到了断桥河。这条河古称涌斯茫水，从松峰场发源而来，直向井研县城奔去。据老人们讲，这里原名石稳河，修桥总是垮，往下游两百米处就有一座宽大的石桥，不过早已垮塌，现在还能看见宽大的桥面和一堆巨石，因此被人称为断桥河。断桥河只有30来米宽，桥上已经有了一座窄窄的石桥，桥面铺着两尺来宽、四五尺长的石板；下面用丈把高的大石柱撑着。现在是枯水季节，桥面离水面有五六尺高。断桥村的人，就住在桥的两边。挨研经的这一边，叫邱家坝，一坝良田。过河那边，是一面平缓的长坡，不到两里路，全是梯田梯土。白翼坤叫两个小孩扒稳箩筐口，慢慢挑着孩子过了桥。过桥后的路，两个孩子都能找了，孩子们直嚷：“自己走，自己走！” 翼坤放下挑子，抱出两个孩子，孩子们直向坡上爬去，过了乱坟坝，到了鸦鹊口，远远就看见了自己的竹林茅舍，很快就到家门口了。这房子，坐落在断桥村的最高峰——石包山。四面都是沟谷，这里称为“冲”，层层梯田梯地从谷底直延伸到廖紫云的家门口，正对着的这个冲，名叫白毛冲，古时候，曾经天降白毛，长尺许，因而得名。从右手边数过去，分别是岩洞湾，有水井清澈见底；周寺沟——这可是六百年来，廖家的发祥地——与大河井连界；石骨湾，与柏杨嘴连界。这里虽是浅丘地带，却沟壑交错纵横，山丘星罗棋布，而山峰几乎都是一样高，你随便站在那里，往四处望，螺髻形的山，都形成一个圆环，包围着你。一层层的梯田梯地，直入白云深处。而这里的梯地里都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石骨，称为石骨土。这种石骨的形状大小，大多和带壳的花生差不多，色白而坚硬。而地边田边，都长着柏树、桑树、桐籽树、乌臼树。而乡亲们的住房周围，一定是一片竹林，几株水果树和大片蔬菜地。这里的水果树以桃、李、梅、枇杷、梨、柑子为主。廖家的门口就有一株巨大的老柏，粗可合抱，高入云霄。 以前竹林里是很大的一个四合院，紫云的父亲廖德元，有几十亩土地，开着油房，做着生意，请有十几个长工，门口的炭灰堆积如山。廖紫云是老么，到紫云手上，家道中落，先遇强盗入室，后遇一场大火，现在只在旧址上盖起几间茅舍，住着廖紫云和他的侄子廖发祥两家。中伟两弟兄看见半坡上的竹林里露出一角的草房就大声叫着“到家了！到家了！”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向自己的家跑去。这两个孩子都是在这间草房里出生的。翼坤夫妻本来打算暂住一段时间再盖好的，谁知日子越过越穷，这里也就成了他们永久的栖身之所。 两个孩子已经到了竹林里，翼坤还在大路上。路下边正在扯猪草的王五娘发现了白翼坤，高叫道：“廖幺娘，走人户回来了？”“王五嫂，该吃夜饭了？”“太阳还高着哩。廖幺哥没回来？”“他……”白翼坤忽然想起，可不能说实话，一个说不清男人去向、死活的女人，遇到的麻烦就更加说不清。她于是说：“他留在新津外婆家做生意了。”“那才好哩，又给你找大钱回来。”“什么大钱哟，糊糊口罢了。”她们的问答，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都出来问长问短。石包山大多数的男女都是盼望她回来的，这不但因为她见多识广、歌声清脆、言谈得体，更重要的是她遇事能拿出办法，有胆有识，嫉恶如仇、能言善辩，有了她在，乡亲们感到心头踏实胆子壮。白翼坤答应着乡亲们的问话，慢慢向家里走去。 大路向右一个急转弯就是一个软脚坡，坡不长却很陡，她站在坡上回头望了一望，白毛冲如巨大的阶梯斜立在家门口。冲里梯田闪着银光，两旁梯土涌着翠绿，田边地边参差错落的几株柏树，主干上的枝丫都剔得光光的，只有树顶有细枝浓叶，活像伞盖一般；地边还有几株巨大的乌臼树，叶子已经发红，枝丫上结满雪白的乌臼籽，四周山岭虽不甚高，却都形如螺髻，每一座山都浑圆而极有层次，山岭与山岭之间又都被山岭延伸出的许多链条似的山埂、土梁连在了一起。这样灵秀的土地，不会没有办法的。她走进了竹林，一条小路通到了院子里。 这个院子看起来很不协调。坝子南边的草房像一只抱鸡婆，向外拖着尾巴，这就是白翼坤的家。东边是正房，却一分为二，南边属于紫云家，而北边属于紫云的侄子廖发祥家。阶沿却又高大又宽阔，地坝是三合土的，四四方方，显得大方气派，翼坤这边的阶沿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水缸，是大石板作壁，三合土作底的，能装下五十多挑水。中伟弟兄早到了院子里，翼坤的侄儿媳妇万大嫂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着：“幺婶回来了？” 这女人姓周，虽说是侄子媳妇，年龄却只比翼坤小1岁。她的丈夫，大名廖发祥。发祥的父亲是紫云的三哥。发祥还在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做鸦片生意，怕被人发现，就把鸦片放在一节猪大肠内，再塞进肛门里，却没能取出来，回到家里，惨叫了三天三夜，才圆睁着两眼离开了人间。发祥的妈妈，年纪还轻，丢下三个麻饼儿改嫁了。发祥只比紫云小两岁。就和紫云一起生活。因为廖发祥小名万儿，乡邻们都把他的妻子叫作万大嫂。万大嫂，高挑个儿杨柳腰，眼圆脸红嘴儿小，颇有姿色，发祥虽个子瘦小，却能言善辩，非常能干。万大嫂把钥匙交还了翼坤，翼坤感谢着，接过钥匙，挑着箩筐打开了自己的家门。 万大嫂却还站在地坝里，向竹林方向望，她有些诧异，怎么没见紫云叔呢，她又不好直接问翼坤，就进屋抓起一大把花生喊道：“中二哥、文三弟，饿了，吃几颗刚挖起的花生。”翼坤在屋里收拾，嘱咐两个孩子说：“谢谢大嫂！”万大嫂把花生几颗几颗地给两个孩子吃，小声问：“你爸爸呢？”“被抓走了。”万大嫂吃了一惊。“被，什么人，抓走了？”两个孩子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翼坤在屋里喊道：“中伟、文刚，去扯点猪草丢给猪，我去挑水。”翼坤挑着桶出去了，两个孩子也跑回家拿小镰刀。万大嫂走到阶沿边问：“三弟，你爸，在哪里，被什么人抓走了？”她知道老三人虽小，却说话清楚。文刚说：“在回来的路上，四个人。”两个孩子，抬着个小圆篮出去了。 夜里，翼坤母子三人围着放在桌子上的一盏桐油灯闲坐。这种圆形的铁灯盏，只有半个大橘子那么大，遍身油腻腻的，前边有一个稍微突起的嘴，后边有一个翘起的尾巴，是方便手拿的地方，中间是空的；一根不长的灯芯，浸在半盏油里延伸，灯盏的嘴里冒出花生米大小的火焰。火焰不时轻轻地摇曳。翼坤说：“你爸会回来的，你们不能给别人说，别的人知道了，你爸爸不在家，会欺负我们的。”文刚说：“我给万大嫂说了。”翼坤眼里闪出责备的光：“她问了你？”“是的。”“不能再给别人说。你爸不在家，你们一要特别听话，二要帮妈妈做事情，扫地，扯猪草，都算你们的；还要捡柴，竹林里的笋壳叶，掉在地下的干树枝，干蔗壳，别人砍掉了的黄荆条，黄豆秆，砍了包谷秆剩下的桩桩，地下扔的小竹片，小木棍，都可以捡回来当柴烧。” “妈妈，我听话。”文刚说。中伟问：“妈妈，晚上还讲故事，好吗？”“讲，你们听话，妈妈还要多讲些给你们听。”翼坤让两个孩子自己洗了脸、洗了脚，自己脱衣服上床睡觉后，把春晴背在背上，把纺车抬到床前一边检查上油，一边给孩子们讲岳飞的故事，直到孩子们进入梦乡。翼坤虽然疲倦，但却无法成眠，紫云在哪里？他还能回来吗？她该怎样把孩子们拉扯大？她想了很多活下去的方案，但都像水中看月，镜里看花，并不知道实在的东西到底如何。她到床边上看着两个孩子熟睡的模样，摸了摸他们的脸蛋，一串泪珠，滚滚而下。 又过了两个月，将到年关了，不但紫云杳无消息，连文辉也没有信来。大约是年关将近，人们都想把钱用来使年过得有个年样子的缘故，翼坤纺出的线，连续三场没人问津。翼坤在家里徘徊，她知道，一个男人生死不明的女人，要把这么小的三个孩子拉扯大，那遇到的三灾八难，恐怕不一定就比唐僧取经路上遇到的困难少。她还要想点什么法子，靠自己的力量再换点钱来买几尺布，给两个孩子各缝一件衣裳；还该买点沙糖，让孩子们吃两顿甜汤圆。猪，现在卖不起好价钱，还太瘦了些。红苕，只有半窖，四、五百斤，人和猪都要吃；一百元一斤（当时的一百元相当于解放后的一分钱），不划算，也不能买。谷子，只有两三百斤了，绝对不能动，到了枯月，还不知道怎样过呢。她盘算着，被什么绊了一个踉跄。她站定一看，是一把扫帚。她把扫帚抓在手里端详，要过年了，这东西好卖。她赶忙坐到阶沿上，把扫帚拆散，又照着样子扎好，反复了几次，觉得不难。后阳沟阶沿上还有几大捆高粱秆，本是拿来当柴烧的。竹子，竹林里有的是。她立即操起弯刀，砍回一根隔年青竹子，坐在地坝里剖竹、启篾。 中伟背着春晴，约起文刚也来围着看，发祥也来帮忙、指点。发祥大儿子青华、二儿子长安、五姑娘翠香也都来凑热闹。廖发祥给翼坤说：“幺婶，我剖篾，你扎，篾条可以套在磨子把上；只用手，使不上劲，扎不紧的。”翼坤照他说的办，将一丈把长的篾条一头拴在磨子把手的眼里，另一头握在手里，把高粱刷几根一束放在篾条里，从紧靠高粱穗的禾秆处捆扎起走，一会儿工夫，一把扫帚就扎好了。翼坤拿在手里，将高粱穗子按均匀，再用细篾编织稳，一把扫帚就做成了。她弯腰扫了两下，笑着说：“还像把扫帚？”十三岁多点的五儿翠香，长得和她妈妈一模一样，只矮瘦些，她把扫帚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会儿说：“穗子不整齐，可以剪掉些。”文刚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把破扫帚举在手里说：“妈，你看，好齐哟。” 翼坤看了看说：“翠香、文刚都聪明。”翠香说：“我来剪！”边说边跑进屋拿出一把新剪刀来，万大嫂想说会把剪刀剪钝的，又怕翼坤多心，趁翼坤埋头扎另一把的机会，直给翠香递眼色，翠香弄得莫明其妙，呆呆地望着她的妈妈万大嫂。万大嫂说：“你让幺奶奶剪，你能剪齐吗？”：“我能剪齐。”翼坤也怕被她剪坏了，放下手里的活说：“我来，我来。”她拿起剪刀，唰唰唰，几下就剪齐了。万大嫂在旁边心疼得要命。白翼坤扎起了兴趣，吃了午饭，背着春晴又继续干。她叫中伟弟兄趁天气好，再去捡点柴回来。 冬天的太阳虽然是淡淡的，总比没有好。中伟背着一个牛嘴笼大的小背篓，那是他爹编来给他们背着玩的。文刚提着一个圆篼子，那是农妇们装鸡蛋提着卖常用的家具。他们刚走出院子，就听见母亲叮咛道：“走粪坑边、崖边，要小心，不要走远。”两弟兄答应着，蹦跳着向外走。连接院子和竹林的小路只有四、五十步，路的左手边有三个大粪坑。挨近竹林的那一个，四边都有丈把宽，也有丈把深，都是用青条石砌成，中间还有小桥，只有一尺宽，以前那上面是一堵高墙，现在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屋，粪坑也不再装粪，只装着清汪汪的水，可以洗衣服、淘红苕、灌溉庄稼。紫云还抓了些小鱼来养在里面。两弟兄走这里过时，总想站在小桥上去欣赏水中的鱼儿游，翼坤经常跑慢了，或忘了叮咛，见他们走到小桥上去而吓得胆战心惊。两弟兄的屁股上都重重地挨过好几巴掌，他们走这里过，不管父母亲在不在身边，都只敢回过头来留恋地张望了。 这两弟兄，虽是亲兄弟，长相可不同。中伟是长脸，小眼睛，单眼皮，样子并不乖，智力也一般，总把话说不清楚；已经满了4岁；文刚是方正的脸，大眼睛，双眼皮，显得很有灵气，智力好，话说得有条有理，特别逗人喜爱，他比中伟二哥小一岁半。两个孩子都穿着母亲用大人的衣服改成的对门襟小衣裳，而裤子，都是背带裤，是专门扯来的白色的家机布，有铜钱那么厚，再用乌臼叶子煮水染成浆黄色的。两弟兄都喜欢唱歌，嗓音都好。 他们走进竹林里，这儿可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地。且不说那夏天的笋子虫，就是砍了竹子剩下的竹节中，就有说不尽的乐趣。竹节下雨后会装满水，中伟、文刚兄弟会将螺蛳壳穿上一根极细的竹枝，做成粪瓢，伸进竹节里把水舀出来，学着大人给小草施肥。两弟兄在竹林里捡了几片笋壳叶，就玩这种游戏，玩累了才站起来，看着大路上那株巨大的柏树，树干比大水桶还粗，青枝绿叶，耸入云霄。文刚听妈妈讲了牛郎织女的故事后，满以为爬上树梢就能进入天堂，见到织女妈妈。 他们见太阳还高悬在空中，就相约踩着太阳透过竹叶投下的金色的小圆圈走出竹林转到了房子背后的小山坡上。他们用镰刀砍着黄荆突出的根，这东西很脆，既好砍又好烧。砍累了，他们又捡地里砍了包谷秆剩下的根。他们来到后边山下，这山只有两个大人那么高，长长的，活像一艘巨轮，和廖家的正房子隔着一片几丈宽的坟地。从这里上山，其实本没有路，只是廖家的孩子们，为了贪便宜，用手攀藤附葛，用脚在崖上蹬出的一道斜斜的白印，好像轮船抛下的一根缆绳。中伟和文刚，抓住突出的石头、露出的树根、拖下的藤蔓往上攀登。到了山上，两个孩子裤子的膝盖处都已磨得灰白。小孩子们是不会去理会这些的，况且这山上的乐趣，又不是竹林里可以比拟的： 山上的沙地里竟然有数不清的小贝壳，只有拇指大小，大多是扇形的。这山上也有石骨，和小贝壳混在一块，活像满天的繁星。两弟兄捡起来看，看了就扔，扔了又捡。而这座山，也是断桥村的最高峰，文刚玩得够了，直起腰来，看着四周的点点山峰、层层梯地、条条山路、座座农舍。他抬起头来，看天上，白云朵朵，天空蓝得耀眼，有老鹰鹞子在天空盘旋。这时，他的眼睛落到了通往研经街的大路上，弯弯曲曲，像一条长蛇。 这时，文刚突然大叫了一声“伯伯”，便直向崖下梭去。中伟抬头一看，大路上一个人，正向这边走来，果然是伯伯，他也叫着梭下悬崖追上去，随着文刚向大路上跑。翼坤听见孩子们大叫着“伯伯”也情不自禁地丢下手中扎的扫帚向大路边赶来。等她赶到竹林外的陡坡上时，她看到两个孩子都呆呆地望着那个人的背影：圆头、长颈、阔背膀、兰土布短衫、黑土布裤、草鞋＿＿真有些像她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不过她一眼就看出了，这根本就不是。“回去！”翼坤一声大吼，回头匆匆进院子去了。孩子们都吓得不敢吱声，提着柴，扁着嘴，抹着泪，向家走去。 晚饭，吃红苕下酸菜。娘母三人都没有胃口。中伟、文刚差不多又问：“妈，伯伯怎么还不回来？”晚饭时，廖文刚又问：“伯伯怎么还不回来？”翼坤虽然一想起就心惊肉跳，已经两个多月音讯全无，但还是淡淡地回答：“会回来的。”她也感到，这样的回答越来越没有力量。她洗完碗筷，督促孩子们洗了手脚，让他们睡着了，才又到院子里借着淡淡的星光扎扫帚。一共扎好了十二把，她才去睡。 第5章 研经街上卖扫帚 断桥村中迎新年未命名草稿 天刚亮明白，满地银霜。翼坤母子四人已经到了乱坟坝。两个孩子一人肩上扛一把扫帚，那是他们争着要妈妈给的；翼坤背上背着春晴，肩上扛着一捆十把扫帚，扫帚把上插着一个用篾条挽的圆圈——那是出卖东西的传统标志。这乱坟坝重重叠叠有几十座坟，坟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山草，不管有没有风，都有沙沙的响声，孩子们都不大敢从这里过。“妈，你怕不怕鬼？”文刚问。翼坤说：“不怕，我不害人，鬼害我干啥！”翼坤话虽这样说，阴森森的坟坝，乌蓝的天，路上除了他们母子三人还一个人也没有，心里也有些发毛。 母子四人为了壮胆，都找些话来说，不一会儿便走到了研经街口。街上人还稀少，只有一个大娘，一根独凳上面放一个小簸盖儿，里面装着针、线、顶针儿、钻儿针、洋火、火纸、牛骨纽扣之类。此外就是铁匠铺，终日散发着煤烟味，响着丁丁当当的锤击声。往上走几步就是闹市区，一个大坝子，一个雕梁画栋的小戏台，饭馆、杂货铺就在这里。戏台的斜对门就是熊克武的公馆，漆黑的高门，石砌的宽阶，门口蹲着两只张牙舞爪的大石狮子。 翼坤母子三人刚走到坝子中间，就有了买主。一个大娘在戏台下面的店子里招手喊：“扫把，扫把！”翼坤母子立即跑过去。那位大娘先把扫帚细看了几眼，又把翼坤和孩子们端详了一阵问道：“你不是卖油的廖掌柜娘吗？”白翼坤说：“我们上街卖油，家被盗了，后来房子又被烧了。没钱做买卖了。”那大娘说：“这样不行那样行，能自己找饭吃就行。”“你男人扎的？”“我自己扎的。”“是吗？能干。”大娘又看了看孩子说：“这孩子乖！多少钱一把？”翼坤说：“随大娘给，我也是第一次卖，不晓得价钱。”大娘从里屋抓出一大把铜元，交给翼坤，中伟、文刚赶忙合着手去接，翼坤慌忙说：“值不了这么多，大娘！”“新年巴节的，多的就算大娘打发孩子。”大娘边说边用左手拍着文刚：“这孩子，两眼有神，好好教，以后准能当老太娘。”翼坤说；“多谢大娘的封赠。” 开了一个好的头，一家三口都很高兴。他们的足迹沿着石板铺成的街道延伸，两边都有店子，有卖酒的，卖碗筷的，卖布的。街并不长，过了这段街又是一个大坝子，街口左边是油房，用笨重的木榨榨取菜油、桐油、乌桕油的作坊。街口右边是一排案桌——放猪肉出卖的长凳子，里面一排木架，上面用油亮的大铁钩挂着边口——半边半边的猪肉——孩子们看着膘肥鲜嫩的猪肉都免不了吞了几次口水。卖肉的案桌，有半人高，桌面只有两尺来宽，却有两三寸厚，油腻腻的，那上面布满了剁骨宰肉留下的刀痕，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纵横交错，密密麻麻。母子四人在卖肉处站了一会儿，又来到油房外卖了三把。他们穿过坝子，又是一段小街，只有一个小店，卖花生糖、油麻花和鞋垫子之类的小东西。过了这段街又是一个大坝子，卖柴、卖菜的。这个坝子边就连着无边无际的田野了。 他们就这样地从场头卖到场尾，又从场尾卖到场头，慢慢逛了三趟，手里就只剩下两把扫帚了。眼看中午将近，肚子闹意见了，他们决定再逛一趟，碰碰运气。翼坤问中伟弟兄肚子饿了没有，两弟兄都说：“饿了。”翼坤马上到小摊子上买了两个麻花，给他们一人一个，然后又去街上转了一圈，终于把扫帚卖完了。翼坤看见背着背篼、挑着箩筐、穿得破破烂烂的赶场大军都在向归途移动，便牵着孩子，向街外挤去。翼坤领着孩子们又去戏台对面的杂货店里买了半斤沙糖、二两芝麻、二两干笋子。翼坤计算了一下钱，又转到肉市买了两斤猪肉。这都是孩子们盼望已久的东西。孩子们看着妈妈买，眼里都射出兴奋的光芒。母亲看看还有余钱又去买了秦叔宝、尉迟恭两张门神，还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个巴巴糖，让他们两弟兄慢慢吮着回家。 过年，也称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乡村也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再穷的人家，都少不了要买香、蜡、钱纸、刀头，祭天、地、祖宗，好请他们保佑来年有个好光景，降福免灾；家家户户都要贴门神，好让两位武功盖世的将军，把住正门，不让妖魔鬼怪进屋作祟。不是穷得丁当响的人家，都得买一串鞭炮来放，好驱散邪气。倘若买不起鞭炮就自己动手作提簧，只要一筒茶碗粗的竹子，锯成两三寸长的两节，两头用小木板封住，用牛皮胶粘牢，再在两节竹筒上各开一个狭长的小方孔，最后用光滑的木条从中穿起，就好像一根竹筷一头穿一个烧苞谷似的。再用一根尺长的麻绳，拴在比筷子稍长稍粗的小圆棍上，让绳子拦腰笼住提簧，靠两手的和谐运动，使提簧在绳子上迅速地上下滚动，提簧就会发出猛虎似的啼呜，让鬼怪心惊胆战，而逃之夭夭。白翼坤已经贴好了门神，才想起还没有买祭祀用品，就请发祥上街捎带香蜡。鞭炮她是不买的，两个孩子都害怕那种响声。提簧也用不着做，中伟、文刚的个子还没有扯提簧的线长哩。翼坤明天要做的事是先把缸子里的水挑满，再把猪草扯够，不然，过年也耍不成。 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天刚蒙蒙亮，孩子们还在梦乡里，白翼坤就挑着水桶、踏着霜草，向岩洞湾水井奔去了。石包山坐落在断桥村的最高峰，虽然从远处看起来似乎伸手就可以摸着星星，离天近在咫尺；但石包山人明白，离天有多远谁也说不清，可离水有多远，那可是大家都知道的。石包山人吃水有两口井，向右边走就是岩洞湾，不到一里，路也平坦，水也清亮，唯一的缺点是，井里最多有五挑水，去迟了，就只得挑着空桶去再挑着空桶回来，向左边，去王少武那边的水井里挑水了。王家这个水井的最大优点是水多得取之不尽，缺点是路要稍远一点、坡要陡十倍，水还总有点田泥的味儿。白翼坤起得早，挑了一挑又一挑，直到把岩洞湾水井里的水全搬进了自己的水缸里才擦擦汗，搞早饭吃。吃的是这一带的人每年要吃半年多的东西——红苕。吃法也极简单：洗干净，将有疤痕、坏死的地方削去，放在锅里，加上水，将一个大瓦钵罩上——这可比什么锅盖都好，没有任何丝缝可以跑气；水开了以后，瓦钵被蒸汽掀起来又落下去，发出有节奏的叭哒叭哒声。等到叭哒声变成咝咝的喷气声，就不再加火了；等到余火将尽，揭开瓦钵，便甜香扑鼻，极为可口。不过，这一带的人对红苕可没有这样的感情。半年多的时间天天端、顿顿吃，无论什么样的珍馐美味也会使人望而生厌，何况是红苕。所以，翼坤虽然忙了一早晨，中伟、文刚虽然早已饿了，每个人也都只吃了个小红苕，意思意思而已。 明天就是腊月三十，是每家人团圆的日子。团圆，对白翼坤这一家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了：文辉已来了封信，说是没有路费，在路上走这么多天，他一个人也害怕，外公、外婆都让他留在新津过年，并说舅父因为学校组织师生去游青城山，一个美国商人的孩子，因为不听招呼，跌下山崖死了。那个美国人不通商量，学校赔了款，他还约起人砸了学校。舅父白翼翎和一批年青教师气愤难忍，也以牙还牙，约起人去砸了美国人的商店。为了躲避美国人报复，舅父逃到剑阁教书去了。廖紫云则像落进大海里的小石头，连泡沫也没有泛起一个，只有天晓得他现在的生死存亡。翼坤经常想得站在那里便走神，一个人独处便落泪，睡在床上，常常是泪水泡湿了枕巾。不过她在孩子们面前，从不表现出来，也从不首先提起。她想让孩子们淡忘，否则，一天到晚，这个哭，那个啼，只能让别人耻笑。想，是感情的问题，忙起来时，可以不想；有些事一个人做不了，这可是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到了这个时候，不想也得想，想不想都还得想别的办法。今天就有两件事明摆着：一是米已经吃得要见缸子底了，把谷子变成米，那么大个“竹磨”，她可把它奈何不了；二是推汤元，那么大个石磨，她可把它弄不转。她边洗碗边筹画，把猪都喂完了也没有拿定主意。 请人帮干忙是不行的，她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这么重的活怎么能让人白干呢？出钱请，自己只有一个银元了，两个豆包儿大的小孩儿，有个三病两痛，说要钱，就要钱，一时到哪里找去？自己找了几个小钱，买过年货、请发祥买香、蜡、钱纸已用得精光。再说，年关请人，给多少合适？想来想去，她想出来了一个好主意，便向发祥家走去。他们一家人正开着门吃红苕，坐来面对院坝的五儿翠香看见翼坤直端端向他们家走来，忙招呼道：“幺奶奶请吃早饭！”“吃过了。发祥、万大嫂，我给你们商量一个事情。”发祥两口子都放下筷子恭恭敬敬地说：“幺婶有什么事，只管吩咐。”翼坤给他们讲了，请他们帮忙脱谷壳、推汤元，她就换工，也给他们干这些活。他们听了都说：“又不是外人，换什么工？气力用了又会来的，这事就交给我们好了。”翼坤的力气有限，这时也不敢再说什么客气话了，就赶忙回去把要装汤元粉的布围腰帕洗得干干净净，又把谷子、泡上水的酒米、接汤元米浆的大盆、大筲箕都搬到发祥家来。 放在廖发祥家的竹磨和石磨都是廖紫云家的，因为那时发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房子很空，就把这些笨重东西都放到这边来了，发祥成家之后，搬走又觉不妥当，就一直留在那边，两家公用了。等发祥他们吃过早饭，翼坤就和他们一道，一会儿推，一会儿添，累了半天，才把两家人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翼坤把装着汤元粉浆的布围腰拴好，吊在院坝里的梅子树上，又把被竹磨剥了谷壳的糙米挑到山背后廖静庵的踩碓里去加工成了白米。两个孩子都或前或后地跑着、跳着和妈妈一起去完成这些生活劳动，他们不管能不能帮上忙，都想去插一手，只是帮上忙的时候少，帮倒忙的时候多，虽然差不多还要遭两声喝斥，两个孩子还是背着小妹跟着妈妈山上山下地跑，身前身后地转。翼坤忙完了吃的，又约起中伟、文刚去搞猪吃的。肚子饿了，就把早晨吃剩的冷红苕往嘴里塞两个。过年就是精神支柱，母子三人背回来了两背篼猪草，三背篼柴，都还不觉得累。 翼坤家的布局，当时是这样的：整个房子，呈“7”字形，不过上面的短横和下面一竖，是成直角的。上面一小横，是堂屋，两扇大门，进去，里面有神橱，供着菩萨。墙上正中红纸浓墨写着“武威堂上廖氏先祖”，并供着“天地君亲师”神位。神橱上供着“童儿”，是木制的，上着油彩，家里有几个孩子就要供几个“童儿”，一一对应。神橱上有香炉、磬、还有一个不知多少年代的木盒子，里面盛着廖家的族谱。来尊贵的客人，也在这里接待。堂屋里放有竹椅，神橱下有叩拜神灵祖先的蒲团，是稻草编成的，圆圆的几块。这间堂屋是把这个院子的正房子从中剖开而成的，左手边一半，是廖发祥家的堂屋，有墙隔开。 翼坤一家住的主要是坐南朝北的偏房。走上阶沿，就是两扇没有漆过的柏木大门，有很高的门坎。打开门，就是灶房和吃饭的地方。挨近门是饭桌，紧靠后墙，是水缸、锅灶。左手边一堵极高的封尖墙，房梁就穿墙而过。灶房的左右两边，均为卧室，都靠外墙，开一道小门进去，左边是翼坤四娘母的卧室。右手边，是一堵稍矮的墙，房梁和墙之间，有夹泥竹篾墙，是给大哥文辉留的宿舍，这间房有短墙隔开，旁边是猪圈。文辉的房间和猪圈上面，架着横梁，铺着木板，是一个阁楼。阁楼里堆着许多木板，是准备修新房用的；因为没有钱，就只有老是堆在那里，几乎全变成了廖发祥埋夭折的儿女的棺材。文辉的空房子和猪圈，有一巷道相连，巷道往东的尽头，是红苕窖。这里有一道后门，出去就是后阳沟，阶沿很宽，堆着柴禾，阳沟的外边是不到两米高的山岩，爬上去是一片竹林和石骨土。阳沟往西，连着一块小土，外面就是竹林了。所有的墙，都是土夯的。 明天就是腊月三十，这天翼坤和孩子们都着着实实地累了一天，晚上吃了红苕稀饭，简单地洗一洗就上了床。每晚必搞的活动——讲故事，这晚上也停止了，因为中伟还在洗脚的时候，上下眼皮就在打架了；文刚一上床就打了一个大呵欠，被子一盖上就没有了动静。翼坤一上床也就难得这么容易地就进入了梦乡，这在紫云被抓走后，还是第一次。 不知睡了多久，翼坤一惊而醒，似乎灶房里有什么响动。她轻轻坐起来，的确厨房里有轻微的声响，她立即警觉起来，不声不响地穿上棉袄，下了床，蹑手蹑脚地摸进了厨房。她立即看见灰槽旁边有晃动的光环，她惊得心脏都跳到嗓子眼儿上来了，是神、是鬼、是幻觉？只有她一个大人，决不能慌乱！她强迫自己镇静下来，依在卧室和厨房的门之间观察。根据光环的亮度、变化的速度、和墙的距离，她迅速断定是一只手拿着一炷香在晃动，想判定下面地面的情况。贼！肯定是贼！翼坤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那一点红的火已在慢慢往外退。她借着香火的微光，看清墙上已有一个圆洞，只有斗碗大小，人还进不来。红点消失了，只听有人小声说：“脚，试试。”翼坤知道还不只一个人，她想，既然先伸腿进来，那么小的洞，手是进不来的。她正在想，隐隐觉得那条腿已经进来了，蹬得地面沙沙响。说时迟，那时快，翼坤冲进厨房，抓起平时坐着向灶里加柴的小板凳，顺着洞的位置，猛然卡下去，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用手一摸，是一只脚，穿着草鞋。那只脚动弹不得，翼坤摸到火钳，使劲向腿脚上猛打。外面什么动静也没有。翼坤打得手都酸软了，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砍刀就在地上，我，可以，砍下你的狗脚杆；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用不着让你终生残废，快滚！”翼坤闪到旁边，才抬开凳子，只听外面“轰”的一声，随之响起脚步声，从后阳沟，直响到竹林方向去了。 翼坤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那个洞，怎么办？她抬头看了看四周的高墙和屋顶，还没有一点天亮的征象，现在是绝对不能出去的；喊同房子的廖发祥，搞得惊天动地的，又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但这么大个洞，哪里能置之不理呢？堵？拿什么堵？说不定他们还会再来呢。她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是穿好衣裳，提把砍刀，坐在这里守。她索性点上桐油灯，穿好衣服，梳洗完毕，便从拴成吊袋的围腰里抓出汤元粉，放在盆子里使劲搓揉，搓好之后，又烧起火炕芝麻，操起刀切沙糖，摆起面筛儿做汤元。等大年三十天早饭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才听见远处传来喔喔鸡啼。看来离天亮还早，翼坤却毫无睡意，就拿来鞋篼儿，就着灶里的余火，加上两块树蔸柴，给中伟、文刚做鞋。天渐渐亮了，文刚趿着鞋进厨房来了：“妈妈！今天过年吗？”翼坤见这孩子只穿着内衣，光着脚板，笑盈盈的，就赶忙放下针线活，一把抱起文刚，在小脸蛋上亲了两下说：“快把衣裳穿好，冷坏了要吃苦苦药的。妈妈把汤元都做好了，一会儿就能吃了。”文刚说：“妈妈，我要吃一房子汤元！”翼坤把他摁进被盖窝里，说：“你最多吃一肚子，可吃不下一房子。” 白翼坤把桐油灯从厨房里拿到房圈里来，照着给文刚穿衣裳。文刚说：“我自己穿。”翼坤便把理好了的小棉袄先给了他。文刚把右手先伸进袖子里，再把头直偏到被窝里去了，左手还在乱伸。翼坤赶紧把棉袄的左边的袖子给他套在左手上说：“这么冷的，不准调皮！”文刚穿好以后先在床上“啊啊啊”地叫着，跳着，然后爬到中伟的耳朵边上去“汪汪汪”的几声大叫。中伟伸手抱住文刚的头喃喃地说：“哪里的小狗爬到床上来了？”文刚的头直向中伟的肚子上拱去，中伟格格直笑。 翼坤说：“不要把春晴闹醒了，中伟快起床，都来吃汤元啦！”文刚一听，梭下床就去洗手洗脸，中伟听见吃汤元，慌忙穿好衣服就来端碗拿筷子。翼坤忙说：“洗脸！洗手！”中伟洗完手脸，见文刚已经拈起又圆又白的大汤元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焦急地大叫道：“我的！我的！”翼坤忍不住笑道：“过年有给你吃的，急什么！”翼坤舀了四个汤元给中伟，中伟还不满足：“还要！还要！”翼坤说：“老二真心厚，你伸过头来看看锅里，够你吃不？”中伟真的伸过头去看，白花花的一锅，还在微微颤动：“啊，这么多呀！”中伟的嘴还没有挨近汤元，文刚的两个汤元已经滚下了肚子，又向妈妈舀来的两个进军了。翼坤一边吃一边给两个孩子添。她见孩子们今天吃得特别高兴，也很高兴，三十多年的悲欢离合，随着锅里汤元的滚动、碗里汤元的甜香、孩子们吃汤元的欢乐像天空的乌云被清风吹拂似的，暂时飘移远了。 文刚已经吃饱了，夹着半个汤圆左看右看，忽然发现了墙上的洞，足有瓜瓢大小，他立即放下碗“格格格”地笑着，梭下桌子，朝洞口奔去。等翼坤反应过来时，文刚的小脑袋已经伸到墙外面去了。只听文刚的小脑袋在后阳沟说话：“好玩！妈，大铁钉！”文刚说着，已经从洞口钻过墙去了，小手还举着一把大錾子，从洞里往屋里瞄准，嘴里还学着打枪的样子叫着嚷着：“砰，砰，砰！”中伟也来了劲，放下碗筷，梭下桌子，直朝洞口奔去，大叫道：“给我看！给我！”伸手就去抓，文刚“嗖”的一声抽出去了。翼坤也想看看，又怕孩子们不小心伤着了，忙去打开后门，走到了后阳沟，对文刚说：“快给我，回去！”翼坤接过来一看，是一把石匠常用的中型錾子，錾尖雪亮，錾把上的牛皮条已经被铁锤打卷了。是石匠？本村只有两个石匠，都是老实巴交的，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这个村谁不知道廖家已经败落，家里一贫如洗，有什么可偷的呢？怪！ 中伟也跟了出来，和文刚争着把头塞进洞里去。白翼坤见孩子们玩得开心，便先不忙洗碗，进屋拿来一把锄头，端来一盆水，找来一小束谷草，砍断，从土坡上挖些泥来和成草筋泥，再剖一根老竹子，先把洞口用粗竹篾编好，再内外糊上草筋泥。孩子们直在旁边叹息，说：“不糊！不糊！好玩！”妈妈告诉他们：“可不能只顾好玩，晚上睡着了，万一钻进来一条蛇，怎么办？”小孩子最怕蛇，中伟、文刚都吓住了，只好赞成把洞糊好。翼坤补好了墙洞，故意在洞下堆了一堆稀泥，然后，领着孩子们进屋去了。文刚忽然仰头问妈妈：“哪来的洞？昨天都没有。”翼坤怕吓坏了孩子们，笑着说：“墙泥巴松了，自己垮的。” 第6章 四娘母守岁 工作队进村 大年三十的晚上，是中国人过年特别看重的时刻。天涯海角的游子，都得在晚上以前赶回家来。三十天晚上都不回来的人，不是已经离开了人间，就是处在了身不由己的境地。三十天晚上，决没有走亲戚的。一家团圆，指的是父母、夫妻、弟兄和没有出嫁的姐妹。因各种特殊情况而寄居在家又无法离去的亲朋也可以共度良宵。大年三十，一般要天黑才进餐。进餐的程序是先祭祀菩萨、祖宗，然后才全员入座。辈份最高的人坐上位，就是面向堂屋大门的位置。这一顿饭叫“年饭”，时间吃得越长越好。吃完饭可不能睡觉，要“守岁”，一家人抽烟、喝茶、吃花生、嗑瓜子、摆龙门阵，直搞到半夜以后。睡觉前都要用滚水洗脚，据说三十晚上脚洗得干净，来年走亲串戚找朋友常会遇上吃肉。白翼坤这一家也是这样过的腊月三十。 不过，气氛却颇为特别：春晴还什么也不懂，两个男孩子却分外高兴，但总有人太少的感觉。翼坤脸上虽也带着笑容，但心里却格外的悲凉。大女儿、三女儿埋在了新津岳店子的黄泥渡山上，丈夫如泥牛入海无消息，长子又正在几百里外，虽说是自己的娘家，毕竟是寄人篱下；只有自己，一个女人，领着三个加起来还不到8岁的孩子。瞻前想后，真有要跌下万丈深渊的惶恐。 春晴睡着了，放在床上，翼坤才点上蜡烛，引孩子进了堂屋，将蜡烛插入烛台，将香插进香炉，把一块煮熟的肉放进碗里，搁在神像前，然后点上香烛。翼坤先叫孩子们跪下，然后才跪在神像前，她默默地祈祷着，先是一阵心酸，继而一阵心悸，泪水在眼眶边上蠕动，随后夺眶而出。两个孩子左边跪一个，右边跪一个，觉得好玩，笑着望着妈妈。妈妈的身体在颤动，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两个孩子不知所措。中伟问道：“妈妈，你肚肚疼吗？我给妈妈揉。”说着，便站起来去揉妈妈的肚子。文刚问道：“妈妈，过年都要哭吗？是菩萨要你哭吗？”翼坤听见孩子们的问话，就像在做噩梦的人突然被惊醒一样，一下子清醒了。她一擦眼泪，豁地站起来，说：“别问了，走，我们吃年饭。” 翼坤点着灯盏走前面，孩子们紧跟在后面。灶房里一张方桌，四条长凳，隔锅灶不过一臂之遥。翼坤把一个小碗倒盖在桌子上，把灯盏放在小碗背上，叫孩子们空出靠近锅灶的那一方，对面而坐。然后把炒好后放在锅里温着的菜端到桌子上来，一共四样：一小碗烩锅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莴笋炒肉，一盘红萝卜烧排骨。每人一碗白米饭。母亲给孩子们拈菜，孩子们给妈妈拈菜，饭桌上也弥漫着过年的气氛。孩子们虽然嘴儿馋，但毕竟肚儿小，一会儿便不想再吃了；翼坤在年三十夜里，“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思念之情，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虽然刚才情不自禁地大哭了几声，有所宣泄，但在两个几岁的孩子面前，也不过如骨梗在喉，无法吐出，本来一点食欲也没有，只不过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才装点出一些苦中寻乐的样子，陪孩子们吃了些饭菜，一看到中伟兄弟不吃了，她也就放下碗筷，收拾桌子。 严冬天气，小孩儿虽穿得不算太薄，又刚刚吃过饭，仍旧觉得手冷脚僵，只好都挤到灶门旁边把手伸进灶里去取暖。翼坤提来灰笼，夹进些木炭，提到床上去把冷如顽铁的被盖烘起。收拾完毕，热水来给孩子们洗了，便胸前抱文刚，背上背中伟，把他们塞进了热被窝里。这时春晴也醒了，中伟两弟兄就在被窝里逗着玩。翼坤洗漱罢，又给春晴洗了，才去挨着孩子们睡下了。“妈妈，讲故事！妈妈讲故事！”文刚抱着妈妈的颈子说。“好！”翼坤说，“今天晚上，该高兴，我给你们讲三个故事。”“好！欢迎！欢迎！”两个小孩齐声拍手欢呼。 白翼坤给他们讲了一个古人“三颗芋儿辞旧岁，七片青菜迎新春”终于名满天下的故事，又讲了劈山救母，还讲了岳母刺字。孩子们还不肯入睡，缠着妈妈再讲一个。翼坤又讲了程咬金卖草扒。讲完之后，两个小不点儿还要妈妈再讲一个。大年三十，翼坤不想拂了儿子们的意，况且这个世道，有什么让孩子们开心的呢？更加上这时候自己也没有比讲故事更重要的事儿，于是便有求必应，直讲到远处鸡叫，中伟、文刚都没有了喊“再讲一个”的精神，故事会才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中静悄悄地结束了。翼坤把已经冷却的灰笼从被窝里取出放到地上，她虽然愁肠百结，但长达几小时，思想在故事天地里驰骋，自己也获得了像远离尘世苦难的兴奋和满足，对故事的思考回忆一停止，瞌睡虫便成群结队向她袭来，给她酿造出暂时无忧无虑的境界。 过了年，翼坤赶紧去邱四姑家要来了一条小花狗，白花黑质，十分可爱。中伟、文刚兄弟都爱如珍宝，经常形影不离。他们经常把它抱在怀里，有时还让狗和他们一同躺在床上玩。他们要出去拾柴、扯猪草，摘菜，小花狗都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地跟着他们或前或后地跑。他们累了坐在地上玩，小狗就爬到他们的身上去躺着睡觉。 这一家四口人，虽然生活奇苦，三个小孩儿并没有长高长大多少，但太阳的朝起暮落，季节的冷暖循环，却是在无声无息地进行着。而中国社会，也在突飞猛进着。白翼坤在艰难中挣扎到了一九四九年冬天，石包山虽然还是石包山，断桥河还是断桥河，但是惊人的消息却像隆冬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来了： 柏杨嘴儿的观音庙烛光摇曳，香烟缥缈。善男信女，跪满山畔。一个面如干核桃，穿得花花绿绿的老仙娘站在众生面前凄厉地说：“苍天有意，降此顽凶；人心叵测，在劫难逃。”翼坤背着春晴带着两个孩子去得迟了些，连跪的位置都没有，只好远远地站着。中伟、文刚紧紧地靠着母亲。人们的脸上都笼罩着阴云，心头都莫名地恐惧。 各种传说，蜂拥而至。有人说，昨天在研经街上看见三个和尚疯疯颠颠地急走。前面的一个，端着满满一升米，却哭丧着脸，像进杀场似地失魂落魄；中间的一个端着半升米，也不高兴也不愁，对谁也不看一眼；最后的那一个，升子里完全是空的，却欢天喜地地跑着跳着，还东张西望。有人说，这是佛祖在昭示，发财人要大难临头；穷人和富人要颠倒位置。有人还说研经街上来了一个算八字的先生，跛腿，当过兵。一个穿貂皮大衣的贵妇去算命，他竟然说她要饿死。旁边的人都说：“胡说，你知不知道她是哪一家的？”算命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的桌子板凳还是从他家借来的呢。熊公馆里的嘛。我算的是她的命，不管她是哪一家的。”这些是真有其事还是妄说谣传，谁也不敢下定论，但其中的含义，可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份和知识各取所需了。 白翼坤虽也如堕五里雾中，摸不清头脑，但也并不特别的害怕，她家里只有五挑谷子，吃都不够；土地只有竹林坝里屁股大的两块，种点青菜、萝卜、小葱、大蒜之类。大柏树土、指路碑土，原本是廖紫云家的，因为欠了债，早已被人占去，现在新搬来的邱正益家从地主家租来种着。去年喂的那头猪，已经卖掉，变成了中伟、文刚的裤子和一张床：算起来文辉要满十四岁了，他如果回来，未必还能几娘母睡一起？ 翼坤装有一肚子的故事，其中许多属于历史演义，她知道什么是改朝换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在没有胜利之前，连以后的“王”也一律被称为“贼”的，周武王兴兵伐纣，李渊起兵反隋，朱元璋起兵反元，不也被称为反贼吗？反贼说不定正是新主。打仗不是全凭力气大；打得赢的，总是顺应天意民情的。经她这么一想，恐惧感也就少了许多。 没过几天，听见的消息越来越真，也越来越近。邱正益去赶松峰场回来说，松峰满山遍野是国军，解放军已经占领了自贡、荣县，他们派了人过来看地形，在竹园铺被抓住整死了。有几个大财主的佃客出来说，他们的主人都把金条、金砖、金元宝藏在乌臼油里挑上成都坐飞机跑了。看来一场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了。果然，第三天晚上，离翼家五十里竹园铺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大胆些的人都爬起来到竹林外边去观看，那一方的天空都变成了橘红色。第二天，解放军就进入了县城。 第三天情况就不同了，研经乡驻进了解放军，断桥村也来了工作队。所谓工作队，实际上只有两个人：一个兵，二十多岁，穿的军装；一个穿中山服的，也只有二十多岁。别看只是两个小青年，只五天工夫就把断桥村闹得天翻地覆。先成立了武装队，曾德荣当队长，接着成立了农协会，邱正益任主席，还成立了妇女会，白翼坤是主任。会，一个接一个地开。白翼坤虽然带着三个孩子，每次开会必去，那两个“工作队”，满嘴的新鲜词儿，诸如“工人盖的房，农民种的粮，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满仓。”“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打倒官僚资本的剥削，跟着救星毛主席，建设美好新中国。”此后，工作队的任务是征粮，主要是向地主要。 一天夜里，翼坤刚睡下，就听见后门有轻轻的敲击声。“是哪一个？”“我是桂花呀，廖么娘。”白翼坤知道，这是本村地主邱雪桥的夫人，她本是丫头，邱雪桥的夫人死了，就把她提上了房，桂花儿，人很朴实，又很谦和，平时常有来往。翼坤赶快起床，披起棉衣点亮桐油灯，开了门。 桂花脚跨过门坎，就转身关上了门。翼坤正要抬凳招呼她坐下，桂花儿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廖么娘，求你了。”翼坤吃了一惊，赶忙扶起来，问：“什么事？我能帮忙吗？”桂花儿泪流满面地说：“农协会要我们家交8千斤谷子，不交够邱雪桥就没命了，我家里翻仓倒柜也只有5千斤。我只有挨家挨户来求你们卖，越多越好。”翼坤说：“我家里现在只有四箩谷子，都给你。我二场上街去买回来就是。”桂花儿付给了两个银元，把头探出后门，向竹林轻轻喊：“快过来！”立即有四个男的奔过来，进屋把谷子装进口袋扛在肩上，飞快地出了后门，桂花儿千恩万谢地走了，白翼坤走出后门一看，天上有淡淡的星光，几个人已经上了大路。 第二天，翼坤上街买米，米市上一袋米、一箩谷子也没有，都是拿起口袋买米买谷的，一打听，家里的米都被地主们高价买去交了公粮。翼坤这才暗暗叫苦。他知道，舂好的米，还能吃五天。红苕能吃两个月。 接着开了几个诉苦大会，工作队三番五次做工作，才有三个农民上台去控诉。会场上响起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阶级”、“天下穷人是一家”以及“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跟着毛主席，建设新国家”、“跟着共产党，幸福万年长”的口号，而且此起彼伏。领着喊口号的是工作队里穿中山服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孙荣德，大家都叫他孙同志，中等个儿，娃娃脸，眉清目秀，像个书生。他领着喊口号的时候，将右手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然后向左前方狠狠砸出去，随之一串清脆的新鲜字句便响彻云霄。 那个兵实际是官，连长，姓马，右手负了伤，长得粗壮，但样子却笑眯眯的，活像个弥勒佛，虽然腰别盒子枪，但并不使人望而生畏。他还有一个优点，会唱歌，开会之前就教大家唱“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那歌声在断桥人的耳朵里听来，却有“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五脏六腑都熨贴”的感觉。不过农民没有文化，呼的什么口号，唱的是什么歌词，并没有弄明白。“建设新国家”他们不少人呼成了“捡的新国家”，“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不少人唱成了“水呀和水呀，打家来一瓶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了以后，“共匪”的概念几天便化为乌有。这样有学问、这样可爱的人是匪？ 那些口号使白翼坤异常兴奋，她发觉这两个年轻人的背后，有一批管仲、张良、诸葛亮、徐懋公、刘伯温式的人物。三十九年来，她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想过这个村子里的人应该怎样生活，更没有想过这个社会这样运行合不合理，几天来的大会小会使她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被选为本村的妇女主任，也弄不清这个名称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般配。中伟和文刚也觉得新鲜得很，每次开会是必到的，有时妈妈牵着去，有时自己走着去，有时妈妈抱着、背着去，有时别的姐姐、大嫂、大娘牵着、背着去。他们最喜欢的是唱歌，其次是在会场里和别的孩子们跑来跑去，大呼小叫。 一个上午，干部会在村办公室进行。研究划分阶级成分，斗争地主。村办公室是一个小财主的堂屋。这座房子不是四合院，正房和两边的厢房都很长，中间的坝子很宽大。和正房子相对的不是房子而是逐渐向下低落的梯土和梯田，因此，坝子略有些向外倾斜。这房子后来有两年成了断桥小学的学堂。堂屋里一张八仙桌，放着两条长凳子。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靠墙面门坐着工作队的孙同志和马连长，孙荣德穿的是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马连长穿的是半新的军装，此外就只有白翼坤穿的勉强算是衣服＿＿英丹布的上衣，袖肘上已补了两个巴；黑裤子，膝盖处已经磨得发毛了；布鞋，已经被磨得变了形。 其他的干部，都头戴破帽子，脚穿水巴笼草鞋；这种鞋，是用谷草编的，形状和布鞋一样，只是更加庞大臃肿。男的女的都是毛蓝布衣裳，女的是右边参差的小布纽扣，都是自己挽的。这些干部，大都屁股上还吊着一个金黄的草墩子，圆圆的，像一面小鼓，是用稻草编成的，有将近一尺高：这是干部和村民开会时必备的坐具。当地人称之为“草巴儿”。当时普遍使用这种坐具，不仅因为这时的农民大多没有便于携带的小凳子，而且这种草墩冬天坐着不冷，并且高矮差不多，占地又不宽，容易使队伍坐得整齐密实。 开会之前，男人照例是抽叶子烟，一个个都叭嗒叭嗒，吞云吐雾。女人大都是纳鞋底，飞针走线，针闪着寒光，线拉得嘎嘎直响。大家都说着趣话，拉着家常。白翼坤问道：“马连长，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马连长笑道：“这是我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定稿的，还是我们团长给我总结的呢，‘马’，是马克思的‘马’；‘瘸’，是英勇杀敌，被敌人的子弹打瘸了腿的‘瘸’，‘狗’，是中国人决不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的‘狗’”。马连长还没有介绍完，全场已经笑声轰然。马连长说：“我们团长还有下文哩：‘为什么名字取得这么怪？这么丑？那是封建地主的迫害，封建迷信的毒害，说我命贱长不大，名字越丑越好带。我这不是现在还活着？枪都打不死。”孙荣德等大家笑完之后说：“马排长的这个名字，说明了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穷人不仅给地主阶级做牛做马，剥削阶级还笼断文化，在精神上压迫我们。我们要打倒吃人的旧社会！现在，我们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划分阶级。” 孙荣德于是给大家原原本本地读了上级关于划分阶级的有关政策，并详详细细地逐条作了解释，大家还是弄不明白。读来读去，讲来讲去，大家都拿不准。邱正益说：“就根据昨天丈量的各家各户的田土面积请孙同志、马连长，一家一家的定。”这当然是最省事不过的办法，大家都无异议。于是，便由邱正益主持，由孙荣德念户名田土亩数，由白翼坤作记录——整个会场上除了工作队的两个同志外就只有白翼坤可以认字写字。全村96户人家，很容易的就划出了三户地主：邱雪桥、陈有奎、曾双星。还有两户富农、八户中农，一户小土地出租。剩下的82户都是贫下中农。 马连长扳起手指算了算账说：“根据上级指示，你们村还得划出一户地主才够数。”邱正益抠抠脑袋说：“那就只有把李哲庚由富农升为地主。”孙荣德说：“李哲庚就是剥削量不够，上不了地主。”马连长皱起了眉头。 白翼坤的成分，在会上就出现了争论。邱正益说：“廖紫云家应该划成破产地主。我们了解了，以前好宽的土地啊，还开得有油坊榨油卖，请了长工十多人。”马连长说：“共产党有政策，过了三年以上贫困生活，自食其力的都得按现在的田地数量划。六个人，五挑谷子，两亩多地，只能划贫农。” 马连长说：“我们政委说过‘时间就是政策’，白翼坤破产了近十年，经济上已经降落到贫农的队伍中来了。”既然工作队的同志表了态，大家也就不再说话了。邱正益看见太阳已经晒上阶沿了，就给马连长耳朵边说了两句。马连长顿了顿然后说：“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下午接着开。邱主席，就亲自到李哲庚家去实地考察，看他还有哪些剥削行为漏报了。” 下午，会议接着开。邱正益兴高采烈地说：“李哲庚的地主没有问题了，我到他家去一看，有牛有犁没有耙。”白翼坤诧异地问：“那又怎么了？”邱正益说：“我就问他，‘你每年那么多田，不耙田呀？’李哲庚回答说‘要。’，‘那你的耙呢？’李哲庚说‘都是给王二爷家借的。’‘给钱不？’‘乡里乡亲的，都没有说钱。’”邱正益见大家听得云里雾里的，就干咳了两声说：“你们想一想，用一天就算一万元钱（当时的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钱），用十天呢？用十年呢？”李哲庚的剥削量就够了！” “能，能这样算吗？”白翼坤觉得可笑。马连长说：“这当然也要算李哲庚对贫农王二爷家的剥削。算剥削账，就要这样算。他李哲庚没有钱买一张耙吗？他就不买，存心长期霸占贫农的财产。”白翼坤说：“邻里之间这样互相借借东西，是常有的事。一些比较大点的农具，比如风车、水车，耙，这些东西，一年就只有几天用得着，这家买这样，那家买那样，大家交换着用，节约了资金，还增强了乡情。照邱主席这样算，以后老百姓不就会斤斤计较吗？还有什么乡情可言？”马连长说：“搞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对地主的剥削，一分一厘都不能放过。”白翼坤觉得自己本来见识有限，共产党的许多东西，自己还不懂，也就不再多说。 第7章 一家团圆喜 枯月生存难 过了几天就在村办公室分浮财。天气很冷，但却是冬天难得的大晴天。早晨，满地银霜，高松翠柏似乎都冷得枝不能摇，叶不能动。穿得破破烂烂的贫苦农民，向办公室涌来。他们看见宽大的坝子里堆积如山的东西，都惊得大张着嘴巴。这些浮财都是从地主家里搜来的。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大类。一是吃的，有黄谷、大米、苞谷、小麦、玉米、黄豆、猪肉、猪油、菜油、香肠等等。二是穿的，有大人、小孩、男人、女人穿的各种衣服，有皮裘、呢服、毛衣、绸袄、缎裙、棉裤、睡袍，还有大大小小的帽子，长长短短的鞋子，红红绿绿的袜子，宽宽窄窄的带子。三是用的，有锅盘碗盏、桌子、板凳、椅子、茶几、水桶、铜壶、蚊帐、被盖、床、毛毯、床单、银质的或铜质的水烟竿等等。三是农具，有犁、耙、锄、拌桶、风车、水车、粪桶等等。四是牲畜，有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可以说当时富裕家庭有的一切，这里都有。这里只缺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狗；追浮财的人，根本没有把书当成东西；狗，那可是不管主人的荣辱生死跟着主人，赶不起走的。 围在这一大堆财产前的贫苦农民，头上戴的也许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帽子，开花开朵，只剩下一个轮廓；他们披在身上的，大多是蓑衣、破羊皮，还有用稻草编成的坎肩。裤子，大多是破烂的单裤，还有些女人因为没有见得人的裤子而没胆子到这里来。脚上，多数穿的是“水巴笼”草鞋——用稻草编成的，外形像棉鞋，因为有好几层，比一般的棉鞋大两三倍。但是他们面对这些东西，却很少有人想过据为己有，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本来是别人的，是别人靠本事挣的，像邱雪桥、陈有奎还是跟着熊克武，搞护路同志会的有功之人，他的财产还是用自己的血汗换来的。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是本分的人可以干的事。 孙荣德、马连长开导了几天，给他们说，这就是贫苦农民用汗水创造出来的，是被地主强占去了的，但是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他们大都觉得，那毕竟还是人家自己挣的。邱正益坐在阶沿上念名字，一家一家的去领，可是念着名字的都不肯去。连喊着陈泽民、曾德荣，他都惶惑地不好动步。邱正益想起了白翼坤胆子大，说道：“共产党让我们坐江山，我们不能当扶不起来的烂脚泥，大家要硬起！妇女主任白翼坤带头！”白翼坤觉得，工作队同志讲的也是一种道理，她的家祖祖辈辈摇船，却过着贫困的生活，她的弟妹，如果不是她早就在取紫云的浮财，连读书的费用都没有，紫云没有了钱，他就从公子哥儿变成了能吃苦耐劳的人。共产党的这一套，从大处说，都是对的；于是白翼坤大喊一声：“来！来几个人，帮忙抬一抬！”立即涌出十几个年轻人，听候指挥。邱正益念道：“桌子一张，床一张、凳两条、衣料三种（这是研究分胜利果实时白翼坤不要别人穿过的衣服，而定下的）米三十斤、和廖叔成、廖瑞明、廖发祥四家人，耕牛一条。”除了耕牛牵到廖叔成家外，其余东西，都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到了白翼坤家，并一一安好了。由于白翼坤带了头，农民们才陆续上前领东西，直到太阳下山，堆的东西才分配妥当。 中伟、文刚最喜欢那张桌子。桌面是方的，四面撑起来就变成了圆的。最有趣的是下面还有一个连在四条桌腿上的踏脚盘，很像一个大螃蟹，小孩们可以坐在上面玩。三个孩子经常把这个踏脚的地方当“小桌子”做游戏。 不久土地也分下来了，虽然紫云还杳无音讯，但翼坤还是坚持说紫云和大儿子都在新津外婆家，马上就会回来，廖发祥等等乡亲都可以证明，因此家里还是分到了6个人的田地，有大山顶靠近大石包的一块、后边山、酸枣树土、溜溜土、指路碑土、月牙儿土。田，则有干田坝、方方田、石骨湾田。一到开春，翼坤除了起五更睡半夜外，还把中伟、文刚也动员起来带春晴、拔草、抬水、割草喂牛。 一天夜里，说不清是什么时刻，一阵急促的狗叫声把翼坤从睡梦中惊醒。“开门哪！开门哪！”翼坤刚刚醒来，听不出是谁，顿时警觉起来，问道；“谁呀？”狗儿叫个不停。“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我是紫云哪！”“妈！还有我，文辉！”他们因为乡音已改，加上狗吠声干扰，翼坤还是把握不定：“老实说，你们是人还是鬼！”外面的人笑了：“妈，我们都是饿鬼，哇！”这是文辉调皮的声音！ 翼坤激动得浑身颤抖，赶忙下床点灯，走到门边仍旧不敢开门，问道：“你们今天是从哪里起的身？”“咳，从仁寿，就因为这两个包被扣留了半天！”翼坤已经弄准了，是紫云、文辉两爷子，赶紧开了门，把狗招呼住。门前，紫云、文辉各提一个大包，跨进了门坎。在桐油灯下，紫云只剩了皮包骨头，活像一个大青猴，文辉长得和他爸一样高，只是皮肤红润，一脸的精神。翼坤本想紧紧抱住紫云痛哭一场，但碍着儿子的面，只好心如狂浪，语似流泉，一连串地问：“吃了饭没有？饿不饿？搞点吃的？很累？怎么不来一封信？”最后才说了一句“真想死我了！” 紫云放下包就去床上看孩子，说：“真把心也想碎了，把肠子也想断了。”文辉说：“肚子都饿扁了，我来煮饭吃。”翼坤赶忙说道：“我来，我来煮！”紫云点燃了一支蜡烛，去捞开蚊帐看床上的孩子。翼坤问紫云“将近三年，你在哪里？怎么信都不写一封？”“哪来的钱交信？身上的钱，全被搜光了。先修路，后来又被抓去当国民党兵的挑夫。一直到了云南，我看再走下去，怕只有当孤魂野鬼了，我就下决心逃跑。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我看见有一根晾衣竿，趁大家熟睡以后，我把晾衣竿搭在墙头，爬竿翻墙逃跑了。山遥路远几千里，守兜儿的小钱也没有一个，我望着这一座座的山，一条条的河，没完没了的路，真是想哭也哭不出来。” 廖紫云接着说：“后来我想起了我老者最爱说的话‘不怕慢，只怕站；山再高，只要不停地爬，总能到顶；路再远，只要不停地走，总能到家。’我想，天无绝人之路，我一路讨口要饭，吃野果野菜，住山洞、破庙，还是走回来了！”白翼坤问：“你是去新津找文辉一路回来的？──吃饭。”紫云说：“听文辉说，复杂着哩。”紫云、文辉狼吞虎咽吃着翼坤煮的红苕稀饭，问：“现在家里还有米吃？”翼坤说：“才分了胜利果实，我们家分了三十斤米。”紫云说：“共产党真好。”翼坤喜滋滋地在旁边看着他们吃饭，问：“文辉又遇见些什么问题呀？” 中伟、文刚也醒了，都爬了起来，走进了厨房，看见两个生人在座位上吃饭，老的瘦得像鬼王，妈妈兴高采烈地站在一旁。妈妈看见了他们说：“中伟、文刚还不快叫伯伯、大哥！”他们都没有叫，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印象。紫云见两个小儿起来了，放下碗说：“快过来，老者看看，把老者的心子都想碎了，怎么，不认识了？”两个孩子似乎记起了什么，走过去，依偎着紫云。紫云先把中伟抱起来，放在左边的大腿上，又把文刚拉过来，提到右边的大腿上，然后抱紧，一个的脸上亲了一下，说：“喊大哥，请大哥讲他的故事。”两个孩子都看着文辉，和爸爸差不多高，只是长得没有那么瘦。样子也和爸爸差不多，好像也和妈妈差不多，只不过脸上没有皱纹，下巴上没有胡子。妈妈常说他们还有一个哥哥，只见过一面，没有多少印象，既然妈妈爸爸都叫喊“大哥”，于是都喊了声“大哥”。文辉答应着说：“我给你们捡了好多东西回来！”文辉放下碗，打开一个包，拿出两个铃铛似的东西给他们一人一个，并用竹筷各敲了一下，发出清脆悠扬的声音。两个孩子乐得眉开眼笑，也抓起筷子不断地敲起来，满屋子响起了金钟铜磬般的声音。翼坤问：“这是哪来的？文辉遇见什么事情了？” 文辉清了清嗓子说：“说来话长。简单地说，新津打仗的前几天，我们在新津农职校，背后就是纯阳馆，我们看见从黄鹤楼那边，有许多国民党士兵抬木箱子到纯阳馆，不知抬的什么，两个兵抬一箱，川流不息，抬了几天。后来有一天晚上，飞机场、纯阳馆附近，烧汽油库，烧汽车，烧弹药库，火光冲天，弹片横飞。国民党兵用机枪扫军马，遍地是钢盔，是军用蚊帐。舅父还去捡了一匹高头大马，捡了好几个轮胎。舅父高兴地说：“蒋公要败逃了，共产党要来了！”果然，第二天，新津打大仗了，天上是飞机“钢钢钢钢”地飞，地下是炸弹“轰隆轰隆”地爆，国民党的兵和共产党的兵在河坝里激战。 我们都在事先挖好的壕沟里躲着看。正是隆冬季节，北风呼呼地叫。不知道是哪一边的兵赴新津河朝这边来。我和剑雄老表还有外婆、舅舅、三姨、四姨都在壕沟里蹲了两天，闷得慌，就爬出来扶着麻柳树看。飞机看不见我们，我们可看得清飞机，就在我们的那棵树子颠上盘旋。我们看见一个兵追另一个兵，追到了河坝里，两个人在沙滩上扑打，一个把另一个按倒了，捡起一个鹅卵石正要砸下去，又飞跑过来一个兵，捡起一个鹅卵石，砸在上面那个兵的头上，我们听见了“砰”的一声响，红的白的，溅了好远啊。国民党兵败退了，外婆家里也住进了解放军，他们太好了，帮助打扫院子，挑水，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以前的书上都没有讲过的道理。外婆病了──”“哎呀，重不重？”翼坤焦急地问。“重得很啊，但解放军给她又打针又吃药，只三天就治好了，还不收钱。四姨父是乡丁，还和解放军打仗，被俘虏了，放他回来，还给路费。” “我提出要当解放军，他们说我太小了”———紫云说：“才13岁，怎么不小”——“解放军连夜开起队伍走了”，文辉说，“早晨起来，知道他们走了，我可不甘心，就顺着脚印，跟着队伍追。”“你这不是胡闹吗，十三、四岁的小孩儿，当什么兵？”翼坤又急切又责备地说。“我们青年学生和你们想的可不同。我打听到了，他们就在前面，追了个汗流满面，连背影子也没有见着。追了三天，终于追上了，前面一支队伍，有几百人。我高喊：“解放军同志！等一等！”他们真的停下了。我跑拢一看，傻眼了，一个胖子，一群瘦子，立即把我抓住，骂我是共产党的小间谍。”文刚说：“大哥就快跑啊！”文辉说：“你能跑赢子弹？这种情况，还是老实点为妙。那个胖子说‘老子不打你也不杀你，给老子挑米。’在人矮檐下，哪敢不低头？我只有忍气吞声，人，挑着米跟着走；心，盘算着脱身的办法。” 紫云说：“你娃子这就叫鸭子钻苦瓜，自讨苦吃。”翼坤说；“别插话，文辉说！”文辉吃完最后一口饭说：“后来就简单了。我们走了两天，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中间大峡谷，两边高山崖，四边枪声起，一片“缴枪不杀”声。我趴在地上动也不敢动。一个熟悉的声音：“站起来！”我一抬头，竟然是住外婆家的张排长。我高兴得又喊又跳。从此，我可就跟定他们了。” “那，你又在哪里遇见你老者的？”翼坤觉得离奇，迫不及待地问。文辉说：“请伯伯说，他最清楚。”“这孩子还卖关子，又不是讲评书。”紫云说，“是这样的，我走了两个多月，路，突然走不通了，有半大的孩子用一根粗篾条弯成弓，拦在路中间，不准通过，要路条。我哪里有那东西？我左说右说，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不相信可就麻烦了，不但要搜查，还要送到农协会去。一去就是老半天，被当成逃亡地主。好容易到了泸州，为了省得麻烦，我干脆昼伏夜行。这回更惨，要天亮的时候，我被武装队巡夜的抓住了。被五花大绑，先关在村里，后送到乡里，还挨了几次打，我本来就不是逃亡地主，又哪里敢承认呢？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身份，就是有八十张嘴也说不清，人家也不敢相信。我又被送进了县城里。审问我的那个解放军，大个头，厚嘴唇，操一口京腔，我听不懂他说的，他也听不懂我说的。正在“话不通，急死老家公”时，进来了一个年青军人，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也可能是运气好，也可能是运气糟，我们排就有一个小鬼是井研县断桥河石包山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你就跑不了！’一会儿就进来了一个还没有长成人的小伙子，就是文辉！” 文辉说：“才没有那么简单哩。爸爸变得又黄又瘦，胡子拉碴的，穿得破破烂烂，像个叫花子，又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开始我真没有认出来，我说：‘肯定是逃亡地主！我不认识这个人！’爸爸慌得大声问：‘你是石包山的？哪一家？’我说：‘我爸叫廖紫云。’爸才哭着说：‘这是做梦？你是文辉？我就是你爹廖紫云呀！’我怔了半天，仔细一看，这不真是我伯伯吗？我才扑过去，抱头痛哭起来。”翼坤也听得流了泪，中伟、文刚扁着嘴，眼眶里蠕动着泪珠。文辉说：“爸爸说我太小，要我一路回来，我也很想妈妈，就回来了。走的时候张排长和战友们都哭了。送了我两大包东西，都是我在打扫战场时捡的，可好玩哩。” 紫云说：“就是这些东西在仁寿被扣了半天。破铜烂铁，有什么用！”文辉说：“你不懂，明天看我做几样玩具给小弟弟们玩。” 第二天，紫云和文辉都上山去忙生产。休息时，文辉就用捡回来的铜丝给小兄弟们做了一个土电话：一边一个小竹筒，蒙上厚纸，中间用铜丝扭成弹簧，两头穿入蒙上厚纸的竹筒，这段弹簧，可长可短——只要这一头的人对着竹筒说，那一头的人将另一个竹筒盖在耳朵上听，便觉嗡嗡有声，而且很清晰。不但中伟、文刚玩得废寝忘食，连紫云、翼坤、发祥一家、周围的许多大人都听得有滋有味。村主席邱正益听说后也来参观、试听。听完之后说：“你们家哪来的这么多铜丝？”文辉说明是在战场上捡的。“那你马上给我交到办公室来，上级有指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些铜丝说不定有用，还说不定有毒。”邱正益说完，背着手高昂着头走了。不但文辉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就是紫云、翼坤也没放在心上。 紫云和文辉回来以后，这个院子里增加了不少生气。文辉砍来一根小竹子，只用一顿饭的工夫就做成了一支短笛，一只洞箫。中伟、文刚，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拥着文辉大哥，看他做，听他吹，他用洞箫吹了一支曲子，听起来是那样的伤感悲壮，文刚问：“大哥吹的什么？”文辉说：“这是岳飞的《满江红》，岳飞是抗金英雄，被奸臣陷害……”文刚抢着说：“屈死在风波亭上，妈妈给我们讲过了。”文辉说：“你们知道就好，以后要学岳飞，精忠报国啊！”文辉又用笛子吹了几支曲子，都特别的悠扬动听，文辉吹完一支就给中伟、文刚解说一番，“这支是《一夜皇后》，这支是《苏武牧羊》，这支是美国歌曲《念故乡》。”青华、长安和翠香都来围着听。 吃午饭的时候，门口来了一个女孩，大约十四五岁，高挑个儿，在门口喊：“幺奶奶，幺奶奶，我，我，我来借一瓢勾盐巴。”这女孩只是喊并不进来。白翼坤探出头去一看，忙说：“奶女儿，快进来！”那女孩说：“妈妈说的不能进人家的门。”“这是谁家的孩子呀？”紫云奇怪地问。“陈有奎的大女儿。”“陈有奎？他，怎么跑这么远的来借盐巴？”文刚说：“不远，就住在对门子，岩洞湾的上头。”翼坤说：“你和文辉都不知道，我们断桥村的四家地主，有陈有奎、邱雪桥、李哲庚，曾双星，都被扫地出门，陈有奎就住在岩洞湾上头。”紫云说：“那只不过是一个窝棚，棉花秆编成的墙，几根竹子撑着几把谷草。”是的，文辉站在院子里就能看见，根本就说不上是房子。 翼坤自己盐罐里的盐已经不多了，她还是摘下一片青菜叶，舀了三汤匙盐叫文辉送出去。那女孩怯生生地接过食盐，语不成声地说：“廖幺娘，负，累了。”这地方说“负累”就是道谢的意思。文辉见这女孩，和自己个儿差不多高，只是脸色惨白，非常腼腆，穿的裤子只能遮到膝盖头，光着脚。她已经转过身回去了，文辉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文辉回来接着吃饭，一家人这顿饭都在感慨陈有奎一家。他是个读书人，书读得多，身体不好，一年四季都在吃药，他父亲留给的田地，自己种一小块，其余都租给了别人种，他的妻子是远方人，身体很单薄。他们搬到岩洞湾来居住以后，今天算是第一次和人来往。 青黄不接的季节到了，许多人家陷入了困境。白翼坤家粮食本不够吃，加上卖给了邱雪桥家救急，街上根本就没有粮食上市。好在门口有几分地的青菜，顿顿吃那东西，肚子里潮得慌。听人说“仙米”可吃，家门外的崖下就有。文辉和中伟、文刚三弟兄拿着盆，走出竹林，左手边大路旁就是一壁陡岩，岩根下，有一片积水，那边上就有“仙米”，其实就是白善泥，看起来，真和汤元粉差不多，用手一搓，竟也和米粉近似。他们拣最白净的抠了一盆，拿回家中，做成汤圆状，下到锅里煮，一家人都眼巴巴地望着锅里，希望有点滋味，能撑撑肚皮。等到开了，大家觉得熟了，就盛在碗里，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味道不怪，有点泥味；口感尚可，有些沙感，可以吞下，而不可以细咬。廖紫云说：“这东西不能多吃，吃下不难，屙出来不易。” 果然到了第二天，中伟和文刚拉屎都拉得哭。肚子胀，却拉不出。白翼坤只得一点一点地往外抠。廖紫云去邱四姑家借得一袋麻豌豆，有50多斤。近半个月的时间，全家人就吃豌豆。豌豆的吃法很多，第一是煮豌豆汤，第二是吃炒豌豆；炒豌豆又有四种方法；一是干炒干吃，二是干炒好后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盐水里，放上些清油和茴香叶之类，三是干炒好后，放上水煮。四是将豌豆泡胀后再用油炒。第五是把豌豆磨成面，吃豌豆糊糊，第六是把豌豆磨成面做成豌豆粑。问题是廖家吃豌豆，不但没有盐，也没有油。廖紫云和廖文辉回家来都是腰无分文。白翼坤把豌豆变着法子吃，可是没有佐料，吃起来真让人难受。廖文辉又去山上挖状元红的根、采软雀儿花吃。好容易才挨到豌豆、胡豆、小麦成熟了，这一家才算度过了难关。 收苞谷的季节到了，天气热得男人们都不穿上衣，孩子们一有机会就去水里泡。天还没有亮，紫云一家就吃过早饭上了山，他们要趁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把该干的农活干完。中伟和文刚协助爸爸和大哥掰苞谷，把苞谷从秆上摘下来，放进箩筐里，满了，紫云和文辉就挑回家，翼坤就挥镰砍苞谷秆，放在地边晒。苞谷秆儿很高，中伟文刚要钻到苞谷林里，高举着手才能摸着苞谷，苞谷连着秆的那个柄又很结实，不容易扳下来。两弟兄开头还兴致勃勃，收了不到半亩地就累得皮塌嘴歪了。而且苞谷叶不断在手臂上、脸上、额上、耳朵上、脖颈上扫来扫去，使人奇痒难忍，文刚擦了擦脸上的汗，身上到处就像有几百条毛虫在爬那样难受。他说：“二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钻到苞谷林子里去呢？”中伟说：“不钻进去，除非你的手臂有竹子那么长。文刚说：“你看我的！”只见他提起脚向苞谷秆的根部踹去，高达两米的苞谷秆就倒下了，他又一脚踩住苞谷的柄，两手抓住苞谷块一扯，苞谷就下来了。“好办法！”中伟说。他们就这样革新了扳苞谷的办法。翼坤看了说：“这样好，我砍苞谷秆也方便了。” 等到太阳升起到树梢头时，他们已经收完了两块地的玉米，回家了。他们把倒在院子里的苞谷撕去黄中带青的壳壳，露出金黄的苞谷块，苞谷块晒在院坝里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吃了午饭，中伟、文刚就到竹林边的水凼里去泡。这个大池，长有六尺，宽有丈余，深有六尺多。是以前的大粪坑，廖家败落后，也没有钱再盖那么大的房子，于是成了蓄水池。经过多年的洪水冲洗，和不断掏挖里面的肥泥，现在，水颇清澈，可以洗衣洗菜淘红苕。文刚两弟兄脱得一丝不挂，手扶横梁，沿着支撑横梁的石柱慢慢往水里浸，让身子全泡在水里。那个舒服劲儿，使他们忍不住啊呀呀地大叫起来，惊得翼坤和翠香都跑出来看。翠香说：“二老辈、三老辈，要抓稳呀！”翼坤干脆去搬来一把长长的竹梯，放到水里说：“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就抓住梯子往上爬，在水里可不要呆久了！他们都还没有学会游泳，就半浮半沉在水上，放平身子用脚打水，差不多又放开手，要沉下去了，又抓住石梁竹梯，三四天他们俩就学会了游泳，能跟着青蛙追了。 一天他们游泳回来，看见父亲和大哥，在地下用木炭画成了许多方格，横线和竖线交叉的地方，放着像胡豆那么大的竹片，上面还写着字。看他们面对面，各坐一根小板凳，全神贯注的样子，文刚问：“这是在做什么呀？”紫云摸着文刚的头说：“下象棋。”“怎么下的？”“你们先认这些字”，文辉一个一个指着教他们，文刚仔细看那些字的笔画，一会儿就记在心里了。中伟只看他们怎么走，一个下午只记住了“帅仕相”三个字。等他们下完后，文刚喊中伟：“我们来下。”父亲紫云先教他们摆棋子，再教他们怎么走。文刚一会儿就懂了，中伟老是弄不透彻“马走斜日”，文刚说：“笨蛋，两个框框连一起，不管它站起、睡起，在左边、右边。”紫云指导他们下了三盘，文刚基本掌握了布棋子和各个棋子的走法，中伟布子时，老是把“炮”的位置摆错，走的时候，不把他盯紧他就会乱走，“车”拐弯，“马”踏“田”，“炮”翻两座山的事经常发生。下了三盘，中伟也会了，此后两弟兄一有空就下象棋玩。 吃了晚饭，蚊子就像蜜蜂朝王一样地叫得吓人，撞人的脸。熏蚊子成了这里农村人必不可少的节目：先把房屋里面的门都打开，向外的门都关着，然后在屋中间放一大堆湿的蒿草，下面放些干草点着，立即浓烟滚滚。这个过程要搞半小时左右。这时文辉就领着院子里的孩子们到大山顶上去吹笛聊天。除了中伟、文刚外，还有发祥家的侄子们，青华、长安、翠香。大山顶离文辉的家只有三四百步，这是一座大船似的山，三面都是沟壑、水田、梯土，最远端是一个大石包，石包的周围都长满了柏树，柏树丛中一个巨大的石包，光光滑滑的，直拖到谷底，孩子们或坐或卧，或凭或依。闲谈、胡唱，更多的时候是请文辉吹笛子。 天蓝得使人心醉，月亮柔和，星星晶亮，大石包北面是水田组成的很长的冲，地名周寺沟。北面是岩洞湾。凉风阵阵吹来，伴着稻香、柏树香。文辉的笛子悠扬婉转，山和水应，很快这个山头上会聚集起二三十个青年和孩童。常来的还有两个和文辉差不多年纪的姑娘，说话的声音好听，看身影也还窈窕，只可惜，一个是大麻子，脸上如雨打沙滩一般，她姓邹；还有一个是癞痢头，姓戴，后来嫁给了长安。青年人在一起都谈笑风生，小孩儿在一起就打闹疯玩，互相追逐。直乘凉到夜深人静，月斜星稀，人们才哼着唱着慢慢向家里走。 石包山的人常来大山顶上，还有一件奇事，那就是“咒羊子”，所谓羊子，就是后来说的淋巴发炎。只要用手摸到颈子上、大腿根部，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长起了小小的包块，这种包块，看不见，摸得着，人们便到这里来喊么老爷咒羊子。这位么老爷，名叫廖德轩。只要这边有人喊“么老爷”，那边就答“逮倒嘛”。这边的人就用手把包块轻轻地逮住。要抽一支叶子烟的功夫，对边的么老爷说：“放开手。”这边的人就放开手，要不了天，这包块就消失了。至今人们也弄不清，究竟是怎样的咒语，有此奇效。人们都说屡试不爽。而且当地也确实没有谁因为羊子咒不死而去找医生的。 第8章 吃豌豆惹灾祸 遭报复被斗争 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翼坤决定先送中伟去上学；中伟已经要八岁多了，文刚还没有满七岁。好不容易才说得文刚同意了不跟着去。谁知到了老师面前，才给中伟报了名，文刚已经在拖他妈妈的手了：“妈妈，我也要读书！”小个子、大眼睛、满脸和气的刘尽忠老师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廖文刚。”今年几岁了？”“差一个月满七岁。”刘老师说：“这孩子聪明，就让他和哥哥一起读。”白翼坤说：“不怕刘老师笑话，我的大儿子想读书，凑不够那么多钱，只得在家里搓黄泥巴，文刚还小，书钱也没有。”刘老师说：“快满七岁了，也不算小了，就让他来旁听，不交费；行，就读下去；不行，就明年来。”从此，中伟、文刚就开始了学生生活。两弟兄，一个书包，一套课本，两套作业本。那条花狗，他们上学，它要送到大路边上，中伟兄弟俩要吆喝好几次，花狗才肯止步不追。听见他们回来，又要到大路边上跳跃着摆着尾巴迎接。 豌豆已经开过花，结出了扁扁的豆角。正是一个星期天，中伟背着小妹妹春晴约起文刚到大山顶上玩。大山顶上没有人家，山下东西两面都是平缓的沟谷，坐落着六家人，除了一家姓戴，其余都姓廖，每一家人的四周都环绕着竹林，家门前大都栽有桃子树、李子树、梨树、梅树、桔子树、枇杷树。中伟、文刚虽只有七八岁，在这样如画的美景中也乐不可支。他们干脆把春晴放下来，让她躺在豌豆林里，他们自己则尽情地乱吼乱叫。四周的群山当然都要来凑热闹，那回声使两个孩子欣喜若狂。他们此起彼落地喊着：“柏树！”“黄桷树！”回声更加和谐悦耳地叫着：“柏树！”“黄桷树！”他们把凡能想出来的词语都搜出来喊了不知多少遍，直喊得口干舌燥，才蹲下摘豌豆角放在嘴里嚼着解渴。 这块地的主人廖老五正在西边岩洞湾山上陈有奎的破屋子旁边举锄挖树圪瘩──干了以后就是很好的烧柴──和中伟玩耍的地方正对着，只隔着一个岩洞湾，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十米。这边孩子们在干什么，他可看得一清二楚。廖老五和中伟、文刚按辈分讲是弟兄家。左邻右舍的，大家本都认识，廖老五却故意做起不认识的架势，大声喊道：“哪家的花苞谷儿在那里破坏生产！”“花苞谷”是当地的骂人话，意思就是“杂种”，种子不纯的苞谷才是花的。中伟、文刚也不是省油的灯，就奶声奶气地回答道：“廖老五，卖屁股，卖给王豆腐；王豆腐不要，卖给李花轿。”廖老五听见，气得发疯：“哪家的花苞谷儿还敢骂人！”中伟、文刚都正喊得兴奋，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和廖老五对骂起来。如果是解放前，廖老五是会忍下这口气的，他以前是靠给廖紫云的油房里挑煤炭卖维持生活的，如今解放了，打了地主，分了田地，地主见了他都要鞠躬喊“贫农老爷”，工作队虽然走了，村主席邱正益和他是亲家，他怎么还能忍受这种窝囊气？于是边提着锄头冲下岩洞湾直往大山顶爬来，一边爬一边在嘴里破口大骂。 中伟、文刚开头还没有当成一回事儿，因为这个地方有“看得见，腿跑断”的特点，还远着哩，慌什么。后来大山顶的岩石挡住了视线，他们满以为廖老五不会那么认真。又玩了好一会儿听见廖老五的骂声近了，这才发现事态严重，于是背起春晴，跌跌撞撞直往家里逃去。中伟八岁多点，还背着个小妹妹，追兵渐渐近了，三个孩子都吓得大哭起来。他们刚刚逃进万大嫂的房檐下，廖老五已经追到了万大嫂的粪坑边。大花狗跳跃着出来迎接文刚兄弟向廖老五扑去。廖老五才不敢再向前走，就恶狠狠地骂道：“小杂种儿，你跑！跑得过初一，跑不过十五！” 白翼坤正在家里纺线，听见了孩子们的哭声，立即赶了出来，隔着院坝看见廖老五凶神恶煞的样子便说道：“廖老五，你骂谁？你不认识你的兄弟？他们什么事得罪你了？”“他们破坏生产，还骂人。”白翼坤吼道：“中伟、文刚过来！你们做错什么事啦？”中伟、文刚慢慢走过来说：“我们摘了几个豌豆角吃，一共有八个。”翼坤说：“八个豌豆角，你廖老五你就可以不怕辛苦，跑那么远，追打这么小的孩子？”廖老五说：“共产党分给我的土地，就可以随便糟蹋？”白翼坤说：“共产党也分了土地给我，如果别人的孩子在我的地里摘几个豌豆角吃起耍，我是不会提起锄头追打她们的。”廖老五也不口软，骂道：“你破产地主，遍山都是你的土地，你当然可以大方，我们没有过土地，只有鸡屎肚皮，容不下这些小杂种！” 廖紫云去挑水回来，倒了水出来说：“廖老五，你怎么可以六亲不认呢？我好歹也是你的一个老辈子，什么杂种！什么破产地主！共产党给我划的成份是贫农，你说是破产地主就是破产地主！”白翼坤骂道：“廖老五，你不要仗恃你和邱正益打了亲家，有了靠山，就可以横行霸道，别人怕你，老子可不怕你！”廖发祥、万大嫂都出来相劝，廖老五见这边人多势众，提着锄头回头就走，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说：“不是解放前！”白翼坤见廖老五走了才叫过中伟两弟兄来，接过春晴，着着实实地教训了中伟、文刚一顿。 文辉虽然不到十六岁，但个子长得和大人差不多高，只是单调些。他在新津读农职校刚两个学期。在宝子山下的学校就毁于战火了。文辉回到石包山后还有想再读书的念头。一天，他在舞凤山的老同学张子平来约他去报考师范，他也跃跃欲试。父母亲都很支持。翼坤将一口袋干海椒晒起，大约有十来斤，准备二场拿去卖。翼坤每晚纺线到鸡叫，想多挣些钱来让大儿子有个出路。 廖紫云学会了编油篓子，也教文辉学习。文辉心灵手巧，一学就会。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装清油、桐油、豆油、豆瓣的这种工具，销路很广。文辉的家渐渐成了编油篓子的小作坊。紫云手上有劲，负责剖竹子，启篾片；白翼坤也学着花篾丝。篾丝还必须用匀刀匀得一样粗细，文辉就和中伟、文刚来完成这项工作。廖紫云的院子里放满了竹子、篾片、篾丝。一家人除了春晴，都在劳动。文辉三弟兄的工作是很有趣的：一条长凳，一头插着两把匀刀，两把刀呈“八”字形放置，刀口相对，留有一条窄缝，篾丝卡在刀口间，用力把它从刀口间拉过，篾丝就粗细一致了。在崭新的社会里，竹林茅舍中的这一家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着希望。紫云说：“这房子实在太破烂，等文辉把书读出来，要盖成大瓦房。”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两个武装队员走进了院子里，小个子，每人肩上扛着一把大马刀，脸上不怒也不笑。他们说：“廖紫云、白翼坤，到办公室去。”廖紫云认识这两个人，站起来招呼道：“廖二娃、戴老三，请坐，请坐。”“不坐了，马上走！”白翼坤还以为是派他们来通知她去开妇女会的，他们搞错了，连紫云也叫上了。便说：“走，廖紫云不用去了。”廖二娃和戴老三都说：“廖紫云也必须去！”文辉看出了苗头说：“什么事，派武装队员来！”“走拢就知道了。”廖二娃说。 紫云和翼坤站起来，中伟、文刚也闹着要去玩。廖二娃说：“小孩子不准去！”文辉叫住两个弟弟、牵着妹妹，眼见得父母亲被武装队员一前一后押着走了。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听见邱正益在山头上用广播筒──一种用镔铁皮或厚纸版做成的喇叭形的土制送话器──喊：“断桥村的村民注意啦！断桥村的村民注意啦！今天晚上召开斗争大会，天黑齐人，十八岁以上的贫农、下中农都要参加！”邱正益在山头上高喊了五六遍。文辉估计出了事了，他一边安抚着弟弟，照顾着小妹一边煮晚饭吃。天已经黑了，父母还没有回来吃饭，文辉就把饭菜装在一个大斗碗里，上面再盖一个碗，装在一个小圆篼子里，给父母亲送去，临出门时再三叮咛中伟、文刚守好家，看好妹妹，千万不要到会场上去。 文辉走后，中伟、文刚守着一盏桐油灯，完全没有想过要睡。他们是见到过斗争会的，脑子里浮现的是几盏马灯、一溜地主、乱骂乱打，斗争会又可怕又好玩，他们见灯盏里桐油已经不多了，小妹一会儿就睡着了。中伟说：“我们去看看，今晚斗争哪一个。”文刚本来就想去看个究竟，当然没有异议。文刚抱起妹妹，放在中伟的背上，用花被单背起，就往村办公室跑。 季节虽然是春末，天气却格外的冷，风呼呼地吹着，天上没有一丝星光。路，不过是一抹白色的印子。好在中伟弟兄个儿很矮，眼睛很好，路也很熟，看得清楚。到了会场，却有武装队员站岗，不准中伟兄弟进去。他们于是顺路转到地坝边上，从草丛中向主席台上望去，上面没有了威武的马连长和文质彬彬的孙同志，只坐着小个子的邱正益和曾德荣。主席台下也是长凳上一溜地站着人，除了地主以外还有他们的父母亲。中伟兄弟都感到惊奇和疑惑。他们认为父母都是最好的人，现在整他们的父母的都是应该咬他们几口的坏蛋。只听邱正益说：“廖紫云，刚才读了乡政府批示，本来应该把你的成分划成破产地主的，只因为白翼坤混进革命队伍里来了，共产党说了的话就不能改动了，成分也不说成是破产地主，就称为“坏蛋”；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儿简称地富反坏，都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不准外出、不准做手艺，离开断桥村必须到我这里来批路条。撤销白翼坤的妇女主任。白翼坤纵容娃儿破坏生产，辱骂贫农，捡来的军用品，竟然抗拒不交公，连我亲自去打招呼也不肯听，根本不把干部放在眼里，上级说了，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廖紫云和白翼坤的贫农牌牌，必须没收。”邱正益说完，就有两个民兵上前，把他们挂在胸前的红色的贫农牌摘下来，交给了邱正益。 “我不服！”廖紫云说，“请列出我被定为‘坏蛋’的理由。”不等他说完，邱正益就把响稿儿往桌子上猛一拍：“理由，我说了就是理由！”邱正益又问道：“白翼坤，你服不服？”白翼坤说：“我只服理。你占住理了吗？你刚才宣读了上头的批示，廖紫云是坏蛋，那上面并没有说白翼坤是坏蛋，我可是听明白了的，我下去了。”白翼坤说着从板凳上跳了下去。邱正益一时没了主意，气得干瞪着眼，瘦脸上青筋直冒。一个民兵上前就给白翼坤一耳光。 白翼坤摇晃了一下，站稳了，说：“邱正益，要杀要剐，老子等着！” 邱正益说：“白翼坤，你不要狂，我马上就整你的材料！”白翼坤说：“老子行得端，坐得正，你整呀！”曾德荣凑着邱正益的耳朵说“批示上没有说白翼坤，不能闹大了！本乡本土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邱正益闷了好一会儿，才放缓了语气说：“廖紫云要接受管制、白翼坤要接受教育，和地主富农一起改造。白翼坤先滚回去！” 白翼坤明白，这不是讲理的地方，只得恨恨地往外走，刚出会场，中伟、文刚就拥了上去。中伟背着春晴，文刚牵着妈妈。他们直喊“妈妈，妈妈！痛吗？”。白翼坤说：“走，谁叫你们来的！”文刚说：“我们不放心。”翼坤没有再说话，紧紧地拉着中伟、文刚往回走。他们在山梁上走，漆黑的夜空没有一点星光，山风吹来，觉得凉而不冷，路并不分明。白翼坤忿忿地说：“我长了四十岁，还没有被人打过，你们长大了，要给老娘报仇！”中伟、文刚都说：“好！”文刚觉得像是在梦境里，天深沉得叫人心慌，四周的山和树子，都像妖魔鬼怪似地黑得怕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对邱正益的憎恨，他对妈妈说：“我长大了，要给爸爸、妈妈报仇。”中伟说：“我要杀死邱正益！” 回到家里，不知睡到什么时候，文刚醒了，听妈妈、爸爸和文辉大哥还在小声商量。只听他母亲说：“邱正益完全是公报私仇。”廖紫云说：“我叫你不要管，你不听，这回把我们自己笼起了，这么大家人，怎么办？”白翼坤说：“捡地主的棉花，明明是三次，每次我都参加了，邱正益只报两次，明显的就贪了一次，千把斤，几十万元钱哩。我赶井研时，向县委反映了。县委教育了他，他就存心整我。我不怕，还要告！”紫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官官相护’？越告越倒霉。”文辉说：“我怕个屁，哪个不死一回？他们敢来逼，我拼一个算一个。”翼坤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不是拼的时候，你想想，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有奴仆之贱，才有后来的光耀。”只听紫云说：“现在，还处在乱世当中，最重要的是忍。古代有个张公，有百忍。不忍，要吃大亏。你们两娘母，都不要去硬碰硬。” 紫云一家和全村比起来真有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味道。这一家人对手艺颇有门道，对庄稼并不在行。而“坏蛋”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一会儿，公安员要训话；一会儿，枪毙人要去陪杀场；一会儿，要去挖河道，劳动改造；一会儿要去抠塘泥，劳动赎罪，一会儿要去修马路。庄稼，没时间做；手艺，不允许做。没有了贫农牌子，离开断桥河都必须有邱正益的路条，一家人几乎陷入了绝境。文辉读书的美梦，也只好留到下辈子去圆了。 不过，石包山正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老少齐动员，在村办公室的房子对门挖了一口大塘，堤坝高筑，汪汪一碧，大家叫它三湾塘，这口塘能够保证断桥村六分之一的稻田免除干旱威胁。分得土地的农民，在地里耕耘着温饱和幸福。庄稼也像有意要装点新中国新面貌似的，石包山的山上、沟谷、房前屋后，春天是一片葱绿，夹杂着桃花、李花、豌豆花、油菜花，的确称得上是锦绣江山。秋天则真是一片金黄，小麦、玉米、稻谷，都沉甸甸的，大挑小挑的往家里挑。 白翼坤的脾气越来越坏。一天，他要扫地，却找不到扫帚，找了猪圈旁，没有；找了灶房前，也没有；她便焦躁得大骂起来：“哪个一把破扫帚都看得起呀！龟儿子偷老子的扫把呀！”她竟然气得坐在床边上直用拳头捶自己的大腿。廖紫云进来说：“一把扫把，用得着这样吗？”“一把扫把，现在老子要用，你给老子找出来！”廖紫云便低着头，到处找。廖文刚弟兄也帮着找。廖文刚把大门一关上，就见一把扫帚，在门背后。于是拿在手里，跑到妈妈面前说：“妈，这不是扫把吗！”“你狗日的拿去藏在哪里去了！”紫云说：“不要理她。可能要疯。”白翼坤一把拖过扫帚说：“疯，疯你妈的x！”她一边扫地，一边骂不停口。文刚、中伟兄弟，都吓得不敢说话。 文刚家里还喂着一头猪，已经有七八十斤，连人都没有吃的，猪还喂来干啥？紫云和翼坤商量好，要卖猪。当时春晴只有四岁多，翼坤正牵着她问：“猪猪卖不卖？”春晴说：“卖。”其实，她未必就懂得什么是“卖”。卖猪可不容易，首先得把猪套住。七八十斤大的猪，有的是力量。廖紫云和文辉两爷子在猪圈里按了好一阵，才把猪套住，从猪圈里拖出来，牵到地坝里。因为坏分子是不准赶场的，只得由17岁的文辉在前面牵着，中伟和文刚在后面赶着，向研经街上牵去。紫云说：“要两千元钱一斤，这头猪十五六万元就可卖。”文辉说：“不少于十万元。”春晴看见把猪牵走了，就大哭起来，嘴里念着：“猪猪，猪猪！”白翼坤慌忙高喊：“文辉，猪不卖了！春晴不肯卖！”文辉说：“春晴懂什么，由她决定，不卖，拿什么来喂？”紫云慌忙追到大路上来说：“牵回去，妈妈这一阵心情不好，不要惹她生气。”于是文辉三弟兄又把猪牵回来。牵回来后，紫云说：“窖里还有不到一百斤红苕，苞谷也只有20来斤了，这猪喂不起；人，马上就没有吃的了。猪卖了，还可买点粮食。”翼坤想了想说：“那就卖。”春晴竟说：“不——卖，不——卖！”文辉牵起猪，头也不回地走了。中伟和文刚，立即追了出去。 弟兄三人把猪牵到了猪市坝，里面已经有了三四十头猪。猪市是一间大草房，四面没有墙，靠木柱撑起巨大的房顶，地面有五六丈长，十来丈宽，东一堆西一堆的猪屎，到处弥漫着猪屎臭。文辉刚把猪拴在木柱上，就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人问：“多少钱？”文辉答：“二十万。”那老人说：“你抢人呀！”文辉说：“我喊的是价，老人家还的才是钱。”那老人说：“你看，好瘦！”中伟说：“没有东西喂，肯吃哩！”文辉问：“大爷，给多少？”老人把猪仔细瞧了瞧说：“十万。”文辉说：“这样，十五万。这猪少不了80斤。”那老人背着手走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妇女，给了十二万。文辉还是不卖。文辉给中伟、文刚说：“你们看好猪，我去看看别人的猪卖的价钱。”他一会儿回来说：“一个猪比我们的小，还卖了十四万哩。”不一会儿，那个老人又回来了：“十二万，卖不卖？”文辉说：“那边一头猪，比我的小，还卖了十四万哩。少了十五万，我就牵回去，喂来过年。”老人看了看文辉说：“嗨，年纪轻轻的，还会做生意嘛。就给你十五万。”老人摸出一包钱来，有五百元的，有两千元的，堆了一堆。廖文辉慢慢数，数够了十五万，揣进怀里，才让那老人把猪牵走了。三弟兄，这回才高高兴兴地往家里走。 第9章 断桥小学有条不紊 逃学弟兄洒泪陈情 廖中伟和廖文刚两弟兄就读的这所学校名叫断桥小学，是十分简陋的，本是地主的院子，也就是断桥村开大会的地方。院子的南边一排房子住着两家贫农，一家姓廖，一家姓邱。农民当然要喂鸡鸭、牛羊、猪狗，因此，一下课，院子里便形成了以学生为主，人、畜、禽不和谐相处的局面。小孩子们都喜欢逗鸡追狗，整得鸡叫鹅叫、猪嘶狗吠的时候是常事。有时还弄得农民发火，拿起草扒追打调皮的学生，老师只好边陪笑，边拦住生气的农民，边批评学生。 院子的正东，就是教室，只有两间，每间能坐不到二三十个人。桌子、凳子，五花八门：有条桌，有方桌，有茶几；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宽，有的窄；有的桌面有条缝，有的桌面有个洞，还有的桌子既有缝又有洞。凳子则以长木凳为主，杂以木椅子、竹椅子、小板凳。房子，则上面是许多横梁、木椽、黑瓦，地下是三合土；墙，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墙是砖砌的，有些是土筑的，有些是木板的，有些墙是夹泥笆笆的。有的墙上留有烟熏火烤的痕迹；有的墙上剩有贴过字画的痕迹。高大的木门、结实的小方格木窗，又宽又高的木门坎。大约这房子是这家地主的祖宗留下来的、后人差不多又修补一点，才形成现在这种“多姿多彩”的“大杂烩”模样。这学校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周围有好些大大小小的猪圈、牛圈、大粪坑，因此，满校园飘散着多种类、混合型粪便的怪异气味，老师不断地叮咛同学走路要小心，不要跌到粪坑里去了。 教师就只有刘尽忠老师一人，当然没有炊事员之类。刘老师，当时只有20多岁，个子不高，身材单薄，穿着和农民没有多少差别。人很谦逊，一团和气，又很健谈，见着人，他会首先打招呼。他把这个小学收拾得井井有条。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很高的古老的立柜，上面放着一架自鸣钟。上课、下课，都由他举着一个茶碗大的铜铃子“叮当叮当”地摇。他没有手表，教会了学生认钟后，上课时就喊学生去看到了下课的时间没有。天气稍热，办公室外的宽大的阶沿上便多了一个能装两桶水的瓦缸子，里面装着老人茶──先放一把干枯的连枝带叶的陈年酸枣叶之类，再加上一大桶鲜开水，半个钟头便成了，凉爽芳香，避暑解渴──缸边上挂着五六个带把的竹筒提子，缸脚下还靠着几个大石头，以保证缸子不会歪倒。这一切，都是刘老师一手一脚操办的。田边有一口水井，到校最早的同学，都能看见刘老师挑水煮饭吃。 学生，则是上午九点左右到校上课，中午十二点后放午学，下午大约三点钟上课，只上一节课，下午第二节课，就是课外活动，同学们的主要活动是玩小皮球、打板羽球、滚铁环，打毽子，唱歌、跳舞、捉迷藏、丢手巾之类。 每天早晨，学校要举行朝会，全校五六十个同学，都按回家的路线站好，由路长清理好人数，向刘老师报告，然后由刘老师讲话。他主要讲要努力读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不准打架，不准骂人，要爱护小同学。放学的时候，又要这样地站好队，由刘老师讲，路上要注意安全，不要打闹疯玩，不要在路上逗留，回家要帮助家里做事。讲完之后，同学们按路线从三个方向出校门。刘老师经常要随队伍把同学送到山梁上，因为这一路的人最多；到了山梁上，一路下坡向断桥河边走，一路顺山梁向柏杨方向走。 刘老师不会唱歌，差不多又下来一位身材窈窕的女老师，或者先把刘老师教会再教学生唱，或者干脆就由她直接教学生们唱。每逢音乐老师来直接教歌，学生们都像过节似地高兴，几十双眼睛都盯着老师张嘴，几十对耳朵都细听着老师发音，校园里飞扬着山村从未有过的歌声：“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呀开了花”“拖拉机手，年轻的姑娘，你来自什么地方？”“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评一评”…… 文刚弟兄很喜欢读书，也很喜欢唱歌；第一学期，他们弟兄俩在学校的日子却很不好过。上课的时候，老师一会儿在这个班，一会儿在那个班，没有老师的时候，有几个长得壮实的同学，就在教室里乱窜，在这个的头上打一下，在那个的背上敲一下，甚至别人用毛笔写字的时候都要在手臂上捶一下才跑开。中伟、文刚都长得矮小，成了被戏弄的对象。 中伟、文刚和王玉容三人坐一条长凳，这条长凳是王玉容家的。王玉容的家就在文刚竹林的坡下左下方一百来米的地方，这是廖文刚家挑水吃的必经之路；走到玉容家门口，就是一半了。她的父亲叫王少午，爷爷叫王清山。农忙时，廖家年年请王家打谷子，犁田犁地，所以两家人，大人小孩都耍得好。那条凳子比较高，文刚坐上去，脚踩不到地面；外号叫“胖冬瓜”的同学，跑来故意坐在王玉容的旁边往外使劲一挤，就把文刚挤来滚到了地下。文刚没有哭也没有发作，爬起来就站在那里。直到老师进来，胖冬瓜慌忙逃回自己的位置，他才坐下。 下课的时候就更麻烦：男的女的同学，三个五个一排，互相手扶着肩，并排着整齐地把脚向文刚兄弟踢来，嘴里还高喊着“坏蛋儿！坏蛋儿！”追逐着中伟、文刚兄弟玩。两兄弟躲到哪里，他们就追到哪里：这几乎成了一种课外活动。上学路上，放学路上，“胖冬瓜”，经常拦在路上打他们。当然这种“打”，并不是要把人打伤，只是想抖一下威风，从中取乐而已。老师也制止批评过，但效果不明显。这对于中伟、文刚这样几岁的孩子来说，他们感到的却是屈辱和愤怒。 一天，中伟和文刚在家里商量了一个报复的计划。放晚学之后，他们快步跑到同学们要经过的大路的山上。准备了土块和小石子，看见得罪他们的人走近就藏在草丛里用石头攻击，但这个方法效果差，不容易打中要打的人，反而把一个很胆小的同学吓得哇哇直哭。 中伟对文刚说：“他们欺负我们，不去读书算了。”文刚说：“书是要读的，我们准备武器，让他们知道厉害。不敢欺负我们。”两弟兄在家里东找西找，找到了一个大铁钉，大约有五寸长，粗大的一头，是方形的，已经锈迹斑斑，但下端仍很锋利。这种钉子叫门斗钉，是用来固定门斗的。这些地方的人说的所谓门斗，是钉在门的上方和下方，中间有圆孔，让门轴插入，并可以在其中转动，以便开门关门的木轴承。两弟兄找着这么一颗钉子，如获至宝，在粗大的那一头套上麻绳，以便飞钉击人。 他们悄悄放进书包里。第二天上学时，刚走到胖冬瓜的家门口，正好碰见胖冬瓜也走出了家门。中伟弟兄虽然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他们为了不惹是生非，还是照样低着头加紧脚步往学校里赶。胖冬瓜见了两个受气包，立即来了精神，大步追上前来，一掌把文刚仰面朝天推倒在土沟里，一跃而上，骑在文刚的肚子上举起巴掌就打。文刚因为有了小小的秘密武器，胆子也壮了，一拳打在胖冬瓜的鼻子上，胖冬瓜还没有哭出声来，中伟从书包里抓出铁钉朝胖冬瓜的肥屁股上猛刺一钉子，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尖叫，血从胖冬瓜的屁股上冒了出来。趁胖冬瓜急用手护屁股的机会，文刚翻身起来了。中伟却吓蒙了，握着带血的铁钉，呆站在那里。这时王玉容从背后走了过来，一把抢过铁钉小声对中伟说：“给我，不要说你用了铁钉，就说是他自己跌到了刺巴条上。”中伟完全不明白玉容的用意，但还是把铁钉交给了她。玉容把铁钉放进了自己的书包里，说：“胖冬瓜儿不是喜欢打人吗，今天也尝到了挨打的滋味，是好汉的就不要哭，爬起来拍拍屁股走路！”胖冬瓜不肯起来，玉容说：“上课了！”拉着中伟兄弟飞也似地跑了。胖冬瓜听见说上课了，也翻起来，手捂屁股向学校走去。 晚上下了大雨，第二天上午，在上学的路上，中伟给文刚说：“我们今天不去上学，胖冬瓜，肯定又要打我们。”文刚问：“我们去哪里？”中伟说：“去沙凼里玩，去雁鹅山耍。”两个孩子，到了鸦鹊口，就转到乱坟坝去了。这里离断桥河不远，山上有几个大的沙凼，这时都积满了水，水里有山蛙，他们摘下树枝，赶着水里的山蛙玩。然后他们到了雁鹅山。这山是这个地方的最高峰，和廖文刚家的后边山遥遥相对，整个一座山，就是一个狭长的石头。长有百多米，最宽处，只有三四十米，两头是浑圆的，很像倒扣着一只大木船。山上没有树子，只在岩缝中长着些黄茅儿草。山顶上，间或有浅浅的沙子，长着浅草。黑黑的光石头上，长着石花。刚下过雨，满山都是沙木耳，一朵朵，一堆堆，油黑肥大。这东西，是这地方的家常菜；捡回去，淘去泥沙，加上些蒜叶，用油一炒，鲜美可口。文刚说：“我们捡点木耳回去，让妈妈炒来吃。”中伟说：“那不行，憨包！妈要是问，哪来的？你怎么说！”文刚说：“妈知道了，要挨打。”中伟说：“一定不能说。” 两人站在山头上，朝四面望去，蓝天如圆圆的锅盖，锅盖下，是点点群峰，层层梯田，座座烟村。无穷无尽的山路，盘旋曲折，不知伸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年，他两弟兄到这里割草，抓到过一只野兔。那野兔见了人，拼命跑，两个小孩也拼命追。山上也有石块，有两个石头长来挨拢了，兔子误以为是洞，把头钻了进去，就不动了。半个身子，还在外面，被两弟兄逮了个正着。他们又满山的找，却再也见不到兔子的踪影。文刚说：“真不该逮回去，今天可没有追着玩的。”中伟说：“你不逮，别人见了也会逮。” 他们俩耍了一两个小时，文刚耍得不耐烦了，说：“还没有读书好耍，可能刘老师又教了几个字了。”中伟说：“没有人欺负我们就好耍，少认几个字怕什么！” 他们见家里已经冒出了炊烟，知道要放午学了，就下山来。山下一个小山包上，长着一株不小的黄桷树，这种树，学名叫榕树，粗根短干阔叶。他们发现，树上有一个不小的鸟窝。中伟说：“我上去看看，有鸟蛋没有。”他说着，把书包取下，让文刚提着，就朝树上爬。文刚说：“小心点。”中伟，抱着粗大的树干，几下就上了树，到了鸟窝旁，一只鬼丁哥——学名猫头鹰——“呼”的一声飞出鸟窝，吓得中伟“啊呀”一声大叫。文刚直喊：“抓稳！抓稳。”中伟抱稳树，移拢鸟窝，说：“有两只小鸟，好大啊，还没有长毛！”文刚说：“我们逮回去喂！”中伟说：“把书包给我。”文刚站到树根上，把书包递给了中伟。中伟把小鸟从窝中取出，装进书包，又递给文刚说：“拿稳！不要掉到地下跌死了。”文刚小心翼翼地接过，有出壳几天的小鸡那么大，用手一摸，毛茸茸的，高兴极了。廖文刚捧着书包直往家里跑。中伟说：“不要跑！还没有放学！”廖文刚只好停下脚步。中伟说：“鬼丁哥，最喜欢吃大青虫，我们先喂。”他们于是跑到张述华的菜地边，把小鸟一个一个逮出来喂。鸟儿闭着眼睛，喂它的虫，就大张着嘴。他们每只鸟喂了十几条虫，见同学们放学了，才回了家。 文刚一进屋就喊：“妈妈，我们捉住两只大鸟。”翼坤看了一眼说：“大鸟还很小，你们逮它回来，它妈妈要找的。”文刚说：“我们把它喂大。再还它。”翼坤边煮饭，边问：“你们在哪里逮的？”“黄桷树上。”“你们怎么到哪里去了？”中伟慌忙说：“昨天割草看见的，今天放学后特别转过去逮。”中伟、文刚立即找来一个破篮子，在里面放上谷草，就把小鸟放在里面睡。文辉回来，看见是小猫头鹰，也十分喜欢，就专门编了一个竹笼喂鸟，这鸟渐渐长大了，能自己飞出去找东西吃，然后又飞回来。这样喂了一年多。有一次下午飞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弟兄叹息了几天。 就在逮着小鸟的下午，中伟、文刚逃学的事，就露馅了。放晚学后，刘老师第一次走进了中伟、文刚家的竹林。花狗狂吠起来，中伟探头见是刘老师，立即把狗喝住。翼坤赶忙抬凳。刘老师说：“廖大娘，你的中伟、文刚，怎么没有来读书？”翼坤大吃一惊：“他们上午没有来？”刘老师说：“没有。廖文刚读书很行的，不要耽误了。”刘老师又说：“大娘，文刚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以后当老太娘没问题呀。”中伟兄弟、长安、青华、翠香都围过来听。翼坤说：“感谢刘老师教育有方。有什么问题，老师只管说。”刘老师笑笑说：“有同学反映，中伟、文刚躲在山上，用石头打人；还用铁钉刺人。中伟、文刚，是不是真有这个事？”“不会，这两个孩子很听话的。”翼坤说。 中伟说：“我们来了的，个子矮，刘老师没有看见我们。”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白翼坤厉声说：“刘老师的眼睛有那么大？你们就那么小？到底怎么回事！说实话！”文刚哭着说：“我们没有上学，他们欺负我们。”两弟兄都流着泪，你一言我一语地把胖东瓜怎么拦路打他们，班上的女生如何一下课就一排一排地追着他们喊坏蛋儿，他们如何报复的事说了。翼坤听了后说：“都是邱正益整的。胖东瓜是周平川的老三，仗着他和邱正益同院子住，也敢出来欺负我的老二老三。你两个娃儿简直是胡闹，伤了人怎么办？”刘老师说：“那些同学，我明天负责教育，你两弟兄，不能再带铁钉一类的东西到学校来，也不要再爬到山上用石头打人，打伤了人，人家的父母就要找你们的爸爸妈妈，你知道不？”两个孩子都答应着“知道了。”。 刘老师走了以后，翼坤把兄弟俩教训了一顿：“以后有事找老师，给我们讲，不能搞报复。小事情要忍。当然，别人动口，你也只能动口，别人动手，你当然可以动手。光忍是不行的，要让人家知道你这个人是不能欺负的。”翼坤又问了他们逃学的原因。文刚说：“我们怕人家打，二哥就说，不读了，去沙凼里、雁鹅山耍。”翼坤想了想说：“中伟本不是读书的料，读了半年，认不了50个字，不及文刚的一半，家里也没有人手，你就不读了。”中伟一听高兴极了：“那我就脱离苦海了！好，我在家帮妈妈做事。三弟就帮我读书。”文刚说：“二哥还是读。我们好一路。”中伟竟然昂着头说：“不读了，不读了！坚决不读了！” 这下，就只有廖文刚一个人读书了。他当时只有7岁，个儿又长得矮小，最怕狗。他就特地跑到王玉容家去说：“容儿姐姐，二哥不读书了，我一个人走，怕狗，你每天上学时，喊我可以不？”玉容上学，本来出家门沿塘坎就到了，不必走廖文刚家门口过。玉容听了，说：“可以，有好吃的要请我。”文刚说：“我只有刨地瓜来给你吃。”从此以后，上午、下午上学，玉容都要绕道廖文刚门前，等着他一道走。 廖文刚彻底改变处境是在期末考试之后，班上最小的旁听生廖文刚，各科总分拿了第一，语文第一名是他，算术第一名也是他，音乐第一名还是他，只是因为个子小，体育稍差。老师念分数的时候，后排的同学都踮起脚看廖文刚，因为他太矮小，后面的同学根本就看不见他。 第二学期，开校时，是1952年秋天，刘老师宣布：“同学们本来应该读小学二册，但是，这个学期，全国都没有二册，同学们可以再读一次一册，成绩好的也可以读三册。请同学们回去同家长商量，明天来告诉我。”廖文刚回家给妈妈讲了。白翼坤问：“你没有读过二册，敢读三册吗？”廖文刚说：“我先借一本二册的语文、算术来看，边读二册，边读三册，不懂就问老师、同学，可能没问题。”第二天，白翼坤特地和文刚到了学校，向刘老师借了书，并说：“老三，一册成绩好，读三册如果不行，再回去也误不了事。就读三册。”王玉容听见廖文刚要读三册，也报名读三册。三册这个班只有16个人，有钟开田、张明珍、邱正林、邱东全、邱花容、夏晓花、龚翠花、黄正明、陈元章、邱明宣、陈元青等等同学。这些同学，都比他大两岁以上，有的比他大六岁。 第10章 文刚无意窥法场 国忠遇险入米柜 1953年的深冬季节，天还没有亮，紫云和翼坤就起了床，点亮桐油灯盏，煮好了一锅红苕。吃过之后，翼坤捞起蚊帐看了一眼熟睡的中伟、文刚和春晴，把文刚伸到被盖外面的手轻轻地塞进被窝里，才到对面的屋里小声给文辉说：“文刚他们起来，就带着他们吃饭，就说我们走人户去了。”文辉答应着，紫云夫妻二人，吹熄了灯，开门出去后，又回头轻轻把大门关好，就匆匆地赶到村办公室去。原来研经街上枪毙人，廖紫云和白翼坤得到通知，要和断桥村的地主份子们一起去陪杀场。廖紫云两口子虽然心中愤怒，但“在人矮檐下，哪敢不低头”。到了村办公室外已经站好了还活着的地主份子12个。白翼坤都认识，桂花儿，身材高大，枯瘦如柴；邱雪桥，老态龙钟。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脸色惨白，总是低着头。大家的衣着都破烂不堪。女人都没有梳头。这一队人除了白翼坤外，都面如死灰。白翼坤想得不同，今天有了到乡里的机会，她要向乡里的干部喊冤，她不相信共产党里会没有清官。 廖文刚当时虽只有7岁半，但非常机警。他母亲关门时，他已经醒了。他想叫醒二哥，又怕大哥听见，轻轻摇了两下，中伟翻了个身，又睡着了。文刚明白，父母亲这一阵都在挨整，天还没有亮就出门，又不叫醒他们弟兄，肯定有什么大事，他必须去看个明白。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又不敢点亮灯，摸到自己的衣服穿好，摸着妈妈做的小棉鞋，也穿上了，系好鞋带，站起来，到灶房揭开瓦钵，抓起两个红苕，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后，边吃红苕边走路。外面一团漆黑，他有些害怕，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似的疼，但他知道，父母亲就在前面不远，他便壮起胆子，往前追。他到村办公室时，人们还没有走，他明白，父母被人管着，他不能去找他们，也不能让别人看见，他就躲在小树林中，等队伍开拔后，才远远地跟在了后面。他可不知道这是去刑场，反正父母在哪里，他就朝哪里挨。他父母站的地方外面就是长着麦苗的土地，地边上的灌木林上都挂着红薯藤，那是这个地方农村人的习惯，挖红苕时，就把苕藤挂在树上，等干了以后，打成面，和在潲水里喂猪。廖文刚就趴在这里的灌木丛中，为了怕被人发现，他的头伏在一根大柏树根旁边，只露出两只眼睛。父母们的队伍，都面朝台子，背对着廖文刚。 廖文刚远远地看见，有一个人走上了台子，他讲了些什么，完全听不见，只见他在台子上站了一会儿，就有人出来了，几个穿军服、戴军帽的，还有四个穿老百姓衣服的人走在旁边并站到高板凳上。有几个农民穿着的人，到台子上去站了一会儿，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站到台子上，一会儿，四个老百姓装束的人和几个解放军，朝文刚父母他们站的地方走来了。越走越近，文刚这才看清，四个穿老百姓衣服的人，是被绑着的。一个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个戴顶瓜皮帽，弱不禁风的样子，还有两个比较壮实。这些人被押到操场边上的地富反坏的人丛中来了。这时有民兵用上着刺刀的枪在人丛中，扬了几下，喊道：“向两边退！”地富们便慌忙朝两边让。那四个被绑着的人，站到了中间。文刚的父母和这四人靠得最近，大约只有十几步。这四个人，面向着文刚方向，廖文刚看得清清楚楚，都神情呆滞，一脸茫然，看不出是悲还是喜。坝子里，则口号连天。廖文刚听得清楚的是“打倒地主阶级”，“地富反坏必须规规矩矩！”“谁敢破坏只有死路一条！” 不一会儿，就有四个背着枪的解放军跑步进场，站在被绑人的背后十多步远的地方。有人高喊：“跪下！”四个被绑的人都面朝着廖文刚跪下了。又有人喊：“执行！预备——”四个军人都举起了枪。廖文刚不明白，这是要干啥呢？那四个人，有一个瘫了下去，被民兵拉起，重新跪在地下。两旁的地主们，不少人全身都在抖，像风中的树叶，有的瘫倒在地。坝子里的群众都一阵骚动，许多人都朝着这边看，站了起来。只听有人高喊：“放！”四支枪同时开火，声音震人心魄，子弹从廖文刚头顶呼呼飞过，廖文刚吓得身子紧贴着地面。 群众散去后，公安员才来给地主们训话。这位公安员，身材高大，穿着农民服装。他讲话的内容是要大家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不服从改造，搞破坏，只有死路一条。他讲话时，白翼坤想，这是一个好机会，邱正益，不给路条，她到乡政府来的权力都没有。管他三七二十一，死马也要当活马医。等公安员讲完话，他高声说道：“我是贫农！冤枉啊！”公安员诧异地看了她一眼：“你的牌子呢？”“被邱主席撕去了。”“出列！”廖紫云也说：“我也是贫农！”白翼坤走上前说：“公安员同志，你要给我做主！”公安员对廖紫云说：“也出列。到我办公室去说。”断桥的武装队长说：“廖紫云、白翼坤，老老实实跟我回去！”“你们要是乱说，就会罪上加罪！”白翼坤说：“公安员同志，我们真的是贫农，我原是断桥村的妇女主任白翼坤，不会乱说！”公安员对断桥的民兵说：“把其他的人带回去。”又转过脸对廖紫云夫妇说：“跟我来！”翼坤夫妇就跟着公安员向区政府走。廖文刚看见，也钻出荆棘丛，尾随而来。 这天是研经的赶场天，又是将到中午时分，赶场的人，都在往家里赶，街上人很多，廖文刚既怕跟掉了，又怕被公安员发现了，就不即不离地在人缝里钻，直到看见他们三人进了熊公馆——原来是熊克武的公馆，现在作了研经区政府。这地方廖文刚走过好几次，也好认，门口一对大石狮子，张牙舞爪的。廖文刚不懂也不认识那些字，走到门口，望望石狮子和高大的石梯、漆黑的大门，不敢进去。廖文刚看见石狮子旁边，正有一个大爷在卖甘蔗，就靠过去站在旁边等。廖文刚看那大爷，白发苍苍的，样子很慈祥，就喊了一声：“老爷爷！”那老大爷仔细看了一眼廖文刚说：“这是哪家的小把戏呀？这么小就会喊人，真乖！”说着，他就随手抓起一根小甘蔗，用一小把谷草使劲擦几擦，用小刀很快地剔了剔，砍成三段，给廖文刚说：“小把戏，我请你。”廖文刚却不伸手去接，说：“妈妈说的，不能乱要别人的东西。” 那大爷说：“这可不是你乱要，这是我请客，你妈妈，是谁呀？”廖文刚说：“白翼坤。”老大爷说：“我看你妈才进乡政府去了。你妈是好人呀！以前她就在场口卖油，我有钱没钱，他都会给打满一瓶。我的甘蔗，你可以吃。”廖文刚这才接在手里，但并不吃。老大爷说：“你吃，等会儿你爸爸妈妈出来，我有的是甘蔗请他们。”廖文刚说了“道谢了”，才慢慢吃起来。老大爷见文刚吃完一筒，又塞给一筒。等那根甘蔗吃完，文刚才见父母亲眉开眼笑地出来了。廖文刚扑上去喊：“妈妈！伯伯！”翼坤大吃一惊，赶忙迎上来：“老三，你怎么在这里！”“爷爷请我吃了甘蔗！”白翼坤说：“你谢过张大爷没有？——他们也来了？”“我一个人来的。”那大爷说：“廖紫云、白大姐，你有一个好聪明的儿子！”白翼坤说：“张大爷，谢了！”张大爷说：“谢什么！我谢你还谢不完呢！”张大爷把削好的甘蔗给他们三人一个一长节，文刚父母接在手里，翼坤说：“谢了，谢了，现在真是口干舌燥。我两口子身上半文钱也没有。”张大爷说：“三穷三富不到老，你有这样的儿，不用愁。” 文刚一家三口谢过张大爷，往回走。翼坤问文刚：“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们走的时候，我就跟出来了。”紫云问：“你这么小的来干什么呀？”廖文刚说：“我要来看哪个打了你们，长大了，我要用甘蔗敲他的头！”翼坤说：“你不光要记住那些恶人，还要记住张大爷，还有今天给我伸冤的袁吉安区长，他听了我们的情况后说‘你们回去，我马上给你们纠正，共产党有错必纠’！” 断桥小学搬到了邱家祠。这个地方离廖文刚家有三里多路。过了鸦鹊口，就上一个山梁，山梁向右逶迤而去，可以看见断桥河，然后往左拐，下坡过了一个大土，就是学校。这是邱家的祠堂，背靠石崖，面前一个方土坝，三面都是田地。邱家祠，虽然不大，却修得像宫殿似的，檐牙高啄，屋脊中央有球饰装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祠堂只有三间可作教室，一间作办公室。这一期，研经小学的周泽文校长，到学校来检查教学情况。周校长只有20多岁，长得中等个子，大头方脸，显得精明慈祥。他在热烈的掌声中给同学们讲话。他激情满怀地说：“新中国建立才三年多，国家百废待举，最需要的是能干事的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学好了，长大了，为建设和保卫新中国出力！”他最后说：“已经要到期末了，我们决定要进行严格的考试，不及格的要补考。” 周校长走了不几天，断桥小学举行了期末考试，完小还派了人来监考。廖文刚考了双百分。有8个同学数学不及格，学校发完通知书，就要在最东边的教室里进行补考。邱正林和邱东全就给廖文刚说：“靠操场有一个狗洞，是用一个石板挡住的，请你就蹲在那里，做不起的题，我递出来，请你做好，递给我。”等同学们都走光了，刘老师一个人在里面监考，廖文刚就坐在教室外的狗洞边，他们递一道题出来，廖文刚很快做好，就递进去。直到考试结束。后来补考的都及格了。邱正林给廖文刚说：“太感谢你了！你这脑壳怎么这么好用？”廖文刚说：“把老师讲的想清楚。”下学期开始，廖文刚当上了这个班的学习委员，直到初小毕业。 过完年之后，一个多月，廖紫云一家就断了粮。幸好，门口的青菜还长得叶绿茎肥，这一家人又过上了顿顿吃青菜，并且没有盐的日子。不吃饿得慌，吃了又清口水直冒。廖紫云和文辉暗地里商量，去偷或者去抢，干脆约起一些无法活下去的人，找条生路，匪都是逼出来的。总不能让全家人都饿死！他们决定先礼后兵。 天一黑尽，紫云、文辉敲开了邱正益的院门。邱正益一家人都在：邱大娘、邱正益和他的三妹邱云霞、邱正益的新婚妻子万桂芳，都围着一张八仙桌，在桐油灯下吹牛。紫云父子站在堂屋门口，邱正益问：“你两爷子有啥子事？黑丁巴沙的来这里。你们不是到乡里告了我吗？又能怎样？”邱大娘说：“快请坐，三妹，抬凳子。”邱云霞抬过来一条长凳，文辉说：“多谢！我们现在没有心思坐，也不想来说空话，我们家已经断粮四天了，我们也要活下去，求邱主席指条生路。”“你们家真的断粮了？”邱大娘问。廖紫云说：“我一家六口人，三个只会张口要饭吃的，我和白翼坤有多少时间能用在自己的生产上？又不准我外出找钱，我们一家怎么活？”文辉说：“邱主席是明白人，没有活路的人，命，要不要是小事。邱主席看着办。”邱大娘在旁边仔细端详着文辉，听得眉开眼笑，她发现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小伙子，不等邱正益开口，就说：“必须有饭吃，三妹，去撮几升米给文辉拿回去！”一会儿邱云霞提了满满一小袋米出来，大约有三十斤，文辉也不道谢，扛在肩上就走。紫云道了谢后说：“请邱主席给我们一条生路。”邱大娘说：“知道了，回去，回去。” 这事过了两天的夜里，廖发祥开会回来喊道：“幺叔，幺叔！”“有事吗？”翼坤问。“有好消息了，刚才邱主席读了上头来的通知，说‘廖紫云服从管制，决定摘掉坏蛋的帽子，生活困难，卖给三百斤供应粮。’”“真的？”“当然是真的！”廖紫云一家除了三个睡着了的孩子，都很激动，廖紫云说：“滚他妈的‘服从管制，摘掉帽子’，应该给我们正名伸冤！”白翼坤说：“你想想，袁区长也一定要问邱正益，邱正益要坚持，袁区长也只好折中一下。能这么快的就解决，很不错了！我们又能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了，这可是我们一家的大事啊。”这一家人虽不满意，但他们家的生活毕竟又走出了绝境。院子里又摆起了篾活摊子。这年五月间，翼坤又生下了老五国忠。 一九五四年的农历二月十四日，第二天就是文刚九岁的生日。每年这几天都要刮大风，据他母亲白翼坤说二月十五日是李老君的寿诞，众位神仙都要腾云驾雾去给老君菩萨做生。虽然这不过是传说，可是，这一天的风的确刮得叫人心惊胆战，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风就在山谷间嘶鸣，在树梢头咆哮，有时像沉重的叹息，有时像悲愤的哭泣。一会儿变成狼嗥，变成虎吼。草房上的茅草被大把大把地撕下来，抛向空中，又旋转着向四下里飘撒。山坡上的流沙被一团一团地激起，又漫天飞舞着向人迎面掷来。田里的水颠簸着，向行人的脚下扑去。路上的甘蔗壳、枯枝败叶、丢弃的杂草、纸团、竹片、烟头、果皮，被风一股脑儿卷上天空，又胡乱抛扔下来，一时间似乎整个大地都被这些东西笼罩着。特别到了风口上，那风就像要把人揪到天上去似的，文刚几次抱住树子、抱住山道上突出的石楞，才没有被吹倒吹走。房前屋后的竹林，就像行九叩头的大礼似的，一会儿整齐地俯下身去，一会儿又全都昂起头来。回到屋里，那风就追到屋里来威吓，有时房子“嘎嘎”直响，像要被摇散架那样的恐怖；有时房子“虎虎”直叫，像要被掀上天去一样的叫人毛骨悚然。在厨房里吃饭，烟尘就像洒胡椒面似的直往碗里扑。几弟兄只得伸开手掌，把碗捂住，或者干脆把碗放到桌子下去躲避尘灰。 文辉先吃完，从妈妈怀里接过几个月的小弟国忠，走进堂屋，放在靠墙的柜子背上。那是一堵很高的封尖墙，上部呈三角形，就充当了草房的“人”字架。又一阵大风袭来，那草屋似乎是被谁向上一举，又随即被从高空扔下来，盖在墙上一样。那高墙，立即颤动起来，文辉吓得本能地向堂屋的门坎外一跳，“墙要倒”三个字才说出了一个“墙”字，那堵高得可怕的墙便“轰然”一声倒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如云团腾起，满屋弥漫。一团破布，也飞上了房梁上。那高墙尖顶上的泥团砸到厨房的门坎上，又碎成拳头大的泥块直向厨房里溅去，翼坤抱起春晴，喊了声“快！从后门走！”中伟等便冲出烟尘，到了房背后。 翼坤忽然问：“国忠呢？”文辉这才回过神来狂吼道：“幺弟还在柜子背上！”翼坤急得直跳直叫：“我的幺儿呀！快救人呀！”这时王玉容来喊文刚上学了，文刚说：“你，先走，我要，看幺弟……”玉容说：“你不是怕狗吗？”“我今天不怕了。”玉容迟疑地走了。发祥一家人都出来了，万大嫂说：“救人，不能用锄头，人在哪个地方？都用手抱泥块，用手往下刨！”文辉指出了大致的地方，翼坤忍不住大声哭喊：“快呀！我的国忠……我的幺儿呀……” 大家七手八脚，很快柜子就现出来了，没有看见国忠，只看见柜子外面的边被砸裂了。文辉奇怪地自言自语：“人，怎么不见了？”文刚见墙泥块搬开了，也挤了过去，扶住柜子说：“在柜子里头。”紫云说：“完了，柜子都砸破了，那么小的人……”那个柜子里装着小半柜子大米，翼坤哭道：“快打开，快救国忠呀！”文辉打开了柜子盖，只见国忠坐在米里，耷拉着脑袋，眼睛半睁半闭的。翼坤伸手进柜子去轻轻抱起国忠。说：“我的幺儿呀，伤着哪里了？”翼坤抱着国忠走到院坝里，仔细察看，仅额头左侧有小孩的手指长的一块擦痕。大风也好像发够了淫威，渐渐小了、停了。翼坤说：“文刚去上学，向老师讲明情况。文辉、中伟，照顾春晴，收拾屋子。我去找医生。”一家人分头行事。发祥一家都来帮助文辉搬墙泥、扫尘灰。大家又七手八脚地在菜地里找出一小块好土，挖泥碎土，和水踩泥，用木匣子做土砖；砍竹剖篾，用竹片编夹泥笆子。 第11章 玉容当老师 亲母作媒人 再说文刚一个人背着书包去上学。这时他已经读到6册了。他到了学校，还没有走进教室，刘老师说：“去看看时间到了没有，短针指着“3”长针指着“2”就给我摇下课铃。”文辉个子矮小，放钟的柜子又很高大，加上墙壁倒塌，幺弟生死难料，脑袋里乱糟糟的，他眨着眼，看来看去，分不清哪一根针长、哪一根针短。他望着钟呆了一会儿，于是他从老师的床上去扯出一根谷草，踩着木凳、爬上办公桌，又从办公桌上爬到柜子头上，蹲在那里用谷草量着针的长短。刘老师见廖文刚那么长时间没有回来，觉得奇怪，跑到办公室门口一看，见廖文刚竟然蹲在放钟的大柜子头上，背对着门，脸向着壁，两手比划着。刘老师见他专心致志的样子，怕惊吓了他，又怕他跌下来，于是慌忙进门，去扶住他的背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文刚头也不回地说：“比比哪一根针长。”刘老师把文刚抱下来，问：“怎么迟到了这么长时间？”文刚说：“家里的墙倒了，小弟砸伤了，找医生去了。” 放学的时候，照例是按学生回家的路线排队而行。老师在后面护送。从校园向四面八方伸出几条蜿蜒的长蛇，笑声、歌声、打闹声飞满田野。文刚心里有事，一个人埋着头、放开步，直往前奔，像一支离群的孤雁，远远地离开了大队伍。跑到山梁上，一条肥壮的杂色狗正在地里摇着尾巴、低着头寻找什么，大约是文刚的脚步声惊扰了它的追求，它恶狠狠地抬起了头；也许是见文刚又小又矮好欺负，跳跃着直向他奔来。文刚虽然心里着急，看见野狗向他如风卷来，立即感到了来者不善，马上取下书包，甩成圆圈，且战且走。那狗热烘烘的嘴唇已经伸拢文刚的脚后跟了，文刚惊得书包也停止了甩动，“扑”的一声栽倒在了地上。走在队伍前面的王玉容看见了，高喊着“狗咬廖文刚了”，拼命追向前来，同学们都像潮水般排山倒海冲过来，泥块雨点般向狗飞去。同学跑拢了，狗溜走了，文刚的左腿已经鲜血淋漓。同学们围着文刚，有骂狗的，有叹息的，有问痛不痛的，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走在队伍最后面的刘忠先老师追上来了，这位刘老师，是这个学期才调来断桥小学的，中等个子，教廖文刚这个班的体育。刘老师挤进人圈，蹲下身子，埋头看了一阵说：“问题不大。”刘老师摸出钥匙抬起头交给王玉容说：“你和夏晓花去打开我寝室的门，把药箱子给我背来。”王、夏二同学如飞的去了。刘老师安慰文刚说：“不要紧的，用酒精洗一下，敷上些草药，躺几天就好了。”文刚流着泪点着头。刘老师吩咐同学们都快回去，同学们都不肯走，直到玉容和夏晓花拿来药箱子，刘老师用酒精给文刚洗完了伤口，去地边抓了一大把苦蒿，用手掌使劲搓揉，搓揉得稀烂后敷在文刚的伤口上，并用纱布包扎好了，刘老师把文刚背在背上，同学们才簇拥着老师往文刚家里去。 背着廖文刚的刘忠先老师被同学们涌进文刚家时，见院子里有不少的人，都在帮着挑墙泥、剖竹子，搬东西，进进出出，一片忙乱景象。这么多人进了院子，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还以为是来帮忙的呢。刘老师看看没有人理，便背着文刚站着看。文刚忙喊：“妈妈！妈妈！”文辉听见了，抬头一看，见是刘老师背着文刚，忙迎上来问：“刘老师，文刚怎么啦？”“被狗咬伤了……”“呀！”“什么！”满院子的人都停下手里的活跑过来看。“我已经给他包扎好了。”翠香奔过来抱文刚，发祥抬来凳子请刘老师坐。白翼坤说：“家里乱糟糟的，文刚怎么睡呀？”文辉说：“放我们的床上去。”万大嫂说：“就把三弟放翠香床上去，你们的床上也是一股灰尘味。”翠香把文刚放到了自己的床上，春晴也挤进来摸着文刚的脚问：“三哥，很疼吗？我，打死狗狗！”文刚伸手摸着春晴的头说：“不疼。”翠香也进来陪文刚说话。一会儿刘老师走进来说：“廖文刚，你就安心养伤，我抽空来看你，我请一个同学来给你补课。”文刚说：“谢谢老师。”刘老师出去了，随即院子里响起一片“刘老师慢慢走”的嘱咐声。直到天黑，大家才帮着把房子收拾得能够住人。文刚也被妈妈背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文刚在床上躺了三天。这几天放学以后，刘老师都来坐在床前给文刚补课，春晴便站在床前陪读，瞪着大眼睛，一会儿盯着老师的嘴，一会儿盯着文刚的嘴，仿佛是诧异这两张嘴巴怎么能翻出那么复杂的话来。刘老师见这小女孩，水灵灵的眼睛，明月似的脸，很觉可爱，问道：“你想读书吗？”“想，”春晴点着头说。“那下学期你三哥毕业以后，你就来，你三哥可是全班第一哟。”春晴奶声奶气地说：“我也第一。”老师高兴地拍着她的脑袋说：“那刘老师等着你来！” 这一天，文刚已经能下床来扶着床边移动步子了，放学的时候，刘老师没有来，进来的却是王玉容。这女子比廖文刚大五岁，这时已经长成地道的大姑娘了：高挑的个儿，壮实的身体，浓黑的大辫子。她进屋见文刚扶着床边站着，便把他轻轻抱起放在床上。文刚羞得满脸通红，说：“我就站着听！”玉容说：“我要看着你睡着听！”文刚要翻身起来，玉容就用左手按住他的胸部，说：“小鬼头，听姐姐的话！”文刚挣扎了几下，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晓得这个同学有点脾气，同学们都说她是“猫儿毛”──只能顺着抹，也只好规规矩矩睡着听了。玉容见文刚不再乱动了，便说：“刘老师到墓庐学校开会去了，老师就由我来当。”玉容说完，就认认真真地讲课。 文刚笑得合不拢嘴。“笑什么呀，和尚不也是人学的？”她先讲语文，教生字，读课文，还真像那么回事；后来讲算术，可就有点像小孩儿吃麻糖，老是扯不伸，咬不断。文刚看着玉容，憋得通红的脸，宽额头，浓眉毛，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小嘴巴，方下巴，突然觉得很可爱。看她结结巴巴的样子，就说：“我看过书了，这种四则混合运算的应用题，要先把题看懂，说的是哪些事；那些东西，是什么关系，各是多少；最好的办法是画一个简单的图。”“好，你教我！”玉容爽快地说。文刚画起草图，讲了两遍，才把玉容讲懂了。玉容说：“以后我天天来找你，我教你，你教我。”文刚笑着说：“可我也不会一辈子躺着不起来呀！”玉容说，你能起床了，能上学了，我就来找你给我讲算术。”文刚说：“那我也到你家里去，当老师。”玉容说：“我先拍手欢迎。”说着便噼噼啪啪拍起手来，春晴也高兴地拍起手来。大家说笑了一会儿，玉容才离去。将近一个星期，文刚能够走动了，便跛着脚上学去了。 一九五四年深秋农闲季节的一个星期天，中伟、文刚用力地拉着篾丝往返地走着，文辉已经成了壮实的小伙子，用弯刀“叭叭”地剖着竹子。紫云在编油篓子，胸前抱着一个酒坛似的东西，正在锁口子。翼坤也学会了编，拴着围腰，大腿上放着一个圆形的东西，正在起头。女儿春晴也依在翼坤的背上，玩着中伟给她用黄篾编的“咪咪羊”。万大嫂坐在阶沿上纳鞋底，廖发祥把篾条拴在磨子把上扎扫帚。邱大娘和他的三姑娘邱云霞、王玉容和她的母亲王大娘各背一个背篼扯猪草。玉容还边走边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廖发祥因为老实，做事肯出力，当了互助组长。她见邱主席的母亲和幺妹儿在屋门口的地里扯猪草，便招呼道：“邱老太娘，快进来耍一会儿。”王大娘打趣说：“啊，只喊主席老娘，我们进来耍一下，可以不呢？”玉容说：“啥子稀奇，不就是房子底下一块踏脚的地方吗？”廖发祥说：“一肆满请！”说着笑话，两个大娘、一个大姑娘，一个小姑娘进了院子。 “这个院子里真热闹，都是会找钱的！”邱大娘说。满院子的人都抬凳让座。邱大娘，长得身材高大，浓密的头发，古铜色的圆盘脸，显得能干又慈祥。她本姓姜，广东籍人，丈夫已经去世，有三儿一女。她的长子邱正益，正当着村主席，二儿子邱正明参加了志愿军，正在朝鲜打击美帝国主义。她的三女儿邱云霞，个子长得瘦小，远没有她母亲健壮。大人们都和邱大娘闲聊。玉容就去看中伟、文刚兄弟匀篾丝，还叫着：“我来试试，我来试试！”拖起篾丝笑着跑。邱大娘坐在万大嫂旁边，却两眼直盯着文辉看。王大娘背篼也不放下，站在翼坤旁边却看着玉容和文刚弟兄们玩。邱云霞，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挨着她母亲羞怯地坐着好奇地看着院子里的场面。大家都天南海北地神吹，诸如陈有奎夫妻死后奶女儿领着小弟弟出嫁呀，竹园铺给烈士修陵园呀，互助组要修蓄水池呀、曾双星的儿子现在是解放军军官呀等等等等。直吹到天色暗淡，她们才告辞。 又过了两天的下午，邱大娘一个人背着背篼进院子来了。大家招呼她坐，她都不坐。她放下背篓，牵着翼坤的手说：“到你的房圈里去，我们说几句私房话。”翼坤说：“我的房圈哪里见得客哟，空的、破的、烂的，就在堂屋里说。”到了堂屋里，两人坐下。翼坤说：“看我屋里，开水也没有一口给你喝的。”邱大娘说：“你有那么多好儿子，一家人都有手艺，这就是无价之宝呀。我的邱正益，我常说他，你会做什么？”翼坤说：“邱主席有些毛病，还是有功劳的，我们断桥村，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破除迷信、农民夜校、兴办小学、抗美援朝、互助合作、农田建设，都是他领导的。去年子，连我们家都杀了过年猪。全村这几年没有抢的、偷的，这很不简单呀。”邱大娘说：“就是上头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翼坤听得出来，她一方面是谦虚，另一方面是想说“斗争你也是上头说的，他不过是在执行，不必怪他。”便笑笑说：“也有他自己的功劳。俗话说‘雨从天上来，苗从地下生’，光有上头，没有下头，什么事也干不成。上头的东西好比是雨，不管你是山，不管你是河，都给你洒下来；我们下面可就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或种或收，或蓄水，或挖沟，或备斗笠或备伞，或赶鸭子或牵牛。可不是不动脑筋就能成事的。”白翼坤也话里有话，她和紫云挨斗，是邱正益的“功劳”。邱大娘说：“翼坤想得真周全，我要把这些话告诉正益，以后每一步都要好好思考。” 邱大娘没有继续说下去，翼坤一时也没有找到话题，沉默了好一会儿，翼坤说：“邱大娘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吩咐的？”邱大娘喘了一口气，似乎是重新鼓足了勇气，说：“这话本来应该托别人来说的，但是我又怕，知道的多了，又没有成功，面子更不好搁，这不又是新社会了吗？所以，我老皮老脸的，干脆自己来说，就是烧泡子，我这老脸也红不了多久。”翼坤笑着说：“邱大娘，你老虽然比我大几岁，有什么话，但说无妨。”邱大娘说：“翼坤呀，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希望你先考虑两天。你是直来直去的人，我也就不再拐弯抹角。我很看得起你的文辉，想把我的三姑娘放给他。”这事可是大出翼坤的意料，她显出了惊讶的神色说出了一个字：“这……” 邱大娘毫不在意、毫不停顿地说：“我说说我的理由。我们两家人，在现在的断桥村都是有点名气的，你们家的人都知书识理，有文化，我们家的人，大字都不识几个，我们两家人如果团结起来，不争不斗，断桥河就会太平无事，对你我两家，对全村，都是大好事。我的女儿，样子说不上漂亮，但是，吃得苦，干得活，不会踩左踩右的。文辉这孩子聪明，有能力，他会有前途的。你的这些孩子，以后长大了，有用得着正益的时候，他也都可以帮忙。亲戚就有亲戚的责任。”邱大娘说到这里站起来说：“我就只说这么多，你考虑两天，征求文辉的意见，我再来探听好消息。”说完，告辞，翼坤送到大路边，说：“不管成不成，都欢迎经常光临草宅。”邱大娘答应着，脚步蹒跚地回去了。 翼坤先把这事给紫云说了，紫云未置可否。她又找文辉给他仔细说了一遍。文辉大不以为然，说：“正像一个故事里讲的，这个人，‘人才十分丑陋全无半点可取’，就看怎样理解。我只能在‘陋’字后面点断。”翼坤没有想到文辉会回答得这样巧妙，心里既高兴又犯难。她说：“这个人配你实在很不恰当，但是，云霞儿的人材也不是很差的，‘人材’这东西，谁也说不清，自古就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谚语，有了感情就会觉得人材好。”文辉说：“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感情呀！”翼坤说：“感情也是培养起来的，现在，世界上有几个男女不是先结婚后有情的？你看我们这个家庭环境，房子破破烂烂的，吃水又那么远，弟妹又那么多，那么小，我还怕没有人肯跟你哩。”文辉说：“她的哥哥整爸爸和你，我怎么会和她有感情?”翼坤说：“国家在发生大变动的时候，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甚至阴差阳错的事是常有的。识时务的人，不应该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而应该顺应潮流，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位置。你好好想想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具有的条件，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自然就很明白了。 廖紫云会做的手艺，整个乐山专区，就只有三家人。经常有人到家里来请去编油篓子、糊油桶；地方近的他们就在家里做，做好后，再给他们送去；路远的，就背起大笆笼，去那个单位做。所以，廖紫云和文辉经常回家又出门，出门又回家。油篓子编好后，要糊。这种篓子，有两大品种，一是装豆瓣的，二是装菜油、桐油、酱油、醋的。糊的原料也不一样，装豆瓣的，就用猪血拌上石灰；装油的，就得用桐油加上炉地、土子一起熬。然后再把拌好的猪血或熬好的桐油浸透棉丝纸，再糊在竹篓上，里外都要糊。糊好后，干了，再一个一个地在水里试，有漏水的再补好，直到完全不漏水，才叫完工。去送货的时候，都是紫云和文辉一道。他们把像烧坛似的篓子，堆叠起来，拴好，一边挑个，像小山似的，远远看去，只见篓子在移动，完全看不见人。 这一阵，几乎每天下午，邱大娘都要约起云霞以扯猪草为名，来文辉的家里逛一转。渐渐的，大花狗见了她们也不再狂吠了。起初一段时间，娘母俩只是坐一会儿，说几句白话就告辞而去。后来演变成见着什么事就帮着干什么事，比如看见春晴跌倒了，她就去把他抱起来，诓着，逗着；看见翼坤在竹林坝浇菜，她就去提桶、舀粪；看见文辉和紫云推磨吃力，她就去加上一只手，帮着推；有时还走进灶房，看见水缸里水不多了，就挑起桶子，到玉容家下面的井里去挑水。不到两个月，一家人都把她当成了自己人看。文辉开始很反感，逐渐有了好感，进而产生了情感。距离过年不远了，村主席邱正益也首次进了这个院子。发祥给他赶花狗，翼坤给他抬凳子，紫云给他递水烟，文辉给他擦火柴。邱正益说：“不要这样客气，要成亲戚了，就要随便点。我的幺妹儿，已经把文辉看起了；那几年有对不住的地方，我陪不是就是了。那时候，我也没有搞清楚政策，反正跟倒跑，跑歪了，都只怪我。前天我成了共产党员了，要为大家办点事儿，以后有不对的，欢迎批评指点。” 翼坤说：“邱主席能这样说，我们一家就放心了。村主席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儿，老百姓可怎么说？‘上有毛主席，下有邱主席’。所以，说一句话，办一件事，想一个主意，都要三思而行。云霞这孩子能干、细心、有脑筋。过门以后，我们会照顾好她的，邱主席放二十四个宽心。” 第12章 婆媳分家 玉容请客 邱主席来廖家之后不久，离过年还有三天，廖文辉和邱云霞就正式结婚了。解放初期，一切从简，根本就没有举行婚礼，既没有请客，也没有放鞭炮。拜天地，拜父母之类都没有举行。廖家只是把猪圈旁边的那间偏房腾出来，买了一张新床，新被盖。邱家呢，只是由她嫂子把邱云霞送上来，小包都没有带一个。男女新婚之夜，少不了男欢女爱之类。一夜之后，文辉对云霞真的迷恋上了，他觉得她的脸蛋儿是平常的，不方不圆，没有什么特点，但她的身体壮实、勤快，文辉也很满意。中伟、文刚、春晴看见家里添了新人都很高兴，差不多又朝文辉屋里闯。他们都喊云霞“大嫂”，云霞因为不习惯，往往没有想起是喊自己，而没有答应。原来，文辉经常和中伟等小弟兄一起玩，云霞来了之后，经常两个人在屋里就把门关上，不让他们进去。这小的三个都有怅然若失的感觉。文刚又去敲门，里面根本就不答应。文刚牵着春晴、拉着中伟说：“走！我们自己去耍！” 后天就是一九五五年的新春佳节了，紫云去街上买了一只大“憨包鸭子”，足足有七斤多——这种鸭子不是在水里长的，而是在陆地上养的，而且几乎不会叫，体重而肥，得了“憨包”（即傻瓜）这样的名字——这当然是大年三十的主菜。紫云把它杀出来，就交给云霞去收拾。中伟等三个小家伙儿都十分好奇地蹲在旁边围着看父亲杀鸭，围着云霞嫂看她用开水烫鸭、除毛、剖腹、洗净。不时还想插插手，帮着新嫂子做点什么。文辉在院子里津津有味地做提篁，等文辉的提篁“嗡嗡”叫的时候，三个孩子又去把文辉围住。 吃了晚饭以后，白翼坤准备今晚把鸭子宰出来，明天好多挪点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翼坤看了一转都没有发现鸭子，便问道：“云霞，鸭子呢？”“桌子下面的‘盘甲儿’上。”云霞低头伸手去拿，桌子下面什么东西也没有。白翼坤吃了一惊，问：“怎么不见了呢？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就放在桌子下的盘甲儿上。”“怎么不挂在高点的地方？家里有狗，发祥的狗也经常过来。”云霞没法回答，痴痴地站着。这样大的一只鸭子，对那时的一户农家来说，当然不是小事。“会到哪里去了呢？”全家人都在说。翼坤很心疼，本来可以让孩子们美美吃一顿的，这下子，可成了水底月，镜中花。紫云没好气地说：“准是让狗拖走了！”这回全家老少齐动员，把狗可能去的山包、竹林、地边都找了个遍，也没有见到鸭子的踪迹。文辉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怎么会放在桌子底下？不可以挂起来吗？”中伟说：“新嫂子，没脑子！”“吃不成鸭子肉啦！”文刚说。 云霞的脸色，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最后变成了青紫。她掩面长嚎了一声，冲出房门，直往她家里跑去。紫云吃了一惊，赶忙去追，她哪里跑得赢年轻人？文辉也追了出去，在苍茫的暮色中，她见云霞已经要跑进家门了，慌忙大声喊：“云霞，回来！”紫云却冲出来吼道：“都给我回来！她要跑，就让她跑好了！”中伟、文刚和春晴都睁大眼睛看着这一切。这一夜，翼坤、紫云都没有睡着，他们扯了一夜，紫云火气很大，翼坤想得很宽。翼坤说：“这门亲戚，我们可得罪不起。”紫云说：“谁得罪她了，自己不小心，家里人还说不得，这样的媳妇，我可伺候不起！”紫云气得头发昏，翼坤急得心发慌。文辉心里真像打破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来，是什么味儿，真说不清。 第二天早晨吃汤圆，大人都无情无绪，小孩儿们，可吃得欢。刚刚吃过早饭，邱大娘、邱正益就送起邱云霞进院子来了。邱大娘还笑着，邱正益却铁青着脸。翼坤迎出来，抬凳子，拿烟。紫云出来说：“过门才三天，一点小事就哭来跑去的，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孩子们和发祥家的人都出来了。邱正益说：“邱云霞不是没亲没故的受气包，好歹还有两个哥儿，一个兄弟，一个老娘。”翼坤说：“过年过节的，少说些不中听的话，谁把云霞怎么样了？做错了事，这一家人才淡淡的说了两句，她就哭着跑，无非仗恃有一个当村主席的哥儿嘛！”万大嫂赶忙说：“新年巴节的，都不要说那些得罪人的话，云霞年纪轻，做事没有经验，遇事想不开，也是正常的；一只打整好了的鸭子，不见了，大家说几句也不奇怪。”。翼坤说：“对了，我们双方的家长都要通情达理，没有必要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费口舌。”邱大娘说：“一只鸭子事情不大，几句话事情也不大。人世间这么多的人，就云霞和文辉能够同床共枕眠，就紫云、翼坤做了你的公公婆婆，就云霞做了你们的媳妇、嫂子，应该珍惜这个缘份。” 邱正益说：“我看就分家过，你，年伯母白翼坤，嘴像刀子一样，哪个受得了！”翼坤说：“过门三天就分家？除了文辉，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怎么过？”紫云说：“谁也不许再说了，话多必失，云霞留下，亲家母和她大哥都请回去过闹热年。”邱正益气还没有消，说：“怎么？你敢撵我们走！”邱大娘拉着他就走，说：“你娃子，不懂，三十天是不能串亲戚的，亲家说的是最好的办法，要耍以后来，要吵也以后来。”邱大娘拖着邱正益走了。文辉也来把云霞接进了屋。云霞给文辉说：“我哥说的，最好分开过。你妈，我受不了。”文辉说：“怎么分？弟妹那么小！”文辉说完，跑出门拉提簧去了。 一会儿，廖家的院子里响起了文辉提簧的快乐而悠长的“嗡──嗡──嗡──嗡”声，孩子们都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唱唱喊喊、闹闹嚷嚷、嘻嘻哈哈，酿造着自己的快乐。柔和的太阳也高高地升起来了，准备给人间更多的温暖。 腊月三十这天，白翼坤闷了小半天，最后决定把大哥文辉和云霞分出去过。住房，就把堂屋腾出来，给文辉夫妻俩住。文辉总不同意。白翼坤给他说：“婆媳关系不容易处好，这是有原因的，她有她的父母；和公婆，就不容易形成那么深厚的感情。自己的父母随便怎么说，子女都不容易疾恨，说过就算了。媳妇可不同，公婆轻轻一说，她就受不了。与其以后闹僵了才分开，不如现在分开。”最后文辉才被说服了。 白翼坤眼睛本来不好，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心里怄气不少，眼睛已经处在半失明状态，他已经不能做山上的活路了，只能带孩子，在家煮饭。山上的活儿，主要还是紫云、文辉、云霞干。但家已经分了，紫云和文辉又经常外出，许多家务劳动，就只能由十一岁的中伟和未满十岁的文刚来做。首先是吃水，完全由他们两弟兄负责。他们当然挑不动，就只有抬。放学后，无论天晴下雨，这两弟兄，都会去抬几桶水。一个大水桶，两个瘦小孩，人们说：“三爷子一样高。”此外，就是地里的劳动，比如，红苕地里的草，必须他们扯，当然扯草的还有五岁多的春晴。挖红苕时，他们就负责割苕藤、去掉红薯上的太多的泥，并一小背一小背地往家里运。犁地耙田栽秧打谷，这些重活、技术活，就只有请人。他们家经常请的人工就是王玉容的爷爷王青山和她的父亲王少武。廖紫云家和廖发祥等四家人还喂有一条牛，轮到上草的那一月，两弟兄还要负责割牛草。此外，就是这一家人的烧柴，也主要由中伟和文刚弟兄负责。因此，廖文刚读书，只能靠课堂，回到家里，连摸书的机会都不会有。 季节不管人世的变迁，该来到的时候就照样到来。一千多年前，白居易见到过的“五月南风起，小麦复陇黄”的景象又多姿多彩地出现在文刚们的面前了：从白毛冲的干田坝到陈家山的梯地，再到大山顶的四周围，岩洞湾、周寺沟、石骨湾、白杨嘴，到处是黄澄澄的一片；麦子、豌豆的禾秆已经把她们翡翠般的嫩绿变成了饱满的籽实，只剩下和阳光一样灿烂的躯壳，构成了大忙季节农村的主色调。文刚放学回家，扔下书包便和中伟去抬水。由于这几年油菜丰收，装菜油的桶、篓需求量大增，紫云和文辉父子俩，逐渐累月在外不能回家。家里的农活只能靠翼坤和云霞两个妇女了。可是，翼坤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初九那天，又坐了月子，生下了老六祥宁。云霞正挺着大肚子。 一天，廖紫云和廖文辉回家来，在菜地边三个石头搭起一个灶，上面放着特意买的一口大铁锅，里面装满了桐油。灶里生起了火。中伟、文刚、春晴、国忠四姊妹就在旁边凑热闹。孩子们哪里懂得什么火候，只顾把锯下不用的竹节、竹梢往灶里加。紫云好不容易有这种孩子绕膝下的天伦之乐，非常高兴，给孩子们一人编了一个“咪咪羊”，五爷子正玩得起劲。只见桐油锅里青烟直冒。紫云说了声“不好”，马上跳起身提出一桶水把火泼熄了。翼坤这时刚生下翔宁两个月，也心急如焚地赶了出来骂道：“你这老杂毛，不晓得这一锅油值三十多万呀！”她又骂中伟四姊妹：“几个小妖精，要是油老了，吃屎也没有人屙！”紫云心中明白，这一锅油已经完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是一锅油。就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姜子牙卖灰面，也会遇到旋头风，后来不照样当姜丞相。”翼坤说：“你还姜丞相呢，不屙泡尿照照，长不像冬瓜，短不像葫芦！”紫云说：“总比土行孙强，土行孙还有个邓蝉玉哩。” 等到油冷了过后，完全像是一锅黑豆腐。翼坤骂了一大半夜。紫云一句未答，睡得鼾声大作。第二天，紫云用刀把熬老了的油切成小块，叫上文辉中伟三个大的，全提到山上说：“每株包谷下，挖一个小坑，不要挨着根子，抓一块油放在里面，盖上土，包谷会长得又长又大。”果然，不多久，放了老油的包谷，长得比哪一家的都壮。到收玉米时，这块地里，按面积算，比别的地多产了两百来斤。 当时在家里的最大的孩子就是中伟，还没有满12岁，文刚刚满了10岁，春晴7岁，国忠两岁多。祥宁才三个月。侄儿贵生也出世了。虽然紫云父子差不多又寄点钱回来，钱却代替不了人手。两个妇女山上屋里、锅上灶下，哪里都少不了要插一手，每天一睁开眼就忙得脚不沾地。云霞生下贵生才五天，就下地劳动。吃水问题、割牛草的任务、捡烧柴的任务全交给了中伟、文刚两兄弟，照顾国忠、翔宁的事儿交给了春晴。 晚上研经街上有放电影的消息，使廖文刚兴奋得都没有心思吃晚餐。一放下碗筷，廖文刚就约起二哥中伟往研经街上跑。月亮已经升起，路还很明亮，一路上都是人，大部分是青壮年和少年儿童。他们从竹林茅舍间走出来，走过田埂，越过山梁，直向研经街奔去。廖文刚才走到街口，就见满街都是涌动的后背和颈子。他们在人流中好不容易才到了研经街的最顶端，一个大坝子，人称“扯谎坝”，大约是因为做生意的人经常在这里神吹自己的产品而得的名。 能够装下万把人的大坝子，现在尽是攒动的人头。坝子的东边已经树起了一大块方形的白布，还有人在白布的十几步远处，开着机器，一束强光照在白布上，喇叭里还传出雄壮的歌声。白方布的西边，坐着很多人，四周站的人更多。廖文刚弟兄个儿太矮，只得跑到旁边的山坡上才能看见。小孩子眼睛好，也看得很清楚。他们是第二次看电影了，头一次放的是苏联的影片，被一场大雨淋成了落汤鸡。这晚上放的电影是《沙家店粮站》，没有见过的异地风光，完全陌生的斗争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使这两弟兄看得既高兴又紧张。他们身旁竟有两个小朋友说：“明天，我们早点来，去那边捡子弹壳。”二哥附着耳朵给文刚说：“我们今晚走后面，等大家走了就去捡。”文刚说：“哪里会有子弹壳呢？那明明是一张布，要是真有子弹壳，打死了那么多敌人，那张布下面还不尸骨成山？”“那是怎么回事？”文刚想了想说：“估计和做梦一样，做梦时的事情，一醒来就什么也没有了。”看完电影，他们又随着人流往家里赶。一路都是人，夜里也不害怕。回到家里，他们母亲白翼坤问：“放的什么电影？好看不？”文刚说：“好看得很。说的是解放军和国民党兵打仗，村里的干部保卫粮站，又聪明，又勇敢。”白翼坤说：“可惜，我眼睛不好，下次我也去。” 这天，一九五五年过年后开学了，断桥小学毕业班的16个同学在刘尽忠老师的带领下，掏阳沟。刘老师从附近农民家里借来了工具。刘老师说：“阳沟都被冲下的泥沙填平了，我们要把这些泥沙全部挖出来，提去倒在旁边的土里，阳沟通了，夏天涨水，水流得快，才不会淹没我们的教室。你们快毕业了，算是给学校留一个纪念。”同学们齐声答应：“好！”黄正明、钟同、王玉容，这些大些的同学就负责挖；廖文刚、夏晓花、邱明宣，陈元章，这些小点的同学，就负责抬土。挖着抬着，他们发现，泥里竟有很多笋子虫。廖文刚捉起一个仔细观察，古铜色的壳、甲、爪，锋利的大爪，多刺的小爪，和夏天捉住的笋子虫，没有一点区别。他立即摘了一根长茎穿起，却怎么甩也不飞。同学们都把这些笋子虫捧在手里，仔细欣赏；然后放在沟边，竟然有几十个。王玉容问：“笋子虫，怎么会钻到地下去？又没有看见洞。”同学们都扒在阳沟边研究，的确，一点痕迹也没有。刘老师说：“很可能它们是在地下冬眠。”“可是，怎么钻进地里的呢？”钟同说：“很可能是笋子虫的蛋，生在了地里，它们在泥里长大的。等天气热了，就钻出来。”大家可都想不明白。 劳动了将近两小时，阳沟全部疏通了，邱花容和龚翠花等女同学还去拿来扫帚，把沟里沟外，全扫了一遍。放学的时候，刘老师表扬了四年级的全体同学，他说：“毕业班的同学，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学校疏通了近百米的阳沟，我代表全体同学，表示感谢。劳动就能够创造一切，你们看，现在的阳沟，干干净净，笔直笔直的，多好看呀！你们以后，要更加热爱劳动，用辛勤的劳动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放学后，同学们都带着笋子虫，高兴地往家里走。 廖文刚四年的初级小学阶段马上就要结束，该参加升入高小的考试了，家里人手少，也顾不了这个问题。这天，中伟兄弟抬着比他们矮不了多少的大水桶，走出竹林，下完小坡，横过大路，便是一个要命的“之”字拐，因为坡陡桶高人矮，桶底几乎是擦着草皮移动。过路的一个瘦老头，还拖着一根满清的小辫子，正走在高耸入云的古柏下，他摇着头说：“三爷子一样高！”文刚听见了，大声说：小辫子那么长。”老头儿笑笑说：“呵，小家伙还能对对子！”中伟两弟兄笑着说着，走完陡坡，到了平顺的路上。 这路旁有一株巨大的乌臼树，庞大的枝干像黑凛凛的莽汉抓着几条拼命挣扎的蟒蛇，那刚健的粗枝就是飞扬的蛇尾，那满树铜钱般大小的叶子就是怒张的鳞片，而合抱粗的主干上，歪歪斜斜的贴满了拇指大小的毛虫的褐色的茧子，就像蛇的花纹。这毛虫的蛹也曾经被文辉搞回家充饥。离大乌臼树不到一百步，一片甘蔗，几笼竹林，一椽茅屋，那就是王玉容的家。玉容正在竹林里用削尖的小竹枝穿笋壳叶──只须用尖竹枝在笋壳叶背上一扎，瓦片般大小的笋壳叶便穿到了竹枝上，见着笋壳叶不断的扎，后面的挤前面的，一会儿功夫，手里便提着了金黄的一串，那可是引火的好东西──玉容见了文刚兄弟，忙说：“我请客！我砍根甘蔗，等你们来，在这里歇气时吃，好吗？”中伟说：“好，好，好！”文刚说：“我们可是长年累月，每天要在这里过三回的常客哟！”玉容说：“你们吃不完，那地里，我数过了，有两千四百多根哩！” 玉容的门外往上是梯土，往下则是梯田，再下一个不太陡的坡，便走上了一条很长的田坎，左右都是水田，空气里弥漫着水草的腥味和清香，田坎上长满了白蜡条，那可是做弹弓的好材料，中伟、文刚的兜儿里都揣着这种玩具和武器。他们欣赏着山光水色，一会儿就到了水井边。这个水井是方形的，三面环水，一面临山，无论多少人来挑，水都是满的。文刚十岁，中伟十一岁半，两个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大小伙子，可是，这两个孩子都长得瘦小，是没有能力把一桶水提到水井上来的。不过，他们抬水已经有些时日了，有了自己的办法，他们并不把水桶从扁担上取下来，而是两弟兄各出一只手，抬着桶，中伟站井口边，文刚站在他右手边的井坎上，让水桶正好处在这两边形成的角上，他们让桶落进井里，中伟伸出一只手，只装半桶水，然后两人用劲，抬上井台。中伟、文刚，又去田边摘来桑叶或者粑叶，卷成漏斗状，到井边弯腰舀水，倒进桶里，等到桶满之后，两弟兄才抬着走。因为习惯成自然，两弟兄合着脚步，直到抬回家，水也不会撒。白翼坤见他们抬水回来，就帮着倒进水缸里。 玉容坐在竹林外的一个石头上，手里捧着三节红甘蔗，等中伟兄弟放下水桶，就一人递给一根，三个小孩就坐在竹林下吃甘蔗。文刚说：“好甜呀，谢谢姐姐的甘蔗。”玉容说：“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文刚肯定能考上，我就难说了，以后穿起皮鞋，戴起手表，该不会像邱主席那样望着天走路，在路上碰着我了还说‘你瞎了眼了’！”文刚说：“我能穿皮鞋，就先给你买一双，我能戴手表，就先给你买一只。”玉容睁着亮晶晶的眼睛说：“当真？那我就睁着眼睛等着那一天！”吃完了甘蔗，中伟兄弟又抬起桶往家里赶。 第13章 葬翠香儿廖家悲切 买供应粮弟兄着忙 廖紫云、廖发祥、廖瑞明、廖叔成四家人共喂一条牛，叫做“每人一只牛脚杆”，每家负责供应三个月的青草。轮着哪家割草，无论刮风下雨，一背草是不能少的。轮到送草的月份，文刚每天都是放学后丢下书包就和二哥中伟上山割牛草。一个背篼，两把镰刀。田坎上，土坡上，到处都是青青的草，只要吃一顿饭的功夫，就能割一大背。 割草容易，送草却难。牛喂在大山顶下廖叔成的家里。廖叔成的大哥廖文彬，就是白翼坤的前夫，那位二十一军的连长，后来在二十一军奔赴抗日战场后，就渺无音讯，可能是牺牲了。因为有这种瓜葛，才发生了廖老五追打中伟兄弟，导致翼坤被斗争的事情。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邱正益的二弟邱正明，娶了廖叔成的女廖桂华，而邱正益的三妹邱云霞，又嫁给了中伟、文刚的大哥廖海均（字文辉），因此廖叔成又成了亲上加亲，廖桂华看见中伟文刚，还是喊二老辈、三老辈。他们看见邱正明，就喊二哥。廖瑞明、廖叔成的名字，还是白翼坤的父亲白仲卿取的哩。乡里乡亲的，发生点矛盾，过了就算了。因此，中伟、文刚看见廖叔成就喊廖五哥，看见桂华的妈，就喊廖五嫂。两家人也和好如初。 廖叔成家门外有很多李子树，味道甚好，经常招待他们弟兄吃。白翼坤也差不多又喊中伟兄弟去买几斤回来吃。到廖叔成的房子里去，路可难走极了。顺着大山顶的山崖壁上凿了一条斜斜的路，那路只有不到两尺宽，背着一背草下这个坡，必须小心头上加小心，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自己的背篼撞下山崖。那崖虽不算高，跌下去皮破骨折是不成问题的。廖叔成家里还喂了一条狗，每次进门，它都要扑上扑下地咬。因此中伟两兄弟送草的格局一般是这样的：两弟兄先在大山顶路口放下背篼歇气，然后就由中伟背草走前面，文刚右手握两把镰刀空出左手走后面，如果中伟有情况，文刚就用左手抓住背篼，右手的两把镰刀顺势砍入地下，就能避免事故发生，他们在别的田坎上做过多次试验，还是很成功的。下完了坡，又放下背篼歇会儿气，然后又是文刚背草走后面，中伟一只手紧握两把雪亮的镰刀，呈倒“八”字形从胸前伸出，活象螃蟹的两只铁钳，狗一向他们扑来，他就挥舞镰刀向狗进攻，那只狗见他们如此全副武装，也只好远远地跑开叫几声算是在尽守院护家的职责了。 这一天他们送草回来，听见廖发祥家里一片哭声，万大嫂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我的翠香儿啦！我生了五个女儿就只剩这一个啦，老天爷呀！你行行好哇！”文刚弟兄的母亲和大嫂都在拭泪，劝解万大嫂。怎么回事？他们不明白，只见廖发祥的阶沿上两条长凳上放着一个门板，门板上仰面睡着一个女子，正是五儿翠香！翠香虽然是他们的侄女儿，但已经十四岁了，他们都把她当大姐姐待，她怎么了？ 他们扔下背篼镰刀就奔过去，翼坤马上拦住说：“翠香已经走了！小孩不要去看！”“她没有走！还睡着！”文刚挣脱母亲就扑了过去。只见门板上睡着的五儿，大睁着眼睛，但眼珠已经板滞，脸色白得僵硬，完全不像活着时的和蔼可亲。翼坤赶过去抱起文刚就走。文刚问：“翠香怎么啦？吃午饭的时候，我还见她好好儿的！”母亲告诉他：“翠香患了扯惊风的病倒在地下，手脚都在乱抽动，一会儿就不行了。”“那以后怎么办？”翼坤说：“人死了，还能怎么办？”文刚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廖发祥又到翼坤猪圈的楼上拿木料。这个所谓的楼，是利用草房“人”字形的竹椽子形成的空间，在两边的墙上搭上木条、大竹杆而形成的，农家大都用来堆柴草。紫云遭了火灾，原来堆在竹林坝里准备扩建油房的木板没有烧毁，不久就败落了，派不上用场，就放在小楼上，不想几乎全用来埋了廖发祥的女儿，连翠香一共是五个了。廖发祥爬上楼去，翼坤和翠香的大哥青华、二哥长安就在楼下接送。廖发祥一家人都很能干，也会些木活，廖发祥指挥，用斧子，两个儿子用锯子，小孩子们围着看，不时帮着递一颗钉子，拿一下锤子，一会儿工夫就合起了一个木匣子，他们把翠香的遗体放进去，用钉子钉好了。做活路的人，看的人，都流着泪，整个过程都几乎是在没有人声的状态下进行的。万大嫂嗓子哭哑了，入殓的时候，还扑过去抱着翠香的脸亲：“我的么女儿呀……”翼坤马上去把她劝开，说：“万大嫂，想开些，你还有青华、长安，都成人了，能帮着干活了，又有八儿了，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全院子的人用手把五儿翠香的简陋棺木抬到了后边的坟坝里，放进挖好的土坑，然后填上土，垒成一个里低外高的土堆。万大嫂在坟前点起了一盏菜油灯，不肯回屋，翼坤、云霞都去陪伴她。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天幕蓝得悠远深沉，新坟前点着的菜油灯摇摇曳曳，万大嫂木然坐着，望着新坟。她老是觉得这是在做梦，这么大的姑娘怎么会说没了就没了呢？“天啊，这是谁在这样安排啊！”万大嫂这样大叫一声倒在地下，云霞和翼坤、青华、长安赶忙去扶，叫人来把她抬回家，足足在床上躺了二十天才能起床。 白翼坤家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男劳力都在外做工，一个女人领着五个孩子，地种成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人民政府给翼坤家每年三百斤大米的供应计划。一个星期天吃过午饭，白翼坤就吩咐中伟拿着口袋、文刚揣着粮食供应证和买20斤大米的钱去研经粮站买米。研经街，以前是和妈妈一起去过的，但他们两弟兄单独上街买东西，这还是第一次。他们都只有不到四尺高，头发是母亲用剪刀剪成的，一圈一圈又一圈，界限明显，人们笑称为“梯子坎”，穿的，也是母亲自己逢的，虽并不破烂，但因为母亲眼睛不行了，免不了是皱巴巴的。两个孩子都是光脚板，这可是本地的常规；要到热天了，还穿鞋笼袜，那可只能是教书先生才配的。一路上他们都有些忐忑不安。一是怕狗，二是不知道买米怎么个买法。“我们这么小的，会不会不卖给我们？”中伟担心地问。“有这个本本呢，邱主席说是毛主席发的。”“会不会有人抢我们的钱？”“我们离大人远点就是。” 刚刚转过鸦鹊口，迎面走来一个穿着吓人的大汉子。大盖帽，蓝圈白底还有飘带，帽檐黑得发亮。身上穿得齐整，腰上还束着很宽的黄色皮带，脚上一双硕大的皮鞋。那咚咚的脚步声在山谷间回荡。文刚兄弟赶紧让到路旁，那人走过时卷起一阵风扑到脸上。他们真吓了一大跳，不知是不是下凡的天神。两弟兄呆了一会儿，又上路了。过了乱坟坝，过了断桥河，还好，夏家的狗只看了他们两眼并没有叫，但是竹林里却有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在跳跃着骂：“断子绝孙的周平川儿呀，这样整我呀！呀，哇，啊，啊——”一个过路的妇女见中伟两弟兄恐惧的样子说：“夏安平，疯了，不打人的。”过了藕叶塘，上到马槽儿埂，左手边是督军熊克武绿树掩映的墓庐，现在是研经小学。文刚说：“等几天我们就要到这里来考试。”中伟说：“那么多房子，你知道在哪里考？”廖文刚说：“有老师领路，还怕我找不着？”中伟指着右手边的舞凤山，说：“以前那里才是学校。大哥就在里面读书，你看，有许多树子，还有庙子。为什么要搬到这边来？”文刚说：“老师说了，解放后，读书的人多了，舞凤山哪有墓庐宽？” 离街还有半里路就听见了铁匠铺丁丁当当的响声。跨过龙尾溪上的一道有栏杆的小石桥，横过一块田坝，就进场口了。刚进场口就闻到了面馆诱人的醋香。他们都禁不住吞了一下口水。不是逢场天，又是下午，街上没有什么人，他们又不敢问，只能凭自己的眼睛扫描，慢慢地从左到右看起走。好在只有一条独街，不会找不到的。他们一直要走到场尾了，终于发现了街的左边有一个店子，外面挂着牌子，分明写着“井研县研经区粮站。”这些字，廖文刚都认识。他们迟疑地走上了阶沿。右边柜台前坐着一个阿姨，样子不凶恶，左边地上放着几个大箩筐，还有围皮，都装着米，中间有门隔着。阿姨看到了他们，只有三尺多高，怀疑地问：“来买米的？”“是的。”“你们？”“我们。”“哪里的？”“断桥河石包山。”“把供应证给我。”文刚慌忙摸出，仰头双手递上去。“买多少斤？”“20斤。”他们把所有的钱都递上去了，一会儿她递下两张纸，一红一绿，两弟兄抢着看，上面有格子，还印着些字，写着一些数字。 阿姨走出柜台，到了装米的地方，说：“过来，把票给我。”两兄弟忙从柜台下扭身奔过去。把票递给了她。她拈出红的那一张穿在了桌子上竖立着的铁钎子上，那上面已经穿着厚厚的一叠了。然后，她操起一把米黄色的大木瓢，把米从箩筐里舀到挂着的一个撮箕里，文刚抬头一看，撮箕挂在秤钩上，秤钩生在一杆木秤上，木秤的前面挂在一根细长的绳子上，那绳子高高地拴在屋梁上，木秤的尾巴放在门枋上吊下的麻绳套里。木秤浑身黑亮，小钉闪着黄光。那阿姨一边往撮箕里加米一边移动着倒钟形的秤锤。秤的尾巴从绳套里翘起来了。阿姨说：“牵好口袋。”中伟急忙把口袋解开，放到地上，文刚伸手抓住袋口的两个丫角，中伟抓住另两个丫角，那口袋便张开了大口。阿姨端起装米的撮箕，弯下腰，缓缓地倒。倒完了还拍了拍撮箕，每一粒米都装进了口袋，阿姨又提了提，就用口袋还空着的部分紧紧拴好，然后放到了稍高一点的中伟的肩上。“能扛起吗？”“能。”两弟兄已经出了门。文刚回头说：“谢谢阿姨！”那妇女说：“这孩子真乖。” 中伟两弟兄人虽只十来岁，但都是劳动惯了的，两个人扛着20斤米，一个累了一个换。他们还齐声数着步数，比赛谁一口气扛的路程远。他们都还没有感觉到有多累，就已经到了乱坟坝了。这里有许多坟，埋得乱七八糟，而坟头都长着丈把高的山草，如果你不熟路，一进坟坝，前后左右都是望不透的草，似乎任你朝哪边走都不像是人走的路，加上草林成天被风吹得沙沙直响，不时还会窜出一条乌黑的长蛇，飞过一个硕大的蚱猛，真能叫人心惊肉跳。好在这时太阳虽然西斜却还正亮，两弟兄虽然不免有些心上心下的，但还是从乱坟坝“咚咚咚”地穿了过去。过了乱坟坝，回家有两条路：一条过鸦鹊口，路平而远；一条经岩洞湾，路陡而近。这两弟兄经常到处割草拾柴乱穿惯了的，加上肩上负重，虽不甚累，毕竟已成强弩之末，于是选定了走捷径。坡路很狭窄，不足五寸宽，而且两边长满了黄荆、刺梨、他们走在其中，只能看见两个脑袋在绿浪中浮动。但两边的梯地里，却不时飘来稻秧玉米苗和野花野草的清香。 过了这一段险路就到了岩洞湾的山上。这里正是半山腰，脚下面是一块两三百米长的巨石，表面很平坦，也有泥巴，宽的地方有三四丈，窄的地方，只有一丈左右。这一丈宽的地方，靠里面有一间草棚，甲长陈有奎死在了这个草棚里。背后就是刚翻过来的山梁。棚子外，是窄窄的一条路。路的外面就是百丈深渊，有一条壁陡的石梯路通崖下，下面是全村最好的那口水井。中伟文刚走到棚子外不敢往棚子里看。不过，对门就是自己的家了，况且今天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上街把米买回来了，心里非常得意。中伟在前扛着米，文刚紧跟在后面，一进院子就嚷：“妈妈，我们把米买回来了！”妈妈正在喂猪，高兴地说：“我的中伟、文刚儿能干！把供应证给我。”“供应证？”两弟兄才大吃一惊，“她没有还我们！”“赶快去要回来！上面还有两百多斤米哩！”中伟米口袋也不放下，转身就走。“把口袋放下呀！”翼坤说。中伟赶忙放下口袋就和文刚返身上街。 中伟、文刚都心急如焚，关了门怎么办？人家不给怎么办？心里急，走得快，一会儿就到了粮站，还好，门还开着。那阿姨看见他们来了，说：“我正在找人给你们带回去，还没有找着石包山的人。”她把供应证，一个牛皮纸的小本子，交给文刚，文刚装在口袋里，说了“谢谢阿姨”，两弟兄就扭头往回跑。看看鸟儿都向竹林里飞了，他们拿出最大的速度向家里赶。过了断桥河，见母亲已经等在那里了，她右手拄着一根长棍子，花狗也跟着来迎接他们。“供应证，拿回来了？”文刚忙摸出来交还母亲。翼坤用左手接过，又用右手捏了捏，左手拿着棍子，右手把本子放进了贴身的衣袋里说：“自不小心，劳力费神，丢三落四，干不成事情！”中伟、文刚都累了，喘着气说：“记住了。妈妈，我们扶着你走。”“路这么窄，还不都挤到田里去了？你们在前面走，我跟着来。”中伟、文刚在前面慢慢走。翼坤只觉得路只是一段段白色的印子，晃晃悠悠的，等右手拿的棍子探着了实在的地，脚才赶紧跟上。 进入乱坟坝，文刚“哎哟”一声蹲到了地下。中伟问：“三弟，怎么了？”“我的脚后跟，不知踩着什么，好疼！”文刚坐在地上，伸起脚。翼坤说：“可能是打起了血泡，你就踮起脚走。”过了乱坟坝，太阳早已下了山，月亮已经从东边山顶涌出，只不过淡淡的，好像是蓝天上贴着一张白纸剪的大圆盘。天上有了几颗星星，亮晶晶的。因为天要黑了，还是走鸦鹊口的路平坦些。他们走到周平川的屋子外面，看见夏安平披头散发的，正在跳来跳去地骂：“周平川儿，你黑心肝儿，吃老子的钱，你吃人不吐骨头喃，狗娘养的周平川！死儿绝女的周平川！”周平川是胖冬瓜的父亲，他们家和邱主席住同一个院子，里面的人，谁也没有回答。翼坤小声给文刚说：“夏安平，疯了，以前和周平川一起做过生意。疯子说的话，有许多是真的，是清醒时留下的印象。”文刚说：“我们见过他，在他自己的家门口骂周平川。” 回到家里，春晴正领着国忠、祥宁在院坝里张望。见母亲和哥哥们回来了，才一起吃晚饭。吃过饭，文刚的脚后跟还是疼。第二天早起一看，左脚后跟红肿了，根本不能着地。文刚只能踮起脚走路。翼坤说：“中伟去给弟弟请个假。”文刚说：“马上就要考高小了，节骨眼上，耽误不得。”翼坤说：“那就拄根棍子。”文刚说：“那不成了廖幺娘了？”（邻居们喊白翼坤都喊廖幺娘，因为廖紫云是廖家老幺）翼坤说：“脚在痛，嘴还在费！”文刚踮起脚在屋里乱走，右脚踩着倒在地上的扫帚把，他就让左脚的中部踏在扫帚把上，一只脚站起，脚后跟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文刚大声说：“妈妈，我有办法了？”“什么办法？”中伟问。“哪吒的风火轮！”“什么风火轮？”大家不解地问。“二哥快给我锯一个扫帚把这么粗的竹筒来，踮在脚下，绳子一拴，不就成了？”翼坤听了，也觉有理，就叫中伟去做。一会儿，中伟拿进来一个一尺多长的竹筒。翼坤说：“给我。”她拿在手里摸索了一阵说：“给我锯子。”翼坤摸着条凳，脚踩着竹筒，锯成了三个三寸长的小竹筒。“中伟，你把这个竹筒剖成两半，找钻子，两头一边钻一个小孔，穿起麻绳。”一会儿，这器械就做好了，文刚接过拴在脚上，就在地上“刮拉刮拉”地走起来。“妈，不错，不错，这就是神行太保戴宗的马甲了！”文刚大笑着说。 翼坤叫文刚躺到床上，取下那个“刮拉”，摸着文刚的脚后跟说：“中伟，和我一起去大粪凼边扯火草。”中伟在前面走，翼坤跟在后头，到了大粪凼边，翼坤说：“中伟，你看那坡上，叶子像手掌的那种，先摘一片给我。”中伟在坡上找了一会儿，摘了一片给母亲。翼坤用手一捏，放在鼻子上一嗅，说：“不是，再找。”中伟摘了四种叶子过来。翼坤一一捏来闻。“对，这一种，要十来片就够了。”中伟去摘了十来片交给母亲。翼坤跟着中伟回到屋里，给文刚看了说：“这是火草，以前没有火柴的时候，就把这叶子晒干，像蝉的翅膀那么薄，用手揉碎，火石撞击的火星落在上面就会燃起来，再把搓成筷子粗的火纸点着，就有了火种了。这东西还是一味好药，生了疮，揉烂贴起就好。”翼坤从装满乱七八糟东西的鞋篼儿里找出一方布，把火草搓烂，放在布里，贴到文刚的右脚后跟上，用布包好，拴上麻绳，又把穿有麻绳的半边竹筒给文刚拴在脚上。文刚说着“凉悠悠的”，从床上翻起，到地上走起来。“这回更好了。” 吃过早饭，文刚“刮拉刮拉”地去了学校。下午文刚的班主任到了翼坤家，他是按照完小的部署来作“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思想工作的。刘尽忠老师坐在翼坤抬出来的凳子上说：“廖文刚马上就要初小毕业了，如果考不起，打算怎么办？”翼坤说：“不会考不起。”“万一没有考起呢？”“一定会考起的。”“我是说如果真的没有考起怎么办？”“文刚肯定能考起。”“要做考得起考不起两种准备。”“对文刚没有必要做两种准备，他一定会考起。”刘老师不管如何开导，翼坤对文刚只有一手准备：一定能考起。“如果考不起呢？”“没有考不起的！”刘老师大笑着走了。 五天过后，廖文刚和石包山小学的十五个同学一道到研经小学去参加了升学考试。隔了七八天廖发祥上街回来在院子里大声说：“三弟考了第一名。”“谁说的？”翼坤和中伟、文刚都从屋里跑了出来。发祥说：“陈金良，刚从海军复员回来的，陈华安的儿子，亲眼看见的，就贴在研经小学的校门口。”廖发祥摸着文刚的脑袋说：“三弟，有出息！”云霞听见，抱着贵生走过来说：“贵生儿，长大也像你三叔那样，考第一名。”春晴背着祥宁朝着文刚说：“三哥，奖励你抱幺弟。”文刚刚把祥宁接过来，祥宁就撒起尿来。万大嫂说：“好呀，看把你三哥冲好远。”。 文刚把祥宁交还春晴，和中伟商议了一阵，给母亲说了，就到家门口的大路上喊起玉容一路，直朝研经小学奔去。升学考试的时候，他们是来过这所学校的，他们到了门前，一道小木门却关着。玉容说：“这是后门，前面有大门，我和妈妈从街上来过，只有先到街上，我才认识那条路。” 三个人于是到了街上，又回头走，经过大郎嘴，顺石板路往东走，远远就看见高高的围墙，在半山腰蜿蜒，大树如烟如雾，楼房的屋顶、翘起的檐角，好像浮在云里。石板路到了学校下面变成了陡峭的石梯路，顺着青砖砌成的围墙根盘绕，地势越来越高，头上逐渐有伸出围墙的树枝罩住，下面也有些树子，但挡不住这个高坡下临深渊的气势。路上特别的阴凉，还呼呼地吹着风，这使跑得满头大汗的他们三位少年儿童有心旷神怡的感觉。再往前走，就看见两扇巨大的木门敞开着。又爬了十几个梯坎，就看见大门右边的粉白的围墙上，整齐地贴着几张大白纸，上面竖着排着许多名字，是用毛笔写的。门内门外都没有人，他们在新生的名单中搜寻着，文刚首先看见“断桥小学”四个字，下面竖着写着四个人的名字：廖文刚、钟开田、陈元章、邱明宣。没有王玉容的名字。 玉容说：“文刚真的要飞了。”中伟说：“程咬金大字不识一个，后来还当鲁王呢。”玉容也装起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文刚心里却像失落了珍宝那样的难受。四年一路来往、形影不离的姊妹，马上就要分开了。他们当时当然都想不到，这就是他们人生的分水岭了。他们呆了好一会儿，直到有不认识的人来了，三人才相约往家里走。走到断桥河，玉容说：“文刚，以后放学回来抬水，不要忘记了喊我出来，讲学校里又学了什么。”中伟说：“那么远的回来，哪里还有时间和我抬水，我喊妈妈买两个小水桶，我一个人挑。”文刚说：“我会记住的，只要天没有黑，放学后，我就和二哥来抬水。” 文刚考上了高小，翼坤当然高兴；而文刚的脚后跟虽然已不很痛，但却仍旧不能着地。老是脚下踏半块竹筒“刮拉刮拉”的，又不是哪吒的风火轮，终究不是个了局。又听人说，蛇冬眠的时候，口里都要含一个小石头，到了惊蛰，就把石头吐出，那石头有剧毒，谁光脚踩着了，非动手术刮毒不可，廖文刚可能就是踩着这种石头了。翼坤半信半疑，拿不定主意。 第14章 迎父治脚讲族史 洗澡避雨听故事 下了一夜的大雨，早晨一起床，母亲就说：“你伯伯今天要回来。”中伟、文刚都是很相信母亲的话的，她老人家说父亲要回来，往往真的就回来了。盼父亲回来已经成了这一家人的日常功课。因为这一两年油菜丰收了，紫云文辉父子编油篓、糊黄桶的技术，当时整个乐山地区就只有两家人会这门手艺，于是两父子，一会儿在土主，一会儿在碗厂，一会儿在峨边，一会儿在马边。回家的次数，一年就那么五六次。在家呆的时间，前后不过个把月。中伟文刚听说伯伯要回来，都兴高采烈。中伟约起文刚去抬水，这么热的天，父亲和大哥回来没有水怎么行！他们走到家门外的大路上，见山崖畔几尺高的地方，有几个小洞里涌出了清亮的水。文刚说：“下面这个坡滑得很，我们接这里的水不省了很多力气？”“好主意。”两弟兄放下水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这山崖只有几丈高，崖脚的泥雪也似的白，当地人称为“仙米”，实在没有东西可吃的时候，可以当饭吃。两弟兄说干就干，砍下一根“脓颠竹”，就是竹梢已经坏死的竹子，剖成两半，剔去中间的竹节，往涌出水的山崖上一插，水便哗哗的流了出来，用水桶接住，一会儿就是一桶。他们做了两根竹槽，两个水桶同时接，轮流着往家里抬。只吃一顿饭工夫，能装三挑水的瓦缸子就装满了水。他们真舍不得这么好的水白白流走，又抬起桶出去，接来屯在桶里。 他们刚走到竹林外，就看见白毛冲底有两个人在往石包山走来。中伟文刚都看清了，很像是父亲和大哥。他们赶紧把桶放到崖下接起水，就飞也似地跑去迎接。父亲回来成了这一家人的节日，这不仅因为他们一回来都会买回不少好吃的，比如冬天的红橘、核桃，夏天的梨，有时还买蜂蜜，干笋子，豆千张、豆腐干、花生糖；过年还会买回海带、墨鱼，而且还在于父亲那里有许多见闻可听。人越走越近了，真是父亲和大哥。中伟跑在前面，文刚远远落在后面。他们高喊着“伯伯、哥哥”冲过去。文辉早已看见了，直喊：“中伟！文刚跑不赢了！”紫云也直喊：“老二！老三！”父子四人在半路上相见了，中伟见父亲背上背着一个大笆笼，黑黑的，就说：“伯伯，我来背！”“你背得起就对了，五六十斤哩。”文刚见文辉挑着一对小木桶，就说：“大哥，给我挑！”“这么长的绳子，你可挑不了。呃，你这脚上是什么新武器呀？”文刚说：“是神行太保的马甲。”中伟说：“长了个大包，老是不好。”紫云说：“把脚伸起，我看看！”文刚把脚伸过去，包着的布上全是泥。什么也看不见。 “回家，回家，洗了才看得清。”紫云说着，四个人如风似地往家里卷。到了竹林外，山崖下的水桶早已哗哗的往外淌水了。中伟文刚赶忙去抬起水，尾随在父亲和大哥后面进了屋。文刚高喊着“妈”，云霞喊着“伯伯”，春晴喊着“伯伯、大哥”，舀的舀洗脸水，抬的抬凳子。中伟、文刚把两桶水都抬回来后，就去看伯伯的大笆笼，打开头盔式的盖子，里面全是吃得的东西。紫云说：“快把肉拿出来煮起，怕要臭了。把花生糖拿出来，你们吃，还有一包，给廖发祥家送去。”因为山上的活路，这一阵不多，廖发祥一家大小都在屋里。接过中伟送过去的糖，都到院子里来闲聊。文辉讲到，有一种匣子，挂在电竿上或者树上，里面会讲话，会唱歌。清华问：“得有多大的匣子，能装下一个人？”文辉说：“只有一个升子那么大。”翼坤说：“那怎么能装下人？是小人国的人？”大家都觉得稀奇。 紫云说：“老三，把脚洗干净，我看看，是怎么了？”文刚于是到竹林坝的水坑边，坐在坑边上，把脚伸进水里，泡一会儿，又把脚提出，用手把痛的地方轻轻地擦拭干净，再放进水里，用脚划水，然后站起来，踮着脚，回到地坝里，坐在他爸爸旁边的小凳子上。紫云说：“把脚伸起，我看看。”文刚伸出脚，紫云埋下头，仔细看着说：“呀，肿得这么大，很疼？”文刚说：“开始很疼，现在，不碰着就不疼。”紫云说：“明早晨，去找你云帆二叔医。” 当晚，一家人吃过晚饭，就在院坝里乘凉。廖发祥一家，也来参加。云霞抱着贵生，翼坤抱着祥宁。院坝边是梅子树、桃树林，他们都坐在树下聊天。廖文刚端来一个大簸箕，和中伟、春晴、国忠都睡在里面，他们看着星空，天比镜子还亮，像断桥河水那样蓝，月亮像一把雪亮的镰刀，繁星就像一颗颗银钉，还眨着眼睛。文刚从妈妈怀里抱过祥宁睡在簸箕里说：“看天上，月亮，星星。”中伟问：“他能看那么远吗？”翼坤说：“怎么不能，小孩一百天，就可以看到天上。” 发祥问：“他们叫长安去当兵，肯去不去？”万大嫂说：“是兵不是兵，背上五十斤。人当了兵，铁打了钉，还有什么法变？”翼坤说：“现在当兵好，你不见工作队的马连长，吃的用的，全靠国家，满口新鲜道理。他能去就让他去。”廖文辉说：“我还当过几天兵呢，当官的、当兵的，吃的一样，穿的一样。大家都像亲兄弟。可惜我那时还小，不然，现在就是老战士了。” 万大嫂说：“清华要结婚了，长安不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紫云问：“是哪一家的？”发祥说：“是柏杨曾家的。”廖清华说：“叫曾淑琼。”翼坤说：“我见过这女子，有人材，身体也强壮。” 紫云、文辉又讲了些到马边、峨边的见闻，大家直聊到夜深凉爽时才睡觉。 第二天一早，紫云就领起文刚去求医。过了岩洞湾，随坡往下走几十步，就是竹林，竹林掩映着一个四合院，瓦房，廖文刚还从来没有来过。进门就见院坝边上，有一株硕大的仙人掌。两个和紫云年纪差不多的老者，见他们进屋，迎了出来。紫云喊文刚：“这是大叔，这是二叔。”文刚喊：“大叔好，二叔好！”正房里立即出来几个女人，抬凳拿烟。廖文刚看这大伯，个子瘦高，脸稍长，戴着眼镜，穿着长衣裳。后来知道，他叫廖祯祥；二伯长得和紫云很相像，个子稍矮，圆脸，显得慈祥。文刚认识，他叫廖云帆。文刚母亲领起油匠拦住杨保长，夺回的猪就是他家的。 大家闲谈了一阵，二伯就叫文刚到地坝边，坐在一张小木椅子上，云帆二伯仔细看了一眼说：“要开刀。”文刚一听吓了一跳，说：“很痛吗？”二伯说：“一点都不痛，脓已经熟了，把脓排掉，上点药，就没问题了。”紫云也把凳子抬来坐在旁边说：“不要怕，你二伯，医术高，他说不痛就不痛。”文刚还是忐忑不安。只见云帆二叔从屋里提出一个小方箱子，从里拿出一把雪亮的小刀，放在一个小瓶里，又拿出一根小棍，缠上些雪白的棉花，在一个小瓶里放了一会儿，就在廖文刚的脚后掌上轻轻地擦，凉悠悠的。二伯叫文刚把头转过去。二伯就把文刚痛的那只脚横放在他的腿上，一会儿廖文刚只觉得后跟有些痛，二伯在用力挤压，一会儿，闻见了一些怪气味，脚后跟放上些冷冰冰的东西，又被缠上了。二伯把文刚的脚放下，说：“好了，踮着脚再走半个月，就没事了。”紫云从怀里掏出钱来，云帆无论如何都不收。云帆说：“一家人，收什么钱。幺嫂子那年帮我多大的忙啊！从杨保长手里夺回的不是一头猪，是我们廖家的面子啊！”廖紫云领着廖文刚千恩万谢地回家来了。 在路上，廖文刚问：“我们是一家人吗？”紫云说：“廖氏家谱上记着，廖家的祖先，名叫廖万仕，他是四百多年前，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李子树坝，迁来的，先到了周寺沟，我们就是从周寺沟发展来的。”文刚问：“哪里是周寺沟？”他父亲说：“我们石包山和大河井之间的那个冲，就叫周寺沟，我们家的水田就在里面。”文刚说：“啊，我们的祖先叫廖万仕。”紫云说：“我们家里有一个金单簿，说得又不同。”廖文刚问：“我怎么没有见过？”紫云说：“我保存着，在箱子里。”文刚说：“给我看看。”紫云说：“回去看。” 回到家里，紫云拿出一个木盒子，给廖文刚看。廖文刚接过一看，这木盒子，有一尺多长，七八寸宽，显得很陈旧，盒盖是卡在三面的凹槽中的，很不容易开。廖文刚找来小刀，从上往下挤，才打开了，里面是一个发黄的大本子，木盒刚刚能装下，是手工白棉线钉成的，纸色发黄，相当柔软，近似糊油篓的棉丝纸。紫云告诉他，这种纸叫宣纸。本子上有一半写满了字，都是用毛笔写的。第一张是廖永忠亲笔书写的，上面说他生在巢湖，后来保祖洪武，英勇善战，累立战功，封为德庆侯。生活如落地神仙。娶有四个妻子。廖文刚问：“巢湖在哪里？洪武是谁？”全家人都不知道。廖文刚长大之后先看了《英烈传》，后查了《明史》，才知道，巢湖在安徽省，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也代指朱元璋。廖永忠，《明史》有传。廖文刚一直没有弄清，廖万仕和廖永忠的关系，似廖永忠应比廖万仕更早。可惜的是，文刚的家谱，在后来的大火中烧毁了。但，廖文刚是廖永忠的后代，应是确定无疑的。 文刚虽然接到了读高小的录取通知，因为还在暑期里，就照样和中伟、玉容这一班小伙伴们上山拾柴禾、割牛草。这一阵天气热得就像大蒸笼，扇子扇起的风都是滚烫的。文刚和村里的五六个孩子一起，割一会儿草又到牛滚凼里去浸一会儿水。这儿说的牛滚凼，也叫沙凼，一般修在夏天洪水流经的平地，可以屯沙，也可以蓄水。等干枯的时候，就把里面堆积的泥沙挖出挑去倒在地里，这叫“淘沙凼”。一旦蓄了水，大热天，就把牛赶到里面去。孩子们也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沙凼里，牛洗澡，孩子们也洗澡。俗话说，大热天，没君子。文刚、中伟和另外三个孩子，都脱光了身子，跳到了沙凼里，玉容不敢脱衣服，就连衣服一同泡到了水里。这个沙凼在过山水的大沟畔，上面就是文刚的家门口，下面就是水田，一棵巨大的乌臼树罩在水面，可以容下四五条牛同时洗澡。现在进去了六个孩子，只见脚板翻，浪花飞。文刚说：“来，我们打水仗！”六个孩子，马上分成两棚。大家都把右手窝成半圆形，在水面拍击，让水浪打在对手的脸上、身上。顿时，水花四射，黄浪翻腾，一会儿工夫，水都成了泥浆子。玉容看见男孩子们，一身都是泥，“咯咯”直笑说：“都成黄泥巴娃娃啦！”文刚一看玉容，黑头发变成了泥头发，也笑着说：“玉容姐也成黄毛丫头了！” 大家玩了一阵，觉得不过瘾，又爬起来，胡乱穿好裤衩，背起背筐，到了断桥河。这条河，在断桥河境内，形如一张弯弓。虽是夏天，因为好久没有下过大雨了，河水不深，水似乎并没有流动。两岸长满了桤木树和麻柳树。这些孩子都是会两把水的，到了河边，放下背筐就扑进了水里。河水立即浑了一片。他们追逐小鱼，又互相追逐。玉容玩了一会儿，上岸穿着湿衣服晒太阳。晒了一会儿，她说：“把你们的衣服扔上来，挂在树上晒。”文刚说：“好主意，免得妈妈洗。”男孩子们都在水中把衣服脱下，清洗了一遍。扔给玉容晒起。其中有个小孩叫木娃，只有6岁，是廖叔成的孩子，把衣服扔到了沙滩上。玉容又拾起重洗。玉容看他们玩得高兴，就一个人在河边割草。河边的草很茂盛，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所有的背筐都装满了草。 大家正玩得起劲，天上忽然响起一个炸雷。文刚一看天上，烈日蓝天，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乌云翻滚。“要下大雨了！”文刚一声吼，孩子们慌忙上岸，从树上抓下自己的衣服穿好，背起背筐就往家里跑。他们才走完两根田埂子，豆粒般大的雨点就劈头盖脸向他们砸来。玉容说：“正好，正好，又洗一个清水澡！”雨点开始还是“嘀嘀嗒嗒”响，逐渐的连成了一片。雨水浇在头上身上，冰凉的，一个大雷，天摇地动，木娃，吓得哭了。文刚说：“木娃儿，别哭，我们到岩洞儿里去躲雨。”最要命的是大家都感到，背筐越来越沉重。玉容说：“都把背筐放在树子下！跑，到岩洞儿里面去！”大家立即放下背筐，这回轻松了，飞也似地跑到了岩洞儿里。 岩洞儿其实不是一个洞，而是一片山岩，这片山岩足有百来丈长，七八丈高。岩的脚下，有三四十丈长的地方，向里凹进去了一丈把深，最宽的地方，下面可坐十人，下雨淋不着，出太阳晒不着。靠岩根是全村最好的那口井，因此这里有一条用脚板踩出的路，直通中伟、文刚家。靠石壁有一条笔陡的石梯路，直通山上。岩壁上不知什么人，在上面刻有“孙中山”三个大字。路边是密不透风的竹林。六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岩下，岩下有的是大石头，都找地方坐下。“累死我了！”玉容说。木娃还在哭。文刚四下搜寻好玩的，想诳住木娃。“看，盘海！”大家随着文刚的喊声看，大大小小的岩缝里静静伏着许多螃蟹。大的有小碟子那么大，小的只有豌豆大。木娃一看来了劲，大家都起身去抓来玩。雨下得正起劲，四周一片喧嚣声。竹林里的每一片叶子都挂着一条小瀑布。 一会儿，岩上飞下一股山水，不一会儿满岩都是飞流直下，形成了水网，孩子们在岩下，真像在孙猴子的水帘洞里。好在岩下的地面是经过人工整治过的，为了不使山水进入水井，地面是向外倾斜的。文刚抬头看岩壁，不由得心惊胆战起来。头上的岩壁似乎是松碎的，不仅犬牙交错，而且有许多裂缝，好些石条、石片，你依着我，我靠着你，都有一动俱动，一落俱落的架势；一个裂缝里竟然还夹着一块像利斧一样的大石，斧头卡在缝里，长长的斧口正对着中伟的头。 文刚指给中伟看。中伟说：“呀，快跑！”爬起来就走。玉容说：“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这个石头就是那样的了。有神仙提着，掉不下来的。”中伟还是换了坐的地方。 这雨足足下了吃一顿饭的时间。等到孩子们重新背上背筐交了草回家的时候，只见夕阳满山，山山叠翠，树树晶莹；山边都悬着瀑布，路上都奔着流水，田缺口都翻着黄浪。田里地里，一望无涯的水。中伟、文刚一进门，母亲就责备说：“割背草要半天？淋坏没有呀？”文刚放下背筐凑到妈妈面前说：“妈妈看，脑壳、鼻子、耳朵都不缺。”母亲笑着说：“缺了可补不起，快领国忠、祥宁玩去，我要煮夜饭了。”中伟抱过祥宁，春晴牵着国忠，他们先到后门看水。后门的屋檐下是两尺多宽的阶沿，阶沿和与屋檐仅一尺之隔的山壁之间就形成了阳沟，虽有两尺多宽，两三尺深，因为四面的山水涌来，竟然也奔腾咆哮，有了骇人的声威。文刚伸手把爬上房檐的南瓜叶撕成小块放进沟里，那碧绿的叶片便在黄水里翻卷着向下奔流。弟兄们都乐得拍手叫好。文刚又找来一块小木板，放在水里，那木板摇摆着往下浮去。文刚飞步追赶，抓住了木板，又顺手抠了一块黄泥，乱捏了一个小人，平放在木板上，放入了水里。春晴直嚷：“坐船啰！坐船啰！”文刚等船漂了丈把远，又去把木板打救上来。 母亲听见孩子们吼得热闹，也到后门来看孩子们“放船”。看了一会儿，母亲说：“我还没有给你们讲过哩，我的老爷、曾祖，都是五通桥划船的。那是民国六年的这一阵，涨大水，我那时就有春晴这么大，六七岁，住在竹根滩的屙屎坝。”春晴说：“唉呀，好脏！”“下午，水就进了院子，一家人见水来得汹，都搬上了船。把船拴在房柱上。唉呀－－”母亲直往灶房里跑。“饭糊了，快来吃饭！” 孩子们都陆续围到桌子边来。翼坤坐好，把春晴背上的祥宁放下来，抱在怀里喂奶，大家开始吃晚饭。 每人面前一大碗稀饭，中间一大碗盐渍炒胡豆。一小碗泡菜。盐渍炒胡豆，这是笔者取的名字，当地叫“汲胡豆”，冷水大半碗，放上盐、茴香叶、捣烂的大蒜瓣、香油、少许的糖作成汁水。胡豆放在铁锅里爆炒，炒熟后立即铲入和好的汁水里，用一个小碗盖上，煮一顿饭的工夫就可以食用了，脆香可口，这是那些年代，当地的主菜之一。 “妈妈，后来呢？”文刚边吃饭边问。母亲说：“先吃完饭，我们边剥苞谷边摆。”父亲和大哥回来收完玉米、打完谷子就又外出做工去了。剥玉米、扯红苕草、翻红薯藤这些杂活儿，就只有靠眼睛半失明的母亲，领着七大八小的这五个孩子干了。文刚吃完饭，就和中伟把装满玉米块的箩筐摆好，哗哗的剥玉米粒。春晴也过来帮忙。不到两岁的国忠，手上没劲，还只能一颗一颗的掐下来。母亲把睡着了的祥宁放在床上，洗了碗，也来围着箩筐剥玉米。文刚说：“妈妈，坐上船以后呢？” 母亲说：“以后可吓死人了，大雷一个接一个的打，闪电一照，遍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水，船虽然拴在房柱上，还是颠簸摇荡，我们都怕得不敢吱声，只有你外曾祖，不停地念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大约半夜时分，只听轰隆一声，我们的楼房倒了，船立即向激流里撞去。那根大柱子，直向我们的船撞来，幸亏你外公眼明手快，用篙杆把柱子打开了，外婆用砍刀砍断了系着木柱的绳子。那船就顺水漂流。你外曾祖说，山上有个龙洞，准是大水要把龙接走。龙洞有多高，水就要涨多高。”“真有龙吗？”中伟问。母亲说：“我真的看见龙了，那么黑的夜里，我见水里有水桶大的两个大灯笼，在水里一会儿沉下去，一会儿浮出来，那不是龙的眼睛是什么？我还听见天空中有音乐声，仔细听又没有。”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 天黑尽了，母亲才叫中伟点亮桐油灯，只能点一根灯草。中伟立即照办了，屋子里便弥满了昏黄的光。文刚说：“那后来呢？”母亲说：“后来，还危险呢，我们的船被什么猛烈地撞了一下，船都侧起了，又没有灯，你外公那时眼睛还没有瞎，他忽然发现有一股水从船帮中涌进来，他跑过去，用手一摸，竟然插进来了一根树桩，有手膀子粗，他大喊‘拿铺盖来！’你外婆忙抱去棉絮，紧紧地按在洞口。当时船上，还有你二家公，他就拿起大砍刀，在船外往水里砍，砍了好一阵，才把树枝砍断，又把伸进船里的砍短了些，这才又顺水漂流。”“那后来呢？”文刚问。他母亲说：“后来水退了，我们的船卡在一笼竹林里。一家人东流西荡，就到了现在外婆住的地方——新津岳店子，安了家。” “妈妈，再讲！”春晴要求道。 母亲说：我再讲一个“捏龙”的故事。“好！”孩子们都齐声欢呼。母亲说：“这事就出在新津。有母子俩，专靠割草卖为生。一天他们见到山顶上有一窝草长得格外青秀茂盛。母子俩割来装了满满的两背筐。第二天，他们又走那里过，见昨天割了的草又长还了原，还是那样的青秀茂盛。从此以后，他们每天都来割。那孩子有十五六岁了，觉得太奇怪了，说不定草根下有什么宝贝哩。等把草卖了，就一个人上了山。看那窝草又长还了原，叶子绿得发亮。他就用镰刀往草根下刨。一会儿就看见了一颗珠子，有李子那么大，闪闪发光。他怕在路上被别人抢去了，就含在嘴里，向家里跑。谁知那珠子一进嘴就钻进肚子里去了。立即觉得渴得要命。回到家里，水缸里的水全喝光了，也不抵事。他就朝南河边跑。他的母亲就追出去。到了河边，那孩子就把头伏到水里喝。母亲怕他被水冲走了，就捏着他的脚。谁知这孩子身子一接触水，立即就化成了一条龙。因为一只脚被母亲死死的捏着，这条龙就还带着一只人脚。母亲累昏了，松了手，那蛟龙就向波浪里游去，游五里又回过头望自己的母亲，卷起的沙就形成了沙滩，叫望娘滩。那龙回了七次头，新津河里就有了七个望娘滩。”孩子们都听得呆了。文刚问：“那他的妈妈呢？”母亲笑着说：“儿子成了龙，母亲当然就成仙了。”孩子们又泥着母亲边剥玉米边讲故事，直到大家都累了才睡觉。 第15章 雨后竹林孩童乐 高小新生趣味多 第二天，大雨过后，地里一踩一个窝，是不能下地的；草上溅满了稀泥，是不能给牛吃的，实在没有鲜草，就吃些干料，因此，草也不用割；拾柴禾，母亲又怕孩子们滑下山崖，也不让去。一早起来，中伟、文刚，就带上竹管水桶，到屋门外的崖下接水去了。他们清楚，一家人的吃水只能靠他俩抬。一下大雨，门口山崖的浸水，要持续半个多月，他们就不必到岩洞湾或玉容那边去抬水了。 吃了早饭，小伙伴们都到竹林里玩。下了大雨后的竹林，是中伟、文刚们的乐园。阳沟里的水已经不大了，但清花渌亮的，穿过竹林，像银铃滚动般地响着向冲里奔去。中伟说：“这么好的水，关起来，栽秧子。”文刚、春晴，八儿、木娃和闻声跑上来的玉容，就搬石块、抠泥巴，一会儿工夫，就造好了面筛儿大的一块田。他们又去扯些野草来，学着大人的样子，整齐地栽到里面。栽好后，玉容说：“这块田就分给贫农廖春晴了。我们再造。”不到一顿饭的工夫，竹林里便有了亮晃晃的一串梯田。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田，大家都在里面种草，像解放时贫农分到了田一样的高兴。 一会儿，他们的目光又转向了砍竹子后留下的竹桩，每个竹桩里都装满了清水，他们把小螺蛳壳，用小棍从中穿起，算是粪瓢，小心翼翼地从竹桩里把水舀出，学着大人，去浇他们的庄稼。“嗡”的一声，一个笋子虫从春晴的头顶飞过，文刚看见，伸手去抓，它早已飞上了高高的竹梢。笋子虫，学名竹蜂，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昆虫。中伟、文刚哪里能放过，就去抱着竹子摇，结果洒了一头的水；那笋子虫，开始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竟然一展翅，飞过竹林，飞过菜园，飞过房顶，飞到房子后面的竹林里去了，大家只得叹息。笋子虫没有捉住，却飞来了三只小蜻蜓，头比火柴头还小，身子比香签棍儿还细，却遍体通红，翅翼就像玻璃做的。孩子们都看得呆了。春晴拍着手要去捉。文刚不肯，说：“等它们飞，它们肯定是三姊妹。”三只红蜻蜓，在碧绿的竹叶间，飞飞停停，好像特意来陪孩子们玩似的。 这时中伟大声嚷起来：“看，好大的盘海！”一只伏在竹根下打盹的螃蟹，像是被惊醒了，伸着两个大钳子，正在不知所措，被中伟从背后轻轻抓住了。文刚说：“我们挖一个洞，喂起。”玉容说：“枉自说，它会挖洞跑的。”“跑不了的。”文刚立即动手在竹根下的斜坡上挖了一个大肚小口的洞，形状像一个小孩儿的肚兜，螃蟹放进去，还加了点水，然后找来一个石头，堵在门口。 竹林旁的大水坑，已经装满了水，几只小青蛙，正在里面嬉戏。里面的水，有丈多深，怕小的孩子跌下去了，中伟就把两岁的国忠抱去放在地里，大家欣赏着小青蛙在水里浮沉自如，随意来去。 大家正高兴得拍手，只听国忠嘴里嚷着“铁丘坟，铁丘坟”。“铁丘坟”，是《薛刚反唐》故事里，埋葬薛家被杀的三百多口人的大坟，国忠不知怎么记住了这三个字。文刚觉得国忠喊出这三个字有点奇怪，就赶过去一看，离国忠坐的地方只一尺左右的洞里，竟然有一条蛇，吐着触须，虎视眈眈地盯着国忠，国忠也盯着蛇。文刚吓得毛发直立，想去抱走国忠，又怕惹恼了蛇，趁机进攻。说时迟，那时快，文刚急忙抱起挡螃蟹的石块，紧走两步，“呼”的一声，堵住了蛇洞。他抱起国忠，才气喘吁吁地喊：“蛇！蛇！”“在哪里？”大家都奔了过来。“石头堵住了。”这些孩子可从没有人打过蛇。都胆怯地说：“怎么办？” 这个地方蛇很多，人都很怕蛇。万大嫂曾经打开柜子，见一条大蛇盘在柜子里，吓得病了几个月，所以当地有“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说法。几个小孩儿都不敢打蛇，只得喊妈妈，妈妈眼睛不行，也不敢打蛇，就喊廖发祥，廖发祥一听，和廖青华出来操起一把锄头，勾开那块石头，那蛇盘成一堆，昂着头看着洞外。廖发祥一看说：“这是没有毒的蛇，还是母的，等它出小蛇咬老鼠。”说着，他还弯下腰去摸蛇头，说：“样子怕人，从不伤人的。”孩子们听了，都去逗蛇玩。 1955年的9月，廖文刚10岁半，进入了研经高级小学。 研经小学的校舍，本来是督军熊克武父母的墓庐，坐落在研经街斜对面的半山腰上，围墙蜿蜒，随山起伏；绿树如海，遮天蔽日；楼台亭阁，峥嵘嵯峨。文刚们进学校，走的是偏东北面的后门，门外是一个泥地篮球场，地面不很平顺，但却被光脚板踩得结实发亮。进门就是墓地，两座大墓尾朝后门，头朝研经街。墓地的周围是紫荆树，都不高，也没有多少叶子，但枝干都盘曲如虬龙，竟然没有树皮，溜光溜光的。而地面，都被无数的光脚板踩得铮亮。正对坟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坝子，用石板铺成，十分的平整。这个坝子三面有梯坎，向东南下去是一个更大的三合土坝子，坝子的北边和南边边缘，各有一座木楼，北楼是主楼，一座宫殿式建筑，下宽上窄，檐牙高啄，雕梁画栋，轩峻巍峨；南楼则是普通的两层楼房：地板门窗都是木质的。这就是教学区。 两楼之间的这个大坝子，东边一棵梅子树，树杈形成了一个面盆大的圆洞，西边一个和廖文刚差不多高矮的大石鼎，原本是香炉。同学们就在这里打小皮球，每边五个人，一边投梅树杈，一边投石鼎。这里课前课后都有孩子们龙腾虎跃，欢声震天。这个坝子往东是一片梨树林，里面放有乒乓球台，夏天太阳大时就在里面开大会。再往南，挨围墙边就是教师伙食团了。 这个校园里，有几个地方特别好玩，一是坟地那个坝子再下一步石梯，就有一个圆形的坝子，中间一棵青杠树，长得枝叶如巨大的圆伞，刚好把这个圆坝子罩住，树下有不少鼓形石凳。树下站百把人，太阳晒不着，小雨淋不着。这里地势高，下面是一片水田。人一走到树下，只觉凉风习习，飒飒有声。这里可以远眺研经街及周围的螺髻群山。另一处就是正对主楼向南开的大校门，校门外是陡峭的山崖，沿崖畔凿壁而成的石梯路曲曲盘盘，路上路下都有森森树木，使人想起古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大门口一年四季都有扑面山风，站在这里，远山近树，历历在目，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校园里还有各种花草树木，春天梨花如雪，夏天石榴似火，秋天菊花金黄，冬天梅花飘香。 9月1号这天，廖文刚和钟同（开田）和他的二哥钟开贵一同到研经小学报名入学。钟开贵比他的兄弟大两岁，在研经小学读六年级，他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一走路就呼呼地喘。说话的声音也很粗。成天咳喘。成绩不错，字写得漂亮。钟开贵一路介绍学校的情况，并说：“要努力，不要调皮。”钟同和廖文刚都很敬佩这位兄长，答应着，并问些学校的规矩。到了学校，钟开贵说：“先看分班名单。”教学楼下面，墙上贴着白纸，用毛笔写着新生的名字。在分班的名单上，廖文刚和钟同都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钟同在甲班，廖文刚在乙班。廖文刚见这个班上的名单中，只有一个邱明宣是认识的人，就给钟同说：“放学时，要等我，我们4个人一路走。” 廖文刚报了名，上楼梯时，遇见了一个身材壮实，个子比他高出一头的圆脸膛的同学，他问：“你在乙班？”廖文刚答：“是。”“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廖文刚边上楼边回答，并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学文，是燕子的。”两人摆着龙门阵进了教室，坐在前面第一排。 上第一节课时，班主任进来了，三十不到，中等个子，长得黑瘦，他并没有作自我介绍，就编座位。他对陈学文说：“你这么高的，坐后面。”老师把个子高的都调到后面去了，然后发书发本子，讲校纪校规，念了每一个同学的学号。他说：“在自己的书上、本子上写好名字和学号。要记住，经常要用。” 下课后，老师走了，廖文刚问：“哪个知道老师叫什么名字？”“叫夏懋林。”廖文刚回头一看，答话的这位女生坐在中间，长得丰满壮实，面目端庄。但右眼有问题，似乎是粉的，看不见黑眼珠。她走到黑板旁，用粉笔写下了“夏懋林”三个字。廖文刚问：“你怎么知道？”后面的一个高个子女生说：“夏老师，是他的哥哥。她叫夏翠仙。”夏翠仙回头指着高个子女生说：“她叫王淑贤。”这时，一个头大身壮的男生说：“我们都互相介绍一下，我叫陈松林。”大胆的，都在作自我介绍：“我叫董伯才”，“我叫但明清”，“我叫廖克雄”。\"我叫刘里先。\"同学们介绍一个，廖文刚就回过头去看一眼，记住他们的特征。廖文刚问他的同桌：“你叫什么名字？也介绍一下。”这位同桌，和廖文刚一样，显得有些奶气。他并不答话，只是把自己的作业拿出来，指了指。廖文刚一看，是“纪富祥”三个字。同学们还没有介绍完，第二堂课又开始了。 进来的是一位女老师，显得年轻活泼。她说：“同学们好！我叫魏碧霞。教算术。”她在黑板上，用粉笔端端正正写下了她的名字。魏老师上课，声音清脆，条理清楚。同学们学得很轻松。刚一下课，陈学文就走到廖文刚面前说：“走，出去逛。”廖文刚站起来，和陈学文手拉着手，一同下楼。他们上了厕所，又到如伞盖般的大青杠树下，眺望研经街和舞凤山。这时，有两个孩子一同来了，廖文刚认识，其中的一个是乙班的叫沈光武，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穿得也完全一样，廖文刚也认不清哪一个是沈光武。廖文刚问：“沈光武，你们是两弟兄？”其中的一个答道：“他是我的兄弟沈光文。”这时，钟同和另一个同学一路走过来了。廖文刚说：“钟同，你认认，哪一个是沈光文？”钟同把两人端详了一阵说：“两个都是！真认不出来！”钟同说，“我认不出来，但是他们的家，我知道，就在断桥河上边的周寺沟靠大河井的那一边。” 廖文刚惊奇地说：“那，我们的家好近啊。我的家就在周寺沟旁边的石包山上。”沈光武说：“我们在研经小学读的初小。”陈学文问廖文刚：“这两位同学是谁？”廖文刚说：“他是我的好朋友钟同，我们一同在断桥小学读书。”钟同指着和他一路的同学说：“他叫王绍全，是庙子井的。”廖文刚看王绍全，和自己一般高，圆脸盘，大眼睛，显得秀气聪慧。虽然是九月，天气还热，孩子们都穿着蓝布单衣，打着赤脚。一阵山风吹来，觉得特别凉爽。孩子们正在夸赞好风，上课铃响了。满校园的儿童都像蓝色的潮水向教室涌去。 下午是班会课。夏老师叫少先队员一定要戴上红领巾。断桥小学还没有建立少先队，廖文刚不知道红领巾是什么东西，他见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拿出红领巾，戴在了胸前，就举手问：“老师，在哪里买的，我也要。”夏老师说：“你要表现好，写了申请，批准了，才发给。”然后夏老师宣布了临时班委的名单，并叫这些同学，都站起来。班长是陈松林，长得身壮头大，显得很成熟。学习委员是夏翠仙，她站起来，对大家笑笑。干部还有但明清、王淑珍。过了几天，少先队又进行了选举，陈松林是大队委员，臂上戴了一个方方的白布牌，里面有三道红杠子。中队长是刘里先，臂上也有一个白布牌子，里面有两道红红的杠子。廖文刚很羡慕他们，巴不得就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 班会课上，班主任夏老师说：“我们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迟到。上午，九点上课。中午，十二点放学。下午两点半上课。家近的，可以回家吃午饭，家远的，中午就要自带干粮。” 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午时，远道的学生，就在教室里吃自己带的东西。吃红苕的季节，大多带的是烧红薯，麦收季节，多数带的是麦粑。廖文刚带的麦粑，是所谓“烙死皮”，就是头天晚上，把磨好的麦面和好，放在有热气的灶上，让它发酵。第二天早晨，做成一指厚的圆饼，先在辣锅里把两面烤一烤，然后放在锅边上，在锅底放一点水，盖上锅盖，蒸一会儿，味道香而微酸，非常可口。苞谷成熟后，大多带的是苞谷粑。嫩苞谷粑，都是用桑叶包着蒸的，清香甘甜；也有带饭团的，就是把米饭捏成圆圆的一块，然后放在灶里用微火烤，饭团的表面是黄的，吃起来，有一股香味。还有带豌豆粑的，则是用桐籽叶包着烧的。还有的同学，就用碗装着米饭。大部分同学是不带菜的。这个地方的人，大多是红薯半年粮，瓜菜半年粮。带饭的人少，带各种粑的多。也有家庭特别困难的，什么也不带。中午就出去到处走走，或者喝一碗开水。 这一年和廖文刚同路的同学只有钟开贵、钟同两弟兄和邱明宣。这四个人经常是结伴而行。钟开贵，矮胖圆脸，弟弟钟同，长脸高个，比他哥哥还壮实，显得精悍。邱明宣，瓜子脸，比文刚稍高。廖文刚个子矮小匀称，娃娃脸，大眼睛，显得机敏。四个农家孩子，穿得都差不多：手工纺线手工织的老毛蓝布衣裳，裤子都短而宽大，便于下地干农活，除了冬天，大都是光脚板。因为长期的磨练，他们的脚上都有很厚的老茧，可以在任何山野道路狂奔乱窜而不必担心脚会被刺伤磨破。 四个孩子早晨去的时候，因为怕迟到，大家都背着书包，只顾埋头赶路，只有遇见恶狗才会扔几个泥块；碰见熟人，打一声招呼。回来的路上，可就有各种有趣的活动了：夏天一般都是在断桥河里洗澡，打水仗，抓鱼，或者就是文刚和钟同骑在断桥河的桥上下象棋。游泳，钟同是师傅；下棋，廖文刚是师傅。钟开贵因为身体不好，大家洗澡，他就看衣服；钟同和文刚下棋，他就看小人书。有时，四个人一人一本连环画，边看边走。看见有螃蟹洞，他们就会摘下麻柳叶，放到洞口，如果里面有，它自己就会逃出来，被逮个正着。有时又各持一个弹弓打树枝，比手准，见着鸟儿也经常瞄准开火，可从来就没有打到过。他们还掏鸟窝，捉蝉儿，逮笋子虫，互相高谈阔论、追逐疯玩、评论老师，讲听来的所知的奇闻逸事。走到藕叶塘边，又常常比赛打水漂，看谁的石子在水上飘得远。这藕叶塘，夏天开满荷花；荷叶碧绿，荷香淡雅。荷花红艳，片片嫩红如小孩的脸。塘里还有一种植物，人称“鸡脑壳”，叶子是波浪形的，浮在水面，以秆为圆心，形成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圆，花茎高出水面一两尺，花娇艳无比。孩子们从这里过，都要驻足欣赏片刻。 廖文刚来到这个学校，就听见了一个恐怖的故事，据说，有人看见，主楼的楼梯间，有一个颈上缠蛇的雪白的女人，人们看见她像雪人一样地从头顶开始慢慢融化了。所以，如果来得太早了，同学们一般不敢一个人上楼去。 文刚在这个学校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课外活动。学校规定，下午上完两节课，就搞课外活动，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参加各种小组，有故事组、乒乓组、象棋组，音乐组、图画组等等。对这些内容，廖文刚很喜欢，但学校把学生分成远道生和非远道生两类，远道生就不参加。钟同两弟兄、邱明宣都是远道生，文刚却不是。这样的结果，文刚就要面临一个人走完这么远的路的现实问题。且不要说，一路上要经过好些有狗的人家，单是乱坟坝，就特别的叫人害怕。文刚当时只有十岁半，个子矮小和五六岁的孩子差不多。到了课外活动的时候，文刚背起书包就跟着远道生走了。在路上，钟同说：“明天老师要刮你的胡子哩！”“刮胡子”，是当时的流行语，就是挨批评的意思。廖文刚说：“我胡子都没有，再怎么‘刮’，我也要和你们一路走。我怕狗，可不怕老师。” 第二天班主任夏老师就找到廖文刚说：“多参加些活动，是好事，你为什么逃跑？”声音虽不很严厉，文刚还是心中惴惴不安。他闷了两分钟不开腔。夏老师，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子。夏老师说，“今天就参加了活动才回去。”廖文刚说：“不。”“为什么？”“我一个人走，怕狗。”他捞起小腿给老师看，“三个疤，狗咬的，我要和钟同一路走。”夏老师看了未置可否，文刚还是把自己列入了远道生的行列。 一天，到了学校，还没有上课，廖文刚就和钟同向打乒乓的队伍里挨去。学校只有三个乒乓台，喜欢打乒乓的男女孩子们就排成两排，用打擂的办法，打六个球，谁输谁就下，后面一个接着上。文刚一看，是本班的谭德芳坐江山。他是研经街上人，长得肥头大耳，是本校乒坛高手。轮着文刚上了，谭德芳根本没有把这个只比乒乓台高不了多少的小家伙放在眼里。廖文刚还在断桥小学时就和钟同在书桌上打，把黑板抬下来安起打，用一根长凳子作界，蹲在地下打。廖文刚因为个子矮，用的是近台快攻的“杀杀板”，谭德芳已经先输了六个球却不下去。反而喊廖文刚“下下下！”廖文刚说：“你输了，自己走。”谭德芳却说：“我输了？你问问大家，你能打赢我吗？”“我已经赢了你！”“哪个证明？你们说，他这么小能打赢我吗？”这种打法，既没有裁判，观众也并不十分留心，多数人都凭想当然说：“廖文刚打不赢。”廖文刚说：“那就重打，大家给我数着。”“不许赖，下下下！” 大家都以为是廖文刚在耍赖。廖文刚说：“我清楚谁在耍赖。谭德芳下！”一个小女孩说：“我数着的，廖文刚赢了。”“你胡说!”“你才胡说！”小女孩也不示弱。廖文刚看这小女孩，显得瘦弱，只有七八岁的样子。估计是低年级的。就说：“谢谢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碧仙，你们班夏翠仙，是我的姐姐。”正在争执不下，上课铃响了。廖文刚说：“找好裁判，中午我们来看是谁在耍赖！” 第16章 讲故事六一获奖，听广播半天空忙 进入了秋雨连绵的季节，天好像破了似的，不分白天黑夜地乱洒。路，完全成了泥浆。小学生们，上学回家，就在稀泥里溜滑。每天上课时，大部分同学是两脚两腿的泥，还总有几位同学因为跌倒了，泥水满身。研经小学的校园的坝子，是三合土的，这几天，也纵横交错地布满了泥脚印。廖文刚走在这样的路上，只能是小心头上加小心。 一天放学后，已经要到家了，走到指路碑处，脚下一滑，跌在路上，把一个花瓷碗跌成了两半边。廖文刚爬起来，提着破碗，心里忐忑不安地往竹林茅舍走去，心里想，妈妈一定要骂一顿的。廖文刚过了竹林，慢慢进到院坝里。万大嫂先看见了，说：“三弟摔筋斗了！”白翼坤听见了，说：“把脏衣服脱在外面，我来洗，快，去后门把腿脚洗干净，换衣裳！”中伟和弟妹们见了，都问：“跌出血没有？”廖文刚说：“没有。” 廖文刚脱下衣服，弟兄们就一同拥到后阳沟，这时，正有一股水哗哗地从竹林流下，廖文刚就着流水，洗腿脚。小弟妹们看见，说：“我也要洗！”“我也要洗！”廖文刚说：“你们的脚上是干净的，不用洗。”廖文刚换好了衣服，他妈妈说：“明天可不要跌倒了，这样的天气，哪里干得了？再跌脏了，可没有衣裳换。”谁知，天不随人愿，第二天，廖文刚又是一身黄泥的回到了家里。他母亲说：“我就猜着你一定要跌倒，这么小的，大人都怕走这样的路，去换，我把衣服给你烤干了。”廖文刚笑着说：“妈妈真有先见之明哩，谢谢妈妈！”白翼坤笑着说：“老娘不敢说料事如神，也差不了几分。” 雨，下了半个月多才停。路，由稀泥浆变成了稀泥，满路都是脚板窝，又隔了两天，路上全是凹凸不平的小土埂子，渐渐的埂子变矮了，过了将近半个月，路才变平坦了。孩子们这才敢在路上跑跳追逐。 这一节是图画课。 廖文刚可不是这门课的材料。他几乎是画什么不像什么。坐在他后面的廖德煜，却是个美术天才。廖文刚胡乱画了几笔，就扭过头去看廖德煜画画。廖德煜边看着廖文刚边画，一会儿就画了一个廖文刚。“送给我，送给我。”廖文刚小声说。 廖德煜慢条斯理地说：“莫忙，莫忙，眼睛还不像，你的眼睛很有神，嗯，还得圆一点。”廖德煜把廖文刚看了又看，把画改了又改，才递给廖文刚说：“我再画一张罗城马战图送给你。”廖文刚双手接过说：“感谢感谢！” 第二天，一到教室，廖德煜说：“廖文刚，看我这张画怎么样？” 廖文刚坐到自己座位上挂好书包，扭过头去接过画一看：那画有四本语文书那么大，罗城顶盔贯甲，骑着高头大马，挺着红缨枪刺向倒在地上的敌人。 “好！好！”“好在哪里？”廖文刚回答说：“罗城很威风，眼光像把刀，直逼敌人；双臂很有力，那把枪就好像要飞出的箭，蓄足了势。还有那匹马，高昂着头，双耳如刀，四蹄如飞，很有气势。”廖德煜说：“马看筋骨人看神。这两方面，我都还没有入门。” 廖输诚、黄芙蓉等十几个同学也挤过来看，都说：“画得好生动！” 廖文刚的性格很活泼，一下课就爱和同学们打闹疯玩。已经是冬天了，同学夏复明正在埋头看小人书。廖文刚看他津津有味的样子，把书抓在手里就跑，夏复明比廖文刚长得高大，见书不翼而飞，回头听见廖文刚在嘻嘻笑，立即追去，廖文刚在教室里左躲右拐，一下撞在桌子角上，疼得直哭。夏复明也吓坏了，怕老师批评，上前直给廖文刚揉头上的包。刘里先说：“跑慢点嘛，桌子角可不认人。” 一次，算术搞平时测验，廖文刚看了自己的分数，又去看别人的，他去看董伯才的分数，说：“不是第一。”董伯才说：“你的又有好高嘛！”魏老师讲评时，表扬了廖文刚，全班第一。廖文刚心里乐滋滋的。下了课，董伯才说：“原来你是第一！”廖文刚说：“这不假。”董伯才说：“可别翘尾巴！每次考试能这样，那才叫不简单。” 第一学期末，班上好些同学都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文刚却还没有取得这种资格。放假发通知书的时候，文刚看见同学们的操行都是甲，而他的是乙。同学们都走了，他还坐在教室里。 夏老师问：“廖文刚，怎么还不走？” 文刚拿着通知书走到老师面前问：“夏老师，我的操行，为什么是乙？” 夏老师说：“你的成绩不错，以后要注意礼貌，要多参加课外活动。一些事，要先给老师说，老师批准了才能走。爱说话，很好，但要文明，不要说不文明的话。成绩好，但是不要骄傲。你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操行是是乙。” 廖文刚想起了一件事，那还是刚进高小不久，天气很热，夏懋林老师的宿舍就在五乙班教室东头。这宿舍，是板壁，缝隙很大，眼睛凑在缝隙上可以看见屋里的东西。一天，一个女生找夏老师，怎么喊，夏老师总不答应。廖文刚从板壁缝里向屋里一睃，见夏老师脱光了上衣正在用毛巾擦拭身子，就说：“夏老师正打起光董董（四川方言，指赤裸身子）在洗。”不久，夏老师开门出来，说廖文刚：“说的什么！要文明！” 文刚说；“夏老师，我懂了，我要改正自己的缺点，下期我要戴红领巾。”夏老师笑着说：“那就很好呀！学生就是要上进。别人行，廖文刚就要比别人更行！” 回到家里，文刚把通知书交给妈妈看了，翼坤说：“成绩优，操行乙。说明你还不太懂规矩。” “夏老师说我不懂礼貌。”廖文刚把事情的经过给他妈妈讲了。白翼坤说：“像这样的事，你就应该说‘夏老师有事，你等会儿找。’见到的事，有些是不能明说的，就不要说。有些话，还要说得委婉，比如屙屎屙尿，直说多难听，就要说‘方便’。问人家姓什么，就要说‘贵姓’。和别人说话，称人家的父亲，要叫令尊；称人家的母亲，要说令堂。称自己的，要说家父家母家兄。”廖文刚说：“好，我记住了。” 下学期开学后，廖文刚下定决心，严格要求自己，不再打闹疯玩，可是，许多事情却是身不由己的。 又到了玉米成林的时候，文刚应着钟同的喊声出来的时候，只看见钟同一人。“你哥呢？”“他病得厉害，不能上学了。”走到鸦鹊口，邱明宣从三湾塘埂上过来了。三个人议论着钟开贵的病，走到鸦鹊口转过去的山崖下，见崖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大标语：写的是什么，他们可并没有留心。文刚看见邱主席可能是贴了标语迎面走过来，就招呼道：“大哥！”邱正益，眼睛都不闪一下，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就扬起一阵风，过去了。邱明宣说：“理都不理你，喊他个屁。”“他是我大嫂的大哥。”钟同说：“你豆苞儿大个娃儿喊他‘大哥’，他恐怕觉得是降低了他的身份哩，你就喊他‘邱主席’好了。”文刚说：“小人得志张狂！” 又过了几天，晚上大风大雨，白天又是红火大太阳，下午放学回家，廖文刚、钟同几个同学路过贴标语的地方，看见标语已经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了。地下还躺着半张字迹模糊的红纸，已经晒干了，有一把扇子那么大，文刚便拾起甩着玩。 走到鸦鹊口，白毛冲田里的周平川看见了就喊：“坏蛋儿，你狗胆包天，敢扯标语？” 钟同说：“周平川，你管得宽，地下捡的，你扯球蛋！” 周平川是胖冬瓜的爹，文刚从疯人夏安平的臭骂里感到周平川不是一个好人，也喊道，“周平川，黑心肝，做生意，吃黑钱。” 周平川气得从田里爬起来提起锄头就追。几个同学立即没入苞谷林中，个个取出了弹弓，边战边走。只听“哎哟”一声叫，周平川张惶地提着锄头不敢再追了。只是摸着头恶狠狠地说： “我要找你们校长！” 文刚回家把捡标语，周平川骂坏蛋儿，他们和他对骂，周平川提起锄头跟着他们追的事给母亲讲了。 翼坤说：“他没有追起来算他运气好，他要是敢追起来，老子骂得他狗血淋头！但是，用弹弓打，可不行；打瞎了眼睛，怎么办？要负责，懂不懂？所以，古人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 “要是人家先动手呢？”文刚问。“如果是闹着玩，就跑开。你这么小，打得赢谁呢？” “要是坏人打我呢？”白翼坤想了想说：“还是只有跑，找老师，找大人。”“坏人把我抓住呢？”“那就要机智，等机会，你这么小，不能硬拼。” 星期天是个大晴天，早晨，中伟和文刚把水缸里的水抬满了，抬最后一桶的时候，又喊玉容出来耍了一会儿。三人商定去老鹰崖捡柴。 吃过午饭，玉容背了一个大背篼，拿了一把砍刀，到了中伟兄弟家里。翼坤见了喊道：“容儿，请坐，看你长得好快，比文刚高出两个头了。” 玉容叹了口气说：“长得快有什么用，看人家文刚，这么小就读高小了，以后还要读中学、大学，脚上穿起亮铮铮的皮鞋，手上戴着光闪闪的手表，昂着头走路，看见我们这些一瓢浇三窝的，扬扬手，走开，走开！” 文刚背起背篼，拿着长钩子笑着说：“我要是有了出息，一定叫妈妈娶你当三媳妇儿。”说完扭头就跑。 玉容提起砍刀就跟着文刚追，中伟也背着背篼拿着砍刀跟着跑了出去。追到酸枣儿树旁，玉容抓住了文刚：“豆包儿大个娃儿，还敢乱说不！” “不敢了，不敢了。”“再乱说怎么办？”“再乱说就打一下。”“不，打十下！”文刚看玉容，脸儿红得像熟透的山桃，眼睛瞪得像星星，就说： “放了我，我不乱说了。”廖文刚趁玉容不注意挣脱又跑了。 三个孩子疯疯玩玩地过了大河井，顺着一条小溪往上游走，山势越走越高，渐渐地出现了松树，这种树在石包山是没有的，掉在地上的松果比鸡蛋还大，是煮饭的好柴火，三个人见一个抢一个。一会儿，满眼都是松树，他们已经到了老鹰崖。 老鹰崖真是名副其实。他们刚走到松林中，就看见一只巨大的老鹰在一棵高大的松树梢上，纵身伸腿，松树梢被震得剧烈摇晃，老鹰一展翅，像箭一样向高天射去，他们透过松树的缝隙，向天上望去，能见到许多老鹰在头上盘旋。差不多又有一只老鹰落到松树上，使得松枝立即晃动起来。 这里的山，四壁都是黑色的岩石，而山上全是黄色的泥土。玉容个子高，手上劲儿大，就拿起文刚的长钩，不断地找枯枝，叭叭地往下扳，中伟和文刚就不停地把玉容扳下的枯枝捡拢一起，把太长的砍成几节，一会儿功夫，三个人的背篼都装满了。 他们又坐在山头上吹了一阵凉风，又对着老鹰们吆喝了好一阵，才背着背篼下山。 回去可不比来时轻松了，每个人的背上，少说也有三十斤，三个人都只能走走停停。 在河边一丛竹林下歇气时，中伟发现有一个小水潭，只有三四尺宽，一丈把长，里面有很多有角的小鱼。 玉容说：“这是黄辣丁，头上的角可以把人的手打出血。” 文刚说：“我们可以把流进小潭的水引开，然后放水摸鱼。” 大家一看地势，因为水正在坡上滩头流，很浅，于是大家便放下背篼，挽起裤腿，下到水里，从河边抠些软泥筑堤拦水，很快就筑起了拦河堰。他们又用双手把潭里的水往外排。一顿饭的功夫，鱼儿们都露出了青黄的脊背，在浑水里惊惶失措地乱窜。 中伟立即砍下一根竹子，砍出三节竹筒，三个人便一人一个，灌上些清水，把鱼抓来放进竹筒里。等到把鱼儿捉光了，大家才又背着背篼、握着竹筒往家里去。到了文刚的家门口，玉容说：“真好玩，文刚，下个星期天，我们又去老鹰崖。”“好！”两弟兄同声回答。翼坤接过他们的竹筒，晚上全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芹菜烩黄辣丁。 星期二下午放学的时候，学生都按回家的路线站成了参差不齐的行列。周校长讲了些路上注意安全、不要逗留之类的的话之后，说道：“钟同、廖文刚、邱明宣留下来，其余的同学按路线放学！”周校长，名叫周泽文，二十多岁，圆盘脸，大眼睛，中等个子，身材壮实，说话很和气。廖文刚等三个同学，就留在石榴树下，眼睛看着同学们长龙似地游向两个校门，心里却像十五个吊桶打水。廖文刚估计一定是周平川来告了状。这家伙整人还蛮认真的。等到队伍散尽了，周校长向三个人走了过来。虽然在研经小学读书差不多一年了，这位矮墩墩的校长，只给大家讲过几次话，三个人都没有过被校长单独接见的“殊荣”，自然心里都有了几只虾蟆在跳。但看周校长的脸，并没有变形，还挂着笑意，但三个人还是都低着头。他说道：“你们撕标语了？还用弹弓打人？打伤了人可不得了。” 文刚抬起头陈述了经过。周校长听了后说：“以后不要骂人，回去。” 三个人没想到会这么简单，都如遇特赦似地跑出了校门。他们一边称赞周校长好，一边咬牙切齿地骂周平川坏。 不久，学校庆祝六一儿童节要举行讲故事比赛，夏老师在班上问：“哪位同学敢去？”廖文刚第一个举起了手。 “好！廖文刚在班上是最小的同学，可是他成绩优秀，相信他能够代表我们班。大家鼓掌！”夏老师刚说完，全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廖文刚觉得全身都是劲儿，一定要讲好，为班上的老师同学争光。班主任给他找好了故事，廖文刚回家讲给妈妈听，翼坤又给他加了些话，改了些话，使故事更生动，语言更活泼通俗了。文刚晚上睡在床上，又讲给中伟和弟妹们听。翼坤又给他进行了指点。到学校举行讲故事比赛时，文刚的故事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 六一儿童节前夕，学校在梨树林里举行讲故事比赛。前面几个上场的都戴着红领巾，但都显得拘谨，和背书差不多。 等到廖文刚上场，大家先就觉得这孩子小巧玲珑，天真可爱。身材只有一米一高，胸前没有红领巾，但穿着妈妈亲手缝的很合身的毛蓝布小中山装，青布童鞋，晶亮的眼睛，娃娃脸蛋，轮廓分明；举手投足，自然大方。故事讲起来，奶声奶气，又洪亮清楚；语言不仅流畅，而且生动风趣，间或还要加点动作。 仅仅6分钟的故事，会场上，有时鸦雀无声，有时笑声动地，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女老师笑得抹眼泪，男老师听得眉开眼笑。不少老师和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最后不用说是掌声雷动。五乙班的廖文刚获得了第一，校长发给了奖品：一个精装笔记本。六一儿童节，文刚戴上了红领巾，并获得了操行提升为甲等的奖励。 文刚戴上红领巾后，那崭新的鲜红，那一股清香的气味，使他非常的激动。上学和放学，一直跟在大同学后面走的廖文刚，这天下午放学后，快步走到最前面。钟同说：“廖文刚今天是要让我们练长跑呀？” 大家都埋着头飞跑，廖文刚还是落到了后面。到了藕叶塘边，同学们看见塘水清澈，就到塘边戏水，等廖文刚把光脚板伸到塘里水面上去洗时，钟同他们又一窝蜂地跑了。 这时胖冬瓜正好路过这里，他成绩不好，还在断桥小学读四年级，胖冬瓜见只有廖文刚一个人，就捡起一块泥，扔下去。没有打中文刚，却溅了文刚一身的水。文刚回头见是胖东瓜，长得又高又大，又在水塘边，不敢和他较量，只好爬上塘埂走路。 胖东瓜嘴里喊着“坏蛋儿”就站到廖文刚站过的石头上也洗起脚来。这时，正好文刚的二哥中伟背着一个背篼上街买供应粮回来，路过这里，他已经看见胖东瓜在向文刚扔泥块，等中伟走到塘坎上时，见胖冬瓜一个人正在玩水，就顺手拾起一块拳头大的泥块，向胖冬瓜的脑袋砸去，胖冬瓜一面哭叫一面追上塘坎，嘴里骂道：“坏蛋儿，你敢打贫农老爷！”廖文刚见二哥在这里，壮了胆子，返身回来帮着二哥战斗。塘坎上顿时泥块横飞。 钟同等同学，看见廖文刚没有赶上，又返回来，胖冬瓜虽然长得壮实，见这边人多势众，只得落荒而逃了。 廖文刚和二哥换着背米，一同回到家里，先给妈妈看了红领巾，又说了操行提升为甲等的奖励。翼坤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又说起刚才和胖冬瓜打架的事。白翼坤说：“对这种小人，一是躲，二是让，小不忍则乱大谋。老是你打我、我打你，都是小孩儿家，又没为多大的事。打伤了，怎么办？” 文刚说：“妈妈以前可不是这样说的。”妈妈笑着说：“因为你以前还没有戴红领巾呀。” 一天早晨到学校，朝会课在梨树林里集体上，各个班的班主任和老师，都站在学生的旁边。总辅导员覃福昌，高高的个子，浅绿色衬衣，鲜红的领巾，他整好队，笑盈盈地说： “告诉同学们一个好消息，研经区委通知，我们研经，今天要开通有线广播了。但是广播线还拉不到学校来，下午两点钟，我们全校集合开到同前农业社去听。”他还讲了，“以后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以后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同学们虽然还不知道广播是怎么一回事，但都欢呼雀跃起来，因为既然是“好消息”，肯定是新奇的事儿。 下午，同学们浩浩荡荡地从学校的前门出去，开到了一个四合院里。覃老师整好队，说：“每班三个行列，班和班之间留两尺宽的距离！听广播的时候，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大声讲话。要仔细听。”各个班都按覃老师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了。 这个院子很大，外面的门，很像古代的城门洞；里面的房子，雕梁画栋，有些像庙宇。到这里来听广播的，除了研经小学的师生外，还有当地的农民。 廖德煜小声地给廖文刚说：“你知道不？这是我们廖家的祠堂。以前清明会，廖家的人要在这里摆几百桌酒席。” 廖文刚忽然想起了，好像由母亲背着跟着父亲来这里吃过饭。就说：“我记得，像是来过。” 陈学文说：“你们廖家的人讲究这个。”廖德煜说：“那是当然，不然怎么会出个廖进士呢！”廖克雄说：“看我们这两个班，我廖克雄、我们廖德煜、廖文刚、廖输诚、廖瑞清、廖德容、廖春琼、廖淑琼、廖政文、廖秀元、廖仲才、廖传清，好多个‘廖’都不错。” 陈学文说：“陈家的也不差，陈泽民，当副县长，还有个陈绍伯，是老革命，和熊克武一起战斗的呢。我，陈学文，我们班长陈松林，还有陈克伦，”廖文刚说：“我们研经人，不简单。”廖德煜说：“廖家的人在研经很多，所以叫廖半乡。” 主持人高喊：“不要讲话了，安静！安——静——！”大家便止住话头。 廖文刚很注意地看着所谓“广播”，原来是一根很长的线上吊着个方匣子。他想起了，父亲和大哥讲的会唱歌说话的方匣子，可能就是广播。可是这个方匣子，却总没有声音。人们坐在那里等啊等，会场安静了一会儿，渐渐有了很小的说话声，后来竟如蜜蜂朝王，再后来，话声竟如潮涨了。学生队伍，人头攒动，好像一大片吃桑叶的蚕子；而农民队伍则烟斜雾横，许多人正在梦周公。大家继续在那里干等。 过了一小时，又过了一小时，眼看太阳西斜，要到放学的时间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覃福昌老师坐在廖文刚身边。廖文刚问：“覃老师，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覃老师看看太阳，说：“我去请示校长。”覃老师站起来，走到周校长身边，说了几句。又回来坐在队伍里。他小声地对廖文刚说：“校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怕人刚走，广播又响了。” 大家都等得不耐烦，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只听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说：“安静！安静！来了！来了！”全场立即鸦雀无声。不过代替说话的嘈杂声的竟然是“叽叽叽叽”老鼠叫似的声音。大家都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但还是耐着性子，尖起耳朵听，听来听去，也只有“叽叽叽叽”的声音。 廖文刚说：“这听它干啥？”覃老师说：“可能是技术没有过关，弄好了，里面能听到讲话、唱歌、唱戏，弹琴、吹箫。”旁边的陈学文说：“哪天能听见就好了！” 最后听到的是社长的声音：“时间不早了，没有搞好，只有以后听了。” 农民们一哄而散，学校的师生重新按放学的路线排好队，周校长说：“有点扫兴，不过不要紧，以后我们学校也会安的，里面可以唱歌，可以唱戏，可以讲话，以后让同学们好好听。” 放学的路上廖文刚和同学们都议论着广播，都想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没有隔几天，学校里就响起了广播里播放的动人的歌曲声。 第17章 藏眼镜赢草遭蜂螫 破难题携手涉洪涛 村里从互助组变成了合作社，这对廖文刚一家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因为文刚的父亲和大哥都长期在外，母亲又眼睛大半失明，最大的中伟，也只十三岁。没有成立农业社之前，一家老小，都必须去劳动，请人搞生产。入了社，这一家根本没有劳动力，也就没有给他们安排生产劳动，只是分粮食时，要去过秤。多，就请人挑回来；少，就由中伟自己背回来。没有劳动力，就补倒差，每年一家人补两百多元钱。文刚父亲找的钱，补倒差绰绰有余。因此，文刚回家，不再割牛草了，只完成抬水、找柴这样的家务劳动就行了。文刚这一家人，特别拥护合作化运动。 白翼坤说：“毛主席能这样照看老弱就好。你，要好好学习，报答共产党，报答毛主席！” 廖文刚说：“我能做到，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 廖文刚有了时间，就经常到图书室借书。学校的图书室就在教室的左边，廖文刚成了借书的常客。这天，他借到了《吕梁英雄传》。一下课，就捧着书读起来。早晨，一到学校，廖文刚就拿出小说聚精会神看起来。陈学文问：“讲的什么事？好看吗？”廖文刚正看到“张老汉跳崖”一节，说：“好看，打日本鬼子的。真是英雄啊！” 这时，廖德煜过来说：“谭德芳有本更好看的。”廖文刚问：“是什么书？”廖德煜说：“水许”。夏翠仙笑道：“白字大王，那是《水浒》。” 廖文刚车转身来，见后面的谭德芳也埋着头，在津津有味地看。就走过去说：“我翻一下，好吗？”“去去去！”廖文刚趁他不防，伸手抓起书就跑。谭德芳站起来就追。廖德煜把他挡在一边。说：“同学之间，看本书算啥！”谭德芳说：“我也是借的，撕烂了，可没有地方买来赔！”廖文刚趁此机会，火速翻了翻，见书上还有图，有一个人在挥拳打老虎。还有些人长得挺胸叠肚、虎背熊腰。看了几行，不甚了然。就跑过去说：“还你，还你！”谭德芳把书翻开，说：“我都不大看得懂，不要说你！” 廖文刚说：“打乒乓，你是我的手下败将，不敢承认。未必你认得的字比我多？”谭德芳说：“当然，我读过私学。”廖文刚说：“我读的是公学，不假，但看的书也不少，未必就没有你认的字多。”陈学文说：“这好办，把《水浒》摆起，我来考你们每人10个字，看哪一个认得的多。”谭德芳说：“你考我们？你会认吗？” 夏翠仙说：“我们全班人当裁判。”夏翠仙，方方正正的脸，显得很机灵。可惜，她的眼睛瞎了一只，她说是她调皮，她的母亲用叉头扫帚打她，不小心，被斑竹枝刺伤了眼睛——全班人都在附和，可是，上课铃响了。 廖文刚回到家里，父亲廖紫云回家来了。廖文刚回家从来不看课本，也没有作业。他和二哥抬了水，找了柴，就捧起《吕梁英雄传》看，他父亲看见，问：“看的什么书，看得这么专心？”廖文刚说：“《吕梁英雄传》，写共产党组织老百姓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廖紫云说：“给我看看。”廖文刚站起来，把书给了他父亲。廖紫云翻了翻，看了看，说：“这是耍书儿，以后不能看。”廖文刚说：“为什么不能看？读书人不看书，还叫读书人？”廖紫云说：“勤有功，戏无益，这是看起耍的书，耽误时间。”白翼坤听了说：“看起耍的书，也有大道理。《说岳全传》，哪朝哪代，考进士、举人，都不会考。你说有用没有用？”廖紫云说：“反正老三不能把时间花在这种书上！” 又过了些时候，廖文刚通过廖德煜，借到了一本《荡寇志》，廖文刚虽不全懂，但也能看出个大概。白翼坤看见，没有说他。他父亲看见了，就说：“小孩儿家，怎么能看这种书！”。第二天，等廖文刚早晨离家上学时，却找不到《荡寇志》。廖文刚断定是他父亲藏起来了。他父亲做事，要戴老花眼镜，廖文刚趁他父亲不注意，把眼镜藏到了床枕头下。 到了学校，谭德芳说：“还我的《荡寇志》，人家在催我了。”廖文刚说：“对不起，后天，我一定还你。”谭德芳说：“说话要算数！”廖文刚说：“我可从不耍赖。” 下午放学回来，廖文刚走到院子里，廖紫云就问：“老三，你把眼镜给我拿走了？”廖文刚说：“没有。想找眼镜，很容易，《荡寇志》里有个智多星吴用，料事如神。你把书给我，我找找吴用，就会算出你的眼镜在哪里。” 廖紫云说：“没有这么稀奇！”廖文刚说：“你不相信，就自己找好了。” 廖紫云想了想，起身进了屋，廖文刚尾随其后，见他爬上了猪圈上的小楼，拿了书下来，廖文刚赶忙退回院子里。廖紫云把《荡寇志》给了廖文刚：“你给我算。算不出来，看老子不揍你！” 廖文刚把书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翻了翻，说：“眼镜找到了。”“在哪里？”廖文刚转身去屋里，拿出眼镜说：“伯伯，你看，灵不灵。” “你这小鬼头，以后少看这些书！”廖紫云接过眼镜戴好说。 一个星期天，中伟和文刚、玉容又在一起割草，不过不是用来喂牛，而是专门割老草来晒干了作柴烧。一会儿，木娃儿、张子祥、张子云兄弟，廖文火、廖文元兄弟等几个小伙伴也来割草。 大家的草都割得差不多了，文刚说：“我们来打桩儿。”大家都说：“好，好！” 打桩儿是小孩子们割草时玩的一种游戏：每人割好一把草，放着当赌注，然后确定一个几米远的目标，比如树子，石头作为“桩”，各人把自己的镰刀甩出去，必须刀口要插进泥里，谁的刀离“桩”最近，谁就算赢，大家割的那把草，就归他了。 玉容说：“我的手最准，看我赢你们！”文刚说：“我的手也不赖，看我的本事！”玉容确定的“桩”，是一丛黄荆，大家弓着背，只听“唰唰”响，不到一分钟，大家就割好了一大把草，堆在一起，然后个个向着目标，飞出自己的镰刀。只见刀光闪闪，8把镰刀，都插在黄荆丛边，大家一看，玉容的最近。玉容笑盈盈地去抱草，还说：“怎样！手下败将们！” 然后又是大家割草飞刀，玩了几回，文刚的镰刀，竟然飞进了黄荆丛中，大家都喝起采来。廖文刚说着“这就叫将军殿后”，就兴冲冲地先去把赢的草按进背篓里，再去黄荆丛中取镰刀。谁知他刚把手伸进黄荆丛，就飞起一个大黄蜂，吓得廖文刚扭头就逃。跑的哪里逃得赢飞的，鼻子下的右嘴早给螫了一下，顿时红肿起来。廖文刚大叫：“大黄蜂，螫我了！”，玉容、中伟慌忙来看，大家都说：“快点回去，找奶来搽！” 中伟蹑手蹑脚地走到黄荆丛边，取下了文刚的镰刀。孩子们都背起背篓，送廖文刚回家。翼坤见这么多孩子进了屋，就说：“都请坐请坐！” 玉容说：“廖幺娘，文刚被蜂子螫了！快给他搽点奶。”文刚把草倒在地坝里，就朝妈妈怀里钻。翼坤正在给祥宁喂奶，说：“我看，我看看，呀，肿这么大了！怎么不小心点！很痛？” 文刚说：“痛。”翼坤就挤出奶来，朝文刚的嘴上搽。文刚给小伙伴们说：“谢谢你们了，都回去。”小伙伴们才背着草回去了。廖文刚的嘴肿了三天，才消了。 廖文刚眼看就要高小毕业了，要不要升学继续读书，成了家里人经常议论的话题。廖文刚的父亲廖紫云，不大留心这个问题，采取了随大流的态度；他的大哥文辉主张不必再读书，他的理由是：“家里缺劳动力，读了书，也没有什么用，现在当官的人，还不是跑田坎！当老师的，还没有我和伯伯找的钱多。”他的母亲白翼坤和二哥中伟及春晴、国忠都说“读得就要读，读不得才不读。”中伟、国忠还说：“书读得多，好给我们讲故事！” 一九五七年阴历四月十五的晚上，碧天如水，繁星满天，圆月真像一只白玉盘那样的晶莹。微风吹着，竹林沙沙响，院子格外凉爽。紫云、文辉都从外地做活回来了，大家吃过晚饭，就在院子里闲聊。文辉说：“老三马上就要高小毕业了，就回家和中伟种庄稼、抬水。十二岁了，能做些事了。”翼坤一听，厉声问道：“你怎么不在家种庄稼？”“我有本事呀！人家供销社董主任还说要把我们转成城镇人口，专门干这一行哩。”翼坤说：“你有本事，还不是老娘让你读了点书！老大的心肠好窄，你没有读多少书，老三就不可以多读些书？再说现在是合作化，老三这样大的人，队里也不会安排搞什么生产。为什么不读？我生老三的时候，梦见碗大一颗星星落在我的怀里，老三一定有出息！不读书怎么行！”文辉说：“老娘可是多心了。伯伯都要满六十了，妈也将近五十了，有能力供三弟读书吗？”白翼坤说：“我们都有手艺，怎么就没有能力供一个读书的？” 紫云说：“古话说‘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钱是不成问题的，要看老三自己行不行。”廖文刚说：“我当然行，算术，经常是第一；语文也不是第二。”廖紫云说：“这就好，老三，来，我考你一道题，你能做起，就继续读。” 廖文刚说：“那就请伯伯出题。”廖发祥一家，中伟们都抬着凳子坐在院子里凑热闹。紫云便说：“361除以多少等于多少？” 这种属于开平方的题，文刚才读到高小，还没有接触到此类知识，他便去灶房里找来几个木炭，趁着月光，伏在三合土坝子里边思考边划起来。中伟、春晴、国忠都围着文刚，要看个究竟。才一岁多点的祥宁，也摇摇晃晃地挤过过去看三哥在地上划。 廖文刚抬起头来，看月亮很圆，发着柔和的光，天上几乎没有云彩；晶莹而深邃。他望望天上的星星，又在地上画。文刚试过了，2、3、5，都除不尽，他突然想起，20乘以20，是400，361，比400小，只能在20以下去找这个除数，他刚写出个19，一算便成功了。“361除以19等于19，我算出来啦！”文刚高兴地说着，爬起来，抱着妈妈只顾跳。小弟兄们也都欢呼雀跃起来。这时的廖文刚，刚满了12岁。紫云说：“这么快？不错！老三应该继续读！” 院子里顿时一片赞叹声。大哥廖文辉还没有算出来，很不服气，说：“我再考你，365除以多少等于多少？”文刚笑着说：“除以5不就得73吗？”那“488除以多少等于多少？”“除以8得61，除以2得244，除以4得122。” 文辉还胡乱出了些题来考，因为文辉的数学知识本来就很有限，他能想出的题，都在文刚的知识范围内，所以，都被廖文刚很轻松地答起了。文辉这才发现老三还有些名堂。不过，他总认为读书没有用，现在，就是当干部，也只好一天到晚跑田坎，当一个老师，也只有二三十元钱一个月，再说，家里这么穷，主要劳动力又出去了，廖文刚还是在家务农为好。但廖文刚不再读书的意见被这一家的大多数人否定了。 一九五七年过了儿童节不久的一个夜晚，文刚被叮咚的响声惊醒，见妈妈正打着手电筒在往蚊帐顶上放瓷盆，差不多又有雨水溅到脸上。闪电把屋里照得通明，惊心动魄的雷，一个紧接一个，床都像在颤抖。中伟、春晴、国忠都醒了、一岁多的的幺弟祥宁正哇哇直哭。和妈妈睡一头的春晴把祥宁抱在怀里哄着：“么弟么弟，不哭不哭。” 这五个孩子都和妈妈挤在一张床上，为的是好听妈妈讲故事。这时，只听蚊帐顶上“的的嗒嗒”响个不停。地上的水花也溅到了床上。文刚马上起床提来水桶，接住漏下的雨水。那边的云霞嫂也醒了。翼坤问：“邱云霞，漏不漏？”云霞说：“像有水溅到床上，没找着哪里漏。”借着闪电的强光，文刚看见隔开云霞和他们房间的墙头有一股细筷子粗的水奔流而下，土墙淋软了可不得了。中伟、文刚立即抓起在门外崖畔接水的竹槽，抬过饭桌，加上一根凳子，翼坤用电筒照着，把竹槽斜伸到墙头，中伟提来粪桶，水“哗哗”地流到了桶里。 廖文刚看了看说，总不能老是用手把水槽扶住呀？”中伟说：“有什么办法？”文刚想了想说：“用绳子把下面的这一头，拴死在桶梁上。”“那，满了怎么倒出来？”“用瓢舀出去，这个桶就不动。”白翼坤立即找来一根细绳，把竹槽固定在水桶上了。文刚又拿着电筒把所有的墙头都看了一遍，把家里的桶、盆、锅、碗都用上了。 白翼坤说：“文刚、春晴明天还要读书，你们快上床睡。老二负责看桶桶、盆子，要满了就用瓢舀去倒进猪圈里，冲冲猪圈也好。” 中伟说：“好，单二哥镇守，你们睡。”单二哥，是《说唐》里面的英雄单雄信，廖中伟也是老二，经常以“单二哥”自况。虽然被子、席子都已经有些潮湿了，文刚几姊妹也管不了那些，缩进被窝里，在滴滴嗒嗒的雨声中，很快又进入了梦乡。 文刚一觉醒来，雷雨已经停了，但天还没有怎么亮，他知道妈妈和中伟二哥都耽搁了瞌睡，就不声不响地起床去煮饭。可是火柴已经湿了。无论如何都划不燃。翼坤听见，忙说：“抓一根火柴出来，放在心口上，等干了，在干的灰槽石头上擦。把灯准备好，先点灯，后生火。”文刚照着办了，果然有效。 这些地方，红苕半年粮，到了夏天，已经没有红苕了，早饭，就只能吃苞谷面糊。文刚按全家每人两碗计算，加了一大锅水。烧的，可没有木柴，只是些干玉米秆、干草之类，廖文刚就坐在灶门前，用手把草挽成小把，这要禁烧一些——一把一把地放进灶里。 等水开了，就一手抓起昨天和妈妈二哥一同磨好的玉米粉撒在水里，一手举锅铲搅拌，等觉得差不多了，又坐到灶门前烧火。 这时，火多半已经烧过了，就放进一把草，拿起吹火筒往未完全熄灭的灰里一吹，火又轰地一声燃起来了。这时的火可不能大，妈妈教过他，火大了要煳。只能微火，等到锅里响起了“卟哧卟哧”声，再加上三四把火，让余火烘起就行了。 廖文刚把自己吃的舀出来，把其余的用锅盖盖好，就一个人吃早饭。菜，家家都泡得有酸菜——多半是青菜秆或者白萝卜皮——夹上几块，喝几口面糊，吃一块酸菜。他吃完早饭，就在瓜瓢里把碗筷洗干净，放在桌子上，打着光脚板，背起书包就出了门。 文刚到屋门口一看，见白毛冲里满眼是山挂瀑布，田走黄龙；水声响成一片。一会儿钟同和张明珍、张华炳、张述荣、陈建明等五位同学过来了，他们中有四个是高小一年级的，都身背书包，高卷裤管，光着脚板，嘻嘻哈哈地踩着水花路走。因为雨下得大，下的时间并不很长，稀泥都被冲走了，路是硬的。文刚也照着他们的样子高抬着脚，重重地踏下去，故意踩得水花四溅。到了鸦鹊口，邱明宣也从三湾塘边过来了。邱明宣说：“昨晚上屋子漏惨了，我觉都没有怎么睡。”大家都说昨晚上屋子漏。廖文刚说：“看来我们都是屋漏又遭连夜雨，但这里说的是实景，不是比喻。”邱明宣说：“加上后面的话，不是脱了裤儿放屁——多此一举么？”廖文刚说：“‘屋漏还遭连夜雨’本来不是说雨，而是说倒霉人又遇见了倒霉事。” 他们七个人不停地谈天说地，走到了断桥河边，顿时都傻了眼：只见整个断桥河变成了一条奔蹿的黄色巨蟒，河比平时宽了许多，桥淹在了水里，只能看见一抹淡痕。 大家站在河边，看着杂草枯枝，从面前卷荡而过，七个男孩被杂着泥腥味的河风吹得头发散乱。“打道回府，今天就不上学算了。”有同学说。 廖文刚说：“那怎么行？又没有给老师请假。我和钟同、邱明宣马上要毕业了，耽误不得。” 这些孩子中，钟同水性最好，年龄也最大，他认真看了看河水，走上石桥，站到桥面上，往对面走，说：“水并不深”。他在桥上来回走了几步，只见水从他的脚面上喷刷而过。廖文刚大声说：“小心！小心！快过来！”钟同竟然一个人向河对岸走去。大家都吓得胆战心惊。直喊：“小心点！小心点！”钟同，走到对岸，又从水里走过河来。他说：“桥面的水很浅，只要胆子大，我们手牵着手，眼睛只看河对岸的山，不要看水，脚不要抬起来，从水里慢慢移过去，不会出问题的。” 廖文刚说：“我可害怕。”张明珍说：“我们干脆绕道走。” 钟同说：“没有别的路，这里的桥淹了，别处的桥也淹了，我来安排，不会有问题的。”钟同水性最好走第一，水性第二的邱明宣走最后。干鸭子张明珍第二，水性不怎么样的廖文刚第三，也能凫几把水的陈建明、张华炳、张述荣居第四、第五、第六。钟同说：“把手抓紧，脚踩稳了前面才移后面的脚。” 七个孩子都壮起胆子，由钟同领头，前面一个人伸出左手紧紧抓着后面一个人的右手，鱼贯上桥。脚下的水冲击着小腿，力虽不大，但声势吓人，激起的水珠打到了脸上，四周是轰轰的水声和呼呼的风声。文刚紧张得手都在发抖，他看了一眼河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马上闭上了眼睛。钟同可能感觉出来了，大声喊：“眼睛看着对面那根大麻柳树！不要看河水！”大家都凝神屏息，移到了桥中间。 大家都感觉到，水深了，冲力更大了，涛声更响了。断桥河，只有四五十米宽，过了桥中间，水又浅了些，对岸的老麻柳树越来越近了。钟同第一个踏上了河岸，他扭身回头看着大家上岸。上了岸，廖文刚还吓得脸色发青，他说：“吓死我了。大家，要是倒在水里，往下飘，怎么办？”陈建明说：“我也很担心，最担心的是桥板被冲走了、桥板松了，往下垮！”张明珍说：“我最愁的，是，下午回，回去，我可没胆量再这样过河。” 钟同说：“天已经晴了，水自然会退的。” 真如钟同所料，下午他们再到河边时，水已经退到了桥下一尺多了。不过桥面上全是泥，但大多已经干了。 回到家里文刚给妈妈讲了他们早晨过河的事。翼坤大吃一惊说：“简直是胡闹！人冲走了怎么办？给老师讲了没有？”“没有”，文刚说，“我们那时可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后怕。”翼坤说：“遇见这样的事，可以回来找大人，也可以不去上学。特殊情况，特别处理。不能死脑筋！淹死了，这一辈子就完了。你们这么小，值得吗！”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文刚把他妈妈的话告诉了钟同。钟同说：“这种事，有把握就干，没有把握，就一定不能干。钟开贵也训了我，他说‘淹死了一个，你负得起责呀！’”廖文刚问：“你哥哥，好些了吗？”钟同说：“总是咳，没有好转。他每天在家里坚持看书，他说，病好了，还要读，还要考中学。” 第18章 校长寄语诲人不倦 文刚赶考奋步直追 到了1957年7月，文刚们高小要毕业了。大多数同学，上课都专心听老师复习，下课就抱着书仔细地看，找些题来认真地做。廖文刚并不担心考试，而是担心借的小说还没有看完，毕业考试前必须还。这几天，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都用在了看小说上，真是见缝插针、分秒必争。班主任夏懋林老师讲了几次考试注意事项，都没有进入他的耳朵里。小说看完了，书还了，就是毕业考试，各门学科，廖文刚都觉得考得不错。 毕业考试完了之后的下午， 研经小学1957届毕业典礼在教室对门的操场里进行。没有扯横标，也没有特别安讲话的桌子椅子之类。虽是夏天，有大梅子树遮阴，两个班都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整齐地坐在树荫下。六甲班的班主任是李小谊。他是音乐教师，边拉二胡边教唱。《少先队队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对面山上的姑娘》、《小燕子》这些歌曲都是他教的。李老师，坐在这个班学生的后面。六乙班的班主任夏懋林，正轮着值周，由他整队。这两个毕业班的同学，年龄相差五、六岁，象陈松林、刘里先、但明清、夏翠仙、王淑贤、廖瑞清这些同学已经是年轻小伙子、大姑娘了，而廖文刚、王绍全、廖输诚、黄芙蓉这些同学却还奶气未干，完全是蒙董顽童模样。年龄小的同学，都坐在头一排，一律的红领巾，穿得朴素，却掩不住一脸的淘气劲儿。越往后的同学越高大，更显得生气勃勃。 夏老师整好队后，就由周泽文校长讲话。周校长，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面目慈祥，年轻干练，夏老师整队时，他就站在队伍右手边的梅子树旁，笑微微地看着同学们。轮到他讲话时，他就站到队伍前面中间的位置。他说：“我正在县里参加反右斗争学习，特地请了假回来参加同学们的这个最为简朴的毕业典礼。同学们在研经小学读了两年，今天毕业了。我向同学们表示祝贺。祝贺你们身体长高了，知识丰富了，前程更广了！”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校长等大家安静后接着说：“同学们毕业了，一定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根据国家的需要，我们有少数品学皆优的同学，要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深造，大部分的同学要回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你们在新的学校或者自己的家乡，都要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要相信，我们的国家正在大发展，需要很多有真才实学、能独挡一面的人才，同学们只要努力，就前途无量！我这里，还要特别对能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同学说两句话：国家需要高级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国家要强大，要靠高水平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同学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还讲了有关参加升学考试的注意事项。廖文刚记住了，要参加升学考试的同学，7月12号到校交7角钱的报名费，领准考证。 散了会，同学们都依依不舍，许多同学都和校长、老师、同学握手而别，他们一步三回头地看着美丽的校园，然后才散向四面八方。廖文刚班有一位同学名叫徐联方，和廖文刚个子差不多，成绩也很好，他是仁寿人，散学后，他和廖文刚、钟开田、邱明宣一道，从后门出去，徐联方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他紧紧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要在仁寿那边考，在仁寿那边读中学，不知道，我们以后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廖文刚也觉得伤感，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我们大家都努力。”他们目送徐联方的背影远去，被青山遮住了，才感叹着往家里赶。这一别，到现在，他们也没有再见过面，而且音讯渺茫。 到了7月12日，二哥中伟陪着文刚到研经小学报名。报名的地点，在大门口。鄢老师，瘦瘦的，大约有50来岁，身穿短袖白衬衫，齐膝短裤，没有上过廖文刚班的课。坐一把木椅子，横放一张办公桌，等着学生来报名。廖文刚弟兄是下午去的，除了鄢老师，并没有别的人。廖文刚按规定交了7角钱的考试费用。鄢老师开了一张收据，还告诉他：“记住，7月16号在井研中学参加升学考试。”当时文刚只有12岁，并没有去过县城，当然也不知道有多远。只牢牢记住了7月16号考试。 离考试还有几天，文刚一回到家里，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和春晴、国忠、祥宁小弟一起玩，和二哥一起抬水、找柴，完全没有复习时间，他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找课本来看一下。 到了7月15号，文刚起床时，四妹春晴还没有把早饭煮好。母亲正在打开酸菜坛子捞泡菜，一屋子都是酸味儿。这时，只听大路上传来高叫声：“廖文刚，走啦！” 廖文刚觉得奇怪，今天去哪里？他赶忙追出去，见钟同，横背草席，竖背书包，还站在指路碑土旁，看着廖文刚的竹林招手。指路碑，是一块方石头，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的枢纽，路径复杂，前人就在这里立了这么个碑，指明东去高凤、东林，西去研经、胡家店，南去洞府山、井研，北去大河井、仁寿。 廖文刚奇怪地问道：“钟同，你去哪里？”钟同说：“去县城参加考试呀！” “不是明天考试吗？”“明天8点半钟开考，你能赶上？这里到井研30多里路哩！我们李老师说了，必须今天上午9点赶到学校，全校集合，一同去！你们夏老师没有讲？” 廖文刚这才恍然大悟，一定是当时看小说去了，没有听到，就说：“你先走，我来追你们！” 钟同转身，大步走了，文刚赶紧回屋告诉妈妈。翼坤这才慌了手脚，连忙抓出六个鸡蛋，洗干净，丢进饭锅里。文刚赶忙收拾书包、笔墨，捆席子。 翼坤说：“真是菩萨供得高，幸好有个钟同，要不是他喊你，等明天赶到井研时，还不都散场了！幸喜有个钟同，你要好好感谢人家！” 廖文刚也慌了，答应着母亲，见鸡蛋在米锅里滚了几转，就用铲子铲起一个，在冷水里一浸，就边剥边吃，鸡蛋并没有煮好，还是“糖心蛋”，廖文刚吃得满嘴满脸都是蛋黄。他母亲用洗脸帕给他把嘴脸揩干净了，说：“你才12岁多点，本来应该大人送你去的，你伯伯，大哥到马边编油篓子去了，我又眼睛不好。二哥家务事都忙不过来，弟妹们更不用说。只有由你一个人去闯了。你没有到过县城，到了研经街口，回过身来，顺着电线杆子走，就能走到井研。” 文刚答应着，又查看了一下书包，看什么都齐全了，母亲已经把另几个鸡蛋用冷水浸过，装在书包里了，母亲又给了他一元钱。弟妹们都嚷着要跟着文刚到井研去。 翼坤说：“又不是去打老虎。三哥是去赶考，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赶考”？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和天一样大的事，哪有时间陪你们耍？” 廖文刚背起行李说：“考起了中学，我领你们去耍。” 廖文刚走出家门，边大踏步追赶钟同，边从书包里摸鸡蛋吃。 廖文刚小跑步追到了研经，余下的路，文刚只是在两岁多的时候，到新津外婆家去，由母亲背起走过，并没有多少印象，他按照他妈妈说的，站在街口，回身看，确有长长的电线，伸向远方。高高的电线杆子，远看是整齐的一排，直没入苞谷林里。脚下是宽阔的泥路，他想，这一定是去井研县城的路，于是扭头便沿着电线的方向追。廖文刚虽然只有12岁，但从小劳动惯了，经常和伙伴们你追我赶、满山遍野的跑，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他这时跑跑走走，也并不觉得太累。 电线杆虽然并不全都是立在路边的，好在正路都比较宽阔，岔路都很窄小，而正路都是往上走的，电线杆子，高高地耸立在前头，正好做了路标。 廖文刚就沿着大路追赶。那时正是炎炎夏日，万里无云，天空湛蓝，阳光鲜亮，风都带着热气。路的两边，都是苞谷地；地里的包谷已经黄了，但大都还没有收，文刚随着大路完全没入了包谷林中。路上没有行人，只差不多又看见一个背着背篼的妇女在背阴处割草，间或又遇上一条见了人就慌忙钻进苞谷林里去的狗。 太阳几乎是直射脊背了，好在路旁差不多又有一棵高大的柏树、棬籽树、桐籽树、苦桃树和竹林之类，能给文刚遮遮阳光。廖文刚忽然想起，这时候，还有不知多少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同学，正在包谷林里钻着，在田埂上走着，直向井研考场奔去。 又追了五六里，到了旮旯店，才追上了大队伍。 这里是一个大弯子，有大片竹林、桑树。他先见到了落在后面的几个年龄小的女生。 黄芙蓉说：“廖文刚，我在队伍里到处找你，我还给夏老师说了‘廖文刚没有来。’夏老师说，‘他怎么会不来？他妈妈自信得很，只说‘我的廖文刚一定考起。’他不会不来。” 廖文刚说：“我以为明天考，就明天去。我得追上夏老师，免得他担心。” 班主任夏懋林老师差不多又回头看，看见廖文刚了，大声说：“廖文刚，怎么才来？” 廖文刚追上夏老师气喘吁吁地说：“我晓得是明天考试，没有想起要今天去。”夏老师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会忘记了？” 领队的周泽文校长回头看着廖文刚说：“这可能就是一辈子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分界线啊！” 文刚说：“交报名费的时候，鄢老师只说了考试的日期，没有说提前去。”周校长和夏老师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周校长问：“夏老师没有在班上讲？” 夏老师说：“我在班上讲了三遍，你在做什么？” 廖文刚这才想起，他当时可能正在抓紧时间看小说《孙悟空》，因为领毕业证时必须还。廖文刚说：“可能是在看小说。” 夏老师说：“要记住这个教训！老师布置什么，要注意听。”文刚大声说：“记住了，感谢周校长、夏老师，感谢钟同！要不是钟同喊我，我今天真的不会来。” 廖德煜说：“你要是明天才来，就只有当农民的命了！” 黄芙蓉说：“那就明年考嘛。”廖文刚说：“枉自说，一回到家里，连星期几都不清楚，就不要说再考了。” 这个地方属农新场，到井研县城，刚走了一半。廖文刚因为心慌又跑得快，这时已经汗水湿透衣衫。他看了看长长的队伍，两个班的同学，都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两三个人一排，匆匆地走着。班长陈松林和龚淑华、陈学文、董伯才、钟同、刘里先几个大同学走在最前头，差不多又回过头招呼落在后面的同学：“加油！加油！”王淑贤、王淑珍、夏翠仙、熊淑容等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嘻嘻哈哈地在中间走。廖文刚已经没有劲了，渐渐落在了后头，和黄芙蓉、廖输诚、王绍全、廖德煜几个年龄小些的同学，一路摆着龙门阵走。 黄芙蓉姓黄，脸色也黄，边走边咳。廖文刚说：“走累了？你背的草席打得好精致！多少钱一张？” 黄芙蓉说：“这是我妈妈打来让我读初中用的。” 廖德煜问：“你肯定能考上？” 黄芙蓉说：“当然。” 廖文刚说：“我们都能考上，哪一次考试，我们这几个小巴山儿落在别人后面过？” 黄芙蓉说：“我妈说的，读了初中还要读高中，读了高中，还要读大学，以后出来当医生。” 这几个同学，都是十二岁，长得一般高。大家看黄芙蓉，那样的稚气，又说得那么认真，那么自信，都哈哈大笑起来。 中午才到县城，老师同学都是满脸汗水。报到、找住处、集体吃饭，廖文刚等等，都只有跟在老师后面跑。 这个县城，古老而破旧，但在文刚们的眼里，已俨然大都会了。从来没有见过的自行车“叮当叮当”地一闪而过。街道已不是研经街那样只铺着些青石板，而是三合土的，四五个人并排着走还挨不着街边。两边都有两层楼的房子，有的木楼还挂着金字招牌，光辉灿烂的字，有小面盆那么大。 有名的井研中学，据说是经学大师廖季平创办的，临街两扇大门叫人觉得进门不易；进门两排梧桐，更是象征着来者不凡。因为梧桐高洁，栖之者，非鸾即凤。 进到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中间一个大操场可容万人。四面都是平坦的走道，走道两边是成荫的绿树。里面三幢宫殿式的建筑，都是古庙。教室都是整齐的平房。 晚饭后全县所有的考生都在大操场里集合，估计有3000多人。因为大家都是步行来的，走累了，又没有凳子，并没有人组织聚合、站队之类，于是大家就散乱地坐在操场的草坪上。正值夕阳西下后，天上浮云轻盈，地上绿树婆娑，孩子们的心情很好，都由自己的眼睛随意停留。从来没有见过的平衡木、高低杠、肋木、吊环、巨大的铸铁钟，平坦的林荫道、神殿式的建筑，都吸引着文刚们的眼球。 在上面讲话的是什么人，可一点也看不清。因为还没有麦克风之类，他讲的什么，大家也都没有听明白。 周泽文校长和夏懋林老师、李小宜老师也没有听清讲的什么，只是给同学们说：“考试纪律是最严格的，一定要遵守好，一点也不能违犯，不要看别人的，不要带有字的纸进去。监考老师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办。” 同学们听了，心里都有些七上八下的。当晚的住宿，都是睡地铺，小孩儿们走累了，也顾不得天气热，蚊子凶，倒在席子上就呼呼睡到天亮。 这一天的考试，文刚觉得很轻松，语文的作文题是“我最快乐的一天”，他就写了昨天的见闻，他的算术可经常都在班上名列前茅，做起来很容易。考完之后，他和钟同、陈学文、王绍全、董伯才、刘里先等同学对了一下答案，大都一致。下午，学生解散，自己回家。 陈学文问廖文刚：“你回去，怎么走？” 廖文刚说：“还是走研经。我只认识这条路。” 殷正清说：“我们从小路回去，我带路。比走研经要近十来里。” 文刚和钟同都没有走过那条路，都说：“好。” 陈学文说：“考得起，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多，要是考不起，见面就难了。” 廖文刚说：“估计我们都能考起！” 陈学文说：“我的家在全福燕子，只能走那边了。”大家握手而别。 走小路的有沈光武、沈光文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还有王绍全，他的家在庙子井；龚淑华，住在大河井。他们一行7人，从县城东门口大礼堂左边的石板路出去，这是一条古道，宽宽的石板路，延伸近二十里。先是一湾梯田，路都是往上走，路旁多有人家，前面是一个腰店子，有老人在这里摆一根长凳，上面横靠着一排甘蔗，等过路人买；还有一位大娘，方凳上放一个圆圆的小簸箕，里面放些炒花生、糖果、针线。一根巨大的黄葛树，根如虎踞，干如龙盘，枝似巨蟒，叶子密密层层，遮住了日光。这里地势高，凉风拂面。过路的人都要在这里歇一会儿，或坐或站。所以，地名就叫凉风坳。 接下去的就是长长的石板路，如天梯一般，直拖到河边，就是灰山桥，然后过石龙桥，走凉水井，殷家河，庙子井，到洞府山，就到廖文刚家的对面了。这条路，后来廖文刚来回走了六年。 开始人很多，最后只剩了钟同、殷正清和一个后面跟上来的女生，个子比廖文刚高，大家都不认识，也都没有招呼，后来才认识，她是打鼓滩的曾翠香，初中时，在六零初四班。高中时，和廖文刚同在六三高二班。 殷正清比文刚大五岁，同是断桥河的，但住在断桥河对岸，离研经小学不远，所以他在研经小学读的初小。殷正清，方正的脸，个子和钟同不相上下，显得很成熟，也健谈，待人很诚恳。文刚早就认识他了，他曾经在村办公室饭桌搭的台子上演过小话剧《蚂蚁搬家》，说的是两个少先队员在山上玩，发现蚂蚁搬的东西里有饭粒，于是抓住了一个逃亡地主。文刚和殷正清两人，一见如故，三个小伙伴，边走边摆。 廖文刚说：“我喜欢读书，二哥读书时，我就跟着去了。” 钟同说：“我开始最不喜欢读书。” 殷正清问：“那是为什么？” 钟同说：“开始，我跟我二哥去读私学，觉得不好耍，后来叫我读小学，我整死不去读。” 文刚问：“那你怎么又来读了？” 钟同说：“那还得感谢我的二哥钟开贵，我大哥回来，买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给了最喜欢读书的二哥，我很想要。二哥经常给妈说，要我也去读书，我不肯去，二哥还哭了。我就说：‘把盒子送我，我就去读书。’二哥问：‘真的？’我说：‘真的。’二哥说：‘那你要跟着我到学校去，报了名，我才把盒子给你。’第二天，我就跟着二哥来断桥小学报名。走到白杨嘴的庙子旁，我又不走了，怕二哥到了学校不给我，说：‘把盒子给了我，我才走。’二哥就把盒子给了我，我就跟着二哥到学校报名读书了。” 廖文刚问：“什么样的盒子？”钟同说：“椭圆的，很精致。像是装烟的。” 那位女生，到了洞府山，顺着向东林的大路去了。廖文刚等三人，下了洞府山也分路了。钟同往右边走，殷正清往左边走，廖文刚的家和洞府山是平行的，正正的下到坡底，上到最高峰，就到家了。三个人都挥手说：“再见！” 第19章 等通知弟兄情谊重，离茅舍母亲嘱咐殷 升学考试之后，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是最为难熬的。文刚虽然胸有成竹，但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手，什么变数都有，难免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这天文刚和弟妹们出去捡柴回来，各背着提着干柴干草，走到同房子的叔伯哥哥廖发祥房子外的小水池边，就听见母亲白翼坤在高声骂人。村主席邱正益正从院子里匆匆出来，满脸的尴尬，中伟招呼他，也不搭理，昂着头，一阵风似的卷过去了。文刚进到院子，见他的妈妈正站在地坝里，一脸的风云。文刚问：“妈妈，怎么了？” 文刚姊妹把柴草倒在后门的阶沿上出来，只听白翼坤愤愤地说：“邱正益给廖发祥说‘我问了张子平，廖文刚成绩怎么样，张主任说，不见得。’读了书，还不是要回乡搞生产；地主陈有奎不是满腹诗书吗，现在怎样？’我听不得这些陋馊话，就说他是见识短浅。邱正益竟说‘我见识短浅当主席，廖幺娘读了那么多书不也还是‘一瓢浇三窝’吗？’我说：‘没有知书识理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你这种人，能当主席？你不是见识短浅，会把我弄去斗争？’” 大嫂邱云霞从屋里出来，笑着说：“大哥只是在摆闲龙门阵，幺娘就认了真。” 白翼坤说：“村主席能胡摆这样的闲龙门阵？这些话，没有脑筋的人听了，就可以断送人家儿女的一生！” 文刚说：“妈妈说得对。鼓励读书，聪明；阻挠读书，愚蠢！大家都不读书，汽车谁去开？飞机谁去造？国家怎么强大？我们的周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就对我们说，‘国家需要高级人才，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国家要强大，要靠高水平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翼坤说：“你们听听，当村主席，连小学生的见识都不如！我的老三，就是有出息。谁敢阻挠老三读书，老子就骂得他四脚朝天！”白翼坤，这时46岁，精神得很，说话像敲锣一样响亮。 白翼坤这一家，除了文辉已经结婚，有床单独睡以外，家里还有两张床。一张床，是紫云睡的。其余五姊妹，老二中伟、老三文刚，老四春晴，老五国忠，老六祥宁都和母亲挤在一床睡。这五个孩子，那时中伟将满14岁，文刚12岁，春晴10岁，国忠4岁，祥宁两岁。他们要挤着一起睡，一是大家年龄相差不远，姊妹情谊重，好玩；二是每晚上都要听妈妈讲故事。白翼坤的故事很多，有的故事，孩子们已经听了三四遍了，还缠着要妈妈讲。比如《说唐》、《薛刚反唐》，孩子们都是百听不厌。只要白翼坤讲故事，连两岁的祥宁、4岁的国忠，也会静静地躺在床上听。 白翼坤这家人，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喜欢唱歌，而且大家的声音都很好，调子唱得准，节奏感也强。可以说，除了廖紫云，人人都唱得字正腔圆。白翼坤给孩子们说：“这可是祖传。我们白家世代是船工，川江号子，唱得惊山映水，老了，就去打围鼓。我祖祖就是敲边鼓的。你们舅舅也是音乐老师。”孩子们从小就向母亲学会了《苏武牧羊》、岳飞的《满江红》、《日本鬼子的大炮亡毁了我的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里的《河边对口唱》等等。还学会了川剧，会唱《四郎探母》中的一些唱段。老大文辉，学会了吹笛子，吹洞箫，让弟妹们学会了唱曹雪芹的《红豆词》、美国歌曲《念故乡》。廖文刚读书以后，又学会了很多歌曲。这一家，老的教少的，大的教小的，许多歌，全家都会唱。因此，孩子们睡在床上的另一个节目，就是唱歌。一年四季，这个草房里、院子里，都会飘出嘹亮的歌声。正因为这个原因，过年过节，这个院子里，一定会坐满人，来听廖家唱歌，听廖幺娘（村民都这样叫白翼坤）摆龙门阵。 这天晚上，天气很热，吃过晚饭，中伟和文刚熏过蚊子，洗了澡，就抬出一个大簸箕，“叭”的一声放在院坝里，五姊妹就挤着往簸箕里面躺，他们躺好后，就一边数天上的星星，一边唱歌。他们唱累了，见母亲白翼坤收拾完毕，已坐在梅子树下，摇大篾扇了，就缠着她讲故事。白翼坤说：“文刚要读中学了，我就讲三个专心读书的故事给你们听。文刚很聪明，但再聪明的人，也必须努力、专心。”廖文刚说：“妈妈说得对，我上课是很专心的。”白翼坤说：“小学，课堂专心就够了，中学，大学，可就还得增加时间。”廖中伟说：“妈，还是讲故事。这些，说给文刚一个人听就行了。”白翼坤说：“你们几个是听不懂这些的，我就给你们讲苏秦头悬梁、锥刺股和孙康映雪、车胤囊萤的故事。这是我还没有给你们讲过的。”孩子们都高兴极了，一齐拍起手来。等讲完车胤囊萤的故事，孩子们就注意着菜园地里，见有萤火虫轻盈地飘过，廖文刚就说：“妈妈，我去逮亮火虫，你给我做一个小口袋！”白翼昆说：“现在还要什么小口袋，我给你一个小瓶子，装过安神补心丸的。”五姊妹一听，都来了精神，立即从大簸箕里翻起，跟着文刚向菜园地、竹林坝边跑去。白翼坤一边进屋拿瓶子，一边回头大声说：“春晴牵好祥宁，大家靠右手边走！” 孩子们到了竹林里，看白毛冲里，到处流萤明灭，不时又有飞到这边竹林里来的。廖中伟手执一把竹扒，看见飞得低的，就轻轻地挡下。廖文刚接过母亲递来的玻璃瓶，一个一个地装进瓶子里。一会儿就逮着6只。五姊妹像得了宝贝似的，簇拥着回到院子里。廖文刚马上进屋拿出一本书来，把瓶子对着字，埋着头仔细看，一片模糊。廖文刚说：“这怕不行，哪里能看清字？”白翼坤说：“可能萤火虫要多才行。”五姊妹一听，又跑到竹林边上去捉，一会儿又捉了五只。廖文刚又把瓶子对着字，这回稍好一点了。他说：“这样看书可费劲了。”白翼坤说：“故事嘛，就是要你学习人家刻苦读书的精神，哪里一定要逮亮火虫来照明呢？” 廖文刚问：“亮火虫吃什么？”白翼坤说：“听你外公说，萤火虫是生自腐草，给它找些腐烂的草试试。”廖文刚说：“不加盖子，怕飞了；加上盖子，怕闷死了，怎么办？”白翼坤想了想说：“开个窗子，老三去把锥子针拿来。”廖文刚去屋里，伸手进鞋篼里摸了一阵，出屋来把锥针交给了他母亲，白翼坤接在手里说：“给我瓶子。”几姊妹又把瓶子交给妈妈。又围着白翼坤全神贯注地看着她趁着月光，在瓶盖上钻了五个小洞。廖文刚抢过瓶子说：“谢谢妈妈！”白翼坤高兴地说：“读了点书，就是不同！”廖文刚和廖中伟又去草丛根下，用手抓了些腐草放进瓶里去。夜深了，五姊妹拿到床上去，看了又看，才睡觉。 天刚蒙蒙亮，白翼坤就叫醒中伟和文刚、春晴：“快去把大山顶上的豇豆摘回来！” 三姊妹立即起床，洗了冷水脸，二哥中伟背起背篓，三人一同上了山。这时的山上，草上都是露珠，头上有淡淡的雾气。苞谷已经收了，苞谷秆，除了四周边上爬有豇豆藤的以外，都已经砍了，剩下满眼都是的红苕藤，铺天盖地的一片绿。苞谷秆上，挂满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豇豆，还开着许多淡绿色的小花，一股股清香味不时飘来。中伟说：“只摘粗的，细的后天早晨来摘。”三姊妹都动手摘起来。他们从地的这一头，直摘到大山顶的边上。已经满满一背了。这时，周寺沟里，稻谷一片金黄，一股凉风从断桥河方向吹来，带着稻谷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中伟见山畔的酸枣熟了，黄澄澄的，透着清香，可是，没有带搭钩之类，只有干瞪眼，嘴里都冒出了清口水。廖文刚忽然闻到一股菌子香，说：“附近有豆鸡菇。”廖中伟说：“我背着豇豆先回家，你们仔细找，我回去拿搭钩来，这么好的酸枣不吃，那可不行！” 廖文刚就和春晴，按香寻菌，他们把黄荆笼拨开、伸进头去，仔细搜寻，找了一笼又一笼，终于在靠近崖边的黄荆丛中看见了，三株，很粗壮，有半尺高，很像三把小伞。春晴说：“我来，要仔细，轻轻地采。”她小心翼翼地一一采出，三株都完好无损。这时，中伟拿着搭钩，飞跑而来，看见春晴拿着三朵菌子，高兴地说：“运气好。”中伟走到崖边上，用搭钩折下一段丫枝，上面有几十个酸枣，三姊妹边走边吃。最多吃三个，就酸得再也不敢吃了。拿回家之后，全院子的人，都酸得愁眉苦脸又喜笑颜开。他们把菌子交给母亲，早饭就美美地吃了一顿豆鸡菇汤。 廖文刚虽然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但录取通知书久久没来，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他路过苕地边时，经常搞一个预测，从眼前这里数起，到这块地数完，是双数，就能考起，是单数，就考不起。结果，都是双数。这天往回走时，文刚心里默想，这回变化一下，数到地头，如果是单数就能考起。他数到地头，竟然是99，他高兴地说：“一定能考上！” 二哥说：“那还用说！” 漫长的暑假里，除了找柴、抬水之外，廖文刚就和二哥中伟、四妹春晴一起扯庄稼地里的草和理红苕藤——红苕的藤子，老停在一个地方，就会长出须根，生出些小红苕，整窝的红苕就长不大，会严重影响产量，因此，每季红苕都要理藤三次以上。这种“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每一窝红苕的所有藤子，用手轻轻提起，扯断所有的须根，理顺，整齐地放到到红苕埂上，让断了的须根都露在外头晒——地里的事做完了，就领着春晴、国忠、祥宁到处玩耍。 一天，正是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空气特别清新，他们五姊妹走到竹林外的大路边，就嗅到了“的瓜”的清香。这里说的“的瓜”，是一种野生植物，断桥的每一块地边的坡上，都长满了这种植物，赤黑色的根，紧紧爬在坡上。细的，比竹筷还粗；粗的，比拇指稍细；叶子碧绿，有拇指那么大，像涂了一层油，比较硬朗。根上紧挨泥巴，长着许多比樱桃大的果子，红色的皮，乳白色的瓤，比枇杷还香甜，和草莓味近似。翔宁只有两岁，还不会刨，其他四位，都爬到坡上，低头刨起来。一会儿就装满了妈妈缝在衣服上的小口袋。 翔宁刚满两岁，还不会说话，只顾伸手哇哇地叫着，廖文刚找两个大的，在衣服上擦擦泥，就递给他吃。廖中伟把大家采的“的瓜”搜集拢，装在扯来的几片青菜叶上，到浸水崖边去洗。只要下过透雨，这里的崖畔一人高处，就会有两股浸水，从白善泥中涌出，清花渌亮，文刚弟兄要负责全家人的吃水，他们就在这里，剖竹剔节为水槽接水，整个雨季，几乎都用不着到水井里去抬水了。中伟就着水槽，把“的瓜”一个一个冲洗得干干净净，放到菜叶上，又包了十来颗，说：“国忠，给妈妈送去。” 文刚说：“你给妈妈说，请你老人家尝尝。” 国忠捧在手里，直往家里跑。见了母亲说：“二哥包的，三哥说‘你给妈说，请人家你老人尝尝。’”。 翼坤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有孝心，有孝心！是‘请你老人家尝尝’。” 国忠又回到浸水崖边，说：“妈妈说，有孝心，有孝心。” 文刚说：“伯伯、妈妈，养我们好不容易，头发都白了，我们长大了，好的都要给妈妈吃，给伯伯吃。” 文刚姊妹吃过“的瓜”，太阳快要当顶了，晒得背上火辣辣的。国忠和祥宁都脱得一丝不挂。他们见崖下的浸水，在路边聚成一团，清亮得能见到水底雪白的泥。这水只有不到二尺深。这时，五姊妹都信步走到了水里，感受水中的凉爽。 玩了一会儿，只两岁的祥宁，一跤滑倒，没入了水中，中伟、文刚慌忙抓住臂膀提出了水面。祥宁呛得不断地咳、大声地哭。文刚把他抱在怀里，说：“不哭，不哭。马上就好了。” 中伟说：“可不能给妈说！要挨骂的。”几姊妹都统一了口径。又去刨了几颗“的瓜”，把祥宁哄得不哭了，又在水里把祥宁洗得干干净净，才抱着回家。 母亲白翼坤正在宽大的阶沿上切猪草，翔宁竟然跑过去，就哇哇地说着，给母亲比划，还一下跪在地下，做起大张着嘴喝水的样子，并做起咳嗽的样子。 白翼坤一看，说：“是不是祥宁跌进水里了？”中伟慌忙说：“没有，没有！”“没有？小孩儿可不会撒谎，你们以为祥宁不会说话，就来骗我？” 文刚说：“祥宁真聪明，比得还真像，他自己滑进水里，我和二哥马上就把他抓起来了。” 白翼坤说：“带小孩儿，就不要到水边去，到了田边河边池子边，就要把他紧紧抓住！他自己滑进水里，也是领的人的责任！” 文刚说：“我们以后一定注意！” 白翼坤说：“老二就是不老实，在老娘面前撒谎！” 过后，中伟埋怨文刚说：“你这个叛徒，我们统一了口径的，你为什么要承认？” 文刚说：“祥宁都已经比划清楚了，可不能埋没了祥宁的聪明。再说，老老实实说最好。妈妈要骂，就等她骂，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天，是研经的逢场天，廖文刚和中伟一起，到了邮局，拿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他看橱窗里还摆着陈学文、龚淑华、钟同、沈光武、董伯才、王绍全、殷正清、刘里先的录取通知书，就心花怒放地往家里跑。一进院子就高喊：“妈！我考上井研中学了！” 白翼坤、邱云霞、万大嫂一家，文刚的妹妹、弟弟一听见，都涌出来争着看录取通知书。 白翼坤把录取通知书捧在手里说：“我的老三，哪里都能考起！” 亲人们大都不识字，也都凑过头来细看，几行小字，一颗大红椭圆章。端详了好一会儿，大家才满足地赞叹着离开了。 高兴之余，白翼坤就马上着手给廖文刚筹措入学用品。被子蚊帐席子面盆，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忙了三天，总算把一个孩子独立生活需要的都准备好了。 廖文刚这几天，尽量地找事做、和两个小兄弟一起玩。他明白，他一离开，家庭劳动的担子就落在只比自己大一岁半的中伟二哥和比自己小两岁多的四妹春晴的肩上了，和两个小兄弟一起玩的时间也不会多，他要在这几天尽够自己的能力。 廖文刚还领着国忠祥宁到了王玉容的院子里。这一家人，和廖文刚家大人的关系好，小孩子的关系也好。老爷爷王青山，已经满头白发，老奶奶也是一头银霜。王大叔名叫王少午，和王大娘都是五十上下的人。这一家四个大人，却只有王玉容一个孩子。一家人当然爱如珍宝。这时的王玉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个子健壮高大，满头浓发，扎成两根粗大的辫子，对人总是满脸笑容。她比廖文刚高出一头，她和廖文刚走在一起，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竟然是同班同学。 这一家见了文刚三兄弟，王大叔忙抬出小凳子，王大娘忙抓出花生。廖文刚接过来，连声说：“多谢大娘！”就把花生分给国忠、祥宁吃。祥宁不会剥花生，王玉容就剥给他吃，还说：“好乖，我有这么一个弟弟也好嘛！”王大娘叹口气说：“我哪里比得上廖幺娘的命好啊，看你们六姊妹，一个赛一个。” 王玉容也叹口气说：“你这么小，成绩又这么好，以后远走高飞，哪里还认得我们这些背太阳包过山的人啊！” 廖文刚说：“你永远是我的好姐姐，我回家来就一定来看你们，以后真有了出息了，一定请你们一家去成都北京上海玩！” 王爷爷笑得合不拢嘴说：“那我得请阎王老爷高抬贵手，让我活到文刚儿有出息的那一天！” 王少午说话，总爱乱加一个“把”字，他说：“把，我一定能盼到这一天！” 廖文刚离开的时候，对大家说：“爷爷、奶奶、叔叔、大娘和姐姐，都保重！以后我们一定都会一天比一天好！”王家一家五口人，都走出门来，一直把廖文刚送到大路上。才挥手而别。廖文刚感受到这浓浓的乡情，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乡亲们的厚望。 回到家里，廖文刚见自己的母亲正和廖发祥、万大嫂一家在看廖仕兵寄回的照片。看见廖文刚回来了，万大嫂说：“三老辈，快给我们读一下长安儿写回来的信。”廖文刚说：“好。”他先看廖仕兵的照片，是坐着照的，厚厚的棉帽棉衣棉裤，方正的脸，显得很有精神。廖文刚知道，廖仕兵是去年八月份参军的，现在在西藏当兵。廖文刚接过信，给他们念了一遍，只是问他父母亲身体如何，生活怎样，一点也没有说西藏的情况、军营的生活，说自己只说了一句“一切都好，不必挂念。”廖发祥听了后说：“在军队，有吃有穿，挂念什么。”万大嫂却说：“天遥路远的，挂念也没有用。” 白翼坤说：“人隔得远，信也就只有这样写。就比如登在报上的，都是好消息。说哪天病了，哪里痛了，有什么用？让家里人心焦。” 廖文刚问：“我要是给家里写信，也只说好的吗？” 白翼坤想了想，说：“男子汉，要提得起，放得下，一切事情，自己处理。自己实在处理不好，就找老师。离开了家，独立生活，父母亲起不了什么作用，遇到事情，三思而后行，处事要占住理，说话不能伤人，和气生才，给人方便，自己方便。” 廖发祥说：“你敬人一尺，人家敬你一丈，忍得气，让得人，吃得亏，人家就喜欢和你打堆。” 万大嫂说：“三老辈，还要你教！脑壳又聪明，样子又乖，做事不慌不忙，讲理讲法的，人见人爱。” 白翼坤说：“老三是不错，还要注意修养。话怎么说，事怎么做，关键是要心好，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要将心比心，自己不乐意的，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廖文刚说：“谢谢发祥哥、万大嫂和妈妈，我一定记住这些。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娃娃。” 闲处光阴易过，眼看到了1957年8月29日，廖文刚要离开家到井研中学报名读书了，白翼坤鸡叫就起了床，做好了饭菜，才喊孩子们。等他们洗完脸、吃过饭，就指挥文刚穿上洗干净了的衣服，收拾行李。春晴、国忠也过来帮忙，刚两岁的祥宁也跑来跑去，想帮三哥做点事情。 一切准备就绪后，翼坤说：“你才12岁，本来应该大人送你去报名的，家里只有七大八小的，我抽不开身。只有你自己去了。读书，要努力，一家人可都盯着你的；离开了家，一切要靠自己动手，不要懒；力量用了又会来的，不要怕出力；自己的事，大家的事，都要努力做好。要遇见许多的人，要容得人；要遇见许多的事，要处理好。胆要大，心要细，心要好，对人要厚道，要逢恶不怕，逢软不欺，样样都要占住理。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自己越是得行，越要谦虚，越要努力；山有顶，树有颠，学问没有边。’” 廖文刚说：“我一定按妈妈说的做。” 白翼坤又从怀里摸出纸包着的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等说：“这都是前几天，你文辉大哥回来给你办的，这些证件，要揣好；到了学校，先去交费，交这些证件。还剩一元钱，不要乱花；生了病找医生才能用。” 文刚接过，放进上衣口供里，扣好扣子，点着头说：“妈妈，我晓得。星期天我就回来帮着妈妈做事。” 春晴说：“三哥回来，我就和你抬水。”国忠说：“回来给我逮小鱼鱼。”祥宁说：“三哥抱，三哥抱！”文刚都点头答应着，把祥宁抱起来，亲了亲。 “廖文刚，走了！”大路上传来了钟同的高喊声。 廖文刚答应着“来了”，放下祥宁，背上行李，挎着书包，上路了。母亲、中伟二哥、四妹春晴、五弟国忠和么弟祥宁簇拥着文刚走到家门口竹林外。只见钟同正背着行李，在指路碑处站着等。 文刚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不要送了！” 白翼坤说：“离开了家，一切都得靠自己；上了路，每一步都是在奔自己的前程，千万不要大意！我和弟妹们都盼着你有出息。我们白家是书香门第，你舅父、四姨都是教师。你看看，我们的房子好破，弟妹们穿的什么。” 说着话，一行人已经到了大路边上。廖文刚心里发酸，说：“我晓得。妈妈，小弟小妹，都不要送了！”廖文刚走到大柏树下，回过头来，看着抱鸡婆般的茅屋、如烟如雾的竹林，看着站在竹林下的母亲、二哥和弟妹们，挥着手，高喊了一声“再见了！”就大步向前追去。 虽然满脑子还涌动着竹林茅舍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但廖文刚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踏入了新的里程。 第20章 闲聊沿途风物 进入井研中学 文刚回过头向自己的竹林茅舍用力招了三下手，便转过了山嘴，追上钟同说：“我家里，太具体了。母亲眼睛不好。大人都在外头，家里只有二哥，比我岁半，我四妹，才10岁，两个小兄弟，一个才五岁，一个才两岁。我走了，他们更难了。”钟同说：“我们家和你们家不同，父亲、母亲都务农，就是没有钱。幸亏我的大哥在五通盐厂工作，才有钱上学。”他们两人走小路，到了殷正清的家门口，这里门对断桥河，竹林掩映；背靠浅山丘，绿草如云。文刚喊了两声，殷正清就背着行李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他的母亲，瘦高个子，头发已经花白，文刚觉得比自己的母亲老得多，就喊道：“伯母，早晨好。”殷大娘说：“你就是文刚？我们两家有缘啦，我和你的母亲无话不说；你和七儿又是好朋友。你们好好读书，为家里争气。”廖文刚笑着说：“谢谢伯母鼓励，我们都会努力的。” 从殷正清家到县城全是小路，几乎都是沿着古涌斯茫水走。门口的这一段叫断桥河，直到灰山桥、霁虹桥、牛市大桥，都是这条河。路两旁，河边差不多又有竹林；巨大的楠竹，直入云霄。庄稼地里，苞谷已经收割，铺满了茂盛的苕藤；田里，稻子也已收完，关满了清水。 他们一行三人，在路上一边欣赏路旁的山光水色，一边幻想着学校生活。这一年，殷正清17岁，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小伙子了，长得眉目端正，说话总是笑眯眯的，钟同15岁，但个子长得高，也是一个标准的小青年了。而廖文刚，只有12岁，显得奶气未干，总爱找些话来说。这条路，廖文刚才走第二次，一路都是新鲜。殷家河壁陡的山崖畔，有一尊小菩萨，只有三尺来高，是凿岩而造的。廖文刚问：“你们相信菩萨保佑不？”殷正清反问道：“你信不信。”廖文刚说：“我不信。这不就是有一个什么人凿在这里的吗？” 过了庙子井，山坳旁有一笼竹子，竹子上有条状的花纹。钟同说：“这竹子真怪，怎么有黄色的白色的斑纹？”廖文刚说：“妈妈给我讲过，这可能就是湘妃竹。”殷正清问：“什么是湘妃竹。”廖文刚说：“传说大舜去一条大江边巡视，滚到水里淹死了，他的妃子，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就跑到河边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把眼泪鼻涕揩在了旁边的竹子上，从此这些竹子就长出了这样黄黄白白的斑纹。”钟同说：“你把鼻涕揩在你们家门口的竹子上，看能不能长出这样的斑纹。”廖文刚说：“我又不是湘妃，哪有这种本事？”殷正清说：“你是说神仙就有这种本事？”廖文刚说：“这是传说，哪里是真的呢？”钟同说：“那你说是怎样长出来的？”廖文刚说：“你的脸长，殷正清的脸方，我的脸圆，你说是怎么长出来的？”钟同说：“不就是像爹像妈吗？”廖文刚抢着说：“那也是像它的爹妈。” 三个同学就这样一路即兴找话题闲扯着，跋涉了半天，到校门口虽然已成强弩之末，但到县城中学的兴奋，使他们象增添了新的能源似的，走路仍有精神。他们虽然在这里参加过升学考试，但都不甚留心学校的布局。这回，要在这里至少住三年了，廖文刚边走边仔细观察。进了大校门，左手边是传达室，一位老人，手持三尺来长的烟管，抽着水烟，笑盈盈地望着进门的学生。他就是韩大爷。右手边是一排笔直的梧桐树，比门墙还高出几尺。梧桐树尽头又是两道又高又宽的黑漆大门，紧闭着，只在左手边留有一道小门，供师生出入。三人进了小门，一条大道，路两边都是半人高的栋青树，长得高矮不一，却是笔直的一排。栋青树外边都有房屋。右手边的一长排房子，门上挂着各种办公室的木牌。路左边则是花园，中间有一条石头路，后面有一幢高大的房子，在路上就能看见团委、少先队大队部的吊牌。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女生，样子也是十二、三岁，穿着天蓝色的背带裤、白衬衣，显得文雅清秀。文刚上前问道：“同学好，请问，书学费在哪里交？”那女生并不答话，只是用手指了指一片林子，然后看了廖文刚一眼。那女孩往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问：“你是廖文刚？”廖文刚很奇怪，回头问道：“你怎么知道？你是——”“我是李荷艳呀！你忘了？”廖文刚一下想起了妈妈经常讲起的小时候借宿梅艳、荷艳家的情景，面对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女孩，他不可能想到是她。他赶忙说：“你长变了，我认不出来了。”荷艳说：“我记住了你的眼睛，还有那颗痣。”文刚说：“我记得你们家离这里很远，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读书？”“我们搬到这里来了，我就住在南门坳。”她用手指着：“以后欢迎来耍。交费就在香蕉林旁边的总务处，现在刚吃午饭，不挤。”文刚谢过，三人一同进门。钟同问：“她怎么会认识你？”文刚说：“估计是1948年，我不到三岁，去新津外婆家，回来的路上，父亲被抓了壮丁，母亲腰无分文，挑着我和中伟二哥，晚上在荷艳家投宿，荷艳一家热情招待，第二天还请人把我们送回了研经。”殷正清说：“还真是好人啊。”这时，后面又有一群背着席子、被子，手提网兜，里面装着瓷盆的同学进来了。 文刚等三人穿过左手边的花园，在团委办公室右手边的香蕉林下，就是总务室。廖文刚拿出录取通知书和粮油关系，交给里面一个戴眼镜的老教师。那人一看，说：“廖文刚，我和你爸是老朋友，不认识我？要好好学习。”廖文刚问：“老师，贵姓？”那老人很慈祥，身材瘦，身板笔挺，坐着都显得高。他看了一眼廖文刚说：“免贵，我是曾流川。”廖文刚早听父亲说过这名字，是大河井的人，就说：“谢谢曾老师。我一定努力学习。” 他们三人交了费，每人手里都有一张缴费清单，并附有一张报名卡，还有30斤饭票。他们三个人都分到60初（1）班，廖文刚的学号是31号。曾老师说：“你们的班主任，是刘真老师，在语文办公室，他可能吃饭去了，你们可以先到川主庙9号寝室，床头，贴有名字，你们按安排的住。” 他们三人谢过曾老师，又沿路返回到对面的办公室外张望，果然语文组开着门，却并没有老师。于是，他们顺着大道，往前走，过了香蕉林，见后面还有一幢庞大的木楼，有女生来来往往，原来，这就是女生楼。上了一个小坡，左手边有三排小青瓦平房，路和平房之间，还有花圃，里面的鸡冠花，开得正艳，桂花树，正含苞待放。廖文刚往右手边望去，有七八米高的坡坎下，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操场，四边都是林荫道。廖文刚三人所在的位置，是正北面，由这里放眼四望，可以看出整个校园，是北高南低，东高西低。操场的南边，是一长排青瓦平房，而西边，除了进校门的那一排办公室外，和办公室并排着四幢房子，前边两幢，异常高大，很像是古庙的大殿。第三幢稍矮小，第四幢也是平房，但似乎有几个排列，绵延南去，隐于高大的树木中。而东边，朝南，是一座小山，树木掩映中，满山都是房屋，这就是川主庙。三人顺路向右拐，左边是一片空地，种有蔬菜。菜地外还有房屋，有人从里面提着水瓶出来。路的右边操场里，顺路的方向摆着三个篮球场。有同学正在球场里投球玩。钟同说：“这球场不错！”邻近川主庙的山脚下，有高低杠、双杠。沿着一条弯曲的石梯路上去，半山上有一株黄葛树，遮住了半边天。三人爬上川主庙，这是一个四合院，南北窄，东西长，房子有的高大，似是大殿；有的就是青瓦平房，估计就是以前的僧房。 他们找到了9号寝室，坐落在院子的正西边，房子很高大，木柱也粗实，一扇有两个廖文刚高的大木门，还余着淡淡的红色，里面整齐地安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双层木床。进门的右手边，就是60初（1）班同学的床位。廖文刚一看，王绍全正在铺床，这时的王绍全13岁，个子和廖文刚一般高，聪慧的眼睛，生动的圆脸，显得机灵而踏实。陈学文正要往外走。这时的陈学文已经15岁，身高一米七，圆圆的脸蛋，穿着白色的汗衫，剃着光头，胖胖的，笑呵呵的，像个弥勒佛。钟同说：“你们好早！”王绍全说：“我也刚到。”这时，董伯才、刘里先也背着行李进来了。陈学文说：“你们最好先去吃饭。”廖文刚问：“你已经吃过了？”陈学文说：“我在姐姐家吃饭，在学校住。”廖文刚说：“在学校吃饭，不更好？”陈学文说：“父母亲拿不出钱来，有什么法子？”廖德煜在旁边扯开大吼咙说：“凑这点书学费，伙食钱，真难坏了我的老者了！”陈学文说：“没有钱，我们读书都不容易！” 廖文刚等找到了自己的床位，放好行李，拿出碗筷问：“食堂在哪里？”陈学文说：“我给你们带路。”三人跟着陈学文，向南边出去，眼前豁然开朗，这是一个长长的陡坡，宽阔的石梯，能容下十几个人并排走路。石梯共有三层，前两层的底部是一个长方的平台，每一层的两边各有一座高大的房屋。靠近石梯，还有几株大榕树。树干粗大如猛汉的腰，枝叶伸到半天云里。下完第三层石梯，就是食堂。方砖柱，大木梁，高大空阔，里面摆满了没有漆过的方木桌子，整整齐齐的六列，大约有一百多张。正东是台子，另三面没有墙壁，都敞着。食堂的南面是厨房，靠台子的南端，是教师伙食团。陈学文说：“你们吃饭，我回姐姐家去吃。吃完饭，得看看书。”廖文刚说：“陈兄会这样专心？”陈学文说：“我们全福乡9个人在研经小学读书，只有我一个人考起了。父母亲叫我一定要好好读，为家里争口气。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我把书读好了，翻身哩。”钟同说：“下午见。”廖文刚说：“我们大家努力！”陈学文大踏步地去了，三人才向工人师傅递上饭票，工人打给一碗饭，舀了一份烩锅肉，他们三人边吃边爬坡回宿舍。 六零初四班的曾翠香，家里没有钱交伙食费，她的父亲说：“家里有粮食，你就带粮食到井研，看能不能找着一个居民家，自己煮饭吃。”曾翠香这时13岁，她挑着红苕、大米和简单的行李走了35里路，到了井研中学校门口。人地生疏，她放下挑子，擦着满脸的汗水，不知如何是好。“曾翠香，你站在这里做什么？”曾翠香回头一看，是东林小学的同学范雪容。这姑娘，14岁，短发圆脸，身材壮实。曾翠香问：“你没有带行李呀？”范雪容说：“带了，放在我一个亲戚住的地方。家里没有钱，就在那里煮饭吃。”曾翠香说：“我也没有钱交伙食费，家里叫到城里找一个居民家自己煮饭吃。我谁也不认识，正为难哩。”范雪容想了想说：“干脆到范二娘家去。我的一个亲戚，租她的房子住着，我们一起煮饭吃好了。”曾翠香问：“她会同意吗？”范雪容说：“我亲戚和范二娘，心可好啦，谁有困难，她们都会帮助的。”曾翠香说：“范雪容，那我就靠你了。”范雪容就领着曾翠香，回头走上井中校门右手边的高坎子。 到了范二娘的家里，范雪容说：“二娘，这是我的同学曾翠香，家里没有钱，想在你这里煮饭吃。”范二娘，身材清瘦，满脸慈祥，说：“这小姑娘，几岁了？”曾翠香说：“二娘，我13岁了。”范二娘说：“这么小的，就离开家，一个人煮饭吃，父母亲舍得呀？”范雪容说：“要读书，也没有别的法子。”范二娘说：“行啊，你们在这里，不要见外，需要什么就给我说。”曾翠香就在范二娘家煮饭吃，达两年之久。 第21章 同学报名 学校开学 川主庙的学生宿舍，三合土地面，已经有些坑洼；木板壁，因为年代久远变成了黑褐色。廖文刚住的是上床，躺在床上就能看见头上巨大的横梁、横梁上爬行灵活的壁虎和附在瓦上的一小团一小团的黑色的瓦虱子——这小东西比蛆虫还瘦小，可浑身是毛，黑乎乎的，落在颈子上，会让人奇痒难忍。因为这个缘故，一年四季同学们都得把蚊帐撑起。廖文刚的床旁边的同学，个子和廖文刚差不多。廖文刚面朝着他问：“尊姓大名？”“我叫欧本良。还这么文诌诌的哩，你呢？”“我叫廖文刚。”“又文又刚，这不太矛盾了吗？”廖文刚说：“刚柔相济，万事能成。岂不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欧本良说：“呀，你知道的东西还不少嘛，哪个学校来的？”殷正清说：“我们都是研经小学来的。你知不知道，熊克武，廖进士都出在我们研经。走，我们先去报名。”沈光武说：“我已经见过班主任了。很讲究，很年轻的。” 廖文刚、钟同、殷正清一同按原路返回到校门口的办公室。见语文组里，靠窗坐着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头发往后梳，额稍窄，颧骨稍高，眼睛很和善，笑微微的，白衬衫扎在长裤里，看去30来岁。廖文刚问：“你是刘老师吗？”那老师笑着说：“我是吴北延。先等一等，刘老师马上就来。”吴老师指了指他身后的桌子。殷正清说：“谢谢吴老师。”三人就向吴老师指的那张桌子旁边靠。这时，一位女生进来了，个子比廖文刚稍高，圆脸，身材微胖，扎着两条小辫，穿着竖条花上衣，蓝布裤子，布鞋，显得很稳重，满脸是汗水。她说：“报告，我是六零三班的，来报名。”吴老师说：“进来，在我这里报。”那女生走到了吴老师身旁说：“老师好。”吴老师说：“好，好，我姓吴，叫什么名字？”“啊，吴老师，我叫李秀芝。”吴老师提起笔，在花名册上记：“家庭住址。”“乌抛。”吴老师说：“乌抛不近啊，你今天走了70多里路，累了？”李秀芝笑笑说：“不累，山路，我走惯了。” 这时，进来了一位老师，戴副眼镜，和吴老师一样，头发往后梳，额稍宽，脸稍长，白衬衫，显得严肃。廖文刚迎上去说：“刘老师好！”这位老师说：“好，好，好。我是贾从文，当五班的班主任。”廖文刚说：“贾老师好！”这时，一个长辫儿姑娘进来了，头发卷曲，眼睛炯炯有神，椭圆脸生动白晰，穿着背带裤，花衬衣。喊报告的声音，很清脆。贾老师问：“哪个班的？”“我是五班的卫莹芳。”“来，我这里报名。” 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老师走过来了，梳着分头，宽大的额头，方正的脸，皮肤很白，眼神有些忧郁，有轮廓的裤子，铮亮的皮鞋。廖文刚喊道：“刘老师好！”刘老师坐下了，问：“你们都是一班的？”三人答道：“是的。”刘老师和蔼地说：“一个一个地来。先报小的。”三人报完名，刘老师给每人一张条子，刘老师说：“你们的爹妈供你们上学不容易，要努力。” 李秀芝报完名出去了，又一个男同学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个子不高，头大脸方，长得很壮实，一身蓝布衣裳，打着光脚板。他问：“哪位是吴老师？”吴北延老师说：“进来，叫什么名字？”这个同学走进去站到吴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说：“吴老师好，我叫李光玉。”吴老师见他满头大汗，问：“什么地方的？”李光玉说：“乌抛乡卫星村黄荆沟的。”吴老师说：“你坐下说，到井研，你已经走了80里路了！”李光玉说：“只有60里路。不走乌抛，不走周坡，直插大佛。就60里。” 廖文刚说：“我们会努力的。刘老师，教室在哪里？需要我们去收拾一下不？”刘老师说：“顺着办公室外的这条路下到底。那排房子的第二间就是，门上方挂有牌子。朱学文、周泽政、董伯才，董存根，他们早打扫好了。你们去图书室领书和本子。图书室就在我们教室西边几步路。你们拿着这张条子去总务处注册。”廖文刚说：“再见，刘老师。”他们到总务处的路上，经过地理办公室外，看见头发花白的老师旁边，站着一个男生，高挑的个儿，蓬松的头发。衣服很旧，但洗得干净。那老师问：“什么名字？”那位同学拿出录取通知书说：“李吉吉，13岁，东林的人。”老师又问：“家庭经济情况怎样？”李吉吉说：“我的父亲双目失明，哥哥分了家，姐姐出嫁了，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领着我和弟弟、妹妹。”那位老师是地理教师董嗣昌，他问：“那你上学的书学费，怎么办？”李吉吉说：“母亲喂鸡，我会钓鱼，卖了就差不多够了。”董老师说：“你考试的成绩不错，努力学习，学校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廖文刚想：“我还以为我最困难，看来李吉吉比我还困难。” 廖文刚到了教室才发现，研经小学考上初中的同学，都在这个班。教室里坐的，除了他们三位外，还有陈学文、刘里先、王绍全、廖德煜、李本文、董伯才、黄芙蓉、廖输诚、王淑贤、王淑珍、沈光武。大家相互问过好，表示祝贺，并且都找老同学坐在一方。廖文刚细看这桌子，颇具匠心，桌子和凳子是连在一起的。桌子，就是一个方盒子，人坐的一方是敞开的。这个盒子，高有五寸左右，长不到两尺，宽只有一尺多。而凳子，就是一块一尺长四五寸宽的木板。这个木板又通过一个“e”字形的框架和盒子组合在一起，桌凳颇稳固，出入也方便，还免去了凳子被人抬走之忧。太稳固，就不灵活，凳子不能抬走，学生开会就得另备凳子。学校又给每个学生配了一个“网凳”，两个方木框，交叉着，框棱上有小洞，交叉着穿上细绳子，张开就是凳，收拢，就像一本书，很方便。而班上同学们的书包，真说得上五花八门、各具情态。除了布做的书包外，还有用两个竹篾笆或者两个木板，两个厚纸板合在一起的，书就放在中间，上下用细绳拴紧，有长绳子，可以背在身上或挂在书桌上。 廖文刚吃过饭，又约起殷正清、钟同，把教室周围观察了一遍。这个排列一共有六间教室。第一间，放着图书。从第二间开始，就是初中的五个班。教室的北面就是操场，南面，是一块空地，里面长着花草，还有一株一人多高的枇杷树。空地外是围墙，围墙外就是鸡市巷。这排教室的西头，是一口很大的水井，终日滴水叮当响。水井的西侧是图书室、实验室、教工俱乐部。而从水井往图书室方向走几步，就能看见，南边还有一个院落，有花木掩映，刘真老师就住在靠路边的一间单身宿舍里。而这排教室的东端，紧靠着小校门，有几间低矮的房子，里面住着一户教工家属，有几个子女，穿着破旧，有一个姑娘，只有几岁，鼻腔和口腔连成了一片，样子有些吓人。再往东走几步，右手边是食堂、左手边就是川主庙了。 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刘老师到班上来调整座位、布置安排。廖文刚本来和钟同坐在一桌，因为个子矮小，被调整到头一排的中间，隔走道，左边是欧本良，范友三，同桌是张大弟，右边是廖输诚、黄芙蓉，右手边靠墙的是沈光武、王绍全。文刚端详着这位刘老师，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子，身材并不健壮，但穿着整洁。说话，嗓音不粗，清脆清晰。他把“刘真”二字写在黑板上，字娟秀有力。他先给大家介绍这所学校说：“我们的这所井研中学，现在有高中三个年级，除五八高是三个班外，每个年级两个班，初中有三个年级，我们一年级五个班，我们是一班；二年级七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一共21个班。为了同学们学习好，一个月只有一次归宿假，才可以回家。星期六下午、晚上、星期天，同学们可以借书看，打乒乓、打篮球，洗衣服。因为班多人多，事情也多，就必须有铁的纪律。上街、离校，都必须向我请假。” 刘老师讲完了校纪校规，然后说：“学校派我来和同学们一道完成初中的教学任务，我很高兴和同学们一道成长。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把同学们培养成思想好，本领高、热爱劳动的革命接班人。以后我们就是一个班，和一个家一样，同学们要努力，要团结，有什么事，都欢迎来找我。让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建设好我们的班集体，创造出同学们的美好未来。为了让同学们互相认识，我先点一下名，喊着名字的同学，就请你站起来，面向大家。”刘真老师于是喊道：“董存根”，从后面站起来一个高个子，答着“有”，憨厚地笑着。他坐下后，刘老师又继续点名介绍。坐前面的同学们都不断地扭头看站起来的同学。他们是：谢相林、吴淑芬、谢相超、周翠容、邹会友、陈元和、张大弟、易敬光、胡德忠、欧本良，谭碧芝、刘明星、何述云、刘翠容、刘淑花、周泽政、谭瑞华、彭素容、朱学文、彭仲祥、黄翠华、李德金、李果清、曾建明、王淑华、王惠容、董伯才、王绍全、廖输诚、邹月樵、钟同、廖文刚、黄芙蓉、沈光武、龚述华、王淑贤、王淑珍、廖克雄、刘理先、陈学文、李本文、廖俊华、殷正清、廖输诚、刘惠贤、邹月桥、宋翠容、陈元灼、谢学庄。”。 刘老师点完名说：“你们进入了六零初一班，就是进入了一个大家庭，你们就要像亲兄弟、亲姊妹那样，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你们都看见了，大的同学，比我还高；小的同学，比讲台还矮，所以，一定要注意，爱护小同学，不准欺负小同学。小同学，还不太懂事，就要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大同学、小同学、男同学、女同学都要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把我们的班集体建设成为先进班集体，成为你们的富有弹性的跳板，使我们的每一个同学，都能踏着这个跳板，跳得又高又远！”刘老师讲完，掌声骤起，像春雷一样，在教室里轰响。 掌声响过之后，刘老师指定了临时班委，班长董存根，学习委员廖文刚，体育委员钟同，文娱委员龚淑华，生活委员邹月樵，劳动委员彭仲祥。还指定了各寝室的临时室长，编了劳动小组，指定了各个劳动组的正副组长，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下课钟响了，刘真老师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考虑到一些同学家庭经济困难，在学校设有助学金、救济款、学杂费减免等助学项目。但数量有限，家庭特别困难的，品学兼优的同学，才可以申请。” 第一周，班上还成立了团支部，选举董伯才任团支部书记，谭碧芝为宣传委员，吴淑芬为组织委员。刘老师又领着少先队员开会，选举廖文刚担任中队长，王绍全、欧本良为中队委员。 1957年9月1日，井研中学举行开学典礼。会场在第一篮球场里举行。这个球场就在六零初五个班的教室北边。操场里，还没有讲话台之类的设备，学生做晨操、课间操，都面向川主庙站立，校长、值周教师讲话、值周的体育教师领操，就站在川主庙下的林荫道上。这时，千多学生，六七十位教职员工，都坐得整整齐齐。汪国俊校长不到三十岁，个子瘦高，脸瘦长。他讲了校纪校规，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坐在后面的老师，文刚认真扫了几眼，大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个个不言不笑，但都给人一个饱学之士的感觉。 而开学典礼的的最后一个节目，让同学们印象深刻。校长念了三个名字，上来三个人，看样子都是老师，文质彬彬的，三个人都不过二三十岁，个子都不矮，都低着头，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只听校长介绍说：“这三个人，都是右派分子，你们要记住他们，不能喊他们老师。” 没有料到，下午文刚班的历史课，上课铃声响过，就进来了其中的一位，他双手捧着历史书，胆怯地站上讲台。他的年龄和校长差不多，也是二十几岁，中等个子，显得壮实；红涨的圆脸，脸上长了些青春痘；学生们也很紧张。值日生没喊起立，他也不作自我介绍，就讲课，同学们第一次听“右派”讲课，由于好奇，反而听得很认真。大家觉得他字写得好，课也讲得不错，思维很有条理，但说话缺少激情，总觉得是干巴巴的。眼睛根本不敢看同学们一眼。 第二天植物课上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短辫粗大，面目端庄，身材健美，个子较高，可是显得比那位历史教师更不自然，头，老是不敢抬起；眼睛，从不敢看同学们一眼。廖文刚觉得很奇怪。看这位老师的样子，不像是初次上讲台的。后来问了班主任才知道，历史老师名叫聂玉明，以前是国民党一个报社的记者，植物老师叫刘德修，原本是二完小的校长，后来为了照顾关系，调来井研中学，现在是历史老师聂玉明的新婚妻子。又过了好些年廖文刚才知道，聂玉明成了右派之后，而刘德修老师是入党积极分子，汪校长找刘德修老师严肃谈话，说：“你自己选择，是要入党还是坚持和右派分子结婚。”刘德修老师说：“我必须和聂玉明结婚。但我是热爱共产党的，批不批准我入党，那是组织的事。”就这样，刘德修老师和聂玉明老师结了婚。刘德修老师，这位当过校长的优秀教师，永远成为了党外人士。这两位老师，同学们都没有坏印象，他们上课，大家都很认真。 同学们经常看见右派中的另一位，名叫邱正夏，三十来岁，身材高瘦，天天挑水从六零初的教室门口过，不言不语，有时下课，他还挑着水主动地让同学走，同学们都过意不去，说：“你挑着水，先走嘛。”他说：“没啥，不能耽误了你们。”廖文刚曾经问刘真老师，邱正夏有什么问题。刘老师说：“你还小，不要问这些。”廖文刚说：“我不小了，妈妈给我讲过《说岳全传》，讲过《说唐》，讲过《七侠五义》，我什么都想知道。有问题没有弄清楚，上课我也会开小差去想的。” 刘真老师审视着面前这个小孩，笑了，说：“你长大以后，再去关心这些事。” 第22章 生活艰苦丰富 球赛精彩纷呈 班集体刚刚组成，同学之间，开始了相互认识的过程。廖文刚看见不熟悉的同学，就爱问名字。他首先认识了班长董存根。董存根，在廖文刚的眼里，个子高，坐最后一排，样子很憨厚和蔼。一天，早饭之后，廖文刚走进教室，见董存根已经坐在教室里读书了。廖文刚问：“董存根，你的饭，怎么吃得这样快？”董存根说：“不是吃得快，是吃得早。”“早？没见你提前去吃饭呀？”董存根见廖文刚瞪大的圆眼睛，笑着说：“我在一个熟人家煮饭吃，出早操前，就吃过饭了。”廖文刚走到董存根桌子旁，问：“你当班长，怎么不在学校吃饭？”董存根仍旧笑着说：“家里没钱交伙食费，只好到一个朋友家，自己煮饭吃。”“自己煮？不是和那一家人一起吃？”“只是用他的锅灶。”“那柴米油盐呢？”董存根说：“你这么小，还知道柴米油盐？”廖文刚说：“我不小了，煮饭有两年多的历史了，读高小的早饭，几乎都是我自己煮的。”“你多少岁？”“12岁”。 董存根说：“我要是你那么小就好了。”廖文刚说：“那就奇怪了，我巴不得长你那么大哩。”董存根说：“你就不知道，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难处。你这么小，父母肯定都支持你读书。”廖文刚说：当然！谁不支持我读书，我妈就骂谁。”董存根说：“你太幸福了！有那么好个妈！我父母亲都不让我读书。”“那是为什么？”董存根说：“我已经17岁多了，父母亲都要我在家种地。”廖文刚吃惊地问：“你读书是你自己来的？父母没有同意？”董存根笑着说：“那倒不是。我在小学是学生会主席，认识了乡里的干部，父母不要我读书，我就去找了乡干部，请他们帮忙。乡干部特地跑到我家里，找我父母亲作工作。我还动员了我的亲戚给我的父母作工作。最后他们才同意了。” 廖文刚高兴地说：“那就好，同意你读书，父母亲就会拿钱。”董存根大笑着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就不知道了，父母没有钱，到哪里拿去？”廖文刚问：“没有钱，那，那你怎么办？”董存根说：“我这么大了，就自己想办法。米从家里带来，柴，就在附近山上找，油盐，我就用自己给房东挑水洗衣找柴这些劳动，来换。”廖文刚握着董存根的手说：“没想到，你这么艰苦，没见你迟到过一次、也没有见你早退过一次。”董存根说：“我是班长，再困难也要带头！”廖文刚说：“你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心目中的董存瑞！呃，董存瑞，是你哥？”董存根说：“我家在井研新兴乡永丰村三组，董存瑞在河北省怀来县，不过按我们董家的字辈，应该是我哥。”廖文刚问：“你家庭经济这么困难，申请了助学金没有？”董存根说：“我是班长，只能带头学习好、劳动好、工作好，哪能带头伸手向国家要钱？”同学们陆续进教室来了，廖文刚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连环画。 廖文刚还认识了纯复来的几位同学。 一位是何述云，家住纯复观塘村一组。中等个子，1940年生，穿着一套崭新的毛兰布学生装。刘翠容，中等个子，短发，圆脸，是纯复乡学堂村六组的，经常默默地做事情，扫地、擦窗子，学习很努力。还有王惠容，个子和刘翠容差不多，一对短辫子，瓜子脸，比较活泼。还有刘淑花，比刘翠容、王惠容个子更高大，也更丰满。粗大的辫子，方正的脸，喜欢说话。 廖文刚了解到，当时学生的生活，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住校生，吃住都在学校。班上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住校生。第二种是通学生，家比较近的。如温兴忠、程茜平、李玉芳、刘长清、程书明、吴长周，他们就住在街上或者街子附近。还有第三种叫通食生，住在学校，不在学校吃饭。何述运和刘翠容、王惠容、刘淑花、陈学文，五班的杨见明就属于这个情况。何述云在北门口的一个亲戚家煮饭吃，要自己拿油盐柴米来。 刘翠容、王惠容、刘淑花和王淑华四个同学，一同在北门口的一个亲戚家煮饭吃。菜和米都是从家里拿来的。她们四个人，分成两人一组，负责烧锅煮饭，另两个人就可以做作业、复习功课。每天晚上，她们都轮流着煮，把第二天的饭煮好，放学回来，热一热就吃。星期天，他们除了自己的生活外，还帮助这家亲戚割红苕藤、割草来喂牛喂马。三班的李光玉、周银枝也是这样的通食生。 天还未亮，夏代表就准时敲响了起床钟。起床钟声的第一声是很轻的，逐渐响亮，每一声间隔颇大，使人觉得洪大悠长。夏代表是一个老大娘，当时已经五十开外，名叫夏淑华，因为一直是这个学校的敲钟人，属于劳动人民，解放后，成了这个县的人大代表，所以，大家都尊称她为夏代表。她身材瘦小，走路的姿势，有尖尖脚走路的味道。她成天笑盈盈的，老师同学遇见她都会和她打招呼。起床钟声响过之后，马上有高中部的值周学生响亮地吹着哨子催促同学起床洗脸出早操。 起床钟声一响，各寝室的电灯随之亮了。虽然井研已经有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但煤不能满足供应，没有电灯的时候占一半以上。没电时，各寝室的室长便点燃马灯或者蜡烛，寝室里便弥漫着淡黄而摇曳的光。渐渐有了说话声、歌声。动作快的学生，便拿盆提桶，“咚咚”地向开水房涌去。开水房在川主庙后门梯坎的东边几十米处。很深的瓮子锅，装满了热水。工友左轮，五十来岁，个子不高，满脸络腮胡，手拿一把木瓢，见桶见盆就舀给一瓢。同学来得多了，左轮就喊：“排好队，排好队！”工友曾祖尧也拿瓢舀水。男女同学，便排成了长龙。打到水的同学也鱼贯而出。同学们大都把水提回寝室里去。有些爱睡懒觉的同学，有所谓“打游击”的洗脸办法。看见谁把水打回来了，便把自己的毛巾捏成一团，放在别人的盆里桶里浸一下，就跑开，往自己脸上揩两下，把毛巾往绳子上一搭，就算完成了洗脸过程。差不多寝室里又有人叫：“懒王！把帕子扭干呀！”讲究点的同学，还要用水把头发打湿，拿出小梳子，把头发梳得光光的。 这时操场上，已经早有锻炼的人群了。多半是高中部的或初三的，他们往往身穿运动服，多数是男生，也有一两个女生，他们或在双杠上摆动，或在肋木上曲伸，或在跑道上奔跑，或在沙坑边纵跳，或在跳箱上翻滚。新生们动作快的，都喜欢围着他们观看。 出操的口哨一响，各寝室除了留一个打扫卫生的以外，都往操场里跑。川主庙住着五六百人，出早操都兵分两路。一路走前门，从宽大的梯坎下去，经食堂，到操场；另一路走后门，下完梯坎，经林荫道，下坡进入操场。到了出操的时候，只听见足音鸣雷。站在操场里看，只见川主庙的两股人流，廖家祠这边的一股人流，女生院的一股人流，像四条大河，滔滔滚滚地直向操场涌来。只不到三分钟，便满操场人头攒动，按体育课时编好的队形站好。组织做操的是值周的体育教师，领操的都是值周班的体育委员，他们都站在川主庙的林荫道上。体育教师中，有三个男的：一个姓陈名元燮，一个姓曹名光祖，这两位体育教师，都三四十岁，年轻的一位，姓倪名叔全，二十多岁；他们三人都是大高个子；还有一位女老师，姓雷名守信。雷老师长得矮胖，上廖文刚这个班的体育课。 不过，这时，天还没有亮，学生只能凭声音判断是谁在领操；学生队伍，也只是黑压压的一片。广播操完毕之后，往往还要沿操场的环形跑道跑几圈。有时还要到公路上去跑，直跑到牛市大桥才返回学校。返回学校时已经晨光满地，树木枝叶可辨，人也面目分明了，同学们便散向四面八方，进自己的教室上早自习，满校园便响起了琅琅书声。 上早自习时，只是班主任来看一下。同学们都会自己找事作，或朗读，或默看，或练字，或预习。吃早饭的钟响过之后，同学们才慢条斯理地走出教室向食堂走去。食堂的周围有十来个大立柜，里面有许多小格子，自己的碗筷，不想拿走的，就放在里面，吃饭时自己去拿，从来不会有人乱动的。所有的学生都是编好了桌次的，8个人一桌，等学生进入食堂时，每张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饭菜。干饭都盛在大瓷盆里，而菜装在木菜盆里。这种木菜盆，现在已经绝迹：圆桶形，4寸来高，中间有木格子将其一分为二，一般两个格子里的菜是不相同的。早晨吃稀饭，饭就盛在大木桶中，自己去舀。中午和晚饭，还有几个大汤桶，装着菜汤，任意舀吃。吃饭时，学生会的干部就一手拿话筒，一手拿稿子或者报纸给大家朗读。 早餐和晚饭后，就会从教室里或寝室里传出歌声、琴声、箫笛声。走道上教室外会有高中部的学生大声地说着俄语。初中不开外语，廖文刚对外语特别好奇，很快就向人学会了“好”：“哈大儿所”，他竟然很快就掌握了好些人一辈子都不会发的颤音，兴奋起来了，就跑着高声喊“哈大儿所”、“哈大儿所”，惹得听见的人都忍俊不禁。廖文刚既好动，又爱看书报。早饭后，往往是捧着一本书看着，挨起轮子打乒乓。轮着他打，就台上争雄；下了台就捧书细读。常常看书入了迷，错过了机会，他一发觉就会高喊：“该我！该我！”客气的同学，就会说：“你来，你来！”放下球拍让他打。不客气的就会说：“你是看书还是打乒乓？” 一下课， 同学们都喜欢到操场里投球散步，认识新朋友。廖文刚人虽小，爱说话，喜欢打字迷来大家猜。只听他说：“来，我打个字迷大家猜：一点一横长，一飘飘西洋，上十对下十，月亮对太阳。”陈学文说：“我早就知道了。”董存根说：“你先不要说，我们想想。”欧本良说：“我猜着了，一定是“庙”的繁体字。”廖文刚敲敲欧本良的脑袋说：“这脑袋不错嘛。我在研经小学打这个字迷，没有人猜出来。”欧本良说：“我打一个，大家猜：一点一横长，二字口言旁，两边丝绕绕，中间马儿郎，你也长，我也长，扯个勾勾来挂衣裳。”何述云说：“我早听人说过了，就不认识这个字。”张大弟于是用粉笔写在地上，很大一堆。廖文刚说：“我估计，没有这个字。”欧本良说：“肯定有。”董存根说：“我想，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字，哪能这么复杂？”廖文刚说：“这还不容易，我们找老师去！”同学们就一窝蜂地向教室跑。刘真老师听完大家的陈述后说，我翻翻字典再说。 午饭后全校是非常安静的，老师同学都要午休。而下午第二节课后和晚饭后操场里真是龙腾虎跃。至少有一场篮球赛。文刚除了看球赛外就是看课外书或者在乒乓台上和同伴们一决高低。 学校的照明，除了有时点电灯外，主要是用煤汽灯、煤油灯。点煤汽灯，不时得换灯芯。那种灯芯，是一个灯泡状的网，煤油汽化之后，是很亮的。缺点是那个灯芯不时会开裂脱落，只剩了一幅、一片，虽然还发着光，教室里便就开始沸腾了，生活委员邹月樵就赶快去总务处领灯芯，领来之后又用电筒或者煤油灯照着更换。往往一节晚自习只能上十来分钟，大家就嚷着等着。煤汽灯，流行了一段时间，就以点煤油灯为主了。煤油灯，烟很大，一个晚上下来，同学们的鼻孔里可都是黑的。本来有所谓“美肤灯”，加个玻璃罩就会没有黑烟，不过那时的学生可没有钱，谁也不敢买这样的奢侈品。离学校只有三四百米就有一个火力发电厂，不过因为发电量有限，点电灯的时候，灯光淡淡的，像朦胧的月光，几乎不能照明，老师同学都说比不上煤油灯，更不用说和煤汽灯比了。 每逢周末、周日，除了一月一次归宿假外，学生是不允许回家的，在校做什么，都是学生自己选择。学校开放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和棋类活动室，教师还举办舞会。同学们都爱去借阅图书。图书室有一个书名目录，上面列有廖文刚十分喜爱的书名，比如《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可是，很多时候，他们把这些书名写到一张小纸上，和借书证一起，上午就满怀希望地递上去押在那里，到下午去取书时，图书管理员却说：“别人借去了，还没有还。”廖文刚这样地反复过七八次，逐渐明白了，这些书他们大约是不可能在图书室里借到的。图书管理员，开始是梁淑玉老师，她是教历史的吴正和老师的夫人，四十多岁，中等身材，面目和蔼，声音很大，显得很有精神。后来，美术教师罗昌惠，也管理过图书。罗老师，身材高而瘦，脸色灰黄，显得老气横秋，他一直教廖文刚这个班的图画课。 洗衣服，对廖文刚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学校虽然提供了宽大的洗衣台，但还没有自来水，得从井里自己提水。学校有两眼水井。除了六零初教室西侧的那口井外，操场的西北角，还有一口井，井口直径一米左右，有圆形的井台高起，两口井水面离井口都有三四米的距离。廖文刚有一个小木桶，有一根棕绳。进校时，他只有十二岁，那桶虽然比他小得多，可总不听他使唤，浮在水面上老是不肯沉下去装水。“看我扯给你看。”一个女孩儿的声音。文刚抬头一看，是李荷艳，挑着一担小水桶。文刚说：“你也来这里洗衣服？”“我们校门口这半条街的人都吃这口井的水。”荷艳放下水桶，接过文刚的绳子说：“我挑水有两年的历史了。”她把水桶轻轻放进井里，“你看，这样，左手握绳尾，右手握绳腰，绳腰之下，要长短适中，使右手下的绳子笔直，力要猛，用力一顿，你看，桶就入水了。”廖文刚说：“荷艳真可以写一篇《打水经》了。”荷艳说：“这就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 文刚把那桶水提起倒给了荷艳，又学着打水，又一连打起来两桶，才算基本学会了。荷艳挑着水往外走，文刚说：“你还来挑不？我再给你提，好巩固巩固。”荷艳说：“我还要来洗衣服。”只隔了不到十分钟，荷艳挑着桶，后面一个比她稍高的姑娘端着一盆衣服来了。那个端衣服的还没有走拢井台就问道：“廖文刚认识我不？”廖文刚认真端详了一眼，和荷艳长得基本一样，只是眼神显得有些忧郁。就说：“你和荷艳一同来，我就认得出，是梅艳。”“这么多年，你还记得起我们的名字？”“因为妈妈经常说起。”文刚提水她们洗，边洗边摆龙门阵，原来她 们的父亲是国民党军的团长，在淮海战役中投诚了，一家人都不想回老家务农，吴七哥当了副县长，于是他们也来到这个县城安家。他们两姊妹都在井研中学读书。他父亲被安排在木厂，母亲被安排在小食店。她们洗完衣服离开的时候，廖文刚说：“请代我向你们的父母问好。”她们都说：“好。”梅艳还加了两个字：“谢谢。” 一会儿李金城、陈学文、何述云、董伯才和三班的劳动委员曹正训同李光玉也来洗衣服。这里有许多洗衣台，都是石板的。洗衣的地方，在操场西北的边上，在走道下边，头上有浓荫蔽日的大黄葛树，太阳晒不着，小雨也淋不着。同学们一边洗衣服，一边摆龙门阵。陈学文说：“何述云，你这套衣服，可是崭新的哩！”董伯才说：“能有一套新衣服上初中，不简单啊！”何述云说：“是不简单，你们知道了我家的情况，就会说我的父亲不简单。”何述云就讲起了他家里的情况。 原来何述云的家离井研三十里，距乐山七十里。家里有父亲何春华，母亲何彭氏，姐姐、妹妹和他，五口人。还在1950年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天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在了他父亲一个人的肩上。1951年的时候，他父亲叫何述云去上学，他的姐姐和妹妹都没有得到这样的殊遇。何述云小学的六年里，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但学习十分用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井研中学读初中。一个孩子要读中学，可难坏了他的父亲。好在何述云的房前屋后有十几棵李子树，李子成熟的时候，家里人都舍不得吃，由他的父亲摘下来，挑到乐山去卖，每天来回一百四十里。他父亲回到家里，肩上磨破了皮，脚上打起了泡。何述云心疼地说：“爸爸，你太辛苦了！”他父亲何春华说：“为了让你把书读出来，值得。这算不了什么。”到开校前，他的父亲不但给他挣够了书学费，还扯布来给他缝了一套毛兰布学生装。董伯才说：“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只有用努力学习来报答！” 这时刘真老师，正从教室那边过来，向办公室走去。走道上，59级有几个男生在挥动叉头扫帚扫地，一时烟尘乱飞。刘老师说：“怎么不洒点水，搞灰尘搬家呀！”这几个学生，见是刘老师，其中竟然有人高喊“刘bāi子，刘 bāi子！”这个字是方言，意思是跛子。刘真老师很愤怒地说着“没有教养的”，走过去了。李金城问道：“他们怎么会叫刘老师是刘bāi子？”陈学文说：“我知道，我认识几个59级的同学，他们说刘老师当过他们的班主任，要求严格，得罪了几个同学。刘真老师，原名‘刘白之’，用普通话喊就成了‘刘bái之’。那个班的一些同学对刘老师不满意，就喊‘刘bbāi子’，他们还曾经把扫帚放在寝室的门上头，等刘老师一推门，扫帚落下，打在刘老师头上。”廖文刚大声说：“给老师取外号、整老师，畜牲不如！”李金城说：“小声点，你才不要惹他们哩，他们中那个高个子，叔叔是省里的大官儿。”廖文刚说：“大路不平旁人铲，我怕他？现在大官儿的亲戚，也敢当纨绔子弟，横行霸道？”穿运动衫的似乎听到了，就大声问：“哪个不服气？”廖文刚大声说：“我！”那人从坡上探头看了看廖文刚说：“奶气没干，看老子收拾你！”这时，正好唐孟斌主任路过这里，就问：“李大才，你要收拾哪个呀？学校，可不能耍霸道！”叫李大才的忙说：“唐主任，我们在开玩笑。”“玩笑也不要这样开，学生说话，要文明。”唐主任边走边说。 廖文刚在这个学校里除了研经小学来的同学经常在一起玩以外，又结识了好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名叫温兴忠，父母都是搬运工人，他虽然是留级生，但性格温和，言谈风趣。他多才多艺，体育的单杠、双杠、跳箱、鞍马，他都娴熟擅长。他能让手指自由屈伸做出许多动物的形象，比如用两个大拇指一伸一缩模仿两条蛇昂首搏斗，两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配合学羊子打架，常常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吴长周。一天晨操之后，廖文刚向教室匆匆地走去，正走到一班教室外的走道上，上课钟“当当当”地敲响了，一个同学流星般地横撞过来，险些把廖文刚撞了一交，廖文刚站定了一看，这个同学背着书包，直向四班的教室奔去。廖文刚明白，这位同学是为了要赶在上课钟最后一声停止之前，进入教室。第三节课下课后，廖文刚正在看五九初二班的李卓如跳沙坑。李卓如是四川省委宣传副部长李亚群的侄子，穿一身运动服，背心短裤，十分健壮，只见他蹲在地上压一压腿，便站起向着沙坑飞跑，到了边上，“嘣”的一声腾起，跳过了比廖文刚还高出一头的横竿，顿时全场喝彩。陈元燮老师吹响了哨子，五九初二班的聚合好，陈老师说了两句才喊“解散！” 这时，有人拍着廖文刚的背说：“廖文刚，对不起，刚才险些把你撞倒了。”廖文刚回头握着他的手说：“没关系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我叫吴长周，是读通学的。”廖文刚看吴长周，和自己高矮差不多，大头，桃脸，笑盈盈的，说话飞快。问道：“家在哪里？”吴长周说：“在千佛的将军坝。”廖文刚说：“将军坝？这名字好啊，出了个什么将军？”吴长周说：“据说雷翰林在台湾当巡抚的时候，错杀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在临刑前说‘20年后，找你算帐。’过了二十年，雷翰林娶来的媳妇，长得竟然和那个被错杀的女子一模一样。那女子去赌钱，押红宝，把雷翰林的地方给输光了。她赌钱的那个气概，简直像个将军。这个地方的人，就不再受雷翰林管辖了，为了感谢这位媳妇，大家就叫这里为将军坝。”廖文刚说：“这个传说，有些牵强附会。也许还出过一个什么将军，或者有哪位将军在这里战斗过，或者牺牲了。”吴长周说：“那可说不清。再见，要上课了。我不想有一个迟到，所以，刚才才跑得那么快。”廖文刚说：“纪律观点这么强，好，我们就算交朋友了。” 一个下午的课外活动时，廖文刚给班主任刘真老师说：“刘老师，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刘老师问：“什么事？你说。”廖文刚说：“董存根家里特别困难，他的家在新兴乡永丰村，我知道这个地方，相当贫穷，可不可以考虑，给他助学金？”刘老师说：“他没有申请，刚开学不久，我也还没有一个一个地了解，我马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廖文刚说：“我们班还有何述云、刘翠容、刘淑花、王惠容、陈学文同学都是在外面亲戚家煮饭吃，他们家庭经济都很困难。”刘老师说：“助学金的数量很少，一个班只能有三四个，而且每个人都不能评太高的等级。要是再多点就好了。”刘老师顿了顿问：“廖文刚，你家里困难不？”廖文刚说：“我家比这些同学家好，我父亲、大哥是编油篓子的，一个月有几十元钱的收入。”刘老师说：“那就好，条件好，就要更努力学习。”廖文刚说：“我一定珍惜这些条件，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父母的恩情和老师的关心。” 一个星期六晚饭后，廖文刚还没有想定去做什么，见温兴忠和几位街上的同学，已经大步进来了。文刚问：“你们还进学校来干啥？”温兴忠说：“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六零三班的学习委员，叫郭惠玉；他是六零四班的，叫廖清风。这位也是四班的叫郭茂清。都是街上的。”廖文刚一看三人，个子都和自己差不多，只是郭惠玉更显得瘦小；廖清风微胖，郭茂清在两者之间。这时李荷艳和几个女生也过来了，其中一位长得较高的说：“温猪儿，不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兴忠说：“他们是我们六零初的五朵校花。这位是四班的李荷艳，她是三班的，叫程茜平，她还是三班的，叫邱丽华，这位也是三班的，叫李玉芳；她是四班的，叫雷碧群。”廖文刚说：“同学们好！星期六晚上，你们怎么都进来了？”郭惠玉说：“你看，街居民都有很多要进来呢。马上有师生篮球赛，精彩！跟我来，先占据有利地形。”文刚和钟同、陈学文、董伯才一听，也都跟着他们去川主庙下球场边走道下的半坡上坐下了。温兴忠说：“这儿又近又高，小动作都能看清。”运动员还不见踪影，街上的居民已经成群结队地进来了。 温兴忠见文刚们兴致很高，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这场球赛，无疑是我们县最高水平的比赛，你们刚进校还不晓得”，他比划着看了钟同一眼，说，“本校教师有五虎上将，今天都要上场，他们是：魏文光，帅仕可、唐孟彬、李志民、倪叔全。其中唐孟彬是教导主任，水平高啊。这五位老师，都年富力强。魏、帅、倪三将，高挑个儿，远距离投篮也能十中八九；唐、李二位，身材稍矮更加健壮，攻击如猛虎，投球常常是举手必中。”文刚说：“和学生打，实力肯定悬殊，学生怎么能打赢老师？”温兴忠说：“不，不，不！师高弟子强嘛，学生中有八员虎将，球技和教师不相上下，而且年轻力壮，经常打得难解难分。”他们正在议论，球场里进来了一个运动员，个子不高，一投球，“唰”地就进了。“他叫娄才铭，名列学生八虎将之三。个子不高，你看弹跳力多好！”教师和学生运动员都陆续进场了，进来一个，温兴忠就介绍一个。廖文刚们虽然还不能完全记住，但大体清楚了。学生教师和居民把篮球场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只听一声口哨响，“裁判是李龙奎老师”。两个球队，学生队穿红背心，白字；教师队穿黄背心，红字，随着哨声立即站成两个横排。李老师又是一声口哨，两手向下一划，两支球队成纵队跑步进到球场中心，各成梅花形散开。“教师的球队长是魏文光，学生的球队长叫叶盛林”。文刚看去，魏老师三十开外，高个子，显得清瘦；叶盛林，中等个子，显得壮实。又一声哨子响，李老师把球高举头顶，一声有力的短哨，裁判刚把球抛出去魏老师正要跃起，叶盛林已经腾空而起把球打给了另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叫谭仲康。”谭仲康接球在手，“唰”地一声传给娄才铭，倪老师却纵身一跳伸出右手把球拦下了，倪老师正在运球观察，冷不防娄才铭从后离弦箭一样地飞出，球跳起来刚好被他拍起就走，他只快速拍了两下，便传给叶盛林，叶盛林一个转身接过球并不落地就把球传给了紧跟而上的娄才铭，教师的两个高个子上前去拦，他竟然从手丛中跃起，把球“唰”一声投进了篮里。温兴忠说：“怎么样，学生不弱？”全场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帅老师发球，两个学生在近旁干扰，帅老师一个长传，把球甩给了半场外的李志民，李老师转身跃起就投，“唰”地一声，球进了。钟同说：“这个球进得轻松。”温兴忠说：“你看学生的后卫在哪里，红5号，还没有过半场，学生的战术不行。” 教师利用学生不注意队形的弱点，连连得分，记分板上已经是10比2了。学生队场外指导要求暂停，两队的队员都向场外指导靠拢。再开球后，学生连扳6分，温兴忠说：“你们看出来了没有？学生采取了进攻时按各人的位置尽量向前逼进、防守时用的人钉人的战术。这种战法，累人，但效果好。轮到唐主任发球了，他使劲一甩，篮球却被娄才铭跳起拦在手里，全场一阵喝彩。学生抓住发球的机会频频反攻，球场上出现了第一次平局。教师队长魏老师发球时，大声说：“打位置，要稳住，不要传长球。”他把球传给了离得最近的帅老师，帅老师又传给唐主任，只听见“唰唰”地响，听不见拍球的声音，只见球像一只飞鸟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又从那棵树再飞到另一株树上，一下子就飞进了鸟窝。学生队不断地改变战术，比分交错上升。场子外欢声起伏，一浪高过一浪。上半场结束，学生只差一个球。 下半场学生队换上了三个生力军，教师队还是那五个人。学生队发挥体力优势，猛冲猛抢；教师队避开体力不如学生的缺点，稳住阵脚，以静制动。往往学生队如风似浪地卷过去，却被教师队拦下，“唰唰”几个漂亮的传球便进了。“还有最后三分钟！”这是体育组唯一的女教师雷守信老师在报时。文刚看比分板上，竟然是62比60，学生队输两分。这时球正在娄才铭手里，只见他举起球，做起投球的姿势，帅老师跳起去拦，他却一个假动作，从帅老师的腰下钻出，把球传给了篮下新上场的方绍清，方绍清并不去接球，而是扭身一个打排球的动作，双手把球打进了篮里。“62平！”球场里响起了惊呼和赞叹。现在球在魏老师手里，他却不慌不忙，和李老师，传过来，传过去。临近中线时，他跃起身举手就投，唰的一声，球进了！学生队叶盛林刚把球发出去，李老师吹响了长长的终场哨音。球场里立即响起了“64比62”和“唉”的长长的叹息声。只听娄才铭说：“他们故意拖时间！拖延时间！明天我们卷土重来！”居民、教师、学生，都向四面八方散去，真像退潮一般。一会儿人都散尽了，文刚看着球场上还没有散尽的烟尘说：“精彩！老师谋勇结合，学生敢拼敢抢，都不错！” 大家看完球赛，路过教室边，见教室里有几个女生还在苍茫的暮色中伏案学习，教室里还没有开灯。个子高大的王淑贤伏在桌子上，背上一动一动的，像在抽泣。这时，陈学文也进来了，他问：“怎么，病了？”王淑贤满面泪水地抬起头说：“没有。”“没有病你哭什么？”王淑珍悄悄地把陈学文拉到旁边说：“这事得怪我。刘老师问我，这几天，王淑贤什么事闷闷不乐的？”我就说：“她的哥哥成了右派。刘老师就把她找去，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说她同情右派分子，阶级立场有问题，以后弄得不好要被开除。”陈学文说：“自己的哥哥出了问题，心头难过，那是人之常情嘛。什么立场不立场，开除不开除的。”同学们都有同感，安慰了一阵。 这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和董伯才一路去大队办公室参加共青团、少先队干部联系会。他认识的有熊树钧、吴长周、金远征、李秀芝、李月华、郭惠玉、曾翠香、卫莹芳、沈富友。这时李秀芝是大队委员，臂戴三根红杠子，显得文静，右手拿着钢笔，左手拿着个本子，开会时，她就专心地听着，认真地记着。会议由总辅导员王光琪老师主持，还有初中三个年级和高中各年级的团干部参加。王老师说，今天这个会，是开展团员和少先队员交朋友的会议。大家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少先队是共青团的后备军，因此，团员和少先队员交朋友，对于少先队员的健康成长，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王老师宣读了团支部和少先队中队的对子关系，并让结成对子的支部的团干部和少先队中队的队干部互相认识交流。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共青团员找少先队员，少先队员找共青团员，大家认识后握手、交谈。廖文刚这个中队和六一高的廖德彬所在的那个支部结成对子。廖德彬也是研经人，中等个子，长得壮实；话不多，但显得热忱。最后王老师说：“回去后，团支部和各中队，都要向班主任汇报，向团员、队员宣布，争取在一周内落实到人头。”从此以后，课外活动时，不是归宿假的星期六傍晚和星期天，都经常看见有戴着红领巾的小同学和戴着团徽的大同学，在杨柳依依的操场边，在林荫道上，在阅览室里，在活动室里，一起走路谈天，说笑歌唱，看书下棋打乒乓。后来，许多少先队员成了共青团员，有许多人出了学校都是好朋友。 学校布置了国庆演出的任务，学校组织了演出队。廖文刚也参加了。负责教师是上廖文刚这个班音乐课的苏慕渊老师。苏老师，年龄在四十以上，个子矮小，头发是熨烫过的，很整齐。脸却显得上宽下窄。他唱歌的声音，高亢动人，真有响遏行云的力度和余音绕梁的感人力量；负责的学生是学生会的文娱部长程硕平。有一个节目是诗朗诵，《十月》，要廖文刚和程茜平手牵着手上场，还有一个造型亮相的动作，文刚羞得满脸通红，动作笨拙得可笑。苏老师说：“演出是庆祝国庆8周年，意义重大，要大大方方的。”程硕平耐心地教文刚脚怎样动，手怎样放。练了一节课才多少有点像。但男女生这样手牵着手，廖文刚还是觉得不自在，尤其怕同学们看了会笑话他，因此，动作总不怎么自然。但他的朗诵却抑扬顿挫，富有感情，得到了演出队的称赞。在演出队里，廖文刚认识了杨见明，他是高滩人，高挑的个儿，白净的脸庞，显得朝气蓬勃，声音也不错。每天下午上完两节课，演出队的同学就集中到食堂排练。歌声阵阵，舞姿翩翩，廖文刚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带动下，也由拘束变得自然了。 当时电力不足，国庆演出，也只能点煤气灯。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通明。师生员工都按教研组、班级坐得整整齐齐。先演短小的节目，后演自编的大型话剧《英雄血》。诗朗诵《十月》是这次演出的主题节目，放在第一个，演员有二十四个，有合诵、独诵、舞蹈，并配有音乐。廖文刚和程茜平，雪白的衬衫，鲜红的领巾，牵着手碎步上场，昂首挺胸像浮雕似地站在最前面代表少年儿童，后面上场的形象一个更比一个高大，分别化妆为农民、工人、解放军，整个场面庄严、热烈，音乐和动作都凝重肃穆，具有颂歌的风格。演出一开始就把歌颂国庆的主题突现出来了。这一场结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廖文刚下来就回到班上自己的座位上去看下面的演出。班主任刘老师说：“廖文刚为我们班争了光。”班上同学都说：“不错！不错！”下面的歌舞、民乐合奏、相声、独唱，都具有一定水平，是廖文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听着、思考着，感受着音乐的优美，祖国语言的精致。 最后一个节目是根据解放井研县时，竹园铺战斗中出现的侦察英雄李兴辉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解放军某部侦察排长李兴辉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来竹园镇侦察，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叫战友把情报送回去了，自己却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软硬兼施，英雄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了。解放军根据带回的情报，进兵竹园，取得了胜利，人民为英雄建陵塑像表示纪念。参加演出的主要是五八高、五九高、六零高的学生。台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官兵的着装都是从武装部和国民党旧军人那里借来的，而且是真枪真刀，在打仗的情节里还用了硫磺弹，台子上硝烟弥漫，同学们都没有打过仗，但都觉得真实。那位英雄是学生的篮球八虎将之一的叶盛林演的，风度潇洒，健壮机敏，语言铿锵坚定，赢得了阵阵掌声。 一天晚自习时，刘真老师到班上来，态度十分严峻。他说：“我们班有的学生歪风邪气很浓，在背后造谣议论老师，给老师取外号，不请假就出校门，还有人同情右派分子。比如王淑贤、陈学文，今天，提出警告！”王淑贤和陈学文，在研经小学时和廖文刚同一个班。王淑贤当时18岁了，廖文刚立即回头看他们，王淑贤被点名后，伏在桌子上哭起来了。陈学文坐在那里，一样的诧异和茫然，廖文刚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时，只听刘老师说：“同学们，都要向廖文刚学习，他是班上最小的同学，却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他听见五九级有学生辱骂老师，就敢站出来，维护老师的威信。”廖文刚很觉得奇怪，刘老师怎么知道那天洗衣时他说的话。 过了很久，廖文刚才弄清楚了，陈学文挨批评和廖文刚受表扬的事，是刘老师找李金城个别谈话，了解班上同学的思想动态时，李金城把那天洗衣服时的情况，包括陈学文的话和廖文刚的话，源源本本地告诉了刘老师。 冬天，对井研中学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是严酷的季节。一般的同学，都没有棉裤，只能穿两条单裤。有棉鞋穿的学生更是屈指可数。一般同学都有薄棉衣或者统绒上衣。大部分的同学也没有帽子。许多同学都冻得手指脚趾痛、头痛。特别是下川主庙的石梯，脚和膝盖都要命地疼。 一天早晨，吃过饭，廖文刚和李吉吉，向川主庙走，廖文刚见他浑身哆索着，上下牙齿都碰得响。就问：“你病了？”“不是，冷。晚上我和一个同学挤着睡，没有盖好，冷透了心，吃了稀饭，身上还是没热和。”廖文刚说：“我也冷得很。”李吉吉在廖文刚腿上身上捏了一把说：“你也和我一样，只穿了两条单裤。你的棉衣比我的厚。”廖文刚说：“你看嘛，还是我妈穿的改的，斜着扣的布扣子。我们跑，跑就能热和。来，我们比赛，看谁先跑进宿舍里。预备——跑！”廖文刚说完，两人奋力向坡上跑去，廖文刚被远远地甩到了后头。等廖文刚气喘吁吁地爬到坡头，李吉吉站到坡头说：“我年龄比你大，腿也比你长，你怎么跑得赢我！”廖文刚并不答话，从李吉吉身后，一溜烟奔进了宿舍，高兴得大叫：“我赢了！”李吉吉也跑进屋来说：“我在坡头都耍冷了，你才上来，你赢什么！”廖文刚说：“有言在先，我们比的是‘看谁先跑进宿舍里’，又不是比‘谁先爬上坡头！’”宿舍里的同学知道了，都说这和寓言《兔子和乌龟赛跑》是一回事。李吉吉说：“那廖文刚是乌龟，我是小白兔。”廖文刚说：“乌龟好啊，乌龟能活千年，兔子尾巴可长不了。”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过了年，李吉吉就愁着开学的书学费。他虽然申请到了丙等助学金，每月3元，还不够伙食费。但李吉吉有个特长，善于钓鱼。他钓的鱼都喂在缸子里，本来准备过年吃的。李吉吉的母亲看着缸子里的几条鱼说：“这些鱼，有两斤，我们不能吃，要先凑够你上学的费用。钱，天上不长，地下不生，家里又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卖，你再去钓几天鱼，我拿到街上去卖。”李吉吉于是天天去钓鱼，有时一天能钓半斤，有时能钓一斤多。有了一斤多两斤鱼，李吉吉的母亲就装在盆子里，提上街去卖。到1958年春开校时，李吉吉的书学费，终于凑齐了。 第23章 赶麻雀修沟渠 吃枇杷受教育 转眼就到了轰轰烈烈的一九五八年。开学了，副班长周泽政却没有来。刘老师在班上问，有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廖文刚说：“上期放假走的时候，他给我说，‘我不能再读书了”，刘老师吃惊地问：“为什么？”廖文刚说：“他说，‘你知道的，上学的用费，都靠我哥，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右派。’他的哥哥就是我们研经完小的校长周泽文。我劝他千方百计坚持读下去，他只是摇头，他说，他没有脸面再读下去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刘老师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建议朱学文同学担任副班长，大家下来议论一下，今天晚自习时大家举手表决。”教室里立即响起了“同意”的呼声。 隔了一个星期，刘老师找廖文刚谈话，说：“周泽政不会来了，可惜了一个人才，你是少先队的中队长，要和班长董存根一起，把这个班带领好，董存根学习比较吃力，你是学习委员，要帮助他。”文刚说：“我一定完成任务。”刘老师说：“你年龄小，成绩好，心直口快，这是优点，但是说话要注意语气，有理不在声高。喜欢争论问题，这也不是缺点，但不要脸红脖子粗。”廖文刚说：“谢谢刘老师，我一定注意。” 第二周星期二下午，汪校长在工会俱乐部主持召开学生干部会。各方面的干部，自带凳子，按年级坐。廖文刚看了一下会场，初中一年级到会的，一班还有董伯才、董存根，二班的有熊树钧、卢泽文、吴长周、三班的有李秀芝、李月华、郭惠玉，四班的有苏绍儒、曾翠香、杨见明；五班的有卫莹芳、鲁近初、尹洪林。还有其他年级的干部，廖文刚只认识学生会主席王地高。汪校长说：“一九五八年，按照中央精神，我们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对我们学校来说，有四件大事，第一是消灭四害，就是要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个星期天要参加全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每人准备一根长竹杆，也可敲盆打鼓；第二是要大炼钢铁，班班都要炼钢，共青团，少先队，每一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炼钢炉；第三是人人都要达到体育的劳卫制标准。而且每天都要有统计数字。第四，是种好学校的实验田，一定要放高产卫星。” 散会之后，董伯才、董存根、廖文刚，就去向班主任汇报。刘真老师说：“明天早自习时，董伯才向全班同学传达。最好加上，‘上课认真听讲，遵守纪律、努力学习，成为思想好，学习好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样的内容。你们三位干部，自己都表一个态，说说自己打算怎么做。”第二天早自习时，董伯才按照刘老师的要求向同学们进行了传达。他最后说：“我一定事事带头，当先锋，努力学习，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才干。”董存根说：“我一定以身作则，我年纪大，个子大，力气活，算我的。我的学习有些吃力，我一定加倍努力！”轮到廖文刚表态时，他说：“我首先要准备好苍蝇拍子，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做到不迟到，不早退，把学习搞好，向同学们挑战，看谁的苍蝇打得多，学习搞得好！” 三位干部表了态之后，刘老师说：“我们的这三位干部，都各有特点。董伯才，是全才，表现好，成绩好，工作好。董存根，学习吃力，但知道努力，工作积极。廖文刚在班上年级最小，才满了13岁，人小志气大，上学期，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这个学期，正遇上了大跃进的年代，希望同学们来一个比学赶帮超，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天下午打扫卫生时，上政治课的毛淑滔老师，到六零初一班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和同学们一起除草。这块空地和教室一样长，贯通五个班，但只有三四米宽，地里并没有种菜，只有几根不大的树子，但有一根枇杷树，却有两人多高，枝繁叶茂，形如伞盖，上面结满了枇杷，还是青的。三班的李秀芝、程茜平和李玉芳站在窗子外擦窗子，廖文刚、王绍泉、黄芙蓉和毛老师一块儿在树下蹲着扯草。毛老师，这时二十三四岁，头发不浓密，方正的脸，红扑扑的，整天都是笑微微的。她是做少先队工作的，和学生干部们都熟。毛老师问：“廖文刚，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廖文刚说：“我想当作家、诗人。”毛老师说：“志气不小嘛。当作家可要会观察，会描写。”廖文刚说：“毛老师，你出个题，看我会写不。”毛老师想了想，笑了，说：“你就写写王光祺老师，怎么样？”廖文刚想了想说：“王老师，最爱瞪眼睛，差不多又说‘小调皮’，但这不是批评，是表示很喜欢的意思。”毛老师笑成了一朵花，说：“那才不是哩，王老师脾气好。”黄芙蓉说：“廖文刚说的是真的，他平常不说也不笑，我们都有点怕他。”毛老师说：“那是你们接触少了。”过了很久，廖文刚才知道，这时，毛淑滔老师正和王光琪老师在谈恋爱。 廖文刚上晚自习时，几下把作业完成了，就拿出连环画，聚精会神看起来。正看得起劲，书却向后飞去了，他奇怪地扭头一看，是班主任刘真老师，站在背后，伸出的手里，正拿着连环画。刘老师小声说：“来我宿舍一下。”廖文刚知道，刘真老师的宿舍就在教室西头水井西南边的小院里，而办公室则在大校门东边，所以，刘老师找学生教育，一般在寝室里。廖文刚可不是第一次了。马上站起来，跟着刘老师走。到了宿舍，刘老师坐下了，说：“你是中队长，就这样带头？”廖文刚说：“我的作业已经完成了。”刘老师说：“我是语文教师，你喜欢看这些，是好事情，但是，要分清时间。自习课，只能看教科书。已经学过的，要复习；如果觉得都懂了，也可以看没有学过的，培养起自学的本领。有了这个本领，以后会受益无穷的。”廖文刚说：“好，我以后不看了。”刘老师说：“可以看，只是不能在自习课、上课、开会时看。你能不能做到？”廖文刚说：“谢谢刘老师，我一定做到！”从此以后，廖文刚再也不在自习课时看课外书了，他按刘老师的指导，看没有学过的，竟然越看越起劲，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下午课外活动时，四班的郭茂清风驰电掣般冲出教室，后面的曾德明，几步就追上了，扭住郭茂清的双手：“你，投不投降！”“不——投降投降——”曾德明在郭茂清耳朵上揪了一下，放了郭茂清。郭茂清跑了几步，说：“我不虚你，不投降！不投降！”曾德明又追上去，郭茂清跑出后门，拼命往家里跑去。郭茂清回头看见曾德明还掉得远，就说：“我最虚你，别追了！” 廖文刚首先带头用竹篾编了一个苍蝇拍子，约了董存根、殷正清、钟同等几个同学特地到他爸爸所在的粮食局油厂去找细竹子。他爸爸廖紫云说：“要多少，就拿多少，但是用了要还。”顿了顿他又说“麻雀是能飞的，竹竿能把它怎么样？”廖文刚说：“全县人民一齐轰，到处赶，处处有人吆喝，麻雀没地方落脚，不断的飞呀，飞呀，飞呀，准得累死，从天上掉下来。”廖紫云哈哈大笑说：“真是小孩儿见识，到处有山有水，有房有屋，有竹有木，麻雀没累死，人怕早累瘫了。”殷正清笑着说：“廖大爷，你这可是右派言论，要挨批判的！”廖紫云说：“批判？谁不信就请谁给我抓几个累死的麻雀来。”他们四个人也管不了那些，给全班的住校生借了20多根竹子，拿到了学校。 四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八点，井研中学师生员工1200余人，在大操场集合，队伍前面红旗招展，红旗中有共青团旗、少先队旗、民兵营旗。旗手们都庄严肃穆，少先队员们还佩戴着红领巾，李秀芝和五九初的一位女生，都臂戴三根红杠的少先队大队干部标志走在大队旗后面，同学们人人全副武装，手里都执着一支三四米的竹竿，闲不住的人，还在长竿头上搞了点装饰，诸如稻草、高粱刷，破毛巾之类。还有敲鼓的、打锣的，有些没有竹竿的同学，就拿着瓷盆、木盆、铜盆敲打。学校领导阐述了消灭麻雀的意义，安排了各班去的地方，强调了收集战果，然后就步伐整齐地走出校门，散入四面八方，汇入赶麻雀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那一天，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居民，所有的干部，所有的社员，同时出动。真说得上是万人空巷，漫山遍野的人。虽然人们也尽自己的所能拼命呼吼，不过在如此空旷的原野，在如此广袤的天地间，这些声音也显得苍白无力，并没有惊起满天的飞鸟，更没有麻雀坠落如雨的奇观出现。董伯才、董存根、廖文刚这些学生干部，在前面大呼小叫，全班同学沿大路向白塔方向合围，孩子们高举长竿，一路幺喝，街居民和农民，也此呼彼应；雀鸟们也准是祖宗八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吓得几只几只地飞起。开头，他们还能看见几只麻雀，渐渐地就只听见此起彼落的人喊声、“咚咚哐哐”的锣鼓声，只看见来来去去的人、丫丫叉叉的棍，麻雀的影子也看不见了。文刚们已经个个像从锅里捞出来似的，满头大汗，浑身冒着热气；麻雀，可一只也没有落下来。 同学们有些气急败坏，见着竹林草林就用竹竿乱打乱叫。已经到了该撤军的时候了，同学们本以为可以满载而归，谁知道都是汗水淋漓，两手空空。回去的路上，他们看见李秀芝、李玉芳、程茜平、赵正平、罗翠云几个女同学都累得满脸通红，但都兴冲冲地走着；杨见明、尹洪林、鲁近初、卢翠华、金淑芳、李吉吉也是汗流满面，还相互打闹着。吴长周问：“你们一班收获如何？”陈学文说：“满脸汗水，一身疲惫。”二班的刘长清说：“麻雀毛也没有捡着一片。”大家都笑了。廖文刚心里有些不安，觉得自己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但等到他问了各路大军的收获时，全校只有体育组的倪老师打着一只，不过他的武器可不是竹竿木棍，而是汽枪。文刚这才松了口气，他和王绍全、温兴忠、刘翠容、刘淑花几个同学，收好竹竿，去还给了父亲。文刚父亲问：“累死了多少麻雀？”廖文刚说：“一只也没有捡着。”廖紫云说：“能飞的东西，那么好打！”回到学校，刘老师看见同学们都灰溜溜的，就说：“没有关系的，学生做事情要重过程，在做事的过程中得到锻炼。不必计较结果。” 晚自习下来，到寝室里，同学们都议论着今天驱赶麻雀，跑了一山又一山，追了一冲又一冲，累得脚比气包柑还酸，手比棉条儿还软，渴得嘴里冒烟，一只麻雀也没消灭，真是得不偿失。董存根说：“刘老师说得好，学生做事情，要重过程，在做事的过程得到锻炼，不必计较后果。”廖文刚说：“刘老师说的是，不必计较结果，不是不必计较后果。”范友三说：“‘后果’和‘结果’还不一样？后果就是后来的结果嘛。’”欧本良说：“那可不一样。结果，是中性的，后果有贬义的味道，是不好的结果。”廖文刚说：“欧奶儿讲得很透彻。”廖德煜说：“我的脚板皮磨得更厚了。以后跋山涉水，万里长征也不在话下。”何述云说：“我举着一根长竹竿，手现在握笔都成问题。”徐武德说：“那最好你再举着长竹竿去赶一百天的麻雀，包你两膀有千斤之力。”这时只听董存根说：“对对，应该是不必计较结果——哎哟”一声叫。 陈学文说：“知错就改嘛，叫什么！”董存根说：“哎哟，我肚子疼得要命！”董伯才立即去请来卫校医。这时，熄灯钟已响，值周正在催促：“快熄灯，六零一班，还在吵！”廖文刚说：“董存根病了，卫校医正在诊断，同学们都不要说话了！”卫校医小声说：“是急性阑尾炎，得赶快送人民医院！”彭仲祥立即起床去报告了刘真老师，刘老一听，马上赶到男生宿舍说：“同学们都马上睡觉，我扶董存根去医院。”董存根捂着肚子说：“刘老师，我不去，我小时候肚子经常痛，痛一会儿自己就好了。”刘真老师说：“急性阑尾炎，弄得不好要死人的，马上走，钱，你不要担心，我先垫着，学校可以报销的。”董存根这才捂着肚子，弓着背，由刘老师扶到了人民医院。 进了急诊室，刘老师找到值班医生说：“医师同志，快看看，这是我班的学生。”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医生用听筒在董存根的肚子上听了几个部位，又用手按了几个部位，董存根不时地“哎哟”叫一声，医生说：“急性阑尾炎，得住院治疗。快去交费。”刘真老师立即去办好了住院手续，把董存根扶进病房，等医生打完针、喂了药，才给董存根说：“你安心养病，我和同学们都会经常来看你”。 第二天，刘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都来医院看董存根，刘老师还买来了饼干。董存根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谢谢刘老师，谢谢同学们！”后来，等董存根病好了以后，刘老师又在医院结清了账目，一共花去50多元，经学校批准，报销了所有费用。刘真老师在班上说：“董存根治病的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一天，通知全校师生到大礼堂参加公审大会。那时的大礼堂在东门口的山坳上。礼堂显得高旷而破旧，不知建于何时，给人一个庙子大殿的感觉。礼堂里坐满了师生员工、各机关单位的干部和街居民。台子上法官高坐，一会儿押上一个人来。竟然是井研中学的体育教师曹光祖。曹老师个子高大，身材粗壮，黑凛凛的一个彪形大汉，年龄在四十以上。审判他的事由，是以前当过宪兵，到日本打足球踢死过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现行的问题，是他上体育课批评了一个女生，造成了这个女生思想负担重，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女生是雷守信老师班上的，是贫农出身，这个女生找雷老师讲了自己的委屈。这件事被视作对贫下中家子女进行阶级报复。雷老师作为证人，上来讲这个经过。法官问曹光祖：“家庭成分”，曹老师答：“贫民。”雷老师作为证人上台后，法官问她：“家庭成分”，她答：“地主”，答完后，满脸通红，比曹老师更显得尴尬。 整个的审判过程，廖文刚完全没有听出，曹光祖老师，究竟有多大的罪恶。不断地问，不断地答，最终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三年徒刑。曹老师听了宣判，泪流满面。审判员问：“曹光祖，你还有什么要求？”曹光祖哭着回答：“我的事，和妻子儿女无关。请不要连累他们。他们以前都靠我的工资生活，我劳改了，没有工资，要让他们能活下去……”廖文刚听了，很觉悯然：曹老师的妻子儿女，以后怎么过？这时又听审判员说：“这不用你管，政府会安排好的。”曹光祖老师说：“感谢政府！” 公审大会开过以后不几天，廖文刚从北门口回学校，见几个公安战士押着一批犯人在挑大粪，其中就有曹老师，因为个子高大，粪桶底竟然在他的膝盖以上，显得特别突出。廖文刚目送了他很远，曹老师依然健壮有力。廖文刚想，如果是在三国时期，曹老师也许就是张飞、许褚一类人物。 春耕大忙季节，井研中学全校师生，下乡支农。六零初的同学，全部到千佛搞春耕。六零初一班，在班主任刘真老师、数学老师曾碧辉的带领下，背着行李，提着碗筷，带着劳动工具，到了千佛汪山埂。他们的住地就是河对门着名的“翰林院”。廖文刚问：“谁了解雷翰林，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时二班的吴长周正好走过旁边，他说：“我知道，我来讲。”王绍全问：“你怎么知道？”三班的吴绪良说：“他是将军坝的；雷翰林是我们千佛的骄傲，千佛人还能不知道？”吴长周说：“雷翰林，是井研的传奇，传说这一家的九个儿子都是翰林，还有一个女婿，也是翰林。其中有位翰林，名叫雷畅，担任过台湾巡抚。他的朋友和私人医生姓梅，把台湾柚子引种到井研千佛的梅家湾，成了着名的“梅家湾柑子”。 吴长周说：“传说这位巡抚有位长奶夫人，奶长得很长，喂孩子奶，根本不用把孩子抱在怀里，而是把奶甩到背上，孩子就能吃着奶。雷巡抚逝世时，嘱咐后人要善待长奶夫人和一个瞎子阴阳。后人竟然虐待他们。阴阳于是在千佛河上修了一座桥，又在桥背后的山上修了一座塔。塔的倒影和桥的倒影正好形成一把弓箭，箭头正对翰林院。瞎子阴阳成天念叨：‘桥是弯弓塔是箭，箭箭射死翰林院’，于是雷家便败落了。把房子全卖给了王敬亭家，王家重新修过，成为了后来的“怀盛号”，解放时，里面住的全是王家的人。现在留给井研人的就是云屯雾聚般的一区豪宅，有二十四个天井。” 这时，陈炯如老师走在旁边，他说：“我看过《光绪井研志》，九子十翰林，只是一个民间传说。雷氏家族在明清两代都是科第世家，最早出名的叫雷嘉祥，然后是他的孙子雷起剑，侄孙子雷起龙，他们祖孙三个都是进士，最高担任过兵部侍郎，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雷嘉祥的兄弟叫雷嘉泰，他的第五代孙叫雷宏儒，是清康熙年间的举人，他有两个儿子，长子雷时，次子雷畅，都是进士，最高担任过宣化太守和内阁侍读学士。雷畅的儿子雷冲霄，也中了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雷时的儿子雷腾霄，中过举人，当过知县；雷时的孙子雷轮，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担任过监察御使，曾经巡按台湾。据说千佛的梅家湾柑子，就是雷轮的一个姓梅的私人医生，从台湾带回的种子。雷家大都迁到外地去了。千佛的雷家，后来败落了，房子和地，都卖给了王家。” 廖文刚听后，问：“陈老师，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陈炯如老师说：“井研人，对井研的先贤，应该记清楚。井研的名人，雷家还算不得最出名的。”廖文刚问：“还有更出名的吗？”陈炯如老师说：“还多呢，最着名的有五个丞相和副丞相。他们是何粟、李性传、牟子才、陈演、胡世安。他们都当到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端明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太师这样的高官。” 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师生们就要住进这样神奇的“翰林院”了，大家都兴奋不已。六零初三班有千佛的同学，他们不愿随大部队绕大路走。离千佛还有几里路，就插入了河边，廖文刚见李光玉、吴绪良、李秀芝等同学都渡河而去，就给刘老师说：“我们也跟着他们过河，翰林院就在河对门，比走公路近多了。”于是，刘老师就叫六零一班的师生们也尾随三班之后，谈笑风生地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名叫茫溪。廖文刚的老家所在的河名叫断桥河，是从仁寿的松峰场发源的，古称涌斯茫水，直流到牛市大桥，汇入从周坡发源的研溪，滚滚南去，就形成了面前的茫溪河。有二三十米宽，几米深，水清澈得能看清水下的水草游鱼，可是，只有一只渡船，还在对面，并没有摆渡人。 正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对面一个小孩子，渡过河来了。董存根、陈学文、董伯才、何述云等几个大同学，拉着绳子，师生们都上了船，可是，任同学们如何拉绳子，渡船却只在水上摇荡，不向对面前进。大家七手八脚，拉的拉，划的划，船还是逡巡不前。这时，那个小孩又转来了，看样子，不过七八岁，长得圆头圆脑，穿得黑不溜秋，却显得活泼机灵。他说：“我来，我来！”这小孩子一跃便跳上了船。船荡了一下，只见那孩子稳稳当当地站在船头，把绳子理了理，把那根固定在船帮旁的木杆上的绳子解开，把另一根绳子拴在船帮另一边的木杆上，喊道：“开船了！”只见那小孩，使劲地拉着一股绳子，船就慢慢向对面滑行了。大家十分惊奇。这孩子真行！上了岸，大家都夸这孩子，简直就像是“小英雄雨来”，都感谢这个小朋友。小朋友蹦跳着跑了。同学们去研究拴绳子的树，才看清，这实际是把树干作了定滑轮，小孩过河时，同学们站的河岸的树，是定滑轮轴。同学们要过河，对面的树才是定滑轮轴，他们不知道要改变固定在船帮上的绳索位置，难怪船不能前进。 上岸后是满眼平畴，沿河边一条两尺来宽的大路，路下的河坡都是肥沃的沙地，种着青菜、大头菜、牛皮菜，菜都长得郁郁葱葱，菜地里零星地开着金黄的野油菜花和苦菜花；大路的上边，和路平行，全是田坝，种着一望无边的小麦，这时还并没有黄。而翰林院就在千顷麦浪中间，黑压压无数的瓦房，确有“覆压三百余里”的气势。外有高高的青色围墙，而围墙内外，都绿柳依依，樱桃红艳。他们从大门进去，无数的四合院，相互贯通，左右勾连。每一个四合院，都有一个天井，放阳光入内。天井下都是长方形的坝子，用规整的石板铺成，边上有阴沟泄水。因为年深日久、日晒雨淋，长久没有人的活动，比阶沿低下去半米左右的坝子都变成了青绿色，坝子的边角和四周的石壁，还附着青苔。所有的房屋，都是宽平的阶沿、粗大的木柱，黄褐色的木板壁，小青瓦，房间都宽大高敞——和学校川主庙的房子差不多。所有房间都是空的，没有任何人家、家具、什物。钟同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不住人呢？”陈学文说：“这么阴森的，谁敢来住？” 六零初一班的男女生，找着了学校安排的驻地，都是三合土地面的屋子，但并没有打扫过，有一股霉味，大家七手八脚地收拾好了，先铺上社员搬来的稻草，再铺上自己带的席子，放好行李。他们前后左右的天井房间里，都住着师生。左边是二班，卢泽文正在指挥同学打扫；右边是三班，李月华、李秀芝都在拿着扫帚扫地。 有大队干部来安排劳动了，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壮年，刘老师叫班长董存根整理好队伍，请队干部安排工作，那干部说：“你们的劳动工地在汪山埂附近，主要任务是负责挖水沟，然后车水灌田。先跟着我去拿工具。”刘老师说：“我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同学们要注意带上碗筷，我们要在工地上吃饭。还特别要注意安全。” 队伍解散后，大家拿着碗筷跟着队干部出了雷家大院，走了里把路，到了生产队。院坝里，摆着各种农具，有锄头、镢头、扁担、鸳篼、錾子、钢钎、手锤、二锤。廖文刚去拿起一把镢头，两头尖尖，把手油亮。陈学文说：“给我，给我，你人小，拿把小锄头，镢头要啄硬石头，力气要大。”廖文刚把镢头给了陈学文，自己选了一把小锄头。钟同，何述云各拿了一把二锤，王绍全拿了一把钢钎。董伯才、吴淑芬各挑了一担鸳篼，殷正清、董存根各提了一把大锄头。刘淑花、刘翠容各扛了一把锄头，刘真老师，拿了一把镢头。大家到了工地，生产队的干部已经用石灰标出了水沟的走向和挖的深度，同学们便摆起了“一”字长蛇阵，“叮叮当当”地动起手来。 六零初其他四个班的师生，也在附近的山畔摆开了战场。放眼望去，汪山埂四周，到处是人影晃动，锄锤飞舞；虽然还是初春时节，太阳升起在中天，也热辣辣的。到中午一点左右，学校用架架车送来了饭菜，停在公路上。师生们便拿出碗筷，到公路边打饭打菜，坐到路边的树荫下吃起来——那时的公路，半天也不会有一辆汽车，安全得很。曾碧辉老师，戴副眼镜，身材微胖，讲起课来，声音又响又脆。曾老师端着饭碗找地方，廖文刚看见了，就喊：“曾老师，来这棵大桐籽树下坐。”刘真老师也端着碗过来了，廖文刚、王绍全都站起来，让老师坐。曾老师说：“你们坐，你们坐。”廖文刚说：“两位老师坐，我们好找地方。”刘老师说：“挤倒坐，我问你，廖文刚，同学们情绪怎样？”廖文刚说：“大家情绪很高，都你追我赶干得欢。董存根、谢相林，陈学文，何述云，彭仲祥，他们打二锤，才不简单，那把锤，我提都提不动。”曾老师说：“你这么小，才不要去提哩，怕伤了手臂扭了腰。”廖文刚说：“不小了，我都13岁多了，和刘胡兰差不多大。”刘真老师说：“那是战争年代，小孩儿也要冲锋陷阵；现在是和平时期，对小孩儿就要特别爱护。” 吃完饭，廖文刚和王绍全，见架架车装着空桶，煮饭的曾祖尧师傅正蹲在旁边抽烟，便去拉着架架车玩。他两人拉起车就顺着公路跑，觉得很轻松。廖文刚说：“好耍，好耍！”曾师傅说：“平路好耍上坡难。”廖文刚说：“让我们试试。”曾师傅说：“再有一个人，可能行。”廖文刚看温兴忠在旁边，就喊：“温猪儿，快来帮忙！”温兴忠跑过来说：“我来拉中杠，看我的。”温兴忠就把中间的一根绳子套在右肩上，两手扶住车杠子，弓起背就走，廖文刚在左，王绍全在右，把定车杠向前冲。车飞快地跑起来。曾师傅追上来说：“学校说送饭太麻烦，准备就在驻地煮饭，你们三个就给我们运柴火。”经过请示刘真老师，又增加了范友三，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这四个少先队员不时又拖着架架车，装着柴、米，在这条路上飞跑。 拖架架车，最难的是上汪山埂。从井研来，这个坡又陡又长，还有弯道。四个小家伙，都弓着背，拖的拖，推的推，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才能缓缓上坡。有一天下午，他们正在上坡。谢君实老师从后匆匆赶上来了。他是在井研中学劳动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学们经常看见他放着几头牛。他赶着牛横穿操场时，拉动牛绳，抽打牛屁股，几条牛就纵跳着跑过操场。牛都长得体壮膘肥。范友三看见了就喊：“右派分子，快来帮忙！”谢君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昂着头走过去了。范友三说：“嘿，龟儿子右派分子，还敢这样！”廖文刚咬着牙只顾拖，上完坡，才说：“你这样喊，谁肯帮你的忙？”“要怎样喊？”“至少也要喊个‘谢老师，请帮一下。’”范友三说：“他是右派，校长说过了，不允许叫他老师。”温兴忠说：“他还不只是老师，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廖文刚说：“你懂不懂‘士可杀不可辱？’他是读书人，知识比你我还多，你刚才那样叫，是在侮辱别人。”范友三说：“还是中队长呢，同情右派。”王绍全说：“他是老人，我们也该尊敬。”温兴忠说：“我们都是好朋友，这个问题，就不要再争论了！” 一天下午，太阳很辣。曾碧辉老师，在举锄挖沟时，突然头晕目眩，昏倒在地。旁边的陈学文、董伯才、刘淑花慌忙把曾老师扶到树荫下。这时谭碧芝走过来问：“是哪个？”陈学文说：“认不倒的，你来看看是哪个嘛！”谭碧芝看了一眼说：“是曾老师！”她又转过脸来对陈学文说：“曾碧辉老师，你都不认识！”陈学文笑了，说：“别人都不认识，只有你认识！”陈学文又给曾老师喂了开水，曾老师才缓过气来。陈学文对王淑贤说：“你照看曾老师，还有一个大石包，得我去消灭。”陈学文几步来到工地，正是下午两点多钟，太阳放射出万丈光芒。陈学文见地下只剩了一把镢头，刘真老师正举锄埋头挖着。那段沟基本上通了，只是还有一块顽石，又大又硬，挡在中间。陈学文就挥起镢头猛啄起来。陈学文在这个班，个子算高大的，身材算肥胖的，外号“陈胖儿”，自从语文课学习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刘真老师还挂起了一幅图，进行解说之后，陈学文又增加了一个外号：鲁智深。他的个子，在班上是最高的，力气也是最大的。只见他高高举起镢头，狠狠砸将下去，便石片乱飞。眼见得那块顽石，渐渐变小了。 刘真老师也挖得双臂酸麻了，去喝了一口开水转来，谁知一块石片飞起，像枪弹一般射向了刘老师的脚，刘老师“唉哟”一声叫，蹲下去了。陈学文慌忙丢下镢头去扶：“刘老师，怎么了？”再一看，刘老师的脚鲜血直流，脚背顿时肿起一块。陈学文说：“肯定是我啄起的石片打伤的，对不起，对不起。”刘老师说：“没啥，没啥。”同学们都围拢来了。谭碧芝说：“刘老师，把皮鞋脱了，才好敷药。”董伯才已经找来卫校医包扎好了，可皮鞋是不能穿了。刘真老师见陈学文穿的布草鞋，说：“你的脚和我的差不多，我们换鞋穿。”陈学文立即脱下自己的草鞋放在刘老师的脚下说：“刘老师，你穿就是了，我哪有资格穿皮鞋，我打惯了光脚板，没关系的。”于是陈学文就光着脚板干活。刘真老师，就穿着草鞋，跛着脚，参加劳动。 在这里劳动，早晨，大家就到河边洗脸，男生女生，都蹲在河边，看山峦树木，在水中的倒影；毛巾在水面荡起阵阵涟漪；晚上，等月亮升起之后，男生们才到河边，洗脸洗脚。看见月亮的辉光映在水面，朦朦胧胧，同学们便情不自禁，唱起歌来。有的同学还吹起了口琴、短笛。女生们要等男生都走光了，才到河边洗脸洗脚。古老的雷畅故居，在月光之下，有了仙宫的味道。 劳动结束之后，刘真老师把陈学文叫到宿舍里，说：“谢谢你的布草鞋，我的脚好了，你的草鞋也穿坏了，我赔你五角钱。”刘真老师把钱放到陈学文手里，陈学文也没有想到要说什么，接过钱，装在衣兜里，就走了。 这天，又轮到廖文刚这个组搞卫生，他和黄芙蓉、温兴忠、范友三在后面擦窗子，他们看见那株枇杷树上的枇杷，已经成熟，满树子黄澄澄的，远远的就能闻见一股清香。廖文刚家的房子背后也有一棵枇杷树，但长得高不可攀，每年都只能由大人用很长的搭钩去摘取。房子里的每个人都能吃到几个，味道又香又甜。13岁的廖文刚，也把这树子当成他家的了，况且这树子又不甚高，爬上树，就能摘着，不像自己家那根枇杷树，小孩儿家只能望树兴叹。他竟然爬上树去，摘下来，扔给同学们吃。“嘿，真甜！”教室里的同学听见了，都争着来抢来摘，一会儿功夫，树上的枇杷，就全进了同学们的肚子里，留下一地的枇杷核，廖文刚还没有忘打扫战场，讲卫生，他是记牢了的。同学们吃了枇杷都很高兴，有同学还在策划明天下午开辟别的战场。 上晚自习的时候，刘真老师走进教室来了，他板着脸问：“是哪个把枇杷摘来吃了？”廖文刚站起来说：“是我。”刘老师看了廖文刚一眼，眼睛含着泪水：“你一个人吃得完吗？还有谁？都站起来！”教室里一下站起来二十几个同学。刘老师说：“都坐下，都怪我，我没有把你们教育好……”刘老师哽咽着，流下泪来。廖文刚急得赶忙说：“刘老师，不要哭，不要哭，是我不对，我把枇杷树想成是我家的了，我一定改！我以后一定不给老师丢脸，我一个人赔！”刘老师擦干眼泪说：“学校有很多果树，女生院旁边还有香蕉，每年成熟后，这些水果，学校都要分给老师、同学们吃。这是集体的财产，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动它。怪我没有给你们讲，怪我，怪我……”刘老师又哭了。廖文刚也哭了，他说：“刘老师，我错了，我赔！”刘老师说：“以后，不准再犯这样的错误！尤其廖文刚，你要带好的头！”廖文刚说：“刘老师，我记住了！”全班同学都低下了头，不少同学都哭了。 廖文刚回家去给母亲说了自己和同学分吃枇杷，犯了错误要赔的事，他母亲听了，淡淡一笑，说：“你没有一个人吃，还不算最坏。老师批评了你一顿没有？”廖文刚说：“没有，刘老师哭了。说‘怪我，怪我，怪我没有给你们讲。”白翼坤说：“你们的刘老师真好，要是遇见鸡屎肚皮的老师，还会不把你当成眼中钉，骂得你不晓得东西南北！以后做事要动脑筋，不是自己的东西，不管有没有人看见，有没有人知道，都不能动。自己吃，给别人吃，都不对。因为不是你的，你没有这个权力。”他母亲教育了他几句后，给了他5元钱，要他拿到学校去赔偿。向刘老师道歉。廖文刚回到学校，找到刘老师，说：“刘老师，我错了，向你道歉，我赔。妈妈给了我5元钱，够不够？”廖文刚向刘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把五元钱，摊在手心里，递给刘老师。刘老师并不接钱，说：“这件事，我在班上讲了，责任在我，我没有在班上讲过这件事，但你要吸取教训。几元钱，你家里赔得起，要是很贵重的，几百几千，怎么办？我向学校检讨，要赔，就我赔。”廖文刚还是把手伸起，要把钱给刘老师。刘老师说：“钱，你拿回去，还给你妈妈。你们家也不富裕，我每个月都有工资。”廖文刚又向刘老师敬了一个礼说：“谢谢刘老师，我记住了。” 归宿假，廖文刚又回到家里，把钱还给母亲，并讲了刘真老师说的话。白翼坤听了，睁大了昏黄的眼睛，说：“你能遇见这么好的老师，是你的幸运。你要学习刘老师，不诿过、敢负责的品质。你摘学校的枇杷，这件事，可以说小，也可以说大，可以大到影响你一辈子。刘老师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仅说明了他的胸襟，还说明刘老师对你的爱护，你一定要对得起刘老师！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不只是五元钱的问题，是对你的爱护，可不只是一滴水啊，你明白不？”廖文刚说：“我懂了，我要给刘老师争光，给妈妈争光！” 第24章 打苍蝇炼钢铁 放卫星迁新居 校园里，杨槐叶绿得晶莹，柳树枝垂着丝绦，师生们穿上了单衣，天气渐渐炎热，苍蝇也四处乱飞了。这一阵，廖文刚课外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约起少先队员打苍蝇。下午第二节课一下课，廖文刚便右手高举起苍蝇拍子，左手拿一个几寸长的小竹筒，高喊：“走，打苍蝇去！”王绍全、欧本良、温兴忠、黄芙蓉、范友三、廖输诚、刘明新、张大弟等少先队员便放下书本，陆续奔出教室，举起苍蝇拍，向苍蝇开战。打苍蝇可比打麻雀容易多了。只要看见它停在那里，几乎是蝇拍一举一个。打苍蝇，喂小蚂蚁，蹲在旁边喊“黄丝蚂蚂，请你的家公家婆来吃嘎嘎，大的不来小的来，家公家婆一齐来”，本来就是那个时代孩子们乐此不疲的游戏，何况现在还有毛主席的号召，学校的督促，老师的鼓励，少先队员们打苍蝇的劲头，真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廖文刚和同学们先是在教室周围打，教室周围看不见苍蝇了，就到食堂内外去打，食堂里看不见苍蝇了，就到厕所内外去打，学校里面看不到苍蝇了，就跑到屠宰场去打。屠宰场里四处弥漫着臭气，地上还晒着收来的猪骨头、牛骨头——据说是以后烧成灰作肥料用的——散发着恶臭。虽然恶臭难闻，但这里的苍蝇可多得很，有时一拍子下去能打死四五个。孩子们就像发现了金矿一样的高兴。 廖文刚除了打苍蝇之外，还要统计数字，因此，同学们除了蝇拍之外，还得有一个小瓶子或小竹筒，有一个小夹子，打死的苍蝇还要夹在竹筒里，交给廖文刚数，并登记下来，每天报上去。廖文刚数了头一天，数得天昏地黑，于是就改变了办法，两人一组，你数我的，我数你的，然后报上来，廖文刚不时抽查。这样一来，六0初一班的灭蝇数字天天位居全校第一。这可是没有水分的，那时的少先队员，是把诚实视作命根子的。 少先队员，经常一边看连环画，一边打苍蝇。看准了某处有一只苍蝇，就看着书走过去。廖文刚还一边唱歌一边打。温兴忠说：“不要唱，把苍蝇都吓跑了！”廖文刚说：“我可试验过了，你唱歌苍蝇还静静地听哩，正好打。”黄芙蓉说：“没听说苍蝇有耳朵，即使有，它哪有音乐欣赏水平？”温兴忠说：“说不定廖文刚能够培养出一只会欣赏音乐的苍蝇来呢。”廖文刚说：“不信，看我试验，苍蝇听见我来了跑不跑。”廖输诚说：“那里有只苍蝇，看你怎么叫他才会跑。”廖文刚便重重地踏着步子向苍蝇奔去，口里高喊：“苍蝇，苍蝇，我打你来了！”那只苍蝇，果然飞了。廖文刚问：“如何？”王绍全说：“有个故事说，老虎抓着一只狼。狼说，你不能吃我，我是百兽之王。你不信，就跟在我的身后，看别的野兽看见我，谁能不跑。果然，老虎跟在狼后面，野兽一见就逃。”范友三说：“你这个故事，和廖文刚的胡说有什么关系？” 欧本良说：“怎么没有关系？廖文刚和狼说的原因都不是原因。野兽跑不是怕狼，是怕虎。苍蝇跑了不是听懂了廖文刚的瞎吼，是因为廖文刚震动了地面和空气。”黄芙蓉说：“有道理！”廖文刚敲着欧本良的头说：“有点像福尔摩斯的脑袋！看它能给你带来怎样的前程。”欧本良笑笑说：“这个脑袋，当然是科学家。”黄芙蓉说：“科学家，我看这苍蝇，又可爱，又可怜，你们看，多好看的眼睛，多好看的翅膀。”廖输诚说：“那有什么好看的，传播细菌。”黄芙蓉说：“‘有什么好看的’，你给我造一个苍蝇出来看看。”欧本良说：“黄芙蓉，你想向我提出什么科学研究题目？”黄芙蓉说：“这么乖的生物，生命力有这么强，能不能让它不传播细菌？有益于人类？”廖文刚说：“有。”欧本良问：“你有办法？”廖文刚说：“世界上没有了贫困，见不到垃圾，苍蝇就不会传播细菌了。”孩子们在一起，经常这样海阔天空地争论问题。 苍蝇渐渐不好打了，一天，他们到厕所里去打，看见一些长尾巴蛆，在往墙缝里钻。温兴忠说：“这东西长大又是一只苍蝇，也该消灭。”大家都觉得有理，范友三用苍蝇拍打蛆，总是打不死，苍蝇拍一拿开，蛆又爬起来匆匆逃跑。王绍全说：“用竹签。”温兴忠就摸出小刀，顺手折下树枝，削尖，说：“尖的都行。”大家就各自寻找和制造“利器”。虽然各人手里都有了工具，蛆却顽强得很，身上被刺了下，还照跑不停。廖文刚说：“苍蝇虽然能飞，可一打就死；蛆虫虽然只能爬，却很不容易整死。这大概就是新生事物，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证据？”王绍全说：“这话有哲理，可是，小狗小猫的小崽儿，为什么就不如大的，苍蝇的小崽儿，怎么就这么顽强哩。”温兴忠说：“这个，我可知道，小狗小猫，有狗妈妈，猫妈妈照顾，有时，主人家还帮助照顾；蛆呢，苍蝇能去照顾它吗？得靠自己。”王绍全说：“对，靠别人，就没力量；靠自己，就得刚强。”廖文刚说：“不过，还有一个尖端问题，等着欧本良呢，谁赋予了它们这种能力？”少先队员们七嘴八舌地说：“是呀？它们的能力从哪里来？”“茅坑里的屎尿里，充满了细菌，苍蝇蛋，却能在当中繁殖。”“是苍蝇蛋里有巨大的抗菌能力。”“也许，还能把细菌变成养料哩”。王绍全说：“仔细研究苍蝇蛋，说不定能创造出一种最高级的抗菌药来哩。” 一次放归暑假回家，文刚见母亲阴沉着脸，不言不笑。文刚问母亲：“妈妈，病了？”他的母亲白翼坤摇摇头说：“这样子干，还得了！办公共食堂，就办嘛，办得好，大家就来吃，他们搞的什么？全村限我们明天早晨8点以前把锅砸烂，要把锅铲、菜刀、柴刀、粮食，一切铁制的东西和能吃的东西全交到办公室去，谁不照办就斗争谁。自此以后，不准社员家里冒烟。”文刚见母亲很激动，就说，我们学校的校长和政治老师讲过了，这是新生事物，说办公共食堂好，大家劳动回来，已经很辛苦了，办了公共食堂，不用找柴、挑水、做饭，拿起碗筷就去吃，吃了，自己把碗一洗就完，不是很好吗？” 白翼坤说：“这都是书呆子和你们这样十二三岁的小孩儿的见识。现在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到了可以大吃大喝的时候了？各家各户开灶吃饭，粮不够，瓜菜凑，稀饭，糊糊就是一顿，你办公共食堂，能吃得这样简单吗？各家各户有自己的事情，病人、老人、月母子，怎么办？都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再说烧的，各家各户煮饭，割草晒干也能烧；竹叶、笋壳叶、树叶，都能烧。伙食团，大锅大灶，只能烧木柴。这山上的树，能烧几年？”廖文刚说：“我们家正愁没有人挑水找柴，对我们可没有多少坏处。”白翼坤说：“老三呀，都读中学了，看问题可不能只顾自己，只从自己家去说呀。几千年来，都是存粮于民，现在完全是存粮于大队。几百千把斤，各家各户，好保管；几万斤，几十万斤，集体保管，又是大学问。还有猪羊鸡鸭，家家户户自己喂，也不难；现在全由集体喂，能喂好吗？”廖文刚说：“工厂、学校，不是早就吃公共食堂了吗？有什么不好？妈妈不要想那么多。要大家砸锅，这也是向几千年的封建习俗开战嘛。” 白翼坤说；“你小孩儿家不懂！工厂、学校，是国家供应粮食，也准许各家各户自己搞点吃的。农村，国家不供应粮食，能长久吗？”廖文刚不言语了，他知道母亲比自己懂得多，也想得周到。但他心里却想，母亲能够想到的，难道那么多干部会想不到？于是，他还是对母亲说：“相信上头比我们聪明。”他母亲却说：“但愿如此。”顿了顿，她又摇摇头，说：“违背天道人心，是要遭到惩罚的！”廖文刚并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弟妹们可更不懂这些，只是围着廖文刚问这问那，说个不停。 天黑了以后，孩子们都睡了，白翼坤把柜子里的鸡蛋和米全煮了，然后叫醒孩子们。大家见这么多鸡蛋，这么多白米饭，都吃得眉开眼笑。这个家庭，一年四季吃白米饭的日子，是不多的。通常都是吃红苕、吃菜稀饭。这么多东西，全家人放开肚皮吃也吃不完。翼坤把吃不完的，用布包好，藏在以前文辉床下的一个洞里，盖上木板，把乱草破鞋放在上面。翼坤说：“邱正益说了，明天早晨7点要挨家挨户地搜查，早饭全都要到公共食堂去吃。” 第二天，天刚亮明白，孩子们正要起床，就有三个民兵匆匆进了翼坤的家门，见锅还没有砸，就轮起马刀背，“当”的一声砸成了五块，并说：“快送到办公室去，然后去公共食堂吃早饭。廖幺娘，不来的要斗争的！”他们说着，把饭桌搬走了，“快，长凳子、碗筷全搬到公共食堂去，锅铁马上送办公室！”白翼坤铁青着脸，什么话也不说，孩子们起来，见大饭锅碎成了几块，饭桌也没有了，都呆呆地望着。翼坤说；“文刚把破锅送办公室去，我们抬长凳，拿碗筷，去食堂。” 文刚把破锅铁片叠起，找来篾片拴好，提到了大队办公室，见门外堆的东西不少，有破锅，有胀鼓鼓的米口袋；菜刀、砍刀堆积如山。邱正益见了文刚说：“中学生回来了，还有刀呢？”廖文刚说：“刀，一会儿拿来。”文刚回到家里，母亲他们还没有走，他又拿着家里的菜刀、柴刀和母亲抬着长凳子、碗筷送到了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就在王玉容的家里。玉容也是炊事员之一，文刚一进屋看见玉容拴着蓝色长围裙，正在摆桌子。他们打过招呼，玉容说：“欢迎欢迎，大学生，吃什么，我去给你们端。”文刚说：“离大学生还差十万八千里哩。”玉容说：“那只是个时间问题。”春晴已经找到了自己家的桌子，领着兄弟们把凳子安好，就坐到凳子上了。文刚把公共食堂浏览了一遍，玉容的正房打了四个大灶，安着四口大锅，有一口锅里煮着稀饭，另一个锅里蒸着包谷粑，还有一个锅里正在炒菜，最边上的一个锅里烧着开水，喜欢吃面条的就下面条吃，当然还有醋和酱油之类。正房子左手边的那个排列，把原来的墙打掉了，变成了一间长长的大房子，里面安着十六张桌子。文刚知道他们断桥大队第六生产队就是十六户人。万大嫂也是炊事班的，正在摆放碗筷。人们陆续入座。 邱正益趾高气扬的，在食堂里转了一圈，然后大声说：“你们看，公共食堂有什么不好！想吃什么自己舀！”各桌上摆好了菜，就自己去舀饭，文刚给妈妈和小弟各舀了半碗稀饭，拿了一个苞谷粑，春晴国忠也自己动手，菜有窝笋炒肉片，炒白菜，大家都吃起来。孩子们和年轻人都吃得眉开眼笑，一是觉得人多，热闹，二是因为一般人家早晨不过是吃点酸菜。在公共食堂，吃得可好多了。大家谈笑风生地吃完饭，各家各户自己洗好碗筷，放在桌子上就走。文刚还到公共食堂吃了午饭才回学校。临走时，他对妈妈说：“不要想得太多，你看，这样吃饭，不是很好的吗？” 翼坤说：“小孩儿家，你还不懂！不能只顾眼前，只说几个月。千百年来，人们为什么要一家一户地烧锅做饭？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大家都想不起办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一办，一连串的事就来了。粮食怎么存放？红苕怎么存放？猪羊鸡鸭怎么喂？工分还记不记？劳动强弱好坏，还有什么差别？没收了自留地、禁止私人搞生产、不准私人做买卖，读书娃的学费书费，从哪里来？有了病哪里找钱医？”对这些事情文刚这种十二三岁的孩子想都没有想过。他听母亲这么一说，吃了一惊，弄得不好又挨一回斗争，只有三个弟妹在家，谁来照应？因此，他对母亲说：“要相信共产党、毛主席，他们会考虑这一切的，妈妈有看法，千万不要在外面讲。又弄你去斗争，谁来照顾你？”他见母亲没有回答，就说：“妈妈，千万注意！你不是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吗？我走了。”廖文刚就抱抱弟妹们，亲亲妈妈，回学校去了。 因为钟同到五通盐厂他大哥家去了，廖文刚去约起殷正清从研经小学背后走公路去井研中学。大路从研经小学的背后插到大校门下面的地里。他们走到这里时，看见周泽文校长一个人在挖土。文刚上前喊道：“周校长好！”周校长握着锄头站定，惶惑地看着廖文刚，好像不认识似的，嘴里不很肯定地“嗯”了一声。走过了一里多路殷正清才说：“周校长也会是右派分子？”文刚说：“我也没想到，他上我们的课，给我们讲话，有水平啊。” “廖文刚等一等！”他们回过头来，见是仁寿的两位同学，他们是叔侄俩。鲁星天是侄儿，在四班；鲁近初是叔叔，在五班。他们都住在仁寿县汪洋区的永宁公社。这鲁星天竟然终年穿着长衫，宽大的脸上，没有多少血色，有点老气横秋的样子，他曾说：“《水浒》写得不好，我要重新写过。要干就干到底，怎么能够干到半中间投降呢？”同学们背地里都叫他孔乙己。而鲁近初，文质彬彬的，写得一手好字，很有文才。文刚问：“你们仁寿县，搞公共食堂没有？” “哪能不搞？”鲁近初说，“大家的积极性高得很。我还学了一首歌，《人民公社好》，我唱给你们听，很好听的。” 他边走边唱：“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私有消灭了------”听起来还颇为悠扬的。 他们走到校门口，遇见三班的李光玉同学，瘸着腿，走得一瘸一拐的。鲁近初问：“李光玉，你的腿跌伤了。”李光玉说：“不是。是狗咬了的。” 原来昨天放学后，李光玉往家里赶，走到了石马寺。李光玉依旧打着赤脚。路过一家社员的屋门口，他家的狗，竟不声不响地从后面追了上来。李光玉只顾埋头走路，浑然不知。那条狗竟然一口咬住了李光玉的小腿肚。小腿剧痛，李光玉扭头一看，竟然是一条大黑狗，他又痛又怕，大声叫喊，取下书包打狗，那条恶狗竟然不肯松口。一位农民伯伯跑来，才把狗赶开了。李光玉已是鲜血顺脚流，他下到田边，捡来几根谷草，连裤腿和伤口一同捆住，流着泪，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走了一顿饭的工夫，才到了家，鲜血把裤脚和稻草都染红了。他的父母亲连忙给他找草药敷好，今天，他又跛着脚，走过六十里山路，到了学校。 殷正清说：“又走了这么多路，要注意，不要感染了。”李光玉说：“敷了草药，没问题的。” 这时，三班的李秀芝，也背着一个小包，走进校门来了。这时的李秀芝，长得胖胖的，圆圆的脸，像红苹果；脸上的鬓发，都被汗水沾到脸上了。鲁近初问：“你走得好早呀，70里路，现在就到了。”李秀芝说：“我在公共食堂，吃了早饭就走的。”廖文刚问：“你们的食堂，办得好吗？”李秀芝说：“当然好了。早晨还吃炒肉哩。” 同学们到了寝室，都议论着公共食堂。大家都说，吃得饱，吃得好。鲁近初还义务教起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按照学校团委指示，少先队在大炼钢铁中也必须当先锋，共青团就更不用说了。同学们，首先当起了泥瓦匠。从川主庙下的走道开始，顺山坡，沿操场边，各宿舍房屋外的空地都在砌高炉，全校摆着二十几个战场。一班的董存根、何述云，二班的熊树钧、王学安、刘长清，三班的曹正训、吴绪良、李光玉，四班的苏绍儒、张书林，五班的鲁近初、胡光顺，正卷起裤脚，在踩稀泥。这是建炼钢炉不能少的原料。尹洪林、杨见明、李继光、沈光武、钟同，都使劲地抱着大石头，砌自己班高炉的底脚。李月华、毛淑兰、李秀芝、曾翠香、袁淑群、卢翠华这些女同学，都尽力地搬运石头、泥土。 这时，五九初的一个男同学，抱着一个很大的石头，从廖文刚他们的高炉旁走过。这个同学，已经是成人了，个子不小，大头方脸，粗手大脚，他们的炼钢炉就在少先队的炼钢炉旁边。一会儿，只听“轰隆”一声，随着一声“哎哟”，那位同学捂着手，鲜血直滴，直往校医室跑。有人说，他叫殷德友，左手被石头撕了一条五寸多长的口子。廖文刚说：“少先队员同们，小心些！” 同学们七手八脚，搬的搬，砌的砌，抹泥的抹泥，用了一个下午，学校的大路边，操场边，便耸立起了二十来座泥桶子：只有炉底和四壁。因为“高炉工程师”们，都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炉顶不好办。没有那么大的石头。石头小了，要垮塌，六零初一班、六零初四班的炉顶已经垮过三回了。怎么办？各班的班长开会，四班的班长苏少儒说：“最好的办法，是用一口大锅盖在头上。”一班的班长卢泽文说：“锅都打了，到哪里找锅去？”苏少儒说：“有的地方没有打完，我们家的锅还在，我们发动同学，家里还有锅的，就请背到学校来。社员都在食堂吃饭，锅放在家里也没有用。”于是班长会议决定，家里有大铁锅的同学，回去23个人，拿二十三口锅来，就够用了。 各班传达了班长会议的决定，苏绍儒回到仁寿县永宁乡石围村，这时的苏绍儒20岁出头，长得高挑个儿，眉清目秀，是一个标准的小伙子了。她给母亲说：“学校炼钢，需要大铁锅。”他母亲说：“你就背去。反正也不准私人在家里煮饭。”他母亲指导他，先用粗大厚实的竹片绑了一个“十”字，再把绳子打个“十”字结，笼住锅底，固定在篾片上，他母亲提了提，很稳当了，又加了两股背的绳子，苏少儒背在背上，觉得绳子长了些，他母亲又给收短了一点。第二天，苏少儒在公共食堂吃过早饭，就背起大铁锅往井研中学去。一口铁锅虽不重，但却走不快，你想脚下生风，锅灌满了风，阻力不小。只得慢慢走。步行五十里路，直到红日西沉时，苏少儒，才到了学校。背锅的同学，陆续到来。建设高炉的同学们都上前接着，把绳子解开，把锅盖在炉子头上。在还有缝隙的地方糊上稀泥，又在锅外面糊上一层泥。 学校又组织高中部的同学，用板板车运来了焦炭、废铁，加上各班同学捐献的、搜集的，炼钢的料已经齐备了。于是，同学们在炉子里先放干柴，再填满了焦炭，最后把废铁放进去，再在上面放满焦炭。到傍晚时分，同时点火，满校园立即烟横雾斜，等到各个炉子烈火熊熊时，就关闭炉门。这时，少先队员们、共青团员们，一个个满面尘灰烟火色，心里却乐滋滋的，盼望着有钢出炉，为“钢元帅升帐”出一把力，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廖文刚和王绍全、温兴忠、黄芙容、廖输诚等少先队员也有了一个“高炉”，不过这高炉并不高，比文刚还矮一拳头，但颇粗壮，三个少先队员裹在一起也没有那么粗大。到了夜晚，那盖在炉顶的锅红得很柔和，廖文刚到川主庙的山上去俯视，在烟雾缭绕中，满操场边都是淡红的月亮，简直美极了。他立即跑到操场里给同学们说：“快去川主庙看，天下第一美景。”同学们问：“什么美景？”廖文刚说：“你们去看了才知道，满校园都是淡红的月亮。”同学们一听，都嘻嘻哈哈地跑到高处去看，看了都说：“真好看！”廖文刚说：“比月亮明亮，比太阳柔和！”据说“铁炼三天便成钢”。这三天的时间可是关键。每个炉子，派有学生昼夜守护，因为还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廖文刚每天都要到炉子边看几次。他看见汪校长、刘真老师、吴北延老师，半夜三更也来巡视。各个班的班委干部、团干部、少先队的干部，轮流值班。 廖文刚把全班的少先队员分成五组，每组守两小时，然后换班。他凌晨四点起来，见月光如水，繁星满天，全校都静悄悄的，只有“炼钢炉”边有人在走动。廖文刚走过三班的高炉时，见他们的班长李秀芝和团委委员李月华正弯着腰加钢炭。廖文刚说：“三班长，好勤快啊！”李秀芝说：“我也刚来。”廖文刚和欧本良到少先队的“高炉”旁看，火正红，就蹲在旁边摆龙门阵。廖文刚想起寝室里几次有同学的小东西不见了，有人给廖文刚说是欧本良干的，廖文刚就利用这个机会，做思想工作，于是说：“我看见你拿范友三的连环画看。那本书不见了，是怎么回事？”“我看了就放在他的抽屉里了，我怎么知道！”廖文刚说：“有谁看见你把书放进了他的抽屉？”欧本良说：“我怎么知道？”廖文刚说：“我们都是少先队的干部，要老实做人。如果没有还就还人家。可不能学孔乙己！”欧本良厉声说：“你说是我偷了他的书？”廖文刚说：“我看见你拿人家的书，可没有人看见你还！” 第二天，欧本良哭着去找刘真老师告状，说廖文刚污蔑他偷书。刘真老师找到廖文刚说：“说话要有根据。你是中队长，古人说‘一言九鼎’，就是说，干部说话要严肃，说了就要作数。偷，这个字，更要小心。”廖文刚可不服气，他说：“范友三的连环画不见了，是事实；我看见欧本良没有经过范友三的同意就拿人家的书也是事实。”刘老师说：“他还没有还，就还是说不清的事情。所以，你最好向欧本良道个歉。要学会团结人。俗话说‘拿贼要拿赃’嘛。”廖文刚说：“行，我可以给他道歉。”廖文刚立即回教室，找到欧本良说：“我向你道歉，你没有这个问题，我最高兴。”欧本良却说：“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随便污人清白！”廖文刚听了，心中诧异，怎么和孔乙己，同样腔调，他只是笑了笑说：“一生清白就好。”但心里却在想：“狗改不了吃屎，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时候。”廖文刚看着方脸小眼睛的欧本良，又想：“但愿你不是狐狸。” 等到高炉熄火以后，打开炉子，文刚们不等冷却，就用木棍把“钢”掏出来，黑乎乎的，也不知成功没有。一敲就“叮叮当当”地响，各个班级，各个高炉，把炼出的东西包上红纸、装进竹篮里，还用红纸写成喜报，敲锣打鼓地去向学校党支部报喜。党支部收齐战果，组织师生，写好大红喜报，又敲锣打鼓地向县委报喜。后来虽然知道，炼出的根本就不是钢，废铁还是废铁，但师生们都忘不了他们在大炼钢铁中的这段经历。 六零初二班的罗璇读通学，每天早出晚归。她的家，永胜大队，是全县园田化的典型。把梯田都改成一大片、一大片的平整的稻田。土，都要深翻一公尺，全县各公社大队调集了几千社员来参加搞园田化实验。因为人太多，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罗璇的家里，也住着十几个人。他们都自带行李，把席子或者谷草往地下一摆，把破被盖，破棉絮，往上面一放，就算安顿好了。吃饭，当然都在公共食堂。 罗璇回到家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她还有一个一岁多一点的小妹妹。她的母亲也必须去参加夜战。夜战的队伍漫山遍野。都是前面一个人打着火把照明，还有人领着喊号子，呼口号，口号声惊天动地。罗璇抱着小妹妹，被安排在另一家人的堂屋中睡觉。那家人见她们太小，就在地下给她们铺了些稻草，还从食堂，给她小妹弄来半碗稀饭。罗璇几次醒来，社员们都还在夜战，只听见锤锄叮当，人声嘈杂。看看天都要亮了，他们还不收工。天亮了，她只得把小妹交给疲惫不堪的妈妈，去伙食团吃了饭，直向学校走去。她感到十分茫然，家都被别人占了。还不知小妹妹晚上在哪里睡。 还有一次回家，听说县里要组织参观团来队里的公共食堂取经，公社先派人到县城请了厨师来办九大碗。他们先把全队的社员聚合到竹林里开会。大队长说：“参观团的人来，问你们，吃了饭没有；你们都要回答，‘吃了。’他们问，吃的啥子，你们就答，‘和你们吃的一样。’”一个年纪大的社员问：“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假事情？”大队长说：“还不是为了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吃，一样地吃，把公共食堂吃垮了，还不是大家遭殃。这就叫忍嘴待客嘛。我们以前，哪家哪户待客，不是这样？” 井研中学夜晚的操场上，又是一场大跃进：两盏马灯放着黄光，全校学生都在沿着四百米椭圆形跑道“大跃进”，这么大个操场，两盏马灯虽然十分的尽职尽责，但毕竟不能让人明察秋毫，脚步声杂沓，震落天上的繁星；人影子散乱，晃花无数的眼睛。文刚看见不少人在灯光照不着的地方，就活用数学公式，避弧走弦，一窝蜂地涌了过去，不用说井研中学的劳卫制达标又放了个卫星。 五八年，什么都要大跃进，教学也不能例外，于是学校布置语文课用两个教时人人都写诗歌，并且要评出学校的诗歌卫星。廖文刚平时喜欢读小说，也读了些诗歌。但从来没有动笔写过诗。谁知他提起笔来，竟妙思泉涌，两个教时，加上下课的十分钟，他竟然写了四十三首诗歌，而且都是押韵的，多数是每首四句的七言诗。刘老师看了喜得眉开眼笑，把全班的收好，交了上去。 一天，课间操的时候，做完操，武权钧校长，集合好队伍，宣布：“我校六0初一班的廖文刚同学，被评为了井研县的跃进分子。他一个人，就打了三千多个苍蝇，他带领这个班，打了苍蝇6万多只，他还写了四十三首诗歌，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而且成绩优异。这个同学很小，才十三岁，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得好好向廖文刚学习。”全校的千百双眼睛，都投向了六0初一班。廖文刚心里却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好多少，这样的荣誉真不应该给他，但他下定决心，要干得更好，不辜负老师校长的信任。 又一天的中午吃饭时，同学们走到食堂，见桌子上并没有摆饭菜，觉得奇怪，一会儿，值周教师站到台子上大声说：“同学们，钢铁大军，路过井研，要到大渡河钢铁厂会战，帮助工人大炼钢铁，井研县委决定，在我们井研中学校食堂吃午饭。这是我们学校支援钢元帅升帐的难得机会，也是我们井研中学参加大跃进的实际行动，希望同学们支持。同学们可以休息，也可以自己进教室自习。等钢铁大军吃完饭，伙食团做好饭菜，听见钟响，再来吃饭。同学们，支不支持！”同学们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坚决支持！坚决支持！”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涌出了食堂。 一会儿，一大群社员，排着队进了学校，进了食堂，他们小的有十七八岁，老的有四五十岁，有男的也有女的，个个都身强力壮，背着简单的行李，汗流满面，却都精神焕发，有七八百人。他们都自己带有碗筷，不到半小时，队伍就开出了食堂，向校门口走去。同学们一直到下午三点过才吃了午饭，下午也没有上课了。这么长的空余时间，教室里，寝室里，都是活动场所。六零初一班教室里，董存根、易敬光这些年龄大的同学，都趴在桌子上，看书做作业，年龄小的同学，有的在看连环画，有的在吹笛子、吹口琴。廖文刚走到董存根桌子旁，站着说：“班长，劳逸结合，来，我们打乒乓去。”董存根说：“我不像你，脑子笨，记不住，只得笨鸟多飞。你的学习经验给我介绍介绍嘛。”廖文刚说：“先把这个知识想清楚，到底说的是什么，想清楚了，就记住了。最好每个点点记一个例子。边看边想，没事就回忆。能回忆起的，就算掌握了。边学边想，经常回忆、联想，脑子自然灵。” 不久，召开井研县学生代表大会，六零初一班，有廖文刚、钟同、董伯才三位代表参加。会场在县政府大礼堂。廖文刚到了会场，很注意地看了看到会的同学，他认识的还有二班的熊树钧、杨见明、卢泽文、三班的李秀芝、郭惠玉、李光玉，四班的苏绍儒、卢翠华、王钦文，五班的鲁近初、卫莹芳、尹洪林。此外还有高中部各班的，他认识的只有廖德彬、王地高。另外，还有马踏中学的。坐了半礼堂。主席台的墙上挂着“井研县第一届中学生代表大会”的红纸黑字的大横标。主席台上除了汪校长外，还有两个廖文刚不认识的人。会议开始后，汪校长给大家介绍，一身军装的年轻人，是宣传部长李俊德；他瘦高个子，满脸带着微笑。另外一位，比李部长更瘦更高，一身蓝布中山装的是文教科长宋仲钧，面目显得慈祥。每介绍一位，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部长是河南人，他的讲话都是河南腔，有时轻得听不见，有时重得满屋子响。廖文刚大部分听不懂，但看他讲得十分认真，有时挥动拳头，有时面带愤怒，就知道，可能是在rf赞扬大跃进声讨右派分子。宋科长讲话，却轻言细语，和蔼可亲，声音不大不小，句句能懂，他的讲话，先是总结李部长的讲话精神，就是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旗帜鲜明地和右派分子，和歪风邪气作坚决斗争，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宋科长还表扬到会的同学，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把学习搞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会上还请马踏中学一位高中部的女同学名叫李秀英的介绍了她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和自己母亲的反动思想言行作斗争的事迹。 会议的最后，还表彰了一批先进学生，其中有廖文刚、鲁近初和李秀芝等，一共六个人。都被叫到前面去，面向代表们，站成一列，由李俊德部长和宋仲钧科长，给他们的胸前戴上了大红花。 第二天早自习时，刘真老师，叫廖文刚向同学们传达会议精神。廖文刚介绍了大会概况，到会的领导，他们讲话的精神，最后他说：“我听着报告，心里感到，我的责任特别重大。我能够去参加这样隆重的会议，首先是老师的培养，是组织的信任，是同学们的支持。我其实缺点很多，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严格要求自己，改正缺点，发扬优点，又红又专，长大了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出力！同学们，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一定要奋发努力，成为不愧于伟大时代的人才！” 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正在和钟同打乒乓，传达室韩大爷来喊：“廖文刚，会客室来了客人。”文刚想，会是谁呢？他跑到会客室一看，竟然是妈妈坐在椅子上，两个小弟在旁边。文刚扑过去滚到妈妈的怀里说：“想死我了，这么远的，怎么有空来？”两个小弟弟又扑到文刚腿上，‘三哥’、‘三哥’地叫个不停。文刚拉过两个小弟就亲，翼坤摸着文刚的头说：“以后就不远了，现在国家需要，你伯伯、大哥、二哥，都转成了城镇户口，在粮食局工作，我的眼睛不行，这七大八小的，在农村没事干，上街来也能帮点小忙，我们就住在胜利街和书院街的口子上，就是工人之家外头。走，出去看看我们的新家。”文刚说：“我去请假。”便转身进了校门，一会儿出来，就和母亲弟弟向自己的新家走去。 从校门口往西北走，不到两百步，下完胜利街这个坡，就到了文刚的新家。工人之家，原来是一座庙子，文刚的家只是庙子外的一个偏坡，瓦房，木板壁；屋檐很矮，身高一米四的廖文刚，伸手就能摸到檐口的瓦。推开木门，有五小间屋子，又黑又潮。文刚一看，锅、灶、床、饭桌都已安好。文刚问：“伯伯、大哥他们也到这里来住吗？”“他们有一间房子，文辉住，你伯伯和你二哥就在家里吃住。你干脆也回来吃回来住。”“花狗呢？”文刚问。母亲说：“狗不能上街，给你云霞嫂了。她还留在老家。”文刚说：“我们是办了粮食关系的，学校的时间又要很准，家里又没有钟表，怕赶不上时间，还是在学校住算了。”文刚告辞了母亲和弟妹们往学校走，心里乐滋滋的，虽然房子不好，但比自己家的破草房可好得多，而且父母在街上有了住处，离学校又这么近，自己更方便了。他心里想：新社会真好，共产党，毛主席真好！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报答党的恩情。 课间操时，汪校长宣布：“大跃进的年代，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今天，我们马上到牛市大桥搬砖，搬到正街工地上，看谁搬得又快又多。马上行动，解散！”老师和同学们就一窝蜂涌向小校门，穿过鸡市巷，向牛市大桥奔去。牛市大桥，离学校有一公里多路。桥下是古涌斯茫水，从霁虹桥奔腾而来，水面不宽，但夏天水流甚急。牛市大桥其实并不大，只有三四米宽，五十来米长，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大桥了。大桥向乐山方向的空地里，堆着小山似的红砖。同学们都没有工具，只好把七八块砖码在一起，双手搂定最下面的一块，砖堆就在肚子上晃摇，然后转身向街上走。同学们都不肯少搬，一般的同学，一转都要抱七八块，砖头都顶着了下巴。公路上都是挺着肚子、昂着头、“轰隆轰隆”迈着大步的教师和学生队伍。 牛市大桥到正街上，有近两公里，同学们先是脚下虎虎生风，渐渐地脚步慢了。许多女生，都满脸通红，鬓发和脸沾在了一起，他们便在公路边放下砖伸伸腰，擦擦脸，又弓身抱起砖，向正街进发。廖文刚开始胆气很雄，抱了六块砖，走到鸡市巷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只好放下，歇一会，再走。吴长周看见，就说：“搬不动，就放一半在这里，先搬三四块，向前走一段放下，再来搬这里的。”大家都说：“好主意。”廖文刚歇气时，看见李光玉抱了8块砖，满脸通红地走过去了，他后面，都是六零三班的，李秀芝、李月华、金远贞、李玉芳、程茜平、郭惠玉各抱了6块。许多体力差的同学，都采取了吴长周分散分段搬的办法。花了近两个钟头，牛市大桥旁的砖堆，就被井研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用手搬到了正街的工地上。 廖文刚一家搬上街来后，他母亲会讲故事的消息在班上传开了，到了星期六晚上，刘淑花、刘翠容、王惠容等一批同学，特地到廖文刚家里来，要听廖文刚的妈妈讲故事。白翼坤见来了这么多同学很高兴。廖文刚抬出高凳子让同学们坐下。白翼坤说：“年轻人，就要立大志，我就给你们讲薛仁贵的故事。”白翼坤就从薛仁贵出身如何贫寒，如何抓紧机会练武，如何经过磨炼，直讲到去当伙头军，屡立战功，却被张仕贵冒名顶替。看看夜已经很深了，同学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同学们说：“下个星期六晚上，我们还要来！伯母讲得真好听！”白翼坤说：“只要不嫌我讲得不好，就欢迎来耍！”廖文刚也在学校里住，就和同学们一同议论着母亲讲的故事，回学校去了。 第25章 欢送毕业生 喜迎新老师 一个放归宿假的星期六下午，国忠、祥宁见三哥回来了，高兴得手舞足蹈的。这时，国忠五岁，祥宁三岁。国忠说：“我和祥宁前天到学校找你，看门的大爷不准进去。”文刚说：“你这么小的，幼儿园才会放你进去。”国忠说：“我想进去看看嘛。”廖文刚想了想说：“我现在就领你们到学校去玩，好不好？”“好！”两个小弟弟拉着文刚的手就往外拖。文刚对妈妈说：“我领他们到学校去玩一会儿。”母亲说：“要爱护学校的东西，不要乱动。要注意他两个，不要跌倒了。” 文刚答应着，左手牵着国忠，右手牵着祥宁，到了校门口，他给守门的说：“韩大爷，这是我的两个兄弟，我们家搬到工人之家外面来了，他们想看看井研中学是什么样子，我带他们进去看看，可以？”韩大爷看了一眼文刚说：“前几天你妈妈来过，是？她很会说话。我知道你，进去。” 廖文刚谢过韩大爷，领着国忠、祥宁先看了教室、后看了寝室，又看了食堂，特别看了那几棵大黄葛树，最后才领进操场里看体育器械，还让他们走了平衡木，拉了吊环，荡了秋千，廖文刚都认真地保护着他们。班上没有回家的同学见了廖文刚的弟弟，都争着领着他们玩。黄芙蓉拉着国忠的手问：“你会讲故事吗？”国忠说：“我会。”“你会讲什么？”我会讲“程咬金卖扒儿。”廖祥宁抢着说：“我也会。”“你会讲什么？”“薛仁贵征东。”王惠容说：“你讲，你讲。”国忠说：“那个程咬金，卖私盐……”翔宁说：“一天，太宗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白盔白甲的壮士……”两个小兄弟，各不相让，同学们听得哈哈大笑，两个孩子讲得眉飞色舞。眼看要吃晚饭了，文刚催了三次都不肯回家，文刚先把同学们劝散了，又对两个兄弟说：“马上回去，要吃饭了，听话，我以后又领你们来。”国忠、祥宁看三哥很严肃了，才依依不舍地往回走。到了校门口，文刚说：“韩大爷再见！”两个小弟弟也学着文刚奶声奶气地喊：“韩大爷，再见。”韩大爷笑眯眯地看着国忠、祥宁说：“真乖，以后来耍就是了。” 文刚还没有走到家门口，就看见母亲站在街口一个广播下面在聚精会神地听。国忠、祥宁兄弟跑过去拉着母亲的手说：“学校真好玩！”“那你长大了也像你三哥那样，考进去读书。”文刚说：“进井研中学读书，可不容易。我们在断桥小学读书的，16个人，只有4个人考上了高小。这4个人中，又只有我和钟同两个人考上了初中。”白翼坤说：“和尚都是人做的，只要努力，我的儿子，哪里都能考上！”文刚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放川剧，就问：“妈妈听得懂吗？”“听得懂，我的祖祖，以前就是打围鼓的，从小我就听。” 吃晚饭的时候，廖文刚的父亲紫云、大哥文辉、二哥中伟、四妹春晴都回来了，一家八口好不容易在家吃一顿饭。母亲特地准备了烩锅肉，干笋子、豆腐皮，一家人吃得很开心。翼坤吃着饭，叹了一口气说：“这样的丰衣足食，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文刚说：“妈妈，怎么这样悲观？我们学校，每个月3元2角的伙食费，每个星期都要吃两回肉。我的一份，吃不完，就放在橱柜里，下一顿和在饭里又吃。”文辉问：“学生还有橱柜？”廖文刚说：“有啊，很大的几个，就在食堂旁边，有许多小格子，自己放在哪里自己拿。”翼坤说：“现在我们家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要不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这样一家七大八小的，老的老，小的小，哪能过得上这样的好生活？” 廖文刚说：“所以，我们刘老师经常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中伟问：“怎样珍惜？”紫云说：“就是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翼坤说：“现在就有很多人不珍惜。高喊放什么卫星，深翻三尺，密植，千宝公社更安逸，不准撒谷插秧，要把良田变成草场。怎样种庄稼，我们农民还不懂？现在让你登起八字脚儿干，一亩田也最多能产四五百斤谷子。吹什么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为什么要骗人呢？”紫云说：“国家有的是粮食，我们就在粮食局，仓库里粮食多得很。”翼坤说：“全县二十几万人哩，现在搞’公共食堂，每户人家里都是空的，每天一人一斤，可就能吃空一个仓库。你数过全县一共有多少个仓库没有？”“照你说怎么办？”“别的办法没有，我们开始节约，有钱能买点吃的就买，把米腾些起来。” 文辉说：“妈说得有道理，以前很注重存粮于民，现在家家户户都是空的，粮食全在集体和国家的仓库里。一旦仓库空了，老百姓什么办法也没有。”紫云说：“以前出现了粮荒，老百姓还可以吃大户，现在如果出了问题，到哪里吃去？”廖文刚听了这话，半信半疑，上头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学者，未必连这些也看不到？廖文刚并没有把妈妈的忧虑放在心上。反而说：“不可能出现你们想象的情况。”白翼坤说：“但愿我们都是杞人忧天。” 六月底，五八高和五八初学生毕业了，学校要隆重举行毕业晚会。刘真老师给廖文刚说：“学校决定，你代表初中部学生，讲话。你先写好发言稿，交给我改。”廖文刚说：“那么多老师，又有高中班的，我怕讲不好。”刘老师说：“勇敢点，你有这个能力，声音洪亮，口齿清楚。会讲好的。”廖文刚想来想去，写成了一首诗，交给刘老师改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刘老师叫廖文刚理了发，把红领巾洗了，穿白衬衣，蓝裤子。 到了开毕业晚会的时候，全校师生，整整齐齐地坐了满满一食堂。廖文刚坐在头一排。心里还是害怕。刘老师听见报幕的要轮到廖文刚讲话了，就把廖文刚领到了后台。刚听到“初中部学生代表廖文刚致词”时，刘老师就推了廖文刚一把：“上，你行的！”廖文刚走到台上，不敢看台子下，照着稿子念，但是诗里固有的旋律，使他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激情，他读道： 五八初五八高的哥哥姐姐们， 此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 我们天天向上的脚步里， 伴随着的是你们的爱抚和叮咛。 我们舍不得你们离去， 但祖国母亲已经吹响了冲锋的号声。 万里山河等待你们策马驰骋， 六亿人民盼望着你们的创造发明。 你们昂首阔步地跨出母校大门！ 我们要学习你们使井研中学永远年轻！ 还好，比较流利，也有感情。廖文刚读完敬了一个礼，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廖文刚归位后，刘真老师跟了过来，伏下身子，小声说：“比我想像的还好！不错！不错！” 第二学期末，散学典礼上，学校表彰三好学生。六零初这个年级有五个人：廖文刚、吴长周、李秀芝、卢泽文、卫莹芳。全校有二十二个人，他们被请上主席台，学校奖给每个人一个精装笔记本。他们都不曾有过这样高级的本子，心里特别激动。散会后，李秀芝对吴长周和廖文刚说：“我们还要努力，不辜负三好学生的荣誉！”吴长周说：“好，我们三个人开展比赛，看谁的身体、工作、学习更好！”廖文刚说：“好，我们还要比，我们的班集体，哪个更先进！” 1958年8月底，王绍全的二姐王彩容得到了成都公路工程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对这一家人来说，这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喜事。王绍全的父亲王伯咸14岁就离家去金山盐厂当帮工，由于勤奋好学，被厂里派去培训，学得了两手都能打算盘的本事，后来，王伯咸当上了金山盐厂的管事。家里只有他奶奶领着几个还是小孩子的叔叔们过日子，没有劳动力，只得请人种地，解放时成分划为小土地出租。解放后，王伯咸拥护人民政府，被派往东林粮站收粮食，谁知账出了问题，三反五反时，被定为贪污分子。家里的铺盖、蚊帐全都卖光了，拿去交了赃款。自此以后的运动，王绍全的父母亲都只能站着挨批斗。能有一个到成都读书的女儿，对于这样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家庭来说，远不只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一家人看见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到报名的时候，全家人把王彩容送到家门口，千叮咛，万嘱咐，盼她成才，为社会服务，为家庭争光。从此，这一家人又有了新的希望。 谁知王彩容才走了五天，又灰溜溜地背着被盖卷回来了。原来，到了学校体检，说她患了肺结核。虽是大热天，全家人都感到了透骨的冰凉。一家人都认为是医生有误，于是商定重新找医生透视。当时，井研还没有x光机，最近的，只有五通桥才有。一大早，王彩容就约起小兄弟王绍全步行去牛华大舅家，然后去五通医院。透视的结果，果然王彩容是健康的，没有肺结核。 两姊妹高高兴兴地往回赶。秋阳灿烂，满山阳光耀眼，天气酷热难当。他们走到河儿坎，那里正在大跃进，一路的锤锄叮当响，满路满坡的人，在大兵团作战——修公路。远远地就听见劳动大军里有人在议论：“还有赶场的！”他们刚走到工地边，一个干部模样的就横在了他们面前，粗声粗气地吼道：“我们大跃进，热火朝天！你们，好清闲呀！”王绍全说：“清闲，我还累得走不动了哩！”那人竟然向王绍全的二姐递来一把锄头，向王绍全递给一只鸳篼，说：“走这里过的，都要出力，不能以后只坐现成汽车！”王绍全姊妹并不伸手接劳动工具，王彩容说：“我们是去检查身体的。”“你两个都红光满面的，检查什么身体！”王彩容说：“我是成都公路工程学校的学生，以后毕业出来，要到处去修公路的。你看我的证件和透视报告。”那人接过王彩容递去的东西，一张一张地翻，仔仔细细地看，说：“啊，原来是以后修公路的专家，好，你们走！” 王绍全两姊妹有过这番插曲，迈开步子，急急赶路。王绍泉当时只有十三岁，越往前走，腿脚越酸痛难忍，看见路边打了谷子的干谷草，就拖一把垫在路上，倒头就睡。他姐姐坐了一会儿，说：“快起来，走，路还远！”王绍全只得又爬起来，走路。一路上，王绍全就这样，不断地睡倒，他二姐不断地诓着哄着，催他起来走，走到千佛，天就黑了。他们两姊妹赶到井研县城，找一个同学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一步一挪地回到了家里。王彩容几经周折，被井研中学录取入六一高读书。 第三学期开学了，六零初四班曾德明的位置却空着，郭茂清问：“经常整我的那位，怎么没有来？”有同学告诉他：“他永远不会来了。”“‘永远不会来了’，怎么回事？”原来在暑假里，曾德明到山湾塘里把拌桶当船划，一边还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谁知一阵风来，三湾塘里也波翻浪涌，曾德明控制不住，拌桶翻了，把他盖在下面，等乡亲们把他拖起时，已经停止了呼吸。郭茂清听到这个消息，叹息一声说：“这下没有人整我了！”曾翠香说：“你这是幸灾乐祸啊！”郭茂清说：“知否，知否？梁山兄弟，越打越亲！” 1958年9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介绍七位新教师。武权钧校长宣布：“欢迎新教师上台来！”只见七位年轻教师，从后台排着队走上了台子，男教师，都风度翩翩；女教师，都穿着裙子，文雅优美。台子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武校长一一介绍道：“这位是林开德老师，南充师院数学系毕业。”廖文刚看去，林老师是这七个新教师中个子最高的，脸稍长，微笑着向大家点头。武校长又指着第二个个子稍矮，更健壮些的介绍说：“这位是李永毅老师，也是南充师院数学系毕业。”李老师显得很谦逊，向大家点点头。 武校长介绍第三位老师说：“这位是陈禄生老师，南充师专生物系毕业。”这位老师，个子和李永毅老师一样高，身材微胖，面目端庄，皮肤白皙，目光炯炯。他向大家和蔼地点点头。第四位老师，是南充师专化学系的，名叫陈忠珩，个子、长相和陈禄生老师差不多，只是他戴着眼镜。武校长又介绍女教师，他说：“这一位是李素文老师，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廖文刚看这位老师，中等个子，长得肌肤丰满，额宽脸圆，显得大气而慈祥；武校长又介绍第六位说：“这位是宋万英老师，南充师专中文系毕业。”宋老师，长得小巧玲珑，笑微微的，显得聪慧、和气，特别年轻。最后的一位女老师，个子娇小和宋老师不相上下，但穿着更加讲究，短袖衫，百褶裙，高跟鞋，显得气派、大方、开朗。武校长介绍说：“这位老师是傅昌和，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介绍这七位老师的过程中，台子下都掌声起伏如浪涛。 吃了晚饭，球场上就出现了新老师们矫健的身影。四位新的男教师，都是篮球高手。尤其林开德老师，不仅有身高优势，而且投球，大多时候都是投无不中。陈禄生老师投球命中率也极高。此后的篮球、排球比赛中，上场最多的就是林开德、李永毅、陈禄生、唐孟斌主任和帅士可，魏文光等老师了。 从这一学期开始，林开德老师就教廖文刚这个班的代数；李永毅老师，上平面几何。他们都是初上讲台，同学们都感觉到了他们的努力和教好学生的渴望。林老师的南充话，有些不好懂，比如说：“刚才”，他会说成是“将巴儿”，“儿”，还读的是一声。你去问他的问题，他爱说：“将巴儿讲过了，你还没有懂。”说完，又给你重讲。李永毅老师的《平面几何》教了一个月进行考试，只有唐伟如一个人得100分。在评讲时，李老师哭了：“我辜负了党的培养，我对不起党。只有唐伟如得了满分，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他。”廖文刚听了，很难过，他分析了原因，唐伟如是青神人，他和李老师的语音很接近，而其他的同学，开始不太听得懂李老师的话，他把这个意思给李老师讲了，并说：“李老师，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越学越好。” 第26章 金峰运大米 天云烧钢炭 井研中学的师生，接到了上级通知，周坡的仓库，粮食已经装不下了，要把周坡的米运到金峰，然后运到井研，再往往外调。 刘真老师在班上动员说：“粮食大丰收了，周坡的仓库装不下了，又不通公路，粮食运不出来，上级要求我们，背上行李，住到金峰，搞一个星期。把米运出来。同学们，一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二要珍惜粮食，要做到颗粒不撒，三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全校师生，便背着行李，排着队伍，高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向金峰奔去。路越走越高，一路走去，全是红土地。路边出现了高大的松树，同学们都觉得新鲜。四班的沈富友，家就在金峰，他的哥哥沈富祥在本校六一高读书。还有周德东等同学，也是金峰的，一路上，他们就给同学们介绍金紫、金峰。据说这地方，曾经盛产黄金，经常见到紫气冲天，所以一个乡名金紫、还有一个乡名金峰。到金峰时，已是中午。六零初一班被安排住金峰小学。同学们放好行李，走出街口，欣赏金峰的山光水色。 金峰坐落在半山腰上，前面还有更高的周坡十八重山，下面沟壑纵横，有梯田，有水塘，有竹篱茅舍，鸡犬之声相闻。沈富友说：“现在是秋天，只有满坡的菊花，要是春天，满山遍野的桃李花，真像桃花源哩。”刘长清说：“我们井研，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山如螺髻，水如绿丝绦，四季鲜花不绝。”同学们闲逛了一阵，都回到自己班上，听候安排。 刘真老师在驻地召集全班同学开会，他说：“这个地方，山高水远，有工友煮饭，得有同学挑水。学校要求，每个班抽一个同学负责挑水，一天每个人挑十挑，看哪个同学主动承担这个任务。”连问了几遍，都没有人回答。刘老师正要再动员时，陈学文举起手说：“我来挑水！”陈学文是全班身体最棒的。他知道刘真老师，对他没有好印象，上学期的操行是丁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老师的认可。刘真老师看了他一眼说：“行啊，你一个人可不好偷懒，每天的任务十挑水。”陈学文说：“我保证完成任务！”刘老师又说：“我们搬运粮食，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大跃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一定要拿出最大力气来，力气这东西，用了还会来，睡一觉，力气又回来了。而且，越用越大。休息时，就把书拿出来，复习功课，这也是劳逸结合嘛。” 大米的正式搬运工作，从第二天开始，但陈学文的挑水工作，却要马上进行。刚步行了半天，人都成了强弩之末。同学们，看着陈学文抖擞精神，挑着黄色的木桶，大步走出学校门，横过金峰街，走上下坡的弯曲山路，直走到水塘前。这段路，少说也有一公里。下坡容易，挑着空桶，陈学文走得飞快；廖文刚是从小抬水长大的，知道上坡的艰辛。陈学文上坡，肩上压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开始还扁担颤悠悠，上到街口时，已经一步一顿了。这时的陈学文满脸通红，光头上也冒着热气。王绍全说：“鲁智深，歇歇气。”陈学文喘着气说：“干活路，越歇越想歇，倒了水，空桶，就是歇气了。”陈学文把水倒进了厨房的大水缸里，又挑着桶大步向水井走去。 第二天，吃过早早饭，老师就领着同学们踏着晨露向周坡进发了。他们的工具，大都是一根口袋，或搭在肩上，或缠在腰间；没有口袋的，就是一条裤子，绑住裤脚。也有个别背夹背儿的。去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勃勃，有劲儿欣赏绿水青山，学鸟叫蝉鸣，大家的步子迈得飞快。一路上，只听脚步“咚咚”响，歌声笑声满天飘。可回返的时候，就不同了，每人身上，都有了二三十斤米。用口袋的，就圆圆的一团，或压在肩头，或横在后颈脖下；用裤子的，则胖胖的两条腿，像板枷似地环在两肩。同学们大都低着头、弓着背，人都似乎矮了一截。放眼望去，周坡到金峰的大路上，运粮大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开始队伍还较整齐，走了三四里路，队伍就时断时续了。 同学们都自由组合，体力差不多的人走在了一起，或三人一堆，或五人一群地向前移动。同学们的脸，都红扑扑的，女同学的脸上都沾着鬓发。年纪小力气小的，就把粮袋放在路旁，站着休息一会儿，然后，提起米袋，弓身放到肩上，又弓着背，向前追去。这样的队伍，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了整整七天。只不过，越到后来，这支队伍就越显得疲惫，脚步声越来越小，喘息声越来越大。 新调来的几位男教师，都用箩筐或口袋挑米，林开德、李永毅，陈禄生、陈忠珩等青年教师，脚步咚咚响，经常走在最前头。李素文和傅昌和、宋万英三位女老师，都用口袋背米。她们的背上都圆圆的一团。满脸通红，满脸汗水。她们走得很慢，渐渐地和廖文刚这些小同学走在一起了。这一堆小同学里，有王绍泉、郭茂清、廖清风、曾翠香、卫莹芳、沈富友。他们都在慢慢地走。宋万英老师当时教六零初二班和四班的语文，还担任四班的班主任，认识廖文刚和四班的同学。廖文刚看见宋老师，就说：“三位老师好。”四班的同学齐声喊：“宋老师好！”李素文老师说：“宋老师，这么多同学认识你？人缘不错嘛。”宋老师指着李、傅二老师介绍道：“这位是教高中语文的李素文老师，这位是教高中俄语的傅昌和老师。”同学们都喊：“李老师好！傅老师好！”几位老师回答着“同学们好”，就和同学们边走边摆龙门阵。 廖文刚问：“李老师是哪里的人？听口音和我们差不多。”李老师说：“我是回龙场的人。”廖文刚说：“我们挨得很近。我是断桥河的。我们经常赶的场有松峰场、回龙场、研经湾、观音场。”这时，后面几个大个子，“咚咚咚”地追上来了。他们是尹洪林、殷正清、卢泽文等。他们都挑着一百来斤，脚下虎虎生风。他们见了李素文等三位女老师，都放下担子，说：“给我们，我们挑得起！”三位老师都说：“不，不，不，我们也要锻炼！”同学们不由分说，抓过三位老师背上的口袋，把米倒进了自己的箩筐里，把空口袋还了三位老师，挑着担子，“轰隆轰隆”向前奔去了。廖文刚说：“我们也冲！”几个小同学，弓着腰大步往前跑。大个子们都笑了，说：“你们能跑赢我们呀！”说着，一阵风似地卷过去了。几个小同学，累得放下米喘气。 黄芙蓉说：“哪天我们也能长他们那么高大就好了！”廖文刚说：“会的，我们要长来超过他们！”廖输诚说：“我们长，他们也长，怎么赶得上？”这时，李吉吉和袁永林也赶过来了，李吉吉说：“男的长到20岁，女的长到18岁，个子就不再长了。”黄芙蓉说：“廖文刚和王绍泉还可以长7年，我们两个还可以长5年。一定赶上他们。”廖文刚说：“袁永林，比我还瘦小，扛这么大一砣！”袁永林说：“瘦是瘦，有肌肉，看我的腿，比你的粗。”他们一路，你一句，我一句地摆着龙门阵走，连累都忘记了。 陈学文挑水，规定的任务是每天挑十挑，但实际上，安排的人，每人十挑根本不够千多人用，陈学文二话没说，坚持每天挑二十挑水，他很希望刘真老师能够认可他、表扬他，可是直到运粮结束，刘老师对陈学文却只字未提。陈学文并不失望，他相信，用自己长期的行动，一定能改变自己操行丁等的命运。 大约在九月底，学校又接到上级通知，全校师生要去烧钢炭。学校专门组织师生员工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使同学们懂得了烧钢炭原来就是继承革命先辈张思德的事业。为什么叫钢炭，有人解释，因为是拿来炼钢的，所以叫钢炭。也有人说：“因为这种炭，有一定的硬度，能敲得“当当”响，很像敲钢锭的声音，所以叫钢炭。学校采取高中生和初中生搭配的方法。因为烧钢炭，首先得要砍树伐木。而且这种树是青杠树，差不多有钢铁那样硬。小同学是砍不动的，他们可以当下手，比如剔丫枝、搬搬劈好的柴块之类。 廖文刚这个组有四十多人，是由六零高和六零初的同学混合组成的，带队的陈炯如老师是教高中语文的，大约四十来岁，秃顶，只有下面的一圈有点头发，大块头，很风趣。他的拿手好戏，除课上得让人听得津津有味外，还有两项特长，一是乒乓，二是象棋。他打乒乓的时候，往往是身子大动而脚步小动，有时接球你会惊呼他后仰得要倒在地上了，他却能一个高高的弧圈球，正好落在对方的台棱上，叫你无从接招，他还会不由自主地口内发声，气势咄咄逼人，只要他一出场，保证观众如堵，笑声似浪。他下棋一定是棋子高高举起，重重落下，轻轻晃动光光的脑袋，盯着对方。嘴里还要说：“看你怎么走，看你怎么走！”学生当中有一个负责的人，姓李，名知明，外号李狗儿，一个白面书生，个子高挑单调，对人很和气，是六零高的团干部。初中这边，董伯才和三班班长李秀芝负责，李秀芝的家就离这一组的目的地天云不远，所以又兼任这一路的向导。这个大组还有廖文刚、殷正清、董存根、钟同、陈学文、龚淑华、王绍全、三班的曹正训、李光玉、四班的郭茂清、尹洪林、李吉吉、五班的鲁近初、徐武德等等。 全校师生员工，除12个老弱的教师和有病的廖清风、袁永林、谈俊云、曾伯庚等同学留校守校外，早晨起来都收拾行李，吃过早饭就背着背包，挎着书包，排成四列纵队，跟随一面红旗，军人似地昂首阔步出发了。队伍在街上还是四列纵队，由李荷艳起音，唱《人民公社好》，这首歌可不是队列歌曲，唱起来悠扬宛转的，把本来是齐步走的队伍，唱成了便步走，陈老师也浑然不觉地只顾挺着胸走路。声音越唱越乱，路也越走越小，四列变成三列，三列变成两列，最后变成一列。这一列，开始三十里路，还像一字长蛇阵，蜿蜒于山道上，逶迤于丛林中；人，一个挨着一个，随山起伏，与路盘旋，可是到了五六十里的时候，这条长蛇就像被宰成了若干节似的，十来个人连在一起，中间出现了相当宽的无人地带。这条长蛇也越走越短，因为不少小组已经插到别的路上去了，最后就只剩下这四十来个人了。这时文刚们才觉察到，他们是最远的一组。 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文刚这一批十二三岁的初中学生和高中班的少数体弱的男女同学进入了真正的大山区，抬头看不见天，只能看见藤蔓、大树的枝叶和缭绕的云雾；低头看不见路，只不过是杂草和各种植物的纵横交错的如小蛇一般盘曲的根。人们走的路，不过是草浅一点罢了。幸好这一路有李秀芝，她就是乌抛的人。他给廖文刚说：“我走路可不慢，故意留下给你们带路，我来上学就要这样走，早晨八点出发，路上吃点带的苞谷粑或者烧红苕，边走边吃，才能赶上学校六点的晚饭。”廖文刚说：“没想到，你来读书会这样艰难。”李秀芝说：“年轻人嘛，这点路算啥！” 沿途的山上地下，泥土全是红色的，那些峭壁断崖，满目屹立，有些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而崖畔山头，长着一种草，不像一般的草，成片成片地长；而是一窝一窝的，一窝草，细细长长，蓬蓬松松，就像一个女子在梳着长发。李秀芝告诉大家，这种草名字难听，叫臭草，其实是香的，可以制造芳香油，是香精的重要原料。走在旁边的陈炯如老师说：“臭草的‘臭’，是一个古字，意思是气味。臭草，是指有气味的草，不是指气味难闻的草。比如杜甫的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臭’也不是臭味的意思，而是说有钱人家里散发着酒肉的气味。”徐武德说：“不对呀！说发财人家酒肉都臭了，老百姓却饿死在路上，没有人去埋，更能突出贫富悬殊嘛。” 廖文刚说：“陈老师解释得对。”陈老师说：“廖文刚说说理由。”廖文刚说：“一，酒是不会臭的，据说放得越久越香；第二，肉虽然会臭，但发财人那么不讲卫生呀！臭了不会倒掉，还要放在‘朱门’之内？”陈老师说：“徐武德，你同意不？”徐武德说：“勉强说得过去。”陈老师说：“不是勉强，必须这样理解才对。有一句诗说‘其臭如兰’，兰花是香的。可以推知，这个‘臭’字应该理解为‘气味’。”范友三说：“那么狗臭屁，也就是有狗的气味的屁了？”陈老师说：“‘臭’字在古代是‘气味’的意思，包括香气和臭气。但是，发展到后来，词义窄了，就只有‘不好的气味’的意思了。” 大家摆着龙门阵，到了吃中午饭的地方，这里正在开斗争会。一个四十来岁瘦小个子的人，低着头站在一根长凳子上。只听他说：“我只掰了鸡脑壳大个苞谷，想吃个烧苞谷。”旁边就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吼道：“你污蔑人民公社的苞谷才鸡脑壳大！”旁边就有人呼口号：“打倒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坏蛋！”李狗儿一打听，原来别的队伍都过去了，饭已经吃光了。陈老师说：“那就请公共食堂马上煮，不吃饭，那么远的路，这些小孩子是走不动的。”于是找齐公共食堂的人，重新煮。老师同学当然只好坐在那里参加斗争会。 饭煮好了，米饭，菜是黄南瓜，里面还加了点生姜，他们吃完饭上路了，批判会还在开。大家听来听去，就是一件事，这个人偷了一个苞谷来烧吃，被人捉住了。大家在路上又有了议论的话题。廖文刚说：“那个人说只扳了鸡脑壳大个苞谷，是想说明扳的苞谷小自己的罪小，哪晓得被人说成‘污蔑人民公社的苞谷才鸡脑壳大’，那罪名可就大了。”鲁星天比廖文刚大两岁，他说：“那么多身强力壮的人大白天在那里开会耍，喊这些豆包儿大的娃娃去烧钢炭。”廖文刚捏了他的手一下，小声说：“别说这些。”他们的眼前出现了大片苞谷地，苞谷壳还是青的，文刚刚才还在疑惑，一个苞谷的老帐还翻他干啥，原来这些地方山高气候异，断桥河两个月前就收了苞谷，这里却还在吃烧苞谷。 这个队伍小的不过13岁，学生大的，也不过十八岁，这么远的路，很少有人走过。李荷艳已经走不动了，有点埋怨的口气问：“到底还有多远嘛。”陈老师说：“不远了，翻过坳口就到了。”李秀芝说：“我的家，到了天云还要往前走，走这样的路已经一年多了，习惯了，就不觉得太累了。来，给我背。”李荷艳已经累得受不了了，只得把行李给了李秀芝。董存根、李光玉、鲁近初都向前争着分担了一些。翻过了坳口，眼前还是没有尽头的蜿蜒山路。李狗儿这时提了提精神，大声说：“我给小的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当时流行的一些古典小说，寨主叫他的部下就叫“小的们”，李狗儿这样叫既表明了自己是头儿，又表现出了幽默风格和亲和力——大家都有气无力地答道：“好。” 李狗儿说：“从前呀，有一个小姑娘到森林里去玩，迷了路，她就在林子里转呀转，转呀转，转呀转转转，总是转不出去，她想，怎么办呢，天又快黑了，她开始想到爬到树上去，可是爬上树一看，还是望不到边的树。她后来想到了，家里人肯定也在找她，于是她想了一个好办法，生一堆火，烟子飞上天，家里人不是就可以看见了吗？可是身上没有火柴，她想起了钻木取火，可是哪来的钻子？最后确定了敲石取火，先把干树叶干树枝搞了一大堆，然后就找了两块很硬的石头，对着干树叶敲呀敲呀敲。”李狗儿讲到这里不讲了，初中班的同学都急着问：“敲燃了吗？”“你们想她敲燃还是不想她敲燃？”“当然希望她敲燃。”李狗儿说：“那么，后面就是这样的：火星子一点一点地落到干树叶上，火星子又一点一点地落到干树叶上，突然呼的一声燃起来了。后来燃成了熊熊大火，她家里来找着她时，已经烧死在那里了。” 大家听了都感叹不已。郭惠玉说：“这个结尾也太悲惨了嘛，那小姑娘迷了路应该怎么办？”李狗儿说：“所以呀，小姑娘们，小男孩儿们，可不要单独到森林里去哟。几个人去，要做好记号，可以用粉笔或者用小刀划在树上。如果真的迷了路，可以靠太阳、月亮、星星，烧火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在空旷的地方烧，而且要会自己控制火势，森林里是绝对要禁火的。”大家听着故事，都一步一步地向前挨，下午五点过，才到了住宿的地方，天云小学。好在打前站的高中同学已经把稻草和晒垫铺好了，这支队伍只须把被盖放上去就可以睡觉。他们找到公共食堂，草草吃了晚饭，又挨到宿舍，倒头就睡。 第二天，老师同学都起得迟。廖文刚只觉得两腿僵硬。但他知道自己是少先队中队长了，又是跃进分子，三好学生，必须事事带头，也就强挣着起床，找事干。陈老师看同学们个个都步履蹒跚，就让同学们慢慢吃早饭，叫上李知明和廖文刚一同去找公社的同志联系。师生三人出了校门，这才看清，学校的位置很高，放眼就能看见四周重叠的山峦。出门下坡就是一条倾斜的小街，公社就在街的中部，看得出来，是一座古庙改建的。房子高大，屋檐翘起，门口和里面的柱子都大得惊人。接待他们的是公社书记。完全是农民打扮。他说：“你们来得正好，昨天也累了，今天十点钟就来参加我们的三级干部大会。生产队长、大队干部都要来参加。”三个人当然只好点头说“好”。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书记给陈老师泡了一杯茶，李知明就和廖文刚一同回去带队伍来。廖文刚说：“书记大白天也像没有什么事，会也要十点才开。”李知明说：“你这小的们就不懂了，我的家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山区，人少地多，远的有三四十里路，他们要七点钟走，才可能赶上十点的会。” 李知明通知同学们去街上玩了一转，看了看山形水势，等离开会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才把同学们带进了会场。会场很宽大，可能是古庙的大殿，里面安了半屋子长凳子。主席台上挂着“天云公社烧钢炭誓师大会”，会场里人还不多。来开会的人穿的都很破旧，人都肤色黄而健壮。男的都叭叭地抽着叶子烟，女的不多，一般都三两个坐在一起，找些话来闲聊。 李秀芝说：“看来时间还早，白白的坐着，还是坐着。我们来背课文，怎么样？”同学们都说：“好！”于是，同学们把初一初二要求背诵的课文集体背诵了一遍。董伯才看会还开不起来，又请龚淑华领着大家唱歌。会场里，顿时歌声飞扬。同学们的歌都唱累了，人才算基本到齐，书记社长前排就座，都是三十来岁的人。社长穿着黄军装，大嗓门，看得出来是复员军人，他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讲话筒，声音振得大梁上灰尘直掉，他说：“上级要我们完成五万斤钢炭，我们舍一百斤肉，砍光十座山，也要完成。同志们，大跃进的年代，可不要给我拉稀屎，生软蛋！” 轮到书记讲话，他从国际讲到国内，从县城讲到天云公社，从小秋收，讲到种小春，从生产讲到小孩儿不要玩火。足足讲到下午两点半钟，然后是休会吃午饭。 吃了午饭就由各个大队表态誓师。大队长们一个个精神百倍，口惹悬河，他们的发言稿都是写在一张红纸上的，一般都是三个人上台，大队长和书记如两个门神站立左右，手捧那张代表全大队社员心愿的红纸，会计则意气风发地把纸上的文字念出来。只听红旗大队的念道：“东风吹，战鼓擂，烧钢炭，我怕谁。男女老少齐上阵，钢炭烧得像山堆。坚决完成一万斤，庆功会上我干杯！”下面立即掌声雷动。红旗大队的组合还正在把决心书恭恭敬敬地交给公社书记，另外一个组合已经跳上了主席台：“我们火箭大队的决心是，汗水要叫黄河满，斧头要砍泰山光。坚决完成钢炭任务两万斤，就是要当强中强。”这三个还没有下去，两个四十来岁的人和一个妇女已经跑上了主席台，只听那妇女大声念道：“我们卫星大队的决心是，老人学黄忠，青年学武松，烧出钢炭三万斤，大跃进中当先锋。”后面还有说学罗城的，学黄继光的，完成的数字一个更比一个高。场上的掌声和喝彩声，真如涨潮一般，一浪高过一浪。 最后表决心的是红太阳大队，他们的决心是：“要学夸父赶太阳，烧的钢炭用千箩万箩装。装得山上堆不下，到天王老子那里去借粮仓。我们要求完成五万斤！不给我们任务就决不出会场！”全场立即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人站起来说：“龟儿子王朝柱口气大，一总的任务才五万斤，你一个大队干完了，我们干啥子！”瘦小的书记笑得合不拢嘴，站起来举起双手招呼了半天，才好不容易使会场安静了下来。只听他说：“同志们，真有大跃进的气势，根据各个大队报的数字，我算了一下，我们八个大队，一共报了二十万斤，超出了县委下达任务的四倍。我们就这样报给县委，给国庆九周年献个厚礼！” 等干部们都散了，师生们才去伙食团吃午饭，时间已经下午三点过了。廖文刚边吃着红苕饭边说：“这书记的数字算错了。二十万斤应该是五万的四倍，不是超出了四倍。”李秀芝说：“工农干部，文化不高，说得不准确，不必管他。”董伯才说：“大家的干劲真大！”鲁星天说；“我可是背木炭上街去卖过的，一大背才有十五斤，二十万斤，这山上有那么多树子么？”李知明说：“树子倒有的是，问题是砍得了那么多树吗？我们这里可只有斧头。”陈老师说：“吃了饭就上山。不要议论那些。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社员砍树子。” 吃了饭那位瘦瘦的书记带领师生们到了离公社最近的红太阳大队的公共食堂，大队长和大队书记及干部们都在吃饭。书记给同学们说：“这个络耳胡，就是大队薛书记，好认；那个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的就是黄大队长，也好认，你们就帮助这个大队烧钢炭。”他又回头对两个大队干部说：“这些小孩儿，只有剔剔丫枝，你们要安排好，特别要注意安全。老师、学生，都没有搞个这些劳动，不要给他们多少任务，让他们早些休息。”只听黄大队长说：“刘书记放二十四个宽心，不过，因为人人都要参加，斧头和砍刀可成了大问题。”刘书记说：“你不要愁，铁器社正加班加点干，保证学生两人一把刀，十人一把斧子。今天下午，先去山上熟悉一下地形。” 刘书记走了以后，薛书记派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领师生们上山。那姑娘长得壮实，光脚板，黑布裤，毛蓝布衣裳，粗辫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着头在前面走，不过走路的速度可快得惊人，大家都小跑步，还是被她远远地甩在了后头。那路，全在树林中，直直地往上，大家累得汗直淌，她回头见大家掉远了才又停下来。走了半个钟头，才到了山上工地。这里的山上全是高大的青杠树，放眼望去，东南西北都是密密层层的青杠树，越近越粗，越远越密。仰头望去，树高得看不见树梢，好像融进了青天里，太阳光都被浓密的枝叶割成了丝丝条条，落到地上，就圆圆的一小团。粗大的树子，一个人都抱不住。地下是厚厚的树叶，树叶上差不多又躺着一颗孩子们最喜欢的青杠子——形如鸟蛋，外壳黄铜色，可以掏空，当口哨吹，同学们抢着捡青杠籽往兜儿里放。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处长满了一种树，枝干上有刺，叶碧果红。叶子小如出土几天的辣椒叶，果子通红，只有豌豆大小，那红果子，甜酸可口，有人说能吃，同学们就抢着摘来往嘴里塞。当地人称这种树叫救兵粮。 廖文刚见这个女同志，和玉容差不多年纪，只呆呆地站在旁边，就故意向前去问：“大姐，贵姓？”那女青年，竟迟疑地望着他。文刚估计她是没有听懂，又问：“大姐，你叫什么名字？”她微微地笑了：“廖淑花。”“我们还是家门哩。那我真得叫你姐姐了。”那女青年只是笑笑，并不说话。大家在山上玩了一阵，陈老师见森林里雾气渐浓，日色渐淡，就带领大家，由姑娘领着下山回去吃晚饭休息。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人来通知去铁器社拿砍刀斧头。李知明和董存根、董伯才、吴淑芬、刘翠容、彭仲祥这些大同学去提了回来。一共十三把砍刀，五把斧头，还没有斗上斧柄的；还有两把大锯子。吃过饭，这一队师生就持刀提斧上山砍树了。到了山上，朱学文、彭仲祥、钟同他们先砍青杠树枝给五把斧子斗上了斧柄。王绍全去抢过一把，顺手就朝一根青杠树挥起了斧子。董伯才说：“先不要着急，这么密的树，那么多丫枝，砍断了也倒不下来。我们去从比较稀的地方砍起走，砍口应该朝倒的方向。”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到林子里去找适合砍树的地方。王绍全砍了几斧子，已经双臂酸麻，连说：“这树好硬！好硬！”只好把斧子交给了陈学文。李知明说：“不硬还烧不成钢炭哩！” 他们找到了一片较为空阔的地方，左边是大片救兵粮，右边是大片青杠林。五把斧子，先选了两棵大树。几个60高的同学，抡起斧头就“乒乒乓乓”地砍起来。回声在山林间震响。其余同学都围着观看。陈老师说：“廖文刚、李秀芝，你们两个负责安全，看见树要倒了，就组织大家疏散。不要说打倒一个人，就是打伤半条腿都麻烦。”廖文刚学着昨天誓师大会上的腔调答道：“老年学黄忠，青年学武松，树子要倒时，撤退打冲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斧子可不轻，高中的同学也只能抡十几下就要换人。高中的累了，初中的又争着上，他们一般都只能抡几板斧。廖文刚接过斧子说：“我们来个车轮战法，我是程咬金，三板斧来了！他抡起斧子，大家数着一、二、三、四！”廖文刚把斧子交给鲁近初说：“不行，不行，不过我还比鲁王多抡了一板斧。”鲁近初说：“要是在隋朝末年，你也可以去当混世魔王了。”大家边吹牛边砍。廖文刚见树子没有砍着的部分不多了，就说：“撤退，等会儿人多，你撞我，我碰你，怕出事，我们远远地站着看，抡板斧的，就轮着上。”大家见这树子实在高大，都渐渐地离开了树子，远远地站着看。同学们又抡了一轮斧子，李知明说：“你们都通通走开，我一个人断后，先把这棵砍倒，再把那棵砍倒。”大家都是第一次参加砍树，都小心翼翼，很听招呼。跑开二十几米后，大家都回身站定，凝神屏息地看大树的变化。“李知明快跑！”李荷艳大声叫道，“树子要倒了！”树子发出了“嘎嘎”的响声，李知明慌忙跳开，躲到了别的大树背后，大家都等着那“轰隆”一声巨响，李荷艳还用手捂住了耳朵，可是大树只是歪了一下，并没有倒下来。 等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李知明又闪出来，抡起斧子，照着没有断的部分，猛砍了两斧子。树子猛地往下抖动了一下，“闪开！”董伯才急得大叫。李知明又闪电般躲到了树林中。那树子可还是不倒。原来砍口比较小，砍断的部分，上下靠在了一块，背部并没有断，又形成了新的平衡。这后面的施工可就更加惊险了。陈老师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套根长绳子，大家用力拉。”李秀芝说：“有的是藤子，我去砍些来。”殷正清、王绍泉、袁永林等都拿着砍刀跟着李秀芝没入了森林中，一会儿，他们抱回了许多藤子，粗的有两个拇指粗，细的也有大人的手指粗。陈老师又指挥大家把藤子连起来，一共结成了两根二十五米长的绳子。李知明说：“爬树结绳是行不通的，我抛一下试试。”他把藤子挽成一团，向最近的丫枝扔去。“成功了！”同学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了。李知明把另一头打好死扣，把横过树枝掉下的那一团，理出头绪，从死扣中穿过，轻轻一拖，就套在丫枝上了。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根藤子也套上去了。然后二十四个人分成两队，背对大树，手握绳子。陈老师负责指挥：“用劲，一二三！一二三！”只听哗啦一声巨响，树子向队伍方向砸了下来。掀起的一阵狂风把几个同学散开纽扣的衣服都吹到头上去了。树叶竟然给了最后两位同学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好些同学都吓得惊叫着跑了十几步才回过头来看。那根树几乎把这个空阔的地方占满了。李知明大声说：“小的们，向丫枝进攻，粗一点的要砍成一米长一米长的几段，并且整齐地码成一堆。” 这群初二学生，虽然除李荷艳、程茜平、李玉芳、邱丽华、郭惠玉等同学外，都是农民出身，可是在家时，拿砍刀的事儿，还轮不到他们。因此，他们刀握在手，颇觉新鲜，挥刀砍枝，也觉有趣。因此，听见李组长下了命令，大家都向大树奔去。不过，青杠树的丫枝也非等闲之物，粗的竟也有小碗那么粗，砍起来，也非易事；幸好是两人一把刀，一个累了一个上。高中的同学就拉锯子。只听山上“叮叮当当”砍刀响，“唰唰唰唰”锯子唱，没有工具的同学，就在旁边谈笑风生，还真有点伐木场的味道。开始，每个人都能砍二三十下，到砍了个把钟头，力气大的也只能砍七八刀了。细的都砍光了，粗的，砍刀也把它没办法，只有靠大同学的斧子和锯子。小同学们又等新的树子被砍倒。 锯下来的大树筒，高中生们还要用斧子把它们劈成大人的腿肚粗细的“柴块”。同学们看着望而生畏的大树筒，比廖文刚可矮不了多少，单凭斧子是不行的。李知明说：“我们物理上学的‘劈’能派上用场了。”他们把手臂粗的丫枝前边砍成锋刃状，用斧子把大木棒砍出一个口子后，就把这种劈打进去。用斧头背狠狠地砸粗的那一头，还真有效，大木头被砸得裂开了口，同学们又不断地用劈，把大块的弄成小块的。一棵一棵的大树筒就这样被这些学生变成了一堆一堆的“钢炭坯子”。 砍倒的树子越来越多，砍下的树丫枝把空地都塞满了，李狗儿就说：“小的们，把这些不要的树枝，尽量拖走，朝山崖下推。”六零初的小同学们，就向树枝丛中钻，拖着不要的树枝向山崖边走。有一丫树枝比较大，刘淑花去拖了一下，拖不动。李吉吉说：“看我的！”李吉吉弓着背，奋力向前拖着，已经要到山崖边了，李吉吉拖的树枝却被大树卡住了，李吉吉停下来，面朝着大树，使出全身力气猛力一拉，谁知树丫枝已经背拉成了弓形，说时迟，那时快，李吉吉变成了弦上之箭，“叭”的一声，脚下一滑，人向山崖边滚去，看见的人都一声惊叫，李吉吉急中生智，险处出招，抓住了崖壁上一棵小树，同学们赶快奔过去，俯下身子，几个人才把李吉吉拖了上来。大家俯瞰着烟雾缭绕的山崖下，都倒抽了一口冷气。 鲁近初说：“李吉吉呀，幸喜你名字改得好，逢凶化吉，要是跌下去，就得开追悼会了。”李吉吉说：“首先得感谢这棵小树。”廖文刚说：“首先得感谢你的父母，把你养了这么大，长了这么长的一双手，长了在这么紧张时还没有吓糊涂的脑袋。”王绍全说：“还得感谢这座山，偏偏就在那里长了那么根树子。”董伯才说：“这就叫偶然中有必然。李吉吉跌倒是偶然的，李吉吉有这些素质，山上有这些树木，使李吉吉能化险为夷，就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 白天干得欢，晚上同学们才感到了手臂酸软，到了第二天早晨，同学们个个腰酸背疼。无论举起斧头砍还是抡起大刀砍，砍下去的那个反作用力，都震得手臂生疼，震得腰腿也酸痛难当。但同学们都没有一个人叫痛叫苦，他们知道，这就叫锻炼。但毕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二天的进度，比第一天慢了一半都不止。李狗儿有点焦急，给陈炯如老师说：“这么慢，怎么能完成任务？”陈老师说：“同学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劳动，可想而知，累还是小事，疼，就不好解决了。”廖文刚在旁边听见了他们的对话，说：“累和疼，都可以转移。我听妈妈讲《东周列国志》，管仲带领部队过一座大山，战车上不去，士兵们都累倒了，走不动。管仲就编了一首歌让大家唱。大家一唱歌就忘了疲劳，翻过了大山。”陈老师说：“好办法，组织大家唱歌。”于是满山遍野都响起了歌声。进度真也有所加快。 有一天，廖文刚休息时去山梁上玩，看见山梁下有好些社员在挖大坑，就约了陈学文、王绍泉、钟同、董伯才去看过究竟。“大叔，这么大的坑挖来干啥？”廖文刚问。“造窑。钢炭就要在这里烧出来。”“埋在下面？”“你没有见过砖瓦窑吗？和烧砖瓦一样。”廖文刚确实还没有看见过砖瓦窑，想不明白。袁永林说：“我看见过，上面还要密封，只留一个门点火。”廖文刚差不多又来这里看一看，那坑有两人深，方形的，有十来米长，三四米宽，只有南边有一个能进人的门，上面用竹子和泥盖了顶。廖文刚溜进去看了一下，冷森森的。等大窑造好后，漫山遍野的社员和学生就把砍成的青杠柴块陆续运到炭窑旁。总指挥是一个烧瓦师傅，已经白发苍苍的了。他指挥大家把青杠柴从里到外、从下到上整整齐齐地码到炭窑里去，只在进门一公尺处留下点空地放干柴。一切准备就绪，烧瓦师傅就点燃干柴。直到里面大火烧得轰轰响半小时左右，烧瓦师傅才指挥大家封闭窑门。 廖文刚有些担心地问：“要是全化成了灰怎么办？”吴长周说：“不会的，窑该造多大，里面该放多少柴，那是计算过的，里面的空气，刚好够使这些柴炭化。”过了三天，廖文刚又去看，窑门已经打开，看得见里面全是黑得发亮的钢炭。廖文刚又顺路走上窑顶去玩，左脚站在路上，右脚踏在窑子盖顶上。董伯才一把把他拉开：“鞋燃了！”廖文刚弯起右脚一看，大吃一惊：“布鞋底都快穿了！” 十月的镇阳、天云、乌抛，满山遍野是砰砰的砍树声，无数棵高大的青杠树轰轰倒下。满山遍野，烧炭的浓烟滚滚。而烧钢炭，是夜以继日进行的。年龄稍大的同学，比如董存根，苏绍儒，他们晚上要守钢炭窑，运料的，也要加夜班，无数的灯笼火把在山林里闪烁。师生们，都身穿单衣，汗流满面，搬运着木柴。加夜班的同学，都是两小时一换。时间虽然才十月，山区的夜晚，风是很凉的，一到换班的时候，同学们钻出被窝，走向山头，冷得浑身哆嗦，但一到了工地，立即投入搬运和守窑子的工作，一会儿就浑身发热，直到大汗淋漓。而下班的同学，又由热到凉，许多同学都累得不去洗一洗，就躺到了床上，盖上了被子。七天的烧钢炭时间，同学们都是这样过的。 终于，钢炭被社员和师生从窑里取出来了，堆得小山似的。廖文刚仔细观看钢炭，都保持着木柴的原状，只是细瘦了些，一根一根，黑得发亮，用手指一敲，真的还叮当有声。“我们成功了”的欢呼声在千山万壑回响。 烧钢炭要结束的头一天下午，公社书记来山上看同学们，表扬了这个窑的干部群众。他说：“你们真正为大炼钢铁出了大力，不像那几个窑，全烧成了灰。半个月的时间，你们就把这座大山砍光了，我们计划，明年全种上玉米，按大跃进的精神，亩产千把斤不成问题。这都是老师同学们对我们红太阳的巨大帮助！最后还有一个光荣任务，明天，要请你们把钢炭运到集益上汽车，这批钢炭，说不定要运到成都、运到北京去哩！”同学们听了都欢呼雀跃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师生们就按公社书记的指示起床吃过早饭，然后带着昨晚上社员送来的背篼、箩筐到了炭窑旁。大同学一般挑箩筐，小同学、女同学都背背篼，全大队的社员也都来了。同学们都按大跃进的精神，把背篼、箩筐装得满满的。陈老师见了，对廖文刚说：“快给小同学们说，尽量少装，尽量少装！知不知道这里到集益是多少路？50里！你们空手走都不行，在路上背不起，谁有能力帮你？”廖文刚一听，大有道理，于是小声通知大家。大家都把装好了的倒了一半出来。陈老师背了一个很大的背篼，只是底部有些钢炭，大约有五六斤。 队伍上路了，太阳还没有出来。山上还有点淡淡的雾。山道上背篼和箩筐的运炭大军，蜿蜒如长蛇，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开始同学们都觉得，运炭比起搞得人臂麻腰酸的砍树劈枝工作，轻松多了，毕竟只是两只脚向前迈的问题嘛。可是太阳渐渐升高了，虽说是晚秋天气，那太阳也并不温柔，到太阳当顶的时候，行程还剩十里，可同学们又到了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挨的地步。陈学文挑着一大挑钢炭走到了前面。廖文刚说：“大的们，又讲讲故事。”李知明挑了一大箩筐，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他喘着气说：“小的们讲。”廖文刚听了陈老师的话背得不多，这时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了，但还是来了个当仁不让，就讲起《说岳全传》来，大家一边听着故事，一边走着。下午一点钟就到了集益。把钢炭交了，才得到通知，今天必须赶回学校，明天要上课了。师生们一听，连忙到伙食团匆匆吃过午饭，就赶回天云公社，还了背篼箩筐，打起背盖卷又往井研县城赶。 天云到集益，往返一百里，天云到井研县城又是70多里。同学们都已经累得腿脚都不听使唤了。但还是背着行李，有的手里还提着东西，离开天云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大家都已经走了一百里，人人疲惫不堪。但是县城的学生想到马上就要回家，其余的同学想到马上就要回学校上课，也都有了“归心似箭”的冲动。一路上同学们已经是在用毅力和本能走路了。脚都已经麻木。大家都默默无声地走着。看着太阳下山，看着月亮从东方升起，廖文刚和城里的同学，还有老师，都落到了后面。李荷艳一屁股坐在地下说：“我实在走不动了。”温兴忠说：“把背盖给我。”“不。”李荷艳靠在背盖卷上说。廖文刚俯下身来问：“不走了？就在这里过夜？”温兴忠说：“给我背，看我们男子汉，背起两个人的被子，我还能跑。”郭茂清说：“快起来，一坐下，就爬不起来了。”郭惠玉说：“我们今天，都在创造纪录，只要一到井研，我们就走了170里。”鲁近初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上午跃进到集益，下午跃进回天云，晚上又跃进回井研。”廖文刚说：“我父亲有一句名言：‘不怕慢，只怕站，更怕坐。’就这样慢慢地走，今晚上也一定要走拢井研县城。” 程茜平和李玉芳、邱丽华、雷碧群一同扶起李荷艳说：“我们的腿脚都麻了，这荒山野岭的，哪能躺在这里。我们扶着你走。”温兴忠趁机取下李荷艳的背盖，重在自己的被盖卷上就走。廖文刚大声说：“我们就把自己当成长征战士，前面有敌人，冲啊！”并大步向前跑去。同学们都互相鼓励着，互相搀扶着，看见谁掉在后面了，就放慢脚步，争着去给他拿行李。程茜平、邱丽华、李玉芳、雷碧群还不时唱几句歌。他们九点左右才到了井研县城，同学们都大吼：“我们胜利了！”同学们一回到家里、学校，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腿脚都跛了一个多星期。 第二天早自习时，班主任刘真老师也跛着脚等在教室门口了。刘真老师这一次劳动，在带领另外一个组。等同学们都坐好后，他把教室扫了一眼，问：“陈学文呢？”有同学回答：“昨晚上就没有回来。”刘真老师的脸一下就沉下去了，说：“昨天，同学们都表现好，我们都体会到了一百七十里路的滋味。我们想一想，红军长征，前面有敌人的阻截，后面有追兵，住的地方，吃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通过昨天的长途跋涉，我们应该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怎么珍惜？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不能象陈学文那样，当逃兵！” 刘老师当然不知道陈学文的情况。班上也没有人知道。原来陈学文挑得多，还走得快，最先到了集益，把钢炭交了之后，挑着箩筐正要返回天云。正好和一个亲戚在集益场头邂逅相遇。那位亲戚见了陈学文，焦急地说：“陈学文，还不赶快回家去看看，你的爹和妈昨晚上又挨了斗争，你母亲昏死在会场上，被抬回家去了！”陈学文一听，忧心如焚，问：“为什么斗争他们？”那亲戚说：“社里动员搞深翻、密植，你爹妈都说‘把生土翻起来，哪能产粮食？麦子点那么密，怕种子都收不回来。’黄书记就说他们是‘反对大跃进’、‘反对社会主义’。”陈学文把箩筐交给亲戚保管，就直往家里赶。集益到研经只有十来里路，而到陈学文的家只有几里路。他知道他的父母自从解放后就一直是老运动员，经常挨斗争。原因，他是知道的，他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只是因为一件债务。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47年底，几个相好的朋友。为了能集中财力办点事情，起了个会。1949年，这会该陈学文的父亲陈国章得。家里装满了会员交的豌豆。起会的朋友中，有一个赌棍，赌输了，别人逼债，没有办法，就来找陈国章商量，要借这些豌豆去卖。陈国章考虑，对门挨户的，便借给了他，并写了借条。可是当年年底，就解放了，这位赌棍当了干部。按政策，解放前的所有债务完全一笔勾销。陈国章却想不通，明明是你赌输了借的，我又不是地主、富农，我连利息都没有要，又不是什么高利贷，凭什么不还。我当时如果不借给你呢？陈国章就经常去向这位当了干部的朋友要。这个人火冒三丈，给陈国章安上了要“变天帐”的帽子。陈学文的母亲夏述华也一同被抓去斗争。没有想到已经斗争了9年，到了1958年，还会这样斗。陈学文回到家里，见母亲躺在床上。他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只是说：“我没什么事，只是病了。”陈学文说：“他们说，又斗争了你们，你在斗争会场上昏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他母亲却很冷静地说：“乱说！这是谁给你说的！你要好好读书，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他的父亲也给他说：“一家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快回学校去！管不了的事，你就不要管！” 陈学文完全不知道同学们已经返校读书了，在家里住了一天，到集益从亲戚家挑起箩筐去了天云，那里的社员说：“同学们大前天就回学校去了。”陈学文急得满头大汗，小跑步地赶回学校，已经是第三天第三节下课了。他到寝室里遇见龚淑华，龚淑华说：“前天早自习时，刘老师大发雷霆。你要倒霉哩，还不赶快去向老师承认错误。今天中午，学校为了慰劳师生烧钢炭的辛苦，会餐，每个同学都发了票，凭票进餐。你快去找刘老师，先承认错误！”陈学文连连点头，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里真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陈学文忐忑不安地挨到了刘老师办公室旁，低声喊了一声“报告”，旁边的吴北延老师喊了一声“进来”，陈学文慌忙进门站到了刘老师的桌子旁边。刘老师抬起头，见是陈学文，顿时满脸怒色地说：“你还来学校干什么！回去呀！为什么又当了可耻的逃兵！”陈学文哪敢说实话。只得低着头站着。刘老师看了一眼陈学文满是汗渍的衬衣，放缓了语气说：“我还要怎样教育你？为什么要逃跑回家！你是学生，只有好好学习，才有好的前途，你现在回家去起得了什么作用！”刘老师边批评边写了一张纸条给他：“去找胡化南老师，领票参加会餐。”陈学文恭恭敬敬地给刘老师敬了一个礼，才拿着纸条去了。 会餐以后的几个晚自习，六零初一班都在刘老师主持下，批判陈学文。陈学文不敢讲出实情，任凭老师同学如何上纲上线地分析，他只是说：“我以后一定改正。” 上几何的李永毅老师，知道陈学文挨了批判，差不多又找他谈话，说：“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忍着点，说话要注意对象，俗话说‘逢人只讲三分话’，是有道理的。人心隔肚皮，祸从口出。你要记住。”李老师给陈学文说这些话时，谭碧芝正好进来交作业本，她慢慢地进来，轻轻地退出去，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四班的郭茂清喜欢看书报，一天，他高兴得大叫着奔进教室说：“亩产水稻13万斤，以后不愁没饭吃了！”袁永林问：“谁说的？”“报上登的。”苏绍儒说：“那是哄傻儿的。”郭茂清愣了，问：“我们这些地方能亩产多少？”教室里的卢翠华、袁永林等同学争着回答：“四五百斤，能产八百斤，就是高产了。”郭茂清想了想说：“原来又在吹！” 第27章 宿山野夜遇大雨 切苕片密植小麦 烧钢炭回来后的一个星期六，少先队要搞一个大型活动。每人都要像战士一样，背上背包雨具到山上宿营。学校供应伙食。先把少先队员按中队分成几路，每条路上都设有三个相同的路障，而且由辅导员老师把守。这些路障是大队辅导员王光琪老师设计的：地上用石灰画一个大圆圈，在这个圆圈里藏有一个小纸团，上面出有猜谜语、对对子、各学科的趣味题目若干，答对了，才能前进；找不到或者答不上，每个路障就要停15分钟才能通过。看哪个队先达到新道路山顶为赢。等队伍到了山上后，就以中队为单位，找柴，搞营火晚会。 下午四点钟，活动开始了，大队旗迎风飘扬、大队长五九初的杨红霞走在前边，李秀芝等大队委员紧跟其后。鼓乐队鼓号嘹亮，各中队、小队都旗帜招展，跟在后面。少先队员个个领巾鲜红，神采弈弈地走出校门，一条红色的巨龙直向新道路山上奔去。到了山脚下，大队旗直接上山，其余的中队各成一路，按地上的箭头标志，从各自的上山。 大队长插好大队旗，刚把各中队的营地安排好，四中队就上山来了。打头的是李荷艳。她脸儿红扑扑的，兴奋地喊着：“我们中队第一名！”杨红霞说：“祝贺你们！那副对联，你是怎么对的？”荷艳背后的雷碧群说：“那可难不住我们班的秀才李荷艳，‘万里长征英雄壮烈’，荷艳对的是‘千年古国理想辉煌’。大队长，评评！”杨红霞还没有想好怎样回答，随后赶上来的，廖文刚听见了，说：“不错不错，难在那个“英雄”又可以是名词，还可以是形容词，‘理想’正好，而且上联说过去，下联讲未来。李荷艳真不愧是才女。”廖文刚还举起了大拇指。荷艳被廖文刚这么一夸，脸红得更像熟透的山桃。这时其他中队都陆续上来了。最后上来的是五中队，廖文刚说：“鲁诗人，那个对联还把你难住了？”鲁近初说：“我对的是‘千秋大业灿烂崇高’”可鲁星天硬要说不好，他要对‘五亿农民辛苦忧愁’，政治老师说是对人民公社不满，就在那里大上政治课。所以上来迟了。” 队伍全都上山了，各个中队就满山找柴火。廖文刚还没有到这座山上来过，放眼望去，只见山顶很宽，全是红泥，耕地不多，到处长着柏树和一种叶小刺多的灌木。三班的大队委员李秀芝对廖文刚说：“你认识这种灌木吗？”廖文刚说：“烧钢炭时就见过，我们都叫它红籽儿，还没有问过，究竟叫什么名字。”李秀芝圆圆的脸上挂满了笑意：“我就当你一回老师好了，这种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救兵粮’，到十月间，满树通红，酸甜可口。听说，以前在山上打仗，士兵没有吃的，就可以摘来充饥，所以叫救兵粮。”廖文刚说：“李秀芝，你的知识好丰富哟！”李秀芝说：“这算什么知识，我的家乡乌抛满山遍野都是。” 这座山离县城虽然不到3公里，却是荒山，有些地方种有红苕，已经挖了，整座山都是空地。枯枝干藤，到处都是。有些可能是农民上山砍来丢下的。不到一个钟头，各个中队都堆了几大堆柴。这时太阳正要下山，颜色鲜红得就像胭脂一般，照得山上，人影散乱，树影横斜。真有点像毛主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意境。廖文刚在这时的山上体会到了文学的意味，突然又想起了科学的提醒，教地理的廖成劭老师讲过一条谚语，就大声说：‘日落胭脂红，无雨必有风’，快，搭好帐篷！今晚可能有雨。”大家便七手八脚地树杆子，挂被单。 学校伙食团送来了饭菜，大家吃过饭，趁天还没有黑，就满山游玩。有同学爬到树上去掏鸟窝，惊得鸟儿满天的飞叫。总辅导员王老师看见，连忙制止：“下来，下来，跌伤了怎么办？小调皮！”天黑下来了，天上却没有星光。各个中队都陆续点燃了营火。少先队员们和辅导员老师都围着营火，唱歌跳舞讲故事。火苗在风里闪烁，同学们的脸在闪烁的火光中变幻，一会儿红如火，亮如花；一会儿暗如泥，淡如叶。跳舞的，在火光中，好像云中仙子，忽明忽暗，若有若无；歌声在夜空中，悠扬洪亮，千山应和。 廖文刚所在的中队，除了辅导员刘真老师外，还有毛淑滔老师参加。他们搞的是击鼓传花。鼓，用的是一面队鼓，温兴忠负责司鼓。传的花，是王惠容摘来用藤子扎好的一束杂花。20多位少先队员，围着火堆坐着。花从王绍全那儿开始。温兴忠只敲了一下，花就落在毛老师手上。毛老师说：“我不会唱歌，就讲一个故事。”少先队员们立即鼓起掌来。毛老师讲的是《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要同学们“不要同情蛇一样的恶人。”鼓声又咚咚响起，花束在队员们手中飞跃，落到了王绍全的手上，他站起来，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声音宛转悠扬。这个中队，先后还有王惠容、廖文刚、刘真老师和刘明星、张大弟等十几位表演了节目。 营火晚会足足开了两个小时，几个中队的柴都烧光了，只有三中队的火还旺，各中队不约而同地被这里嘹亮的歌声吸引了。那是程茜平和四中队的雷碧琼在合唱，她们唱的是“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听起来广阔如无边的海洋，飞动似蓝天的雄鹰，飘逸如初春的飞燕。唱完之后，回声还在山间回荡。同学们都要求她们再唱一支，她们商量了一阵，来了个对唱《毛主席派人来》，那奔放的歌声，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惹得树巢中的鸟儿都“呼呼”地向天空飞去。晚会结束以后，同学们都三三两两，各自向自己的宿营地走去。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不少人摆龙门阵到深夜。 廖文刚被雨点打醒了，他的帐篷里人太多了，好几个同学都睡在帐篷外。毛老师看见了就喊道：“廖文刚，来我们的帐篷里坐。”毛淑滔老师只有二十三四岁，教文刚他们班的政治，整天乐呵呵的，和她一个帐篷的是宋万英老师，教二班的语文，她还不到二十岁，成天笑盈盈的，她排演节目的时候认识了廖文刚，经常摸着文刚的头说：“这小家伙儿聪明。”廖文刚说：“我等会儿来。”他和大队长、总辅导员王老师一同到各处查看，把没有雨具的都尽量安排到帐篷里。见雨越下越大，廖文刚又约了鲁近初、欧本良、王绍全一同躲进了毛老师的帐篷。 雨越下越大，还打起了大雷。电闪照得万山通明，能看见雨线如网，高树低昂，岭壑纵横，雨雾腾浮。电闪一停，四周又漆黑一团，只能听见雨声响成一片。廖文刚认真观察着这光明和黑暗交替的景象。忽然想起了断桥河的小屋，嫂子云霞和侄儿桂生，这样大的雨，房子漏，他们怎么办？还没有想得停当，这里的帐篷也开始漏雨了，廖文刚就和鲁近初站起来，把帐篷的中间顶住，使帐篷中间高起，向四面排水。毛老师说：“这可是最好的锻炼，不在这样的风雨夜住宿在这样的山上，哪里看得到这样的景象？”廖文刚说：“一会儿一片光明，一会儿一片黑暗，我们肯定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雨下了足足两个钟头，虽然多数老师同学都有所准备，因为雨太大，下得又太久，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是衣湿被子润。老师们商量了一阵，天一亮就收拾回校，吃过早饭，就放归宿假，各自回家，今天来赶吃晚饭。 少先队宿营之后不久，秋收秋种的季节早到了，井研中学的师生们，首先要种好自己的高产田。那时，学校的土地甚宽，从东门口的大礼堂外直拖到南门的河边，即广场里的所有土地，还包括广场东南面的山上，大约在两百亩左右。名曰：学校农场。由李龙奎老师总负责，分到各年级、各班具体管理。 这天，李老师通知六零初各班的班主任、班长、劳动委员，到农场一一落实。一班刘真老师，班长董存根，劳动委员彭仲祥，来到地里，见三班的班主任吴北延老师、班长李秀芝、劳动委员曹正训已经等在那里了。刘真老师向吴老师问过好说：“真是莫道君行早，还有早行人，三班的来得真早。”李秀芝说：“我们怕大家等。”吴老师说：“外面空气好，阳光灿烂，我喜欢没事也来走一走。”两个班的同学说着话，二班的曾碧辉老师和卢泽文、熊树钧、四班的宋万英老师和苏绍儒、曾恭富，五班的贾从文老师和徐武德崔龙才都来了。李老师，就一个班一个班地落实。 六零初一班的地分在东岳庙。这里曾经是香火很盛的庙子，已经荒废成了空地，长有十来米，宽只有四五米。一班的嫌少了，董存根说：“李老师，我们班就这一点呀？”李老师说：“不少了，有三分地，是专门作小麦高产实验田的。六零一班，要争取小麦亩产放卫星呀。”刘真老师说：“还要请李老师指导。”李老师说：“行，明天播种时，我一定来。”不到半小时，土地就划分完了。因为大部分的地里还种着蔬菜，空地就只有这么多。各个班的老师干部，都嫌地太少。 五班的崔龙才，当时已经要满18岁了，体重120多斤，爱好打篮球。这天打完球，一身的汗水，就约起同学说：“季节已经不早了，干脆，我们去把小麦种了，种小麦，我可是内行。再流点汗，还不是只洗一回澡。”同学们一听，都很赞成，各拿工具，按照当地种小麦的办法，用了不到一小时，就把自己班分的地种好了。吃饭之前，大家还去洗了澡，崔龙才心里乐滋滋的，他看了整个学校农场，六零五班是第一个完成播种任务的。谁知第二天早晨，李龙奎老师，找崔龙才来了，李老师说：“崔龙才，你这个劳动委员，怎么当的？上级一再强调，要密植，要深翻，小麦要放卫星！你这就是老农民的一套！像什么大跃进！全部返工，明天听我统一指挥！”崔龙才本想反驳，但一想到科学种田，自己也不懂，于是说：“行，我没有理解老师的意思，明天，李老师指挥，我们返工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各班一同播种。李老师统一安排先翻地，后平地；地要深翻；不能浅于三尺，平地时，要先用锄头把土块挖得比手拇指还小，并且要把地搞得平平整整，经过李龙奎老师验收过关后，再去挑来大粪，均匀地泼上。六零初一班的这三分地，泼了十挑大粪。泼完粪水，最后一道工序，才是把小麦种子撒在地里。这天，秋阳高照，整个的井研中学农场里，真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气势。所有的地里，都人头攒动，锄光闪烁，笑声人声，响成一片。李龙奎老师，像指挥若定的将军，这里看看，说“行”，那里看看说“还要深挖！”地整好了，进入密植阶段，只听李老师大喊：“千万不要保守，要真正的密植！”六零初一班的地下面，是一个东高西低的倒方不圆的土地，大约有两亩地，是学校的实验地。高中班的已经把地平整好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用大箩筐抬进来两大箩小麦种子。李老师把各班的干部找齐，在这里搞密植播种示范，只见他指挥同学，用木瓢舀起麦子往地里泼。两大箩筐麦种泼完了，地里遍地都能看见麦子了，他才说：“可以了。”种子撒完，然后又盖上些细泥，再泼上清清的粪水。 六零初一班当然也如法炮制，董伯才和钟同抬来一小箩筐麦种，有60多斤，全泼在了地里，地面上已经能看见密密麻麻的麦种了，李老师来看了看，说：“还太稀了，太稀了！”彭仲祥再去要时，麦种已经没有了。只得作罢。 同学们直干到夕阳入山、暮色苍茫，一切就绪后，才到清波粼粼的茫溪河边去洗手洗脚，挑着粪桶、扛着锄头，提着箩筐回校吃晚饭。同学们都感受到了大跃进的气势，一个个喜笑颜开，说说唱唱地向小校门涌去。 也许是天随人愿，播下种子不几天，便秋雨绵绵，同学们差不多又去地里看看，回来向班里同学报道着发芽了，长叶了，像绿毯子一般了。廖文刚高兴地说：“一定是个大丰收！”陈学文小声说：“丰收，能收够种子就不错了。”和他同桌的王淑贤小声说：“祸从口出，你又忘了？”他们旁边的谭碧芝听见了，不满地看了陈学文一眼，没有说话。 一个星期一，廖文刚上学走到校门口，正遇陈学文。廖文刚问：“回家去了吗？”“回去了，现在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几大甑子白米饭，摆在地坝边，你想吃多少吃多少。”廖文刚问：“什么人都可以吃吗？”陈学文说：“当然，天下农民是一家嘛。有一个赶场的，经过三个公共食堂，就吃了三顿饭，才回到了家。”廖文刚说：“真是到共产主义了！” 没有过几天，在操场里，全校师生整齐地站着，汪校长站在川主庙下的大路边，对大家说：“老师，同学们：办公共食堂，红苕不能像以前那样，由各家各户的红苕窖储藏，必须交到公社粮店或者伙食团保存，现在发现，烂了不少。县委要求我们，尽量减少损失，为国家解决这个困难。各班去粮站领红苕，洗干净，切成片，负责晒干，交回粮站。” 命令一下，井研中学迅速行动，师生挑着箩筐，背着背篓到了粮站堆红苕的地方。只见宽大的晒坝里，红苕堆成了无数的小山，远远看去，真有些群峰点点的味道。走到地坝边就飘来一股烂红苕的臭味。陈学文痛心地说：“怎么烂了这么多呀！”走在旁边的谭碧芝说：“不要只看到缺点！”陈学文猛地一惊，连忙说：“是，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同学们到了红苕堆旁，有的放倒背篼用手刨，有的用手一堆一堆地捧。装满红苕的家具，又通过师生们的肩和背，向学校奔驰而去。 运红苕的大军，一会儿又变成了淘红苕的大军，整个的茫溪河边，到处是淘红苕的“哗哗”声。井研流行的淘红苕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两人合淘法，一个人把装着红苕的大箩筐或大背篼放入水中——不能太满，拉住绳子，另一个人就用锄头在筐篼里上下抖动。一团团浑水便从篾缝里涌出去，涌出去的浑水，越变越淡，直到和河水没有区别了，就算淘干净了。两人一起，把筐箩从水里拖出来。 第二种办法，就是一个人淘苕法，就是双手提着筐篼，放到水里浸一会，又提出水面，尽力地上下抖动。然后再放入水中。这样往复多次，见没有浑水了，就行了。第三种办法，是一些力气小的同学用的，就是一个一个地放入水中，用手洗。 红苕淘干净之后，就好坏分明了。好的红苕，外皮或黄或红或白，色泽鲜明；而坏了的，则红苕皮上有黑色的斑块，甚至全是黑色的。师生们淘过红苕之后，河边上便是一小堆一小堆的烂红苕。 红苕淘净之后，学校就变成了红苕切片加工厂：食堂内外，教室外，操场里，到处摆着小簸盖，大簸箕。到处刀光闪闪，满校园摆满了苕片，有的金黄，有的雪白。谭碧芝看了特别高兴，对廖文刚说：“小诗人，你看，满校园黄的像金，白的像雪，形势多好啊，你写一首诗！”廖文刚还没有答应可否，只听陈学文在廖文刚耳边说：“烂的比好的还多，以后肚子饿，才好写诗哩！”廖文刚虽然从父母亲那里增加了些忧虑，但毕竟人小，懂得太少，就问陈学文：“报纸上说亩产水稻几万斤，粮站里粮食红苕都堆不下，你怎么想到会饿肚子？” 陈学文小声说：“我们这些地方，一亩田产四百斤谷子都不到，你想想，几万斤堆在田里，是什么样的景象？我们这些地方，收成好，都必须瓜菜半年粮。你家里，以前，敢不敢顿顿吃干饭？现在公共食堂这样的吃法，能吃多久？那么多麦子豌豆撒到地里，小春也不可能有多少收成。农村里的老年人，都愁得睡不着觉。”廖文刚说：“我去看了，我们学校的麦子，长得多好啊！”陈学文说：“再等两个月你再去看，就知道了。”廖文刚对亩产多少之类，一向没有关心过，也还没有这方面的概念，现在，家又搬到街上来了，对农村里的情况更不了解了，但他知道，陈学文的这些话，和他父母亲的想法是一致的。手里切着苕片，心中也多了一些忧虑。一天到晚，无忧无虑、爱说爱闹的他，也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了。 1958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第二节下课后，已经四点过了，李光玉打着光脚板往家里赶。他飞快地走着，蜿蜒山路，不断地在他脚板下滑过。迎面吹来的北风，吹得他的脸红扑扑的。这时已是“宿鸟归飞急”的时候，眼见得太阳西下，月亮从东边山头涌出，离家还有整整20里山路。这时，天蓝得叫人害怕，偏偏月亮旁边还有一朵乌云，本来苍苍茫茫的山野，突然一片黑暗，李光玉只有14岁，他不敢向四周看，只顾埋头看着白晃晃的依稀可见的小路走。快到大坟坝了，一人多高的山草在冬风中“沙沙”作响，整个的坟坝，囫囵浑沌的一大团，大坟前面的石壁石碑，特别吓人，李光玉吓得心头“咚咚”直跳。他不断地在心里鼓励自己，别怕，别怕，壮起胆子，世界上并没有鬼。突然“嗖嗖”直响，吓得李光玉心都要跳到嗓子外了，原来是一只土拨鼠听见人的脚步声，急急往草丛中钻。李光玉，又怕又饿又累，过了大坟坝，浑身都在颤抖，内衣都被冷汗湿透了。他麻着胆子，大步往前赶。咚咚的脚步声直响到家门口。 从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宋万英老师，担任六零初四班的班主任。宋老师当时只有20岁。班上有什么事，她喜欢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一个通知。这天中午饭后，袁永林来到教室，见黑板上出了个通知： 今天下午的劳动，男生代锄头，挑粪桶，女生拿镰刀，除草，种菜。 里面竟然有三个错别字：“代”，应是“带”，“链”，应是“镰”，而粪桶的“桶”字，把右上角的横折点，写成了“刀”。袁永林就在错字旁各打了一个马叉，然后改在旁边，并用红粉笔打了个“5分”，“5”字下，还加了两个短横。落款是一个圆圈，中间加一个点。 宋老师来教室看见，掩着脸大哭而去。曾翠香见了非常气愤地质问：“这是谁干的？对老师这么没有礼貌！”曾翠香当时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她赶忙到宋老师的寝室里，安慰宋老师。曾翠香说：“宋老师，你不要生气，我们要批评这种不尊重老师的行为。”宋老师说：“我不是生同学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知识没有学好。”曾翠香说：“宋老师，你才20岁，就当老师了，我们班上和你年龄差不多的同学还多哩。”曾翠香把宋老师安慰好了，又和她一同回到教室。曾翠香先在班上讲：“宋老师只有20岁，是我们的姐姐、妹妹，我们一定要尊敬、爱护。不能讽刺、打击。” 班长苏绍儒站起来说：“我代表全班同学，向宋老师道歉，我们班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下面，欢迎宋老师讲话！”宋老师说：“这件事，我很感动，发觉同学们，觉悟高，水平高，比我还成熟。我不生同学们的气，我只生我的气，没有把汉字学好。以后，发现我有什么缺点，请给我当面指出，我一定虚心接受。” 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事后，同学们在寝室里议论：是谁写的呢？字还写得那么好。袁永林说：“那上面明明落得有名字。”苏绍儒问：“哪里有呢？”袁永林笑着说：“圆圈中一点，就是袁永林嘛！”“是圆的，就永远是个‘0’嘛！” 寝室里响起了一片响亮的笑声。 第28章 迎军区司令到来 看荣誉军人演出 1959年元旦节，各个班自己搞活动。六零初四班宋万英老师，领着全班同学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晚会。黑板上请袁永林写了“六零初四班元旦晚会”9个字。“六零初四班”这五个字只有核桃大小，“元旦晚会”四个字，有小脸盆大。同学们的桌子沿教室的四边摆成环形，一张紧挨一张。教室中间，一个大花盆里立着一根树子，树上挂满了画片。节目由班长苏绍儒主持。他说：“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留给我们五彩缤纷的背影；崭新的一九五九年，已经露出了桃花般美丽的容颜。为了庆祝1959年元旦节，我们年轻的班主任宋万英老师，自己花钱布置了这棵吉祥树，上面挂满了画片。同学们只要表演一个节目，比如唱一支歌、讲一个故事、说一个笑话，跳一个舞，朗诵一首诗，就可以自己选取一张画片。下面请宋老师讲话。” 宋老师站起来，笑盈盈地说：“我天天给你们讲话，讲得太多了。在这元旦佳节里，我祝愿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祝福每一位同学，全家平安。”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苏绍儒宣布：“下面，我宣布晚会的规则：要表演节目的同学，先举手，由我按举手的先后，点着谁，谁就到中间来表演。元旦晚会现在开始！”教室里立即举起了十几双手。苏绍儒点了最先举手的雷碧群。雷碧群这时不到15岁，高挑个儿，长辫子，大眼睛。她走到教室中间说：“我唱《真正乐死人》！”她学起男中音歌唱家的味道，唱得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惹起阵阵掌声和笑声。第二个表演的是郭茂清，他这时未满13岁，却大模大样地走到教室中间，立定之后，向四周扫视了一眼，然后说：“我献给大家一首名曲，《马儿啊慢些走》。”随即高仰着头，扬起右臂，高声唱道：“马儿啊，你慢些走呃慢些走呃，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过够——”虽然有些奶声奶气，但节拍拿得稳，音调唱得准，轻重快慢，都把握得好。下面有人议论：“这小子派头拿够了的！”“唱得也有水平。” 接下来，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上前，有唱《我是一个兵》的，有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有朗诵毛主席诗词的。袁永林起来，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高举着一根长竹竿进城门洞，竖起进去不了，横起也进去不了。一位白胡子老人见了说：‘我比你年纪大，见识也比你多，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你把竹子锯成两节，不就进去了吗？’”袁永林讲完，没有多少反应。徐玉文大声说：“这算什么笑话！听我讲一个！”廖清风说：“这怎么不叫笑话呢？听笑话也得有水平！”苏绍儒说：“不要争论了，请宋老师点评。”宋老师笑着说：“这个笑话很幽默，很含蓄。举长竹竿的人傻，那位自作聪明的老人更傻。不管多长的竹竿，你倒下来，顺着放在肩上，就进城门洞了，哪里须要锯断呢？”教室里骤起掌声。晚会直开到下晚自习，大家才兴犹未尽地散去了。其他班级也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九五九年，井研中学和全中国一样，流行语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星期六的晚会，是一个向党的十周年献礼的演示会。只见化学组的李性初老师，提上来一根账鼓鼓的大塑料口袋。放好铁架，支起锅儿，划燃火柴向口袋导管处一晃，一股蓝色火焰便直窜锅底，台下师生发出一阵短促的惊叹，随即又鸦雀无声地听锅里油沸的“许许”声，菜下去的“辟啵”声，一会儿，一盘菜就炒好了。菜炒好后，还请了两位学生上去品尝，两个学生吃得舔嘴咂舌，连声称好。李老师说：“这是沼气，肥的稻田里都有，厕所里放些杂草泡烂了，也可以产生沼气，以后可以代替烧柴、煤炭。”化学组的还表演了好些小节目，比如两杯清水倒在一起，立即变成了红色；把一杯水倒进另一个空杯里，水变成了绿色等等。这次演示会后，学校布置，要用实际行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教师、各个班级，都得拿出具体的东西来。 刘真老师在六零初一班说：“希望同学们，开动脑筋想点子，看我们班拿什么给国庆十周年献礼。大家讨论一下。”欧本良说：“我们用优异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刘老师说：“搞好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是学生分内的事，哪一年都是应该的，那是我们的本职。校长说了，那不算；要具体的，看得见的，属于创造发明一类的。大家好好想，想出了点子，就给我说。” 井研有一个火力发电厂，发出的电有时比蜡烛亮不了多少，不过发电厂的蒸气，让它白白地跑到太空中去，而各个公共食堂又烧大量的柴或煤来产生蒸气蒸饭，那可是天大的浪费，于有上级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系列活动之一，就是发电厂附近的公共食堂，通通到电厂蒸饭，自己单位只能搞菜。而井研中学恰恰就在发电厂的对门，穿过鸡市巷，横过南门坳的街子就是。此令一出，大跃进式的巨大甑子出现了。每到中午十二点，下午六点，在通向发电厂的狭窄的铺满炭灰的路上和南门坳的大街上到处是端着饭盆的人群。井研中学采取每桌去一个人端饭盆回食堂就餐的办法，因此每顿饭就得有一百三四十人的端饭大军，在这段街上穿梭。 轮到廖文刚端饭，对他说来，又是一桩难事，他当时刚满十四岁，但个子并没有长壮多少，差不多一里的路程，两只手端一个至少重6斤的盆子，有时盆子还有些烫人，饭可是进口货，总不能随便往炭灰地下一扔？因此，廖文刚每次去端饭，就是一次小小的磨炼。手实在酸软了，他就来个半蹲式，弓着背，把饭盆放在膝盖头上。一般说来，着手的盆沿散热快，在手里倒几下，就可以了；而盆底有时就有些烫，他于是左膝盖头上放几秒，又赶快移到右膝盖头上去。这样走走蹲蹲，总不让饭盆落地，直到放到食堂的饭桌上。初一年级的小的同学，他们有时顶在头上，有的干脆用一个网兜儿提。 学校还广泛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根据上级指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猪肉有供不应求的趋势，要争取自给自足”的精神，学校在川主庙西北面的开水房旁边，砌墙搭屋，建起了养猪场，校园里又新增了猪儿的叫声，一些喜欢动物的小同学，还经常去猪栏旁边逗猪儿玩。 学校有了行动，各个班级也要紧跟不掉队，要立即办起自己的项目。六零初的五个班，都搞养殖。二班、四班养鸡，三班五班养猪养羊；还有养牛的，那是几个右派分子的专利。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理发组、修鞋组、木工组、采集组。四班的苏绍儒等几个同学，是木工组的，课外就到木厂去，也没有师傅教，他们就在旁边看。他们看见刨子闲着，就拿起刨子刨；看见锯子闲着，就拿起锯子锯；看见斧子闲着，就拿起斧子劈；反正是公家的木料，也没有师傅说不可以。学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学会了拿起锤子“叮叮当当”地修床修凳修桌子。一班的殷正清、陈学文都参加了理发组。只有两把剪子，59级的同学拿着，六零级的同学，天天站在旁边看。陈学文看了几天，不去了；殷正清，天天去看，有时也轮着他学习理发，终于学得了理发技术。后来当民办教师时，就因为经常为师生义务理发，而被评为县先进，得以优先转为公办教师。 六零四班的曾翠香、雷碧群、卢翠华、薛玉文、范雪容、郭茂清、殷辉尧等等同学是采集组的，他们到处山上去采牵牛花籽来卖给中药铺，作为班上的勤工俭学收入。一到课余时间，他们就拿着小盆或者瓷盅，在学校四周满山遍野地跑。牵牛花，可是能“偶倚一株树，遂抽百尺条”的，他们要经常攀崖爬树，尤其曾翠香，个子不高，两臂有力，高的树，危险的山崖陡壁，她都争着上。一天，唯一的布鞋，面子破了，底子穿了。团支部书记薛玉文见了，说：“曾翠香为班集体跑烂了一双鞋，值得表扬！”过了几天，薛玉文捧着一双白须底的布鞋，到曾翠香面前说：“这是我的手艺，我代表团支部，送你这双鞋。”曾翠香正愁鞋子破得不能穿了，接过鞋子说：“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为了班集体，我争取再把这双鞋底磨穿！” 六0初一班则办起了养兔场。养兔场在从校门进来教师办公室和操场边的一块狭长的林荫地带里，也就是语文办公室的东边。同学们用稻草搭了一间小屋，里面用竹子编了许多小笼子，由廖文刚和王绍全、欧本良、范友三、黄芙蓉、廖输诚、刘明星、温兴忠、廖德煜等班上仅有的九个少先队员负责。他们的任务是打扫兔舍，上山割草，因此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廖文刚就和同学们一同背起背篼，上山割草。 早饭之后，廖文刚、王绍泉等少先队员们就到养兔房来打扫、喂料。他们用竹夹子或者火钳先把兔舍里没有吃完的草和粪便夹到篼子里，再用扫帚把笼底的竹篾扫一遍，然后才放上新鲜的草。兔子们看见鲜草，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抢着吃。这时，大家就围着笼子欣赏兔子们匆匆忙忙吃草的神态和通红晶莹的眼睛。只要同学们一到兔舍里来，唤“兔兔兔兔”，兔子们就会扒着笼口张望。 最令人兴奋的是下小兔的时候，刚下的小兔，紧闭着眼睛，一身肉红色，却不断地往兔妈妈肚子下拱，本能地找奶喝。同学们就千方百计地在山上给兔妈妈找营养品，比如撬红薯苗、把红薯切碎让它吃，捡玉米粒、麦粒、摘米汤糊、洋槐花来喂。等到小兔满地跑的时候，好些班的女同学都爱进兔房来参观毛绒绒的小白兔，她们抱在怀里就爱不释手。这时，养兔组的同学就会大声叮咛：“轻轻抱，轻轻放！”“行了！快放下！”李荷艳天天都到兔舍来看，边看边说：“真乖，真乖！”廖文刚就给她说：“荷艳，你那么喜欢小兔，就来参加我们养兔组！”李荷艳说：“我是养羊的。羊可比兔子大。”黄芙蓉说：“放羊姑娘人家早就编得有一首歌。”廖文刚就轻轻地唱道：“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什么放着群羊。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为什么这么悲伤、悲伤？”李荷艳一听，竟然掩面回头就走。廖输诚说：“你把李荷艳唱哭了？”黄芙蓉说：“她真的哭了。”廖文刚立即追了出去，问：“荷艳，你真的哭了？”李荷艳摇着头跑了。 学校还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井研中学办起了民兵营。廖文刚人小，当民兵不够格，就差不多又背着草背篼，站在操场旁边，看民兵们的方队行进，听他们震天的口号声。井研中学民兵营，王地高担任营长。董存根担任民兵连长，各个班成立民兵排。董存根不再担任六零初一班的班长。经过班主任提名，同学民主选举，廖文刚被选为六零初一班的班长。他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大家都叫他“小班长”。 民兵除了队列操练，还发给真枪进行射击训练，掌握要领之后，就进行实弹射击。井研中学的民兵战士，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向靶场。打靶场上，全体官兵，个个聚精会神，瞄准靶心，击发枪弹，靶场上响起了各种枪声。这些活动，廖文刚这样的小同学都无缘参与，心里却都痒痒的。董存根等民兵一回来，小同学们都围着问长问短：“枪有多重？”“开枪害怕吗？”民兵同学们大都会夸大其词：“五六十斤哩，你们可背不动！”“声音像炸雷一样，你们，看着枪就会吓软，听见枪声就会吓瘫。”廖文刚可不服气：“我不信，你们怎么没有吓瘫！”“我们是人大胆大呀！”欧本良说：“看我长大了也当兵，腰上别一支小手枪！”“哟，没有当兵就想当官呀！”教室里一片笑声。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校园里传开了，乐山专区的军区司令员要来井研县检阅民兵营。迎接司令员的这一天，天气可不怎么好，没有太阳，但也没有下雨。全县的民兵数千人，井研中学的师生1000余人和研城小学、研城第二完小的师生和居民将近万把人，早晨8点起就排好了队伍。他们从南门外牛市大桥处排成夹道欢迎的长队。前面是仪仗队，有鼓号彩旗，后面的人们手里都举着小旗，脑子里都藏着早已记得滚瓜烂熟的口号。可是司令员久不露风姿。人们开始是静静地驻足而望，后来是走来走去地焦急地盼望，再后来是闹嚷嚷地各找龙门阵来摆起混着时间等。殷正清问廖文刚：“你估计司令员是什么样子？”廖文刚脱口而出：“‘军区司令员’嘛，当然应该是八面威风、十分雄壮的，如果不是像关云长，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也应该像尉迟恭，面如锅底，臂阔腰圆？”周围听见的人都大笑起来。直等到上午十一点钟，前面传来“到了”的口令，顿时全场肃然。一会儿前面锣鼓喧天，口号起伏，后面也随着红旗如浪，口号如潮。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南面伸长脖子。又等了好长的时间，司令员才在警卫员的护卫下，由县长书记陪同，拍着手大步走过。还跟着一部小汽车。令廖文刚十分失望的是，那位军人个子瘦小，不仅说不上威风，甚至看不出来有他想象中的军人气质。 队伍都汇聚到井研中学的操场里，民兵都按编制的序列进入操场，不是民兵的就站在操场的四周观看。操场的北面正中是主席台，上面悬挂着“热烈欢迎江司令指导我县民兵工作”的通栏横幅，两边木柱上贴着“大办民兵师，保卫新中国”的对联。轮到江司令讲话了。他个子虽不高大，声音却特别洪亮。他说：“美帝国主义，虽然在朝鲜战场上失败了，但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反动集团，也贼心不死，要组织窜犯大陆。所以，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办民兵师”，让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淹没敌人的汪洋大海。”在江司令讲话的过程中，民兵队伍中不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首长讲话之后，就该民兵营动作了。民兵营的各个连队排着整齐的方队，方队之间，只有不到二米的距离，队伍“唰唰，唰唰”地从主席台前开过，步伐整齐，动作有力，口号响彻云霄。观众们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小县也有这样规模的队伍。虽说是民兵，并没有武器，但是，如果都拿起刀枪，也是一支不小的力量啊。 更使人兴奋的是江司令最后的话：“我还带来了军分区电影队，晚上就在这个操场里放电影，都是同志们喜欢的战争片，表示我们军分区对井研县人民的诚挚慰问！”师生们个个听得心花怒放，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廖文刚高兴得背着草背篓在操场边上跳起来说：“可以过足电影瘾了！”还才下午五点过钟，主席台上就扯起了银幕，下面陆续安起了凳子。井研中学的师生都按班级放好凳子，成了观众大军的核心。街居民也有来安凳子的。到六点过钟，成群结队的农民、居民都涌入操场里来了。能容纳上万人的大操场，几乎已没有多少空地了。电影开始了，五角星四射的光芒，伴随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解放军军歌昂扬的旋律把井研县的观众带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让廖文刚这样的青少年感受到了革命战士的英勇。 头发都淋湿了，廖文刚才感觉到在下雨，看坝坝电影的人这么多，可老天偏不作美，才放了两部，竟然下起不小的雨来了。居民和农民大都叹息着散去了，银幕于是移到了学校食堂里面。师生们又轰隆轰隆地搬着凳子向食堂转移。电影一部接一部地放，体现着人民军队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少同学，上下眼皮打起架来了，但还是在那里硬撑着坚持不走。解放军放映员看见食堂里还黑压压的一片，又继续放。直到凌晨四点电影结束，一共放了五部电影，师生们才打着呵欠，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 学校预计要亩产几千斤的小麦，到了春天，长得蓬蓬勃勃，绿得铺天盖地。廖文刚到地里去看过几回，也以为丰收在望。可是，年龄大一点的同学都小声说：“只好割来作猪草、牛草。” 果然，一个春阳高照的下午，全校师生都开到了小麦地里：散麦秧。师生们都不忍心把脚踏进这碧油毡似的麦地里，他们都站在路边，蹲下身去，伸手进绿毯子中，把麦秧一拨开，才发现，只有尖尖上不到半寸左右的麦秧是绿色的，其余部分，就像韭黄，黄黄的、细细的、软软的，像小孩子的头发，根本就直立不起来。李龙奎老师，又来指挥，怎样扯，怎样留。先说10根留一，看来还不行，又说20根留一根。地里一片叹息声：这么好的麦秧，多可惜！因为要扯去的多，要留下的少，进度是不可能快的，于是师生们就都提来网凳，坐在地边，从四面八方向中间进攻。 大家都埋着头，只顾扯，没有人说话。廖文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现在是动手不动口，你们说，是什么？”欧本良说：“是什么！是傻子！”坐在旁边的新老师宋万英说：“为什么不少撒一点种子？”她旁边的毛淑滔老师说：“上头叫密植，还说太保守呢。”廖文刚蹲得腰酸了，站起来说：“这就像由农村，包围城市。冲啊！”师生们都大笑起来。地边上，一堆一堆的麦秧，不断增高，直高到像小山似的，人都过不去了。李老师又高喊：“同学们，向更远的路上堆！”远远近近的路上，都堆满了绿云，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散了一半。远远看去，散过的地里，就像瘌痢头。师生们奋战了三个下午，把几亩麦地全变成了瘌痢头，才算完成了任务。过了几天，廖文刚再到地边看，堆的麦苗，早被社员搬走一空。他想，看来，真是好饲料啊。 可是，老天并不随人愿，到麦收时节，麦子地里，只有挨路边的一圈，还结了些小麦。学校种小麦一共七亩多，种子用了三千多斤，总共收小麦不到四百斤。 没有过多久，成都军区荣誉军人，到井研中学来演出。戏台就搭在乐山军分区司令讲话搭过台子的地方——操场正北端，就是学校挂铁钟的那个坎坡下。台子是用桌子拼拢搭成的，五九高、六零高的同学，忙了半天，才把台子搭好。演出在晚上进行，电灯把台子照得雪亮。台上的横标上写着：“热烈欢迎成都军区荣誉军人来井研慰问演出！”全校师生都整齐地坐在台子下。有报幕员大声说：“欢迎井研县武装部杨政委讲话！”台上出现了一位壮健的军人，他照着稿子念道：“荣军同志们，井研县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热烈欢迎成都军区荣誉军人到井研来慰问演出。荣誉军人，都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解放人民，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身负重伤的英雄。他们都战功显赫，受伤致残。今天参加演出的，都是伤残军人，一会儿，我们就能看见他们精彩的演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荣誉军人表示欢迎和感谢！” 杨政委讲完话后，是荣誉军人演出团的负责人讲话，他是一位伤残军人，没有右臂。他用左手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不用稿子讲话，他说：“井研县的党政领导、父老乡亲和井研中学的师生同志们：你们在大跃进的年代，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我们成都军区荣誉军人特地到井研来，对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我们这些荣誉军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杀敌，不愧为英雄的称号；我们受伤致残之后，都身残志不残，用我们的嗓子，用我们的歌喉，用我们伤残的腿脚，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呐喊助威！我们都不是专业演员，我们是在用我们的心来歌唱。我们的心象火一样红，我们的意志坚强如钢。让我们军民携起手来，奔向共产主义前方！”两位同志的讲话，都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演出开始了。每一个节目都激动人心。参加演出的荣军同志，有的没有手脚，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满脸都是伤痕，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但他们的舞步，都那样地整齐，他们的歌唱都那样地雄壮，他们的言辞都那样地激昂，他们的笛声都那样地嘹亮，他们的琴声都那样地豪放。整个井研中学校园，洋溢着激情，弥漫着力量。歌声、笛声、琴声、朗诵声、掌声，欢呼声，象海潮迭起，春雷满天。尤其是一个荣誉军人吹笛子时，喝彩声不断。他只有一只左手，吹出的《空山鸟语》，一会儿，幽静如野渡无人；一会儿，热闹似百花争春；一会儿，雄壮如万马奔腾；一会儿，轻缓如粉蝶双飞。还有一位荣誉军人朗诵的《我们的心永远忠于党》，真是字字如珠，闪着光辉；句句如涛，充满伟力；段段如山，坚定雄浑；心意深挚，感情激越。他的朗诵，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清晰，每一句话都动人。整个的诗歌，语言凝炼，感情充沛，久久在人们心底盘旋。演出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荣誉军人们全部出现在台子上，频频招手谢幕。 第二天，刘真老师在班上讲：“你们听听，荣誉军人的朗诵，真正体现了一句俗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们以后读课文也要这样；充满感情，抑扬顿挫，字字清晰明白。还有那位吹笛子的军人，你们想想，我们有两只手，都吹不好；他只有一只手，能吹得这样出色。这就叫，‘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同学们，只要自己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再努力，我们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同学们听了，都非常感动，学习更加刻苦，更加认真了。 下午课外活动时，井研中学校团委召开少先队干部会，讨论看了荣誉军人演出后的感想。会议在团委办公室举行，由团委少先委员李秀芝主持会议。她说：“前几天，我们看了井研民兵师的威武，听了江司令的讲话，昨天，我们又看了荣誉军人精彩的演出。你们是少先队的干部，一定有许多感想，我们现在就交流一下。看，哪个同学先发言。”李秀芝的开场白话音刚落，少先队的干部们就争先恐后地站起来发言。这些少先队员们，声音虽然稚嫩，想法也未必科学，但他们都表达了对解放军的热爱，对江司令讲话的理解，对荣誉军人的崇敬。不少同学表示，少先队超龄后，就要加入民兵，满了18岁，就要加入解放军，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好几位同学还讲到荣誉军人的演出证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吹笛子只用一只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荣誉军人做到了，而且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我们学习解放军，“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李秀芝总结的时候说：“大家这样热爱解放军，我很高兴。大家表示少先队员超龄后就当民兵，以后满了18岁，就当解放军。这非常好。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组织哟。以后还要加入共产党！”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李秀芝最后动情地说：“一提起解放军，我就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新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的廖文刚说：“能给我们讲一讲吗？”李秀芝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就说：“好，我给同学们讲一讲，这是我永远完全用不着想起，都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李秀芝讲起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事情是这样的：李秀芝的家住在井研县周坡区乌抛乡的狮子村一组。在山脚下，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出门就是陡峭的青杠坡。1950初春季节，听说来了解放军，六岁多一点的李秀芝和当地农民一样，心里害怕极了。老百姓都知道，兵匪一家，来了军队，又是拉丁，又是拉夫，还要派款派捐纳粮，老百姓的血汗不榨干，他们是不会走的。李秀芝看着周围的树子，在风中摇来摆去，非常害怕。谁知这一次来的兵，和以前的兵大不相同。他们和老百姓亲如一家。李秀芝的家里，就住着一位兵，大家叫他党组长。党组长讲，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党组长名叫党世荣，瘦高个子，瘦长脸，整洁的军装。他1928年出生在陕西的一个贫穷家庭，1949年不到21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二野军事政治大学学习。1950年初，党世荣就由乐山军管会分到井研，然后分到乌抛当工作队长。党组长组织开会，李秀芝就在旁边听。他给农民朋友们说：“一根筷子，很容易就折断；一把筷子呢？就不容易折断了。”他负责整个乌抛乡，差不多又来。一到李秀芝家，他都要给小秀芝买点吃的，豆腐干呀，炒花生呀。一天，他问李秀芝：“长大了做什么？”李秀芝答：“挖土。”“你应该去当解放军。”“我挖土。”党世荣听了，说：“有劳动人民本色。”于是利用空余时间，到竹林里，砍了一根带竹蔸的细竹子，把竹子锯短，把竹蔸削成扁平的，做成了一把小锄头，送给李秀芝。李秀芝很高兴，经常拿着这把难得的小锄头到处挖。 朝鲜战争爆发了。党组长动员李秀芝的父亲去当志愿军。她的父亲说：“国民党要你当兵，是强迫的，抓你去；共产党是好言好语劝你去。我得去。”李秀芝的父亲，当时有二十六七岁，于是参加了志愿军。李秀芝的父亲走后，党组长也离开了。李秀芝脚上生了大疮，肿起很大一个包。她母亲把她背到周坡区医院治疗，可是带的钱不够；周坡到乌抛有二十里山路。她母亲就把李秀芝放在医院对门一个并不很熟的人家门口，肚子饿了，也没有人给她吃的。李秀芝饿得实在忍不住了，脚疼又不能走路，她看见堆着一堆桐籽，以为是能吃的什么果果，就爬过去剥来吃。一会儿就中毒了，头昏眼花，不断呕吐。 这时，党组长路过，看见了，他惊奇地喊：“这不是小秀芝吗？怎么在这里？怎么这样了？”他赶忙把李秀芝抱到区医院，嘱咐医生说：“这是志愿军的女儿，请马上抢救。”他还给李秀芝买来豆腐干、红甘蔗。李秀芝的病医好后，为了照顾她，党组长又住到了李秀芝家里。李秀芝的父亲一年之后，复员回家了。党世荣离开李家的时候，又给李秀芝买了好吃的东西，炒花生、糖果。李秀芝人小，也不喜欢说话，她看着党叔叔背着背包远去，心里依依不舍。她巴不得党叔叔马上又回来。真是天从人愿，一会儿，背着背包的党叔叔又回来了。他说：“乌抛街上，来了耍猴的，小秀芝，来，我带你去看。”党叔叔抱着李秀芝上了街，看了猴子翻筋斗，叠罗汉，倒立行走等等杂耍，李秀芝非常高兴。看完了耍猴，党叔叔又给李秀芝买了红甘蔗、豆腐干，又把她抱回家。 当时，李秀芝的父母已经上山劳动去了，党叔叔就说：“小秀芝再见，你长大了，要好好读书，叔叔走了。”李秀芝也没有说话，就眼睁睁地看着党叔叔爬上青杠坡，淹没在森林中。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党叔叔了，可能他已经回陕西老家去了。但李秀芝的心里，不时又浮现出这位瘦高个子、瘦长脸的解放军叔叔形象，而且年龄越大越清晰。党叔叔鼓舞着她努力学习，不断进步。 李秀芝讲完这段经历，一位身材瘦高、脸瘦长的和蔼可亲的解放军也走进了所有少先队干部的心里，成为了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后来才知道，党世荣一直在井研工作，因为忙，再也没有去过乌抛，后来是老干局管理的离休干部，于2011年病逝。 第29章 说饥荒听评书 想办法度难关 到了1959年的暑假，廖文刚回到书院街口的家里，父亲廖紫云也回来了。吃饭的时候，只听父亲说：“从现在起吃饭要节约，每顿的米都抓两把起来，我去仓库里看过，井研县城的米，最多还能供应两三个月。”廖文辉说：“过年时，我回断桥河去，到伙食团吃饭，一大堆一大堆的红苕，就堆在露天里，烂成了泥。我问他们‘红苕半年粮，烂了以后，等二三月吃什么？’大队书记却说，‘有国家哩，你愁什么？’”白翼坤说：“红苕又不准窖在私人家的窖里，新挖的苕窖，也是一窖一窖地烂。”廖紫云说：“正常年景，二三月，在农村，是枯月，陈粮吃完了，新粮还没有出来。哪一家，那一阵不是瓜菜代，找野菜吃，靠借粮过日子。公共食堂，照样要吃饱，哪有那么多粮食？密植，小春基本没有收成，陈粮完了，新粮没有多少，饥荒，就要来了。”白翼坤说：“有什么办法？街上又没有粮食上市，你们能挣几个钱，也没有东西可买。” 虽然家里的大人在议论很快会闹饥荒，但毕竟现在还有吃的，而且饥荒是什么样子，小孩子家也不大懂。而这晚上隔壁茶馆里来了一个说书人，那可是最现实不过的事情。廖文刚、廖中伟和春晴、国忠、祥宁都吵着要去听，廖紫云每人发给了五分钱，五姊妹兴高采烈地早早进了茶馆，茶馆老板姓何，认得这是前年才搬上街来的邻居，就不收他们的茶钱。讲评书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身材高大，华发长脸，满脸沧桑，坐在茶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长凳子上，面前一张方桌，上面放着一把二胡、一叠长方小木板和一把尺子。他见先来了五个小朋友，非常高兴。就问：“小朋们，高姓？”国忠这时已经6岁，刚读一年级，答道：“高兴，高兴，我们最喜欢听故事。”老人微微一笑。 廖文刚说：“我们都姓廖，是五姊妹。”“井研县姓廖的可不简单呀，廖经师是你们家祖？”廖文刚从小就听父亲母亲讲过廖进士，别的不说，单他逝世的时候，送葬的队伍就从井研县城直排到他的家乡——东林场。送花圈的有当时中国政界的要人和各界的精英。廖文刚的父亲，多次给他讲过廖家的来历。廖文刚说：“我们是一个祠堂的，明朝洪武二年，先祖叫廖万仕，先祖婆姓黄，嫌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李子树坝太狭窄，廖万仕一家就到了我的老家周寺沟。他有六个儿子，我们家是大儿子廖胜大的后代；廖进士，是老五廖胜五的后代，幺房出老辈，廖经师比我高五辈。”“这个小把戏，不简单，把家谱搞得这么清楚！贵庚多少？”。廖文刚说：“都是听父亲念廖氏宗谱知道的。免贵，痴长十四岁了。”老人问道：“在读？”廖文刚说：“下学期就读初三了。”“好好好！那要算是秀才了，什么社会，还是读得有书才好。” 廖中伟问：“今晚讲什么故事？”老人答道：“乾隆下江南”。茶客陆续进场了，老人就停止了和小朋友们闲聊，轻轻拿起桌上的二胡，悠闲地拉起来，他拉的是什么曲子，廖文刚并不清楚，只觉得这二胡听起来，有时像一个人在微雨中独步，有时又像几个友人在空山里细语，有时又像大雷大雨的夜晚，有时又像风和日丽的早晨，有时又像心事重重的诗人在低吟，有时又像蝴蝶双双自在飞。 茶馆里几乎是座无虚席了，对门的娄才元、娄才智姊妹和李荷艳，也来听评书。廖文刚站起来，和他们打过招呼，就坐下听。老人放下二胡，把那一叠有线连起来的小木板拿在手里“的的打打”地摆弄起来。虽然不过是左手一个小竹板，右手五六个小木板，但在老人的手里，一会儿像孔雀开屏，一会儿像白鹤晾翅，一会像猴子叠罗汉，一会儿像天梯入云天。而那声音，虽然不过是“的的打打”的简单声响，可是，经过老人两只手的快慢轻重的组合，竟然有时像空山鸟啼，有时像原野马奔，有时像细雨滴圆荷，有时像暴雨打船篷，有时像轰轰狂浪，有时像窃窃私语。场子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老人的竹板声在或疾或徐、或重或轻地调动着听众的胃口。 等全场雅静下来，老人开始了讲评书。廖文刚是第一次听评书，他发觉讲评书和讲故事大不相同，老人不但要讲，还要唱，不但要唱还要用手比划，不但要用手比划，还要差不多又用竹板用二胡造势。使得评书不仅有故事情节，而且有声有腔，使人物活灵活现地就在眼前晃动，皇帝、大臣、武士、侠客、歹徒、小姐、走卒，各有面目、各有声腔，各有姿势。使得小小的茶馆里，忽而有了金銮殿的威严，忽而化作黑店的恐怖，忽而变成江南水乡的秀丽，忽而又是小姐深闺的雅致。特别是打斗场面，他能讲得剑光闪耀，棍势纵横，出招应式，攻防险恶，叫人透不过气来。小茶馆里时而发出惊叫，时而出现叹息，有老头子紧攥拳头，有年轻人重重地顿足，有老太婆把纳的鞋底板狠狠地向桌子上砸去。等老人说到“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把钱向他的盘子里扔。钱多数是贰分伍分的，也有壹角贰角的，不过当时吃一顿小菜饭，也只要五分钱。五姊妹一直听到深夜十二点评书散场才回家。回到家里，母亲一问起，国忠、祥宁就滔滔不绝地讲。白翼坤说：“讲得那么好，明天晚上，我和你们一起去听。” 星期天，白翼坤做完家务，就到对面街边的广播下面去听现代川剧。一边听还一边说：“唱得好，唱得好！”文刚和春晴等就和二哥中伟一起到粮站去看父亲、大哥编油篓子。他们在那里玩了一会儿，大嫂云霞背着贵生来了。文刚又有半年没见过大嫂了，见她特别地消瘦，贵生儿也没有精神。就问道：“大嫂，生病了吗？”云霞说：“伙食团已经没有多少吃的了，只有清华家背后的红苕窖里还有千把斤红苕，大部分要留作红苕种，我们现在每人每顿只有半斤红苕。” 紫云说：“我们这里少吃点，拿点米回去吃。”云霞说：“锅都没有，拿米有什么用！又不准你煮来吃，谁家里动火烟，就斗争谁。大哥邱正益，因为说我们大队粮食产不了那么多，被撤职了。”文辉说：“不当也好，瞎指挥，当他干啥。只有买点饼子回去，上次到峨边，我还剩有点粮票。”紫云说：“那就快去买，午饭云霞就在粮食局伙食团吃饭，我还有饭票，文刚你们就回你妈妈那里吃。” 暑假回来，同学们都忧心忡忡的，饥荒的消息，悄悄地在校园里传开了。吃晚饭之后，在川主庙的寝室里，廖文刚坐在紧挨墙壁的下床上，殷正清和他相对，也坐在下床。上床坐着钟同和来串门的鲁星天。只听殷正清小声说：“我们生产队的食堂已经缺粮了，我走的时候，去公社要粮的还没有回来，不晓得晚上吃什么。”钟同说：“我们那边还有些苞谷，说还能吃半个月。”鲁星天说：“我们那边也不妙，现在每天只能吃四两。”钟同说：“我们学生还能把饭吃饱，也要谢天谢地了。” 第二天，钟同的话就过时了。朝会课的时候，班主任刘真老师神色苍凉地走进教室，同学们都静静地等着他讲话，他在讲台上站了好一阵，才说：“我来传达上级指示，为了克服暂时困难，中学生的粮食供应要和全国的党政机关街居民一个样。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吃4两，就是早晨2两，中午4两，晚上4两。年龄小的同学，吃3两，就是早晨二两，中午和晚上各3两。（当时16两为一斤，也就是说，小同学，每天有半斤粮食，大同学，半斤多一点。）希望同学们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度过难关。” 说到这里，刘老师没有声音了。同学们都忐忑不安地等着。停顿了将近一分钟，刘老师才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国家困难，需要调整，班上年龄超过了22岁的同学，要回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国家大办农业，战胜暂时困难。这一点，我是很难过的，希望相关的同学，要理解国家的困难。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同学，立即去总务处办好手续，愉快地回到农村去。”刘老师说这话的时候，眼圈儿红了，班上好些同学眼里噙着泪水。刘老师最后说：“请彭端容、黄丽慧、李成龙、曾树良四个同学，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彭端容起身时手掩着脸大声哭起来了。李成龙摇摇头，“唉”地长叹一声，出了教室。黄丽慧像没有听见似地坐着不动。曾树良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外就走。 过了好一会儿，刘老师又亲自来叫黄丽慧。黄丽慧说：“不！我要读书！”刘老师把廖文刚叫出教室说：“黄丽慧想不通，你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廖文刚问：“国家的政策，主要是什么精神？”刘老师叹口气说：“我的理解，就是尽量减少城镇人口，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廖文刚又问：“22岁的年龄，又是怎么定的呢？”刘老师说：“这是上头规定的。我们的不少同学都是读的翻身书，解放时，五六岁、十几岁、甚至二十多岁，才从小学开始发蒙。像我们班，你还没有满15岁，黄丽慧已经22岁了。国家有困难，才会想这样的办法。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廖文刚说：“那，我去试一试。” 廖文刚这一年担任少先队的大队长，还兼任六零初一班的班长。他见黄丽慧正伏在桌子上哭，就走到黄丽慧的桌子前面说：“黄姐姐，我们出去摆几句，好吗？”黄丽慧，抬起头，擦干眼泪说：“小班长，你不明白我们的心情。”廖文刚拉着黄丽慧的手说：“我懂。”廖文刚把黄丽慧请出教室后，在林荫道上边走边说：“黄姐姐，你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完全可以读高中、大学。”黄丽慧说：“那是肯定的。”廖文刚说：“你为什么读书读得那样迟？”黄丽慧说：“解放前家里穷，父母亲都给地主当长工，哪有钱读书？”廖文刚说：“我也是靠了共产党，解放后，每年供应我们家三百斤口粮，我才能读书。现在，共产党有了困难，需要我们一同克服，如果国家要我马上回去搞农业生产，我一定背起铺盖就走。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 黄丽慧停下了脚步，说：“小班长，别说了。”廖文刚说：“回到农村，仍然需要文化知识。课本拿回去，有空就学。你要相信，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在农村也是会有前途的。现在，许多干部都是文盲，或者只是在扫盲班认了几个字，你要相信，以后的农村干部，一定要有文化，你不要放弃学习，以后一定有出路的。”黄丽慧说：“谢谢你，没想到，你年龄这么小，想得这么远。”廖文刚说：“我除了读课本，我还坚持天天看报，看理论书籍。烧钢炭时，我工余看的就是《共产党宣言》。”黄丽慧说：“谢谢你，我去捆行李。”廖文刚说：“你最好先去找刘老师，他正为你的事着急哩。”黄丽慧向刘真老师的办公室去了。 四班的曾翠香，也在黄葛树下，做一个女生的思想工作。这位女生，家里很困难，没有钱上学，学校补助他的棉衣，她就卖掉，把这点钱用来坚持上学。这次她是必须回乡的对象，但她怎么说也不肯回去。曾翠香说：“国家没有别的办法，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你还是体谅体谅国家的困难。”那位同学大哭着跑了。 这一天，许多同学，一下课就朝校门口跑，因为校门口陆陆续续有背着被盖卷的大龄同学离校。廖文刚在门口看见各个班都有同学在校门口和同学握手告别。他见那些大龄的同学，到了大校门外，大都站在校门口迟疑地望着没有行人的大街，然后回过头来望望学校，望望校门口排列两边的梧桐，含着泪或者擦着泪，慢慢向外边走去。遇到认识的同学，同学们就上前握握手，然后无言地退回学校。曾树良背着东西出来了，廖文刚迎上前去握手，说：“过了这一阵又回来学习。”曾树良说：“不可能了，我比你大7岁多，这一辈子再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了！”曾树良拍拍廖文刚的肩说：“你快满十五岁了，又担任着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又任我们班的班长，要争取加入共青团啊。”廖文刚说：“我满了十五岁就写申请书。你是好共青团员。保重，保重！”曾树良头也不回地走了。廖文刚看着校门口这一幕悲壮的人间惨剧，心里隐隐发疼。他虽然年纪小，但并不是轻易掉泪的人，不知不觉中，泪水已经漫到了脸上，他立即挥袖揩干，咬咬牙，向教室走去。 回乡的同学们，和农民一起进入了“过粮食关”的艰苦时期，留校的同学，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昨天以前，每人有一斤口粮吃，现在只能吃半斤多一点，只一天的时间，肚子饿，就成了学生感受最为深切的问题。这样过了三天，吃饭，就成了最能牵动人神经的大问题。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饥饿成了师生的常态。每到吃饭的那一节课，同学们饥饿的肚皮就迫使每个人想还有多少分钟下课，只要下课的钟声一响，同学们就呼啸着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地向食堂冲去。跑步可不是廖文刚的强项，体育老师曾经责备他：“六十公尺，还不如女生跑得快。”常常等廖文刚跑进食堂时，跑得快的同学已经完成了使一小团米饭溜进肚子的过程。廖文刚这一桌走了曾树良，调来了李荷艳。他们俩经常最后走出食堂。廖文刚说：“简直没有感觉。”李荷艳问：“你想吃多少？”“现在，我想吞下去一只大象。”李荷艳说：“廖文刚，真会夸张。”廖文刚说：“这可不是夸张，这是实感。” 师生虽然处在半饥半饱中，学校这部机器还得照常运转。眼看国庆十周年就要到来，刘老师就和小班长廖文刚商量，给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礼物。廖文刚的父亲以前曾经开过油坊，榨过油，听父母讲过一些相关知识。就说：“我们的教室旁边的摇钱树上结了许多籽，有豌豆那么大，黑色的，我曾经摘来掐开看过，含油量很高，我们可以打下来，熬成一瓶油，向新中国的十周年大庆献礼。”刘老师没有把握，领着廖文刚去向教化学的李性初老师请教。李老师说：“可以，这也是一种植物油，不过不一定能吃。”廖文刚说：“点灯也好嘛。”于是，刘老师就发动这个班的同学去收集摇钱树的种子。学校和学校周围的山坡上，摇钱树很多。这种树，大都有一丈把高，饭碗粗，树冠整齐，像一把伞，春天满树碧翠，开花时一树白雪，结果子以后，满树鲜红如锦。因为它的果子是包在红色的外套中的。种子的外壳好像一枚枚铜钱，所以叫摇钱树。全班的男女同学们就利用课余时间去采摘收集。董存根、董伯才、陈学文、龚淑华、钟同、何述云等男同学都手拿带有铁钩的长竹竿，把摇钱树上结有籽的枝丫折下，刘淑花、王惠容、刘翠容、黄芙蓉这些女同学们就端着盆子，把籽抖进盆里。三四天的工夫，就采集了10来斤，装在盆里，黑亮如珍珠。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六零初一班的同学准备炼油。董伯才负责人员调动，廖文刚担任技术指导。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了。温兴忠和陈学文去抬来一口大铁锅，董存根、何述云、谢相林、吴淑芬、钟同等同学在刘真老师住的园子外、大水井旁边，挥锄挖坑垒灶，王绍全、黄芙蓉、张大弟、欧本良等同学负责找柴，胡德宗、廖输诚、彭仲祥等同学负责把摇钱树籽砸碎；廖文刚把砸碎了的摇钱树籽放进锅里，陈学文从井里提起来一大桶水，廖文刚叫：“加上半锅水，就行了。”陈学文提桶倒水，廖文刚看着说：“再倒一点，好，行了。”黄芙蓉生起了火，一会儿炊烟腾空而起。温兴忠和王绍全又去食堂借来了长把勺子、漏瓢。刘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围绕在锅旁边。他们看着水开，看着水面上浮满了油珠子，看着锅里烟雾腾腾。不断地有同学问：“行了？行了？”廖文刚用瓢舀起看了看，说：“水还多，还早，还早！”他们熬了一个多钟头，廖文刚见锅里剩下的只有不到一半了。就拿起漏瓢说：“同学们让一让，我把油渣捞起来。这可是种瓜种菜种苞谷的好肥料。” 廖文刚一瓢一瓢地把油渣舀起，等油滴干后，再倒进一个桶里。廖文刚看看油，说：“用微火。熬过了头，就会变成膏状，只能作肥料了。”管火的黄芙蓉立即把火撤掉些。又熬了五分钟，廖文刚舀起来看，全是油了，就说：“可以熄火了。”刘淑花赶忙去把灶里的柴拖出。黄芙蓉立即把火打灭，陈学文又端来水，把还烧着的柴泼熄。刘老师把油舀点出来，倒在一把小勺里，放入灯芯，果然一点就着。全班师生高兴异常地拍起手来：“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等油都冷却后，由支部书记董伯才小心翼翼地装入酒瓶里，装了满满的两瓶，用苞谷心塞子塞住，由刘老师找来红纸，用毛笔写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井研中学六0初一班全体师生。”刘老师很满意，只等到时候由班委会敲锣打鼓地去呈交。 虽然在困难时期，但国庆十周年，是大庆；学校师生，团委、少先队，都在准备节目。课余时间，依然歌声四起，琴声悠扬。而晚饭后的篮球比赛，也没有停止过。到了国庆节那天，井研县城、井研中学，到处张灯结彩。下午，各个班级，由班主任带队，班干部们手捧礼品，敲锣打鼓地把礼品送到学校党支部办公室，除了六零初一班的植物油外，六零初各个班有送沼气的，有送大南瓜的，有送大玉米的。 晚上，在食堂举行隆重的庆祝晚会。倪叔泉老师的男中音独唱《黄河颂》，陈禄生老师的男高音独唱《我们像双翼的神马》，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学校着名的历史老教师吴正和与几何教师帅士可，共同演出《秀才过沟》，帅老师演那个秀才，头戴博士帽，戴副小眼镜，拄根弯头拐杖，派头十足，要过一条小沟，他问怎么过，路人告诉他，跳过去就是了。他便翻字典，按照“跳”的解释，往上一纵，结果掉在了沟里。笑得同学们前仰后合。后面还有歌舞、小话剧，都很精彩。六零初的演了一个小话剧，说的是同学们帮助教育一个不经允许就拿别人东西的同学，参加演出的有杨见明、程茜平、李玉芳。廖文刚演的是那个随便拿别人东西据为己有的同学。演出之后，六一初六二初的小同学看见廖文刚，竟然有喊“偷哥儿”的。 廖文刚和黄芙蓉、王绍泉等八个少先队员背着背篓，上山割兔子草，刚走出后校门，就见三班的养羊组长李光玉和周荣枝、李秀芝也背着背篓，从后面赶上来了，很快就超过他们，向城墙外的山上爬去。廖文刚几步追上前去说：“李光玉，你走得好快呀！”李光玉停住脚步说：“我们三班周坡乌天镇方向的都是铁脚板，拼走路，你们没有哪一班干得赢！”廖文刚说：“吹牛！”李光玉说：“不信？比赛一下！”两个人说着，直往山上跑。黄芙蓉、王绍泉等同学也努力追赶。廖文刚，很快就被李光玉拉下了十几米。”廖文刚累得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喊：“飞毛腿，飞毛腿！” 这里是井研的古城墙，往西边望去，井研县城，两行黑瓦，如逶迤的长蛇，由南向北蜿蜒而去。而四面都是连绵的山峦，形成环状。而所有的山都形如螺髻，山顶都是浑圆的，从山顶往下看，能清晰地看出至少还有两三个同心圆，宛如层层波浪。从城墙向东，都是庄稼地，土地四周的路边上，都芳草鲜美，杂花盛开，中间高起一块，很像一盘石磨，是井研的最高峰，名叫磨儿山。一班的同学追到这里，两个班的同学，就边割草边摆龙门阵。廖文刚问李光玉：“你这飞毛腿，是怎么练出来的？”李光玉把割好的一大把青草放进背篓，说：“我的家乌抛卫星村黄荆沟，到乌抛20里山路，要翻过五同坳、乌抛两座大山，我发蒙的时候，只有7岁，每天鸡叫二道，就要起床，要傍晚鸟儿‘喳喳喳喳’往竹林的窝里飞时才回到家里。每天这样来回，40里。” 廖文刚说：“六年小学，你走了好几个二万五千里，难怪练成了飞毛腿！”李光玉边埋头‘唰唰唰’地割草，边说：“我们班比我艰苦的同学多着呢。我的家到井研，不走乌抛、周坡，只有60里。李秀芝还在乌抛的那边，得有80里路。”周荣枝说：“回到家里，还没有完，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回到家里，还要找柴，拣狗屎、割牛草，扯猪草。”廖文刚问：“周荣枝也是周坡的？”李光玉说：“周荣枝是纯复的，他的身世不同寻常，廖文刚，你当少先队的大队长，要是对少先队员搞一个忆苦思甜的话。可以请周荣枝发言。”廖文刚说：“周荣枝，你简单讲讲。”周荣枝讲起了自己的经历。廖文刚听后说：“很典型。”他对李秀芝说：“请示团委少先委员，请周荣枝给全校少先队员讲，如何？”李秀芝说：“我请示总辅导员，如果他同意，就在下个星期六开展这个活动。你负责组织，还要讲几句鼓舞人心的话。”廖文刚说：“行。”因为草多，不到半个钟头，几个背篓都装满了。同学们就背起背篓，唱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回学校去。 师生们的饥饿还在蔓延。学校为了稳定师生情绪，要大家讨论：“现在的粮食够不够吃？”按上级领导的意图，这次讨论，要让师生们认清大好形势，增强信心，最好大家都要说粮食够吃。政治老师出了题，眼巴巴地望着大家，希望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可是，学生们都没有主动发言的意思。肚子明明正叫着，怎么好说“粮食够吃”呢。要是说“不够吃”，又不合乎上级意图，那样的发言，还不知是福是祸哩。 政治老师看大家默默不语，就说：“廖文刚，你是班长，又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你谈谈看法。”廖文刚站起来说：“3两4两，肯定不够吃。”全班同学，都惊骇异常，因为前两天开大会校长才批判了说“吃不饱”的右派言论。大家的眼睛都唰地扫向了廖文刚。政治教师，也目瞪口呆。只听廖文刚接着说：“大家都清楚，每个人都没有吃饱，不过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已经尽了力了。人民政府保证我们每天有半斤左右的口粮，说明了党对我们青少年学生的关怀和重视。我们虽然没有吃饱，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把书读好，团结起来，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度过这一难关。红军在万里长征途中，吃草根、树皮，他们吃饱了吗？红军比我们现在还困难，但是，他们一样地和敌人拼杀，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一句俗话‘三天没吃饭，还要装成个卖米汉’，就是说，虽然没有吃饱，志气不能倒。我相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我们大家的努力，是能够战胜困难的，以后我们大家都能吃得饱饱的。现在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虽然并没有吃饱，也不能说怪话，不能怨这个，怪那个，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只有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才是我们革命青年应该有的态度！” 廖文刚讲完，政治老师想了想才说：“坐下，廖文刚说得好。这才是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办法还是有的，昨天，汪校长向我们传达了井研县委会议精神，我们学校党支部作了认真研究，为了战胜暂时困难，我们马上要采取五大措施：一是要坚定信心，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千方百计战胜困难。二是要大种蔬菜，管好蔬菜，各班要安排人轮流守护，防止被盗。第三是全校师生总动员，培养小球藻，争取每一顿，人人都能吃上小球藻，据专家介绍，小球藻，营养高，是宇航员的食品。第四是推广蒸疗法，县委已经通知县人民医院，给每位师生进行蒸疗，防止肿病的发生。第五是吃膨胀饭，把米炒过再蒸煮，更容易吸收。班主任，还会给同学们详细传达。” 果然，下午学校召开了大会，除了政治老师讲的内容外，校长还强调：“为了全体师生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避免过多的消耗，学生晚上十点必须睡觉；教师晚上十一点以前，必须睡觉。患了肿病的师生，上级每晚发给一个糠麸丸。”大会之后，班主任又进行了动员讲解。刘真老师说：“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千方百计，战胜困难。发扬延安精神，生产自救。长征的时候，革命先辈，吃草根树皮，还要和围追堵截的敌人作战。我们革命青年，国家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还供应我们每月19斤，我们一定能战胜眼下的困难。”刘老师讲话的声音不大，同学们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的脸更加瘦削，脸色更加苍白，额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同学们当时都不知道，那时刘真老师已经患了严重的肝病，在用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段蜡烛，照亮同学的心路历程，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从这天开始，下午课外活动时，全校师生就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了生产自救的奋斗中。 学校后门外的广场上，东岳庙前后的山坡上，到处是挥锄挖地、挑粪播种、栽菜秧的师生。他们全都营养不良，心雄而力微。尹洪林、杨见明、余德明、曾恭富、崔龙才、陈学文这些大个子，都挑着大粪，走出校门，头上虚汗直冒。他们都咬紧牙关，走几十米又放下喘气。然后又挑起大粪，一步一步地向地里移。东岳庙下挖地的鲁近初，袁永林、廖清风、殷辉尧等同学，都高举锄头，用力挖下去，不过每个人都只能挖七八下，就腰酸背软手无力了，好在同学多，旁边的郭茂清、温兴忠、郭惠玉、熊树钧、熊泽云等又去接过锄头继续挖，他们都采取这种人歇锄不歇的“车轮战法”。而女同学们，正在打窝窝，栽菜秧。金淑芳、卢翠华、曾翠香、李秀芝、罗翠云、周银枝都在各自班上的地里，手拿锄头，挖坑，卫莹芳、程茜平、李玉芳、邱丽华、雷碧群都蹲在地下栽菜。拿锄头的，手如棉条般软，往往想挖这里，锄头却落在了那里；蹲在地上的，只要一站起来，就眼里直冒金花。所有的班主任老师，一班的刘真，二班的曾碧辉，三班的吴北延，四班的陈忠行，五班的贾从文，都在地里边劳动边指挥。师生们都在在凭毅力动作，挖出的地在不断延展，栽好的菜秧在不断地长高，井研中学的庄稼地，一派繁荣景象。 川主庙的宿舍旁，女生楼下的厕所边，各班的教室后，就连运动场里，凡有空隙的地方，都在挖小球藻池。男生们都在挥锄挖泥，女生们都在用篼筐运土，大家都虚弱不堪，有的还浮肿着脸，一动就汗下如雨。王绍全挖了几下，温兴忠又接过锄头，温兴忠挖了几下，陈学文又接过锄头。董伯才、钟同等坑挖好后，又拿着锄头把底部夯实，女生们用脸盆打来水，倒入坑中，殷正清、彭仲祥、董伯才等同学又用稀泥把四周都糊好抹平。一会儿，池里就装满了水。陈禄生老师端来一小盆小球藻种倒在里面，晚上，男生们就向池子里咚咚地屙尿。只一个星期，所有的池子里都长满了绿茵茵的小球藻。午饭时，同学们就喝上了小球藻汤，和牛皮菜一起煮的，绿绿的。同学们尽管怀疑它是否真有营养，并且还有一股淡淡的尿臭，还是喝了一大碗，因为它毕竟能支撑一下肚子。 卫校医正在食堂给同学们讲解防治肿病的知识。卫校医是陕西人，由军医转业到井研中学的，中等个子，长得壮实。他说：“是不是得了肿病，只须用食指在小腿肚上用力按一下就知道了。没有得肿病的，放开手指，立即还原；食指按下的坑，久久不能复原，就是得了肿病。”廖文刚一听，就在欧本良的脸上按了一下，手指拿开，那个坑却不还原。廖文刚小声说：“欧奶儿，得肿病了。”欧本良说：“你也一样。”说着也在廖文刚脸上重重按了一下。”廖文刚问：“复原了吗？”欧本良说：“还没有。”廖文刚说：“糟了，我也得肿病了？难怪一身软。”又只听卫校医说：“得了肿病不可怕。一是吃糠麸丸，上级要供应；二是可以适当喝些盐开水；第三，就是蒸疗法。用蒸汽，使血脉流通加快。从今天下午开始，各个班依次到人民医院蒸疗。” 下午，师生们按班级排队到了人民医院，20个人一组，进去蒸15分钟。那是一间小屋，开门进去，里面热气腾腾。放着几排长木凳，脚下是圆木棍搭成的棚板，缝隙中有蒸汽冒出，脱得只剩短裤的师生们坐好之后，就关上门，一会儿便酷热难当，大汗淋漓。出门之后，的确觉得长了些精神，但肚子却饿得更加不可忍耐。杨见明蒸疗之后走出来，见六零四班的排在外面。见李吉吉、廖清风站在旁边，就去李吉吉的脸上按了一下，深深的坑，久久不能复原。杨见明说：“李吉吉，你肿得有点厉害。”李吉吉说：“身上软绵绵的，总打不起精神。”廖清风说：“我没有肿。”李吉吉说：“看你的脸，浮泡的。”廖清风说：“我有精神，不觉得软。” 第30章 吃马桑籽中毒 过三八节论功 虽然处在饥饿状态，但学生的劳动是不能少的。当时，许多煤矿都把工人下放回农村大办农业去了，学校的烧煤也成了大问题。吃了几顿夹生饭后，运烧柴，就成了学生重要的生活劳动。学校派人四处买柴，当时纯三宝树木尚多，尤其千宝公社，有些人家全家人都饿死完了，房屋上的木料就成了最好的烧柴。一个地方不可能买到太多的柴，同学们就以班为单位，到指定的地点去搬运。 这天是一个星期天，六零三班的男生去木板凳挑柴。这时已经是暮春天气了，前几天下了大雨，同学们来到茫溪河边，见河面有七八十米宽，水还是湛蓝湛蓝的。这地方地名马儿桥，但桥已不复存在，沿河边是井研经仁寿到成都的213国道，却基本上没有车子来往，空荡荡的，像一条蠕动的长蛇。到木板凳必须过河，那边也是一条大路，河中有一只渡船，一根钢丝，来往的人就自己上船扯着钢丝到达彼岸。春天的茫溪河绿波荡漾，过了河就是大片田野，杂花盛开，同学们虽然处在半饥半饱状态，但春景毕竟让年轻人兴奋，大家大步前进，过了平地，进入丘陵，一小时多就到了木板凳。刘长清和郭惠玉在柴堆里找了一根木棒，两人试了试，不算轻，也不太重，便抬着和同学们一同往回走。肩上有了负担，同学们的肚子越走越空，队伍的行进速度也越来越慢。刘长清，这时已经眼冒金花了，但还是强忍着一步一步地向前挨。 这时，山畔出现了一片马桑林，树上结满了血红黑亮的马桑籽。关于马桑树，在井研有一个传说。马桑树，本来长得又高又大，现在井研还存在的古庙宇，包括井研中学改作宿舍的川主庙、廖家祠里的那些大柱子，据说都是马桑树料，一个人是合抱不住的。由于马桑树挡住了落衣秀才的路，落衣秀才就咒它长不高，于是，现在就成了丛生的灌木，最多能长丈把高，树叶只有两个拇指大，颜色深绿，每一丛有四五枝，斜斜的伸向四方。同学们见了马桑籽，如获至宝。因为他们在天云烧钢炭时，吃过救兵粮，他们觉得马桑籽也差不多，于是便放下柴担，钻进马桑林里，尽情地吃起来。饿荒了的人，什么都敢吃，刘长清也和同学们一样放下木棒，钻进林子里，大把大把地吃起来。 肚子里装了些东西，脚下就有了劲儿，大家又大步往回走。但刘长清越来越觉得不舒服。好容易到了茫溪河边，有十几个社员在前边，刘长清和郭惠玉上了船，和同学们一样，把木棒放在船上，人就站在船头，透一口气。船在前进，刘长清只觉得河水急急往后退，天旋地转，便“咚”的一声一头栽进了河里。郭惠玉一声惊叫，船上的同学、农民立即停船救人，六个会水的同学和社员争先恐后跳进了河里，船身一阵晃荡，有人高喊：“不要乱动，船上的人！”船上的人立即站定。跳到河里的人，人多手快，很快抓着了刘长清，水里的托着，船上的拖着，把刘长清弄进了船里，已经不省人事。大家把救人的同志一个一个拖上了船。李光玉、曹正训，立即安排谁背人，谁挑柴，船一靠岸，同学们谢过社员，挑着柴，背起刘长清就往学校跑。到了川主庙宿舍，同学们有的找卫校医，有的找干衣服给刘长清换，有的去找来班主任吴北延老师。卫校医来，望闻问切之后，撬开牙灌了一瓶硫酸铜水，又用鹅毛到喉咙处搅，刘长清吐了许多马桑籽出来，人仍旧昏睡不醒。卫校医说：“没有大问题了，等他休息。”到第二天同学们打来早晨的稀饭，刘长清才醒过来，吃了稀饭，摇晃着去上课。 而就是这一天，六零初一班的全体同学从宝五挑柴回来的路上，都一步一步地往学校挨去。浑身酸软，担子压在肩膀上，人就像棉条似地直不起来。董伯才、廖文刚不断地鼓劲。廖文刚学着《老山界》上的话语说：“不要落后当乌龟呀！”挑柴的队伍，像一条蜿蜒的懒蛇，在山梁上蠕动几下，又匍匐不动了。谢相林、董存根、陈学文、殷正清这些大同学，都挑着五六十斤的担子，在前面走。廖文刚、王绍泉、欧本良、黄芙蓉、刘明新这些小同学，就用背篓，背着二三十斤柴在后面紧跟着。他们走到宋高山，这里山高林密，显得阴森荒凉。四班的李吉吉，廖清风、曾翠香、二班的吴长周、五班的卫莹芳，都坐在路边歇气。一班的同学，也放下柴歇气。李吉吉摸摸肩膀，生疼；掀开衣服一看，肩红肿了；他又看看左脚板，两个血泡；再看看右脚底下，有三个血泡。他自言自语地说：“难怪这么痛。”同学们看见大坡上满坡都是马桑树，结满了黑亮的马桑子，都钻进林子里去摘来吃。 李吉吉见了，大声说：“我们在前面吃时，社员说，不能多吃，有毒！”李吉吉说完，弓起后背，肩挨着了扁担，疼得不得了。他咬着牙，用力站起，肩头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一咬牙，迈开腿就走。脚板钻心地痛，肩头钻心地痛。他咬紧牙关，只顾向前走。这个队伍里，大多数同学，都和李吉吉差不多。廖文刚听见马桑子有毒，就大声喊：“马桑籽有毒，不能多吃！”，他只吃了十来粒，就在路边扯丝茅草根来嚼，甜甜的。不少同学不管有毒没毒，大把大把地抓来往嘴里塞。肚子里填了些东西，同学们又有了气力，运柴的队伍，在天黑之前，就陆陆续续进了井研中学的大门。 上完晚自习，六零初一班的谢相林就直往厕所奔去。方便完毕，刚站起来，就轰隆一声倒在了厕所的地上。旁边的陈学文、董伯才都上前去扶，借着黯淡的厕所灯光，他们看见谢相林口吐白沫，脸色煞白，已经不省人事了。厕所内外的同学，闻讯都来窥看。廖文刚去请来了班主任刘真老师，董伯才去请卫校医，他正在三班抢救人事不省的刘长清。卫校医给董伯才说：“一定是吃马桑籽中毒了，快送医院！”刘老师听了董伯才转达的卫校医的话，立即和陈学文、彭仲祥、董伯才、钟同等找来架架车，大家七手八脚把谢相林抬下川主庙，放到车上，扶的扶，拉的拉，直送到人民医院。 医生看过病之后，问了问情况，叫住进病房，开药打针。谢相林渐渐苏醒了，但还不能说话。陈学文说：“看来不会有大问题了，我在这里守，刘老师和同学们都回去睡觉，明天好上课。”刘老师说：“我来守。同学们都回去。”廖文刚知道陈学文的想法，他成了班上的运动员，下期就要毕业了，他得给刘老师留下一个好点的印象。廖文刚便说：“刘老师，你的身体不好，陈学文要争取守，就请陈学文代劳，我们都回去。”刘老师想了想，说：“也好。同学们回学校，都不要说话，脚步放轻些，不要干扰别班同学睡觉。”在刘老师的督促下，同学们都回校睡觉去了。 等同学们走了以后，陈学文就守在病床旁边，端水喂药，瞌睡来了，就伏在病床边上，打一个盹，只要谢相林一动，他就问：“好些了吗？喝不喝水？”医院里静得出奇，只有窗外的蟋蟀、纺织娘叫个不停。陈学文不敢睡着，坐在病床旁边的木椅子上想，两年多的中学生活，他成了刘老师的眼中钉。班上开会批判过他多次。给他列有八大罪状： 一是不尊敬老师，给老师取外号。二是口是心非，讨论时说三两可以吃饱，自己却要吃四两。三是怕脏怕苦，参加理发组，却不去理发。四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说肚皮饿了眼睛花。五是有反社会主义言论，说农村枇杷树皮都吃光了。六是无组织无纪律，劳动时偷跑回家。七是没有集体观念，一个人搬到59级的寝室里去住。八是态度顽固，狡辩，不肯承认错误。陈学文望望病床上的谢相林，他脸色变红了，渐渐睁开了眼睛。陈学文问：“谢相林，你醒了？”谢相林问：“我这是在哪里？”陈学文说：“这是人民医院。你吃马桑籽中了毒。”谢相林一听，慌忙翻身要起来，说：“得快走！我哪有钱住医院！”陈学文按住他说：“不能动！刘老师和班上好多同学把你抬下来，拖起来，送起来，卫校医说了，由学校来结账。你好好躺着。你是劳动委员，是班干部，又是团员，有这个机会，我想给你汇报一下思想。” 谢相林说：“也好，你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陈学文说：“我妈我老者，都巴不得我读书读出来，给家里争个光。前两天有个同学，在课间操时，就被勒令退学了。这一学期眼看都半期过了，我怕被喊回去，怎么向妈和老者交待。”谢相林说：“你有什么委屈，给我说，我去向刘老师反映。” 陈学文说：“我的事情，大部分是误会，有些是我没有好好想就说造成的。刘老师的外号，不是我取的，是59级的喊出来的，我只是给同学解释，这个外号的来历。曾碧辉老师晕倒，是我和董伯才抬去休息的，谭碧芝问‘是哪个’，我只是开玩笑说‘认不倒’，谭碧芝就说我连自己的老师都认不倒。”谢相林说：“你就回答个‘曾老师’不就完了？”陈学文说：“我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讨论吃3两4两的问题时，我考虑国家困难，就说吃3两够了。登记吃几两时，我考虑我年龄不小，个子又大，劳动都是干重活，就报了要吃4两，学校本来就是喊自己选，我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口是心非。”谢相林说：“我知道你是个热心人，也是很现实的人，你不去理发，我是知道原因的，59级的把持着两把剪子不放，去了也只是看着。” 陈学文说：“我搬出六零初一班的寝室，完全不是我的错。那一天，武校长来检查房子，我住的上床，他看见我头顶上有两片瓦要掉下来，就留了一张条子在我床上，条子上写道：‘请住这间床的同学搬走，瓦要掉下，危险。’我见59级的寝室里有空床，就搬过去了。”谢相林说：“是这样，就应该先向刘老师报告一声呀。那你说‘肚皮饿了眼睛花，又是怎么回事？’”陈学文说：“那天武校长来检查卫生，看见一个空的土台子就说‘这里可以种点花’。我脱口而出‘肚皮饿了才眼睛花’，这是我的不对。不过，大家都在饿肚皮，种花不如种菜。还有我们去挑柴，看见几株枇杷树没有皮子，街上的几个同学问：‘树皮子剥它干什么？’我说：‘农村头，拿来填肚皮，枇杷树皮都剥光了。这是实话。’谢相林说：“我知道这是真的，但是，一传开，影响就大。你要管住自己的嘴。”陈学文说：“我老者教过我很多次，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可我遇事又忍不住。”谢相林说：“这事，你也不要怪刘老师。他是地主出身。班上不能出大问题。”陈学文说：“我不怪刘老师，只怪我自己没有给他争气。” 陈学文看看天已大亮了，谢相林已经没有多大问题了，就说：“我回去吃早饭，吃了早饭，把饭给你带来。”谢相林说：“你回去，我已经好了。”等到陈学文吃了饭，用盅盅把稀饭给谢相林端来时，医院里已不见了谢相林。陈学文在医院里到处寻了个遍，仍不见人，问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沿路返回。走到河边时，却见谢相林正在柳树下用一根细竹竿捞浮在水面的菜渣。竹竿的入水部分，是打破了的，用谷草编成了扇形。这些菜渣是上游的农民和居民洗菜时漂散出去，顺水流下来的，大的比巴掌还小些，小的只有拇指大，谢相林已经捞了有三四两了，青青黄黄的，放在旁边的大青石上。陈学文说：“叫我好找！”谢相林接过稀饭说：“平时不容易出校门，趁这机会，补充一点营养。你先回去，给刘老师说，等会儿我就来上课。” 陈学文走了之后，谢相林喝了一半稀饭，又捞了半个多钟头，差不多有一斤菜渣了，才蹲下身子，就着河水一一洗净，用手捏紧，塞在盅盅里，拿回宿舍，用手从一个小口袋里掏出些木炭来，放在角落的一个小炉子里，发燃火，在盅盅里加上些水，煮成菜稀饭，吃了，才去教室上课。 学校喂有几头猪，要由学生煮猪食。几个同学，就趁人不注意，放几个小红苕在锅里，上面再放上红薯皮，等猪食煮好之后，就用大铁铲翻出煮好的红苕，伸手拣出悄悄吃进肚子里去。 井研中学的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地站在操场里。大队旗，中队旗，小队旗都由旗手们举着。每个队员都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少先队的干部们，左手臂上都佩戴着袖标。大队长廖文刚整好队后，团委少先委员李秀芝说：“少先队员同志们，我们正处在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坚定信心，战胜困难，不忘旧社会的苦，我们特别邀请六零初三班团支部组织委员周荣枝同学，来讲讲她小时候的生活经历。” 这时，周荣枝走到了队伍前面，中等身材，很瘦，穿着朴素。少先队员们热情地鼓起掌来。李秀芝示意大家安静。周荣枝说：“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宝五四棵村的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里。现在十七岁了。我本来姓李，那时我的父母亲和大哥，都在牛华溪当长工。我们兄妹六人，都还是小孩子，从小就帮助家里劳动，扯猪草，找烧柴，割牛草，撬红苕秧煮来吃。吃饭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只能吃稀的，干的要腾给大人吃，他们要干重活。我的父亲受封建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我们几个女孩经常饿得哭。有一次，我和妹妹饿慌了，吃了几个扁豆，被父亲发现了，把我们两姊妹打了一顿。我们肚子饿了，就到山上摘马桑籽吃，拣蘑菇吃，几次中了毒，吐得昏天黑地，倒在地上。有一次，我五岁的时候，滚到厕所里去了，我的奶奶和父亲，嫌女儿多了，不去救我，要让我淹死算了。我一个人在粪坑里挣扎，满身是屎，满头是蛆，嘴里大声叫：“妈妈！妈妈！”邻居听到后，跑到山上给我母亲说了，我母亲才跑回家把我拖起来，到田里把满身的粪洗干净了。”周荣枝声音有些哽咽了，顿了顿，同学们都望着她。 她长吸了一中气，又说：“我的大哥，只有14岁，在牛华溪的棚子里给地主守苞谷，天气很热，他就到嘉陵江里去洗澡，被水冲走了。我的父母亲哭，我们几姊妹也哭，一家人哭成一团。家里父母亲一天到晚辛勤劳动，还是养不活我们姊妹，我的妹妹，才6岁，就去给人家当童养媳。我也在七岁的时候，就被送给宝兴场街上一个姓周的人家喂养。所以现在我才叫周荣枝。我妹妹离开家的时候，我离开家的时候，都大哭着，抱住妈妈不肯走。全家人都在哭。我母亲说：“你去，他们家有饭吃。”我的养父母虽然很爱我，你们想，只有七岁啊，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里，白天、晚上没事的时候，都想妈妈，想弟弟、想妹妹，偷偷地哭，真的眼泪都流成了河；解放过后，我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我永远忘不了过去的苦，我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坚定信心，战胜困难，度过难关。” 周荣枝的忆苦报告，讲得许多少先队员都流下了眼泪，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廖文刚最后总结说：“听了周荣枝同学的忆苦报告，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不同。旧社会，政府不管人民的死活，新社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我们。我家里，解放初期生活困难，党和政府每年供应我们家300斤大米。现在，我们遇到了暂时困难，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苦，我们要看到，和解放前的苦，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党和政府在关心我们，在千方百计想办法，前不久，就把周坡的米调来供应我们，我们学生都参加了搬运。最近，又从云南运回了玉米，我知道，我们生产队，每人分了五斤。而且，我们的干部群众过的生活是一样的，大家都团结一致度难关。旧社会穷人的苦是没有边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现在的苦，是暂时的，是一定能克服的。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新中国，一定会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实现！”少先队员们都鼓起掌来。 李秀芝说：“下去之后，各个中队可以抽时间，进行讨论，说说，我们怎样千方百计战胜困难。” 一个星期天，苏绍儒和袁隆福到磨儿山上去耍，看见山下地边，一株芭蕉树上结的心形花蕾，从没有见过，觉得奇怪。袁隆福说：“和心脏一样的形状，一样的颜色，是什么宝贝？”苏绍儒说：“我们走拢去看看就知道了。”他们到了芭蕉树边，袁隆福就扒着树干往上爬。刚到半中间，芭蕉树断了，轰隆一声滚下来，那心脏形的东西，也悬在头顶。他们用劲摘下，放在鼻上嗅，没有气味。苏绍儒说：“看看里面有什么。”于是袁隆福就一层一层地往里剥，剥了一层又一层，剥到最后，什么也没有。袁隆福说：“这东西真会骗人。悬在那里，美极了，捧在手里，也极美。剥开来，却不过是一层层皮。”苏绍儒说：“许多东西，都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 放归宿假时，同学们都纷纷走出校门，向家里去。廖文刚见沈富友还在向猪场走。廖文刚说：“沈富友，你的家那么远的，还不走？”沈富友站定了，有些凄然地说：“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廖文刚诧异地问：“怎么回事？”“父母都卖泥饼子去了。”廖文刚问：“那你怎么办？”沈富有说：“我哥沈富祥也在六一高读书。幸喜我有一个好姐姐，她在医院工作，每月有27元钱，供我们两弟兄读书。”廖文刚说：“还算幸运。”沈富友说：“更幸运的是学校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我两弟兄假期都不回家，我哥的字写得好，就给学校搞些抄写，我就喂猪喂羊。守菜地，守学校，学校就让我们食宿。我们的羊舍里，搭了一个小阁楼，我和苏绍儒，晚上就在那里住。”廖文刚说：“艰难出人才，你两弟兄努力！” 这个归宿假，四班的廖德祥和王乃昌也没有回家，留在宿舍里。廖德祥睡在床上说：“我觉得好冷啊，给我再盖一床被子。”王乃昌说：“行。”王乃昌拖过上床的被子给他盖上了。“还冷吗？”“还是冷。”王乃昌又给他盖了一床。王乃昌就这样边问边盖，直盖到12床棉被，廖德祥才说：“行了，有点暖和了。”第二天早晨，廖德祥才从被盖里钻出来，把被子折叠好，由王乃昌指点，一一放回原处。 初三的下学期，开学不久，六零级高、初中毕业班的同学在食堂听唐孟斌主任“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动员报告。唐主任是具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中等身材，方正的脸庞，慈眉善目，处事稳重，说话和蔼，颇有学者风度。他在会上宣布了县教育科保高三、初三的指示。要从各个小学抽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各科的骨干教师到学校来下班辅导。最后还宣布了国家要在初三高三学生中招收飞行员，报名的条件是年满18岁的思想好、身体好的学生，体重不能少于90斤。够条件的，请在班主任处报名。然后组织体检。 散会之后，钟同、陈学文、董存根、朱学文、彭仲祥等年龄大的同学，都涌到班主任刘真老师处报名。别的同学都顺利地报了名，走了。只有陈学文还站在桌子旁边。刘老师问：“怎么还不走？”陈学文说：“我想报考飞行员。”“陈学文，你不够条件。”陈学文说：“刘老师，请给我一个机会，看我的身体多好，没有害过病。体重也有九十斤。我一定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刘老师说：“你下去。你现在这样的思想水平，哪里像一个飞行员！” 陈学文只得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出去了，心里说不完的郁闷。他看着别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体检，心里羡慕得难受，天天去班主任的办公室要求参加体检。但刘真老师，如泰山似的，一点松动也没有。而陈学文却一点也不灰心，他相信诚心能感动上帝。而刘老师同意参加体检的同学，却一个一个被刷了下来了。六零初一班，只剩了一个钟同可以到乐山去参加体检。 1960年的3月8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还在早自习时，团支部宣传委员谭碧芝就说：“今天是三八节，我们女同学，应该过一个劳动节。”团支部组织委员吴淑芬问：“去做什么呢？”谭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年。种菜种粮，不嫌肥料多。我们去积肥。”团支部书记董伯才说：“可以。女同学过节都不休息，我们男同学，也去过一个劳动节。大家想想，做什么？”班长廖文刚说：“我建议我们四个劳动组分成四路，今天该第三组打扫卫生，不变。一组积肥，二组割兔子草；四组捡煤炭花——可以卖钱来作班费，毕业时照相用。”大家都没有异议。 下午第二节下课后，四个组在组长带领下，各自行动。 第一组的同学，有谭碧芝、何述云、钟同等12个。他们扛着锄头，提着筐篓，拿着方筛，出发了。谭碧芝还背着一个背篓，拿着一把镰刀。钟同问她：“积肥用背篓背，拿镰刀干什么？”谭碧芝说：“春天草好，看见好的草，也给兔子组的割些草。”何述云说：“官儿不大，管得还宽嘛。”谭碧芝说：“懂不懂什么叫‘立足本职，胸怀世界？’”他们一行人，从大校门出去，穿过胜利街，从小西门向龟山走去。何述云说：“谭碧芝，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吗？”谭碧芝说：“哪个井研人不知道？这就叫龟山。我们井研古代就有八大景观，龟峦夕照就是八景之一，你知道不？”何述云说：“你能记得八大景观？”谭碧芝说：“当然，除了龟峦夕照外，还有翠屏烟雨、石马奇峰、龙潭晓月、竹溪水涨。”谭碧芝说到这里，停止了。钟同问：“还有三个景观呢？”大家都说不出来。 远远看这龟山，竹溪环绕，岩岸陡峭，树木蓊郁。现在，山上是兵役局、武装部驻地。半山腰却成了垃圾场，堆着不少垃圾。这正是他们积肥的好地方。他们找到稍微平缓些的地方，把大块的垃圾用锄头捞开，就挖的挖，筛的筛，运的运。处在饥饿状态的同学，干劳动都采取的“轮流法”，一人挖几下，两人筛几下，运肥的同学，都只敢挑十斤。他们在坡上劳作，坡下是一个一尺来宽的平台，平台下就是竹溪，又名研溪。水从周坡流来，水清见底。轮着谭碧芝不挖不筛的时候，她见半坡上有一丛草长得嫩绿，就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向那窝草爬去。那时的学生，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谭碧芝一脚没有踩稳，身子摇晃了几下，就仰翻着倒向了坡下，好在背上有个背篼，背篼着地，人没有伤损，可是那块平地只有一尺来宽，说是迟那时快，背篓一弹，连人带背篓，“哗”的一声，跃进了河里。钟同看见了这个全过程，吓得大叫：“唉呀！” 离平台最近的何述云，看见谭碧芝正在水中挣扎，慌忙扔下锄头，飞跑下坡，衣服裤子都来不及脱下，就跳入了河中。谭碧芝完全不会水，因为那几天春寒料峭，穿得厚，并没有下沉，却胡乱抓着，在向对岸飘，何述云考虑，直直游过去，波浪会把谭碧芝推得更远，于是斜斜地切过去，快游几把水，到了谭碧芝身旁，谭碧芝慌忙反手抓住了何述云的衣服。同学们都围到了河边上，大喊：“不要慌！”何叔云在冰冷的河水里，左手抓住谭碧芝，右手使劲向岸边游来。其他同学也都弓着背，长伸着手，见他们一靠岸，就七手八脚地把谭碧芝、何述云拖上了岸。谭碧芝和何述云都冷得发抖。同学们立即簇拥着他们跑回了学校。女生们拥着谭碧芝回女生院；男同学簇拥着何述云回川主庙，何叔云身材瘦小，家庭经济极为困难，经常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没有可以换的。董伯才叫同学回到寝室里去，他去向刘真老师报告，同学们正在这个拿衬衣，那个找裤子，刘真老师已经给何述云拿来了自己穿的衣服。刘老师激动地说：“谢谢你，何述云，快穿上，不要冻坏了。”何述云说了声“谢谢刘老师”，立即把衣服穿在身上。 女生宿舍里，同学们一边找衣服给谭碧芝换，一边议论说：“要不是何述云救你，你今天就完了。”谭碧芝说：“没想到，他那么小的个子，有这么好的本事。我得感谢他，怎么感谢呢？我又没有钱。”同学们说：“救命之恩，是应该感谢。钱我们凑。”于是同学们你出两角，我出三角的，凑了五元钱，作为感谢何述云的礼物。 廖文刚这个组捡炭花。他们一手提篼筐，一手拿一把火钳或者竹夹子，顺着河边的公路走，路上差不多能捡着一小块煤，他们到了屠宰场的背后，那里的河边上堆着如山的炭灰，虽然早有人捡过，但炭花可是不容易捡尽的。王绍全用火钳拨开灰堆，里面便露出了不少蚕豆籽大小的炭花。黄芙蓉、廖输诚等同学就赶忙捡来放进筐里。十几个同学就这样边刨边捡，看看到了要吃饭的时候，廖文刚就说：“走，我们一起到跃进餐厅去卖。”大家把炭花倒在一起，竟然有十几斤。那时的井研城里，只有一个餐厅在开业，那就是坐落在环街子的跃进餐厅。这个餐厅，当时只卖一种饭，名叫“烩饭”，就是把肉片、蔬菜和饭混煮在一起。煤炭供应非常紧张，所以餐厅经常在收炭花。 一群读书娃，进了餐厅，服务员还以为是来吃烩饭的，连忙说：“买票，买票。”廖文刚说：“我们来卖炭花。”服务员说：“这边，这边。”廖文刚等同学进了厨房，一个老师傅拿出一杆秤，提起一称，说：“二十一斤。”廖文刚把炭花倒进了煤堆，把筐交给师傅称。师傅称了一下说：“三斤半。”然后又闭着眼睛算了一下说：“十八斤半，四分钱一斤，该四五二十，四八三十二，四一得四，该七角四分钱。”廖文刚笑道：“师傅算错了。”那老人竟说：“我还能错？”廖文刚说：“炭花应该是十七斤半，该七角钱。”老人又算了一下说：“这个小把戏算数术不错。这么老实。以后欢迎你们再来！”回去的路上，欧本良说：“廖文刚，傻儿，四分钱，一斤啊，好不容易才能捡到一斤！”廖文刚说：“老实可不只值四分钱。” 廖文刚把钱交给了班主任，回到教室，见教室外一班和二班交界的地方竟然堆着一小撮垃圾。教室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廖文刚就拿起扫帚和撮箕，去打扫。这时范友三从背后走了过来说：“不要扫！”“为什么？”“我们扫过去，他们又扫过来。现在就看谁有耐心。”范友三振振有词地说。廖文刚说：“这又不是楚河汉界，两个兄弟班，谁扫还不一样？”廖文刚提起扫帚就扫进了撮箕里。谁知范友三一脚就踢翻到了二班的地段里。还说：“假精灵，这个地方我负责，不要你管！”正在这时，团委学生会检查卫生的到了。有七八个人，杨见明拿着本子钢笔。他们没有看见这个过程，只看见二班的地段上摆着一个撮箕，散落着一些垃圾。一个女生高声喊道：“六零二班的，重扫！不及格！”廖文刚立刻上前说：“这是我们六零一班掉在这里的，我正在打扫。”“啊，廖班长，快扫，快扫！”这位女生认得廖文刚，大声说。 检查卫生的人走了以后，范友三咬牙切齿地对廖文刚说：“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又给你破坏了，老子真想捏死你！”廖文刚说：“范友三同学，你这是什么心胸？整人，害人，太肮脏了！”“我肮脏，你比我还肮脏！”范友三恶狠狠地说。廖文刚说：“请举出例子。”范友三说：“不踩在别人的背上，你能当大队长、当班长！”廖文刚说：“同学之间，说这种话。我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我的表现怎么样？同学老师有眼睛！”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不可开交。正好班主任从门前过，问：“廖文刚，你们吵什么？”廖文刚说：“范友三，你自己说。”刘老师说：“都到我的寝室头来！”两人到了寝室里，刘真老师问明了情况，说：“范友三，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廖文刚这么果断，那不是要给二班抹黑，给我们一班丢脸，还要造成两班的不和吗？” 晚自习的时候，刘真老师到班上来，总结这天的工作，他说：“今天班上发生的几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谭碧芝提议把三八节过成劳动节，积肥还要割兔子草。这是工作不分分内分外的共产主义精神。更令我感动的是何述云。这个同学，人瘦小，那么小的个子，平常也不大讲卫生，我没有少批评他，可是，在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不令而行，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救起了落水的谭碧芝。表现出了舍己救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你们想想，如果没有何述云这样的同学，班上淹死了一个学生，我们班，我们学校，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这个班主任，怎么向家长向党交代！” 刘真老师说到这里，流下了眼泪。刘真老师还表扬了廖文刚反对损人利己的斗争精神。他说：“整人害人，这是最恶劣的品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才是高尚的道德。”刘老师讲完话，黄芙蓉举起了手：“黄芙蓉，你要说什么？”黄芙蓉站起来，把今天去卖炭花的过程讲了。说：“廖文刚这种老实人的精神，应该表扬。”刘真老师说：“廖文刚人虽然小，做事，不是想的个人，而是想的集体的荣誉，想的是怎样才合符做人的道德。大家都要学习他的精神。” 第二天，谭碧芝在操场里找到何述云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家里穷，这五元钱，算我的心意。”何述云说：“我不能收。”“为什么呢？”“我可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只救你。”“怎么不是只救我呢？”“任何人落水我都要救，我救的是落水的人。别人有难，我有这个能力，有什么不得了？”谭碧芝说：“没想到，你个子这么瘦小，精神这么伟大！”何述云无论如何不收这个钱，谭碧芝只好把这五元钱还给了同学们。 第31章 考飞行员到成都 以口中食救父母 三八节过了不几天，廖文刚就满了十五岁。就在他生日的那天中午，他写了入团申请书。他是这样写的： 敬爱的团支部： 兹有井研中学六零初一班学生廖文刚，自愿加入共青团，希望在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能够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把自己的一生最有效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申请人廖文刚于1960年4月1日 下午，廖文刚就把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董伯才。第二天中午，团支部组织委员吴淑芬把廖文刚找到打钟的林荫道旁说：“我们支委研究了，欢迎你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但是，入团申请书，不能这样简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自己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吴淑芬边说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本说：“这是团章，你先认真看一看，对共青团的认识，要照着团章上的表述写。第二个部分，向团组织讲清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包括父母亲的出身成份、年龄职业、政治表现，就是要说明是不是党团员，解放前参加过什么组织等等。社会关系就是讲自己的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们。比如，老爷，奶奶，姑姑、叔叔，外公外婆，舅父舅母。有政治问题，就要详细地写。第三个部分，就是表一个态，批准了，如何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没有批准，又怎样努力，创造条件。另外，还要请两个团员，作自己的入团介绍人。”廖文刚听了以后说：“那我就星期天写，好些亲戚，还要问父母才清楚。” 星期六晚上，廖文刚一口气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读完了，他感到了青年历史责任的重大，于是铺纸提笔，写下了自己要求入团的理由。到写家庭社会关系时，却有很多空白，无法写，于是星期天就请假回家，一一问了父母亲。费了半天时间，才把入团申请书写好了，并且请团支部书记董伯才和民兵连长、乐山专区的学生积极分子董存根当自己的入团介绍人。星期天晚上，他就把入团申请书交给了董伯才。随后，就是填入团志愿书，参加团支部大会讨论，然后提交井研中学团委审批。 六零初三班的李光玉是饲养组组长，和同学们一起，养了猪还养了好些羊子。有一天，一只小羊死了，可能有五六斤重。全组同学，看着死去的小羊，心里都很难过。李光玉把死羊的消息，报告了班主任吴北延老师。吴老师大声说：“一定按照上头的规定办，埋掉！不能吃！以免传染。”李光玉就和同学们一道，把死羊埋在了磨儿山下的地里。 下晚自习后，有几位街上的同学悄悄把李光玉请出寝室，说：“实在饿得慌，走，把你们埋的羊，挖起来，可以好好吃一顿。”李光玉说：“吴老师特别说了，不能吃，怕传染。”那几位同学说：“什么细菌还炖不死，走，肚子这么饿，还信那些！”李光玉虽然有些犹豫，但自己的肚子已经好久没有饱过了，就说：“老师知道了，不得了，等大家睡着了，才去。”那几位同学说：“我们在后门等。”李光玉回到寝室，等到同学都睡了，才轻轻起床，蹑手蹑脚地到了后门，他们一共五个同学。便到磨儿山下，用手把死羊挖出来。当时天气不热，羊还没有臭。他们背到一个熟悉的老乡家里，点上桐油灯，掩上大门，大家七手八脚地剥了皮，去了肚腹，洗得干干净净，切成几大块，放在锅里，加起大火就煮。同学们都围着锅儿等着。煮着，煮着，开锅了，汤由清的变成白色的，香味也出来了，同学们都忍不住涌出了口水，大家说：“真香啊！”李光玉说：“我们都可以饱吃一顿了！准备碗筷！” 可是，就在这时候，吴北延老师推门而入，后面还跟着一个班委干部。吴老师严厉地说：“只顾肚皮，不要命了！不要纪律了！”李光玉和另外四个同学，只好惶恐地低着头，不敢吭声。吴老师问：“是谁出的主意？谁领的头？”李光玉不假思索地说：“是我。”吴北延老师说：“好哇，李光玉，你还是班干部，还是饲养组的组长，你带的什么头！”吴老师指挥那位班委，把煮好的羊肉捞走了，给老乡剩下了一锅汤。五个同学都惋惜得心疼。 第二天晚自习时，班主任吴老师组织了对李光玉等同学的批判会。李光玉作了深刻检讨。班长李秀芝，劳动委员曹正训，团支部书记李月华，团支部组织委员周荣枝，都踊跃发言，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李光玉的错误。吴北延老师最后说：“李光玉等五位同学，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同学们要吸取教训。同学们积极发言进行分析批判，说明了，我们六零三班的同学，正气很浓。人有了正气，就可以无往而不胜。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我们每天毕竟还有6两粮食和一两斤蔬菜，肚子虽然饿，但是饿不死。而死羊、死猪，有可能夺去我们的宝贵生命，我们只能按照上级的指示埋掉、倒掉！我们不能为了这一点小利去冒失去生命的风险！”吴老师停了停，放缓了语气说：“但是李光玉同学勇于承认错误，一点也没有推诿。另外四位同学，也承认了错误，青年人，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开了这次批判会，李光玉心里很着急，他的家庭经济决定了他只能读不要钱的中专，已经临近毕业了，他在班主任老师脑袋里留下的坏印象，怎么消除得了！ 一天，上晚自习的时候，刘真老师到班上叫道：“陈学文，出来一下。”好些同学又为陈学文捏了一把汗，以为他又出了什么问题。陈学文胆怯地走出教室门，来到林荫道上。刘真老师说：“你明天去人民医院参加体检，先填好这张表，以后在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陈学文惊奇得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表，回到教室，还咬了咬手指头，验证一下是不是在做梦。他周围的同学看见他手里的空军飞行员体检表，都有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 陈学文的体检却异常的顺利，取得了到乐山体检的资格。六零初一班只有他和钟同两人。当时已是初夏天气，陈学文和钟同都嫌自己的被子太沉重，背起不合时宜。陈学文就给刘明新说：“借你的新毯子，我们去乐山盖，你晚上就盖我的，行不？”刘明新说：“行，以后当了飞行员，让我摸摸飞机就行了。”钟同和陈学文两人就打算在乐山打伙盖这床毛毯。 晚自习时，武装部的姜同志到了学校，召集井研中学到乐山复查的12个同学开会。姜同志，个子高大，真像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他说：“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军保卫祖国，很好！但是，空军飞行员，可不是一般的兵，你们当中，能有一个上，就是我们井研的光荣了。你们能够去乐山复查，这就很不简单。后天早晨8点正，我们到粮站先坐车到五通桥。每个同学办好自己的粮票、带点零花钱，按时到车站。” 早晨，陈学文和钟同、李光玉、曹正训、曾仲池、彭仲祥等同学，到了粮站，姜同志早等在那里了。一会儿，开进来一辆敞篷的粮车，车上装着大半车用麻袋装着的粮食。姜同志指挥大家放好行李、上车，坐在麻袋上。他说：“手抓稳，不要还没有飞上天，就掉到地下去了。”同学们都笑起来了。姜同志坐进驾驶室，车子开动了，一路尘土飞扬。同学们冒着烟尘，欣赏一路的风景。这是饥饿的年代，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田里也稻秧青青，山上的豌豆、胡豆，虽然还没有成熟，但早已经只剩了空秆。同学们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到了五通桥，同学们的头发上、眉毛上都沾满了灰尘。 下车以后，姜同志到处联系车辆，跑得满头大汗，却直到天黑也没有着落。姜同志只得说：“到乐山也只有20里路，我们就摔火腿。”于是，十几个人，便背起行李，趁着月色，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乐山前进。只一个多小时便到了乐山，找好住处以后，姜同志说：“同志们辛苦了，我招待大家吃小吃。”大家于是上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面馆，各吃了一碗面条，由姜同志开了粮票和钱。大家都很惊奇，问：“姜同志，把你的计划吃了，你吃什么？”姜同志笑着说：“国家再困难也不可能让军人饿肚皮。这是国家招兵的计划粮，你们放心吃。” 第二天，同学们就参加体检复查，直到下午才结束。第三天早晨，天下起了小雨，冷起来了。大家坐在屋檐下等车。陈学文把刘明新的毛毯叠好，放在膝盖上，一会儿，钟同看见了，说：“我也冷，给我盖一会儿。”钟同便扯过去，放在膝盖上。陈学文便站起，活动去了。一会儿，只听姜同志喊：“车来了，上车！”也是一辆货车，是放空的，大家便爬上车去，姜同志清点了一下人数，便开车了。到了半路上，陈学文问钟同：“毯子呢？”钟同才大吃一惊：“哎呀！我站起就走，忘记拿了！”陈学文说：“我给刘明新借的，怎么办？”钟同说：“有什么办法？只好由我赔他。”回到学校以后，陈学文连忙向刘明新说明情况，表示歉意。钟同赶忙给五通桥的哥哥写信，要钱来，买毯子来还了刘明新。 又隔了几天，姜同志又来通知，陈学文和六零高的左克文等三个人，要再到乐山复查，如果通过了，马上就要上成都。消息一传开，井研中学的师生们，都对这三位同学投去羡慕的目光。陈学文得到了读初中以来，最高的荣耀和满足，成天乐滋滋的。 隔了几天，姜同志给三位同学都买好了直达乐山的车票。到马踏中学，又上了几个同学。到了乐山，陈学文顺利过关。这天，姜同志找了一辆军车，司机是井研人，他有亲戚在六零五班读书，就一直把陈学文等送到了成都草市街复退军人接待站。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月，每天都进行训练考核，井研的人除陈学文外都一个一个地被淘汰了。没有事，陈学文就和犍为的几个同学，一同上街去耍。有时晚上还翻墙出去。一切检查和考核都合格后，负责的同志对陈学文说：“祝贺你，只要政审合格，你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了。我来迎接你！”陈学文高兴得嘴都合不拢：“首长放心，我一定来！”省军区派车直把陈学文送回乐山，乐山军分区又派车把陈学文送回井研。六零初一班的陈学文飞行员体检合格的消息，不胫而走，同学们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师生虽然艰苦，但毕竟每天还有六两多粮食吃。而当地的农民，才真正陷入了绝境。六零初四班的卢翠华已经一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归宿假到了，她几个月没有吃饱过，但毕竟又要见到自己的父母亲了，还是兴高采烈地往集益公社赛功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家里赶。她们一家劳力特别强，父亲、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是强劳力。尤其她的父亲，肚子里装着说不完的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回到家里，她又可以听父亲讲故事了。还有，大嫂生的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她一回家，就围着她“姑姑”“姑姑”地叫个不停。要她抱，要她牵，要看她写字看书，要听她讲学校见闻。 卢翠华推开院门一看，她的母亲正在三个石头顶着一个破罐子，煮什么东西吃。卢翠华说：“妈，煮的什么？我吃点。”她的母亲木讷地看着她，并不站起来，只是小声说：“你吃点？”卢翠华仔细一看，才大吃一惊，只见自己的母亲，瘦得像一缕枯藤，抱着的小侄儿，瘦得腿细脸长，像一只青蛙，她揭开锅一看，水还没有开，里面装的东西，她可没有看见过。“这是什么呀？”“状元红蔸巴。”“伙食团不开伙了？”“一个多月了。”“他们呢？”她母亲泪珠滚滚而下：“都埋在后边坟地里。”“什么！他们都饿死了！”卢翠华狂喊。“只二嫂还活着，回她娘家去了。”卢翠华梦境似地跑到后边坟坝里一看，果然有六座新土堆。她边喊着“爸爸！大哥、大嫂！二哥！侄女！侄儿！”一下瘫在了坟地里。一会儿，她的母亲才拄着棍子，颤巍巍地来了：“回去。在劫难逃啊，不要哭坏了身子。”卢翠华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再说，谁还有气力进城？”卢翠华说：“我还有每月19斤口粮，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活下去！” 从此以后，卢翠华就千方百计地从牙缝里节省，把饭带回家去给母亲和活着的唯一一个侄儿吃。她的母亲和小侄儿终于活下来了。像卢翠华这样的同学，当时是很多的。 六零初五班的崔龙才，三个星期没有回家了，放了归宿假，兴冲冲地往家里跑。他这一家，解放前受尽苦难，他的三哥，才14岁，为了躲壮丁，跟着一个木匠师傅到马边做活路，走了七天到了马边，水土不合，生了病，木工师傅又托牛贩子把他三哥带回来，走到路上遇大雨，跟不上牛贩子，只有一个人在泥泞的路上走，晚上投宿，店老板怕他死在店中，不让住，只给了几把稻草，让他睡阶沿。他三哥竟然就死在那里。解放后，家里翻了身，他们家喂了六头猪，五只羊，几十只鸡鸭。现在，走在路上，想起前几年的好生活，心里还乐滋滋的。崔龙才进入了自己家所在的大队，他吃惊地发现，一路都是新坟。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父母兄弟，一个一个都面黄肌瘦，原来这个伙食团已经断粮近10天了。 他的父亲告诉他，已经饿死了几十个人。崔扬海的妻子去捡了几个苞谷，被斗争，吊死了。崔扬海饿死了，还留下两个女儿。崔龙才大吼道：“怎么会是这样的啊！”他爹有气无边地说：“那样密植，怎么会有收成嘛。大兵团作战，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炼钢，烧钢炭，小春没收成，谷子黄了没人收，红苕也没人挖，烂在土头。”崔龙才问：“那，现在怎么办？”他母亲说：“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天天去要粮；要回一点，又开一顿伙，伙食团开不起伙，就只有找野菜吃，吃树皮，吃芭蕉头。”他父亲说：“你快回学校去，你不要管，你也管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读书！”崔龙才只得含着泪水离开家回学校。 星期天晚饭前，二班的吴长周背着书包走到校门口，正碰上廖清风进学校来吃晚饭。廖清风说：“猫儿，书包里胀鼓鼓的，有什么好吃的？”吴长周走路做事，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影响了别人，就像扑鼠的老猫在悄悄行动，于是有了“猫儿”的外号。吴长周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村连野菜树皮都不好找了，还有什么吃的可拿！”廖清风用手一摸，硬硬的，说：“我不信，里面一定装得有。”吴长周笑着说：“你看嘛，装得有空气。”廖清风打开书包一看，可不只是一个空空的猪油罐。“拿来做什么？”吴长周只是笑笑，并不说话。 从这周起，吴长周从星期三晚饭开始，晚餐就只吃菜还喝一碗小球藻汤，饭就悄悄拿回寝室里去，打开陈旧的木箱子，用筷子轻轻地把饭擀进罐子里，然后又轻轻地把箱子关好。到了星期六，吴长周把午饭也装进罐子里，放学后，就背着四顿将近八两米的饭，回到家里。他母亲接着，看见这么一罐儿饭，又是高兴又是心疼。说：“这是你的口粮，这怎么行！”吴长周说：“我有吊命的，你们没有。一星期能吃这样一顿，也能熬一阵子。”他母亲，立即去找来瓢儿菜，晚上煮了一大锅，全家人吃得比过年还高兴。 三班的刘长清，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刘世杰是公安局的干部，姐姐，五七年初中毕业，准备读高中。还有一个小弟弟和母亲一起。一家人都住在研城街上。谁知祸从天降，父亲成了右派，下放农村，1959年又弄到峨眉干部农场劳动改造。右派的女儿，升学无望，姐姐跑了新疆，刘长清和母亲弟弟一同到农村生活。到59年下半年，公共食堂把社员分为五等吃饭，全劳、半劳、附带劳动力、老人、儿童，食堂准备了大小不一的五种木瓢，按劳力分别用相应的木瓢打给一瓢。肚子饿了就喝盐水，剥枇杷树皮，采软雀儿花，挖芭蕉头，逮老鼠，捉蝉捕蛇找蜘蛛。人多东西少，渐渐的什么也找不到了。刘长清的母亲和小弟和社员一样，得了肿病，刘长清见自己的母亲和弟弟浑身都肿了，就每顿少吃一大口，每周拿回家去给母亲和弟弟吊命。 像卢翠华、吴长周、刘长清这样腾口粮来救济家庭的办法，在当时的井研中学，已蔚然成风。这种现象被学校知道了，领导又感动，又着急。眼看学生得肿病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特别召开大会，汪校长说：“我们学生每月这点口粮，是党和政府为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调拨的。你们的家里，有人民公社想办法，为了保证同学们的健康，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准把米饭拿出食堂。”从这天开始，学校就派有值周老师、值周学生在食堂外仔细检查。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同学还是千方百计把饭混出食堂。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手拿一个搪瓷盅，里面盛饭；上面放一个碗，装上汤，边走边喝；还有一个办法，这是女生想出来的，就是轮流请病假，请同学凭病假条把饭带出食堂。 一个星期天下午，二班的罗璇和贾桂芳到了山上。罗璇说：“我每天只吃两顿，我的中午饭，带回家里去了。”贾桂芳说：“山上的豌豆都可以充饥了，你的父母，不敢去偷呀？”罗璇说：“我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时，叫他去自贡教书，他不去；后来，调他去一个单位，他也不去。就在家里务农，他教育我们，‘君子固穷’，不准我们偷东西。”贾桂芳说：“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她们两人在山上走，眼睛只注意着树上，看有没有点意外收获。她们的脚下的地里，豌豆已经挂角，但她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摘来充饥。因为，这是公社的财产。 这时，一个瘦骨嶙峋的民兵背着鸟枪，向她们走来，大声说：“小鬼，你们到这豌豆地里来干什么！”罗璇答：“找点吃的。”“这山上，哪还有可吃的，要是偷摘公社的豌豆，我是可以开枪的！”贾桂芳说：“看我们都空着手。”那民兵看了一眼干瘪的包，还是紧盯着她们。她们两人走了好一阵，终于发现一棵柏树上，有干枯的藤子。罗璇爬到树上看，高兴地喊道：“运气好，有一个！”原来，她从柏树的枝叶丛中的枯黑的藤蔓中，发现了一个狗爪豆角。他梭下树来，手里高举着一个三寸来长的黑糊糊的豆角。剥开一看，里面躺着4颗乳白色的狗爪豆，比蚕豆大些。罗璇挑了两个大的给贾桂芳，说：“我们平分。”贾桂芳说：“我要一个，你找到的，你要三个。”罗璇说：“拿着，我们再找。”她们继续找下去，却再也没有找到可以吃的东西了。她们路过棉花仓库的时候，见有熟人在卖棉花籽。贾桂芳上前说：“大娘，我们要一把好吗？”那大娘抓了一大把给贾桂芳，贾桂芳谢过，又分了一半给罗璇。 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点着煤油灯，火焰不到一寸长，黑烟却有尺多高，一些同学，就在煤油灯上，用竹签子穿着东西烧吃。有烧棉花籽的，有烧狗爪豆的，有烧岩胡豆的，有烧蓖麻籽的，有烧蚱蜢的，有烧干螺丝的。这其中就有罗璇和贾桂芳。教室里弥漫着各种奇怪的气味。 又一个星期五的上午第二节课时，六零初二班，卫仲康老师正在上代数课。这位老师，是络腮胡子，大家背后都叫他卫络耳胡。虽然是艰苦的年代，这卫老师，依然精神好，声音大。他正讲得津津有味，同学也正听得聚精会神，这时，一个几岁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大声地哭着喊：“大姐，爸爸死了！”罗璇一惊，这分明是她的小妹，她忘了给老师请假，便冲出了教室，牵着小妹，直往邵家湾家里赶。罗璇在父亲的尸体前，哭得天昏地暗，乡亲们劝住，一起把她父亲草草埋掉之后，小妹又饿死了。罗璇的母亲，本是成都人，是家里的独生女，脾气十分暴躁，经常对罗璇姊妹下死手地打。她丈夫和小女儿饿死后，又疼又气。正是一个下雨天，她背着一个大背篼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扯了一大背豌豆，往家里背。她一边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走，一边嘴里狂吼：“要偷大家偷，要死大家死！”谁知脚下一滑，竟滚下了山岩。幸喜山不甚高，丢了背篼豌豆，自己一瘸一拐回到家里。干部闻讯，带起几个走路都偏偏倒倒的民兵到家里来，到处搜，到处翻，什么也没有发现，才不了了之。 一次六零初三班的周荣枝回到纯复的家里，知道他的养母被派到井研县苗圃旁边的养猪场里养猪去了。她就利用中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去看养母。这时养猪场的社员正在吃午饭，碗里都装着红苕。但没有见到她的母亲。她问到了她的住处，见养母，正斜靠在床上，端着红苕发愣。周荣枝喊道：“妈妈，你病了？”他母亲见是荣枝，就说：“是荣枝啊，我胃痛了好几天了，顿顿吃红苕，吞不下，你拿去吃了。”周荣枝说：“行，我晚上，给你拿饭来。”到了六点过，周荣枝用瓷盅装着饭，用手巾包着，来猪场找着了养母。：“妈妈，快吃饭，还是热的，我吃红苕。我们老师说了，红苕的营养价值可高啦。”周荣枝的养母接过饭，眼里噙着泪说：“荣枝儿，真是孝子，我这一辈子，没有白养你。”周荣枝说：“年轻人，身体好，吃什么都行。我每顿都给你送来，我们娘母俩换着吃。”周荣枝就这样，坚持到她的养母病好为止。 到了一九六零年春末，农村经常断粮，周荣枝的养父患了肿病。周荣枝离家的时候，对养父说：“我星期六晚上，拿饭回来。”她的养父说：“荣枝儿，你不要管，伙食团，也在想办法。你在读书，每月才19斤。不要管我们。”周荣枝回到学校，就常常利用课余去采南瓜花、撬红苕秧、采野菜来补充。从周三开始，每顿省两口，积攒起来，星期六晚上，送回宝兴场给养父母吃。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周荣枝怕饭馊了，就采取今天吃昨天省下的饭菜，留下今天的新鲜饭，到周六时把全天的新鲜饭菜送回家去。井研中学距宝兴场三十里山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也不管是自己生病，还是因为参加班里的活动深更半夜才能回家，周荣枝都坚持星期六时，把自己省下来的饭莱送回养父母家中。 有一次班上有活动，他走到宋高山时天已经很黑了。宋高山这地方，山高路僻林深，解放前，这里是强盗抢人的地方，当时，山荒野旷，一片死寂，天上没有一点星光，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浓黑，只有差不多又飞过一只闪着蓝光的莹火虫，这时，十七岁的周荣枝，瘦弱的身姿，正在一片坟地里穿行。这一片坟墓，高高低低，散乱地摆了几十米长，这时的周荣枝更是胆战心惊。突然猫头鹰一阵啼叫，在空山中，显得那样地凄厉恐怖，吓得周荣枝毛骨悚然，恨不得钻进石缝里躲起来，但是，为了饥饿的父母亲，她还是麻起胆子，跌跌撞撞地往前赶。回到家里，冷汗热汗已经把衣服都湿透了。她的养父母见周荣枝回来了，高兴得象见了救星似的，慌忙把她拿回来的饭倒进一个盆里，加上些青菜叶，煮成稀饭吃。 有一天晚饭时，一个妇女，满脸只见骨头，眼睛和嘴大得吓人，使人怀疑是一具骷髅，拄着一根竹棍，一步一挨地走到校门口，对韩大爷说：“见四班的贾桂芳。”原来这是贾桂芳的母亲，她已经一个星期多没有吃过饭了，贾桂芳得知情况，约好让母亲来拿饭吃。可是贾桂芳怯生生地走出食堂时，被极负责任的值周老师发现了。“把盅盅上的碗拿开！”贾桂芳慌了神，站着不动。值周伸手拿开碗。“我也不报告领导处分你，你就站在这里，把饭吃完了才走！”贾桂芳只有15岁，个儿小，胆子也小，她不敢违抗，流着泪，吃完了饭，才到校门口。她哭着对坐在凳子上的母亲说：“妈妈，被发现了，饭没拿出来！”她的母亲一听，愣了一会儿，说：“也好。照顾好自己。”她的母亲拄着竹棍颤巍巍地站起来，走了。谁知走到北门坡，就倒在坡上，再也没有起来。等到星期六，贾桂芳捧着一碗饭回到家里时，才知道她母亲就在那天饿死在北门坡上了。因为没有有力量运回去，就埋在那里的山上。贾桂芳捧着饭，找着了坟，哭得死去活来，这一天，天蓝蓝的，阳光格外灿烂。 女生们为了能把饭端出来，每顿都有一个同学不吃饭，装病，就可能带一份饭出来留着带回家。一天，六零初一班的刘翠容和他的兄弟一起，提着腾出来的饭，往家里赶，他们走到三湾井，见到一个妇女，饿得趴在地上，那妇女用微弱的声音说：“给我点饭吃……”刘翠容两姊妹觉得奇怪，她怎么知道我们带有饭呢？刘翠容想了想，就给了她一小团饭。回到家里，他们说给父母亲听了。他的父亲说：“一口饭，说不定也能救一条命啊。” 据罗璇讲，井研金峰一个姓蒲的人家，媳妇到儿子工作的地方去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饿得实在不行，老人知道生产队里才死的猪埋的地方，晚上，便去偷偷扒开，把猪弄出，煮来吃了。生产队按上级指示，怕传染，埋的时候，喷了农药。这一家老小五口人，被发现时，全死在了床上。 还有井研赛功的一个董姓人家，只剩了两兄妹。哥哥饿得不行，就在夜里去挖出一个白天才埋的小孩，煮熟后，装在一个大钵子里，叫妹妹来吃肉。他妹妹看见水面上飘的油珠，大颗大颗的。她吃着吃着，竟然拈着一个手指头。妹妹吓得再也不敢吃了。这事传出去后，公安局的知道了，把这女孩的哥哥抓去坐了几年牢。这两兄妹，竟然都活下来了。 第32章 艰难岁月故事多 买米运米情谊长 虽然是初三了，照样放农忙假。六零初四班的李吉吉，正在患疟疾，他拿着学校发的《农忙假劳动鉴定表》，回到东林老家。他的家里，没有劳动力，父亲双目失明，弟妹年幼，什么事都只有母亲一个人扛着。每到假期里，李吉吉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像一个劳动力那样，参加队里的劳动。他这时，身上时冷时热，头昏目眩的。生产队长叫他去栽秧子。他对队长说：“我身上冷，怕下不了田。”队长见他说话，上牙靠下牙的样子，就说：“病了？就休息两天嘛。”李吉吉说：“没，没关系；田里，我不行，就，就在地里干。” 一天，李吉吉在苞谷地里锄草，脑袋昏沉沉的，手上软得抬不起锄头，没有铲着草，却铲着了苞谷秧。社员见他偏偏倒倒的、喘成一堆，就扶他到桐子树下休息。他在树荫下坐了一会儿，缓过气来，又爬起来，参加劳动。母亲给他扯来草药，他就边服药边劳动。整个农忙假中，他没有耽误过一天。到开校时，他的病好了，但身体瘦得只剩了皮包骨头。生产队长很感动，在他的《鉴定表》上写道：“李吉吉同学，带病天天出工，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社员。” 苞谷成熟了，农村的饥饿有所缓解。学生伙食团，中午竟然有猪肉吃，学校采取同学排队打的办法，开始秩序井然，到后来，同学们见肉不多了，后面的队伍还长，出现了学生自己动手抓、抢的局面。工友和大部分同学，对这些同学厉声谴责，学生干部也出来维持秩序。工友大声说：“里面还有肉，没有端出来，人人有份！”局面才渐渐被控制下来。中午，六零四班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今天吃肉，我们班出现了四条“好汉”一位女“英雄”。 这是在讽刺这个班有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抓肉吃。班主任陈忠珩老师看见，扶了扶眼镜，问：“这是谁写的？”没有人回答。陈老师说：“敢于批评班上的不良现象，这是好事！我已经知道是哪四个男生和哪一个女生参加抓肉吃了。希望我们班，不要再出现这样的英雄好汉！那么多学生，大家都去抓、去抢，踩伤了人，踩死了人怎么办？革命纪律，比生命还重要。希望同学们切记！” 一天晚自习下课后，四班的袁隆福对苏绍儒说：“肚子，饿来巴着背了，敢不敢，到我家去搞点吃的？”袁永林听见了说：“我们一同去。”苏绍儒小声说：“人多了不好。”袁隆福说：“我给你带点吃的来。”等到大家都睡着以后，袁永林负责放哨，苏绍儒和袁隆福就从鸡市巷的小门翻墙出去了。袁隆福的家在高滩，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先到袁永林家给他的父母说：“准备点吃的，等会儿，我们来拿，给袁永林带去。”然后他们到了袁隆福家。袁隆福的母亲见了，马上做了些苞谷粑，饱吃了一顿，又带了一些在身上，到袁永林家，拿好给袁永林准备的东西，大步往学校走来。到了鸡市巷，天还没有亮。他们翻墙入校，回到了寝室。 那时学生的伙食费虽然每月只有5元1角，李光玉家境贫寒，当时又不准农民搞任何副业，没有钱交伙食费，李光玉就和贫困家庭同学一起，搞勤工俭学。李光玉、周荣枝、罗翠云、曾桂莲、丁玉珍等同学，利用星期日和寒暑假，到处找活干。他们捡过炭渣卖，到体育馆当过服务员，还割草卖。他们经常到井研人民医院旁的苗圃里去拔草。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拔一天草能挣到8角钱。中午饭，他们就靠找野菜、摘南瓜花，到农场员工的锅里煎来吃。一点油都没有，虽难下咽，也要咽下。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又把拔起来的草上的泥洗干净，卖给养牛场。每斤草卖08分钱。平均每天也能卖一两角钱。拔草，这个活看起来简单，实际也不容易，全天低着头，弯着腰，日晒雨淋不说；早上去干活的时时候，露水很大，手和脚上都被露水湿透；太阳晒时就发痒发痛，慢慢地变红、发肿、化脓、流黄水。这就是粪毒，奇痒难忍。 捡炭渣也不容易，学校和许多单位倒出的炭灰是不知被人翻检过多少次的了，捡炭渣必须弯着腰、弓着背、大睁着眼，一手刨，一手捡，常常是灰尘满面。特别是大热天，灰尘和各种臭味一起扑来，使人发呕。尤其刚倒出的煤炭灰，里面的炭渣多，虽然烫手，拣煤渣的同伴们都无暇顾及，蜂拥向前。不少人的手指头都烫起了泡。有时一天拣的炭渣能卖几分钱，多的时候，也有卖过一两角的。 有一次李光玉和周正才一起，在井研百货公司找到了运输的工作，把一批货有100多斤，用鸡公车运到千佛。他们推着鸡公车，“嘎咕嘎咕”地来回跑了40里地，得了5角钱。每人分了2角5分钱。他们回到学校，实在饿得难受，就相约跑到学校斜对门的“御和园”吃面，花了1角3分钱。一碗面哪能吃饱啊！他们就给服务员要面汤来兑着酱油和醋还放点红油辣椒一起喝。这些都是不要钱的，他们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得服务员都不耐烦了，伸着舌头直摇头。周正才和李光玉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小面馆，李光玉也记不清那天晚上喝了人家几碗面汤，换了几壶酱油瓶。为了节约开支，李光玉等同学，常常一起在研城居民家搭伙，他们还经常在家带辣椒面和盐合在一起下饭吃，有时花几分钱买一斤酱油兑水喝来填饱肚子。 苏绍儒回到家里，已经晚霞满天了，却不见自己的母亲。苏绍儒的父亲，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解放前就去世了。母亲把他们四弟兄拉扯大。上个月回家来，就见母亲得了肿病，走路都有些困难了。苏绍儒正要寻找自己的母亲，却见黄昏中的大路上，似乎有一个人在爬行。爬两步，又停一停。苏绍儒赶忙到大路上一看，爬行的人，正是她的母亲。苏绍儒大喊着“妈妈”，奔向前去。伏下身子，问：“妈，你怎么了！”他母亲伏在地上，喘着气说：“伙食团，今天，到公社，去，挑了点，米回来。我去吃了饭，走不动了，只得爬回来。”苏绍儒扶起妈妈说：“妈，我背你回家。”他母亲问：“你有气力背我？扶我回去。”苏绍儒也真的没有那样大的力量了，只好扶住母亲，一步一步地向家走去。 苏绍儒回到学校，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班主任陈忠珩老师，要请假回家照顾母亲，等母亲病好了，再来上学。陈忠珩老师看过请假条说：“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你成绩不错，现在请假，怎么行呢！”苏绍儒说：“那，我的母亲怎么办？他不能行走，怎么活下去？”陈忠珩老师说：“你要另想办法。为了对你负责，我不能同意你请假。”无论苏绍儒怎么说，陈老师就是不准假。苏绍儒只好不办手续，挑着自己的行李辍学回家侍奉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一病不起，直到1961年6月去世了。苏绍儒就再也没有了复学读书的机会。 六零年四月，鲁近初又要离开家到井研中学去了。他的父亲鲁智仁拄着棍子，追到院子里，说：“在学校，还要更努力。不要想着家里，你管不了，想也是白想。”鲁近初看自己的父亲，这时已经患了鼻咽癌，脚已经肿了，说话有气无力的。就说：“爹，我晓得，你要保重。”鲁近初，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瘦削的脸上，骨头突起，看不出一点血色。心里非常难过。 离开了家，到了学校，鲁近初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面临初中毕业，他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学习和劳动，都必须积极带头。只有晚上睡在床上，才又想起了家里。公共食堂已经没有粮食了，国家运粮食来了，每天可以吃上个“一二三”，没有粮食运到，就只有吃野菜，喝大锅清水汤。他最不放心的是父亲。他的父亲是读书人，解放前教过书，写得一手好字。生活这样艰难，又患了重病，怎么熬啊！好不容易又到了1960年5月的归宿假。鲁近初步行四十多里，到了家里。走进院子，他的母亲周正芳一见到儿子就大哭起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鲁近初惊讶地问：“怎么了？”“你的爹，已经走了！”“走了，走哪里去了？”鲁近初突然明白过来，声泪俱下：“爹，他埋在哪里？”“我领你去！” 鲁近初母子二人到了坟地，如血的夕阳下，一座新坟，已经长出了稀稀落落的浅草。娘母俩在坟前哀哀而哭。鲁近初问：“哪天死的？”“就在你走后十来天。”“怎么死得那样快？”他母亲一边抹泪，一边讲起了他父亲死亡的经过： 那一天，他母亲周正芳出工去了，家里只有他父亲鲁智仁睡在床上。生产队长来到鲁家门口喊：“鲁智仁，你三天都不出工了，赶快拿起锄头，挖红苕厢去。怎么不答应！装死呀？”鲁智仁从床上爬起，扶着棍子，站在房门里说：“队长，我不行了，出不得工，请个假。”队长竟然说：“请假，不准！现在，哪个没有个脚肿头昏的！”鲁智仁说：“我患的是鼻咽癌，不是小病，说话都困难。”“赶快给老子拿起锄头走，装病，不走，谨防老子晚上开你的斗争会！”队长边说边跨上阶沿，伸手拉鲁智仁走，鲁智仁气得双手发抖，弯下腰拿起一把柴刀，说：“老子和你拼了！”队长见状，倒退了三步说：“鲁智仁，你敢造反！好好好！你等着，老子叫民兵来收拾你！”鲁智仁等队长出了院子，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就一手拄棍，一手拿刀，跪倒在祖宗牌位下说：“父亲、老爷，祖宗，不肖儿孙，没有办法活了！只有到阴间来伺候祖宗了！”说完，就挥刀向脖子上一勒，便倒在了血泊中。 等队长带领民兵来到鲁家屋里，见鲁智仁已经自杀，赶忙叫人去叫回周正芳。周正芳回家一看，人还有一口气，又赶忙叫人去喊回鲁近初的大哥，找医生治疗，过了三天，因为失血过多，医生也无力回天。鲁智仁死后，人们都没有力气做棺木，只好拆下家里的几个楼板，用竹篾捆成一个匣子，草草埋了。 临近初中毕业，鲁近初哪敢耽搁，第二天他就得去学校，离家时，他又到父亲的坟前去，对父亲说：“父亲大人，我知道你无法安息，我走了，我会更努力的！” 又是一个归宿假。母亲白翼坤给廖文刚说：“城里的粮食，要留着保证学生的供应，街居民都要到周坡去买米，你父亲和大哥都调到供销社去了，刚上班，不好请假，明天你和中伟一同去，有五十里路，来回一百里。”“买多少斤？”“这一个月只剩这三十斤了，全买回来。” 第二天，天还没亮明，一家人就吃过了早饭，因为要走那么远，大家都腾了些饭给他们两弟兄吃。廖文刚算是几个月来，吃得最饱的一顿了。母亲给了他们购粮证和钱，还给了半斤粮票，并说：“购粮证要带回保管好，那是一家的命根子，掉不得！这半斤粮票是你父亲去峨边糊油桶，节约下来的，肚子饿了，可以各吃一碗面，还剩一两，拿回来。钱，我多得有三角。” 两弟兄先步行五十里到了周坡，在饭店里吃了饭，又背着三十斤米，往回走。三十斤米，对那种环境的这两弟兄来说，就好比背着泰山似的，速度越来越慢。到后来，简直是一步一停了。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两弟兄心里都有些慌了。廖中伟说：“听雷二讲黄桷树垭口有人抢了运粮车。如果遇见这种人，我们怎么办？”廖文刚说：“抢粮的也是为了活命，该不至于抢我们这点粮食？”后面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两弟兄都吓得回过头去。他们看见跟上来了三个妇女，都背着米口袋。一个年轻点，只有二十几岁，另两个都是三四十岁的样子。最年轻的那一个说：“两个小兄弟，我们都走不动了，我们三个，都是一个院子里的，我们五个人一路走，安全点。好不好？”廖文刚说：“好，你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是医院的。”廖中伟说：“都是医生？”“我们的男人是医生”，年轻的一个说，“我在文具店，她们俩在小食店。”她们差不多又问问这两弟兄的情况，他们都累得不想说话，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事。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月亮已经升起，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蓝茵茵的，像一块巨大的碧玉。鸟儿们都向竹林、树林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好在路还分明。五个人都不敢落后，虽然慢，但已经拿出了最大的力气在走。大约还有10里路，廖文刚说：“伯伯说的，走百里，九十过半。我们来回走了九十里了，只能算才走了一半，这剩下的十里，可要咬紧牙关哩。”那个二十几岁的妇女说：“我真想坐下去就不走了。”“那可不行，走累了，坐下去就爬不起来。”走在最后的一个大娘说。廖中伟说：“我伯伯说的‘不怕慢，只怕站’，就这样不停地走下去，总会走到家的。”五个人就这样互相鼓励着，慢慢地走，回到井研家中，已经夜里九点过了。 六零初毕业的那个学期，学校摆起了大抓一下的架势。教室里除了上课的教师外，还多了两三个辅导教师。以前的晚自习，都是学生自己完成作业或者看书，现在变成有老师来上课，而且每天上完课就搞小测验，学生考得不好的，老师要插白旗。而且上课的时候，常常有不少的老师来听课。有位教化学的老师，姓蓝，二十分钟就把课上完了，让学生看书，做作业。第二天，他的胸前立即戴上了白牌子，停职反省。当天考试不及格的同学，就连夜到办公室补课，补了又考，有时要搞到半夜才让睡觉。 不过，虽然是毕业的一个学期，劳动是没有减少的。一九六零年，雨水很少，水井里的水不够用，劳动的时候，高中生要参加挑水，初中生要下河洗菜。廖文刚领着十二个学生洗菜，任务是5背篼。洗到五点半钟，完成了任务。同学们回到了学校。负责管劳动的李龙奎老师说：“廖文刚，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再洗3背篼。”廖文刚说：“行。”又领着学生下了河。等他们洗完，回到学校，只差3分钟就吃晚饭了。李老师又喊道：“廖文刚，再洗一背篼。”廖文刚说：“马上要吃饭了，晚上要上课的。”李老师竟说：“怎么，喊不动了？”廖文刚说：“今天下午，四个班洗菜，每个班完成5背篼，就是20背篼。我们可是完成了8背篼。”李老师提高嗓门喊：“廖文刚，这样斤斤计较，还是三好生哟！”廖文刚对同学们说：“拿碗吃饭。走！”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晚上，下了课，班主任刘真老师找到廖文刚说：“李老师说你斤斤计较是怎么回事？大家的事，多做点是好事嘛。”廖文刚说明了情况后说：“如果第二次李老师安排我们洗四背篼五背篼，我也不会计校，下河又那么远，离吃饭时间只有3分钟了，如果照李老师说的办，晚饭，一定赶不上，这些同学又不在一桌吃饭，同桌的同学以为他们不来了，就吃了；工友们看见没人吃就会端走，这样的事已经多次发生，我们怎么办？”刘老师说：“那要好好的给李老师说明，有的班就是不完成任务，李老师安排劳动也不容易。”廖文刚说：“我明天下午再去洗。”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又约起五个同学去找到了李老师。廖文刚说：“李老师，我今天来将功赎罪。”李老师笑着说：“今天已经没有菜洗了。有些机会，可是稍纵即逝啊。”廖文刚愣了一会儿才说：“对不起，李老师。”李老师说：“李老师有时也是没有办法。” 又过了两个星期，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只有不通公路的乡粮站还有粮食，于是井研中学的千余师生又全体出动，搬运粮食。还是老地方——金峰，在十八重山到井研县城的路上，距县城30里路。老师同学步行30里到了粮站，每个学生都按学校提供的名单排队过秤装米，一般都是背20斤或者25斤。廖文刚选择了25斤。过秤的见他有点瘦小，就说：“你就背20斤好了。”旁边的刘真老师也说：“你就背20斤，没有安排午饭的，往回走就是空手都不简单。”廖文刚也不坚持，于是装了20斤。他旁边的一个同学，没有口袋，也没有背篓，而是拿着一条长裤，用细麻绳拴住两个裤脚。粮站发米的同志，看了他一眼，也把25斤米倒进去了。这位同学用麻绳把腰扎紧，放在颈子上，好像一个小孩骑“马马登”似的。 廖文刚走了一里多路，不断有人超过他。一个胖胖的女孩，也跑到前面去了。廖文刚鼓起劲追上她说：“罗胖儿，你怎么跑得那么快？”罗翠云放慢了脚步说：“长期锻炼出来的呗。”廖文刚笑着说：“你才多大呀，长期？”罗翠云说：“我的家在乌抛。我家离学校还有一小时的路，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走路。你知道周坡到县城多少路吗？”“知道，五十里。”“乌抛离周坡还有二十里。放归宿假，我和李秀芝、李光玉、丁玉珍，还走不到周坡，天就黑了；有月亮，就让月亮当电筒；月黑夜，就找些干柴点起火把走。走到深山峡谷，很怕人，我们就高唱着歌儿走。你不知道，第二天来，又是八十里路，我们的脚上都打起了泡。走到学校，两条腿都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根本不听使唤，想走这里，脚却歪到了那里。”廖文刚说：“这，我是有体会的，上次背钢炭，就尝到这种滋味了。”罗翠云总结似地方说：“所以，这点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 运粮的路上，三班的郭惠玉、金远贞、李光玉和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走在一起。四个人摆起了家常。金远贞问：“郭惠玉，我怎么觉得你没有怎么回家，老是在学校住着？”郭惠玉说：“说来话长。解放前，我们家在纯复街上开纸伙铺，我父亲卖纸，还给人家写字，写对联。解放初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搬到了农村。后来就买了邮电局对门的房子，一家人都上了街。五八年的时候，叫我们家搬到了皂角桥。草房，竹篱笆，隔壁就是公社的养猪场。我们家的人口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兄弟。皂角桥的房子小，床挨床也只能放三张床。晚上，猪拱开篱笆，跑进屋来了。家里住不下，我就经过学校批准，一个人住在川主庙学生宿舍里。” 李光玉说：“那么宽的房子，你一个人住，真可以随心所欲了。”郭惠玉说：“我可是很自觉的，就是晚上小便，我都划燃一根火柴，去厕所里。”李月华问：“你一个人，晚上怕不怕？”郭惠玉说：“我经常点着蜡烛看小说，怕什么？只有这个条件，胆子也大了。”郭惠玉问：“李月华，是哪里的人？”李月华说：“我是千佛石碾的。”金远贞说：“李月华，我们可羡慕得不得了，又当团委的宣传委员，还当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李月华说：“我比你们大得多，我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初三生的，现在都20岁了，我才羡慕你们哩，年龄小，脑袋灵；金远贞，经常拿着小说看，成绩还那么好。” 郭惠玉问：“金远贞，最近，我也很少见你回家。”金远贞叹了口气说：“我和你们不同，可以说无家可归了。”李月华惊奇地问：“怎么回事？”金远贞说：“井研的金家，解放前是做大生意的，解放初，我父亲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自己到了农村，不久母亲病故了，今年三月，我的父亲也死了。”李月华问：“那你怎么过？”郭惠玉说：“他有一个好哥哥，在部队，每月给他寄来十多斤粮票，还有钱，金远贞，差不多又到跃进餐厅吃烩饭，还有钱买点小饼干，和他一路的同学，都能吃一两片。我可是多次饱口福哩。”李光玉说：“金远贞才14岁多点，没有父母，唉，假期，到我家里去，好不好？”金远贞说：“那当然好，走同学家，也比一个人耍强嘛。”李光玉说：“那就说定了！”金远贞说：“当然。” 路程虽然不算远，但这次是没有吃午饭的，廖文刚背起米才走了十来里路，就头上虚汗直冒。渐渐和罗翠云拉开了距离，掉到了后面。六二高的曾绍白，也是断桥村的，不过他住在断桥河的对面，他读初小就一直在研经小学读，和殷正清很熟。和廖文刚也认识，但很少来往。他背着米走过廖文刚身边时，小声说：“想吃饭，跟我来。”廖文刚问“哪来的饭？”“口袋里的不能煮？”廖文刚说：“不。”“傻瓜。”廖文刚知道，曾绍白学习好，而且还是62高一个班的班长，他想，他可能是说着玩的？ 又走了十来里，大队伍已经过去，廖文刚掉在了后头，他见前面是李荷艳，再前面就是班主任刘真老师。他就鼓起劲儿追了上去。他见刘老师身材很单薄，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的上半部全湿透了。就说：“刘老师，李荷艳，我们放下歇会儿。”刘老师说：“好，坐会儿。”他们坐下来，李荷艳也坐下来。廖文刚一坐下就嗅到了一股香味。他们身后的土坎上是一片“的瓜”藤。“的瓜”这东西，井研县到处都是，藤子只有筷子头粗，叶子深绿油亮，形状大小都和人的拇指差不多，农历四五月间，结出比葡萄略大的果子，采摘这东西叫“刨的瓜”——农家孩子用手分开茂叶，刨出来的“的瓜”，用水洗净，香甜如草莓。廖文刚立即爬上土坎，在斜坡上搜寻起来。估计早已被前面的队伍清扫过了，廖文刚仔细搜索了半天，只找到七个，不但个头小，而且并没有完全成熟。这里并没有水，廖文刚给刘老师和荷艳每人三个，自己留了一个。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不敢贸然入口。廖文刚拿着自己的一颗，在衣服上擦擦，然后丢进口里说：“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这没有成熟，味道和红苕差不多，吃。”刘老师掏出一张白纸擦了擦，先吃了一颗，说：“嗯，味道鲜美。”荷艳看见，用手擦了擦，慢慢放进了嘴里。“有股清香味，真好吃。”廖文刚说：“等我再搜索远一点，看运气如何。”李荷艳说；“教我刨，我也去。” 他们走了半里路，又见一大片青藤绿叶，廖文刚边示范边说：“把叶子分开，看藤子上，有些发红的都可以吃。”荷艳学着刨起来：“呀，好多，都能吃吗？”廖文刚一看说：“这不能吃，这叫老母猪的瓜，里面是黑的。”廖文刚顺手摘下两个，掰开给荷艳看。荷艳又发现了一团，叫道：“廖文刚，看，这能吃了？”廖文刚一看，也不能吃。他们走了很远，只找着6个可以吃的。只得返回。廖文刚给了李荷艳两个，说：“我们平均分配，一人两个。”荷艳接过，还是用手擦了擦，立即放进了嘴里。说：“谢谢，真好吃。”廖文刚说：“谢什么，如果我有能力，该请你吃山珍海味。”李荷艳说：“这一辈子，怕办不到了。”廖文刚说：“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争取办到！”他们走到刘真老师面前，廖文刚说：“估计能吃的，都让社员们刨去吃了，只有六个，我们每人两个。”刘老师接过，用纸擦了擦，也吃了。他们背着米起身走了两里多路，后面有四个学生，背着米，“咚咚咚”地追上来并且很快超过了他们。其中，又有曾绍白。廖文刚心里明白，他们真的煮了饭吃，不然，谁也不会有这样的精神。 五班的卫莹芳，身子瘦弱，力气也小，用小背篓背着米慢慢地走，走了十来里路，走不动了，坐着歇了一会儿，又起身背起走，只走了不到一里路，觉得米背篓太沉，实在走不动了，又放下，坐在路边。歇了一会儿，她又起身，走了两里多路，一身酸软，根本走不动了。她看见同学们都像潮水般涌过去了，就坐在路边哭。班上的劳动委员胡光顺看见了，就说：“不要哭，全倒给我。”胡光顺放下挑子，把卫莹芳背的米倒进自己挑的小箩筐里。挑起就走，卫莹芳背着空背篓，在后面追。直走到北门口，卫莹芳说：“谢谢你，倒还我，我怕老师说。”胡光顺放下挑子，倒了几斤米给卫莹芳的背篓里，说：“我们一路，过秤时，才好算。”卫莹芳就背起，跟着胡光顺一同回到学校过秤交米。 过了三天，开全校大会。会上校长先作形势报告，然后宣布了对曾绍白的处分：“撤销班长职务，留团察看一年。”原来回来交米过秤时，发现曾绍白的米比登记本上的重了半斤，结果倒出一看，米里有比拳头还大的五个石头。去掉石头再秤，米少了两斤半。经过校长盘问，曾绍白才交待，他给了农民一斤米，请他们煮饭来吃了。他说是他一个人干的，别的人都不知道。宣布处分的时候，只有廖文刚一个人心知肚明，曾绍白至少掩护了另外三个同学。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没有必要去揭出另三个同学，虽然他自己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第33章 挑砖瓦一路汗涌 抢饼子优生夜遁 吃中午饭时，广播员广播了通知：“接上级通知，为了帮助修建研经中学，井研中学全体师生，下午要从长河砖厂挑砖瓦到研经去。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吃完午饭，立即出发。”许多同学不知道研经有多远，廖文刚是清楚的，整整三十里。当时的老师和同学，人人都有自己的劳动工具，一是用来挑、抬的扁担，箩筐等；二是锄头、粪桶之类。 大约下午一点过钟，从长河砖厂到研经的三十多里的土路上，就蜿蜒着一支长长的挑砖瓦的队伍。挑砖工，男女老少齐全，高高矮矮不等。放在肩头上的，多为柏木扁担，也有竹扁担，还有用竹棍的、木棍的。而扁担吊着的装砖瓦的工具，可就品类繁多了：有小箩筐，有四川称之为“ 鸳篼”的竹编工具，有干脆用四根竹篾片，一边两片，两两相对，折成三角形，靠砖瓦自身的重量和形体固定成平面的工具。而女生，多半用背篼背。挑着的，扁担直颤，人也得合着节奏行进；背着的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廖文刚的工具是中伟用竹片做的，他只挑了八块，每块大约五六斤，开始还不算沉，可是越走越重。何述云、钟同、杨见明、苏绍儒、尹洪林，脚步“咚咚咚”地走过去了；卢翠华、王季群、田俊祥、曾翠香、李秀芝，都一个一个地走到前面去了。廖文刚往后望了一眼，后面还有几小个同学，一班的王绍全，三班的邱丽华、四班的廖清风、税德清、郭茂清、五班的卫莹芳，廖文刚回头喊道：“加油呀！” 小同学们都答应了一声，又远远地把担子放下了。歇了一会儿，王绍全等同学挑着砖过来了，廖文刚又挑着往前赶。他们赶到红碑儿，这是213国道和通研经的公路交界的地方，苏绍儒正坐在土坎上歇气。郭茂清喊道：“走！大个子。”苏绍儒站起来，挑起担子就走。他挑的是瓦。刚走了几步，只听“哗啦”一声巨响，苏绍儒的担子，一头断了，扁担飞了好远。后面的同学都放下担子。瓦片有一小半变成了碎片。苏绍儒自言自语道：“这怎么办？”几个小同学都围过来看。苏绍儒把竹篾片绑好，先在下面放几片好瓦，又把大块的碎片放在中间，上面又放完好的瓦。收拾好后，苏绍儒又挑着担子，向前走了。 已经走了二十里路了，廖文刚觉得身子软成了一团，怎么办？扔掉两块？他刚这样一想，便有一个声音在说：“少先队的大队长能这样干？黄继光是怎样完成任务的，保尔柯察金，是怎样完成任务的？修研经中学，这可是社会主义建设呀！”他咬紧牙关，看了看后头，王绍全等几位小同学，——他们都是少先队员——就在后头。他又想起了父亲的名言：“不怕慢，只怕站。”又慢慢地向前挨。卫莹芳这时两个肩膀正在斤斤计较，左肩疼痛难忍，就换给右肩，右肩受不了，又换给左肩。她忽然在心里说：“我就不换，看你会怎样！”她让两个肩膀进行比赛，嘴里开始小声数着一二三四，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左肩数到258了，才换给了右肩。右肩，一定要坚持超过259，才换。这个办法还很有效，只是身上早已被汗水湿透了。 已经到了高坡头，能够看见研经小学了。廖文刚回头看王绍全、郭茂清，还看不见人，他的喉头干得像要冒烟，他见路旁有丝毛草，于是放下担子，拔起草根嚼着，甜甜的，很舒服。他回头见王绍全等小同学已经追上来了，扁担又压到了肩上，立即痛彻心脾。泪水都流出来了。他咬咬牙，心里骂着自己，都满15岁了，还这么不中用！廖文刚想出了一个办法，背诗歌。他想起了小学课本上的诗歌，于是边走边念：“我是炊事员，参加打太原。烧水又做饭，日夜总不闲。火线远又远，只嫌两腿短。扁担颤悠悠，满身直流汗。蒸的白馍馍，煮的热稀饭。同志多辛苦，给你盛一碗。打进太原城，活捉阎锡山。”然后又背毛主席的《七律长征》《十六字令》。这个办法很有效，前面的同学，已经有回来的了。他们都喊：“加油呀，廖文刚！”“加油呀，王绍全！”“加油啊，卫莹芳！”“曙光就在前面！”他们又学着陆定一《老山界》文章中的句子：“不要落后做乌龟啊！”廖文刚和王绍全等同学都响亮地回答着，添了些精神。 他们挑到了工地。同学们挑来的砖头已经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了，看去像城堡，像小山。有老师在那里迎接，直喊：“几个小同学，辛苦了，辛苦了！”他们说着“不辛苦”，放下挑子，把砖一个个取出来，整齐地码好，这才收拾好工具，转身回学校去。研经中学的位置，离廖文刚的家不到五里路，离王绍全的家不到8里地，但还要上晚自习，廖文刚只是向自己家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时已经余霞满天，暮色渐起，群山苍茫，他猛一回头，就同王绍全等同学一道，直向井研中学奔去。 到了初中毕业的前夕，一天下午，廖文刚得到通知，到食堂开会。他到会场一看，汪校长亲自主持，人还不少，都是初中毕业班的，他大部分都是认识的，其中有李秀芝、郭惠玉、王绍全、鲁近初、杨仲藩、吴长周等等。汪校长见人来齐了，就说：“先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品学兼优，学校党支部报请县招生委员会批准，你们四十位同学，被保送入井研中学高中部学习。”同学们听了，有的高兴有的愁。因为其中有一些同学家庭经济极为困难，是想读中专的，两三年毕业了，就可以有工作，领工资。汪校长，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党的希望，克服暂时困难，坚持努力学习。他最后说：“还要强调一点，这一阵，别的同学要参加升学考试，你们要遵守纪律，在学习上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还可以借些好书来看，要始终为同学们做出榜样。”四十位保送生都点头答应。 廖文刚开完会走出食堂，看见两个小孩儿，向他奔来。他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两个小弟弟，五岁的祥宁和七岁的国忠。廖文刚一手牵着国忠，一手牵着祥宁问：“你们怎么来了？”祥宁说：“肚肚饿。”国忠说：“放了学，来耍。”文刚看看祥宁、国忠，都变瘦了。这时正有一只蝉在杨槐树叶中叫得欢，廖文刚轻轻走过去，一把抓住。交给祥宁说：“你玩这个。”谁知祥宁接过，一下就放到了嘴里。廖文刚大吃一惊：“生的不能吃！”国忠说：“能吃的，笋子虫、蝉，螃蟹，我们都生的吃。”廖文刚心里像塞满了铅块似的沉重。他的家还属于半城半乡，纯粹农村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吃饭的时间，廖文刚领着两个小兄弟进了食堂。分了饭之后，三弟兄就一人吃一口。同桌的李秀芝、李荷艳和邻桌的程茜平见了，都均了些饭给廖文刚。廖文刚说：“你们都是吊命的，我怎么敢要？”李秀芝说：“我少吃这一两口，多喝一碗汤就行了。”程茜平说：“我妈在小食店，等会儿我请假出去喝面汤。”其他同学，也学着她们俩，朝廖文刚碗里夹饭。廖文刚眼里含着泪水说：“谢谢你们。” 吃完饭，廖文刚把两个小兄弟领到了教室里。同学们都来逗他们玩。这个说：“祥宁，唱个歌。”那个说：“国忠，讲个故事。”祥宁不好意思，就把脸藏在廖文刚的怀里，讲起了程咬金卖草扒。虽然奶声奶气，却讲得有条有理，大家都听得鼓起掌来。然后又听国忠讲，他讲了“捏龙”的故事，也讲得有头有尾，同学们又是一阵掌声。眼看晚自习的时间要到了，廖文刚把两个小兄弟送到校门口说：“顺着街边回家，以后不能再来了。”“为什么？”国忠问。“哥哥、姐姐们都吃不饱，你们不能再来吃他们的饭了。”两个小兄弟疑惑地看着三哥，不情愿地出了校门。 初夏天气，下了晚自习，欧本良走出教室，觉得肚中饥饿难耐，他便混在通学生中，出了大校门。他身上并无分文，他也知道，街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充饥的，只不过想随便走走，转移一下肚子的吵闹。欧本良是仁寿县人，这时十五岁，长得方头圆脸，样儿可爱。而且脑子灵活，成绩优异。廖文刚当了井研中学少先队大队长后，他当上了六零初一班的中队长。欧本良先向南门坳走了一段路。井研中学斜对门，有一个面店，店名“御和园”，这里的面条，一碗，一角三分钱一两粮票；那醋香、酱油香使路过的人都馋涎欲滴。欧本良和一群同学从店门口对面走过，忍不住说道：“好香啊！”心里想，哪一天也要来吃上一碗。可是，他明白，这和做梦差不多，因为，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粮票。 欧本良混在一路走的同学，陆续进了家门，直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又回头走。到了校门口，看见里面灯光正亮，犹豫了片刻，就穿过胜利街，向北门口走。天上没有月亮，街上也黑沉沉的，只有间或坐在街边上卖针线、火柴、火纸的大爷大娘，点着一支蜡烛或者煤油灯，发出淡黄的光。六零年的初夏，吃食昂贵如金。当时国家供应的大米，一斤才七分钱，而一个水果糖，要卖两角钱；一个麻饼儿，要卖一元钱。当时称为高价糖果。欧本良知道自己只有想象的份儿。他想到芝麻饼入口的香甜，嘴里便清口水直冒。他心里幻想着：要是能吃上一个多好！ 欧本良又返身往回走，走到书院街口，见街边上，一个白发大娘，一张小桌，一支红蜡烛，桌子中间放着一摞芝麻饼，大约有七八个，堆起有三四寸高。欧本良下意识地走到面前，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小同志，要买吗？一元钱一个，一两粮票，可香可甜啦！”欧本良摇摇头迟疑地走开了。可是，他并没有走远，饥饿中饼子的诱惑，对此时的欧本良来说，比磁铁对绣花针的吸引还要强大百倍。他又不由自主地踱到了大娘的摊子前，他看看烛光照耀着的大娘，慈眉善目的，从喉咙里伸出的爪爪，又缩了回去。欧本良目不转睛地盯着饼子，慢慢地走开了。他站在街中间，抬头看了看没有月光的天空，又低头看了看了暗沉沉的空寂的街道，吞了吞口水，他见老大娘转身拿什么东西去了，便闪电般奔过去，抓起一个饼子就往嘴里塞。 大娘转过身来，大吃一惊，伸手要抓欧本良，欧本良拔腿就跑。大娘惊骇地喊道：“抓贼呀！抓贼呀！”蹒跚着追了出去。正遇见井研中学的几个晚归的通学生，也跟着大叫起来，并紧紧追赶。“抓贼”的喊声越来越大，跟着追击的人越来越多。欧本良饼子已经下了喉咙，跑动的步子越来越慢，跑到井研中学门口，他没有进校门，而是向南门坳跑。前堵后追的人，把欧本良围在垓心。“打死他！打死他！”几只手电筒射向欧本良。他低着头，不作声，任人拳打脚踢。“还是井中校的学生哩！”“井研街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时胜利街的朱街长也赶来了。他说：“不要打了！是学生，就交给学校处理！”街居民就揪着欧本良涌到井研中学校门口来了。 韩大爷立即向前拦住说：“什么事？”“你们学校的学生，在大街上抢曾大娘的饼子吃！”韩大爷见欧本良低着头，面色惨白，朱街长在人群里，就说：“请朱街长和曾大娘进去。其余的同志，请回去。”朱街长说：“好，居民同志，请回家睡觉去。”韩大爷问欧本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欧本良一言不发。朱街长说：“不说，到你们汪校长面前去说。”朱街长和曾大娘进了校门。找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已经下班了。这时值周组还亮着灯，朱街长押着欧本良，朝值周组去。谁知刚到走道上，欧本良挣脱抓住他的手臂拔腿就跑。朱街长跟着追去，欧本良没入树林丛中不见了。 值周的齐老师听见响动，出来问：“跑什么？谁在跑？”朱街长见校园很黑，找不见人了，就回头到值周办公室。他们都相互认识，齐老师问：“是朱街长呀，你在追哪个？”朱街长说明了情况，曾大娘说：“一个饼子，本不算什么。我们是糖果厂的，卖出一个我能得三分钱。我一家人的吃米，就靠这点收入。”齐老师说：“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立即去报告校长，马上清查。”朱街长说：“没有想到，还让他跑掉了。小小年纪，还狡猾哩！”齐老师说：“请你们说说，这位学生长什么样子。”曾大娘说：“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大头，圆脸。”“能听出是哪里的口音吗？”“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齐老师说：“你们回去，我去请示校长，马上清查。”曾大娘说：“齐老师，我看就算了，算我倒霉。”朱街长说：“那可不行，一定要查出来，要教育！这样的事，不坚决打击，社会不乱套了！”朱街长说着和曾大娘都出去了。 齐老师去找到了武校长，他说明了情况后，说：“我建议马上清查，夜长梦多，明天就不好办了。”武校长说：“事情是很严重的，同学们都睡了，全部叫起来？操场里又没有灯，怎么查？”齐老师并不打算就此罢休，说：“我去负责，找班主任，一个寝室一个寝室地看看。”武校长说：“那，你去忙。” 齐老师找值周组一一通知了班主任，班主任立即到了男生宿舍。刘老师到六零初一班的寝室一看，只有欧本良的床位还空着。原来欧本良已经鼻青脸肿，他躲在丛林中想，事已至此，与其被抓住开除，还不如自己走，他并没有回寝室。刘老师问：“欧本良到哪里去了？”廖文刚说：“他借到一本《水浒》，说不定蹲在厕所里或哪盏路灯下看书去了。”刘老师说：“如果欧本良回来，叫他明天起床后来找我。” 早晨的起床钟声柔和地响起来了，电灯也亮了。廖文刚赶快起了床，想问一下欧本良昨晚到哪里看书去了。可是等他走到欧本良的床前一看，床上的东西和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一间空床和一本《水浒》。廖文刚说：“欧奶儿到哪里去了？”睡在欧本良对面的范友三说：“龟儿子，硬是像个贼娃子，就睡在我旁边，像孔乙己一样，连人带纸笔书被盖一起失踪了。”廖文刚说：“他借的书并没有失踪，比孔乙己好。” 廖文刚觉得奇怪，马上去敲开了刘真老师的寝室门。刘老师正在洗脸，右手捏着毛巾问：“欧本良做什么去了？”廖文刚惊诧地说：“欧本良不见了，床上的被子衣服也不见了。只有借的《水浒》还在床上。”刘真老师的毛巾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他低头捡起来，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真是他，可惜一个娃娃！”廖文刚问：“刘老师，欧本良出什么事了？”刘老师说：“不要问了，下去叫同学们都不要议论。” 吃早饭后，温兴忠给廖文刚和王绍全悄悄讲了昨晚上追捉欧本良的事，他说：“我听见喊‘捉贼’，也追了出来，走拢了，才看清是他。欧本良不进校门，一言不发，被押进校门，韩大爷问他，他也不说话。我当时也没有揭穿他。”廖文刚说：“已经犯了，他想的还是怕给学校和班级抹黑啊！”王绍全说：“不打招呼就走了，他也是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难堪。”廖文刚说：“这小子，又没有骨气，又有骨气。” 下午第二节课，全校召开大会。汪校长铁青着脸宣布了开除欧本良学籍的处分决定。只听他有气无力地念道：“查六0初一班欧本良，一向不重视政治学习，不注重思想改造，致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发展到在大街上抢劫居民财物。完全丧失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学生应有的立场和品德，经过学校研究，决定开除欧本良学籍。希望全体同学引以为戒。我们正处在国家的暂时困难时期，条件越艰苦，越要讲立场，讲道德。我们要坚决反对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维护我们井研中学的声誉。”宣读完决定，校长还以“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为题，作了长篇讲话，其中用很大的篇幅讲了小球藻具有极高的营养，红苕好吃，我们现在能吃饱之类宽人心的话。虽然同学们当时的肚子已经在“咕咕咕”叫个不停了，但还是坐得整整齐齐地听着。 晚自习时，刘老师红着眼圈，到班上说：“欧本良被学校开除了，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是我没有把同学教好，是我的失职！”刘老师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同学们也都难过地低下了头。停了一会儿，只听刘老师继续说道：“大家都知道，欧本良，脑子聪明，成绩好，本来，会有锦绣的前程，等待着他；可是，因为一念之差，因为一个饼子，他的人生道路，就将变成另一种样子。同学们，要谨慎呀！要警惕呀！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每时每刻，一言一行，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都在选择自己的前程。大家要记住欧本良惨痛的教训哪！” 第34章 深深情谊 依依惜别 归宿假时，六零三班的李光玉邀约起金远贞到他的家里去耍。李光玉的家在宝五，蜿蜒小路，崇山峻岭，李光玉，习以为常；金远贞，挑柴已经多次来过。但山区的峻峭峰峦、苍松翠柏、梯田梯地、也让人心旷神怡。这时地里的小麦快要成熟了，胡豆碗豆，早没有了。他们两人一边欣赏宝五的山光水色，一边摆龙门阵。金远贞问：“马上要初中毕业了，你打算怎么办？”李光玉说：“我不能读普高，家里没有钱。你知道的，这三年的初中，我可读得不容易。家里没有钱，我们周坡的这几个同学，周荣枝、李秀芝、罗翠云，都是真正搞的勤工俭学。星期天，天不亮，我们就从井中校出发，去曹家买梨，你知道？将近四十里地，每人买十斤，挑到井研城里来卖。一次能赚七八角钱。有时又到苗圃去锄草，一天也能挣四五角钱。我打算考军校或者读不要钱的中专校。”金远贞说：“我也具体得很，没有了父母，单靠哥，不知道他负担得起不。读了高中读大学，还不知道得用多少钱。” 三十来里路，他们两个少年，一路摆谈着，下午六点过就到了李光玉的家门口。山坡上，竹林茅舍，没有狗，也没有牛羊鸡鸭，到了院子里，门没有锁，李光玉喊爸爸妈妈，却没有人应，推开门一看，屋内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李光玉着急了，请了同学来，却没有家长，怎么办？李光玉房前屋后地看了一遍，可以吃的什么都没有，只得说：“走，我们到公共食堂去看一看。” 两人到了公共食堂，还好，吃红苕。管食堂的大妈说：“李光玉，你运气好，栽种后剩下的种苕，今晚又能开一顿。现在的伙食团，是有吃的就开，没吃的就关。”金远贞问：“不开，那社员怎么办？”那大妈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呗。你不见山上的豌豆、胡豆，队里没有收就被人偷完了。”食堂打给李光玉4个红苕，每一个有一两多。李光玉说：“真抱歉，我们每人吃两个。”金远贞说：“两个红苕也好嘛，干脆，我们回学校去，我哥哥给我寄的粮票还没有用完，晚上我们去进跃进餐厅，吃烩饭。”李光玉说：“我得弄清爸爸妈妈，在哪里呀？”李光玉左邻右舍地到处问，才知道，父母亲都进了肿病院。 1960年6月24日，井研中学团委贴出布告，吸收廖文刚等12名学生为共青团员。廖文刚看了布告，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一天，吴北延老师把李光玉找到办公室说：“坐下，坐下。”李光玉坐下了，但心里提心吊胆的，因为煮死羊的事，他一直担心吴老师对他看法不好。不知道吴老师要说什么，只好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只听吴老师和蔼地说：“学校要保送一批初中毕业生，到崇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学习，我觉得，你比较合适，我准备推荐你去，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李光玉一听喜出望外，站起来说：“谢谢吴老师，我到部队后，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吴老师说：“那一次，没有让你们吃死羊肉，对老师有意见？对同学们的批评，想通没有？”李光玉说：“没意见，没意见！想通了，想通了！”吴老师说：“怎么能没意见呢？”李光玉说：“老师是贯彻上级指示，上级是为我们好，年轻人，首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决不能因小失大。”吴老师说：“这就对了。你下去做好准备。听候通知。” 李光玉和曹正训、钟同、曾仲池、彭仲祥五个同学，在假期里都收到了崇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 初中毕业填志愿时，六零五班的鲁近初只填了中师。班主任贾从文老师找着鲁近初说：“你的成绩那么好，怎么只填中师？”鲁近初说：“我的父亲死了，只有母亲，经济困难。读高中，考上大学，也没有钱读。”贾老师说：“年轻人，要志存高远，不要只看目前，现在的学生，谁家里不困难？单我晓得的，死了父亲、母亲的六零初就有几十个。要相信，国家会好起来，建设富强的国家要人才呀！”贾老师不管鲁近初同不同意，把志愿给他改成了高中。 六零初四班的李吉吉，选择志愿时，也一心想选择不花钱就能读书的中等专业学校，以便减轻家庭负担。指导填志愿的班主任陈忠珩老师说：“李吉吉，你要填普高，你的智力，完全可以成为高级人才，不读普高，哪里能读大学？不读大学，哪里能成高级人才？”李吉吉想了想，才并不完全情愿地把升普高作为了志愿。 毕业复习阶段中的一天，学校组织四十位保送生开会说：“你们不必参加升学考试，没有复习任务，要多做些事情。学校在三教收购到了一些烧柴，明天，请你们去运回来。因为路远，中午饭，工友给你们送来，在半路上吃。” 第二天，吃过早饭，四十位保送生就带着工具碗筷出发了。这四十个同学，都成绩优异，表现也好。虽然处在饥饿的年代，大家都精神振奋，一路上，三三两两的交谈着，有的还哼着歌儿走，速度极快。廖文刚、李光玉、钟同、彭仲祥、曹正训、曾仲池六个人走在一堆起。廖文刚说：“你们五位，未来的军官，五角星，宽腰带，大皮鞋，走起路来，昂首挺胸一阵风，多威武！”旁边的袁永林说：“那还用说，首先，每一顿一定吃得肚儿圆。”曾仲池说：“现在还说不定，最多说有这种可能。” 一会儿，被保送到铁路校的周荣枝、罗璇、毛淑兰、丁玉珍等同学追上来了。李光玉说：“当铁路工人更好，修好铁路，让全国各地都火车飞奔，车轮歌唱。”周荣枝说：“我们还正愁没有钱上学哩。”李光玉说：“假期那么长，自己找嘛。”罗璇问：“到哪里去找？钱，可是天上不落，地下不生的。”李光玉说：“只要是有心人，办法总会有的。”被保送入高中的曾翠香、李秀芝、郭惠玉、董伯才、熊凤花等同学，渐渐走到了一起。曾翠香说：“他们马上就要远走高飞，我们可还要艰苦三年。”曹正训说：“读了高中，就有机会读大学，专家学者，可就在你们当中。”廖文刚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你们当中也一定有专家学者。”同学们边走边摆，十一点过，到了三教。一个院落里，有一堆柴，小山似的。大家知道回去的路上有一顿饭吃，都尽自己的力量装柴。只十几分钟，这一堆柴，全都堆到了同学们的背上肩上。 回去的路，可不轻松。开始大家都大步向前，只走了不到五里路，就只能一步一步向前挨了。同学们肚子饿极，虚汗直冒，只能走走停停。大家都互相鼓励着，差不多又有同学大声喊：“加油！加油！”“走一步就近了一步！”“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同学们又走了十多里路，到了宋高山，远远地见送饭的师傅们挑着饭菜来了。不知谁大喊：“能量来了！冲啊！”同学们都迎着饭菜奔去，直走到师傅们面前，才放下挑担、背篓，拿出碗筷，排队打饭。曾祖尧师傅说：“为了慰劳同学们，今天，菜很多！”同学们说：“感谢感谢！”师傅们打给同学们一小团饭，一大瓢菜。同学们接过坐在土坎上、石头上就狼吞虎咽起来。曾祖尧用筷子撬起一个饭团，一位同学伸着碗去接，却没有接着，饭团掉到了地上，并没有摔碎。那位同学用手捧起来，抹掉饭上沾的草屑、泥沙，就往嘴里送。曾祖尧直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位同学说：“人有失脚，马有漏蹄，没关系。”一小团饭，一大碗菜，很快就进了喉咙。吃完饭，因为没有地方洗碗筷，同学们把碗放好，挑起柴、背起背篓就走。吃了饭，大家都力气大增，脚下虎虎生风，直往学校奔去。 毕业考试之后的一天下午，全校照毕业照。廖文刚早自习时就在班上说：“同学们！从下午第一节开始，照毕业相，吃完午饭后，大家都梳梳头，找自己最好的衣服来穿起，这可是我们永久的纪念。要尽量留下光辉的形象！”同学们都笑了。到下午时，六零初一班最先照，照相馆的吴师傅父子俩在指挥找照相的地方。刘真老师说：“就在老地方照，那里有梯坎。廖文刚，找同学到办公室抬七八条凳子，放在前面，校长老师坐。”廖文刚问明白了，“老地方”指的是正对大校门上到教学区的走道的台阶。这里有八级台阶，有四五米宽，站一个班，四五十人，正好。廖文刚、王绍全、何述云等同学，到办公室借了8张独凳，安在紧挨梯坎最下面的路上，吴淑芬、谭碧芝、刘淑花、黄芙蓉等女生去一个一个地请任课教师，最后廖文刚招呼全班同学，在梯坎上站成五排。吴师傅在离同学们四五米多远的地方，架起了相机，罩上了黑布，他钻进黑布里看了看，站出来说：“第四排的第三个同学，矮了，调到后排去。”吴师傅又钻进黑布中，看了看，钻出来说，都看着相机方向，不要动，睁开眼，照了！说着把手里拿着的一个椭圆的黄色橡皮袋一捏，说：“行了！”鸦雀无声的照相队伍立即象蜂子朝王似地热闹起来，刘老师大声说：“都回教室上自习！”同学们都议论纷纷地向教室走去了。 站在旁边的二班的班主任曾碧辉老师说：“领导和老师，就请留下。” 二班的同学又排着队进入阶梯。三班、四班和五班的同学，都闹闹嚷嚷地在打钟的走道旁排着队等。后面的各个班都经过了这个过程。只有三班的同学照相时，女生们说：“我们女生站一起，随便点，自然点。”班主任吴北延老师说：“行行行，自便，自便！”这个班的18个女生就站在队伍的左上角。这张照片的效果，是男生比较整齐，女生稍显散乱。等各个班照相完毕，董伯才又和廖文刚、王绍全把凳子还到了各个办公室。 照完相，吴北延老师找到金远贞说：“你说你要到吉林你哥哥那里去，就赶快办手续，迟了，别的学校录取了，就不好办了。你以失去了父母，要去依靠哥哥的理由，是可以办迁移手续的。毕业证，你给我来一封信，我负责给你寄来去。”金远贞说：“感谢吴老师这三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现在又给我想得这样周到。”吴老师说：“不说这些了，赶快去办！”金远贞告辞吴老师后，马上去办好了各种手续，在同学们离校之前，就悄悄离开井研，去了吉林。 毕业考试之后，学校还进行了几天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教育，搞了个人鉴定、小组鉴定，还管理了一遍蔬菜，参加了几天劳动，才发了毕业证。 第二天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初中班的同学，都有了一股浓浓的惜别情绪。在寝室里范友三说：“明摆着的，毕业250人，只收100人，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永别了。”钟同说：“中专还可以走些人嘛。”鲁星天说：“古人在‘南北东西万里程’的时候，还可以喝一杯酒，我们，明天下午，只有用开水来告别了。”廖文刚说：“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个光明未来的。”“未来，未来，未必能来，不饿死就算命大。”鲁星天说。“你娃子，保送生，当然可能未来光明，我们还不晓得到哪里去生根开花哩。”范友三说。廖文刚说：“都好好准备，争取考好，我们的一切，都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的努力。” 学校让同学们自己复习，可以不进教室，因此，同学们都是四五个人一堆，各找清静的地方准备。好些同学爬到学校后面的山上，那是古代井研县的围墙，站在那里，可以看见群山环抱之中的整个井研县城。同学们坐在青草间，坐在树丫上，背资料。廖文刚没有复习任务，就到处走，听同学们摆龙门阵时，就委婉地引到学习上去。 升学考试完毕之后，是上午11点钟，男生们都回到宿舍里，收拾行李。寝室里同学们边捆行李，边议论。陈学文说：“今天怕就是读书生活的结束日了。廖文刚安逸，稳读高中。”廖德煜说：“我也是稳读高中。”范友三说：“别吹牛了，你全对了？”“不说全对，也没有错多少。”钟同说：“我有点悬。”廖文刚说：“陈学文，当飞行员是稳的；钟同，读军校的体检是过了关的，成绩又不差，高中和军校总会走一个的。”陈学文很高兴地说：“大有可能！” 到了开饭时间，同学们都到食堂去。因为是初中的最后一顿午餐，虽然饭也只有三两，菜除了吃厌了的莲花白外，却还有一分难得的肉，估计每人有一两左右。同学们等肉分到碗里后，大部分同学都舍不得吃，他们用纸小心包好，今天下午回家正好送给父母吃。 同学们汇聚在寝室里。廖文刚说：“本来我们应该再去照一张相作纪念，可惜，我一分钱也没有。”廖德益说：“我也是腰无分文。”钟同说：“我身上还有九分钱，也照不了一张相。”范友三说：“我们就多看一眼。” 六零初一班的同学们闲谈了一阵，都互相握着手，对视着。这时，一群女生都背着行李来到了男生寝室外，为头的是黄芙容，她又黄又瘦，声音却很清脆。“这一辈子还不晓得能不能见面，我们都握个手。”男生们都背着行李出了寝室，女同学都涌上前去握手，他们眼里都含着泪水，但都没有流出来。男女生并排向校门口走去。他们在校门口都停住了脚步，都回头来深情地望着母校。然后又回过头来相互紧紧地握过手，再向南北东西云散而去。 廖文刚独自站在校门口，一阵风卷来，两排梧桐树枝张叶动，发出沙沙的响声。廖文刚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到了班主任刘真老师宿舍里。刘老师这时已是28岁，还是单身汉，脸色苍白，眼圈红红的。廖文刚说：“刘老师，我来向你告别，感谢你三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说：“我没有敢去送同学们，我忍不住，我的性格不坚强。其实，这三年，我要感谢你，你为我为班上争了光，是对我教学工作的有力支持！”廖文刚说：“感谢恩师的培养和鼓励。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农村小孩子成为了共青团员，成为了学生干部，又被保送读高中，每前进一步，都是恩师作了我的阶梯。恩师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同学们不管还能不能在这个学校学习，都会想念你的。你是我们的好老师。” 刘老师请廖文刚坐下说：“你很努力，也很顽强，脑袋里没有旧框框，也会团结人，读高中，还要继续努力。知识和本领，永远不嫌多，我们的社会需要人才。你假期里，可以找些书来看。爱因斯坦有句名言‘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廖文刚说：“谢谢刘老师，我记住了。”离别时，廖文刚握着刘真老师的手说：“刘老师，你身体不好，要保重啊！” 各班的同学们都这样和老师告别、相互告别，然后背着行李，沿着走了三年的林荫道，依依不舍地向校门外走去，渐渐地散向四面八方…… 第35章 空军梦破灭 两碗面思深 陈学文毕业可不容易。他考空军耽误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回校后只三天，就参加毕业考试。除了语文考了96分之外，其余学科都不及格。陈学文就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地去找，进行补考。教历史的高度近视的吴正和老师扶了扶眼镜，看了他一眼，给了他一本复习资料：“好好看，好好记，就能及格。”他去找到教几何的李永毅老师。这位老师，知道陈学文在班上挨批判，曾给陈学文说：“谁叫你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这话竟然被一位团员同学听到了，学校号召写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猖狂进攻时，就有同学写了大字报，说李永毅老师腐蚀青年学生。这时，李老师说：“你的情况，去报考什么空军，谁敢要你！白白耽误了学习。”陈学文说：“不一定？我样样都过了关，首长叫我做好准备，回来听好消息。”李老师说着“但愿如此”，就让陈学文重作考过的题。 陈学文毕业回到家里，在路上就碰上了黄书记。黄书记竟然说：“陈学文，你还回来干什么。乐山、成都的跑，你飞得出我的手板心吗？还得在我这里找饭吃！”陈学文说：“国家要我，我不信你能一手遮天！”黄书记冷笑一声说：“不信，你就在家里等，看有人来叫你当飞行员不！”陈学文真的望眼欲穿，仍旧没有消息。原来，兵役局的老姜和军分区的老李，一同到公社、大队来调查陈学文的家庭情况。当时，黄书记不在家。非常顺利。两人回到研经公社，很高兴。老姜说：“我们井研，要出一名飞行员了！”他们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回县城，却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农民打扮的人，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找着老姜等两人说：“我是大队书记，陈学文这样的人，不能当飞行员，他父亲陈国章，他的母亲夏淑华，经常搞反攻倒算，常被批斗，他在学校里也思想反动。这样的人当飞行员，驾起飞机轰炸天安门怎么办？你们负得起责吗？”姜同志等一听，也怕担风险，就请他写了一个材料带回兵役局，陈学文的飞行员梦，就这样永远地破灭了。 钟同的情况，却颇有戏剧性。老姜负责调查了解情况，学校、公社、大队都反映不错。这天，他到了研经公社柏杨大队，准备找钟同的父亲谈谈。钟同的父亲名叫钟平山，大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一去不回。父子连心，经常想念。这天，有人给他说：“兵役局的来了人，请你去大队部。”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是钟同考兵的事，满以为是大儿子有了消息，到了大队部，见了兵役局的同志，竟然嚎啕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自己的大儿子被抓壮丁的经过。老姜和老李两位军人都听得抹泪。老姜说：“老人家，苦大仇深，正是我们需要的。”不久，钟同便收到了崇庆无线电军事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成了一名光荣的军校学员。一同考上这所军校的还有一班的彭仲祥、二班的曾仲池、三班的曹正训、李光玉。 一九六0年的暑假，对于六零初的同学来说是漫长的。廖文刚初中毕业回到家里，全家人都在北门外的一个废弃的土肥料厂里做篾活。这个地方东西两面是草厅，很宽大，再长的竹子都放得下。中间是空地，有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堆着些瓦罐子，种着蔬菜。廖文刚也来帮着做些事情。他们的家还在胜利街工人之家外面。廖文辉就说：“现在，大学生都要搞生产，这么困难的，还读什么高中。”父亲廖紫云对儿女读不读书的事，也本没有什么主见，就说：“干脆来给我学手艺，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廖文刚说：“我要读书。”廖中伟说：“读不得书的就做手艺，读得书的就读书。三弟就是个读书的料。”廖文辉说：“读书有什么用？你不见现在的县长、乡长，还不是成天的包着田坎转。” 白翼坤说：“你这手艺能干一辈子？老三的书必须读。这么大一家人，没有一个大学生，那叫爹妈无能。”文辉说：“读了书有什么用？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只鸡。”廖文刚说：“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不要以为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文辉说：“你十几岁的娃儿懂个屁。”白翼坤说：“你龟儿子才懂个屁，国家永远都会是这个样子？你没有读多少书，别人也就不能读书，你的这点狗肠子，老子懂！现在你都分了家，来管老三读不读书，老者都当了的人，还没有学会说人话！”文辉说：“我们这不是在摆闲龙门阵吗，老娘就认了真。”白翼坤说：“老子听不得这种不在理的话！你这种闲龙门阵就可能断送老三的前程！”这样的争论，文辉还挑起过好多次。只要母亲在场，就由她的一顿臭骂收场。如果母亲不在，廖文刚就和他辩论。 假期中的一天早晨，粮食局派了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同志来廖文刚家里通知：“因为形势的变化，廖紫云、廖文辉、廖中伟，由粮食局调到供销社工作了，三天以内去粮食局和供销社办手续。这里住的房子，是粮食局的，要归还。廖文辉一听，马上去办。到中午回来时，廖文辉说：“我去粮食局办好了粮食关系和工资关系，可是到了供销社，他们安排我担任木厂会计，他们说伯伯已经满了60岁，年龄太大了，廖中伟还不到十七岁，年龄太小了，都不能安排工作。”廖紫云听了后说：“我们一直领的计件工资，做多得多，做少得少，以后我们就自己干，到处都在请我们，无所谓的。” 廖中伟说：“我们本来是集体，这不成了单干？”廖文辉说：“这门手艺有人请就好办，请的人也不会问你是单干还是集体。”廖紫云说：“不过，领工资的时候，私人是领不走的。”廖文辉说：“这好办，可以盖木厂的章去领。”廖紫云说：“不行，不行，进了木厂的帐，你以什么名义支给我？木厂还办有竹器社？”廖文辉说：“那就干脆去参加城关镇的竹器社。”廖紫云说：“这个说法，还算没有离谱。”廖文辉第二天就到木厂上任。木厂，就在他们做篾活的大草房西边五十来米的地方。后来廖紫云和廖中伟，经过自己申请，上级批准，才进入了城关镇竹器社。 紫云父子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找了供销社的董主任，一家人就从书院街口的工人之家外搬进了他们做篾活的供销社废弃的肥料厂的大草房里。这座草房坐落在研溪旁边、翠屏山下，门外是县城通往周坡、纯复、三教的大路，路很宽，可以过汽车。这段路是一个长坡，往坡下走，不到两百米就是北街子，往坡上走，不到四十米就是木厂，过了木厂，转一个弯，就到了河边。草房正对着一个公共厕所。草房四周用木厂不用的废料横七竖八地钉成了木篱笆。草房虽然很宽，中间却完全是通的。好在这一家人是篾匠，他们买来竹子，三天功夫就隔出了四间房子，父母小弟妹们两间，中伟文刚一间，还有一间厨房。文辉在木厂有办公室，是用木板隔成的房间。至于吃饭问题，文辉木厂有伙食团，他就在伙食团吃饭。 廖文刚父母兄弟们就自己煮饭吃。不过父母这边，只是紫云和中伟每月每人有19斤计划，廖文刚假期回来，每月也有19斤计划，母亲因为眼睛不行、春晴、国忠、祥宁，都还不是劳动力，生产队同意他们用钱换口粮，可是最近三个月生产队里已经没有了粮食，因此，平时，除文刚外，他们六口人，每月只有38斤粮食。文刚回来，带回19斤计划，也不过57斤，无论翼坤怎样精打细算，每天最多只能吃两斤，所以全家人都处在饥饿之中。好在紫云和中伟差不多又要到外地去做活路，而请他们去的单位大都是粮站或者供销社，他们都厚着脸皮，不带口粮，向老板要吃的。因此，十天半月，翼坤也能安排大家吃一顿半饱的饭。紫云和中伟看草房之间有大片空地，就开垦出来，种上了蔬菜。这又使这一家人有了充饥的东西。 一天，廖文辉到草房里说：“伯伯打来电话，叫中伟去金山寺帮忙，叫文刚也去耍一趟，长长见识。”春晴和国忠、祥宁都嚷着要去。文刚说：“这可比不得断桥河，远得很呢。”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中伟和文刚就吃过两碗南瓜稀饭上路了。井研县到金山是有大公路的，但那时并没有班车，何况他们也没有钱。因为是到父亲那里去，母亲也没有给他们钱。两弟兄一出家门，就迈开大步顺公路往南走。这条路，中伟和父亲一道走过几次，文刚劳动时多次到过千佛，此外的路就还是第一次走，一路都觉得很新鲜。他们先是顺着茫溪河走，虽说地里已经看不见什么苞谷了，稻田里有些谷子也只剩了禾秆，但绿水青山是有的，而且越往下走，地越平坦，一望无际的是庄稼地，稻田，那景象也让人心旷神怡。一会儿，中伟发现河对门的大坝子上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群，远远望去，气势恢宏，便问文刚：“那是什么人的房子，那么宽大？”文刚说：“那是雷翰林的房宅，传说九子十翰林，连女婿也是翰林。我们劳动，在那里住过一星期。”中伟说：“常听人讲起雷家九子十翰林，原来就在这里。” 文刚说：“你看，那边就是千佛，和我们研经差不多，乌鱼甲似的黑瓦，曲曲折折的两行，不同的是，这里有大黄桷树掩映。二哥听过千佛的故事没有？”中伟说：“井研县的人，谁不知道？一个师傅，两个徒弟，师傅叫他们分别在乐山和千佛造佛像。过年时，他问两个徒弟，成绩如何？大徒弟说‘我造了一千个佛’，后来这地方就叫千佛，二徒弟说，‘我一个佛都还没有造完，还剩一只脚没有完成。’师傅听了十分生气，说‘你贪玩好耍！’一錾子，就把那个徒弟打死了。后来，这师傅到了乐山，看见了他徒弟造的大佛，那样的雄伟壮观，十分的懊悔，就把徒弟还没有修好的脚给修好了，就成了现在的乐山大佛。” 文刚说：“这个故事，至少有一半是假的。”“为什么？”因为我看过一个资料，乐山大佛是唐朝的海通法师募捐请工匠修的。二哥见过乐山大佛吗？”“见过，和父亲坐在船上看的，大佛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头在云里，脚在水里。怕有一百丈高。”文刚说：“哪一天，我也能看一眼乐山大佛就好了。”“好好读，书读得好，北京也能去。”中伟说。“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好好读书？那么多人欺负我们，种地也比读书安逸。”中伟摇着头说。 两弟兄，摆着龙门阵，走得快，一会儿一座巍巍古塔跃入眼帘，这时正好太阳出山了，就在古塔的背后，红红的，还并不耀眼，使古塔更显得挺拔雄伟。中伟说：“这里叫三江镇。我们已经走了四十里，还有五十里。”两弟兄边摆边走，太阳越来越高，身上越来越热，腿脚也越来越酸。三江镇到马踏井，虽说只有十里路，两弟兄都感觉到了这路不短。还在街口，面馆里诱人的醋香，就使得文刚馋得流口水，不过，真到了面馆外，他也只瞟了一眼，他明白，身上不名一文。马踏井，也和研经差不多，都是一律的小青瓦房，不过因为一边临水，从街口街尾都能看见沿河的吊脚楼。就是不挨河的一边，也大半是木楼，有的是木版壁，黄黄的；有的是竹笆壁，不过外面都糊了石灰，白白的。向南出街口的地方是铁匠铺，“丁丁当当”地响个不停。 他们好不容易才挨到了王村，两弟兄都酸软了，都一屁股坐在公路边的树下喘气。虽说是公路，走了这么远也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公路边都是玉米地，玉米已经没有了，间或还有些玉米秆。中伟说：“走，吃玉米秆，解渴，饱肚皮。”两人便挨到了玉米地里。找瘦小的，折断便嚼起来；还真甜。有过路的，望了他们两眼，他们也不管。中伟自言自语地说：“吃玉米秆，不犯法，怕什么？”文刚笑着说：“二哥心虚了？自言自语，给自己壮胆？”中伟说：“我怕谁来？” 两弟兄嚼得腮包起了泡，才又上路。肚子里有了点东西，两弟兄有了精神，太阳偏西的时候，金山寺就在眼前了。这地方，到处是大烟囱，腾腾地冒着浓烟。他们也弄不清是干什么的，文刚猜：“是炼钢的？”中伟说：“可能是喂猪的，大养猪场，千头万头猪！” 他们走到金山寺街上来，很容易便问到了粮店，还在大门口，就远远地看见父亲，背朝着大门口，蓝布长衫，怀里车动着一个竹篾的圆盘，弟兄俩都知道，这是一个油篓子正在起头。进了门，文刚高喊：“伯伯！”中伟却笑嘻嘻的，不开腔。紫云扭头一看，高兴得丢下手里的活，站起来说：“这么远，就到了，能干能干！先坐，先坐，我去拿饭。”两弟兄各找凳子坐下，一会儿，父亲便端来一大碗饭，一个空碗，还有一碗炒的莲花白：“我给伙食团长说了，留了这一碗，你两弟兄打伙吃。”两弟兄接过，由中伟分成两碗。“你选。”文刚说：“选什么。”就随便端起一碗吃起来。吃完饭，紫云收拾碗筷去洗，中伟就帮着父亲干活。廖文刚见堆着些旧报纸，是粮店专找来给父亲擦手用的，就捡起看。当晚，三父子一起到伙食团吃过饭，挤在一张床上睡。 他父亲问廖文刚：“马上要读高中了，你能像读初中那样好吗？”廖文刚说：“我还要争取更好。我已经掌握了读书的方法了，就是上课认真听，看书认真想，作业认真思考。课外广泛地看。”他父亲很高兴地说：“看来，你能读出个名堂。以后，我老了，怎么供我？”廖文刚说：“我把鸡啊、肉啊，炖得软软的，给你端来，喂你。用汽车载着你到处去耍。”紫云笑得合不拢嘴说：“这几弟兄，只有你有出息。我也不枉自受了那么多苦！” 第二天早起，到处都是湿的，原来昨晚下了雨。紫云说：“你两弟兄都没有到过五通桥，我说好了，粮店有个车，一会儿要去，你们搭车去，自己走起回来，敢不？”文刚说：“伯伯放心，我们同去同回。”中伟说：“我怕谁来？怎么不敢？”紫云说：“读过书的，说话就是不同。老二，什么话说出来都难听。”中伟说：“意思一样。” 大约九点过，父亲给了文刚一元钱，还给了半斤粮票，说：“你两弟兄，可以吃一碗面，看还有什么吃的，也可以买。” 这时，只听轰轰响，一辆解放牌大货车，没有篷布的，停在了粮店门口。紫云就领着中伟、文刚跑了过去。在中伟、文刚眼里，能把这么个大家伙开动的人，真和神仙无二。他们看这司机，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平头，小眼，圆脸，样子很和蔼。见了廖紫云问道：“廖大爷，就他们俩？”“对，对，对，麻烦李师傅。”父亲又回过头对中伟弟兄说：“喊李叔叔。”文刚说：“李叔叔好！”中伟看着李师傅傻傻地笑着。李师傅说：“上车，上去，手要扒稳。”两个孩子虽说都是头一次上车，可是，爬山上树，都是他们的拿手戏，他们扒着车厢，蹬着轮胎，一下子就进入了车厢。汽车便开动了。紫云高声喊道：“扒稳些！早点回来！”“好……” 汽车穿过金山寺，上了公路，便风驰电掣般开起来。风，吹得两个小青年的衣服像风帆般鼓起，就像要飘起来一样。头发都向后飞着，文刚估计，很可能他们的形象就像两只缩头耸毛，要决斗的公鸡。好在下过雨的公路，没有灰尘，一路的行人、树子，房舍，河流、田野，都是风景。两个人还没有欣赏够，汽车便停在了一排大黄桷树下，李师父叫下车了。“顺着大街进去。”两人下了车，文刚谢过师傅，两人就顺着大街走。 这条路，是半边街，右边临河，就是岷江，水势滔滔，波浪拍打着河岸，“啪啪”有声。左边临山，山入云霄，雄伟青葱。河边放眼望去尽是巨大的黄桷树，树上歇满了白鹤，车来惊得飞起，啼叫着在树子上空盘旋；车子过去之后，又飞回来，落在黄葛树上，满树都是扑腾的白色翅膀。 两弟兄都没有到过五通桥，只得信步乱走，街上行人不多，都是面有菜色；几乎没有车辆，也看不见卖东西的。廖文刚说：“妈妈说，外婆家原来就在五通桥的竹根滩屙屎坝，我们找去看一看，怎么样？”中伟二哥说：“竹根滩在哪里？你能找着？”廖文刚说：“妈妈说的‘路就在嘴巴上’，找不到就问呀！”中伟说：“你问，我不会问。”廖文刚看见面前有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就上前问道：“同学，知道竹根滩怎么走吗？”“不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人。” 中伟说：“算了，你怎么知道哪个知道？”廖文刚又去问了一个老大爷，老大爷说：“要从那里过河，走浮桥，过了河再问。”廖文刚边走边问，终于问到了竹根滩，是一条不大的街，他们问到了屙屎坝，一片菜地，就在大河边上。廖文刚站在菜地边，想起了妈妈讲的，她小时候，天天由她的祖祖抱起，到处去听打围鼓，听讲评书，她们家有两条船就拴在家里的房柱上，民国六年涨大水，晚上房屋倒塌，他们的船顺水漂流，天明时船在竹林里，最后辗转到了新津安家。眼看着眼前的景象，文刚自言自语：“真是沧海桑田啊！”中伟说：“什么甜？时间不早了，往回走。”两弟兄于是往回赶，直走到肚子饿了，才想起找地方吃碗面。可是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根本就没有看见有饭店、面店。看来，又要饿肚子了。好容易走到四望观，正有一个面店在开业，两人便像寻到了宝山似的，急急钻了进去。 店里有六张小桌子，只有靠厨房的一张空着，中伟兄弟便坐下了。服务员说：“你两个小兄弟运气好，正好还有三碗面，你们各吃一碗。”廖文刚说：“谢谢，我们一人吃二两。”这时，一个身材颇壮的妇女，大约有三四十岁，进来站在拿面的窗口。廖文刚两弟兄就坐在那里等。服务员并不从窗口递出面条，而是把三碗面端来摆在了文刚他们的桌子上。廖中伟立即端过一碗就吃。廖文刚正要伸手端，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妇女把应该属于廖文刚的一碗端起就倒在了另一碗面里。后面还要走几十里，廖文刚见这人这么不讲理，趁那妇女付钱的机会，一把抓过那碗面就吃起来。那女人大叫：“她吃我的面！”服务员说：“一人一碗，谁叫你倒别人的？”文刚停下筷子说：“我只吃了一口，分一半去。”那女人气急败坏地说着“比狗还脏，谁要你吃过的！”冲出门走了。中伟说：“勇敢。”廖文刚说：“她不仁，我不义，有什么办法。”文刚又拈了些面给中伟。可是算账的时候，两弟兄才傻了眼：钱还够，差一两粮票。那服务员说：“虽说只是一两，我怎么交待？现在的粮食可比金子还贵啊！”廖文刚问：“大姐，你说怎么办。”服务员想了想说：得给一角钱，还要写一个说明，不然，我没有办法交帐。廖文刚照她说的办，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 说明 兹有井研县廖中伟、廖文刚兄弟，吃面差一两粮票，付给人民币一角。此据。 廖中伟廖文刚1960年8月18日。 那服务员看了条子，多收了一角钱，才让中伟弟兄出了店。 两弟兄经历了这一番小风波，已经无心闲逛了，便寻路步行回金山寺父亲住处。文刚把吃面的风波给父亲讲了。紫云皱了皱眉头，说：“说不定，她家里有个卧床不起的老人，或者还有两个等着吃面的小孩哩。”文刚吃了一惊，忙问道：“那，我就不吃？”“你可以和二哥分吃一碗嘛！”中伟说：“她也是街上的人，有口粮，回去煮就完了。该吃的吃不上，叫窝囊！”紫云说：“出门在外，要谦让。该忍让就要忍让。像这件事，文刚也可以想想，她为什么要两碗倒在一起？”中伟说：“那还用说！为了他个人。文刚，不要听老者的迂夫子话。闯社会，你不厉害，别人就要在你头上屙屎屙尿！”文刚感到这也许是这十几年来，他做出的唯一一件损人利己的事。他说：“伯伯说得对，我以后要特别注意。”中伟说：“你说我说的不对？到了社会上你就知道了！这件事，那婆娘错在先，我们两个小孩，在她眼里不算人。这就叫‘偷鸡不着，反失一把米’。本来一人一碗，谁叫她那么心狠！” 文刚说：“二哥说的，也有道理。对不讲理的人，怎么讲这个理？我本来想分一半给她，她反而骂我‘比狗还脏’，我就没有办法了。”文刚的父亲廖紫云却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骂一句，有什么关系。”廖文刚心里大半天不舒服，感到自己这个共青团员还不合格，虽然不认识，也许“比狗还脏”的孩子形象，将在那个妇女心中刻一辈子。 第二天，中伟就留在金山寺帮助父亲干活。文刚一个人带着父亲给的转交妈妈的15元钱和5角零花钱别过父亲、中伟，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文刚又把在五通的吃面风波讲给妈妈听，白翼坤听后说：“你没有什么不对的。这首先是对贪心人的惩罚。这个妇女以后做事，就得记取这个教训，太贪心了，连自己本该得的一分也要失去。第二，是你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三碗，三个人，一人一碗，是公平的。她占了两碗就破坏了这个公平。如果你不这样，反而助长了歪风。很多事情的对和错，要向大处看。”廖文刚问：“那我是完全正确的？”白翼坤说：“完全正确。对社会对自己，都是正确的。按你老者的意见，她蛮不讲理，就给她；他骂你‘比狗还脏’就忍了，那就是在培养恶人。至于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是宰相有求于人。等你当了宰相去给她赔礼道歉不迟。” 廖文刚说：“妈妈的理论，属于法家观点；伯伯的意见，属于儒家观点。我是团员，应该有共产党的观点。”白翼坤问：“按共产党的观点，你说该怎么办？”廖文刚想了想说：“首先批评她的贪心，然后，分一半给他。我应该先控制好这一大碗面，不应该先吃。”白翼坤说：“这样，当然最好，但是你一个小孩子是办不到的，必须有权威，要别人听你的，才行。你如果不吃，她可能动手抢，事态会更糟。”廖文刚说：“看来，处理这样一件小事，不但要讲觉悟，还有许多学问哩。”白翼坤说：“那些伟人，也就是在对生活中的事，多方思考，不断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才积累而成的。” 漫长的暑假，饥饿的年代，廖文刚经常往书店里去翻书看。一天，他看见书架下玻璃橱柜里放着一套纸质发黄的旧书，是《苏东坡全集》，廖文刚已经从语文课里知道了唐宋八大家，而且从父母亲、大哥文辉那里听了苏东坡的一些传说，他很想看看，苏东坡到底说了些什么，于是，他打开橱柜，拿出书来一看，定价只有2角。此书标明是“国学基本丛书”，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初版，定价大洋一元二角。他兜儿里，父亲给的五角零花钱，还一分没用，他摸了摸自己的上衣口袋，钱还在，就打开书橱，取出书，向收钱的同志走去。收钱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同志，看了一眼廖文刚，说：“这本书不能卖给你，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廖文刚说：“你在卖书，我要买书，你有什么责任？”“领导打过招呼的，这种书，只能卖给教师，你这样的孩子，怕受毒害。”他又看了廖文刚一眼：“你能看懂？”廖文刚笑笑说：“懂不懂也得看了才知道。”“把书放回去，长大了再看。”廖文刚只好把书又放回了原处。 廖文刚回到家里，父亲和二哥都回来了。廖文刚向父兄问过好，二哥中伟说：“现在没有事，你教我认字。出去跑摊，字识少了，要吃亏。”文刚、中伟兄弟和春晴、国忠、祥宁一起到了饭桌上，廖文刚拿出一个本子，从身上摸出钢笔，想了想，就边写边教。先教他认从头到脚的那些字：脑壳，头发、眉毛、眼睛、一直写到脚肚儿，脚板心。弟妹们也跟着念。屋子里不断传出“脑壳”、“脚后跟”。紫云笑着说：“孩子们，专心就好。” 第36章 假期挣学费 步行到成都 初中毕业后，周荣枝并没有回家，还住在学校里。她收到了被保送到成都铁路工程学校读书的通知。她拿着通知，又喜又愁。她的养母，仍然在井研养猪，而她的养父，进了肿病院。家里没有一个人，也不可能支持她一分钱。她还欠着学校的钱。要去成都读书，像样的衣服也没有。怎么办？周荣枝想，我已经十七岁了，得靠自己。这么长的暑假，要自己想办法。这时，境遇和她类似的李秀芝、丁玉珍、罗翠云，都没有回家，仍然住在学校里，和周荣枝住在一个寝室。一天，四个女生坐在一起，李秀芝说：“我们有的要读中专，有的要读高中，家里都没有钱，我们几个商量，怎么办？” 罗翠云说：“我想去曹家买梨到井研来卖，你们愿不愿意去？”周荣枝一听，说：“愿意，愿意！你们知道行情不？”罗翠云说：“有男生卖过梨，曹家每斤一角五分钱，挑到井研可以卖到每斤二角五分钱，至少也可以卖两角钱一斤。”周荣枝说：“你们算过要走多少路没有？”丁玉珍说：“从乌抛出发，翻过烧香顶，到曹家梨子园，只有三十里路。然后我们回来，就住我的家或者罗翠云家，也有三十多里。第二天，我们到井研，就是六十里。”大家都说：“好！我们明天就出发！”周荣枝说：“本钱呢？我一分钱也没有。”罗翠云说：“我们互相借一借，买多了，也挑不起。这么远的，就买二三十斤。”李秀芝说：“对，我们只要跑一次，大家都会有本钱了。”大家约定好，先回家准备背篓、秤、借钱，约定好了聚会的时间、地点，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到了约定的时间，周荣枝先到了罗翠云家里，第二天，天刚亮，乌抛的几位女生，都背着夹背儿、挑着小箩筐，来到罗翠云家里，一起上路了。她们最小的15岁，最大的十七岁，都扎着小辫儿，穿着长袖单衣、草鞋。乌抛到曹家的三十多里路，先是崇山峻岭，翻过两座大山后就是下坡，坡渐缓，路渐平，曹家梨子园处在浅丘地带。到了曹家，天还早，不过9点多钟。梨子园的社员，见来了一群小姑娘，都觉得奇怪。一位大爷问：“你们从哪里来？”“乌抛。”“走得好早！是买来自己吃的？”李秀芝和同学们都争着说：“我们都是学生。”“利用暑假，找点学费。”“叔叔，爷爷，阿姨，阿婆，要多多照顾！”社员都七嘴八舌地说：“读过书的，就是不同。”“做生意，可要精哩。” 姑娘们来得早，都找最好的树子，请叔叔阿姨们下最好的梨。她们钱不多，力气也不大，都只买了二、三十斤。付了钱，她们就背着、挑着往回走。丁玉珍说：“这里到井研有五十多里路，我们干脆到井研。”李秀芝说：“现在到井研，时间迟了，卖不完，放到哪里？”罗翠云说：“学校是不能放的，老师看见了，还能不说我们搞资本主义？”周荣枝说：“还是回乌抛，只有三十里路，明天到井研，卖完就在学校住。” 姑娘们于是按原路返回乌抛去。回去虽然只有三十里路，但同学们都已经饿了，肩头上又有了负担。路越走越小，坡越走越陡，山越走越高。几位同学，走走歇歇，一步一步往乌抛挨。歇气的时候，她们都看着筐里黄澄澄的梨，周荣枝伸手摸摸，罗翠云，抓起一颗，拿到鼻子上闻。李秀芝问：“你要吃？”罗翠云说：“真想咬一口！”说着还做起大咬一口、闭着眼品尝滋味的样子。惹得大家都垂涎欲滴，纷纷抓起自己的梨，放在鼻子上嗅。李秀芝说：“等我以后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有了工资，一定买一筐梨来请大家吃。”周荣枝说：“我们读中专，可要比读高中的早三年领工资，这客，得我先请。”丁玉珍说：“我们都一样，我们两个一起请。”周荣枝说：“要得，但是，不只吃梨。”罗翠云问：“那你请我们吃什么呀？”丁玉珍想了想说：“至少也得有鸡呀，鱼呀！”李秀芝说：“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实在的，我们还是走！”四个同学都把拿在手里的梨放进筐里，站起来，背起背篓，挑着担子翻山。她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山道的密林深处。 井研街上，差不多又出现几个年轻姑娘卖梨。她们的梨，又大又鲜，秤称得旺，钱算得快，一般情况，不到半天就卖完了。她们就是周荣枝李秀芝等几位同学。有一天，她们刚到井研就下起雨来了，上街的人不多，买梨的人更少，将到下午六点了，她们的梨才只卖了一半多一点。罗翠云问：“怎么办？”丁玉珍说：“肯定不能挑进学校。”李秀芝说：“我们挑到李玉芳家去。我去过她家，她的爸爸、妈妈，对人都特别好。”周荣枝说：“我们送他们四个梨，一人出一个，行不？”大家都说：“麻烦人家，是该送点东西。”于是，四个同学就挑着、背着梨，经过井研中学的校门口，到了南门坳李玉芳的家门口。李秀芝见门关着，就高喊道：“李玉芳！”李玉芳蹦跳着打开门出来了：“是约我看电影？”一看是李秀芝她们，就说：“进来，进来！送我这么多梨呀？谢了，谢了！” 李秀芝笑道：“我们几个买梨卖，挣点学费，可不要笑我们。”李玉芳说：“进来说，进来说！笑？我真羡慕你们！”四位同学进了门，放下了背篼箩筐。周荣枝问：“伯父、伯母不在家？”李玉芳说：“他们到周坡去买米，还没有回来。”李秀芝说：“我们把梨放在这里，明天早饭后，我们就来拿。麻烦你们了！”李玉芳说：“没关系，我负责保管。”丁玉珍送上四个梨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李玉芳并不伸手去接，说：“心意我领了，同学们都还在困难中，我怎么能要！”罗翠云说：“不收下，我们以后就不敢来放了。”李玉芳说：“要送，我就不要你们放了！”周荣枝说：“同学情，不在乎这些，请向伯父、伯母致意，我们回学校吃饭去了。”丁玉珍把梨放回了筐里。李玉芳说：“同学之间，这样干脆最好。”四位同学说：“那就谢了！”，她们告别李玉芳，向井研中学走去。 六零初四班的曾翠香初中毕业后回到了打鼓滩的家里。她被保送入高中了。当时，她的大哥、二哥、大嫂，都已经饿死，父母亲，都得了肿病，还有一个兄弟和小侄儿。这样的家庭环境，哪有钱读高中。未必就这样失学吗？曾翠香可不甘心。现在唯一的问题，是钱，书费学费，到哪里去找呢？她当时只有16岁，总想不出办法。 这天，曾翠香到了东林场范雪容家里。她和范雪容在东林小学和井研中学都是同班同学。范雪容家庭出身是地主，她父亲范光华解放前开有油坊。范雪容这时17岁，和曾翠香几乎是一般高，但稍胖，圆脸，人长得白净。她见到曾翠香，很高兴。说：“我还没有得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你倒安逸，保送入高中。”曾翠香说：“我正焦得没法，家里一贫如洗，到哪里找书费学费？”范雪容看着曾翠香，没办法答话。曾翠香又说：“我们打鼓滩小学有70多位同学参加升入高小的考试。结果只有四位同学如愿以偿。而升入初中读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又有了读高中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钱！”范雪容看曾翠香这样坚决这样焦急，想了想，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找钱，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曾翠香说：“只要是我能做的。”范雪容说：“是这样的，我们家原来开有油坊。公私合营后，由我哥范树轩在负责经营。”曾翠香问：“怎么？让我去榨油？”范雪容笑着说：“你就是这么性急的。榨油厂里喂有三条牛，要买草喂。”曾翠香说：“能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割草卖。割草，我可是能手！”范雪容说：“你等着，我去给我哥说。”曾翠香说：“太好了，我们一路去！” 两人到了油坊，见了范雪容的哥哥范树轩。范雪容对哥哥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曾翠香，保送入高中了，家里没有钱，想割草来上。”她哥范树轩，和范雪容长得一样，圆脸，慈眉善目的。他看了一眼曾翠香，瘦小的个子，破旧的衣裳，说：“行，割好就背来，这里随时有人，市价，5厘一斤。你和小妹是同学，我给8厘一斤。”曾翠香说：“那就谢谢了！” 曾翠香对范雪容说：“太感谢你了！这一辈子，怎么能报答你啊！”范雪容说：“同学之间，说什么报答。”曾翠香说：“我得告辞了，赶紧回家磨刀割草！”范雪容说：“吃了午饭走嘛。”曾翠香说：“现在，饭比金子还贵。我哪里忍心吃你的！” 曾翠香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路看哪里有好草，就记在心里。回到家里，他高兴地对父母亲说：“我要割草卖！我的同学范雪容，他的哥开油坊，要买草喂牛。范雪容介绍我去卖。”她母亲说：“那就好！这个假期，也能把费用挣齐。” 曾翠香吃了一碗清清的苞谷糊，就豁豁磨刀，把镰刀磨得雪亮之后，就背着背篓，大步向东林进发，10里路，不到一个小时，就走到了离东林范家油坊不远的地方，他看到山坡上有一片好草，就爬上山坡，放下背篼，“唰唰”地割起草来。这时，正是三伏天气，太阳虽然已经距离西边的山顶不远了，但是晒在脸上背上，仍然是火辣辣的。曾翠香伏身急割，脸上的汗水，“嗒嗒”下落，她顾不上擦，直割到太阳下山，割了满满一背。曾翠香弯下腰，背在背上，一使劲，站起来，沉甸甸的，慢慢直往范家油坊去。范树轩一见，说：“动作真快嘛！”曾翠香说：“范大哥，看这样的草行不？”范树轩，抓起一把，看了看，说：“可以。”就提过秤来，挂在屋檐下的横木上，曾翠香把草背过去，范树轩用秤钩钩住背篓一秤，说：“35斤”。曾翠香又背起，倒在牛圈旁边。范树轩立即给了她二角八分钱。曾翠香按过钱说：“谢谢范大哥帮助。”然后大步往大鼓滩赶。整个假期，只要不下雨，曾翠香都早出晚归，割草挣钱。 开学的日子到了，周荣枝虽然在暑期中千辛万苦挣了点钱，但除了还清学校欠款、买布做衣服、买了毛巾、肥皂之外，已经所剩无几了。当年井研到成都的汽车票才一元五角钱，也买不起。周荣枝就找曾桂莲、丁玉珍、李孝全、毛淑芳、罗玉聪等十几位同学商量。丁玉珍说：“我也没有钱，我们就走路！”曾桂莲说：“三百多里哩！”周荣枝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毛主席都能走下来，三百多里，不就是走三天吗？”大家都异口同声：“走！”周荣枝说：“只要不停止，再远的路也能走拢！”大家便决定步行到成都，并约定，8月29号，在井研中学聚合，一道出发。铁路校还派了钟老师来接同学们，钟老师了解了同学们的情况和计划，也同意和他们一路步行到成都。 周荣枝给亲母说了他们步行去成都的计划，她的亲母说：“荣枝呀，我帮不了你多少忙，只能尽一点力。”她亲母到山上割了些梭草，给她打了两双草鞋；到田里捋了些稗子和山上的狗尾巴草籽，和在一起，磨成面，煎了几个粑粑给周荣枝带着。她母亲说：“两双草鞋，我都用刀背锤过后跟前掌了，不会打脚的。这粑，不好吃，但也能充饥。到了成都，要努力，这是你自己的前途。”周荣枝说：“妈，我懂，你老人家，要保重。”周荣枝穿着妈妈亲手打的草鞋，怀揣妈妈亲自采集来做的粑粑，和母亲洒泪而别，到井研和同学们会合以后，就离开井研，向成都出发了。他们这批同学的准备工作，大体都是这样的。 这一路有十几个同学，还有成都铁路工程学校派来接他们的钟老师。同学们都很兴奋，成都，是省会，是大城市，他们可谁也没有去过，现在他们正向成都迈进！大家都喜形于色。成都是什么样子？一定很美；未来是什么样子？一定比现在好。虽然很累很苦，但他们心里都很高兴。他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满怀希望地大步走着。罗玉聪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去上中专学校了！毕业后就有工作了！再也不脸朝黄土背朝天了！”钟老师说：“度过了困难时期，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有一个大发展，到那时，你们就是我国铁路建设的中坚力量，能当工人，还能当技术员，当工程师，那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努力了！”当时他们这样的学生青年，想的是离家越远越好，尤其中专学校不收学费，而且还管吃管住。这可是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的好事啊！同学们越想越美，越摆越美，越想越朝气蓬勃，越想越意气风发。这群天真烂漫的男女青年就这样说说笑笑往前走，不时还有人啍几声小曲，说几句笑话，背一首诗歌。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成都、走向未来，走进自己的梦想。 理想归理想，现实可就没有理想那么惬意了。当时正是三伏天气，开头一段路，也还平顺，走在田野上，真有惠风和畅的感觉。可是，越往前走，太阳越辣，坡越陡，人越累。渐渐有同学说：“嗓子都干得要冒出烟来了，到哪里找点水喝呀？”周荣枝说：“又没有看见河，渴了就在路边田里找点水喝。”同学们看见一块水田，谷子打了，关满了水，水有一尺来深，清澈得能看见水下的脚板窝。罗璇说：“这水好，这水好！”同学们便奔过去，有的用手捧，有的用盅盅舀。钟老师见了，大声说：“走热了，要歇一会儿才能喝，大家都到树荫下去歇歇脚。”同学们到了树荫下，都拿出自己带的粑，你分点给我，我分点给你，大口吃起来。歇了一会儿，他们都喝了点田里的水，又大步向前走。到钟祥场，钟老师说：“我们已经走了整整五十里路了。到成都三百里，我们走了六分之一了！” 同学们一听，又来了精神。他们看见街上有卖挖挖梨的，就是把烂了的部分去掉了的梨。“多少钱一斤？”有同学问。卖梨的说：“两分钱一斤。”“这么便宜！”毛淑芳、李孝全都买了几斤挖挖梨，请大家吃。大热天吃梨，真是五脏六腑都熨贴。他们直走到太阳落下山去，见路边有一个废弃了的工棚，里面还有些谷草，钟老师说：“我们就在这棚子里住。”山蚊子一团一团地扑来，同学们都不愿意躺在草上，就背靠背地坐着，直坐到天亮。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他们就住在老乡的偏坡房、猪圈、牛圈里。那些年不许农民私人养牛、养猪，养鸭；这些牲畜都集中起来饲养，吃饭在大食堂，农民也不用准备柴火，所以柴房、猪圈、牛圈，都是空的，正好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就这样，他们靠干粮，靠毅力，走过钟祥、满井、仁寿、籍田、正兴、华阳，走了三天零一早上，同学们的脚上都打满了血泡，一瘸一拐地互相搀扶着，手拉手地走到了成都铁路学校。同学们看见学校煮了一大桶稀饭，真是如旱苗得雨，渴鱼得水，都喜出望外，听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都拿着碗，尽情地舀吃，周荣枝一口气吃了三大碗，才算充了饥解了渴。大家都长长舒了口气，说：“真舒服啊！” 第37章 入高中师生初识 分菜地同学尽心 1960年8月29日，是井研中学报名的第一天。虽已是初秋天气，刚吃过早饭，冒出山头丈把高的太阳，就把光辉灿烂的阳光带着炎热，洒向井研大地。廖文刚的父亲廖紫云，光着上身，肩上搭一张看不出颜色的毛巾，用劲地，“哗哗”剖着竹子。廖文刚说：“伯伯，我要去报名了。”他父亲停下手中的活路说：“读高中的，都是不甘心一瓢浇三窝的，想脱农皮冲出去，就得比别人用功。要是考不起大学，就是白供你了！”他母亲白翼坤说：“老三这点还不懂？十五岁以前，就当了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那还不是人上人？老三没有考不起的！来，我给你的钱。”廖文刚向站在门口的妈妈走去，说：“都什么年代了，还‘人上人’，考不考得起大学，都有用武的天地。” 廖文刚的母亲从怀里摸出一个发黄的小布袋，说：“不管哪个朝代，书读得好，官就当得大，钱就挣得多。这是事实，也是死理。”廖文刚知道母亲的脾气，笑着说：“妈说的还会有错！”他母亲从袋里掏出几张钱来，说：“听妈的，没错。我的老三就能超过一切人。生你的时候，梦见茶碗大一颗星星落在我的怀里，没有出息还行！”她把钱交给廖文刚说：“这是9元钱，刚够书学费和伙食费，你满了十五岁了，又才入了团，一要有信心，二要行得端，坐得正，三说话，行事，要站住理。逢软不欺，逢恶不怕。你就会芝麻开花节节高！”文刚接过钱说：“伯伯、妈妈放心。我会加倍努力的。” 廖文刚开始收拾行李，弟妹们都七手八脚地来帮忙。廖文刚捆好被盖，换上母亲洗干净的毛蓝布中山装，在胸前戴上团徽，背起被盖，提着小桶，面盆，打着光脚板，向父母弟妹们挥挥手，就向井中校去。 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路是亮堂堂的，廖文刚走出家门，觉得外面比屋里凉爽，就昂首挺胸，大步穿街过巷。廖文刚这时住的地方，在北门口废弃的肥料厂里，到井中校只须穿过北街子、拐过横街子，走过正街，爬上胜利街，就到了。解放后，北街子称为解放街，横街子和正街叫民主街，书院街到到井中校的一段叫胜利街。廖文刚走到武圣宫旁边，武圣宫是纪念关云长的庙子，当时已经变成了井研县民办中学，他见廖清风在楼上踱步，就喊道：“走，报名去！”廖清风却说：“你先走一步，我等会儿就来。”原来，廖清风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备取”。廖清风，当时还没有满15岁，但成绩好，说话做事，都当仁不让，估计学校认为他锋芒太露，要“教训”他一下，让他经受些挫折，把他列为了“备取”。廖清风当然不知道学校领导的良苦用心，理解为要正取生出现了不读的情况，自己才能去，心里急得像有一把跳蚤在乱蹦，也不好对人讲，只有耐着性子等着，等最后才去报名。 廖文刚在校门口就遇见了五位女生，当头的是李荷艳，后面还跟着程茜平、李玉芳、邱丽华、雷碧群。除雷碧琼穿的长袖衣服，李玉芳穿着连衣裙外，都穿着短袖翻领衬衫，蓝布裤子，脚上穿的都是胶鞋、布鞋。她们和廖文刚都是认识的，这五位，高矮都差不多；李荷艳，真如荷花般艳丽，发辫黑亮如漆；鸭蛋脸如皎月般白皙；眼睛顾盼生辉，又略带忧郁；程茜平则个子稍矮，一样的面若桃花初放，发如浓墨飘飞，眼睛黑白分明，好似晶莹白雪中包着一粒黑珍珠，说起话来，若颦若笑。李玉芳脸稍瘦小，听人说话，眼神专注，他一讲话，则眼神飞动，笑声朗朗。邱丽华在五位中显得娇小文雅，头发细软微黄，说话慢条斯理；总是微笑着，却很不容易听见她的笑声。雷碧群在五个人中，个子最高、身材也最瘦，发如浓云，面目端庄开阔活泼。这五个女生，除了李荷艳是短发、雷碧琼是短辫子外，其余三位，都是拖过腰部的长辫子，尤数程茜平的最长。 五位女生，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道：“我们都在六三高二班。”“我们的班主任，是帅老师。”“你的学号是10号。”“教室在我们初中教室的正对面。”“就是大钟对着的那一间。”“男生宿舍还是在川主庙。”“我们的帅老师，长得真帅。高高的个儿，一个白面书生。”“可打篮球，是百发百中的高手。”“他教的三角，是出了名的。外号‘帅三角’。”廖文刚说：“感谢你们介绍。我们在一个班，就热闹了，我们大家各扬所长，互相帮助，让我们的班成为团结、活泼、奋斗、成功的好集体！”这时鲁近初背着行李汗流满面地走进了校门。廖文刚说：“辛苦了，辛苦了！”这时的鲁近初，瘦高个子，文质彬彬，他喘着气说：“五十多里路，又热又饿！”廖文刚说：“到了，就好了。鲁星天呢？”鲁近初答道：“他考上了峨眉磷肥学校。已经上学去了。”廖文刚说：“钟同、彭仲祥、曾仲池、李光玉、曹正训五个人都考上了崇庆解放军通讯学校，也上学去了。”鲁近初说：“他们安逸，饭能吃饱嘛。”廖文刚说：“我们到底还有每月十九斤粮食，勒紧裤腰带，也要度过去的。” 和五位女生告辞后，廖文刚和鲁近初到了川主庙宿舍。熟悉的古庙大柱高门，他们找着贴有“六三高二班”的寝室，门是开着的，进门都是上下床，每个床位上都贴着住宿生的名字，廖文刚的名字在上床，他正蹲在上床解开行李铺床，殷正清走了进来到廖文刚床旁边说：“嘿，我们俩分开了，我在六三高一班，廖文刚，这路上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廖文刚说：“我们都在六三高，还和在一个班一样。伯母、五哥他们都还好嘛。”殷正清把头伸到床上小声说：“现在伙食团都吃一二三了。早上一两，晚上二两，中午三两。”这，廖文刚是知道的。他叹口气说：“还比别的地方好一点，秋收后总会好一些？”殷正清说：“你好久没有回过断桥了？除了征购，最多够吃两个月。”廖文刚说：“我听供销社的董主任讲，隔两三天，上头就召开一次电话会，要求安排好社员生活。想来，总能度过难关。”殷正清说：“但愿如此，不过，我听粮站的陈安国讲，我们县通公路的地方，粮仓都是空的。” 廖文刚铺好床，梭下床来，各个床位都看了一下，已经到了的还有吴长周，袁永林、袁佑伟、卢泽文、胡光顺、熊泽云、熊树钧等等二十二个同学。床上有名字，还没有到的，有郑志远，沈富有，唐伟如。到了的，都是认识的，互相打过招呼，廖文刚就到帅老师的办公室里去报名，办手续。 班主任帅士可老师，廖文刚早就欣赏过他在篮球场上的风姿了，但并没有过交往。走到办公室门口，廖文刚就高喊“报告”，帅老师没有喊“进来”，而是旁边的林开德老师喊：“进来。”廖文刚向林老师问过好，向帅老师的桌前走去。帅老师正在埋头备课。廖文刚说：“帅老师，我来报名。”帅老师并不说话，只是放下备课本，拉开抽屉，拿出报名册说：“自己照填。”廖文刚坐在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先看已经报了名的人，除了见到的外，男生还有郭惠玉、温兴忠、殷辉尧、徐玉文、徐武德。女生还有杜凤祥、曾翠香、卫莹芳、贾桂芳、丁桂芳，邹月樵、周婉丽、赵正治、赵正平、袁淑琼。他发觉董伯才、王绍泉、廖德益，都没有在六三高二班。 廖文刚把花名册浏览了一遍，见还有李秀芝没有报名，他填好了自己的那一栏，交给帅老师。帅老师看了一眼，抬头看着廖文刚说：“你就是廖文刚，你在初中表现还好，刘真老师，对你评价不错，在高中，一要更加努力，二要担负些工作。你说说，你有些什么优点？”廖文刚说：“一是有信心，二是从不东想西想，读书就专心读书，打苍蝇就专心打苍蝇，喂兔子就专心喂兔子，所以效果好。三是平等待人，和同学关系还不错。”帅老师说：“有什么缺点？”廖文刚说：“个性很强，经常和同学争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有许多争论，是不必要的。”帅老师说：“人，端正就好。以后发扬优点，改正不足，争取成为人才。”廖文刚说：“谢谢老师鼓励！” 廖文刚正要离开，只见卫莹芳和袁佑伟一路喊着报告进来报名了。卫莹芳，这时高挑个儿，卷发长辫，宽宽的额头上挂着汗珠，红润的圆脸上沾着鬓发，袁佑伟个儿稍矮，活泼的圆脸红扑扑的。大家打过招呼，他们进去报名，廖文刚出来。到总务处办好了手续，才见李秀芝和罗翠云、沈富友、沈富强两弟兄，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进校门来了。廖文刚高喊：“同学们辛苦了！”李秀芝说：“真走不动了。”廖文刚看李秀芝，细软的头发被汗水沾在了脸上，圆脸通红如朝阳，虽然很疲倦，还是乐呵呵的。而罗翠云，方正的脸上，挂着汗珠。廖文刚明白，他们已经走了七十里山路。沈富友，比他哥沈富强矮了一个头还多，圆脸大眼睛，比廖文刚还要矮小。沈富强和他兄弟，长得一模一样，圆脸，慈眉善目，显得活泼又诚实，只是更高更瘦，也显得更成熟些，有标准小伙子的风姿了。廖文刚说：：“李秀芝、沈富友，和我，都在六三高二班。”李秀芝说：“以后我们大家相互学习。”廖文刚说：“我也正想这样说。班主任是帅老师，正在办公室，等着你们哩。六三高的男生，还是住川主庙。”他们答应着，向女生院和川主庙去了。 廖文刚找到了教室，就在女生院东边一百来米的地方，这里，有两排平房相对，中间坝子很长；一顺溜放着两个乒乓球台。两旁还栽着些洋槐树，树子虽不甚大，却都青枝绿叶。北边靠女生院的最边上一间，教室门墙外横钉着一个尺来长三四寸宽的木牌，上面标着“六三高一班”，第二间，就是六三高二的教室。平房砖墙玻璃窗，黄褐色的前后门。这时，卢泽文正和曾翠香、袁淑群等几个同学在收拾教室。他们都中等身材，朴素衣装，廖文刚说：“同学们早，同学们好！”卢泽文说：“你也不迟嘛。”曾翠香问：“一路上，怎么没有见到你？”廖文刚说：“我们家搬上街来了，先住工人之家外面，现住在北门口。”袁淑琼问：“城镇居民都下乡，你们家怎么会搬上街来呢？”廖文刚说：“这就要托农业集体化的福了，菜油、桐油都要由伙食团、县区乡粮站保管，我们家就是专做装油的用具的，编油篓子，糊油桶。最奇怪的是，井研县就独有我们一家，整个乐山专区，也只有两家人会，所以除了小孩和我母亲，都转成了城镇户口。” 他们边摆龙门阵边打扫，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桌子安放得整整齐齐，然后又擦玻璃。这时，又进来了李荷艳，郭惠玉。郭惠玉说：“真是莫道君行早，还有早行人。”廖文刚说：“卢泽文才是早行人。”卢泽文说：“曾翠香更早。”廖文刚说：“大家都这样，不令而行，我们这个班集体一定会十分兴旺。”这时窗外一个穿军服的高个子说：“我们这个年级都会兴旺。”他是孟东宣，是因病从空军部队转回来的，分在六三高一班。孟东宣，个子高大，数全年级第一；一身空军服，头大额宽脸稍长，二目有神，满脸朝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廖文刚走出教室，向一班的教室看去，里面殷正清、杨见明、王绍泉、董伯才、刘淑花，正在打扫。廖文刚说：“一班自觉奉献的人不少嘛！”董伯才说：“你是在夸奖自己。”廖文刚说：“我是在夸自觉做事的精神，包括你、我和大家。”杨见明说：“人人有份，最好最好！” 廖清风不知道六三高二班的同学是否都来报了名，又不好意思直接到学校去问，这两天，真如坐针毡。可哪里还有心思在家里坐？他差不多又忐忑不安地在街上闲逛。8月31号的下午五点过钟，廖清风在正街上闲走，正遇见帅士可老师和李永毅老师上街来，帅老师不认识廖清风，李老师是认识的。廖清风喊道：“帅老师，李老师好！”李永毅老师说：“廖清风，好，好，好。”帅老师停住了脚步，看着廖清风说：“你就是廖清风？怎么还不来报名？”廖清风不好说自己是备取，不好早来，就说：“我马上就来。”廖清风这下心头才一块石头落地，跟两位老师说了再见，赶快回家，拿起钱和入学手续，直向井研中学奔去。 从8月31日晚饭开始，吃饭，是由总务处编好了桌次的，桌有桌长，发有饭牌，桌子上摆好了菜盆，吃饭时每桌去一人，凭牌端饭。食堂里，是六一高、六二高，六三高，和六一初、六二初、六三初21个班的全体同学，包括通学生，1000多人，全在食堂就餐。饭桌把食堂填得满满的，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背靠背地吃饭。食堂里充满了“轰轰”的人声和“丁当”的碗筷声。廖文刚吃饭的这张桌子，在朝川主庙的最边上，东边是砖砌的方柱，北边是石砌的阳沟。所以只有两面挨人。廖文刚拿着碗筷，站在阳沟边说：“我这个位置好。面前人山人海，背后广阔空旷。”徐武德说：“好，你抬头看看，不说是千钧一发，也要说是危如垒卵，掉下一片瓦来，你就不用等饭吃了。”廖文刚抬头看了看，屋檐很高，离头顶不下四五米，能看清瓦缝参差，外面挡瓦的木片已经朽坏，但瓦片还并没有悬起。便说：“现在还是看起来吓人，实际上并不危险的时候。放心好了。” 菜，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一大盆小球藻青菜汤。鲁近初去把饭端来了，大的搪瓷盆，饭，只有一寸来厚。只见鲁近初先用筷子从中使劲划了一下，再移动盆子，从中划一下，形成一个“十”字，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划两道线，使饭成为均匀的八等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饭盆里的饭。这时，李秀芝已经把菜分到了各人的碗里。郭惠玉见饭已经分好，就猫着腰，用两手抓住盆沿，用力一车，那盆子就旋转起来，停下后，正对你的一块就是你的，于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四十五度弧、一寸来宽，两寸多长、不到一寸厚的角形饭块，便挑进了各自的碗里，连汤带饭，不到三分钟就溜进了肚子。大家都有石沉大海的感觉。同学们走后，便有所谓“打游击”的，看到桌子上有一粒饭，饭盆上有一点没有刮干净的白痕，有半片菜叶，都会扫进自己的碗里，吃进肚子里去。 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帅士可老师，到班上来编方位，讲校纪班规。帅老师，二十七八岁，衣服穿得济济楚楚，头发梳得苍蝇上去都得拄拐棍，皮鞋擦得铮亮铮亮，脸虽瘦削，却腰板笔挺，浑身洋溢着知识分子的自信和尊严。他只凭目测，调整了几个人的座位，然后环视一周，就说：“55位同学都到齐了。我先公布学号、点名，然后来个开场白。点到名的同学，请答应“有”，站起来，让大家都认识认识，每个同学把自己的学号记牢。帅老师于是翻开花名册点名： 1、 胡光顺、2、卫莹芳、 3、沈富友、 4、曾翠香、 5、周正才、 6、李秀芝、 7、谭碧芝、 8、王德容、9、谢相超、10、廖文刚11、曾习华 12、熊树钧 13、袁淑琼 14、杜凤祥、15、温兴忠 16、陈元和 17、唐伟如 18、刘翠容 19、卢泽文 20、陈瑞珍21、廖云清 22、袁佑伟 23、熊泽云 24、吴长周 25、丁桂芳 26、郭元亮 27、郭惠玉 28、邱丽华 29、程茜平 30、魏希成31、柯瑞铜 32、刘碧华 33、左淑清 34、徐玉文 35、殷辉尧 36、黄明清 37、雷碧群 38、赖述清 39、袁永林 40、郑志远41、范雪容 42、鲁近初 43、周仙辉 44、罗明星 45、吴德伦 46、胡金明 47、张正宁 48、黄绍宣 49、邹月樵 50、李春霞51、赵正平 52、廖华清 53、谢瑞芬 54、徐武德 55、李荷艳 这些同学虽然初中都同在一所学校，但除了本班的同学外，一般都是识面而不知名，帅老师念到一个名字，同学们，都会循声找人，认真看一眼。廖文刚看班上，六零初一班的同学除他之外，还有六个人：他们是胡光顺、谭碧芝、谢相超、温兴忠、刘翠容、邹月樵。 街上的同学他都熟，此外认识的就是李秀芝和鲁近初、袁永林、吴长周了。 点完名，帅老师说：“我先向你们祝贺！同学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很幸运的，证明了你们在初中，品学兼优。家庭经济也能承受。坐在这里，就是踏入了你们人生旅程的新。可以说，在人的一生中，每天，都是一个新；脚步正，就在迈向成功和辉煌；脚步歪了，就会走向失败和深渊。高中，在我国，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阶段，你们能坐到这里来，说明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要十分珍惜高中的生活啊！今天以前，我们都素不相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你们高中阶段的历史。现在你们在老师的眼里都是一样的，到了期末，你们的通知书上，就会出现距离。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工作劳动，都会不尽相同。一切都看你们自己的努力！” 帅老师顿了顿，看了看教室里，然后说：“我们处在困难时期，饥饿，成了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农村的情况，你们比我清楚。我要强调的是，我们革命青年，就要学习革命前辈，战胜困难，奋勇前进！每个学期末，我不希望有人唉声叹气；高考之后，我希望大家都笑逐颜开。这就得全班的每一个人，从每分钟，每堂课，每一天，每一月，坚持三年，扎实度过。过了三年，将会有更大的考验和辉煌等着你们。这三年，每个同学，都决不要虚度！” 全班的同学，个个都挺直了腰板，睁大了眼睛，生怕听漏了一个字。帅老师继续说道：“我们55位同学，现在组成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同学之间，比亲兄弟亲姊妹还亲。大家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不要为小事纠缠，不要闹个人意气。要学习别人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要容得下别人的不同习惯。”大家都在心里庆幸，遇见了一位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好老师。又听帅老师说：“高中阶段，课程难度加大了，大家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应该比初中更多。凡是大有作为的人，都不是仅仅在课堂里就能造就出来的。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广泛地看书，深入地钻研。一般说来，一个人取得的成绩是和自己的努力成正比的。光说努力还不行，还要注意方法。最为重要的方法，就是信心和计划，心不雄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成。有了壮心就得有计划。预则立，不预则废。要订好计划，就得知己知彼。己，就是自己的情况，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短处；彼，就是课本，知识体系，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我希望同学们，先认真分析自己，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至于每门学科要达到什么要求，各科老师，会给大家讲的。”随后，帅老师，指定了临时班委。并说明，一个月后，民主选举。 第二天的头一堂课，是语文，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大家都知道，是58年调来的老师，当时，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介绍过，但不曾接触过，也忘了她的姓名。这位老师，虽然在艰苦的年代，仍然身材丰满，短发齐耳，额宽脸大，显得有魄力，有青春活力，又很慈祥。她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李素文。字和她的人一样，粗大有力且工整流利。她说：“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语文，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指出。语文，和别的学科不同，除了要认真听讲、认真读书，广泛阅读外，关键是要善于体会自己的生活。怎么体会？你看见什么了？仔细观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感受；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来龙去脉，要想清楚，有什么启发，要想明白。社会，就是学习语文的大课堂。我们要留心观察和体会。还要强调动笔。古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广泛的读，加上经常抄抄写写，语文能力就形成了。我们高中生要形成怎样的语文能力？我觉得你看什么书都能懂他的主要意思，你提起笔能够把你想说的话变成文字，你面对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分析问题能够有自己的见解，那就算有了语文能力了。”李老师上课，声情并茂，不快不慢；头一堂课，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下课以后，廖文刚立即搞了一个摘录本，每天早饭后，就看课外书、看报纸，把自己觉得好的语句，摘抄下来。鲁近初、郑志远、沈富友等等同学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到书店去看书，摘录优美的词句。李老师看见，把同学们的记录本都翻了翻，说：“好，你们坚持下去，就有收获。” 晚上睡觉之前，寝室里很热闹。六三高一班住里面，六三高二班住外面。两个班的同学，互相询问着对任课老师的观感。一班的同学说：“我们的班主任魏文光老师，代数上得好，语言简洁，字写得工整流利。”沈富友说：“真的，不简单，横排书写得像用尺子比过一样的笔直和均匀。”吴长周说：“我们的班主任帅士可老师，一表人才，不用圆规，就能画得都儿圆。”鲁近初说：“我们的语文老师，人，年轻漂亮，字大方刚劲，语言，富有感情。”一班的殷正清说：“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老教师，贾从文。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讲得透彻，语言干净利落。”外面值周班的吹起了哨子：“不要说话了！怎么还在讲话！”大家这才安静睡觉。 星期二上午帅老师指定廖文刚组织团员民主选举产生团支部干部。他说：“你们20多个团员，选好班子，进行工作。把同学带好。”下午第二节课后，廖文刚站起来说：“请团员同志，抬好凳子，到一班后面的小坝子里开会。”曾翠香首先抬起凳子，到小坝子的中间等。团员同志们陆续来了，廖文刚就喊：“我们围成一圈。”廖文刚数了数，见大家都来齐了，就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团支部的干部，要能够团结大家完成党交给我们学生的任务，各个方面都要起带头作用，请同志们，把在场的每个人都看一看，想一想，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我们再投票选举。” 李秀芝首先发言，她说：“我选廖文刚，担任支委。他为人正直，学习好，又善于团结人。我再推荐曾翠香和袁淑琼当支委。”其他的团员，竟然都高喊“同意！同意！”廖文刚说：“我提李秀芝。他初中时任团委少先委员，抓少先队的工作，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工作才能，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态度谦和，最适合当团干部。”李秀芝说：“团委已经通知我，仍旧作团委委员，不再任团支部的委员。”曾翠香说：“同志们，继续提名。”同志们都不肯再提了，喊“表决！表决！”曾翠香于是说：“同意廖文刚的举手！”大家都举起了手。另两位同志，也都除自己外，全票通过。廖文刚说：“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我们刚刚开校，团员同志们，除了事事带头外，要广交朋友，培养苗子，发展我们的团组织。我们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自己要坚定信心，不要说怪话，要带领大家，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完成我们的学习任务。以后，希望团员同志们帮助、支持我们的工作。” 散会之后，曾翠香、廖文刚、袁淑琼留下，两位女支委都要求廖文刚当团支部书记。廖文刚说：“我本来是当仁不让的人，可是，我今年6月24日才正式入团，现在团龄不到三个月，还是曾翠香当为好。”于是三人协商，曾翠香任团支部书记，袁淑群任组织委员，廖文刚任宣教委员。大家讨论，确定了发展组织、树立正气、加强团结、互相帮助、战胜困难的方针。曾翠香问：“廖文刚、袁淑群，还有什么意见？”廖文刚说：“刚开校，好些同学，还想着家里，我们要动员同学们，把心收回来，投入到学习之中去。”曾翠香说：“这个建议很好。袁淑琼，你有什么意见？”袁淑琼说：“特别要关心同学的思想，对有不正确言行的同学，要进行帮助，不要出现像上学期那样，有抢的，有偷的，影响太不好了。”廖文刚说：“这个建议很好。我建议搞一个关于理想的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做好引导工作。”曾翠香最后说：“同学们信任我们，我们三位要紧密团结，搞好这个班集体，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 散会之后，曾翠香就去向帅老师汇报了今天的开会情况。帅老师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记下了三个人的名字和职务。说：“很好，这些思路和想法都好，团支部，你们要自主进行活动，除了发展团员和处理团员之外，一般都不必请示。今天晚自习前，团支部把开会的内容向全班同学传达。” 晚自习的时候，曾翠香向全班同学传达了团支部会议精神，她最后说：“我们新中国的青年学生，一生有三件大事，那就是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共青团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希望我们班的有志青年，积极创造条件，靠拢团组织，争取在高中阶段，早日加入青年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白天下课后，两个乒乓球台旁，都围满了同学。六三高两个班的学生，经常对垒，呼声如潮。帅老师和陈炯如老师，也经常在这里一决雌雄。凡是有老师在这里打乒乓，高中六个班的男女生，都会走出教室，形成人墙，把乒乓台围个里三层的外三层。这天正是帅老师和陈老师交锋。帅老师攻势凌厉，大有庄则栋的威风；陈炯如老师则稳扎稳打，拉弧圈球，颇有德内尔的风采。帅老师一板扣下，乒乓跳起丈多高；陈老师双脚后移，全身后倾，似要脊背着地了，却还把球接起，落在帅老师这边的右楞角上。这时，上课钟声响了。帅老师说：“你好运气呀！”陈老师说：“怎么是运气？这是技术，技术！”引得师生都哈哈大笑。 这堂课是俄语课，一个个子不高也不壮实的老师站在教室边上。上课钟一响，他就走进教室，值日生沈富友高喊起立，同学们就喊：“老师好！”俄语老师就说：“日得拉时维姐，答洼里细！杀鸡且四！”，然后又翻译成中文：“同学们好，坐下！”这位老师自我介绍说：“我叫谭千文。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就发生在苏联。苏联的通用语，就是俄语。我们的许多革命先辈，都精通俄语。俄语，优美准确，但入门难。再难的东西，只要坚持学下去，就会不难。学习俄语，一要多读，二要多写，三要多说。”同学们都提起笔，跟着我边读边写，先学习字母。”头一节课还容易，第二节课，发“p”这个颤音，班上一半多的同学一堂课都没有会。廖文刚是在初中就学会了的，下了课就教不会的同学发音。这几天的外语课后，教室里都传出“得儿得儿”的发音声。 学校又分配了土地，六三高两个班的土地都在广场南端。这里有一条大路，路的南边有地，种着藤藤菜，再南边就是茫溪河了。路的北边，有近两亩地。六三高二的班长卢泽文、团支部书记曾翠香和劳动委员胡光顺，约起四个劳动小组的组长，到了地里。旁边是六三高一班的地，班长殷正清、团支部书记董伯才和劳动委员崔龙才，也领着这个班的组长们在地里规划。两个班的同学们打过招呼，各自进入自己班的地里。卢泽文说：“每组分一块，收菜的时候，我们都称一下，看哪个组的产量高。”胡光顺说：“很好。责任到组，进行评比，更有动力。”徐武德却说：“人民公社就讲一大二公，一个班还分什么组。我们组女生多，街上的多，年龄小的多，完不成！”卢泽文说：“公社也要分大队、生产队。生产队还要分生产小组。这才方便管理和竞争。”胡光顺说：“每个劳动组我都是考虑过的，男的女的，街上的，大的小的，都是搭配好了的。”李秀芝说：“这样，我们分工不分家，哪个组实在完不成，我们就来个互助合作。”卢泽文说：“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下午劳动课就挖土种菜。” 晚自习时，班主任帅老师特别到班上来讲明天的劳动问题。他说：“种好菜，对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有重要的意义。我听同学们唱歌，都会唱《南泥湾》，那时的大生产运动，帮助延安解放区，克服了困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今天种瓜种菜，也是发扬延安精神，也一定能为克服困难起作用。希望同学们，无论挖地、打坑坑，栽菜秧还是施肥，都要认真。俗话说‘人哄地皮，地就哄肚皮’，相信大家都不会哄自己的肚皮！” 下午是劳动课，刚打预备钟，胡光顺就喊起干部和各组的劳动组长，到了农具保管室。保管室在语文办公室南边的小屋里。职员陈锡清，五十来岁，矮小的个子，对人一团和气，负责保管发放劳动工具。因为班级多，每天至少有三个班劳动。六三高一班的同学，也在劳动委员崔龙才的带领下，来领劳动工具。陈老师发给每班十担粪桶，二十把锄头。胡光顺分给每个组五把锄头，两担粪桶。还剩了两担，胡光顺挑了一担，曾翠香挑了一担。这是曾翠香和胡光顺商量好了的，团支部书记，劳动委员，必须带头。同学们都很自觉，个子高、力气大些的就挑粪桶，个子矮力气小些的就拿锄头。廖文刚这时已经满了十五岁，在班上算中等个子，但挑粪的工作还轮不到他，只得拿把锄头走在前面。 挑粪的同学，就往女生院的后边走。这条路，从保管室出来，向左拐向高中部的教室外，再向左踏入进入女生院的大路，再向左是一条通向厕所后的小道。这条小路在半坡上，左下方就是总务处、校长办公室、团委、少先队办公室、学校巨大的小球藻池。挑粪桶的同学，都在小路上鱼贯而行，六三高一的孟东宣、尹洪林、杨见明、董伯才、李继光、崔龙才、何述云，六三高二的胡光顺、熊树钧、卢泽文、吴德伦、吴长周大都属于挑粪的大军。他们到了取粪池边，摆好粪桶，拿起把手至少有三米长的粪当当，在粪坑里，荡几下，就往粪桶里舀。两个桶都满了，就穿上扁担，弯下腰，用肩顶着扁担，用力挑起，又沿着这条半坡上的小路向菜地去。 这些同学，从小劳动惯了，挑起粪也并不觉得太难。只是女生院下面的路很小，左手边是崖，右手边是坡，人和两个桶必须顺着路，形成一条线，小心翼翼地走；要粪水不荡出来，步子还必须均匀。过粮食关的学生，都没有气力，挑出女生院，已经是虚汗直冒，全身酸软了。大家一般都在打钟的那个地方，歇一歇，再挑到鸡市巷口歇一歇，然后从厨房围墙外的炭灰堆旁穿过，进入菜地的大路。许多同学，都会在路上歇一歇，才进入菜地。到了菜地，把大粪放在地边上，再参加挖地，打坑，等菜栽好后，再用空桶，挑清水来，每桶舀入三四瓢大粪，和匀后，再浇进菜窝，同学们学了生物，都懂“反渗透”的道理，浇菜是不能全用大粪的。 而一到播种的季节，每天至少有四个班劳动，大粪是不够用的。到了粪已经舀干的时候，同学们都会挑水来，一格一格地冲，还会下到粪坑里，用锄头或者粪瓢，一格一格地刮，把粪坑里的石头、砖块、篾片勾开，把粪水一点不剩地舀出来，施到地里去。孟东宣、尹洪林、胡光顺、郭惠玉、廖文刚、卢泽文、杨见明、殷正清、余德明这些同学都经常下粪坑掏粪。 等劳动完毕之后，大家先下河洗手洗脚，然后还锄头、粪桶。至于衣服上，一般都会有粪臭，但同学们要第二天才有时间洗，有不少同学并没有衣服可换，也就只能这样臭着吃晚饭，上晚自习。让臭味慢慢散发掉。高中整个三年的校内生产劳动，大体都是这样进行的。 第38章 三换班主任 大闹伙食团 开学的第三个星期天晚自习前，马主任进了教室，他是教导处副主任，灰黄的长脸，脸上血色不多，眼镜不小，上政治课，说着“四川普通话”，说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他慢慢地说：“帅老师到五通桥出了车祸，我暂时来代你们的班主任。”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同学们既愕然，又惋惜。马主任后来还讲了些什么，大家都没有在意。一下课，同学们都涌到政治办公室问马主任，帅老师的情况。马主任说：“帅老师骑自行车，摔到五通桥的大桥下去了。摔得很重。现在住在五通桥医院里，估计短时间好不了。”同学们听了，都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年轻人可大多是以貌取人的，一表人材、朝气蓬勃的年轻教师，换成了其貌不扬、老气横秋的老头子，大家心里都不舒服。马主任又没有上这个班的课，空头班主任，怎么当。大家都很忧虑。 同学们纷纷收到了考上中专同学的来信。熟悉的同学，都互相传观他们的信件和照片。考上军校的曹正训、李光玉、钟同、曾仲池、彭仲祥等五位同学都寄来了他们的照片，都是新军装、大盖帽、黑皮鞋，宽腰带，显得英姿飒爽。考上铁路校的谢相林、胡德宗、丁玉珍、毛淑兰也来了信。一天，杜凤祥收到了罗璇的来信。同学们闻讯，都去头碰头地看信。信中说： 杜凤祥同学： 首先感谢你那天来送我上路。把近来的情况告诉你。那天，我带着妈妈给的5元钱和给我做的20多个灰水粑，和13个男女同学一起步行到成都，成都铁路校来井研招生的钟老师，带领着我们走。饿了，我们就吃自己带的东西；渴了，就喝河水。头一天，我们走到天黑，看见公路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工棚，四面没有墙，但地上有谷草，我们十几个人，就背抵背的坐一圈，过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我们住清水铺，两个人睡一间床，住了一晚上。第三天晚上住华阳，钟老师让我们住了旅馆。第四天早晨，大家都累得起不了床，腿酸脚痛，只得拄着棍子走。又走了好久，我们问过路的人，成都还有多远。他说：“这就是成都。”成都真大，到了成都，我们还走了半天，才到了铁路校。 到了铁校，井研来的十几个同学都分散了，我被分到工民建112班。最幸运的是，我们井研中学搞的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交朋友的活动中，我交的朋友——五九高二的杨丽君，她在电讯工程学院读书，我们联系上了，她经常领我到电讯工程学院去耍，还陪我上公园、逛街。杨丽君的家里经济也不宽裕，她就约我利用星期天，到高级人民法院去，她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我们就给一些干部洗衣服被子、纳袜底，挣点钱来维持我们的日常费用。我们的功课比较容易学。不必挂念。 就写到这里。代向熟识的同学们问好。 罗璇1960年10月2日 看完信，同学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了：“考军校最好，不花钱，包穿包吃。”“铁路校也好，出来修铁路，开火车，工人阶级！”“范友三、鲁星天考上了峨眉磷肥学校，也不错。”“他们两年后就有工作，我们三年后，还不知道干什么哩。” 廖文刚收到了钟同的来信，他在信中介绍了学校的生活，还有一张身着军官装的半身照，看起来，真威武。廖文刚把钟同的照片，传给同学们看。钟同在信中要廖文刚代领他的毕业证给他寄去，并希望有一张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廖文刚下午找到了发毕业证书的曾老师。曾老师说：“毕业证书，是非常重要的证件，应该他本人给学校写信，或者学校给他寄去，或者学校再交给你给他寄去。”廖文刚说：“我马上给他去信说明。”廖文刚找出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上面没有钟同，当时他已经到军校去了。刘老师按人头，每人洗了一张。廖文刚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每一个同学，他想，钟同远离家乡，更想念同学，自己就在井研，许多同学，就在高中的两个班上，于是他把自己的这张六零初一班的毕业照，放在信封里给钟同寄去了。 上化学课时，陈忠珩老师走进了六三高二班的教室。这位老师，二十四五年纪，一米六七身材，比较壮实，皮肤白皙，戴副眼镜，方正的脸，显得既和蔼又认真。穿着却非常的朴素，已经是初冬天气了，却没有穿大多数老师必穿的毛线衣，只穿着旧夹袄和粗布衣裳。他环视教室一周后，笑容满面地说：“同学们好！我叫陈忠珩，担任化学课。”教室里立即掌声雷动。年轻人，喜欢年轻人。他后边的话，更使全班同学都睁大了眼睛：“我的家在隆昌，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以前剥削劳动人民，我是吃人民的血汗长大的。解放以后，共产党教育我懂得了剥削阶级的罪恶，为人民服务的真理。现在，我要用努力的工作和多做好事来报答党和人民。搞好教学工作，是我的职责；帮助有困难的同学，是我的愿望。希望同学们支持我的工作，全面发展，把学习和劳动结合起来，成为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教室里的掌声更加热烈。 一天，陈老师见曾翠香走路跛着脚，问：“脚痛？”曾翠香说：“痛了好一阵了。”“没有去医？”曾翠香答道：“没什么。”陈老师说：“曾翠香，你家里的经济情况，我最清楚。有病不治，还说‘没什么’。我给你出钱，马上去找医生！”曾翠香说：“谢谢陈老师，我自己能克服。” 一天下午上化学课时，曾翠香没有到教室，袁淑琼向陈老师报告说：“曾翠香胃痛得厉害，请个假。”陈老师说：“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他想了想说：“哪位同学代我送曾翠香去医院？本来应该我去的，现在要上课，不能去。”卢泽文举手说：“我去。”陈老师说：“好。”陈忠珩从衣袋里摸出钱来说：“先拿两元去，不够，我去结账。” 李秀芝领卢泽文到了女生楼，找到了曾翠香，她正痛得蜷曲床头，呻吟不止。卢泽文说：“快，我背你到人民医院。”曾翠香说：“不，一会儿自己就好了。”卢泽文说：“陈老师说，‘有病早治’，他还给了我两元钱，我背你去！”李秀芝帮着卢泽文，把曾翠香背在背上，就直往医院跑。井研中学女生楼到县人民医院，有两里多路。卢泽文背着曾翠香，一口气到了医院，累得满头大汗。曾翠香说：“我能走了。放我下来。”卢泽文把她放下来扶到医生面前，医生把了脉，开了药，卢泽文付了四角二分钱，开了发票，又扶着曾翠香回学校。 真是祸不单行。曾翠香胃痛刚好，脚痛得更厉害了。不断地找医生打银针，贴膏药，谁知大腿上出现了一个鸡蛋大的溃疡，脓血淋漓，根本不能走动，也无法上课，只得终日蜷缩在床上。吃饭、打水、洗衣，上厕所，都得同学帮忙。曾翠香说：“我还是回家去，在这里，课不能上，地不能下，连累同学们受苦。这个病什么时候能好啊！”袁淑琼去安慰她说：“我们这么多女生，一个做一样，你那点事，还不够做。你安心养病，自己看看书，我们又给你讲一讲。”卫莹芳说：“谁不害病？毛主席说，害了病，‘既来之，则安之。完全用不着着急’。”李春霞说：“能成为同学，这是缘分，能给同学做点事，更是机会。”李秀芝、王惠容等女生们都来围着曾翠香说：“有我们在，你要信心百倍，一定会好起来的。” 曾翠香说：“没有办法，我只有麻烦同学，但是，有一件事，你们一定要同意。”大家问：“什么事？”曾翠香说：“对不起，请李秀芝、袁淑群留下，只能小声说。”其余的女同学都莫名其妙地走开了。李秀芝和袁淑琼问：“什么事？还这么神秘？”曾翠香说：“我这样病着，团的工作没办法抓，恳请组织请廖文刚当支部书记，我免职，另选一位当宣教委员。”李秀芝说：“这个建议，我不反对。”袁淑琼说：“我们和廖文刚商量，向团委请示。”李秀芝和袁淑琼把这个请求转告了廖文刚，经过请示团委，决定由廖文刚任团支部书记，曾翠香任组织委员，袁淑琼任宣教委员，并在六三高二班支部大会上宣布。曾翠香就这样在女生楼宿舍里卧病两个多月，才恢复了健康。 总务处给班主任送来曾翠香的欠费通知，陈忠珩老师，都给垫付了。一个星期天，陈老师到了东林公社打鼓滩大队。这个地方面临古涌斯茫水的支流，有一个巨大的石滩，被激流冲击，终日发出“咚咚”的响声，就像有人在打鼓一样，所以地名就叫打鼓滩。这地方离东林场十里，离研经八里。陈老师先找到了大队曾队长。问起曾翠香家的情况，那位干部说：“曾翠香还读什么书！”陈老师惊愕地问：“为什么？”曾队长说：“她的大哥、二哥、二嫂，去年就饿死了。老者又得了水肿，她老母亲路都走不稳，只有一个师范校停办后回来的兄弟，才14岁，还领着一个4岁的侄儿。这一家人，连自己家吃的东西都拿不回去，曾翠香，都17岁了，还读什么书！” 陈老师听了，心里很难过，说：“书还是要读的，国家需要人才，曾翠香很不错的。”陈老师没有到曾翠香的家里去，就回学校去了。 曾翠香病好了之后，去交学费，胡化南老师说：“陈忠珩老师已经给你交了。”曾翠香知道，陈老师的工资才每月34元。就跑到办公室说：“陈老师——”陈老师说：“你家里的情况，我全知道了。不用说了。师生之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能帮一个人，就帮一个人。” 又过了一周的星期一的早自习，一个年轻女教师进来了，同学们都认识：毛淑滔老师。她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他腼腆地笑着说：“学校派我来当你们的班主任，上政治课，我可没有当过高中的班主任，也没有上过高中的政治，但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努力完成，我愿意学习，希望同学们支持。”教室里立即掌声雷动。 下午课外活动时，毛老师就在政治办公室召集六三高二班干部和团干部开会。她说：“我想先认识干部同志们。除了廖文刚、李秀芝、李荷艳、程茜平我认识外，其余同学，请作一个自我介绍。”卢泽文说：“我是卢泽文，大家信任我，让我当班长，今年17岁，团员。”郭惠玉说：“我叫郭惠玉，担任学习委员，团员，就是城关镇民主街的人。”劳动委员胡光顺，生活委员周正财，体育委员温兴忠和袁淑琼、曾翠香，都作了自我介绍。毛老师说：“我看了你们的档案，你们都很优秀。我很放心。我给干部提四点要求：一是事事带头。老百姓都知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二是要树立正气，我们处在困难时期，只有跟共产党走，战胜困难，才有前途。三是加强联系，班上出了什么事，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困难，都请给我讲一声。第四点，就是要多组织同学们参加活动。我建议，早晨、下午、晚自习前，都组织大家唱唱歌，读读报。政治课，课外活动时，我们还可以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活动。”毛老师讲完之后，卢泽文又和廖文刚一同研究，决定，星期一唱歌，二四六读报。唱歌由程茜平负责；读报由廖文刚、郭惠玉负责。星期天晚上，总结上周的工作，由卢泽文负责。 毛老师当了班主任不几天，全校同学都要下乡支农挖红苕。这天中午，下课铃刚响，同学们就像山洪爆发，排山倒海地向食堂涌去。可是，一到食堂，大家都傻了眼，桌子上没有饭，每人只有比拇指稍大的两个包子，和一盆米汤也不如的稀饭。六二高有同学问道：“今天的东西，怎么这样少？”六三高的同学都说：“太少了，这有三两吗？”正好汪校长要穿过学生食堂到教师食堂吃饭，廖文刚便向前说：“汪校长，你看看，今天的午餐，是怎么回事？”汪校长竟然仰着头，走他的路，根本不理。同学们对隔三差五的下乡支农，本来就不满，看了校长的态度，都吼起来了：“我们不吃了！走！” 同学们便一窝蜂涌出了食堂，食堂里一下子便空无一人了。只有整整齐齐的桌子和桌子上的“袖珍包子”和稀饭。同学们都在操场里议论纷纷。全校一千多学生，个个听到这个情况，都怒形于色。六一高有同学说：“以为我们马上就要下乡了，就随便应付一下，国家供应我们的三两，必须吃够！”六二高的同学说：“这本来就是吊命的，怎么还敢克扣！桌上的东西，有三两吗！”“对于括削学生伙食的行为，我们坚决不答应！”初中班的同学，更是嚷成了一锅粥。过了一会儿，成天笑盈盈的青年女教师宋万英老师端着空碗出来了，眼圈有些红，她曾是六零初二班和四班的语文教师，还当过六零初四班的班主任，经常摸着廖文刚的头问长问短。现在是初一的语文教师，廖文刚问：“宋老师，你怎么了？”宋老师强装笑脸说：“没什么。”后面有同学说：“教师食堂没饭了，宋老师没有午饭吃。”同学们一听，更加火了。齐声吼道：“汪校长出来！”宋老师说：“校长也没有办法。” 校长没有出来，政治老师和班主任都来劝。廖文刚对毛老师说：“事情很简单，老师、同学都必须按定量吃，该补就补，没有就煮。”政治老师和班主任都找各班的干部做工作，要同学们理解。但干部们都说：“你们都去桌子上看看，拿秤称一称，到底有没有三两。同学们都不是瞎闹。事实都摆在这里，学校解决不了，就请示县委。”政治教师和班主任，又去请示校长。汪校长铁青着脸，不说话。武校长才说：“这样，桌子上摆的，我们都看到了，太过份了。我建议，给学生每人补一两稀饭，马上煮。” 当时的井研中学的领导是这样的，汪国俊，是党支部书记，副校长；伍权钧是校长。伍校长在师生中的威信更高。既然伍校长都发话了，汪校长也不反对。于是便去叫学生伙食团马上按每个学生一两，煮稀饭。管伙食的人，还有意见，不想执行。汪校长说：“你自己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你敢负这个责任吗！”管伙食的才叫工友煮饭。政治教师和班主任立即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学生，学生们听了一个个欢呼雀跃，说：“我们胜利了！” 廖文刚给政治老师说：“今天的事情，是明摆着的，有人要克扣学生的口粮。是谁？我建议学校要追查。我还建议，以后由学生会来监督，米，要看着过秤。还有，对今天的事，可不要搞秋后算账！”后来，学校真的搞起了“帮厨制度”，每顿饭都有学生干部负责监督。 伙食团来劝同学们先把桌子上的吃了，每人再补一碗稀饭。同学们这才回到食堂就餐。后来，同学们戏称这件事为“的儿塔包子事件”。 第三十九章 挖红苕运糖果 卖瓷盅续餐费 吃完午饭，已经下午三点过了，全校的教师和同学都背着行李，下乡支农：挖红苕，点小麦。六三高两个班的同学，都去一个地方，大家都混杂着走。 廖文刚和毛老师走在一起。路比较宽，前边有李秀芝，旁边有鲁近初，殷正清，郭惠玉，后边是李荷艳、程茜平、温兴忠。毛老师说：“廖文刚，你好大胆，有人说今天的事，是六三高二的廖文刚带的头。”廖文刚说：“那有什么可怕的？反对克扣师生的口粮，这叫伸张正义。”“你不怕秋后算账？”“我们没有找他们算账，追查是谁叫克扣师生口粮，就算手下留情了。再说，我相信毛老师也会保护我的。”毛老师笑着说：“我已经保护你了。他们说是六三高带的头，我说不是。还有六一高，六二高哩，他刚进入高中，人家会听他的？我们不说这事了，廖文刚，你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廖文刚说：“当作家，诗人。”“哟，志气不小！你看看，现在这个景象，写首诗读给我们听听。” 廖文刚，见夕阳在天，给满山遍野洒满了金色，于是朗诵道：“夕阳给群山铺满了金片，使流动的人群更加灿烂。这是一条蓝色的河流，滚滚东去就会波涛连天。” 同学们都赞扬说：“好诗，好诗。”毛老师说：“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我们班的才子是鲁近初，请他来一首。”鲁近初说：“才子不才子，不知去哪里。”廖文刚说：“到山头挖红苕，和星星在一起。”同学们都喝起彩来。郭惠玉说：“听我来一首，你们听好了：我们路上走，晚霞天上头。地上有什么？夕照伴人流。”大家都说：“好！好！”“我们六三高诗人还不少哩！” 师生们一路闲聊，直到夕阳西下，才到了目的地——千宝公社的瓦子坝。同学们被安置在办公室、保管室和农户家里。晚饭在伙食团吃。这是一个四合院，三面是小青瓦房，一面是草房。郭惠玉说：“这房子还不小嘛。”吴绪良说：“这是一个大地主的房子，主人早不在了，房子还在。”旁边的政治教师漆海星说：“吴绪良，你这口气可不对啊！你一个共青团员还同情地主？”吴绪良说：“主人是不在了呀，房子就是还在嘛！”漆老师声音提高了八度：“主人？地主是主人？贫下中农才是主人！”廖文刚见事态要闹僵，大声说：“带好碗筷，到伙食团就餐了！”同学们就跟着带路的农民和廖文刚一同向伙食团奔去。晚饭的主食是红苕，菜是一大碗黄南瓜，里面还放有生姜。同学们早已是饥不择食，轮到自己打了红苕，盛了黄南瓜，就找个空地，或蹲或坐或站地，狼吞虎咽起来。 六三高一班的同学，在另一个伙食团吃饭。他们的待遇可就更差了，主食是红苕，菜却是一大碗红苕叶。一个瘦瘦的女生，吃东西不行，一大碗红薯叶吃不下，就说：“我的菜吃不完，谁要？”班主任魏老师说：“不要浪费了，给我。”旁边的廖德煜，大声说：“吃不完的红苕叶，魏老师要了！”魏老师狠狠瞪了廖德煜一眼。 吃完饭，这个地方的总领队漆海星就召开师生大会，他说：“我住在大队办公室，每个班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汇报。同学们是来支农的，不是来吃农的，明天开始挖红苕，谁也不能偷吃生红苕，发现有人违纪，晚上就开斗争会。阶级斗争这根弦，可不能松，今天就有一个团员为地主说话。”吴绪良一听“嗖”的一声站起来，鲁近初赶忙把他按下去了：“你不能说！”声音小而严厉。漆海星继续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饿死了一些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一次瘟疫，死的人都比这多；两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五千多万！阶级敌人一定要乘机兴风作浪，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同学们一定不要问人家家里饿死了多少人，一定不要去问，这个队饿死了多少人，这是纪律。听清了没有？”领队还把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讲了一大通，才喊大家按时休息。 六三高二的同学，男生都住保管室。女生就住下面的一个大草房里。这保管室是一个“丁”字形的房子，有一个大坝子，是晒场，晒场边上，是长长的一溜石基，看样子，是准备砌墙的；安好石基后，就丢下了，现在可成了同学们的天然座凳。同学们到池塘里洗了手脸脚，已经星光满天了，大家都还没有睡意。廖清风说：“廖文刚，你的故事多，来个‘且听下回分解’。”廖文刚说：“正好，假期里，我借到一本《说唐》，我抄写了一遍，我就讲给大家听。”同学们一听，就围拢过来，下面房子里的女生也来了。廖文刚就从秦彝托孤直讲到陈咬金卖草扒。才动员大家回去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师生们就由社员带着上了山。廖文刚的身边走着一个瘦如干豇豆的人，满脸胡须。廖文刚看见山上有许多新坟和树蔸，摇了摇头，但想起漆老师宣布的纪律，就只是问道：“大爷，这也是砍来烧了钢炭？”那位社员说：“柏树可不能烧钢炭，树子都砍来作了伙食团的烧柴。”“这么大的树，烧了不可惜？”“有什么办法？以前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吃，烧的，主要是毛毛柴，山草，笋壳叶，黄荆条、庄稼秆，大伙食团，百把个人的饭，不烧木柴，可不行。”廖文刚问道：“大爷，贵姓？”那老人说：“免贵，姓张。”“啊，张大爷，高龄多少？”老人说：“痴活了三十有三。”廖文刚一听，知道把别人的年龄看得太大了。他满以为这是一个老年人哩。那位社员见廖文刚，长得瘦小，就问道：“没有干过农活？”廖文刚说：“四五岁就干农活，扯草。我们学校，每个班都有一块地，种满了苞谷、蔬菜，翻地播种都是我们自己搞。个儿高的就挑粪，个儿矮的就拿起瓜瓢，一瓢三窝。”老人夸奖道：“现在的学生，都能文能武，以后长大干大事。” 到了山上，毛老师分好组，十来个人由社员带到一块地里，照着社员的指点，边学边挖。开始，同学们就像小老虎似的，进度还不错，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都腰酸臂疼，成了强弩之末。有的用锄把撑着脖子休息；有的来回踏着步，揉着腰；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有的干脆躺在刚挖过的泥里。廖文刚看看大家不行了，就喊：“文娱委员，起音大家唱个歌。”李荷艳说：“累死了，哪个还有精神唱？”鲁近初说：“我来教大家唱，我才在仁寿学会的，《人民公社好》。”山上于是响起了悠扬的歌声：“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 下午，漆领队来工地检查，在六三高二班所在的工地发现了红薯皮，红薯皮是用土掩盖着的，漆老师用脚踢，才发现了。漆老师板着脸说：“有人偷吃了人民公社的红苕，你们看，这么多红苕皮，至少也是两个红苕！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破坏集体经济的严重罪行！卢泽文，你是班长；廖文刚，你是团支部书记，要好好清查！查出来，严肃处理！”毛老师知道了，也觉得问题严重，晚上，在月光下，在保管室的石基上，全班同学就开始了清查。清查会由班长卢泽文主持。他说：“偷吃社员的生红苕，这是极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社员的生活，处在怎样困难的时期！漆老师讲了，查出来，要严肃处理！希望犯了这个错误的同学，承认错误；希望看见的同学，揭发这些同学的错误。自己承认的和被人揭发出来的，处理是不同的。希望大家积极发言。” 查来查去，谁也不承认自己吃了红薯，也都说没有看见别人偷吃红薯。廖文刚说：“我看，就这样，以后任何人都不要再吃了。希望同学们都想一想，我们，国家每个月还供应了19斤粮食；社员就得全靠自己种的这点庄稼，而且要除去公粮余粮，才是自己可以吃的。我们在山上，都看见了那么多新坟，我数了一下，这个队有32座，他们是怎么死的？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还忍心偷吃社员吊命的红苕吗？偷吃了生红苕的同学不敢承认，说明这些同学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同学也许看见了，但不肯说，我估计，这不是展不开批评的问题，而是知道偷吃生红苕对这些同学前途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就下不为例。再也不能偷吃社员吊命的红苕了！” 李秀芝，这时是校团委的少先委员，她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没有偷吃生红苕，我们也健康地活着。告诉同学们，我也想吃，但是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告诫自己，决不能吃，因为这是社员的，不是属于我的。” 曾翠香说：“生红苕，我们班肯定是有人偷吃的，有那么多红苕皮为证。吃了的人，不敢承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情。犯了错误，又不敢承认，这是更可耻的事情。” 毛老师总结说：“同学们的发言，都说得好。如果是在平常年月，吃几个生红苕，那算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吃的比黄金还贵重，关系到群众的生命。我们决不能马虎。如果有了真凭实据，这样的同学，就有可能被开除；你们想想，为了一个红苕，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值不值得！你们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六零初一班的欧本良，为了一个饼子，被学校除名。欧本良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却被一个饼子毁了。同学们，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是学校，同学们是读书人，必须有铁的纪律！” 清查会之后，徐武德说：“不能这样草草收兵，应该查个水落石出！”廖文刚说：“那就有可能，开除几个。你希望看见这种情况吗？”徐武德大声说：“自作自受，谁叫他去偷！” 六三高一班的王绍泉和殷正清、尹洪林等同学，差不多又见到一只肥硕的老鼠从面前跑过。王绍泉说：“这附近有一个老鼠洞。”郭茂清说：“待我去侦察。”郭茂清丢下锄头，蹑手蹑脚地到处看，见离他们劳动的地点两百米远的地边，有一个大洞，不少老鼠进进出出。他走回来，小声说：“今晚上，我们可以打一回牙祭。”卢翠华问：“吃什么呀？”“老鼠肉。”殷正清说：“老鼠可不好逮。”王绍泉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郭茂清说：“我发现了老巢，这个办法，怎么想？”杨见明说：“打人民战争呀！” 同学们边劳动边商议，决定采用四步捕鼠法：第一步，先打草惊鼠，把鼠赶进洞去；第二步塞住洞口；第三步清理战场，把鼠洞周围的红苕挖了，把地搞平整。第四步挖洞打鼠。大家商议好了，利用休息时间，逐步实施。最后一步，四位同学负责挖洞，其余的同学在洞外围成圆圈，用竹棍树枝进行捕打。待到把洞挖开，里面竟有三四十只老鼠，挖洞的同学一阵锄头挖打，就消灭了一半，逃跑出来的，有的同学眼明手快，一棍一个；有的同学笨手笨脚，跑了几只。大家立即找来盆子，动手剐老鼠，竟然有大半盆。谁知被带队的漆老师发现了。他说：“上级早有通知，老鼠浑身是细菌。不然怎么叫四害？出了问题，哪个负责！”同学们个个面面相觑。郭茂清问：“那，怎么办？”“倒进茅坑里去。你们捕鼠有功，要表扬！快去倒掉！”同学们都不敢违抗，把半盆子剐出的老鼠倒进了一家农民的厕所。那个厕所里的粪都舀去种小麦用了，几乎是干的。同学们第二天早上去厕所里看，剐出的老鼠全不见了。郭茂清叹口气说：“偏有不怕死的！” 王绍泉和郭茂清、尹洪林、程德华、余德明等几位同学一起，掐了一些红苕巅，他们住的那家社员对学生特别热情，说：“我有老酸菜，和着一起炒，味道不错。”那时逼着同学们倒老鼠的漆老师，回学校去了，由教化学的李性初老师带队。王绍泉说：“红苕颠，不知道李老师同意我们搞来吃不？”卢翠华说：“我给李老师铲点去，看他态度如何。”于是，卢翠华用小碗给李老师铲了半碗去。李老师一见，立即举起筷子就拈来吃，并说：“好吃，好吃！”这下，同学们放心了，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掐红苕巅，把嫩的红苕叶杆，撕去外皮，和着炒吃。 有的同学，可不甘心只吃红苕巅，在没有人见着的地方，就吃生红苕。他们吃生红苕的办法，是用手把红苕皮掐掉。红苕吃进了肚子，红苕皮却摆了一地。同学们回学校的头一天，大队干部在学生挖过的红苕地里发现了红苕皮，便找到李性初老师说：“你们是来支农的，不是来坑农的。请你把偷吃了生红苕的学生找出来，把名单报给我，我要上报。”李性初吃了一惊，说：“好，我马上清查。”李性初老师明白，他虽然不是班主任，只是教他们的化学，要是把这些同学的名单报上去，这些同学的前途都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化学组的陈忠珩老师，下乡劳动，没有吃午饭，看见食堂里还有一碗红苕，以为是留给他的，就吃了；实际是留给一个守红苕的学生的，等那个学生来吃，已经没有了。只是误吃了一小碗红苕，陈忠珩老师竟然受了处分，调走了。李老师知道此类事情，处理得极重，于是他不肯清查。他只是召了开学生会，批评了偷吃生红苕的现象。他说：“我们没有吃饱，社员同志们一样没有吃饱。偷吃生红苕，是不好的。以后，大家要吸取教训，有时一念之差，就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第二天，师生收拾好行李，要上路了，那位干部找到了李性初老师。“把名单给我。”李老师说：“对不起，没有人肯承认。”“那不能走！我来清！”那位干部大声说。李性初老师说：“学校叫马上回去上课。”“不行！”那位干部说。同学们见状，都背起行李上路了。那位干部气急败坏地追出来说：“不准走，李老师，把学生招呼倒！”李老师也背上行李往外走。那位干部边追边大吼道：“你包庇学生的歪风邪气！”李老师边走边答：“你到宣传部告我好了！” 回校上了两个星期的课，上级又下达了劳动任务：要把一批糖果运到东林去。上午8点，准时出发。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找工具。廖文刚到北门口家里拿来一只小箩筐，班主任毛老师还没有工具，就说：“廖文刚，我们一起抬。”毛老师比廖文刚高不了多少，他们一同去称了满满一箩筐糖果。这种糖，这些地方叫油果子，圆圆的比樱桃稍大，有点像没有熟透的桑葚的颜色，是面粉做的，表面上沾着白糖粒，有一股诱人的清香。毛老师走前面，廖文刚走后面，那股糖香味一阵一阵扑来，廖文刚馋得直流口水。这是公家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况且，一个一个做了登记的，少了可不得了。廖文刚就和毛老师找龙门阵摆。廖文刚问道：“毛老师，好多岁了？”毛老师说：“你猜。”廖文刚说：“二十岁。”走在旁边的李秀芝说：“我早知道了，毛老师23岁。”“毛老师工资多少？”“每月24元。”廖文刚说：“这么少呀！”毛老师说：“不少了，你们的伙食费，每个月不才5元1角吗？” 这条路可不近，整整三十里。路比较宽，有的地方两三个人都能并排而行。走了十来里路，大家都坐下来休息。廖德煜说：“你们说，人什么时候最美丽？”廖文刚说：“劳动之后最美丽，你们看，李秀芝，脸像红苹果，程茜平，脸像红樱桃，卫莹芳脸像红蕃茄，毛老师，像红脸关云长了。”毛老师说：“你没有看见你自己，脸儿成了红海椒啦。”大家说笑了一回，又继续前进。好在这天是阴天，又恰是初冬天气，所以师生们，才没有汗流浃背。他们看见路边上有一个纪念碑，是纪念彭德辉的。廖文刚问：“彭德辉是什么人呀？”东林的范雪容说：“彭德辉是搞税务的，解放初在这里被土匪杀害了。”毛老师说：“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英雄。”廖文刚说：“可惜我们没有机会。”毛老师说：“平凡的生活里，也可以出英雄。现在，不偷吃集体东西的，都是英雄。挖红苕的时候，你想不想吃？现在抬的糖果，你想不想吃？”廖文刚说：“说不想吃，那是假的，但我不会吃，因为我是共青团员，还是团干部。”毛老师说：“你们就是坚持原则、战胜饥饿的英雄。” 中午十二点，运糖队伍都到东林交了货，交完货还搞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供销社的负责人感谢大家说：“县城到东林，不通公路，如果不是老师同学们帮助，这些糖，两个月也运不到。我代表东林的贫下中农，感谢你们了！”学校负责的金总务说：“我们运的糖，一斤也没有少，还多出来了56斤！同学们，都到饭店去，学校为每个老师和同学准备了一个包子。” 回去的路上，徐武德说：“早晓得要多出56斤，我就一路吃起走了。”廖文刚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自己吃！”徐武德说：“你娃子假，你不想吃一颗？”廖文刚说：“我也馋得流了不少口水，但没有吃，因为这是国家的，不是我的。”徐武德说：“你和我一样，是不敢吃。”廖文刚说：“不对，我是不愿吃。我们有不少同学都是不愿吃。”毛老师吃着包子过来，正好听见了，她说：“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不管有没有人知道，国家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这是要坚持的原则。”徐武德说：“我是说起耍的，哪里就真要吃呢？” 他们回到学校，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廖文刚吃过饭，走进教室，看见班长卢泽文，正在点煤气灯。这一阵的火力发电因为缺煤，很不正常，有时教室里的电灯，昏黄如淡月，比一支蜡烛还不如。学校就改点煤气灯了。装好煤油，打足气，卢班长用火柴一点，灯泡由红变紫，由紫再变蓝，最后变成白炽，一个教室照得通明。晚上都是自习课。廖文刚完成了作业，复习了一下功课，就拿出鲁迅的《呐喊》看起来了。他昨天去图书室借书，不知道看什么好，四大名着早已看过了，新调来管图书的罗昌惠老师说：“你该看看鲁迅的书。”他于是借了《呐喊》。他正看得津津有味，只听“噗”的一声，煤气灯泡被吹落了一大半，只剩下指头宽的一片，还亮着。周正财，立即取下，班长也围过去，同学们都点燃蜡烛，照着他们换“灯泡”，这种灯泡是网状的白色小套子，只有两寸长一寸把宽。套上去得十分仔细。大约搞了五六分钟，教室里才又重新弥满了雪亮的光。徐武德说：“什么时候能点上明亮的电灯就好了。”和他同坐的袁永林说：“到了共产主义电灯就明亮了。”雷碧群哈哈地笑起来说：“明亮的电灯，怕用不着到共产主义！”大家竟然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曾翠香说：“稍安勿躁，到时就知道。”大家这才安静了下来。 又是一个归宿假，六三高一班的崔龙才，忧心忡忡地往家里走。那时的归宿假，对许多同学来说，可不是高兴的事儿。虽然国家还每月供应19斤粮食，但是，如果交不起每月的5元1角伙食费，学校就要停餐。学校也考虑到当时农民不能搞副业，不能上街卖东西，钱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准许学生10天交一次伙食费，1元7角钱，可是，就是这点钱，农民家里到哪里拿去？崔龙才知道自己家里没有钱，箱子上的铜锁扣，父亲都撬去卖了，给他凑学费。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但还是慢腾腾地向家里走。他刚走到竹林边，就听见屋里传出来一片哭声，他心里一惊，跑步冲进院子，一步跨进家门，只见自己的母亲和三个弟弟及小妹妹都围在父亲的床前哭。“爸，怎么啦？”崔龙才急切地问。“大哥，爸死了！”弟妹们呜咽着说。崔龙才立即泪如泉涌。他母亲说：“六儿呀，你爹断气前，还说，‘龙儿，要把书读出来啊，一定！’”崔龙才看床上躺着的父亲，就像从河里捞出来的，浑身肿得发亮。心里像油煎一样的疼，他知道，这年月，死一个人，就和死一只苍蝇差不多，只是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崔龙才是这家的老六，他的母亲生了11个孩子，大姐出嫁了，二哥、三哥、五哥、十弟，先后病故，四哥抱给了大爷，崔龙才虽然排行老六，现在成了这一家的大哥。当时崔龙才已经满了20岁，他知道自己在这一家的责任，于是，擦干眼泪，约来乡亲，把父亲草草埋了。 埋葬父亲之后，崔龙才对母亲说：“妈，父亲不在了，四个弟妹又小，这书，我就不读了，在家和妈妈一起，带弟弟、妹妹。”他母亲说：“那可不行，你爹临死前还说‘龙儿要把书读出来’，再说，学校还每月有19斤粮食。你赶快回到学校去！钱，我叫你大姐想办法。”崔龙才知道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得包了一小包盐，向学校走去。到学校吃了两天饭，伙食费没有了，崔龙才被停餐了。他知道，班上的同学，家里都穷得丁当响，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哪能向他们开口，于是，到吃饭时间，他就打一盅盅开水，放上些盐，喝进肚里，然后到班上的地里去闲逛，等同学吃完饭，他又做起吃了饭的样子，到教室上课。这样坚持了两天，一身酸软，走路都有些吃力了，他想，这样可不行，要是倒了，怎么办？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卖衣服？自己的全是疤疤重疤疤的衣服，谁会要？他看了看自己喝开水的大搪瓷盅。当时许多商品都要计划，瓷盅，也是计划商品。停餐后的第三天，他就拿着自己的搪瓷盅，到了街上，走到离校门一百米以外之后，崔龙才把裤包里放的报纸裹成筒再拧成绳而挽成两头突出的大圈，放在了瓷盅里，据父亲讲，这是出售物品的传统标志。他又向前走了不到一百步，就有一个妇女问：“多少钱？”崔龙才说：“大姐，看着给。”“六角卖不卖？”崔龙才想，六角钱正好能吃两天，可以走回家了，就说：“卖！”崔龙才拿着六角钱，交到总务处，又有两天饭吃了。星期六，崔龙才回到家里，他大姐给他借到了六元钱，他又能读一个月了。 第40章 中专校减员回乡 廖文刚带队支农 一九六一年春、高中第二学期开校时，六三高一班来了一位女同学，个子较高，面庞清瘦，显得文静、稳重。班主任魏老师介绍说：“这位新同学，其实不新，原本是六二高一班的，名叫田俊祥，去年休学，现在复学。请她作一个自我介绍。”田俊祥站起来说：“我家住在来凤公社三合大队。初中时在五九二班，王光琪老师，担任班主任。高中读了一期就病了。我能够来六三高一班复学，结识新同学，我很高兴。希望同学们多多帮助。”她讲话，声音不高，吐字清晰。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后来，同学们渐渐知道了，田俊祥在初中担任59初二班的团支部书记，毕业后，是保送入高中的。她来到六三高一班以后，对人诚恳，对事热心，劳动积极，学习认真。后来调整团委干部时，被选为井研中学团委组织部长。 六三高二班也来了一位新同学。这位同学，中等个子，宽额大脸，皮肤黎黑，身材壮实，手粗脚大。晚自习前，班长卢泽文说：“欢迎新同学，作个自我介绍。”这位同学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说：“我叫殷德友，家在殷家河，1941年冬月间生。1950年，母亲病逝，靠父亲和哥嫂带大。8岁时，读了一年私学，9岁开始，在华里坝读小学，五六年考上初中，家里没有钱，就住在鸡市巷叔伯的二姐家里。旁边有一座榨油厂，有三个工人，喂有几条黄牛。通过二姐介绍，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割牛草来卖给厂里，10斤，3分钱。五八年，五九年的课后、节假日，我都背着大背篼、拿着镰刀，在天宫山、望峨大桥、和尚坟、劳改队周围割草。五九年初中毕业后，保送入高中。60年患了肺结核休学，回乡当过民办教师，因为又病又饿，曾经累倒在教室里，还管过大队电话室。我现在病好了，力气是有的，有什么重活脏活，安排我好了。” 殷德友伸出右手说：“你们看，手臂到手心，有六寸多长的疤，是大炼钢铁砌高炉时，我搬一个大石头，放下时，被砸得鲜血直流，留下的纪念。我愿意多出力，为班集体，为同学服务。我希望做全体同学的好朋友。”教室里立即一片掌声。下课之后，廖文刚拉着殷德友的手说：“我还记得大炼钢铁时，你受伤的情景，不过那时不晓得你叫殷德友。我的家在断桥河，离殷家河不远。以前竟然没有遇见过。你没有讲，是团员吗？”殷德友说：“写过申请，没有批准。”廖文刚说：“积极争取，加入共青团，我们一起奋斗！”“那我马上再写份申请，请你当介绍人。”廖文刚说：“很好！”曾翠香说：“我是打鼓滩的，走殷家河走了四年了。竟然没有遇见过。”殷德友说：“我们都是一路的。不说不知道，一说还都是熟人。”袁永林说：“不认识，对面撞过也没有印象。”卫莹芳说：“我是农新的，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殷德友说：“新朋友，老朋友，都请关照！” 由于殷德友，对人和气，乐于助人，劳动不怕脏，学习很努力，纪律性颇强，班干部改选时，被选为了六三高二班劳动委员，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 一九六一年四月的一天，李秀芝和杜凤祥一路，在邮电局外面遇见了罗璇背着一个大包。杜凤翔惊奇地问：“罗璇，铁路校也要放农忙假？”罗璇放下包，说：“不是。我响应中央大办农业的号召，回乡支援农业来了。”李秀芝问：“就你一个人？”“全班4个，井研就我一个。”杜凤祥问：“你就这样，一个人从成都回来？”罗璇说：“同学们知道我要回乡，有的送手巾，有的送照片，全班同学还一起到火车站旁边的照相馆去合影留念。学校专门派了一位老师送我，先坐火车到自贡，又步行到长山，住了一晚上，行李是由学校邮寄回来的，我今天专门来取行李。”李秀芝说：“困难时期，国家正在调整，马踏中学六二高都停办了。还有李月华，她本来是保送进泸州化工校的，后来分到峨眉矿产学校，他写信来说，也停办了。我想，这是暂时的，国家经济好转以后，各行各业又会发展的。你利用空余时间，看看书，不要放松了学习，相信以后会有用的。”罗璇叹口气说：“我的家里具体得很，恐怕事不由人啊。”李秀芝说：“不管有多大困难，学习不能丢，以后国家发展了，一定需要大量的人才。”罗璇很勉强地点点头。 和李秀芝、杜凤祥挥手告辞后，罗璇背着行李回到井研县来凤公社永胜大队一队的家里，她母亲邵靖节得知情况后，气得咬牙切齿，“叭”的给了罗璇一耳光，口里骂道：“比猪还蠢的东西！你申请回农村来，老子，吃，舍不得吃；穿，舍不得穿，饿得死去活来，盘你读书，是为了啥子？当农民，读那么多书干啥子呀！”罗璇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蛮不讲理的人，除了哭，什么也不说。她母亲的这股气总消不了，每天对罗璇不打即骂，罗璇除了忍气吞声，也无计可施。 李秀芝向班上同学讲了遇见罗璇的事。不久传来了好几所中等专业学校停办的消息。鲁近初给李吉吉说：“还得感谢贾老师硬给我改成了普高，不然的话，中专一停办，连普高也读不成了。”廖文刚说：“国家正在调整，过了粮食关，经济好转了，就会有一个大发展的。和这些中专的同学，如果有信函来往的，可以写信鼓励他们自学。要相信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麦收季节，又是学校放农忙假的时候。廖文刚的初中班主任刘真老师，在午饭时，特地来餐桌旁找他。廖文刚放下碗筷，看刘老师，宽大的的脸瘦得不成样子，苍白的脸上几乎看不出血色。廖文刚很难过，问道：“刘老师，你生病了？”李秀芝、李荷艳也和刘老师打招呼。刘老师勉强地笑笑说：“农忙假时，我想去成都找医生看看。学校叫我带六三初城关镇的学生下乡，一共18个人，我想，请你帮我带。”袁永林笑着说：“廖文刚？他还只有拇指儿大点哩。”鲁近初说：“‘有志不在年高嘛’”廖文刚刚满了16岁，本来想说：“我带得了吗？”但看见只有二十八岁的刘真老师竟然显出了风烛残年的样子，就说：“行，明天老师给我介绍一下，就安心去治病。”刘老师说：“我知道你有组织能力，故事多，又能教唱歌，小同学们会很喜欢的。”廖文刚说：“刘老师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刘老师伸出手来，握住廖文刚的手说：“廖文刚，我谢谢你！”廖文刚感觉到刘老师的手冰冷，心里有些酸楚地说：“师恩如山，我怎么敢受老师这个‘谢’字，我一定完成任务，刘老师，放心治病去。”刘老师离开了。李荷艳说：“好呀，廖文刚，当老师了！”郭惠玉说：“城里的娃儿可不好带呢。”廖文刚望着刘老师瘦弱的背影，心里像滚进去了一颗酸枣，他知道，刘老师还没有结婚，身体就成了这个样子。可是，自己，哪有办法帮助他呢？廖文刚说：“恩师所托，我只有尽力而为了。”廖文刚利用午休时间，写好了带初一学生下乡的计划安排。 第二天朝会时，班主任毛淑滔老师来班上说：“午饭后放农忙假，七天，下星期一来赶晚自习。农村同学，每人有一张农忙劳动卡，马上发给你们，返校时，要请生产队长填写出工情况和表现情况，这要作为期末评操行等级的重要材料。不要忘了请生产队长签名盖章。吃过午饭，农村的同学都回生产队去，县城学生带行李碗筷，来教室集合，由我带着去乡下劳动。”毛老师讲完后，请卢泽文发农忙劳动卡。这时教语文的李素文老师已经站到门口来了。李老师只有25岁，总是容光焕发的。毛老师向李老师点点头，离开了。李老师进教室来，值日生吴长周高喊：“起立！向老师敬礼！”同学们齐声喊：“老师好！”李老师端端正正站在讲台旁还了礼，说：“同学们好，坐下！”声音十分洪亮。 廖文刚想着下午要去带同学下乡，又有些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李老师讲的什么，虽然进了耳朵，却并没有触动脑子。 “廖文刚说说。”李老师喊道。“廖文刚”这三个字，才使他如梦初醒，站了起来，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李老师满以为他是谦虚，不好说，就开导道：“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就说说你那篇文章是怎么构思的。”廖文刚这才弄清了，李老师是在评讲作文。他那篇《送公粮》，李老师给打了90分。后面还批了“笔力不错，以后会有作为”的鼓励话。教过廖文刚语文的，从小学起，分别有刘尽忠、张兆祥、夏懋林、刘真等四位教师，他们都很认真，但是都没有发现廖文刚有写作潜能。而且，廖文刚的字写得不好看，语文老师差不多又批评他不认真。廖文刚对李素文老师的鼓励，铭刻于心。廖文刚说：“我冬天回了老家，正赶上生产队交公粮。我也去参加了。我挑了60斤，从断桥河挑到研经的舞凤山，有六里地。走了一半，一身都酸软了，挑不动了，我不断地鼓励自己，左肩推给右肩，右肩又推给左肩。走几步又歇一歇，歇一会儿，又走几步，一路上，我不断用各种办法分散注意力，从长征直想到上甘岭，还和乡亲们找些龙门阵来摆，终于把公粮倒进了仓库。我写的就是这段经历，完全是真的。”李老师说：“这样的文章，完全出自真情实感。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文章，只要把感受细致写出来就行了。” 吃过午饭，班长卢泽文约起劳动委员殷德友和生活委员周正才等大个子的同学，到伙食团仓库，称出了全班同学七天的口粮。殷德友和卢泽文，熊树钧和吴长周各抬一大箩筐米，周正才提着一把小秤，李秀芝提着一个小撮箕和一把更小的秤，曾翠香提着一袋白糖。他们到了教室，同学们都闹嚷嚷地涌进教室来。卢泽文说：“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上头照顾我们，每人有二两白糖。请曾翠香和李秀芝负责分，用白纸包好，放在各位同学的桌子上。”廖文刚说：“同学们，排好队，远道的同学先称！大家都不要挤！家不远的同学，都自觉地往后退。”周正财掌秤，先把撮箕穿上细麻绳，先认真称了一下，说：“大家看，四平秤，12两5钱。”卢泽文说：“五月大，是31天，每月19斤，每天每人6两3钱。7天，每个同学是4斤4两，连皮，刚好是5斤5钱。”周正才掌秤，殷科撮米，全班同学挨着排列装自己的。同学们有拿书包装的，有拿小口袋装的，有拿盆子装的。称到了米的同学就到自己的方位上拿包好的白糖，然后背着米、装好白糖，说声“再见”就往家里走。李秀芝，廖文刚等干部同学，都排在最后。廖文刚拿到白糖后，因为要带领小同学下乡，不回家去，不好处理。就说：“谁要白糖，半斤米换。”好几个同学都说：“我换，我换！”廖文刚换给了熊泽云。柯瑞铜惋惜地问：“这是营养呀，你为什么要换成米？”廖文刚说：“我要带初中的同学下乡，回不成家，又不好保管。”“你带初中同学下乡？”不知道的同学都很惊奇。廖文刚给大家作了解释。 称好米之后，廖文刚给毛老师汇报了刘真老师请他带同学下乡的事。毛老师说：“刘老师给我讲了，也请示了武校长，这是锻炼你的好机会。你好好带。第一是安全！天气热了，决不要同学下河洗澡。第二，对农村里的事，千万不要评头品足。你去生产队，身份不同了。”廖文刚说：“感谢毛老师提醒。”他回寝室捆好被盖，把篾席裹成筒状，拴在被盖上，书包里装着碗筷、七天的吃米和《季米特洛夫选集》，正准备去六三初一班教室。李荷艳兴冲冲地到了男生寝室外面，她把廖文刚叫出寝室说：“我想和你一路去，帮你带女生。”廖文刚不假思索地说：“好哇，我正担心我一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哩。不过，你得请示毛老师同意。”李荷艳低头想了想，抬起头来，说：“你去给毛老师说说。”廖文刚说：“我才从毛老师那里来，我去说，毛老师也一定会猜出是你的主意。还是你自己去。就说，‘廖文刚也希望有个大点的女生去。’”李荷艳想了想，转身走了。 廖文刚来到六三初一班教室，刘真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里等了。刘老师说：“坐，同学们马上就要到了。”廖文刚放下行李说：“刘老师，你什么时候到成都？”刘老师说：“我前天就交了请假条，县委宣传部已经批下来了，明天就走。”廖文刚问：“老师请假，都要县委宣传部批？”刘老师说：“中学教师，都是地区管，在县里，就由县委宣传部代管。”廖文刚想起了上次在大礼堂听宣传部长作报告的事，说道：“李部长说的话，我们一句也没有听懂。”刘老师说：“李部长是南下干部，河南人，他讲的话，我们也不全懂。所以，全国都在推广普通话。我专门去学习过两月。”廖文刚问：“刘老师上课，怎么不用普通话呢？”刘老师说：“一是说得不好；二是学校还没有形成风气，别的老师都不说，我一个人说，也不合适。”刘老师摸出两张纸递给廖文刚说：“这是学生名单，这是到东风公社东风六队的路线图。”这时同学们都背着行李、吃米、拿着镰刀陆续进了教室，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18个人到齐了，刘老师说：“同学们，我先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讲的廖文刚同学。”同学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廖文刚不知道刘老师在班上介绍了他一些什么情况，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向同学们敬了一个鞠躬礼。刘老师接着说：“我身体不好，要到成都治病，就请廖文刚带你们到东风公社东风六队支援春耕生产，同学们一定要服从廖文刚的领导。廖文刚超龄离队前，是我们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现在是六三高二班的团支部书记，能力强，会唱歌，会讲故事，相信你们，这一个星期，能过得好的。下面，请廖文刚讲话。”廖文刚站起来说：“同学们，我和你们都是刘老师的学生，因此，我们都是同学弟兄姊妹。我今年16岁，是你们的大哥哥，你们就是我的弟弟妹妹。有什么事，我们大家商量着办就是了。劳动，大家都尽力而为；要爱护庄稼，和社员说话，要和蔼。还要注意安全。”廖文刚说完后，刘老师说：“感谢你们啦，出发！”廖文刚说：“在教室外，按高矮成两列集合。”廖文刚向女生寝室方向望了几眼，没有看见李荷艳的身影，他估计，毛老师不会同意她去，廖文刚点了名，把每个同学都仔细观察了一眼，让六位女生站成两行，12个男生，分成两行站在他们后面。廖文刚又看了看操场、路上，就说：“向刘老师敬礼！”同学们一起鞠了个躬，廖文刚喊：“向右——转，齐步走！”队伍出发了。到了校门口，廖文刚喊道：“便步走！”出了城，廖文刚又喊：“成一路纵队，走！” 队伍开到了小路上，只听后面有人喊：“廖文刚，等倒！”廖文刚回头看见，李荷艳背着行李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廖文刚迎上去问：“毛老师同意了？”李荷艳满脸是汗，鬓发都沾到了脸上，脸真像出水芙蓉。她边走边说：“当然。”廖文刚马上追上同学们，给同学们介绍李荷艳，因为都是街上的同学，大家大多认识。女生们都来拉着李荷艳的手说：“他们男生有廖哥哥，我们女生有李姐姐，谁怕谁呢！”廖文刚说：“男生女生都是同学，要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怎么说‘怕’呢？”女生说：“我们是说劳动竞赛！”有了李荷艳，廖文刚觉得胆子更壮了。 这时，田里的秧子有一尺来高，山头上的麦子黄澄澄的，豌豆胡豆已经收割，苞谷秧有一尺来高了，路边的断肠草，红红的茎上开着乳白微红的残花。廖文刚忽然想起了刘老师的脸。他看着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走了七八里路，个个的脸儿都红扑扑的了。一个小个儿男生，掉在了后面。廖文刚去帮他拿行李，那个同学说：“我自己背得动。”廖文刚问：“那你怎么落后了这么远？”那孩子并不回答。廖文刚看那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很招人喜爱。“同学，你姓啥？”“潘。”你父亲是干啥的？“枪毙了。”“枪毙了？为什么？”那孩子说：“你去看过展览的。”廖文刚这才猛然想起，前不久才去参观了“潘玉文罪行展”。潘玉文毕业于黄埔军校，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市的城防司令，军衔是中将。重庆解放前夕，他以为井研还没有解放，坐着吉普车回来，准备接家人去台湾，谁知家乡已经解放，便被抓住，不几天就枪毙了。“潘玉文是你的父亲？”“是的。”廖文刚说：“你平时也不和大家一起耍？”“人家都骂我是‘潘司令’。”廖文刚说：“出身不能选择，道路自己确定，我们就算朋友了，走，赶上去！”小潘真的大步赶上去了。李荷艳说：“这田野的风光真好！比在家里好！比在学校好！”廖文刚说：“山野、家里、学校都好，各有各的情趣。”李荷艳说：“你就喜欢抬杠！”廖文刚说：“这不是抬杠，说话要尽量全面才好，不宜顾此失彼。” 廖文刚不时拿出刘老师画的路线图比照行程，不时又拿出名单问同学的名字，等到了东风六队时，18个同学，他都能叫出名字了。日落西山的时候，他们到了东风六队，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廖文刚见她三十多岁，高挑的个子，瘦得像猴子，面目还端正。上衣是毛蓝布的，背上从肩至背补着一块黑布——这是本地农民常用的延长衣裳“寿命”的办法。衣服，容易坏的地方是肩和背，这是肩挑背磨的结果，所以，这里的人，就用一块布把肩和背部，再蒙上一层布，称之为“扪肩”——裤子是什么颜色很难辨认，膝盖头上，各补有一块五六寸长的疤，右边黑色，左边黄色。她一见面就说：“我是妇女队长李金花，你们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割麦子。你们的老师是……”他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具有老师特征的人。她见李荷艳个子最高，短发齐耳，穿着讲究，就上前去握手，说：“老师辛苦了！”李荷艳慌忙说：“我不是老师！”廖文刚走上前去说：“我叫廖文刚，她叫李荷艳，我们都是领队。”“啊，廖老师。”廖文刚立即申明：“我和李荷艳都是六三高二班的学生。老师病了，我们来带同学。”李金花说：“好，我先领你们去住的地方。” 队伍又行进在田间小道上，吃一把花生的时间，面前出现了一间“一”字形的黑瓦房。这房子大约有三十多米长，背靠着低低的小山埂，其它三面，都是水田，长满了青青的秧，秧还没有封林，田里的浮萍、拖着尾巴的小青蛙，虾，间或还有一条小手指大小的鱼，都一览无余。 李金花说：“廖老师，你就安排。”李金花还是坚持要叫“廖老师”，廖文刚想再申明身份必要性不大，就只好做起洗耳恭听的样子，“安排好，就来伙食团吃饭，吃完饭，就参加我们的斗争会。” 李金花走后，廖文刚看这房子，有厕所，有猪圈，房背后还有柴草，有灶房，有水缸，但是没有锅；有大门、小门，有四间屋子，一间屋里有两张床，还有一间屋里有一张很宽的古式床，床头床边，还刻有精美的飞禽走兽。只是满屋是蜘蛛网，地下是灰尘。廖文刚领着男生，李荷艳领着女生，从房背后的柴里，找出些长长的树枝、竹片，绑上些草，扫去蜘蛛网，找些短竹竿、短木棒绑上草，当扫帚，把地清扫干净，然后，廖文刚安排李荷艳和六个女同学住有大床的一间和挨近的一间，他和男生住另外两间。同学们都放下背包，解下席子铺好，把背盖放在席子上，便都嚷着“累死我了”而躺下了。胡秀芬说：“肚子饿来巴了背，嗓子干得冒了烟。”廖文刚说：“都把背盖解开，晚上怕没有灯。”廖文刚在屋里看了两遍，找着一个罐子，他马上到田里洗干净，装满水，就在灶里边放好三块石头，搁上水罐，烧起了开水。屋里顿时烟雾滚滚，同学们都被浓烟赶到屋子外面去了。水开了，可惜，因为没有锅盖，水上浮着一层草灰。同学们也都顾不得了，取下自己的碗、瓷盅，舀起开水，边吹边喝边嚷：“好喝，好喝！” 廖文刚督促大家把被子解开，把用品放好了，然后带上米到食堂就餐。食堂离住地不到两百公尺，在一口大塘的边上。草房，里面安着十几张大方桌。大都是油漆过的，但因使用时间长，只剩下斑驳的黄褐色。廖文刚问：“请问谁是伙食团长？收下我们的口粮。”一个拴白围裙的女人迎上来说：“来，我给你们一个一个地称。你们学生安逸，每个月还有19斤。”廖文刚说：“请问大姐贵姓，以后好招呼。”“免贵姓陈。”“陈团长，这七天就麻烦你了。”那女人说：“我不是团长，不是团长，是刚调来的炊事员。当炊事班长。”“那好，陈班长。给我们安排。”陈班长把这20个人的米一一称了，倒在米柜里，把大家分成两桌，每桌一盆稀饭，一碗胡豆。廖文刚立即编了桌次，每桌10个人，3个女生，一个领队，指定了桌长，一桌是潘光尚，一桌是曾德华。桌长都按学校的传统方法，把饭菜往每个同学的碗里分。廖文刚、李荷艳和同学们都是一个碗，饭菜都在里面了。不到十分钟，盆里碗里都一扫而空。 第41章 农村见闻多 同学夜归急 社员们都陆续来这里吃饭。他们，人人都瘦得像一根干藤子。来的人当中，很少见到老年人，也很少见到小孩子，年纪稍微大点的几个，都拄着棍子。社员拿着碗，有气无力地向厨房走去，嘴里还开着玩笑，由炊事员一人打给一碗稀饭。廖文刚看他们的碗里，比同学们吃的稀饭少一半，但胡豆则有二两多些。廖文刚是明白的，学生带有口粮，每人每天六两。社员吃的多少？廖文刚小声问一个低头进屋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头也不敢抬，脸上紧张得像大祸临头的样子。这时进来的妇女队长李金花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她小声说：“那是个地主子女。现在我们社员，晚上只有一两的口粮，好在今年胡豆收成不错，不然还得饿死好多人。” 吃完晚饭，斗争会就在公共食堂里召开。食堂里点着一盏马灯，社员散乱地坐在自己的饭桌旁。廖文刚给主持会议的大队王书记说：“开会前，我们教一首革命歌曲，好不好？”。王书记，人很瘦，抽着叶子烟。他说：“好呀！大家这一阵哭够了，唱唱也好。”廖文刚和李荷艳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荷艳教唱《社会主义好》。王书记说：“好，《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我们经常听，但是歌词没听准，也没记住，这回，感谢两位老师了。”李荷艳先把歌词说了一遍，然后教唱。她的声音，清脆响亮，曲调、节奏把握得准确。伙食团里立即响起了嘹亮的歌声。直唱到大家差不多都会了，才正式开会。只听王书记说：“我们东风六队，本来有老老少少112个人，现在，就只剩下75个人了。那37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会饿死，就是刘兴义，这个伙食团长，多吃多占，你们看——站到凳子上来——长得像他妈的一只狗熊，我们大家，都像老青猴。”那个叫刘兴义的哆嗦着站到了一根板凳上，的确，红光满面，还挺着肚子，这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太显眼了。“交代罪行！”社员群众大声吼叫。 刘兴义身子抖动着。下面又响起了叫喊声：“快说，快说！”刘兴义结结巴巴地说：“我有罪，我多吃多占了。”“吃了多少？！占了多少？！”“每顿的饭锅巴，我都吃了。没有打完的饭，我都吃了。三年来，怕还是多吃了两三百斤。” 一个年轻人走上去拿着一根斑竹棍，朝刘兴义脚秆上就是一棍子，刘兴义“哎哟”一声痛得蹲下了。“你狗日的多吃了两三百斤！全队的人够吃三四天了！”这时，一个妇女走上去，大哭着说：“刘兴义，你龟儿子心子把把都黑透了。我的老者，说笑时，说了个‘每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每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你狗日的就和刘兴祖伙起，断了我父亲一家的饭，七天不开舀呀，把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妹妹，一家六口全都活活饿死了呀！”女人悲愤得蹲在地下，用头碰桌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上前去扶住：直喊：“妈妈，妈妈！” 支部书记叫人去把妇女扶去坐下，然后说：“刘兴祖、刘兴义两弟兄，把持了队里的大权，饿死赖成海一家，使东风六队成了典型。必须把他们批倒批臭！”廖文刚问旁边一个小伙子：“哪一个是刘兴祖？”“上前天晚上斗死了，埋了。”“那个妇女说的是事实吗？”“不完全是。扣了三天，后来几天，队里到公社去没有挑到粮食，全队的人大家都没有吃的。” 这时，上去三个青年，把刘兴义紧紧地捆了起来，双手反背着，吊到了屋梁上。棍子、竹板，劈头盖脑、雨点似地落到刘兴义的身上，只听见“砰砰砰砰”响，血花四溅。支部书记说：“都下去坐好，社员同志们，我们的党是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你们有什么委屈，尽管找我。我下面安排下一步的工作，队长刘兴祖儿死了，支部研究，由妇女队长李金花负责，下面请李金花安排生产。”李金光走上前去，说道：“我和大家一样，这一年尝够了饿肚皮的味道。这一阵，我们大家就靠胡豆、碗豆吊命。山上的粮食，就是我们的命根子。我在这里说几条：一是任何人都不要再上山去偷，山上我们昼夜都安排了民兵巡逻，抓住偷儿，就当场打死。不这样就制止不了偷盗。第二，上山割麦子，不准烧麦子吃，违反的，一律扣口粮。第三，大家都晓得粮食的宝贵，一定要颗粒归仓。井研中学来支援我们春耕生产的小同学，可以在地里捡麦吊。社员同志，一律不准捡，不准拿回家去。水稻长势不错，要施肥，争取多产、高产。蔬菜组的，要加强管理，争取我们生产队，今年就摆脱饥饿。”社员和同学们都鼓起掌来。掌声停了之后，王书记站起来声音严厉地说：“警告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谁要乱说乱动，刘兴祖、刘兴义就是榜样！” 散会后，才有人把刘兴义放下来，一落地，就像一团烂泥，瘫在地下不能动了。一个老妇人，两个十几岁的姑娘，要抬他回去，但是，抬不动。在那里急得像围在人圈子里的老鼠，团团转。廖文刚正在和李金花接洽明天劳动的事。他对李金花说：“我找几个同学一起，帮她们抬回去，可以的？”“可以”，她压低声音说：“这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他老婆昨天才生了小孩，在床上。这个人，不讨厌，上头喊要抓几个破坏公共食堂的人来斗，支部就选中了他。你想，这种时候，能生娃儿，嘿！” 廖文刚约起李荷艳和六个身体强壮些的同学，和那几个女人一起把刘兴义抬回了家。这是一个四合小院，全是草房。大家把刘兴义抬进了院子，老妇点着火把在前面指引着，进门，放在了床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哭着扑到了床头：“叫我们这一家人怎么活呀……”两个女孩直喊“妈……”刘兴义还没有苏醒过来。老妇赶忙把那个妇人扶着进了里屋：“淑贞，你必须躺着，不能气！不能哭！”老妇又出来，引着两个女孩，“卟”的一声跪在地上，向这八个同学叩了三个响头：“好人啦，负累你们！”廖文刚赶快上前扶起老人说：“大娘，不要这样，需要人帮忙，就来喊我们，我们走了。”廖文刚领着同学们回住处，走了很远还听见女人的一片哭声。李荷艳说：“这手上，是什么，好沾！”廖文刚举起手一看，说：“是血！”同学们都举着自己的手看，慌忙到路边的田里洗手。李荷艳小声说：“好惨！”廖文刚说：“我几次忍不住要流泪。但是，毛老师说过，不要对农村的事评头品足。我们也没有办法。”李荷艳问：“谁有办法？”廖文刚想了想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李荷艳笑了。 廖文刚回到住处，才见天上，明月繁星，苍苍茫茫，于是招呼同学们洗漱，能洗冷水的，就在附近的田里洗手洗脚，女生和不能洗冷水的，就用那个瓦罐烧水洗。廖文刚看了一下地势，就安排在屋子左边的田里洗脸，在下面的田里洗脚。男生女生，都是少年，一个个都要显出不是娇生惯养的样子，都到田边上，俯下身子，“哗啦哗啦”，几下子就完成了洗脸的过程。回到屋里，就一片声的喊：“廖文刚，讲故事！廖文刚，讲故事！”廖文刚说：“好，疲倦了，想睡的就睡，不想睡的就听我讲《说唐》。”院子里立即响起了掌声。廖文刚去坐在坝子边的石基上，同学们立即挤坐两边，廖文刚讲了半小时的《说唐》。同学们才在廖文刚的再三催促下，躺到了自己的席子上。自此以后，每晚上都是如此，生产队没有会议，就先在伙食团教一阵歌，然后回住处讲故事，七个晚上，讲完了《说唐》和《说岳全传》的开头部分。 第二天早晨，廖文刚早早地就起了床。看见李荷艳蹲在田边洗衣服。初夏的农村早晨，空气清新得使人想放声高唱，东方天际的一抹红霞，和碧蓝的天幕、远山轻盈的岚气配在一起，好像仙境一般。嫩绿的稻苗和金黄的小麦配在一起，真有金碧辉煌的感觉。李荷艳在田边洗衣服，娇嫩的脸，配着蓝色的短袖衫，真像盛开的新荷。廖文刚说：“好美的天然图画！”李荷艳抬头望望廖文刚说：“你的衣服，脱给我洗洗。”廖文刚说：“谢谢，反正劳动都要出汗，再穿一天，今天晚上，我自己洗。农村人可没有那么多讲究。”李荷艳说：“讲究，有什么不好？”廖文刚说：“有条件，讲究，当然好；没条件，只有不讲究。你没听刘老乡讲，长征的时候，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又干了；干了，又被汗水湿透，日子长了，竟然成了硬硬的片壳；人人伸手一抓，就能抓到几个虱子。老红军们，还叫它‘革命虫’哩。”李荷艳说：“你的衣服，也要等生了虱子才洗？”廖文刚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红军时代那么艰苦了，有空就洗。”廖文刚看看太阳快要升起来了，就叫醒了同学们，洗漱完毕，就去伙食团进餐。这一顿，吃的是豌豆汤，豌豆很饱满。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伸着一个大碗打饭。炊事班长问：“李队长，打不打给她？刘兴义的。”李金花说：“打给凤儿。不要学那种没良心的样子！” 廖文刚领着同学们来到山上，太阳已经升起，满山通明。廖文刚把同学分成了四个小组，一个组有的四个人，有的五个人，每个组指定了组长，分给了任务，然后说：“我们来劳动，不在乎一天硬是要干多少，而在于体会劳动的艰辛，锻炼劳动的技能。我吃饭时访问了罗大爷，他说，割麦子的要领是：‘手抓一大把，镰刀放根下，进刀力要猛，收刀轻轻刮。把子弄整齐，轻放别踩踏。’罗大爷特别强调了，麦草是农民盖房子的主要原料，麦茬越短越好，所以，要巴着根部下刀。割下的麦子，一大把一大把地放整齐。廖文刚又教同学们怎样捆麦把，同学们都学会了，他又说：“同学们，宁可慢点，也要好点。”廖文刚讲完，又作了几分钟的示范，这才按分的小组到地头开镰割麦。 同学们都是初生的牛犊，只听“哗啦哗啦”，就割出了一大片。廖文刚除了埋头割麦之外，差不多又到各个组检查质量。提出要改进的地方。太阳渐渐高了，照在背上，由暖变成了热，由热变成了火辣辣的，变成了浑身奇痒、口干舌燥。廖文刚这才发现，一是忽略了吃开水的问题，二是忽略了戴顶草帽的问题。他立即叫曾德华和吴丽雅回去烧开水送来。廖文刚说：“你们到伙食团，借一个桶，如果有空的锅，就在伙食团烧开水，要注意安全，你们两个可不要被开水烫着了！”曾德华说：“我们晓得！” 廖文刚看了看满山都是黄荆，还有不少桐子树，就说：“同学们，都到桐子树下乘凉，我教大家做‘遮阳荆条帽。”同学们立即丢下镰刀，朝桐子树下跑。廖文刚用镰刀割了一把黄荆，拿在手上，编成了一个长条形的宽带，然后往头上一围，就着荆条上的两个钩子一扣，就成了帽子，再摘一片桐子叶往额上一塞，就有了遮阳沿。廖文刚说：“你们都看见了？充分利用黄荆条本身的枝丫，相互穿插，就成了，就照着干！”李荷艳兴趣很浓，说：“这个办法好！”就拿起镰刀，和同学们一样，去割黄荆。大家都照着廖文刚的教的办法，大多数同学，一下就成功了，还有三个同学，老是扣不拢，廖文刚又手把手地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每人头上都有了一顶花叶繁茂的黄荆帽子。李荷艳把荆条帽戴在头上，又取下来，拿在手里说：“真有意思，你缠我，我缠你，不用绳子，就生在了一起。人也是这样的，你缠我，我缠你，就成为一体了。”廖文刚说：“怎么是你缠我，我缠你呢？人和人之间，应该是你依靠我，我依靠你，或者说大家携起手来，一道前进嘛。” 李荷艳看着廖文刚问：“我能够依靠你吗？”廖文刚说：“怎么不可以？团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我是团支部书记，应该是桥梁的一根小柱子，只要自己愿意，人人都可以从这座桥上过，去成为党的忠诚战士。”李荷艳听了，长长叹了口气。廖文刚发觉李荷艳还有话要说，就喊：“小的门，开工了！”同学们又懒洋洋地向麦地奔去。廖文刚就提着镰刀挨着李荷艳割麦子。廖文刚问：“你叹息什么呢？”李荷艳问：“我们认识了多少年了？”廖文刚算了算，说：“应该有13年多了！”李荷艳说：“可是，我们今天才有机会摆点龙门阵。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廖文刚说：“我怎么不知道？伯父不久前过世了，伯母又多病，弟弟又出了车祸，你又背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我唯一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告诉你，自己要坚强。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你比我，大一岁多，写过入团申请书没有？”李荷艳说：“伪军官的女儿，你敢吸收我入团？我可现实得很，不愿意做无用功。” 这时，开水来了，廖文刚叫大家：“可以去舀开水喝！注意不要烫着了！”廖文刚问李荷艳：“想喝开水吗？”李荷艳说：“嗓子都干得冒烟了。可是，我没有带口杯。”廖文刚抬头向四周看了看，说：“这个容易。”就提着镰刀，向旁边的一丛竹林走去。不到五分钟，手里便拿着几个斜口的竹筒过来了。李荷艳说：“你不怕队长说？”廖文刚说：“这是烟泡竹，没有用的，下头这几节，又粗又嫩，正好做开水杯。”李荷艳说：“没想到，你比我小，办法还真多。我去打开水。”廖文刚说：“等同学们喝了，我们再去喝。我家里没有劳动力，四五岁就开始干活，接触的事情多了，办法也就多了。你一定不要泄气，出身没法选择，道路怎么走，完全看自己。团组织有义务帮助年轻人进步。”李荷艳说：“那我们说好，以后看见我有什么不对的，就给我指出来，我一定改正，我一定向团组织靠拢。”廖文刚说：“共青团欢迎你！我以团支部的名义，向你提三条要求。一是找些革命理论书籍来看，尽快地从家庭出身、个人不幸遭遇的阴影中走出来。我的体会是，有了革命的理论，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个人的一切束缚，都是可以挣脱的。你看五通桥的丁佑均，不也是大地主家出身的女儿么？；二是事事处处以团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思想的成熟。三有什么思想问题，都可以找团员、团干部谈心。我们没有别的能力，但可以从精神上鼓励人。四是，我愿意当你的入团介绍人。” 李荷艳说：“廖文刚，你比我小一岁，但我觉得，你不是弟弟，是哥哥，一样的读书，你怎么会有这样高的精神境界！说内心话，我喜欢和你说话。”廖文刚说：“我有一点进步，全靠学校和老师的培养，初中时，刘真老师让我当班长，学校又选我当少先队的大队长，自己就有了一种精神，有了一种动力，要作表率，这是责任，自己没有好的思想，没有好的行动，那不辜负了老师和团组织的培养吗？所以，我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我要争取成为优秀的共青团员，以后，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最有效地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李荷艳兴高采烈地说：“我一定向你看齐！”看同学们都喝了开水，李荷艳和廖文刚才一同向开水桶走去。 队里下达的割麦子的任务完成了，大家又往晒场里搬麦子。廖文刚先去队里拿了些竹篾来，他教同学们说：“大家注意，在竹篾的粗硬的这一头，挽一个小圈，越小越好。”有同学问：“挽软的那一头不更容易吗？”廖文刚说：“先不要问，听我说完就明白了。挽好小圈后，把竹篾平放地下，再把割下的麦把抱来，整齐地放在竹篾上，麦穗朝一边，麦秆朝另一边，不要混放。使竹篾大致放在麦捆的中部就行了。你们人小，放8把就可以了。放好后，人站在竹圈的相反方向，伸手把竹圈拉过来，把软的一头顺时针扭几下，扭成绳状，再从圈里穿过，用膝盖顶住麦捆，用劲把篾条抽过来，越紧越好，然后让篾条再从圈里穿过，打结，把多余的篾条插入捆紧的竹篾下的麦秆中，就可以扛在肩上，运往赛场了。一定要注意，抱麦把、放麦把、扛麦捆时，动作要轻，麦子都已经干枯了，容易掉。”廖文刚又说：“注意看着，我做两遍给同学们看。”廖文刚捆了一大捆。同学们都学着廖文刚的样子，自己操作。开始，大都畏手畏脚地捆不紧。廖文刚说：“只有这个过程才要用劲，没有捆紧，在路上散了，掉了，都会造成浪费。你们力气小，还可以两个人配合捆。”同学们反复了次，都学会了。大家就边捆边往赛场搬。 晒场在山顶的保管室外，是公社化后新修的，用石灰砍过，方的，颇宽大。周围还摆着些石条，是修保管室余下的。四周都是桐子树，结着的桐籽，有苦桃大了。这里是这个队的最高处，这天，天气甚好，从这里望出去，小丘满目，小路连绵，竹篱茅舍，历历在目。社员们铺开麦把用连枷噼哩啪啦地打着，晒场边上，还有社员用风簸呼呼地风着，几个社员用大撮箕把打下的麦子扛到肩上，倒入风簸的储槽中，麦糠象雪片似地飞出，渐渐堆成了小山；风好的麦子从风簸漏槽象金沙似地向大箩筐里流去。城里的同学，都没有见过。廖文刚就给他们一一介绍，并说：“你们仔细观察，就用《忙碌的打麦场》为题，构思一篇文章，主要用场面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的方法写。” 搬完麦子，廖文刚又带领同学们回到山上捡麦吊。他们都没有筐篼之类的工具，廖文刚说：“同学们都知道粮食的珍贵，一定要做到颗粒归仓。有麦秆的麦吊，就把麦穗对齐，把麦秆握在手里，多了，就拴成把；没有秆的麦穗就用手揉出麦粒，装在衣服、裤子的口袋里。麦粒也要捡起来放进口袋里。”同学们都照着做。每天，廖文刚和这些同学都能捡回5斤多麦穗、两斤多麦粒。整个的农忙假里，同学们都是这些劳动项目。晚上，没有斗争会，廖文刚李荷艳就在伙食团教社员唱一小时的歌，还给他们读报纸，讲团结起来，克服困难。教歌时，廖文刚就安排这18个同学坐在前面，并说：“你们是基本队伍，要用心唱。”社员同志们，主要是年轻人和儿童，他们有坐在凳子上的，有坐在桌子上的，甚至还有坐在灰槽上、倚在灶台上的。廖文刚和李荷艳教他们唱会了毛主席诗词歌曲《七律长征》和《刘三姐》上的《多谢了》两首短小的歌。李荷艳声音优美，廖文刚歌声高亢，社员们都很喜欢。教完歌，廖文刚又回到住地给同学们讲故事，一些年轻的姑娘、小伙们也来旁听。每晚都要半夜过，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睡觉。 第五天，天下雨，社员称之为“打雨班”，都是不出工的。到下午，雨后天晴，群山青翠欲滴，树木都有亮晶晶的味道，连小草也显得格外的精神。地里，土是软的，是不能进去的；田里，又没有可做的活路。社员的家里，更没有事可做。没有锅，没有碗，当然更没有喂猪喂狗喂鸡鸭。有几个社员，就跑到学生们住的地方来吹牛。一个外号叫鸡脚神的，瘦得浑身像是用火柴棒搭成的。他一进院子就说：“不是有这么多学生，我才不敢到这里来呢。”廖文刚问道：“为什么呢？”鸡脚神诧异地说：“你们还不知道？这是赖成海儿的房子。惨呀！那是上两个月的一天，我说，好几天没有看见这一家的人了，转过来看看，我在门口就喊‘地乌龟’——我们两个经常说白话——还在爬灰呀？’没人答应。‘都死绝了’？还是没有人答腔。我一把推开门，两个女的躺在地下，啊，就是廖文刚席子旁边，三个男的睡在床上，噢，就是几个妹子，坐的那个床，一个小的睡在灶门前。我一个一个都看了，死硬了！”同学们一听，惊叫着潮水般地涌了出来。鸡脚神说：“我一点不怕。”旁边一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说：“你娃子吹牛，我看见你像疯子一样边跑边喊，‘赖成海一家死绝了，赖成海一家死绝了！’”廖文刚没有跑，他说：“怕什么，人都饿得走不动，死了，真的有鬼，也没有力气。” 几个社员走了，同学们都不肯进屋，廖文刚就和李荷艳领着大家到田边上去转悠。走了几根田坎，小胡看见一只螃蟹在水里，伏下身子去抓，那东西一见人影，就“嗖”的一声没入了水里，小胡跳到田里，把它抓了起来。“我看看，我看看！”几个女生都伸出了手。小胡爬上田坎，把螃蟹在女生们脸上一晃，吓得他们一片声地大叫，风似地跑了。小潘大声叫：“快过来！快过来！”廖文刚和同学们跑过去一看，一条乌鱼，有筷子那么长。小胡第一个跳到了田里，那乌鱼，可比螃蟹灵活多了，明明看见它就在眼前，你把手一伸过去，早就跑到你背后去了。又有四个同学下去了。乌鱼像箭似地在田里射来射去，一眨眼，东边一线浑水；一回头，西边一线浑水。同学们一会儿向西边围堵过去，一会儿朝东边尾追过来。乌鱼没有捉住，秧子可踩倒了几团。廖文刚大喝一声：“秧子！赶快上来！”孩子们都还猫着腰，全神贯注地搜索着。 “哪来的娃儿在田里费！”对门山上有人在吼。廖文刚慌忙大喊：“赶快起来！有人追来了！”孩子们这才一步三回头地上了田坎，回头一看，真有一个中年人，提了锄头，追了过来。廖文刚领着同学，飞也似地跑回了住地。大家都忘了赖成海，一进屋，就把门关上了。那个人跑到地坝边，胆怯地看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这屋里，可都是死鬼，怎么会进去那么多孩子？这附近哪来的那么多孩子？”那个人没有敢来敲门，迟疑地走了。等了一会儿，廖文刚才说：“这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人，他们不知道是学生，还以为是白日见了鬼呢，以后再也不准下田捉鱼捉蟹了！”“捉虾呢？”小胡问。“捉虾也不准！” 同学们见人走了，就又吵着叫着冲出了屋子。廖文刚说：“你们不要怕鬼。坐过来，我讲几个不怕鬼的故事给你们听。”大家都说“好！”，都回到屋里，坐在了廖文刚的席子上。廖文刚说：“首先，同学们要破除迷信。世界上哪里真有鬼呢？我们在这屋里住了五个晚上，如果人死了，真有鬼，他们也应该迎接一下我们这些客人呀！为什么大家什么也没有遇见呢？大家不知道这屋里死了人，就不害怕；刚才听见说死了人，就害怕了，这说明怕鬼也是个心理问题。下面，我讲一个鬼故事给你们听。”大家就默不作声地听着。 廖文刚说：“有一个大爷，非常迷信。有一天朋友打发女，请他去吃喜酒，回来，天已经黑了，有些昏昏的月亮，间或还吹来一阵风。要过桥了，必须从一根大乌桕树下走过。离树子还有几丈远，他就抬头一看，树上正有一个鬼，两手吊在树丫枝上，摆过来，摆过去，打秋千。他吓得魂不附体，扭头就跑。正好碰见一个熟人。”“你跑什么？”“桥头，乌桕树上吊着一个鬼。摆过来，摆过去的。”那熟人说：“我每天早出晚归，都要从树下过，没有遇见过鬼，过去看看。”那大爷不敢走前面，缩在后边。还是看见吊着一个鬼，在摆来摆去地打秋千。大爷战战兢兢地说：“你看，你看。”那个熟人走到树下，一把抓住‘鬼’，拖了下来，给他掷过去说：“鬼来啦！”那位大爷吓得往后退。那熟人说：“你壮起胆子看呀！”大爷走过来一看，黑糊糊的，原来是晾在上面的红薯藤，筋筋吊吊的。风一吹，可不是要摆来摆去的？” 同学们听了廖文刚讲的故事，见廖文刚、李荷艳不害怕，胆子也就壮了。 廖文刚所在生产队春耕大忙最后一天的劳动是晒小麦。保管室外一个大坝子里晒满了黄澄澄的麦子。廖文刚看了很高兴，说：“小麦大丰收了，能吃饱饭了？”李金花说：“还不行，我们队只有75亩地，种了45亩的豌豆胡豆，这一个多月，就全靠豌胡豆了。只有30亩地，种上了麦子，每亩产240斤，才7000多斤，上国家的征购1500斤，卖余粮，——这可是不管你余不余，都得卖，1500斤。就只剩4000来斤了，明年的种子得留400斤，我们队现在还有75个人，每人50来斤，难了。每天半斤，最多够吃两个月，现在，离吃苞谷，至少还有三个月，所以，要瓜菜代，我们种了一些南瓜，青菜。只能叫勉强过得去。”廖文刚听了又忧愁起来，因为这个队的情况，和他的老家断桥河不相上下。 这天收工在伙食团吃过晚饭后，教唱了一会儿歌，已经晚上九点了。廖文刚向干部社员们告辞，说明天早晨他们就回学校去了。李金花说：“同学们，感谢你们！我们队的人，都没有文化，廖老师、李老师每晚上给我们教歌，讲故事，读报，大家都觉得像过年一样。”廖文刚说：“有机会，我还会来的。”廖文刚和干部社员们一一握手告别。 同学们回到驻地，看月光明亮如昼，都嚷着要连夜回井研去。廖文刚和李荷艳商量，觉得这么多人一路，这么好的月光，路也不难走，不会出什么问题，于是说：“同学们归心似箭，想连夜回去，也好，那就马上捆行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我去向队长说了之后，把早饭的粮食称出来，给大家，我们就出发。”同学们一听，高兴得直喊：“回家啦！”“回家啦！”廖文刚用手电筒照着大家捆行李。等同学们收拾好后，他才收拾。同学们都背着行李站到了坝子里，廖文刚又打着手电筒把各个房间、各处地下都检查了一遍，才对李荷艳说：“你指挥同学们把地打扫干净，没有工具就用手，用木棍，我去向李队长说一声，称米回来，分给大家，我们就出发。” 一会儿廖文刚和李金花队长一路来了，廖文刚说：“同学们，感谢李队长来送我们！”同学们高喊：“感谢李队长来送我们！”李金花说：“我才要感谢你们！一个星期，你们参加劳动，还教我们唱歌，本来应该办你们的招待，队里正过粮食关，没有办法，我只有说一声‘谢谢’，天天唱你们教我们唱的歌。”廖文刚说：“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一段经历，记住李队长和社员们的深情厚意。下面，我把米分成20堆，从第一排开始每人选一堆，剩下的两堆，就是李荷艳和我的。”廖文刚于是把在路上摘的桑叶摆在阶沿上，一片桑叶上抓一把，然后添加，分好后，又各堆看了一下，作些微调。等同学们一一拿走之后，李荷艳和廖文刚才拿剩下的。李金花说：“这样的公平，细致，廖老师，李老师，你们以后都是当干部的料。”廖文刚说：“大事要清楚，小事也不能马虎。李荷艳和曾德华走最前面，速度不要快，我走最后。出发！”李金花说：“我到前面去，引这一段路。”廖文刚说：“那就谢了！”李金花几步走到了队伍前面。月光虽然朗照，山和树还是苍黑模糊，有些怕人。在不太平坦的地方，廖文刚就揿亮手电筒。李金花直把他们送到村口大路上，又不断地说“再见！”挥手而别。 同学们离开了东风大队，到了大公路上，小同学们都簇拥着廖文刚和李荷艳一同摆着龙门阵走。小同学们问：“廖哥哥，以后还请你讲故事，好吗？”廖文刚说：“最好，你们养成读书的习惯，自己借书看。回校以后，大家的时间，都不好挪。”小同学们都“哎呀”地大叫起来了。李荷艳问：“廖文刚，你高中毕业后，准备考什么大学？”廖文刚说：“我还没有想那么远，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语文，争取考上中文系，以后当作家、诗人。”李荷艳说：“这条路，可不轻松啊。”小同学们说：“作家？诗人？不简单！”廖文刚说：“和尚都是人做的，只要努力。你们看，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鲁迅、高尔基，躯体早已经不在了，可是，他们的作品，却把他们生活时代的面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理想，传给了后人，这多有价值、多有意思！” 李荷艳说：“我真高兴，有这一个星期的农忙假，我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廖文刚说：“非常好，你照这样发展下去，以后会有好前途的。”小同学们也七嘴八舌地说：“以后农忙假，廖哥哥、李姐姐，还带我们！”李荷艳说：“估计不大可能。”廖文刚说：“我们都在井研中学，以后欢迎同学们来耍。”小同学们走了一会儿，都说：“廖哥哥，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廖文刚说：“行，我给你们讲《水浒》。”廖文刚便从高俅迫害王教头开始讲起。公路上树影参差，没有别的行人，只有这支队伍，脚步声杂沓，话语声飘渺。走了两个多小时，同学们从南门坳进了井研城。街上没有灯光，没有行人，静悄悄的。廖文刚说：“都不要说话吵闹了，以免惊扰了居民的好梦。” 到了街上，同学们陆续进入了家门。走到井研中学校门口，李荷艳说：“同学们再见，我要从这里回家了。”廖文刚说：“李荷艳再见，谢谢你这一星期的帮助。”李荷艳说：“我才要谢谢你。”廖文刚说：“帮助是相互的。”廖文刚一直向北门口走去，看见每一个同学都进了自己的家门，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到语文组去向刘真老师汇报带同学下乡一星期的情况。临走时，刘真老师站起来，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感谢你，我访问过同学们了，他们还想你以后带他们下乡哩。”廖文刚说：“我只能这样尽力而为了。同学们都表现得很好。刘老师，病好些了吗？”刘老师苦笑着说：“吃了些药，打了针，有些好转了。”廖文刚说：“老师保重！” 第42章 学生拖米累 少女求生难 六三高两个班街上的学生由班主任李素文和吴北延、魏文光三位老师带领到千佛的凉水大队参加春耕生产。郭茂清、廖清风、殷辉尧、郭惠玉等同学到了这里，见社员的房子里，几乎都是空的，没有见着人。他们都被安排住进了这些空房子里。程茜平说：“好奇怪，这些社员哪里去了？”而到公共食堂吃饭时，他们都吃惊地看到，地上放着一些箩筐，里面装着许多小孩，有的箩筐里有一两个，有的有三四个，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睡着，有的趴着。有的在哭“妈妈”，有的在哭“爸爸”，太小的只有“哇哇”地哭，有几个瘦如干柴的妇女在照顾这些孩子。他们数了数，有20来个。队长说：“他们的父母亲都饿死了，全是孤儿。”吴老师问：“这里怎么会这样严重？”队长叹口气说：“我们属于千宝公社，上头不准栽秧子种粮食，要种牧草，搞畜牧，放牛羊。队里没种粮食，上头也没有，唉，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师生们到了山上点小麦，看见许多新坟堆，干黄的泥土里，冒出了米粒般小的草芽。横有十来座，竖有五六座，大小高低不一，排列大体整齐。郭茂清说：“原来他们都在新修的居民点里。” 这里劳动力奇缺，师生们来，有的是活路干。天明就下地，月亮升起才回来，但吃的，除了国家供应的每月19斤外，生产队就只能供应点栽了红苕剩下的红苕叶。吃饭的时候，每个同学都有一大碗红苕叶。有的同学吃不下，吴北延老师就喊：“同学们，努力加餐呀！”魏老师见有同学的红苕叶吃不完，就说：“我吃秆秆。”吴北延老师说：“我吃叶叶。” 虽然是五月，天气甚热，又没有换洗的衣服，师生们都生了虱子。收工之后，大家就奔向池塘洗澡。魏文光老师的水性甚好，他能浮在水里转圆圈。同学们看着，喝彩声不断。女老师和女生，都不好意思下到池塘里去，都端水到厕所里去洗。一天，李素文老师正洗澡，一下晕倒了，跌进了茅坑。女同学在旁边站岗，看见，立即把李老师拖起来。李素文老师已经清醒了，一身都是粪，头发上都爬着蛆。同学们把她扶到河边，清洗。李素文老师对同学们说：“连累你们了！”同学们说：“你昏过去了，把我们吓坏了！”魏老师和吴老师，请几个同学把李素文老师送回学校去。李素文老师说：“我已经好了，不回去！”吴老师说：“昏晕，不是小病，农村里水田、沟渠、河沟又多，万一没有人看见，倒在水里，那不就完了？快回井研找医生！”同学们也说：“李老师，回去找找医生。”李素文老师找干部交待说：“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两个女生陪同，李素文回到井研找了医生，拿了药，校长知道后，批准李老师休息三天。可是，她是班主任，对同学们放心不下，第二天，李素文老师，又来到了工地上。 一天，晚自习的时候，六三高一班的劳动委员尹洪林在班上传达：“刚开完劳动委员会，学校决定，从这一周开始，劳动的一天，高中每个班，要派出三个强劳力，到周坡拖米。你们都知道，师生每人每月的口粮是19斤，1200多人，每月吃粮两万多斤。每车装一千斤，六个班，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得运一次。学校的工友人手不够，学生就得出力。看，哪两个同学愿意和我一同去。”同学们都举起了手。尹洪林说：“曾恭富、何厥海，你们的力气大些，我们一同去。” 第二天吃早饭时，学校给运粮的同学，每人准备了三两米的饭，作为中午的干粮。曾恭富说：“反正装在一个肚子里，带起麻烦，吃了洒脱。”何厥海和尹洪林都说：“好主意。”不到五分钟，中午饭已经装进了肚子里。何厥海摸着肚子说：“这才算有了点意思。”他们三人就到食堂外，尹洪林拖中杠，把宽大的绳子斜套右肩，左右两手把定车杠，曾、何两同学一左一右，把绳子套在肩上，拖着板板车，向周坡出发了。 这段路可不近！整整五十里山路。从井研中学出发，穿过北门口，山越走越高，人越走越累。虽然是空车，但出了县城，多为上坡，三个人也必须弓着腰，蹬直腿，车子才会“孔通孔通”地前进。等进入周坡街，已是正午过，三位同学已经气喘吁吁，汗透衣衫了。到了周坡仓库，这里的粮食，真还堆得小山似的。何厥海抬来一根高凳，把车把靠在凳上，三个人，按管理员的指令，搬米口袋上车。管理员说：“一袋二百斤，你们拖五袋。先放前面，把车压住。”他们把第一袋米抬上车，放好后，尹洪林看了看说：“挪一挪，放到正中，基础不正上头歪。”于是三个人又推的推，拖的拖，放端正了，再放第二包。五袋米放到车上，一座小山似的。三位同学累得大汗淋漓。他们喘了一会儿气，尹洪林跨到板凳前，提起两个车把试了试，说：“前面太重。”大家又把口袋往后挪了挪。曾恭富又去把着车杠试了试说：“后面又有点重。”何厥海说：“你两个还真会啰嗦哩！”曾恭富说：“啰唆，前后不平衡，路上才麻烦。”三个人又把口袋朝前挪了挪，试了试，才解开车后的绳子，前拖后拽，前拴后绕，把口袋牢牢捆好后，尹洪林居中，曾恭富居左，何厥海居右，把绳套往肩上一套，拖着车就往回走。 三个人，早已腹中空空，这时，太阳火辣辣地晒在背上，五十里漫漫征程摆在面前。好在回井研县城的路，上坡少，下坡多。可这条路并不平坦，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少，车子就像一个醉鬼，一会儿向左偏，一会儿向右簸，拉中杠的同学，不但必须用心选路，还必须两臂使劲，把定车杠，车向哪边偏，那只手就必须向上抬，保持车的平衡。尹洪林拖了十来里，曾恭富说：“我来拖中杠。”他们于是停车换位置。又走了七八里，何厥海说：“我又来当中坚力量。”三位同学，就这样自觉地轮流着拖中杠。一到上坡的时候，三位同学就尽量把车杠往下压；头，都尽量向着地面埋下；背，都尽量地向天空弓起，绳子都深深地往骨头上勒，腿脚都小步小步地蹬着往上移。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嘴里喊起了“嗨咗，嗨咗，嗨咗，嗨咗”。粮车也就像蜗牛似地向坡上爬去。坡上是不敢停顿的，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一个道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手，尽力往上往前拖；肩，尽力往前顶；脚，尽力往后蹬；腿，尽力往前倾：整个的人就像要匍匐在坡上似的。再长的坡也有尽头，到了坡头，他们才敢把车停在路边，或坐或躺，靠大地减轻一点疲劳。这时候，他们都很少有人说话，只是擦汗和喘气。 下坡，可又是另一番滋味。车和粮整个儿的都有了一股巨大的下冲力，这时三位同学的任务是把定方向，挡住粮车，不让它成为脱缰的野马，而要它以他们能够承受的速度沿着大道奔驰。这时他们三个人的姿势正好和上坡时相反。头，尽力地昂起；背，尽力地伸起；胸尽力地挺起；脚，尽力地后撑紧踩地面；车把，则斜斜地指向天空，让车和路形成六七十度的角度，人和车就好比一个大“x”。坡越陡，越危险，千斤重车在陡坡上的加速度和撞击力是可怕的，弄得不好，就只得被车推着狂跑，甚至车毁人亡，撞死撞伤路上的行人。下坡时，三个同学都非常的小心，拼命把车挡住，不准车子产生加速度，只能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动。因此，重车下坡更叫人提心吊胆，前进的速度比上坡快不了多少。 他们三人，就这样上坡下坡，不断地往前走。眼见得太阳已经下山，歇宿的鸟儿，急急地向竹林飞去。他们都早已饥肠如鼓。唯一可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是在沟边田边喝几口水。太阳落下山去了，月亮和星星又来值班。何厥海说：“天黑了，如果有人来抢我们的米怎么办？这种饥饿的年代。”曾恭富说：“哪个敢！我们三个小伙子哩。两百斤一包，也没有人搬得动。”尹洪林说：“万一有情况，就只有拼了！”话虽然这样说，三位同学还是都有些紧张，累和饿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他们一边拖着粮车走，一边向前向后观察，看见一两条黑影，还无所谓；看见三四条黑影向他们移来，可就忐忑不安了。他们等黑影要到身边时，就停下车，站在路边，严阵以待，等这些人过去之后，才又拉着车走。将近夜里九点，尹洪林等三位同学，才到了伙食团。等到和工友一起把米袋抬进学校的粮仓，他们三人的衣服已经不知被汗水浸湿多少回了，这时巴在背上，硬硬的，像片壳儿。他们吃过伙食团给他们留的饭菜，才精疲力竭地去打水洗澡，往床上一躺，就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了。到了第二天，他们三人都还腿脚僵直，一瘸一拐地到教室上课。 星期六，学校如果不是放归宿假，就不能离校，要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 一九六一年下学期开学后的一个周末，廖文刚到相棋室和一班的王绍全下了两盘棋，又到乒乓室打了一会儿乒乓，还到阅览室翻了一阵报纸。他回到寝室，正脱了衣服上床，突然听见有人大叫：“起火了！”廖文刚的寝室在川主庙，地势高，他站到门口一看，只见学校南面牛市大桥方向烈焰飞腾，立即喊道：“救火去呀！”他拿着桶跑到校门口，只见老师和同学都手里拿着瓷盆、木桶向校门外涌去。街上的居民，也提着铁桶、木桶潮水般地向南门涌去。过了牛市大桥，才知道是棉花仓库着火了。人们立即排成几十个长列，从牛市大桥下的茫溪河里传水灭火。师生们站到行列中，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装满水的盆子和桶从人们手里飞快地向火焰传去，空盆空桶又从另一些行列里向河里奔去。人们的手都酸软了，火焰也渐渐变成了浓烟，浓烟又渐渐地缩小了。当时已是初冬，等到把火打熄回校的时候，这才感觉到鞋子、裤子都已湿透了。至于拿去的桶和盆子，都不可能找着自己的了，最后停在你手上的，是什么就带什么回去。看天上，月亮已经偏西，廖文刚和同学们都感到又冷又饿。廖文刚无法入睡，打好了《救火记》的腹稿，第二天早自习，写好，下午上完课就去交给县广播站。 从县广播站出来，走到胜利街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廖文刚听见从右手边一座开着门的房子里传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惨叫声。他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阶沿，进了屋，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脸上肉少骨头多，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发疯似地向一个少女身上打去。那少女双手蒙着头蹲在地上。廖文刚从这少女的身材和方格衬衣上认出了，这好像是雷碧群。廖文刚大吼一声：“住手！”那妇女立即住了手，那少女也转过头来，正是雷碧群。那妇女回过神来，厉声说道：“我打我的女儿，你管得着吗！”“雷碧群是我的同学，就要管！凭什么这样凶狠地打人！”雷碧群站起来，满脸是泪水，能看见的手臂上，到处是青一条、紫一条的棍痕。她对廖文刚说：“你走，我就是这样过的日子。”廖文刚对那妇女说：“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搞老封建那一套！”“什么老封建？老子是当家作主，你晓得雷碧群是什么人吗？大地主的女儿，我收养了她，从小就要改造她！”雷碧群在班上成绩不算好，但非常活泼，在教室里差不多又学起电影里看来的男角色的腔调叫几声，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廖文刚完全不知道，雷碧群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于是压住火气说：“雷碧群是我的同学，我应该尊称你为伯母。雷碧群都读高中了，很懂事的，在学校也表现好，不能再打了。” “表现好？为什么代数考试才得57分？”雷碧群哭着说：“就是你天天打我骂我，我哪有心思学习？”那女人气得脸紫如猪肝，又举起了棍子：“你看，你看，这个臭嘴，不打还行吗！”廖文刚一把抓住棍子说：“雷碧群说得有道理，天天挨打受骂，当然要影响学习。”这时，一个老者进了门。雷碧群喊道：“爸爸，妈又打我！”那老人见有生人，便说：“这小伙子，请坐。”廖文刚主动介绍说：“我是雷碧群的同学，听见哭喊声就进来看看。”那老人轻言细语地说：“都读高中了，怎么还打？”那女人竟然举起拐杖就朝雷碧群头上砸，廖文刚眼明手快抓住了要落到雷碧群头上的拐杖，“老子的女儿，想打就打。心疼了？老色鬼，是你小老婆？”那男的听女的这样说，急得直顿脚：“这不，碧群的同学在，这不，在这里吗，你，你，总得讲一回理？”廖文刚说：“伯母，伯父，雷碧群在班上表现得不错，这么大的人了，总得给别人留点面子？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可她有什么罪过？”那女人还要强词夺理，廖文刚说声“再见”就出门而去。回到学校，心里总不舒服。没想到，在班上这么活泼的雷碧群，在家里还在过这样苦难的生活。 上晚自习前，雷碧群进了教室，又是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样子。廖文刚真为她的坚韧吃惊。她走到廖文刚面前附着耳朵小声说：“出去，我给你说几句话。”旁边的沈富友说：“悄悄话，落牙巴。”廖文刚说：“嘴巴多，牙齿落。”他放下正在看的鲁迅的《故事新编》，随雷碧群走出去，到了林荫道上，雷碧群说：“你一定要给我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我在外面都是嘻嘻哈哈的，回到家里，就像进了地狱。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每天少不了挨三顿打，遍身都是伤。习惯了，我命不好，没有办法。”廖文刚说：“你也得反抗呀！跑呀！”“跑？妈跌倒了怎么办？一家人只靠我爸，22元钱的工资，还要盘我读书。我爸对我好，可他又是旧军官，不敢说话。”廖文刚说：“你要有节制地反抗，让她知道你是不可以随便打的。”雷碧群说：“晚了，我两岁进这个家，现在我17岁。”廖文刚说：“我16岁，你是哪一天生的？”“我记不得生日了，就把六一儿童节作我的生日。”沈富友竟然跑到林荫道上来喊：“支部书记带头谈恋爱了！”廖文刚追上前去，轻轻揪住沈富友的耳朵说：“你以为除了谈恋爱就不可以谈别的吗？”小胖子嘿嘿的笑着说：“那，你说，你们谈的什么？”“不能告诉你。”廖文刚说着跑了。雷碧群说：“沈小胖，不要乱说，来，听我讲。”“我才不和你讲呢！”沈富友也跟在廖文刚身后跑了。 一天，政治课又是上大课。这是那个年代的家常便饭。只要中央有什么文件、有什么精神，全校高中部的学生，就会全部自带坐具，带上钢笔和本子，坐到食堂里。政治教师或者校长、主任坐在台子上一句一句地读，学生就在下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大家给这种学习取了一个名字：“听写中央文件”。这天，是从下午第一节课开始的，由汪校长亲自念，从他板滞的脸上，同学们看出了这可能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文件。校长虽是本地人，因为出生在马踏腔和井研腔交界的地方，所以，井研人听起来就很有些南腔北调的感觉。等值周老师整理好队伍，校长说：“希望同学们认真记，今天，是，是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校长一句一句地念，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记，差不多又从学生丛中传出：“慢点，慢点”的喊声，有时，下面会有人说：“再念一遍。”同学们大都把精神集中到文字上了，并不在意究竟文件说的是什么，和他们究竟有多大关系，他们直听写到晚饭铃响。校长才说：“各班用两节政治课的时间，认真讨论，完了，散会。”不少人还以为是文件上的字，也在笔记本上记上“完了，散会”，看见别人在提着小凳子向外奔，还觉得奇怪。 政治课是齐正义老师上。齐老师祖籍河南，当时二十多岁，身材高大，面目端庄，长得很白皙。他说：“我们都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我的认识是，这是对人民公社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规范。对于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度过目前的困难，有巨大的作用。下面，请同学们发言。” 廖文刚首先发言说：“昨天晚自习，我把笔记重新看了一遍，正如齐老师说的，这个文件，是对人民公社工作的规范。联系我们本地的实际，我感到，我们的党对前几年人民公社不规范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否定，比如，文件提倡合理密植，不是越密越好；文件提出了社员要有自留地，可以搞家庭副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这些政策，正是对目前流行的错误做法的纠正，我坚决拥护。如果能够全面落实文件精神，饿肚皮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曾翠香发言说：“党中央的文件，句句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如果早点做出这些规范，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鲁近初说：“这个文件，说明了，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人民公社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亡羊补牢，以后会好起来的。” 李秀芝说：“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我很感动。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前几年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党已经看见了，正在着手解决。我相信，暂时困难一定能克服；我们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一定能够到来！” 还有十几个同学发了言，都表示对这一文件衷心拥护，并提到了前些年的各种问题。 齐老师在总结的时候说：“同学们的发言，都很好，大家都认为这个修正草案，是正确的，科学的。前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我们要正确认识。人们相信，有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公共食堂下放后的一天，罗璇家里来了一个妇女，罗璇不认识。她母亲说：“这是你的姨妈，快去煮南瓜饭，好好招待。”那位姨妈看看罗璇，鬼鬼祟祟地不知和母亲在嘀咕什么。 那姨妈走后，罗璇的母亲对她说：“你姨妈是来给你提亲的，她说那一家人，姓石，家里有一窖红苕，地里还有莲花白。叫你五月初八去看人。”那时罗璇刚满了17岁，惊得如五雷轰顶，说：“我不同意！”她母亲，提起响篙儿就乱打。嘴里骂道：“你翅膀儿硬了，谁叫你飞出去又飞回来？”罗璇气得坐在地上哭，五个手指都痉挛成了一堆，痛得在地上打滚，她母亲还不断地用响篙儿边打边说：“你装，你装，饿你三天，看你还装不装！”此后，只要罗璇说不同意，就要招来一顿毒打。邻居的大娘对罗璇说：“你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早点嫁出去，兴许能脱离这个苦海。”罗璇被迫于六月十一日，到井研相亲。男方是一个初小生，比罗璇大7岁，叫石在田。对方要罗璇表态。罗璇看见两边的母亲如狼似虎般的眼睛，吓得不敢说话。石在田的母亲说，“不好意思说，就是同意了。就定于七月二十一日结婚。” 当时，罗璇想，我不去开证明，你有什么办法。谁知道她的母亲竟然去开回了证明，还给她办了户口迁移。这下罗璇真急了，就说：“我坚决不同意！”她的母亲就拳脚棍棒齐上，打得罗璇遍体鳞伤。邻居的大娘又来劝罗璇说：“就答应了，不然，你母亲每天把你当成玩具，想打就打，万一那一家人，对你又好呢？”罗璇绝望了，她想到了死，她又想到了对自己百般疼爱的父亲和外婆，当时早已死了。她大哭道：“爹爹呀，外婆，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啊！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罗璇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用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头，可是，只不过一分钟，又觉得太难受。她又想到了初中的老师和同学，想到了铁路校的老师和同学，想到了读高中的同学，她想，我才17岁，我不能死，到了那一家，我再想办法。 石家住在铁灌井，结婚的那天，石在田家里摆了一桌菜，没有荤腥，都是素菜，算是素婚。附近的人听说石家娶了一个从成都读书回来的姑娘，都背着背篼，扯着猪草来看。税务局的干部廖玉华以前下乡时认识了罗璇，送给她一块“皂之王”牌子的肥皂和两幅画。罗璇把这两幅画贴在了门上。罗璇和石在田不说一句话。石家有一个装谷子的大木柜，她晚上就在木柜子上睡，蚊子把她的手和脸上叮满了红点，象生了痱子一样，可她就是不到床上去睡。石在田的母亲，到外面说：“像个哑巴，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 出嫁不到一个月，到大队开会，罗璇认识了大队会计，罗璇便缠着会计，要办离婚证明。那会计说：“结婚才一个月，离什么婚！”罗璇就给他讲了自己的情况，说：“完全是我母亲包办的，我根本就没有同意过，我刚满17岁。”石在田家，开始阻拦，后来就同意了。原因是，这一家人，经常晚上出去偷粮食、偷砍树木去卖。一天晚上，他们还强迫罗璇也上山去帮着他们抬偷砍的树子。天又黑，路又陡，心里又怕，罗璇跌了好几跤。回家后，罗璇就说：“你们偷，偷，偷！我要去告你们！”这回他们怕了。不敢为难罗璇。一天晚上，正在睡觉的罗璇，被吵闹声惊醒，原来这一家的老二去偷队里保管室的麦种被抓住了，罗璇想出去，房门被锁上了。院子里来了十几个人。第二天早晨，这一家人的蔬菜、家禽被生产队拿了个精光。罗璇也向生产队讲了他们经常偷盗的情况。 双方都同意离婚，大队和公社都办了手续，还必须到区里去办离婚证。这一家人住的地方——铁灌井，和研城的长河公社交界，到井研只有10里路，却属周坡区，离周坡区政府所在地有40里路。罗璇走到区政府门外，已经是吃过午饭的时间了。走到院子里，正见一个年轻姑娘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埋着头走路。罗璇仔细一看，这不是五九初的凌淑贞吗？她就大喊：“凌淑贞，你怎么在这里？”凌淑贞停下脚步，扭头一看，迎过来说：“是罗璇呀，不是说你考上铁路校了吗？”罗璇拉着凌淑贞就泣不成声。凌淑贞惊愕地说：“怎么回事？”“我是来离婚的。”“你这么小的就结婚了？”罗璇说：“说来话长。”凌淑贞说：“到我屋里说，我在区里工作。”罗璇跟着凌淑贞到了她屋里。凌淑贞说：“请坐，还没有吃饭。我去打饭。”凌淑贞打饭去了，罗璇看这小屋，木板壁，一间小床，床上有蚊帐、被盖折叠得整齐，靠窗一张写字桌，上面放着些时事政治书。墙上贴着画。凌淑贞打来饭说：“没有菜了。倒了点酱油回来，你就将就吃。”罗璇接过饭，道过谢，边吃边讲自己的遭遇。凌淑贞听完，叹息说：“你这么小，就遇见这样的磨难。我支持你，坚决离！” 从此，罗璇为了离婚，在这40里山路上往来奔走。石在田要么不去，要么去了却不答应离。罗璇，要么是空跑一趟，要么是听区里调解。下雨天，打着光脚板，脚拇指上的皮都掉了。有一次，罗璇从区上回去，走到金紫，口渴得不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走进饭店。服务员问：“打多少饭，吃什么菜？”罗璇说：“我没有钱，能给我一碗凉水喝吗？”那人看了罗璇一眼说：“行。”于是给她舀来一碗开水。罗璇说：“谢谢。”喝了开水，罗璇走到金峰，在饭店的板凳上坐着歇气。一个中年人向她走来，罗璇一看，是石家的一个老辈子。他喊二伯。这位二伯也在区里一个单位工作。二伯是支持她离婚的。罗璇说：“二伯，去哪里？”二伯说：“你不容易，今天请你吃一顿便饭。”他对服务员说：“请打三两米的饭，来一个素菜，我明天拿粮票和钱来。”罗璇吃过饭说：“二伯，感谢你。”她二伯说：“谁能不遇见一点困难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嘛。” 罗璇逐渐弄清了石在田不答应离婚，是怕罗璇要分他的东西。罗璇就给石在田说：“我不会分你的东西，法庭要判给我，我们答应下来，我全部还你，走的时候，请借一床被盖给我，我以后还你。”石在田这才答应离婚。区法庭判定离婚的时候，那位干部却说：“你这么小，我们不放心，要等你娘家的母亲来，答应离了，带你回娘家，我们才敢让你们离婚。”罗璇说：“我个子长得小，但快满18岁了，就是我妈包办，才酿成了我的这场悲剧，我要是回家，母亲逼我再嫁怎么办？我决不能再回去过挨打受骂的日子。”区法庭，这才发给了离婚证。罗璇终于获得自由了。她接过离婚证，忍不住号啕大哭。 罗璇虽然离了婚，住哪里，却成了大问题。她的户口在铁灌井，但石在田有五弟兄，只有大哥分家时分得的半间堂屋还空着，她就搬到那里去住，她借了一张床，一床烂被子，还有一口破锅。她的三嫂子，送了他一个泡菜坛的盖子，还有一个缺，拿来当碗用。她向队里借了点粮食，算是暂时安顿下来了。他就每天早出晚归，挣工分吃饭。有一次，罗璇到井研赶集回来，见自己的床、被盖等东西都不见了。她去找到大哥，问：“谁搬走了我的东西？”他大哥说：“妈说，女人住堂屋不吉利。你已经不是这一家的人了，凭什么还住在我们石家！你的床，在草棚里。”罗璇知道，石在田的母亲，比她的母亲还横蛮不讲理，自己在铁灌井举目无亲，吵闹只有自己吃亏。只好去找自己的东西，竟然在离石在田家半里多路的草棚中。这种草棚，是守包谷和关鸡鹅鸭用的，立在荒地上，不到一人高，进门须低头。小棚子头上盖有稻草，可以遮雨；里面还有一张小床，可以睡觉；四面都是苞谷秆上下绑两根细竹子而做成的墙壁；门，就是一个空框。罗璇把床移了移，把东西捡顺，坐在棚里的床上，泪流满面。哭，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璇只得擦干眼泪，找来三个石头托起一口锅，到田里提水煮饭吃。 晚上很冷。罗璇先脱下棉衣盖在身上，再盖上被盖，然后蜷缩进被子里。月光白茫茫地照在身上，风从四面吹来，晚上冷得不能入睡。早晨起来一看，凡是自己的身子没有压着的地方，都被露水浸湿了。可是，连这样的窝棚，罗璇也只住了几天。一天，早饭后，石在田的弟兄和她的婆母，出现在了小棚外，他婆母说：“这个棚子，是我们石家盖的，我们要关鸭子。”罗璇说：“我的床和被子，放哪里？”“被子借给你，你带走，床和锅，我们要用！” “那我怎么办？”“你又不是我们石家的人，管你怎么办！” 罗璇见他们人多势众，只好捆起自己的被子提着三嫂子给的坛盖子走路。他想起了石家远房的一个大奶奶，人很慈祥，就去求她。那老人叹口气说：“作孽啊，你就住我家。”谁知才住了两天，老人就赶她走了，说：“本来我是要让你住的，石在田的母亲来找我了，这个队谁敢得罪她！我们家是要在这里长住的，你还是行行好，搬走。”罗璇听老奶奶这样说，只好又捆起被盖，提着三嫂子给的坛盖子，走人。 罗璇在溪边徘徊，怎么办？小溪对面两间草屋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去过这一家，这是一户地主，户主名叫余淑群，她男人在土改时吊死了，留下一儿两女。她家还有一间废弃的牛圈。罗璇决意去求求她。罗璇提着行李，找到了她，说：“大嫂，求你救救我。” 余淑群，四十来岁，长得瘦高，她吓得魂不附体，语无伦次地说：“敢，哪敢，我哪敢留留，留你。”罗璇说：“求大嫂了。我就住你们家废了的牛圈。石家的人如果找你，你就说是罗璇自己住进去的，我哪敢管她！”余淑群脸色惨白，她的两个女儿，都十五六岁了，说：“就让罗姐姐住。”余淑群沉默了好一阵，罗璇又说了许多好话，她才说：“就住。” 这个牛圈，三面有墙，前面只有半截墙，余淑群的孩子们帮着她打扫干净后，罗璇先在半截墙上加了半截玉米秆，然后去请示了队长，上山去砍来小柏树，绑了一间床。又用三元钱向一家孤儿三姐妹，买了一个柜子。锅灶，就用余淑群的，她们家煮了，罗璇再煮。罗璇这才算安顿下来。每一顿她只有8钱米，两把苞谷面。红苕出来之后，每顿有三四个红苕可吃。罗璇本来是很活泼的，喜欢唱歌跳舞，还会倒立、翻跟斗。生活虽然苦，但毕竟有了自由之身，栖居之所，渐渐的又显出了少女天真活泼的天性，生产队的人，都喜欢听她唱歌，请她教歌。罗璇就在这里步入了她人生的新里程，不久就成为了人民教师。 第43章 泪满断桥村 稻香红太阳 一个星期天，早饭后，白翼坤对中伟和文刚说：“公共食堂不办了，我们还有两条长凳子，在玉容家，你们回去抬来。” 春琴和国忠、翔宁一听，都闹着要回老家去看看。文刚说：“三十多里路哩，你们走得动？”“我能走！”“我能跑！”春晴和国忠抢着说。六岁的祥宁说：“走不动，三哥背。”文刚说：“反正是耍，他们想去就去。未必一天，还走不了这六十里？”三个小弟妹都高兴得直嚷：“回家啰！回家啰！”中伟、文刚五姊妹兴高采烈地出了门。 自从家搬进城以后，文刚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断桥河的老家了。那门口的小路，小路上的竹林，竹林里的草房，小路下面草房里的玉容，院坝里爱说笑话的堂兄廖发祥，万大嫂，他们的儿子清华、士兵，士全，不时又在脑海里浮现。他们回去时走小路，这五姊妹一路上说说笑笑，连六岁的祥宁都只让文刚背过两次，他们已经过了庙子井，爬上了洞府山，这里已经能够看见老家竹林下的白毛冲了。虽然是阴天，看来已经是正午了。文刚站在洞府山头，向四周一看，眼睛能见到的十来里路内，都不见炊烟。一路上看来，苞谷，虽然还是半青不黄的，可是，一些苞谷秆上，却见不到苞谷了；田里的稻谷，快到收割的季节，长势还好。而苞谷秆上，成串成串的老鼠，爬上来又梭下去，梭下去又爬上来，见了人都不害怕。而路上，几乎没有碰见过行人。他明白：这些地方，饥荒还没有完全过去。小弟妹们，看见了自己的家，满以为进屋就会有什么可以吃的，所以步子也更快了。 他们回家的路，要先经过公共食堂外的一个大塘，顺大塘坎过去，就是公共食堂，也就是玉容的家了。文刚说：“先去公共食堂看看，只不过多走两根田埂，也顺便抬凳子，看看玉容，一年多没有见了。”中伟说：“可以。”五姊妹来到了玉容的家门口。文刚很兴奋，马上就要见到差不多又浮上脑际的玉容了，她满脸的笑容、健壮的身姿，清脆的笑声，文刚总是时时想起，而且有很想见到她的强烈的愿望。文刚大声地喊道：“玉容姐！”以前，这三个字在这里一飞出去，草屋里会立即响起“呃——”的长长的回答声，并随声飞出甩着长辫儿的玉容来。可是这一次，这三个字出去就好比石子扔进了烂泥里，听不到一点儿回声。 廖文刚又下意识地喊了一声“玉容！”还是没有人答应。廖文刚情不自禁地进了屋。只见玉容的正房子外面，公共食堂时打的四个大灶还在，上面安的四口大锅，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四个大灶现在成了四个大黑洞，使这院子里有了些恐怖的气氛。正房子左手边的那个排列，把原来的墙打掉变成的一间长长的大房子，里面已经一张桌子都没有了，显得是那样的空虚和冷清。文刚现在想起的是玉容拴着蓝色长围腰的样子。奇怪的是，玉容家的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文刚一间一间地看了，一个人都没有，蜘蛛网倒不少。文刚家的两条长凳却在堂屋里，凳子面上，积满了灰尘。文刚顺着后门出去，那里顺小路就可以走到通自己家门的大路上。文刚站在玉容家的后门往上一望，惊得呆住了，他惊喊：“二哥，快来！”这时，一阵风卷来，坟地周围的苞谷叶子发出沙沙的叫声。中伟和姊妹们闻声赶过去，中伟也大吃一惊，喊道：“三座新坟！”在正午的阴云之下，后门上方十来米远的王家坟地里，三座一样大小的土坟，泥黄黄的，草还没有长出——完全是新的。文刚是懂得的，这个地方人死了，只能埋到自己的祖坟山里。文刚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谁：“玉容家，哪些人死了呢？”二哥说：“回家问问廖发祥、万大嫂就知道了。” 中伟、文刚回到院子里，用嘴吹掉了凳子上积的灰尘，各人肩上扛一条凳子，五姊妹一同穿过坟地，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竹子在风中轻轻地摇晃，发出“沙沙”、“嘎咕”的声音。以前文刚放学走到竹林里，那条狗就会蹦跳着跑出来迎接，文刚摸摸狗耳朵，花狗就会摇着尾巴跟在后面跑。现在，不仅没有狗跑出来，而且也没有人声。他们进到院子里，高声喊：“大嫂！”这时，从他们的屋里颤巍巍地走出一个人来，五十多岁，骨瘦如柴，喘成一堆。这是谁呀？文刚看了半天，才认出，这是木娃的爹，也就是曾提着锄头追赶他们姊妹的廖五哥。文刚问：“廖五哥，你，怎么会住在这里？”“我的”，廖五哥喘着气说，“房子，深翻，夜战，的，时候，做了，做了，火把，队长，就就，叫我来，这里，里，住。”“木娃呢？”“饿，死了。”“木娃死了！”廖文刚惊问道。廖五哥摇摇头：“在劫难逃啊！”廖文刚把老人扶去坐在竹椅子上。见他正三个石头，上面放着一个破坛子的底部，烧着水，里面煮着一个被老鼠啃来只稀疏地剩着几行籽的苞谷。文刚问：“王玉容家，谁死了？”“王，玉容，和她，的，爷，爷，奶奶。” “玉容怎么会死！”文刚简直是在狂吼。廖五哥说：“扳了，了门口，的，的，几个苞谷，陈书记，弄来，绑起，斗争，她没脸见人，出走，翻了车，跌死在崖下了。”文刚这时，不只是五雷轰顶，脑子里顿时是玉容潮水般涌来的形象，背着书包的玉容，背着草背篼的玉容，拴着蓝围裙的玉容，笑的玉容，跑的玉容，她的长辫子，她的高挑健壮的身姿。文刚知道，上次在食堂吃饭时的见面，竟然就是永别。他没有掉泪，而是茫然地望着阴沉沉的天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廖五哥，弓着背，抬起头，继续说：“伙食，团，垮了，喊，我们自己搞，吃的，锅都打了。又没有钱买，还不知道有卖的没有。”文刚问：“那，廖发祥、云霞嫂呢？”“都肿了，进了，肿病院。” 这时一个年轻的妇女从廖发祥那边进到了院坝里，背上还背着一个小孩。手里提着用细竹签子穿起的几十个蚂蚱。文刚认识这是廖清华的女人，名叫曾淑群。论辈分，该是文刚的侄儿媳妇。她一见，就按她的女儿的身份喊道：“二老爷，三老爷、五老爷、六老爷四姑婆，都回来了，看这屋里，都没有人了。你们都没有地方吃午饭？我办你们的招待。”她放下孩子，孩子已经能偏偏倒倒地走路了。她提出背篼里的一个小袋，倒出里面的谷子说：“这谷子还饱满，煮好，也可以吃，把谷壳去掉。三老爷不要见笑，现在不想这个法，我娘母俩都得饿死。” 廖文刚哄着奶儿玩。曾淑群的灶上也没有锅，放着一个瓦罐，放进谷粒，掺上水，生起火。一会儿院子里弥漫着一股烧糊了肉类的味道。午饭时，文忠五姊妹、曾淑群两娘母，七个人，每人有了半碗煮过的谷粒，和两只烧过的蚂蚱。曾淑群说：“不要急，放在口里慢慢嚼，嚼得稀烂才能吞。”文刚姊妹都是第一次吃这种“饭”，都小心翼翼。文刚感觉出了一股清香甘甜，只不过那谷壳上有细毛，翔宁卡得咳来眼睛都直了。曾淑群大声说：“一定要慢，慢慢嚼！”吃完谷子吃蚂蚱，文刚不敢吃。曾淑群说：“读书人胆子小，我们，什么不吃？枇杷树皮，癞蛤蟆，观音土，软雀儿花、状元红根子。不吃就得死。我还要喂奶儿的奶，难哪。”文刚听了，就把两个蚂蚱给了曾淑群：“你吃。”祥宁伸手抓在手里说：“三哥不吃，我吃！”两个蚂蚱已经进了祥宁的口里。中伟说：“农村比城里好，有蚂蚱吃。”曾淑群说：“大家都说，你们一家进了城，是菩萨供得高。每月有十九斤粮食。”文刚说：“农村里，地里种下去总会有收获。”曾淑群说：“去年不准私人种，今年准了，也只有几厘地，哪里够吃。”“那集体的地呢？”“还没有成熟，就被偷光了，没了，人要活命呀！”廖文刚说：“五月份，不是才收了豌豆、麦子吗？”“交了公余粮，我们队每人只分了20斤，已经一个多月，早吃光了。”廖文刚说：“看来水稻不错，苞谷也还可以，收了，就好了。”曾淑群说：“大家都在偷，明的偷，暗的偷，到收的时候，剩不了多少了；除了交国家的公余粮，一个人能分五十斤，就不错了。” 吃完饭，祥宁到了院子里，见桃子树上一只蝉叫得正欢。就高喊：“给我捉，给我捉。”中伟顺手抓起一根长篾片，在上半部挽成一个碗口大的小圆圈，到后阳沟去网了几层蜘蛛网，轻轻地把蝉粘住了。祥宁抓在手里，蝉还在吱吱地叫。他跑到曾淑群的灶房里，放进余火里，其实里面已经没有了火，只不过灰还是烫的，一会儿，他便掏出，把蝉塞进了嘴里吃起来。文刚看见说：“没有熟，不能吃！”翔宁却说：“好吃，再给我捉！” 中伟给文刚说：“回城，我们走大路，廖五哥说，肿病院就在断桥河边，我们也好去看看云霞嫂、贵生、琼华、秀华、廖发祥和万大嫂。”文刚说：“我要再去看看玉容的坟。”文刚问廖五哥：“哪一座坟是玉容的？”廖五哥说：“靠近，王家后门的那一座。我，参加了挖坑，没有，没有棺材，用草席，裹着，好个，女子，惨。”廖文刚又问：“她爷爷、奶奶，是怎么死的？”“还不是饿死的，气死的。”曾淑群补充说：“我们村老一点的都死光了，老年人，哪里受得住这样饿！” 正在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怯生生地进了院子。文刚不认识，正要问，只听她哭喊着：“三姨！我爸死了！”曾淑群惊得跑出屋问：“二姑儿，你爹死了？”“死在大田里，头还陷在泥里。”曾淑群把奶儿背在背上说：“二老爷，三老爷，不陪你们了，我走了。”文刚跟着淑群一路出了门，看着她和二姑儿顺着大路往东去，他便下坡穿过玉米秆林，到了玉容的坟前。这时，天上没有太阳也没有风。四周死一般的静寂。只间或有一只蚂蚱，“虎”地从头上飞过。这时文刚的泪水像开了闸门的水，滚滚而下。他说：“玉容，你不可能安息，我也不可能安宁，你会永远在我的心里。如果真的有灵魂，你就来找我，我会随时欢迎你的。”廖文刚捧了三捧土撒在玉容和她爷爷、奶奶的坟头，揩干眼泪，走出坟地，回到了家里，和廖五哥告别后，这五姊妹扛着两条长凳子踏上了归途。 他们到了断桥河，文刚脑际就浮起玉容在河边给他们几个小伙伴晒衣服的情景，她甩动着长辫儿，爽朗地笑着。过了河，上一个小坡，就是一坝稻田。大约有百来亩。青黄青黄的，像一片巨大的和田玉，稻子还完好无损。原来路边有民兵背着枪守护。稻田的边缘是一片房子，肿病院就设在这里。文刚们把凳子放在路边，走进了病院。里面到处坐着、躺着本村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廖发祥正上了厕所出来，用手摸着下身在大声的惊呼：“怪怪怪，我的鸭儿哪儿去了？”“鸭儿”是这里的粗话，指的是男性的生殖器。文刚一看廖发祥，脸上胖胖的。就说：“发祥哥，还长得这么胖。”发祥说：“三老辈，男怕肿头，女怕肿脚，我这头是肿的。”他用手在额上轻轻一按，就是一个深深的窝。他们在这里还看见了万大嫂、廖清华、都已经面目浮肿。万大嫂说：“我们都不晓得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肿病院每天都要拖几个出去，以前每次廖发祥都要去参加埋人，现在，他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文刚没有看见霞云，万大嫂说：“今天一早进城，到文辉那里去了”，万大嫂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运气好，要在农村，也只有肿，只有饿死。” 这时一个和文刚差不多高矮的少年来发吃的了，文刚认识，他叫曾德安，是村治安主任曾德荣的兄弟，读了高小，没有考上初中。他端着一个盒子，每人发给两个小饼。他看见国忠、翔宁和春晴的眼睛都盯着那个小盒子，就每人给了一个：“这是我的一份，我请客。”文刚说：“那怎么行？你不能不吃。”曾德安附着耳朵给文刚说：“我有办法，尽管吃。”他又给了文刚、中伟各一个。曾德安说：“这东西名叫糠麸丸。”中伟放在嘴里吃起来，文刚没有吃，放在了衣袋里。中伟、文刚和大家挥手告别。廖发祥说：“下次回来，就看不见我了，过年过节，不要忘了给我烧点纸钱，免得我到了阴曹地府还饿肚皮。”文刚说：“有糠麸丸吃，死不了的。”廖发祥说：“那是哄鬼的，羊屎加米糠。” 中伟姊妹五人往井研城的家里走。这条路，过了研经小学就是一条土公路直通县城。路可以过车，不过当时还没有车。走到研经小学外，文刚认真看了一眼自己的母校，那根像伞盖一样的树子竟然不见了。正好文刚看见周校长在挖地，就喊道：“周校长好。”周校长压低声音说：“我是右派，快不要这样喊。”文刚说：“你是我的校长，这是变不了的。那根大树到哪里去了？”“烧了钢炭，你们快走，快走，不要问这些。”文刚看到周校长这样恐惧，只得和姊妹们匆匆地离开了。 这支队伍，文刚肩头扛着凳子走最前面，中伟也扛着凳子走最后面，中间是十四岁的春晴，七岁半的国忠、六岁的翔宁。他们三个小的弟妹们，一会儿这个在前，一会儿那个在前。这条路是一九五八大跃进时修的，说是公路，其实只不过是毛坯罢了，不仅高低不平，而且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因为全是泥土的，下雨天赶路的人踩出的脚窝窝全都残留着，满目疮痍来形容这条路是很恰当的。路的两旁都是田地，田里都是稻谷，间或有些田里已经只剩了光光的稻秆。地里全是苞谷和红苕，但苞谷秆上苞谷失踪的不少。红苕还才一尺来长的苗，还没有长红苕，但明显地看得出红苕叶子，也有些被人摘光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山头上高声喊：“李二娃，李二娃，快派五个人到公社挑苞谷，从云南调来的，每个人五斤。”廖文刚问道：“同志，全公社每个人都有吗？”“都有。”那个人头都不转过来。廖文忠说：“每人五斤，又能撑持半个月了。” 这五姊妹又走了十来里地，大家都像没有骨头似的，一身都是软的。首先是祥宁说：“三哥，走不动了。”他一屁股坐在路中间。文刚也累了，放下凳子就坐在凳子上说：“二哥，你扛两条凳子，我背祥宁。”中伟说：“我扛这条凳子都不大走得动了，试试看。”大家都坐了好一会儿。文刚看地里有不少苞谷秆上没有苞谷，就说：“我去搞几根苞谷秆来吃，吃了就有力气了。”廖文刚刚走进苞谷林，一个妇女从里面仓皇跑出，还背着个背篼，把廖文刚吓了一大跳。廖文刚撅了几根苞谷秆，给每个人一根，大家都贪婪地大嚼起来。廖文刚说：“可能是偷苞谷的，吓我一大跳。”中伟说：“说什么偷啊，不是饿得慌，谁肯要苞谷！”春晴说：“我们也去扳几个，反正没有人。”文刚说：“不行，那不是我们的。我们每一顿，总还有点吃的，人家纯粹的农村人，除了地里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又去撅了些苞谷秆来吃，补充了一点能量，又有了点力气，祥宁又走了一里多路，又说：“三哥，我走不动了。”文刚就放下凳子说：“我来背祥宁，二哥扛两条凳子。”廖中伟扛起两条凳子说：“我也不行了，一身都是软的。” 五姊妹走走停停，又走了两里多路，国忠说：“三哥，我也走不动了。”国忠坐到了路边一块石头上。廖文刚说：“到县城还有十五里路，看来，这两条凳子是扛不回去的了，我们寄在别人家里，把国忠、祥宁背回家就不简单了。”春晴说：“我的肚子饿得慌。”文刚摸出包里的那块糠麸丸说：“分成三份，你们三个小的吃。”春晴接过去，国忠、祥宁马上围了过来。春晴分成了三份。祥宁说：“我要，我要。”祥宁拿到手里，一口就咬碎吞下去了。国忠却拿在手里，舍不得吃。祥宁看见，悄悄跑过去，一把抓在手里就吃，国忠大哭着抓住祥宁就打。文刚立即拉开了。文刚说：“祥宁，你这样就不对了。”祥宁说：“我饿。”文刚说：“不是你一个人饿，我们大家都饿。”祥宁说：“我小，大的让小的。”文刚说：“国忠也小，大家要分着吃，不能吃别人的。”中伟说：“不要争，我身上还有钱，是上回到五通桥糊油桶得的工钱，我没有交给伯伯，过去就是旮旯店儿，运气好，会有卖糖的，我办你们的招待。” 姊妹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又添了些劲儿，翔宁也自己走了，国忠哭了一会儿，也自己走了。他们又走了十来分钟，到了旮旯店儿，真有卖高价糖的，十元钱一斤。还有饼子，一元钱一个。当时教师的工资才每月二三十元钱，这种价钱，无疑是天价，中伟的钱，只够买三个饼子。五双眼睛都盯着店子瓶子里装的糖果和饼子。中伟买了三个饼子，付了三元钱，寄存了两条凳子。出了店子，春晴、国忠、祥宁都向中伟围拢来说：“我要”、“我要吃”、“给我。”廖中伟说：“我们五姊妹每人半个，还剩半个给妈妈带回去。”中伟小心翼翼地把饼子分好，再分给了弟妹们。他说：“吃了饼子，大家要尽量走。”大家边吃边走。文刚把祥宁背在背上走。国忠走了一段，还是走不动了，中伟就背着他走。十五里路，他们走了差不多四个钟头，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八点了。紫云说：“七大八小的，谁叫你们去的？这么长的路，又不是两三步路。”文刚说：“弟妹们都想回去看一看，这不都安全回来了？”紫云说：“回去能看见什么？我早听说了，不是死就是肿，有什么看的？” 文刚把生产队里的情况给父母亲讲了，母亲摇着头说：“这是中国人的劫数，逃也逃不脱的。可怜玉容年纪轻轻的，就这样去了。王大爷，年年都要给我们犁田，身体那样的硬朗，除了饿，多半是气，才会死得这样快。”文刚又给母亲说：“没有看见云霞，万大嫂说，到大哥那里去了。”母亲说：“她到这边来过了，瘦成了一根藤，说是肿了，已经医好了，要出肿病院了，家里有灶没有锅，也不知怎么过。”紫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幸好，文辉又当上了木厂的伙食团长，云霞几娘母，他总能想办法不让饿死。找我去的地方多，明天我到金山寺，马边、峨边也来电话，叫我们去。金山的活路要是多，中伟也去。” 廖紫云第二天就去了金山寺。春晴、国忠、祥宁，很迟才起床，他们都说两条腿僵硬，一动就痛。他们门口的南瓜已经有碗儿大了，里面的莲花白也长得好。翼坤指挥中伟和文刚挑粪浇菜。翼坤说：“半桶清水三瓢大粪，粪多不得，多了要烧根。”文刚说：“我们在植物课上学过，烧根就叫‘反渗透’。”两弟兄把菜都浇了一遍。 这里的房子，因为挨近木厂，还能点上电灯。晚上，中伟就叫文刚教他学习文化。廖文刚把二哥会唱的歌的歌词都写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廖中伟，一没有事，就从“脑壳、头发、额头、眼睛、眉毛”直读到“脚肚儿、脚板心。”而且声音很大，外面马路上都能听见。一天，文辉从外面进来，听到中伟正在读。文辉说：“你在念什么‘肚皮、脚肚儿’的，过路的人还以为是疯子呢。”廖中伟哈哈大笑着说：“文刚教我的，学文化。”“你小声点读行不行？”中伟说：“读书就要高声夭夭的，才记得住，别人怎么说，由他去。”文辉很不高兴地走了。 六一年的暑假到了。因为廖文刚一家都住在街上，他也作为街上学生和老师一起去参加劳动。他们去的地方是红太阳大队。红太阳大队离井研县城5里。这个组有吴北延、毛淑滔、宋万英、王光琪、陈炯如等五位老师，有六三高两个班的十多个通学生。领队是王光琪老师。早晨，王老师集合起队伍说：“参加劳动，主要是锻炼我们，学校领导讲过了，对农村里的事，我们不要评头品足，大家要服从安排，不懂的要问，要学。”王老师，当时二十六七岁，担任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上过廖文刚这个班的初中物理。中等个子，大眼睛，平常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王老师讲话，大家都静静地听。因为是大热天，男老师，穿短裤、背心，凉鞋；女老师，穿短袖衫，裙子。男同学，大多热天冷天一个样，毛蓝布衣裳、毛蓝布裤子，有的光脚板，也有穿胶鞋、凉草鞋的。只有徐武德不同，上身白汗衫，下穿齐膝黄色短裤，脚穿凉皮鞋，蓝色袜子。女生短袖衫，毛蓝布裤子，凉鞋，没有穿裙子的。一路上，郭茂清，说说唱唱，昂着头，悠然自得地走；廖清风、廖文刚、郭惠玉，殷辉尧、徐武德，谈天说地，打打闹闹地走。李荷艳，程茜平，邱丽华、李玉芳、雷碧群，说说笑笑地走。几位老师，走在一起，宋万英老师，笑盈盈地，和毛老师小声交谈着。陈炯如老师，光着头，背着一顶旧得发黑的草帽，挺直着腰板，大步走着，活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吴北延老师，专注地看着四周的田野，既象在欣赏，又像在研究。王光琪老师是领队，看见同学们疯玩得有些出格时，就说：“好好走，小调皮！” 师生们到了红太阳大队一看，这是一个不小的坝子，放眼望去，稻谷弥望，一片金黄，淡淡稻香，沁人心脾。村口有几笼竹林，王老师叫大家休息一会儿。师生们便停在竹林下。男同学，男老师，大都找高起的石头或者土埂坐下了。女老师和女同学，大都看了地下两眼，没有坐。王老师去接洽后回来对大家说：“今天打谷子，我们的任务，就是割谷子，晒谷草。谷子打完后，就参加小秋收，收桐籽、乌臼籽，扯巴山。”同学们到了田边，社员还没有出工。徐武德说：“我们那么远的都到了，他们还不出工。”廖文刚说：“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谷吊上还挂满了露珠，要等太阳出来，露水干了，才开始割谷子，打谷子。”“就你聪明！”徐武德说。廖文刚说：“这可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我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有这种知识，没有过这种经历嘛，可就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了。” 王光琪老师说：“看来廖文刚有经验，就讲讲，晒谷草，有什么要领。”廖文刚说：“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下田拖过谷草来晒。我的体会是，下田要注意三点。你们看这水稻下面，水有两三寸深，但是，泥烂下去，可以有一两三尺深，因此，裤腿必须高扎，要一步一步地走稳，不要跌倒了，下脚要轻，提脚要用力；坝子上的田很宽很大，到了田里，还有可能迷失方向。因此，初下田的人，要定好方向，比如看准田边的一棵树，就只顾看这棵树，不要东张西望。三拖田里的谷草，要得法。人在前，谷草在后，尽量让谷草斜斜地在身后，充分利用水的浮力，气力大的可以一次拖四把，每只手各拖两把；气力小的，只能拖两把，一只手一把，或者只拖一把。到了田坎上，要把草把的根部散开，才容易干。放草把的地方，要先远后近，不然把你自己的路挡住了，不好走。此外，水田都有蚂蝗，钻着很痛的，不要怕，提起腿，轻轻拍它一下，扯出来，扔掉就是。蚂蝗最怕盐，可以在临近水的皮肤上抹上些盐。” 李荷艳说：“我害怕，男生拖到田坎上，我们往远处拖。”雷碧琼说：“我不怕。”邱丽华说：“我也不怕。”宋万英老师听见说蚂蝗，也显出了吃惊的样子。王老师说：“女老师，女同学，都尽量不下田。”廖文刚说：“女同胞，也可以去晒谷子嘛。”王光琪老师说：“我再去请示一下。”一会儿，王老师拿来四把齿镰和一个拿着几把干稻草的社员一同来了，王老师说：“我们来四个人割，割累了又换。请王队长教大家怎么割谷子。大家欢迎！”师生们都鼓起掌来，坐着的也都站起来了。王队长说：“要割谷子，先要学会捆草把。”同学们大多心里想，捆稻草，有什么难的。王队长下到地里，割好了一把谷子，抽出几根稻草，一晃，不到两秒钟，就拴好了。王老师问：“怎么拴的看清了吗？”廖清风说：“我看清了。”徐武德说：“我看会了，我来示范。” 王队长把那把谷子插到田里，把齿镰交给徐武德说：“仅你的手，割一大把。”徐武德满以为就把那一把拆散再拴，没有想到要第一个下田，手拿齿镰，多看西看。男同学们都说：“脱掉皮鞋袜子，下田呀！”徐武德只好脱鞋袜下田。他手扒着田坎，慢慢梭下去，大喊：“唉哟，好冷。”王队长说：“弯下腰，谷茬不要太高。”大家看着徐武德弓着背，笨拙地割着，好一阵，才割了一把。“给我谷草！”郭惠玉抽了几根干谷草给徐武德。徐武德站在田里，左拴右拴都拴不起。陈炯如老师说：“看起容易做起难。”廖清风说：“给我。”廖清风两三秒钟就拴好了。郭茂清说：“讲讲要领，我看看你的表达水平。”廖清风边说边比：“左手捏紧谷穗的下端，右手抽出三根稻草，左手拇指压住稻草的头，让他留出一寸左右，左手握紧，右手用力，缠一转，再缠半圈，将草尾从前面的圈里穿过，抓住留下的头一提，看，就紧了。”大家还是说没有看清楚，廖清风又示范了三遍，大家才会了。王队长说：“割谷子的同学，每人腰上拴一小把干谷草。”大家便照着王队长的样子，抓一小把干谷草，用几根谷草拴在腰间。 社员陆续下田了，他们只有四个拌桶，人很自然分成四组，每个拌桶三两个人割，三两个人打，一两个人挑，一两个人拖谷草。十几个老师学生，见没有别的事可做，都纷纷脱鞋卷裤下了田。李玉芳说：“嘿，脚下软软的，好耍。”程茜平也跟着下了田。李荷艳说：“没见着蚂蝗呀！”王队长说：“打了农药，放了鸭子，蚂蝗死光了。”开始下到田里，稻子的甜香、泥土的芳香、稻草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大家割的割，打的打，拖草的拖草。只听田里拌桶声“乒乒乓乓”，割谷声“唰唰唰唰”，拖谷草的，弄得田水“哗啦哗啦”，挑谷子的，在岸上“咚咚咚咚”地走，社员和师生们嘻嘻哈哈地说。同学们推着拌桶走，郭茂清还唱道“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太阳越升越高，背上火辣辣的，手臂上、露在水面的腿上，都奇痒难受。只有在泥里的脚和腿肚以下，还好受些。廖文刚说：“这红太阳大队真是名不虚传，烤得背上火辣辣的。”陈炯如老师说：“打谷子，这样的好太阳，是正当其时。”李荷艳说：“谁能造一片云，给打谷子的人们遮遮也好嘛。”雷碧群说：“这个理想，就交给李荷艳去完成。” 忽然听见李玉芳说：“哎呀，蛇蛇蛇。”几个男同学立即跑过去，廖文刚说：“不是蛇，是黄鳝！”廖文刚伸手抓在手里，黄鳝“嗖”的一声，从手里滑出，钻进了水中。郭茂清说：“我来我来！”伸手抓住了，又滑跑了。廖清风和郭惠玉都伸出手去。两个人一个抓住了头，一个抓住了尾。社员说：“抠住腮！用黄荆棍儿穿起！”郭惠玉抠住了腮，徐武德上田坎摘来黄荆条，郭茂清去腮上穿，男生们七手八脚，费了好大工夫，一条一米长的黄鳝，提到岸上去了。太阳已经当顶，已经亮出了宽阔的水田，风吹着，水波荡漾。同学们都左右两手各拖着一把谷草在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弓着背走。师生们，大都一脸一身都是泥。女老师和女生们的辫子上也沾着泥。陈炯如老师，头上都冒着蒸汽。王队长喊：“休息，吃饭，下午三点上工。” 师生们都学着社员的样子，到上面的水塘里去洗脸洗手洗脚，程茜平蹲在塘边，用手捧水洗脸，说：“清水泼在脸上，真舒服。”邱丽华和李玉芳干脆坐在大青石上，把脚伸进水塘里慢慢洗。李荷艳害怕塘里水深，请雷碧琼牵着她的左手，她用右手洗脸洗脚。 师生们到了公共食堂。廖文刚一眼就看见了打饭的周琼芳，她是胖冬瓜的姐姐，一起在断桥小学读过书。周琼芳也认出来了，她先喊：“廖文刚，你也来这里劳动。”廖文刚说：“周琼芳，原来嫁到这里来了。”周琼芳打给他一大碗白米饭、黄南瓜。打好饭的老师、同学，就自己找一块阴凉的地方，或蹲或站或坐，边吹牛，边吃饭。廖文刚吃着饭，对周琼芳说：“你们队的水稻大丰收了，生活会好些了？”周琼芳说：“红太阳，比断桥好，但是，也好不了多少。会计已经算过了，除了上征购，平均每人可分六七十斤谷子，你算算，能吃多久？”廖文刚说：“看来，还是要半饥半饱瓜菜代。”郭茂清说：“国家不可以少征购一点？”王光琪老师说：“国家怎么敢少征购？现在国家的战略储备粮都吃掉了，工人、解放军、干部、学生、城镇人口，都要靠国家供应，少了可不行啊！”廖文刚说：“是啊，还得多方兼顾。” 几个男同学吃完饭，去外面摘来几片南瓜叶，廖文刚向周琼芳要了些盐，郭茂清把黄鳝剖了，放上盐，用南瓜叶包着，放在灶里的火灰里烧。烧了十来分钟就取出，香味扑鼻。郭惠玉拿着烧好的鳝鱼肉，请老师同学一一品尝。宋万英老师说：“我不敢吃。”还直摆手。李荷艳说：“我也不想吃，看见就烦。”程茜平说：“我尝尝，嗯，还别有风味嘛。”李玉芳说：“程茜平，勇敢，我也吃一点。”郭惠玉拿到邱丽华面前，邱丽华说：“我才不吃哩。”廖清风说：“邱丽华，你在女同学中比，最柔弱，黄鳝营养可高哩。吃一点。”廖文刚说：“你看廖清风多关心你，吃一点。”邱丽华说：“谢谢，请廖清风代劳。”郭茂清说：“怎么不请我代劳！”老师和女生们都不吃了，男生们便你撕一块，我撕一块地，吃起来，一会儿，就只剩了骨头。 下午，一直劳动到天黑，吃过晚饭，师生们才披星戴月往回走。大家这才感到，腿肚上，脚上奇痒难耐，而且越抠越痒。社员们说：“这是中了鸭毒，要回去用热水加盐，洗了才会好些。”师生们回到家里，马上用盐水洗。 师生们在红太阳大队七天的暑假劳动，基本上都是重复这些过程。 第44章 师生情谊重 弟兄夜路长 1961年暑假，六三高一班的廖德煜，父亲一病不起。他的父亲是研经有名的铁匠。廖德益从小就和父亲一起打铁，火花溅到脸上，留下了一些疤痕。他的鼻子尖上的疤痕，很像一个“上”字，从小学起，同学给他取的外号就是“上鼻子”。他的绘画，自小学起，就是班上的魁首。连美术老师，都赞叹他“此子可教。”父亲病危，廖德煜忧心如捣，和母亲一起，求医找药，饥饿可是无药可医的，他父亲的病毫无起色。到了8月20号，眼见得不行了。他父亲临死前，泪流满面，拉着廖德煜的手说：“儿啊，好好读书，照顾好你妈……”便断了气。廖德煜母子二人，都有天塌下来的感觉，哭得死去活来。廖德煜明白，哭于事无补，于是，流着泪，请来亲戚朋友，把父亲埋了。当时读书，开学时的书学费伙食费虽然一共才8元多钱，但在取消自由市场的年代，对于一般的家庭，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廖德煜家里的钱，医治父亲、埋葬父亲，已经用得精光。他的母亲说：“快到报名的时间了，没有钱，怎么办？”廖德煜说：“我有办法。砍柴卖。” 他母亲说：“伙食团垮了，家里锅都没有，谁买你的柴？”德煜说：“医院、供销社、学校都要买柴烧。”于是，埋葬父亲后，他就天天身背大背篓，手提小斧头，上山打柴。办公共食堂的时候，砍了许多柏树、棬子树来作柴烧了，树蔸却还留在山上，劈回来，稍微晒一下，就是很好的烧柴。他一连砍了一个星期的柴，到了报名的时间了，估计柴的数量已经够了，但柴还没有干，是卖不掉的。他的母亲说：“你去学校，向老师求个情，就说十天以内付清。”廖德煜说：“枉自说，魏老师不好说话。等柴卖了才去。”到了9月3号，廖德煜母子忙了大半天，把柴挑到研经小学、研经供销社，研经医院卖了9元钱，第二天，廖德煜就带着钱、背着行李，兴冲冲地往学校赶。 廖德煜的家在研经街的场头上，到县城，整整30里，到上午11点时，他汗流浃背地站到了班主任魏文光老师的办公桌前。 魏老师可头也不抬。“魏老师，我报名。”“报名？今天几号了？”“今天9月4号。”“上期放假时，学校明确宣布，必须按时到校报到。过了三天，就按自动退学处理。”廖德煜说：“我的父亲死了……”魏老师打断他的话说：“班上死了父亲母亲的多着哩。学校又不是茶馆酒店，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没有规矩，能成方圆！”廖德煜说：“我要读书，我去找校长。”“找校长也没有用，这就是校长规定的！” 廖德煜找了汪国俊校长，汪校长坚决不同意他报名，说：“这是制度，谁也不能破坏，就按自动退学处理。”廖德煜只好办了退学手续，背着行李，哭着出了办公室，哭着出了校门，一路哭着往家里走。这位本来可能成为画家的青年，就这样被断送了前途。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一个早晨，住校生做完早操，聚好合，武校长来讲话了。这位校长，非常的慈祥，平常没有见过他有声色俱厉的时候。他讲话，向来都很平静。今天的讲话，语调却显得有些颤抖。“同学们，接上级指示，现在，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农村同学，从下月起，一律自带口粮。”全校农村同学听到这样的话，真有如雷轰顶的感觉。武校长下面的话，他们大多已经没听见了。“希望同学们要正确对待，克服困难，坚持学习。你们带来的，不管是米，是苞谷粉还是红苕，学校都负责给同学们蒸好。因此，每人要准备一个蒸饭的罐子或者瓷盅。”农村同学们都明白了，自带口粮，就是说，国家不再供应农村同学每月十九斤的粮食了，要自己从家里拿粮食。 六三高二的寝室里，唐伟儒同学在收拾背包。全寝室的人都在叹息。唐伟儒说：“这也没什么，家庭有能力的，就读书；没能力的，就务农。”廖文刚知道，他这是在故作旷达语。昨天晚上，他哭了半夜。他说：“我家里，现在就没有粮食了，哪里还有给我拿到学校来的？”廖文刚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想了半天，才说：“你的成绩相当好，尤其是数学，在全年级都是很出名的，回去也不要忘了看书，有了知识，国家有了好转，肯定还会有用的。”唐伟儒说：“我会自学的。”同学们都想说点什么，可都说不出来，默默地看着他捆行李。唐伟儒背上行李，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告别，同学们都送他到校门口，女生也闻讯出来相送。六三高一有三位同学也背着行李到了校门口。同学们都含着泪水，望着他们的背影远去，消失在大街的转角处。 六三高一的女生宿舍里，罗翠云把自己的被子捆好又解开，解开又捆起。二班的李秀芝对她说：“我们一起克服困难，度过这个难关。”罗翠云说：“我家里，只有一个兄弟，父母亲都是死了的，我到哪里去拿粮食？”李秀芝说：“现在的政策改变了，只要勤快，饿不死的。”李秀芝说：“我们去找吴老师，听听他的意见。”两个人到了吴北延老师的家，正看见吴老师也在捆行李。罗翠云诧异地问：“吴老师要去哪里？”吴老师说：“我调马中校去了。不过，罗翠云，我的家属还是住在这里，我知道你的情况，初中时你就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那时，交钱到学校就行了，现在不同的只是不但要自己找钱，还要自己买吃的，现在国家的形势正在好转，找钱和买粮食，都没有去年困难了。你还是在我这里煮饭吃，锅灶，照样由我提供。”罗翠云说：“现在和初中不同了，那时有周荣枝、李光玉、丁玉珍，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到苗圃挣钱，到曹家买梨卖，现在，只有我和李秀芝两个人了。”李秀芝说：“我们一道克服困难。”罗翠云回到宿舍，解开了背包，过起了一边挣钱，一边读书的艰苦岁月。 六三高二的李吉吉，听了武校长宣布自带口粮的政策后，心里凉了半截。现在离六三年高中毕业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不读，半途而废，心实不甘；要读下去，家里的口粮都不够吃，自己去哪里拿粮食呢？他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以致彻夜未眠，几晚上无法入睡，造成神经衰弱。班主任刘子雄老师在班上讲：“读书，自己出钱出粮，这是社会的通例，同学们不但要想得通，还一定要千方百计读下去。现在，国家的政策调整了，社员有了自留地，也可以搞副业了，经济情况只会越来越好，所以，同学们一定要选择读下去，要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李吉吉有了读下去的决心，才回到家里把自带口粮的事告诉了母亲。他的母亲说：“你一定要读下去，我在家里想办法，多出点力，就会多产些蔬菜和粮食，再说，我们有那么亲戚朋友，不过，你得每个星期都回来拿。”李吉吉知道家里的困难，一回拿到学校吃一个月，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每个星期回家去拿。不管是红苕、南瓜、还是苞谷、小麦、大米，每个星期，母亲总是准备好了的。李吉吉初步计算，后来这一年多的高中生活，他往返于学校和东林的家门之间，走的路达3000多里。 六三高一班的崔龙才，背着行李出了校门。殷正清追向前握着他的手说：“崔龙才，想办法度过难关，回去，又能怎样呢？”崔龙才说：“我们家，太具体了，父亲，去年死了；家里只有母亲，领着四个小弟妹，我都要满21岁了，家里都没有吃的，我到哪里去带口粮？”殷正清说：“我们才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崔龙才说：“自留地，也至少要四个月才能有收成。我们家，还得靠我回去种，问题是，这几个月怎么办？七天就可以饿死人的呀！”殷正清看着崔龙才几步一回头地走了。 廖文刚去到文辉的木厂里，正好父亲、母亲、中伟和大嫂、弟妹们、侄儿贵生，都在那里。文刚说：“全家人都在这里，今天怎么会这样整齐？”母亲说：“趁农闲，来把有用的东西搬回家去。你伯伯和二哥，从碗厂回来，要到峨边去。”廖文刚说：“正好，学校通知了，农村户口的中学生，国家不再供应口粮了，从下个月起，要自己带。看怎么办？”文辉说：“现在正在搞干部下放，干部还要回去当农民哩，再读书，还有什么用？”母亲说：“要读，你伯伯，你二哥都能找钱，现在市场上有钱也可以买到东西了。怕什么？国家以后就不要读书人了？”二哥中伟说：“三弟能读就要读，大家想办法嘛。”国忠、祥宁都说：“三哥要读，要读！”父亲说：“读就读！这么大一家人，还供不起一个读书的？”春晴说：“家里的东西都不够吃，我们每顿现在都只是吃个半饱，三哥要是回家来拿，可没有。”母亲说：“主要靠买，家里也要出一点。饿不死就要好好读书。” 此后的一个星期六，李秀芝和罗翠云，放开大步往家里赶。她们的家在70里外，冬天天黑得快，他们用这样的速度，在路上也要走十多二十里的黑路。罗翠云说：“还不知道队里有没有能力给我口粮。”李秀芝说：“我家里更具体，但是，我一定要读下去。”这么漫长的路，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她们两人可不肯就这么看山看水。自从读初中以来，她们就利用走路的时间，背课文，背数学公式。李秀芝说：“我先背语文的背诵课文，请你当老师，给我指正。”李秀芝先背《过秦论》，背到“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就背不下去了。罗翠云说：“先考考你，怎么翻译‘云合响应’。”李秀芝说：“陈炯如老师讲的‘像云那样聚合拢，像回声那样应合’，一班是不是这样讲的？”罗翠云说：“对。下面是怎样的，你想起来了吗？”李秀芝又想了一会儿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她一直背到“何哉？攻守之势异也。”罗翠云说：“不错，只字不差。”然后罗翠云又背诵《石钟山记》。她们就这样一个背一个听，直背到天已经黑了，她们才点燃柏树皮火把，一小团红火，在崇山峻岭间穿行。 李秀芝回到乌抛乡狮子村的家里，向父母亲讲了，学生从此要自带口粮。她父亲说：“家里吃的都不够，拿什么给你带？”李秀芝说：“我要读书，每天吃一顿也行。”她母亲说：“再困难也不能误了女儿。我们这里，田少地多，没有粮食，就挑红苕去。”她父亲也就没有再反对。第二天一早，秀芝和她母亲一起，淘出了60多斤红苕，算一个月的口粮。母亲给秀芝烧了四个红苕，算是她的晚饭。吃过午饭，李秀芝便挑着红苕出了家门。乌抛是井研的大山区，出门就是山，抬腿就是坡，李秀芝当时17岁，中等个子，虽然显得壮实，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是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一阵又患了感冒，身上有气无力的。她就放下担子，坐在树下歇气。这时，罗翠云从后头赶来了，她背着几斤大米和二十来斤红苕。李秀芝说：“我怎么挑得到井研啊！”罗翠云说：“我有米，要轻些，我们换着挑。” 罗翠云个子比李秀芝稍高，以前长得胖，大家都叫她罗胖儿，现在也瘦了，不过骨骼还是显得粗壮些。两个人换着挑，好不容易挨到了周坡，这里离井研还有整整五十里。李秀芝说：“我的肩和腿都无法承受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挑拢井研，我想在这里卖掉，再到井研去买。”罗翠云说：“井研，可能要贵些哟。”李秀芝说：“没有办法，就少吃一点。”李秀芝把红苕往街上一摆，立即就有居民围上来。那个年代，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好卖。李秀芝以每斤两角的价钱，把红苕卖了。她把卖得的12元5角钱，用小手巾包好，小心翼翼地揣在上衣口袋里。两个人只挑罗翠云的三十来斤，到了学校已经上晚自习了。 第三天才是逢场天，课间操时，李秀芝请了假，从小校门出去，就是鸡市巷，她想在这里买几十斤红苕。学生自带口粮后，学生吃饭就是自己把吃的东西装在一个小盆子、罐子或盅盅里，加好水，放在伙食团，学校蒸好后，吃饭时，自己去拿自己的。李秀芝这时买来红苕，还可以赶上蒸午饭。她生怕自己的钱丢了，一出校门，就用右手按住自己的包。鸡市巷街很窄，人还有些拥挤。走了几步，他觉得有人重重地撞了她一下，她怕自己按着包的手挡住了人不好，就把手放下了，她再走了几步，觉得手按住的地方，虚若无物，吃了一惊，低头用手一掏，衣服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李秀芝顿时傻了眼，知道钱已经被窃，这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情，她站了一会儿，只好回到教室里上课。 她这个学期，被同学们新选为班长，必须强打精神。吃午饭时，她肚子已经饿得慌了，她并没有吃早饭。她知道，这种时候，哪个同学不困难？她不好意思向同学开口。老师呢，也只有每月19斤，连年轻力壮的陈禄生老师都患了肿病，她更不能向老师开口。她只想到一个办法：走向农田山野。吃午饭时，她一个人悄悄走出小校门，穿过鸡市巷，到电厂那边的菜地里去。这河边上有一大块菜地，大约是电厂的，常有砍了连花白，剩下的菜根，可以洗净充饥。她走到地里，蹲下，扯起几个菜根，到河里洗了，撕去坚硬的外皮，就吃。她记得前些时候，和几个女生也到这里来过，她要吃菜根，同学们却不让她吃，说：“你是干部，要注意影响。”吃饭时，同学们都把好菜多分些给她吃，她们却来这里吃菜根。她明白了同学对自己的支持和爱护。李秀芝吃了几个菜根，回学校吃了两碗开水，就算吃了午饭，又回到教室上课。第二天，她还是这样过。但身上已经软绵绵的，头也有些昏了，口里清口水直冒。她不断地告诫自己：“李秀芝，你是团员，你是班长，要带头，要挺住。” 第三天，吃早饭时，同学们都到食堂拿自己的饭去了，李秀芝一个人坐在教室，已经昏昏沉沉的了，却还是强打精神翻着书看，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只见她初中时的班主任吴北延老师，手里提着一小口袋东西进教室来了。李秀芝偏偏倒倒地站起来说：“吴老师，请坐。”吴老师说：“这点米，你拿去，度过这个难关。”李秀芝眼里噙着泪花说：“那不行！你才每月十九斤！”吴老师说：“我老伴已经注意你两天了，你怎么能两天不吃饭？把米拿去！我好办，我家里人多。一人一顿省一口，就过去了。”李秀芝说：“吴老师，我怎么还得起！”吴老师说：“说什么还，同学有了困难，老师尽点力，算得了什么！”吴老师说着，丢下口袋就走。李秀芝打开一看，竟有七八斤米。李秀芝知道，吴老师已经调到马踏中学任教去了，是得了肿病回家养病的。她心里十分歉疚，但又不能拒绝。他含着泪收下了米，立即抓了一把生米咬吃，她就靠这点米吃了二十天，才又回到家里去拿吃的。 李秀芝回到家里，一是知道家里不可能有粮食还吴老师，二是怕父母亲骂，没有敢把卖红苕、钱被偷的的事告诉父母亲。家里又给她准备了60多斤红苕。这次罗翠云要自己挣钱买粮食吃，没有回家。李秀芝只得一个人挑着红苕往学校去。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李秀芝到了周坡街，再也不敢卖了。她望望50里的漫漫路程，只得咬着牙，往前赶。走出周坡场口不远，后面追上来了一辆马拉车。一匹大青马，一个瘦筋筋的中年人，一架板板车，空的。那中年人超过李秀芝之后，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说：“小姑娘，放在车上。”李秀芝看看这人，长得黑凌凌的，长脸，人又瘦，不敢相信，就说：“谢谢，我自己挑。”那人说：“没关系的，看你挑起好吃力。”李秀芝说：“谢谢大叔，我能挑。”马车便“嘎咕嘎咕”地开过去了。 李秀芝又挨了两里，看马车却在路边停着。那大叔蹲在路边抽叶子烟。他站起来说：“小姑娘，放上去，看你好吃力。”李秀芝已经累得不行了，只好把红苕放到了他的车上。李秀芝问他：“大叔，哪里的人？”“北门口的。”李秀芝立即想起了廖文刚住在北门口，就问：“大叔，认识廖文刚吗？”“不认识，北门口那么大。他的大人可能认得。”李秀芝并不知道廖文刚的大人叫什么名字。他们走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这里走小路，要近十多公里路，李秀芝说：“大叔，我想走小路，自己挑。”那大叔说：“出门在外，就是要不怕转。”那人给马屁股上一鞭子，马就跑起来了。李秀芝没有听懂大叔的话，他说的“转”，是不要怕绕路的意思。李秀芝理解成“赚钱”的“赚”了，心里慌了，只得快步追上。虽然追上了，依然忐忑不安。她怕他不还给红苕，又怕他向她要工钱，她身上可一分钱也没有。渐渐的太阳接近了山顶，山岭逐渐朦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李秀芝越走心里越害怕，要是这一挑红苕有了闪失，自己怎么办？她只得远远地跟定马车。越接近井研，李秀芝越觉得紧张。冬日黄昏的井研城已经遥遥在望，李秀芝盘算着怎样对付。那个赶车的大叔却悠然地走着。到了北门口，那大叔停了车，把两袋红苕提下车，说：“这点路，只有你自己挑了。”李秀芝说：“谢谢大叔了！”“谢什么，车子在背牛在拉。”李秀芝挑起红苕就往井研中学奔去，她这才明白了，这个大叔是个大好人，可惜，因为在路上太紧张，并没有问过大叔的姓名，感到十分的遗憾。 午饭之后，卫莹芳正和袁淑琼坐在一起头碰头地看通过亲戚借来的《福尔摩斯探案》，两个同学都沉浸在书中精彩诡奇的情节中，这时，书却不翼而飞，两位同学诧异地抬起头，面前站着的竟然是马谋全主任，浮泡的脸，晶亮的眼镜。“《福尔摩斯探案》！到办公室来！”卫莹芳和袁淑琼只得跟着马主任走。到了办公室，马主任把书放在办公桌上，坐下说：“是从哪里来的？”卫莹芳说：“是我借的。”“你知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国家的书？”卫莹芳说：“是英国人写的。”“英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袁淑琼说：“这本书是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主任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书，不适合你们这样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中学生看。知道吗？有时间，要看红色书籍，比如《红旗飘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卫莹芳说：“这些书我都看过了。”马主任阴沉着脸说：“看过了，看懂了吗？年轻人，不要去猎奇，要读健康的书！好书，是人进步的阶梯；不好的书，是人堕落的陷阱。”马主任还给他们讲了一堆大道理，最后说：“书，没收。不要想不通。卫莹芳，先下去。”卫莹芳心疼地回头望着《福尔摩斯探案》，走出了主任办公室。 马主任等卫莹芳走了以后，对袁淑琼说：“你是共青团员，还是团支部的宣教委员，怎么能看这些书？有时间，多看看课本，把成绩拿上去，这些闲书，看他做什么？这个事情，我要在全班讲，要吸取教训！” 井研中学晚自习时，相近的四个同学都有了一盏煤油灯。因为煤气灯经常出故障，换灯泡麻烦，换起过后有可能两三分钟“灯泡”又破了。电，因为电力不足，昏昏月亮似的，所以，干脆点煤油灯。这种灯，都没有灯罩，四个人头，共同围着一股浓烟，一段火焰。一个晚自习下来，所有的鼻孔都是黑的。烟灰不用说掉满了衣裳，好在大家都是毛蓝布衣服，几乎看不出来。同学们有做作业的，有看书的，有下方位向同学问问题的，也有看课外书的。头一节课几乎没有声音，第二节课，渐渐有摆龙门阵的了。新班长李秀芝说：“安静些，自己找事做。”只隔了几分钟，教室里又有了嗡嗡的说话声。 晚自习的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陆续吹熄了灯，慢慢走出教室。值日生关了门。教室外却是一轮皓月，满天繁星。杂乱的人流分成三股，一股向校门口涌去，那是通学生；一股向西面的女生院涌去，不用说是女生；还有一股，那就是男生，向东面的川主庙和西南面的廖家祠和旁边的几个大殿涌去。 廖文刚还是住在川主庙里，一进宿舍，就有几个人说：“饿得慌。”袁佑伟说：“我有四颗史君子，你们一个吃一颗。”不到十分钟，寝室里就响起了“隔登”、“隔登”的声音。廖文刚没有吃，他喝了大碗盐开水，和衣而卧，因为已经是冬天，同学们都没有厚的被盖，大多是并不脱衣服，盖上被子就睡，廖文刚渐渐进入了梦乡。 廖文刚回到了自己家里，和他的妹妹在一起，是黑夜。妹妹说：“走，上山挖红苕。”廖文刚提着一把大刀，一同上山了。山上满山遍野的红苕，廖文刚抓起就啃。他忽然想起，母亲也没有吃的，就尽力气装了一大背背回家。路越走越陡，四周云烟缭绕，脚酸软得迈不动步子。费尽了吃奶的力气，才背回了家。他陡然想起，这不是集体的红苕吗？怎么能背回自己的家里来呢？他立即回头找红苕，却怎么也找不着。一下子，要解小便了，他立即向后面的厕所跑，不知怎么里面却有几个女的，他好不容易又找着了一个大茅坑，尿却出不来。他又找到一片竹林，这才痛快地撒起尿来。把尿撒完，他一惊而醒，一身被尿湿透。怎么办？他可没有换洗衣服，明天，这个样子怎么能上课？他急忙爬起来，下床，穿好鞋，开了宿舍门，把门掩上，径自朝伙食团旁的小校门走去，校门是从里面关的，他打开门，走到了鸡市巷街上，一阵冷风袭来，身上透骨的寒冷。他打了一个寒颤，加快了脚步，去找母亲想办法。路上两个巡夜的喝问道：“干什么的？”廖文刚不好意思说自己遗尿了，回答道：“上床的流尿来，把我的一身打湿了，回家去换衣服。”一个巡夜的说：“上床的流了尿，下床的遭了殃，你快走。” 廖文刚敲了一阵门，毫无反应，只得翻进木栏，到了母亲的门前，门半开着，借着星光，见屋里空空的，显然是搬家了。再看二哥住的屋里，床，被盖还在，但没有人。穿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他只得出门，找大哥。大哥文辉住在木厂里，担任着木厂的会计，是一定能找着的。廖文刚到了木厂，敲开了大哥的门，大哥一听，忙找毛线衣和裤子给他换上。还给他吃了两个饼子。大哥说：“街上口粮不够吃，公共食堂也不办了，家里有了自留地，妈妈和弟妹们都回断桥河老家去了，妈妈说，自留地里，可以自己种点菜，房前屋后种点瓜，也比住在城里强。二哥和父亲，到沐川糊油桶去了。”第二天早晨，文辉打来稀饭、馒头，吃了，廖文刚才回到了学校。沈富友看见廖文刚走进教室，就说：“我们的支部书记，昨晚上偷跑出学校干什么去了？”廖文刚一本正经地说：“执行特殊任务。” 又一个晚上，同学们正在睡梦中，突然听见有人喊：“抓贼啊！”这已经是这个学期的第三次了，前两次，一次抓住两个小孩，只有十一二岁，是五通桥来的，骨瘦如柴，大家把他们绑在树子上，骂了一顿，就放了。第二次是一个女人，是疯子，大家把她赶出了校门。这一次，据说是去把学校的猪整死了，正准备背起走，而被发现了。这个人，地形熟，全校师生围追堵截，他却东躲西藏，搞了近一小时，才从一棵桂花树上，把他拉了下来，绑在猪圈西边林荫道旁的杨槐树上，学校叫工友痛打。工友们都不肯下手。廖文刚上前一看，竟然是六二高的学生张南俊。那猪，长大了，可是要杀来全校师生吃的，只有二十来斤大，被他活活勒死了。同学们都很气愤。张南俊耷拉着脑袋，任人嘲骂。到中午才松了绑，把他开除回家了。 这段时间，六三高两个班的寝室，迁到了廖家祠旁边。位置在校园的正西端，和大校门平行。这个寝室背后还住着唐孟斌主任一家，唐主任的西边就是学校的围墙了，围墙外是南门坳的大街。这个寝室的门外是一条砖砌的大道，有两三米宽，三四米长，和直通大校门的砖砌小道连接。小道西边是一排矮小的青瓦平房，住着傅昌和等单身教师。小道东面依次排着校门口的办公室、几个大殿式的房屋，再东面就是操场边的林荫大道了。六三高所住的寝室，本来是一个单独的庭院。进门左边住着六三高一班。右边一道小门，进去，是六三高二班的寝室。二班的寝室东侧还有一道小门，里面还有一个小天井，住着被搞到学校来劳动改造的三个人：金万友、谢君实、舒叔才。一道门进去，近两尺的门坎和一道木门，和学生隔开。舒叔才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年龄和个子都和高中生差不多，大家都不把他当坏人看，还经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难题，而那位谢老师，单那顶鸭舌帽，在电影里，就几乎是特务的专利，更加上身体较胖，脸又长得和电影里的财主不相上下，于是成了一些学生眼中的敌人。 整坏人，那可是一些同学的乐趣。特别是徐武德差不多又出点烂点子。冬天，因为厕所远，学生寝室里都放有粪桶解小便，一天晚上，徐武德从窗口见谢老师大步向宿舍来，就赶忙跳下床，把尿桶提到谢老师宿舍里，放在正中的高门坎下。不到两分钟，只听谢老师一声尖叫，脚踏进了有半桶尿的粪桶里，桶底也踩掉了，淌了一屋的尿。有几个人正在格格的笑。廖文刚、卢泽文和学校派来与同学同住的魏文光老师正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廖文刚大声问：“谁干的？高中生趣味还这么低级吗！”徐武德说：“我干的，支部书记，你站在我这个贫农老爷一边，还是站在那个老坏蛋一边？”廖文刚正要回击，魏老师说：“都别说了，睡觉。”谢老师和舒叔才又赶忙去食堂撮炭灰来把他们的寝室弄干。 第二天，起床后，廖文刚给徐武德说：“请你把粪桶修好。”徐武德说：“右派分子整烂的，你喊我修，你是什么立场！”谢君实在里边说：“我们已经修好了。”徐武德竟说：“尔等还知趣。”廖文刚说：“恬不知耻。”徐武德说：“廖文刚，你立场有问题！” 冬天的一个归宿假，廖文刚到了北门口，他的父亲和二哥已经从峨边回来了。当时，已经下午五点过钟了。二哥说：“这里的莲花白长得这么大了，母亲在家，自留地种的菜还正在长，没有吃的，我们马上挑一挑莲花白回去。我已经装好了，马上出发。我们今天连夜赶回来，明天到你们学校的坝子里去学自行车，大哥有部自行车了。”廖文刚说：“好，马上出发。”他们父亲说：“天都快黑了，明天回去嘛。”廖文刚说：“明天要学骑自行车。”两弟兄拿出最快的速度，从小路往家里赶。菜大概有四十来斤，两弟兄争着挑，一路上是社员在山上挖水渠，廖文刚说：“但愿丰收在望。”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两弟兄肚子都饿得咕咕叫。廖文刚说：“妈妈和妹妹弟弟，看见这多一大挑莲花白，不知会有多高兴。”二哥说：“我都不敢多吃，要腾给妈和弟弟妹妹们吃。”他们过了庙子井，登上了洞府山，在星光下，已经能够看见自家的房子了，黑黑的，远看仿佛一只拖着尾巴的抱鸡婆。两弟兄虽已挪步艰难，还是鼓足劲儿，几步一换地往家里赶。到了门口熟悉的大路上，转一个30度的弯，走上斜坡，钻进竹林，一条小路，直通院坝。他们一敲门，母亲开了门：手里点着煤油灯：“是老二、老三呀？这么一大挑菜，累坏了？快进屋，快进屋。”正要睡觉的弟妹们，和大嫂，侄儿贵生，侄女琼华、秀华都陆续涌出来。两弟兄向各位亲人问过好，进了屋，母亲挑了一棵很大的莲花白，递给了云霞大嫂，中伟说：“累倒不太累，饿得慌。”母亲已经在生火了，她说：“你两弟兄运气好，三十晚上的脚板儿洗得干净，队里死了一头牛，我们家分了8斤牛肉，舍不得吃，想过年吃，今晚就炒点。”兄弟姊妹都欣喜若狂。 文刚说：“我们吃了饭，就要回去，明天给大哥说好了的，要到我们学校的坝子里学骑自行车。”大嫂拿着莲花白，道了谢，领着贵生姊妹回屋去了。一会儿，母亲就炒好了牛肝、牛肉，煮了些莲花白，一家人就围着桌子吃起来。春晴有些不高兴，她已经有十四岁了。吃着吃着，她竟然说：“用莲花白来换牛肉吃，你们才干得哩。”白翼坤说：“说的什么话，这是你二哥、三哥，他们白吃都可以。”春晴并不服气，说：“各人只有一份，这牛肉是按我们在农村的人口分的。二哥的口粮在城里，三哥的口粮在学校。我也到他们那里去吃？”文刚说：“妹妹要来，我肯定要分一半给你。”中伟说：“你要来，我可不开舀，这样的妹儿。”春晴说：“这牛肉，妈都舍不得吃，说要留着过年的。你们回来就吃了。”母亲说：“都是一家人吃，过年兴许会供应点什么呢，弟兄姊妹，父母亲，是亲骨肉，不要说一点吃的，就是要命，都可以给，不然怎么叫一家人呢？” 文刚已经看了些古书了，心里明白，“衣食足，而知礼节”，四妹好久没有吃饱过了，不喜欢别人来吃她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主要吃莲花白。母亲看见了，说：“文刚多吃些牛肉呀，你都十六岁了，才这么高一点。”文刚说：“吃饱了。” 文刚和中伟吃过饭，告别了母亲，就要上路。母亲追到地坝里，看了看天，满天繁星，说：“夜半三更的，干脆天亮走。”国忠、祥宁也追出来拉着文刚说，“三哥不走，挨着我睡，讲故事。”中伟说：“我们和大哥说好了的，要学自行车。”文刚对国忠、祥宁说：“放寒假，我回来，天天给你们讲故事。”一家人就挥手告别了。 两弟兄走出院子，到了大路上，又回过头看了看老家，屋里的灯已经熄了。文刚说：“妈妈和弟妹们，又上床睡了。他们的生活，好艰难啊！”二哥说：“现在，谁不艰难呢，你好好读书，书读出来就好了。” 回县城，因为是深夜，他们不敢再走小路了，于是走大路。研经到井研的公路，已经修了个毛坯，宽宽的，在月光星光的照耀下，路是白晃晃的，四周的山是黑乎乎的，向远处看，远远近近的丘陵，奇形怪状、朦朦胧胧的，有些怕人。他们的眼睛，就只盯着脚下的路。他们都是生平第一次深夜走路，既觉得新鲜，又有些恐怖。路上不但没有遇见一个行人，也没有听到一声狗叫，因为是深冬，也没有一丝虫鸣。他们不时又看看天，月亮还是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走，星星还是莫名其妙地眨着眼睛，月亮旁边有一块不小的乌云，两弟兄看见月亮钻进了云里，四周一片黑暗，连眼前的路也不很分明了。两弟兄就找话说。 文刚说：农民长年累月都是瓜菜半年粮，搞公共食堂，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东西来吃。现在不搞了，农民有了自留地，是会好起来的。中伟说：“我每天都可找三四元钱，我才不会去参加什么哩。我给他说，我只会编油篓子，干不来你们说的那一套。”那个人还说：“中国人就是你们这样的人太多了，只配当奴隶。”廖文刚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可能是一个教师，我也只见过一次。” 廖文刚说：“我对中国也不懂，总觉得，地还是要一家一户的种才好。比如我们学校，地分到各个班，每个班又分到各个组，那菜就会一块赛一块的。” 离城还有十来里路，两弟兄都瞌睡来了，上眼皮和下眼皮，老粘到一块，渐渐地简直分不开了。两弟兄往坡上一靠，就都不动弹了。 “啊呀，这里又饿死了两个人！”文刚被这样的叫声惊醒了。在曙光中，两个中年人向前走去，只听一个说：“去年这两天，我经过宝五，地下差不多又有一具饿死的尸体，都没有人埋了。”另一个说：“搞他妈的什么千宝公社，不种庄稼，种草，放羊，怎么会不饿死人，唉，上头昏了，昏了！”文刚见天已经麻麻亮了，就推醒了二哥，一同到了大哥的厂里，正是星期天，两人各吃了一碗稀饭，一个一两的小馒头，就推着文辉的自行车，到井中校学习骑车去了。 上午第四节课上课了，是地理课，董嗣昌老师没精打采地走进来，他一看教室里，同学们更没有精神。董老师说：“同学们，没有精神，假精神还是要拿点出来嘛！”董老师，头发已经花白，说他骨瘦如柴，完全不是夸张。他讲课，有气无力的；同学们听课也是有人无心的，大家的肚子早已经如棉条儿般软，身子都像骨头已经被抽去了一样的直不起。大家想的是，快点下课。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同学们觉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走最后的几步差不多。 第45章 挖红苕勇放卫星 焚诗歌痛悼亲朋 学生自带口粮以后，井研中学的学生就餐，采取了特殊的形式：学生带吃的来蒸，每人每月交两元钱的蒸饭费。一人一个缸子，多数是四寸多高的瓦罐子，也有用大瓷盅的，还有用小瓷盆的，里面装什么，装多少，加多少水，可就是自行其是了。廖文刚吃了早饭，就把自己的瓦罐子拿到宿舍，解开放在床上的米口袋，抓了两小把米，放上两个不大的红苕，就转身要往厨房去。住在对面下床的殷德友也端起自己的缸子，说：“我们一路去。”殷德友看了一眼廖文刚的缸子，说道：“米，太少了？”廖文刚正想找个理由来搪塞，殷德友早把自己的饭缸子放在床上，把廖文刚的饭缸子抢在了手里，从自己的口袋里抓了两把米进去。廖文刚说：“那怎么行！”殷德友说：“怎么不行？同学之间，就是弟兄。我家里都是强劳力，粮食有吃的，就是没有钱。”廖文刚说：“我家里没有劳动力，粮食少，不敢多吃。”殷德友说：“粮食，我负责，你要吃饱。”廖文刚说：“好，我伯伯寄钱来，我们就一起用。”他们两人到了厨房，厨房里挤满了来蒸饭的同学，他们淘了米，加上水，在罐了子里放上一块写有自己名字的小竹片，把瓦罐子放到厨房宽大的灶头上，就朝教室那边去。食堂外的两条路上、操场里，都是来蒸饭的同学，他们拿着饭缸子络绎不绝地向厨房涌来。 虽然学生自带口粮了，但下乡劳动，还是没有减少。又到了秋收大忙季节，井研中学全校师生，都分到各地挖红苕，种小春。六三高一班由魏文光、李素文等老师带领到火神坳挖红苕。被大队安排住在发展小学旁边的蚕房里。这里曾经喂过蚕子，摆着许多簸箕。屋里虽然打扫过，还是有一股浓浓的气味。 师生们都早出晚归，拿出最大的干劲劳动。但是，挖红苕的进度还是不快。这天，大队长召开了带队老师和生产队长会议。大队长说：“我们大队，还有近一百地的红苕没有挖，我们一定要要发扬大跃进的精神，加快收种速度，你追我赶，争取在雨季来临前，把红苕挖起来，把小春种下去。大队决定，分给师生十亩地的红苕，争取五天内完成。”晚上，在这间蚕房里，点着煤油灯，魏老师、李老师召开班委、团支部干部会。田俊祥当时担任井研中学团委组织部长，也应团支部书记董伯才的邀请参加了会议。会上魏老师传达了大队干部会议精神后说：“希望干部同学，想想办法，怎样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加快挖红苕的速度。”董伯才说：“可以把组分得再小一点，两个人一组，一个人挖，一个人捡。挖的累了，就和捡红苕的交换。”田俊祥说：“我建议，来一个比赛，挖的红苕，每天过秤，评出挖得最多的，进行表扬。”大家经过讨论，都认为，这两个办法可行。于是，魏老师召开全体师生会，传达了会议精神。 第二天，师生两人一组，展开了挖红苕竞赛。同学们虽然长期不能吃饱，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有了竞赛的气氛，有了不甘落后的精神，山头上也真有了“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气势。到了收工的时候，董伯才、田俊祥、杨见明、尹洪林，就一组一组的称。这个办法，果然极大地提高了秋收的速度。 过了四天，田俊祥和她一个组的卢翠华说：“挖红苕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要珍惜这个锻炼的机会。”卢翠华问：“你有什么打算？”田俊祥说：“我想鼓足干劲挖一天，看能挖多少斤。”卢翠华说：“行，你挖多少，我负责捡多少。”第五天，吃过早饭，田俊祥扛着一把板锄、卢翠华挑着一担小箩筐上山了。她们找到了一块山坡地，大约有四五分。田俊祥就弯着腰，手握着距离锄头不到一米的地方，猛挖起来；这样挖，锄举得不高，全靠手臂和腰的力量，速度比高举着锄头挖要快些。只见锄头光闪闪，落地唰唰响，红苕一窝一窝地滚了出来，卢翠华马上伸手捡起，摘掉红苕把，扔进箩筐中。干黄的红苕厢，不断地变成了一片湿漉漉的空地。田俊祥先是感到腰酸，后是感到臂软，但她咬紧牙关，心里自己给自己鼓劲：你是团员，你是团委干部，必须带头！必须给同学作出榜样。她只是利用举锄的时间喘一口气。卢翠华差不多又说：“田俊祥，我来挖！”田俊祥总是这样回答：“我都21岁了，我行！” 整个上午，田俊祥一个人挖完了这块地。到吃午饭时，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一吃完饭，田俊祥觉得自己的劲儿又来了。师生们中午只休息了一小时，又上山挖红苕。田俊祥又和卢翠华找了一块地，田俊祥又拼命地挖起来。她感到腰疼臂酸了，就咬咬牙；她感到头有些昏了，就伸手摸一摸头。直挖到晚上收工时，董伯才来过秤。董伯才和尹洪林一看，惊奇地说：“这么多啊！”田俊祥笑笑。他们一箩一箩地秤，尹洪林算了算，说：“九百九十斤！”“田俊祥放挖红苕卫星了！”田俊祥这时才感到天旋地转，软软地倒在了地里。卢翠华大喊：“田俊祥累倒了！”同学们都朝这边围过来。只见田俊祥脸色煞白，已经不省人事。魏老师闻讯，立即派人把田俊祥送回井研，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刚抬到县人民医院，田俊祥就醒过来了：她问：“你们抬我干啥？”“你刚才昏过去了。”田俊祥立即坐起来说：“把我放下，我已经好了！”同学们把她按在担架上，说：“你不要命了！找医生看看再说，这是魏老师和李老师说的！”田俊祥只得进医院，请医生把了脉、打了针，开了药，才又和同学们一同回到了火神坳劳动工地。 一九六一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六，廖文刚先到大哥那里去，一个木工师傅说：“你大哥临时到高滩去了，那里供销社有个工人病了，他去顶替几天。”廖文刚只得往研经断桥大队的家里走。走到家门口时，肚子已经饿得巴着背了。竹林里只能看见灰麻麻的暮色从四面八方涌来。他到了院子里，院子里寂静得令人奇怪，他喊了一声“妈”，没有回音。他又喊了两声，还是没有动静。他见房门并没有锁，就推门进屋，几间屋子都看了看，家里人踪影全无。他又到廖发祥家去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小猫，饿得咪咪地叫。人都到哪里去了呢？找不见人也得找点东西吃呀，他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地找，真是家徒四壁，什么可吃的东西也没有。只是床上的破被盖还在，缸子里，还有半缸子水。他最后蹲下身子，揭开了酸菜坛盖子，伸手下去一探，冰冷的酸水里，并没有什么撞手的东西，他慢慢地捞，终于有了收获，捞着六片只有小拇指大的萝卜皮。他把它们一一放进嘴里，送下了肚子。幸好，灶头上还有半碗盐，他又舀了一碗冷水，加上些盐，用竹筷搅了几下，喝进了肚子。他心里忐忑不安，这一屋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他打开后门看了一会儿，阳沟、竹林，暮色，有几只老鼠，在阳沟里梭，见了人也不躲。天渐渐黑下来了，有火柴，没有油，没有灯，他只好舀冷水来洗了洗手脚，便上床睡觉。 他一个人睡在床上，再怎么都睡不着。人都到哪里去了？找不见大人，明天从哪里拿粮食和钱？他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肚子越饿得慌。要到天亮时才朦胧地睡去。他看见父母亲和弟妹们都围着一大甑子饭，在舀饭吃。他正想吃，手里便有了一大碗。他正津津有味地吃，只听“咚”的一声，便吓醒了。土墙上被老鼠弄下一团泥块，掉在桌子上了。已经满屋通明，他起床一看，太阳已经老高了。他围着屋子转了一圈，这才想到了地里，到地边一看，还长着青菜，就摘了些青菜洗了洗，煮好，放上些盐，算是吃早饭。 吃了青菜，他还不能马上去学校，学校只有自己去交了蒸饭费，有粮食拿去蒸，才有吃的。他走出家门，要找邻居问问家里人的情况，不由自主地到了王玉容的坟地里。坟上已经野草青青。玉容的音容笑貌，像电影似地在他脑际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放映出来。这样鲜活的少女，真的就这样永远地去了？这也许是在梦境里？“是文刚呀？快屋里坐。”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文刚的思绪，他扭过头来一看，瘦高个子，斑白头发，褴褛衣衫，满脸慈祥，原来是玉容的母亲，于是喊道：“伯母好！你知道我们房子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吗？”王大娘说：“你们一家，都到松峰去了，那里有活路，家里又没吃的，你父亲、二哥，都去了，你妈和弟弟妹妹也去了。”廖文刚问：“那廖发祥一家怎么也没有人？”“廖发祥病得厉害，可能都去照顾他去了。”王大娘认真地看着廖文刚的脸，廖文刚说话还是做起很有精神的样子，他知道玉容母亲，也不可能有多余的粮食，只得告辞而归。 廖文刚又回到空房子里，到处看了一遍，玉容的母亲进院子来了，她说：“我给你带了点吃的来。”他手里用巴叶包着一团东西，黑糊糊，油亮亮的，廖文刚接过一看，是两只熏过而烧熟的老鼠。廖文刚真是喜出望外。连“谢谢”都没有说，就放进了嘴里。王大娘说：“老鼠很多，我就想了个办法，在水缸的边上用绳子在四周围拴上笋叶，临水的一边，突出两寸多长，然后折断，再扶起，放一粒米，老鼠见了米，就要跑向前，一跑就跌进缸里，爬不起来，我就用火钳夹住，没入水中，每晚上，我要抓住四五只。这样，我和王少午才没有饿死，也没有得肿病，”廖文刚吃完，才说：“太感谢你了。”王大娘说：“谢什么，你和玉容是好朋友。我的玉容不在了，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我的女儿。” 廖文刚辞别了玉容母亲，腰无分文、也没有一粒粮，还是向井中校走去。粮食还好办，殷德友曾说过，他多带些来。但蒸饭还得要钱，廖文刚没有钱，殷德友也没有钱，他在想怎么办，向老师借，还是向同学借，或者到高滩找大哥，他拿不定主意。虽然拿不定主意，他还是继续往前走。不走，就更没有办法。他知道这个班有几个同学，一直在边读书，边用星期天的时间去参加劳动挣钱。他后悔自己已经错过了这个星期天，他又笑自己，哪里能未来先知，预料到这次回家会是这样的呢？他想到了，最现实的方法还是去向初中的班主任刘真老师借钱。 廖文刚低着头走进了大街，身上不名一文，肚子里虽然有了两只老鼠和青菜，但晚饭还没有着落，已经有了流落街头的恐慌。到了学校门口，他还是高昂着头进去了。他到了刘真老师的宿舍前，见夹竹桃长得茂盛，刘老师紧闭着窗户，窗户上还糊着白纸，但他没有勇气敲门，他知道刘真老师多病，工资只有36元5角，未必就有余钱借人。他在刘老师门口站了片刻，又悄悄地离开了。他又到了毛老师的门前，他想到毛老师工资更低，每月只有24元钱，站了一会儿，还是轻轻地走开了。他走到了总务处，他决定求总务处挂个账。同学们都排着长队，他站在队伍外面等，直等到晚饭钟响了，同学们全走了，他才贴近了窗口：“胡老师，我这次回家没有拿到钱和粮，可不可欠一个星期。”胡老师还没有置可否，旁边正在埋头写字的曾流川老师说：“廖文刚，我借给你，我给你说过了，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你很努力，表现好，很不错的。有困难，找我。”曾流川老师，大约已经六十余岁，高高的个子，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脸却和蔼得像一位大娘，廖文刚说：“曾老师，那就谢谢了。”胡老师说：“这样更好，免得我记账，如果真有困难，我这里短时间也可以欠的。”廖文刚向曾老师借了5元钱，给自己和殷德友交了菜钱和蒸饭费，这才结束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到了1962年豌豆成熟的季节，一个星期六，廖文刚和殷正清、殷德友、曾翠香、王绍泉一路，走出校门，经过灰山桥，石龙桥，往家里走，一路上，豌豆已经饱满，胡豆将要扯完了。到了殷家河，殷德友说：“明天，我等你们，喊我一路走。廖文刚，你就少带粮食。”大家都说：“好，要等我们哟。”殷德友便没入了竹林中。到了庙子井，王少泉到家了，到了洞府山，曾翠香也分路了，只剩下殷正清和廖文刚。还有十几里路。 这一路，都是稻田，水稻已经转青了，水清沏得能看清黄泥里栽秧时留下的的脚印。到了殷正清的家门口，两人分手后，廖文刚沿着断桥河继续前行。这里有一座断桥，挨殷正清家这一边，还剩有半截桥，桥面有五六尺宽，而挨廖文刚家那边，则只剩了残缺不全的桥墩和堆满乱七八糟石块的滩头，枯水季节，人可以涉水过河；涨水天，这里就急流奔湍，涛声如雷。 据大人们讲，断桥河有这么一个传说：桥工们把大桥修好了，正在举行踩桥仪式，这时，一位花容月貌的美少女走上了桥头，要过桥去。人们把她拦住，说，踩桥的时候，有女人走过，不吉利。其中一个爱说笑话的桥工说：“大姑娘想过桥，脱了衣裳裤子，就让你过。”一些乡民们也附和着吼。这时那少女一声：“哼！”举起左脚向桥上一蹬，桥便轰然一声垮了半截，女子也不见了。从此以后，在这条河上修桥，修好就垮，这条河原名石稳河，后来就改名断桥河了。这里离廖文刚的家还有二三里，山背后就是邱家祠，也就是廖文刚读初小的断桥小学。廖文刚沿着河边，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对面山上在喊：“抓贼啊！”在夕阳下，山梁上，正有四五个人在跑。这些人的前面还有一个人，背上背着什么，也在跑。看去真像一些剪影。这座山就在廖文刚家的对面，山梁东边属断桥六队，山梁西边属于断桥三队。前面跑的人，已经没有了背篓，但后面追的人已经和那个人融成一堆了。廖文刚看不清楚究竟是男是女，也看不清是谁。 廖文刚穿过竹林，走向院子，先见到院坝外的一群小鸡，比鸡蛋大不了多少，毛绒绒的很是可爱。这可是好几年没有见过的了，他正想逗小鸡玩，忽然发现这座房子里的人都在院坝里，神色很焦急，正在议论纷纷。廖文刚有些诧异，见过了母亲和弟妹，向廖发祥一家问过好。只听母亲说：“你们几弟兄得马上去人。”廖文刚问：“出什么事了？”他母亲白翼坤，似乎不好开口。只听万大嫂说：“曾淑琼去偷了三队的豌豆，被逮着了。”廖文刚说：“我远远地看见，就是看不清是什么人。得去人，去向人家承认错误。”曾淑琼的丈夫不敢去，他说：“我怕把我一起抓来吊起，我还没有法子。”廖文刚说：“曾淑琼，怎么会去偷？”廖发祥说：“我经常叫她不要顺手牵羊，哪晓得今天，背着大背篼去偷。”万大嫂叹了口气说：“公共食堂不办了，各家各户自己煮饭吃，现在分的那点粮食只够吊命。自留地刚种起，曾淑琼也是不省事的，这种年月，生什么娃儿嘛，白儿又正在吃奶，一个喂奶的女人，那点东西，怎么够她吃嘛！”白翼坤说：“干脆，我们大家一起去。”廖发祥一家还在迟疑。白翼坤说：“得赶快去，现在的人，吃的就是命根子，人是饿怕了的、饿疯了的，去迟了，就没命了。”他们一家人，这才下定了决心，去断桥三队。 白翼坤眼睛不行，走在后面，廖发祥家的人走在前面，廖文刚和弟妹们走在中间，差不多又跑回来照顾一下眼睛不好的母亲。 他们到了三队，村口一棵很大的核桃树上吊着曾淑琼。周围围满了三队的男女老少。扁担、竹棍、石块、泥块，都在朝她身上落。周围还不断有人吼：“打死这个贼婆娘！”“石包山上的东西被偷来没有什么了。原来是这个贼婆干的。”曾淑琼没有叫，血从脸上、背上、腿上、肚子上渗出，嗒嗒地往下滴。棍子扁担落在身上，只是摇摆一下。万大嫂大叫着：“不要打了！求求你们不要打了！”三队的几个社员吼道：“贼娃子不打死，就还要偷！”白翼坤赶过来了，她穿过重围，站到了吊着的曾淑琼身边，大声说：“不要打了！看在我白翼坤的面子上，饶她这一次，她是我的侄孙媳妇，有个娃儿，才半岁，要喂奶。你们恨贼娃子，这是对的，她也是没有办法，你们想想，一个喂奶的女人，那点吃的够吗？” 白翼坤讲话的时候，那些人停止了攻击。这个队的人，都认识白翼坤，她当过妇女主任。有人狂吼道：“照你这么说，她偷我们的豌豆，还有理了？”廖文刚大声说：“我是白翼坤的儿子，井研中学六三高二班的学生。偷东西，是最逗人恨的，廖家的向你们赔礼道歉了！”廖文刚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娘说：“人家既然这么说，就放了她！”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说：“要写个保证，如果再逮住，就只有打死！”白翼坤说：“那就感谢大家给我这个面子。廖发祥，快来取人。”廖清华把树子上缠的绳子解开，廖家来的其余的人都来接住，曾淑琼被放下来了，一下瘫在了地上。他丈夫廖清华解掉她身上的绳子，大家抱来放在他背上，大家簇拥着往家里背，曾淑群的血流了一路。白翼坤谢过三队社员，由廖文刚给曾淑群代写了保证书，交给了三队队长。 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惨白地挂在山头。廖文刚母子二人走出了三队的圈子，白翼坤才说：“作孽啊！曾淑琼还在奶孩子！这是缺粮引起的悲剧。曾淑群的姐夫李成章，被打死在稻田里，还有王玉容祖孙三人，廖云帆夫妇、廖贞祥夫妇、廖瑞明夫妇、廖文池都是这几年饿死的。唉，‘衣食足而知礼节’，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子！”廖文刚见了许多的血和泪，想得很多，但他总觉得，暂时困难，总是会过去的。他安慰母亲说：“青菜种起了，就会逐渐长高；小鸡养起了，就会逐渐长大。有了这样惨痛的教训，人也会越来越聪明。”他母亲白翼坤说：“你就只会想好的！”廖文刚说：“问题已经出现了，困难已经存在了，只是唉声叹气有用吗？要吸取经验教训，还要鼓舞士气。大家动手，大家想办法，才有出路。” 他母亲说：“也是这个道理，十声埋怨，不如一天实干。看我的菜、鸡、养好了，我还要喂兔子。现在不办公共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自己开火，有了自留地，可以搞副业，许多问题，就很容易就解决了。廖文刚说：“现在还是过渡时期，还要艰苦奋斗，还要增强信心，也要加强治安，反对偷盗。”白翼坤说：“看来你又成熟些了。”廖文刚说：“既要看见问题，还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看到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国家是一定会战胜困难，欣欣向荣的。” 白翼坤母子二人边说边走，走到房子外的竹林里，正遇见万大嫂打着火把出来。廖文刚问：“万大嫂，还要去哪里？”“我上山采药。”廖文刚母子都进屋去看曾淑琼。她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发祥说：“全靠么奶奶和三老辈，淑琼现在还人事不省，以后好了，好好谢你们。”廖文刚说：“谢什么，本来就是一家人。”一会儿万大嫂就回来了，关上门给媳妇儿上药。 晚饭，廖文刚一家吃的是豌豆稀饭。白翼坤说；“米，是老二拿钱回来买的，五元钱一斤，豌豆是社员们泥着生产队长，分的，去年分的粮食，过了年就没有了。现在，哪家不偷啊，不偷就只有饿死。”廖文刚问：“妈也去偷吗？”白翼坤说：“我的眼睛看不见偷，春晴和国忠、祥宁，都要出去搞吃的。去年，谷子黄时，有人看见就捋稗子，没人看见就捋谷子。今年胡豆能吃的时候，有人看见就扯猪草，没人看见就摘胡豆角。”春晴说：“上前天晚上，我去偷胡豆，刚蹲到地里，就见一个人走来，吓得我只好趴在地下，那天晚上有点月亮，我抬起头一看，他也四周望了望，就蹲下摘胡豆角，原来是山下代家的。我就喊道‘代叔成。’他爬起来就跑，我忙说‘不用跑，我是春晴。代叔成站住了，说：“死丫头，吓死我了！’”廖文刚说：“既然大家都真的没有吃的了，生产队为什么不干脆公开地分呢？”白翼坤说：“要完成国家的征购，生产队也想等老透了，多收一些呀。” 当晚，廖文刚没有兴致讲故事，他现在才知道，回家拿的粮食，原来是偷的。弟妹们也被这样的惨象惊呆了，都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吃过午饭，临走时，廖文刚又去看了曾淑琼，她的神志已经清醒，她的老二，只有半岁多，偎依在她的身边哭，因为没有奶吃。廖文刚问：“好些了吗？”曾淑琼说：“到处都疼得心慌。三队的太黑心了。”廖文刚说：“好好养伤，会好的。”曾淑琼说：“感谢你们来救我，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妈给我说的。”廖文刚说：“给白儿煮稀饭吃没有？”“煮了，没有糖，他不喜欢吃。要是我死了，看他怎么长大……”说着，曾淑琼呜呜地哭起来了。廖文刚看这女人，不过二十七八岁，本来是很有人材的，现在，完全是一具会说话的骷髅。廖文刚安慰道：“你会活下来的。安心养伤。”廖文刚走后，曾淑琼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还和死亡抗争了三个月，抛下自己三岁的奶儿和半岁多点的二娃，离开了人世。她死时，还没有满二十八岁。 廖文刚嘱咐妈妈和妹妹：“不要再去偷。”春晴说：“不偷，吃什么？你每个月都要拿吃的。”廖文刚说：“现在起，我就不拿了。我有个同学，他家里有粮食，我给他钱就是了。”白翼坤说：“那也好，能买就买，我已经写信，叫伯伯节约开支，把钱拿回来救命。” 廖文刚到了殷正清的家门口，一坝好田，四面翠竹。他高喊：“殷正清！”出来的却是殷正清的母亲，瘦瘦的，但很有精神，她提着拴在身上的围腰角。廖文刚说：“伯母好！殷正清呢？他还在上厕所，请你吃两个烧红苕。”她说着，便从围腰里取出，还冒着热气。廖文刚慌忙双手接着说：“这怎么行！谢谢伯母。”她说：“这有什么？你和七儿是好朋友，以前你妈妈卖油，我场场都要去她摊子上坐，摆龙门阵。你妈妈经常打油不收我的钱，两个红苕算什么！” 殷正清出来了，廖文刚再三致谢，然后上路。廖文刚把一个绕红苕给殷正清。殷正清说：“我吃得很饱了，这都是给你的。”“这一阵你们家还有得起红苕，真不简单呀！”殷正清说：“这是红苕种，用不完，分的。你快趁热的吃了。”廖文刚在家里只吃了个半饱，现在，边走边吃绕红苕。又香又甜。后来隔了三十年，廖文刚又到殷正清家做客，还写了一首律诗： 竹翠波清映晚霞，新春贺岁到君家。开门小侄忙拴狗，做饭高堂急倒茶。 共水同窗情不尽，倾杯布菜嘴无暇。当年伯母烧红薯，甜美至今香齿牙。 廖文刚和殷正清一路，摆着龙门阵走。殷正清说：“去年一年，都是我一个人走，现在好了，我们又一路了。”廖文刚说：“一个人走路，可以背背课文嘛，李秀芝就是这样的。”殷正清说：“我哪有心思背课文嘛。我一直在忧愁。”廖文刚问：“愁什么？这样的暂时困难，是一定会过去的。”殷正清说：“我比你大五岁，想的比你多。我最怕的是出个李自成、洪秀全什么的，就麻烦了。”廖文刚说：“你是多虑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不会出现李自成、洪秀全的。”殷正清问：“为什么？”廖文刚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有了错误能自己克服，人民从根本上是拥护共产党的。””到了殷德友的家门口，廖文刚喊了一声，殷德友就背着米出来了。殷德友说：“一共二十斤米，十五斤红苕，吃完了，又回来背。”廖文刚吃惊地问道：“你们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粮食？”殷德友说：“这里的地多，哪能都深翻？田也多，哪能都密植？所以，这几年，损失不很大。廖文刚说：“我就怕吃了你的，家里人挨饿。”殷德友说：“你放心吃就是了。”虽然这样说，廖文刚心里还是不安，毕竟饥饿的年代，还没有完全过去啊。 一九六二年四月，六三高二班的周正才回到家里拿口粮。他父亲叹口气，说：“家里总共还有十来斤米了。”周正才去看了看米坛子，恐怕连十斤米也没有。他母亲说：“大队长说，国家也在想办法，说不定哪一天又运点回来分。”当晚，他母亲只抓了三把米，煮了一锅瓢儿菜稀饭。饭粒在菜叶子上，就像水里游动着几只虾。第二天临走的时候，他母亲还是给了他3斤米。到校挨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对周正才发了停餐通知。周正才默默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去。鲁近初见他正在捆被子，问：“怎么？要拿回家去洗？”周正才沮丧地说：“交不起钱，又没有粮，被学校停餐了。”鲁近初一把拖下周正才正捆被盖的绳子，说：“我们一人匀点出来，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寝室里的同学，听见了，都说：“财神菩萨不能走，我们大家想办法。”于是，同学们你抓两把米，我抓几把苞谷面，让周正才又坚持了一个星期。 鲁近初利用星期天，请假到了旮旯店他的姑姑家，他姑姑给了他10斤米，到了学校，鲁近初对周正才说：“我姑姑给了我10斤米，我给你五斤。”周正才说：“那你怎么够？”鲁近初说：“我的亲戚多，好想办法。”周正才说：“叫我怎么报答得起！”鲁近初说：“同学就是亲兄弟，现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一同过难关。说什么报答！”谁知周正才接过鲁近初送的米，当晚就请假回了家。原来，周正才从邻居处得知，他家里断粮已经五天了，他得把这五斤米拿回家去救命。周正才回到家里，见家里人都饿得奄奄一息，周正才立即煮了一锅稀饭，让全家人饱餐了一顿。周正才返校五天后，他的父亲给他送了一小袋包谷面来，说：“国家从云南，调来了一批包谷，我们家每人分了五斤，能够吃到胡豆、豌豆出来了。全家都感谢你拿回来的五斤米，救了一家人的命。”周正才说：“这得感谢鲁近初同学，是他从牙齿缝缝中，腾了这五斤米给我。”周正才的父亲说：“以后你有了出息，要好好感谢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六，廖文刚到大哥文辉木厂那里去，正好大嫂邱云霞领着侄儿贵生和侄女儿琼华也在那里，吃了中午饭就往研经断桥的家里赶。廖文刚背贵生，邱云霞背琼华。贵生已经五岁多了，来时，主要是他自己走的，回去，一步也不肯走了，就由文刚背。一边走，贵生一边在背上说：“三叔，到了家，我叫妈妈煮红苕给你吃。” 廖文刚到断桥六队的家中时，太阳还没有落山，走进院子，七八只半大的鸡，就“咯咯”叫着，往屋里跑。推开门，几只半大的白兔，就跑过来。他父亲廖紫云和母亲白翼坤和弟妹们见廖文刚背着贵生回来，都很高兴。他母亲接下贵生，心疼地对廖文刚说：“这么热的天气，这么远的路，这么大个贵生，累了。快进屋洗洗脸。”廖文刚说：“我们经常干劳动，这点算什么。”一会儿，大嫂真的按贵生的许诺，给廖文刚送了一碗煮熟的红薯过来。春晴煮好了稀饭。大家都围着桌子吃饭。紫云很高兴地说：“我们这一大家人，除了过年，很少在一起吃一顿饭。可惜没有肉，也没有酒。”翼坤说：“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是倒差户，要补钱称粮。能吃个半饱就不容易了。现在有了自留地，我们喂了兔子，喂了鸡，比去年子好多了。”当晚，文刚和父亲、二哥就睡一床。两个小兄弟，也都跑过来挤着文刚睡，要文刚讲故事。文刚就给他们们讲《薛刚反唐》，直讲到深夜才睡。 第二天吃过早饭，紫云和中伟就走了，他们要赶到峨边去。文刚要下午才走，上半天去挑了水，帮助妈妈浇了菜。吃过午饭，翼坤给文刚找来一个小口袋，装上了三碗米，又捡给了七斤削好的红苕，叮嘱说：“这是队里的红苕种，用不完分的，先拿这点去吃，我会想办法的。伯伯去了之后，就会寄钱回来买。”邱云霞背着背篼正要上山，牵着贵生站在阶沿上；廖文刚也准备动身，母亲和弟妹们也送到了阶沿上。这时只见贵生一下就倒在地上，手也在动，脚也在伸。邱云霞说：“贵生儿，你在做啥，调皮！”廖文刚一看，贵生口吐白沫，眼睛往上直翻。大叫道：“不好！贵生！”翼坤低头一看，贵生的手脚都在狂乱地抽动。“扯惊风！快上医院。”文刚立即把贵生抱在怀里，邱云霞哪里见过这阵势，急得大哭：“我的贵生儿呀！”哭声惊动了万大嫂，她死过五个孩子了，慌忙跑过来，蹲下身，用手掐住人中。贵生的手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邱云霞背着孩子，急向研经公社医院跑。母亲叫文刚背好吃的口粮，这一家老小都跟着邱云霞跑。到了医院，医生一看，说：“半点钟前，就死了。” 一家人一听，哭成一团，邱云霞说：“老师，快救救孩子！”医生说：“是急性肺炎，早点就好了。”翼坤说：“路那么远，怎么早得起来？走，回去，云霞，认命。”云霞只得背着死了的孩子边哭边走。翼坤对文刚说：“你就走，在家你也帮不上忙，白白影响学习。”文刚又看了看贵生，脸红红的，紧闭着嘴，像睡着了一样，只是鼻子已不能翕动。他确实死了。文刚安慰了大嫂一阵，抹干眼泪，向母亲和弟妹们挥挥手，扛着米和红苕，走出了医院。刚走到到医院门口，就见一副担架，正向医院台阶上爬，廖文刚站的地势高，看得清楚，担架上是一个姑娘，很像是黄芙蓉。他试探着问：“抬的是黄芙蓉吗？”那担架上的姑娘微微侧身抬头，声音细如弦丝地喊道：“廖文刚……”廖文刚跟在担架后面又进了医院，他的母亲白翼坤和云霞嫂等，正走出医院。他母亲问：“你还不走？”廖文刚说：“妈妈，你们回去，刚才抬进去的是我的同学黄芙蓉，我要先看一看。” 廖文刚急忙尾随担架进了急救室，黄芙蓉被抬到了病床上。医生还没有来，廖文刚看黄芙蓉微睁着眼睛，皮肤黄得吓人，瘦得成了一根藤子。廖文刚问明了抬担架的人，一个是她的父亲，还有一个是她的叔伯的哥哥，跟在后面的是她的母亲。廖文刚说：“黄芙蓉读高小、初中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分别了不到两年，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她母亲说：“蓉儿心好，吃的都腾给弟妹们吃。”黄芙蓉轻声喊道：“廖……” 廖文刚赶忙奔过去，黄芙蓉伸出手来，廖文刚轻轻握住说：“黄芙蓉，你要挺住啊！”黄芙蓉睁大了眼睛，泪珠滚滚而下，艰难地说：“我，我，不，不行了……能，能，看见你，真高兴。下辈子，我，我，我们还是，是，好同学。”廖文刚说：“你还年轻，要挺过这一关。”黄芙蓉强笑着说：“我，知，知道……” 廖文刚看天色不早了，只得告辞。他把黄芙蓉的手放进被子里说：“要坚强，保重！”黄芙蓉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一路上，廖文刚的脑海里不断地有侄儿贵生和同学黄芙蓉的身影涌现，许多镜头，像波浪般地翻动。 到了县城，廖文刚先到木厂，见了大哥，话还没有出口，就泪珠滚滚而下。文辉诧异地说：“三弟，什么事，这么伤心，我还没见你哭过。”文刚擦干眼泪说：“大哥，你要挺得住啊。”“到底出什么事了？”“贵生，死了。”“贵生！死了？”文辉大叫一声：“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才发的病，背到公社医院就不行了。”文刚看着文辉，锁了门，骑上自行车，一溜烟的去了，才向学校走去。 第二天，廖文刚在进大校门的时候，就听见研经街上的同学讲，黄芙蓉已经于昨天死了。廖文刚听见这个消息，泪水“唰”地涌出，还没有来得及擦，正好被后面进校门的李荷艳看见。李荷艳看着廖文刚问：“你在哭，廖文刚？”廖文刚想挥手擦干眼泪，眼泪却不断地涌出。他可没有手帕之类，只有用袖子抹。李荷艳递给一张手巾。廖文刚接过，正好被后面的徐武德看见：“交换定情物呀？怎么不给我一张？”李荷艳说：“鬼情物，你没有看见廖文刚在哭。”徐武德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廖文刚怕他误解了，到处乱传，只得实话实说：“我们六零初一班的黄芙蓉同学，昨天死了，她和我小学初中同了五年的学，初中毕业的一学期，他和我是这个班的8个少先队员之一，我们一同打苍蝇、养兔子，一同割草，昨天我在研经医院看了她，还说了话，没有想到竟然就是永别！”徐武德说：“我也认识黄芙蓉，可惜！文刚同志节哀！” 廖文刚连续三天，不说话，不唱歌，也不笑。脑袋里一会儿是贵生侄儿，一会儿是翠香侄女，一会儿是王玉容，一会儿是曾淑群，一会儿是黄芙蓉。这一天，他正看了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他想到，刘和珍是为了国家的光明而死，那是值得的，而最近死的这几位亲人同学，竟然是死于贫病交加。太不值得了！中国啊，怎样才能让人民摆脱贫穷和疾病！晚自习时，他写成了一首短诗： 焚诗一纸悼亡魂，多少悲伤挤在心。 病饿而夭痛还惨，风姿长念忆来真。 生时久伴如形影，死后常念是梦根。 人祸天灾无力挽，火光一闪照乾坤。 廖文刚的这首诗没有给任何人看，走出教室时，看见星光满天，他一个人在路上慢慢地走，到四周都无人时，他面朝研经方向，行了五个鞠躬礼，划了一根火柴，左手提着诗页点燃了，当火焰把手烧得生疼时，他把纸奋力抛向天空，一丝闪亮，瞬间沉寂，算是对黄芙蓉和另四位亲友的祭奠。 第46章 谈理想雨夜谈心 开证明全家迎客 一次，班会课，毛老师说：“我们这节班会课，大家来谈谈自己的理想。这个主题，上周就请同学们作了准备，看哪位先发言。”廖文刚站起来说：“最近，我有五位亲人和同学死于了贫病和饥饿，我很悲痛，也想了很多。我觉得理想，就是一个人想达到的最高目标。我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在变化着的。小时候，我觉得爸爸妈妈，很辛苦，盘我们几姊妹，头发都焦白了；我那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给父母亲炖鸡炖猪脚杆吃，要炖得pā东东的。”（这是当地方言，意思是要炖得很软）同学们都哄堂大笑。廖文刚说：“真的，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家里生活很困难，曾经有几天，顿顿吃青菜，还没有盐。” 廖文刚停了停，继续说道：“国家就供应我们家每年300斤粮食。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差不多又和我的二哥一起，到研经粮站买米，我母亲说‘这是共产党给的。’那时我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党叫干啥，就干啥。到了高中，我读了《季米特洛夫选集》、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还有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现在的理想，就是要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让农民和一切中国人，永远摆脱饥饿贫困和疾病，不再有几岁，十几岁就死的现象，中国人至少也应该活七八十岁。这个理想，怎么实现，对我，一个共青团员，一个高中学生来说，就是要学习，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同学们都使劲地拍手。 廖清风站起来说，“先别欢迎，先别欢迎！”做起大首长的样子，说：“我的理想，是长大当科学家，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还太落后了，我要造出最先进的武器，最先进的工具，让中国成为强国。我现在还有一个最近的理想，就是争取高中毕业前能够加入共青团。”同学们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李秀芝站起来，细声细气地说：“我的理想，是好好学习，争取有一个好成绩，毕业后，考上大学，当一名法官，扶持社会的正气，实现社会的公平，让每一个人都过得安全和心情舒畅。”李秀芝发言，话说得慢，神态好像是沉浸在思考中，边说边想，字斟句酌。 殷德友站起来发言，他说：“现在的农民，苦，主要原因是粮食产量不高，什么都要肩挑背磨，连烧柴，都是一个大问题。我的理想，是当农学家，让粮食高产，我们人人都能吃饱饭，多发明些农业机械，让社员都免除肩挑背磨之苦。”殷科嘴在说，手还在比。 卫莹芳静静地听着，举了三次手，才有了发言的机会，她理了理自然卷曲的短发，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师、争取当医学家，象白求恩那样，对技术精益求精，发明许多好药品，解除人民的病痛，让人人都能活得健康、幸福、长寿。” 吴长周站起来，腼腆地说：“我的理想是考上大学，当工程师，建造很多公路和机器，让社员一出门就是三合土的公路，不象现在的路，又溜又滑。还有，让所有的人，都喝上自来水，不用天天挑水吃。”吴长周，话说得飞快，没有几个人全听清了他说的什么。 曾翠香说：“现在的猪肉供应紧张，买肉吃很难，我的理想是学习畜牧知识，当农学家，培育许多优良品种，让全中国人有吃不完的肉，不仅是猪肉，还有吃不完的羊肉、兔子肉，鸡肉。” 袁淑琼说：“我们的成长，离不开教师，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教师，培养出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保卫者。” 李吉吉说：“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蒋介石窜犯大陆失败了，反动派又在西藏煽风点火，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眼看就要下课了，毛老师很高兴，正准备总结一下，袁永林举手说：“我的理想是当建筑师，改变现在农民住得破破烂烂的现状，修起广厦千万间，让工人农民老师住进去，风雨不动安如山。” 下课钟响了，还有十几位同学举手。毛老师总结说：“时间不够了，我们暂时谈到这里。同学们谈的理想都很好。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而努力。光有理想，不实干，就是空想。因此，希望大家脚踏实地，向着自己的理想奋进。等你们的理想实现之后，我一定来给同学们祝贺！” 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课后，六三高一班的殷正清问：“你们班，怎么这么热闹？”郭惠玉说：“我们在畅谈理想。”郭茂清问：“你的理想是什么？”郭惠玉说：“当科学家，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郭茂清说：“我想不了那么远，能让大家吃饱饭，不饿肚皮就是我的理想。” 六三高住的的几间寝室漏雨，须要翻修。学校通知六三高的男生，到劳改队去住。那个地方，曾经是关犯人的地方，五七年开始，办了个师范班，师范班现在又撤了，成了空房。人们习惯了还是称之为“劳改队”。那里，现在是井研县委党校。这个地方，在井研中学的东面一里多路的地方，穿过学校的菜地，再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同学们搬出行李、床笆、草垫之类，收拾好，就每天早出晚归。夏天，还要过去睡午觉。廖文刚，一到晚上眼睛就不好。一天晚上，他在田埂上，什么也看不见，只好站在那里。在黑暗里，只听一个声音说：“欣赏风景呀，一动不动的？”是老班长卢泽文的声音。“我一点也看不见，不敢动步。”“来，我牵着你走。”后面吴长周也跟上来了，廖文刚由卢泽文、吴长周牵着，慢慢地走过田埂，才回到了宿舍。廖文刚说：“谢谢你们。”“同学之间，何必言谢。”卢泽文说。吴长周说：“这真叫举手之劳，没关系，没关系。” 廖文刚在教室里，一般都坐头排，他经常在借古诗词看。他的右手边坐的袁永林，也喜欢古典诗词。一天早饭后，袁永林说：“廖文刚，我考考你。”廖文刚说：“考。”袁永林拿出一张纸来，上面写有十几个诗词句子。袁永林说：“你能找出，哪些句子不是我写的吗？”廖文刚一一看去，慢慢念道：“‘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不是你写的。‘离恨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也不是你写的，‘事往翻如梦，好梦却如真’也不是你写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不是你写的。”袁永林说：“嘿，你娃子，凭什么？”廖文刚说：“这些词句，没有那番经历、那些学识、那种艺术眼光，是写不出来的。这些句子，看来通俗易懂，不是大家名家，休想写出一句来。我们十几岁的娃娃，连思路也是娃娃型的，写出来可不是那些样子。你看，你那几句，写得也很不错，就没有古人的那种神韵。”袁永林说：“看我再写，一定要让你看不出来。” 一天中午，廖文刚和董伯才回宿舍去，已经是深秋季节，学校菜地边的那坝田只剩下谷茬，水已经关起来了。廖文刚向田里望去，见一本书浮在水面上，很像是一本线装书。廖文刚一看，就卷起裤腿，下到田里，“哗啦哗啦”直奔过去，双手轻轻捧起来一看。“是什么书？”董伯才问。“是石印的古典小说《绿牡丹全传》。”这书虽然全湿透了，可那种纸非常坚韧，字清清楚楚的。前面还有几页插图，所画人物，真个是“虎背熊腰”，有点英雄气象。这个小说的片段，幼小时就听母亲讲过，骆洪勋、花碧莲，这些人物，已经早在他脑子里形成了印象，廖文刚如获至宝，从田里爬起来，洗洗脚上的泥，就捧着书，想办法。他到了宿舍，同学们都伸过头来欣赏。廖文刚把书放在自己的床上，怕书干了以后，粘连在一块，就出去摘来一大把丝毛草，一一夹在书页中间。三天之后，书全干了。廖文刚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有空就贪婪地看起来。“又可以给小弟妹们讲几个晚上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星期天的晚上，轮到廖文刚和袁佑伟守夜。守夜的任务，是守护学校的庄稼地。学校当时有一百来亩土地。他们两人，今晚从凌晨一点守到凌晨三点。一点钟被袁永林叫醒的时候，外面已经下起雨来了，他们便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提起马灯，到了地边。一个闪电，照得千山透亮，一个炸雷，震得大地颤抖。他们正走到了较场坝里。这是以前军队操练和处决犯人的地方。方方正正的，长有四五百米，宽有一百来米，靠东的地边上，有一个古老的长方石台，阶梯高过人头，上面可坐百人。两边有巨大的圆柱撑着栋梁筒瓦。当年可能是本县头面人物检阅队伍、发表治县高论的地方，现在正好成了他们两人避雷雨的所在。 两个人急急地沿阶梯登上高台，几只老鼠已捷足先登，见来了两个不速之客，赶紧从台上窜上了房梁。台子上可没有留下宝座，连凳子也没有一根，只有前面守夜的人留下的两个石头。两个人便坐在石头上，背对后墙，面朝庄稼地。那雨就像是在和谁赌气似的，一阵更比一阵急，那雨声，根本就不是“嘀嘀嗒嗒”，而是“轰轰轰轰”地响成一片。那电闪，也不是一个接一个，而是一片连一片，只看见四面八方的雨，亮晶晶地往下砸，腾起满地的烟雾。在闪电中，包谷的叶子上都挂着瀑布，一片银亮。南瓜叶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中间装满了水，四周往下坠，成了一把把亮伞，雨水顺伞面倾泻。吊起的南瓜，成了银色的葫芦，从南瓜的四面八方下注的水形成一个银色的小南瓜悬挂在南瓜下。向四周望去，闪电里的房屋、山峦、树木都是轮廓分明的。 袁佑伟说：“今晚安逸，也用不着巡逻了，哪个不要命的会在这种天气来偷你几个包谷、两个南瓜？”廖文刚大声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清。”等这个雷过了，袁佑伟说：“这么大的雷雨，用不着我们巡逻了！”又是一个炸雷，从打响到轰隆隆响过，怕有三分钟。廖文刚等到雷过了说：“你没听说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恶劣天气，可正是出动的好机会哩。”袁佑伟说：“今晚上可是大雷大雨偏没有风啊！”雷大雨猛，不一会儿，地里遍地是洪水流动，台子下的沟里，水已经成了澎湃之势。过了将近两小时，雷雨才停了，四周一片水流声。廖文刚和袁佑伟，初中不同班，高中时接触就多了，挑柴、背米、洗菜，都经常在一起。廖文刚问：“谈理想，你没有发言，你毕业后，打算干什么？” 袁佑伟说：“我们这些落后分子，不晓得考不考得起啊。”廖文刚说：“你并不落后嘛，学习、劳动，你都不错的。”袁佑伟说：“我知道，我这嘴巴就不逗人爱，爱开玩笑，爱抬杠子。人家说东，我偏要说西。”廖文刚说：“会幽默，有自己的思路，不人云亦云，是好品格。”袁佑伟说：“你不要口是心非哈，我可是有啥说啥。”廖文刚说：“我们相处快两年了，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袁佑伟说：“我觉得你娃儿，太刚，太认真。”廖文刚笑笑说：“有位老师批评我有温情主义，我现在都不理解。我赞成你的批评，太刚容易断，还是刚柔相济好。” 进入高三了，六三高有许多变化。首先是教师大都变了。六三高一的班主任，由政治教师刘子雄老师担任。六三高二班的班主任，由资深物理教师余建勋老师担任。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廖文刚的钱已经用完了。又准备回家一趟。他正在寝室里收拾，这时袁永林进寝室来说：“余老师叫你去他办公室。”余老师名叫余建勋，这个学期才担任班主任，上物理课。余老师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初八日出生在犍为县罗城镇竹山乡新农九队，当时39岁，瘦高个子，瘦削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双深沉的眼睛，显得严峻。1962年9月他上任时，先把李秀芝和廖文刚叫到办公室，说：“你们两人，在班上都有威信，成绩也不错，看，你们的意见，哪个当班长，哪个当团支部书记？”廖文刚和李秀芝都说：“随便都行。”余老师说：“我建议，和群众关系特别好的，当班长。”廖文刚说：“我，爱和同学们争论问题，有时还免不了会争吵，就由李秀芝担任班长。” 于是，六三高二班，由班主任提议，经过全班同学选举，李秀芝选为班长。又经过团员大会选举，廖文刚仍旧担任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们担任这个职务直到毕业。班主任的办公室就在教室对门，廖文刚立即去了。进了办公室，余老师放下正在批改作业的毛笔说：“你家里没有劳动力，缺粮，学校决定补助你每月19斤粮食计划，你从下个月起，就到总务处交钱领票打饭就是了。”廖文刚听了，十分高兴和感动，他说：“谢谢余老师。我们班还有李秀芝比我还困难，她有吗？”余老师说：“特别困难的同学都有，李秀芝也是19斤，是最高的了。”余老师顿了顿又说：“学校还有助学金，你看班上有谁比较困难，就叫写申请来。”廖文刚谢过余老师，立即下去给同学们讲了。殷德友说：“你每月又有了19斤粮食，加上家里的自留地，队里也会分一点，粮食问题，算解决了。我家里就是没有钱。够申请助学金的条件不？”“你写个申请试试。”廖文刚说。 过了几天，余老师找廖文刚说：“殷德友写了助学金的申请，星期天，你去他们生产队调查一下，请队长盖个章。”到了星期天，廖文刚吃过早饭，带好钢笔和纸，到大哥那里借了印红，就前往殷家河去。这是廖文刚从断桥河家中到井中校读书来往都要走的路，非常熟悉；可是晚上下了大雨，路又烂又滑。廖文刚高卷裤腿，打着赤脚，为了不滑倒和防狗，还特地用小刀削了一根木棍。学校到殷家河20里路，廖文刚拿出最快的速度，不过两个钟头就到了殷家河。他要找一个人问问队长的家，可是，举目四望，一个人也看不见。他又向前走，见到竹林后的山梁上，正有一群人在劳动，他气喘吁吁地爬上山，见有十几个男女社员，正在挥锤舞锄，开山改土。 廖文刚大声说：“社员同志们好！队长在吗？”社员们听见喊声，都停下手中的活，看廖文刚。廖文刚又问：“队长同志在吗？”一个瘦小的中年人说：“我就是，有什么事？”廖文刚说：“我是井研中学的学生，老师叫我来请队长开一个证明。”那队长说：“你又不是我们队的，开证明，找我干什么？”廖文刚走近队长说：“不是我要开证明，是你们队的殷德友，要申请助学金，学校要请队长出一个证明，证明他家经济困难，可以享受助学金。”那队长说：“殷德友？我们队没有这个人。”廖文刚一听，愣在那里了。想了想，他问：“队长同志，殷家河有几个生产队？”“一共三个个生产队。”廖文刚说了殷德友父亲的名字，问：“知不知道殷大爷在哪个生产队？”其中一个老年妇女说：“在二队，你看，旁边那座山上，队长也在那里改土。” 廖文刚只好谢过，向旁边的山上爬去。等到了山上，一问，才知队长病了，到井研去了。廖文刚说：“那就请会计开个证明。”社员说：“生产队哪有会计，只有记分员。”廖文刚说：“那就请记分员开个证明。”一个青年人，说：“我没有带笔，也没有纸。”廖文刚说：“我带得有。”那位记分员说：“干脆，你自己写，我给你盖个手印。”廖文刚于是坐在一个大石头上，拿出本子，写道：“兹有殷家河二队殷德友，父母年老，没有副业，家庭经济困难，同意享受学校的助学金。”廖文刚写好后，说：“请记分员同志签名，盖手印。”记分员说：“没有印红，怎么盖手印？”廖文刚说：“请先签名。我带有印红。”那位记分员签了名，盖了手印。廖文刚谢过，问道：“队长贵姓？多少岁，什么长相？万一我在路上碰见了，也好找他。”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说：“队长姓殷。”“四十来岁。”“大个子。”“络耳胡。”“穿一身蓝布衣服。”“打着光脚板。”廖文刚谢过，揣好开的证明，就往回走。一路上，他注意着对面走来的人。走到凉水井，见一个大个子，和社员说的殷队长很像，就喊道：“殷队长！”那人停住了脚步，问：“你是谁？怎么认识我？”廖文刚说明了情况，并摸出记分员开的证明，说：“请殷队长签名盖个章。”殷队长接过廖文刚递过的证明，看了看说：“殷德友家可不算经济困难。他父亲能干着哩！”廖文刚说：“他们家，粮食有，就是没有钱。”“现在，粮食也可以卖钱呀！”廖文刚说：“困不困难，是比较出来的，殷德友在我们班就算困难的了，每个月蒸饭的钱他都没有，都是他给我粮食，我给他的钱。他们家的问题是没有钱。”队长站在那里想了一阵，说：“行啊。”廖文刚于是拿出记分员开的证明，让他在后面签上了他的名字。廖文刚谢过，回到井研中学，把证明给了余老师。后来，殷德友得了丙等助学金。 到了六二年的六月份左右，一天上午的课间操时，守门的韩大爷来到教室喊：“廖文刚，来了远客。”廖文刚问：“谁呢？哪里来的？”“他说是你舅舅白翼翎，新津来的。”廖文刚一听，跑步来到学校传达室，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人，个子高大，皮肤很白，头发不浓，额头发亮，颧骨很高，脸瘦削，穿着汗衫，坐在凳子上，侧身向着校门里望。他见廖文刚直走过去，便首先招呼道：“你是文刚，哈长这么大了，我看见你的时候，你妈还抱在怀里的。”廖文刚虽不认识，但听他的口音，和母亲一样，就说：“舅舅辛苦了。今天从哪里来？”“从青神，坐了一会儿车，可把我走苦了。走，给我带路，到你家里去。” 廖文刚立即写了请假条交给余老师，余老师提起钢笔在廖文刚的请假条上写了同意。后面的签名，廖文刚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像“余建勋”三个字。韩大爷看了廖文刚的请假条说：“你是余建勋老师那个班的？”廖文刚惊奇地问：“你认识这个签名。”韩大爷说：“你翻过来看看。”廖文刚翻过来从背面看，可不就是“余建勋”三个字的连体草书。廖文刚说完“谢谢韩大爷指点”就和白翼翎一同上路了。廖文刚知道他舅舅名叫白翼翎，他背上还背着一个背篓，廖文刚说：“舅舅，给我背。”白翼翎却说：“我背，你还小，等会儿，我背不动了，你才背。” 他们沿着公路走。白翼翎问：“家里面，怎么样？”廖文刚说：“吃的基本有了，妈妈还喂有猪、鸡和免子，种了许多蔬菜。”“那就很好。”他们走出去三里多地，见着一个农民，提着地瓜。白翼翎说：“你们几姊妹运气好，能碰见卖地瓜的。”“多少钱一个？”“一元一个。”“地瓜也卖高价？”“卖高价也还没有人卖哩。”白翼翎只得买了六个。又装在了背篓里。又走了不到三里路，白翼翎说“歇一下”，便坐到了路旁的树下。他说：“痔疮疼起来了。坐一下就好。”坐了差不多半个钟头，白翼翎才说：“又走”。廖文刚说：“我背会儿。”这回白翼翎没有拒绝，背篓到了廖文刚背上。廖文刚问：“舅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一直就是教书匠。” 文刚才想起，母亲说过，舅父是教音乐的，便说道：“妈妈说舅父的歌唱得好。”白翼翎说：“琴还弹得好，而且还能修理。”文刚说：“现在正是上课的时间，怎么可以到这里来呢？”白翼翎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老教师，请个假，还不容易？”他们又走了七八里路，白翼翎又歇了半个钟头。就这样走走歇歇，到“宿鸟归飞急”的时候才到了家。 文刚见母亲正在阶沿上切猪草，就喊了一声“妈”，说道：“你看，谁来了？”母亲站起来，把来人仔细端详了一阵说：“不认识。”舅舅说：“大姐，我是翼翎呀！”“翼翎？”母亲诧异地说，“翼翎，哪个翼翎？”舅舅说：“我是从新津来的白翼翎！”“啊？”母亲眼泪汪汪地上前去抓住来人的手说，“十五年了？我还以为娘屋人都死绝了哩。你是当老师的，怎么信也不写一封？”这时，十四岁的春晴挑着水回来了，白翼翎说：“一言难尽，不知说什么好。”母亲说：“春晴，喊舅舅，翼翎，你快坐，快坐，外婆还好吗？”文刚放下背篓，春晴把水倒了，出来，问：“哪个舅舅？”“妈还硬朗，叫我好好看你一眼，变了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的，背篓里是几斤猪油。” 母亲对春晴说：“你问得瓜兮兮的，你就只有一个舅舅，在新津的。外公呢？”白翼翎摇了一下头：“去年死了。”“死了？”母亲声泪俱下。白翼翎说：“他一个人在新津，妈和我都到了彭县。”春晴说：“舅父好”。“快，煮饭去，文刚，敢不敢杀鸡？”文刚虽没有杀过鸡，看看这屋里的人，母亲不用说，春晴也不行，国忠祥宁更不必说，看来，杀鸡的重任落到他肩上来了。这时，国忠和祥宁捡柴回来了，和中伟文刚前几年一样，一人背一个不大的背篓，一把砍刀，一个长长的卷搭钩。他们最先发现文刚，高喊着“三哥”奔进了院子。文刚上前去接过他们的背篓，提到阶沿上放着，说：“新津的舅父来了，快喊舅舅。” 国忠、祥宁高喊着“舅舅好”跑过去了。只听妈说：“他瞎子一个，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在新津？这是老五国忠，这是老六祥宁，进去的女孩儿是老四春芳。”白翼翎说：“这么多孩子，长大就好了。他吃不饱，天天骂人，说妈黑心，不给他饭吃，不给他肉吃。他抓住妈就打，抓住就不放。妈只好跑了。这种年月，我们哪有能力让他吃饱？父亲的眼睛又看不见，给他讲，他又不信，说我们是骗他，要饿死他。”母亲说：“真是作孽啊！”母亲招呼白翼翎坐下，要摆分别十五年来的事情。白翼翎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屋里去摆。”母亲和白翼翎便进了里屋。 院子边上，廖文刚正抓住一只公鸡，估计有4斤左右。廖文刚是头一次杀鸡，两个小兄弟就围在旁边，邱云霞领着琼华、秀华回来了，来搞现场指挥。廖文刚是仔细观察过父亲杀鸡的，叫国忠去端碗水来，放进一些盐，放在文刚的脚下，文刚便左手抓鸡，右手执刀，谁知手却抖起来了。他说：“怕什么，杀！”一刀向鸡脖子抹去，血直喷了他一脸，大嫂急忙喊：“放下刀，右手抓住鸡头，左手抓住鸡脚！”廖文刚立即照办，谁知，两个翅膀竟然有力扇动起来，国忠和翔宁一人抓一个翅膀，鸡血才流到了碗里。人多力量大，沸水烫、拔毛、剖肚、清洗、宰成鸡块，一会儿，鸡便下到了锅里。 吃了饭，廖文刚说：“我要连夜赶回学校。”弟妹们都劝三哥不走。文刚悄悄给春晴说：“我不走，哪有地方住？”春晴一想，说：“真的，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母亲也是知道的，就说：“学习不能耽误，你就走。”廖文刚趁着初升的弯月，踏上了回校的路。 第47章 高三同学挑柴 年轻教师送羊 一九六二年下学期开校时，井研中学六三高一班，进来了十五个新同学，他们是张永全、向大源、许少华、刘美成、田世友、谢淑清、黄玉丽、刘淑芳、徐邦容、李学君、潘忠全、董明君、朱伯云、王永利、帅克明。为了使两个班的人数平衡，学校把吴绪良等同学，调到了六三高二班。这十五位同学，一到井研中学，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首先是，都显得成熟，他们不会去打闹疯玩，在教室里，很少听见他们说话。第二是十分勤奋，上课专心，不用说；下课、三餐饭后、节假日、如果教室里有人的话，一定有这十五个同学。 只有刘美成、向大源稍有不同，一来到学校，课前课后就加入了排着队打乒乓的行列。刘美成是左手握球拍，发球接球，都很刁，其他同学，都不易应对。经常他一个人坐江山坐到底。向大源则广交朋友，不几天就和大家熟了。 六三高二班，到高三时，先后有20位同学因病因家庭困难休学和辍学了，他们是：5、周正才、 7、谭碧芝、 9、谢相超、11、曾习华 14、林玉祥 16、陈元和 17、唐伟如 20、陈瑞珍 21、廖云清 26、郭元亮 30、魏希成 31、柯瑞铜 33、左淑清 36、黄明清 38、赖述清 47、张正宁 48、黄绍宣 49、邹月樵 53、谢瑞芬 54、张德勋 为了使两个班的人数平衡，从一班调入了8位同学，他们是：田俊祥、吴绪良、程书明、漆宗富、胡吉祥、杜凤祥、熊凤花、刘长清。 还有五位原六二高因故休学的同学来复学，女生三位：王翠容、雷素清、王季琼，男生两名：殷宗前、雷仲清。三位女生同是共青团员。这些同学和马中来的同学一样，年龄较大，非常努力。其中王季琼显得格外不同，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皮肤白晰如脂，穿着讲究得体，言行文质彬彬。 一天，廖文刚和向大源，排着队打球，向大源说：“走，上厕所。”廖文刚廖清风就一同前去。廖文刚问：“向大源，是哪里的人？”廖清风说：“你没有听他说，‘菜里银巴多了，晚上没有手定筒’就知是哪里的了。”，向大源说：“嘿，不错，我是竹云（园）铺的。”廖文刚问：“你们怎么会到井中校来读这最后一年？”向大源说：“你还不晓得呀？我们是马踏中学六二高的。读到六一年七月，这个年级停办了，我们都回了家。”廖文刚问：“你们又怎么会到这里来？”向大源说：“公社通知我们，说井研中学六三高，有十五位同学辍学了，马中六二高的同学，想去读的，就报名，然后参加统一考试，从中挑成绩最好的十五个，来补足六三高的学生数。” 廖文刚问：“你们还真参加了考试？”向大源说：“那还有假？暑假里，就在六三高一班的教室里参加的考试。”廖文刚说：“你们更不容易。回家耍了一年。”向大源说：“我们都想读书，回到家里，想读书的同学，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廖文刚问：“除了你们十五位，别的同学还能读书吗？”向大源说：“说不清，我知道，有的同学到别的地方学习去了，比如税海模，就到五通桥读高三去了。” 廖文刚问：“听说马中校，饿死了学生，是怎么回事？”向大源说：“那是一个很会打篮球的同学，曾经是马中校篮球代表队的队长。因为食量大，那每月十九斤，哪能填饱肚子？先是肿了，后来就死了。”这时，走在背后的程德华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死了一个，不过是账死的。”向大源问：“是怎么回事？”程德华说：“叫他去周坡拖米，到了堆粮食的地方，他就抓生米吃，不想吃得太多，米在肚子里发胀了，撑破了肚皮，死了。”向大源说：“可叹，可叹！”程德华说：“你们马中的，也有草鸡子。那次，我到马中来打球，听见一些同学看见得了肿病的同学吃糠肤丸，就在那里成群地吼‘不吃不肿，越吃越肿。肿病不消，一定要撬。’”向大源说：“哪里都有不近人情的人。” 六三高两个班已经是毕业班了，当然也成了井研中学的强劳动力。远距离挑柴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这一天，他们要去宝五挑柴。宝五离井研中学，三十里地，正是仲春天气，同学们行进在山村小道上，放眼四看，到处桃红柳绿，繁花似锦。这一路的男女学生，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虽然长期处在饥饿状态，但毕竟有股年轻人的朝气，他们大多肩扛木扁担、竹扁担，扁担头上拴着一小把棕绳，也有个别女同学背着背篓。他们在去的路上，也谈笑风生，你追我赶。但是，三十里路，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人来说，空手走都艰难。走了一小时多，大家都腿软腰酸了。二班的李秀之和新加入班上来的王季琼、田俊祥等同学走在一起。李秀芝见迎面走来一个大叔，三四十岁，就问道：“大爷，还有多远？”那大叔反问道：“你们还要返回去吗？”大家齐声答道：“要！”那大叔说：“要返回去的话，走拢就是一半了。”同学们都哑然失笑。田俊祥说：“还真幽默哩。”王季琼说：“俗话说，‘走百里，九十算一半’，因为后面，大家都成了强弩之末。” 同学们都忍着饥渴，笑谈着，走着。好不容易才到了堆柴的地方。这里在千宝公社的地界上。千宝公社，是井研县饿死人最多的地方，许多房子，都成了空房。堆在这里的柴，是六一高、六二高的同学，拆掉没有人住的房子，把柴劈好，堆在这里的。六一高的廖德彬，曾经告诉过廖文刚，他们去拆房子，有一个同学在房子上走，踩虚了脚，落入房中，正好落在蚊帐上，跌到床上。床上竟然睡着三个人。这位同学，慌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三个人毫无反应。这位同学从蚊帐里钻出来，仔细一看、一摸，三个人都是僵硬的，他吓得大叫着“有死人！”冲出了房门。廖文刚不敢把这个故事告诉同学们，怕他们害怕。他看着这一堆柴，大都是一半黄白，一半烟黑，他知道，这是房梁房柱劈成的。这些房子的主人，大都埋在附近的山上，他向四周看了看，心里隐隐作痛。 同学们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到了目的地，看见柴，劲儿又来了，他们装的装，捆的捆，挑着背着，又往回走。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比如孟东宣、杨见明、张永全、刘美成、殷正清、殷德友、陈国君、许少华这些同学，都挑了八九十斤，大踏步地走在前面，个子小力气小些的，如廖文刚、王绍泉、郭惠玉、郭茂清、廖清风和大部分的女同学，就挑四五十斤。来的时候，两个班是以班为单位走的，回去的时候，两个班的同学都穿插着走，是以体力为标准，划分为若干个堆，往前行进的。空手走，大家都感到吃力，现在肩上压着担子，更是力不从心。廖文刚和廖清风、鲁近初、王绍泉、李荷艳、李秀芝、邱丽华、程茜平、郭惠玉、殷辉尧、郭茂清这些同学一堆。廖文刚说：“我父亲有一句名言，‘不怕慢，只怕站’这样走下去，总要走到。”王绍泉说：“空手走路，慢慢走是可以的，挑着担子，要采取快走，多放少歇的办法。”廖文刚说：“有道理，我们快跑几步看看。”大家真的快跑起来，跑了半里地，就放下，喘一会儿气，又挑起走。 他们这样走了一段路，太阳已经要落山了，通红的挂在山巅，晚云紫红，高天碧蓝，千山苍茫。廖文刚突然想起了毛主席的词句，说：“同学们，快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鲁近初说：“这景色，真觉得悲壮。人死光了，我们来拆人家的房子去烧。”廖文刚说：“这地方，不准种庄稼，只准种牧草。我有亲戚前年来过这里，路上都横着死人，没有力量掩埋了。我知道有一个塘湾大队，饿死的人，达三分之一。”同学们都默不作声了，坐了一会儿，廖文刚觉得自己把这个话题说得太沉闷了，他看路边都是丝茅草，就说：“丝茅草的根，香甜清爽，你们欣赏过吗？能补充水分和能量。”同学们都拔起来嚼着，都说：“真是好东西！”等大家嚼了一会儿草根，廖文刚说：“我们无缘参加长征，却有幸吃着草根。当时的红军，前有顽敌，后有追兵，连这样的草根都不容易找到，头上还有飞机轰炸。比我们艰苦多了，走，向井研中学，前进！” 他们又走出了十来里路，天快要黑了。廖文刚这一堆人，是落在最后的了。大家又放下柴歇气。廖文刚问：“你们哪一个觉得自己是最累的？”李荷艳说：“我是最累的。实在走不动了。”廖文刚说：“我有医累的妙方。”大家都说：“那给我们每人开一剂。”廖文刚说：“李荷艳，唱支歌，包你就有劲了。”李荷艳说：“我都快累死了，还唱得出来歌？”廖文刚说：“药到病除，大家欢迎。”同学们都鼓起掌来。李荷艳说：“唱什么嘛！”廖文刚说：“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大家又鼓起掌来。李荷艳就站起来，唱道：“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层层的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李荷艳越唱越动情，唱完，挑起柴就走，大家紧紧跟上。廖文刚说：“这剂药该灵？当年管仲征战，士兵们疲劳已极，管仲就编了一首歌，边唱边走。同学们，累得不行的，就自己找歌来唱！”这支队伍就这样走走、歇歇、唱唱、说说，到街灯亮时，回到了学校。 一九六二年冬月间的学生寝室里，吃的东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社员恢复了各家各户自己煮饭吃的传统，又有了自留地，挖红苕后分了红苕，农村的饥饿得到了缓解。农村的同学归宿假回家后来到学校，一般都“手中各有携”。廖文刚一进寝室就说：“我妈给我泡了一罐洋生姜，咸脆可口，还有蒸红苕，沙土的，又香又甜，欢迎品尝。”袁永林说：“我的是包谷粑，来，大家分享。”殷德友说：“我的是稗子粑，别有风味。”吴长周说：“我的可是花生，来，每人一颗。”他把花生扔到了各人的床上。袁佑伟说：“我家里有的是红苕，一如既往，喜欢吃的，就来。”这时郭惠玉到了宿舍，他是通学生，他说：“我经常来领略农村的变化，今天请大家尝城市风味，苹果！”大家听见说“苹果”，都围了过来。鲁近初说：“这可是早闻其名，未见其实，不知其味的好东西啊。”大家雪亮着眼睛细看，郭惠玉伸开巴掌，苹果就端坐掌心，圆圆的，半青半红。郭惠玉取出一把小刀，数了一下寝室里的人数，22个人，利益均沾。每人手里有了薄薄的一小块。廖文刚拿在手里，放在鼻子上一嗅，叹气道：“清香扑鼻。”丢进嘴里，细细一嚼，又说道：“脆香甜爽。”好多个嘴里都说：“我可是第一次吃苹果！”同学们都赞不绝口。 这时，谢君实老师，门半掩半开的，正在吃鱼，可能是自己星期天去钓的。徐武德故意跑到门前去，装着要抢吃鱼的样子。大吼一声：“吃得好嘛！”谢老师可真是吓坏了，惊惶失措地左手端着小碗，右手把二指宽的一条鱼抓起就往嘴里塞，只听“呼”的一声就进了喉咙。还有一条鱼，他伸开右手五指把碗罩住，也在两秒钟内，不见了踪影。徐武德说：“哪个会吃你的嘛。现在贫农老爷，有的是香喷喷的红苕。”廖文刚说：“你这个死娃儿，你管人家吃干什么干啥子呀？”徐武德说：“咦，这支部书记真怪，怎么老是给这些右派分子撑腰？”廖文刚说：“什么撑腰，是要让你像个人！”“好，好，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徐武德愤愤地说。 又一个归宿假过后，上晚自习前，班主任毛老师来班上说：“学校开了会，只准带米粮这些生的东西到学校来蒸煮，不准带熟食、泡菜到学校里来。怕引起疾病。现在带来了的，吃完后，下次就不准带来了。”下晚自习后回到宿舍，殷正清问廖文刚：“你带的东西，没收了没有？”“没有，余老师说‘下不为例’。”殷正清说：“我们的班主任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马谋全主任来代，他叫大家交出来，还到寝室里去一个一个的搜，搜到的东西，都拿走了，还竟然用川汤普通话说‘你们不吃我吃’。”不久川汤普通话的“你们不吃我吃”就成了学生们的流行语。大家只要远远的看见马主任，就会操起川汤普通话说：“‘你们不吃我吃’来了。”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以后，为了便于复习功课，廖文刚晚上就住在北门口。但三餐饭还是在学校吃，早晨还要来赶早操。早晨和晚自习后，他常常和这一路的通学生一路走。廖文刚从北门口出来，一路都有同学：武圣宫旁有廖清风；横街子和北街子结合处，有邱丽华；邮电局外新华书店旁有郭惠玉；书院街有殷辉尧；胜利街口有温兴忠、李荷艳、程茜平、雷碧琼。每天早晨，廖文刚很早就起了床，一个人走完一段小公路，就进入了北街子，街上几乎是空无一人。而晚上回来，他把这些同学送到家门口，大家挥手说个“再见。”廖文刚经常和廖清风同路。一天晚上回去，廖文刚问廖清风：“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廖清说：“1945年12月14日。”廖文刚说：“我比你痴长十个月。我觉得，以前没有在北门口碰见过你呀。” 廖清风说：“我的父亲是集益的医生，母亲下乡后，就只有大妈照顾我，大妈又是残疾人，我经常赶不上早自习。初中时，宋万英老师当班主任，知道我的情况后，叫我到她那里去洗脸。我哪里好意思去？就只好逼着自己早起，到了学校，就去敲一下宋老师的门，说‘我来了’。到了高中，觉得还是不方便，就住在南门坳堂姐家。”廖文刚说：“那你的堂姐一家不简单嘛，肯这样帮助人。”廖清风说：“这个堂姐，和亲姐姐一样的。她的父母死得早，是靠我的父母养大的。”廖文刚说：“你的成绩好，人也踏实，应该争取加入共青团。”廖清风说：“我怕条件不够，批不准，被人笑话。我可是经常上黑板报的。” 廖文刚说：“我记得一次，是马主任画的漫画，画你走路看书，说是‘白专’，其实我也喜欢走路看书，节约时间嘛。这可不算缺点。初中时，我记得，还有一回也是马主任写的‘夸口的小青蛙’，是怎么回事？”廖清风说：“你还记得不？初中毕业复习时，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丁班是成绩最好的。数学老师为了打掉丁班的骄傲情绪，出的题很难，全班没有一个及格的。熊泽云，是数学尖子，才得38分。老师就在班上讲，甲班的同学，谁得了90分，谁又得了85分。甲班的题考得很简单，是为了鼓舞他们的士气。我听了就在下面议论，‘考甲班那样的题，我要得一百分。这事传到马主任的耳朵里，前不久正放了一个动画片《夸口的小青蛙》，马主任就以此为题，批评我。’” 廖文刚说：“我是保送的，但也在丁班参加复习。考甲班的那类题，我们丁班的同学，得一百分的人不会少。这不是骄傲，这叫有自信心，有自知之明。本来做得起，硬要说做不起，那是虚伪。”两个人摆得很投机。廖清风也一天天向团组织靠拢，并递交了入团申请书。 六二年的下半年，陈忠珩老师已经调离井研中学了。那时他把自己的母亲接来住在门坎山，他母亲养了一只母羊，还生了两只小羊。陈老师给他母亲说：“我每月都有工资，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保障了。我教过的那个班，有个曾翠香，家里没有劳力，没有经济来源，我想把羊送给她们家养，支持她上完高中。”陈忠珩的母亲说：“好啊，扶危济困，是我们陈家的家风。你请那个同学到家里来牵？”陈老师说：“曾翠香，自尊心很强，她不会自己来牵的。还是我给她送去。” 又一个星期天，陈忠珩老师一个人，用细棕绳牵着一只膘肥体壮的大母羊，后面跟着两只半大的小羊，从门坎山出发了。这里到打鼓滩，有三十多里地。这段路，他一年前走过，但还不熟悉，就边问边走。路上的人，见这样一个穿着像干部，戴副眼镜的年轻人，却牵着三只羊，很觉奇怪。一个过路的大娘问：“你的羊，是牵去卖的吗？”陈老师答：“不是卖的。”“牵到哪里去？”“打鼓滩。”“打鼓滩？我就是打鼓滩的人，怎么没见过你？”“我不是打鼓滩的人。”“去哪一家？”陈老师说：“曾翠香家。”“曾翠香家？她家哪有钱买羊子！这么三只羊少说也值两百元！”陈老师不再解释，只是笑笑，走自己的路。 太阳高高地照着，虽然是深秋季节，满眼的丘山依然是郁郁葱葱，长草未枯，柏树仍绿。这里的山丘都不高，却没有山峰，而山顶浑圆；一座山就像是由一层一层的波浪堆叠而成的，形成四五级环形的平台，越往上圆圈越小；越往下，圆圈越大。山与山之间，又有山梁相连；放眼望去，四面八方的山似乎都是一样高，而山梁也是一样高。人就像是处在山岭穿成的圆环之中。而小溪里的流水，真像一段段晶莹剔透的美玉，水清亮得游鱼可数，石子可掇。陈忠珩老师自言自语：“风景如画，好地方啊！”羊差不多又“咩咩”地叫着，看见有好的草，陈老师又让羊子吃一会儿。 正午过了，陈老师才到了曾翠香家门口。竹篱笆，破旧的茅草房。陈老师高声喊：“曾大爷！”曾翠香的父母亲正要吃午饭，听见陌生的喊声，都走了出来。他们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牵着三只羊站在院子里，觉得奇怪。问：“你找谁？”陈老师说：“你们是曾翠香的父母亲？”“是呀，有什么事？”“我是教过曾翠香的老师，陈忠珩，她很努力，我知道你们家劳力弱，这三只羊，送给你们养，老人小孩，都可以上山放，小羊长大以后卖了，也可以支持曾翠香把高中读完、读大学啊，母羊还可以下小羊。” 曾大妈说：“那怎么要得！现在一只羊，管一百多元钱，我们还不起。”陈老师说：“这是送你们的，不用还。”这一家人都惊呆了，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曾翠香的兄弟，读过半年的师范，有主意，他抱着侄儿出来说：“太感谢你了，陈老师，快，进来吃午饭。”陈老师看这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说：“我看看你们吃的什么。”曾大爷说：“这一阵，只有吃猪脚杆。”陈老师知道，“猪脚杆”是这一带的人对红苕的诙谐说法。说：“红苕好吃啊。”一家人抬凳拿碗拿筷子，给陈老师盛了一碗红苕。曾大爷说：“拿这来待贵客，实在对不起人，没，没办法。”陈老师说：“等曾翠香把书读出来，就好了。”曾大妈说：“有陈老师这样好的老师，就看她的命了。”陈老师说：“她很努力的。”陈老师吃到半饱，就说：“我已经饱了。”曾大爷又给陈老师碗里加了两个红苕，说：“现在，农村人，不比前两年，红苕是能吃饱的了。”陈老师说：“路还远，这两个红苕我边吃边走。曾翠香的费用，你们不必担心。”陈老师说完，一手拿一个红苕，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48章 买古书上交信件 歌咏赛赢得佳绩 冬天的早晨，月亮还淡淡的，殷德友起得早，打水的路上，就碰见了郭茂清。“你读通学来这么早干啥？”郭茂清说：“你不知道我是六三高一班的体育委员？该我领操。”殷德友说：“嗬，不简单。”郭茂清说：“是嘛，我还没满17岁，就指挥千军，可没有万马。快去洗脸哟，不要迟到了。” 郭茂清和殷德友说笑了几句，到操场里活动活动腿脚，就到双杠上去甩了几下，到单杠上去做了十个引体向上。等值周吹响了口哨，郭茂清就站到川主庙下领操的位置，急促地吹口哨。在朦胧的月光下，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向操场涌来。只听郭茂清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成体操队形，散开！”操场里便人影蜂涌，自觉形成了横平竖直的体操队形。 郭茂清领着学生做完广播操，陈元燮老师就指挥学生跑步到牛市大桥。这时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来，街巷还是黑沉沉的。长期处在半饥饿状态的学生，对于跑步并没有多大兴趣。井研中学操场到牛市大桥有两里地，大多数的同学跑一段就停下来梭出队列，往回走了。队伍越跑越小。牛市大桥是三江汇流的地方，四岸翠柳成行，涛声隐隐。师生们有余暇都爱到这里来游玩。可是，这时的牛市大桥还淡雾朦胧。参加跑步的同学，出校门时是一千多人，等队伍跑到牛市大桥，陈元燮老师一看，不到五十个人。天还没有亮，陈老师声音严厉地叫整好队，然后站在队伍前，厉声说道：“锻炼身体，怎么可以马虎，一千多人，怎么才剩了这么几个！” 廖文刚看陈元燮老师摆起了要长篇大论的架势，于是打断了陈老师的话说道：“陈老师，站在这里的人，对你要讲的话，都是非常理解、坚决支持的。我们都跑到了这里，就是证明。你要讲的话，应该讲给没有来的那些同学听。”全场立即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陈辣全场立即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陈老师可有点猫儿毛，要顺倒抹。惹得他大发雷霆，校长都得让他三分。陈老师默默地站了1分钟，一扬手说：“解散！”同学们才如遇大赦般，笑着走回了学校。徐武德指着廖文刚说：“你呀，你！有时想把你举起来，有时想把你捏死！”廖文刚说：“我就是我，你的脑子里还有两个徐武德。”徐武德说：“什么意思？”廖文刚说：“现在还不明白，给你说了也没有用，你就以后慢慢想。” 廖文刚早晨来，晚上回去，常常和李荷艳一路走。李荷艳说：“我早就想写入团申请书，又怕批不准被同学笑话。”廖文刚说：“年轻人，就是要勇敢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你想清楚了，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了吗？”李荷艳认真地说：“当然清楚了。一个青年，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嘛。共产党使国家独立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可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青年人处在这样的时代，应该大有作为，为革命贡献力量。”廖文刚说：“很好，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革命青年自己的组织。我早说过了，你写入团申请书，我愿意当你的介绍人。你说是不写。”李荷艳说：“谢谢，我一定努力，一定写。” 六三高的同学，又搬回学校，住进了廖家祠。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廖文刚正在打乒乓，看见二哥中伟来了，身上还背着一个挎包。廖文刚跑上前去迎接：“二哥怎么来了？”“我给你买了一双皮鞋。”“皮鞋！”文刚惊异地叫了起来。廖中伟从挎包里取了出来，黄澄澄的面子，黑得发亮的中跟，显得气派异常，这在当时可是同学们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啊。廖文刚舍不得用脚试一下，笑盈盈地捧在手里。廖中伟又从包里摸出八元钱，给文刚放在了上衣口袋里，说：“你好好读书，二哥帮助你。”廖文刚说：“我会努力的。二哥从哪里来？”“我从峨眉回来，马上要到马边去，今年油菜收成好，到处的粮站都请我们去糊油桶。”廖文刚说：“这样就好。一个月能找多少钱？”“三四十元。你要努力，以后你的工资会比我高的。”“二哥回家去看妈妈了吗？”“我这就回去。”廖文刚把中伟二哥送到了校门口。 一九六二年寒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鲁近初怀揣一个笔记本进了井研县新华书店。书店里除了一个女服务员以外，再没有别的人。鲁近初走到文学书籍的书架边，取下《鲁迅小说集》，站着津津有味地看起来。看到自己觉得好的语句，就摸出钢笔，往笔记本上记。鲁近初和当时的大多数中学生一样，根本没有钱买书看，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服务员虽然并不知道这个学生姓甚名谁，但见他经常星期天就这样在这里度过，也并不干涉他。鲁近初用这样的方法，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语文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读初中时，贾从文老师就经常把鲁近初的作文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到了高中时，鲁近初和廖文刚两个人的作文，常在伯仲之间。 这时，廖文刚进来了，他的包里有了中伟二哥给的8元钱，他早就看中了一本《独唱歌曲200首》，这回一定要买回去了。廖文刚和鲁近初打过招呼，拿起要买的书，向服务员走去。付了钱，廖文刚见《苏东坡全集》还摆在那里，上次是一个男服务员，不卖给他，说怕他中毒，就说：“服务员同志，把这套书也卖给我。”廖文刚指着《苏东坡全集》。服务员把书拿起来，说：“两角。”廖文刚兴高采烈地付了钱，说：“太好了，鲁近初，你看。”鲁近初捧在手里，说：“好，我以后借来拜读。”廖文刚走出书店门，直奔寄卖行，前几天他见店里摆着一套《韩昌黎集》，也是只卖两角钱。早就想买，就是没有钱，今天有了二哥的资助，这个心愿必须了。他到寄卖行一看，书还在，就说：“同志，我买《韩昌黎集》。”管理员瘦瘦的，戴一副眼镜，看了廖文刚一眼，边拿书边问：“读几年级了？”“高三。”“韩文公的书，值得细读。”廖文刚立即付给两角钱，把《韩昌黎集》和在书店买的两本书重在一起，抱在怀里。 《苏东坡全集》，共四册，他翻着第一册，边走边看，封面上一个大方框，中间竖写着“国学基本文库”六个小字，这一排小字的左边，是竖写“苏东坡全集”五个通栏大字，手写繁体行书；那排小字的右边，上方是精舍内一位长髯老人，软帽长袍，高擎檠灯，地下竟然有一只急欲上行的小鼠，而下部，是“上海中央书店印行”八个字，分为两横排排列。版权页上标明是“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出版”、“全四册定价大洋六元”。封底还有“紫霞阁精印”，圆伞盖下，两宫人坐在车上由一匹健马拖着行进。廖文刚如获至宝般高兴。当时正在批判厚古薄今，他立即往北门家里去，一本一本地欣赏。 《韩昌黎集》是“国学基本丛书，商务印书馆发行。”他又翻到版权页：“”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初版，每册定价大洋一元二角。 又一个星期天，鲁近初正沉浸在鲁迅酿造的深沉犀利的文学意境中，被“鲁近初，快走”的喊声带回到现实中来了。原来是同班同学郑志远。鲁近初问：“有什么事？”郑志远拉着鲁近初就往外走。鲁近初说：“不忙，不忙，等我把书放好！”鲁近初把书合拢，下意识地擦了擦封面，放到书架原来的地方，才跟着郑志远出了门。郑志远凑近鲁近初的耳朵说：“你有一封信，我们几个已经拆开看了，大家要我把你找回去商量，如何处理。”“是什么信？还要‘商量’，还要‘处理’？”“你回去看了就知道了。”鲁近初说：“嘿，你还卖什么关子，该不是是哪个姑娘写来的恋爱信？”郑志远说：“那倒好啰。” 这学期高三的宿舍在廖家祠，鲁近初回到寝室里，见郭惠玉、吴绪良、胡金明、殷德友都在那里，都有一种惶恐莫名、不知所措的神态。鲁近初颇觉奇怪，问：“什么信，值得把我马上叫回来看？”殷德友说：“你看了，就明白我们不是小题大作。”信，放在鲁近初的床上，当时通行的牛皮纸信封。鲁近初一看信封就明白了，是他叔伯的侄子，初中时的同学鲁星天写来的。鲁近初说：“这不就是鲁星天写的吗？他中专毕业在厂里工作了。”吴绪良说：“你先看内容嘛。”鲁近初抽出信纸一看，信是用32开的白纸写的。竟还有一个大标题：“为作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奋斗”。他越是细看，越是义愤填膺。信的内容是表示对三年困难造成的大饥荒、大死亡的愤懑，攻击时政、发泄不满。并说要成立一个组织。信的最后说：“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倘若同意，我们就继续通信；反之就罢了。” 鲁近初对毛主席、共产党是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他立即取笔铺纸，奋笔疾书，给鲁星天写信。信里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斥责他“政治上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若不悬崖勒马，必将自绝于人民”。郭惠玉看鲁近初看信后什么都不说，就伏在床上写，就问：“你在回信？”鲁近初说：“我必须认真教训教训这个不懂事的侄儿！”胡金明说：“这样的信，你也敢回？”吴绪良说：“这封信传出去，可不得了。”郑志远说：“最把稳的办法，还是交给学校。”殷德友说：“这样的信，你烧掉也不是，保存也不行。你想想，鲁星天这样的思想，总有一天，要出事；出了事，他交待，还给叔叔鲁近初写了一封信，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鲁近初说：“我可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还不能这样回信。我马上交给汪校长。”于是鲁近初立即到汪校长的寝室里把鲁星天的信交给了他。汪校长看后不动声色地问：“这封信还有哪些人看过？”鲁近初说：“郭惠玉、吴绪良、殷德友、胡金明、郑志远，他们先拆开看了，我在书店看书，郑志远叫我回来，我看后，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交给学校。”汪校长记下了六个人的名字。 当天夜里，鲁近初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余建勋老师来通知他：“马上到校长办公室去。”鲁近初进了校长办公室，一看里面除了汪校长外，还有两位不认识的人。汪校长叫鲁近初坐下，然后介绍说：“这位是井研县公安局高局长，这位是公安局治安股程股长。”公安局高局长说：“你们六位同学，把这封信交给汪校长，表现出我们井研中学学生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也说明，我们井研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扎实，卓有成效。鲁星天一伙的人民党，是一个反动组织，为破获这个组织，鲁近初同学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是一个高度机密又极为复杂的工作，所以，要求你们六位同学，严守秘密，不能再外传，你们六人也不能再议论。为了稳住鲁星天一伙，组织决定，鲁近初同学继续与鲁星天联系，所有信件，先经过我们审查后，再发出。”程股长还强调鲁近初平时要和往常一样，不要有思想负担。汪校长也表扬鲁近初说：“鲁星天是你的侄儿，能够这样大义灭亲，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觉悟。”鲁近初说：“这是我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应该做的，领导交待的事情，我一定坚决照办。” 此后，鲁近初严格按上级指示办了。六位同学都很高兴，因为他们做了一件他们认为是最能表现自己革命性的事情，并且已经受到了上级的口头表扬。除了这六位同学，班上其他同学都不知道这件事。 学校要进行歌咏比赛，各班都歌声嘹亮。六三高二班的文娱委员程茜平，早自习前，课间操，课外活动，晚自习前，都教大家唱，领着大家练。教室里经常响起昂扬的歌声。 一天，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队伍前，班主任余老师问：“由谁来指挥呢？可以毛遂自荐嘛。” 徐武德说：“我来！”徐武德同学是城郊的人，他父亲当着一个小干部，家庭经济算比较好的，经常拿一面小镜子照。能吹笛子。他一走上台，就把两只手高高举起，然后像抱鸡婆笨拙地扇动两个翅膀似地舞动双臂，大家大笑不止。而且，他的节奏感差，节拍把握不住，不指挥大家还唱得整齐有力，一指挥，反而唱得乱七八糟。下来之后，廖文刚找着徐武德说：“明天就要比赛，我建议还是由文娱委员去指挥。”徐武德说：“我就要去锻炼！”廖文刚说：“今天你毛遂自荐，已经锻炼了。学校搞歌咏比赛，就要比出优劣，奖励优胜班级，各个班级一定要拿出班上的最高水平，为班上争荣誉。你的水平暂时还不能胜任。” 徐武德不服气，说：“今天，我打得不好，是因为平时没有练习过，这样锻炼锻炼，就会一次比一次强。你怎么敢肯定，明天我就指挥不好呢！”廖文刚说：“既然是比赛，就只能能者上，不能者下，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们班不能把比赛让给你作锻炼。”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班长李秀芝说：“我们来个由全班表决，好不好？”同学们都说好，于是李秀芝站起来说：“同意徐武德指挥的请举手。”全班竟没有一个人举手。“同意程茜平指挥的举手。”除了徐武德，大家都把手举起来了。因为程茜平本来就是全校合唱团的指挥。同学们差不多又要看见她轻盈舞动的双臂，像燕子在花丛中往来穿梭。气急败坏的徐武德，竟冲到前面来，挥拳就向廖文刚的胸口砸去，廖文刚虽没有料到，但眼明手快，右手握住他的手腕，左手往侧面一拐，牛高马大的徐武德，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下。同学们看见教室里第一次出现了打架现象，都来相劝。袁永林说：“同学之间，有理说理，动什么手。”徐武德说：“要让你认得我！”廖文刚说：“对蛮不讲理的人，没法讲客气！” 廖文刚和徐武德吵到了班主任余建勋老师那里，余老师问明了情况后说：“徐武德想锻炼自己，想为班上出点力，这也是好的。但是，一个人的能力是有大小的，有差异的，有人适合这样，有人适合那样。你徐武德就适合打篮球，指挥就不如程茜平；廖文刚为了班上的荣誉，要找最有指挥才能的人去指挥，这也是为了班集体。打架双方都有责任，但徐武德，先动手，你的责任就更大。眼看就要毕业了，同学一场，不容易，互相原谅，大家姿态高一点，好不好？”廖文刚说：“好，徐武德，我们班的唱歌指挥，大家已经定了，就是程茜平，你不要想不通。我还了手，在班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向你道歉。”廖文刚还向徐武德敬了一个鞠躬礼。徐武德说：“我觉得廖文刚经常刁难我，所以很气愤，刚才太冲动了，先举手打廖文刚，我也向廖文刚道歉！”徐武德也向廖文刚，鞠了一个躬。廖文刚说：“我这个人，心直口快，多有得罪，好在都不是为了我自己。请你谅解。”廖文刚还首先伸出手去，两个人，握了手，才出了办公室门。 虽然有了这场风波，歌咏比赛的气氛却并未消减。程茜平在比赛之前，又领着大家练了四次。可以说，已经臻于完美了。 这天下午，食堂的舞台横楣上拉着红纸黑字的横标：井研中学歌咏比赛。字，写得有猛虎扑击般的雄健，是陈禄生老师写的。舞台中央点着一颗五百瓦的大灯泡，使舞台显得光明如昼。全校21个班，一千余人，把食堂变成了脑袋的海洋。舞台下面，观众前面排着九张书桌，是评委席。九位精通音乐的教师，个个态度凝重。开始是武校长讲话，他说：“在困难即将度过的时候，我们举行井研中学第十五届歌咏比赛。希望同学们用歌声驱走阴霾，用歌声展望明天。”如海啸般的掌声，表达了师生们对武校长词语简明而内涵丰富讲话的肯定。主持人依次宣布上台的班级和准备的班级。首先上台参赛的是六五初一班，他们唱的歌曲是《红孩子》主题曲。廖文刚认识，指挥是楼才铭和楼才元的妹妹楼才智。这班同学虽小，白衬衣，红领巾，蓝布裤，显得像初升的太阳那样鲜亮精神。 楼才智的指挥像小燕飞舞，轻快有力。同学们昂首挺胸，嘴形开合协调一致。 “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歌声轻快爽朗，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随后的班级，都各展风姿，各亮歌喉。食堂里一会儿是响遏行云的高亢，一会儿是小桥流水的悠扬，一会儿是远雷隐隐的沉雄，一会儿是风展红旗的飘逸。掌声如大海狂涛，一阵紧似一阵。 已经晚九点了，才轮到六三高一班上场。前排是女生，后三排都是男生，小伙子们是黄军装，大姑娘们，是红上衣，绿裙子，都是专程从乐山军分区借来的。孟东宣、李辑光、张永全，杨见明、刘美成几个高个子站在后排，形成高峰，有顶天立地的气势，显得格外威武。指挥是夏碧容，更显得亭亭玉立。他们参赛的歌曲是《十送红军》，夏碧容的双臂，有时如缓缓的水波，有时像急急的江涛。激越悲壮又略带凄婉的旋律，把全场师生都带到了中国历史最为揪心的时刻，头上天暗云沉，两边是泪流满面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前面是密布的硝烟，红军战士，正挥手作别。歌声已经停止了，整个食堂上空还盘旋着这使人不可抑制的思念和伤感。过了很久，人们才想起了这是歌咏比赛，而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掌声。 最后上台的是六三高二班，前面一排女生，以雷碧群、卫莹芳居中，两边是小巧玲珑的丁桂芳和贾桂芳。最后一排的高峰是陈国君、胡光顺、吴绪良、鲁近初。三个排列的边上都是小个子沈富有、袁永林、熊泽云、郭惠玉、郑志远、殷辉尧。程茜平穿着一身中山装，两臂像雄鹰腾飞，歌词如清澈流水中五彩的鹅卵石，历历在目：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锦绣的好江山， 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美丽的家园。 走向斗争，走向劳动，冒雨迎风直向前。 永远忠于共产党，永远忠于毛泽东， 世世代代决不改变、决不改变、决不改变！ 全场响起了万里长风，千尺狂浪。整个的歌曲，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使全场师生的精神顿时高昂起来，仿佛已经身临绝顶，正看见大海翻腾，旭日升起。又仿佛置身于奔驰的骏马上，正合着千万匹奔马，在万里草原乘风猛驰。歌声停止了，整个食堂还在如雷轰响。刘真老师在下面说：“这个结尾，像豹尾般有力。” 一会儿，武校长宣布比赛结果，六五初一班荣获第一名、六三高二班第二名，六三高一班第三名。 散会后，程茜平对夏碧容说：“你们的《十送红军》的轻柔，衬托出了我们这首歌的雄壮。用我们这首歌结尾，正好突出了歌咏比赛的主题。”夏碧容说：“祝贺我们大家的成功！”杨见明说：“唱歌，你们二班不错，打篮球，可就得数我们一班了。”“那可得在球场上才能见高低。”徐武德赶上来说。程茜平说：“夏碧容，你这个体育委员就负责组织。”徐武德说：“我们先练兵三天，下个星期三下午，比出个雌雄。” 两个班的同学，听说要进行班级篮球友谊赛，下午都到操场里去练兵选将。六三高一班的，由杨见明负责，六三高二班的，由徐武德负责。学校的三个篮球场上，课外活动时，都是烟尘滚滚的。上场的，就尽展风姿，没有上场的男女同学，就站在四周观看。选拔正式队员时，廖文刚的体育可不是强项，他还是出现在了选拔赛的的球场上。一个篮球飞来，他还在使劲的跑，完全没有看见，球砸在了鼻子上，立即鲜血长流。“唉呀，怎么的？”“血染沙场了！”廖文刚捂住鼻子说：“你们打，没关系的。”他跑出球场，李秀芝说：“川主庙的坡上有苦蒿，你别动。”她已经跑到了坡上，抓了一把苦蒿，捋下叶子，放在手心里，边揉边向廖文刚跑去：“塞在出血的鼻孔里。”廖文刚说了声“谢谢”，塞进左边的鼻孔，鼻血立即止住了。廖文刚还想往球场里跑。程茜平说：“你的水平，就当忠实的观众好了。”廖文刚说：“行，我为大家喝彩。” 经过三天的练兵，六三高一班正式队员五个：杨见明、孟东宣、张永泉、尹洪林、许少华。后补队员三个：沈富强、田世友、余德明。球队长杨见明。二班正式队员五名：徐武德、吴德伦、李辑光、吴绪良、卢泽文、后补队员三名：廖清风、殷德友、郭惠玉，球队长吴德伦。裁判，请的是倪叔泉老师。 虽然是两个班级球赛，因为是高中毕业班，还没有开始，球场四周，早已是“铁壁合围”了。 只听倪老师一声哨子响，两班各8名队员，已经整齐地站好，倪老师手一招正式队员鱼贯而入，两两握手，各就各位。裁判右手托球，杨见明和吴德伦都虎视眈眈、跃跃欲抢。裁判把球望空一抛，哨音急响，两个球队长都纵身一跳，杨见明正欲双手伸手去抓，吴德伦已一掌把球打给了李辑光。李辑光运了几下球，正在瞄准投球，不提防许少华像光飞电闪般从后面一伸手把球抱在了手里：“快投呀！”吴德伦大声叫。许少华把球传给了张永泉，张永泉又传给了杨见明，杨见明纵身投球，李辑光一个泰山压顶，球向场外飞去，谁知孟东宣纵身一跃，把球一掌打给了田世友，脚才落地。田世友来个篮下三大步，球在篮圈上滴溜溜转了三圈，全场都惊叫起来，球转进了篮圈。全场一片欢腾。 球场上你争我抢，你传我拦，你投我扰，双方采取的都是人叮人战术，步步为营，寸步不让。 球场上，一会儿是欢呼声，一会儿是叹息声，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喊声。廖文刚在那里比上场的人还急，差不多又听见他喊：“传李辑光！”“投！”“好！”六三高一班，实力太强，尤其许少华，基本上是一投必中。而六三高二班，徐武德经常吃“梗黄鳝”，就是一个人运起球跑，不传给别人。上半场结束时，六三高一以36比12遥遥领先。吴德伦看了看记分板说：“先让你们几个球。”上了场的球员们，个个都汗流满面。李秀芝和和李玉芳还给队员们送去了开水。 下半场开始了三分钟，一班又投进去了两个球。廖文刚看到虽然双方都想打得比上半场更精彩，可是都有些跑不动了。这时廖文刚喊暂停，把三个候补队员都换上去了。三个生力军一上场，抢夺突然激烈起来。一班体育委员夏碧容喊暂停换人，沈富强、田世友、余德明一上场，力量对比又起了变化。余德明个子虽不高，弹跳力好，抢到三个篮板球。沈富强虽跑得不快，但投球很准，离结束还有三分钟，一班又投进去了两个球。 该李辑光发球了，他眼睛盯着廖清风，球却一下发给了吴德伦。吴德伦运起球飞跑。全场的球员都跟着飞奔。吴德伦跳起投球，球打在篮圈上，正好弹到了田世友手里，田世友一个长传，球一下子到了篮球架下的张永全手里，二班的人一个也没有，张永全轻松地把球投进去了。廖清风把球发给了吴德伦，吴德伦传给了李辑光，李辑光一个三大步，球进了！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叫好声。沈富强发球，他把球向杨见明扔去，还刚在半场，杨见明举起球一瞄准，球直向篮圈飞去，“唰”的一声进去了，在全场的欢呼声中，结束的哨音响了。一看记分牌，76比32，六三高一赢了，四周的观众，像雾流云散般，一下子弥满了整个大操场。 程茜平、李秀芝、李荷艳都向夏碧容祝贺。夏碧容说：“输赢是小事，过程才重要。”吴德伦说：“今天暂且提高提高你们的兴趣，下次再来。”杨见明说：“我们平均比你们高三厘米，再来一百次，你们还是要输。”廖文刚说：“球场上，一是实力，二是配合。你们的实力强，人的堆头都比我们大；个人的球技也更好，许少华，几乎可以说有投多中；杨见明不仅投球准，抢篮板球，也很有优势。而且球员之间配合默契，我们六三高二班，不仅球员的个子小，球技也差，除了吴德伦以外，抢球投球都没有把握；配合更差，徐武德拿着球就拍，当然结果就很清楚了。”徐武德说：“你娃儿，还不是一上场就晕。”廖文刚说：“所以，旁观者清嘛。”杨见明说：“廖文刚分析得好，我们两个班的篮球，是整体素质上的差异，非一日之功。” 第49章 学习雷锋见行动 高唱新歌长精神未命名草稿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雷锋的先进事迹感动着井研中学校园里的师生。登载雷锋事迹和雷锋日记的报纸，班上人人争着看。不少同学，把雷锋的名言摘抄在笔记本上。卫莹芳边摘抄边朗诵：“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并说：“太深刻了！”田俊祥说：“‘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人民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好生动，好鲜明！” 廖文刚找到李秀芝、曾翠香和袁淑琼说：“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题词，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班上的同学，学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都很激动。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和一班，开一个“雷锋精神讨论会”，大家交流，增进了解，如何？”李秀芝说：“好，一班从马中校来复学的十几位同学，思想成熟，水平很高，平时没有机会交流，大家在一起讨论，很有意义。”曾翠香说：“好，我们就以班级的名义来组织，让同学们畅所欲言。”袁淑琼说：“我们先在班上动员，做好准备。”大家都表示同意后，李秀芝就去向余老师请示，余老师表示赞同后，就和一班的班主任刘子雄老师联系，班长李秀芝又和一班的新任班长张永全联系。 第二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六三高两个班的同学齐集工会俱乐部。一班的班主任刘子雄老师，二班的班主任余建勋老师都出席了讨论会。黑板上是郭惠玉写的“雷锋精神讨论会”七个粉笔楷书大字。教室的墙上，贴了两则雷锋日记。左边墙上的一则是“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泽东思想不行。”右边墙上的一则是“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一个是钻。……” 讨论会由一班的新班长张永全主持。他这时二十来岁，中等身材，一身中山装，面目清秀，态度沉稳。他说：“我们马中来的这十五位同学，本来是六二年就该毕业的，因为国家处在困难时期，高中停办了。我们又有幸来到井研中学，和六三高的同学一道学习。还有100多天，我们就要接受国家的挑选了，在我们人生重大转折的关头，在我们的前面树起了雷锋这一座光辉灿烂的灯塔。雷锋在这时出现，对于我们六三高的同学来说，是我们人生的幸事，也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良机。雷锋已经对我们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班提出来，我们年级召开‘雷锋精神讨论会’，说出了我们的共同心愿。希望同学们踊跃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打算，为迎接党和国家的挑选，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 李秀芝首先发言说：“张永全同学的开场白讲得好，我们现在可以说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以后怎么走？我们可能考上大学，也可能会回到农村或者进工厂或者进军营，但是，我们都要学雷锋，踏着雷锋的足迹走。雷锋的道路或者说雷锋的精神的特出之点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他的报恩思想。共产党把他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他就要报答党的恩情，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第二是雷锋的大爱精神，他助人为乐，他公而忘私，他把自己的一生用来为别人谋幸福，为集体谋发展，为国家创造美好未来。我要学习雷锋，尽自己的能力，为同学、为人民、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 一班的尹洪林说：“雷锋同志的文化并不高，年龄也不大，但他善于学习，有一种钉子精神，靠挤靠钻，懂得了毛主席着作的重要性，懂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他的日记写得很漂亮，他的人生书写得更漂亮。我要学习雷锋，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做革命的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的共产党主义事业。” 二班的卫莹芳说：“我觉得雷锋精神的伟大之处在于，胸有大目标，争做小事情，在平凡小事中成就伟大。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我们当学生，无非是听课、看书、做作业、考试，擦擦黑板，扫扫地，挑挑柴，洗洗菜。但我们想到我们是要当革命接班人，读书就不会不认真；我们是在锻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们做事就不会怕麻烦。” 一班的杨见明说：“大家说得都很好。雷锋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无私。他的钱可以寄给灾区，寄给有困难的战友；他的力气，可以为公社搬砖，可以为车站扫地，可以为战友洗袜子，可以为大嫂背小孩。雷锋出车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可就是不留姓名，不要名利。这是毛主席所称赞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 同学们在发言的过程中，听众都聚精会神，生怕听漏了一个字。一个同学刚有停顿，就有十几个同学举起了手。张永全看了看举起的手，说：“郭惠玉发言。”郭惠玉说：“谢谢主持人给了我这个发言的机会，我最欣赏雷锋同志的螺丝钉精神，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这么广阔的土地，工农商学兵，远不只七十二行，每一个行业，都是我们党的事业，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雷锋所说，像螺丝钉那样，牢牢地钉在党所分配的事业上，首先干好分内的事情，我们新中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部巨大的机器，就会飞速运转。所以，以后无论党把我放到哪里，我都会像螺丝钉那样，钉在那里，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郭惠玉话音未落，卢翠华、曾翠香就举起了手。张永全说：“请卢翠华发言。”卢翠华说：“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我认为，雷锋同志，就是新中国培育起来的新人，他今年才22岁，解放将近14年了，解放时他才8岁，正是在这14年当中，雷锋成长为区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崭新的英雄。以前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读书的最高目标，就是光宗耀祖。雷锋恰恰不为己，只是在为新中国，为共产党争光。我们接受党的教育已经12年了，我们一定能像雷锋那样，作坚持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勇士。” 两个课时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张永全说：“还有许多同学想发言，但时间有限，只有以后再说了。按照班委会的商议，下面由廖文刚总结。” 廖文刚说：“今天的‘雷锋精神讨论会’，非常成功。首先，同学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概括了自己对雷锋精神的理解。这些发言，我认为，都是正确的。雷锋的精神，体现了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伟大精神，那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努力奋斗。第二，同学们都明确了，伟大出自平凡。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会扮演许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职责，都要遇见许多的小事，我们每一件都做好了，就能起好这颗螺丝钉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成长为共产党主义战士，必须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第三，我们还必须看到，前进的路上，是会有困难的，是会有坎坷的，我们一定要学习雷锋，永远保持正确的方向。雷锋告诉我们，毛主席着作，就是粮食、武器、方向盘。现在书店里有一些毛主席着作的单行本卖，我已经读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我建议同学们，一辈子都要学雷锋，学毛主席着作。”廖文刚最后说：“我们建议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子雄老师讲话。” 瘦削的刘老师站起来，扶扶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说：“我参加了这个会，又高兴，又激动。我看到了，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已经在同学们身上取得了成功，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已经在青年学生身上取得了成功。我是共产党员，我为有雷锋这样的青年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为有在座的这一群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融入时代的同学感到自豪。我相信，有党的教导，有雷锋的榜样，同学们一定能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一定能经受住党的考验，把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也一定能在离开井研中学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永远跟着共产党，创造人生的辉煌！”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张永全说：“我建议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余建勋老师讲话！”工会俱乐部里，又掌声如雷。 余老师站起来，摇动两手，示意大家不要鼓掌。同学们静下来之后，余老师说：“我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感触很多，我是从旧学校出来的，旧社会的黑暗，我深有体会，新社会给了我新生，成为了高中物理教师。我认为，雷锋的事迹，就是教育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事，要靠勤奋学习，勤奋实践，雷锋扔手榴弹，开始达不到目标，练习到手都肿了，终于完成了训练任务。我国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同学们一定要学习、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作出杰出贡献！” 在同学们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讨论会结束了，同学们都满脸洋溢着朝气，抬着凳子，沿着林荫道，大踏步地迈进着。 这次讨论会之后，六三高和全校、全国一样，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黑板，一下课就有人抢着擦了；扫地、擦窗子，安排的人，没有安排的人，都争着上。阴沟阳沟，同学去掏干净了；课外活动时，教室里、食堂里，有人“砰砰砰砰”地修理桌子板凳；寝室里自己泡起准备洗的衣服，竟然被洗好，晾起了。 一九六三年的端午节前夕，六三高的女生也和全校的女同学一样，利用课余时间做香泡儿，这种香袋流传了不知多少年。全做成心脏形，可大可小，用什么颜色的布，用什么布，也是随心所欲。里面装上香料，用两根细线吊起，挂在胸前。女生做起后，有的主动送给男生，男生想要可以去向女生要，甚至还可以抢。班上的每一个男生都可能有个香泡儿。到了端午节的那一天，老师、男生、女生都胸戴香泡儿。这天，郭茂清胸前竟然戴了一个硕大的鲜红的香泡儿，直径差不多有一尺，比一把心形棕叶扇子还要大，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井研中学的香泡儿之王。他一到学校，昂着头，挺着胸，那香袋就在胸前晃荡，他一路走来，师生们的眼球就注视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型香泡，“快看快看！”同学们都议论着，笑声如潮。郭茂清还说：“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个创意如何？通红如东升之旭日，硕大似青年之丹心！” 六三高二班唱歌本来已经形成风气，全校歌咏比赛之后，大家对唱歌的兴趣更浓了。不但上午、下午的课前集体唱歌坚持不断，下课和课外活动时，教室里也歌声四起。特别是《上甘岭》、《刘三姐》、《五朵金花》、《天仙配》、《柳堡的故事》、《冰山上的来客》、《夜半歌声》几部电影放过之后，这些电影的插曲和唱段，也在班上流行开来。街上盛行卖一种歌片，是将歌谱写出，拍照而成，还加上演员剧照，只有两寸来宽，三寸多长，几分钱一张，好些同学都卖得有，休息时，拿出歌片就唱，大家不太熟悉的歌，一个人唱，便凑过来几个脑袋，看着歌片，跟着唱。最后一个学期，廖文刚的个子已经长高了，座位在程茜平的后面，午饭后他就拿出自己买的《独唱歌曲200首》和程茜平两个人看着歌谱，头碰头地唱。这天，他们对着歌片，唱起了《九九艳阳天》，程茜平，歌声悠扬；廖文刚歌声高亢。他们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鲁近初也来参加唱，唱了一阵，卫莹芳进来了，说：“我们班喜欢唱歌的人多，哪一天，我们来一个革命歌曲大家唱，好不好！”教室里的人，都说：“好！”李秀芝说：“我会听不会唱，我来组织！”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六三高二班的全体同学，抬着凳子到了廖家祠，这个地方，就在男生寝室外面，很宽敞。文娱委员程茜平说：“唱歌，能够使人长精神。我们的物质生活越缺乏，我们的精神生活就应越丰富。下面请班长李秀芝主持今天的革命歌曲大家唱。”李秀芝说：“我们采用举手争取唱的办法，哪个同学先举手，我就请谁先唱。”李秀芝话未说完，陈国君就举起了手。陈国君是庙子井的人，大个子，因为名字是“国君”，大家给他取的外号，就是“国王”。李秀芝说：“好，陈国君先唱。”陈国君便站起来，说：“我唱《夜半歌声》里的插曲。”他便唱起了“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音唱得颇准，气势沉雄有力。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陈国君还没有唱完，已经有十几双手举起来了，李秀芝看见卫莹芳先举，就说：“请卫莹芳唱。”徐武德说：“我先举，我先举，怎么光喊女同学！”廖文刚说：“陈国君不是男同学呀！”卫莹芳可不管徐武德在那里争，站起来说：“我唱雷锋同志最喜欢抄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她便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卫莹芳不仅唱得悠扬婉转，字正腔圆，而且感情浓烈，节奏鲜明，缓急得体。唱到“夺过鞭子揍敌人”时，还紧握拳头重重一扬，增强了气势，她唱完，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徐武德唱了《红军不怕远征难》，可惜把“乌蒙磅礴走泥丸”，唱成了“乌蒙磅礴走泥高”。他唱完没有人鼓掌。廖清风说：“你娃子，一天到晚就只晓得睾丸嘛。‘丸’都不认识！”徐武德羞得满脸通红，说：“错了，错了，我唱过。我唱过！”李秀芝说：“下一个！”后面还有程茜平唱了刘三姐的插曲《只有山歌敬亲人》，殷辉尧唱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贾桂芳唱《毛主席派人来》、王绍泉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郭惠玉唱《红孩子》的主题歌。点到雷碧群唱时，她唱的是《真正乐死人》，装起男生的唱法，粗声猛气地唱：“想起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区政府，人家不批准。说我年纪小，还不是成年人。我左说右说，左说右说，不抵事呀不抵事，唉，真正急事真正急死人……”她这一唱，笑得大家腰弯背驼，前俯后仰。后面还有邱丽华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鲁近初唱了《九九艳阳天》、廖文刚唱了《我的祖国》。王季琼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田俊祥唱了俄语歌曲《小路》。到下课的钟声响了，都还有八个人举手。活动结束后，歌声又向四面八方飞去。 一天，井研中学进来了一位艺人，他能在钢笔杆上刻字。下课和课外活动时，同学们把这个艺人围得水泄不通。廖文刚等到人稀少时，也挤进去看了一会儿。这是一位四十上下的人，你喜欢什么文字，他就给你刻什么文字。廖文刚看他，把钢笔握在左手掌里，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夹住，右手拿一把三寸来长的横刃小刀，和拿钢笔书写的指法相同，他在钢笔上刻字，就和一般人在纸上写字一样的容易。几个字，瞬息就成，廖文刚细看，字流利飞动，勾画了了。廖文刚看这艺人，长得瘦弱白皙，文质彬彬的，于是问道：“师傅，多少钱一刻。”他答道：“五分一角，随你拿。”廖文刚身上还有六元钱，就取下自己的铱金钢笔——这支笔是上个星期大哥文辉送给他的——递给师傅。那师傅问：“刻什么？”廖文刚略一思考，说：“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那师傅看了廖文刚一眼，问：“你知道这句诗的意思吗？”廖文刚说：“不怕坏人，尽心为老百姓服务。”那师傅边刻边说：“理解得不错。”那师傅瞬间刻好，还用蜡笔在笔杆上抹了几抹，又用手巾用力擦了擦，廖文刚接过一看，用的是行草，略显红色，如飞虹落霞，灵动美观。廖文刚付给师傅一角钱，说声“谢谢”，拿着钢笔，拔腿就往教室跑。进了教室说：“欢迎参观，好高超的书法！”殷德友凑过来说：“我先睹为快！”看了一会儿说：“写得真好！”鲁近初说：“我来评判，是不是真的好哟。”他仔细看了两遍说：“嗯，不错，有王羲之的骨力，苏东坡的丰满。我也去刻一句。”等男同学们都看得差不多了，李秀芝走过来说：“我也欣赏一盘。”她拿在手里念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意思好，字，好有力啊！”廖文刚说：“拿我的字一比，真叫相形见绌。鲁迅的诗句，老师傅的字，都值得我学习。” 第50章 毕业前夕事情多 支部大会争论大 星期天，井研苗圃里，是井研中学女生们的自习课堂。吃过早饭，李秀芝就约起熊凤花、李春霞、刘碧华和一班的罗翠云、芦翠华，拿着书，到了苗圃里。这个苗圃在研溪西岸，临水依山，树草丰茂，成片的小树苗，在阳光下，叶子鲜艳如花。四周的稻田里，谷子正在扬花，一股稻花香扑面而来。这里特别幽静，除了偶尔有苗圃工人来锄草外，几乎不再有人来，只有成群的鸟儿来这里寻觅虫子或者嬉戏。李秀芝等同学到了苗圃，见田俊祥、王季琼、谢淑清、张永全等十几个同学已经在那里埋头读书了，就各自找一株大树，在下面坐下来，翻开书本，静静地看书。 小鸟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小蝴蝶停在了她们的头上。她们都浑然不觉。看了两小时，她们又站起来顺着河边走走，看水底的游鱼、活动四肢，李春霞还对着河水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儿香两岸……”他们活动了十来分钟，又回到原来的树下，埋头读起书来。太阳快当顶了，李秀芝说：“该吃午饭了，走。”同学们又收拾好书本，往回走。罗翠云问李秀芝：“下午还来不？”李秀芝说：“要来，眼看就要毕业了，还是要争取考上大学。”罗翠云说：“看的时候觉得懂了，过了就忘。”李秀芝说：“我的体会是，不要光看，要回忆，要多想，能回忆得起的，基本上就能搬家，遇见那样的题，也就会做了。”罗翠云说：“我还怕考得起，读不起。”李秀芝说：“考起了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我知道，好些大学生都是边读书边自己找伙食费的。” 洗菜是学生的日常工作。李秀芝和李春霞用长竹竿抬着一大背篼洗好的菜往学校里走。李秀芝走前面，李春霞走后面。李春霞一遇上坡就把背篼往后拉。李秀芝扭过头去说：“我怎么觉得越抬越轻了？”李春霞说：“可能是要到食堂了，想到了饭，精神来了。”李秀芝伸手往后摸，没有摸到背篼，说：“我看见了你的小动作，放下，背篼绳放中间，要公平。”李春霞说：“快走，快走，我们还要到山上去运菜。”李秀芝不肯，放下背篼，把背篼绳放到了中间，说：“不准动，动了，我就不和你抬了！”李春霞说：“我决不再动。”等李秀芝往上使力时，李春霞又轻轻一拖，背篼又向她移了过去。到了厨房，李秀芝说：“我又不是小孩，你这样做，是小看我。我这回自己挑了。”李春霞笑着说：“把我们的好班长累坏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 李秀芝找了一担小箩筐，去地里收瓢儿菜。这块地在师范班即原来的劳改队，也就是现在的党校外头。学校到这块地要经过一大片水田。当时已是春初，田里都关满了水。那条路是通灰山桥的古道，虽然是石板路，但因为年深日久，石板已经磨得七翘八拱、坑洼不平了。男同学和女同学都在地里收菜。李秀芝装了满满一挑，挑着就走。董伯才看见了，说：“你挑得太多了。路不好走，又远。”李秀芝说：“我挑得起。”李秀芝的后面还跟着温兴忠、王绍泉、田俊祥、殷德友、王季琼、袁淑琼几个同学，他们也挑着菜往学校走。李秀芝挑得太多，力气控制不住，走到一处石板向外倾斜的地方，一个趔趄便扑倒在田里。这里是一个高田坎，路面离田有一米多高。菜撒了一坡。后面的同学看见，立即放下菜，都跳进田里，把李秀芝扶起。田俊祥问：“跌伤了没有？”李秀芝说：“没关系，没有跌着。”虽然没有伤，李秀芝已经浑身湿透了，头发也在滴水。大家把李秀芝扶上岸，又把菜捡进箩筐，每个同学又拿了菜装到自己的筐篼里。李秀芝坚持要挑。大家说：“赶快回去换衣裳！”李秀芝心里明白，哪有可换的衣裳呢？就说：“我要挑，反正都要回到学校才能解决问题。” 到了学校，把菜交了，女生和李秀芝回到宿舍。女生们有的帮着打水，有的忙着找衣服，大家正在你凑一件，我凑一件的时候，曾翠香拿着一件棉衣从外面进来。说：“李秀芝，快穿上，这是毛老师的。毛老师听见你滚到田里去了，马上脱下身上的棉衣说‘快给李秀芝送去！’”李秀芝洗干净了身上的泥，穿上了同学们和毛淑滔老师送来的衣服，同学们又七手八脚地帮着她洗衣服。李秀芝说：“滚了这次水，我心里更加暖和了！同学间的友情，师生间的感情，真比春天还要温暖！” 这一阵，经常见到老师们一到下午就是政治学习，老师们大多抬着自己上班坐的藤椅或者竹椅子，一个个正襟危坐。他们开会的地点，大多在操场西北角的一根大黄桷树下，也就是廖文刚初中时养兔子的地方，因为粮食关基本度过了，学校也不再养兔子养鸡了，便拆了兔子笼，成了学校教师开会的地方。廖文刚不时从旁边过，听见汪校长在声色俱厉地讲：“对待右倾思想，决不能手下留情！” 过了几天，吃了早饭，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李龙奎老师自杀了。正是课间操的时间，廖文刚听到消息，就急忙朝李老师的宿舍跑，李老师是管全校生产劳动的，学生们开玩笑，背后就根据谐音叫他“几铜锤”。他的宿舍在实验室北侧，他宿舍北面是一片空地，几根高大的柳树，树上并排挂着秋千。老师同学都喜欢来这里玩。廖文刚进入李老师宿舍时，还没有别的人来。一张单人床上，李老师上身穿白背心，下身穿白短裤，头朝北脚朝南，右脚靠在左脚上，左手握着一把小火镰刀，小刀上还有钥匙。喉头已经断了，头和颈都在血块中，血早已凝固。屋里，床对面靠窗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有几本书。桌旁有一把木椅子。这时，武权钧校长进来了，他看了一眼，很动情地说：“龙奎呀，你怎么要这样做啊！” 这时窗子外面已经围满了人，武校长也没有叫大家不看，廖文刚出来后，武校长也出来了，随手把门带上了。听见打上课钟，同学们才排山倒海地往教室跑。这一节是班主任余老师的物理课，廖文刚几乎没有听进去。他从初中起就认识李老师，他还和李老师发生过小矛盾，但他总觉得李老师很认真，也是心直口快的人，虽然已经四十多岁，夏天是竖格花衬衣，米黄色齐膝短裤，冬天一件长大衣，常常披着。他常在篮球场上当裁判。经常笑眯眯的，而且很喜欢招呼人，看见认识的学生，他都要笑着问问：“在努力了？”学生答“在努力”，他就会补一句：“努力就好。”这样的老师，怎么就会自杀呢？况且，老师，是多么好的职业啊。 廖文刚想，这样大的事，学校该会给师生们讲一下？可是始终没有。廖文刚去问过刘真老师，刘老师叹口气说：“你不知道老师是怎么过的。”廖文刚以为刘老师还有下文，结果刘老师却不再开口，廖文刚只好告辞而去。 鲁近初突然没有来上课。一个月以后，他回来了，而且喜笑颜开的。同学们都不知道鲁近初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原来三月的一个星期天，鲁近初和几个同学看书看累了，去北门口走动走动。回来路过井研县公安局门口时，程股长出来说：“鲁近初，进来一下。”鲁近初给同学们说：“有个熟人找我，你们回学校去。”鲁近初进去后，程股长说：“巧，我正要到学校找你。”鲁近初问：“有事吗？”程股长说：“去局长办公室就知道了。”鲁近初跟定程股长，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和里面的一个不认识的人，都站起来和鲁近初握手，并说：“请坐。”高局长还倒来开水。高局长说：“这位是川北某县的郭股长，他专门来井研接你去协助破案。”郭股长说：“我们已经查明，鲁星天和他的老师一同成立了一个反动组织，叫人民党。为了获得确凿证据，查清他们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必须要有人打入反动组织内部，鲁近初同学，只有你，能够胜任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鲁近初一听，大吃一惊，担心自己没有经验，露了马脚，贻误工作，自己承担不起责任，但是，又不好直说，就说：“我们马上就要高考了。不好请假，我自己也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郭股长说：“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只要你任务完成得好，对你的升学是有好处的，可以优先录取嘛。”鲁近初说：“我们家经济困难，也没有钱走那么远。”郭股长说：“这你就放心了，费用，全由公安局出。” 鲁近初还是不想去，他怕完不成任务，又说：“我的身体也不好，又没有力气。”高局长说：“你放心，我们会保护好你的，你不用担心。”鲁近初已经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只好默许。高局长说：“学校方面的交涉，由我们负责。校长、班主任，你都不用去说，明天起床过后，就来这里，和郭股长一同上成都。”当夜，鲁近初回到学校，拿着书就发呆，睡在床上，总不能成眠，直到要天亮了才睡去。 起床钟一响，鲁近初谁也没有说一声，就爬起来，洗漱完毕，带了点换洗衣服就到公安局和郭股长坐汽车到成都。鲁近初是生平第一次坐汽车。井研到成都150公里，要经过他的家乡仁寿县城和仁寿境内的大山二峨山。公路上，不容易见到一辆汽车，一路的山水风光令人陶醉。而成都，也是鲁近初向往的大城市，宽阔笔直的街道，云屯雾聚般的房屋，都是想象不出的。 在成都住了一夜，郭股长凭公安局的介绍信，到华西医院给鲁近初开了患病的假证明。就到了川北某县。一路的吃住，都是郭股长负责。到了这个县城，这个县的公安局还对鲁近初进行了多次考验，并进行了反复研究，设计了一整套周密的破案计划，他们教给鲁近初，带上已经开好的井研中学休学证明、华西医院的患病证明，教他初次见面如何应对，如何取得对方信任，如何与公安人员接头，紧急情况如何应付，便衣侦探如何保护鲁近初的人身安全等等，非常缜密。并和鲁近初一起，反复演练。觉得完全天衣无缝了，才付诸实施。 鲁近初成功打入这个组织内部，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在险象环生的条件下，掌握了一切情况，出色完成了任务。回到某县公安局，他们设宴招待鲁近初，表扬他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并已经通知井研县公安局，要求学校在升学中优先录取。 花去了一个月的时间，鲁近初兴高采烈地载誉归来，又投入到了紧张的的升学复习中。鲁近初，自己也有了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成就感，成天笑嘻嘻的。 一天，余老师来通知廖文刚：“你到团委办公室去一趟。”廖文刚到了团委办公室，见里面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而且并不认识。看样子，两个人都是三十来岁，干部打扮，个子都不矮。廖文刚问道：“同志，是你们找我吗？”“是廖文刚？”“是的。”“坐坐。”廖文刚看见里面有四五张椅子，便找挨近他们的地方坐下了。“你是团支部书记？”那个女的问。“是的。”那位男的说：“我们问你的问题，你要实事求是地回答，下去后，不能给任何人说。”廖文刚觉得奇怪，问道：“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公安局的。” 廖文刚明白公安局是干什么的。就等着他们问。他们往一张纸上看了一眼，男的问：“你觉得鲁近初怎么样？”廖文刚不假思索地回答：“鲁近初表现好。”“说明一下情况。”廖文刚说：“他是仁寿人，在那边学会了一首歌《人民公社好》，他主动地教班上的同学唱。他的文章和字都写得好，经常投稿，出黑板报。政治学习认真记录，积极发言。观点都是正确的。”那女的问：“有什么缺点没有？”廖文刚说：“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在成长中，当然有缺点，比如认识问题，思路只能跟着老师讲的走，没有自己的见解，对很多问题，都没有细想，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办。对人处事，都不成熟。” 那男的微笑着问：“你认为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办不对吗？”廖文刚说：“我想自己也该动脑筋。比如我们学校小麦的密植，我们当时都没有想过对不对。”那位女的说：“看来，你还很动脑筋。”此后，他们还问了殷德友、郭惠玉、吴绪良、胡金明等等六位同学的情况。廖文刚对他们的评价都很高。最后，两位同志都站起来，和廖文刚握了手，然后说：“下去以后，注意这六位同学，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向我们报告。今天，我们问的问题，下去后，谁也不能说。”“老师问也不能说吗？”“也不能说。” 廖文刚出了团委办公室，心中有些纳闷。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公安局找他，决不是来聊天的，从他们问的口气中可以推测，这六位同学，已经成了某件事的被调查对象。他和这六个同学关系都很好，尤其殷德友，大家在粮食、钱方面，互通有无，共度难关。但是，他又不能说，自己是团支部书记，有对上级负责的职责。此后，他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了。 廖文刚在六三高一班教室旁的空地里，召开团员大会，讨论李荷艳和廖清风的入团问题。等到团员都到齐，坐好之后，廖文刚说：“李荷艳，第三学期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廖清风，上期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多次讨论，都没有通过。我觉得，看年轻人，要看他的进步和发展方向。李荷艳，她的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母亲也是井研的望族，沈家的。但是，我们党有政策，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全由个人。她这几年都当学校的文娱部长，工作努力，使全校的文娱活动开展得很好；学习成绩也不错。我是介绍人，就说这些，请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 曾翠香说：“我同意李荷艳加入共青团。我认为她是很坚强的。在读高中的期间，她的大姐，在读乐山大学回家的路上，坐货车，被树枝打中脑袋，不幸逝世了；她的父亲，也在六二年去世了。这是多么巨大的打击。但她到班上，还是乐观向上的，这是很不容易的。”李秀芝说：“我也同意李荷艳入团。每次劳动，无论挑柴、挑砖，我们农村出身的，经常锻炼着的人，都累得吃不消，她是城里人，从来没有干过这些劳动。还是和我们一样，坚持到底。” 徐武德发言说：“我不同意李荷艳入团。反动军官的女儿，老母亲又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她对共产党会有什么真感情。积极，都是装出来的。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她还能不捧着鲜花去迎接！”后面还有七八个团员发言，都表示同意李荷艳入团。廖文刚说：“对一个人的认识，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个人究竟向哪里发展，主要还是看环境，因为人的思想，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的国家，除台湾、港澳，都已经解放，人民政权非常巩固，就是这样的困难时期，政局仍然稳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青年的主流，一定是天天向上的。所以，李荷艳如果能够加入共青团，就能够更好地向着革命的方向迈进。下边，大家举手表决。同意李荷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请举手。”除了徐武德外，都举起了手。廖文刚数了票数，然后说：“请不同意的举手。”徐武德并不举手。袁淑琼说：“徐武德，你怎么同意不举手，不同意也不举手？”徐武德说：“还不可以弃权？”廖文刚说：“好，22人同意，1人弃权，我们六三高二支部，通过李荷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下面，讨论廖清风的入团问题。” 廖文刚和郭惠玉是廖清风的入团介绍人。廖文刚说：“请郭惠玉再介绍一下廖清风的情况。”郭惠玉说：“别的情况，前几次都介绍过了，我只说说近期的表现。首先，廖清风同学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每一次青年开会，他都按时参加，并且多次向组织汇报思想，希望指出他存在的问题。说实在话，我已经提不出什么问题了。我同意廖清风同学加入共青团。”廖文刚说：“廖清风，劳动积极，参加挑粪挑砖挑柴，他虽然是城里人，也和我们农村同学一样的不怕脏，不怕苦。”徐武德说：“廖清风，除了搞学习，别的事情，他万事不关心。是只专不红的典型。马主任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廖清风走路都在看连环画。批评廖清风是夸口的小青蛙。” 李秀芝说：“廖清风学习成绩好，这是好事情。他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努力创造条件，不能说是只专不红。而且，徐武德说的，都是初中的事情。”廖文刚说：“走路看书，算什么问题？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走路看书。李秀芝回家的路上，还要背书。这正是惜寸阴的精神。”徐武德说：“那你说马主任批评错了？”廖文刚说：“自有公论。”曾翠香说：“不要扯远了，大家要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还是表决。”廖文刚说：“好。有些事情一时是扯不清的。还是表决。同意廖清风同学加入共青团的举手。”还是只有徐武德没有举手。廖文刚又说：“不同意的举手。”徐武德高举起了两只手。廖文刚说：“你是要投降还是要投反对票？”徐武德说：“你们才会向反动派投降。我举两只手是表示坚决反对。”廖文刚说：“徐武德这样旗帜鲜明，是好事情。比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要捣鬼好。有些事情，一时是无法判定对错的，只有由时间来检验，由廖清风本人以后的表现和发展来检验。到会的22票同意，一票反对，通过廖清风同学加入共青团。” 曾翠香说：“离毕业只有一个多月了，我们支委商量过了，要争取再发展一批团员。高中毕业生，无论能不能考上大学，都是人才，如果能成为共青团员，到了社会，有组织管理教育，就更容易走正路，对社会作出贡献。”徐武德问：“写了申请书没有批准的还有吗？”廖文刚说：“没有了。”徐武德说：“那也得他先写申请呀。”廖文刚说：“有些同学，其实表现不错，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总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这样的同学，我们可以做些工作。” 毕业考试结束后，廖文刚遇到了麻烦：体育课要补考。这是他料到了的。他的60公尺短跑，全班倒数第一。陈老师很不满地说：“还不如女生！”跳箱，他可跃不起来，老师扶也扶不过去。单杠，他可只能扯三个引体向上，完全不会收腹。到了补考时。陈老师见他做完了这些动作后说：“这哪能及格呢？”廖文刚说：“陈老师，上体育课的目的就是要身体好，对？我读书以来，可从来没有病过。身体这么好，只是生活，我几年没有吃饱过，身上没有力气。我是努了力的。”陈老师听了之后，想了一会儿说：“行，给你打个及格。”廖文刚说：“感谢陈老师！”“我的体育及格了！”廖文刚喊着跑了。陈老师看着也笑了。 第51章 拿报名表出意外 领毕业证迎高考 三年的高中生活即将结束，到了填志愿的时候。廖文刚一心想当文学家，拿着志愿表，尽填的是中文系。别的同学都还在仔细斟酌，他已经交给了班主任。 过了几天，班主任余老师把廖文刚叫到了办公室。余老师说：“新来了一所军校，是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你的条件够，学校研究，如果你愿意去，就要把志愿重新填过，把这所军校填为第一志愿。”廖文刚想自己是团支部书记，当然应该优先满足国家的需要，于是说：“行，我马上就填。”廖文刚拿着志愿表，填好后，交给了余老师。 毕业考试之后，县武装部来井研中学通知，应届高中毕业生，政治条件合格的同学，志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以填表参加体检，体检合格的，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可以参军。消息传来，同学们都踊跃地到武装部拿表来填，廖文刚、李吉吉、沈光武、胡光顺都要去拿表。鲁近初给廖文刚说：“我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请你给我带一张表回来。”廖文刚说：“行！”廖文刚等等同学到了武装部，拿了自己的表。廖文刚说：“我还要一张表。”武装部的同志问：“你给谁带的？”廖文刚说：“鲁近初请我给他带一张回去。”那位同志拉开抽屉，翻了翻，说：“不行，鲁近初不能填应征入伍体检表。”廖文刚问：“为什么？”那位同志说：“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不能应征入伍。”廖文刚大吃一惊，说：“哪有这种事？”那位同志说：“你不了解，不要管。” 廖文刚回到学校，鲁近初问：“给我带的表呢？”廖文刚把鲁近初拉出教室，小声说：“你一定不要说是谁告诉你的，只是说你去拿应征入伍体检表，武装部的同志说的。”鲁近初笑道：“什么话这么神秘？”廖文刚说：“武装部的同志说‘鲁近初不能填应征入伍体检表。’我问‘为什么？’他答‘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不能应征入伍’。我说‘哪有这种事？’他说‘你不了解，不要管。’他并没有给我说，不准给你讲，我才这样冒昧地给你讲。是怎么回事，你要向组织说清楚。”鲁近初听了，说：“简直是颠倒黑白！我去找他们！”廖文刚说：“一定要冷静，我不相信你是那种人！” 鲁近初急急忙忙到了校长办公室，大声说：“武装部的同志，不发应征入伍体检表给我，说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是怎么回事？”汪校长说：“坐下，不要像吃了火药的！”鲁近初坐下了，桌子上有一个空茶杯，汪校长已经不像上几次那样，倒杯开水了。汪校长竟然声色俱厉地说：“你必须承认，你就是有问题！反动组织，为什么给你写信，不给我写信呢？苍蝇不巴无缝的鸡蛋嘛！”鲁近初气得恨不得把桌子上的茶杯抓起来给汪校长砸去。但他忍住了。鲁近初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六个人已经被打成了“阴谋集团。”后来这六位同学的高考政审意见中，都填有“思想反动，建议不要录取”的结论。只有兰州铁道学院和西昌林学院参加新生录取工作的老师，惜才，分别录取了郭惠玉、吴绪良，但到学校后，兰州铁道学院校方拒绝接收郭惠玉。其余四人，都与大学无缘。 六三高的毕业典礼在工会俱乐部举行。这个地方和自杀的李老师的宿舍仅一墙之隔，前几年，每到周末，教师们就在这里翩翩起舞，现在，就安着一张乒乓球台，老师、同学都常到这里来打乒乓。廖文刚也是这里的常客。为了做会场，乒乓球台被抬出去了。这个会，有联欢告别的意思，两个班的人，不分班混坐在一起，廖文刚和一班的杨仲藩坐在一起，他看见杨仲藩的笔记本上，字写得非常流利、整齐。就说：“你这样严谨，适合搞科学研究。”杨仲藩说：“我报的就是钢铁学院，以后多为国家出好钢。”。 这个毕业典礼，非常简单，也非常随便，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不大注重这种类型的活动。黑板上也没有写“六三高毕业典礼”之类。只有武校长和两位班主任参加。汪校长，不知什么原因，照相和毕业典礼都不出席。参会的老师和学生加在一起，刚好一百人。武校长和两位班主任，就面向学生坐着，中间并没有隔着一张桌子，如现在那样，放着茶杯和话筒之类。那时还没有话筒，校长教师也没有拿茶杯的习惯。因此，隔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那张桌子，在那时，纯粹是多余的，多余的东西，当然就也不要为好。也没有主持人，先就是武权钧校长讲话，他是同学们十分爱戴的校长，他说：“同学们是在艰苦的岁月里，完成了高中学业的。你们挑柴、挑水、送肥、运砖，起到了全校学生的大哥哥、大姐姐好榜样的作用。我首先要感谢你们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同学们立即鼓起掌来。 武校长接着说：“三年的高中生活，不易；但是，以后的路，更长，说不定，更加艰巨。大家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不要以为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了，一切就会那么完美。现在，同学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接受国家挑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考上了大学，就努力成才；考不上大学，就积极投身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好自己的作用。”同学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武校长说：“由于井研的考生还不足一百人，人太少，不够设高考考场的人数，所以同学们都要辛苦一点，到任寿去考。竹园、马踏那边的同学，到仁寿有一百六七十里，最好七月十三号就要动身。东林，研经这边的，周坡的，研城这边的，有几十百把里，可以七月十四号去。因为没有班车，大多数同学都要步行。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伙食，饮水，一定要注意卫生，不要病了。总之必须在七月十五号开始考试前，安全到达。我预祝同学们考出水平！”武校长的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了。 校长讲话后，一班的班主任刘子雄老师说：“同学们毕业以后，到了大学，到了社会上，一定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听党的话，永不迷航。高考时，一定要遵守考场纪律，这关系到同学们的前途，一点也不能马虎。”二班的班主任余建勋老师说：“以后，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踏实，踏踏实实才出真本领，出成果。考试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紧张，思想能放松，成绩就能上去。”老师讲完话之后是一班的班长张永全发言。他穿得朴素，但很整洁，很有精神，给人一个国家干部的感觉，他说：“我们要离开母校了，先向校领导、老师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为我们的成长付出的心血，我们无论能否考上大学，都将记住校长、老师的教诲，像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大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廖文刚讲话，他费了两天的功夫，写了一首朗诵诗，他站起来，说：“我把这首诗献给母校、老师和同学们”，然后他饱含感情地朗诵道： 再见了，老师， 再见了，母校！ 六年前，我们还是一群小鸟， 今天，我们就要展翅高飞，穿越云涛。 我们知道， 前进的路上还有风暴， 但我们决不做墙头的小草。 年轻人志在四方， 一切为了祖国母亲更加多娇。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往哪里迅跑。 人生的道路虽然曲折漫长， 雷锋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无论去到什么岗位， 就要把岗位当作奋斗的战场。 人的一生虽然并不短暂， 没有争分夺秒的努力， 就不可能铸成辉煌。 骏马虽然能万里驰骋， 迷失了方向就会前程渺茫。 我们还很年轻， 我们能够在日月风雨中成长。 正如毛主席所说， 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敬爱的老师们， 我们会时刻记起你们期待的目光。 敬爱的母校， 我们会实践您播种在我们心中的理想。 同学们， 希望我们以后见面的时候， 都能有甜蜜的果实让大家分享！ 他的朗诵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好多同学，眼里都噙着泪花。 武权钧校长说：“毕业典礼结束后，两个班的全体同学和任课老师，都到六三高教室外，打钟的旁边，照毕业照，照相师傅已经等在那里了。大家动作快一点。照完相，各班回教室，领毕业证和准考证。” 同学们既高兴又难过地步出了工会俱乐部。他们各自抬着凳子，回到教室后，都来到照相的地方。张永全高喊道：“一班的先照，一班的同学，快过来，武校长，各位老师，请坐长椅子上，女生，在前面坐矮凳子，男生在后面，站成两排，高的在后，矮的在前。”二班的同学，都在旁边看他们调整。二班照好之后，李秀芝高声叫道：“武校长，李老师，范老师，邹老师，都请坐着不要动了。还是像一班那样，女生在前，男生在后。”廖文刚拉着殷德友和徐武德的手说：“来，我们三个站一起。右边是我们打过架的，左边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我们以后都要成为好朋友。”徐徐武德说：“好，挨倒团支部书记，可惜我没有入团。”殷德友说：“好，挨着我的入团介绍人。”廖文刚清点了一下人数，自言自语：“男生24人，女生22人，共计46人。不对，还差一个！全班是47人！”吴长周说：“袁佑伟没有来。”照相的吴师傅，钻进黑帐里看了一会儿说：“女生队伍太长。”李秀芝去看了一下说：“”范雪容、曾翠香，你们去和男生站一排。好，站袁永林右边。”队伍调整好后，袁佑伟还是没有来。余老师说：“那就不等了，说好了的。”廖文刚说：“那就太遗憾了！”吴师傅说：“好，看着我，眼睛不要眨，好！照了！” 廖文刚说：“请团员同志留下，我们团支部合个影。余老师，请你参加。”余老师说：“我就不参加了。”廖文刚知道余老师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就说：“一定要参加。而且要坐中间。”廖文刚清点了人数，8个男生，原班10个女生，复学的4个女生，共计22人。廖文刚把队伍调整好了。殷德友说：“来，介绍人，我两个挨倒。”廖清风说：“来，我的介绍人，我们也挨倒。”廖文刚说：“好，我就站你们两个的中间。”照相师傅说：“好，不要动，照了！” 照完相，余老师说：“都进教室！” 同学们在教室里坐好后，班主任余老师到班上来发毕业证和准考证，他说：“同学们，安静了。”教室里立即鸦雀无声。只听余老师说：“这是我作为六三高二班班主任的最后一次讲话了。高考的地点在仁寿，你们大家7月14日晚上以前一定要赶到仁寿。这里到仁寿90里。怎么去，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虽然有公路，但是，没有客车。最后，我想说三句话：一是心要诚，不管能不能考上大学，都要走正路。二是要努力，成就都是努力创造的。第三要经得起挫折，哪里都有风雨。”余老师顿了顿又说：“希望同学们注意，高中毕业，这是一个过程的结束，是一个新过程的开始。希望你们，时时刻刻都要像当中学生一样的谨慎。”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后，余老师一个一个地颁发毕业证和准考证。 毕业证和准考证发下来了，同学们都仔细地看着。廖文刚看准考证，是一个巴掌大的长条，左半部的上面写着“四川省高等学校1963年招生”一行小字，提一行是“准考证”三个大字，后面是“考区”，一枚蓝色的方章，上面只有“乐山”二字。报名号是，下面是姓名。右侧贴着自己的一寸小照。照片的右下角盖着一枚“乐山考区分会考务组”的椭圆形蓝色章，最下面是“妥为保存，不得遗失”8个字。以上是左半页，右半页则是“考试时间表”，标明了7月15日到7月18日四天的考试科目和具体时间。前三天的上午第一时间分别考“本国语文（一）”“数学”、“物理”，都是7：30至9：30，考两个小时。下午3：00至5：00分别考“政治”、“化学”、“外语”。其中，7月16日，上午10：00至11：00分别考历史与生物，下午3：00到4：40考“本国语文（二）”。这一页的背面则是考试须知，共有9条。 同学们把毕业证和准考证拿在手里，都像捧着自己的生命一般。高中的一切都已经完成，同学们却还一动不动地坐在教室里。廖文刚站起来说：“我现在的心情，又是高兴，又是难过，是的，这间熟悉的教室，这些朝夕相处的人，也许一走出门，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聚会了。”许多同学都噙着泪花。“古人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学们，好好考试，以后相互写信，我们集体再唱一支歌，就解散。’程茜平，起音，唱《毕业歌》！”程茜平站起来指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唱！”教室里响起了雄壮的歌声。唱完歌之后，廖文刚离开方位，和同学们握手告别。女同学们大都噙着眼泪。廖文刚故作旷达地说：“我们仁寿考场见！祝大家都考出好成绩！” 第52章 风尘百里奔考场 高歌一曲向未来 沈富祥和沈富友兄弟，现在都成了六三高的毕业生。就在前两天，他们的母亲与世长辞了，两弟兄都沉浸在悲痛中。他们的父亲，早在1949年就去世了，全靠母亲把他们弟兄姊妹拉扯大，现在母亲又去世了，临近高考的这两弟兄，只得擦干眼泪，把悲痛深深地埋入心底，把心思收到学习上来。现在毕业了，两弟兄就朝金峰走，他们还有一个姐姐，在金峰医院当院长。沈富祥对沈富友说：“我们就走路到仁寿，姐姐每个月只有27元5角钱，还要供应我们的生活费用。”沈富友说：“哥，我没有问题，你的身体不好，才不久，下晚自习，你都昏倒了，还是一班和二班的同学，把你抬进寝室的。”沈富祥说：“我们慢慢走，早晨走早一点。”两弟兄回到家里，妹妹一个人在家里。三姊妹见了面，虽然高兴，但没有了母亲，这种高兴都有限得很。 当时公共食堂已经不办了，各家各户自己搞吃的，好在沈富祥两弟兄回来，带得有学校发的米。吃过晚饭，姐姐回来了，问他们：“哪一天高考？”沈富友答道：“7月15号，在仁寿考。我和哥商量，走着去。”他姐想了想问：“学校能找着汽车吗？”沈富祥说：“联系了一个五通的货车，要坐车的就在井研车站等。要六角钱的车费，还要一元二角钱的伙食费。”他姐说：“都坐车去，这么远的路，这么热的天，妈妈不在了，我是大姐，该我尽这个责任。”她拿出四元钱，给沈富祥说：“你们一定坐车去！要考好！都考上了，我都负责供你们！”沈富祥接过钱，两弟兄又感激又难过。 井研中学六三高的大部份的同学，可没有沈富祥弟兄这么幸运。井研县城到仁寿县城，45公里，有公路，没客车；货车费6角。但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步行，一则赶车没把握，二则6角钱，对于当时的一般农家人来说，可不是小数字。这支高考大军，到了1963年7月14日，早早地就出发了，他们要赶到仁寿，参加第二天早晨7点30分就要正式举行的高考。这些同学，有的家离县城还有十里，有些同学是7月13日就到了井中校。他们大都是这样装束的：几个人一床席子，每人一个口袋或挎包，装着笔、碗筷和在路上吃的干粮。大部分同学带的是包谷粑。考试期间的费用和粮票，分组由专人保管，每组八个人。由于学校没有集体组织。同学们都是三三两两约好，很早就从各自的家里出发，因此，实际的路程，大多是百里以上。 那天，太阳太好，就像存心要考验这些高中毕业生似的，不到早晨8点就红彤彤地冒出山包，一波盖一波的把热浪向同学们身上泼来。他们先感觉到的是背上热烘烘的，后来是背上火辣辣的，但脚下却还清爽，走到12点过后，脚下的泥土也开始热烈起来，狂吻着他们的光脚板。看见有浓荫的大树，他们就跑过去坐一会儿，让汗水落一落，让皮肤凉一凉，把热气散一散。看见水井、小河，就摘片桐叶，舀点水来解解渴。同学们都没有伞，少数人有草帽，于是多数同学就折断路边的黄荆条，加上些桐叶，做成树叶帽，圈在头上。肚子饿了，他们就拿出干粮，你分点给我，我分点给你，边吃边走。本来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同学们完全应该谈笑风生，可光辉灿烂的太阳，烤得他们大都哑口无言。他们大多是下午两点钟就到了仁寿。虽然热得难受，累得乏力，但高考的兴奋，仁寿县城的木塔，一路的山水风光，又使他们心情格外的好，一群汗流满面的男生是哼着歌儿进的仁寿县城。 沈富友弟兄、 廖文刚和马踏的、城里的及远道的27个同学，可又是另一番经历：学校事先向车站联系了一辆货车。他们也很早的就到了车站。那时的车站在县医院的对门。门口贴了张纸：井研车站。上面并没有“汽车”二字，那可不是疏忽，这个车站的运输工具不是汽车而是牛车、人力车。这个县还一辆汽车都没有。这个只有一个人管的车站，竟然还属于省车站。外面是半人高的黑砖围墙，大门可是体现了‘有无相生’的原理，只立着两根黑色的砖柱，砖柱间既不砌砖，也不安门，便形成了一道敞门。进门去是一个能停四五个汽车的方坝子，里面铺着黑黑的炭渣。向东的七八级台阶上去，是卖票处，外面是一间敞房子，安有一张能坐四个人的长靠背椅，里边一间小屋，坐着一个女的，大辫子，青水脸，不说也不笑。 这支队伍里，有两个班的班主任老师，还有李荷艳，程茜平、李玉芳、邱丽华、雷碧琼、廖华清、郭惠玉、郭茂清、殷辉尧等等街上的同学和马踏的部分同学。他们从早晨八点等到九点，又从九点等到十点。一直等到十二点，都没有汽车的影子。廖文刚于是去到窗口前，很有礼貌地问道：“大嫂，请问……”那女人像借了她的米还她的糠似地崩着脸说：“什么大嫂，还没结婚呢！”廖文刚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大姐，请问，汽车什么时候能来？”“来的时候就来。”她昂着头，看也不看廖文刚一眼。廖文刚很想回她两句，郭惠玉，扯着他的衣角，把他拉离了窗口说：“这种人，值不得和她生气。”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也没有看见半只汽车轮子。天气又热，师生们，那张凳子可不够坐，只能在房子里倚倚靠靠，在阶梯上走来走去，到门外向南边张望张望。站够了、走够了、望够了的，就随便找张废报纸垫着，坐在地上。阳光直射的炭灰坝子里，灰尘都是滚烫的。打光脚板的同学往里一走，直叫：“老天爷要炒脚指头吃了！”郭茂清说：“等二天，一路上车轮滚滚，服务员高喊‘到仁寿的上车上车’，就不会这样等了。”余老师说：“我们县，还一辆汽车都没有。这个车，是为了高考从五通桥调的。”同学们都盼望着，什么时候，井研才有自己的车。 廖清风已经是第11次跑到门口去张望了。他刚把头伸出去，只见南边公路上烟尘滚滚。“车来了！”他大声嚷着。人们都带着自己的行李，涌到公路边等候。只见远远的一辆敞篷货车，向这边飞驰而来。吼声如雷。后面烟尘弥天。一会儿，那辆货车，带着尘灰，带着雷鸣，在车站门口，“咕”的一声站住了。车站的姑娘，走到门口和司机打过招呼，就点名上车。这批乘客多数并没有坐过车，也没有上过车，一听点着自己的名字，便慌忙往车上爬，有的从左边爬，有的从右边上，有的从后面攀。先上车的同学就回过头来接车下同学们的行李。郭惠玉、廖清风把同学们的行李都集中起来，放在车箱后面的一角，用绳子固定牢。廖文刚是坐过一回货车的，上了车就告诫同学们：“用手牢牢抓住车箱或者车篷架子！”郭茂清说：“颠起来，可以鼻青脸肿；颠下去可就头破血流了！” 师生们上车后，可都没有座位，大家都不愿意蹲着，只看别人的后背，于是都或正或侧地抓着车厢的随便什么部位让身子站立着。司机高喊了一声：“抓稳点！”车子便轰轰地响起，轻轻地向前开动，同学们都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惹出一车惊叫，然后就飞驰而去。车子到了井研中学门口，不知是谁说了声“母校，再见了！”同学们都深情地看着生活了六年的母校一闪而过。上北门坡汽车象猛兽似的吼叫着，过了北门坡，车速更快了，滚滚的泥尘把同学们裹卷着，西斜的太阳，虽然仍旧毒辣辣地晒在人们的背上，但扑面而来的田野的风，却让人心旷神怡，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 但这里可不是草原，山渐深，路渐陡，弯渐多，进入仁寿的二峨山，看见莽莽万重山，大家这才体会到了什么是“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同学们往下看，壑深不见底，房屋就像火柴盒；往上看，路如飞蛇，盘入白云中。山势的雄奇，让胆大的壮志凌云，使胆小的心惊胆战。有几位女生晕车，觉得天旋地转；哇哇的吐，李荷艳在车上就哭起来了，说：“比死还难受，干脆我跳下去算了！”廖文刚说：“坚持就是胜利！只有一小时的路！”男同学们都打趣说：“不经此番苦，哪有明日甜？”“现在坐飞机不要紧，考场上脚踏实地就好！” 沈富祥身体不好，在车上站了一会儿，就吐得昏天黑地。他闭着眼睛，手紧紧抓着车厢壁。 只一个小时，同学们就看见了仁寿城南的木塔，巍然耸立于青天夕照中。在车站下车后，同学们都象刚从灰堆中钻出来的一样，成了灰人泥人，头发上眉毛上衣服上，都布满了黄尘，脸上手上颈子上，灰尘和汗水混在一起，糊得师生们都成了泥菩萨。同学们就带着自己的行李、由老师领着到了住宿地——仁寿师范校，步行的同学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同学见面就像阔别三年的亲人似的，问长问短。廖文刚握着殷德友的手问：“90里路，腿都僵了？”殷德友说：“我可是100多里路，僵是有点僵，仁寿县城，我们可都逛遍了。”殷正清说：“一路风光，可比你们坐在车上看得真！”鲁近初说：“看看我们仁寿县城，比你们井研如何？” 坐车来的同学们，都还没有住处，余老师去联系后，叫大家住楼上，自己去搬草来旋铺。同学们很不高兴，有的女生竟然哭了。廖文刚说：“没有关系的。红军打仗的时候，谁会给你铺草？走，身体好的，我们一路去搬！”不晕车的男生和女生，就跟着余老师去搬草，路不远，只有两百来公尺。同学们都尽自己的力量搬，搬到住地，先铺草，然后放上自己带来的席子。这才算有了安身之处。大家闲聊了一阵，就去看考场，然后集体吃晚饭。吃完饭，竟然不供应水。 晚上，酷热难当，一身灰土，一身难受，蚊子袭人。廖文刚说：“当年苏东坡大约也过过这样的生活。他有句诗说“飞蚊猛捷如花鹰”，蚊子象老鹰那么厉害，没有经历过，哪里写得出来？”看来老天爷也可怜这批学子，半夜之后，竟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男生们都到雨地里，就着雨水洗澡，还小声的说：“老天爷的淋浴，真舒服！”蚊子们可能也吓得自顾不暇，鼾声终于代替了巴掌拍打蚊子的“噼啪”声。 第二天，六点同学们就被老师叫醒起来洗漱吃饭。到7点15分，就准时进入考场。廖文刚又遇到了麻烦，他的笔杆上刻有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被监考老师叫到了门外。廖文刚心急如焚，他可没有准备得有另外的笔。同学们一般都只有一支笔。廖文刚给监考老师说：“可不可以请示一下领导？”监考老师说：“去考务办公室。”廖文刚到了考务办公室，说明了情况。一位四十来岁的同志，把廖文刚的钢笔杆拿在手里，仔细看了一遍，说：“给监考老师说，可以进去。”廖文刚这才急忙往考场跑，满头大汗地进了考场。因为有了这个插曲，廖文刚进了考场，反而非常的镇静了。第一场考的是“本国语文一”，文科理科工科的都一样，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二选一：《五一日记》、《唱国际歌时所想到的》。 廖文刚看了题目，立即选定了“五一日记”，因为今年五月一号，学校举办了“五一图片展”。既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又有中国解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工人的先进事迹。他写这篇文章时，完全沉浸在当时参观展览的情境之中。自己觉得，写得有景有情，有叙有议，非常成功。 一科考试完了，同学们大都不会看书，因为这么远的，很少有人带书来。同学们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相约逛仁寿县城。那四天的仁寿县城里，午饭前、晚饭前、晚饭后，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在大街小巷闲游。他们不会买东西，因为兜儿里都没有余钱；他们还不肯到商店里去逛，因为他们自己都感到了身上的汗臭，那倒不是因为大家懒，谁会有几件换洗的衣服呢？要是洗来晒起，还非得影响考试不可：总是会担心着，这么多人，就不说偷，万一收错了，找谁去？ 7月18日那天晚上，考试全部结束，自我感觉好的同学，喜笑颜开；自己觉得不怎么样的同学，愁眉苦脸。鲁近初还约来了他在仁寿的朋友，和廖文刚、郭惠玉、殷德友等会面闲聊。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男生住的寝室里来了。算来返回家还有余钱的同学，还去买来瓜子、糖果，虽然每人最多能吃上10来颗瓜子，一颗糖，但对许多同学来说，可都是不曾有过的经历。大家都交谈着，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程茜平说：“明天一别，很可能就是天各一方！”李秀芝说：“我会记住大家的！”殷德友说：“以后，不管考没考上大学，我们都要像读高中时那样，互相帮助！”廖文刚说：“是的，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三年，六年，我们情同姊妹兄弟，也许，这样的聚会，我们在这一生中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但是每一个同学都会铭刻在我的心里。我们不管考上考不上大学，都要像雷锋那样，当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那里发挥作用。我希望每一位同学都为井研中学六三高争光！”同学们谈着心里话，很晚才散去。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六三高两个班的同学就要各奔东西了，大家互相紧握着手，眼里噙着泪花。廖文刚说：“我们六三高的同学，大家来唱一支大家都熟悉的歌，作为相互的临别赠言。”廖文刚起了音，同学们就齐声唱道： 东风漫卷着战斗的红旗， 阳光照遍了祖国的大地。 年轻人展开翅膀奔向四方， 要把青春贡献给社会主义。 无论是边疆无论是山区， 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 年轻人从不惧怕任何困难， 跟着党前进就永远胜利。 嘿嘿嘿， 乘着东风迎着太阳， 迎着太阳。 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共产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 雄壮而略带悲壮的歌声，响彻晨空，传得很远很远…… 第53章 推磨诗成 好友话别 到仁寿参加高考回来后，鲁近初约起廖文刚、郭惠玉、殷德友、廖清风、胡炳君到他的家——仁寿县永宁公社去耍。这六位同学约好，早晨从井研步行出发，他们沿土公路先走到研经，然后从马槽儿埂往左边小路取道大河井沿河而上。这时正是七月天气，越走越炎热。将到中午，就到了鲁近初家。瓦房颇为高大，一个坝子，也还宽阔。房后有竹木掩映，四周有田野相挨。鲁近初把同学们向自己的母亲一一作了介绍。一会儿，他在供销社工作的哥哥回来了，鲁近初又一一介绍，全家盛情招待。吃过午饭，鲁近初约大家欣赏附近风景。 仁寿属深丘地带，山高谷陡，有坝子，堰陡水深。逛了一会儿，大家回屋，晚上吃豆花，同学们都争着推磨。磨子在阶沿上的拐角处，磨子上方的墙上，横搭竹竿晾着几十把干黄豆荚。豆叶已经去尽，豆角、豆秆就在推磨人的头上，丫丫杈杈地吊着。鲁近初说：“同学相聚不容易，这次相聚后，大家都要各奔东西，我们都各作一首推磨诗，留作纪念。”大家都连连声称好。边争着推磨，边冥思苦索。不一会儿，鲁近初已经做好。他朗诵道：“同学跋涉到我家，游山玩水乐哈哈。愧无佳肴来招待，大家动手推豆花。”。鲁近初才读完，殷德友说：“主人家已经发话，就听我的，听我的。”于是摇着头比划着，缓缓地念道：“我们来到鲁近初家，豆林下面大家推豆花。豆浆放到锅里煮，大家吃得笑哈哈。”。廖清风说：“还在推哩，怎么就说吃了？该廖文刚了，诗人，不能落后。”廖文刚说：“我已经想好了。先听你的。”殷德友打趣说：“好货沉底嘛。” 廖清风说：“那我就身先士卒了。”廖清风说：“我是学理科的，可不懂写诗，我就来个顺口溜：推豆花，推豆花，磨子响得咕咕嘎。推时大家齐动手，煮好就等出嘴巴。”郭惠玉说：“都好，都好，我来献丑。先鼓掌！”胡炳君说：“偏你想起了，要大家鼓掌，就先送点掌声。”大家鼓过掌，郭惠玉仰面朝天，诵道：“高考过后来散心，六人齐集同窗门。近初一家热情甚，豆浆飞流友情深”。廖文刚又鼓了一回掌说：“请听胡炳君的佳作！”胡炳君说：“我可写不好，也还是凑凑热闹。”胡炳君说：“磨子飞转豆浆流，点点滴滴流心头。今日伸手同推磨，来日携手战激流。”廖文刚连声夸奖：“好诗，好诗，各有特色，这可算我们六三高二班的诗歌群英会了。”说完，背着手，昂着头，边走边朗诵：“雷声隐隐雪花飞，倒转银河白浪垂。推磨诗成情未了，千山万水梦相随。”大家都喝彩不已。鲁近初说：“这些诗，记下了事——推豆花；记下了情——六载同窗谊；记下了梦，别后，都不要忘了。”廖清风说：“鲁近初总结得好。”廖文刚说：“对，大家都不要忘了今天的聚会和诗会。” 吃过晚饭，同学们都到院子里，坐在条凳上，看满天星光。大家先议论了一回高考，廖文刚和鲁近初都是考的三类文科，殷德友、胡炳君考的二类理科，郭惠玉和廖清风考的一类工科，大家都觉得考得不错，考起的把握是很大的。廖文刚说：“我的理想，就是当诗人、作家，正如鲁迅所说‘第一要着’是改变人的灵魂。你们看现在的中国人，封建的、迷信的，盲从的，崇洋媚外的，恐美的，什么没有。解放以后，毛主席好比太阳，照到的地方，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可是，许多干部都是从旧社会来的，骨子里还是封建的那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搞打击报复，中国人的灵魂，要完全改变，恐怕得一百年以上。” 殷科问：“你打算怎么改变？”廖文刚说：“首先就是要鼓励大家发展经济，先要有吃有穿。古人早说过‘衣食足而知礼节’，人们有吃有穿了，就要大抓教育。我说的教育不仅是指学校教育，更指的是社会教育，要教育广大的干部，所有的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鲁近初说：“还是搞封建的一套？”廖文刚说：“孔子孟子这些大贤，虽然产生在封建社会，他们的思想精华，就是适合每一个发展中的社会的。也是适合于全世界的。孝，谁不是父母所生？孝敬父母，就是要首先处理好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让子女从小养成感恩的好品德。悌，就是要处理好兄弟姊妹间的关系，从小懂得亲情的重要，而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而忠，现在至少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忠于职守，尽心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二是忠于自己的领袖国家人民。信，就是和人的交往中，要讲信用，说话算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礼，就是秩序，规矩。这是哪个社会都必须讲究的，比如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善待部下，遵守纪律，依法办事等。义，就是坚持正确的，见义勇为，舍生取义。廉，就是不贪不淫，干净生活。耻，就知道哪些事不能干，懂得羞耻，讲究文明。这些东西，哪个社会能够少？只不过，不同的社会赋与的内涵是有差别的。文学，就要坚持正确的。” 鲁近初说：“我也想写他几本小说出来，一鸣惊人天下知。能够像廖文刚说的，起到塑造人的灵魂的作用，那就更好了。”殷德友说：“我的理想，就是给人治病，像扁鹊，像华佗，手到病除，让人人都健健康康地生活；像张中景，像李时珍，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医学遗产。”郭惠玉说：“你们的理想太伟大了，我的理想，就是造出很多有用的机器，让老百姓少肩挑背磨。”廖清风说：“我的目标是牛顿、爱因斯坦，让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挺直腰杆。”胡炳君说：“我的理想，是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晚同学们谈天说地到深夜。 第二天，鲁近初又约大家到松峰场去玩。松峰场是一个山间小场，廖文刚七八岁时和父亲一道，来赶过场。这时看来，黄黄的泥土，四周长满了松树。这种树子，在井研大部分浅丘地区是没有的。同学们看见松树，都想起了语文课本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大家看着松树如针的细叶，碧绿得有些晶莹，而松果，有鸡蛋大小，都觉得新鲜。街道，则和研经差不多，小青瓦房，石板街。大家到处走看了一会儿，回来的路上，有座桥，名倒石桥，大家见这里四下无人，都要方便一下。先挺起肚皮向河里洒尿，然后找地方大便。廖清风说：“我们光带嘴来吃，得留下点纪念。”殷德友说：“倒石桥成了倒屎桥”，大家都哈哈大笑。 第三天，在鲁近初家吃过早饭，告别鲁家，一行人又到廖文刚家去。永宁到廖文刚家只有十来里路，同学们一路看着山光水色，一路唱着闹着，太阳还未当顶就到了廖文刚家。廖文刚的母亲白翼坤看见来了这么多同学，非常高兴，抬凳倒水，春晴和国忠、祥宁都来凑热闹。白翼坤给春晴说：“和老三一起耍的，都是有出息的，这么多贵客，快，收拾一个兔子来招待。”春晴说：“我可不敢杀。”廖文刚说：“我来！”国忠、祥宁立即从满地跑的兔子中，抓住了一只，给文刚提了过来，文刚一看，说：“还有大的吗？”“有！”两个小兄弟把这只放在地下，又去东瞅西看，抓了一个大的出来。文刚提在手里说：“这只可以，少说也有五斤。走，到竹林坝里去收拾。” 廖文刚其实也没有收拾过兔子，只不过初中时看温兴忠收拾过一只死兔子。同学们和两个小兄弟都跟着廖文刚到了门口竹林下，大家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兔子才断了气，然后烧来开水烫，去毛，剖肚，所有人都有事可做。春晴又去摘来辣椒，黄瓜，中午饭才多少有个样子。 吃饭时，坐了满满一桌。白翼坤说：“不好意思，只有这样了，等老三有了能力，再重新办大家的招待。”同学们都七嘴八舌地说：“这就算好的了！”“前几年，饭也没有吃的！”“那几年，哪个敢办招待！” 吃过饭，同学们告辞了廖文刚家，又一同到殷德友家去。殷德友住在殷家河，这地方离廖文刚家有二十里。只有廖文刚熟悉这条路，他就走在前面带路。路在山野和小河边穿行。山上是一望无边的苞谷地，有的已经掰了，大部分还青叶绿秆。不时看见有守护的民兵。田里，是青青的水稻，谷粒已经饱满，到处散发着嫩谷的清香。因为前几天才下了大雨，河水并不清澈，但沿河两岸的竹林和野草却碧绿一片。廖文刚很高兴地说：“看来，该能吃几顿饱饭了？”殷德友说：“吃几顿没问题，瓜菜半年粮，还没法改变。”郭惠玉说：“看这庄稼不错呀！”鲁近初说：“长势虽好，产量不高，公粮、余粮一交，每个生产队剩下的，就只够吃三四个月了。” 大家看着眼前的风景，议论着各种事情，到晚霞满天时，到了殷家河，这里到县城只有十来里路了，河不宽，水较深，缓缓地流着，没有波浪，却有漩涡。离开河边，向坡上走了十步，就到了殷德友的家。门口是田，青谷飘香；后面是山，竹林叠翠。四合院，正房是小青瓦房。一条黑狗，汪汪地叫起来，院子里，有鸡鸭跑来跑去。殷德友把狗招呼着。他的母亲，51年就去世了，他的嫂子招呼大家坐下，就到菜地、进厨房，准备晚餐去了。一会儿，殷德友的父亲收工回来了，牵着一条大牯牛，养得油光水滑的，老人家已经六十开外，特别壮实，脸上的皱纹，仿佛大山里的沟沟壑壑，铁铸似的明显。同学们，打过招呼，就坐下聊天。老人把牛牵进牛圈，就挑粪到自留地上浇菜。廖文刚说：“勤快人家，不到一年，就翻起来了。”殷德友说：“放开农民的手脚，哪会没有饭吃？这么多土地！” “那几年，简直是瞎干！”廖文刚脱口而出。郭惠玉说：“团支部书记也敢这样说？”殷德友说：“这算什么，你们还没有听见他的高论哩。”“什么高论？说来我们听听。”鲁近初说。殷德友说：“他认为，中国这几年搞得这样糟，是因为没有搞集体化的干部储备。当上干部，就想多吃多占少干活，把社员的心都搞冷了。没有心思干集体生产。各家各户，人家喂猪、喂鸡鸭、喂牛喂羊，因为规模小，人家有的是经验；搞集体养，几百几千几万的养，可就得有科学技术。社员哪里有？只能喂多少死多少。还有储藏，以前各家各户保存自己的粮食，都有坛坛罐罐，尤其保管红苕，家家户户都有多年使用的窖，不会被老鼠咬，也不会烂。集体搞，动辄几千几万斤。我们哪有这些技术，大多霉坏、烂掉了。这才是饿死那么多人的主要原因。自然灾害，我们这些地方，可没有。”廖清风说：“你的结论是？”廖文刚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鲁近初说：“我也有同感。”殷德友说：“我们都是这么看的。”郭惠玉说：“我劝你们，以后才不要讲这些。”廖文刚说：“思考是必须的。那样密植不行，小学生都知道，那时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干？那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记得不！我们密植小麦，用大瓜瓢舀来往地里泼。地里已经铺了一层，李龙奎老师还说‘密不够，再撒！’那时我们认为国家有的是粮食，哪晓得这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粮啊，被我们浪费了！’” 鲁近初说：“看来上级瞎指挥，当然是错误的，我们大家的盲从，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廖文刚说，“干部群众都得提高觉悟，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起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盲从，不要跟风。” 晚饭非常丰盛，杀了鸡，炒鸡杂，大家吃得眉开眼笑。廖文刚说：“有了点自留地，社员的生活就变了样，土地全归社员所有呢？会是什么样子呢？”殷大爷说：“那样，粮食会吃不完，猪肉也可满街都有卖的。” 当晚，同学们都在这里住，大家挤在一起，天南海北地吹。 廖文刚说：“我还想告诉同学们，不管我们能不能考上大学，都不要盲目乐观。以后当然是前途光明，但一定会道路曲折。迎接我们的不一定就是旭日清风，说不定还有暴风骤雨。我们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说不定还必须披荆斩棘！”同学们都说：“一贯达观乐观的支部书记，今天怎么想起要说这些？”廖文刚说：“集体生产，不是还在坚持吗？我们不满意的东西，不是还在吗？要乐观还要坚强，要自信，才可能不迷失方向，才能有所成就。” 第二天吃过早饭，殷德友说：“送你们到大路上，我就告别了。”到了大路上，廖文刚和廖清风、郭惠玉、鲁近初都说：“别送了！”殷德友说：“再送一程。这次分别以后，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面了。”他们顺着殷家河，往下游走。鲁近初说：“千里送人，终须一别，殷德友，到此止步。”同学们和殷德友一一握手告别。殷德友握着廖文刚的手说：“你考起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你去到天南，还是海北，都不要忘了我们。”廖文刚说：“我们几个成绩都不错，估计都有考上的可能。大家通信，互勉互励！” 同学们握手而别。廖清风、郭惠玉等同学，走的是上坡路，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见殷德友还站在那里，大家就齐声高喊：“再见了，老同学！”这喊声，在山间回荡，惊起满天飞鸟。 第54章 得军校通知急急回家 和亲人交谈依依惜别 廖文刚进城就住在父亲那里。还是那间大草房，只住着文刚的父亲廖紫云和二哥廖中伟。他们父子二人，现在已是城关镇竹器社的工人了，外面有活路就外出，外面没活路就在竹器社编草扒，做竹椅，打棕绳。空地里，到处是冬瓜、南瓜。廖文刚住在这里，瓜菜是可以装一肚皮的。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午饭后，太阳火辣辣的，廖文刚吃多了瓜菜，有些肚子走，正在路边厕所里。这个厕所的四壁是用木厂加工后的边角余料拼凑而成的，构成板壁的木板，长短不均，宽窄不一，缝隙有大有小，不仅可以四面来风，厕所外的天地几乎可以尽收眼底。 廖文刚忽然看见李秀芝和罗翠云，谈笑着，翩翩而过。他本想喊住她们摆几句龙门阵，又觉得喊声从厕所里传出，有失文雅，于是只好瞪着眼看着她们往前款款而去。等他上完厕所，两个人已经融入了街上的人流。他呆呆地站在公路上，望着街口，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李秀芝的身影，声腔，不停地在脑际浮现。他不由自主地大步向街上追去。可是，寻遍了大街小巷和校园，都不见踪影。 廖文刚很失望地回到父亲的住处， 刚进门，就听见背后有人叫“廖文刚！”他回过头来，粗辫子，短袖衫，兰裙子，原来是李荷艳，脸儿红扑扑的，有点像这两天冒出水面的荷花。廖文刚说：“真要使蓬壁生辉了，请坐请坐。”荷艳进门，叫过伯父、二哥，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就坐在竹椅子上和文刚闲聊。 荷艳说：“等得好焦人啊！我的通知怕是来不了了。”廖文刚说：“不是谁的都没有来吗？” 正在这时，郭惠玉匆匆进了门，高喊着“廖文刚，好消息，好消息，你的通知来了！”原来郭惠玉就住在邮电局对门，好几位同学的通讯地址都填的郭惠玉家。廖文刚虽然在意料之中，这时才真如所料，仍有喜出望外之感，高兴得跳了起来，直向郭惠玉奔去，李荷艳也站起来跑过去看，廖文刚的父亲、二哥都放下手中活急急走过来了，郭惠玉高扬着手里的信，廖文刚一把抓过，五个头碰在了一起。 信封上分明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招生工作委员会”。廖文刚小心翼翼地拆开，取出一张纸，“录取通知书”五个大字印在32开纸的正上方，上面正中是军徽，两边各有三面红旗，鲜艳无比。下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招生工作委员会，还盖有同样字的红色圆章。翻开，里面左面是“录取通知书”，右面是注意事项。“录取通知书”是这样写的： 廖文刚同学： 我们高兴地通知你，根据你个人的志愿和祖国的需要，你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录取了。你热烈响应祖国的召唤，决心献身于国防建设事业，并已成为了解放军的一员，这是十分光荣的。望接此通知后，迅速做好一切准备，于8月18日持此通知书到成都西区暑前街军区第二招待所外院招生工作组报到。 注意事项： 1、报到时应随带棉被、衣服和日用品（包括衬衣、绒衣、脸盆、口杯等）。 2、由家至报到地点的路费可以报销，个人应注意保存单据。 3、随带户口迁移证（迁至张家口市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并携带粮食注销证明。 4、党、团员应转党、团关系，按地方组织的有关规定直接转至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政治部。 在场的人都像注入了兴奋剂，激动不已。李荷艳在激动的眼神里略含忧郁。郭惠玉说：“祝贺你，廖文刚，这是我们六三高来的第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十二年寒窗，你终于有了结果。”李荷艳说：“金凤凰就要从草房里飞出去，一飞冲天了！”廖文刚说：“今天已经8月15号了，我得赶快回断桥去办手续。”廖紫云高兴得合不拢嘴，说：“我去给你买个脸盆。”廖文刚握着荷艳的手说：“你的通知也会来的，我一定给你写信。请向伯母和姐姐们问好。”廖文刚又握着郭惠玉的手说：“谢谢你，你的通知书也会很快来的，我们几个的成绩都差不多，一定有好结果的。我们以后通信。”李荷艳、郭惠玉看廖文刚时间紧迫，也就告辞而去。 廖文刚告别了父亲和二哥，沿着213公路急急往家里赶。 盛夏的骄阳虽然毒辣辣的，廖文刚却浑然不觉，他只觉得前途一片光明，田里的秧苗更青，地里的苞谷更黄。他自己的感觉像是打足了气的轮胎，再重的车箱也能承载，再陡的山路也能驰骤。他急着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和弟妹们。母亲是自己读书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如果没有母亲的支持，他也许就和二哥一样，当一名竹器工人了。他真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每一个遇见的人。因为他不但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生，而且已经成为了解放军战士。 路边的包谷林显出了金黄，竹林更显得亲切。他在路上，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跑，或者说是在飞，不过感觉归感觉，30里路，可得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他赶到研经乡粮店时，已经下午4点半了。他从来没有办过这些手续，他见一个妇女悠闲地坐在粮店里，内外都没有其他的人，就上前去问：“请问同志，我怎样办有关粮食的这些手续。”他把录取通知书递给她看。那位女同志一看就惊讶地问道：“你的？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不简单！”廖文刚笑微微地站着看他拿起算盘算了一阵说：“还要挑32斤粮食来卖了，才能转粮食关系。”廖文刚知道家里正分了些包谷，便问道：“挑包谷来，可以吗？”“可以。”“谢谢啦！”廖文刚拿过录取通知书转身就往家里赶。 五里路，只半个多小时，就被廖文刚的脚板丈量完了。进到院子里，廖文刚就高喊：“妈！录取通知书来了！”他母亲白翼坤正在后门喂猪，听见文刚的喊声，立即跑了出来：“什么学校？给我看！”三个弟妹和大嫂云霞、侄女儿琼华都奔了出来。廖文刚说：“是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白翼坤双手捧着录取通知书，嘴里一叠连声地说：“共产党用我的老三，这就对了！我说三儿有出息，就有出息！”然后她当着云霞嫂的面开始骂她的大哥邱正益：“狗日的邱正益，说老三读书不怎么样！瞎了他的狗眼！”“廖文辉也是反对老三读书的，不读书，能有今天！” 廖文刚等妈妈高兴得差不多了才说：“还要卖32斤包谷，才能办粮食关系。”白翼坤说：“卖，还不太干，明天准是个大太阳，晒半天，下午去卖。”春晴、国忠、祥宁和万大嫂一家，都过来争着看录取通知书。他们大都不识字，端详着这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纸，羡慕着、感叹着，称赞着廖文刚有出息。 这天晚上，整个院子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等熏蚊子的浓烟刚刚消散，大家就坐在院子边的梅子树下闲聊。廖文刚尽自己的想象回答着亲人们的提问。大家直吹到月儿偏西星儿淡才进屋休息。廖文刚和母亲弟妹们挤在一张大床上，老是不能入睡，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们，心里又是兴奋，又是难过。 第二天一早，廖文刚起来，把缸子里的水挑得满满的。挑最后一挑水的时候，他特意在玉容的家门口放下水桶歇气，进屋去向玉容的爹妈告别。他还走到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友玉容的坟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玉容的母亲也到坟地来了，他拉着文刚的手说：“文刚儿呀，你要远走高飞了，玉容儿，没有这个福气，只能躺在这里了。”廖文刚说：“我会在心里记住玉容和伯父伯母的。我相信我们的国家要好起来，不会再出现粮食关那样的灾难了。” 等太阳出来以后，白翼坤就把包谷晒起了。廖文刚又叮嘱弟妹们说：“要听妈妈的话，国忠和祥宁要好好读书。有知识总是有用处的。天气热，下河洗澡，可要当心。” 吃过午饭，到了下午两点过，白翼坤抓起晒坝里的几颗包谷咬了一下，说：“可以了。”家里没有小箩筐，只有大箩筐。母亲称出33斤玉米，分装两个箩筐里。文刚说：“只要32斤。”母亲说：“多得少不得，如果不够，那么远的怎么办。”文刚说：“还要到学校去办组织关系，我挑粮去卖了，就从那里去县城了。”国忠、祥宁说：“我们送三哥到街上，我们拿空箩筐回来。”春晴说：“我也去。”母亲说：“也好。我眼睛不好，你们就替我送送你们三哥。” 母亲找来扁担，文刚把棕绳缠绕在扁担上，试了一试放好，然后抓住妈妈的手说：“妈妈，保重，我知道家里的艰难。”文刚看着妈妈花白的头发，模糊的眼睛，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母亲说：“去，要好好学本事，有能力就可以闯天下，没有能力，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要勤快，要动脑筋，要容得人，要学习我们白家的传统，逢软不欺，逢恶不怕。家里，你就不要管了。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好多了。时间不早了，去！” 廖文刚挥手擦去泪水，春晴妹妹已经挑起粮食，出了院门。两个小弟弟跟在后面。文刚就在后面追。母亲和云霞嫂、琼华、秀华都送到竹林边。要转过鸦鹊口时，廖文刚又回过头来，高喊：“妈妈，保重！亲人们再见！”廖文刚看着站在竹林外斜坡上的母亲，头发在风里飘，这样一别，不知又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一面。他站在那里远望着母亲的身影，至少过了两分钟，才转过鸦鹊口，追上弟妹们。四姊妹都没有说话，大家的心里都是又喜又忧。千山万水相隔，这些从书上早就见过的词语，马上要变成现实。现在就在眼前的人，马上就要分离。那种滋味，像在梦里似的。 过了断桥河，文刚去抢春晴的扁担：“给我，我来！”春晴说：“我都十六岁了，这点算什么，我送公粮，80斤，挑到舞凤山还不歇气哩。”国忠、翔宁也说：“等姐姐挑，你看她的腿肚，比三哥的还粗。”春晴说：“我们大老粗，就是这个样子。”文刚问：“妹妹，你怎么不继续读书？”春晴说：“这个家搬过来，搬过去，不知在哪里读书好，现在家里，妈妈眼睛不好，岁数不小，国忠祥宁，就只有这么大点，我哪还有心思读书。”文刚叹了口气说：“还是要多学点文化才好。自己找些书来看。我的书在二哥那里，你可以去找些想看的来读读。” 四姊妹摆着家常，来到街上，文刚卖了粮，办好了一切手续，把卖粮的钱都交给妹妹带回去给母亲，才同弟妹们走出街口。街口有两条路，大路通县城，小路回断桥河，文刚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他把装着余下1斤包谷的大箩筐交给妹妹，拉着弟妹们的手说：“三哥还是穷学生，一分钱的招待都办不起，只得谢你们了，以后补上。路上不要耽搁，马上回去，妈妈等着你们。”三个弟妹噙着眼泪，答应着，上了小路。廖文刚看着弟妹们，过了小桥；小路和大路就在河两岸，他和弟妹们隔河相望地走着，直到他们进入马槽儿埂，文刚高喊了一声：“再见！”才大步地向县城走去。走了一会儿，文刚听见后面有脚步响，回过头来，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穿得花枝招展，直向她奔来。他认识她，是六零高的学生，姓熊，读书时，成绩很好，因为失恋而得了神经病。她跟在后面并不说话，两只眼痴痴地看着他。廖文刚只得加快了脚步。 廖文刚到了父亲那里，向父亲和二哥讲过办手续的情况，吃过晚饭，已经星月交辉了，大哥文辉走了进来，文辉说：“后天，我送你到成都。”文刚说：“那就劳烦大哥了。”父子四人摆了半晚上的龙门阵。廖紫云说：“铁怕成针，人怕当兵，当兵可不见得就有多好。”中伟说：“军校出来，可是当军官哩，有什么不好。”文辉说：“只要自己能干，干什么都好。自己要是不能干，干什么都不好。”廖文刚说：“解放军可不是旧军队，我也不是大草包，大家都不用担心。”廖紫云说：“军队，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比不得老百姓，瞌睡来了就上床，想上街腿一伸就可到处逛。”文辉说：“没有规矩还不成方圆哩，年轻人，严格点好。”廖文刚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乐趣，军人有军人的光荣，我看都好。” 第二天，廖文刚去学校办好了手续，去辞别了老师、同学。他握着初中时的班主任刘真老师的手说：“我最要感谢的就是您——我的恩师。”刘老师说：“不能这样说，你很优秀，初中时就当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高中时，一直当团支部书记。你是我们井研中学的骄傲。”廖文刚说：“我要感谢教过我的所有的老师，我已经读了11年半的书了，当了我三年班主任、教了我三年语文的就唯有你。你是教我最长、对我影响最深的老师。你的教育使我终身受益。”刘真老师，这时只有31岁，却枯瘦如柴。廖文刚说：“刘老师，您一定要保重啊！”刘老师显得有些凄楚地说：“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前途无量，但要步步谨慎。”廖文刚说：“我谨记恩师嘱咐。” 廖文刚告别刘老师后，回到北门口捆扎行李，廖文刚把《韩昌黎集》、《苏东坡全集》、《陶渊明集》几本古书捆进了背盖里。把其余的书托付给了中伟二哥。第三天一早，父亲给了文刚五元钱，说：“家里很艰难，我们的收入很低，吃饭的人多，没有多的钱给你。当兵，是很艰苦的，不要把什么都想得太好。特别是说话，得有礼貌，得看对象，不要什么都说，‘逢人只讲三分话’，有它的道理。对人，要晓得给人方便，自己方便。”文刚说：“伯伯保重，我晓得。”，父亲和二哥提着背包，把文刚和文辉送到了车站，直到汽车开动了文刚还见父亲和二哥挥动着手。文刚高喊着：“保重！”把全车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第55章 送别亲人苦 一路风光多 文刚和文辉兄弟，这回乘的仍旧是货车，不过这样的长途，他们都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所以，一路上，都是新鲜，他们的两只眼就像录像机似的，不肯放过跃入眼帘的的任何一片林木山水。太阳过了当顶，车子停在了九眼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下了车。廖文刚看见锦江就说：“这里，我好像来过！”文辉笑道：“怕是坐车坐昏了？你多久来过？”文刚说：“那年去新津外婆家，妈妈背着我路过过这里。我记得起鸡公车嘎咕嘎咕地叫，太阳快落山了，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左边是清清的流水，右边是细长的街道。” 文辉说：“那，有可能，到新津，可以从这里过。”他们闲谈着，看着错落的房屋，楼群虽不甚高，却连绵不断，车和人也往来不绝。他们边走边问暑前街，竟然很少有人不摇头。一阵醋香扑鼻而来，一个小面馆出现在眼前，他们就进去解决了饥肠如鼓的问题，又继续边问边走，走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问，才知外院的报到地点改在了北门火车站的旅行服务社。文辉叹了口气，对廖文刚说：“你以后要是干了事，可不能这样开头不想好，以后胡乱变，这不，他们变一变，我们腿跑断。” 廖文刚抬头看看蓝天已经不很耀眼了，只得雇了黄包车，拖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一座耸入天际的大楼前。廖文刚见有几个军人，坐在底楼大厅里，像若有所待的样子，便上前去打听：“请问，解放军外语学院……”话还没有说完，军人们就说：“就是这里，哪里的？”“井研的。”“啊，廖文刚，录取通知书呢？”廖文刚递上录取通知书和各种手续。一个中年军人看了说：“你从现在起，就是军人了，祝贺你。把行李拿到二楼2号去。刘政委在那里等你们哩。” 文辉和文刚在军人的指点下，立即把行李搬到了二楼二号，宽大的房间，玻璃窗透亮，里面有好些沙发和木椅子，沙发上坐着一个短袖白绸衫的老人，正在轻轻地挥扇看报，廖文刚喊道：“刘政委好！”那老人站起来，身材高而瘦，头不大，满脸的皱纹，刀刻似地分明，操一口北方话问：“叫什么名字？”“廖文刚。”他伸出手来，和廖文刚握着说：“很好，按时到了，等会儿，我们一起开晚饭。”廖文刚问：“同学们都来了吗？”“还有一个德阳的没有到，到了的，都到街上逛去了，没有到过大城市，看看新鲜嘛。” 廖文刚给刘政委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哥。”刘政委上前来握着文辉的手说：“辛苦了，可以就在这里住。”廖文辉说：“谢了，我自己去找住处，还准备顺便去彭县看舅父。”刘政委说：“车票和住宿票，都可以报销的，可以到这里来报，也可以以后给廖文刚寄来报。”廖文辉说：“好，三弟，那我就回去了。”廖文刚把大哥送到旅行服务社外的大街上，文辉又摸出五元钱说：“在成都耍，也要花钱。”文刚接过钱，和文辉握过手，目送大哥没入人流中，才回到服务社。 这时，正有一个黑凌凌的汉子，走了过来，问道：“解放军外语学院是这里报到吗？”廖文刚说：“是的。你是德阳的？我是井研的，叫廖文刚。”那人高兴地说：“我才找惨了，从上午找到现在，我是德阳的，叫陈才伦。”他伸过手来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廖文刚也伸过手去，紧紧地握在一起。廖文刚领他到报名处一看，已经没有人了，就领他上二楼报了到。一会儿，同学们陆续回来了。廖文刚又认识了仁寿的陈子和、章云水。 人到齐了，就在刘政委住的地方开会。学员们都坐在木椅上、沙发上，刘政委却站着，他压低嗓音说：“同志们，虽然你们还没有穿上军装，但是，你们从今天起，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我们，后天出发；明天，你们还可以看看成都的市容，历史名城呀！以后外出，一路的不得少于三个人，要注意安全。这几天的吃住，都在一起。每人每顿三两米的饭，一份菜。给同学们讲，我们学院，粮食是随你吃的。但是国家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部队得注意影响。我们在这里，只能吃三两。”当晚，就在旅行服务社的食堂就餐。每人一碗饭，一盘菜，廖文刚只算吃了个半饱。但是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同学们都相约逛街。虽然有公共汽车、电车，但他们一则没有钱，二则还没有赶公共汽车的习惯，大家都甩火腿，磨脚板皮。虽然也逛了些商店，他们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买。不但舍不得花钱，天远地远的，也懒得带。他们的逛街，不过就是顺着大街走。成都虽然也有不少名胜古迹，杜甫草堂呀，武侯祠呀，他们可都不知道在哪里。直逛到人影东移，都觉口渴难耐。他们找茶馆，却进了咖啡馆。服务员看见一群农民打扮的小伙子进来，都露出惊讶的神色。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服务员说：“得两角钱一杯。”廖文刚觉得退出去可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坦然地坐下说：“端来！”一会儿，每个人面前便有了一杯黑黑的水，里面还放着一块白色的方块，杯子高高的，呈六面形，里面还放着一根麦草。廖文刚喝了一口：“好凉！是冰水！”大家这才用麦秆慢慢吸。喝完冰咖啡，大家都觉得浑身凉爽了。各人付了钱，又出去逛。陈才伦一出门就吼：“他妈的，太贵，太贵！”廖文刚说：“有什么法？这就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二天早晨七点半，成都市的同学也到了。有男生也有女生。还有不少年纪四五十岁的妇女、大爷。天却是阴沉沉的，几乎没有清晨的亮色和清爽。周助理员叫大家到服务社外聚合，等周助理员整好队，点完名，每个名字都有一声“到”与之吻合后，刘政委就站到队伍前讲话，只见他，一身戎装，领章是两杠三星，显得果敢刚毅，他说：“同志们，现在，我命令你们，在周助理员带领下，向张家口前进！在车上，要互相照顾！”周助理员也是一身军装，领章是一杠四星，络腮胡，虽然刮过，也看得明显，他听了刘政委的话，满脸通红。他给每人发了一张票，然后说：“上车后，就把票还给我，我好回校报销。” 成都方向的四十八位同学，其中有十几位女生，都背着行李，排成四路纵队，在周助理的带领下向成都火车北站进发。成都的同学来送行的父母亲朋，都跟在队伍后面，他们这支队伍比前面的队伍还要庞大得多。廖文刚在成都的同学中，首先认识了李知骏，他个子最小。显得很奶气。队伍正在开进，老天却噼里啪啦下起了大雨。学员和亲属大多没有带雨具，只得冒雨前行。四周的雨声淹没了同学们的脚步声。大家冒着大雨，急向火车站迈进。廖文刚还是第一次看见火车，并不管天上如何，就仔细地观察这个大家伙。同学们都浑身雨水淋漓地上了车，并按手里的车票，找着了车厢座位，放好了行李。 廖文刚的座位，是靠边的，这正合了他要看沿途风光的心意。车上，车下，都有不少人，握着手泪眼相向，雨水泪水混在一起，大家互道珍重。车站就是这样催人泪下的地方。现在还执手相看泪眼，马上就会天各一方。这使廖文刚又想起了亲人。现在已经相距三百多里，马上又要万里奔驰。他怅然地望着雨帘，更增加了离别的依恋。送行的人，都下了车，不少人是滚着泪珠浑身滴着雨水下去的，尤其是几个老年妇女，哭得身子都在颤抖，头发上的雨水又落到脸上，增大了满脸的泪痕。车子开动了，车下车上都是挥动着的手。车下仰望着的脸，脸上滚着泪水雨水。文刚突然觉得自己的大哥、父亲、母亲、二哥和弟妹们，都正在车下，他于是把头伸出车窗外，向车下的人群猛烈地挥手，算是向自己的亲人告别。刘政委指挥同学们把衣服换成干的。因为是热天，许多同学都不愿意麻烦，拧一拧就穿在身上。 前进的车轮声压倒了大雨声，廖文刚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中来，两眼向着窗外，尽情地欣赏窗外的楼舍街道。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一切都是新鲜的。火车和汽车可不同，他现在已经十八岁，也只坐过两次货车，不过是空荡荡的车厢，手抓住汽车上的什么部件，身子随便靠在车厢上的哪里都行。火车，则像一条长龙，绵延千多米，蒙了皮套的靠背椅，两排背靠背，中间伸出一个长板桌，可放茶杯、水果，还可以伏在上面休息。一节车厢百多人，两头都有厕所，头上还有放行李的货架，广播里还不时提醒旅客下一站的名字，不时还放着歌曲。服务员提着亮铮铮的铁水壶冲茶倒开水。对廖文刚来说，这真是大开眼界，设计师会想得如此大胆巧妙。车厢里的景物，除了不时变换少数几个旅客外，几乎是固定的，看两眼就清楚了；而车厢外的世界，却是变幻无穷的。一会儿是楼舍街道，一会儿是田园农家，一会儿是树木掩映，一会儿是小桥流水。 出了成都市区，就进入了黄谷的海洋。谷子已经黄了，但还没有开镰收割，火车就像是在金黄的地毯上滑行，放眼望去，平如玻璃，那黄色，给人以滔滔滚滚的感觉，无边无际的稻谷，仿佛是一块金光灿烂的布，火车，就像是一把巨大的剪刀，剪刀一到，布就均匀地分成两部分，像水一样地向两边流去。他从地理书上知道成都平原，在中国的平原中可不算大，可是这趟20次特快列车，从早晨九点开始，速度快得眼前的景物都一闪而过，已经到下午五点过了，才渐渐看见了一些山峦。他这才真正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窗外已经出现了大山，不时火车进入了山洞，火车的煤烟疯狂地涌入车厢，车厢里随即响起一片关窗子的噼啪声。进入山洞，就是黑夜，车厢里亮起了灯，出了山洞又是白天了。就在这样的白天和“黑夜”的交替中，窗外暮色渐起，景物由清晰到迷蒙，再到模糊。车厢里开起灯了。 廖文刚不时和坐在身边的新朋友们交谈几句，问问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他在火车上，又认识了尹江陆，朱国建等成都市里的同学。车厢里渐渐没有了人声，廖文刚，是被安排上半夜看行李的，他在车厢里来回走了几趟，观察有没有可疑的人员。他仔细观察了这个车厢的旅客，觉得没有不三不四的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今天整个的人都沉浸在悲凉与兴奋之中，窗外的景色看不见了，他渐渐想起，自己已经远在千里，父母兄弟妹妹老师同学的形象，像电影似地从脑际闪过。他想到自己这样一个农家孩子，单能够坐在这样的车上旅行，就得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了。更不要说是去读军校，读了出来，军官，这可是中学生们提起就神旺的际遇啊！光荣！不过他想得更多的是要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来，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主席。他想好了，到了部队就写入党申请书。他下定了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新中国。 大约夜里两点过，车停在了秦岭之巅。廖文刚已经完成任务交班给了朱国建、熊太和，他趁车停了，出了车厢，到了车下，风不小，顿时感到一阵寒冷。有淡淡的月色，能够看见的是一幅淡墨画，群峰点点，苍黑如影。他只穿着件背心，不敢久呆，回到车厢睡觉。 等到廖文刚醒来时，车子停在了陕西地界，车下的人，大多头裹白色的毛巾，腰拴一根毛巾似的带子，声音也觉高亢婉转，听起来，觉得尖细。廖文刚又增加了异乡之感，车子又向前开去，一会儿是宝鸡，一会儿是西安，一会儿是险峻雄奇的华山，一会儿是牡丹花名扬天下的洛阳。到了郑州后，广播里通知，因为洪水毁坏了铁路，这趟车要绕道山东、天津。于是，廖文刚和同学们都有幸仰望泰山，看见了斗洪水、保卫天津长堤上的浩茫的灯火。 直到8月22日的早晨，火车终于停在了北京车站。廖文刚曾经做梦到过北京，不过梦境里的北京似乎有些破烂，一些木结构的房子，歪歪斜斜的。现在，展现在眼前的北京，蓝天是那样地高远，太阳是那样地明亮，车站是那样地雄伟，钟声是那样地嘹亮，楼房是那样地高大，街道是那样地宽阔，他们一下车，就有军车来接，他们上了车，通过笔直清爽的长安街，到了楼阁连云的颐和园。刘政委介绍说：“这是三部的一个机关，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到这里来工作，这里有我们学校的联络处。”廖文刚听了，真是心花怒放。分到首都来工作，哪还有比这更好的呢！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辜负这样好的条件。 吃过早饭，刘政委安排大家休息两小时，然后领着大家逛颐和园，参观故宫。同学们排着队，到了天安门前，因为面前的广场太宽阔了，天安门和旁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起来，都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样高大雄伟，但是，一到了天安门下，看到了人的渺小，这才会体会出天安门的非凡气势。故宫里面，甬道四通八达，楼阁鳞次栉比，古木参天蔽日，对廖文刚，对同学们来说，都觉得，这就是人间天堂，仙宫福地。眼前亭台之繁多、楼殿之壮美、梁柱之粗大，檐牙之精致，门窗之阔大、雕画之精美，把同学们都惊呆了。楼殿的院坝里都放着巨大的铜鼎，真是目不暇接。刘政委不断提醒大家跟上队伍。 他们站到了皇帝的宝座前，大殿高阔，人在里面只觉袖口以下，颈子以上，寒气直往身子里窜。真有凄神寒肌，不可久留的味道。他们还参观了古钟陈列馆、美术馆，真是美不胜收，样样令人叹为观止。晚上，就住在颐和园外院接待站里，同学们都赞叹着故宫建筑之雄奇精巧，久久不能入睡。廖文刚很想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想来想去，发觉自己肚子里的词汇根本就不够用，最后痛苦而理智地决定，还是以不详说为好。 第56章 一顿午饭煮了三次 一声号令穿上军装 第二天吃过早饭，刘政委又指挥大家坐汔车到西直门车站上火车，直向张家口奔去。告别了首都后，蜿蜒的长城、雄峻的八达岭，又从眼前奔驰远去，到下午两点左右，他们到了张家口火车站。一下火车，一支庞大的军乐队，礼服鲜艳，鼓号齐鸣，奏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欢迎曲。同学们在军乐声中，在来欢迎的军校学员帮助下，把行李放上了两辆敞篷汽车。等欢迎仪式结束，就上车急驰而去。 车驶过大街，路还平顺，渐渐进入小巷，路也变成了石块路，车子颠颠簸簸，人也摇摇晃晃，眼前出现了一个长坡，坡头上是一座棱角分明的高墙，墙头还拉着铁丝网，有战士背着枪在上面巡逻。汽车就在高墙的右边停下了，两扇铁栅门，一个大院子，从门口就能看见里面的林木和道路。门口有两名战士站岗，见同学们下来，排着队伍进门时，都挺直身子，举手敬礼。同学们不懂得应该怎样还礼，都低着头匆匆地走过去了。 进门是一个宽阔的操场，但并不平整，队伍穿过操场，向左拐入一条土路，两边都是平房。走了一两百米，是一个礼堂式的房子，再往下，拐一个左弯就到了食堂。两位一杠四星的军官，一高一矮，在那里迎接大家：“同志们，放下行李，吃午饭，我们的粮食，有的是，同学们尽量吃饱！” 廖文刚是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以来，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估计同学们都是这样，因为同学们一放下行李，就进食堂抓起了碗，八人一桌，自由组合，菜很丰盛，摆了一桌子。饭也不少，能睡下大人的两个大筲箕装满了米饭。可是，在同学们的强大攻势面前，两筲箕饭，风卷残云般地进了新学员们的肚子。 大个子军人问道：“还没有吃饱？”他见同学们都不好意思回答，于是命令说：“再煮！”半小时左右，又是两大筲箕饭摆在食堂里了。同学们可不客气，又是秋风扫落叶般，一点没剩。大个子军官一看，又问道：“是不是还没有吃饱呀？”同学们都不好意思回答，他于是又下命令道：“再煮！”又大约半小时，两筲箕饭，又抬进了食堂。同学们又蜂拥上前，这回，同学们的肚子已经不甚宽余了，不过，筲箕里，也只剩了不过一斤把米的饭。 大个子军人笑了。他看大家吃完饭，就说：“聚合。”于是一个年轻军官，一杠一星，高喊：“以我为基准，聚合！”同学们站好后，他高喊：“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欢迎首长讲话！”年轻军官站在了队伍左边。大个子大步走到了队伍前面的中间位置，站得笔直，先举起右手向同学们敬了一个军礼说：“稍息，我叫李谋山，是八大队三中队的队长，你们可以喊我的名字，也可以喊李主任。”他指着小个子说：“这是我们的高德增指导员，你们就叫高指导员。”高指导员笑微微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他又指着整队的年轻军官说：“这是我们的武助理员。”武助理员也向大家敬了一个礼。 李主任说：“看同学们刚才吃饭，我很难过，又很高兴；难过的是，同学们，这几年受苦了；高兴的是，有这样一股虎劲，就没有攻不下的难关！吃的问题，同学们尽管放心，你们的计划是每月38斤，我们食堂，结余的粮食还有几万斤，你们要放心的吃饱吃好。你们坐车几千里，累了，先休息，熟悉一下环境，晚上，我们的礼堂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写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英雄，你们要好好看。下面，请高指导员讲话。” 高指导员也站到前面的中间敬了一个军礼，笑着说：“同学们刚来，还不要写信，明天发了军装，把军规校规学好了，才写。也不要出校门。日用品，我们有小卖部，你们可以自己去买。下面，请武助理员，编队，分配住房，编好吃饭的桌次。” 武助理员说：“这是军训的编队，到上课时还要调整。”你们成都来的这批同学，都要分散到各个专业各个组去，我念到你的名字，在哪一个组，要记牢，等会儿就到自己的那个组里去报到。武助理员一一念了名字，然后带领大家，顺着刚才走过的泥路往回走，从操场边走入了一片平房里。房子都一样高一样长。武助理员指点着，这是一组，那是二组。助理员推开中间的门，指给大家看并说：“进门这间小屋，中间放盥洗用具，面盆，毛巾、肥皂盒、口杯之类，要放整齐。两边各有一道门，进门，各六张板床，两张板床之间，有一个床头柜，分成左右两格，各人的衣物放一格。” 廖文刚见屋子中间有一个铁炉子，铁烟囱成直角伸出壁窗外。一间屋就只有这么一个窗子，长方形，离地面有两米多高。一排房子住一个组，12个人。助理员又领着大家去领了被盖、褥子、床单、蚊帐，并教大家怎样铺床，怎样叠被子，怎样挂蚊帐。助理员又指着一个方形的白布，说：“这叫包袱皮，有暂时不用的东西，包了，放进后面的储藏室。要用时才去取。” 廖文刚非常满意，因为，这比他家的条件好多了，也比读中学时的条件好得多。武助理员把同学们的宿舍安顿好后，又引大家走过三排房子，到了一间外观一样的房子：“这是洗漱的地方，洗脸、洗衣服，就在这里。要洗澡，澡堂从这里往下走，一百多米就到了。“有枕头吗？”廖文刚问。“没有。就把要发的棉裤拿来当枕头。”经过了一阵忙碌，总算晚上有了安身之处了。 廖文刚被分到9组， 这十二个人中，只有三个是成都方向的：他和陈子和，章云水。其余的九人都不认识。他们都互相握过手，作了自我介绍。廖文刚首先认识了惠盘甲，个子很高，长着胡子，很健壮。他伸出手和廖文刚握着说：“我叫惠盘甲，辽宁的。”廖文刚说：“你知道，在四川，盘甲是什么吗？”“是什么？”廖文刚笑得弯了腰：“不说算了。”“那可不友好。”廖文刚说：“两个大爪爪，八只小脚脚。”“什么？”“螃蟹。”惠盘甲学着四川人的腔调说：“耗子、锤子、龟儿子！”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临时组长孟令学，也是大高个子。 有了安身之处，同学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往家里写信。早已有学员问得了通讯地址，大家就互相传递，人人都知道了。可是，学校并未开放教室，大家就在宿舍里，就着床头柜，就着放盥洗用具的小桌子，甚至就靠在床上，把被盖叠成小方块当桌子写。 廖文刚就是在被子上写的信。他先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兄长和三位弟妹们的相送之情外，特别讲述了一路的见闻感受，并嘱咐两个小弟弟要好好读书。嘱咐二哥和妹妹照顾好父母。他又给余建勋老师、刘真老师各写了一封。廖文刚在信里，除了对恩师表示感谢外，还讲了三方面的意思。一是简要描述了一路的风光感受，二是希望老师向同学们转答他的问候，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三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得到通知的，完全不知道其他同学们的情况，希望尽量把同学们的情况告诉他。 廖文刚在信里特别提了李秀芝、程茜平、廖华清、袁永林、李荷艳、殷正清、殷德友、李缉光、鲁近初、张永泉、杨见明、向大元、许少华的情况。写完了这三封信，他又给舅父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向外婆和舅父母报告考上了军校的喜讯，向他们问好，请舅父代向表姐、表哥们问好。军人的信件是不贴邮票的，他把四封信一一封好，一起塞进了学校的邮箱。同学们的信，雪片般地飞出去了，大家又如饥似渴地盼望回信。 军营的生活，特点之一是军号声声。起床有起床号，出操有出操号，收操有收操号，吃饭要吹号，熄灯要吹号。不用说，上课下课，也要吹号。西山坡这地方，挨近张家口的名山——赐儿山。凌晨，军号声破空而来，既雄壮，又悠扬，似从天外飘下，又好像从地底下涌出，在赐儿山下的军营里久久回荡，廖文刚听起来，似乎带着南昌城头的烟涛，井冈山上的云涛，大渡河里的波涛，太行山上的松涛，显得那样的沉雄又那样的嘹亮，有一股催人奋进，一往无前的力量。年轻的军人，被清厉的军号声催开了眼睛，在军号声中，加入了说话声、歌唱声，脚步声，洗漱声。军人们新的一天，随着军号声声开始了。在起床的军号声中，学员们由沉睡到清醒，由松散到严整，宿舍由凌乱到整齐。新战士们由忙碌到整装待发。 等到聚合的号声响起时，各个小组已经由组长带起全组同学，跑步进了操场。因为还没有发军装，八大队三中队的队伍里，穿着还是五花八门的。这批十八九岁的青年，在早晨的淡淡的星光、月光下，自觉形成了整齐的方队。李主任、高指导员都来了。助理员指挥大家练解散聚合、立正稍息，将近一小时，又在军号声中，排着队去吃早饭。到了食堂外面，李主任说：“先唱歌，看，哪个来指挥。”学员们都不说话。李主任说：“年轻人，要有当仁不让的勇气嘛。廖文刚，你来！” 廖文刚不知道李主任怎么一下就记住了他的名字，于是出列，说道：“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于是起音：“学习雷锋好榜样，唱！”队伍里立即响起了海潮般的和声：“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些学员当时都是在初中毕业时就能识简谱的，歌唱得字正腔圆、整齐有力，唱完之后，李主任说：“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是我们新一代战士的使命和光荣。希望你们照歌词讲的去作，成为学习雷锋的模范、标兵。你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军人，一定要朝气蓬勃。以后，队列行进中，吃饭前，开会前，都要唱歌。廖文刚，唱得好，就担任临时文娱委员。” 下午，武助理员召集八系三班的新学员在操场里排好队后喊道“立正，请李主任讲话！”李主任就从旁边昂首阔步地走过来，站在队伍的正中，和排头排尾，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先立正姿势，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高大的个子，这时显得更高大了，他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成了全班学员学习的楷模。只听他朗声说道：“稍息。”同学们都按口令办了，李主任放大嗓门说：“我们今天，发军装。军装有大、中、小三号，同学们可以量体选衣。” 这时，后勤部门的军人，用板车，把军装拖到了操场边。李主任说：“我们采取先发后选的办法，合适的就不要动了。不合适的，就交上来，换；合适的，就马上把军装穿好。”同学们都非常激动，每人领了一大包。不到十分钟，都一律穿上了黄军装。每人还有一个黄色挎包。李主任等大家穿好军装后，又亲自整了一次队，他高声喊道：“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声音如霹雳，洪亮有力，干净利落。 李主任然后说：“同志们已经穿上了军装，第一要懂得军人的荣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这些知识，同志们在入伍教育中还要深入学习。这里只说两条，穿上了军装，穿着、走路、坐卧，都要讲究军容风纪、军人风姿。先说穿着。军人必须穿军装，在校园里，外出，回家，都必须穿，表明自己的军人身份。” 李主任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声音放轻了些，说道： “着装，要注意四点：第一，每一个纽扣，包括封颈扣，都必须扣好，披衣散扣的，那不是解放军；第二，腰带，你们看你们的，和我比，有什么不同？” 同学们仔细看看李主任的，又埋头看看自己的，都发现，自己的扎来是皱巴巴的，李主任扎的却显得很平整。李主任取下自己的腰带边说边示范： “伸开左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把腰上的衣服拈起折进去二指宽，再扎上腰带，抓住上衣的下摆，往下轻轻扯一扯，你们看，就不一样了。” 学员们都学着李主任的样子做，顿时就整齐了许多。李主任接着说：“第三，裤子，腰要往上提一些，才显得精神。”学员们又把裤子尽量往上提。“第四，鞋子，要从实战出发，要方便穿，一律像我的鞋，鞋带穿成一字形。”同学们又照着李主任的示范做。李主任又说：“再说军人风姿。军人要有军人的风姿，走路和坐下，都要收腹昂首挺胸，行如风，坐如钟，不能像你们现在这样，弯腰驼背的。”学员们立即挺直了身子。 李主任说：“说多了，同志们记不住，再说一下军礼。军人，见着上级要行军礼。”李主任又边讲边示范：“在行进中，身体要挺直，右手五指伸直并拢，从腰部有力地提起，肩臂要平，手与手肘成直线，放在前额。这个姿势，要保持三秒钟以上。另外，这次发的军装都是夏季穿的，冬天的，十月一日发。这次同志们领的东西很多，帽徽、领章，下去后，自己订好。背包带一定要放在挎包里，随时要用。武助理，领着同志们练，练会就解散，把老百姓的衣服洗干净放好，或者寄回家去。” 武助理举手敬了个礼，答应了个“是”，就领着学员们练。李主任仍旧站在旁边看。练了一小时左右，大家都会了，才散去。李主任最后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们可以穿好军装，戴上大沿帽，由武助理员带你们出去照个相，寄回家去。这里的地址，你们就写总字793部队八大队三中队，要记清，不要写错了。不要写外语学院，也不要写张家口。另外，我们中队还有50个重庆的学员，因为洪水冲毁了郑州黄河大铁桥的桥基，被阻在了郑州，我们现在，临时指定了几个同志负责。” 李主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了好些名字，廖文刚都不认识。他记住了阿林有，任临时团支部书记，王敏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又听见“廖文刚担任临时团支部文娱委员。”对此，他并不感到意外，他的舅父白翼翎就是音乐教师，他的母亲会唱多种戏剧，据他的母亲讲，她的曾祖父就是打围鼓的。廖文刚，大约因为遗传，音乐相当好，声音脆亮，能识谱。于是，他的心里，计划着怎样当好文娱委员。 第57章 穿上军装搞军训 入伍教育扎深根 廖文刚和同学们一样，抱着自己新的旧的衣服鞋袜回到了宿舍。廖文刚先坐在床上清理才发的用品，除穿在身上的以外，新领的军用品，有两件衬衣，两条衬裤，两套外衣，胶鞋、皮鞋、大头鞋各一双。鞋垫子两双。廖文刚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穿的，他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入床头柜。他又拿过挎包，看里面，有一根细长的带子，一根宽的带子，还有一副眼镜，和他见过的眼镜又大不相同，他好奇地戴在头上，问道：“这是什么眼镜？” 惠盘甲说：“四川耗子就不懂了，这是风镜。”廖文刚说：“风还须要这么挡？”惠盘甲说：“北方的风，遇着了你才知道，雪粒沙子石子直往脸上扑，没有这东西，睁不开眼的。”郑福先说：“你没有听人说，《林海雪原》里有‘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老学员套过来也编了一个顺口溜：张家口，三件宝，风沙莜麦大皮袄。”廖文刚说：“大皮袄，不是张家口独有的。东北哪个省都有大皮袄。”“那，你说怎么改？”“我对张家口不熟，以后再来归纳。” 廖文刚看挎包里还有一个针线包。黄布做的，只有三指宽，四指长，里面有两颗针，一绺线。廖文刚说：“部队想得真周到。”孟令学说：“以后，缝缝补补都得学会。不然，衣服破了找谁去？”学员们都把帽徽别在帽子上，把校徽别在领章上。大家仔细地看这帽徽，整体是圆的，直径两厘米多。外面有三层，饰以金色的麦穗，中间是一个金边红底的五角星，五角星里有“八一”两个金字。领徽是镰刀斧头，红色为主调，看起来玲珑可爱。男学员大多没有镜子，别好帽徽、领章后，都找战友，你给我看看，端不端正；我给你看看，钉歪了没有。大家都把大盖帽戴在头上，在宿舍里一二三四地走。个个都觉得威武极了，宿舍里一片欢笑声。 廖文刚钉好了帽徽，戴在头上，问：“给我看看，正不正。”孟令学走近端详了一阵说，有点歪。李知骏说，把别的取下，右边向上一点。廖文刚调整了三次，看的人，都说：“这下正了！” 一切就绪之后，廖文刚把脱下来的老百姓衣服，拿到洗衣室去洗。洗衣室就是宿舍后边的第三排房子，里面安着几十个水龙头，每个水龙头下面是一个方形的水泥面盆。洗好的衣服，外面一个坝子里横拉着铁丝，可以晾晒。这时，成都一路来的尹江陆、王容坤、李淑瑗，任吉元也都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在里面洗衣服。大家边洗边摆龙门阵。廖文刚说：“你们注意了没有？张家口的天，万里无云，蓝得透明耀眼，太阳不是像四川的那样红红的一团火球，而是亮亮的一攒金针，刺眼睛。” 任吉元说：“好在张家口的风，差不多又呼呼吹来，所以，热而不闷。”李淑瑗说：“空气好干燥，老是想喝开水。”尹江陆说：“我的鼻子里都有血丝。这就是‘围着红炉吃西瓜的地方。’成天干燥，早晚寒冷。”这时，朱国建也端着盆子进来了，他说：“嗬，都好威武啊！不仔细看，认不出来了。”大家都说：“你不也一样，好英俊啊！”尹江陆说：“这就叫彼此彼此。” 廖文刚把衣服晾好后，看天色尚早，就约起仁寿的陈子和、章云水满校园的逛，熟悉地形。他们在校园里穿来穿去，走了一个多钟头，原来这个院子相当宽大，里面只有两座楼房，而且仅有两层楼，他们探听的结果，那是七系和八系的系部。此外都是平房。只有一间最大的房子，那是礼堂，他们昨晚上已经在那里看过一次电影了。 他们看见路旁有小卖部，便走了进去，见成都来的李成玉、李淑瑗、任吉元三位女军人也在那里买东西。女同志穿上军装，真如毛主席诗中所言：“飒爽英姿”，大家问过好，也买了香皂、牙膏、手纸之类。卖货的都是军人。他们无意间看见了一个书亭，廖文刚喜出望外，首先钻了进去，书亭和小卖部差不多大小，占地大约只有三十来个平方，三面挨墙的书架上和中间的桌子上都摆满了书。卖书的是一个女的，三十来岁，个子高高的，显得很文静。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他们看了看，多数是有关无线电的书籍，也有不少文学读物。 廖文刚看中了一本《古代散文选上册》，每一篇都有详细的注释，他算了算自己兜儿里的钱，一咬牙，买下了。章云水问：“你很喜欢古典文学？”“什么我都喜欢，现代的能看懂了，古代的还没有多少知识，也得看看古人们都想些什么呀。”卖书的女同志说：“《古代散文选》正在征订中册，想要，我给你订一本，行？”廖文刚毫不犹豫地答道：“可以。”那个妇女拿出个本子，廖文刚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单位、名字。 廖文刚和陈子和、章云水转到了食堂下边，已经要到吃饭的时间了，他们看见刘政委背着手，匆匆向他们走来。三人都向前敬礼。刘政委认得是自己从成都接回的新学员，就问道：“还过得惯？你们在做什么？”廖文刚说：“报告首长，生活比我们家好多了。我们正在熟悉地形。”刘政委笑着说：“很好嘛，军人走到一个地方，就要先熟悉地形。”廖文刚问：“政委要去哪里？”“我就住在里面。以后来玩。” 廖文刚一看，也和他们住的一样，平房，不过多了些围墙。他们谢过刘政委，见快到吃饭时间了，就奔回宿舍，排好队，廖文刚起音，唱着在中学时早已学会的《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响遍了西山坡，同学们昂首挺胸地唱着，齐步走向食堂吃晚饭。在食堂里，同桌的有成都来的尹江陆，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很文静；李知骏，个子瘦小单调。熊太和，也戴着眼镜；朱国建，圆脸，稍胖，爱说话。章云水，中等个子，很壮实。王容坤，中等个子，喜欢说话。还有陈才伦，给人李逵的感觉。陈才伦和廖文刚说话的声调和成都不同，更显得抑扬顿挫。 伙食非常的好，摆着大米饭、小米饭、筱麦糕、苞谷粑、白面馒头。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各有不同口味。廖文刚则每一种都要尝尝。菜有猪肉、黄羊肉，都是蒸的。还有各种蔬菜，主要是白萝卜、大白菜。廖文刚几乎每顿饭，都是最后离开食堂。 星期一，五点半钟就响起了激越的起床号声，学员们都迅速起床，按照助理员教的，唰唰地穿衣、叠被、洗漱完毕，用了不到六分钟，十二个学员就在宿舍外由临时组长孟令学整好队，跑步带入了操场。天空蓝得晶莹，月亮和星星还颇鲜亮，东方已经有了亮色。操场里只听见口令声和脚步声。一会儿，操场里就形成了三个方阵，各个中队的首长都已到位。廖文刚看见系主任、刘政委也在操场里，不过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只是随便走走看看的意思。 看来，这个操场，是八系专用的。三中队的队列前李主任、高指导员都屹立在队伍前，武助理员整好队后，李主任宣布道：“从现在开始，进行军操基本训练。今天先练队列。在队伍里，站要有站相，坐要讲坐姿。站的要领是直腿收腹挺胸头微抬，两眼平视前方。立正姿势，还要加上两脚跟成直角。稍息，则左脚左移至与肩宽相等。看齐的动作要领是保持立正姿势，头迅速车向指定方向，眼睛与排头的胸部成一条线，不整齐时，用碎步调整。开始训练！”武助理员于是领着大家先集体练，后分组练，再集体练。操场里响遍了口哨声、口令声、脚步声。一排一排的年轻军人昂首阔步地走过来，走过去。直练到吃早饭。 晨操罢，早饭之后，就是入伍教育。新生都集中到礼堂。八系的礼堂就在食堂上面不到百米的地方，据说礼堂和西山坡的所有的住房都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礼堂能坐一千多人。八系三个中队的学员都整队进入了会场。解放军的传统之一是开会前要拉歌，廖文刚听助理员吩咐之后，就拉开嗓门喊：“一中队，来一个！”同学们都跟着喊：“一中队，来一个！”大家还边喊边鼓掌。一中队一个女学员站起来，领着大家唱完《接过雷锋的枪》就响起了“三中队，唱两个！”的呐喊声。廖文刚站起来领着大家唱了《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好榜样》，又喊“二中队来一个。”二中队起来一个胖胖的男学员，领着大家唱了《长征》。礼堂里，呐喊声如潮，歌声如潮，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在喊声和歌声中尽情地释放。 大家你拉我唱了半个小时，然后才进入正题。系主任宣布，由刘政委主讲。廖文刚这才看了看主席台。台上只有梁主任和刘政委两个人。头上亮着电灯，桌上放着麦克风，头发花白的梁主任没有戴军帽，中等身材，比较壮实，慈祥庄重。坐在梁主任左边的刘政委这天穿着一身簇新的军装，领章、帽徽闪着光耀。 刘政委讲的内容，是介绍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还介绍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总书记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接着刘政委又介绍了我军的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是中共中央领导军事工作的机关，简称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林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和光荣传统，直讲到吃午饭为止。结束时，梁主任布置了两个讨论题：一谈谈你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二谈谈你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下午分小组讨论。 接下来的半个月几乎都和这一天一样，早操、报告、讨论。形式虽然一样，内容却不相同。犹如春风细雨一般，学员们在不知不觉中成长着。早操，从队列练到行进，齐步走、跑步、正步，持枪、上刺刀、卧倒、匍匐前进，瞄准、射击、投弹。报告的内容，从我军的性质、宗旨、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领导制度（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政治工作制度（团及以上设政治委员，简称政委；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尊干爱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大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创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连队的组织（连队党支部、连队团支部、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军事训练、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五好食堂（政治思想好、改善伙食好、生产节约好、经济民主好、清洁卫生好）、一帮一 一对红、杀敌立功运动（功分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功绩卓着、有特殊贡献的授予英雄、模范称号。）、军人一般职责（一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二坚决执行命令；三积极学习军事；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爱护武器装备；六经常保持战斗准备，坚决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军人控告和申诉的权利、保守国家军事机密守则（八条）。讨论，都在宿舍里进行，由组长主持，学员们都坐在床边上，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发言，讲自己对报告中内容的认识体会。 这几天，除了开会学习讨论外，就是学习整理内务。由武助理示范，从叠被子到打背包，一一学起走。各个组正副组长去学习，然后回到组里来教。孟令学回来给学员们边做边说。他说：“被子，要叠成豆腐干方块。要领是，先要理伸展，先竖起三折，折过来的两幅中间留二指宽，不要重叠；理顺，再首尾折叠过来，仍然要留点空隙，不要重叠；然后两两相叠，最后用两手抹平，在棱角处提出棱角来。” 孟令学示范了两遍，学员们，就打开自己的被子，认真学习起来。孟令学一一检查，看大家都合格了，又说：“折叠好的被子，放在离里墙一尺五的地方，一个宿舍，所有的被子，看起来要一条线。”同学们又照着做。然后又学习打背包，要求在两分钟内完成。从背带怎样放，背包带怎样捆，捆好后怎样整理，一一练习。这样练了一个星期，大家都会了。在每天必然要进行的晚点名时，李主任反复强调说：“军人要时刻提高警惕，动作越快越好。有时，一分钟抵得上一个团，有时一秒钟，就能减少牺牲。所以，睡觉时，鞋子要坐在床上脱，鞋带要完全解开，理顺。左脚的鞋放左边；右脚的鞋放右边，刚好放在床边下，起床时，一翻身下床就能穿上。每个人的挎包只能挂在自己床位相对的位置上。背包带、针线包必须放在挎包里，紧急集合时，各人拿各人的才方便，才快。” 第58章 平地风波胸怀广 气吞山河军训忙 同学们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盼信。家近的同学，如北京的、天津的，早已经收到信了。家远的还没有信来。每天送信来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这个时间，也多半是课间休息时间。只要分发信件的同志一出现，同学们就像潮水般地涌过去，把送信人包围起来。送信人就按着信封喊名字。喊到名字的人，都高兴地赶忙从人丛中钻进去，拿到信就跑，边跑边拆边看。有的边看边笑，有的还边看边擦泪。廖文刚计算着信的往返时间，至少要十天以上。所以，他没有去挤，送信人也没有念到过他的名字。不过，他看见同学们拿着了信，心里就更想家了。有时躺在床上也睡不着，脑际不断地浮现父母、兄弟、妹妹的身影。老师和同学，校园和家园，经常在梦里出现。同学们都考上了什么样的学校？李秀芝考上哪里了？殷德友、殷正清考上了哪里？程茜平、廖华清、王绍全、李荷艳考上哪里了？表姐莎晴和他是同一个年级的，也会考上？ 在入伍教育进行了23天后，重庆的50个新学员也到了。又对编组和住宿进行了调整。其中李学明、万思达、柯遵礼、李知骏调到了九组，把惠盘甲、章云水和陈子和等四位学员调到二中队去了。廖文刚和陈子和、章云水自从在成都认识后，因为是仁寿邻近县的同乡，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两人都要离开了，三人都依依不舍，握手而别。 新调入的李学明，四川渠县人，中等个子，说话和气诚恳，他虽然到得迟，很快得到了九组学员们的信赖。此后，李学明，李知骏和廖文刚又成了到哪里都要一路的好朋友。 经过入伍教育后的一个星期天，廖文刚在寝室的床头柜上，铺开了纸，写入党申请书。他写上了这样的话：“入伍教育，把我这只小船领进了无限广阔的海洋，我看见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露出海面的一轮旭日，她已经使我们的天空阳光灿烂，我相信我们的天空还会更加广阔辉煌。我决心把自己一生的光和热，完全贡献给中国共产党，贡献给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因此，我庄严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使自己的一生更有效地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吃午饭时，他就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高指导员。高指导员眉开眼笑地握着廖文刚的手说：“祝贺你，十八岁的正确选择。希望你从现在起，就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你的文娱委员当得不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首歌，要让同学们记牢，人人会背着唱，人人能照着做。”廖文刚说：“保证完成任务。我想领两张纸，把歌抄出来，让大家好看好记。”高指导员说：“好哇，武助理员那里有，去领。”廖文刚敬礼出来，去武助理员那里，门却关着。 到下午四点钟，廖文刚又到武助理员那里去，见武助理员正在伏案写什么，就高喊了一声：“报告！”武助理头不抬，就喊：“进来！”廖文刚进去后端端正正敬了个军礼说：“报告武助理，我来领两张白纸去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谱。”武助理却说：“没有。”廖文刚抬头一看，柜子上正有一摞纸，少说也有三四十张。就说：“武助理，那不是白纸吗？”武助理竟然说：“那是我要用的。”廖文刚说：“我是拿去抄歌用的，高指导员说了，在武助员那里领。”“我说没有就没有，出去！”廖文刚一听，火气腾起三丈高：“武助理！我可不是个人来要纸，我是代表中队，你这是什么意思？”武助理员竟然也脸红脖子粗地吼道：“叫你去你就离开！”廖文刚不但不离开，反而转身拿起柜上的纸，数了两张，抓起就走。走出了门，还留下一句话：“你就向上级报告，说廖文刚抢了你白纸两张就是了！” 廖文刚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同宿舍的杨先智和新分来的李学明、李知骏同学。他们都很疑惑，说：“武助理怎么会这样？” 吃完晚饭，他们发现武助理员没有来吃饭。杨先智说：“助理员每天都在伙食团吃的。看来，是生气了。”李学明说：“廖文刚给他端去，我们主动搞好关系。”廖文刚说：“不，他是上级，我是学员，他这样不讲团结，没有风格，我又何必呢？”李学明说：“对自己标准高点，要求严点，有什么坏处？”女生闻讯，也来鼓励廖文刚，任吉元说：“对，给他端去，我们年轻人，就要有这个心胸和风格。”李淑瑗说：“我们有理还大度，最好。”李成玉、韩景学也都来劝廖文刚：“对，我们给他端去，表现我们年轻军人的广阔胸怀！”于是，李学明和廖文刚一起把饭菜给武助理员端到了门口。 廖文刚喊了声报告，就推开了门。武助理员还端坐在那里生闷气。廖文刚把饭端进去说：“武助理员，对不起，请吃饭。”武助理却说：“你别管！”李学明说：“武助理，把饭吃了。学员有不对的，助理员只管批评就是了。”廖文刚说：“我虚心接受批评。”武助理说：“我是和我生气。和廖文刚没有关系。你们走！”廖文刚和李学明敬了礼就离开了。这事后来从来没有人再提起，也就这样不了了之。后来，廖文刚猜测，武助理可能遇见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儿。武助理，少尉军衔，初中文化。后来竟然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这一天，廖文刚的名字终于出现在送信人口里了，而且是两次。他忘情地钻进人丛，抓在手里，钻出人群一看，一封是家信，一封是余老师的。他先拆开家信看了，是大哥代表全家写的。信中讲到，那天在旅行服务社外分别后，当晚他住在成都，后来还去彭县看了外婆和舅父。家里一切都好，还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队里有一些照顾，父母的身体都好，不必挂念。 余老师的信里，说李秀芝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李荷艳、程茜平没有考上。廖华清考上了四川大学物理系，向大源、沈富友考上了重庆交通学院，许少华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信里余老师还告诫廖文刚“要克服温情主义。”廖文刚弄不懂余老师的意思，他对同学，不搞极端，和男同学，女同学，都有广泛的交往，对出身不好的同学，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鼓励他们入团，他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 收到信后，按余老师提供的通讯地址，廖文刚立即抽空给廖华清、李秀芝、程茜平、李荷艳各去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大体相同的。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希望他们把所了解的别的同学的情况告诉他，因为余老师只说了几个同学的情况。给李秀芝的信中，廖文刚鼓励她成为好法官，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他给李荷艳、程茜平的信中，鼓励她们坚强，满怀信心地走向社会。他以后的信里面都是鼓励同学们奋勇前进，趁现在年轻，努力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天的晨操，由李谋山主任亲自任教练，教正步走。李主任参加过国庆十周年大阅兵，平时走路都身姿笔挺，步伐沉稳。整好队后，他说：“正步走，是礼仪操，是部队接受检阅、迎接首长贵宾时必用的。正步走，最能体现部队步调一致、旺盛精神和果敢作风，是部队精神面貌的最好体现。队伍，就是要气吞山河，才能摧枯拉朽。正步走，正是显示纪律、威力的军操，我们一定要学好。先看我示范。” 李主任命令队伍：“向左——转”、“立正、稍息”后，就自己发口令：“立正——正步——走！”然后向前迈进十步，又向后转，也走十步。只见他上身笔直不动，腿如大刀砍下，似乎地也在颤，风也在涌；真有一往无前、排山倒海的气势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学员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嘴里高喊：“好！” 李主任很高兴，让大家安静下来后，说：“大家都看见了，下面说要领。准备动作是立正姿势，身姿的特点是“正”，头要略抬，眼要平视，颈要直，肩要平，胸要挺，腹要收，腿要直且稳。听见口令‘正步——’要全神贯注，听见动令‘走’的口令后，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75厘米，腿要蹦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面25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此法动作；上体保持正直，微向前倾；手指轻轻握拢，拇指伸直贴于食指第二节；向前摆臂时，肘部弯曲，小臂略成水平，手心向内稍向下，手腕下沿摆到高于最下方衣扣约10厘米处，着夏季服装，约与上衣第三个纽扣同高；着冬季服装时，与第四衣扣同高；离身体约10厘米；向后摆臂时，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30厘米。行进速度每分钟110-116步。”李主任讲完后，有同学举手说：“李主任，印一个来，发给我们。”李主任说：“不必，军操都要靠长期实践，不断训练。先分组练习，再一个一个地过关。” 连续五个早操时，操场里都是“正步——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口令声和“嗒——嗒——嗒——嗒”的脚步声。梁树生主任、刘汉民政委和各个中队的主任、指导员、助理员都到操场指导。宽阔的操场上，都是八大队整齐的队伍排山倒海的行进雄姿。小组练一会儿，就是单兵练习。好些女生走得偏偏倒倒，如弱柳扶风。李主任说：“脚要站稳，身体要平衡！”到第四天早晨，李主任小结说：“男学员大都还过得去，女学员，主要是力量不够，关键是思想要放开。” 军操练习了将近一个月，基本的动作，学员们都已经掌握了。李主任说：“三天以后的上午，八大队举行会操。学习过的队列、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匍匐前进，都要一一表演。汇操的关键是集合迅速，队列整齐、动作标准、意气风发。会操，就是检阅，就是比赛，同学们一定要展示好自己的风采。由阿林有指挥。进行赛前练习。”同学们听了李主任的动员，个个精神抖擞，要为中队争光。都练得特别认真。一中队和二中队的学员也到操场里练习。 汇操的这一天，上午九点钟，三个中队的学员都由指挥员带着，跑步进入操场。系里的梁主任、刘政委，各个中队的主任、指导员都端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就设在靠大门一边的围墙里边，还横空拉着红纸黑字大标语：“思想过硬，战无不胜！作风过硬，克敌制胜！”“操场就是战场！练习就是杀敌！” 一进入操场，各个中队立即响起了“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三班最先整好队，阿林有先喊：“立正——”立即一个向后转，跑步向主席台，声音洪亮地向站起来的梁主任报告：“报告梁主任，八大队三中队应到xx人，实到xx人，聚合完毕，请指示！”梁主任说：“稍息，待命！”阿林有举手敬军礼，向后转，跑步回三中队，喊道：“稍息，待命！” 随后二中队、一中队陆续向梁主任报告了。只听梁主任说：“汇操开始！一中队操演！”每个中队都是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男生在前，女生在后。规定的动作完成后，二中队上场，最后是三中队上场。操演结束后，梁主任总结说：“今天的汇操很成功，三个中队的优点都是动作整齐有力、精神振奋。不足之处是，一中队有个别女生，动作准确不够；二中队还有两个男生向左转搞成了向右转。三中队的动作，最为准确。因此，三中队获得汇操优胜奖！下一步，是实弹射击，希望各中队认真练习，取得好成绩！” 到了实弹射击的时候了。头一天，学员们都异常的兴奋。半自动步枪，大家已经摸了五天了。如何上子弹，如何瞄准，如何扣扳机，如何上刺刀，如何带着枪在地下匍匐前进，这些大家都练得有些不耐烦了。好不容易才盼来了李主任嘴里“明天实弹射击”的话。学员们心里，除了兴奋，还有些恐惧，毕竟是头一次真枪实弹啊。 第二天午饭后，三中队第一次开出了校门，整齐的队伍，雄健的步伐，校门外竟然是一片桃林，叶子还没有落尽，如铜的枝条在风中摇曳。进入了靶场。靶场的位置在赐儿山脚下。 赐儿山是张家口很有名的一座山，据说以前山上有座送子娘娘庙，朝了赐儿山，就会得孩子。这山梁上就是古长城，最奇的是山上有冷热两眼泉，一眼泉，一年四季，热气腾腾，另一眼泉，一年四季却冷气森森，郭沫若为此还写了一首诗，骂那眼冷泉是“死右派。”不过，这都是听来的，他们都还无缘爬赐儿山。 学员们穿过桃林，来到赐儿山下，看射击教练摆好了三个靶子。教练说：“每人只有6发子弹，要评比，打五十四环以上是优秀，打四十四环以上是良好，打三十环以上是及格，三十环以下是不及格。点着名，就上前，三个三个的上。”李主任补充道：“同志们，打靶，要带着阶级感情打。你们知道吗？一发子弹，要八毛钱，这可都是人民的血汗钱哪！你们要把靶子当成窜犯大陆的蒋介石特务，当成侵犯西藏的印度鬼子，要平心静气，好好瞄准，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点着名上的同学，都既兴高采烈，又提心吊胆。沉着的学员，差不多又“叭”的响一枪；急躁的同学，不到一分钟，就“嗒嗒嗒嗒”全出去了。还有一个女生，端着有子弹的枪，手都在抖，扣着扳机忘了放，6发子弹，成了一串，不知打到哪里去了。轮到廖文刚了，他不慌不忙地卧倒，心里却“砰砰砰砰”地越跳越厉害。他在心里命令自己：镇静，一定要打好。可是枪口却在摆动。他睁大了眼睛，却看不见靶心。他明白，自己体检考视力时是作了假的：有人先找张考视力的表来背，他也要来背下了才去考，当然两个眼睛都是1点5。现在，他才尝到了作假的苦果。不过，他两只眼睛先看清了靶的位置，根据靶的大小，确定了靶子上下边和左右边的中点，按自己想的位置打去，六发子弹，打了三分钟，那边用旗语报过来，44环。廖文刚已经很满意了，虽上不了光荣榜，也算是良好了。 打完靶已经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廖文刚起音，队伍高唱着《打靶归来》往回开，“夸咱们歌儿唱得好，夸咱们枪法数第一”欢乐雄壮的歌声在山间荡漾。 中队张榜公布了打靶的成绩，优秀的同学有将近一半，九组的李学明、李知骏、赵宗儒、孟令学、顾家玉、王德志、赵昭圣，都是优秀，在当晚的军训总结会上打靶优秀的同学都受到了中队的点名表扬。打靶优秀的学员，都兴高采烈；不是优秀的，大都面有愧色。男学员中没有不及格的，女学员中有，还有两个难过得哭了。廖文刚虽然没有戴眼镜，他的眼睛看远是不行的，对这个成绩，他感到十分满意了。 第59章 忆苦听蒋老英雄报告 拉练看铁流奔腾向前 入伍教育进入了忆苦思甜阶段。各个中队、小组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听了动员报告，廖文刚这才想起，自己一家也是苦难深重的，举家躲债逃到新津，两个姐姐贫病而死在异乡，父亲拖黄包车，打摆子，在新津机场被国民党兵抓住，说是共产党派来割电线的，被吊打，险些被枪毙了。近五十岁了，还被抓了壮丁。要不是解放了，这一家人还不知道怎么过哩。 廖文刚好不容易才抢到了发言的机会，他简单讲述了自己的家史，他说：“通过忆苦思甜，我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定要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万思达讲到他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一个地主，起了歪心，对他们家进行迫害。 通过三天的忆苦思甜教育，同学们更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都纷纷表示决心。李学明说：“我一定要千方百计练好杀敌本领，为保卫祖国贡献一切力量！”王德志说：“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们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 一天，廖文刚正在看《陶渊明集》，王德志问：“这么专心的，看什么？”廖文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赵照圣说：“这里可是‘只见赐儿山’。”廖文刚说：“你这诗味可差远了。 不久李主任布置写自传，要求把自己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亲的情况写清楚，还要求把自己的成长史，详细地写出来。同学们都在宿舍里，认真思考着，书写着。 廖文刚的文笔是不错的，可是，他一想起自己的家庭情况，就发现，写一本书也写不完。因为，太复杂了。他的外祖父名叫白仲清，外祖母叫赵良惠。他们是船工，本来住在四川五通桥竹根滩的屙屎坝，民国六年涨大水，这地方被夷为平地。他们幸有一只木船，房子垮后即随水漂流，后辗转到了新津，租住一位旅长废弃的房子，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会打算盘，给一家发财人当司爷过活。 白家子女多，生活清苦，廖文刚的母亲白翼坤是长女，下面还有二弟白翼翎、三妹白翼贤、四妹白翼祥。白翼昆十六岁就嫁给当地驻军的一个连长。回到这个连长的家——三百里之外的井研县盐井湾断桥村，才知道上了当，这位连长已经有了三个老婆。白翼坤坚决离婚，经过廖家的亲戚熊克武督军的帮忙才离了婚，改嫁给文刚的父亲廖紫云。 廖家有几十亩土地，开有油坊，请有工人，颇为富裕。一年过年前夕，廖家的叔伯哥哥廖云帆来哭诉，杨保长逼债，来牵走他们家的过年猪。白翼坤一听，立即喊起工人，在家门口的大路上拦住了杨保长，并说：“乡里乡亲的，也让别人过个年。杨保长，怎么能兴这样的规矩！”杨保长见这边人多势众，只好把猪还给了廖云帆。 杨保长立即报复，伙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趁廖家全家人上街做生意的机会，把家里的东西偷得精光、接着还投毒、抓壮丁、在生意上打压，廖家不到三年，就败落了，卖光了土地，逃难到新津。白翼昆进纺纱厂当工人，廖紫云拉黄包车，直到解放划为贫农，分了田地，才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而廖文刚自己，则做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初小就当上了学习委员，全班16个人考高小，只考上了4人。廖文刚读高小加入了少年队。考上初中，当上井研中学六零初一班的班长、井研中学少先队的大队长，初中毕业时，就加入了共青团；考上高中后先担任六三高二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到毕业。 廖文刚写自传，写了两天也没有写完。王德志说：“廖文刚，哪有那么多写的？”，廖文刚说：“真还不容易写完。”王德志说：“我看看。”王德志一看到“廖文刚，字向希”，就说：“你还有两个名字？”廖文刚说：“我是文字辈的，按家族规定，得有一个；还得有一个常用的。”王德志说：“人家都叫什么向东，你却叫向西。”廖文刚说：“因为我是一门大炮，炮口就要向着西方，时刻准备着向帝国主义开火！” 入伍教育的最后一个项目，是请老英雄——251医院的副院长蒋维平老人来讲他的革命历程。这一天，西山坡的礼堂里，座无虚席。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政委杨卓将军亲自陪同前来。据说杨政委是杨勇的三兄弟，没有文化，但善于指挥打仗，少将军衔。老英雄蒋维平，身材瘦高硬朗，两眼充满激情和神采。上校军衔。年龄，应该在八十上下。杨政委，身体矮壮，满脸笑容，给大家讲话，高举着手，喊了一声“同志们”，竟久久没有下文。廖文刚想，可能是没有想好要说什么。身经百战的将军，总不会是怯场。好一会儿，才听杨政委说：“同志们好！辛苦了！欢迎蒋老英雄讲话！”下面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蒋维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模范、劳动英雄。1878年生，河北省房山县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投身抗日斗争，任北平参战军第3师管马处主任委员。不久该军解散，他返乡开设西药店。 1938年2月，他已年届六旬，为实现抗日夙愿，毅然关闭药店，携带全部药品参加八路军，从事医务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顾年事已高和环境艰险，苦心钻研中西医学，爬山越岭采集中草药，深入民间收集药方300余种，配制丸、散、膏、丹等40余种，治愈大批伤病员。 1941年春，部队进驻陕西，病员集中，药品奇缺。蒋老带领40余人四处搜集芒硝，制作硫酸钠，配制出疥疮一扫光、光明眼药膏、疟疾丸、外科治腐膏和复方氧化钙等药品，缓解了药品困难。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他担任南泥湾九龙泉某团农场场长，不顾年迈，带领全场100余人，开荒400多亩，当年达到粮食自给，并上缴公粮288万公斤。同时，开办木工厂、碾米坊，组织制药、编织和烧炭，把农场建成为第359旅的第一模范农场。1944年被评为旅劳动英雄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 1946年7月，担任八路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1医院副院长。 蒋老讲话，清晰风趣。他回顾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后，说：“同学们，你们现在才十八九岁，就是外语学院的学员，准军官，我呢，六十岁才参军，草药医生一个，没有文化。你们到我这个年龄，一定比我有出息。”蒋老讲完后，刘政委说：“我们要学习蒋维平同志，一生跟定共产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下面，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蒋老英雄表示感谢！”全场掌声如潮涨，蒋老站起来，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 等掌声渐渐平息，刘政委说：“欢迎杨政委讲话。”杨政委立即站起来说：“不用欢迎了！”下面的掌声还是如雷般响起来了。杨政委说：“我们的学院，很大，你们这边是西山坡，市中心，还有红星院，院部在东山坡，这个学校很重要，是为国家培养高级情报人才的。你们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外国都很注意我们这所学校。西山坡条件要差一些，不要紧，国家好转了，以后盖更好的房子。”他还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号召学员们努力学习，为反修防修贡献力量。散会后，同学们目送蒋老英雄和杨政委的车出了校门。此后，就是讨论蒋维平老英雄的讲话和杨政委的指示。 过了两天的晚上，同学们睡得正香，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声，同学们一惊而醒，知道这是长途拉练的信号，急忙起床，穿好衣服，捆好背包背在背上，然后左边背挎包，右边背水壶，整队到了操场。天上很黑，没有一丝星光。在昏黄的路灯光照耀下，只见操场里，人影参差。廖文刚一看，估计是两个系的共同行动，有六个大的方块在形成，所有的军官，包括梁主任，刘政委都到了场。总指挥是梁主任，他讲了具体的运动方向和行进序列。便说：“希望同志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路上，一要静，不要惊扰百姓；二要齐，一个单位，始终保持走在一起；三是要互相帮助，身体壮的，帮助身体弱的，一同前进。出发！” 队伍浩浩荡荡开出了校门，行进到大街上，不一会儿，又有几支铁流不断参加进来，廖文刚才知道，这是整个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拉练。只听见足音鸣雷，大地都在震动。廖文刚走路是不错的，不时看看天上，阴沉沉的，没有星光；再看四周，黑沉沉的，路依稀可见；树子，能看见模糊的黑影，远的地方，几乎一无所见，只有不时遇见的村庄，间或有些灯光，能看见起伏的山峦，如雾如影。 廖文刚的个子，在男学员里算最矮的，他的位置，在男学员的最后，在女学员的前面，但他走路，可是从小就锻炼起的，几十百把里路，不在话下，渐渐地，他超过了不少学员，走到了队伍的中间。出发时，虽然要求保持队列，但实际走起来，队伍已经分成了前中后三部分。人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夜行军，廖文刚发现，他们是在沿着一条公路走，这公路是泥地，并不很平，路边间或有些行道树。公路的两旁地里有庄稼，但看不清是什么。他的后面赶上来了几个高个子女生，廖文刚觉得有些发热，就把背包解下来，提起走。这个过程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一个高个子女生赶上来，见了，说：“文娱委员，背不动了？把背包给我，我给你背。” 廖文刚一看，是山西姑娘刘慧芳，她在班上属于大个子，几乎比廖文刚高出一头，她的旁边走着同样高大的陕西姑娘张爱玲和矮小些的谢彩文。廖文刚说：“谢谢了，我还想帮哪个背背呢。”刘慧芳说：“几个江苏的小个子姑娘，都在后面，她们也不要别人帮忙。”廖文刚说：“大家都想锻炼锻炼。” 天和地开始分离，队伍是向着东边开进的。看得清，前面的天空出现了乳白色，渐渐转成银白色，这种白色向四周扩散，而成了亮色。路边是一个村落，房子都显得不高大，全是泥屋顶，土墙，木门，村子周围树木不多，只觉得是黄黄的一片，完全没有四川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的翠绿的竹林。空气却特别清爽，已经有些屋顶上冒出了炊烟，那烟子笔直向上。天空已经变成了柔和的嫩绿，四周都是起伏的群山，山上树木不多，到处可见裸露的岩石。东边的天际出现了一片红霞，天变得像绿色的宝石那样晶莹。 廖文刚回头看了看，天上还是阴沉沉的，而路上的军人，望不见尾，模糊的一片，正潮水般向前涌，真有马蹄一慢千骑过的的气势，于是他又加快了脚步。太阳还没有出山，光芒已经把东边的山峦照得一片辉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只有一块巨大的透明耀眼的蓝水晶。军人的脚步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村子里有了人在活动，他们都注视着满路涌动的黄色波涛。太阳露出了山顶，晶亮的一团，并不是像一块巨大的鸡蛋黄那样的柔嫩，而是像一个巨大的电灯泡那样的光芒万丈。 队伍开进了一个村庄，进入了一个大院子。这是一个四合院，房子上不是土平顶，而是盖的泥瓦。这种瓦和四川的瓦大不相同，是平坦的，显得又重又厚。宽阔的阶沿上，摆着蒸笼、大盆，炊事班已经做好了早餐，包子、稀饭。武助理员招呼到了的学员放下背包吃饭。廖文刚早已经感到肚子饿了，和武助员打过招呼，把背包放在靠东的院坝里，从自己背着的军用挎包中取出碗筷，舀上一碗小米稀粥，用筷子穿上一个包子就吃起来。廖文刚刚吃完饭，三中队的学员们都陆续涌到了院子里。最后进来的是李主任和高指导员，他们当了收容队长。有几个学员一走到院子里，就一屁股坐在了阶沿上。脸色煞白。李主任大声说：“不能马上坐，站起来，小步走。”那几个同学，又艰难地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坐下了。 大家都吃完了饭，高指导员说：“同志们，都表现得好。经受住了考验，我们8小时，已经行军56公里，没有一个掉队的。马上有向导领你们去睡觉。下午五点，起床吃饭，回西山坡，还有120华里。”廖文刚这个小组就住在这个院子的西屋。屋子的地面上铺着麦草，放着草席，空间很窄，刚刚够12个人睡下。一晚上的快速行军，同志们都疲倦了，打开背包，往席子上一躺，大家都呼呼睡去了。 学员们被武助理员叫醒时，只见夕日临窗，屋里一片光明。大家慌忙起床捆扎。廖文刚这才发现，腰有些酸，腿有些僵直。他问道：“同胞们，感觉如何？”赵宗儒操着天津话说：“腰酸腿疼自家知。”北京的朱庆茂说：“够呛，要成铁拐李了。”大家都哈哈笑起来。等背着背包出门时，见院子里来往的学员，可都有些一瘸一拐相了。吃过晚饭，武助理员把三中队的人聚合好，高指导员说：“同志们辛苦了！”学员们齐声回答：“指导员辛苦了！” 高指导员个子不大，声音特别宏亮，他说：“同学们已经走了50多公里，多数同学都走得雄纠纠，气昂昂的。回去的这60公里，可就不同了。同志们现在，都有些腰酸腿直，这是正常的，走上半个小时，就活动开了。不过，我们面前的这六十公里，走起来，难度就大了。同志们都是年轻人，相信这点小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当年参加抗战，一行军就是六七天，腿都挪不动了，还得跑。那时，还不容易遇到一顿饱餐，哪里像你们现在，随你吃，只不过是走走路。回去的路上，同志们一定要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帮助体弱的同学。身体不行的同学，也要接受帮助，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规定我们回到学校的时间，是明天早晨七点。” 高指导员看了看表说：“现在是6点正，武助理员当向导，速度要保持在每小时5公里左右，出发！” 三中队开出去不久，就遇见别的中队也上路了。被烈日晒了一天的土公路，烟尘滚滚。队伍不是原路返回，而是往北走。廖文刚看了看地形和太阳，发现，是以西山坡为圆心，正沿着张家口，要画一个圆。间或有一辆汽车迎面开来，队伍立即散到两边，汽车过去了，公路上又成了军人的洪流。开始上路时，大家的腿都是僵直的，走了一会儿，筋骨又活动了，走起来，也轻松些了。廖文刚看着周围的山形水势。路边的山看起来并不高，但多半是童山秃岭，裸露的山岩，满坡的碎石，山上也有些树子都很矮小，好像是匍匐在山上似的。山脚下是土地，里面小麦已经黄了，正等收割。 廖文刚想到，现在正是农历的八月间，四川家乡已经打了谷子，要种小麦了。祖国真大啊，南北竟这样不同。太阳还没有落山，刮起了大风。因为路上树子不多，没有参照物，并不知道风来了，只感觉到有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推，人不由自主地要向前仆。衣襟被撕扯着，间或有小石子叭叭地打在头上，有沙子唰唰地扑进颈窝里，痒痒的。走到村落边，就看见纸团、落叶，被风卷着，离地尺地乱窜，像牛群似地嚎叫。幸好风是从后面吹来的，如果是从前面吹来，眼睛就无法睁开了。 武助理员大声叫道：“赶快戴上风镜！”同学们都抓住自己的挎包取出风镜，戴在头上。还好，刚刚把风镜戴好，一阵狂风从前面吹来，只听风镜“科科科科”响，脸上被小石子砸得疼。军帽的遮檐，都被吹来立起了。头小的同志，满地追赶自己的帽子。从后面看前面的同志，肥大的军裤成了两面旗幡，贴在腿上向后摇曳。队伍顶着风前进，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力量，给人一个拖着犁头向前的感觉。大风使同志们忘记了疲劳，大家都兴奋起来，和这种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自然力搏斗着。风从后面吹来，大家就顺着风一阵狂跑，风从前面吹来，大家就顶着风奋力前进。 风刮了一个多小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风停了，疲倦又向大家袭来。几个上海来的同志，脚步明显跟不上了。几个苏州来的女学员的背包，已经到了东北汉子们的手腕上。廖文刚，因为个子不高大，大家都把他当帮扶对象看。他笑着给来扯他背包的孟令学说：“到艰难时，我还有力量帮别人背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四周又成了黑糊糊的一片。公路上只听见如雷的脚步声，但仔细地听，就辨别得出，并不很有力，而且有些散乱。廖文刚的腿肚有些疼，他知道，哪个同学都是这样的，办法只有一个，不管他，走自己的路。 天上出现了一轮弯弯的月亮，弯得像一张小弓，淡淡的，淡得容易让人忽略了她的存在。旁边有一颗星，却特别明亮。整个的天空，蓝得模糊，四周的山峦就好像垂挂在天边的黑云，犬牙交错的。廖文刚观察着夜空，默诵着古诗，古诗想不出来了，就自己给自己讲《水浒》。不知不觉便到了后半夜。他加快了脚步，都还是感觉到寒气逼人。 廖文刚看看自己的周围，认识的同学，已经不见了，他就停下来，坐在路边等。“小同志，给我背包！”不断有人这样说 。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看见三中队收容队，七八个步履蹒跚的男女同学在李主任的鼓励下艰难地走着。廖文刚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减轻疲劳。”“什么办法？”几个同学问道。“你们还记得《东周列国志》，管仲带领部队伐孤竹，要把战车运过山去，就编了一首《上山歌》一首《下山歌》，教大家唱。士兵们你唱我和，很快就过了山。管仲告诉齐桓公‘乐而忘倦，遂有兼程之功。’我试验过了，唱歌，背诗，都有这种效果。”李主任说：“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唱歌只能小声哼，不能干扰居民睡觉。”同学们真的或低唱或小声背，到天亮时都赶上了队伍。 到了张家口的城边上，天已大亮了，全院各大队的所有中队，都等在这儿，排好队伍，喊着响亮的口号，穿过市区，有的向东山坡，有的向红星院，有的向西山坡前进。一路上，许多市民都驻足观看这一支支略显疲惫但仍然斗志旺盛的队伍。 第60章 同九组战友照相 与长征战士共餐 拉练回来之后，进入了学员专业调整时期。不断有人去找李主任，高指导员。有一天。高指导员正在找廖文刚谈话，要他当八大队三中队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这时，有两个上海来的学员进来了，他们大声说：“我们受骗上当了，骗我们有高楼大厦，有很大的图书馆。在哪里？我要回去，明年重考大学！”高指导员说：“怎么没有，东山坡，红星院，都是我们学院的。”那两位同学说：“我们明天就要走！这是大学吗？这像大学吗？” 廖文刚听了非常吃惊，这么高级的学校，竟然还会有人看不起。李主任可能是怕廖文刚受影响，就说：“廖文刚，就这样。”廖文刚敬礼而出。廖文刚给李学明说：“竟然有人不愿意读这所军校。”李学明说：“人各有志嘛。有的同学，想来还来不成呢。”他说：“8月15日，巴中县的考生邱金录到七星岗领事巷1号，军分区招待所报了到。来招学员的干部，让他退学，原来他家街道来信，说，邱家有问题。你想，发给了录取通知书，人已经来了，又不收了，有多尴尬。邱金录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了，幸好，不久四川大学外语系发给了他录取通知。”廖文刚说：“我完全服从党的安排。”李学明说：“对，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这么年轻，只要自己努力，干什么都能出成绩。” 吃晚饭时，朱国建告诉廖文刚，要求退学回去明年重考大学的学员中，有一个名叫胡晓生，就是他们组里的，朱国建说：“找了李主任后，他成天闷起，他是江苏杭州的人，性格有些内向。” 这天，廖文刚先收到了李秀芝的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兴奋、热情、信心和思念之情。称呼是“文刚”，落款是“您的秀芝”。廖文刚注意到了这些细节，深深为深厚的同学之情而激动。 八系的同学，进行了重新分班分组。廖文刚被分到了通报班，是第九组。这个班共24个学员，九组的12个男学员和十组的十二个女学员在一个教室。九组的组长是李学明，副组长是吉林的孟令学，团支部宣传委员兼团小组长是廖文刚。还有四个东北的同学：郑福先、顾家玉、王德志、侯兆林，北京的杨先智、朱庆茂、成都的李知骏、天津的赵宗儒、浙江的赵照圣。12个女学员，组长是成都的李成玉、副组长是江苏的唐燕群、团小组长是成都的韩景学。学员还有西安的谢彩文、关金秀、张爱玲、刘惠芳、上海的龙玲娣、李翠根、陈月琴、朱美珍、苏州的陈朴。教室，就在系部斜对门。 国庆节前，一个晚点名的时候，高指导员说：“明天，要发津贴了。新学员每月7元。”学员们一听都喜形于色。只听高指导员说：“同志们，一定要节约，除了买牙刷牙膏肥皂之类，最好就存起。我们西山坡军营里设有军人储蓄所，一元两元，都可以存。”第二天，同学们都领到了津贴。 廖文刚心里十分高兴，来读书，还要发钱，这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好事。他和李学明、王德志等同学一起，到军人储蓄所去存了五元钱。李学明说：“你也很节约嘛。”廖文刚说：“家里父母老、弟妹小，得把钱存起，过年时，寄回家去。”李学明说：“我的家里也一样，过年时，我们一起去向家里寄钱。”廖文刚说：“好！” 十月一号，张家口的天气就冷了，全校上下，一律穿上棉衣，每人还发了一件旧皮大衣。这可是南方人从未一见的东西。宿舍里，北方的同志，都折叠好大衣放在床上，其余放床头柜里。南方的同志，可是见了宝贝似的，拿着东看看，西瞧瞧，穿上又脱下，脱下又穿起。廖文刚先就把皮大衣披在身上，仔细研究起来。里面是绵羊毛，毛又卷又厚；外面是黄军装布，一排大纽扣。虽然廖文刚领的是小号，也觉甚长，衣襟的水脚离地不过还有三寸。 廖文刚穿起来，那个庞大劲儿，很有点像四川的草树——以一根很直的树子为核心，把要保存的稻草、麦草把，头朝里，尾朝外堆垛而成的草堆。廖文刚又把大头鞋拿在手里仔细观察，里面是绒绒的毛，外面是圆圆的头。那头异常坚硬，廖文刚故意放在地上，用脚轻轻踩了一下，竟然纹丝不动。他干脆站了上去，那圆头也坚挺如常。廖文刚才发现了大头鞋的结实。他又拿起那副毛手套，一根黄色的长布带子连着两只“手”，这“手”只有两个粗指头。是黑色的免毛缝成的。廖文刚把手伸了进去，四个手指和大拇指，各得其所。廖文刚看来看去感慨地说：“我们这一身得值多少钱啊！”李学明说：“国家为了培养我们真舍得投入啊！” 国庆节的下午，李学明约起九组的同学去照相。李学明说：“我们九组的12个学员，以后要同食同住同学习了，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所以，大家去照一个相，作永久的纪念。”孟令学说：“对，我们一定要革命到底！”九组的12位同学，一同到了张家口国营照相馆。学员们都按部队的统一规定，穿上了冬装，头上棉军帽，身上棉军装，帽徽、领章闪耀着光辉。照相师傅说：“最好三排，前一排坐。”于是个子最高的四个同学：孟令学，顾家玉、郑福先、朱庆茂坐了第一排。中等个子的王德志、赵宗儒、赵照圣、杨先志，站第二排。个子最矮的李学明、李知骏、侯兆林、廖文刚，脚下都垫了木块，站最后一排。看大家一切就绪，照相师傅喊：“注意了”，咔嚓一声，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孟令学说：“写上四个字，‘革命到底’。”师傅说：“行。” 李学明说：“已经出来了，各人都照一张相，好寄回家。”于是，同学们又一一配上肩章，都照了一张穿棉军装的单人像。有几个小孩在相馆里面，他们看着廖文刚，说：“你是女的。”廖文刚笑着说：“你怎么说我是女的？胡子还没有长出来呢。”赵宗儒说：“就是女的，你们看，多秀气。像阿娜尔汗。” 晚饭时，为了庆祝国庆14周年，食堂会餐。每张桌子上都放有葡萄酒。桌子上摆着从草原打来的黄羊肉、各种蒸肉、土豆烧牛肉。系里和中队的干部，都到食堂和学员们举杯同庆。系里的叶副主任，和廖文刚他们一桌。叶副主任五十来岁，是中校军衔，中等个子，样子很慈祥。没有文化。动筷子之前，李主任先致祝酒辞，他说：“新中国成立十四年了，我们才能在这里用丰盛的宴席庆祝。我们吃着佳肴，喝着美酒，可不要忘了过草地的艰难，要发扬老红军的传统，用生命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同志们，干杯！”立即听见酒杯碰撞的脆响。 喝了一杯酒，廖文刚问道：“我们系有参加过过草地雪山的老红军吗？”叶主任说：“有啊，我就是嘛！”廖文刚立即站起来：“敬老红军老首长一杯！”全桌的同学都站了起来，向叶副主任敬酒。叶副主任也慌忙站起来答谢：“坐下，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叶副主任说：“你们都看过电影《万水千山》？别的红军，只过了一次草地，我过了三次！”同学们大为惊奇。都问道：“叶主任，给我们讲讲，怎么会过三次草地呢？” 叶主任说：“张国涛，把队伍往四川拉，就是过第二次了，后来，我们又跟着毛主席走，可不就是第三次。”廖文刚问道：“首长，长征时，负责什么工作？”叶主任说：“你们还记得《万水千山》里有一个背大锅的战士吗？”“记得，记得！”“那就是我。没有文化，只能干这个。你们比我强啊，你们有文化，你们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只需几分钟，我可得读大半天，记不住那些字啊！你们会比我更有出息！”同学们边吃边听叶副主任摆，直到各桌都走光了才散去。 这天，廖文刚收到了李荷艳的回信。信里除了对廖文刚表示感谢外，信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感情。称呼和落款和李秀芝的完全是一样的：“文刚”、“您的荷艳”。廖文刚立即给她回了信，鼓励她要有信心，国家正在发展，相信有本事的人是会有用武之地的。因此，不能悲观，而是要努力学习。在这封信里，李荷艳还告诉廖文刚，鲁近初、殷德友、殷正清、田俊祥、杜凤祥都没有考上大学。都当上了农业中学的教师。廖文刚颇感意外和难过。鲁近初的语文，作文和廖文刚，不相上下；字，秀丽飘逸，比廖文刚的好，竟然没有考上。廖文刚一一去信安慰，希望他们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像螺丝钉，钉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都有这样的话：“要相信我们的祖国，度过了困难时期，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边干边学，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也就一定有辉煌的前程。”廖文刚把信交出去后，心情依旧有些沉重，也更感到了自己的幸运，更坚定了为保卫祖国大显身手的决心。 第61章 坝上风光好 军民情谊长 过了国庆节几天后的早操时，高指导员对学员们说：“为了过粮食关，我们在坝上种有几百亩小麦。种小麦的大哥哥、大姐姐，已经毕业了，要由同志们去收回来。同学们吃过早饭，立即打好背包，坐车去坝上，大约要劳动一个星期。带好生活用品。我们去坝上，集体开伙，分散住宿，都住在农民家里，大家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争取多为老百姓做好事，搞好军民关系！同学们，要不怕累，不怕苦，在劳动中锻炼自己！还要节约，要做到颗粒归仓。同学们都是经历过粮食关的，粮食比金子还贵重啊！” 吃完早饭，七系八系的新生都迅速捆好背包，踏着军号的节拍，进入操场。队伍刚整顿好，汽车队就来了，学员们按照指令上车。 每个车上坐两个小组，同学们都把背包放在车厢里，坐在背包上。这种军车是没有篷的，也没有扶手扶竿，只有前边靠着车头的，才敢站起来。几十辆汽车一路开行，车距保持在10公尺左右，在张家口的大街上，浩浩荡荡；到了公路上，烟尘滚滚。廖文刚起音，大家唱起了：“我们像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轻快雄壮的歌声，和年轻学员们的心情一样，如春水奔流，松涛滚滚。 这天是张家口难得一遇的阴天，大家坐在车厢里，不冷也不热，正好欣赏塞外风光。顾家玉问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地方被称为塞外吗？”廖文刚说：“估计是因为，这些地方，已经在长城之外了，长城，当然是要塞。这个推测如何？”郑福先说：“只能打80分。”“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肯定。” 开始的路还比较平坦，渐渐的车离开了大公路，进入了乡村公路，这些路，其实说不上是路，有的就是一道白印子，有的就是一道小沟。汽车有时向左倾，有时向右簸，有时简直就是像要把人倒出去一样。学员们免不了不时发出一阵惊叫。前面出现了逶迤的城堞，和廖文刚在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上画的古城一模一样。在森森的古木中露出飞檐楼顶。“这是什么地方？”廖文刚问。车上都是学员，都说不清这是什么建筑。赵照圣说：“如此庞大雄伟，该不是清朝皇帝的一处离宫？”战士们都惊叹着这城墙的雄峻。 汽车到下午便进入了一个不小的平原，一望无边的麦浪，迎面扑来。一会儿汽车停在了一个不小的村子前。村子里，几乎一棵树也没有，有的只是灰黄色的路，灰黄色的土墙，灰黄色的屋顶。站在屋旁的农民，穿的几乎也都是灰黄色的。衣着都很破旧。 同学们一下车，饭菜就摆在了村子中间的一个空坝子上。这里挨着一眼井，井架上有辘轳，摇把上的绳子，活像穿着一只肥羊。学员们都从挎包里取出碗筷，背着背包吃饭。一些孩子远远地站着看他们吃。廖文刚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了饥饿，心里很不安。他很想送他们几个馒头，但，又不敢。吃完饭，整好队，高指导员站到队伍面前说：“在学校出发前，李主任已经讲过了。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劳动基地，这里的村民，是我们的老关系户。住在他们家里，要搞好军民关系。看见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我们的任务就是收割小麦。说话，要注意影响。” 高指导员讲完话，就有村民来领学员们去住处、放行李。来领李学明这个组的，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同志。大辫子，上身穿褪了色的红色棉衣。下身穿黑色的棉裤。黄色的土制皮靴子。她说的话很不好懂。廖文刚问了三遍，才弄清她的名字叫董存慧。廖文刚高兴地问：“大嫂，董存瑞是你的哥？”董存慧笑着说：“董存瑞就是我们张家口人哩，要是我亲哥就好了，烈属，光荣啊！”廖文刚有些惊奇地问：“董存瑞真是张家口的？”“那还有假？” 董存慧把这个组领到了她的家门前。这间房子在村子的最北端，房子外有一个高坡，上面还有些树。这间房子，只有三间屋，中间是灶房，挨门边一个大灶，灶上一口油亮的大锅，上面盖着一个木制的圆板，大约就是锅盖了。灶的下面，放着一只小风箱。和灶相对，靠里墙是一张小方桌。东屋是董存慧的住房，西屋就是学员们的住地。地下铺着草。那草给人一个不知睡过几千拨人的感觉，草已经变成绒毛似的柔软了。草上放着席子。这房子的面积顶多有十个平方米，十二个人，把背包放好，估计要一个紧挨一个才睡得下。 学员们刚放好行李，男主人回来了，长得很壮实。头上包着白头巾，上身穿着羊皮，似乎是没有处理过的，硬硬地披在背上。下身穿着黑黑的棉裤，用绳子扎着裤腿。脚上穿着羊皮靴。董存慧给大家介绍，他叫张正民，这一家现在就只有他们两口子。张正民只是腼腆地笑笑，没有说话。 他们夫妻俩开始煮午饭。廖文刚看见风箱很有意思，看女主人生起了火，把牛粪放进了灶里，就帮她拉风箱，只几下，牛粪便通红的了。他们放在锅里的只是六个洋芋，个头很大，每个大约半斤以上。他们这里把洋芋叫土豆。廖文刚问：“你们就吃土豆？”董存慧说：“我们这里，要过年，才能吃上白面。平常就吃土豆、小米、莜麦。”学员们正和主人闲聊着，武助理员抱了一大包镰刀来：“每人一把，都是向社员借的，要保存好，走时，一一交给我，一把也不能少，损坏了，丢失了，要照价赔偿，而且要算出一次事故。都记住了？”大家齐声回答：“记住了。”“那就跟我出发！” 学员们都拿着镰刀，由助理员带路，出了村子。组长李学明、孟令学走在前头。才走出二百来米，眼前就出现了一片麦地，一直向北伸展，就像船开进了太平洋，看不到边际。各个中队的任务，早已由这里的管理人员分好了。可是，到了地头，武助理员还把大家聚合好大讲如何割麦子。从头要前倾，腰要弯，左手握一把麦，位置要偏下，到右手握刀把留一寸，刀口向下，力往下拉，又从反面讲起，不这样会有什么坏处。大家都听得不耐烦了。廖文刚忍不住举起了手。“廖文刚，要说什么？”廖文刚说道：“我们这批人，都是经过了考验的，不知参加过多少劳动，也不知割过多少麦子。” 武助理的脸一下黑了起来：“我们的同志就要懂得防患于未然。前几届的，就是讲少了，还有把指头割断的哩。”武助理员虽然不服气，但还是收了尾：“由小组长负责，分成三个人一个小组，每天要有定额。”各个小组立即围成一团，由小组长安排。 李学明安排廖文刚和郑福先、朱庆茂一个组。他们找到指定位置，立即俯身弯腰，开镰割麦。廖文刚这个组，朱庆茂是北京的，没有割过麦子。廖文刚作了示范，并告诉他们：“个子高的人，弯着腰割不如蹲着割；速度，关键是手上功夫。左手抓的一把越大越好，左手开始抓，右镰就开始动。不必等抓好了才动。”廖文刚个子不高，就一会儿取蹲式，一会儿取弓式，“唰唰唰”地就倒了一大片。整个的麦地里，这时麦浪翻滚。战士们就好比钱塘江潮的波浪，曲曲折折，犬牙交错，所到之处，麦浪便被吞没。 廖文刚感到背上火辣辣的热，抬起头来，才发现，天上的云早已散去，太阳出来了，虽然已经偏西，对劳动的战士们来说，依然热劲十足。廖文刚看了看四周，真的“天似穹庐”，中间特别的高，四周的天边低垂下来，稳稳地罩在大地上，圆得是那样地均匀柔和。他自己，正是这个圆的圆心。这景色真是太美了。他又俯身猛割起来。割了两个小时，炊事班的挑了几铁桶开水来。李主任见这波浪拍打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就喊：“大家休息二十分钟，总结经验，喝喝开水。”同学们都向开水桶涌去，不少同学都嚷腰酸背痛了。 李学明就给大家介绍廖文刚蹲式与弓式交替使用法。休息之后，速度又上去了。直割到下午六点钟，同学们又将割下的麦子运到打场，才回村吃饭。回去的路上，又响起了学员们愉快的歌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儿满天飞。”战士们一边唱着，一边看着满天的红霞，初升的月亮，都融入了这首歌壮丽优美的旋律中。 睡到半夜过，廖文刚突然醒来，觉得背上大腿上奇痒难耐。他的眼睛到晚上走路都不踏实，所以，总有一支小手电筒相随，他轻轻拿出手电筒向大腿处一照，见三只臭虫，正在饱餐，见了亮光，立即转移。他不由得骂出声来：“跑得了吗！”同学们都醒了，直嚷：“身上好痒！”李学明说：“小声点，注意影响。”同学们都趁着亮光，向臭虫进攻。这种战斗，直持续了三个晚上，才获得了全面胜利。 麦子割完了，下午收工回到住处，主人家都还出工未归，李学明孟令学见水缸里只有浅浅的两三寸水了，就挑起铁桶一同去挑水。这个村子，就只有这么一口井，在三中队的伙食团旁边。他来到井边，这已是他第三次来这里挑水了。高高的井台上横着粗实的井架，摇把上缠着一大捆井绳。李学明、孟令学先“咕辘咕辘”地摇着摇把，等绳子完全放完，停了一会儿，又咕辘辘地反方向摇着摇把，直到看见井绳上拴着一个沉重的柳条桶，才用左手抓住绳子，把水提到井台上，倒进铁桶里。 这种柳条桶，里面是木制的，外面编有柳条壳，使这种桶外形很像四川人装鱼的“巴笼”，口圆稍小，腹扁而大，尾部很像李逵板斧的刃口，前端突出，向两边翘起。底部还放有沉重的石块之类，以便柳条桶自己沉到水下装水。李学明把两个铁桶装满水时，已经满头大汗了。孟令学挑着水就跑，李学明说：“老孟，我们换着挑嘛！”孟令学说：“这点路，你追上就换！”孟令学在前面扁担颤悠悠地跑，李学明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而主人家的院坝里，王德志、李知骏、杨先智、朱庆茂等正在打扫卫生。 麦子割完了，又收胡麻。这是一种油料作物，已经不需要镰刀了。一天早晨，廖文刚起床后就和李学明、郑福先、侯兆林、赵宗儒等几个同学去田野上跑步。张北草原的早晨，空气新鲜得像盛夏扑进了长江，一身清爽还略微有些寒意。这时的草原，好像一面巨大的圆镜子，不过底色是灰黄色的。太阳还没有出来，天则是一个巨大的蒙古包，不过底色是浅蓝色的。地边的草上挂着晶莹的露珠。而村子里的炊烟，笔直地向天上伸去。就像长起来无数的竹笋。这个地方可没有竹子，也没有山，最高的地方不过是几步就能跑过去的突起。 他们跑到了二中队负责的地边，远远看见一个人在里面转悠。顾家玉说：“真是莫道君行早，还有早行人呢。”他们跑拢一看，竟然是高指导员，手里拿着两把镰刀。“高指导员，怎么这么早！”高指导员说：“我们中队不是少了两把镰刀吗？我出来在地里找一找，嘿，还真叫我找着两把了。”廖文刚问：“是在二中队的地里找着的吗？”“是呀，刚捡着。” 同学们跑出去将近五里路，又往回跑。这回到了二中队的地边，却看见二中队的孟指导员也在地里转悠。同学们都敬礼问候道：“孟指导员早！”孟指导员说：“我们中队差两把镰刀，我来找找看，是不是掉在地里了。”廖文刚竟然脱口而出：“刚才高指导员在这里捡了两把。”孟指导员“啊”了一声，说：“那就好了。”廖文刚他们回到住处拿碗筷，正好董存慧夫妻也在吃早饭，碗里仍旧装的是土豆，不过个头比前两天吃的要小。廖文刚问道：“你们的小麦也是丰收了？”张正明说：“收成还不错，不过，除了交公余粮，每个人，只能分到五六十斤，再加上三四十斤小米，这可要吃到明年这一阵哩。我们这里盛产土豆，可政府又不收。”廖文刚说：“这和我的家乡差不多，以吃红苕为主。”董存慧说：“所以，大家都说，‘天下农民是一家’嘛。” 吃晚饭的时候，李主任宣布说：“同学们发扬了解放军不怕累、不怕苦的优良作风，坝上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打和晒的工作，由留守这里的战士来完成。明天，我们就要回学校了。希望同学们把住所的院子、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得满满的。见着能帮忙的事情就帮。回校后，我们要一一统计。对先进，要进行表扬。走之前，一定要向主人家告别，表示感谢。” 晚饭后，组长李学明、副组长孟令学和团小组长廖文刚一同商议，对每个学员都分配了具体的工作。李学明说：“只有那么一口井，我们马上就去挑水。” 等到他们去找水桶时，杨先志和顾家玉已经挑水去了。李学明安排好后，他们决定增加一个项目，——为主人家拾牛粪、马粪。李学明、李知骏等同学挎着粪筐，拿着粪杈出了门。李学明说：“注意，只捡干的。”太阳正在缓缓下坠，嫩红而溜圆，显得比在四川看见的落日大得多。碧空如圆盖，湛蓝而辉煌，落日的余辉照着收割之后的田野，一片空旷。股股炊烟，笔直地往天上钻去。廖文刚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是这般景象。”王德志说：“这可不是大漠。”廖文刚说：“除了地上不是沙漠处，别的都像。” 这时，太阳落下去了，天幕上已经有了几颗疏星和一轮还没有光泽的月亮。最好看的是西边天际浮起的白云，白得像棉花，像绵羊，像雪堆。而靠近西边的云，还镶上了一线金边。而天空湛蓝得令人心醉，说像玻璃，玻璃哪有这样辉煌？说像水晶，水晶哪有这样深邃？说像一张巨大的荷叶，荷叶哪有这样明晰？说像平静的大海，大海哪有这样沉静？同学们一边拾粪，一边欣赏夕景。因为粪杈不够，同学们就用手捡。牛粪干了以后，既不沾手，也没有多大的气味。用粪杈子，透底一撬就起来了，用手可不容易。郑福先于是又想起了脚，用力一脚，连粪带泥的就起来了，把泥去掉，就行了。他们一共四只筐，不到一小时，就满载而归了。董存慧夫妻见了十分感动：说“哎呀！这哪里是你们大学生干的活呀？”赵照圣说：“我们是解放军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同学们收拾好了行李，就打扫卫生。有的捆铺草，有的捆草席，有的扫地，有的擦窗，有的收拾灰槽，有的收拾锅台，有的清理阳沟，有的清理牛羊圈。组长李学明三番五次地检查，已经无可挑剔了，才叫大家背上背包，向主人家致谢。李学明、孟令学、廖文刚和所有的同学，都分别和男女主人握手道别，表示感谢。一一握手道别后，李学明整理好队列，同学们背着背包，站得整整齐齐。李学明喊道：“立正！向我们的主人家张正明同志、董存慧同志致敬！”同学们都“唰”地一声，举起右手，向两位主人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这对年轻夫妇，都穿着有些臃肿的棉衣，张正明头上包着白羊肚毛巾，董存慧，头上包着紫红的头巾，他们腼腆得手足无措，宽大的脸上都笑盈盈的，嘴里只是说“播种时又来”、“播种时又来”。李学明又喊了口令：“向右转，便步走！”同学们走到院子边又回过头来高喊：“再见！” “再见”声在辽阔的张北草原此起彼伏，随着一长列敞篷汽车，向张家口响去。 第62章 参观荣誉室 学习专业课 从坝上回来，廖文刚就收到了三封信。一封是初中时的班主任刘真老师的回信，一封是李继光同学的回信。一封是廖华清的回信。刘真老师的信中，特别提到，他把廖文刚写的信在他班上念了，同学们都深受鼓舞，表示要向廖文刚学习。李继光和廖华清写信来，除了讲他们自己的情况外，还讲了些别的同学的情况，其中沈富祥，考上了成都工学院，吴绪良考上了四川农学院，袁永林考上了东北林学院。两位同学都希望寄给一张穿军装的照片。 开课之前，系梁主任带领八系的新学员，参观了荣誉室。各中队把学员带到荣誉室外面之后，梁主任给大家讲话，他说：“兴建荣誉室，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参观荣誉室，就是为了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继承先辈的事业。荣誉室里面摆放着我们这个单位成长历史的各种资料，包括历届领导的照片，所有干部战士获得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事迹。你们要仔仔细细地看，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以后为我们大队争取更大的光荣！” 学员们热烈鼓掌之后，就依次走进八大队荣誉室，三中队的李谋山主任，一一进行解说。同学们边听边看边走。整个的荣誉室只是一间教室，中间摆着旧桌子，四周靠墙放着旧的长靠背椅，桌子上、椅子上，都放满了各种锦旗、军功章、照片、先辈们用过的电台、耳机、电键。文字方面的资料大都直接贴在墙上，其中有旧报纸、有书信，重要的都用红笔勾出。一个中队参观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部队历史悠久，战功显赫，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赞扬。学员们都为能在这样的部队中造就而自豪。 晚上又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刘政委在开映前讲话时说：“入伍教育结束了，专业学习就开始了。我们的专业是干什么的？看了这场电影就明白了。电影中的李侠，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老前辈，他的妻子，现在还活着。等会儿你们听李侠发的电报，就像一汪清泉。这就是我们的专业要达到的目标。他可以受严刑，决不泄露机密；他宁可牺牲，也要完成任务。这就是一个报务员的品格。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思想要达到的境界。明天早饭后，就进教室上课。” 《永不消逝的电波》，廖文刚和同学们在读中学时就早已经看过了。入伍后，又看过一次。他们都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的专业。有了刘政委的一番讲话，大家对这部电影增加了新奇感和亲切感，和以前当旁观者看就大不一样了。看完电影，大家都立志要当李侠。 第二天早操完毕，吃过早饭，同学们都向教室走去。手里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一切学习用品都在教室里。廖文刚与众不同，他右手捏着一本《陶渊明集》，准备在上课前看。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课前课后，就看课外书或者看报纸。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廖文刚已经把学校的环境搞得一清二楚了。从宿舍出来，一条三四米宽的石子炭渣路，经过操场边，然后经过一个椭圆形的假山，就是系部。两层楼，青砖墙，大门紧靠大路，两头都有拱形通道进入，靠饭堂这一头，门外墙上粗铁钉挂着一个又重又厚的大黑板，供系部出通知用。从宿舍到伙食团，系部是中点。以这条路为界，系部在东边，教室在西边。所有的教室，都是人字架的青瓦平房。但入伍教育期间，学校并没有分配教室，同学们当然也都没有进过教室，他们听报告在礼堂，计论在宿舍，军训在操场，拉练在旷野。不过，廖文刚从窗子外往教室里边仔细看过，和中学的教室大小宽窄，都一模一样。只是黑板旁边有桌子，上面放着些方形的箱子。 廖文刚推开了教室的门，已经有几个女生在里面了。和四川不同的是，教室里有铁火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炉子是铁铸的，八边形的，有一米左右高。还从炉子上伸出一个铁皮烟囱，直直地上去两米多，然后几乎是转一个直角弯，直伸到墙壁上，一个圆洞，钻出了教室外。两个火炉，两个烟囱，使教室里有了两个耳门的感觉。 廖文刚按名字找着了自己的座位。座位上只有一本书，看得出是自己印的，因为装帧显得粗糙，封面不过是一张白纸。上书“报务英语”四个字。廖文刚学的是俄语，不过，他翻了翻，不过300来个单词，也就把书关上了。桌上还有一个绿色的木盒子，连着电线，还有一副黑得发亮的耳机，廖文刚立即取来戴在头上，耳朵里就出现了嗡嗡的电流声。还有一个东西，廖文刚早从《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见过了，是发电报用的，只有巴掌大小，铁板座，上有“横栏直槛”，有手柄可以上下活动。后来当然知道了，这就是电键。此外还有一个铅笔盒，里面装满了铅笔，还有一把小刀，廖文刚在刻字摊上见过，刀把长不到两寸，刃长不到一厘米。此外，就还有几个十六开的小本子。 廖文刚向四周扫了一眼，有点惊奇，老师们竟然把书和用品全部放在了每一个学员的桌子上。而且铅笔盒里的七八支铅笔都削得溜尖：服务真周到。他看教室里，九组和十组的24个学员分成六行四排。进门的三行，全是女学员。第一排坐着谢彩文、关金秀、韩景学；第二排是陈朴、唐燕群、龙玲娣；第三排是李翠根、陈月琴、朱美珍；第四排是张爱玲、李成玉、刘惠芳。另三排坐着12位男学员。第一排是李知骏、李学明、王德志。第二排是朱庆茂、杨先志、侯兆林。第三排是廖文刚、赵宗儒、赵昭圣。第四排是孟令学、郑福先、顾家玉。他把桌子上的东西都检阅了一遍之后，就沉浸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去了。 上课铃响了，进来的不是一个教员，而是四个教员。九组的组长李学明高喊：“起立！敬礼！”同学们都“唰”地站起，完成了指令规定的动作。年纪大一些的教员两手向下像按风琴似的，做了个示意大家坐下的动作，学员们就坐下了。那位年龄三十来岁的教员，领章上是一杠三星，另外三位，有两个是一杠一星，一个一杠两星。三十来岁的自我介绍说：“我姓胡，就叫我胡教员，我主要教收发电报。”廖文刚看胡教员，样子显得苍老，个子较高，人很瘦，脸上骨多肉少，说话时是笑盈盈的，显得和蔼。 胡教员指着一个长得颇为英俊，高挑个儿的小伙子说：“这是尚教员，教电传，也教收发报。”尚教员向大家敬了个礼，自然地笑着。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胡教员又指着一个个子稍矮，头就像一个冬瓜横放颈上的教员说：“这位是孙教员，教《报务英语》的。”廖文刚看孙教员，也只有二十几岁，他也向大家敬了个礼，不自然地笑着。胡教员又指着那个中尉说：“他教机务，张教员。”每介绍一位，同学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头一堂课，主要由胡教员讲，他说：“同学们，选择的报务这个专业，是光荣的，艰苦的，极其重要的。说这个职业光荣，是因为，报务员是军队高级指挥员的耳目，你们毕业一般是去总参或者各大军区或者大使馆。说这个工作艰苦，是因为必须时刻准备着，不能丝毫松懈，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说这个工作极其重要，是因为我们军队甚至国家的许多决策，都要靠你们传来的情报。” 胡教员讲了许多事例，说明他的这些观点。比如，战斗紧张的时候，报务员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收到一份电报，还没有交出去就睡着了。结果，那份电报讲的是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了某高地。我们的炮兵因为没有得到指令，进攻时，照样向高地开炮，造成了友军的重大伤亡。又比如，军队向一友好国家购买武器，给对方的支票，就因为报务员把“嗒嘀嘀”发成了“嗒嘀”，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还有发承德的指令，结果发到了成都。就是因为把“嗒嘀”发成了“嗒嘀嘀”。他最后说：“枪毙你有什么用？给国家和军队的损失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 后来的上课内容，首先是背电码，中文、英文，日文、俄文，然后是学习发报、收报。收报是由教员发，学员收。先慢，后快。教室里成天响着“嘀嘀嗒嗒”的声音。廖文刚课余要看看别的书籍的习惯，受到了教员们的批评。一天早饭后，廖文刚正在埋头看《古代散文选》，而全教室的人，都在“嘀嘀嗒嗒”练习发报或者在桌子上用小雕刀细心地削铅笔。 这时胡教员进来了，他问道：“廖文刚，怎么不练习发报？”廖文刚说：“还没有上课呀。”胡教员说：“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要求我们对技术‘精益求精’。你知道什么是‘精益求精’吗？”廖文刚说：“就是好上加好嘛。”胡教员说：“报务员的‘精益求精’是要形成习惯，成为本能，根本用不着想，听见，手就自动抄写；看见手就自动发出。把书收起，除了专业书，都放到储藏室去。”声音虽不严厉，但听得出，是强压着一团火。廖文刚把《古代散文选》放进了抽屉里，也“嘀嘀嗒嗒”练起发报来。 星期天，廖文刚给李继光写回信。李继光、胡光顺、沈光武都在成都部队当兵。廖文刚当时还不懂影集之类的东西，只是把自己的照片和同学们寄来的照片，用胶水贴在一个本子上。这天，他边给李继光写信，边翻看自己的影集，觉得有一张戴大沿帽的照片，贴歪了，于是小心地把它撕下来，准备重新贴上。等他把李继光的信寄出去之后，再来找那张撕下的照片，却找不见了。他断定，一定是当成刚加洗的照片，寄给了李继光，于是又马上重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继光同学，真对不起，因为不小心，竟然把撕下的旧照片寄给你了，深致歉意，同时寄一张新的来，请把那张旧照片寄还。” 一个星期后便收到了李继光的回信和旧照片。李继光在信中说：“文刚同学，还给您‘刚刚新洗的照片’。”廖文刚看了竟笑出声来了。赵宗儒问：“接到女朋友来信了，这么高兴？”廖文刚说：“不小心把旧照片寄给了同学，他回信却说‘还给你“刚刚新洗的照片”，你们说好笑不好笑？”听见的同学都大笑不止。 一天，李淑瑗正在洗衣室洗衣服，只见胡晓生也端着盆子进来了，天气已经有些冷了，他竟然剃着光头，个子不高，显得很瘦，脸无血色。李淑瑗本想招呼他，见他紧绷着脸，也就只是埋着头洗自己的衣服。 第二天，就传来了惊人的消息，胡晓生先用刀划破了自己的脸，然后向飞驰的火车迎面奔去。出事以后，李主任找了胡晓生同宿舍的王容坤和朱国建等，责备他们：“你们成天吃住都在一起，怎么没有发现问题？怎么不劝劝？”如何处理后事的，学员们都不得而知，李主任和高指导员都在晚点名时显得又惋惜又沉痛又迷惑地说：“这么重要的学校，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人看不起。延安时的条件是怎样的？张思德烧钢炭，重不重要？这样轻生有什么价值？简直就是轻如鸿毛。” 这件事，学院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既没有让学员讨论，以后也再没有人提起过。不过，在学员中，却是议论纷纷。有一些学员认为胡晓生是“自绝于人民。”有同学认为“胡晓生太不值得。”也有人同情胡晓生：“人家不愿意读这所学校，就让人家回去算了，在新中国，哪一行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天，洗衣服时，廖文刚遇见了朱国建，王容坤。他们无意间摆起了胡晓生。朱国建说：“一个年轻人，用刀把自己的脸划烂，你想，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不过，轻生是不可取的。” 廖文刚说：“不服从分配，不可取；哪一行都有尖端；都会有出息的。但人家实在不肯读，就让别人回去算了，何必搞成这样呢？设身处地地想，胡晓生的父母，会是多么的悲痛！”王容坤说：“是啊，家里充满希望地把儿子送起来读军校，竟然带着骨灰盒回去。胡晓生父母的悲痛，可想而知。这一阵，我们组的人，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胡晓生的身影。我们这一辈子，怕都要挥之不去了。”廖文刚说：“是惨痛的教训啊，又不是战争年代，竟然因为想法不同就死了人。我认为年轻人要想得开，领导人要想得细。” 这时武助理员也端着盆子进来了，他似乎在门外面偷听了几个学员的讲话。他说：“廖文刚，你说胡晓生的死是因为领导想得不细造成的？”廖文刚说：“我的看法很全面，一轻生不可取，二不服从分配不可取；三领导没有把思想工作做细，也是一个原因。”“那，你说要怎么做？”廖文刚说：“如果我是主任、指导员，我就会去想怎么做。避免无谓地减员，不是错误的？”洗衣室里只剩了唰唰的洗衣声。 不久，全军掀起了学习空军的热潮。首长们作报告时讲，他们去参观，空军部队里，地下一个烟头、一根火柴棍也没有。于是全校便大搞卫生。李主任讲话说：“大搞卫生，这个‘大’字，怎样体现？一是要大家动手，人人出力；二是要完全彻底，不留死角。上级指示，教室、宿舍要六面光，墙壁都要用砂纸擦，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于是连续几天，下午都不上课，搞卫生。有天下午，同学们搞卫生都搞得满面尘灰。武助理员来通知开干部会。廖文刚、李学明等同志都先回宿舍，把脏衣服换了，还洗了脸，才到会场。开会时，李主任除了讲了要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之外，还说：“干部要带头，你们看，人家阿林有、罗开文，一身一脸都是灰，可是，看你们几个，身上干干净净的。干部要深入下去呀！”他还用手指了指廖文刚和李学明。廖文刚想，当领导看问题竟如此的肤浅，只是笑了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 阿林有，满族，当时就是党员，是整个三中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主任，是党支部委员。对人很谦逊，做事情很踏实，真的起了表率作用。大家对他印象很好。而那个罗开文，是个惯爱做表面文章的同志，常常尖起指头使猛力，和廖文刚虽不在一个组，也不在一个教室，但是廖文刚听他所在宿舍的同志说，他学习雷锋，每晚上坚持打起手电筒在被窝里写日记，可惜，作风上稀稀拉拉，业务上也不行，还爱在同志间说是非。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好。 这天，廖文刚和郑福先负责扫宿舍后面的空地，已经打扫干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去看，竟然和另一个宿舍的接合部挨八组一侧，又有了枯枝败叶。廖文刚看了看，很明显是罗开文那个宿舍的人故意扫过来的。他们打扫时，那个宿舍还没有开始打扫。廖文刚马上打扫了，正遇见那个宿舍的组长荆清发。廖文刚问：“你们刚才派的哪两位打扫这里？”荆清发说：“就罗开文一个人。”廖文刚说：“我们打扫干净了，你看，不到半小时，又有了这么多。你给罗开文说说，可不要‘以邻为壑’啊。”荆清发说：“他这个人，就爱搞这些小动作。” 上了两个月的课，中队又来了一位新学员。中等个子，宽额，脸稍小，浑身透着奶气，嘴上却有淡淡的胡子，给人的感觉不过16岁。可他玩的东西，是廖文刚们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的。一个带式录放机，只有一本书那么大，能放各种音乐。他名叫朱自明。不几天和他同宿舍的同学传出消息，说他有和朱德总司令一起合影的照片。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原来是朱老总的孙子。不几天，中队利用课外活动去爬赐儿山。高指导员老是在朱自明的前后，鼓励他：“赶上，坚持就是胜利。”路上有许多回族同胞的坟，埋得浅浅的，木匣子都能看见。 赐儿山是张家口最有名的山。山虽然不高，路却很陡峭。从山下向山顶望去，似乎天就低低地搁在山脊上。而且路，实际就是流沙，风一起，满路沙尘飞扬。人踩着流沙，可以向下滑很远。李主任也不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山上有松树和柏树，不过，长得矮矮的，远没有参天而立的雄姿，而是匍匐在崖畔，枝干扭曲，斜向一边。这就是风的杰作。廖文刚很快登上了山脊。山脊就是长城遗址。狂风猛虎般地吼叫，人都站立不住，只好蹲着，抓住石头。难怪人们一直夸赞的“冬夏常青松柏树”，在这里都长得奇形怪状了。 仰望头上的天，显得更加高远湛蓝。战士们在山脊坐了一会儿，高指导员才护着朱自明上了山，朱自明爬到山顶，就一屁股坐在山梁上。李主任说：“朱自明，也算勇敢。‘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学们都到了长城，都是好汉了！”廖文刚说：“可惜，长城好汉少一人。”高指导员听了，也很难过。说：“是啊，人啊，有时一步错，就步步错。” 这一段长城，其实只剩了长城根，一条白色的印子，在赐儿山巅蜿蜒。偶尔还能看见几块巨大的秦砖。他们沿着山脊走，参观了山畔的冷热二泉。两眼泉相距不过几米，一眼泉，冷气森森；另一眼泉，则热气腾腾。 廖文刚仔细看了看郭沫若称为“死右派”的那眼泉，水异常清澈，井壁峭直，井口略向外倾。井边只有浅草。走到旁边，真有凄神寒肌的感觉。而比邻的那眼热泉，却真个热气升腾，井里烟雾缭绕，井边的野草长得特别茂盛。走到井边真的温暖如春。廖文刚想起了《西游记》上的故事，开玩笑说：“冷泉里面，可能有孙悟空叫来的冷龙；热泉下面大约是老君的八卦炉了。”朱自明说：“可能是两眼泉各有源头。”李学明说：“重庆那边的温泉可多啦。据说是水流经过石灰岩，被烧热了的。”大家边欣赏边议论，李主任看时间不早了，就说：“下山，在山下集合回校！”同学们便呼啦啦地下山去了。 第63章 雪景迷人雪夜站岗 军人大会文刚发言 晚点名时，高德增指导员说：“为了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新高潮，我们中队要成立学习毛主席着作指导小组，这个小组由党员、团支部干部组成。我当组长，阿林有当副组长，郭家镛、廖文刚、王敏是成员。同学们，要坚持天天学，作笔记，写日记，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言行。把创四好班组、争当五好战士的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天，廖文刚从中队部开会出来，就遇见系部宣传处的王干事。王干事说：“廖文刚，我正在找你。”廖文刚敬了个礼问：“有事吗？”王干事，戴副眼镜，有二十七八岁，属于奶油小生那种类型，长得白白净净，风度翩翩。他扶了扶眼镜说：“为了把学空军搞扎实，系宣传处，决定把学空军和学习毛主席着作结合起来，要搞一个专栏，决定交给你负责。”廖文刚问：“多久完成？”王干事说：“天都可以。”廖文刚说：“好，保证完成任务。” 廖文刚把这事向李主任报告了。李主任说：“很好嘛，我们中队能为大队办点事，也是我们中队的光荣啊。”此后的课余时间，廖文刚就到系部去翻报纸、找材料、搞摘抄。从刊头设计，到前言，栏目设置和各栏目内容，都是廖文刚打好草稿，然后交由宣传处审阅后才请字写得好的王世华抄誊到版面上去的。花了三天的时间，系部外就摆出了一个有三个黑板大的专栏。系的首长、各中队的干部、学员们都聚拢来看。刘政委喊着廖文刚的名字说：“办得有水平。”廖文刚说：“欢迎政委指导。我也是学着搞的。” 吃晚饭的时候，学员们都要站在食堂外，唱几支歌。廖文刚现在是宣传委员，文娱委员是黑龙江来的刘若兰。大家正在唱歌，下起雪来了。廖文刚长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下雪。这时的天空，突然变得灵动起来，从静静的云层中，飘飘荡荡洒下起雪花来了。北方同学，都无动于衷，南方的同学，一片欢腾。廖文刚伸出巴掌，雪花入手，“嚓”的一声，就变成了一个小湿印。手上的湿印越来越多，唱歌的队伍就在飞扬的雪花丛中大展歌喉。战士们的头顶、腰上、脚下，人缝里，都有雪花穿舞。 吃饭的时候，廖文刚和南方的学员们大多端着碗立在雪地里欣赏。只见天空已经乱成一团，东南西北，前后左右，都是这些小精灵在晃动。略显旋转的雪花，越来越密，把欣赏者们层层包裹，看出去，四周是飘转的雪线，密密麻麻，很像黄昏后涌来的黑夜，看不到尽头，看不见空隙，只是觉得把你围在了垓心，似乎是中了十面埋伏。不过，这个比喻是并不恰当的。雪花不但有亮色，而且渐渐唰唰有声，伸出去的手掌上，它得意地显出晶莹的六角，让人惊叹造化的神奇，竟然那样的精妙，每一朵的形状竟是那样的一致，角与角之间还有互相连结的细纱似的绶带，点点画画，绝对是雕刻国手都望尘莫及的工艺品。 廖文刚回头看同学们，军帽上，军服上已经有了疏松的银饰。再抬头看食堂外的白桦树，叶片上，枝干的上端，已经堆上了食盐。而四周的房顶上已经黑白分明了。再看天空，那雪，已经不是在飘洒，而是在滚落。廖文刚忽然觉得，“万里雪飘”，的“飘”字，说的只是小雪中雪而不是大雪。像眼前这样的大雪，已经毫无飘荡之味了，还是施耐庵的“雪下得紧”的那个“紧”字，关汉卿的“六出冰花滚似绵”的那个“滚”字才贴切。现在，那些雪就一个紧接一个地滚滚而下。 那雪，渐渐地已经分不清片数，只能见到一个无边的雪网，甚至可以说是一堵雪墙。这时一阵风来，那雪直往人的脖子里、袖筒里、裤管里钻。廖文刚冷得有些受不了了，才赶忙去洗了碗，冒着下得轰轰烈烈的大雪，踏着已经在地面铺了一层的雪花，唰唰地回到了宿舍。他和所有学员们一样，赶忙披起皮大衣，穿起大头鞋。他和李学明、李知骏、赵昭圣这些南方的学员又跑出去看下雪了。女生宿舍那边，李成玉、任吉元、李淑瑗、陈月琴、龙玲娣等等几堆人，也站在雪地里，指指点点地欣赏着雪景。 晚上，宿舍里也升起了火炉，和教室里的一模一样。同学们都把皮大衣盖在被子的面上。晚上都觉得并不冷。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天还没有亮，一开门，并没有风，却有一股寒气扑了进来：刺骨的寒冷。廖文刚脸上感到的并不是冷，而是疼。他赶紧放下护耳。鼻子还是受不了，又戴上了口罩，这才端起盆子出门洗脸。他觉得屋外的台阶地面都高出了一大节，借着不很亮的路灯光，他看清了，是积雪。因为天还很黑，只能看见面前的。脚踏上去唰唰有声，大头鞋都陷没在雪里了。他洗完脸顺便洗一件衬衣。放出的分明是热水，洗着洗着，变成冷水了，渐渐成了冰水，里面出现了小冰块。廖文刚把衬衣拿出水面，衣服马上变成了硬片。荆清发给他说：“轻轻折一下，晾在铁丝上，用力大了，会把衣服折断的。”他赶紧照办，倒了水，抠去了附在盆上的冰。 虽然是大雪天，早操是不能少的。学员们的衣服都是全副武装。天上没有下雪，也没有星光。路上和操场里只有淡淡的路灯光。学员们踩着积雪，“唰唰”有声。队伍在雪地上，齐步走，跑步，渐渐能看见自己的眼前出的气形成的烟雾了。 同学们出完早操，天亮了，极目四望，完全是一片银色世界。这种银色世界，根本就不是“白茫茫”，“粉妆玉琢”这些套话所能表现的。首先是它的色泽，洁白得晶莹，柔和得耀眼。第二是它的韵味。近看是疏松的，就好比整齐地铺着一层洁白的皱纱，而且雪是随物取形，和天地间的一切结合得是那样的天衣无缝，在山上就随山起伏，山的大致轮廓并没有改变，但却显得气势更加磅礴，更加巍峨，却又多了浑圆饱满的感觉。有首打油诗说“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虽则浅显滑稽，却形象地写出了雪使万物一色、使白色的东西更巍峨的特色。 雪在树上，往往只积在背面和背风面，使得树与雪界线分明，又相存相依：松柏树，则是白玉为饰，绿叶为底；而大部分的树早已经光秃秃的了，留下的大半是铁褐色，雪在上面，就银纱为饰，黑黄为底。雪在房顶上，则是随缘而住，凡是能停住的地方，如屋顶，雨棚、阳台、窗台，都有雪静静地镶嵌着。因为屋子的高矮大小不一样，这些雪，也就因屋取形，变得千姿百态了。至于地面上，则是均匀的一片，无论本来面目有多么不同，现在都变成一种色调，一种模样了。只是在地面与墙壁的的交接处，一定形成明显的直角；和大树电杆的交汇处，一定是柔美的正圆。至于路，已经没有了羊肠小道和康庄大道的区别，已经和不是路的地方连成了一片，不仅看不见坑坑洼洼，也看不见深渊与陷阱，给人的感觉是，脚下到处都是路，无处不可走，无路不可通。 廖文刚正在雪地里欣赏雪景，驰骋想象，见孟令学、顾家玉、郑福先、杨先智、王德志等北方的同学们已经挥起扫帚在扫雪了。“扫掉多可惜呀！”廖文刚说。朱庆茂说：“不扫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会变成稀泥变成冰，要滑倒人的。”赵宗儒说：“你用不着可惜，这些雪，要陪我们到五月份。” 这时，参加扫雪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挥扫帚的，还有舞铁锹的，廖文刚也只好参加到扫雪的大军中去。凡是人们活动的地方，雪都要扫掉。路扫出来了；操场扫出来了。所有教室的门口，所有人行的通道，都扫出来了。被扫的雪，都是干干爽爽的，堆在路边，因此，路边就出现了两道不规则的雪墙。除了路和人们活动的场地外，雪都纹丝不动。没有工具的同学，就用手在花园旁边，堆雪人。南方的同学，都热心地负责供雪，北方的同学就负责造型。一会儿，就堆起了一个庞大的雪人。两个小煤块做了眼睛，狮鼻大口，煞是威风。 晚上，学员要参加巡逻。隔墙铁丝网下，就是一座监狱。从晚上九点半钟开始，到次日五点半钟起床结束；一晚上分四个班，每班两个小时。巡逻的目的，李主任在每晚上必开的“日点名总结”会上，讲得明白：首先是锻炼同学们夜间执行任务的本领；其次是为了安全。他讲道：“旁边就是一座监狱，被我们打倒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是不甘心灭亡的，去年就发生过，翻墙到我们这边来，从一个中队办公室盗走三支半自动步枪的事件。当然，现在都加强了防范措施，枪都有人专门保管看守，但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巡逻的时候，就是要睁大眼睛，注意周围的情况。” 这天晚上，两点半钟，廖文刚被叫醒了：“巡逻，巡逻。”是李学明在喊。廖文刚的搭档是郑富先，也被叫醒起了床。两人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穿好大头鞋，皮大衣，戴好了护耳冬帽，口罩，手套，接过了半自动步枪，跨出了门。廖文刚轻轻地把门推过去，关上了。门外，寒风扑面，格外的寒冷，两人背着枪，小跑了一阵，等身上有了热气，才慢慢地走。这晚上，天上没有星光，微微飘着小雪。差不多又刮起一阵狂风，吹得飞沙走石，像猛虎似地嗷嗷叫。两人都埋着头，裹紧了皮大衣。那风还是往人的脖子里、裤腿里钻。 他们穿的，可以说已经无以复加了，里层是绒衣绒裤，中层是棉衣棉裤，外层是皮大衣。脚上，是棉袜子，大头毛皮鞋。头上是棉军帽。手上是毛手套。可是，还是觉得冷不可耐。两人走了一阵，冷了，又小跑步一阵。郑福先，高大的个子，人却显得孩子气。他告诉廖文刚，他的哥哥是记者，发表了不少文章，只要发表了文章，他哥就要给他寄来。廖文刚非常羡慕，说：“我的志愿是当作家、诗人，后来老师动员我报考军校，我才改变了志愿。” 郑福先说：“难怪，你天天都在找书看。我也想搞文学，像我哥那样，多好。”廖文刚和郑福先是“一对红”，经常在一起谈心。两人无话不说。廖文刚说：“人就只能活几十年，我得把各种着名人物的观点搞清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鲁迅、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和外国的，卢梭、哥德、伏尔泰、托尔思泰、雨果、高尔基的，我都要看，看了之后，还要动笔写。”郑福先说：“教员们对你看那些书，可不满哩。几次批评‘有的同志专业思想还不巩固，看这看那，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家、诗人、理论家，而是报务员。老是说，我们是用不着很高文化的，高小生、初中生，都能胜任，最重要的是专业思想’这些话，还不是批评你？” 廖文刚笑笑说：“我知道他们是在批评我。不过，因为没有点我的名，我就不理不睬。列宁说过‘谁要想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谁就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财富来丰富自己。’况且，我的业务又不是不好，为什么不可以看别的书？”郑福先说：“好多同学，都转入‘地下’了，你还敢在教室里看。”“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也是我学习成功的经验，课余时间就看课外书。世界那么大，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么多，我们能不抓紧时间看吗？”郑福先说：“我也爱看，就偷偷看。” 他们摆着龙门阵，走过监狱的高墙外，看见岗楼上有明亮的电灯照着，有站岗的战士，冻得背着枪直跺脚。郑福先说：“今天的温度是零下十八度，还没有我的老家冷哩，我们辽宁，最冷的时候是零下三十六度。你听过棒打獐子瓢舀鱼吗？就是我们那里。”廖文刚问：“棒打獐子瓢舀鱼，说的是什么意思？”“獐子冻僵了，扔去一棒子，就能打翻一个。河都结了厚冰，里面空气稀薄，只要在冰上打一个洞，鱼就会涌来，只须用瓢舀。” 郑福先还不是共青团员，廖文刚说：“你加入过少先队？”“谁还会不加入少先队？”“怎么还没有加入共青团呢？”“条件不够呗。”“写过申请书吗？”“写过，人家总是不批，我就不写了。”“批不批是组织的事，写不写是自己的事。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干事的，当共产党的助手是光荣的。有志气的青年，都应该成为共青团员，以后成为共产党员。”郑福先说：“听你的，我再写。” 两小时夜巡要结束了，廖文刚叫郑福先到宿舍喊杨先智和顾家玉来换岗，他一个人站在换岗处，在冰天雪地中，欣赏着雪夜的静寂与苍茫。一阵狂风夹着雪粒向他迎面扑来，只听风镜啪啪响，脸上刀割似地疼，他缩了缩脖子，挺立着。等接班的来了之后，交了班，才回宿舍睡觉。 一天，七系八系的学员，整队出发到东山坡，听学院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标兵曹晓兰介绍先进事迹。学员们都头戴棉军帽，眼戴防风镜，身穿棉军装还外套皮大衣，脚上穿着大头鞋。北风像猛虎般吼叫，沙砾落叶在胡同里乱钻，不时向战士们脸上猛扑过来。战士们都昂首挺胸，大步前进，不时喊着一，二，三——四，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军人的队伍旁边有一群小学生，他们喊道：“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身上穿件大皮袄。”听见的战士们都笑了。 到了东山坡礼堂，各系的干部学员都来了。院长钱江少将，政委杨卓少将坐在主席台上。曹晓兰，中等个子，短发，苹果脸，她是上海市长曹荻秋的女儿。她的事迹，主要是按毛主席教导，艰苦奋斗、严格自律，克服困难，努力学习，遵守纪律，事事带头，帮助同学，悄悄向困难同学家里寄钱。钱院长总结时说：“大家都要向曹晓兰学习，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像曹晓兰那样，把自己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年新年前夕的一天下午，八大队三中队的军人大会在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会议由李主任主持，系里派了郝副政委来参加。郝副政委，五十上下，中等个子，戴副眼镜，满脸的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样子显得文雅、慈祥，他不坐主席台，而是和学员挤在一起坐着。教这几个专业的所有教员都参加了，也是混坐在学员中。 李主任作开场白：“建立革命军人委员会，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之一。成立军人委员会时，我就讲过了，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在集中领导下开展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组织课外学习，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卫生活动。再过三天，就是新的一年了，我们召开中队第一次军人大会，就是希望全中队的学员同志们，对我们这几个月来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最希望听见同志们的批评意见。集思广益嘛，群策群力嘛，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更加努力地搞好自己的工作。下面，请郝政委作指示！”郝政委只是摆摆手：“我是来听意见的，没有指示可发。”李主任说：“那就开始。” 学员们年龄虽只有十八九岁，对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却是知之颇详的。所以，发言虽然积极，但多是属于初一、十五的话。廖文刚是发言的积极分子之一。但他今天却不急着发言。因为他心里确实有几个意见要提。但必须在大家把领导的成绩摆够之后发言才妥当。他知道这种场合不能马虎，在中队党支部布置了开军人大会的工作之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拟好了发言稿。直到会议开到了四点半钟，廖文刚才站起来发言。 廖文刚说：“同学们踊跃发言，对中队领导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成绩，我也有同感。一是中队党支部、中队领导政治原则性强，对学员进行了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同学们确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狠抓了军事训练和专业学习，使得我们这些中学毕业生，成了真正的军人。三是爱兵如子。经常和学员谈心，晚上还来查铺，经常征求学员对伙食的意见。而且态度都好。我们来学院已经四个多月了，没有见李主任、高指导员红过脸，发过脾气。我们非常满意。”廖文刚讲这些话的时候，同学们都不甚留心。 接着，廖文刚又说：“但既然是军人大会，要充分发扬民主，我还要提几点不足。一是领导讲话要注意文明。我们中队有一半的女生，有的领导讲话，不文明 。课余时间也不准看课外书。我们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时代了。列宁说，‘谁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谁就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来丰富自己。’在学好专业的前提下，别人用课余时间看书，也应该干涉吗？”廖文刚声音高扬起来了。全场一片寂静。 廖文刚又接着说：“第三，学空军，我们就学了一个搞卫生，而且，我们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这种旧房子，也要用纱纸擦墙，擦门窗，要搞六面光，学空军，学雷锋，要学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员们都有了惊异之色。全会场声静得绣花针落到地上也听得见响声。 廖文刚声音放缓和了些，说：“最后还给高指导员和武助理员各提一条意见。在坝上割麦子时，我们中队丢了两把镰刀，高指导员到二中队的地上去捡着两把镰刀，这样我们中队的镰刀就不差了。当然高指导员的这种为中队荣誉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风格有些问题。在二中队地上捡到的应还给二中队。高指导员刚走不久，二中队的孟指导员就到地里找去了。当然他什么也找不着了。另外，就是同学们都知道的我找武助理员领纸的事情。明明有纸，却说没有。我们闹了矛盾后，至今助理员没有找我谈过话。我至今不明白是为什么。我的意见如果不对，欢迎领导、教员和同学们批评。” 廖文刚话音一停，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掌声刚过，韩润茂同学就站起来了，而且很激动，有些愤然地说：“廖文刚身为中队团支部的宣教委员，却发这样的言。”韩润茂同学身体不好，很瘦，面无血色。但这时脸都红了。他刚发完言坐下，又有三个同学发言，支持韩润茂的发言。有同学提出要把廖文刚的观点拿来进行认真讨论批评。第五个发言的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王敏。她说：“廖文刚发的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管学什么，目的是什么？是提高我军的政治业务素质。这才是根本。廖文刚的讲话，是主张要抓住实质、抓住重点，不要只搞形式，只抓表面工作。他讲的，没有错。” 还有不少同学发言要求郝政委评断是非。郝政委站起来说：“廖文刚发言时，我听得很认真，作了详细笔记。我没有听出有什么问题。廖文刚的讲话，有楞有角，观点鲜明，能在三中队听到这样的发言，说明三中队政治思想工作搞得好，正气浓。军人大会，如果只听到领导的功劳，那就说明民主空气还差。”郝政委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廖文刚鼓着掌也笑了。不过他笑得并不开心。自己的发言，并没有错误，而且动机也是好的，可是，却遭到了一些同学的反对。这是为什么？ 不过，自廖文刚发言之后，后面发言的同志，一分为二的多了。特别是女生，提助理员有事没事，爱朝女生宿舍钻，有时招呼也不打一声，搞得女生很尴尬。还有的提当兵，就打六发子弹太少，课外活动也太单调。杨先智同学提到教英语的教员水平差，他说：“教员把发音都搞错了，我说‘我的中学老师可不是这样读的，音标也不该这样读’，教员却说‘那又怎么了，只要你发得出去就行，读什么音，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还年轻，就学这么一点，算大学么？” 这次军人大会直开到吃晚饭时。李主任总结说：“今天的军人大会开得很好，同学们热情高，目标明，畅所欲言，成绩讲得够，问题也找得准。我们今后，一定发扬成绩，改正缺点，很好地为学员们服务。关于廖文刚的发言，我同意郝政委的评价。有同学想讨论一下，当然也可以。各人有不同的想法也是正常的。”李主任讲完话后问指导员：“高指导员，还讲点不？”高指导员笑笑说：“我感谢学员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我一定改正。我只补充一点，我们开设的专业，现在才开始，马上就要学电传，不只我们现在开的三科。还有，军队院校，一定要从实战出发。现在，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业务学习还要加大力度，和业务无关的暂时只能放下。” 散会后，于崇润、王世华、荆清发都来握着廖文刚的手说：“你的发言好，有水平。”廖文刚说：“谢谢你们。” 李学明给廖文刚说：“你的发言，意思并不错，但有些话可以不那样说。‘如果空军就是这样的，学空军也就没有什么学头’。改成学空军，可不能这样学效果就好得多。”廖文刚说：“是啊，看来以后要把棱角磨一磨。” 第64章 元旦无知挨批评 春节劳动写小诗 1964年的元旦到来了，军营里也张灯结彩。而且放假一天，中午、晚上，都是会餐。廖文刚和李学明等同学，下午一同到了张家口街上，原准备玩半天。这天，晴空万里，虽有太阳，却仍旧是寒风刺骨。一路上，路边街边都是雪堆。来往的老百姓，大都穿着老羊皮袄。军人，都一律的大头鞋，绒裤外套棉裤，棉衣外套皮大衣，棉军帽，放下护耳，防风镜，口罩。张家口，整个就在一条山沟里，是有名的风口。每天都少不了几场大风。这风一吹来，就不是播土场尘的问题，而是吼叫着把路面上的一切小东西，不管你是石子砂子还是果皮纸屑、甚至卖的土豆，给你卷上天去，狠狠砸在行人的头上、身上，砸在店铺的门上窗上墙上，然后顺着通道，一直冲锋，直到尽头。 街上的树子，大都有枝无叶，张牙舞爪般挺立着。风来不来，它们都没有多大反应。因为能吹走的早就吹走了，剩下的都是坚不可摧的部分。连被南方人歌颂的冬夏常青的松柏树，也都一片枯黄。所有商店都关着门。要推门进去，才知道，里面正在营业，而且都生着火炉。这批年轻的军人，都不打算买什么。只是想各处走走，看看。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地方，大家都觉得不适合观光，于是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匆匆回了军营。 军营里，也只有宿舍和教室里才有火炉。廖文刚先在宿舍里，看了一会儿书，后来又到教室里来玩，等着吃晚饭。因为吃饭，都是要全中队聚合前去，放假也是这样的。这时正有几个同学在教员上课用的收发报机上玩。这种收发报机，是长方形的匣子，在讲台旁边最靠里墙的一张条桌上。教员上收报课时，就正面向墙壁，右半边脸向学员，发报，同学们就戴起耳机边听边抄。这种收发报机的功率很大。赵宗儒说：“我收到了美国npn电台发出的明码电报。”廖文刚看不懂英语，只看见一串串字母。廖文刚也坐上去，胡乱搜索，听见有发电报的，就用电键去应答，并把对方发的电报抄下来。在教室里的男女学员都感到新奇，直喊：“让我来，让我来。”大家争先恐后地上机操作，去胡乱应答。大家都玩得忘了形。 晚餐，非常丰盛，桌子上摆着学院警卫连开着摩托用机枪从草原上打回来的黄羊红烧肉、蒸的猪肉、土豆烧牛肉、鸡、鱼。红葡萄酒和各种菜蔬果品。一个桌子上摆这么多东西，这是廖文刚平生都未见过的。系里的首长、中队的首长都来和学员们一同庆祝元旦。这晚上，高德增指导员和廖文刚他们一桌进餐。高指导员个子不高，成天笑盈盈的，说话不紧不慢，他首先拧开酒瓶，给每人都倒了一杯：“同学们，开怀畅饮。在部队都是弟兄，来，干杯！”大家都举起杯子，都不敢一饮而尽，因为，还都没有酒量。指导员叫道：“喝完，喝完，军人，死都不怕，还怕酒！”大家这才笑着硬着头皮喝。 就餐的过程中，廖文刚问高指导员：“打仗，指导员怕不怕？”指导员笑着说：“开始都怕，以为子弹都长着眼睛，打过几仗，就不怕了。炮，子弹，听声音，就知道还有多远。”“指导员受过伤吗？”高指导说：“我如果受了伤，部队就完了，通讯中枢，有警卫保护。”同学们又七嘴八舌地问：“那敌人的炮弹也是不长眼睛的呀！”高指导员说：“炮有射程，指挥所肯定要在敌人的射程之外、或者它打不到的死角。有一次，我们攻一座县城，正是大热天。敌人的炮打进一个小池塘，满池塘都漂着鱼，战士们都跳下池塘抓鱼。”廖文刚说：“那不太危险了！”高指导员笑着说：“弹坑是最好的防弹所。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炮弹不可能落在同一个位置。” 指导员和战士们边吃边聊。指导员竟然讲出了一件让大家十分震惊的故事：“某个系有两个学员，硬是不读了，要回去，劝也劝不住。上了火车。你们知道，我们这里上北京的火车是半夜十二点过。指导员和助理员坐着小车直追到火车上，把学员好说歹说，劝到了小车上。天又黑，小车一转弯过铁道时，和开来的火车相撞，一车人都死了。”讲完，指导员叹息说：“人啊，不要说‘我只能干什么’，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们看，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哪里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损失多大呀！”一桌的人都沉默了。高指导员说：“元旦佳节，不该说这些，不该说这些，来，来，来，吃菜喝酒！” 大家都酒足菜饱才散去。晚上看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和《国庆十点钟》。 元旦之后的上课时，胡教员一脸严峻，问道：“元旦的那一天，是哪些人在收发报机上玩过？”赵宗儒、廖文刚、朱庆茂等十几个同学都举起了手。胡教员说：“你们怎么可以去胡乱应答别人发的电报？人家都告到学院去了。干扰通讯工作，使邮电局、银行、65军的报务员都不能正常工作，查出来是要受处分的！”站起来的同学都吓坏了。廖文刚说：“我们都是觉得好玩，以为他们也是在练习，在耍，以后我们改正。” 胡教员语气缓和了下来，说：“坐下，首先得怪我以前没有给大家讲清楚。今天特别强调，收发报机，是不能在上面练习和玩的，别人发的东西，都是有人在接收的。你就在那个频道上干扰，人家怎么抄？抄下来的报，有些是明码，不能传播。尤其是敌台的电报，更不能传播。我们这所学校，外国情报机关很注意，日本人早就在猜测，说中国的特务学校搬到张家口去了。你们这么乱发，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可能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以后不能再犯！” 胡教员讲完后说：“戴上耳机，练习抄报，每分钟80字的速度。”然后，胡教员熟练地发着报，同学们的耳机里，就好像有一汪清水，在叮当流淌。全教室的同学都全神贯注地抄着报，只听见铅笔沙沙响，所有的手都同时上弯下拐换行。抄了十分钟报，胡教员发出了“嘀嗒嘀嗒嘀”的中止信号，然后说：“我校对一遍。交换校对，统计好错误。”校对完后，胡教员又说：“有错误的举手。”全教室没有一个有错的。胡教员笑了：“这很好，下面练习发报，要稳要准，每分钟保持60个字的速度。” 同学们立即摆出发报练习稿来，敲动电键发报。这时，同学们的耳机里，就只有自己发出的电报声了。教室外面听起来，只能听见“咚咚咚咚”的桌子响和电键敲击时的“打打打打”形成的混响。直发到临近下课的时候，胡教员说：“测试5分钟，抄完就交。”胡教员又发了5分钟的报，大家都一丝不苟地抄，下课号响了，同学们都交了抄报本，然后下课。胡教员说：“下节课，我领同学们去参观我们收藏的收发报机。增长些知识。” 上课铃响过之后，胡教员和张教员把同学们聚合好，排队进了收藏室，里面整齐地放着几十部机器。有竖式的，有横式的。胡教员说：“这里放的，都是收发报机。多数是在战争中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也有苏联人、美国人送的。”廖文刚一一看去，有的很小，比四川人背的夹背儿还小些；有的很大，比四川人装米粮的大柜子还要高大。胡教员指着最大的一个说：“这是苏联造的，电子管的。”同学们小声议论道：“能装下一个人。” 胡教员边指边说：“这是日本造的，很小；这是英国造的，也不大。这是美国造的，有点笨重。”参观完后，胡教员说：“我们以前不会造，只能依靠外国，现在，我们能自己造了，而且越来越轻便，也容易操作。你们以后，都要学会收发报机的拆卸安装，而且速度要快。”同学们都仔细看，津津有味地听。 下课后，很多同学还在继续练发报，有的在桌子上削铅笔，有的伏在桌子上练字。他们需要写的字，不过是英语的26个字母和10个数码字，但因为要讲速度，一般每分钟不能少于130个。速度快的可以达到每分钟180个甚至200个，平时，人人都会写，但速度一快，一慌，就会写得一团糟。所以练字，是报务员的基本功之一。廖文刚的书写历来就不是强项，他下课就抓紧练字。这时同学们的右手肘都成了墨板一块，黑黑的铅笔灰已经浸入到了布絮之中。 临近放寒假了，一天晚点名时，李主任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学院要放十五天的假。上级规定，只能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回家，可以少，不可以多。因此，打算回家的同学，可以先到助理员那里报个名。不过，学习期间，只能有一次回家的机会，自己安排好，这次走了，可就没有下次了。”这么一说，同学们都想起家来了。廖文刚虽然每月都可收到家里来信，但半年不见面，心里还是想得慌。散会之后，李学明问：“廖文刚，准备回去不？”廖文刚说：“明年回去，有那么多同学要回去。再说，家里穷，不如马上寄点钱回去。”李学明说：“对，明年过年我们一路。” 北京的杨先智和朱庆茂、天津的赵宗儒都要回去。廖文刚进宿舍见他们都把棉衣摊开放在床上，在小心翼翼地拆着。“你们是在干啥子？”赵宗儒操着天津话说：“衣服这么黑，穿回去老百姓会说，这是拾垃圾的兵吗？我们把棉衣的布拆下来，洗，然后拿到澡堂的暖气上去烘干。干干净净回家过年，这不好吗？”这个办法立即传播开来。廖文刚也穿上皮大衣，把棉衣脱下来研究，慢慢拆开，轻轻使布脱离棉花，保持住棉花原有的形状。最难拆的是袖子和肩。他跑到杨先智面前，看他如何处理。廖文刚的手可不巧，跑来跑去仔细看别人操作，总算把棉衣拆下来了。 洗还更麻烦，洗衣水一会儿就结成了冰块。他们只好一幅一幅地洗。好不容易才洗好。然后拿到澡堂里去，放在暖气上烘。一会儿，澡堂里就烟雾腾腾。同学们都在那里守着。一则因为暖和；二则便于勤翻动。只用了一小时的时间，衣服就又干又暖了。他们拿着衣服回宿舍，打开针线包，穿好针线，把棉花照原样铺好，照原样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男同学们远不是飞针走线，而是笨拙地拿着针，线路弯弯曲曲，缝出来的样子惨不忍睹，有的地方长了，有的地方短了。 廖文刚更是急得抓耳揉腮。正在慌乱的时候，女生们听到消息，都赶来解危。刘若兰说：“都是黄胆大嘛，以前摸过针吗？”陈朴、龙玲娣、张爱玲、唐燕群、李翠根、李成玉、韩景学、谢彩文、陈月琴都来了。虽然都是年轻姑娘，针线在她们手里，可就听话得多了。直忙到吃晚饭，男同学们才穿上了整洁干净的棉衣。大家都连声向女学员们致谢。 学校放假前，中队特别开了会。李主任在会上反复强调：“回去的同学，一要保密，学校学的什么，一律不能外传。二要注意安全。三要注意影响，地方上的事情，不要随便发议论。四要学雷锋，做好事。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你们在路上也要多做好事。返校后，我们要收集材料，向院里汇报。留在学校的同学，可以自由安排，上面说的四条，同样适用。也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学习，要上街，必须三个人一起，要请了假，才能出去。” 高指导员说：“我补充一点，就是安全，同学们，不要乱开玩笑。我们学校就出过这样的事，一个同学出街去，天晚了，警惕性很高，手里攥着一块鹅卵石。一会儿，他后面就跟上来了一个学员，见前面是熟人，就悄悄跟上前，用手蒙住了前面那个同学的眼睛。那位同学以为有坏人袭击，回手就是一鹅卵石，后面那个同学应声倒地。等发现是认识的同学，才送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这类教训，大家要吸取。还有，天气很冷，就特别要防止煤气中毒。小组长这次都没有回去，要每天安排人检查烟道是否畅通。火炉是否有煤气泄漏。回去的，留校的，都要安全度过春节。” 张家口到北京的火车，是晚上十二点从包头来的过路车。不回家的同学，都争着去车站送行。杨先智和成都的李淑瑗也在回家的队伍里。他们都向认识的同学们招着手。等到火车开动了，留校的同学高喊“再见”后，才回校睡觉。 回家探亲的战友们已经走了，廖文刚向家里、李秀芝、李荷艳、李继光、钟同等同学去了信。又和李学明一道去邮电局给家里寄去了30元钱。 因为天气冷，同学们多半是在教室、宿舍这些有火炉的地方度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写信、看书，打乒乓、打羽毛球。李学明和廖文刚商量说：“我们也想几件好事来做。”廖文刚说：“可以，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有些什么项目可搞。”这个组回去了4个同学，剩下的8个同学坐在宿舍里，讨论做些什么好事，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确定了扫雪、打扫厕所、帮厨、给干部家属送煤等四项活动。 他们先扫雪。每个同学都去助理员处借了一把铁锹。他们把整个院子里，路边上堆得不整齐、不好看的雪堆，都进行了清理。使八大队的所有道路、过道上的雪堆都便于通行了。第二天，大家都去打扫厕所，这可是最为艰难的工作。尿槽里的尿，都是一堆一堆的冰，曲曲折折，高高低低；和尿槽的面差不多是平的。要清理的都是冻成了冰的尿块。孟令学说：“这可得小心，要除去这些冰，又不能损坏尿槽。”李学明说：“铁锨起不了多大作用，得有镢头。”同学们去借来了镢头和小铁锤、錾子。他们一点一点地劈，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他们把敲下来的，用粪箕挑到伙食团外的菜地里去，等天暖以后作肥料用。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抢活干。 廖文刚学着石匠的样子，左手拿錾子，右手拿小锤，蹲在尿槽里敲打。李学明挥舞着四川人叫的“啄子”——中间穿木柄两头尖的铁制工具，孟令学则用钢钎，郑福先使小锄，王德志和侯兆林就负责用铁铲铲，李知骏和赵昭圣就负责挑。整个工地上，工具叮当，笑语喧哗。他们干了整整一个上午，把尿堆基本铲平了，把尿槽收拾来像个尿槽了。把确定的几个项目完成以后，李学明又安排大家把教室宿舍都认真地打扫了一遍，这才准备过年。 除夕夜，食堂里伙食相当丰盛，晚上大家都看电影。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同学们都想着自己的家人，半夜过了，大家还不能入睡。郑福先说：“真想家啊，爸爸妈妈都好。”廖文刚说：“‘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个‘倍’字用得真好。平时，虽然想，还有事情混着，现在，过年，没事，真想得心疼。”赵昭圣说：“来，我们大家来作诗。”廖文刚说：“好，我先想一首。”隔了一会儿，廖文刚说：“冰天雪地爆竹声，塞外征人意绪腾。父母弟兄思念我，何时相叙此时情？”郑福先说：“廖文刚的是文绉绉的，我来一首：我在塞外，父母自爱。不必想我，快请酒菜。”王德志说：“听我的：回不去就不回去，北风萧萧送心意。父母弟兄多保重，明年今天准相聚。”同学们都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才慢慢入睡。寒假此后的时日，大家还一起去张家口城里逛了几回。然后就自己看书。廖文刚先看了《古代散文选》，后慢慢看《苏东坡全集》。 第65章 元帅将军关怀 文刚受伤住院 春节过完，塞北依然白雪满天。探亲的同学都陆续返校。他们带回了家乡的温暖和一路的学雷锋故事。开学前，助理员手拿笔记本，对全中队同学在假期里“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情况逐组逐人进行了访问统计。因为要统计，要评比，大家都不能做好事不留名，人人如实讲出，八大队三中队共计103件。李学明小组，做得最多。杨先智、朱庆茂、赵宗儒、顾家玉四位同学在来去的火车上，都帮助列车员扫地、送开水，照顾老年人和小孩上下车，给他们搬行李。还有群众的表扬信。 学院专门召开大会，除了表扬寒假期间的好人好事外，还传达了几位f元帅将军对学院的关怀，要大家把思想搞好，把r技术练好，把身体锻炼好，并指示学校一定要注意学生的营养。希望大家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革命经历了千辛万苦，很不容易，你们要坚定地作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学员们都坐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听广播里钱江院长和杨卓政委的讲话。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都很兴奋，大家感到特别的荣耀。学员们都暗暗下定决心，要刻苦学习，不辜负首长们的关怀。 开校的第三节课就是电传课，尚教员把大家领到电传室，四面都有绿色的窗帘低垂，里面放着很多电传机，四四方方的，面前有一个键盘，上面排列着英文字母和各种符号。每部电传机前放着一条凳子。尚教员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示范操作。讲坐姿和手的姿势及手指的管辖。地方窄，人又多。廖文刚看同学们都朝里面挤，生怕看不见，就主动的让了出来，去认真研究电传机的构造了。他正看得入神，只听尚教员喊：“廖文刚，大家都在看，你为什么不看？”廖文刚不便解释，只得走了过去。尚教员说：“不要骄傲，要虚心呀，现在不听，以后又搞不来。”廖文刚没有反驳，可他心里想“坐姿，指法，教材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么？一定要这样来挤来钻，才叫谦虚？”尚教员讲完，每个人一部电传机，上机练习。廖文刚很快就掌握了。尚教员在廖文刚面前看了几次，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开学之后，除了电传之外，仍旧是收报发报，不过速度要求越来越高，天气也渐渐变暖，冰雪渐渐都变成水浸入了土地之中。不知不觉到了清明节。 清明节那天，全院的学员和张家口的驻军、群众去瞻仰祭扫张家口革命烈士纪念塔。虽然已经到了仲春天气，军人们还是感觉到了春寒料峭。雪正在融化，大多数的树子都还是光秃秃的，黑凌凌地挺立在风中，只有走近看，才能看见枝头米粒大小的黄色的嫩芽。只有松树和柏树长着叶子，但叶子仍然是半青半黄的。参观的人群，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潮水般涌来，其中身着黄军装的学员和65军的官兵，使得张家口的街道上形成了军人的铁流。 革命烈士纪念塔高高耸立在松柏丛中。方形的塔座下是革命烈士纪念馆。廖文刚是进塔比较早的一批军人。里面的陈设朴素简明。塔里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白纸黑字，写着烈士的名字。纸，是整张的白纸；字，都是正楷，只有核桃大小。墙上贴得密密麻麻，贴不下，又在塔里横七竖八地拉着许多条细麻绳。麻绳上挂满了整张的白纸，上面一样写满了烈士的英名。廖文刚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应该有十几万来个烈士的名字。 廖文刚置身其间，感到自己就是在激战后的巨大的战场上，遍地是血，遍地是尸体。他闻到了血腥味，他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什么叫“成千上万的烈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什么叫“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廖文刚现在才有了深切的体会。他的心灵被震撼了，他真正的了解了斗争的残酷。他以前看过许多描写革命战争的小说，诸如《吕梁英雄传》、《苦菜花》、《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但这些书里的英雄形象，在这时，才真正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活生生地在他的脑际闪现。 廖文刚一个一个地读着烈士的名字。他不愿意漏掉任何一个，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一份力量啊。可惜的是，这里的烈士绝大多数只有姓名，少数的烈士才有简略的介绍。廖文刚在这里真的读到了董存瑞：董存瑞，张家口淮来县人。 因为塔里的空间有限，廖文刚在里面看了一个小时，还没有看到一半，也只能随着队伍被引到了出口。他现在才认识了张家口，群山间的这块盆地，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扼大西北和京津华北的咽喉。游击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曾经在这里和伪蒙满军作战，和日寇作战，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和特务土匪斗争，死在这里的烈士竟然这样的众多。而且，可以肯定，还有许多的无名英雄，他们牺牲了，连姓名也不为人所知。可以说，张家口，每一寸土地都有过拼死的斗争。同学们参观了纪念塔，心情都很沉重，大家回到宿舍都没有说话。廖文刚回到军营还激动不已，于是坐在教室里写下了一首诗歌，标题是《进张家口革命烈士纪念塔瞻仰烈士英名》： 塞外的清明，树上还没有鲜花， 枯黑的松树开始冒出淡黄的嫩芽。 狂风咆哮，旋转着满天尘沙。 我们，外语学院的解放军战士， 走进了张家口革命烈士纪念塔。 塔里宽阔回环的四壁，上上下下， 贴满了白纸，上面的字只有核桃儿大。 中间拉着绳索，横七竖八， 悬着白纸，写着烈士的名字， 一个紧挨一个， 成千上万，密密麻麻。 像满天的星斗，像大海的浪花， 像大江南北，遍地的春草， 像戈壁滩上的万里金沙。 这可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我禁不住心在颤抖，爱憎勃发。 这哪里仅仅是名字啊！ 这是妻子时刻魂牵的丈夫， 这是孩子日夜啼喊的妈妈， 这是击碎过黑暗的闪电， 这是镶嵌过晴空的彩霞！ 这哪里仅仅是名字啊！ 这是组成春光的火炬， 这是建筑幸福的砖瓦， 这是中国革命艰难历程的记录， 这是三大敌人凶残嘴脸的描画。 屠杀过先烈的刽子手， 大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但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时间将更加的漫长， 空间将更加的广大。 面对千千万万烈士的英名， 战士应该说战士的话： 你们开创的事业，有我们来发扬光大！ 敢于危害我们事业的敌人， 我们就消灭他！ 敬爱的先烈们， 安息！ 1964年清明节于解放军外语学院西山坡教室 廖文刚写完了诗歌，交给宣传干事审阅批准后，就抄在了黑板报上。同学们都纷纷去看。李学明说：“廖文刚，真是诗人啊，说到了我们的心坎儿上。”唐燕群说：“廖文刚的诗歌写得情深意长，不错。” 过了几天，高指导员在早操时告诉大家：“我们总参三部的部长彭富九少将陪同彭绍辉上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今天来学校视察，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一听，都欢呼雀跃起来。同学们，早就在《红旗飘飘》这套丛书中，读到过杨成武将军的英雄事迹，强渡大渡河的英雄！还知道彭绍辉将军是名扬四海的独臂将军，今天就要看到以前在书中看到过的将军，那兴奋的劲儿，决不亚于小孩儿盼来了过年。 高指导员等大家欢呼之后又说：“首先是军容风纪。衣服脏了的，换成干净的。皮带要扎好，封领扣，要扣好。站在队伍里，要昂头挺胸。看见首长，要喊‘首长好’、‘首长辛苦了’。同学们要热情，要有礼貌。”上午上课，同学们都格外有精神。 下午两点，同学们都排好队，从校门口一直排到礼堂，夹道欢迎首长视察。队伍排好了半个小时，首长们来了，在校门口就下了车，一共五人，除了院长钱江将军和政委杨卓将军外，还另有三个人，一位个子高，另一位，明显地看得出，他的左臂的衣袖是空的。还有一个个子瘦小些的。他们都没有穿军装，穿着便服。李主任告诉大家，独臂将军，就是副总长彭绍辉上将；个子高的就是副总长杨成武上将。廖文刚仔细观察杨成武将军，高个子，身材并不胖大，穿着银灰色中山装，满脸笑容。彭绍辉将军，个子稍矮，胖瘦和杨成武将军差不多。彭富九部长，个子稍小，钱院长，个子高瘦。杨卓政委，挺着大肚子，中等个子。他们一进门，战士们就高喊：“首长好！”“首长辛苦了！”，五位将军都微笑着挥手回答：“同学们好！” 首长们绕场一周后，钱院长叫队伍站成出操队形。操场里立即响起了各大队各中队集合的口令声，只三分钟不到，操场里就形成了六个方块。钱院长说：“杨副总长，明天在东山坡作报告。干部参加，学员传达精神。马上，三位首长要听院领导汇报工作。下面请杨副总长讲话。” 杨成武将军，站到了队伍中间，系主任高喊：“全体立正，敬礼！”在场的官兵都立正敬礼。杨成武将军没有戴帽子，还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说：“同志们辛苦了！军队，就要讲一个作风，同志们，雷厉风行，军容严整。很不错。我只强调一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修正主义，也不甘心失败。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要苦练杀敌本领。有备才能无患。你们要时刻准备着，听从祖国的召唤。祝同志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 钱院长带头鼓掌，全场响起了海啸般的掌声。钱院长请两位彭将军讲话，他们都摆摆手。钱院长又说：“欢送首长！”系刘政委带头喊：“首长再见！”“首长保重！”整个西山坡响起了首长再见”、“首长保重”的口号声。五位将军，走到小车旁，向大家挥挥手，坐进小车。五部小车鱼贯而出。西山坡还响着“首长再见”的口号声。 过了两天，全院利用一个下午，传达杨成武副总长的讲话精神。中心是反修防修，加强战备。传达完之后，院里的杨政委讲话后，系里还讲了存在的“封资修”的表现，比如有的学员还吃零食，一个女生里面不穿发的军装，却穿高领衫。有的同学专业思想不巩固，有时间不是练杀敌本领，而是看一些封资修的书。 廖文刚听到后面的话，大感意外，也吃了一惊。他“有时间”就是在看古代的东西。还有一次开讨论会，主题是检查自己存在的错误思想意识。胡教员也来参加，同学们都不发言，廖文刚是团小组长，又是团支部宣教委员，主持会议。他见大家不发言就带头发言，他说自己以前最喜欢看的就是小说 。胡教员一听，就严肃起来，说道：“那你得好好改造思想呀！” 这样的发言，明明说的是以前，怎么就汇报到院领导那里去成了“现在”呢？不过廖文刚又想，自己说的完全是实话。有几个年轻人能不经历这样的过程呢？叙事作品，因为形象、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是最适合青少年读的。理论文章，靠的是逻辑推理，必须有相当的文化和丰富的经历，才可能产生兴趣。这算什么歪风邪气？他虽然有些吃惊，但他更怀疑这些人的水平。这都算封资修，只能证明这些人的脑袋出了问题。所以，他根本不把这类批评放在心上，也不屑在这方面花费精力。 一天吃晚饭时，天是阴阴的，同学们排着队，从教室到食堂。队伍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意气风发地行进着。廖文刚在这个中队的男生中算是最矮的一批，他的位置在男生的最后一排，他的后面就是女生。这支队伍走过系部，行进到离系部三十来米的地方，突然从后面刮来一阵狂风，吼叫着从后面推搡着学员们的头和背，廖文刚只觉得有砖头、瓦块噼哩叭啦砸在头上，十分的疼，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廖文刚苏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头像要炸裂似的疼痛，他想睁开眼睛，眼睛一闪，只觉得一间亮堂堂的小屋，立即天旋地转，他只好紧闭了眼睛，马上又心里难受，哇哇地呕吐起来。有女人的轻细的声音说：“醒过来了。”似乎周围有很多人。有人过来给他清理呕吐物。廖文刚很觉奇怪，似乎在梦境里，他问：“我是在哪里？”好些人的声音：“好了”，“醒过来了就好了”，“这是251医院。””“廖文刚，好好养伤。”七嘴八舌的，廖文刚分辨不出都是谁。他又朦胧地睡过去了。 大约深夜两三点钟，廖文刚完全清醒了。他微微地睁开了眼，仍旧天旋地转，他赶忙闭上了眼睛。他想动一下，却被一只手按住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能动。”“我是在哪里？”“在251医院。”廖文刚说：“啊，我听过蒋老英雄的报告。我怎么到这里来了？”“你受伤了。感觉怎么样？”“头很疼，天旋地转的。”“把这药喝下去。”廖文刚想挣扎起来，却动不了。”“不能动，我喂你。”廖文刚只好张开了嘴。一种甜丝丝的水，不多。喝完后，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没有大问题的。”这时，过来一个个子高瘦的男军医，看了看廖文刚的眼睛，说：“小伙子，别的地方都没有受伤，轻型脑震荡，静静躺着养几天就好了。” 第二天上午，廖文刚的眼睛能够睁开几秒钟了。但头是不能动的，也疼得厉害，他观察了几次，发现这个病房里，只有一张床，天花板雪白。一会儿进来了一个护士，军衣外套着白大褂，只有20来岁，个子不算太高：“吃点东西好吗？”她问。“我可以坐起来吃吗？”“不行，只能躺着，我喂。”护士于是端着牛奶坐在旁边，一汤匙一汤匙地喂。一会儿，进来一个男医生，瘦高个儿，脸有些瘦削。他看了看廖文刚，说：“没有大问题了。好好休息。” 第66章 逢六十五军钢铁战士 在西山坡里又出事故 吃过饭，朱庆茂和李学明来了。他们背着挎包，送来了衣服。朱庆茂说：“你的衣服，我们都洗了，这是我的，你穿。”廖文刚问：“我怎么会受伤呢？”李学明说：“你娃儿运气好，一阵大风过后，见黑板下压着一个人，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后来就吐。”廖文刚问：“哪来的黑板？”“是系部出通知的那个大黑板。估计是被风吹到天上，落下来就砸在你的头上了。这个过程，谁也没有看见。是大家推测的。当时把你抬到校医室，校医报告了上级，钱江院长亲自派他的小车把你送到了这里。我们都来了。你紧闭着眼睛，什么也不知道。”廖文刚说：“谢谢你们。”三人摆了一会儿，他们告辞而去。这几天，不时有同学来看他，九组的同学，差不多都来过。 第三天，廖文刚头疼得轻些了，睁开眼已经没有昏眩的感觉了，于是被移到了一个大病房里。这个房间比一间大教室还大，玻璃窗子，厚重的窗帘，房间里密密地安着二十多张床，两张床连成一起，这两张床和那两张床之间有一米来宽的通道过人。每个床上都住着一个受伤的军人，都是缺胳膊少腿的，都扎着绷带。廖文刚已经能坐起来，自己上厕所了。那些能走动的伤员不断地来看廖文刚病床上吊的病员卡。“啊，外院的。”“啊，大学生，好幸运哟。” 廖文刚看这个病房里，都是健壮的军人，都只有二十来岁。他们中有四个断了腿的，有两个断了胳臂的，有六个头上缠着绷带的，有三个左眼蒙着纱布的，有一个右眼蒙着纱布的。其余的人，都是腰背受伤的。看来都是外伤。廖文刚就问他们：“战友们是在哪里受的伤？”廖文刚旁边住着一个断了左腿的战士。这战士长得虎头虎脑的，身体很壮实，他说：“65军的，挖战备山洞，一个大石头，吃了我一条腿。” 廖文刚发现睡的是钢丝床，床上绷着手指宽的钢皮。床很有弹性。床上有粗实的横杆。有几位战士就吊在横杆上作引体向上。他们在不断地锻炼，成天乐呵呵的。廖文刚问邻床的战友：“你的腿还疼吗？”“疼得不厉害了，他们不要我出院。我少了一条腿，可我的两条胳臂还能干活呀！”廖文刚这才明白了什么叫钢铁战士。廖文刚的床旁边是一排暖气管道，铁铸的。大家的湿毛巾、洗了的衣服，就放在暖气上烤。廖文刚能够自己吃饭了，就和大家一同到食堂吃饭。这里每天吃四顿饭，吃得特别好。鸡蛋、牛奶、蛋糕、肉包子、米饭、红烧牛肉，土豆烧猪肉，想吃什么，伤病员手一指，就有炊事班的给你打，也不交钱。每天那位瘦高个的医生和护士都来给廖文刚看伤，送药。病友们告诉他，男医生姓冯，女护士姓卫。 吃饭时，廖文刚看见一个大尉，中等个子，四十几岁，每顿都默默地吃着饭，不声不响。后来，听病友们讲，他是自从解放就住在这里的了。没有妻子儿女，一身都是伤，都是病。他的工资很高，却没有地方花。住这里又是不交钱的。廖文刚吃饭时看见他，对他很尊敬也很同情。廖文刚很想和他摆几句龙门阵，可大尉却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廖文刚问道：“首长，是哪里人？”大尉竟反问道：“小小年纪，问这些干啥！”“身上还疼吗？”“不疼，怕只有死了以后。”廖文刚也没有本事让谈话继续下去，只得笑着，埋头吃自己的饭。 廖文刚每天吃的药是一种淡红色的液体，有点儿甜味。还是卫护士，她不戴口罩，二十三四年纪。她见廖文刚在写信，就问：“是给爱人写的？”廖文刚说：“不是，是同学。”旁边的病友们就说：“同学更好啊！读书时是同学，生活中是妻子，那是再美不过的了。”廖文刚红了脸。因为他已经给程茜平写好了一封信，正在给李秀芝写信。邻床的病友说：“我可是天天想老婆。受了伤，残废了，还没有给她写信哩。” 廖文刚对妻子老婆一类的话，可还没有听习惯，不便深说，又觉得头不怎么痛了，就到澡堂洗澡。这里的澡堂都是单间的，他一个人泡在温水里，边洗边想，我该选谁作爱人？这可以说是他这一生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李秀芝和程茜平都不错。可他现在就面临一个难题，她们两人的信都来得多，而且明显地感觉出，她们都有这样的心意。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爱人，这可就不好选择了。因为李秀芝考上了大学，情况比程茜平要好；但程茜平是全校的校花，更加漂亮。他如果选了李秀芝，程茜平将会认为是势利，选大学生，不选我这个落榜生；如果娶程茜平，李秀芝会认为是重色轻才。是不理智的。廖文刚想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左右不是人，而且这两个姑娘中，他自己都说不清究竟更喜欢哪一个。她们两位，都比他年长一两岁，但他完全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他的结论是，看以后的发展。他懂得，时间是可以解决一切难题的。 廖文刚觉得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就提出了要出院。负责的冯医生说：“那就后天，今天才第六天。你这样的头部伤，要过了七天以后，才不会有太大的后遗症。” 廖文刚没事做，就到橱窗前看报，约起可以行走的几个病友，在医院内外走走，看看环境。当兵的都学过保密条例，不便深问。廖文刚问：“挖山洞，很辛苦的？”“辛苦还是小事，危险，差不多又有死伤。像我们这样还好，还保着一条老命。我的几个战友，山洞冒了顶，都完了。”“没有搞技术的人吗？”“就是缺技术人员。大家都是边干边学。”廖文刚叹口气说：“我们的国家都是这样白手起家的，死人伤人，都是学习的代价啊！” 他们正在闲聊，一辆小车飞驰而来，车一停下，一副担架，四个战士，飞跑而出。鲜红的血，正从担架上不断往下滴。立即有白衣护士来指引，廖文刚尾随其后，担架进了廖文刚住过的单人房间，原来那是急救室。门被关上了。他们只得走开。 第二天吃过早饭，廖文刚和病友们告别，冯医生和和卫护士送他到门口。卫护士问：“你认识路吗？”廖文刚说：“能找着的。”廖文刚握着医生和护士的手说：“谢谢你们了！”他们说：“小伙子，前途无量，保重！保重！”廖文刚挥手而去。 廖文刚背着挎包在张家口街上走，他根据太阳的位置，向西边找路前进。五月的张家口，平时的沙滩，出现了清清的河水。铁铸似的树干树枝上，有了波浪似的繁绿。四周碎石滚落和嶙峋的山峰，都增添了生机。他一个人，边匆匆地走，边欣赏着张家口的街景。他进入校门，两位哨兵立正敬礼，廖文刚还了礼，直向教室走去。宿舍平时是上锁的。他到教室旁高喊：“报告，廖文刚伤好归队。”并端端正正敬了个军礼。同学们都转过脸来，用眼睛示意问好。 这堂课是胡教员上收报课。胡教员说：“进来，廖文刚，回来了，很好，下面抄报，每分钟100个的速度。”廖文刚受伤时，还只是80的速度，他立即戴上耳机，拿出铅笔和抄报本。他觉得脑子特别清醒。电码在他的耳朵里，正如一汪清水，在叮当地流淌。胡教员发出的报，清楚流利，间隔清晰而均匀，十分钟的时间，就好比在听钧天广乐，他一个点画都没有错，一个符号也没有掉。大家交了本子，下课号响了。同学们都来围着廖文刚问长问短。 廖文刚说：“谢谢同学们的关心。那天，是怎么回事？”走在廖文刚身后的张爱玲说：“一阵风从后面吹来，我们正唱歌，我只觉得眼前什么东西一晃，就见你倒下了，大家一看，一个大黑板压在你身上。”唐燕群说：“我们都吓坏了，同学们抬开黑板，你已经不省人事了。”李知骏说：“大家忙把你抬到校医室，李主任、高指导员都来了。”李学明说：“他们立即报告了系里、院里，院长派他的小车来，我们四个同学和武助理员一起把你送到了医院。”廖文刚说：“感谢同学们，我得马上去中队部报到。” 廖文刚到了中队部，刚喊了声“报告”，李主任看见了，惊喜地站起来：“好了？好得这么快！这件事，钱江院长特别问了系里‘怎么回事’，系里梁主任说‘一个黑板没有挂牢，被风吹上了天，砸着了学员廖文刚。’钱院长说‘知道张家口的风这么大，为什么不拴牢钉牢？如果把学员砸死了，你们怎么交代？又没有参加施工，参加战斗，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要注意安全呀！’”廖文刚说：“感谢首长的关心！” 无论吃饭的时候，还是在路上相逢的时候，只要知道廖文刚出了事的，都向他问好、问恢复情况。廖文刚都一一回答。他回到宿舍，他的衣服，杨先智、朱庆茂、李学明、孟令学都已经给他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柜里了。廖文刚十分感激地说：“谢谢了，战友们！” 晚点名的时间，李主任特别讲了“欢迎廖文刚伤好出院归队。”并且又把钱院长和系里梁主任的对话强调了一遍。他说：“安全重要得很！全校都已经检查了一遍。现在，要注意的是同学之间，一定不能开玩笑。特别是枪口，决不能对着人。这是军队的一条铁的纪律。” 下来后，顾家玉说：“我的哥哥是公安局长，就是死于开玩笑。”“是怎么回事？”同学们问。顾家玉说：“学校要演出，几个女生就来向我哥借枪，我哥把枪给了她们，忘了里面有子弹。一位女生接过枪，就对准我哥喊‘不准动’，一扣扳机，叭的一声，我哥就倒在了血泊中，那个女生也吓得把枪扔到了地上。”同学们都叹息不已。 第二天上课时，胡教员说：“全班过每分钟百字关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李知骏，一个是赵昭圣，一个是廖文刚。廖文刚住了七天院，耽误了七天的课，还全对了。我们还有21个人，都有错掉。这是为什么？要用心呀！”廖文刚心里想，这恐怕不是用不用心的问题，关键是头脑清醒。他估计是休息得好，所以头脑清醒，没有错掉。 又过了几天的早上，廖文刚洗脸回来，就听见营房的后门处一声枪响。这个军营有前后两道门。大门，通张家口的市区；后门，出去就是庄稼地，过了庄稼地就是赐儿山。平时出现枪声，在军营里，也是不正常的。他们出完操，就得到了可靠消息。警卫连出事了。全校就一个警卫连，负责东山坡、西山坡、红星院三个地方的警卫工作。西山坡只住着一个警卫班。 晚点名的时候，高指导员严肃地说：“我们再三强调安全，可就有人当耳边风。今天早晨，警卫连就出了大事。六点换班的时候，交班的战士，没有把子弹退出来。接班的战士接过枪，看前面的战士走出几步，就开玩笑，举枪瞄准，还喊‘不准动’，一扣扳机，交班的士兵就倒在了血泊里。那位战士，丢下枪跑过去扶，已经死了。这两个战士，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平时非常相好，做什么事都在一路。他抱着战友哭啊，哭得好伤心。可是，有什么用？他怎么向战友的父母交代？还必须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坐班房。同学们，玩笑开不得啊！” 学员听了，都非常难过。散会后，顾家玉说：“我特别难过，竟和我的大哥出的事故，惊人的相似。”后来，活着的这位战士，以过失杀人罪被军事法庭，判了两年徒刑。廖文刚说：“这也是关系好了，情不自禁犯的错误啊。” 同学们都来到后门看，才发现这片野毛桃林已经鲜花盛开。远远望去，好像一片红霞镶嵌在山洼里，好几位同学都情不自禁地要出后门去看桃花。李学明说：“我们下午课外活动时，请了假一同来玩。”大家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整好队去操场出操。 下午，组长们去向李主任请了假，这个教室的24名男女生，一同从后门出去欣赏桃花。这片桃林在西山坡到赐儿山之间的一个平缓的斜坡上，地上绿草如茵，低空一片艳红。桃树都只有一人多高，枝干如铜，细叶都剪裁出一般的棱角分明，花朵都粉雕玉琢般晶莹，一朵朵，一串串，一团团，使这一批未满二十的年轻男女战士，看得心花怒放。他们钻进桃林里，红艳的桃花，就在他们的头顶，就在他们的脸旁，就在他们的鬓边，就在他们的胸前。小伙子们，大姑娘们，都被衬托得艳若桃花。他们这个喊看这一朵，那个叫看那一串。战士们嘻嘻哈哈，赞不绝口。李知骏说：“真是沿坡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满桃林是军人们的歌声笑声。唐燕群说：“这真就是桃花源。哪个来写首诗！”廖文刚说：“我来即景写一首看。”他在花丛中走了几步，念道： 绿茵毯上罩红云，战士桃林赏茂春。 朵朵霞开天外彩，枝枝玉绽塞边新。 青年脸比桃花艳，壮士心如野马奔。 但愿国同花共美，桃林都是补天人。 “好诗！”“好诗！”不少同学赞扬道。“好在哪里呀？”顾家玉问。李知骏说：“眼前景，心中事，怎么不好？”顾家玉说：“什么‘心如野马奔’呀？你在想什么呀？”唐燕群说：“人家想的就是‘国同花共美’呀。”大家议论着，谈笑着往家里走。李学明说：“诗嘛，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六十七章 游泳池中驰骋 小松林里实习 盛夏到来了，只“哗哗”地下过两场雨。张家口的雨，简直就像是性急的孩子在用盆子倾倒。噼哩叭啦，几下子，就算完工。遍地是洪水，滔滔滚滚，几小时就跑得干干净净，在河里，几天就流得无影无踪。想下河洗澡，在这里只能算好梦一个。于是，张家口，修了游泳池。西山坡的学员们，在暑假时，每天下午都去游泳池锻炼。 学员们都是以中队为单位，排着队伍去的。到了游泳池，才各自下水。军人都没有游泳裤之类的东西，他们都穿着军队发的短裤，里面穿汗衫。女学员也是如此。女学员很少有人会游泳，男学员很少有人不会游泳。不会的学员就各找教练，练习起来。 游泳池不小，长宽大约在百米左右。游泳池的水，都是抽起来的地下水，水温特别低，只有十五六度，虽是炎炎盛夏，人们在水里都冷不可耐，不敢泡得太久，只二三十分钟，就要上岸来。水的深度，廖文刚这样一米七以下的人，可以没过头顶。这个游泳池是属于整个张家口市的，军人、老百姓、男的、女的、儿童，都在里面游。人多的时候，游泳池里，尽是人脑袋。 廖文刚是会游泳的，只是臂力不行，速度不快。所以，他一边教人，一边在池子里，变换着姿式锻炼臂力。不时有人在池边跳水，“咚”的一声，溅起几尺浪花。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游到廖文刚身边说：“叔叔，我们比赛。”廖文刚说：“行啊。”旁边一个女同志说：“预备，开始！”廖文刚和小女孩，按对角线，向东边游。廖文刚并不拿出最快速度，而时不时又回过头来看小女孩。小女孩圆圆的脸，小辫子，用的是蛙泳，速度上不去，老是在廖文刚的后头。廖文刚可不愿在小孩面前充英雄，故意放慢速度，让小女孩冲到了前面。 廖文刚正和小女孩在相互问姓名，突然中间响起了“救命啊”的叫声。廖文刚立即向出事区域劈波斩浪而去。那个小女孩也冲了过来。他们赶到时，一个女学员已经被周围的人推到了游泳池边。这个女生是侦收班的。廖文刚问：“是怎么回事？”那位女同学在岸上回答：“腿肚抽筋动不了啦。”廖文刚问：“你会游泳吗？”“会一点。”“那你可以忍住痛，用手拨水向岸边靠。” 因为出了这个事故，中队党支部委员阿林有特别招呼大家：“会水的同学，多留神，观察情况。不会水的，不要离岸太远。水太冷了，容易抽筋，游十几分钟，又上岸休息几分钟。” 游泳池完全没有换衣服的设备，军人们就上岸让太阳把内衣内裤晒得差不多要干了，才穿好外面的衣服，整队回校。整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全体学员都学会了游泳。 根据国家形势的需要，1964年8月1日，八系一班的学员提前毕业了。他们集合在礼堂里，由系梁主任讲话，要求他们8月3日到分配的单位报到。公布了分配名单后，最后梁主任说：“下面念到的同志，留校待命。”其中就有李淑瑗。不过，李淑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过年她回了家，她三姨告诉她：“你们学院已经来人调查过了。有那么多亲戚在美国、香港、台湾，哪能让你搞保密工作。”不过，分的工作，却让她感到意外——到学院的门诊部，搞统计。不过她又觉得是事出有因的。学空军时，李淑瑗穿着医生护士的白大褂打药水，自己觉得满有趣的，就情不自禁地说：“当医生还舒服。”这话竟被在前面走的钟助理员听见了，他回过头问：“真的吗？”李淑瑗不过是在信口说起耍，就笑着说：“真的！”玩笑话竟让她进了她一点不懂的门诊部。 廖文刚又收到了家里和同学们的来信。家信是父亲写的，他在信里说，二哥已经结了婚，二嫂名叫曾淑花。廖文刚立即写信，向二哥表示祝贺。程茜平在信中讲到，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邱丽华、刘长清、李玉芳都下乡到宝五去了。她，已经当上了民办中学的老师，正在参加演出《年青的一代》。李秀芝来信说：“看见报纸上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廖初江的事迹。不知为什么，一看见姓廖的，就想起您。”廖文刚都一一回信。 第三学期开学不久，李主任传达了军委和院党委的指示，要开展大练兵，李主任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个道理谁都懂，现在的问题是落实。对业务要精益求精。什么叫精益求精？就是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事，要了若指掌，要像对自己的手指头那样熟悉，哪个是中指，哪个是拇指，还用想吗？”大练兵的第一项就是实习。胡教员对通报班的同学说：“实习，就是实战演习。四个人一个小组，到野外去完成通报任务。这四个人，轮流执行任务。一个人收一份电报，发一份电报。两个人负责手摇发电机的发电，一个人站岗放哨，保卫安全。我们要来一个比赛，看哪个小组完成任务好，收发报没有差错；执行纪律好，一切按规程办。” 第二天，艳阳高照，吃过早饭，各个小组就带上电台，向指定地点前进。这四个人，一个人背收发报机，一个人背手摇发电机，一个人背小凳和食物，一个人背枪。廖文刚这个组，在赐儿山北面的一片小松林里。这个组，还有赵宗儒、张爱玲、杨焕廷。收发报机和手摇发电机都装在黄色的帆布包里。他们根据简易地图，找到了那片松林，树子只有一人多高，钻进树林，清香扑鼻。他们钻到松林的最深处，先由杨焕廷站岗。他提着枪，站在20米之外的一个高坡上。 廖文刚和张爱玲、赵宗儒，放下背包取出收发报机，取出手摇发电机。由张爱玲先上机，廖文刚和赵宗儒负责发电。廖文刚把手摇发电机的支架安好，把摇把安好，把电源线和电灯线连接好，就开始摇机发电。廖文刚和赵宗儒两个，按每分钟40转的速度摇着发电机，电灯亮了。收发报机上的指示灯也亮了。张爱玲就开通收发报机，开始联络。联络了好一阵，对方都没有回答。廖文刚说：“不要急，可能还没有走到。” 张爱玲的电键不停地发出“嘀嘀嘀嗒嗒，嘀嘀嘀嗒嗒”的呼叫声。又过了十几分钟。才听见了对方的应答。大家这才松了口气。张爱玲收发完毕，说：“对方发得好快哟，要不是我们的组长李成玉，就是我们的陕西老乡谢彩文。我得请她校对一遍。”赵宗儒操着天津话说：“那你就校对。”张爱玲又要求对方校对了一遍，准确无误了，才关机。 廖文刚说：“站岗放哨去，可不要拿枪打人呀。”“等会儿你来换岗就打你。”张爱玲笑着跑了。杨焕廷跑过来了，问：“还顺利？”廖文刚说：“收发报都不困难，就是联络时间长些。”这次轮到赵宗儒上机了。杨焕廷和廖文刚负责发电。他们俩一人握一个摇把，让电机匀速地运动着。杨焕廷说：“我一个人摇摇试试。”廖文刚说：“试，很费力的。”杨焕廷一个人摇了十几转，廖文刚见他不行了，就加上了一只手。杨焕廷说：“这么小个东西，还这样沉。”廖文刚说：“和我们家的磨子差不多，一个人还推不了几转。” 赵宗儒动作麻利，三分钟就联络上了。对方没要求校对，他也没要求对方校对。三下五除二的就关了机。廖文刚问：“能保证准确无误？”赵宗儒说：“那还用说，牛皮不是吹的。你知不知道，百家姓“赵”为第一？”廖文刚开玩笑说：“百家姓原本是‘廖钱孙李’，哪晓得后来赵匡胤夺了江山，就篡改成‘赵钱孙李’了。”赵宗儒说：“姓廖的可没有出过什么大名人。”“廖文刚就是呀。”赵宗儒说：“廖文刚，还只是一个人名。” 轮到杨焕廷上机，廖文刚去换回张爱玲。去到岗位上，见张爱玲立正姿势右手提着枪。廖文刚说：“嗬，真是英姿飒爽。”廖文刚故意把“飒”读成了“傻”。张爱玲可没有听出来，乐呵呵地把枪扔给了廖文刚：“老老实实站，小调皮。”张爱玲个子比廖文刚高大。张爱玲扭头跑了。廖文刚看太阳已经快当顶了，于是找了一棵较大的松树，靠松树站着，借青枝绿叶遮阳。 他看这时的四周，满地是眩目的阳光，后面的赐儿山巅，笼罩着轻盈的岚气。张家口，就在一条大山沟里。从这里能看清街道房屋。高楼很少。楼房最气派的地方，要数东山坡。据首长们讲，那里是傅作义部长的别墅。傅作义，是国民党华北地区的首长，和平解放北京有功，解放后任水利部长。廖文刚看着这一片英雄的土地，看着长城的“大好河山”，产生了一种历史的苍凉感。他知道，他的脚下，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志士拼杀过。现在，长城和山野都静静地躺在阳光下，显得是那样地安详和静穆。没有激烈的战争，哪来的这样大的国家？可是战争又是那样的残酷，烈士纪念塔里的名字，才不过是最近几十年里，这片土地上的牺牲啊。 廖文刚还没有想得停当，赵宗儒换岗来了。“四川耗子，钻到哪里去了？”廖文刚故意不出声。悄悄地转到了赵宗儒的背后，“哇”的一声大吼，把赵宗儒吓了一个趔趄。赵宗儒说：“四川小耗子，硬是屡教不改哩，首长喊不准开玩笑，你这是在干嘛？”廖文刚说：“首长说是不开危险玩笑，我现在可是枪托对着你。”廖文刚说着，把枪压在赵宗儒的肩头上，跑了。 廖文刚上机后，先检查了电源是否畅通，然后开机，扭动旋钮，找到他的联络频道，然后敲动电键，呼叫对方。叫了五分钟，对方传来了“嘀嗒嘀，嗒嗒嘀嘀嘀嗒嗒嘀”，他马上提笔抄报。然后发报。他发报，速度较快，对方竟提出要换人，廖文刚便停止了发报。一会儿，对方传来了叫继续发的信号，廖文刚又发。发完，对方也没有要求校对。廖文刚发了“再见”，就下了机。然后，大家都帮着拆电线，把所有器具都装入袋子里，四个人又都各自背着自己来时背的东西，返回军营。 刚出林子，就遇见四个十来岁的小孩，都穿得破旧。小孩见了他们，都高喊“解放军叔叔好”。四位学员都回答“小朋友好”。一个小孩指着廖文刚背的发电机问：“叔叔背的是什么？”廖文刚说：“大石头。”那个孩子问：“背石头回去干什么呀？”廖文刚说：“三个石头放个锅，煮饭。”张爱玲用西安话说：“真会骗人。”赵宗儒说：“小孩儿们再见。”大家就大踏步地过去了。山下有老人赶着一群羊，在山坡下吃草。羊儿不时“咩咩”地叫着。田野里，有弯腰劳动的农民。公路上有马车在奔驰。还有两个骑着马的年轻人，从“大好河山”处飞驰而来。廖文刚说：“单看这些景象，真觉得回到了古代。” 他们回到军营，进入教室，大家都猜测议论着是在和谁通报。谢彩文说：“廖文刚，发得好快，我根本抄不下，后来是胡教员抄的。”廖文刚听了吃惊不小，问：“你怎么不叫我发慢一点？”“胡教员见我抄得吃力，他就替我抄了。”“胡教员评价如何？”谢彩文说：“胡教员说，‘这算清楚的了。实际的通报中，有的手法更麻烦’。”廖文刚哈哈笑道：“看来，胡教员还是把我归入‘麻烦’一类的了。” 在第二天的实习总结会上，胡教员笑容可掬地说：“这次实习，非常成功。同学们发的报和收的报，做到了没有一点差错。”同学们都高兴得鼓起掌来。胡教员等大家的掌声响过之后，继续说道：“器材也保管得好，没有一点丢失和损坏。保密也不错，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不过，有同学忘记了检查电源，而怀疑机器出了故障；还有的同学，发报时，手法多变，影响了抄报效果。从实战出发，我们还要进一步培养抗干扰能力。在有很多干扰的情况下，能够不迷失联络对象，能不丢失自己的讯号，那可就更难了。我们后面，就要着重练习抗干扰能力。” 高指导员在实习总结会上说：“这次野外实习，虽然只有一天，但同学们都表现好，完成了实习任务。对技术工作，就是要精益求精。所以，同学们，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在实战中，在什么地方架设电台，在什么条件下架设电台，都是学问。我当通讯营长的时候，有位大首长，命令我马上架设电台。我一看位置，还在敌人的大炮射程内，就说‘不行，必须安全第一。’首长大发脾气，说要枪毙我。我说枪毙，违反通讯条例的事我不能干。等我找好了地方，架好了电台，刚才首长叫我架设电台的地方，已经被炮弹炸成了大坑。那位首长，后来表扬我坚持原则。同学们，搞技术工作的，有自己的原则，必须坚持。如果炸坏了电台，失去了联络，那损失，怎么弥补？因此，同学们不但要学好技术，还要形成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劲儿。” 第68章 中秋节和小学联欢 大练兵讲受得委屈 大练兵的第二项就是培养抗干扰能力。后来的抄报课，逐步加入了干扰。电报声中，加入了杂音，加入了噪声，最后加入了另一个人另几个人的电报声。好些同学都不适应，错掉不少。廖文刚也加入了补课的队伍。补课的学员就不出早操。陕西的刘慧芳，大个子，也在其中。一天早操时，廖文刚同她一同到教员办公室抄报。刘慧芳有些灰心地说：“我最笨，不知怎么办。抄不了就抄不了。”廖文刚说：“要有信心。相信别人行，我也行。受不了干扰的噪声，我估计，开始也是正常的。不要灰心。”教员告诉他们，关键要找准对方发报的特征，始终抓住不放，就不会被干扰搅乱。锻炼了半个多月，同学们的抗干扰能力基本形成了。 中秋之夜的晚饭后，外语学院八大队三中队，排好队，走出校门，到张家口西山坡小学去和师生举行联欢会。这个小学在西山坡军营的旁边。还在一个星期前，一个晚点名时间，李主任就给大家说：“下个星期中秋佳节晚上六点半钟，我们要和西山坡小学开个联欢会。我们有几位军官家属在这所学校执教，我们的子女也在里面读书。希望同学们好好准备，每个小组要出一个节目。让小弟弟小妹妹们，看看大学生的风采。”李学明的这个小组，同学们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了一个三句半。 学员们排着队走到学校时，校长、老师都在校门口迎接。三中队喊着“向老师们致敬”、“向老师学习”、“向小同学们学习”、“同学们好”的口号，进入操场。操场里，同学们围成了大半个圆圈，由一个小姑娘领头，高喊着“向外语学院的解放军叔叔学习”“解放军叔叔好”的口号。学员们在老师指引下，挨次坐到了师生们安好的小方凳上。学员们坐好后，由文娱委员刘若兰主持拉歌。刘若兰身材中等，戴副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可嗓门儿不小，只听她响亮地喊道：“西山坡小学六年级，来一个！”学员们立即整齐有力地喊“西山坡小学六年级，来一个！” 这时，坐在学员旁边的小学生队伍中，应声站起一位少年，白衬衣，红领巾，长得虎头虎脑的，他先指挥大家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用张家口的方言喊着“外语学院的解放军叔叔来一个！”全场的小学生都沸腾起来，跟着高喊“外语学院的解放军叔叔来一个”，因为口号有点长，不太整齐。刘若兰立即指挥大家唱《接过雷锋的枪》。 大家拉了一阵歌，晚会正式开始。先是校长讲话。校长是一个三十上下的女同志，她说：“在这中秋之夜，天高云淡，月明星稀，我们能够和外语学院的学员欢聚一堂，共度良宵，这是我们的幸福，是解放军对我们小学教育的支持。我代表全校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后是李主任讲话，他说：“西山坡小学，是我们外语学院七系八系的近邻，我们的子女都在这个学校读书，我在这里，先代表学生家长，向西山坡小学的领导、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人民是军队的父母亲，今天，中秋节，我们能够在这里和老师同学们共赏一轮明月，感受人民的深情厚谊，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大事。我在这里，代表我们三中队的全体干部战士教员学员向你们表示感谢！”他们的讲话，都简明扼要，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后面的节目，都是军校出一个，小学出一个，递次展开。有歌舞，有相声，有乐器。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吹笛子伴奏，一位女生，也只有十来岁主唱，他们的节目是《小放牛》，那歌声之悲壮，笛声之凄宛，真是如歌如颂，如泣如诉，只觉得小小的放牛郎，就在群山险壑间挥动着鞭子，正把日本鬼子带进埋伏圈。全场都为之动容，天上圆圆的明月也被感动得不能挪步，静静地悬在天空聆听。 三中队的江苏上海姑娘唐燕群、陈朴、龙玲娣、李翠根、陈月琴、朱美珍的《采茶舞曲》同样精彩。这六位女学员，个子一般高，显得英姿刚健，可她们用江苏话唱的“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却异常的柔美，虽然他们唱的歌词，大家都听不懂，但因为这首歌，大家都熟悉，那些歌词虽听不懂，却记得起，那优美的旋律，把人带到了绿水青山的江浙茶乡，大家感到的是，春阳娇艳，小溪潺潺，春茶碧翠，满山的采茶姑娘，脸如红苹果，身着绿纱衣，背着小背篓，两手轻盈地挥动，茶便绿云般随手飘舞，每人背上的茶篓里，都涌起了汪汪一碧的茶浪。经久不息的掌声，就像采茶姑娘背着茶叶的脚步声。学员们在欢送的掌声中告别西山坡小学，踏着满地银辉回校，秋风凉爽得有些寒意，大家都浑然不觉。 大练兵的第三项是熟悉收发报机。胡教员说：“这项练习，要达到的目的是，不用眼睛也能开机操作，蒙上眼睛也能准确摸到各个开关，各种旋纽，进行收发报操作。通报班的学员，也要有维修班学员的本事，蒙上眼睛也能拆散收发报机，安装收发报机。这要靠长期磨l练，习惯成自然。”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学员们就在机房里，把收发报机拆下又装好，装好，又拆下。 这种拆装练习，李知骏和赵昭圣掌握得最好。同学们都请他们介绍经验。李知骏说：“关键是记形状，记位置。先闭着眼睛摸各个部件，先记准位置；最好从左到右，一一摸去，在这个位置上的零件是怎样的形状，车下的时候，车了几下，车下之后，又是什么形状，这些都要记牢。”赵昭圣用带有浓重浙江味的普通话说：“补充一点，就是拆下的东西，要按拆的顺序放，一点也不能乱，不要混。”同学们学习先进，不断体会摸索，手指都磨痛了，磨起了老茧。终于都达到了蒙上眼睛也能迅速拆装收发报机的水平。 大练兵，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搞内务，打背包。进校的一天就开始，天天要检查，差不多又要进行评比。这个工作，在小组里，由副组长主管。蚊帐，两头各有两根一尺长的白布条，白天的蚊帐就挂在床头的墙壁上。有蚊子的季节，晚上就把蚊帐的另一头拴在横拉在宿舍的钢丝上。 背盖，要折成豆腐块，方方正正的，并用手抹出棱角。褥子上只放一张白布，必须理伸展，要看不见一丝皱折。 鞋子，睡觉时，必须跟朝里，尖朝外，并把鞋带理好，以便紧急情况时，容易穿上。一个宿舍里，每个人的鞋子和床头的距离要一致。 毛巾则晾在进门那间小屋的铁丝上。两间宿舍，各有一条铁丝，拉在靠自己宿舍的那壁墙上。毛巾要做到干净，四角对齐。因为毛巾是统一发的，大小一致，在铁丝上必须叠整齐，挂均匀。 牙刷只能放在漱口杯里、刷子放里边，把向外边，并且朝着一个方向。牙膏和肥皂盒、香皂盒，就紧靠口杯，六个人的，要放得方向一致、横平竖直。每天，六个人中，还要派一个人搞内务，他的任务除了扫地、擦窗子之外，就是进行微调，把没有放整齐的放整齐。 每人的床头柜，外面不可以放东西，里面放的衣物，要整齐，要方便拿。经常要打开床头柜检查。 高指导员强调说：“内务，似乎都是小事；但是，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就是从这一点一滴的生活小事中培养起来的。作风，首先要强调一个‘快’字。打仗，都是在和敌人抢地方。而抢时间更为重要。速度快，在敌人前边占据了有利地形，就容易击败敌人。” 李主任说：“内务大练兵，首先是比速度，穿衣穿鞋的速度，打背包的速度，要做到听见紧急集合号响，三分钟以内聚合完毕。”九组的赵宗儒，发明了快速捆背包法，打好背包只要一分钟。办法是这样的：被子折叠好后，将长绳叠双，套住背包，边走边缠绕，穿进背带绳，边走边整理。这个办法又简单又迅速，大家很快都掌握了。 大练兵的时候，梁主任在小结会上讲：“我们练技术、练业务，已经取得了胜利。当兵的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人，还要有一点，就是要练思想。练思想，一个是责任心，克敌制胜，有我无敌，为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干革命，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在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没有别的路。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要经得起委屈，要经得起同志和组织的误解。” 晚点名的时候，高德增指导员说：“梁主任讲的最后一点，实际是在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原来梁主任是由阎锡山部队派人培养的技术，而他的爱人，又成了叛徒。梁主任是业务尖子，回到延安后被关起审查了很久，才恢复了工作。高指导员说：“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特别是在复杂的年代，有些事情你一个人就是说不清，你说的，大家就是不相信。这才最考验人。有的人经受不住这种误解，自杀了，投敌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受得这种委屈。要相信，树正不怕月影斜，真金子是埋不住的。” 后来，廖文刚才听人说起，高指导员也曾被人误解过，还曾被吊起拷问。吊起时，他承认，放下就翻供，他说：“吊起痛，我只好说假话；你们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听真话就是，我高德增没有问题！”后来，查清了，高德增就是没有问题。是有人张冠李戴造成了对他的误解。 廖文刚对这两次讲话印象深刻，他对李学明说：“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误解呢？要是搞不清，那不就委屈一辈子了？”李学明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好人被冤死的，被当成坏人逼死的，历史上就不少。”廖文刚说：“看来，这方面，也要磨炼啊！” 这天，是各组召开民主生活会，这也是学员生活的常规。这种会，一般都在宿舍里开。九组的李学明组长说：“按照中队的布置，大家都找一找，组里存在的问题。可以只说现象，不点名。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廖文刚负责做笔记，并且整理上报中队。组员们都正襟危坐，一般都能踊跃发言。部分同学，只说自己，不说别人。也有说肥皂盒没有洗干净的，有说鞋没有放整齐的，有批评上街买零食吃的，有批评思想消沉，开会不发言，做事马虎的。 孟令学说：“有个别同志，稀稀拉拉，动作总比别人慢半拍，早晨聚合上操，多数同学都到齐了，还要等个别同志，影响了小组的荣誉。”一些有这些现象的学员，都红着脸，低着头。如果批评的是事实，这些同学会作自我检查。廖文刚说：“我们到军营已经一年多点了，我们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和革命军人相称。不相称的，我们要尽快丢掉。”李学明最后说：“我们原来都是老百姓，可以随便些，一边走路，一边吃梨，不会有人说什么。现在成了军人，角色变了，刘政委说，‘看见有人在大街上吃苹果，我很奇怪，对军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希望有这些毛病的同志，要立即改正。” 又到了大雪满天的时候，下午，同学们却还在操场上进行足球比赛。南方人一般都当观众，球员都是北京、天津、东北人。虽说是足球比赛，但也只是那个年代的水平。首先，球场就不规则，不够长，却过于宽。第二，裁判也不合格，谁抢着球就算谁的，进了就算。第三，球员更是水平有限，本来一脚踢向前，球却飞到了左边。明明是要把球踢到场外，却把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虽然如此，观众却热情十足，任飞雪洒白了棉军帽；球员更是精神百倍，穿着大头鞋，在飘舞的雪花中，如箭一样穿梭不止。球场边不时传出轰天的笑声。暮色渐渐从四面八方裹卷而来，比赛才在长长的哨声中结束了。运动员们个个头上冒着热气。球场上只剩下杂乱的脚印和滚落的雪花。 虽然是第二次大雪天了，南方的同学对雪依然热情不减。第二天早晨早饭后，扫完雪，在操场边上就围着一大群“业余雪雕艺术家了”，不到十分钟，就耸立起了一个巨大的雪人。廖文刚特地跑步到食堂外抓来了两块拳头大的煤块，小心翼翼地镶成了眼睛。这个雪人，大肚子，高鼻子，脸显出滑稽的微笑，有点大佛菩萨的风姿。大家都拍着手，嘻嘻哈哈地离开了。后来走过的这里的人，都不会不留下欣赏的目光。 一天晚上，一个小组发生了煤气中毒，虽然没有出现生命危险，把领导和学员都吓了一大跳。系里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几个男生组去住澡堂。九组也有幸住进了澡堂。这个澡堂是供七系和八系的干部学员共用的，里面不但有暖气，还有大澡池，这时已经放干了。还有许多供洗完澡休息的躺床。大家住在里面，既安全，又暖和。只是澡堂的那个气味颇不舒服。几个组住在澡堂里，还是以组为单位，晚上有的睡躺床，有的打地铺，还有一个组，干脆就睡池子里。 九组睡的是女生澡堂。晚上，暖气烘烘响，没有干的衣服，放在暖气管上，半小时不到就干了。廖文刚发现，躺床上，还有人写得有些文字，他睡的床边上，就有一首无韵之诗，诗里写道：“刚洗过澡的身体啊，多么舒服；爱人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字体娟秀，看来是一个女人在抒情。廖文刚说：“欢迎同学们来欣赏一首好诗。”“你写的？”“我可写不出来。”“给我看。”赵照圣说。“我可拿不动，得到这里来看。”于是凑过来五六个脑袋。 大家看了，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可能男人打仗去了。”有的说：“洗了澡，就想男人，淫荡之诗。”廖文刚说：“不能这样说，《诗经》上都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样的诗句，这是在直抒胸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李学明说：“你忘了院长批评过一个军官，抄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他是涣散军心。”廖文刚说：“这可得具体分析。孔子、孟子、墨子、杜甫这些贤人，都是反对穷兵黩武的。我们军人，也反对侵略战争，对正义战争，我们一往无前，勇于牺牲。”顾家玉说：“谁都说自己坚持的是正义的。”廖文刚说：“那得有一个标准。”“什么标准？”“是否是真的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的前进。”“日本鬼子也说他是为了本国的人民，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廖文刚说：“派兵侵略别国，就是不义战争。”李知骏说：“汉武帝、唐明皇如果不开拓疆域，中国哪会有这么大？” 廖文刚说：“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现实问题要科学地看。不管什么战争，都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所以《孙子兵法》说‘兵者，危道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敌人打到鸭绿江边上了，打到西藏边上了，我们就非打不可。”九组的宿舍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争论，廖文刚几乎都是论辩的中心。 第六十九章 一路做好事 归途遇故知 光阴似箭，不觉就到了1965年的元月的一个晚点名的时候，李主任穿着皮大衣站在讲台上，显得更加威武高大。这天，他很严肃地说：“同学们，接到上级通知，你们今年四月份就要提前毕业”，同学们都鸦雀无声，面面相觑，这可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李主任看大家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说：“这是好事嘛，提前走上工作岗位，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同学们又都欣然而笑了。李主任接着说：“所以，今年春节，凡是想回家的同学，都可以回家探亲。”全场立即响起了把屋子震得嗡嗡响的掌声，同学们个个都觉得心头热乎乎的。 李主任伸开双手，掌心向下，压了四回，掌声才渐渐回落。“同学们，过了年，就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到了工作岗位，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请假回家可就难了，所以，我主张同学们都回家去看看父母，向他们转答部队的祝福。离腊月三十只有五天的时间了，明天，同学们就到武助理员处领往返的路费、粮票、通行证。” 学员们，又激动起来，议论纷纷。李主任等大家安静下来后又说：“同学们回家，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件，全国都在搞四清，同学们回家去，看见的事情，不管你认为正确还是不正确，都一概不要去过问。军要拥政嘛。”同学们都默不作声了。“第二条，要提高警惕，要保密，你们学习些什么，这个学校是干什么的，以后干什么工作，一律不能外传。”这一条是同学们听得耳朵起了茧的话，都不在意。“第三条，和去年一样，要学雷锋，做好事。返校后一样要统计。”散会后，同学们都高兴地议论着，尤其是还没有回过家的同学，都沉浸在和家人团聚的想象和幸福中。 晚上，廖文刚老是睡不着，脑际一会儿浮起妈妈的笑容，一会儿浮起井研同学们的身影，一会儿飘来家门口的竹林，一会现出玉容的土坟。直到宿舍里鼾声四起，窗外雪花飘落有声，廖文刚才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同学们办手续，做准备。廖文刚到学院储蓄所取出存的55元钱，和李学明、李知骏等同学上街去各买了一个旅行包。回校后，又把穿脏了的棉衣外套洗干净，晾好。把皮鞋擦得铮亮。李学明问：“不穿大头鞋吗？到北京这一段路怕吃不消哩。”廖文刚想了想，这个季节，可是暖得冷不得的，于是把擦好的皮鞋放好了，说：“我们一路，在北京耍一天，好不好。”李学明说：“好。” 当天深夜十二点，重庆、成都的几十个学员就挎着挎包、提着提包，踩着碎琼乱玉上了从包头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一上车，放好行李，就给老人指座位，给妇女抱小孩，给同车人把大包小包往行李架上放。等到旅客们都坐好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时，身上已经热乎乎的了。 车窗外一团漆黑，只能间或看见一两盏电灯。借着电灯光，廖文刚看见了詹天佑的铜像。他们的车开过去，又开过来。廖文刚仔细地感受着这位杰出工程师的创造。在不知不觉中竟然转了一个急弯，而进入了八达岭。廖文刚说：“詹天佑真聪明，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大家都很激动，没有睡意。车窗外，渐渐有了亮色，廖文刚听见有人直喊“芦沟桥、芦沟桥”，就往车窗外望去，一座宽大的石桥出现在左前方。在晨光中，显得刚毅冷峻。这就是着名的芦沟桥。廖文刚的目光在桥的四周扫描。心中升起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车上有一位老人气愤地说：“狗娘养的日本鬼子，杀死了我的哥哥、嫂嫂和妹妹，现在还和美国勾结，想坑害中国，小鬼子，你来，老子把你碎尸万段。” 廖文刚说：“记住芦沟桥，我们强大了，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只能是白日梦。”那位老人说：“我叔叔是张家口的理发师，得知家中遭到日本鬼子的残害。他也动了杀机。他和工友们一起，在理发店下挖了个大坑。只要看见有单个的日本兵来理发，给他修面时，一张毛巾捂住嘴脸鼻子，两个按住，三分钟就解决了，然后扔进坑里去。日寇占领张家口的时间，这个理发店消灭了七个鬼子兵。”廖文刚拍手叫好，自言自语地说：“所以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坐在廖文刚右边的一位戴眼镜的大娘说：“我们能不能过和平生活，就看你们这些解放军了。”李学明说：“大娘放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撑起新中国这片蓝天！”廖文刚说：“你们看，蒋介石窜犯大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睡醒了，直喊：“解放军叔叔好、解放军叔叔好。”廖文刚说：“小朋友好。”大家聊着天，一会儿便到了北京西直门车站。军人们又忙着帮旅客拿行李、抱小孩，邻近座位的旅客都不断地说“解放军同志再见、再见！” 这群军人下车后，立即赶车到了北京火车站，排队买好了明天的车票，然后逛街。他们都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但对北京还是陌生得很。他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住处，寄放了行李，然后才去欣赏北京风光。廖文刚说：“这么多军人在大街上问来问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干脆去逛逛中国历史博物馆，怎么样？”大家都不知怎样度过这些时光，有了一个提议，便都响应，于是，他们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真大，他们完全用的是走马观花的速度，直到下午四点，都还没有看完。里面的陈列，真体现了一个“博”字，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近代的孙中山，从生活器具、生产工具到各朝各代政治、外交的各种实物，应有尽有。各式各样的陶器、铜器、铁器、瓷器，姿态万千；各种各样的钱币，叫人目不暇接。古代的耒、耜、耧，以前学历史时都只是听说过，现在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了。 大家站在计里鼓车前，感受到了前人的智慧。尤其是张衡的浑天仪、地震仪，虽是模型，也让军人们惊叹不已。里面陈列的历史人物，有的有塑像，有的有画像，从孔子、屈原到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到洪秀全、孙中山，都让军人们神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同学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更加觉得豪情满怀。廖文刚对文化特别的留心，《诗经》、诸子百家、《楚辞》、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等大文豪的着作的各种珍本，让他久久不忍离去。要出门时，他问一位年纪四五十岁的服务人员：“请问，哪里能买到这些名家的作品呢？”那人把廖文刚仔细看了一眼，回答说：“古旧书店，这些书大都有。” 出了博物馆，到了大街上，廖文刚说：“我们到古旧书店去！”大家都没有手表，抬头看了看太阳，都不支持。李学明说：“时间不够了，现在要做的事，恐怕是在北京给家里人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廖文刚长叹一声，只得跟着大家进店买东西。好的糖果之类，通通要供应票，他们可都没有。于是只好都称了几斤苹果。廖文刚知道井研是没有苹果的，他只吃过郭惠玉送给的比手指还要小的一块。他选又大又红的称了三斤。第二天临上车前，看见许多人围在一个柜台前，在抢购一种糖，不要票的，一斤一大堆。廖文刚也挤进去买了两斤。 这批军人，随着返乡过年的人流上了火车。他们找好座位，放好行李，就找好事做。等车开了以后，他们就给旅客送茶水，吃饭时，又帮服务员推车送饭菜。吃过饭，又帮助服务员收拾碗筷、打扫卫生。服务员很感动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李学明答应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务员仔细看着他们的领徽，说：“镰刀斧头，这不是党旗上的图案吗？” 廖文刚说：“对，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同志，领着个小孩，笑盈盈地看着廖文刚们问：“多大了？”廖文刚说：“十九岁。”“不简单嘛，都是军官了，四个兜。”李知骏笑笑说：“我们是学员。” 这些学员们，一边做好事，一边和周围的车友闲聊。一边欣赏着华北平原的千里平畴。在火车上吃饭是不收粮票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在座位上吃一碗面条或一碗米饭。不知不觉，40几个小时，就被车轮碾没了。到成都时，正是早晨。廖文刚、李知骏等等成都方向的学员和李学明、万思达等重庆方向的战友，一一握手告别。李学明说：“你们到家了，代向父母问好！”熊太和说：“你们还要辛苦几小时，祝一路平安！”大家都说：“祝春节愉快！” 这天，正是腊月二十九，出了车站，廖文刚又和成都方向的的同学们挥手道别而去，廖文刚立即坐上电车，直奔东门车站。到了车站，站入排队买车票的行列。好不容易才到了售票窗口，他一手提着个不小的黑提包，一手递进钱去，大声说：“一张井研。”“到井研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已经开走了。”廖文刚并不离开窗口，售票的长辫姑娘，抬头见是一位年轻军官，就说：“买到仁寿的，马上就上车。”廖文刚想，与其等到明天走，不如走一程算一程。于是答应：“行。”廖文刚拿好车票，挤出行列，找到了开仁寿的车，一看车票，座位号是40，好险，竟然是最后一张了。他找好座位，坐下。听到满车的人，说话都是井研腔，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廖文刚的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他问廖文刚：“回家探亲的？”“对，回家探亲！你也是？”“不，送我母亲到成都住院回来。”他指着坐在前排的一位用兰布蒙着头的妇女说,“可惜，来迟了一步，井研的车开了，家里还有六岁多点的女儿，腊月二十九，我们还在路上，她还不知怎样着急呢！”廖文刚说：“到了仁寿，该能找着车？”那位车友说：“难说，仁寿开井研没有班车，只有过路车。” 廖文刚坐在车上，从玻璃窗往外看，看见一路的柏树梯田，来往的男男女女，已经有了到家的感觉。他兴致很高，想象着和亲人见面的喜悦，和邻座的老乡们找些话来闲聊，不到下午三点就到了仁寿。廖文刚和那位路友扶下他的母亲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就一同进车站去看。还有一位二十上下的姑娘，提着一个不小的纸箱子，也跟在他们后头。廖文刚问：“服务员同志，还有到井研的车吗？”一个脸色疲倦的妇女说：“得看运气了，只有一趟往荣县的过路车。”后面的姑娘说：“赶不上就糟了。”廖文刚回头问道：“大姐也是回井研？”“我是回研经，燕子。”廖文刚高兴地说：“我是断桥的，我们一路好了。”那位服务员说：“就只你们三个，就不好办了。人多还可以找一辆货车。”廖文刚说：“我们是四个人，外面路上还有一个病人。”服务员看了看廖文刚的帽徽、领章说：“回家探亲的？”“是呀，现在巴不得一步就蹿到妈妈的面前。”“很远吗？”“五千多里哩。” 廖文刚没有事做，就到车站外去转悠。北风呼呼地吹来，车站外，有卖甘蔗的大娘和卖大柑子的大爷，都穿着破烂的棉衣，瑟缩着，坐在车站的阶沿上。廖文刚问大娘：“现在准种甘蔗卖了？”廖文刚想起了玉容家门口的甘蔗田。大娘回答说：“自留地里，可以种，卖，也没有人说可以、不可以。”卖大柑子的大爷说：“称盐、打油，总还得有点零花钱。”廖文刚问：“年底决算，能分多少？”大娘说：“分，春分！劳力少，倒差户，还要补120元的口粮钱。”大爷说：“十个工分一角二分钱，我们家四个强劳力，分了21元钱，倒差户没有钱补，就只是听了听这个数字。”廖文刚听了心头有些难过，安慰说：“以后会好起来的。”大娘说：“这辈子，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这时，车站服务员大声喊：“解放军同志，上车！”廖文刚提着包就向公路上跑，正有一辆大客车停在车站门口。廖文刚见两位车友还候在车门旁，就问道：“你们怎么不上？”“只有一个空位。”廖文刚止住了上车的脚步，对车上说：“这位大娘住院出来，家里还有六岁的小孩子，可不可以让他们两人上？”车站服务员说：“解放军同志，快上去。”廖文刚说：“让病人先上！”这时，司机说：“解放军就是解放军，好，病人上，站一个。”被廖文刚推上了车的母子俩，不断地说：“谢谢你，解放军同志！” 廖文刚和他们招招手，车子轰轰地开走了。那姑娘笑着说：“和解放军一路，我放心了。”车站服务员说：“后面根本就没有客车了。”廖文刚说：“谢谢大姐，能找着一辆货车也好嘛。” 又过了半小时，车站外来了一辆货车，驾驶室已经坐有一个老人。服务员拦下了。“解放军同志，到慈航的走不走？”“走，走一程，算一程。”廖文刚和姑娘一同上了车。车上只有几个纸箱子。廖文刚向服务员挥挥手说：“谢谢了，大姐！”车子开动了。那位姑娘说：“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不少。解放军同志，贵姓？” 廖文刚这才注意地看了看姑娘，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花棉袄内套红毛线衣，觉得好面熟啊，但就是想不起在哪里遇见过，于是说：“我叫廖文刚。”“哎呀”，姑娘惊异地叫道，“廖文刚？好英俊啊！我都不敢认了，我是东风大队的李银花。你带学生来我们队劳动，还教我们唱歌哩。”廖文刚一下想起来了，这是妇女队长李金花的妹妹，每次教歌，她总是必到的，于是高兴地说：“没想到他乡遇故知了，你好像比我小一点？”“你是二月间生的，我是八月间生的。”“那，东风大队到慈航不是还很远吗？”李银花说：“我嫁到研经的燕子来了。到慈航只有十八里路。”廖文刚说：“那就好，实在没有车，我们就走路。我是研经断桥的，到了燕子，回家的路就好找了。” 他们摆着龙门阵，车已经停在了慈航。廖文刚下车来，谢过师傅，看看偏西的太阳说：“大约是六点左右了，这里到家，还有三十里路，天黑前是能赶到家的。”李银花说：“就到我家去住嘛。”廖文刚说：“家里人还等着哩。”廖文刚去提过李银花的纸箱，李银花就抢过廖文刚的大提包，向小路走去。廖文刚紧紧跟上。廖文刚问：“你这纸箱和我的包，差不多重。”李银花笑着说：“你不是爱说‘你帮我，我帮你’吗？” 虽然是深冬，这一天的天空却像春天一样，湛蓝湛蓝的；有几朵云彩，金黄金黄的；挂在山头的太阳，鲜红鲜红的；而路边的水田，红亮红亮的；四周的山岭，粉红粉红的，而地里的麦苗、豌豆苗、胡豆苗、青菜萝卜之类，碧翠碧翠的。这两位偶然相遇匆匆赶路的年轻军民，如在画屏中。廖文刚又想起了自己带领学生下队劳动的日日夜夜。廖文刚问：“李银花，怎么二十没满就结婚了？”李银花说：“我们那边土地少，我姐当上队长了，安排什么活路，人家都说我是吃松松，我干脆走远点靠自己还舒服点。” 廖文刚问：“你还没有小孩？”“没有，这么年轻的，生来干啥？”“你到成都去，有什么事吗？”“我在搞合作医疗，去买了些药。”“你的姐姐李金花还好？”李银花说：“她这个人，没有心眼，上头叫咋干，她就咋干。”“跟着上头走，就好嘛。”“好，叫翻地三尺，砸饭锅、拆房子，办伙食团，都是上头喊干的。你猜最后怎样收场？”“不是都改正过来了吗？”“可老百姓的怨恨，怎么改得了？大家把吼得最凶的王书记狠狠斗了一夜，打得头破血流，上头又来做好人，撤了王书记的职才算了。现在的干部，不好当啊。” 廖文刚不解地问：“书记也可以随便斗？”李银花说：“不是在搞四清吗？凡是多吃多占的，都要挨斗。当干部的，那几年，为了活命，有几个没有多吃多占的？”廖文刚问：“还有个外号叫‘地乌龟’的，还好？”“跌死了。去抓蛇，从尖山跌下去，成了肉饼子。”“那，现在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李银花说：“艰难哪，瓜菜半年粮呗。我们队，金花姐办事公道，有点魄力，10个工分，决算值2角4分钱，在我们大队算好的了。”“布票发了多少？”“每人1丈5尺。”“那也算不少了。”“可是没有钱扯布，好多人都到黑市卖了，打油买盐。”廖文刚听了，皱紧了眉头。他推测到家里一定也很艰难。 两人闲聊着，太阳落山时就到了李银花的婆家。就在路边的山畔，深深的竹林，面前是水田，背后是山，看得见草房的一角。李银花说：“到了，我还没有问你，20岁还没有满，怎么就当上官了？”廖文刚说：“不是官是军校学员。高中毕业后，考大学考上的。”李银花说：“那时，姐姐就说‘廖文刚有出息。’”廖文刚说：“你也不错嘛，当上医生了。回娘家时，带向东风大队的父老弟兄姊妹们问好。”“天要黑了，就到我家去住一晚嘛。”“谢谢啦。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呀！我有手电筒。”李银花说：“那你就顺着这条大路走，一直走到研经街上。” 廖文刚把纸箱还给了李银花，接过提包，说着“再见”，大步而行。 第70章 探亲全家乐 会友半日忙 廖文刚在路上不时遇见回家的人。归巢的鸟儿喳喳叫个不停，他拿出了最快的速度，一会儿，就到了研经街，穿过研经街，离家就只有五里路了。这可是他不知走过多少次的路，每拐一个弯，就展开一幅图画，涌起一段回忆。天还没有全黑，路还分明。他想起了母亲挑着他和二哥，从外婆家归来；他想起了他跟着妈妈上街卖扫帚；他想起了和二哥在藕叶塘和胖冬瓜打架，他想起了和钟开田在断桥河的桥上下象棋，他想起了和玉容一起上学。 想着走着，不觉就到了断桥河边。桥只有一尺来宽，他只得拿出手电筒。小桥，在手电筒的照耀下，白晃晃的。他向河里照了照，河水黑沉沉的，不像白天那样碧波荡漾。他急急过了桥，经过几个梯田，上个坡，就进入了乱坟坝，这里全是乱葬坟，以前有很深的山草，现在都是光秃秃的坟了。他决定走小路。一会儿就走到了老家正对面的山上，这时久违的家已经出现在眼前了。像抱鸡婆似的草房里亮着灯。这时，路已经不分明了，廖文刚只得打着手电筒，照着路走。 “三哥回来啦！”随着对面房子里几声大叫，两条黑影随着弯曲的小路，飘到了廖文刚面前，是五弟国忠、六弟祥宁。廖文刚喊着“国忠、祥宁”，想拉两个小兄弟的手，可两手都不空；两个小兄弟喊着“三哥”，抢过提包、挎包回头就跑，还高喊：“妈，三哥回来了！”对面的屋里有了动静，院子里出现了灯光。“是老三呀！”对面地坝里传来了母亲的喊声。“三老辈”、“向三弟”、“三叔”、“三哥”的声音，不断从对面屋里涌出。 廖文刚边走边问：“你们怎么晓得是我回来了？”国忠说：“我和祥宁一直在大路上守着，看见电筒亮，我就知道了，石包山没有人有得起手电筒！” 廖文刚大步走到院坝边，母亲白翼坤已经守在那里了，廖文刚跑上前去，向母亲端端正正敬了一个军礼，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我回来了！”妈妈一个劲地说：“好，好，好。”廖文刚不停地向亲人们打招呼，被簇拥进了院子。他摸出香烟，传给长安、清华，他们是抽烟的。进到屋里，又摸出糖果，每人一个。大家都乐得不知说什么好。廖文刚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很壮实，问道：“这就是二嫂？”母亲说：“还没有搞得赢介绍，这就是二嫂曾淑花。”曾淑花说：“三弟不要见笑。”廖文刚说：“二嫂替我们照顾母亲，感谢二嫂了。” 见面的热闹之后，长安、清华等都说：“三老辈，请过来耍。”廖文刚回答着，同母亲进了家门，他拉着母亲的手问：“妈妈，身体还好？”“只是眼睛更不行了。”“父亲、大哥、二哥都还没有回来？”“他们要明天才放假。回来吃年饭。”廖文刚问：“吃晚饭了吗？”母亲说；“都等着你哩，你不是写信回来说，二十九一定到家吗，春晴、国忠和祥宁都说你今天一定要回来。”弟妹们都围着廖文刚，把帽徽、领章，看了又看，轻轻地摸了又摸。 一家六人围着煤油灯吃晚饭。红苕稀饭，盐渍萝卜丝，泡萝卜皮。母亲说：“现在，还只能这样招待你哟。”曾淑花说：“三弟吃不惯。”廖文刚说：“这就很好了，一年多没有吃过红苕，还怪想的呢。”春晴说：“三哥什么没有吃过？枇杷树皮、软雀儿花，石骨米，状元红；现在红苕稀饭可以随吃了。” 廖文刚在煤油灯下看自己的母亲，方方正正的脸，并没有多少皱纹，头发也还很黑。只是眼睛，是昏浊的。春晴，已经成了大姑娘，粗大的辫子，轮廓分明的脸，只是穿得破旧。国忠，脸稍长；祥宁脸稍圆，充满了孩子气。二嫂却长得很壮实，大辫子，四方脸，五官突出，大手大脚，看来是生产的好把式。廖文刚问：“要补多少倒差？”母亲说：“我们娘母五个，只有淑花是全劳力，春晴算半劳力，其余都是吃饭的。”春晴说：“10个工分1角2分钱，所以，要补118元。”母亲说：“军属，优待了80元，要补38元。”廖文刚说：“我当兵还不到两年，却是跨第三个年头了，每月津贴是12元，这次我可以把38元补齐了。” 吃完饭，洗过手脸，因为只有一张床，母亲叫春晴去挨着二嫂睡，春晴说：“明晚二哥回来了，又怎么办？我就挨着三哥睡。”国忠、祥宁说：“我要和三哥睡一头，”于是母亲和春晴睡一头。文刚和国忠祥宁睡一头。睡到了床上，国忠说：“这回得三哥讲故事。”廖文刚说：“行，由我主讲。”廖文刚给大家介绍了一路见闻，北京、张家口、军队生活。以后的几晚上，就详细地讲《水浒》，一家人都听得入了迷。 第二天早晨起来，廖文刚把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遍，猪栏里，有两只半大的猪，有五六十斤。地下还跑着五只兔子，六只鸡。红苕窖里有大半窖红苕，估计有800斤左右。柜子里的米，有100来斤，还有百来斤玉米。自留地有半亩左右，种着青菜、萝卜、瓢儿菜、大头菜、芹菜、葱蒜之类。廖文刚对母亲说：“看来，家里还是瓜菜半年粮的水平。”白翼坤说：“二嫂、春晴都很勤快，国忠、祥宁也能帮点忙。生活也渐渐好些了。‘生产队，生产就是要对’嘛。”文刚说：“以后会更好。” 午饭后，文刚的父亲廖紫云、大哥文辉、二哥中伟三父子回来了，见了文刚都很高兴。廖文刚问大哥：“离开旅行服务社后，大哥怎么过的？”文辉说：“在南门找了一个小旅馆，第二天还去彭县看了外婆，然后就回家来了。你们那个军校，可以不？”廖文刚说：“不错的。”“学的什么呢？”廖文刚说：“那可是绝密，军事技术嘛。”父亲廖紫云说：“毕业出来，当个军官，就不错了。”母亲白翼坤说：“生老三的时候，就梦见茶碗大一颗星星，落到我怀里，至少也得当个将军。”廖文刚说：“大家都想当将军，可将军是万里挑一的。”国忠说：“三哥就要有万夫不当之勇。看你寄回来的照片，大盖帽，刀带，好威武。”翔宁说：“像个少年将军。”春晴说：“戴棉军帽的那张，像个女孩儿。”廖紫云说：“张良，不就是像个妇人。”大家吹了一会儿牛，就全家动手，推汤元，杀鸡。 廖文刚很想去看看玉容的母亲和玉容的坟，于是便去挑水。廖文刚挑着水桶。国忠和祥宁说：“我们和三哥一路去耍。”白翼坤说：“背个背兜去，扯猪草回来。人过年，猪可也不能饿着了。”廖文刚和国忠、祥宁三弟兄便出了门。廖文刚走到玉容家门口，对国忠、祥宁说：“你们就在地里扯猪草，我一会儿就出来。”然后，文刚高声喊着“大爷、大娘”，放下水桶便进了屋。王大娘怀抱一个小孩迎了出来说：“是廖文刚呀！快进屋坐。” 廖文刚扶着大娘说：“大爷、大娘还好嘛！这小孩是谁。”廖文刚见这小孩，有一岁多点，分明就是一个小玉容。“这是我的九儿。”“弟弟还是妹妹？”“还是个女孩儿。连她，我生了九个女，现在只剩这一个了。”王大爷也出来了：“爸，是哪个？”廖文刚说：“大爷，是我，廖文刚。大爷好嘛。”王大爷说：“爸，我说，哪里来了个当兵的。”王大娘说：“你就不懂了。军队里，四个兜，可是当官的。”廖文刚说：“不是官，是学员。”“那以后也是官。” 廖文刚说：“我想去看看玉容的坟。可没有买香蜡纸钱之类。”王大娘说：“我知道你们家都不兴这个，没关系的，老同学。”廖文刚跟着王大娘到了坟地。王大爷也跟着出来了。王大娘说：“容儿，文刚来看你了。你要是活着现在该多好！”王大娘已经泪水满脸了。廖文刚对着玉容的坟，认认真真地敬了一个军礼，说：“玉容姐，安息，你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以后，要把你写进小说，让全中国的人永远记住你。”廖文刚对大娘、大爷说：“不要伤心。九儿长大就好了。又是一个玉容。” 廖文刚告辞出来，先帮着小兄弟们扯了些猪草，然后就挑水。直到把水缸挑满了，才和国忠、祥宁，背着满满一背猪草回了家。 每年的大年初一，附近的几十家人，都喜欢到白翼坤的院子里来耍，听她讲故事，唱川戏。今年也一样。回来了一个在北京的现役军人，这院子就更增添了一分吸引力。早晨，各家各户吃过汤元，就向这个院子涌来。 廖紫云的这个院子，坐东向西，是这个村子最高的地方。以前，这里开过油坊，房子直拖到竹林坝里，后来败落了，东南方，是廖文刚的家，茅草房，向竹林坝方向拖出一个斜坡，遮住了几个大粪坑，远远看去，活像一只抱鸡婆。正东就是横房，一堵墙隔成两边。东南边是廖文辉住着。东北边是万大嫂家住着。北边，和廖紫云的房子相对的，是长安、清华兄弟的房子。虽然三面都是草房，但阶沿还保留着以前的面貌，比较宽大。地坝则一点没变，三合土的，可坐百把人，还有空余。而西边，没有房子，也没有围墙之类，是菜地和竹林，再往外面，就是左右两个冲，层层梯田梯土，顶端就是廖文刚的家。这样的地形，正是乡亲们爱来玩的原因之一。 文辉和长安，扯着提篁，大娘们摆着闲龙门阵。男人们抽着春耕牌的香烟或者叶子烟。一会儿，廖文刚的几个小学同学来了，周泽民、邱明宣、邱正林。廖文刚和他们一一握手，每人一支前门烟。邱明宣说：“你娃儿现在对了，我们，唉！”廖文刚说：“到了张家口，我才懂了什么叫天府四川。漫天大雪，大风沙，出门得戴风镜，还是家乡好呀！” 他们正谈着，殷正清进院子来了。廖文刚迎了出去，紧紧握住手说：“经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路来往于井研和断桥河的那些岁月。伯母还好？”殷正清，中等个儿，成天笑盈盈的，这时额上已有了些浅浅的皱纹。他说：“母亲还硬朗，我在当农业中学的教师。”廖文刚说：“那得喊殷老师了。”院子里看见的，都真的喊起了“殷老师，过年闹热。”殷正清回答说：“闹热在你们这里。” 这个院子里，年轻人居多，大家闲坐了一会儿，都觉得有些手僵脚僵。廖文辉说：“来，我们来逗瓜。”“逗瓜”是这些地方的一种球类活动形式。许多人在一起传球，没有接好球，掉到地下的，就是“瓜”，就站在中间抢，谁的球被抢了，谁就当“瓜”。这个“瓜”是“傻瓜”的简称，是“不聪明、愚笨”的意思。廖祥宁一听，抛出来他的一个小碗大的小皮球。十来个年轻人，站成一圈，开始了“逗瓜”。 二哥廖中伟可从来没有玩过这家伙，常常抓在手里又蹦出去了。他抛出的球，又十有八九被人拦截而去。所以，他当瓜的时候特别多。他在里面简直是猴跳舞跳，逗得满场哈哈大笑。廖文刚注意到了，二嫂在旁边看得脸都红涨了。廖文刚就故意当了几次瓜，但在这个集体中，他的个子算是比较高的，又十分灵活，几秒钟就把球抓在了手里，又引起了满场的喝彩。大家都玩到中午才散去。 正月初二，廖文刚到了县城。在北门口就遇见了廖华清。两人见面，高兴得握着手忘了说什么好。廖华清说：“去年就想，‘该能碰见廖文刚’，满街寻遍，杳如黄鹤。”廖文刚大笑着说：“根本就没有回来，到哪里找去？” 廖华清说：“我们去约程茜平到宝五去看邱丽华、李玉芳、刘长清、李荷艳。他们作为第一批知识青年，下在那里。”廖文刚说：“很好。”两个人到了程茜平家里。程茜平的家，在胜利街北边、比街头地面高一米多的宽阔的阶沿上，两扇木门，一扇木窗，进门以后，才觉房子颇深，且暗，从门口往后面依次排列着三间小舍。程茜平的母亲五十上下，个子不高，面目端庄慈祥，默默地看着进门的客人。 廖文刚先招呼道：“伯母好！”程茜平的母亲一个人坐在一把旧木椅上发呆，没有看清是谁，不好回答，只是迟疑地站起来说：“坐！”廖文刚说：“伯母，我是廖文刚，程茜平的同学。程茜平到哪里去了？”程茜平的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廖文刚，请坐，坐。她马上就回来。”廖华清调皮地说：“那廖华清就只有站着了？”程茜平的母亲马上提过自己坐的椅子：“请坐请坐。”正说着，程茜平和五弟程书仿拿着些芹菜进了屋。 程茜平高兴地叫道：“廖文刚、廖华清！”廖文刚说：“新年快乐！”廖华清说：“走，看邱丽华去。”程茜平说：“行。”廖文刚等便告辞出来。程茜平说：“我可找不到地方。”廖华清说：“那怎么办？”程茜平说：“徐玉文去过，我刚见着他。”大家就一同去找徐玉文。这时的徐玉文长得成了白面书生，他没有考上大学，也下了乡。徐玉文见了廖文刚等三人，很乐意地答应带路去宝五。于是一行四人，便向宝五进发。 路上，廖文刚问：“你们三位都是城里人，知道宝五不？”廖华清说：“听人说，饿死了五万多人，遍地是死尸。”程茜平说：“那里叫千宝公社，要搞成畜区，不准种粮食。闹饥荒时，到哪里弄吃的？只得一家一家的饿死。听说，邱丽华他们住的房子，就是一家人都死绝了的。” 程茜平和廖华清问廖文刚学的什么、学校怎样、毕业以后做什么。廖文刚都按保密条例的规定，作了似是而非的回答。廖文刚问程茜平：“邱丽华他们下了乡，你怎么没有下呢？”程茜平说：“你的意思是我也该下去，是？”廖文刚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知道原因。”程茜平笑着说：“革命需要呗。我毕业后就参加《年青一代》的演出，后来当民办教师，就下不了乡了。邱丽华本来也在当民办教师，但是，他积极得很，一定要去，也就去了。”廖华清说：“邱丽华这个人就是这么积极的。” 三十来里小路，四个人边走边聊，到中午就到了。几笼竹林，一座草房，横在水田边。廖华清还在屋外就高喊“邱丽华、李玉芳、刘长清、李荷艳！”，四个同学立即从屋里冒了出来，迎出门外：“廖文刚、廖华清、程茜平，没有想到你们会来！”四个同学高兴得大叫起来。廖文刚说：“知道你们在这里，怎么能不来呢？这不还有个徐玉文吗？”徐玉文说：“他们哪里认得倒我们这些。”大家都笑了。 廖华清说：“我到了你们家里，知道过年你们也没有回来，就来了。”邱丽华满面笑容地说：“上头说，下乡知青要和贫下农同甘共苦，再说，回去也没有多的口粮。”廖文刚说；“中午饭得在你们这里吃。按解放军的规矩，饭钱粮票，我都必须给的。”李玉芳说：“一顿饭，我们还招待得起。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可是肥猪被别人骗去了，我们正穷得丁当响。”李荷艳、刘长清抬出凳子，让大家坐下了。 廖文刚问：“肥猪，是怎么回事？”他们四位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廖文刚听清了，他们好不容易喂肥了一头猪，舍不得自己杀来吃，赶上街去卖，在半路上被一个外号叫邱二皮的人拦住，要买。把猪牵去了，他们去要了三次，一个钱也没有要到。这个人很癞皮。廖文刚问：“有多远？”刘长清说：“有8里路。”廖文刚说：“吃了午饭，我们去要。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的人！”四位同学忙给大家抬凳，倒开水。 廖文刚仔细观察着四位同学的住地。草房，已经很陈旧了，房子上的草，都像炭一样黑。在外面就能看见两扇木门，三个窗子。窗子是不能打开的，只是卡在墙体上的木格子。阶沿还宽，堆满了稻草、麦草和捆好的树枝。廖文刚明白，这就是烧柴了。房子四周没有人家，后面是小山包，地里长着小麦苗、豌豆苗。门口是菜园，菜园下面就是冬水田，黄黄的水，在风里荡漾。这时只听廖华清说：“你们煮的那点点，可不够我们吃。我们分头搞吃的。” 同学们立即自觉分成几组，邱丽华、廖华清、廖文刚、程茜平四个人去自留地的菜园摘菜，李玉芳、李荷艳负责淘米煮饭，刘长清负责加柴、安桌凳。菜地就在屋门口、水田边，廖文刚一看，大约将近一亩的地里，长着青菜、萝卜、瓢儿菜，还有一小块蒜苗、小葱、芹菜，都长得不错，只是瓢儿菜还小。邱丽华说：“随你们选。”廖华清说：“能干能干，种得这么好。” 邱丽华说：“我们和社员一样，过的是瓜菜半年粮的生活。不种好，吃什么。”廖文刚问：“你们的口粮，大约有多少。”邱丽华说：“谷子每人116斤，红苕每人200斤，麦子每人30斤，杂粮，比如巴山、红豆、胡豆、豌豆、黄豆之类，每人有50斤。”廖华清说：“也就是说，每年每人只有两百来斤粮食。” 四个人把青菜萝卜抱到田边洗干净，拿回屋里。李玉芳说：“交给我了，你们坐下吹牛。”刘长清问：“廖文刚在军校学的什么？”廖文刚说：“外语。”刘长清说：“安逸了，以后当军官。”廖文刚说：“当兵可就是吃苦哩。”李玉芳说：“再苦也没有我们苦啊。”廖文刚说：“难说，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大风沙，大风雪，夏天嘴唇都会干裂，那可是另一种苦。”廖华清说：“找饭吃，都苦。”李荷艳说：“你们这些大学生的苦，是蜂蜜当中的白糖；我们这些知青的苦，才是黄莲当中的苦楝子。” 李玉芳说：“文学家，李荷艳这话该说得有水平。”廖文刚说：“生活就是这样，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你们看，新鲜蔬菜，自食其力，想坐就坐，想唱就唱。陶渊明当年不是连县令都不当，来过这种田园生活么？甜和苦，是一种存在，也是人的心灵感受。人的境界不同，感觉也不同。”李玉芳说：“这就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廖文刚说：“生活再艰苦，心情好就快乐。”廖华清说：“想当年，肚子饿得咕咕叫，程茜平不是还叫我们高唱‘九九哪个艳阳天’么？”大家边吃边聊。吃完饭，大家动手，收拾完毕，邱丽华锁上门，就一同去找邱二皮。 他们走了好一阵，也不知道地名，就到了邱二皮的家门口。他也是单丁独户的。大家一喊，邱二皮探出头来，立即又缩进去了。廖文刚等8个青年，径直进了院子。廖华清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还是出来，抬几根凳子，大家坐下好好谈谈为好。” 一会儿，出来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抬了三根长凳子出来，摆在土地坝里。廖文刚问：“邱二皮，你们怎么叫？”“大哥。”“你们的爸爸妈妈呢？”“都饿死了。”“你大哥叫什么名字？”“邱实余。”廖文刚喊道：“邱实余，出来。”邱实余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把钱，三十来岁，穿得也寒颤颤的。他一出来就说：“对不起知青同志，我也是无赖，我一条光棍，两个兄弟，过年总得吃点肉呀鸡呀。猪卖了54元，这是34元，本想马上送过来，这不，你们就来了。” 刘长清接过钱，说：“还有20元，好久还？”邱二皮说：“那就不好说了，吃的，在他们的肚皮头。”廖文刚说：“你家里困难，可知青比你们更困难。你看，你们三弟兄，都是男子汉。人家知青四个人，还有三个女青年，能够把猪喂肥，你自己要找事情干呀。”“不是什么也不让干吗？”廖文刚说：“现在有了自留地，也准许喂猪。人家知青不是也把猪喂出来了吗？问题是不要懒，不要老想着邪门歪道。”邱实余看了看这个威武的军人，只得连声说：“是是是”。 一行人从邱家出来，廖文刚、廖华清、程茜平和四位知青握手而别。廖文刚对他们说：“农村很艰苦，知识青年到农村，我认为是暂时的。我们国家需要人才。我相信，你们还有别的路。重要的是，要看书学习，还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千万不要消沉。”三个人都说：“谢谢了，我们会注意的。” 廖文刚回到县城，和程茜平告别时，说：“我们的人生路还很长，一定要满怀信心。”程茜平说：“你们两个大学生，当然有信心。我有时可悲观得很。”廖文刚说：“当上了民办教师，到底是教师嘛，这就有了为社会作贡献的机会，也有了发展自己的天地。不像我们，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呢。”程茜平笑着说：“照你这么说，我还比你们强？”廖华清说：“学生哪能和老师比？”三个人大笑着挥手而别。 廖文刚到了父亲那里，他二哥说：“明天要在井中校的坝坝里召开万人大会，贯彻中央的二十三条。你去不去？”廖文刚说：“去听一听也好。” 第二天，天刚亮，断桥大队石包山的队干部们都到了。这些队干部进城，都喜欢到廖文辉的木厂里去坐坐。廖文刚也就随这支队伍进了井中校的大门。廖文刚观察着自己生活了六年的母校，校门口的一排梧桐树还是那样的整齐，不过都掉光了叶子，只剩下偃蹇的虬枝，冬天都是如此。路右边的教师办公室、左边的女生院还是那样的破旧。但操坝周围的树木明显地长得更高大了。如浪似潮的男女社员，正涌入校门，散入操场，廖文刚也随人群到了操场里。 原来挂大铁钟的坡下面搭起了一个临时台子，上面有红纸黑字的大横幅：“中共井研委贯彻中共中央二十三条大会”。上面已经坐满了人。下面的操场里至少已经聚集了五六千人。台上的人开始讲话了，听口音，可能是河南人，包括廖文刚在内都不知他说了些什么。下面的听众，或坐或蹲，或站或走，但都没有人说话，大家都伸长耳朵，巴不得听懂一两个字。那可几乎是痴心妄想，因为说话者是外省人，离话筒又太近，而高音喇叭又不怎么清楚。廖文刚知道不会有什么收获，便在人丛中找自己的老师。 廖文刚找到了刘真老师。这位老师的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廖文刚发觉刘老师更加的瘦削。脸上更没有血色。他拉着刘老师的手，说：“刘老师，新年好！”并端端正正地向刘老师敬了一个军礼。刘老师看见一个英武的军人给他敬礼，还没有回过神来：“你是？”“刘老师，我是廖文刚！”刘老师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廖文刚？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廖文刚说：“刘老师，你要保重啊！”刘老师淡然一笑说：“我变得多吗？”廖文刚心里明白，刘老师家庭出身不好，至今还未婚，不顺心的事多。本想找些话来安慰，一时又想不出来，只得说：“是有些瘦削。” 刘老师说；“我就是这个样子。”刘老师问了问廖文刚的情况后说：“国家这样重视你，很不容易，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干。学生能有出息，当老师的，心里就高兴了。就是死了，也可以瞑目了。”廖文刚觉得刘老师的话虽然充满了希望，但总觉得有些凄然。就说：“我一定给老师争光，一定不辜负老师的希望。我会随时给你报告好消息的。” 廖文刚不等散会就告别了刘老师，又回到断桥河石包山家里和母亲、弟妹们耍了三天，便起程回张家口去了。 第71章 匆匆分配 依依惜别 家乡一片郁郁葱葱，北国依然白雪皑皑。廖文刚回到学校，休息了半天，就开学了。他们除了继续学习收发报、电传之外，又增加了机务课。学习为收发报机排除故障。张教员在课堂上说：“全军上下大比武，搞得轰轰烈烈，我们也要比，要闭着眼睛也能把收发报机拆得下，装得起。”同学们在大练兵时，已经把收发报机拆拆装装过好多回了。收发报机结构本不复杂，他们又学了点相关知识，不到半个月，同学们已经把个收发报机摸得滚瓜烂熟。他们闭着眼睛，摸到一个零件，凭手指感觉到的形状，就知道它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应该安装在哪里。 开学之后，学校的干部教员都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天，西山坡七系八系的的学员、红星院二系的学员，都开着队伍浩浩荡荡的到了东山坡。东山坡是外语学院的校部所在，里面设有三个系，全世界的语种，几乎都有。到了大礼堂，先是一阵拉歌，礼堂里闹得雷响。到主席台上喊开会的时候，学员才回过神来，安静地坐着听。台上讲话的，是钱江院长和杨卓政委。他们主要是传达总参、总政首长关于在军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个讲话。 会上钱院长讲：“有个西班牙语教师，公然在黑板上书写反动口号，还要学员背西方国家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反动话。我们决不容许！”钱院长讲话，语调比较平和；杨政委讲话，有时激动得跳了起来。会议结束时，杨政委说：“国际形势，虽说是一片大好，可也很紧张呀！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美帝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u2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经常窜犯我们的领空。我们是军人，就要百倍提高警惕，苦练杀敌本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还要和教员、干部、学员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作坚决斗争。深入开展四清运动。决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学院泛滥！”那声音震得房子都嘎嘎响。 散会后，军人的长龙在张家口街道上盘旋。虽然已经是三月底了，张家口依旧寒冷，军人们都穿着笨重的冬装。大风嚎叫着袭击军人的方阵，军人们都衣袖飘飘，顶着风迈着大步前行。风一过，队伍里又响起了连天的歌声和口号声。街上几乎没有人来欣赏这支队伍的雄姿，因为商店都紧闭着大门，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动员大会后的第二天下午，廖文刚参加了系党委召开的学员干部大会。刘政委在会上严肃地说：“你们都是我们学员中的骨干，要听党的话，认真参加四清运动。一是组织好学员学习二十三条，二是自己结合文件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这是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有什么情况，要及时汇报。”此后，政治学习的时间，往往教员干部集中在系里学习，学员就是中队自己组织学习和讨论。学习的文件，除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三条外，还有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此外就是讨论，自我检查。学员倒还平静，干部中却出了问题。 一天中午饭后，廖文刚和同学们正往宿舍去，到了宿舍外，却听见七系那边传来了喧哗声。这在军营里，可是不常出现的。八系的宿舍隔一条三四米宽的走道，就是七系。廖文刚和同学们都朝那边望去，连着澡堂有一个高大的烟囱，上面有一个军人已经爬到了烟囱顶上。他要干什么！廖文刚等急急奔了过去。当时烟囱并没有冒烟，到了底下，完全看得清楚，一杠四星，是一个大尉，高大的身材，满脸的胡须。下面聚集的干部学员都大声喊：“快下来！”那位军人充耳不闻，颤巍巍地站在烟囱边上，向远处看了一眼，衣袖在大风中飘摇着，竟一纵身跳进了巨大的烟囱里。引起四周一片惊叫。 廖文刚不认识这位大尉，似乎也没有见过，可能是七系的。这时有干部出来喊道：“都回去休息！”学员们都议论纷纷地走开了。晚点名时，廖文刚问高指导员：“那位大尉是怎么回事，可以给学员讲讲不？”高指导员说：“上级正在调查，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不管有多大的委屈，这种办法都不可取！”高指导员说：“那位大尉的事，同学们就不必再去议论了，四月底，同学们要毕业了。时间还有不到二十天。我们要搞一个毕业晚会，每个小组都要出节目。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这份情谊，也要充分展示，我们要永远铭记。” 下来之后，廖文刚立即构思了一首朗诵诗。写好之后，他交给同学们征求意见。顾家玉看了说：“你这像诗吗？”廖文刚说：“就请动笔修改。”廖文刚把诗交给了顾家玉。一会儿，顾家玉把诗还给了廖文刚，说：“我也不知怎么改。”七组的韩润茂这时来玩，说：“拿来请我斧正嘛。”廖文刚说：“那就感谢了。”韩润茂说：“这不仅是代表九组的，也是代表我们中队的。大家都有责任，诗人，谢什么！”韩润茂看后又交给李知骏看。李知骏说：“这诗写得不错，有气势。”同学们都没有意见了，廖文刚又去系部找来复写纸，复写12份，每人一份。并且要求大家背熟。 二十来天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这天晚点名时，李主任说：“你们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行李，现在要走了，棉被、衣服都要装。前几届学生想了一个好办法，到张家口供销社去买装过东西的废箱子，一两角钱一个，然后拆下木条来，钉成箱子，至少要两个，才能装下你们的东西。” 学员们听了，第二天就行动起来了。廖文刚所在的小组，孟令学和李学明、王德志等学员找了一个板板车，去拖了满满一车废木箱回来。军营的宿舍区，课余时间就成了箱子加工厂。到处摆着拆下的长长短短的木条、锈迹斑斑的铁皮、弯来扭去的铁钉。还有从后勤处借来的手钳、锯子、小锤、砍刀。 廖文刚仔细看了看材料，决定要做两口能够开关的箱子。他蹲在地下，先选择出两个比较结实的肥皂箱作基础，再对这两个肥皂箱进行加固。加固的办法是把铁皮锤直，把铁钉锤直，把木条锯得长短合适，然后密密钉上。底部和四面都钉得密不透风。然后再包上铁皮。那些铁皮原来就有小圆孔，再从圆孔里钉入买来的寸钉。这箱子，真个结实得摔在地上都纹丝不动了。箱面如何处理呢？李学明说：“我有好办法：把一半固定，另一半在下面横钉两根木条，插入固定的板子下面，口子处再钉上一个板扣，挂一把锁，就是可以开关自如的箱子了。”廖文刚想了想，立即上街买来板扣和锁，如法炮制。花了两个半天，两口像模像样的箱子就做成了。廖文刚把所有行李，包括面盆、皮鞋都放了进去。刚刚能装下。 同学们都作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开过了联欢晚会，大家就照毕业照。二中队的孟庆亲指导员会照相，同学们都请他照。郑福先对廖文刚说：“我们俩是一对红，我们照一张。”廖文刚说：“我们找一个有点纪念意义的地方照。”两个人领着孟指导员来到假山旁，假山上有块石头，是上面有松树叶子的化石。两个人站好了。孟指导员说：“两人一排，假山又小，就照着外面了。廖文刚稍矮，站前面，郑福先高，站后面。呃，对了，对了，都把眼睛看着我的相机。”咔嚓一声，看的人都笑了：“有精神！孟指导员，给我来一张！”同学们又照了一会儿。 关金秀、张爱玲、唐燕群、韩景学四位女生说：“我们也在假山这里照一张。”孟指导员看了一下地形说：“来，听我指挥。韩景学坐在池边上，背朝他们面朝我。唐燕群靠在池边上，半面向我，张爱玲坐在池边上，正面向我，关金秀站在池边上，正面向我。好，眼睛都看着我！好，错落有致！” 照片出来之后，同学们都去加洗来互相赠送。 这几天，同学们见面，一是说毕业晚会的节目，一是猜测分配到哪里。唐燕群说：“廖文刚的诗写得不错，你们组朗诵得声情并茂。叫人听了既有依依不舍的情绪，又有展翅高飞的激情。”廖文刚说：“你和陈朴的采茶舞曲，让我们领略了地道的江苏风味，轻柔亮丽，把我们带到江南水乡的茶山上盘绕。还有谢彩文、张爱玲，你们的秦腔，听了，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关金秀说：“廖文刚肯定会分一个好的地方，团支部宣传委员，我们都记得你办的专栏，那是高水平的。”廖文刚说：“分到哪里都好。我们这么年轻，只要有一块天地，都会发光的。” 宣布分配名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四月三十日的上午，三中队两个专业的同学集中到系部办公室。主席台上面坐着刘政委、梁主任。刘政委，一脸是刀刻似的皱纹，个子瘦高，显出一脸的严峻。梁主任大个子微胖，满脸笑容，有点像笑弥勒。他们后面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像的下面是横幅，用白纸红字写着：毕业分配大会。左右两边的墙壁上都贴着标语：“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下面并不太宽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军人。中队李主任和高指导员坐在学员的前面。廖文刚在男学员中算个子矮的，紧挨李主任坐着。廖文刚心里异常兴奋。能够提前走上工作岗位，这可是极大的荣幸。他早听说了，工作的岗位如果不是北京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就是各大军区的指挥机关。现在是学员，五年过后就是军官。其实，不仅廖文刚是这样想的，所有学员都是这样想的。不然，报考军校干啥呢？ 先是刘政委讲，他国际国内学院内讲了一大通，然后是梁主任讲，他主要讲到工作岗位上去要敬业。他说：“情报工作，直接关系千百万军人的生死，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每一个人只能一丝不苟，绝不能出半点差错。思想上的这根弦永远要绷紧，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同学们都屏息凝神地听着，既有感到责任重大的凝重，又有无尚光荣的自豪。梁主任最后说：“你们的工作分配，经过院系党委和总参三部领导认真查阅档案，认真派人外调，已经确定。一切手续都已经给你们办好了。散会后，就到李主任那里去领。明天就奔赴工作岗位。”学员们又是一阵兴奋的骚动。 接着，刘政委等大家安静后才说：“请这些学员留下。”他立即念了一小串名字，有李学明、廖文刚、韩润茂、章云水、陈玉忠、龙玲娣等九位同学。同学们离开的时候，都用羡慕的眼光望望他们。念着名字的同学，都以为要到特别重要的部门去。 等同学们都散去了，刘政委才说：“九位同学都坐拢些。”后面的同学都坐过来了。刘政委说：“你们九位同学，要暂时留在学校，待命分配。刚才我和梁主任都已经讲过了，大家不会有意见？”九个同学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意见。廖文刚还补充了一句：“服从分配。”刘政委说：“这就很好。一生交给党安排嘛。在军队、到地方都可以大展身手。” 听了刘政委这两句话，九位同学，这时都有些面面相觑的味道。廖文刚已经明白了，总参梦、军官梦已经破灭。他很诧异，但并不沮丧。因为从高中起，他就有了文学梦。他以为这个转折，未必不是好事。他已经在设计自己未来的路了。首长们后面说的话，他已经没有怎么听了，但最后的两句话是听清楚了的：“从现在起，三中队撤销，你们九位同学归入二中队管理。”廖文刚是三中队共青团的宣传委员，二中队的李恒山主任和孟庆亲指导员，他都很熟。二中队的李主任和三中队的李主任，个子胖瘦差不多。名字也只差中间一个字。李恒山主任是圆盘脸，更显得威武。但说话却是轻言细语的。孟指导员喜欢照相，个子比高指导员高，背不怎么直，嗓门却大。 九个同学走出系部的时候，都没有说话。他们到二中队队部办公室去报到。李恒山主任说：“系里给我们讲了，我们是代管。早操、晚点名、就餐，各种集体活动，你们就和我们中队一起。上课的时间，你们就自己安排学习。李学明，廖文刚，你们两人负责。”他们两人都答应着。 三中队是一片依依不舍的景象。知道廖文刚等九位同学的分配意向的，都来询问和表示安慰。廖文刚说：“我真的是这样想的，随便干什么，都行；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我相信，我随便干哪一行，都不会差。”张爱玲说：“廖文刚，就是这样的水晶人，里外一样明亮。”廖文刚又对同学们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变来变去的事，是常有的。有什么必要，一进了那间屋子就不想再出来呢？进屋子，可以有为：出屋子，也能有为。”当晚同学们都交谈着，嘱咐着，很晚才回宿舍入睡。廖文刚心里明白，明天，许多同学，很可能就是永别。 第二天，已经分配的同学上路了。九个同学把他们直送到张家口火车站。同学们都相互拉着手，有说不完的话。火车进站了，同学们一一握手告别。女同学已经一个个泪流满面了。廖文刚给几个同学提行李上了火车，唐燕群握着廖文刚的手，大哭起来。廖文刚说：“军人，不要这样，保重。”唐燕群用手巾掩面而去。廖文刚眼里噙着泪花，强忍着，没有让泪水流下来。他看着同学们坐好后，一挥手和另外8个人都下了火车。 九位同学下车后，站在火车下。车上的同学都从窗口伸出头和手来，大家互相嘱咐着“保重、平安”。火车缓缓开动了，车下的同学还随车追了几十步，然后停下来挥手。伸出窗外的头和手都远去了，不见了。九位同学还呆呆地站在那里。都觉得是刚经历了一场梦。 第72章 游泳当警卫员 临别赠笔记本 等车轮声完全消逝后，廖文刚说：“我们到东山坡图书馆借书去。我特别喜欢看书，这一年多，只敢偷偷看，现在，我可要好好读几本书了。”大家都没有异议。一同去东山坡图书馆借书。廖文刚借了一本《随园诗话》，回西山坡的路上还买了笔记本，准备作些摘录。 廖文刚三两天又去东山坡还书借书。图书管理员都把他认实在了。“廖文刚，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看这些书？”一个戴眼镜的女服务员发出了疑问。廖文刚说：“我们待命分配，闲着还不是闲着。我想看看这些书上都写些什么。”服务员笑了：“这样最好。一本书就好比一只船，能够载着我们驶向广阔无边的海洋。”廖文刚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人眼界开阔。” 天气炎热起来了。一天，李恒山主任叫人把廖文刚和李学明叫去，问：“你们都会游泳吗？”两个人都答道：“会。”李主任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我们学院明天就要出发去游泳。我们系的郝副政委，不会游，你们就当他的警卫员、负责保护，能完成任务吗？”两个人都说：“保证完成任务。”李主任说：“你们马上到郝政委办公室去。” 到了郝政委办公室。廖文刚和李学明喊了声“报告。李学明廖文刚奉命报到。”：郝政委说：“进来！李主任和你们谈过了？”廖文刚和李学明说：“我们一定保护好首长。”郝政委从文件柜中拿出两支带盒子的手枪：“你们每人背一把。注意安全。”两个人真是喜出望外。来部队近两年了，只打过六发子弹，巡夜背过半自动步枪。手枪，可还没有过过瘾。于是，两人从盒子里取出手枪，摆弄起来。一会儿，就把上弹夹、上子弹、取子弹、瞄准、扣扳机，都练习了几遍。然后向郝政委敬礼告辞 第二天，外语学院的学员沿着公路向水库开进。这个水库，离学院有五六十公里，学员们都背着背包，徒步开进。系里的主要干部则坐大货车或小轿车前往。李学明和廖文刚，有了警卫员的身份，就身背盒子枪，随系部领导行动，坐上了货车。 部队就在水库附近驻扎，都住社员家里。廖文刚、李学明和郝副政委住在一个村干部家里。这里离水库还有两里地。把住处安顿好后，干部战士都到了水库边。这个水库不小。放开眼睛也望不到边。四周并不是高山，而是沙地。管理的同志测试了水温，摄氏18度。据说，摄氏15度就可以下水。这天，天气阴沉沉的，竟然还不时下点零星的小雨。学员们还是小青蛙似的，扑通扑通跳下了水。 廖文刚、李学明都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把枪往树上一挂，衣服一脱，只穿个裤衩便慢慢走进了水里。开始的确有些冷，但在水里游上几把，就不冷了。郝政委蹲在岸边，问：“冷不冷？”廖文刚说：“刚下水时冷，现在不冷了。”郝政委说：“我可是干鸭子，这条命就交给你们了。”廖文刚说：“政委放心，我们都会水的。”郝副政委也脱掉了外衣，一身的白肉，显得相当肥胖。廖文刚和李学明都跑到岸边去扶住他，说：“这里的水不深，政委先在这半人多深的水里学习。” 郝副政委下到水里，冷得直哆嗦。廖文刚说：“先用水把胸口打湿，就不怕了。”郝政委用手捧了点水倒在胸口上，抹了抹，然后蹲下身子，没入了水中。李学明和廖文刚，把手撑着水底，做起了狗爬搔的姿势，先教郝政委用脚打水。郝政委动作笨拙，水花打起八丈高。把旁边不知哪个班级的女学员打得满头是水，都哈哈笑着逃离开了。 打了一阵水，郝政委干脆坐在水里洗澡。廖文刚叫李学明注意着郝政委，他自己顺着水库边游了几百公尺又游回来，然后换李学明去游。郝政委在水里休息了一会儿，又学习打水。廖文刚见他又练了个把小时，说：“政委可以把撑着库底的手，差不多又松一下，感觉那种漂浮的味道。身子自然，头不必仰得太高。人的身体在水里，本来就是浮的，不紧张就不会下沉。”郝政委学着试了几次，说：“这个方法好。” 一直到下午五点钟，大家才钻出水面上岸来。一阵风吹来，廖文刚冷得一个寒颤，他忙把树杈上的衣服给郝政委披上说：“首长，怕着凉。”郝政委说：“你也快穿上。我从来没有下过河，现在看见水，不那么害怕了。”廖文刚、李学明都穿好衣服，挎好手枪，待郝政委擦干身子穿好衣服，才一起回村子里去。 晚上，学院的电影队在一个大院子里放坝坝电影。淡淡的月光下，学员和附近的老百姓挤了一院子。学员们都盘腿坐着。老乡们坐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学员们和老乡们先拉歌。廖文刚和李学明陪郝副政委坐在电影放映机右边。他们前面一个高个子军人指挥大家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军歌是每个军人都会唱的，坝子里立即声浪冲天。廖文刚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等歌声一停，便清了清嗓子，猛地站了起来。李学明吃了一惊，重重的拉了一下衣角，可廖文刚的嘴里已经冒出了“像那大江的流水，唱！”后面的学员还以为是郝副政委叫他指挥的哩，便高唱起来： 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锦绣的好江山， 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美丽的家园。 为了祖国，为了革命，赴汤蹈火不怕难； 走向斗争，走向劳动，冒雨迎风直向前。 永远忠于共产党，永远忠于毛泽东， 世世代代决不改变、决不改变、决不改变！ …… 刚唱了两句，廖文刚才陡然想起，他可以指挥唱歌的的那个中队，已经成了回忆。不过在他看来，面前唱歌的，依然是那些熟悉的面孔，一本正经的杨先智，笑嘻嘻的赵宗儒，戴眼镜的唐燕群，不苟言笑的李成玉，都像电影似的从脑际闪过。他明白了自己的失态，但也只犹豫了一秒钟，又精神振奋地指挥起来。 唱完歌，廖文刚满面通红地坐下来。李学明小声说：“你还以为是八大队三中队呀？”郝政委说：“李劫夫的这首歌，非常好。你们青年人，就要一辈子这样高唱。廖文刚，我看你指挥得不错嘛。”廖文刚不好意思地说：“原来在三中队，我曾指挥大家唱歌。”郝政委懂了他的意思，笑着说：“军人，就要这样，当仁不让，该上就上。来，再来一个。”廖文刚听郝政委这样说，羞涩顿消，等歌声一停，又站起来领着后面的学员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 学员和老百姓唱了七八首歌，然后才放电影。这晚放的是《冰山上的来客》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学员和老百姓都看得津津有味。等电影散场的时候，月儿已经西斜。 又过了几天，郝政委已经能够自己游出十来米了。廖文刚和李学明，轮换着留在郝政委身边，廖文刚差不多又沿着水库边，游出去几百米，然后又游回来。他不断地加快速度。这个水库，相当宽大，放眼往对面望去，看不见边沿，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成千上万的军人在里面，一个个劈波斩浪，真像《水浒》上写的“浪里白条”。整个水库看上去，浪花朵朵，真有点像满天的繁星。 廖文刚游累了，又回到郝政委身边。这时，叶副政委游过来，正在和郝副政委拉家常。叶副政委长得很壮实，光着上身，手臂上的肌肉，像布着几个大红薯。只听他说：“老郝，今晚又安排看什么电影呀？”郝副政委说：“院里杨政委讲，这里四清工作队有一个好材料，搞阶级报复的，要请他本人来讲。”叶副政委问：“怎么个报复法？你知道详细情况吗？”郝副政委说：“为了把事情搞准确，昨天下午，我特地约廖文刚一同到了他的家里，请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廖文刚作了详细记录。” 郝政委回过头来对廖文刚说：“你给叶政委讲讲。”叶副政委半躺在水里说：“我游累了，你详详细细地讲，我认认真真地听。” 廖文刚说：“这个人姓李，1949年7月分当上了村长。领导农民打地主，分田地。地主的浮财，放在院坝里，堆成了一座小山。在一个晚上，突然发生了火灾，把地主家交出来的浮财烧成了一堆灰烬。后来，有三个农民作证，证明是李村长放的火，这三个农民说，他们从浮财堆旁边过时，天上有明朗的月亮，满天的繁星。他们看见一个人蹲在浮财堆旁边抽烟。他们一看是村长，还上前去打了招呼。他们走了过后，不到半小时，就着火了。 这个村子离水库十多里路，平时只有两口深井，提上来一桶水差不多要十五分钟。老百姓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浮财被大火吞没。后来，李村长被逮捕了，严刑拷打，都没有承认是他放的火。上头从这个村听来的放火动机是，李村长怕主持分地主的财产而被地主报复，干脆烧掉，自己就没有那份责任了。李村长一直被关到1965年，就是现在，四清工作组进村搞扎根串联，提高了社员的阶级觉悟，他们才主动找四清工作队，说李村长是冤案。是一个大地主，暗地买通了三个农民，让他们诬告李村长。现在，李村长才被放出来。她的妻子早已改嫁，儿女全都在粮食关时饿死了。他现在孤身一人，还不到50岁，已经白发苍苍，他说，他要牢记血海深仇，可是，那个老地主已经死掉了。” 叶副政委听了，叹口气说：“冤案多哩，我们的师长曾中生，就因为不同意张国涛的意见，被诬蔑为反党集团头子，最后被抛进嘉陵江淹死了。”郝政委说：“你们看，阶级敌人好恶毒啊！今天晚上就请他来讲，要按照林总说的，把阶级仇恨搞得浓浓的，把战斗意志提得高高的。” 听了李村长悲惨的经历后，又过了三天，外语学院的学员队伍又开回了学校。临走的时候，社员们都到村口夹道欢送。在廖文刚看来，那场面又热烈，又有些悲壮，他知道，再到这里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和社员们再见面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学员们挥手高呼“再见”，廖文刚明白，这个“再见”，其含义就是“永别”。他已经有了好几次这样的经历。他脑际又浮起了在火车上，同学们哭成一片的情景。他下车后，高喊的还是这个“再见”，还有再见面的可能吗？他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了。” 游泳归来，廖文刚和李学明把枪还给了郝副政委。郝副政委说：“你们都是好样的，要经受住考验。人生的路，有险峻，才有风景。”廖文刚说：“郝政委放心，我们会记住首长教导的。” 到了八月份，八大队的同学都毕业了。李学明和廖文刚又送别了许多新结识的朋友。一天，瘦骨嶙仃的孟庆亲指导员把廖文刚叫到了办公室。孟指导员刚晋升为少校，那颗五星闪闪发亮。他的身体不好，背也有些弓，坐在木椅上，看着廖文刚缓缓地说：“全院组织了一个待命分配支队，一共34个人，韩润茂和你都去。上级决定由你去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你要作好待命分配学员的思想工作。这个分队住地在红星院，明天，你就去报到。” 廖文刚已经想到过了，八大队的学员都已经分走了，他总也该有个去处。现在听了孟指导员的话，他说：“保证完成任务。还有李学明呢？”孟指导员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装笔记本说：“李学明分到北京无线电技术学校当支队长，明天就要去报到。我送给你这个笔记本，作个纪念。”廖文刚接过本子，向孟指导员敬了个军礼，说道：“感谢首长。”孟指导员握着廖文刚的手说：“你是个有头脑的好青年，我看得起你的正派和勤奋，以后会前途无量的。”廖文刚说：“谢谢首长的鼓励。” 廖文刚回到宿舍，宿舍里还有李学明、韩润茂和他三个人。韩润茂身体不好，得了肝炎，脸上少有血色，走路做事，都是慢条斯理的。说话也是慢吞吞的。廖文刚坐到床上，这才仔细看那个笔记本：是十六开的，紫色布的簿脊上部有“学大庆”三个行书大字，镶在两个兔形图案中间。紫色布向封面和底面延伸一厘米，衔接着深绿色的封面，封面的右边，偏上是一个长十厘米，宽三厘米的压模方框，里面密集的小方章为底色的图案上，竖写着两排端正的行书字： 大公无私成风尚 庆功会上论英雄 这些字都是用压模压成的突起的双线字，中间再填上粉红而成的。左下角还有一枚四边突起的方章，是篆书繁体的“大庆”二字，字也是粉红色的。这个封面，显得庄重而华丽。翻开笔记本，是孟指导员的钢笔手书：是雄鹰就要到蓝天去展翅飞翔。与廖文刚同志共勉。孟庆亲于1965年8月5日。孟指导员的字写得生机勃勃。那个“是”字，写的是古体，上面还加了个宝盖头。廖文刚捧着这个笔记本，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在孟指导员这个中队呆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而且不过是代管性质，他和孟指导员见面的时间都不多，孟指导员却这样地关心他，这使他感受到了军队领导的温情与挚爱。 第73章 待命支队 送别专家 廖文刚和韩润茂第二天一早起来，就收拾自己的东西。廖文刚已经有了两口用肥皂箱改装的不小的木箱子，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一个是长方形的。他从储藏室里取出箱子，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装进了箱子。韩润茂也收拾好了。这时，到六十五军下连当兵的陈玉忠正好回来了。李学明便约起陈玉忠去借了一架板板车，把廖文刚、韩润茂的行李都放上了车，捆扎好。廖文刚和韩润茂去向孟庆亲指导员告过别，又去向李谋山主任、高德增指导员告了别。三位首长都嘱咐他们不要灰心，要努力奋斗。 廖文刚还去向八系的梁主任、叶副主任、郝副政委告别。郝副政委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得感谢你教会我游泳。我只送你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安心的去。祖国这么大，到处都有路。”廖文刚说：“谢谢郝政委，我不会辜负首长的希望的。我还想去向刘政委告别。”郝副政委说：“那你不必去了，他到北京治病去了。” 廖文刚从系部出来，回到宿舍，和李学明、陈玉忠、韩润茂一起拖着板板车，出了校门。廖文刚和韩润茂都在校门口站住了。他们回过头久久地端详着这个有警卫守护的院子。虽然战友们都已经远去，但那些路，那些房舍，那些音容笑貌，那些电码声，都还留在院子里，像一窝蜂似地在脑际涌起。廖文刚知道，这可能又是一次不可能重逢的再见。但他还是高声的说了：“再见了，西山坡！”然后拖着车，走向了坎轲不平的鹅卵石路。这时，一阵狂风迎面扑来，带着喧嚣，带着沙粒。四位军人，都没有戴防风镜，都微闭着眼，低着头，迎风挺进。 红星院正好在西山坡和东山坡之间，这里是二系的驻地。四个军人拖着板板车，一会儿就到了。廖文刚出示了调令，警卫看过才放行。他们拖着车进去，见进门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大操场，左手边是围墙，右手边是一列挨一列的平房，对面、前面都是平房，后面是楼房。房舍外，操场边都种着树。他们把车放在进门正对面的房舍外、操场边。 廖文刚问了三次，才找到了二系的系部，问到了待命分队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军人，四五十岁，领章上是少校军衔。廖文刚敬了一个军礼，说：“廖文刚前来报到。”那老军人还了一个军礼，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张角莱，主任、指导员随你叫。日常的思想工作，还得靠你呀，我看了你的材料，是能干人，好！我领你去宿舍。”廖文刚说：“谢谢张主任。”张主任把廖文刚领到了操场边，待命分配学员的新家正好就在车子前边。廖文刚给另三位同学介绍说：“这是张主任。”三个人都向张主任敬礼。张主任笑眯眯地还了礼说：“张角莱，张角莱。你们都是？”廖文刚说：“韩润茂才是，他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六十五军。”张主任说：“廖文刚和韩润茂，你们先来，收拾好后，就当一下接待。男生，就住这一排房子。我都贴有姓名的。女生就住前面那一排。” 廖文刚说：“今晚12点钟，我们都要到火车站去送李学明。”张主任说：“可以，可以。战友情嘛，比海深。有什么事，就到办公室找我就是了。” 张主任挥挥手，走了之后，四个同学才解开绳索，卸下行李，搬进屋去。廖文刚里里外外地观察着，屋子很宽大，收拾得也干净，有齐肩高的壁炉，有很多床、书桌和椅子。不像教室，教室里不可能有这么多床；也不像宿舍，宿舍里不可能有这么多桌子、椅子。西山坡的宿舍是一门两屋，这里却是两门一屋。屋子外面的中间，是生火的灶膛，灶膛下还有炭灰。这一排列，有四间这样的房子。这个排列的前面，也是规格一样的房屋，两排房屋之间的空地有七八米宽，长着白桦树。 四位同学帮着把行李放好，把床铺好。李学明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们这么年轻，哪里都可以去。其实你可以去边疆，那些地方，文化不高，说不定还能弄个县太爷来当当哩。”廖文刚说：“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说着竟还唱了起来：“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还昂首挺胸，做起开拔的姿势。 李学明说：“文刚、润茂，这样乐观，我就放心了。那就再见了。”廖文刚握着陈玉忠的手说：“你离这里近，有空就到这里来玩。”他又握着李学明的手说：“学明兄思想很成熟，脑袋聪明，对人一片真诚，又这么谦虚谨慎，相信你，能靠自己的能力，打造出自己广阔的天地来的。晚上，我和润茂到车站送你。” 四个军人拖着车走向红星院门口。廖文刚和韩润茂都紧紧握着李学明和陈玉忠的手久久不放，然后高喊着“再见”，目送他们两人拖着空荡荡的板板车回西山坡，看着他们走上大街，直到人越走越小，小到不能分辨了，两个人才回头向新的宿舍走去。 廖文刚的这个宿舍里，渐渐住满了人。最先来的眼镜，叫张银科，是河南三门峡的人，瘦瘦的，显得苍老。第二个来的是身材矮壮的黄杰夫，南京人，圆头大眼，皮肤黑，大嗓门，乐呵呵的。第三个来的，是一个上海人，个子高而不瘦，戴一副黑边眼镜，闷闷不乐的，很少说话。他叫刘德民，这屋里最后来的是一个江苏人，叫陈志先，文质彬彬的。他们都显得年龄不小，至少是二十五六岁以上的人。 下午，就在门外的空坝里开会，大家都坐着木椅子，廖文刚数了一下，21个男的，13个女的。张主任坐着一把矮木椅，作了自我介绍后说：“我的家就在那边，很近的，欢迎同学们到家里去玩。我的女儿正在读高中，你们都可以当她的老师。这个待命分配小分队，是个临时机构。任务就是等待组织分配。此外，没有别的事情。同学们可以去借些书来看，可以互相谈谈心，也可以唱歌跳舞。但是每周星期三下午，要学习半天。大家要遵守纪律，出街要请假。同学们都是共青团员。我们成立了临时支部，由冯玲瑶，担任书记，由廖文刚担任宣传委员，由蔡丽新担任组织委员。你们上街给他们请假就行了。” 会只开了半小时，廖文刚明确了，这里的日子，就是等待分配工作。并没有别的事。一散会，他就约起韩润茂到了东山坡图书馆。廖文刚对韩润茂说：“你的身体不好，用知识可以弥补。我们都前程未定，有知识就可能辉煌。”这个图书馆藏书颇丰，廖文刚找了六本书，放在管理员面前。这位管理员是新来的，二十多岁，女同志，她问：“同学，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呀？”“我们是待命分配支队的，有的是时间。”“对不起，图书馆规定，一次只能借两本。”廖文刚留下两本，把另外四本放回了书架。管理员一看，是《史记一》和《古文观止》。“喜欢文学？”管理员问。廖文刚说：“我得抓紧没事做的时间，多学些知识，什么我都想涉猎一些。知识如朋友，不嫌多。”自此以后，廖文刚两三天又到图书馆来还书借书。 晚上，才九点过，廖文刚就和韩润茂到了张家口火车站，当时还是夏末，但张家口的晚上，十分凉爽。廖文刚和韩润茂在路灯下，在斑驳的树影下，来回地走着。韩润茂说：“廖文刚，上次开军人大会，我反对你的观点，你不忌恨我？”廖文刚说：“怎么会忌恨呢？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角度，畅所欲言是最好的。畅所欲言，不仅是我可以想什么说什么，别人也应该是想什么说什么。观点不同，自由辩论，也是畅所欲言嘛。” 韩润茂说：“你的诗写得不错，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我从中学起，就喜欢文学，尤其喜欢小说，我填志愿，全填的中文系。班主任动员我，才报考了这所学校。”韩润茂说：“现在有些后悔？”廖文刚说：“我不但不后悔，而且是十分的庆幸。”“那是为什么？”“我家里和别的农村家庭一样，经济不行，如果不是考上军校，读大学的费用还不知怎么凑。而且，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不管干什么，就一定有一份工资，我们都才刚满20岁，这还不该庆幸吗？”韩润茂说：“你会想，有了这样的脑袋，我就不担心你了。” 大约十一点，李学明和陈玉忠一道，提着旅行包来了。廖文刚和韩润茂向前接着，李学明说：“你们等得辛苦了。”韩润茂说：“你们走得才辛苦。”廖文刚问：“你的箱子呢？”李学明说：“我和陈玉忠下午就去托运了。”韩润茂说：“这就方便了。”四位同学，就在林荫道上，来回地走着，闲谈着，等从包头来的车。直到夜十二点，火车“哐啷哐啷”进站了，等车子停稳后，三位同学把李学明送进了车厢，找到了座位。四个人紧紧握着手，李学明说：“保重保重，不久就会有好消息的。”廖文刚说：“祝你一路顺风！”韩润茂说：“到了，就写信来。”陈玉忠说：“争取以后在北京见。” 三人下了车，李学明还伸出头和手来，高喊：“再见！” 火车远去了，才见满天星斗横斜。廖文刚和韩润茂，慢慢向红星院的新居走去 廖文刚向张主任问明了这里的通讯地址，给家里和所有有通讯关系的同学，都去了信。他考虑再三，没有给他们讲待命分配的事，只是说，提前毕业后，分配到单位见习。 待命分配支队的团支部书记冯玲瑶，中等个儿，身材微胖，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发辫也和她的衣服差不多的颜色。他告诉廖文刚：“这个支队里，什么人都有，乱搞两性关系的，思想反动的，我们和他们不同，要保持清醒。”每周星期三上午，她都要坚持让大家学习两小时，她找的都是反修防修、改造思想方面的文章。她因为身体不好，都叫廖文刚读。天气还不冷的时候，学习会就在两个宿舍间的树林下进行，各人提来一把木椅子，围成一圈。这些学员都来自各个系各个专业，互相都不认识。冯玲瑶开始还想让大家学习完材料后，讨论讨论，可谁也不发言。后来，就干脆一读了之。廖文刚读完就散会，各人都默不作声地站起来，提着自己的凳子就走。天气冷了，就在男生的宿舍里学习，三四个人坐一张床。廖文刚见空气太沉闷了，就领着大家唱歌。这些学员的音乐素质都比较高，尤其唱俄罗斯歌曲，大家唱得有板有眼，全场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这三十四个待命分配的学员当中，多数都是学习了五年以上的。有的甚至不断改换专业，在这里读了8年，年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其中有一对，都是上海人，个子很高，都戴着眼镜，他们在一起交谈，就用上海话，叽哩呱啦的，听不懂在说什么。他们和别的人，几乎都不交往。开会也绝不发言。三门峡的张银科，吃饭时，只喜欢吃包谷巴，哪怕是上一顿剩下的，他都一定要拈进碗里。还有一个男学员，矮壮而黑，大家给他取的外号是“黑非洲”。当时有流行剧《赤道战鼓》。大家耍得无聊时，就坐在树下，顺手抓个盆子盅盅板凳，胡乱地敲打起来，边唱边手之舞之，“黑非洲”就会低着头猛敲战鼓，昂起头嘴里高喊“阿呀布依里！”全体战士便跟着吼叫起来“啊呀布依里！” 天气渐渐凉了，廖文刚、张银科、黑非洲，就拖着板板车，把煤炭拖来倒在男女生寝室门口的壁炉边，以备过冬之用。 蔡丽新，有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子，方额圆脸，大眼睛，大辫子，头发有些发黄，上海人。她见廖文刚在门口下煤，就走过来，提着廖文刚的衣领看了一下说：“你还没有毛衣？去买毛线来，我给你打。”廖文刚说：“那就先感谢了。”蔡丽新说：“谢什么，闲着还不是闲着。”廖文刚于是上街称回了一斤二两黑色的毛线。蔡丽新一看说：“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怎么能穿老头儿的颜色？我去给你换！”说着便上街去了。 一会儿蔡丽新提着浅蓝色的毛线回来了，她对廖文刚说：“只有这个颜色稍微好看点，就将就。”于是，差不多一个星期，走来走去的蔡丽新，便左手提个白线织的小袋，里面装着浅蓝色的毛线团，两只手上各捏着一根金色的钎子，钎子下是一天比一天长的毛线衣。她差不多又到廖文刚的背上来比一下：“唔，合适。”又到处逛去了。 一天下午，廖文刚心血来潮，想写一篇小说，于是编起故事来，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的“我”，是一个教师，在一个大雨后的下午，去一个没有来学校的学生家里访问。一路上，到处是洪水滔滔，稻田的缺口，都挂着黄色的瀑布。他一个人正在埋头写，蔡丽新走到面前他也不知道。“小伙子，文笔还不错嘛。”廖文刚马上站起身：“蔡姐，请坐。”蔡丽新从线织袋里拿出浅蓝色的毛衣说：“穿上。正好，明天，我就要走了。” 廖文刚接过毛线衣问：“去哪里？”“回上海当英语教师。”“什么时候走？”“今晚上。”“我来送你。”“那就谢谢啦。小兄弟！”廖文刚说：“祝贺你，你是我们待命分配支队第一个有工作的。”蔡丽新要走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待命分配支队，大家都来询问和表示祝贺。 晚上十点大家都要去送行，蔡丽新摘下了帽徽、领章，交给廖文刚，让他转交给张主任。廖文刚约起韩润茂、黑非洲，找来板板车，拖着蔡丽新的行李，一口帆布箱子、两个提包，和大家一起，送蔡丽新到了张家口火车站。路灯很少，但天很蓝，星星和月亮都发着柔和的光。三十多个年轻的军人，都在站台上轻轻地顿着脚闲聊。蔡丽新站在军人们的中间，微笑着听同志们的祝福。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带着大西北尘土的火车进站了，车门开后，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下车。 廖文刚提着蔡丽新的包上了火车，找着了座位，给她放在了对面的搁架上，他跳下来，握着蔡丽新的手说：“我会记住你的，蔡姐。”蔡丽新依然微笑着说：“有机会到上海，就到肇家浜路来找我。”廖文刚虽然明白，这种机率不会比零大，嘴里还是说：“好。再见。”上车相送的战友们和蔡丽新一一握过手，都下了车。等到又一声汽笛长鸣，他们才慢慢地往回走。 一天，黑非洲看廖文刚成天在写，问道：“你在写什么？”“小说。”“那我当第一个读者。”黑非洲拖把椅子伏案仔细看起来。一会儿，他说：“你的文笔不错，我写不出这样好的文章。不过你的阅历浅了，特别写到人的感情方面，还不到位。你还才二十岁嘛！不简单，有发展前途。”廖文刚说：“谢谢鼓励。”“经历一丰富，你会一鸣惊人的。我等着你的小说出版！” 蔡丽新走后，隔两三天晚上，张家口火车站不断重复着军人送别的节目，只不过被送的人，变成了张银科、黑非洲，而送的人在一天比一天的减少。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窗外已是漫天大雪，待命分配支队只剩下廖文刚和韩润茂两个人了。过了两天，韩润茂告诉廖文刚，他已经得到通知，留在学院，明天到院务部报到。廖文刚说：“很好，我可是送别专家，坚持到底，负责把你们全部送走。”韩润茂握着廖文刚的手说：“你这个人，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我非常佩服。你走的时候，我一定来送你。”廖文刚说：“你也是有啥说啥的好同志。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还不能做到唐代人就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不是对时代的嘲笑么？” 第二天，廖文刚把韩润茂的行李，也是两口肥皂箱子，放到板板车上，锁好门，两人拖着，到了东山坡，等韩润茂报了到，安排好了住处，廖文刚就紧紧握住韩润茂的手说：“你身体不好，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回去了。”韩润茂说：“我再把你送回红星院。”廖文刚说：“不用了，那不成了蚂蚁送亲，你送我，我送你，没完没了吗？看我这样身强力壮的，到红星院，都是大街，路又平顺，不必再送了。”韩润茂还是把廖文刚送到了东山坡大门外，才握手而别。廖文刚一个人拖着空车，走了很远，回过头来，看韩润茂还站在东山坡的校门口招手。 第74章 雪地独行人 四清材料员 廖文刚拖着空车，冒着大风，踏着雪花，回到了红星院。把车放在屋外的树林里，走到宿舍门边，掏出钥匙，打开了门。现在，整个待命分配支队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才进了门。这个屋子，异常的空阔，能住下二十来个人，有二十多张床，十几张条桌，二十多条凳子。一阵狂风吹来，廖文刚立即关上门，把屋子打扫了一遍，把桌凳安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到靠壁炉的桌子旁，拿出昨天去借的《唐五代词》认真看起来。从此，廖文刚过起了一个人守住一间大空房子，终日看书的的孤独生活。 负责支队代管的张角莱少校，每天都到廖文刚的宿舍里来几次，和廖文刚闲谈。每一次来，屋里都很暖和，都见廖文刚不是在埋头读书，就是在伏案书写。张角莱少校，差不多又看一看廖文刚看的是什么书。他坐在床边上叹息说：“我的女儿要是有你这么专心就好了。”廖文刚已经多次被邀请到过张角莱主任的家里了，他已认识了他的女儿，属于颇为羞涩的那种女孩。廖文刚看过她写的作文，给她说：“思路不大放得开，也缺乏文采，最好多看点小说。”她只是笑笑，不说话。下一回去，她已经在看小说了。廖文刚说：“她知道努力，智力不错，多看些书就好了。” 这天上午，张角莱主任先在门外往壁炉里加了些煤，才敲门进屋。廖文刚放下书，请张主任坐。张主任说：“有了好消息，你可以到乌鲁木齐邮电局去工作。”廖文刚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去。”“为什么？”廖文刚是认真想过自己的分配问题的。他知道是不能在部队了，既然如此，当然离家越近越好。于是回答说：“如果在部队，那是保卫祖国的需要，再艰苦的地方，我都要去；现在的工作，不过主要是谋生，当然应该找个离家近些的地方。” 张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有一天，张主任看了廖文刚写的小说，说：“虽说还奶气未干，倒还有些像模像样的。你看过《野火春风斗古城》？”廖文刚说：“看过，是在高中时候。我还买了一本哩；到这里来之前，又看了一遍，杨晓东，金环、银环，可都是我心中的英雄哩。”张主任问：“还记得是谁写的吗？”廖文刚说：“想考我呀，作者李英儒。”“对，作者李英儒，可你就不知道了，李英儒就是我——”张主任故意把“我”字拖得老长。廖文刚知道这位首长玩笑多，故意吃惊地问道“你？” 张角莱满认为这回廖文刚上当了，笑得合不上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的，老，同，学。”廖文刚说：“我本来准备好了‘有眼不识太行山’，现在，可就得另想词语了。”张角莱少校笑成了关公脸，笑过之后，说道：“原来，我们都以为他当了汉奸，《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了，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的特务。”廖文刚说：“我可还是生平第一次认识一位作家的朋友，敬个军礼，表示荣幸。” 廖文刚站起来，要敬礼，张主任一把把他按在床上坐着说：“就两个人，还讲那些客套虚礼！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是希望你赶上李英儒。你这么喜欢看书，喜欢啃桌子边边，看着看着，啃着啃着，不小心就飞上天了！”廖文刚说：“感谢张主任鼓励。我以后写小说，一定把你写进去。”张主任说：“那我就先感谢了！该不会是反面人物？”廖文刚大笑着说：“那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也要为贤者讳嘛。”张主任笑着出了门：“这小廖，有意思。” 这天，廖文刚收到了廖华清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诉了廖文刚一个好消息。就是卫莹芳和王少泉今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他在信中说：“卫莹芳在班上成绩是相当好的。不知什么原因，六三年竟然没有考上，回到农新，叫她当民办教师。她家的社会关系有些问题，心里想考大学又不敢提出。六四年的时候，有位大队领导发现她有想再考大学的思想苗头，就批评她‘你能当个民办教师，我们可都是看上看下了，你哪有资格再考大学！’到了今年，卫莹芳，还是不甘心，看见班上那么多同学都考上了大学，还是要去试一试。她就白天认真上课，晚上坚持复习，经常看书到深夜，偷偷跑到县里去报了名。考上了成都中医学院。王少泉考上了成都工学院。” 廖文刚为两位同学高兴得打开门到雪地里跑了几圈，他想，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啊。就因为不甘心，廖文刚想，卫莹芳、王少泉就给自己开辟了崭新的生活道路。这几天，廖文刚除了看书外，难免心中有些惆怅。廖华清的这封来信，两位同学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使他更坚信努力必有收获，他又回到宿舍，关上门，抖去身上的雪，捧起桌上的书，阅读起来。 又是一个风雪天，廖文刚一个人守着空空的大屋子，壁炉的灶里烧着熊熊的火。下午，他坐着看书看累了，就打开门，到操场里去踱步。这时的廖文刚，一米七的个子，身材健壮，头戴红星棉军帽，身披毛皮军大衣，足穿大头鞋。他看了一眼银色世界，信步走进大操场里。大操场里，一片琼花，连人行道也被漫天飘落的雪花遮掩得无影无踪。廖文刚连散步都是齐步走的姿势，他沿着大操场的边雄赳赳地走着，下课了，学员们都惊奇地看着无边雪地里的这个独行人，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一阵旋风裹卷着枯枝败叶纸屑果皮向廖文刚袭来，廖文刚顶着狂风急急向厕所奔去。男厕所背后有女生在议论着，只听一个说：“这小伙子，大家都分走了，怎么就他一个人没有走？”另一个说：“看他一个人在雪地里乱走，可见心里苦闷得很。”又一个说：“吃饭时，他都来得最迟，常常是一个人一桌。”还有一个说：“我注意看过他，眉清目秀的，一表人材。”有两个人说：“看上他了，去关心关心嘛。”“看上他？我只看见他吃饭，没看见他做事。” 廖文刚在这边听得苦笑起来。二系的同学，“只看见他吃饭，没看见他做事”，倒真是一个问题。 第二天上午，张角莱主任来看他时，廖文刚说：“虽然我每天找书看，乱想乱写，其乐无穷，可在二系同学的眼睛里，恐怕浑身都是问题。我在厕所里听到女生们议论‘只看见他吃饭，没看见他做事。’”张主任惊讶地问：“谁说的？我去批评她！”廖文刚说：“这不能怪她们，她们说的，是真的，我想，可不可以向领导汇报，找点什么事给我干？” 张主任说：“行，我马上向院领导汇报。同学们不了解你，你一定不要放在心上。”廖文刚说：“请主任放心，我的心眼儿可比针鼻子眼儿大多了。这几个月，我静静的在书山学海里漫游，充实得很。” 下午，廖文刚正在闭门看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门“嘎”的一声开了，张主任满身雪花，兴高采烈地走进屋来，说：“廖文刚，明天上午8点到院务部四清办公室上班。”廖文刚赶忙用鸡毛掸子给张主任扫身上的雪，说：“好，感谢首长。”张主任说：“进院四清办，不容易呀。可见你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廖文刚说：“首先要感谢张主任的信任。院领导可不认识我。”张主任说：“钱江院长问：‘就是八系被砸伤的那个廖文刚？’我说，‘就是。’”廖文刚说：“那年就是院长的小车把我送到251医院的。钱院长记性真好。”张主任说：“钱院长说‘我看过八系的专栏，是廖文刚主办的，笔头子不错，就到四清办去搞材料。’” 廖文刚说：“那个专栏不过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罢了。”张主任说：“抄也得有水平呀，哪些该抄，哪些不该抄，得有眼光哩。”廖文刚说：“看来，张主任也是文章行家呀！”张主任说：“作家李英儒的同学，还能差到哪里去！” 第二天上午七点半，廖文刚吃过早饭，便去东山坡。校园和街道上，都是银装素裹，这个早晨虽然没有风，但依然寒气逼人，哈气成雾。东山坡，傅作义将军的这个别墅，廖文刚已经是很熟的了，还在大街上就能看见林立的高楼。校门口左右两个头戴护耳帽，身穿棉大衣，脚穿大头鞋的门卫，看见廖文刚进门，马上立正敬礼，廖文刚脱下右手的皮手套，还了礼，匆匆穿过枝叶半青半黄的林荫道，找着设在政治部三楼的四清办公室。 廖文刚站在贴着用白纸红字写的“四清办公室”的门前，揭下冬帽，把帽子的两个护耳卷起，拴好，戴上，然后举手轻轻敲了三下门，门立即打开，一位佩戴上校军衔的老军人站在门口，廖文刚先敬了礼，然后说：“待命分配支队的廖文刚奉命来报到。”上校瘦高个子，很和蔼地说：“欢迎，欢迎。”廖文刚进了屋，屋子很大，中间摆着大桌子，四周放着黑漆椅子。上校把廖文刚领进了大屋子左边的一个小屋，里边的小铁炉子里生着通红的焦炭，屋里靠东墙并排放着两张陈旧的办公桌。屋里只有两把椅子。靠西墙是两个上了锁的陈旧的黑漆大橱柜。 廖文刚说：“请问首长尊姓，以后属下好称呼。”上校说：“不要客气，就叫我孙协理员就是了。”孙协理员一边招呼廖文刚坐下，一边从大办公室那边倒来一杯冒着烟雾的开水。廖文刚双手接过水杯，说：“谢谢首长。”孙协理员说：“这间小屋是四清办公室材料科，原来就我一个人。你来当我的助手，我可以轻松些了。” 廖文刚说：“保证完成任务。”孙协理员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上级各个部门发来的文件和下面各个单位交上来的材料，全都看一遍，重要的文件送给院首长看，把下面的材料加以整理，交给院首长。文件，有新规定的才给院长看，下面的材料，有新经验的，有重大情况的，才摘给首长参考。”廖文刚说：“我怎么判断新不新呢？”孙协理员很高兴地说：“你能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你很在行。新不新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你要用几天的时间看以前的材料。以前没有的，你觉得能推动四清工作更深入的，就是新的。” 孙协理员打开厨柜，拿出一个卷宗，放在廖文刚面前，廖文刚一看，上面用毛笔字写着“简报”。孙协理员说：“简报一共出了六期，都浏览一遍。”自此，廖文刚便在这里上班了。 院四清办的上班时间是上午八点，每天廖文刚都是七点半就到办公室，先把炉火升旺。打扫卫生的是一个军官家属，每天她一开门，廖文刚也到了。廖文刚看这妇女，红围巾围着头，只露两个眼睛在外面。身材较高。廖文刚生好火就帮她打扫。廖文刚问：“大嫂贵姓？”这妇女竟然听不懂，只是笑着看着廖文刚说：“俺没读过书。” 廖文刚问：“我的话，你能听懂吗？”“能听懂，和我男人的话一样。”廖文刚问：“你的男人是哪里人？”“四川井研。”廖文刚大吃一惊：“真的？我也是四川井研的。”那妇女说：“难怪，大兄弟说话，和我男人一模一样。”廖文刚说：“能在塞外遇见家乡人，真是幸运。是井研哪里的？”“井研周坡乌抛湾。”“你男人叫什么名字？”“李成钢，管后勤的，上尉。”“具体是什么职务，见面好喊。”“大家都喊他李科长。”“大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小凤。”廖文刚说：“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拜访。”张小凤却说：“现在可不兴拜。”廖文刚知道这只能笑自己没有注意说话的对象，就说：“我一定到你们家串门。”张小凤说：“那敢情好。” 廖文刚来这里上班，对他来说工作量并不大，下面来的材料虽不少，以废话居多，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也很难看见一句。上级来的文件并不多，一般都是照送。因此，他的时间，大多用在了看《毛泽东选集》和参加机关的各种学习和活动上。 这一天，是听一个姓曾的上尉的忆苦思甜报告。曾上尉，小个子，脸瘦削。东北人。他的父亲死后，母亲和五个弟妹被地主赶出了村子，他们只好找了一个破瓦窑来住。冬天，雪花飘飞，讨口要饭也没有人给，一家六口，先后冻饿而死了五个，只剩下他一个孤儿。他出去要饭，还被恶狗咬伤。正在这时，遇见了八路军，他才得救了，长大了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的忆苦报告，使全场的干部们，一个个泪流满面。廖文刚由曾上尉的苦又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姐姐病饿而死在新津岳店子黄泥渡的山上，禁不住痛哭失声。主持会议的孙协理员总结时说：“我们就是要把阶级仇恨搞得浓浓的，把阶级觉悟提得高高的，把我们的工作搞得一丝不苟的。” 廖文刚听完忆苦报告后，立即写了一份院机关用忆苦思甜推动四清工作深入开展的简报，把曾上尉的苦，孙协理员的话都写进去了。孙协理员看了，大加赞赏：“抓住了要点，跟紧了形势。”简报交上去后，第二天，就以“793部队四清运动办公室”的名义印发各大队、各中队并上报总参三部。 过了几天，孙协理员说：“廖文刚，院四清领导小组研究，认为您思想觉悟高，理论储备深厚，想请你去担任进驻我院后勤部的四清工作队员。”廖文刚说：“具体任务是什么？我可没有参加过这方面的培训。”孙协理员说：“你来这里看了这么多材料，就是最好的培训。战争年代，你刚拿到枪，还没有学会怎样装子弹，说不定马上就上了战场。边干边学，是最好的学习，也是解放军的传统。你只须每天晚上7点到9点，到后勤科去组织大家学习二十三条、学习各种四清文件，然后，组织大家讨论，自我检查，相互揭发。你尽量作好笔记就行了。” 得到了这个通知，廖文刚就选了一些文件，由张小凤领路，先到了她家。李成钢的家在靠北边的围墙里，门外是一片空地，地边长着些法国梧桐，早已片叶不存，只剩下铁枝铜干，负载着凝结的白雪。这里有几排平房，和西山坡学员的住房一模一样。李成钢正在屋外从一个筐里向屋里搬煤球。廖文刚上前说：“李科长，家乡的前辈，晚辈问好来了！”李成钢一听口音就说：“你就是井研来的廖文刚？幸会，幸会。”廖文刚上前提了一下筐说：“我们可以抬进去。”张小凤说：“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廖文刚说：“好不容易在这天远地远的地方遇见一个家乡人，这点力气活算什么！”于是，三个人各出一只手，把筐抬进了屋。屋里光线很暗，进门就是灶房，左右两边各有一间半掩半开的小屋。放好了煤球，廖文刚说明了四清办公室派他来的意图、联系好了开会的地点，便握手告辞。李科长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管的这部分人，都是给首长煮饭的，都很可靠。”廖文刚说：“那我就给他们读读文件。” 晚上七点，廖文刚直接到了开会的地点。他推开门进去，里面烟雾腾腾的，已经坐满了人，有三十来个。有男有女。中间一大盆火，烧着钢炭，参会人员都围绕火盆坐成一个圆圈。除了李科长，都是大爷大妈，全是老百姓，有三十多个人。男的都在烧叶子烟。李科长指着廖文刚介绍说：“这位同志叫廖文刚，是院四清办派来进驻我们后勤科的四清工作队员。我要去参加干部学习班，以后你们的四清工作，就由廖文刚负责。廖文刚是我的老乡，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请大家表示欢迎！”同志们还热烈地鼓起掌来。李成钢说完就站起来，让廖文刚坐在他坐过的位置上，便开门走了。 廖文刚说：“我的身份是学员，临时安排在四清办工作。今晚上，先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二十三条，然后，同志们自我介绍一下。”廖文刚于是操起普通话，念二十三条。全场鸦雀无声。念完之后，廖文刚就请他们一一介绍。他们当中，有给钱院长煮饭的，有给杨政委煮饭的。大多是张家口本地人，也有从首长家乡带来的。因为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廖文刚都没有做记录。廖文刚没有手表，炊事员们也没有。估计晚上九点左右，就散会，廖文刚仍回红星院住。从此开始，廖文刚白天在四清办，晚上到后勤科。他每天都是离开红星院时，把壁炉的煤加好，把火压好，等晚上回来，又把火捞开，把开水烧起，就一个人坐在壁炉前看书，因为没有钟表，每晚他都坚持看三十页书才熄灯睡觉。 因为上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讲清自己的历史，这些炊事员里，也有好些传奇故事。有位大校的炊事员，王师傅，五十岁了，长得墩矮结实，四川人，两弟兄都没有文化，不到十八岁就外出躲壮丁，王师傅是哥哥，名字就是王老大，他的兄弟就叫王老二。两个人在路上遇到了刘湘的兵，被抓住当挑夫和炊事员。后来出川抗日，在保卫南京的时候，部队被打散，王老大只身逃出南京，身上只有五个馒头和一把菜刀。 王师傅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跑，只敢择小路走。走了三天，五个馒头，早已进了肚子，饿得不行，又身无分文。他就到地里，找挖掉了的红薯吃。这块地就在大路的上方，地边由上往下倾斜，最低处和路一样平。这时，见山下两个日本兵押着五个中国人走来，他前后看了看，并没有日本鬼子的队伍，他看最后那个日本兵，离队伍有五六步，就找好一个大石块伏在地边的草丛中等着。那土坎很低，等鬼子到了眼皮下，就对准鬼子头砸下一个大石块，鬼子兵叫都没有叫就倒下了。前面那个兵听到响动，端着枪嘴里叽哩咕噜嚷着，跑过来低着头看，也被他同样用石头砸死了。他跳下山，用菜刀割断了绳子，救了这五个人。其中就有他现在给煮饭的首长——当时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王师傅因为有力气，没文化，只肯煮饭，就一直当炊事员，胜利后，要转业回家，那位首长因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煮饭。首长还给他找了爱人，是供销社的工人。 第75章 韩润茂送书 廖文刚探亲 这天下午回来，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北风猛虎般地嚎叫着，他经过传达室时，拿到了李秀芝的信。廖文刚顶着风雪，走到自己的屋子外，先打开壁炉的护火砖，勾开炭火，加上两铲煤，然后才开锁进门。房里虽然空荡荡的，但比外面暖和多了。他从靠壁炉的小方桌上，提起温水瓶，倒了半碗开水，边喝，边拆开信看起来。信中讲到，期末考试将到，她正在复习迎考，并问廖文刚见习的生活如何。其中有这样的话：“又一个月没有收到您的信了，天天都在想念您。文刚，您遇见什么问题了吗，还是见习的工作太忙了呢？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这半年来，您没有主动给我写过一封信，每次都是我去了信，您才回信，而且，很不及时。是什么原因呢？”落款，仍旧是“您的秀芝”。 廖文刚因为那一阵待命分配，一两天就在走人送人，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时候走，心里颇不宁静，加上真实情况，告诉她又怕她难过；编些假话来骗她，又觉内心愧疚。因为这些原因，他和其他同学的通信也一样，别人不来信，他不主动写，别人来了信，他也要思考再三才回。廖文刚把李秀芝的信又看了三遍，放进自己的上衣兜里，才拿起碗筷，打开门，锁好门，冒着大风雪，到食堂打饭吃。 李秀芝的这封信，他还没有回，第二天下午，廖文刚又收到了李荷艳的信，她的信里心情特别的抑郁，信里说：“这几年，我的眼泪都哭干了。父亲死了不久，大姐又在回家的货车上，被树枝撞死了，六弟昨天又病死了。我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苍天茫茫，大地沉沉，我只有给您写信。想来，你是能够理解我现在的心情的？你的信里，常说我‘多愁善感’，‘多愁’是真的，‘善感’早不存在了，我自己都觉得麻木了！文刚，您说，我除了哭，还能怎样呢？”落款，还是“您的荷艳”。 廖文刚看了李荷艳的信，心情格外沉重，李秀芝如果失去了他，或许过一阵就会找到自己的快乐，李荷艳如果失去了他，那不就是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吗？可是，自己前途未卜，即使和李荷艳成为了一家人，自己有能力抚平她满身的伤痕吗？ 星期天，廖文刚有了充裕的时间，才字斟句酌地给李秀芝和李荷艳各回了一封信，讲自己的情况，只说在某部参加四清工作，很忙。他鼓励李秀芝，努力学习，一定有美好前程。他安慰李荷艳说：“前几封信，我都一一回了您，我也非常悲痛，没想到，可爱的小弟，又长逝而去。我除了寄托哀思外，还是要劝您节哀。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过于的哀痛，损坏了自己的身体、影响了自己的工作，那就不明智了。人在痛苦中更要乐观。要相信，李荷艳这样的好姑娘，一定能摆脱红颜薄命的历史怪圈，是一定会有好的前途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乐意过贫病交加的生活，因此，我们的国家肯定会逐步走向繁荣。”廖文刚的落款，还是用的“您的文刚”。 1965年12月12日，廖文刚正在院四清办整理材料，电话响了。廖文刚接起来，里面传来了张角莱主任的声音：“是廖文刚？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接到干部科转来总参干部部的通知，你可以随总参总后的干部，转业到昆明，你同意去不？”廖文刚早就知道昆明被称为春城，四季如春，能够到昆明工作，那可谓是三生有幸。就爽快地答道：“我愿意去。”“那我就给你报上去了。”廖文刚说：“谢谢张主任。什么时候去？”电话里传来“去的具体时间还要等上级通知。”廖文刚放下电话，兴奋不已，一是马上可以结束这尴尬的待命生活了，二是有一个四季如春的大城市在等着他，三是他终于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了。 这个好消息，廖文刚只能告诉两个人，一是留在学院的韩润茂，二是在65军当兵锻炼的陈玉忠。三中队的其他同学，因为保密的关系，廖文刚早已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吃过早饭，廖文刚照例坐在壁炉前的木椅上看书，狂风卷着雪花，把门撞得“砰砰”响，门“笃笃笃”地重重响了几下，廖文刚轻轻打开门，风雪把一个人推进了门，廖文刚从身材上判断出是韩润茂，只见他护耳帽，大口罩，皮大衣，皮手套，大头鞋，浑身是雪。廖文刚用力关上门，说：“韩润茂！这么大的雪，你身体又不好，来这里干什么！”韩润茂，一屁股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半天才缓过气来说：“听说你要去云南，专门来表示祝贺，昨天，”他从皮大衣口袋里摸出一本条型小书说，“专门到街上书店买了这本书送给你。”廖文刚接过一看，是《诗韵新编》，扉页还有韩润茂的题词： 文刚战友： 汝经受住党的考验，将赴云南，令我敬佩，以“无题”小诗以表祝愿： 为革命，闯南关， 不怕苦来不怕难， 英雄自有英雄路， 豪杰能写豪杰篇。 战友 润茂 1965年12月28日于红星院 廖文刚紧握着韩润茂的手说：“感谢战友的鼓励，我现在都已经把我的一切经历当财富看了。”韩润茂说：“这就好，对于立志搞写作的人来说，越是曲折的经历，越是宝贵的财富。现在，你有遗憾的感觉没有？”廖文刚哈哈大笑说：“战友们都有了自己的工作，我马上就会有落脚的地方，军校学了的东西，以后虽然用不着了，但毕竟我有了军校的这番经历，认识了那么多的首长、那么多的战友，还遗憾什么呢？至于战友们，今生今世，未必还有见面的机会，‘盛宴必散’，人生都是这样的，比如做了一场梦，战友们会永远留在我的心头。”“我就是担心你一个人孤独难过，你能这样想问题，我就放心了。等你走的时候，我约陈玉忠来送你。”廖文刚说：“那就先感谢了。” 韩润茂送的这本《诗韵新编》，成了廖文刚经常带在身边的宝贝，这本书帮助他后来成为了在全国小有名气的古典诗词家。 送走了韩润茂，张角莱主任又敲门进来了。廖文刚说：“感谢张主任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张主任坐下说：“已经得到通知，你1966年3月3日前到昆明人事局报到。小廖呀，我建议你，春节时，请假回一趟家。到了地方，一个萝卜一个坑，请假就不那么容易了。”廖文刚说：“谢谢首长提醒。”张主任说：“还有，你去昆明的路线，现在就要确定下来，一是经过越南，二是经过贵州。”廖文刚说：“主任觉得哪条路好呢？我可是一无所知。”张主任想想说：“我建议，最好不走越南，正在打仗，不安全。走贵州虽然远些，还要转乘汽车、再转火车，但毕竟安全。”廖文刚说：“那就听张主任的，走贵州。”张主任说：“那我就报上去，给你把车票搞好。” 第二天，廖文刚就向孙协理员说明了请假的意向。孙协理员说：“可以，我可以批准你请假10天，过春节的前夕走。” 廖文刚提着人造革大黑提包，出现在井研北门口的大草房前，已经是一九六五年腊月二十七的下午五点过了。二哥中伟，看见一个年轻军人走进院子，中等个子，一身军装，红领章上的领徽，发着红光，人造革腰带暗红。还在诧异之中，廖文刚喊着“二哥好”快步跑过去，廖中伟这才惊喜地喊道：“廖文刚又回来了！”廖中伟快步迎出去，廖文刚把提包扔在地下，两弟兄热烈地握起手来。“二哥好嘛！”“三弟辛苦了！”中伟提过路边的提包，进了屋。“坐坐坐，路上很辛苦？”文刚说：“都是火车汽车在跑，算不得辛苦。”文刚看了一眼这间屋子，还是老样子，竹篱笆墙，里面堆着竹竿、篾条、地下到处是竹子上锯下的废料，破的竹稍、竹节、竹片。这间房子是中伟做竹器的工作房，在大草房的中间，上面连着熟悉的灶房和饭桌，下面连着宿舍，能看见里面的床和一张小条桌。 廖文刚坐在竹椅子上，问：“伯伯和大哥呢？”“都回家过年去了。”“那我们也回家，现在走，黑不了多远的。”廖中伟却说：“用不着慌，今晚我们两弟兄就住这里，我有好多话要和你摆。”廖文刚心里明白，在这一个家庭的六位弟兄姊妹中，廖中伟和他关系更不一般。中伟只比他大一岁半，两人从小就是“金对子”，一起疯玩，一起上学，一起抬水，一起捡柴，一起割草，一起逮鱼，真叫形影不离。就说：“差不多三年没有和二哥睡一床了。就一起抵足而眠。伯伯、妈妈、二嫂还好？”中伟面无表情地说：“都吃得饭，走得路，二嫂已经走了。”文刚问：“走哪里去了？”中伟说：“是我放了他一条生路，我们离婚了。” 廖文刚大吃一惊，说：“我看二嫂很不错的嘛，身强力壮，又勤快，对父母兄弟都好。”中伟却说：“我也舍不得。”“那为什么要离婚？”“她在这一家活不出来。”两弟兄一边摆家常，中伟一边煮晚饭。文刚想问出个中伟和二嫂离婚的究竟，却始终听不出有什么能够成立的理由。 吃饭时，廖中伟说：“我现在已经很出名了，我写的文章，县里，省里，都经常广播。”廖文刚听了很高兴，说：“二哥还真不简单哩！”中伟又说：“他们要杀我。”文刚又吃一惊，问：“哪个要杀你？为什么？”中伟说：“张文远，硬要把他妹子嫁给我，我不肯，他用自行车，每天载着他的妹子追我三四转。”廖文刚觉得问题严重，问：“向公安局反映过吗？”“没有。”“那么，趁时间还不迟，我们去一下公安局，说明情况。” 弟兄二人，碗也来不及洗，就急冲冲地向县公安局跑。公安局离中伟的住处不过三百米，一会儿就到。值班员见一个现役军官进来，热情地站起来接待他们。廖文刚自我介绍后，说明了来意。值班员听完廖中伟的陈述后说：“在现在的井研县城，这是不可能有的事。”值班员直给廖文刚使眼色。廖文刚会意，走出值班室来，那值班员跟着出来，附着耳朵小声说：“你二哥，会不会是神经有问题，你听他说话，云里雾里的，你仔细看看他的眼睛。”廖文刚这才回到值班室，仔细观察了一下廖中伟的眼睛，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琢磨着今天廖中伟说的话，也觉得有些不可信的成分。廖文刚和值班员握过手后说：“麻烦你了。我刚拢屋，还没有见到父母亲，我观察观察再说。” 廖中伟走出公安局就对廖文刚说：“公安局的看见你腰杆上那么宽的皮带都吓坏了！”廖文刚这才发现中伟的思维有问题。回到住处，廖中伟先洗了碗，就要廖文刚再教他识字。廖文刚问：“你想学哪些字？”廖中伟不假思索地说：“皮带宽，吓得敌人转圈圈。”廖文刚大为诧异，不好教，又不好不教。廖文刚说：“我们来唱歌，好不好？”“好好好！”于是草房里便传出了嘹亮的歌声。中伟的声音不错，曲调唱得还准，他们一同唱了十几首儿时学会的歌，廖文刚又把歌词抄给二哥，一首一首地教他，都会了，才洗脸洗脚，就寝。 第二天，吃过早饭，两弟兄就从小路步行回家。一路上，廖中伟讲了他几年来的各种事情，思路并不混乱，讲的事情却大都不可信。听他的口气，他是一个什么集团的头头，许多人都要听他的调遣。廖中伟只读了小学一年级，随后就是廖文刚教他识了些字，况且才不过22岁，不可能有这样的力量。廖文刚觉得，廖中伟讲的似乎都是想象中的事。 将到中午时，弟兄俩到了洞府山，这儿是这个地方的制高点，向东望去就可以看见文刚家的竹林。洞府山和文刚的家正好是“v”字的相对的两端。两端中间的地带，就是白毛冲。他们的脚下是曲曲折折陡峭的草径，小路两旁是斜斜的坡地，地里长着嫩绿的豌豆苗和麦苗。地边原来长着不少高大的柏树，现在都没有了，连树蔸都被勤劳的农民劈去作了烧柴，要是春秋季节，地边上路边上都长满了半人多高的黄荆，现在都被砍割得干干净净，成了堆在社员家后墙跟下以备雨天和农忙时煮饭用的烧柴了。 走完坡地就是梯田，梯田里也种着小麦、豌豆、蚕豆。这类土地，这些地方称为干田坝，春耕时收割后，打上水，又成为稻田，栽秧子。下到冲底，就一律是水田了，冬天都关满了水，叫做冬水田，差不多又能看见小鱼在水里游动。从冲底到文刚家，地貌则正好相反，冬水田，干田坝、梯地。文刚看着这熟悉的一切，心里乐滋滋的，这就是魂牵梦绕的家乡。路，一步更比一步高，远远能看见文刚小学发蒙时的学校了，玉容的家也出现在眼前了。 文刚抬头远远看见两个小孩抬着水桶从自己家的竹林里钻了出来，就好像从云端飘然而下的仙童，文刚问中伟：“那是国忠和祥宁？”中伟说：“除了他俩个还有谁！”文刚说：“十年前，那就是我两弟兄了；现在，他们两个又来接我们的班了。”中伟说：“我们的老祖宗，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家安在那么高的地方，单挑水吃，就要累死人。”文刚本来想大声喊国忠和祥宁，又怕惊山应水的，让乡亲们惊怪，就看着他们两弟兄，下完坡，拐过玉容的家门口，直到见他们抬着水，到大乌臼树下歇气。 国忠和祥宁，只顾抬着水埋头走路，没有发现两个哥哥。文刚和他们只隔着一块土了。文刚喊道：“国忠！祥宁！”两弟兄抬头看见是三哥和二哥，便放下水桶高喊着奔了过来。文刚也快步迎了过去。看两个弟弟都长高了一头。文刚抓出早晨就放在衣服口袋里的糖果，每人给了四个。问道：“都累了？”“不累！”两个小兄弟挺着胸口说，“妈昨晚上做了一个梦，说三哥今天要回来，我们还不相信哩。” 文刚说：“我也是临时想起回来的，没有来得及给家里写信。”文刚又说：“我和二哥抬。”国忠和祥宁说：“这么矮的，你们抬不了，还是我们来。”两个小兄弟一边吃糖，一边抬着水桶飞跑，文刚和中伟，也只得跟在后面追。才进了竹林，国忠、祥宁就高喊：“三哥回来了！三哥回来了！”等到文刚才过了竹林，就见母亲在前、父亲在后，文辉、云霞、琼华、秀华都紧紧跟着，迎了出来。几个鸡在地里惊慌地看着大家。文刚一一问好，回到屋里拿出糖果来散给众人。万大嫂和清华、长安、八儿仕全等都闻讯过来问好。廖文刚知道他们是抽烟的，买了一包“大前门”，一人送上一支，外加几个糖果。大家都边吃糖果边抽烟，相互问候着。 文刚看母亲，头上已有了白发，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两眼浑浊，皮肤还是那样的白晰，母亲拉着文刚的手说：“三儿呀，你是长得更健壮了，妈这精神，可是一天不如一天，晚上都在做梦。昨晚上做了个梦，我就知道今天三儿要回来。”文刚问：“妈做了个什么样的梦呢？”白翼坤说：“我梦见在一个林子里走，一只豹子向我扑来，我一惊而醒。已经不只一次了，我凡是梦见豹子，就是你有事。所以，你还有另一个名字‘文豹’。”廖文刚可是从来不信鬼神之说的，就一笑了之。 廖文刚没有见到四妹春晴，就问：“春晴哪去了？”白翼坤回答说：“她已经和曾德安订了亲。”文刚认得那孩子，老老实实的。母亲又说：“他们家今天杀猪，她帮忙去了。”文刚又问：“伯伯的工作还多？”国忠和祥宁陆续抬出了凳子，翼坤让文刚先坐，文刚让母亲和伯伯先坐。文辉也从自己的家中抬出了凳子，说：“糊油桶的工作，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有了镔铁桶，不用糊。”中伟说：“不用糊，不用糊，老者要碰倒滑铁炉。”文辉说：“疯兮兮的，什么是‘滑铁炉’？”廖文刚说：“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滑铁炉？二哥知道吗？”中伟说：“单二哥没有不知道的。滑铁炉就是拿破伦吃败仗的地方。”文刚说：“二哥还真看了些书。”中伟立即兴奋起来，昂着头，嘻着嘴、挺着肚子说：“没有多看些书，人家会到处广播我的文章？” 文刚问：“是真的吗？”文辉说：“三弟还不晓得哟，和曾淑花离婚，一家人都不晓得。挑起米把她送回去，两个人都哭，那还离什么婚？”“离什么婚！都因为你！”翼坤说：“不要胡说，都吃饭去。”文辉说：“离了婚，又想老婆。说张文远用自行车载着他妹子，每天追他七八转。”文刚问：“井研有个张文远吗？”紫云说：“张文远不是《水浒传》上的么？我就叫他不要看书，不要写，每天总要搞到半夜过。”文辉说：“他写些什么呀？我一天见他放在桌子上的纸上写着‘一根竹儿弯又弯，我家住在崖边边。田坝竹林围四面，一个地坝多少宽。要谈姻亲到府上来谈，弯弯曲曲太麻烦。’”廖文刚问：“二哥，是你写的吗？还写得不错嘛。”中伟说：“你听廖文辉瞎编。” 万大嫂一家回去吃午饭了，白翼坤再三催促，大家才上了桌子。主食是红苕饭，菜是萝卜汤。文辉和云霞自己另灶吃饭，春晴又没有回来，这边只有六个人吃饭。翼坤一个人坐一方，挨着灶，好添饭菜，文刚和中伟坐在母亲对面的一方。国忠翔宁坐在文刚的右手边，紫云就坐国忠翔宁的对面。翼坤说：“没有什么招待老三的，中午就这样了。”廖文刚说：“这就不错了，比前几年好。现在，饭还能吃饱？”翼坤说：“还不能放开肚皮吃。我们家每年还要缺三个月的粮，只有多种些瓜菜来补充。现在有了自留地，又要好些了。”文刚说：“我可以在家里住六天，明天，我去把我的计划买回来，有15斤米，两斤肉，半斤油。”廖紫云说：“怎么那么多粮食？那今年过年就厚范了，我们每人供应半斤肉。”文刚说：“火车上吃饭是不要粮票的。我们的口粮是每月38斤。”祥宁说：“我长大也去当兵！”文刚说：“好嘛，你们两个学习怎么样？”翼坤说：“国忠怕是那年被墙打了脑壳，总是记性不好忘性大。”祥宁说：“我可不错。”文刚说：“还要争取更好！” 天黑了好一阵，春晴才回来，是曾德安送回来的。文刚看春晴，已经出落成朝气蓬勃的大姑娘了，健壮美丽。曾德安个子不高，样子很憨厚，长得壮实。大家问过好，坐了一会儿，曾德安说：“过了年，我就要去当兵。正月初三就请二哥三哥五弟么弟，去我家耍。”这里的习俗，女儿没有过门，父母是不来往的。廖文刚说：“好，我们一定来。正月初三在你那里吃了午饭，我就进城回部队去。”廖文刚把曾德安送到大路上，才互道再见。 第76章 乡亲相逢话多 亲戚待客礼多 第二天，一起床，廖中伟就整理好绳子搭钩，去挑水。廖文刚看见了，就抢过扁担说：“我去挑。”中伟说：“那就让你挑一挑。”文刚说：“二哥休息，等我把水缸挑满。”文刚先到了崖洞儿里，只觉得崖已经不怎么高了，裂缝里像板斧一样的石块还是高悬着，深深的竹林下，崖肚子里的那眼井，四壁和井底，都是石头的，水清澈见底，恍眼一看，虚若无物。廖文刚只在崖洞儿里挑了两挑，还留了两挑在里面，又去玉容家下面挑。 玉容妈正背着九儿在菜园里埋头摘青菜，文刚招呼道：“大娘，新年好！大娘背上背的是九儿？”王大娘抬头见是文刚，就说：“稀客天远地远的回来，怎么就来挑水？文刚不要笑，是九女儿。”文刚说：“一年不见，又长大了那么多，大娘大叔都好嘛？”王大娘说：“你才好嘛，这么年轻就当军官。要是我的容儿在多好！”文刚听王大娘语气里充满了伤感，就安慰说：“九妹长大就好了。”王大娘说：“南瓜才在起蒂蒂，还不晓得长不长得大。我生了九个，就只剩下这个小豆包儿。”文刚说：“大娘老来得女，那可是老天爷对好人的奖励。当然能长大。”文刚告辞了王大娘，把这挑水挑回去倒进了缸子，中伟就把扁担抢去了。他说：“我闲着就心慌，让我去！”文刚挑了三挑水，没有出汗，没有喘气，就在院子里，和大哥闲聊。 文刚问：“木厂情况还好？”文辉说：“还是从山里运来木料，厂里解成木板，加工生产生活用具；现在解板子，用的是电锯，不再那么费劲了。” 吃过早饭，中伟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扫伙场，我们都去。”紫云说：“我在家里杀鸡，你们记住买半斤海带回来。别的菜，家里都种得有。”除了大哥文辉之外，中伟、文刚、春晴、国忠、祥宁就一同上街。这天赶场的人多，路上人群络绎不绝，有的背着鸡，有的挑着菜，有的提着鸡蛋，还有的挑着柴、背着木炭。也有打空手的，背空背篼的，那多半是买东西的。一路上认识的人，都互相打着招呼。 走到断桥河边，前面出现了一个个子矮小的人，背着手，踱着方步。廖文刚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邱正益主席。小时候，迎面走过，文刚招呼他，他眼睛也不眨一下，步子也不放慢一点，只是喉咙里，轻轻“咕”一声。廖文刚考虑到，自己是军人，他又是云霞大嫂的长兄，是亲戚，就还是大步向前，招呼道：“大哥好！”并递上一支大前门。邱正益笑眯眯地接过烟说：“你才好哟，廖文刚好久回来的？”“昨天中午才到家。”“邱主席还好么？”春晴问道。“廖春晴你又来弯酸我。五九年，我就被撤职开除党籍了。一家人，就像文刚那样，喊‘大哥’好。你们几弟兄走得快，前面走，前面走。” 文刚还是陪他走了一段路。文刚问：“大哥，当时说你有什么问题？”邱正益摇摇头，显出不堪回首的神情说：“要我报断桥大队的产量，这个大队产量，最多30万斤，硬要我报50万斤，我说‘假话我说不来，30万斤，就是30万斤。’就这样，就说我右倾，弄来斗争，打得遍体是伤，撤职开除党籍，我可死也不服。后来，实产粮食，斤。事实明摆起的，我上诉了三年，还是说我错了。”廖文刚说：“不虚报浮夸，这才是优秀品质。”邱正益说：“你是要入党还是要提干了？”文刚不好置可否，问他：“你听见什么消息了？”“上头来了调函，新任书记就是我二兄弟，邱正明。”廖文刚不便深说，又怕五姊妹走散了，只是一笑，和邱正益握过手，大步追上了中伟弟兄。 研经街变成了人流涌动的小河，廖文刚等看人太多，太挤，赶快买好东西就往回赶。在马槽埂追上了殷正清。廖文刚大声说：“老同学新年好！”殷正清见是廖文刚高兴得满脸是笑。廖中伟说：“殷正清是该高兴，人家已经有了漂亮的老婆了！”廖文刚惊奇地问：“真的？结婚了？怎么这么早？”殷正清说：“其实不早了，我们虽说是同班同学，可我比你痴长五岁还多，现在都27岁了，还能不结婚？”“嫂子叫什么名字？”“朱淑花。”春晴说：“高高的个子瓜子脸，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哩。” 廖文刚说：“热烈祝贺！”殷正清说：“我才要热烈祝贺你哩，李秀芝，廖文刚，一对大学生，断桥大队打起灯笼火把都找不到第二对。”廖文刚说：“那都是别人猜的，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个问题。”廖文刚问：“老同学，还是当民办老师吗？”殷正清说：“这一辈子，可能就是民办的命了，每月30斤粮食，8元钱。既当农民，又当教师。”廖文刚说：“很好嘛，又锻炼脑力，又锻炼体力，有饭吃，有钱花，陶渊明也过不成这样的日子哩。” 殷正清苦笑道：“当军官的，哪里晓得民办教师的辛苦，天晴一身汗，雨天两脚泥，黑板旁一脸粉笔灰，办公室几堆作业本。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一大堆事儿等着，你不见我，脸上的皱纹比农民还多，哪里像你，脸上粉都都的，像个小姑娘。”大家一路闲聊，到了要分路的地方，廖文刚说：“正清兄，抬起头往远处看，这几年比前几年好了，相信以后会比现在更好。”殷正清说：“但愿廖文刚是个预言家。” 六六年的春节，虽说比前几年稍好，但每个人只有半斤猪肉，吃的方面花的时间不多，大家跑到廖文刚的院子里来闲聊的时间可不少。以前过年的这个院子是白翼坤唱主角，或讲故事，或唱川戏，辅之以廖文辉的洞箫、笛子，也算热闹。这一年，白翼坤的儿子廖文刚，现役军人，四次经过北京，就在坝子里坐着，也就成了主角。 “廖文刚，你在部队是做什么的？”“当兵呀！”“具体说，是干什么的？”“拿起枪杆保卫祖国。”“你这样子，文绉绉的，像拿枪的？”“你觉得我的胳膊粗不够，还是怕我扣不动扳机？”“读了那么多书，成绩又那么好，还能不是一个大官儿？”白翼坤在一旁听乡亲们和廖文刚吹牛，于是说：“那还用说，毕业后，就是军官，住颐和园，知不知道什么是颐和园？皇帝住的地方！”乡亲们个个都竖起了耳朵。廖文刚以前写信给母亲讲过，他们夜里住颐和园，这里有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招待所，以前的毕业生有在这里工作的。廖文刚听妈妈这样说，也不好说什么，就说：“军人，是哪里需要哪里去的。”万大嫂说：“三老辈，你这个军人还像，你还记得陈金良？那可不像。” 廖文刚说：“记得，记得，我那时只有六七岁，在鸦鹊口那边遇着他，大块头，大盖帽，大皮靴，腰拴宽皮带，走起路来，只听“呱嗒呱嗒”惊山应水地响，从我面前过，卷起一阵风，好不威武啊，似乎还有络腮胡子，在我的印象中，就像天神一般。”万大嫂笑道：“现在，瘦得像根干豇豆，懒得比赖五哥还不成样子，没有发火的柴，你猜他怎么弄？”“拆房子烧？”廖文刚问。旁边的廖仕兵说：“房子上早没有可拆的了，就烧席子，一次用剪刀剪下一块，久而久之，他的席子成了人形，有头，有身子，有手有脚，除了能放头身手脚的以外，都喂了灶王爷了。”廖文刚听了感慨不已。想了想说：“从旧军队出来的人，生活不如意，就破坛子破摔，以烂为烂了。” 坐在地坝边上的廖传贵，穿得破破烂烂，他闷声闷气地说：“旧军队，我们远征军打到缅甸，吃野果，住树洞，大家还不是回中国来了。看我，穿得像叫化子，这也是军装！我们一家人不是都还活着？我们家的席子，可都是好的！” 廖传贵，廖文刚要喊叔叔，他曾经参加远征军到缅甸作战，是军医，还立过战功。于是说：“大叔说得对，旧军队里也能出英雄。”廖传贵还胡说八道了好些，最后说：“以后怎样，还难说哩！”这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廖文刚认真看了这个老辈子一眼，他穿的虽然破烂不堪，却是国民党军官穿的黄呢子大衣。他正考虑如何应对，白翼坤已经怒不可遏地开了口：“廖传贵，新年巴节的，你放的什么狗臭屁！你老不省事的，也叫你婆娘生一个像我的廖文刚那样，考个解放军外语学院来让大家瞧瞧！” 廖紫云说：“过年，就捡初一十五的话说。走到哪里，自己决定不了。” 廖文刚见廖传贵并不生气，既不开腔，也不离开，乡亲们也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于是就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军队和以前的军队不同的地方。他说：“以前，有枪就是草头王，蒋介石下面的军队，大多是各霸一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也出了像张自忠、李烈钧、戴安澜这样的英雄，但是，保存实力的，也大有人在。不然，怎么会丢了大半个中国？而且，许多新军阀的兵和老百姓处在水火不相容的地位。” 白翼坤抢过话茬说：“你们看，廖文刚凳子下的那个坑，就是21军和24军争地盘打仗时，留下的。24军一个排住在我们家，把肥猪儿拖来杀了，吃了就了。说是该慰劳他们。他们就在那里堆起柴烤火，偏偏把手榴弹挂在耳朵上，掉下一个，轰的一声，炸死八个，地下留那么大个坑，那弹片就从我耳朵边擦过，这样的军队，老百姓又怕又恨。怎么能和共产党的军队比？” 廖文刚接着说：“我母亲说得对，共产党的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官兵是平等的，我在部队受了伤，是我们的院长，钱江将军的车，送我到251医院去的。解放军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走狗’这样的话，用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是错误的。” 白翼坤说：“这么泾渭分明的，瞎子才看不清！” 接下来还是闲谈，廖传贵，并没有走，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叶子烟。乡亲们又问了有关北京的许多问题。吃午饭时，大家散去，吃了午饭，乡亲们又来了。第二天也是如此。 正月初三，吃过早饭，廖文刚和大哥二哥五弟六弟，弟兄五人一同到曾德安家去。他们先要走过一座断桥。断桥河，就是因为这座断桥而得名的。这座桥，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的，现在还留下一小半，不小的石墩，很大的石板，变得像一个石滩。不是涨水天，人们就踏着这个石滩到河对面去。 曾德安的家就坐落在河对面的半山坡上，离廖文刚家有三里地，家门口往上的山梁上就是通研经的大路，这里到研经只有三里地。不过，山上并没有树，艰苦年代砍光了，只剩下浅浅的黄毛草和割得光光的黄荆的盘陀似的根。并不深的竹林下，坐北朝南一个院子。过了断桥河，就一路向上，大门就在头顶。廖文辉说：“这原是地主曾双星的房子。”迎接他们的是一条大花狗，跳跃着表示着极大的不信任。 曾德安闻声跑出，喝退了花狗。他的爷爷、哥哥、嫂嫂、侄女儿都出来迎接。曾德安从小没有了爹妈，是跟着哥哥曾德荣长大的。曾德荣，解放初担任断桥大队的公安员，长得矮壮，满脸皱纹，这时已经50多岁了，满脸堆笑地抬凳端茶。廖文刚见地坝是三合土的，阶沿上堆满了柴禾，墙上挂着犁耙，西南角的牛圈里，有一头大牯牛，就上前去握住曾德荣的手说：“一家人，就不要这么客气，大哥把这个家收拾得还很不错嘛！” 曾德荣说：“哪里是我收拾的哟！我一天到晚都东跑西趵的，家里就靠曾德安和他嫂子。上头来人，都爱在我家里吃住，烟酒茶，我都得东拼西斗的，把它备齐。”廖文辉说：“在这个年代，就不简单！”曾大嫂过来对廖文辉说：“大哥，要你们家才好，一家人已经出去了四个，都是盖章拿钱，凭票吃饭，哪里像我们，靠锄头镰刀挣工分儿吃饭。”廖文刚说：“农村以后也会好起来的，机械化、电气化，以后都是要实现的。”曾大嫂说：“我们就怕等不到那一天啰。”廖中伟说：“大哥大嫂头发白了那么多，怕是等不到了。”廖文辉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曾德荣说：“二哥说的也是真话。” 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摆着鸡肉、豆花、炒花生、各种小菜和烧酒，妇女都不上桌，曾德荣、曾德安和他们的父亲曾华光，与廖氏五弟兄，正好一桌。这一家人，非常的讲礼，喝酒时，主人家要喊‘请酒’，于是8个酒杯一齐端起，喝一口酒，放下酒杯；然后，主人家又喊‘请菜’，于是8双筷子齐刷刷地向菜碗伸去。吃一筷子菜，又放下筷子说些闲话，然后，主人家又喊“请酒”、“请菜”。廖家五弟兄都不会喝酒，不耐烦这样的拘束，于是虚应了两三口酒，就不管主人家喊不喊，只顾长伸筷子、狼吞虎咽吃起来。主人家见章法已乱，也只得由他们自行其是了。 吃了午饭，五弟兄都告辞而去。曾德荣送到门外，拉着廖文刚的手说：“现在，当个兵都不容易；读军校，更是老头子背小伙子，男（难）上加男（难），要好好干，给我们断桥大队争光！”廖文刚笑笑说：“我无论走到哪里、干什么，都不会忘记家乡父老兄弟的嘱托！” 廖文刚原计划是从这里到研经、再到井研回部队去，又想到这次离开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父母见面，于是又和弟兄们回到了家中向父母亲告别。临走时，廖文刚计算了一下，到部队的费用，又从兜儿里摸出23元钱交给母亲，母亲说：“你一拢屋就给了我50元，不能再给了！你一个人在外头，没有钱怎么办？”母亲接过钱又塞进了文刚的衣兜里。文刚还要摸出来给母亲。白翼坤说：“三儿呀，你回到部队，有富余，就再给我寄回来。这么山遥路远的，身上的钱不能少。听我的话。你走！”廖文刚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把钱放进兜儿里，提着黑提包，在亲人的一片祝福声中出门回部队去了。 第77章 告别军营 离开塞外 廖文刚回到张家口时是正月初八的早晨，艳阳高照，遍地银白，出奇的冷。他刚走进红星院迎面就遇见了张角莱少校。大家握过手，问过新年好，张主任说：“已经来了通知，你必须在3月1日之前，到昆明人事局报道。路上的行程，估计要半个多月，你今天就去办好手续、买好车票，办好行李托运，争取明天就出发。我马上通知韩润茂、陈玉忠，明天晚上送你上车。”廖文刚眉开眼笑地敬了个军礼说：“坚决执行命令！” 廖文刚和张主任告辞后，打开了住房的门，放下行李，又匆匆把壁炉的火生好，去打回两瓶开水，才出门去东山坡政治处办理各种手续。又到后勤处，领了150元钱的路费，还发给了50元钱的生活补助费。后勤处还让廖文刚记下了通信地址，万一在路上钱不够用，还可以拍电报回来要。下午五点钟，廖文刚去买好了明晚到北京的火车票，并在车站买了三个大馒头。 廖文刚要离开张家口这座英雄的城市了，他揣着火车票提着大馒头在张家口城里急匆匆地走。大街两旁的楼房并不高，房顶都堆着积雪，有的街道相当宽，两边的树下都是雪堆。树，大都光秃秃的，有些树丫上还伏着白雪，只有松树和柏树，有叶子，但都是黄的，枝叶间也杂着凝雪。不时刮来一阵张家口特有的大风，卷着雪粒，向你迎面扑来。大街上很少见到行人，过路的人，男的都戴着厚厚的护耳帽，女的都裹着厚厚的头巾，只有两个眼睛深藏在御寒的武装下面，闪烁着；身上则是棉衣、大衣，农民则还披着老羊皮。下面是臃肿的棉裤，拴紧裤脚的袜子，棉鞋，皮靴。 廖文刚则是一身军人冬装。护耳帽、防风镜、皮手套、皮大衣、棉裤、大头鞋。他虽然庆幸自己马上就要到春城去工作了，但他还是下决心要把张家口看个够，以便铭刻在心里。这时的廖文刚，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怅惘，马上要结束这种尴尬的待命分配生活了，但时间仓促，西山坡已经不能再去了，赐儿山、‘大好河山’都不可能去复习了。因此，趁天还没有黑，他一个人，尽情地在张家口的大街上走。他估计已经走得不近了，又才回头往红星院去。 廖文刚回到红星院外时，路灯已经发着昏黄的光了。站岗的警卫照样给他敬礼，他照样还了礼，踩着硬滑的路，打开了独自生活的门。屋里暖和得很，他脱下皮大衣，倒了一口缸开水，就着滚烫的壁炉烤馒头吃。他昨晚在火车上就没有睡好，今天又跑了一天，吃完馒头便熄了灯上床呼呼睡去了。 廖文刚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他立即拉亮电灯、翻身起床。他陡然想起，今天，在他生命中的转折意义。这是他当军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作为解放军外语学院学员的最后一天。也许还是他在张家口市的最后一天。他先把桶绒衣裤、棉衣棉裤全穿在身上，把皮鞋穿在脚上，洗漱完毕，端端正正地戴好军帽，穿好军衣，扣好风紧扣，就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往两口肥皂木箱里装。他的木箱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高可两尺，面子的一半是活动的，挂着一把小锁。另一个是长方形的，一尺高两尺多长。他先把书一本一本地排进长箱子里，《韩昌黎集》、《苏东坡全集》这是他从四川老家带来的旧书；《古代散文选》（上册、中册）这是在西山坡外院书亭买的，还有《左传选》、《古代汉语》（上册一、二分册）也是在西山坡外院书亭买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这是才发的新书。 、 他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放好，再把洗脸盆用废纸擦干擦净，放在书的上面。盆子里就放胶鞋、防风镜。大头鞋，他放进去又取出来，取出来又放进去。穿，过了北京就会成为负担，不穿，出门就冷得不行。他决意还是穿上，总要顺利地度过了目前，才能有以后的长远。他于是脱下皮鞋穿上了大头鞋。他盘算着，皮大衣，自己穿了将近三年的，虽然很有感情，但是，要交五十元钱才能拿走，他可没有余钱要这东西，况且到了四季如春的昆明，皮大衣还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把皮大衣折叠好，放在床上，又抱起来，亲吻了一下，再用手抹得伸伸展展的。这时，军营里吹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廖文刚听起来，是那样的肃穆、庄严又有些悲壮。 廖文刚愣了半分钟，才把被盖叠好，塞进方箱子里。被子是软的，伸缩性很大，他挤出一角，下面放两双袜子，把温水瓶的水倒净擦干，立着塞入方箱子挤出的角落。他用废纸把皮鞋擦干净，用旧报纸包好装进大黑提包里，以便在路上替换大头鞋。他把穿不着的军衣都整齐地叠好，放进了方木箱里。他的军用挎包里放着针线包、毛巾、洗漱用具和一套换洗的内衣和背包绳。他环顾一周，没有遗漏了，就把包袱皮平铺在方箱子的面上，把床单叠好，放在长箱子的面上，然后就盖上盖子“砰砰砰”地用从西山坡带来的钉子把长箱子钉牢。他锁好方箱子，把两口箱子都抱了抱，重量都差不多。这可是他精心计算过的，万一在路上要挑着走，两头轻重不一，就不平衡了。 操场里，足音鸣雷，口号连天，战友们正在早操。他也习惯性地打开门，就在宿舍门外的雪地里认真地做在军营里的最后一次操。 开饭的号声响过之后，廖文刚拿起饭盒，到了食堂。他本没有固定的座位，就在食堂外，左手端饭盒，右手夹包子，走来走去地吃。这一顿他吃了六个大包子，半盒子小米稀粥，他以前早晨只吃五个包子。因为这是他在军营里的最后一次早餐了，当然要不同于往日，他可不是遇事就吃不下饭的人，相反，这一天，胃口比哪一天都好。吃完早餐，他用饭盒盛了满满一盒子开水回宿舍。军营里的开水，他也特别有感情。 一会儿，韩润茂和陈玉忠都来了。这两位战友都难过得面目僵硬。韩润茂强装笑脸，握着廖文刚的手说：“祝贺你，昆明，可是四季如春啊！”廖文刚说：“欢迎两位战友来做客。”三个人，都没有多少新鲜活可以闲聊了，就借来架子车，把两个箱子搬到车上，向张家口车站拖去。到了行李房，验过车票，管理的人说：“昆明，还没有直达的火车，只能托运到贵州的安顺，再转乘汽车。”廖文刚问道：“是和人一道走吗？”“一般是的。有时也要等。”行李过了秤，交了钱，管理的人交给廖文刚几张二指宽的镶嵌着铁丝的牛皮纸，说：“自己认真写好到达站，件数，领货人姓名。然后，牢牢拴在行李上。每个行李上拴两个。”廖文刚的箱子上，衔接处都钉有肥皂箱上的锈迹斑斑的铁皮，他就让小纸片上的细铁丝穿过铁皮，一一拴死在铁皮上。 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天气甚冷，廖文刚三人又回到了红星院待命分队房里，把壁炉的火生得旺旺的，枯坐了大半天。吃过晚饭，张角莱主任进门来了。他对廖文刚说：“帽徽领章按规定是要交的，你就留着，作个纪念。出了校门，就摘下，放好。”廖文刚说：“那就感谢了。皮大衣，就只有交给主任了。”张主任说：“你走时，把锁和钥匙挂在门上就行了。大衣，我叫后勤来收。” 廖文刚说：“感谢张主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我的教育和照顾。”张主任挨着廖文刚坐到了床沿上说：“我要感谢你，你还教育了我不少呢。像你这样性格坚强、又肯钻研的人，随便干哪行，都是响当当的。我要睁大眼睛，等着看廖文刚的大作。”廖文刚笑着说：“那张主任可不能在90岁以前就去见马克思啊。”韩润茂说：“张主任，那就活他一百岁！”张主任说：“生死可不是由自己作得了主的。再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不都是像你们这样的毛头小子？哎，廖文刚，你很动脑筋，你说说，马上要离开部队了，对部队有什么意见？” 廖文刚想了想说：“我觉得部队什么都好，就是课余都不准人家看专业以外的书，不好。”“还有吗？”“还有。”廖文刚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组织在管干部分配，比如说我，这样优秀的人才，竟然不能分到工作岗位上去。我接触过的首长、学员，对我的印象都好，我这个人本来就好，可是，从来就没有人给我讲过其中的原因。”张角莱主任说：“这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嘛。”陈玉忠说：“总得有个理由！” 张主任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些制度，有些政策，是委屈了一些人。不过要想得通，组织有组织的考虑，而且不一定就十分正确。但个人不仅要服从组织，还要不消极，一个人，在部队、在地方，都能够为国家建立功勋。其实，我都想到地方去工作。”张主任怕言多有失，于是站起来说：“你们两位就代我送廖文刚上火车。”张主任和三个人都握过手才出了门。 廖文刚说：“张主任是个非常好的领导。”陈玉忠说：“可惜，他不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廖文刚说：“我们都还年轻，要相信自己的命运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韩润茂说：“你现在仍然这样有信心？”廖文刚说：“当然。我以为我在这个学校的言行是很成功的。我的这段历史，不仅无愧于心，而且见得人，至于别人怎么看我，那是他们的问题。我还认为，人民的觉悟会一天比一天高，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最终都会消亡。我们需要的是自己不断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才。” 陈玉忠说：“廖文刚不愧是我们中队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想得远，说得深刻！”韩润茂说：“我们就是要比别人更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让历史来证明我们的优秀！” 大家一直吹牛到深夜，廖文刚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站起来说：“深更半夜的，你们两个干脆回去睡觉，我们三个就握手而别，我知道路怎么走。” 韩润茂和陈玉忠都站起来了，韩润茂说：“为了战友，一晚上不睡觉怕什么！”陈玉忠说：“走，我们出门。”陈玉忠提着廖文刚只装有一双皮鞋的大黑提包，韩润茂背着廖文刚的军用挎包，三个军人出了房门，廖文刚锁好门，把钥匙交给了韩润茂说：“你明天亲自交给张主任。代我表示感谢。” 屋外依旧是冰冷的世界，狂风大雪，路灯发着有气无力的黄光，他们经过门卫，卫兵照样敬礼，廖文刚认认真真地还了礼，一出校门，就小心翼翼地摘下帽徽领章，放进了衣袋里。他再回过头看了一眼红星院，又朝西山坡和东山坡方向各望了一眼，看到的只是风雪茫茫，他眼里不由自主地滚下了泪珠，他挥手用力一擦，大踏步地向车站奔去。狂风卷着雪花，迎面砸来，街道、胡同发出狼一般的嚎叫，三个军人顶风而走，埋着头，弓着腰，陈玉忠和韩润茂的军大衣都向后鼓着，像背后有一个大包。 他们赶到车站一看挂钟，才11点，他们就在雪风呼啸、树影横斜的小树林里散步。所有的树上都没有叶子，光秃秃的，只剩下铁黑色的枝干指向天空。天上看不见半颗星星，远远的路灯的微光照到这里，只留下淡淡的人影、树影，使黑夜显出了些斑驳，仔细看去，也就是光明。他们走过来，又走过去，小声交谈着。韩润茂说：“廖文刚，你肯定没有想到过，考上外语学院，是这样的结局。”廖文刚说：“当然出人意料。”陈玉忠说：“廖文刚就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看来，以后，肠子要多弯几个弯。” 韩润茂说：“我经常替你担心，你心直口快，说话没遮拦，这本来是优秀品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事实证明，这条名言，还只能当名言读。”廖文刚问：“你以为我不能到三部去，是因为我的言论吗？”韩润茂说：“大有可能。”廖文刚说：“如果是这样，我就更加理直气壮，走得安心了。” 直到从包头来的列车车轮的轰鸣声传来，他们才迎风快步向列车奔去。雪花也更加稠密了。三个人都上了车，找到了廖文刚的座位，廖文刚接过行李放好，三个人才握手告别，眼里都噙着泪花。陈玉忠和韩润茂用力握了一下廖文刚的手，下了车，车开动了，才举起手高喊：“廖文刚，保重啊！”廖文刚把头伸到车窗外高喊：“战友们，再见！张家口，再见！”一阵风雪向窗口扑来，廖文刚满头满脸满脖颈都是雪。他见战友们已经成为了记忆，就“叭”的一声放下窗子，把塞上风雪关在了窗外。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听着均匀的车轮声，他明白，他在走自己的路。 第78章 买书北京城 坐车多朋友 火车咔嗒咔嗒前进了，廖文刚才把头缩进车厢里来，把车窗关好。雪风关在了窗外，送行的两位战友韩润茂和陈玉忠的身影已被漆黑的夜色吞没。廖文刚的脑袋里像电影倒片似地飞快地翻卷着军校的镜头，张家口车站服装鲜亮的军乐队高奏军歌，家里门楣上的耀眼的“光荣军属”牌、父母弟兄乡亲们喜气洋洋的笑脸，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军营整齐的步伐、教室嘀嗒的电键、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西山坡的营房、红星院的风雪，东山坡的高楼……这些都一去不返了，他像一只被人随便乱拨的指南针，剧烈地摇摆着，不断地确定着方向。他克制着激动又略有些悲壮的心情，睁大眼睛正视现实。 车里灯光并不明亮，却暖融融的。其实车里的温度也不高，只是因为外面风大雪紧，所以觉得车里暖和。因为是深夜，车上的人一坐好就很少说话。廖文刚扫视了一下车厢，早已座无虚席，只有他一个人是身穿黄军服的。廖文刚没有军大衣，因为舍不得花50元钱，更加上他早从中学地理书上知道了昆明四季如春。他内穿统绒衣裤，外穿棉衣棉裤，棉军帽、大头鞋。在零下十几度的张家口，竟然还显得身材窈窕。他看车上，人们都穿得臃肿，男人戴着各式的棉帽毛帽，女人裹着各色的头巾，车厢的主色调是深色的。许多人都是蓝色或黑色的衣裤。只有对面一位身材高大、穿着蒙古族衣装的姑娘，红围脖，花头巾，显得鲜丽。 以前坐车，对廖文刚来说，就是享受，他一般都坚守着窗口不肯放过车窗外的任何一寸山河。自从那次头部受伤后，一上车就不舒服，坐汽车还会吐得昏天黑地。不过，今晚他又有些异样，特别的激动，除了离别的刺激，还有征途的招引，天亮就到首都北京，还有万里风光和一个四季如春的昆明在等待着他。此时他虽是孤身一人，举目无相识，而且前程未定，可他的心境却主要是兴奋的欣然的和坦然的。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那个大时代，学习雷锋已经蔚然成风，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大丈夫四海为家——他可一贯是以伟丈夫自况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人生到处有青山”一类的诗词，他读得可不少。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就是廖文刚从中学起就把文学作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离开军队，虽然他也有人们习惯性的对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空间和人与事的留恋，但从军却并不是他原本就选择的目标。他反而庆幸自己有了这一段从军的生活，和由这一段生活引来的万里奔行。 他想，如果不是这样的机遇，我这样一个还没有满21岁的青年，怎么可能这样大旅行呢？何况他的身份，很快就会由学员转为国家干部，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有自己的一份工资，可以给爸爸、妈妈寄去，让十分拮据的家庭经济，得到缓解。所以，他明知道自己已经被视为异类抛弃了，但并不懊恼，更不沮丧。 既然已经是深夜，气氛当然不是喧嚣，廖文刚的军用挎包就放在大黑提包里，而大黑提包，扁扁的，就放在自己的两腿之间的椅子下，他没有什么牵挂的，也就渐渐闭上了眼睛，不过他的思维还在活动。他正在想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自己在军校学的东西不能用了，到了地方，随便干什么工作，自己连一技之长都没有，应该怎么办呢？他最后认定，具体干什么，虽然还不得而知，但都少不了科学文化知识，因此，丰富自己的头脑，学些本领，那可是必须的。于是，他想好了，要在北京买些书。 他带着这样的考虑进入了梦乡，等到醒来时，已经是西直门车站了。他下了车，面对的是车水人流，首都气象。虽然房屋都显得陈旧，但毕竟是楼若云屯，街似网铺。初春的北京，虽然旭日灿烂，却仍然寒风凛冽。北京的风和张家口的风大不相同，张家口的风如狼似虎，咆哮着，吼在明处。而北京的风，却在暗处：因为街道宽阔，没有绿树，没有参照物，给人无声无息的感觉，如果风从背后吹来，除了一股冷气，就是一种推力，推得你要踉踉跄跄地往前跑；如果风迎面吹来，则面疼如割，要不经意地往后倒退，弄不好会有人仰马翻的可能。 廖文刚这样的穿着，可不敢和那样的风鏖战，只得立即挤上公共汽车到了北京车站，办了签票手续，上车的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他顺便在路边店买了两个大馒头，边吃边走。时间在不停地流走，气温也在逐渐地升高。廖文刚已经不觉得寒冷了。他决定找书店买书。他看当代的东西，总觉得有些浮浅，自己的经济如此紧张，钱可不能丢在没什么用的东西上，于是他决定去找古籍书店。 他问了三个行人，其中一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胖胖的身材，显得很有学问。她听见廖文刚要到古籍书店，就给他详细地介绍了路径，廖文刚谢过，费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古籍书店。店面比较宽大，四面书架上都整齐地放着各种古籍，有许多线装书。 廖文刚一进书店，简直是如入宝山。既兴奋，又茫然。眼花缭乱之后几分钟，才冷静下来。他观察这个古旧书店，店里有七八个服务员，悠闲地坐在收款的地方。顾客很少。廖文刚先把书店的书大致浏览了一遍，然后选中了《史记》（全十册1000元）、《唐诗别裁》（170元）、《绝妙好词笺》（上下180元）、《李白诗选》（105元）、《钱注杜诗》（上下320元）《陆游选集》(110元）、《修辞学发凡》（098元）、《汉文文言修辞学》（100元）、《唐五代词》（120元）、《白居易选集》（155元）《资治通鉴选》（140元）。廖文刚虽然还恋恋不舍，算了算书款，已经花了24元9角8分，他已经几乎没有属于自己可以动用的钱了，无力再将别的书据为己有，于是付了款，提着半提包书，出门而去。 廖文刚又专门到文具店买了一个小本子，带在身上，他喜欢读诗，也学着写诗，这样难得的长途旅行，一路的风光，是不应该不留痕迹的。二十几本书，加上一双皮鞋，一个挎包也不甚重，廖文刚提着，在大街上闲逛。笔直的长安街，雄伟的天安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鳞次栉比的楼群、衣着朴素的来往人群，间或飞驰而过的小汔车，不断涌入廖文刚的眼帘。祖国首都的壮丽，使廖文刚精神振奋，直走到下午五点过了，才到宝珠寺找到了旅馆：几十个床的大间。他随便吃了几个馒头，就坐到自己的床上，把新买的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看说明或第一页。 所有的床上都来了主人，几乎都是没有帽徽领章的军人，但没有比他更年轻的，大都披着皮大衣，走路足下生风。他旁边的一个老军人，注意地看着廖文刚拿出来看一看又放进旅行包里的书，问道：“你也是转业的？”廖文刚答道：“毕业分配。”“啊，军校学员。看那么些古书干啥？”“无古不成今呀！”“年轻人，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封资修的东西，正在被批判哩。”廖文刚说：“看都没有看过，又怎么知道他们批得对不对呢？”那老军人笑了：“呵呵，小鬼还很有头脑呢。”廖文刚说：“就是因为太年轻，什么都不懂，所以，才要什么都看看。” 第二天，廖文刚坐上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多的人穿着和他一样的军服，棉军帽，皮大衣，制服的衣领上，还清楚地留着缝过领章的长棱形痕迹。这些转业军人，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有好些组合，明显地看得出是一家人。女人，也有穿军装的，也有穿百姓装的，孩子，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大都穿着用军服改的小军装。廖文刚特意到各个车厢看了看，发现整列火车上都是这样的。有了这么多军人们在一起，廖文刚已经不觉得孤单了。 火车从华北开到华南。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区别只在土地上的村落和色彩，村落好像大海中的轮船，在烟波浩渺中旋转，这“波浪”可并不都是绿的，先是白茫茫的，后是灰蒙蒙的，逐步变成绿葱葱的了。桥，过了无数，最着名的当数黄河大铁桥和长江大桥了。在黄河大铁桥上看见的是黄河里一团一团的黄沙和一团一团的死水，它们相互隔绝着又相互依赖着，共同组成了黄河的广漠，可以让人想象出夏天汹涌澎湃的气势。而在长江大桥上纵目远望，只见江水浩浩荡荡无止无休地向前涌去，左看不见头，右看不见尾，只有烟水茫茫而已。这又让他想起了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 经岳阳，看洞庭，廖文刚想起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真是春和景明，气象万千。让人有“乾坤浮一镜，日月跳双丸”的感觉。车站，则大多千篇一律，几幢高房子，一块大招牌，水泥站台上挤满了人，总的色调是灰黑。只有长沙车站与众不同，经过长沙车站时，是夜里，却光明如同白昼，而且车站内外都是绿树鲜花，使人爽心悦目。而每到一个车站停车之后，上下车的都是不着军装的老百姓，而转业军人们却像是南征北战疲惫已极要好好休息似的或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因而无动于衷似的，最多走动走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越往前走，天气越暖和，廖文刚和所有北方来的转业军人们一样，把大头鞋换成了皮鞋，棉衣也脱下了。廖文刚的黑提包已经胀鼓鼓的了，他又把里面的军用小挎包拿出来，往里面装书。 自从火车从衡阳直向桂林奔去，廖文刚的头就晕得厉害。他可知道衡阳有个回雁峰，南飞之雁至此回，而他的行程还不过三分之一，他闭一会儿眼睛，又睁开眼看窗外湘西的秀丽山峦和广西如巨笋矗立的群峰，一会儿又伏在桌子上睡。 他的座位对面是一家人，年轻的夫妻俩，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小孩，那小孩不断地在两排座位中间的小桌上翻来翻去地玩。他的妈妈差不多又抓住他的腿儿，叫“听话，听话！”。廖文刚的左手边坐着一个穿白色上衣灰蓝色下装的年轻姑娘，是在衡阳上的，短辫儿，脸盘不大，但显得清秀，她见廖文刚脸色煞白，用广西话问道：“同志你晕车？”廖文刚说：“晕得厉害。”她说：“我带有晕车药，还带有盐，合起吃效果很好。”她说着，从小巧的手提袋里拿出两个拇指大的小瓶子，再拿出一张三纸宽的小纸片，从一个瓶里倒出两粒药，从另一个瓶里倒出些盐。因为怕烫着小孩，桌子上的水杯之类，都是空的。她拿起一个杯子，去茶水房打来半杯水，对廖文刚说：“喝下去，效果很好的。”廖文刚接过水杯说：“谢谢。”那姑娘已经把放有药片和盐的纸片，拿起，卷成了撮箕口状，廖文刚伸手去接，那姑娘却说：“等开水冷一会儿。”过了五六分钟，那姑娘说：“可以喝了。”廖文刚接过，倒进口里，喝口水，一仰脖子吞下去了。过了十来分钟，头不晕了。廖文刚抬起头来说：“大姐的药方真灵，头不晕了。”那姑娘嫣然一笑：“我是医生，医学院毕业两年多了。”“大姐在哪里工作？”“桂林。” 廖文刚说“太好了嘛，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去哪里？”“昆明。”“昆明更好，四季如春哩。这么年轻就是军官，转业？”廖文刚说：“毕业分配到昆明。”两人正在闲谈，桂林车站到了，那女子，站起身，提着小皮手袋，说：“欢迎到桂林来玩。”廖文刚说：“谢谢了，祝你幸福！” 姑娘刚离开，就上来一个大爷，手里还提着一个袋子。廖文刚见这大爷，六十以上年纪，农民打扮，很瘦，就起身接过他的袋子，放到行李架上。那大爷说：“谢谢解放军同志。” 廖文刚说：“不用谢，大爷去哪里？”大爷坐下了，说：“柳州。”“柳州？前面是柳州？”“是呀，你有亲戚在柳州？”廖文刚说：“我想起了柳宗元。他也到过这些地方。大爷去柳州探亲？”“你也认识刘仲远？好人啦，我就是去柳州看他。”廖文刚知道他把人搞错了，也不便纠正，就笑着听他滔滔不绝地说： “52年，在十万大山剿匪，刘仲远当班长，我是他们请去带路的。你们看这窗外的山，一个山峰连着一个山峰。十万大山可是山峰外面还是山峰。四周重重叠叠都是山峰。我和解放军一起，一天到晚就在山里转。那山上，人家很少，部队吃的成问题，我们就把米和盐，一起炒，每人装一袋，饿了就吃一把，口喝了，见山泉小溪就捧水来喝。晚上宿营，都不用老百姓的毛房，要先挖好厕所，走的时候，要把厕所填好。老百姓不了解解放军，都跑光了，我们要吃老百姓的蔬菜，刘仲远就用我们自己带的秤称好，记下斤数，把付的钱裹在一张纸里，用一根树枝挂起，插在菜地里。还要写感谢信、道歉信贴在墙上门上。” 老大爷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的规矩真好。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和土匪遭遇了，解放军占领了高地，不先开枪，先喊话，宣传政策。要土匪缴枪不杀。谁知敌人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在我的身边爆炸了，刘仲远一掌把我推到沟里，他的右手被炸断了。刘仲远是我的救命恩人啦。他转业到了柳州供销社，每年过年我都要去看他。你们解放军真好！”廖文刚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保护人民是天职，保护人民当然就不能扰民。”对座的小孩，亮晶晶地睁大小眼睛，看着老爷爷满是皱纹的脸。 老大爷在柳州下了车。廖文刚也下车来，他要看一看唐代的边荒之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英年早逝时的天地山川。廖文刚想道，如此煌煌的盛唐，竟把一个大文豪驱赶到这样的荒僻之地来了结余生，难道真是如杜甫所说“文章憎命达”么？可笑的是，我连文章都不会写，却比柳子厚跑得还远。 廖文刚在下面乱走乱想了几分钟，又上车来。他的左边又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样子显得很有修养，廖文刚问：“大姐是柳州人？”她用典型的广西话回答。“在柳州住了三辈人了。”廖文刚说：“那算老柳州了，柳州城里有纪念柳宗元的建筑吗？”那妇女热情地说：“有呀，有柳侯祠，里面有他的衣冠冢，还有后人为他立的许多碑哩。”“柳州人还记得他的事迹吗？”“当然记得，兴学校，修水利，除弊政，办了许多好事。” 廖文刚说：“看来许多着名文人，都是好官。白居易在杭州有白公堤，欧阳修在滁州有醉翁亭，苏轼在西湖有苏堤。”那妇女说：“小伙子，不过二十岁？知道这么多古人古事。” 这时，旁边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和廖文刚握手说：“我是贵州水城发耳区供销社的，叫朱保金，我们交个朋友。”“欢迎，欢迎！我叫廖文刚，要到昆明去工作，还不知道具体的工作单位。”廖文刚招呼朱保金挤着坐。朱保金说：“我也喜欢看书，最喜欢和知识渊博的人交朋友。”廖文刚说：“我真想读遍天下好书。”那妇女说：“你们这么年轻就那么爱看书，以后一定会有成就。”他们直闲谈到贵州水城。朱保金临下车时，把自己的通讯地址和姓名，写在一个纸烟盒上，给了廖文刚，廖文刚和他握过手后说：“祝你一路平安，我以后和你联系。” 到贵阳停车后，那位妇女说：“小伙子，再见，我下车了。”。廖文刚说：“祝一生平安！”廖文刚见对座的三口之家也要下车，他们的行李不少，廖文刚就站起来，帮他们从行李架上往下搬，然后又手提两个大包，送他们下车。女的教小孩儿喊“谢谢叔叔。”男的说：“看我们这贵阳，真是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廖文刚问：“现在该不止‘三分银’了？”“也多不了多少。看这些东西，都是他外婆见我们穷，送的。”廖文刚说：“以后会有三两银三斤银的。”男的握着廖文刚的手说：“祝你一路顺风。”廖文刚说：“祝我们都一帆风顺。”廖文刚看着女的左手牵小孩，右手提大包，男的两手提包，还斜挎一个包，没入了人流中。 贵阳正在下雨，天空就像一个巨大的灰布幔。贵阳火车站还正在修建中，到处是烂泥，浊水，参差不齐的木料、石料、砖头、铁丝，乱糟糟的。廖文刚无法远游，只好又上车来。 这时，廖文刚的对面变成了两个小伙子，左边的脸瘦长，右边的脸胖圆。旁边是一个少女，挎一个装饰精美的小布袋，有一尺多长，五六寸宽，里面胀鼓鼓的，像是装着米。短辫花衣瓜子脸，两眼晶亮，显得聪慧而胆怯。廖文刚问：“两位兄弟到哪里？”“安顺。”这位妹子呢？”“昆明。”“那太好了，我们同路。”廖文刚说，并问道：“安顺下车后，有没有人搬行李？”少女说：“可能有的。”廖文刚说：“我有两个大箱子，不知有人搬没有。”瘦长脸说：“我们帮忙搬就是。”廖文刚说：“那就先谢了，把行李托运后，我负责办招待。”胖圆脸说：“办什么招待！力气越用越大。” 廖文刚问两个小伙子：“都是学生？”他们回答，高中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要上山下乡，有亲戚在安顺农村，去联系一下，到他们那儿落户去。廖文刚又问少女，她红着脸，笑一笑，不肯回答。廖文刚说：“连小女孩都比我们谨慎，懂得做好保密工作。”那少女却对廖文刚说：“那你先说你是干什么的。”廖文刚说：“那还不简单么？曾经保卫祖国，现在要去建设祖国。”少女笑笑说：“那，我也简单，曾经在家里坐，现在在车上坐。”廖文刚说：“还很会说话嘛。”“向叔叔学的”，小女孩说。 大家东拉西扯地吹着牛，下午四点过，到了安顺。车停稳后，廖文刚急急下车，两个小伙子和那位少女也跟着他走。走到行李车旁边，廖文刚递过取货凭证，不到五分钟，两口肥皂箱改成的木箱子，就摆在车道旁了，两个小伙子抬方箱子，廖文刚把黑提包放在长箱子上，少女也把小袋子拴好袋口，放在箱子上，他们抬着，直奔汽车站。廖文刚担心少女气力小，在路上主动提议歇了三次。一歇下来，她就对那两个小伙子高喊：“等会儿！” 廖文刚见十来米远处有一队妇女，背上是上宽下窄的背篓，头上是黑布的大包头，身上穿着黑色长裙，都很健壮，正匆匆忙忙地往车站相反的方向去。廖文刚想，大约是回家？她们的装束，廖文刚未曾见过，使他突然有了异地他乡的感觉。心里免不了掠过一丝新奇和惆怅。 到了汽车站，少女已经满脸像熟透的苹果了。廖文刚见前面还有十来个托运货物的人，买车票的人还只有个，就说：“我先去买车票！”少女摸出钱来说：“你帮我买汽车票，我帮你守木箱子。”廖文刚说：“我买了你才给我好了。”两位小伙子说：“再见了，我们还要走小路。”廖文刚说：“等我买好票，我要办招待的。”“谢了！”两个人向门外走去，廖文刚又追上去，一人给了1元钱，两人慢慢接过钱，迅速塞进廖文刚的包里，拔腿跑了。廖文刚只有高喊：“谢谢你们了！贵州人真好！我欠你们一份情了，以后一定把你们写进书里去！” 第79章 小心翼翼少女 白发苍苍老妪 廖文刚买好车票，转业军人们的行李摆了百来米长，托运处已经人山人海了。廖文刚和少女一起搬木箱去过了磅办完托运手续，廖文刚说：“真太感谢你了，不是你帮助，我还不知怎么办呢。我们先去找好住处，再吃饭。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喊我小车。”廖文刚听了笑着说：“名字也要保密？人不大，嘴还牢呢。”“妈妈叫我不要给陌生人说。”她还把两只眼睛看定廖文刚的脸，似乎想弄清他的反应。廖文刚说：“你看我像坏人吗？”“说不清，妈妈说坏人额头上又没有刻字。”廖文刚笑着说：“那好，小车，那边就是车站旅社，我们登记住宿去。” 小车说：“我把车票钱给你，我们各人办各人的。”廖文刚说：“行。”小车把一叠钱给了廖文刚，廖文刚打开一看，全是一元的，伍角的，两角的，一角的。小车说：“我全是这么零的钱。”廖文刚感觉到了这小女孩家境的艰难、手头的拮据。两人各自有了住宿后，廖文刚约她去吃晚饭。小车说：“我们一起去吃，我要给钱的。”“我不是说了办招待吗？”“妈妈说了，不能用别人的钱。”廖文刚说：“好，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小车看了廖文刚一眼却不回答。廖文刚看这姑娘也不过十五六岁，却如此守口如瓶，猜想她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 旅社旁边就是饭店，廖文刚问：“小车喜欢吃什么？”小车说：“什么都喜欢吃，没有粮票，只有用米换米饭。”廖文刚说：“这好办，你的米就带着，我有多的粮票，火车上吃饭不收票的。你该会同意？”小车竟说：“那我就把米送你。”廖文刚说：“我是有口粮的，身边又没老没小，拿米来干啥？” 两人走进“安顺火车站国营饭店”，廖文刚给服务员说了一背篼好话，才把小车的米换成了贵州地方粮票。一共3斤半米，7分钱一斤，还付给了2角5分钱。廖文刚把钱给了她，留下了贵州粮票。摸出了一张五斤的全国粮票给她。小车接过粮票，宝贝似地看。“没见过？”廖文刚问。小车说：“我不能要这么多。”廖文刚说：“你又没有补我的，就撕个角给我。”小车甜甜地笑了。 廖文刚点了一盘笋子炒肉，一个粉丝肉片汤，用贵州粮票每人买了四两米的饭，两个人对面坐着，慢慢吃起来。小车开始很腼腆，埋着头，只顾吃饭。廖文刚说：“出门在外，不要那么拘谨。我们可要同座同吃好几天哩。这菜没人吃，倒了不可惜？”小车听了，也不回答，晶亮的眼睛看着廖文刚腼腆地一笑，就开始拈菜吃了。 吃完饭，廖文刚又和小车在安顺街上逛了一转，房屋都较破旧，几乎看不见楼房，店铺都已经关了门，只有“安顺供销社”、“安顺邮电局”、“安顺百货公司”这些招牌还挂在墙头。街上不时有人匆匆走过，没有一个熟面孔，人们说话的声音和北方迥异，和四川话倒有些近似，来往的人们中，有了不同于内地的穿着，除了大包头、黑长裙外，还出现了鲜艳的色彩，一些少女的帽子和衣裙上有闪闪发光的银饰。她们的语言，廖文刚一个字也听不懂。廖文刚觉得新鲜有趣，放开眼睛地看，尖起耳朵地听。看看天已经黑了，才和小车回到旅店。廖文刚住的房间，有四张床，两两相对，靠里墙，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温水瓶，下面一张靠背木椅，廖文刚倒好一杯开水，放在桌子上，坐在自己的床位上，拿出小本子，埋头写起诗来。 第二天，七点汽车就开了。车上，四十个座位全坐满了，大部分是转业军人。 司机四十开外，矮胖，车开得慢而平稳。车沿着盘山公路奔行，满目是深山峡谷，莽林险壑、古藤老树，早晨在云里驰骋，中午在阳光中穿梭，傍晚在余霞中攀登。差不多又看见猿猴、松鸡。大约三点，廖文刚忽然听见雷声隆隆，车子突然停下，司机说：“休息一会儿，看黄果树瀑布。”廖文刚早在地理书上知道有个黄果树瀑布，不想竟在这里，便急急地下车，前去欣赏。 车停在黄果树瀑布的头上，已经超过了瀑布100来米。四周是莽莽群山，这里是山与河谷的交界处，公路就好比在一个巨大的盆子边沿上盘旋。站在车旁就能看见瀑布的全景，奔涌的河水，到了河床的尽头，下面突然低洼下去，形成巨壑大川，河水便白花花地跌落下去，悬挂在几十米宽的崖壁上，飘飘荡荡的像一群鹅鸭飞下，在下面的深潭巨涧里激起团团雪花、阵阵惊雷。有清风迎面吹来。看的人都衣袖飘飞，寒风扑面，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廖文刚站在边上，下面就是万丈深渊，小车怕他滚下去了，直喊：“进来点！进来点！”乘客们都被黄果树瀑布的壮观惊呆了，不少旅客，不由自主地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 廖文刚情不自禁地说：“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小车说：“还是诗人哩。”廖文刚说：“现在还不是。”小车说：“意思是‘以后一定是。” 廖文刚说：“小车竟然还能知弦外之音嘛。这么小，不简单！”这时，五六辆汽车飞驰而过， 都是敞篷的货车，每辆车上都站满了年轻人。他们欢呼着“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还和下面的人打着招呼：“你们行啊，坐客车！”廖文刚听得出来，里面有不少天津声调。因为他在军校的同学赵宗儒，就是天津人。有位高个子转业军人说：“这都是支边青年。” 上车后，又继续前行。就这样晓行夜宿，第三天下午才到了云南的沾益境内，汽车差不多又和火车交错运行。廖文刚看这火车，很小，开得很慢，汽车经常和火车并行，汽车反而超到火车的前面去了。司机说：“这就是云南十八怪之一：火车没有汽车快。”廖文刚问：“‘十八怪’，还有哪些‘怪’呢？”乘客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粑粑叫耳快，青菜叫绿菜。”“婆娘叫老太，草帽当锅盖。”“猪儿拴着脚脚卖。”“草包鸡蛋卖。”“老师叫达赖。”“背起娃儿讲恋爱。”“脚趾头露在鞋子外。”“妇女不拴裤腰带”。大家搜索枯肠，都凑不拢十八怪，只得叹息见识短浅。 到沾益时，天还比较早。车站有专人到车顶上下行李，乘客自己就在车下接。廖文刚和小车伸长手，四只手接住一个箱子，放到地面上，又去接另一个箱子。两口箱子，虽下了车，外加提包，两个人要搬要守，是不好操作的。这时，幸好来了一个拿扁担绳子的人，四十上下，黑瘦，“要搬行李吗？”他主动问，说的是云南话，廖文刚还勉强听得懂，忙说：“要，要！多少钱？”“就这两口箱子和包吗？”他伸开两手抱了抱箱子说：“五角。”“行，廖文刚答应着，摸出五角钱给了他。”廖文刚付钱时，小车直给廖文刚使眼色。廖文刚挨拢她凑着耳朵小声问：“怎么了？”小车小声说：“挑拢才付钱呀！”廖文刚说：“谢谢，我以后注意。” 挑箱子的走得飞快，小车快步追上，廖文刚提着大黑提包，在后面赶。到了火车站，挑行李的人帮着过了磅，等托运手续办好了，把箱子搬到了指定的房间才离开。廖文刚说：“谢谢了，大爷！” 找好住处，吃完晚饭，廖文刚看天色尚早，就约小车到沾益街上去转。廖文刚说：“小车，明天就到昆明了，还不告诉我你的芳名吗？”小车犹豫了一阵说：“你不知道还好些。”廖文刚惊异于这个少女的谨慎。一路上，她自己十分小心，对廖文刚又特别的关心。廖文刚说：“小车小小年纪，肚子里像还很有些车轮子哩。”小车听出了廖文刚的意思，说：“明天，分别的时候，我告诉你。” 第二天，上了火车。这是一种小火车，整个一列火车，黑不溜秋的，车厢都是木制的，使人觉得只有一米多宽。坐的是有靠背的木椅，响声大得叫人心惊，速度慢得叫人心烦，铁路常常和公路平行，汽车一辆一辆地跑到前边去了，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列火车却还在老牛喘气似地爬行。坐在车上的人，大部分是转业军人，大都觉得滑稽。“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有人发问。一个工人模样的乘客说：“这条铁路，现在是试运行，虽然慢，天黑以前也要到昆明。” 到昆明时，真的才下午五点过。在车上就能看见，群山环抱中，一大片平地，房屋如海如浪，浩渺无边。廖文刚一路不断减少穿的衣裳，这时里面只穿着蔡丽新给他打的绿毛线衣了。下车时，小车说：“我给你下完行李，就再见了。我叫车少英，是来接奶奶回乡去的。”“你昆明有亲戚？”“我姑姑在昆明。我奶奶是反革命分子，来给姑姑领小孩，姑姑来信说，上面通知，奶奶必须马上离开昆明回原地劳动改造。”“你奶奶，一个老太婆，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爷爷当过土匪，枪毙了，奶奶又没有土地，就划成反革命了。”“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父亲在劳改，母亲原来是教师，现在是右派，在农村劳动。”“你还有哥哥弟弟吗？”“我妈只生了我一个。” 廖文刚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出身选择不了，但只要努力，也是有前途的。”廖文刚正要去下行李，一个军人大声说：“这里是转业军人接待站，有专车送，托运的行李就不要取了，以后确定了分配方向再来取。”廖文刚伸手握着车少英的手说：“你要保重自己，相信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年轻人，总会有出路的。”车少英羞涩地抽出廖文刚握着的手，笑笑说：“我记住了。”“你认识路吗？要不要我送你？”“奶奶！”车少英高喊着说，“我奶奶接我来了，你走，再见啦！” 廖文刚转身见自己身后一个大娘，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板，六十开外，白发苍苍，宽额方脸，眼睛烁烁有神，背着行李。那大娘拉着车少英的手说：“等你两天了，走，买票回老家去，不要再去麻烦你三姑了。”廖文刚听得呆了，问车少英：“马上就要回去？”车少英点点头。廖文刚摸出了包里的十元钱和五斤全国粮票，塞到车少英的口袋里就跑。车少英拔腿就追。廖文刚止住脚，等她过来，放下黑提包，抓住她的手说：“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这只能算我的一点心意，我们这样的相识，又这样的分别，你如果拒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廖文刚趁车少英拿不定主意时，松开手，提起黑提包跑步钻入人群，上了转业军人接待站的汽车。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拘谨聪慧的车少英和她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第81章 又成临沧过客 终为班卡教师 廖文刚的临沧梦只做了一天。分配工作之前，临沧专区人事局的领导来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临沧地区很大，辖临沧、耿马、双江、镇康、永德、云县、凤庆、沧源八个县，坐汽车，把这八个县城跑一遍，就得一个星期。临沧地区物产相当丰富，我们有莽莽雪山，原始森林、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说也说不完。坝子上盛产水稻、甘蔗、芒果、香蕉、木瓜。箐子上盛产玉米、红薯、旱谷、核桃、花红、石榴。水果品种极多，以后同志们都可以好好品尝。临沧的人民热情好客，勤劳勇敢。我们有十五种少数民族。你们以后走路走累了，任何一家人，都会烤罐儿茶热情招待你们。” 那位干部顿了顿，把话锋一转，说：“但是，临沧地区又很落后，落后到不少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们说到缅甸去，是‘进去’；到临沧昆明去，是‘出去’。缺少文化，缺少文化人。你们来临沧，是大有作为的。不过，相比之下，县区公社更需要人，你们除了少数同志可以留在临沧外，多数人要下到县里、区里，甚至到公社去。客观情况就是这样摆起的，同志们一定要理解和支持。” 廖文刚听了这一番动员，什么幻想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下决心，分到哪里去哪里。工作人员找他谈话，问：“分你到永德县工作，你有意见吗？”廖文刚说：“没意见，我搬起箱子就走。”还有老侯和后来认识的周开俭一家、沈孝增一家、赵希扬一家，都分到了永德县。大家办好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于1966年3月12日，坐上了去永德县的长途汽车。 车，往昆明方向开，到了羊头岩，向左拐入一条向西去的公路。这条公路，是滇缅公路的老路，越走山越高，气候越冷。廖文刚看前面的山形水势，似乎比已经走过的任何地方都显得山更巍峨，谷更深险。这些山都是一列一列的，逶迤磅礴，绵亘不断。车子开进去，就好比突入了百万大军的军阵，四面八方、远远近近，都是铁壁铜墙。蓝天也被山峰割得七零八落，看去东一块西一块的，好比散落在地上的碎玻璃。 他们在蚂蝗菁吃午饭，下车来只觉寒气逼人。大家都赶忙加衣服。司机告诉他们：“对面就是大雪山。已经进入永德地界了。”廖文刚举目望去，近处，满眼都是高大的松树；下面是深不可测的沟谷；远处烟雾弥漫，隐约能见庞然的一堆，似乎拄着了天，能见几株松树。一会儿，下面有烟云腾腾而上，顿时一片混沌，什么都在雾中。等他们吃完午饭再看，早已经烟消云散，阳光满地，苍莽的树林、挺拔的松树、鲜艳的花朵、幽深的峡谷，磅礴的雪山，皑皑白雪，清晰如画。廖文刚顿觉心旷神怡，感叹造化的神力。 他们上车后，车又在屋脊似的山梁上奔驰。廖文刚看到“乌木龙”这个地名，琢磨不透它的含义，他看到右边的山岩，长得异常的奇特，给人的感觉既不像山，也不像岭，纯粹就是从天上扔下来的一列巨石阵，全是巨大的块状顽石矗立在地上，乌黑的一片。而它们的头上，还一片葱郁，娇花照眼。而花草的头上，似乎已是天边，晶莹地覆盖在巨石上。 车越往前开，天气越暖和，大家都解开棉衣，敞开了胸襟。到下午五点过，他们的车开始走下坡路，直到已经能够看见坡下的坝子了，突然停了车，司机说：“今晚就住这里。”廖文刚向四周一看，并无房屋，未必要露宿山头？他提着大黑提包下了车，才看清，路牌上写的地名：亚练。 他高抬起头也只能看见公路的左边山头上参天的古树。乘客们爬坡上去，就像钻进了云里，这才看清古树掩映着粉墙黑瓦。阵阵爽风吹在脸上，树上阔大的叶子沙沙直响，归巢的鸟儿啁啾不停。落日的余晖把整个亚练旅店染成了金色。而向西望去，山下是一块连一块的大坝子，能看见坝子里炊烟阵阵，屋舍俨然，林木葱郁。廖文刚随意地自言自语：“那就是永德了？”有本地人七嘴八舌地介绍，说：“那是勐定坝、再过去是永康坝，永德县城叫德党，离永康还有三十一公里哩。” 吃过晚饭，看天色尚早，旅店对面似乎还有人家，廖文刚也跟着路友们一同去闲逛。廖文刚问：“永德这地方怎么样？”知道的人就随口介绍起来：“怎么说呢？心情好就是青山绿水，心情不好就是穷山恶水。”“永德共有六个区，我们已经走了大雪山区、乌木龙区，明天要经过永康区、德党区，还有一个崇岗区、小勐统区。”“人口20万，方圆800平方公里。遍地是森林。”“交通不发达，还有很多公社都没有通公路，我们下乡，经常是走正步。”“永德的人很好，都勤劳朴素踏实诚恳。”廖文刚说：“这就好了。人好，加上山好水好，这不就是桃花源吗？” 老侯说：“小廖真乐观。”路的上方有几户人家，门口是菜地，种着葱蒜、青菜，房屋周围是果树、庄稼地，长着麦苗、豌豆苗。廖文刚说：“也和我的家乡差不多。他们能生存，我们也能生存。”老侯说：“我如果像你这么年轻就好了。”周开俭说：“老当益壮嘛。”这时，几条狗“汪汪”地叫起来了。廖文刚说：“它们一定是在说，‘欢迎欢迎’！”老侯说：“你看那张牙舞爪的样子，一定是在说‘不准过来！不准过来！’”大家都笑了。看看日已西沉，轻雾渐起，大家才转身回宿舍。 第二天，车子一路下坡，好大一个坝子，寨子和房舍，都掩映在高大的绿树丛中。廖文刚问：“那些大树，是什么树？”一个年轻姑娘回答说：“你看，枝叶伸得很宽的，是大青树。这种树只能作风景树，材质不好，没有多少用。那种长得很高，枝叶铺得不开的，是芒果树，八月份，芒果熟了，到处一片清香，味道好极了。”几个转业军人，向车上的本地人访问着永德的风土人情。车窗外出现了大片的水田、大片的甘蔗地。有人说：“永康坝，产大米，产糖。要算永德最富庶的地方。” 过了永康坝，又是绵延的群山，车子一直爬坡，下午两点过，到了半山腰，这就是永德县政府所在地德党了。有人给转业军人们介绍说：“这些地方还没有搬运工，最好先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分了工作，定了单位，再找车来搬。”大家都觉得有理。 下车后，大家帮着，先下了行李，再把行李寄放好，然后去县政府招待所。廖文刚看这招待所，只有三层楼，里面已经住着一些支边青年了。招待所只有一个服务员，长得小巧玲珑，显得清纯而热情。见进来了几个转业军人，就笑盈盈地给大家登记、安排住宿。廖文刚问：“服务员，贵姓，我们好招呼呀。”“大家都叫我‘小娟’。”“好好。”几个转业军人同声回答。小娟登记好，一一作了安排：老周、老沈、老赵一家人住一间，老侯和廖文刚同住一间，都在二楼。 廖文刚在宿舍里喝了一会儿开水，正要下楼，四个穿着显得洋气的青年上楼来，嘴里都操天津口音，廖文刚主动招呼道：“天津的朋友们好！”几个青年都说着“你好你好”，伸出手来，廖文刚和他们一一握手说：“我叫廖文刚，看来，我们都要一起在德党工作了。”瘦高个指着胖乎乎的和个子高大的两个说：“他们两个在德党完小。我们两个”他指着左边的那位长得矮墩墩的说，“在永康完小。”身材微胖，皮肤白皙，面目很像个女孩儿的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王藏珍，分在德党完小。”另外三位也作了介绍，个子瘦高，面目轮廓分明，显得诚恳的那位叫尤庆璋；长得矮壮，显得有些圆滑世故，年龄三十上下的叫史以举，个子最高大，满脸有络腮胡，却刮得干干净净的叫张世荣。尤庆璋说：“你最好马上去人事科，你们转业军人，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分配方案。”廖文刚说：“谢谢。我马上去。” 廖文刚问尤庆璋：“人事科在哪里？”他笑道：“德党，划一根火柴都可跑三转。只有两条街，车站到招待所是一条街，你看，出招待所大门，右手边有一条向下倾斜的路，下去就是供销社、旁边有座楼，就是县政府。人事科在二楼。” 廖文刚就沿着那条有些倾斜的路往下走，果然转弯下去就是供销社，似乎到处的供销社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两米来长的铺板堆在两头，中间还有两扇活动的门，门上挂着“永德县供销社”的大牌子。进门靠里、靠边是柜台，上面放着各色布料，柜台里放着百货。有三三两两的人进进出出。供销社对门是餐馆、书店，供销社，再走几步就是一座楼，只有四层。门口的吊牌上，分明写着“云南省永德县人民政府”，和这个牌子并排的是“中国共产党永德县委员会”。 廖文刚走进了二楼人事科办公室，没有人，办公室外面的过道里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同志，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的转哥就问：“有事吗？”“我来报到听候分配。”“张科长在地里劳动，就在这幢楼的背后。”廖文刚于是下楼来，从楼右侧出去，沿着一条炭渣路走，先看见食堂，在楼背后小路的右边；一块地，在小路的左边。地里只有一个人，上身穿背心，下面穿着长裤，蓝色的，已经洗得灰白；左脚挽到膝盖头，右脚大约是挽起又散下去了，膝盖头上，竖着缝了七八寸长的一个深蓝色的疤。他正手拿锄头，埋头挖着小坑。 “张科长！”廖文刚喊声一出，张科长立即放下锄头，抬起头来，走出了菜地。“我是廖文刚，来报到。”“啊，好好。一路辛苦了！”这张科长个子瘦高，脸瘦削，像抹了一层灰，似乎几天没有睡觉似的疲倦，张科长在前面引路，到了办公室，说：“坐，坐。”并把本来放好的凳子抬动了一下，表示“请坐”。廖文刚说完“谢谢”，张科长已经从暖水瓶里倒好了一盅开水，放到了廖文刚面前的桌子上。 张科长口里念着“廖文刚”打开了抽屉，拿出几张纸来看了一下，就开始说话，说的什么，廖文刚可大部分听不懂。他讲了四五分钟，看意思是在给廖文刚做思想工作。廖文刚听清了“帮卡完小”，那里差人，等着上课。廖文刚问：“什么时候去？”“我马上办给手续，给他们去电话，来人接你，明天，有两个天津知青去永康，你们一路，坐一个货车去。”张科长办好了手续，廖文刚接过一看，原来那地名叫“班卡。”廖文刚想，教书也有趣。于是高高兴兴地和张科长握过手，回到了招待所。 廖文刚要把他的分配消息告诉四个天津人，可他们都出去了。廖文刚想起了刚才看见的书店，于是向书店走去，想买几本关于如何当好教师的书来看。书店特小，只有一男一女两个营业员，廖文刚把摆在书架上的书名都浏览了一遍，他想要的书，一本也没有。营业员却非常热情。男的问：“小伙子，要什么书？”女的说：“如果没有，可以登记在这里，我们以后去进。”廖文刚说：“想看看怎样当教师的书。”“你是新调来的教师？”男的问。“是的，才分到班卡。”女营业员说：“以后进城，欢迎来买书。”“谢谢。”廖文刚出了门。 这时正有一群支边青年从县政府那边过来，廖文刚看见有尤庆璋、史以举就上前去打招呼，然后说：“我分到了班卡完小，听说明天早晨，你们要去永康，我们一路了。”大家都答应着“行”，就一路回招待所去。从一路的摆谈中，廖文刚了解到，他们都是天津的社会青年，是来这里支边的，他们的身份是支边青年，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以举问：“廖老师，你的工资是多少？”廖文刚说：“我看了工资介绍，是44元。加上粮差1元5角，就是45元5角。”“那比我们多多了。”尤庆璋说：“军官，当然不同。”廖文刚说：“我不是军官，是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的。”史以举说：“大学生，更不简单，我们都是初中生、高中生。” 第二天吃过早饭，留在德党工作的支边青年，王藏珍、张世荣都来相送。其中还有一个女的，他们给廖文刚介绍说：“她叫傅文宝，留在教育科当会计。”廖文刚说：“那太好了。”傅文宝说：“好嘛？就我一个人。”廖文刚就和天津支边青年们一起，把行李从车站取出，向货车上搬。大家七手八脚把廖文刚的两口箱子和黑提包都搬上了车，然后大家握手告别，廖文刚和尤、史二人上车而去。 德党地势高，回永康几乎是一路下坡，车开得快，尘土飞扬。到了永康街，三个人都灰尘满面。货车停在永康饭店门口，廖文刚一下车来，耳朵顿时失灵，什么也听不见了。过了十来分钟才恢复了正常。永康小学一行五人来迎接尤、史二位，大家一一介绍毕，中等个儿的杨校长，笑盈盈地告诉廖文刚：“班卡和永康是一个辅导点的，以后要经常在一起学习。班卡完小来迎接的人已经出发，还有60里山路，只能明天走了。今晚，廖老师到我们学校去住。”廖文刚说：“谢谢杨校长。我就住永康饭店，搬行李方便些。”校长回头对饭店里喊道：“小杨，给廖老师安排一下，我们好搬行李进去。”立即有一个胖胖的姑娘跑到公路上来：“哪位是廖老师？”廖文刚说：“我，廖文刚。调到班卡教书。”“就喊我小杨，廖老师，你就住楼下三号间。”廖文刚说：“谢谢。” 大家把廖文刚的行李搬进三号间，就告辞而去。廖文刚左手握着尤庆璋，右手握着史以举说：“谢谢你们，后会有期。”史以举说：“我们相逢在天涯，都是兄弟。”尤庆璋说：“来日方长，不必言谢。” 廖文刚等大家走后，才舀水洗头洗脸，洗了三盆水，水都还是浑黑的。 第80章 速成昆明过客 喜看风光延展 一会儿，廖文刚就到了昆明军区招待所，院子里，走着的、坐着的，讲着话的，办手续的，闲谈的，都是转业军人。廖文刚登记完毕，领到了一副碗筷，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四张床，一张办公桌，从桌上的茶杯到床上的被盖，都印有“昆明军区招待所”字样。这里的住宿和吃饭，都是要自己交钱的。廖文刚见房里暂时还只有他一个人，就把一路的车票等各种单据拿出来清理了一下，发的150元还余12元，他个人的钱只剩下8元了，他于是把单据收拾好，装入一个旧信封里，放进提包。 晚饭是开的“流水席”，随到随吃，自己拿起碗去由服务人员打给饭菜。廖文刚打好饭菜，边吃边观察，打饭、吃饭的人，不下二百人。这些转业军人，大都板着面孔不说话，因为互不认识，谁也不轻易打招呼。廖文刚吃完晚饭，看时间还早，天气也格外暖和，就放好碗筷，踱出昆明军区招待所的大门，到街上闲逛。昆明的大街，远远说不上热闹，不容易见到一辆汽车，差不多又遇见几个行人，人们的穿着，早已没有北方冷天的臃肿样子，有穿单衣的，有穿夹衣的，老年人穿着毛衣，看不见穿棉衣的人。昆明人的衣着，显得简洁爽快。廖文刚不由得感慨起来，这就是老天对昆明人的恩赐啊！ 他不禁想起，这时的张家口，还是滴水成冰的时候，街上是狂风卷着雪粒向你迎面砸来。而昆明的风，就像小孩温柔的手掌，在你的脸上轻轻抚摸。昆明城的房屋，远不如张家口的结实。小街小巷，还有许多小青瓦房，木板壁。张家口的风，把它们吹到九霄云外是不成问题的。和北方城市大不相同的是，这里街道边上，房屋周围，都能看见翠竹、绿树、芳草、鲜花。廖文刚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昆明人，在四季如春的地方来来往往而兴奋不已。 廖文刚在昆明住了两天，把大观楼、翠湖、圆通山、黑龙潭、金殿都粗略浏览了一遍，仍然听不到分配工作的消息，而兜儿里的钱，却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他只得按离开外语学院时，后勤部干部的嘱咐，到邮局拍了封电报，要求再汇150元钱来。第三天早晨，廖文刚就收到了他想要的钱。虽然是公款，要凭票报销的，不能乱花，但按部队的伙食标准和补助，他每天可以有四角钱的支出，这可就把他从困窘中解救出来了。 转业军人们等待分配工作，没有事做，就到滇池边上的篆塘，看渔民打鱼。几只渔船，漂摇在碧波上。他们捕鱼的工具，是用竹子弯成的，很有些像四川人在田里打鱼的“罩”，大竹篾编成一个半圆，底部是平的，铺着网。放入水中，一会儿就吊起来，里面就会有活蹦乱跳的鱼。廖文刚在这里看了一会儿，罩住鱼的机会不多，多数情况下，只有几个螺蛳或者杂物，只有一次，里面竟有四个尺来长的鱼，转业军人们，都给他们欢呼庆贺。 到昆明的第五天上午，是三月一号，转业军人们被招呼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坐下了。给他们讲话的是一位中校，军衔并不高，却穿着一身将军呢的制服。廖文刚旁边有人说：“他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另一个说：“可能是边防部队的特殊待遇？” 这位中校，不胖不瘦，风度翩翩，显得非常的谦逊。他说：“各位首长同志们，欢迎你们来支援边疆建设。昆明，作为大城市，也有人满之患，留在昆明市的同志是很少的，大多数同志要到专区、县上工作，相信首长和同志们是会理解的。” 廖文刚这才明白了，昆明，还不是他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站。他连军衔都没有，年纪又这么轻，哪有可能留在昆明呢？看来四季如春的昆明，他的身份，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不过，廖文刚并不感到懊恼，他想，在专区工作也不错嘛，况且又有一路的风景可以欣赏了。 过了两天，廖文刚和他的两口木箱子，都在昆明开往临沧的长途汽车上了。他的身上，带着在昆明转开的迁移、户口、粮油关系、团组织关系和到临沧专区人事局报到的介绍信。 车上四十个座位，都坐满了。有三分之二是转业军人。廖文刚坐在第三排靠左手边的窗口旁边。他认真地守候着窗口，欣赏着沿途的风光。昆明地区是一个小平原，开头的一段路，还算平坦，能看见田野里的高树绿草野花。渐渐地，森林代替了高树，盘山路代替了坦途，汽车一会儿攀上山顶，一会儿落到谷底。上坡的汽车，奋力地咆哮着；下坡的汽车，小心翼翼地爬行着，车窗外，只有三四米宽的公路外就是万丈深渊，廖文刚坐在左边的窗口旁，往外望去，有时觉得车就是在悬空飞行。 要到中午时，廖文刚只觉得背心一阵发热，额上渗出了汗滴，他知道这是晕车的前奏曲，于是闭上眼睛，想些古文和诗词来背诵，分散注意力。到一平浪停车吃午饭，廖文刚下车来，到店里一看，竟然有卖马肉和驴肉的，这可是生平未曾吃过的，于是要了三两米的饭和一盘驴肉。才吃了两口，就见店里有三个小孩，都穿得破烂，皮肤都黄瘦不堪，他们的眼珠，都落到了吃饭人的碗里，那种馋相，只有几天没有吃过饭的人才会有。廖文刚本来晕车，吃饭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死命令，他见了三个孩子，便有了很好的借口：“你们吃。”他把饭碗菜盘向他们一推，三个孩子便飞奔过来，伸手抢吃。廖文刚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路看见这一带到处都是煤，有的煤简直就露在地面上，这些孩子竟然会没有饭吃。邻座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军人对廖文刚说：“这一路都是，把你的全部钱粮拿给他们都不够的。”廖文刚没有回答，他听出了这话的冷峻。 晚上住南华，吃晚餐的时候，廖文刚体会出了老军人的话里的无奈。地下坐着一个残疾人，蓬头垢面，穿的看不清是什么，但绝不像衣服裤子。他手里竟然还拿着一支竖笛，在神情专注地吹着《东方红》，那声音，廖文刚听起来，很有些凄厉。而门口竟然围上来了七八个衣衫烂褛的小孩。廖文刚虽然没有食欲，但还是得把饭菜塞进肚子里，因为还有那么长的路程在等着他。他这才懂得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心里，隐隐作痛。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车就开了。廖文刚从路友们的闲谈中了解到，他们正在走的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修的滇缅公路，这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云南人民用血汗修起的公路，这条公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是中国联系世界的唯一国际大通道。 廖文刚看着公路像螺旋似的从谷底盘旋直入白云中，然后又从山顶盘绕直到迷雾里。车在螺旋中开进时，绝大部分的时候，左手边都是低头不见底的深沟险壑，往往白雾漫漫、林木森森。向左边或者向车行的方向看去，都是望不到边际的重重叠叠的山峦、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而车的右边，一般都是削壁千仞。只有在河谷沿着河边开时，才有一段平路。左手边的河水，好像流着一段碧玉，清澈得能见到河底的巨石，沿河两岸的峭壁上，盘满了粗实的古藤，有的缠绕着、有的匍匐着、有的垂吊着，有的横拖着，仿佛是千百条巨蟒在山畔嬉戏。 云南省有“群山夹一坝”的地理特点，车行山上，很少见到城镇村寨和行人，更不容易看到庄稼地。一眼望去，只有林木交错，山峰纵横，云雾缭绕，天高云闲。尤其这一批不知被命运抛向何方的长途客，都难免有荒漠苍凉的感觉。只有车行坝子上，才会看到庄稼地、肥硕的牛羊、村落和城镇，乘客们也就有了从洪荒回到人间的感觉。 廖文刚渐渐适应旅行而不晕车了，欣赏着一路的山光水色、边地风光。有时又想想父母兄弟、同学战友。间或也和前后的转哥们交谈两句。和他同座的，五十开外，姓侯，身板结实，满脸温和，他说他是昆明步校的枪炮教员。而前后的转哥们，大多带着家属，孩子们都兴高采烈，这的确是难得的旅游，而且是公费的，妻子们都耐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们一会儿削个梨，递过去；一会儿抓几颗糖，叫他们吃。而穿着没有领章的军服的丈夫们，大都不说一句话。她们还不时传给廖文刚。廖文刚说声“谢谢”，并不接受。 过了一会儿，廖文刚问老侯：“你没有带家属？”老侯笑笑说：“再等六年，我都要退休了，何必让他们跟着我来边地吃苦呢？” 晚上住南涧，找好住宿地，吃了晚饭，廖文刚和几个路友一起到南涧街上去逛。南涧是彝族自治县，来往的彝族同胞，个子高大，身体健壮，衣饰古朴。街道不宽，房子陈旧。但气候很好，虽是春初，已经是暖洋洋的了，和张家口比，真是判若天渊。 第二天，七点开车，开头的路异常险峻，车在森林边、巨壑旁，小心翼翼地爬行。渐渐的是沿着澜沧江岸走了。澜沧江就好比是从九天砸下的一条巨龙，在深深的谷底翻腾。江河就是被砸下去的凹槽，而江岸就像是被千万吨水压机冲压而成的绝壁，两边一样的陡直，一样的镶嵌着黑凛凛的巨石，而这些巨石，有的规整，有的零乱，低的拖入水底，高的直冲霄汉。 将近中午，到了景云桥。车停在桥头，所有的旅客都下了车，让空车先过，旅客后行。过了景云桥，就是到了云南边疆，行人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才能通过。廖文刚放眼望去，见这是一座铁索桥，有五根粗大的铁索横拉江面，上铺厚实的木板，头上还有两根巨型铁索横在空中，伸出长长短短的铁索把桥吊着。桥的两端都有固定铁索的巨型水泥柱。空中的铁索就固定在山崖上。 空车一上铁索桥，那一段桥面就剧烈下沉，车过去了，那一段桥又迅速拱直，车行桥上，桥就像波浪起伏，吓得观看的人们惊叫。车过了桥，桥立即恢复了平静，旅客才上桥。人走在桥上，觉得桥有些上下摇，左右晃，廖文刚走在上面，都难免心簸神摇。而桥下面，水流从北面汹涌澎湃而来，穿过了桥，又你挤我撞地向南奔腾而去，卷起团团浪花，发出的声音，像闷雷，震人心魄。似乎整个的河谷都在震响。在桥上，有涛声震耳，江风拂面，人们都小心翼翼，没有说话的，你就是说话也是白搭，全被涛声风声淹没了。如果你真有急事要和人交流，则必须把嘴凑近人的耳朵狂吼。桥头设有桥头堡，有两位军人全副武装，检查身份证明，没有问题才放行上车。 上车后，大半天的旅程中，人们都在谈论景云桥的险要、叙述自己过桥的惊恐。坐在前排的一个瘦削的老军人讲，当年日本鬼子，派了很多飞机来炸，都没能炸断景云桥。滇缅公路始终在起抗战物资运输大动脉的作用。廖文刚问：“老首长，来过云南？”“我先在国民党部队，在龙陵和日本鬼子打过几仗，我有个战友就是驻守景云桥的，后来，我在守备团，守卫呈贡机场，那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场。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飞机才不敢来炸景云桥了。解放战争时期，守备团被调到东北，在黑山前线，我们团长领导我们起义，加入了解放军。” 车子在云县停车吃午饭，阳光明媚，已经有了热天的景象，年轻人有穿单衣、背心的了。廖文刚和老侯等正围着一张方桌吃饭，又来了一辆货车，下来的全是青少年，看样子，小的不过十六七岁，大的有二十五六岁，都操天津口音。有人说：“都是天津支边青年。”他们进门就哗啦哗啦拉凳子坐，一个说：“腿都站僵了！”另一个说：“这么长的路，坐货车！”那位老军人小声说：“我从东北打到云南，还全是靠两个脚板呢。”这时，开车的师傅，高声喊：“五元，来碗清汤！”一个小女孩说：“五元，好听，怎么不改成百元呢。”廖文刚见一个服务员，高挑的个儿，生动的鸭蛋脸儿，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聪慧妩媚气，她笑盈盈地把一碗清汤送到司机面前，嘴里还喊着：“清汤一碗！”那小女孩也小声喊：“五元……”，邻桌的司机压低声音说：“小孩子可不要乱喊！”廖文刚估计是一句怪话，如何怪法，却不明白，也不好问。 车子继续前行，依然是东南西北，山山叠翠；前后左右，峰峰绕云。这些地方已经是滇西了，满眼是雄峰峻岭，和走过的地方比，山岭更高更大，森林更密更深，河谷更陡更险。不过，大家因为在云贵高原前后行进了将近一个星期，对深山野林、急流险壑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但廖文刚是个例外，他往往想从共同中找出差异，从平常中找出奇趣。因此，只要没有晕车，他就会守着窗口，尽情地欣赏窗外一闪即逝的风景。他见到地名“头道水”、“羊头岩”、“蚂蚁堆”，这些在内地不可能有的地名，就要给车友们介绍一番。 车到临沧车站，正是夕照满墙时。廖文刚提着大黑提包下了车，请人看着包，自己去下行李。车站的转哥们，有上车顶去搬的，廖文刚就在车下仰着头长伸着手接应。别的行李都下了，只剩廖文刚的方箱子了，车顶上的人说：“这个箱子好大！”有两个人把箱子移到车顶棚边上，那箱子直滚而下，冲力太大，廖文刚接不稳，半扶半落地顺廖文刚的右侧大腿砸下，幸喜廖文刚动作敏捷，并没有砸着腿脚，却将他右边的裤子从大腿根处到裤脚，剖成了两半，直在风中飘荡。转哥们都涌过来看廖文刚，见无大碍，才各自护着自己的行李，按车站墙上的路标所示，向临沧专区招待所涌去。 这个车站，既无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之类，只有四五个挑工，根本不够用。廖文刚只好把箱子搬到边上等。廖文刚看这临沧专区车站，很小，只能停放两三部汽车。车站外就是农田，走出车站，斜斜的一条土路，直伸到街里。土路右边在车站和城之间，是车站旅馆，一幢三层小楼房。 廖文刚没有手表，等了估计半个多钟头，才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矮个子大哥，两口箱子由他挑着；黑提包，廖文刚提着，在后面跟着；被撕成了两片的裤子在风中晃荡着，光腿差不多又露出来。幸好这条街上几乎没有商店，也很少见到行人。当然，说这是条街，只是因为，虽然是平房，却一间连着一间，排在公路两边。已经进入了招待所，廖文刚问挑箱子的：“大哥，临沧城在哪里？”挑工有些惊讶：“临沧城？这里就是。”廖文刚这才明白了，临沧城，只和研经街差不多大小。廖文刚按市价，付给了五角钱。报了到，买了饭菜票、住宿票，服务员帮着把箱子搬进了宿舍。廖文刚才打开方箱子，换了裤子，去吃晚饭。 第二天，廖文刚约起老侯等把整个临沧城逛了一遍。临沧这地方，真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里有临沧军分区、临沧专员公署、临沧县委、临沧县政府、邮电局、中学、小学等单位，只有军区所在地和专员公署有几幢像样的楼房。此外就要数百货商店和旅馆了。作为专区所在地，实在太小，不过，离城二十多里有温泉，这可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廖文刚问老侯：“在这里工作怎么样？”老侯说：“这里可是战略要地，你看，四面高山高入云里，中间，良田万顷，澜沧江就在旁边。到处都可以驻千军万马。这可是对外作战集结部队的好地方。小廖，你喜欢在这里工作吗？” 廖文刚说：“在这里工作，差不多去洗洗温泉浴，也不错呀。再说，这里毕竟是专区所在地，以后也好发展。现在虽然艰苦，总比当农民强呀！”老侯说：“这样想就好。地方，没有好坏之分，都是中国的土地，都住着我们的同胞。越落后，发展空间越大，我们能起的作用也越大。” 第80章 速成昆明过客 喜看风光延展 一会儿，廖文刚就到了昆明军区招待所，院子里，走着的、坐着的，讲着话的，办手续的，闲谈的，都是转业军人。廖文刚登记完毕，领到了一副碗筷，找到了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四张床，一张办公桌，从桌上的茶杯到床上的被盖，都印有“昆明军区招待所”字样。这里的住宿和吃饭，都是要自己交钱的。廖文刚见房里暂时还只有他一个人，就把一路的车票等各种单据拿出来清理了一下，发的150元还余12元，他个人的钱只剩下8元了，他于是把单据收拾好，装入一个旧信封里，放进提包。 晚饭是开的“流水席”，随到随吃，自己拿起碗去由服务人员打给饭菜。廖文刚打好饭菜，边吃边观察，打饭、吃饭的人，不下二百人。这些转业军人，大都板着面孔不说话，因为互不认识，谁也不轻易打招呼。廖文刚吃完晚饭，看时间还早，天气也格外暖和，就放好碗筷，踱出昆明军区招待所的大门，到街上闲逛。昆明的大街，远远说不上热闹，不容易见到一辆汽车，差不多又遇见几个行人，人们的穿着，早已没有北方冷天的臃肿样子，有穿单衣的，有穿夹衣的，老年人穿着毛衣，看不见穿棉衣的人。昆明人的衣着，显得简洁爽快。廖文刚不由得感慨起来，这就是老天对昆明人的恩赐啊！ 他不禁想起，这时的张家口，还是滴水成冰的时候，街上是狂风卷着雪粒向你迎面砸来。而昆明的风，就像小孩温柔的手掌，在你的脸上轻轻抚摸。昆明城的房屋，远不如张家口的结实。小街小巷，还有许多小青瓦房，木板壁。张家口的风，把它们吹到九霄云外是不成问题的。和北方城市大不相同的是，这里街道边上，房屋周围，都能看见翠竹、绿树、芳草、鲜花。廖文刚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昆明人，在四季如春的地方来来往往而兴奋不已。 廖文刚在昆明住了两天，把大观楼、翠湖、圆通山、黑龙潭、金殿都粗略浏览了一遍，仍然听不到分配工作的消息，而兜儿里的钱，却是一天比一天少了。他只得按离开外语学院时，后勤部干部的嘱咐，到邮局拍了封电报，要求再汇150元钱来。第三天早晨，廖文刚就收到了他想要的钱。虽然是公款，要凭票报销的，不能乱花，但按部队的伙食标准和补助，他每天可以有四角钱的支出，这可就把他从困窘中解救出来了。 转业军人们等待分配工作，没有事做，就到滇池边上的篆塘，看渔民打鱼。几只渔船，漂摇在碧波上。他们捕鱼的工具，是用竹子弯成的，很有些像四川人在田里打鱼的“罩”，大竹篾编成一个半圆，底部是平的，铺着网。放入水中，一会儿就吊起来，里面就会有活蹦乱跳的鱼。廖文刚在这里看了一会儿，罩住鱼的机会不多，多数情况下，只有几个螺蛳或者杂物，只有一次，里面竟有四个尺来长的鱼，转业军人们，都给他们欢呼庆贺。 到昆明的第五天上午，是三月一号，转业军人们被招呼到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坐下了。给他们讲话的是一位中校，军衔并不高，却穿着一身将军呢的制服。廖文刚旁边有人说：“他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另一个说：“可能是边防部队的特殊待遇？” 这位中校，不胖不瘦，风度翩翩，显得非常的谦逊。他说：“各位首长同志们，欢迎你们来支援边疆建设。昆明，作为大城市，也有人满之患，留在昆明市的同志是很少的，大多数同志要到专区、县上工作，相信首长和同志们是会理解的。” 廖文刚这才明白了，昆明，还不是他这次长途旅行的终点站。他连军衔都没有，年纪又这么轻，哪有可能留在昆明呢？看来四季如春的昆明，他的身份，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不过，廖文刚并不感到懊恼，他想，在专区工作也不错嘛，况且又有一路的风景可以欣赏了。 过了两天，廖文刚和他的两口木箱子，都在昆明开往临沧的长途汽车上了。他的身上，带着在昆明转开的迁移、户口、粮油关系、团组织关系和到临沧专区人事局报到的介绍信。 车上四十个座位，都坐满了。有三分之二是转业军人。廖文刚坐在第三排靠左手边的窗口旁边。他认真地守候着窗口，欣赏着沿途的风光。昆明地区是一个小平原，开头的一段路，还算平坦，能看见田野里的高树绿草野花。渐渐地，森林代替了高树，盘山路代替了坦途，汽车一会儿攀上山顶，一会儿落到谷底。上坡的汽车，奋力地咆哮着；下坡的汽车，小心翼翼地爬行着，车窗外，只有三四米宽的公路外就是万丈深渊，廖文刚坐在左边的窗口旁，往外望去，有时觉得车就是在悬空飞行。 要到中午时，廖文刚只觉得背心一阵发热，额上渗出了汗滴，他知道这是晕车的前奏曲，于是闭上眼睛，想些古文和诗词来背诵，分散注意力。到一平浪停车吃午饭，廖文刚下车来，到店里一看，竟然有卖马肉和驴肉的，这可是生平未曾吃过的，于是要了三两米的饭和一盘驴肉。才吃了两口，就见店里有三个小孩，都穿得破烂，皮肤都黄瘦不堪，他们的眼珠，都落到了吃饭人的碗里，那种馋相，只有几天没有吃过饭的人才会有。廖文刚本来晕车，吃饭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死命令，他见了三个孩子，便有了很好的借口：“你们吃。”他把饭碗菜盘向他们一推，三个孩子便飞奔过来，伸手抢吃。廖文刚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路看见这一带到处都是煤，有的煤简直就露在地面上，这些孩子竟然会没有饭吃。邻座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军人对廖文刚说：“这一路都是，把你的全部钱粮拿给他们都不够的。”廖文刚没有回答，他听出了这话的冷峻。 晚上住南华，吃晚餐的时候，廖文刚体会出了老军人的话里的无奈。地下坐着一个残疾人，蓬头垢面，穿的看不清是什么，但绝不像衣服裤子。他手里竟然还拿着一支竖笛，在神情专注地吹着《东方红》，那声音，廖文刚听起来，很有些凄厉。而门口竟然围上来了七八个衣衫烂褛的小孩。廖文刚虽然没有食欲，但还是得把饭菜塞进肚子里，因为还有那么长的路程在等着他。他这才懂得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心里，隐隐作痛。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车就开了。廖文刚从路友们的闲谈中了解到，他们正在走的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修的滇缅公路，这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云南人民用血汗修起的公路，这条公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是中国联系世界的唯一国际大通道。 廖文刚看着公路像螺旋似的从谷底盘旋直入白云中，然后又从山顶盘绕直到迷雾里。车在螺旋中开进时，绝大部分的时候，左手边都是低头不见底的深沟险壑，往往白雾漫漫、林木森森。向左边或者向车行的方向看去，都是望不到边际的重重叠叠的山峦、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而车的右边，一般都是削壁千仞。只有在河谷沿着河边开时，才有一段平路。左手边的河水，好像流着一段碧玉，清澈得能见到河底的巨石，沿河两岸的峭壁上，盘满了粗实的古藤，有的缠绕着、有的匍匐着、有的垂吊着，有的横拖着，仿佛是千百条巨蟒在山畔嬉戏。 云南省有“群山夹一坝”的地理特点，车行山上，很少见到城镇村寨和行人，更不容易看到庄稼地。一眼望去，只有林木交错，山峰纵横，云雾缭绕，天高云闲。尤其这一批不知被命运抛向何方的长途客，都难免有荒漠苍凉的感觉。只有车行坝子上，才会看到庄稼地、肥硕的牛羊、村落和城镇，乘客们也就有了从洪荒回到人间的感觉。 廖文刚渐渐适应旅行而不晕车了，欣赏着一路的山光水色、边地风光。有时又想想父母兄弟、同学战友。间或也和前后的转哥们交谈两句。和他同座的，五十开外，姓侯，身板结实，满脸温和，他说他是昆明步校的枪炮教员。而前后的转哥们，大多带着家属，孩子们都兴高采烈，这的确是难得的旅游，而且是公费的，妻子们都耐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们一会儿削个梨，递过去；一会儿抓几颗糖，叫他们吃。而穿着没有领章的军服的丈夫们，大都不说一句话。她们还不时传给廖文刚。廖文刚说声“谢谢”，并不接受。 过了一会儿，廖文刚问老侯：“你没有带家属？”老侯笑笑说：“再等六年，我都要退休了，何必让他们跟着我来边地吃苦呢？” 晚上住南涧，找好住宿地，吃了晚饭，廖文刚和几个路友一起到南涧街上去逛。南涧是彝族自治县，来往的彝族同胞，个子高大，身体健壮，衣饰古朴。街道不宽，房子陈旧。但气候很好，虽是春初，已经是暖洋洋的了，和张家口比，真是判若天渊。 第二天，七点开车，开头的路异常险峻，车在森林边、巨壑旁，小心翼翼地爬行。渐渐的是沿着澜沧江岸走了。澜沧江就好比是从九天砸下的一条巨龙，在深深的谷底翻腾。江河就是被砸下去的凹槽，而江岸就像是被千万吨水压机冲压而成的绝壁，两边一样的陡直，一样的镶嵌着黑凛凛的巨石，而这些巨石，有的规整，有的零乱，低的拖入水底，高的直冲霄汉。 将近中午，到了景云桥。车停在桥头，所有的旅客都下了车，让空车先过，旅客后行。过了景云桥，就是到了云南边疆，行人必须持有边境通行证才能通过。廖文刚放眼望去，见这是一座铁索桥，有五根粗大的铁索横拉江面，上铺厚实的木板，头上还有两根巨型铁索横在空中，伸出长长短短的铁索把桥吊着。桥的两端都有固定铁索的巨型水泥柱。空中的铁索就固定在山崖上。 空车一上铁索桥，那一段桥面就剧烈下沉，车过去了，那一段桥又迅速拱直，车行桥上，桥就像波浪起伏，吓得观看的人们惊叫。车过了桥，桥立即恢复了平静，旅客才上桥。人走在桥上，觉得桥有些上下摇，左右晃，廖文刚走在上面，都难免心簸神摇。而桥下面，水流从北面汹涌澎湃而来，穿过了桥，又你挤我撞地向南奔腾而去，卷起团团浪花，发出的声音，像闷雷，震人心魄。似乎整个的河谷都在震响。在桥上，有涛声震耳，江风拂面，人们都小心翼翼，没有说话的，你就是说话也是白搭，全被涛声风声淹没了。如果你真有急事要和人交流，则必须把嘴凑近人的耳朵狂吼。桥头设有桥头堡，有两位军人全副武装，检查身份证明，没有问题才放行上车。 上车后，大半天的旅程中，人们都在谈论景云桥的险要、叙述自己过桥的惊恐。坐在前排的一个瘦削的老军人讲，当年日本鬼子，派了很多飞机来炸，都没能炸断景云桥。滇缅公路始终在起抗战物资运输大动脉的作用。廖文刚问：“老首长，来过云南？”“我先在国民党部队，在龙陵和日本鬼子打过几仗，我有个战友就是驻守景云桥的，后来，我在守备团，守卫呈贡机场，那是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场。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飞机才不敢来炸景云桥了。解放战争时期，守备团被调到东北，在黑山前线，我们团长领导我们起义，加入了解放军。” 车子在云县停车吃午饭，阳光明媚，已经有了热天的景象，年轻人有穿单衣、背心的了。廖文刚和老侯等正围着一张方桌吃饭，又来了一辆货车，下来的全是青少年，看样子，小的不过十六七岁，大的有二十五六岁，都操天津口音。有人说：“都是天津支边青年。”他们进门就哗啦哗啦拉凳子坐，一个说：“腿都站僵了！”另一个说：“这么长的路，坐货车！”那位老军人小声说：“我从东北打到云南，还全是靠两个脚板呢。”这时，开车的师傅，高声喊：“五元，来碗清汤！”一个小女孩说：“五元，好听，怎么不改成百元呢。”廖文刚见一个服务员，高挑的个儿，生动的鸭蛋脸儿，眉宇间流露出一股聪慧妩媚气，她笑盈盈地把一碗清汤送到司机面前，嘴里还喊着：“清汤一碗！”那小女孩也小声喊：“五元……”，邻桌的司机压低声音说：“小孩子可不要乱喊！”廖文刚估计是一句怪话，如何怪法，却不明白，也不好问。 车子继续前行，依然是东南西北，山山叠翠；前后左右，峰峰绕云。这些地方已经是滇西了，满眼是雄峰峻岭，和走过的地方比，山岭更高更大，森林更密更深，河谷更陡更险。不过，大家因为在云贵高原前后行进了将近一个星期，对深山野林、急流险壑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但廖文刚是个例外，他往往想从共同中找出差异，从平常中找出奇趣。因此，只要没有晕车，他就会守着窗口，尽情地欣赏窗外一闪即逝的风景。他见到地名“头道水”、“羊头岩”、“蚂蚁堆”，这些在内地不可能有的地名，就要给车友们介绍一番。 车到临沧车站，正是夕照满墙时。廖文刚提着大黑提包下了车，请人看着包，自己去下行李。车站的转哥们，有上车顶去搬的，廖文刚就在车下仰着头长伸着手接应。别的行李都下了，只剩廖文刚的方箱子了，车顶上的人说：“这个箱子好大！”有两个人把箱子移到车顶棚边上，那箱子直滚而下，冲力太大，廖文刚接不稳，半扶半落地顺廖文刚的右侧大腿砸下，幸喜廖文刚动作敏捷，并没有砸着腿脚，却将他右边的裤子从大腿根处到裤脚，剖成了两半，直在风中飘荡。转哥们都涌过来看廖文刚，见无大碍，才各自护着自己的行李，按车站墙上的路标所示，向临沧专区招待所涌去。 这个车站，既无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之类，只有四五个挑工，根本不够用。廖文刚只好把箱子搬到边上等。廖文刚看这临沧专区车站，很小，只能停放两三部汽车。车站外就是农田，走出车站，斜斜的一条土路，直伸到街里。土路右边在车站和城之间，是车站旅馆，一幢三层小楼房。 廖文刚没有手表，等了估计半个多钟头，才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矮个子大哥，两口箱子由他挑着；黑提包，廖文刚提着，在后面跟着；被撕成了两片的裤子在风中晃荡着，光腿差不多又露出来。幸好这条街上几乎没有商店，也很少见到行人。当然，说这是条街，只是因为，虽然是平房，却一间连着一间，排在公路两边。已经进入了招待所，廖文刚问挑箱子的：“大哥，临沧城在哪里？”挑工有些惊讶：“临沧城？这里就是。”廖文刚这才明白了，临沧城，只和研经街差不多大小。廖文刚按市价，付给了五角钱。报了到，买了饭菜票、住宿票，服务员帮着把箱子搬进了宿舍。廖文刚才打开方箱子，换了裤子，去吃晚饭。 第二天，廖文刚约起老侯等把整个临沧城逛了一遍。临沧这地方，真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城里有临沧军分区、临沧专员公署、临沧县委、临沧县政府、邮电局、中学、小学等单位，只有军区所在地和专员公署有几幢像样的楼房。此外就要数百货商店和旅馆了。作为专区所在地，实在太小，不过，离城二十多里有温泉，这可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廖文刚问老侯：“在这里工作怎么样？”老侯说：“这里可是战略要地，你看，四面高山高入云里，中间，良田万顷，澜沧江就在旁边。到处都可以驻千军万马。这可是对外作战集结部队的好地方。小廖，你喜欢在这里工作吗？” 廖文刚说：“在这里工作，差不多去洗洗温泉浴，也不错呀。再说，这里毕竟是专区所在地，以后也好发展。现在虽然艰苦，总比当农民强呀！”老侯说：“这样想就好。地方，没有好坏之分，都是中国的土地，都住着我们的同胞。越落后，发展空间越大，我们能起的作用也越大。” 第82章 马帮铃响一路风景 班卡完小教师远迎 廖文刚吃了午饭，在宿舍里看了一会儿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看天色尚早，就关好门，到街上去转。“环滁皆山也”，永康和滁州一样，不过山更雄峻巍峨。群山环抱中的永康坝，有永康河像一条碧蓝的玉带从中穿过，永康街就在河东的山脚下，街呈“t”字形，那上面一横，是滇缅公路的一段；从德党方向来，右手边依次是车站、邮电所、区政府、卫生所，左手边，芭蕉林掩映着的是糖厂、缝纫店、几家居民住宅、永康饭店、巨大的大青树枝叶掩映下的一个篮球场，篮球场背后是芭蕉林、果树林遮护的傣族寨子，从露出的屋角能看出有几十户人家。邮电所正对着的就是“t”字形的那一竖，这条街向下倾斜，坐落着供销社、市场、粮油站等。下面就是永康河和河边的一坝农田和几个寨子了。 在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对面那座山特别雄伟，看起来，仿佛是一只巨象的屁股。廖文刚花了一个来小时的工夫，把永康街游了个遍，觉得大小和德党不相上下。 回到旅店，已经六点过了，刚进店门见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个子高，身材有些单调，皮肤黧黑，身背草帽，像是刚长途跋涉了的样子，正坐着喝开水，见他进来，问道：“你是廖老师？” 廖文刚迎上去说：“我是廖文刚。”那人站起来说：“我是班卡完小的教师张必双，来接你。”他的话不很好懂，廖文刚能听出大概意思，伸出手去握着说：“辛苦你了。感谢、感谢！”“你是当兵的？”“军校毕业。”“明天，我们七点出发，早饭吃饱点，有六十里山路。行李，有马。我到亲戚家住，明早来喊你。”“张老师是本地人？”“就是班卡风吹山的人。” 张必双老师走后，廖文刚吃过晚饭，看了一会儿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才洗漱睡觉。 第二天，六点左右，廖文刚就醒来了，这是他多年来在学校和军营里养成的习惯。无论睡得多迟，都醒得一样早。他收拾好后，又看了一会儿《钱注杜诗》，等饭店的馒头包子熟了，买了四个馒头、两个包子、一碗稀饭，吃了，又装了一军用水壶开水，到门口望了几眼，张必双就牵着一匹棕色高头大马神采飞扬地走过来了。马鞍的两边各有一个大竹篮。两人打过招呼，小杨约来两个炊事员帮着抬出箱子提出包，抬上马背，放进竹篮，由张必双很内行地摆放妥贴，捆扎结实。张老师见廖文刚还背着个军用水壶，也顺手取下，放进篮子里，说：“路远，要轻装。”一切就绪，张必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马便向区公所方向小跑而去。廖文刚谢过小杨和师傅们，大步跟上。张老师打了几声唿哨，那马便放慢了速度，“的嗒的嗒”缓步前行。 廖文刚从张家口红星院起身，至此已行程万里，不过，前面都是由火车汽车代步，他不过是在坐车观光而已，这回才真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了。前面有驮着行李的健马，旁边有新结识的云南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难得亲见的滇西风光，班卡还有一群教师和孩子在等着他，他就像刚进城的乡下孩子那样觉得什么都新奇而心花怒放。 开始是沿着滇缅公路在永康坝子的边沿上走，路上并没有汽车。这一段泥路很平坦，路两侧并没有行道树，两旁的庄稼地尽收眼底，只走了两公里左右的平地，就拐入山路，进了山林。如果没有走过，谁也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条路，说是路其实并不像路，只是在茂草丛林下、树叶上的一条白色的印痕；开始几十米，还是浅草掩路，两边有稀疏的矮小松树。走了一百来米，就进入了大森林中，脚下是松针铺地，两边高松蔽日。路上的松针很厚实，踩上去就像脚踏厚毛毯。松树的清香，叫人心旷神怡；满耳的松涛、鸟鸣、叫人耳根清爽；满眼巨松如伞盖，时见松鼠跳跃、野猿戏耍，真如进入神山仙境。 廖文刚认真地观察着松树的风姿神采。不过，这时也只见其外表而已。只有在云南住了几年他才真正感觉到松树简直就是树中的侠客。它没有鲜艳的花朵可以招摇，它的枝干不过是披着些棕色的简易铠甲，就连叶子也简捷得无以复加，不过是像毛发像马尾那样细细的深绿。可是，独立一株，松树可傲立于高山之巅、悬崖之顶，迎战风雨。如果成团成片，松浪千里，松涛万顷，则可以和大海、和雷霆比壮美、比威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松树和山里人息息相通，生死与共。松脂是山里人夜间的太阳，松香是音乐人的功放和扩音器械，松树笔直的干是人们修房造屋的栋梁之材，松枝、松叶和如鸡蛋大小的松果是夜行人燃起篝火的主要材料，小如花生米的松籽可是山里孩子的美味佳肴啊。 廖文刚欣赏着山景树容，已经盘绕过几座山梁，跋涉过一个深壑，到了沙子坡头。张必双说：“这里地势极高，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廖文刚站在坡头向四处望去，四面都是层层叠叠的松浪，满耳是如远雷的阵阵松涛声。这三十里路，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在路上没有看见一个村寨，没有遇见一个行人，除了层岭丛峰，就是莽莽松林，当然还有鸟兽和叮咚流泉，脚下路旁还有许多野草野花，除了松树外，还有许多杂树。 廖文刚站立沙子坡头，忽然从隐隐涛声中听到了交响乐般的混响，似从天外飞来，又像是从地底冒出，他急问张老师：“这是什么声音？”张必双平静地回答：“有马帮来了。”“嘿，马帮！”廖文刚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中见过潇洒的马帮，欣喜若狂地说，“今天见到真的马帮了！”张必双说：“这是马帮的通道，我们把马赶下去，下面的松林宽，好让路。” 沙子坡是一个长坂坡，坡度很大，从坡头望下去，只看见松树层层叠叠的粗干，好像军阵里威武的士兵的腰板。路的两边堆着四五堆劈好的木柴，非常整齐，每一块柴有两三尺长，每一堆柴有一人来高，两三米宽。张必双说：“这是社员用农闲砍好的，等干了以后运回家去煮饭用。” 这时交响乐的声音非常明亮了，听得出有锣声，有铃声，还有轰轰的响声，很有节奏感。又过了一会儿，马帮出现在眼前了，领头的马和给廖文刚驮行李的马一模一样，棕红色，很健壮，头上有鲜红的装饰，额上还有一面晶亮的圆镜子，项下有一个硕大的铃铛，后面还有二十几匹马，一律挂着小铃。所有的马背上都有鞍子，驮着沉沉的货物。赶马人却只有三个，一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前面的一个手持小铜锣，有节奏地敲着，铜锣声、铃铛声、马蹄声，组成了节奏鲜明的交响乐。主旋律是铜锣的“当，当，当，当”声，和乐是铃铛的“叮当，叮当”声和马蹄的“嗒，嗒，嗒，嗒”声。加上风声、松涛声，马儿不时的嘶鸣声和鸟声，赶马人不时的吆喝声，合成了山间马帮奏鸣曲。 再看这支队伍，赶马人，都是短打扮，短白衫，卷腿黑裤，背上金黄的草帽，前露褐色的胸膛，项有擦汗的白毛巾，脚下是黑色的皮草鞋或布草鞋。敲的铜锣，中心金亮，饰以红绸带，缠在左手中。右手执黄色的锣棰，棰把上也饰以红绸。马的毛色不一，有赤色马，有白马、有黑马，有黄色马，有杂色马，有花斑马，马鞍是黄色的，马缰是褐色的，饰物是红色的，马尾都有节奏地摆动着。所有的马都低着头，奋力向沙子坡头攀登。大森林里遇马帮，真好比看见仪仗队。张必双和马帮师傅打着招呼，给他们介绍着廖文刚。“新老师，欢迎！欢迎！以后要敬你一碗酒哟！”廖文刚说：“马帮师傅辛苦了！欢迎到学校喝茶！”马帮走了很远，还能听见铜锣声。张必双说：“这是班卡和渔塘公社的马帮。驮山货出去，运百货食盐回来。” 下完沙子坡，远远的看见了一个村寨。张必双说：“那是麻溜寨，属于班卡公社了。”张必双拿出带的干粮——一袋芝麻饼，和廖文刚边吃边走。廖文刚说：“我还以为六十里路，4个钟头就能走完，没有想到要带干粮。”张必双说：“这里的海拔有三千来米，又都是山路，一小时能走五公里，就不错了。我们这个速度，最多三公里。”“估计什么时候能到班卡？”“大概要接近天黑。”廖文刚这才感觉到了滇西雄峰山路的严峻。 廖文刚一走上坡，就汗下如雨，内衣被汗水湿透。走下坡路和进入峡谷，汗水又慢慢干了。他已经这样干湿循环三回了，他的腿脚已经酸软。好在现在都是平路和下坡路，他又加快了步伐。穿过一片庄稼地，就到了麻溜寨。这寨子背靠满岭松树的大山，下临万丈深渊，能听见轰轰如雷的水声。寨子上有五六十户人家，完全掩映在果树林里。寨子的四周都有一人高的木栅栏，能看得出，房子上盖的既不是草，也不是瓦。有的是剖成两半的竹筒，有的竟然就是用斧劈出来的木片，既不规则，也不平顺。寨子外面挨路边有一个建筑，似庙非庙，完全是木结构的，高大敞亮，雕梁画栋，色彩十分鲜艳。建筑上插满了各色旗幡，有的是长长的一条，像旗子，并不宽，却很长。 廖文刚问：“这是什么建筑？”张必双说：“这是缅寺，那些旗帜，叫经幢。这是傣族寨子。”果然，迎面走来几个妇女，黑包头，短白小衫，黑色桶裙，都很壮健，赤着脚，腿肚肥大。她们和张老师打着招呼，叫的是“达赖”，说的汉话，发音很不准确，只能猜出一些意思。廖文刚注意到她们的牙齿，有的雪白，有的漆黑。走过之后，廖文刚问：“为什么，有的妇女牙齿那么黑？”张必双说：“黑牙表示已经结婚。成天嚼槟榔染成的。牙齿白的，表示是姑娘，还没有出嫁的。” 过了麻溜寨，就看见山下有一条河。水石交错，波涛滚滚，哗哗有声。他们下到河底，太阳正要下山。张必双说：“这条河叫芒东河，不深，我们在河边坐一会儿，水很凉，要淌水过去的。”廖文刚坐在一块大石上，看这芒东河，河床有十几米宽，乱七八糟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大的如卧牛睡狮，小的如小猫小狗，这时的水面只有米宽，在河床的中心，许多鹅卵石都高踞水面，水很浅，水清澈得像是透明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可数。但因为河床陡峭，水都作汹涌澎湃之势，不断和巨石撞击，声若雷鸣，卷起堆堆银花。 歇了片刻，张必双才放开马笼头，让马吃了些青草，喝了些河水。廖文刚也取下军用水壶先给张老师喝。张老师说：“你喝，路还长，上坡更要喝水。坡上有山泉，我等会儿喝。”廖文刚喝了几口，塞好水壶，放进筐里，张老师就给马戴上笼头，高卷裤腿，脱下皮草鞋，握在手里，牵马过河。廖文刚也学着张老师的样子，脱下胶鞋，袜子，把袜子塞进鞋子里，再高高卷起裤腿，提起鞋子过河。河水透骨的冷，水虽浅，却有一股不小的撞击力，水深的地方也能没过膝盖。廖文刚偏偏倒倒地过了河。迎面就是一个陡长的高坡，坡上长的都是小树灌木，土色黄黄的。从谷底开始，就出现了层层梯田。廖文刚尽量抬头往上望，也不能看到顶。张必双说：“这就是班卡大坡，坡顶上就是班卡大寨，再下一个坡，两里来路，就是班卡完小。” 廖文刚本已成强弩之末，这个坡才爬了一小半，腿已经抖了起来，不听使唤了。额上脸上，沾满的盐粒间又涌出了新的汗滴，他的喘气也粗重起来。廖文刚先是一步一顿，后来，只得找地方坐下。廖文刚抬头往上看，已经余霞满天，山头上的竹林，像镀了一层金。张老师说：“喝喝水，会好些。”廖文刚又喝了几口水，心脏仍在狂跳不止。又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父亲的名言：“不怕慢，只怕站”，“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又揉揉腿，捶捶腰，站起来，鼓起劲儿往上挨。廖文刚忽然听到轰轰的声音。他向四周一看，这么矮的树木，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响。就问道：“是什么，这么响？” 张必双说：“是瀑布。”“在哪里？”“这里看不见。是我们班卡完小外的小黑河，垂落到芒东河形成的，有百多米高呢。”廖文刚说：“以后一定去看看。”张必双说：“我们这些地方，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瀑布到处都有。 等到暮色苍茫、归鸟乱鸣时，路的左边出现了一个小瀑布，飞下晶莹的山泉，张必双站到瀑布下，抬起头，用嘴接了几口山泉喝。廖文刚也凑过去，站到瀑布边上，仰头喝了两口，凉入心脾。张老师一把拉开廖文刚说：“廖老师走热了，不要多喝。”廖文刚伸手接水来洗洗手，擦擦额头，擦擦脸，说：“好舒服！”廖文刚在山泉旁坐了一会儿，瀑布卷起的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一身都凉了。他们又起身前进。 走了一段路，坡头上下来了一群人，至少距离他们还有三里远，抬起头来却能清晰地看见。张必双说：“施主任他们接你来了！”廖文刚听了，干劲倍增，强挣着往上赶。在他们头上走的一共是五个人，张必双抬头指着他们，一一作了介绍：走在最前面的瘦个儿是主任施永福，现主持学校工作；后面那个胖一点的是工会主席，赵钰老师，他后面是大队辅导员聂世德老师，后面的瘦高个是赵文龙老师、较胖的是兼管财务的谌源老师。廖文刚抬头望着，一一记住了。 又走了十几分钟，两支队伍才合成一支了。施永福上前，高声说道：“欢迎，欢迎廖老师来班卡。”廖文刚上前，一一握手，互致问候。赵钰问：“你是当兵的？”廖文刚说：“是。”赵文龙说：“四个兜儿，是当官的。”廖文刚说：“不官不兵，是军校学员”。大家一边摆谈一边走。 廖文刚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校长，姓张，四清中出了问题，已经调离。施主任三十一岁，宾川人，白族；赵钰四十岁，凤庆人。聂世德二十三岁，德党人；谌源四十二岁宝山人。赵文龙三十六岁，德党街上人。学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叫鲁李美，是谌老师的妻子，还有一个老师叫杨富兴，也是德党人。学校还有一个工友，叫郭兴义。班卡这所学校远近颇有名气。方圆四五十里地的学童，都到这里来读书。现在共有六个年级，六个班，三百来人。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到了山顶上，天已经全黑了，廖文刚觉得，腿已经麻木，完全是在靠毅力挪动。路变成了石块路，这些石块，不是平的，是一些不规则的鹅卵石和乱石块，廖文刚走在上面，腿脚都钝钝的发疼。穿过一片竹林往下走百来步，就是班卡街，在月色中，廖文刚看到班卡街，上上下下都是村寨，少说也有百人家。没有电灯，能看见稀落的油灯光。 施主任领着廖文刚、张必双穿过一个坝子，进到一个似乎是仓库之类的院子，到他家吃晚饭，煤油灯，小方桌，板壁房，除了床和凳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其他老师都吃过饭了，就坐在旁边闲聊。廖文刚一屁股坐在小竹椅上，成了一团泥，怎么吃的饭，吃了些什么，似乎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吃完饭，廖文刚才缓过气来，施主任让张必双等带着廖文刚到班卡完小去。廖文刚扶定饭桌，艰难地站起来，腿几乎都僵直了，他和施主任握过手说：“感谢主任。”个子瘦小的施主任说：“谢什么，来班卡完小，就是一家人。”廖文刚把身子转向门口，才咬着牙，移动步子。施主任和赵钰老师送出门外，其余的人就陪着廖文刚穿过坝子横穿寨子而去。 这时已是明月当空，繁星满天。仍旧是马在前，人在后。先走的一段路是大石块铺成的路，很平坦。路两边都有房屋。大家都七嘴八舌地给廖文刚介绍：“左手边是大寨小学、邮电所、班卡公社所在地；右手边是缝纫社。”走完这段平路，就一直下坡，路比较宽大，也还平顺，最后，穿过了一个小街，大家说这叫老街。老街背后是竹林、芭蕉林，看得出是一个不小的寨子。老街的尽头一个向左的急转弯，走上一个只有三四米长的小坡，过了两道石梯坎，推开两扇高大的木门，就是一个四合院，三面是楼房，大门这边是土围墙，这就是班卡完小了。一进门，就听见四周的房舍里，有人小声说：“新老师，新老师！” 大家帮着把行李从马背上搬下来。这时，从楼下走出一位女教师，说：“新老师辛苦了！”廖文刚已经记住了，这就是班卡完小唯一的女老师鲁李美，就说：“我叫廖文刚，鲁老师，以后多指教。”这时，又过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说：“我来搬。”廖文刚说：“老师，谢谢了。”“我是工友，喊我小郭。”廖文刚说：“谢谢小郭师傅！” 大家七手八脚把行李搬到中间长长的木楼的二楼最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屋里没有灯，张必双用火柴点燃了煤油灯。廖文刚见屋里紧靠东边是一张大床，床上有蚊帐、背盖，床和门之间，靠西边木窗有一张有抽屉的办公桌，桌子旁边有一把木椅子，就问：“这是哪位老师在住？”赵文龙老师说：“张必双就住这里。”张老师说：“叫我们一起住。”廖文刚说：“来挤张老师怎么好？”赵老师说：“张必双的家就在对面风吹山，他巴不得回去住哩，除了星期六，学校不准。”张必双说：“今晚我要牵马回去，就不来学校了。”廖文刚说：“谢谢老师们了，不早了，都请休息。” 聂世德老师说：“我就住在旁边，只隔一堵木板壁，需要什么就说。”赵文龙说，我就住楼梯口那一间，也是紧邻，过来耍。赵老师和聂老师之间还有一间屋，锁着门。廖文刚问：“这里住的是哪一位老师？”大家答道：“是杨富兴，他一有空就下队去教唱歌，半夜三更也把人叫起来唱。” 老师们陆续散去后，炊事员小郭说：“厨房里水都热好了，去洗洗睡觉。”廖文刚说着“谢谢”，打开方箱子，拿出面盆，一瘸一拐地和小郭到了厨房。厨房在东楼南端，是紧靠木楼的一间小青瓦房。廖文刚说：“小郭师傅，厕所在哪里？得先方便一下。”小郭说：“廖老师，不要客气，就叫我小郭好了，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我领你去。” 原来廖文刚所住的楼和旁边的楼之间，还有一个通道，有一道后门，出了后门，是一片竹林，竹林北边是一个寨子，东边是高入云天的大山，南边是一条大路，大路有插道伸进一片菜地，菜地边上就是厕所。厕所外，是一个大坡地。小郭介绍说：“背后这座山，叫石马山，对面那座山，就是风吹山，北边那个寨叫廖家寨。”“廖家寨 ？”“对，廖家寨。”“我们廖家的老祖宗几时跑到这里来的？”“下边还有条河是小黑河，洗衣服就从这条大路往下走，几十步就到了河边。”廖文刚谢过小郭，洗漱完毕，觉得气候还比较冷，上楼已经没有力气取出自己的被子了，就倒在床上，扯过张老师的被盖盖上，呼呼睡去了。 第82章 马帮铃响一路风景 班卡完小教师远迎 廖文刚吃了午饭，在宿舍里看了一会儿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看天色尚早，就关好门，到街上去转。“环滁皆山也”，永康和滁州一样，不过山更雄峻巍峨。群山环抱中的永康坝，有永康河像一条碧蓝的玉带从中穿过，永康街就在河东的山脚下，街呈“t”字形，那上面一横，是滇缅公路的一段；从德党方向来，右手边依次是车站、邮电所、区政府、卫生所，左手边，芭蕉林掩映着的是糖厂、缝纫店、几家居民住宅、永康饭店、巨大的大青树枝叶掩映下的一个篮球场，篮球场背后是芭蕉林、果树林遮护的傣族寨子，从露出的屋角能看出有几十户人家。邮电所正对着的就是“t”字形的那一竖，这条街向下倾斜，坐落着供销社、市场、粮油站等。下面就是永康河和河边的一坝农田和几个寨子了。 在四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对面那座山特别雄伟，看起来，仿佛是一只巨象的屁股。廖文刚花了一个来小时的工夫，把永康街游了个遍，觉得大小和德党不相上下。 回到旅店，已经六点过了，刚进店门见一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个子高，身材有些单调，皮肤黧黑，身背草帽，像是刚长途跋涉了的样子，正坐着喝开水，见他进来，问道：“你是廖老师？” 廖文刚迎上去说：“我是廖文刚。”那人站起来说：“我是班卡完小的教师张必双，来接你。”他的话不很好懂，廖文刚能听出大概意思，伸出手去握着说：“辛苦你了。感谢、感谢！”“你是当兵的？”“军校毕业。”“明天，我们七点出发，早饭吃饱点，有六十里山路。行李，有马。我到亲戚家住，明早来喊你。”“张老师是本地人？”“就是班卡风吹山的人。” 张必双老师走后，廖文刚吃过晚饭，看了一会儿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才洗漱睡觉。 第二天，六点左右，廖文刚就醒来了，这是他多年来在学校和军营里养成的习惯。无论睡得多迟，都醒得一样早。他收拾好后，又看了一会儿《钱注杜诗》，等饭店的馒头包子熟了，买了四个馒头、两个包子、一碗稀饭，吃了，又装了一军用水壶开水，到门口望了几眼，张必双就牵着一匹棕色高头大马神采飞扬地走过来了。马鞍的两边各有一个大竹篮。两人打过招呼，小杨约来两个炊事员帮着抬出箱子提出包，抬上马背，放进竹篮，由张必双很内行地摆放妥贴，捆扎结实。张老师见廖文刚还背着个军用水壶，也顺手取下，放进篮子里，说：“路远，要轻装。”一切就绪，张必双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马便向区公所方向小跑而去。廖文刚谢过小杨和师傅们，大步跟上。张老师打了几声唿哨，那马便放慢了速度，“的嗒的嗒”缓步前行。 廖文刚从张家口红星院起身，至此已行程万里，不过，前面都是由火车汽车代步，他不过是在坐车观光而已，这回才真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了。前面有驮着行李的健马，旁边有新结识的云南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难得亲见的滇西风光，班卡还有一群教师和孩子在等着他，他就像刚进城的乡下孩子那样觉得什么都新奇而心花怒放。 开始是沿着滇缅公路在永康坝子的边沿上走，路上并没有汽车。这一段泥路很平坦，路两侧并没有行道树，两旁的庄稼地尽收眼底，只走了两公里左右的平地，就拐入山路，进了山林。如果没有走过，谁也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条路，说是路其实并不像路，只是在茂草丛林下、树叶上的一条白色的印痕；开始几十米，还是浅草掩路，两边有稀疏的矮小松树。走了一百来米，就进入了大森林中，脚下是松针铺地，两边高松蔽日。路上的松针很厚实，踩上去就像脚踏厚毛毯。松树的清香，叫人心旷神怡；满耳的松涛、鸟鸣、叫人耳根清爽；满眼巨松如伞盖，时见松鼠跳跃、野猿戏耍，真如进入神山仙境。 廖文刚认真地观察着松树的风姿神采。不过，这时也只见其外表而已。只有在云南住了几年他才真正感觉到松树简直就是树中的侠客。它没有鲜艳的花朵可以招摇，它的枝干不过是披着些棕色的简易铠甲，就连叶子也简捷得无以复加，不过是像毛发像马尾那样细细的深绿。可是，独立一株，松树可傲立于高山之巅、悬崖之顶，迎战风雨。如果成团成片，松浪千里，松涛万顷，则可以和大海、和雷霆比壮美、比威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松树和山里人息息相通，生死与共。松脂是山里人夜间的太阳，松香是音乐人的功放和扩音器械，松树笔直的干是人们修房造屋的栋梁之材，松枝、松叶和如鸡蛋大小的松果是夜行人燃起篝火的主要材料，小如花生米的松籽可是山里孩子的美味佳肴啊。 廖文刚欣赏着山景树容，已经盘绕过几座山梁，跋涉过一个深壑，到了沙子坡头。张必双说：“这里地势极高，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廖文刚站在坡头向四处望去，四面都是层层叠叠的松浪，满耳是如远雷的阵阵松涛声。这三十里路，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在路上没有看见一个村寨，没有遇见一个行人，除了层岭丛峰，就是莽莽松林，当然还有鸟兽和叮咚流泉，脚下路旁还有许多野草野花，除了松树外，还有许多杂树。 廖文刚站立沙子坡头，忽然从隐隐涛声中听到了交响乐般的混响，似从天外飞来，又像是从地底冒出，他急问张老师：“这是什么声音？”张必双平静地回答：“有马帮来了。”“嘿，马帮！”廖文刚在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中见过潇洒的马帮，欣喜若狂地说，“今天见到真的马帮了！”张必双说：“这是马帮的通道，我们把马赶下去，下面的松林宽，好让路。” 沙子坡是一个长坂坡，坡度很大，从坡头望下去，只看见松树层层叠叠的粗干，好像军阵里威武的士兵的腰板。路的两边堆着四五堆劈好的木柴，非常整齐，每一块柴有两三尺长，每一堆柴有一人来高，两三米宽。张必双说：“这是社员用农闲砍好的，等干了以后运回家去煮饭用。” 这时交响乐的声音非常明亮了，听得出有锣声，有铃声，还有轰轰的响声，很有节奏感。又过了一会儿，马帮出现在眼前了，领头的马和给廖文刚驮行李的马一模一样，棕红色，很健壮，头上有鲜红的装饰，额上还有一面晶亮的圆镜子，项下有一个硕大的铃铛，后面还有二十几匹马，一律挂着小铃。所有的马背上都有鞍子，驮着沉沉的货物。赶马人却只有三个，一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前面的一个手持小铜锣，有节奏地敲着，铜锣声、铃铛声、马蹄声，组成了节奏鲜明的交响乐。主旋律是铜锣的“当，当，当，当”声，和乐是铃铛的“叮当，叮当”声和马蹄的“嗒，嗒，嗒，嗒”声。加上风声、松涛声，马儿不时的嘶鸣声和鸟声，赶马人不时的吆喝声，合成了山间马帮奏鸣曲。 再看这支队伍，赶马人，都是短打扮，短白衫，卷腿黑裤，背上金黄的草帽，前露褐色的胸膛，项有擦汗的白毛巾，脚下是黑色的皮草鞋或布草鞋。敲的铜锣，中心金亮，饰以红绸带，缠在左手中。右手执黄色的锣棰，棰把上也饰以红绸。马的毛色不一，有赤色马，有白马、有黑马，有黄色马，有杂色马，有花斑马，马鞍是黄色的，马缰是褐色的，饰物是红色的，马尾都有节奏地摆动着。所有的马都低着头，奋力向沙子坡头攀登。大森林里遇马帮，真好比看见仪仗队。张必双和马帮师傅打着招呼，给他们介绍着廖文刚。“新老师，欢迎！欢迎！以后要敬你一碗酒哟！”廖文刚说：“马帮师傅辛苦了！欢迎到学校喝茶！”马帮走了很远，还能听见铜锣声。张必双说：“这是班卡和渔塘公社的马帮。驮山货出去，运百货食盐回来。” 下完沙子坡，远远的看见了一个村寨。张必双说：“那是麻溜寨，属于班卡公社了。”张必双拿出带的干粮——一袋芝麻饼，和廖文刚边吃边走。廖文刚说：“我还以为六十里路，4个钟头就能走完，没有想到要带干粮。”张必双说：“这里的海拔有三千来米，又都是山路，一小时能走五公里，就不错了。我们这个速度，最多三公里。”“估计什么时候能到班卡？”“大概要接近天黑。”廖文刚这才感觉到了滇西雄峰山路的严峻。 廖文刚一走上坡，就汗下如雨，内衣被汗水湿透。走下坡路和进入峡谷，汗水又慢慢干了。他已经这样干湿循环三回了，他的腿脚已经酸软。好在现在都是平路和下坡路，他又加快了步伐。穿过一片庄稼地，就到了麻溜寨。这寨子背靠满岭松树的大山，下临万丈深渊，能听见轰轰如雷的水声。寨子上有五六十户人家，完全掩映在果树林里。寨子的四周都有一人高的木栅栏，能看得出，房子上盖的既不是草，也不是瓦。有的是剖成两半的竹筒，有的竟然就是用斧劈出来的木片，既不规则，也不平顺。寨子外面挨路边有一个建筑，似庙非庙，完全是木结构的，高大敞亮，雕梁画栋，色彩十分鲜艳。建筑上插满了各色旗幡，有的是长长的一条，像旗子，并不宽，却很长。 廖文刚问：“这是什么建筑？”张必双说：“这是缅寺，那些旗帜，叫经幢。这是傣族寨子。”果然，迎面走来几个妇女，黑包头，短白小衫，黑色桶裙，都很壮健，赤着脚，腿肚肥大。她们和张老师打着招呼，叫的是“达赖”，说的汉话，发音很不准确，只能猜出一些意思。廖文刚注意到她们的牙齿，有的雪白，有的漆黑。走过之后，廖文刚问：“为什么，有的妇女牙齿那么黑？”张必双说：“黑牙表示已经结婚。成天嚼槟榔染成的。牙齿白的，表示是姑娘，还没有出嫁的。” 过了麻溜寨，就看见山下有一条河。水石交错，波涛滚滚，哗哗有声。他们下到河底，太阳正要下山。张必双说：“这条河叫芒东河，不深，我们在河边坐一会儿，水很凉，要淌水过去的。”廖文刚坐在一块大石上，看这芒东河，河床有十几米宽，乱七八糟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大的如卧牛睡狮，小的如小猫小狗，这时的水面只有米宽，在河床的中心，许多鹅卵石都高踞水面，水很浅，水清澈得像是透明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可数。但因为河床陡峭，水都作汹涌澎湃之势，不断和巨石撞击，声若雷鸣，卷起堆堆银花。 歇了片刻，张必双才放开马笼头，让马吃了些青草，喝了些河水。廖文刚也取下军用水壶先给张老师喝。张老师说：“你喝，路还长，上坡更要喝水。坡上有山泉，我等会儿喝。”廖文刚喝了几口，塞好水壶，放进筐里，张老师就给马戴上笼头，高卷裤腿，脱下皮草鞋，握在手里，牵马过河。廖文刚也学着张老师的样子，脱下胶鞋，袜子，把袜子塞进鞋子里，再高高卷起裤腿，提起鞋子过河。河水透骨的冷，水虽浅，却有一股不小的撞击力，水深的地方也能没过膝盖。廖文刚偏偏倒倒地过了河。迎面就是一个陡长的高坡，坡上长的都是小树灌木，土色黄黄的。从谷底开始，就出现了层层梯田。廖文刚尽量抬头往上望，也不能看到顶。张必双说：“这就是班卡大坡，坡顶上就是班卡大寨，再下一个坡，两里来路，就是班卡完小。” 廖文刚本已成强弩之末，这个坡才爬了一小半，腿已经抖了起来，不听使唤了。额上脸上，沾满的盐粒间又涌出了新的汗滴，他的喘气也粗重起来。廖文刚先是一步一顿，后来，只得找地方坐下。廖文刚抬头往上看，已经余霞满天，山头上的竹林，像镀了一层金。张老师说：“喝喝水，会好些。”廖文刚又喝了几口水，心脏仍在狂跳不止。又坐了一会儿，他想起了父亲的名言：“不怕慢，只怕站”，“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又揉揉腿，捶捶腰，站起来，鼓起劲儿往上挨。廖文刚忽然听到轰轰的声音。他向四周一看，这么矮的树木，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响。就问道：“是什么，这么响？” 张必双说：“是瀑布。”“在哪里？”“这里看不见。是我们班卡完小外的小黑河，垂落到芒东河形成的，有百多米高呢。”廖文刚说：“以后一定去看看。”张必双说：“我们这些地方，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瀑布到处都有。 等到暮色苍茫、归鸟乱鸣时，路的左边出现了一个小瀑布，飞下晶莹的山泉，张必双站到瀑布下，抬起头，用嘴接了几口山泉喝。廖文刚也凑过去，站到瀑布边上，仰头喝了两口，凉入心脾。张老师一把拉开廖文刚说：“廖老师走热了，不要多喝。”廖文刚伸手接水来洗洗手，擦擦额头，擦擦脸，说：“好舒服！”廖文刚在山泉旁坐了一会儿，瀑布卷起的阵阵凉风扑面而来，一身都凉了。他们又起身前进。 走了一段路，坡头上下来了一群人，至少距离他们还有三里远，抬起头来却能清晰地看见。张必双说：“施主任他们接你来了！”廖文刚听了，干劲倍增，强挣着往上赶。在他们头上走的一共是五个人，张必双抬头指着他们，一一作了介绍：走在最前面的瘦个儿是主任施永福，现主持学校工作；后面那个胖一点的是工会主席，赵钰老师，他后面是大队辅导员聂世德老师，后面的瘦高个是赵文龙老师、较胖的是兼管财务的谌源老师。廖文刚抬头望着，一一记住了。 又走了十几分钟，两支队伍才合成一支了。施永福上前，高声说道：“欢迎，欢迎廖老师来班卡。”廖文刚上前，一一握手，互致问候。赵钰问：“你是当兵的？”廖文刚说：“是。”赵文龙说：“四个兜儿，是当官的。”廖文刚说：“不官不兵，是军校学员”。大家一边摆谈一边走。 廖文刚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校长，姓张，四清中出了问题，已经调离。施主任三十一岁，宾川人，白族；赵钰四十岁，凤庆人。聂世德二十三岁，德党人；谌源四十二岁宝山人。赵文龙三十六岁，德党街上人。学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叫鲁李美，是谌老师的妻子，还有一个老师叫杨富兴，也是德党人。学校还有一个工友，叫郭兴义。班卡这所学校远近颇有名气。方圆四五十里地的学童，都到这里来读书。现在共有六个年级，六个班，三百来人。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话，到了山顶上，天已经全黑了，廖文刚觉得，腿已经麻木，完全是在靠毅力挪动。路变成了石块路，这些石块，不是平的，是一些不规则的鹅卵石和乱石块，廖文刚走在上面，腿脚都钝钝的发疼。穿过一片竹林往下走百来步，就是班卡街，在月色中，廖文刚看到班卡街，上上下下都是村寨，少说也有百人家。没有电灯，能看见稀落的油灯光。 施主任领着廖文刚、张必双穿过一个坝子，进到一个似乎是仓库之类的院子，到他家吃晚饭，煤油灯，小方桌，板壁房，除了床和凳子，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其他老师都吃过饭了，就坐在旁边闲聊。廖文刚一屁股坐在小竹椅上，成了一团泥，怎么吃的饭，吃了些什么，似乎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吃完饭，廖文刚才缓过气来，施主任让张必双等带着廖文刚到班卡完小去。廖文刚扶定饭桌，艰难地站起来，腿几乎都僵直了，他和施主任握过手说：“感谢主任。”个子瘦小的施主任说：“谢什么，来班卡完小，就是一家人。”廖文刚把身子转向门口，才咬着牙，移动步子。施主任和赵钰老师送出门外，其余的人就陪着廖文刚穿过坝子横穿寨子而去。 这时已是明月当空，繁星满天。仍旧是马在前，人在后。先走的一段路是大石块铺成的路，很平坦。路两边都有房屋。大家都七嘴八舌地给廖文刚介绍：“左手边是大寨小学、邮电所、班卡公社所在地；右手边是缝纫社。”走完这段平路，就一直下坡，路比较宽大，也还平顺，最后，穿过了一个小街，大家说这叫老街。老街背后是竹林、芭蕉林，看得出是一个不小的寨子。老街的尽头一个向左的急转弯，走上一个只有三四米长的小坡，过了两道石梯坎，推开两扇高大的木门，就是一个四合院，三面是楼房，大门这边是土围墙，这就是班卡完小了。一进门，就听见四周的房舍里，有人小声说：“新老师，新老师！” 大家帮着把行李从马背上搬下来。这时，从楼下走出一位女教师，说：“新老师辛苦了！”廖文刚已经记住了，这就是班卡完小唯一的女老师鲁李美，就说：“我叫廖文刚，鲁老师，以后多指教。”这时，又过来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说：“我来搬。”廖文刚说：“老师，谢谢了。”“我是工友，喊我小郭。”廖文刚说：“谢谢小郭师傅！” 大家七手八脚把行李搬到中间长长的木楼的二楼最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屋里没有灯，张必双用火柴点燃了煤油灯。廖文刚见屋里紧靠东边是一张大床，床上有蚊帐、背盖，床和门之间，靠西边木窗有一张有抽屉的办公桌，桌子旁边有一把木椅子，就问：“这是哪位老师在住？”赵文龙老师说：“张必双就住这里。”张老师说：“叫我们一起住。”廖文刚说：“来挤张老师怎么好？”赵老师说：“张必双的家就在对面风吹山，他巴不得回去住哩，除了星期六，学校不准。”张必双说：“今晚我要牵马回去，就不来学校了。”廖文刚说：“谢谢老师们了，不早了，都请休息。” 聂世德老师说：“我就住在旁边，只隔一堵木板壁，需要什么就说。”赵文龙说，我就住楼梯口那一间，也是紧邻，过来耍。赵老师和聂老师之间还有一间屋，锁着门。廖文刚问：“这里住的是哪一位老师？”大家答道：“是杨富兴，他一有空就下队去教唱歌，半夜三更也把人叫起来唱。” 老师们陆续散去后，炊事员小郭说：“厨房里水都热好了，去洗洗睡觉。”廖文刚说着“谢谢”，打开方箱子，拿出面盆，一瘸一拐地和小郭到了厨房。厨房在东楼南端，是紧靠木楼的一间小青瓦房。廖文刚说：“小郭师傅，厕所在哪里？得先方便一下。”小郭说：“廖老师，不要客气，就叫我小郭好了，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我领你去。” 原来廖文刚所住的楼和旁边的楼之间，还有一个通道，有一道后门，出了后门，是一片竹林，竹林北边是一个寨子，东边是高入云天的大山，南边是一条大路，大路有插道伸进一片菜地，菜地边上就是厕所。厕所外，是一个大坡地。小郭介绍说：“背后这座山，叫石马山，对面那座山，就是风吹山，北边那个寨叫廖家寨。”“廖家寨 ？”“对，廖家寨。”“我们廖家的老祖宗几时跑到这里来的？”“下边还有条河是小黑河，洗衣服就从这条大路往下走，几十步就到了河边。”廖文刚谢过小郭，洗漱完毕，觉得气候还比较冷，上楼已经没有力气取出自己的被子了，就倒在床上，扯过张老师的被盖盖上，呼呼睡去了。 第83章 边疆异样风景 师生如此生活 一片嘹亮杂乱的鸡鸣声，把廖文刚惊醒，他见糊着白纸的小窗已经有些明亮了，就习惯性地起了床，腰腿脚都还僵疼，但比昨晚上，已经好多了。听校园里还一片寂静，就轻手轻脚地去厨房打水洗漱，小郭还没有起床，当然没有热水，不过，廖文刚是习惯洗冷水的，就舀水缸里的水来洗漱。正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挑着一挑水进来了。铁皮桶，木搭钩，竹扁担。这人五十上下，脸黄瘦，蓝色衣裤，很陈旧，相貌憨厚。见了廖文刚，想招呼，又似乎没有找到言辞。廖文刚估计，学校是不是还顾有挑水人？就问：“大爷，贵姓？” 他边倒水边回答：“免贵，我是杨富兴。”廖文刚诧异地说：“你是杨老师？这么早的就去挑水！我是新调来的廖文刚。”杨老师笑笑说：“昨天去队里教歌，没有来得及迎接廖老师。”廖文刚说：“教歌，挑水，雷锋精神啊！”杨老师笑笑说：“还能干，就干。”“杨老师是共产党员”“不是，不是，还不够格。”杨老师慌忙说。杨老师转身还要去挑水，廖文刚说：“我去。”“你找不到路。”“那，我和你一起去。”“来日方长，廖老师走累了，先去洗洗衣服。” 廖文刚的腿本来就还僵直，觉得杨老师言之有理，便目送杨老师挑着空桶出了大校门。他洗漱完毕，端着盆端详这校园，院坝是长方形的，中间有一个篮球场，除了球场，四边还有几米宽。东南北三方的木楼都只有两层，南楼和北楼各有一个木楼梯，只有一米宽，四米来长，木楼梯搭在石墩上，石墩坐在坝子上，有石梯相通。南北两楼一样，大约有二十来米长。 这时，施主任和赵钰老师进校来了。施主任见廖文刚在院子里，就说：“老廖，睡得还好？”叫廖文刚叫“老廖”的，这还是生平第一人。廖文刚估计，主任可能觉得我比较成熟，用“小廖”呼之，有失礼貌。有了主任带头，后来整个班卡的老师，都叫廖文刚为“老廖”。廖文刚说：“施主任早，赵老师早！睡得香极了！”施主任说：“条件只有这样，没有办法。”廖文刚说：“这条件就不错了，我是贫农出身，比家里好多了。”赵钰老师点点头，上楼去了。施主任说：“听说要来个大学生，我真诚惶诚恐。你能不嫌简陋，我就放心了。”廖文刚说：“我虽有大学文凭，现在只能说是白纸一张。主任就放心分配工作。我得一切从头学起。” 施主任说：“这就好！洗过脸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环境。”廖文刚说：“好。”施主任说：“中间的楼就是教师宿舍楼，廖老师，你住的最南端，我住的最北端。从南到北还住着聂世德、杨富兴、赵文龙、赵钰。我的北面又是一幢楼，楼上是四年级教室，楼下是学生寝室。你的宿舍的南面，过道旁，那一座楼，上下都是学生宿舍。”施主任用手指着楼下说：“我宿舍楼下，就是教师办公室，教师都在里面办公、学习。”办公室南边、楼梯下是二年级教室。紧靠楼梯南边的楼梯间，是体育保管室，小郭住着。他旁边，就是聂世德和你的楼下，住着谌源一家，他兼管总务，也是总务室。” 廖文刚对施主任的话，能听懂一半，他随着施主任的指点看去，见教师办公室外的花台上有不知名的花草，就问：“施主任，那是什么花？”施主任说：“大叶子的叫美人蕉，要开花了。那种小叶子的，叫红苕花，花有小碗大。这种细高秆的最为名贵，叫沙仁，是名贵的香料和药材。”他又指指厨房东边的楼说：“那是南楼，上面是五年级教室，你就上那个班的语文和算术。”廖文刚说：“我还从没有教过书，怕上不好。”施主任说：“大学生，没问题。下面就是三年级教室。北楼是六年级教室。” 施主任又转身向着西边说：“这还是一溜破旧的草房，竹篱笆门，中间是一年级的教室，其余都是学生寝室。条件就是这样子。”廖文刚说：“和我读过书的小学比，也不差。”施主任说：“以后有什么，找我就是了。”廖文刚说：“以后麻烦主任的地方一定多。”施主任说着“有事尽管说”，到办公室去了。 这时值周老师谌源“丁当丁当”地摇响了起床铃，廖文刚惊奇地发现，从底楼和西面的草房里，不断地涌出男女学生。小学生也住校？这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学生，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裤子，很少有穿其他颜色衣服的。脚下，大多布草鞋，布鞋，也有打光脚板的。有的个子高大，看样子和他年龄不相上下，有的奶气未干，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他们钻出寝室，都往后门去，有好些同学还肩扛碗口粗大的竹筒，也有提木桶的，也有提有把手的锅的。 他们看见一身军装的廖文刚，都表现出惊异的神色，腼腆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廖文刚好奇地看着他们出了后门，就放好盆子，跟了出去。见他们正往厕所东面一条向下的路奔去，廖文刚慢慢跟上，看着同学们到了河边，有的洗脸，有的把竹筒放倒在水里，咕咕地灌满水后，从水中扶来树起，扛到肩上回学校来，有的用小桶小锅提着水回校。廖文刚看这河，只有两丈来宽，水从上游奔腾而来，清澈得能清晰地看见水底的沙石。河边上的砂石都雪白晶莹，靠近岸边，有三四处从砂石中向上冒出水来，那里的水像沸水般地翻腾。岸对面是农田，远处有人家；河这边沿河岸有一排草屋。 廖文刚回到宿舍，清理书籍，施主任又进门来闲谈，他翻看着廖文刚堆在桌上的书，说：“老廖，喜欢文学，当教师，最恰当不过的了。这些书，我也没见过。”廖文刚说：“我就怕教不好，误人子弟。”“你能这样想，就一定能教好。等会儿，你到教导处领教科书、备课本、墨水、作息时间表。今天，就洗洗衣服，备备课，休息休息。” 廖文刚见时间已不早了，还没有吃早饭的迹象，就问：“施主任，什么时候吃早饭？”主任说：“云南人的习惯，都只吃两顿。要上两节课，10点过才吃早饭。下午五点过吃晚饭。”廖文刚说：“好，我会习惯的。”这时，铃声又响了。主任说：“住校生，8点上早自习，通学生来了，8点20分，正式上课。我得看早自习去了。” 施主任走后，廖文刚就下河洗衣服。他估计，学生打水的地方，是饮水区，他就按昨晚上小郭的指点，出后门，沿大路往下走。路的左边是很大的一块坡地，直拖到河边。上面种着青菜、西红柿，似乎是施肥过多，长得歪歪扭扭的；下面种着豌豆，正繁花似锦。这条路和学生打水的路，是一个三角形的一条斜边。坡地走完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一排草房，在大路上能看见院坝和猪羊圈，再往下走就是小黑河。 小黑河被两岸的树木丛草遮掩着，远处根本看不出这里有条河，洗衣服的地方正是河水拐弯处，一个大石滩逼得河水向左拐，水与石头长期较量的结果，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滩头和光滑的大青石，正好搓揉衣服，成了附近几十家人天然的洗衣场。洗衣人可以站在不到一尺深的水里的石头上清衣服。洗衣场右手边两三步路，就是通风吹山的大路，没有桥，就踩着露出水面的一滩巨石过河。河水冲击着巨石，激起串串浪花，水很清很凉，游鱼就在脚旁嬉戏。大路上不时有人走过。虽然互不相识，也有人打招呼。 太阳从石马山的山凹处升起来了。廖文刚的衣服已经洗好。他站起来，向四面看了看。这班卡完小，坐落在半山坡上。这个坡，极为庞大。他昨天从芒东河谷上来的那一个长坡和这里属同一个山麓。学校东面的石马山起伏连绵，还看不出究竟延伸了多宽多远。而学校下面，是起起伏伏的长坂，南北也看不到尽头。向西到芒东河谷，估计，只有百米的直线距离。而对面也是望不到边际的连绵群山。看得见，远远近近，坐落着几个大的村寨，许多梯田，村前村后，田边地头，到处是庞大的大青树、核桃树和直入云天的松柏树。 离洗衣场不过十步，有一处小平房，看得见门口挂的班卡食品组的牌子，里面正在杀猪，有猪在声嘶力竭地惨叫。这时有社员赶着牛羊群到风吹山放牧，差不多又有一个孩子，十来岁，手里拿着个黄色的葫芦“的嗒的嗒”地摇着，不时从里面倒出几粒苞谷籽，扔到路上，后面就有一大群猪，十只，像一团乌云轰隆隆地卷过来。有的猪群里还杂有牛、羊，还有狗，跑前跑后地照料。行人都赶忙站到一旁让路。放猪的，大多数是小女孩。 突然有一团雾从芒东河谷向坡上腾腾涌来，开头还看得清楚，雾团沿着大坡在苍松绿坡间向四周弥漫，一会儿，便塞天盖地，刚才还明朗如画的沟谷岭树村寨行人，已尽在混沌中，一无所见了。 廖文刚急急回校，把背包绳拴在后门外的竹子上，晾好衣服，把盆子端回宿舍看了一会儿《史记》，再到大路上看小黑河边，大雾已经完全散去，只见岭壑通明，村寨历历。他再往后山看，只见一团雾已经变成几丝云，皎洁透明地直向石马山巅飘去。山黑凛凛地直插云空，天蓝得叫人心醉，却并不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是被山岭切割得七零八落，当然也就姿态万千，说像荷叶，荷叶可没有那么多棱角；说像桐叶，桐叶可没有那样碧蓝。班卡的天空，很像《水浒》上描写的梁山泊，中间有透明的一大块，四周还有七纵八横的沟沟汊汊。 廖文刚欣赏了一会儿班卡的自然风光，就去到教导处，也就是教师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大黑猫在长木椅上长伸着腿脚睡觉，有人进来，它也毫不理睬。这办公室除了背面是没有烧过的土坯墙外，另外三面都是木柱木壁木窗。这木窗很大，属古建筑的那种“十字窗”，每格不过一寸多，要糊上窗纸的。办公室里有8张桌子，8把木椅子，廖文刚算来，连他有9位老师，他估计，并没有预备他的位置。 廖文刚就在办公室翻报纸看，等到下了课，教师们才陆续进入办公室，相互打着招呼，廖文刚在主任处领了教学用品，主任还指给他一个靠窗口的位置，说：“你坐那里，明天第一节，我来听听你上课。”廖文刚说：“欢迎指导，那位置本有人？”，“原是张校长坐的。”施主任告诉他，谌源兼管总务，要保管发票，就在家里办公。廖文刚就坐到那个位置上，备起课来。廖文刚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备课，不过，他的语文和数学，读书时都一直是尖子。他看了看算术，这一节该讲除数是小数的除法了。他先看了例题，再把练习题都做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又看语文，实在浅显。他找了几个词语来解释，找了三个句子来解说。他觉得，应该领着学生读，然后要学生读熟，抄写。 上午十点正，下课，教师吃午饭。连工友小郭，正好8个人。廖文刚问：“谌老师和鲁老师呢？”主任说：“他们有小孩，就自己开伙了。”厨房里也有大锅大灶，但看得出小郭并没有使用。八个人都坐小矮凳，围着一口放在地下的铁锅，和一口小锣锅。主任说：“来来来，欢迎新老师，今天是木瓜炒鸡。”而饭锅放在两根一头连在一起的铁条上。铁条放在两块五六寸高的石墩上，下面还有木柴的余火。看来饭菜就是在这上面做出来的。各人拿一个碗，自己添饭，坐下，就在锅里拈菜吃。小锣锅里是胡豆瓣汤。 廖文刚吃起来，饭很香，鸡肉也不错。就问：“鸡肉中炒的什么？好吃。”大家说：“白花木瓜。”主任说：“老廖，要吃饱，只吃两顿，每顿每个人至少要吃半斤。”廖文刚问：“不要计划的吗？”聂世德说：“有计划，这里满山遍野的苞谷，怎么也吃不完。”赵文龙说：“听说四川过粮食关，云南都运了不少苞谷去支援。”廖文刚问：“你们这里没有缺过粮？”大家都说：“没有。”廖文刚说：“早晓得这里生活那么好，我五年前就该来了！”大家都笑起来了。赵文龙拈着鸡翘，得意地说：“还是我运气好！”正要送进嘴去，聂世德眼明手快，一筷子打落锅里，四五双筷子便一齐去抢，还是赵老师动作快，早已夹住送进了嘴里。大家都大笑不止。吃完饭，各自洗好碗筷，放好。 廖文刚走出厨房，看见满校园都炊烟缭绕。赵钰说：“同学们都自己煮饭吃。”“这么多人，为什么不集体开伙？”“国家不供应食油也不供应粮食，不好办呀。”廖文刚到各寝室走了走，看见同学们或是三个一锅，或是五人一堆，正在煮饭。同学们大都穿着一身的蓝布衣服，衣服裤子上，补了疤的不少，即使没有补疤的，也都是皱巴巴的。有的在桶里洗菜，有的向锅里放盐，有的在灶下添柴，他们的锅都是有提把的，有的在墙上钉一根树条，把锅吊起，离地四五寸高，在下面放柴烧火。也有的三个石头上面放一口锅。一般一个组合都有两口锅，一口锅煮饭，一口锅煮菜。 一个穿得破烂的男孩，头伏在地上用一个小竹筒吹火，满头满脸都是灰。廖文刚说：“小同学，来，我给你吹。”那孩子可能并没有听懂，说：“饭好了。”廖文刚问到了五年级的寝室，就在中楼和北楼相交的底楼。竹子拼成的门，进门就能看见，后墙是用土砖砌成的，砌得并不好，好些地方，竟然能看到墙外廖家寨行人的头脸。他们的床，是这样的：插在地上的四根树丫，丫口两两相对，各放一根较粗的竹子，那就是床边了。然后在上面横放几根竹匾，再在上面竖放捶破摊平的竹子，最后放上稻草、席子。孩子们都乐呵呵的，各人都兴致勃勃地干自己的事情。廖文刚非常感动。这就是中国边疆的儿童啊！我一定把你们教好。他心里这样默默地想。 下午五点放学时，全校师生集合。主任向大家介绍廖文刚：“廖老师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上语文、算术。这是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班卡完小的关怀。欢迎廖老师讲话！”学生队伍里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廖文刚用普通话讲道：“我从河北张家口出发，经过北京，走了万多里路，来到班卡完小。我虽然是大学生，还没有满21岁，不懂的东西多，我是来向同学们和老师们学习的，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把学校分给我的工作搞好。”从北京来了一位廖老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班卡公社。 晚饭后，廖文刚到谌老师处报销了单据，他还进了18元5角钱。他到校门口的代销店买了信封、信纸。店主姓余，五十上下，矮胖而风趣，人称老余头，经销香皂、肥皂、牙刷、牙膏、毛巾、火纸、煤油等小百货。老余头的对门，有一间破烂的小瓦房，土墙已经风化得支离破碎。廖文刚想，未必还住着人？ 晚上，张必双回家去了，他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和井研的同学们写信，怎么写，可难坏了廖文刚。他的父母亲，他中学时的老师、同学，都把他考上解放军外语学院当成了他们的骄傲，都以为他毕业后，应该是当军官，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到挨近国境线的崇山峻岭中当了小学教师。小学教师，虽然廖文刚并没有感到这个职业对自己来说，有什么不恰当，可是，这却是他的父母、同学、老师从来都没有和廖文刚的名字联系过的职业，他怎么给他们解释？他铺开信纸，拿起笔，久久不能下笔。他思考再三，觉得怎么说都说不清，于是决定不给他们讲，只告诉他们云南风光和通讯地址，至于为什么写“云南省永德县班卡完小”的问题，他给他们编造的理由是“为了保密”。他按照这个思路，给父母亲、李秀芝、程茜平、廖清风、殷科、殷正清、钟同等同学各写了一封短信。 第83章 边疆异样风景 师生如此生活 一片嘹亮杂乱的鸡鸣声，把廖文刚惊醒，他见糊着白纸的小窗已经有些明亮了，就习惯性地起了床，腰腿脚都还僵疼，但比昨晚上，已经好多了。听校园里还一片寂静，就轻手轻脚地去厨房打水洗漱，小郭还没有起床，当然没有热水，不过，廖文刚是习惯洗冷水的，就舀水缸里的水来洗漱。正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挑着一挑水进来了。铁皮桶，木搭钩，竹扁担。这人五十上下，脸黄瘦，蓝色衣裤，很陈旧，相貌憨厚。见了廖文刚，想招呼，又似乎没有找到言辞。廖文刚估计，学校是不是还顾有挑水人？就问：“大爷，贵姓？” 他边倒水边回答：“免贵，我是杨富兴。”廖文刚诧异地说：“你是杨老师？这么早的就去挑水！我是新调来的廖文刚。”杨老师笑笑说：“昨天去队里教歌，没有来得及迎接廖老师。”廖文刚说：“教歌，挑水，雷锋精神啊！”杨老师笑笑说：“还能干，就干。”“杨老师是共产党员”“不是，不是，还不够格。”杨老师慌忙说。杨老师转身还要去挑水，廖文刚说：“我去。”“你找不到路。”“那，我和你一起去。”“来日方长，廖老师走累了，先去洗洗衣服。” 廖文刚的腿本来就还僵直，觉得杨老师言之有理，便目送杨老师挑着空桶出了大校门。他洗漱完毕，端着盆端详这校园，院坝是长方形的，中间有一个篮球场，除了球场，四边还有几米宽。东南北三方的木楼都只有两层，南楼和北楼各有一个木楼梯，只有一米宽，四米来长，木楼梯搭在石墩上，石墩坐在坝子上，有石梯相通。南北两楼一样，大约有二十来米长。 这时，施主任和赵钰老师进校来了。施主任见廖文刚在院子里，就说：“老廖，睡得还好？”叫廖文刚叫“老廖”的，这还是生平第一人。廖文刚估计，主任可能觉得我比较成熟，用“小廖”呼之，有失礼貌。有了主任带头，后来整个班卡的老师，都叫廖文刚为“老廖”。廖文刚说：“施主任早，赵老师早！睡得香极了！”施主任说：“条件只有这样，没有办法。”廖文刚说：“这条件就不错了，我是贫农出身，比家里好多了。”赵钰老师点点头，上楼去了。施主任说：“听说要来个大学生，我真诚惶诚恐。你能不嫌简陋，我就放心了。”廖文刚说：“我虽有大学文凭，现在只能说是白纸一张。主任就放心分配工作。我得一切从头学起。” 施主任说：“这就好！洗过脸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环境。”廖文刚说：“好。”施主任说：“中间的楼就是教师宿舍楼，廖老师，你住的最南端，我住的最北端。从南到北还住着聂世德、杨富兴、赵文龙、赵钰。我的北面又是一幢楼，楼上是四年级教室，楼下是学生寝室。你的宿舍的南面，过道旁，那一座楼，上下都是学生宿舍。”施主任用手指着楼下说：“我宿舍楼下，就是教师办公室，教师都在里面办公、学习。”办公室南边、楼梯下是二年级教室。紧靠楼梯南边的楼梯间，是体育保管室，小郭住着。他旁边，就是聂世德和你的楼下，住着谌源一家，他兼管总务，也是总务室。” 廖文刚对施主任的话，能听懂一半，他随着施主任的指点看去，见教师办公室外的花台上有不知名的花草，就问：“施主任，那是什么花？”施主任说：“大叶子的叫美人蕉，要开花了。那种小叶子的，叫红苕花，花有小碗大。这种细高秆的最为名贵，叫沙仁，是名贵的香料和药材。”他又指指厨房东边的楼说：“那是南楼，上面是五年级教室，你就上那个班的语文和算术。”廖文刚说：“我还从没有教过书，怕上不好。”施主任说：“大学生，没问题。下面就是三年级教室。北楼是六年级教室。” 施主任又转身向着西边说：“这还是一溜破旧的草房，竹篱笆门，中间是一年级的教室，其余都是学生寝室。条件就是这样子。”廖文刚说：“和我读过书的小学比，也不差。”施主任说：“以后有什么，找我就是了。”廖文刚说：“以后麻烦主任的地方一定多。”施主任说着“有事尽管说”，到办公室去了。 这时值周老师谌源“丁当丁当”地摇响了起床铃，廖文刚惊奇地发现，从底楼和西面的草房里，不断地涌出男女学生。小学生也住校？这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学生，都穿着蓝色的衣服裤子，很少有穿其他颜色衣服的。脚下，大多布草鞋，布鞋，也有打光脚板的。有的个子高大，看样子和他年龄不相上下，有的奶气未干，只有五六岁的样子。他们钻出寝室，都往后门去，有好些同学还肩扛碗口粗大的竹筒，也有提木桶的，也有提有把手的锅的。 他们看见一身军装的廖文刚，都表现出惊异的神色，腼腆地笑笑，算是打了招呼。廖文刚好奇地看着他们出了后门，就放好盆子，跟了出去。见他们正往厕所东面一条向下的路奔去，廖文刚慢慢跟上，看着同学们到了河边，有的洗脸，有的把竹筒放倒在水里，咕咕地灌满水后，从水中扶来树起，扛到肩上回学校来，有的用小桶小锅提着水回校。廖文刚看这河，只有两丈来宽，水从上游奔腾而来，清澈得能清晰地看见水底的沙石。河边上的砂石都雪白晶莹，靠近岸边，有三四处从砂石中向上冒出水来，那里的水像沸水般地翻腾。岸对面是农田，远处有人家；河这边沿河岸有一排草屋。 廖文刚回到宿舍，清理书籍，施主任又进门来闲谈，他翻看着廖文刚堆在桌上的书，说：“老廖，喜欢文学，当教师，最恰当不过的了。这些书，我也没见过。”廖文刚说：“我就怕教不好，误人子弟。”“你能这样想，就一定能教好。等会儿，你到教导处领教科书、备课本、墨水、作息时间表。今天，就洗洗衣服，备备课，休息休息。” 廖文刚见时间已不早了，还没有吃早饭的迹象，就问：“施主任，什么时候吃早饭？”主任说：“云南人的习惯，都只吃两顿。要上两节课，10点过才吃早饭。下午五点过吃晚饭。”廖文刚说：“好，我会习惯的。”这时，铃声又响了。主任说：“住校生，8点上早自习，通学生来了，8点20分，正式上课。我得看早自习去了。” 施主任走后，廖文刚就下河洗衣服。他估计，学生打水的地方，是饮水区，他就按昨晚上小郭的指点，出后门，沿大路往下走。路的左边是很大的一块坡地，直拖到河边。上面种着青菜、西红柿，似乎是施肥过多，长得歪歪扭扭的；下面种着豌豆，正繁花似锦。这条路和学生打水的路，是一个三角形的一条斜边。坡地走完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一排草房，在大路上能看见院坝和猪羊圈，再往下走就是小黑河。 小黑河被两岸的树木丛草遮掩着，远处根本看不出这里有条河，洗衣服的地方正是河水拐弯处，一个大石滩逼得河水向左拐，水与石头长期较量的结果，是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滩头和光滑的大青石，正好搓揉衣服，成了附近几十家人天然的洗衣场。洗衣人可以站在不到一尺深的水里的石头上清衣服。洗衣场右手边两三步路，就是通风吹山的大路，没有桥，就踩着露出水面的一滩巨石过河。河水冲击着巨石，激起串串浪花，水很清很凉，游鱼就在脚旁嬉戏。大路上不时有人走过。虽然互不相识，也有人打招呼。 太阳从石马山的山凹处升起来了。廖文刚的衣服已经洗好。他站起来，向四面看了看。这班卡完小，坐落在半山坡上。这个坡，极为庞大。他昨天从芒东河谷上来的那一个长坡和这里属同一个山麓。学校东面的石马山起伏连绵，还看不出究竟延伸了多宽多远。而学校下面，是起起伏伏的长坂，南北也看不到尽头。向西到芒东河谷，估计，只有百米的直线距离。而对面也是望不到边际的连绵群山。看得见，远远近近，坐落着几个大的村寨，许多梯田，村前村后，田边地头，到处是庞大的大青树、核桃树和直入云天的松柏树。 离洗衣场不过十步，有一处小平房，看得见门口挂的班卡食品组的牌子，里面正在杀猪，有猪在声嘶力竭地惨叫。这时有社员赶着牛羊群到风吹山放牧，差不多又有一个孩子，十来岁，手里拿着个黄色的葫芦“的嗒的嗒”地摇着，不时从里面倒出几粒苞谷籽，扔到路上，后面就有一大群猪，十只，像一团乌云轰隆隆地卷过来。有的猪群里还杂有牛、羊，还有狗，跑前跑后地照料。行人都赶忙站到一旁让路。放猪的，大多数是小女孩。 突然有一团雾从芒东河谷向坡上腾腾涌来，开头还看得清楚，雾团沿着大坡在苍松绿坡间向四周弥漫，一会儿，便塞天盖地，刚才还明朗如画的沟谷岭树村寨行人，已尽在混沌中，一无所见了。 廖文刚急急回校，把背包绳拴在后门外的竹子上，晾好衣服，把盆子端回宿舍看了一会儿《史记》，再到大路上看小黑河边，大雾已经完全散去，只见岭壑通明，村寨历历。他再往后山看，只见一团雾已经变成几丝云，皎洁透明地直向石马山巅飘去。山黑凛凛地直插云空，天蓝得叫人心醉，却并不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是被山岭切割得七零八落，当然也就姿态万千，说像荷叶，荷叶可没有那么多棱角；说像桐叶，桐叶可没有那样碧蓝。班卡的天空，很像《水浒》上描写的梁山泊，中间有透明的一大块，四周还有七纵八横的沟沟汊汊。 廖文刚欣赏了一会儿班卡的自然风光，就去到教导处，也就是教师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大黑猫在长木椅上长伸着腿脚睡觉，有人进来，它也毫不理睬。这办公室除了背面是没有烧过的土坯墙外，另外三面都是木柱木壁木窗。这木窗很大，属古建筑的那种“十字窗”，每格不过一寸多，要糊上窗纸的。办公室里有8张桌子，8把木椅子，廖文刚算来，连他有9位老师，他估计，并没有预备他的位置。 廖文刚就在办公室翻报纸看，等到下了课，教师们才陆续进入办公室，相互打着招呼，廖文刚在主任处领了教学用品，主任还指给他一个靠窗口的位置，说：“你坐那里，明天第一节，我来听听你上课。”廖文刚说：“欢迎指导，那位置本有人？”，“原是张校长坐的。”施主任告诉他，谌源兼管总务，要保管发票，就在家里办公。廖文刚就坐到那个位置上，备起课来。廖文刚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备课，不过，他的语文和数学，读书时都一直是尖子。他看了看算术，这一节该讲除数是小数的除法了。他先看了例题，再把练习题都做了一遍，觉得没什么问题了。又看语文，实在浅显。他找了几个词语来解释，找了三个句子来解说。他觉得，应该领着学生读，然后要学生读熟，抄写。 上午十点正，下课，教师吃午饭。连工友小郭，正好8个人。廖文刚问：“谌老师和鲁老师呢？”主任说：“他们有小孩，就自己开伙了。”厨房里也有大锅大灶，但看得出小郭并没有使用。八个人都坐小矮凳，围着一口放在地下的铁锅，和一口小锣锅。主任说：“来来来，欢迎新老师，今天是木瓜炒鸡。”而饭锅放在两根一头连在一起的铁条上。铁条放在两块五六寸高的石墩上，下面还有木柴的余火。看来饭菜就是在这上面做出来的。各人拿一个碗，自己添饭，坐下，就在锅里拈菜吃。小锣锅里是胡豆瓣汤。 廖文刚吃起来，饭很香，鸡肉也不错。就问：“鸡肉中炒的什么？好吃。”大家说：“白花木瓜。”主任说：“老廖，要吃饱，只吃两顿，每顿每个人至少要吃半斤。”廖文刚问：“不要计划的吗？”聂世德说：“有计划，这里满山遍野的苞谷，怎么也吃不完。”赵文龙说：“听说四川过粮食关，云南都运了不少苞谷去支援。”廖文刚问：“你们这里没有缺过粮？”大家都说：“没有。”廖文刚说：“早晓得这里生活那么好，我五年前就该来了！”大家都笑起来了。赵文龙拈着鸡翘，得意地说：“还是我运气好！”正要送进嘴去，聂世德眼明手快，一筷子打落锅里，四五双筷子便一齐去抢，还是赵老师动作快，早已夹住送进了嘴里。大家都大笑不止。吃完饭，各自洗好碗筷，放好。 廖文刚走出厨房，看见满校园都炊烟缭绕。赵钰说：“同学们都自己煮饭吃。”“这么多人，为什么不集体开伙？”“国家不供应食油也不供应粮食，不好办呀。”廖文刚到各寝室走了走，看见同学们或是三个一锅，或是五人一堆，正在煮饭。同学们大都穿着一身的蓝布衣服，衣服裤子上，补了疤的不少，即使没有补疤的，也都是皱巴巴的。有的在桶里洗菜，有的向锅里放盐，有的在灶下添柴，他们的锅都是有提把的，有的在墙上钉一根树条，把锅吊起，离地四五寸高，在下面放柴烧火。也有的三个石头上面放一口锅。一般一个组合都有两口锅，一口锅煮饭，一口锅煮菜。 一个穿得破烂的男孩，头伏在地上用一个小竹筒吹火，满头满脸都是灰。廖文刚说：“小同学，来，我给你吹。”那孩子可能并没有听懂，说：“饭好了。”廖文刚问到了五年级的寝室，就在中楼和北楼相交的底楼。竹子拼成的门，进门就能看见，后墙是用土砖砌成的，砌得并不好，好些地方，竟然能看到墙外廖家寨行人的头脸。他们的床，是这样的：插在地上的四根树丫，丫口两两相对，各放一根较粗的竹子，那就是床边了。然后在上面横放几根竹匾，再在上面竖放捶破摊平的竹子，最后放上稻草、席子。孩子们都乐呵呵的，各人都兴致勃勃地干自己的事情。廖文刚非常感动。这就是中国边疆的儿童啊！我一定把你们教好。他心里这样默默地想。 下午五点放学时，全校师生集合。主任向大家介绍廖文刚：“廖老师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上语文、算术。这是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班卡完小的关怀。欢迎廖老师讲话！”学生队伍里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廖文刚用普通话讲道：“我从河北张家口出发，经过北京，走了万多里路，来到班卡完小。我虽然是大学生，还没有满21岁，不懂的东西多，我是来向同学们和老师们学习的，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把学校分给我的工作搞好。”从北京来了一位廖老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班卡公社。 晚饭后，廖文刚到谌老师处报销了单据，他还进了18元5角钱。他到校门口的代销店买了信封、信纸。店主姓余，五十上下，矮胖而风趣，人称老余头，经销香皂、肥皂、牙刷、牙膏、毛巾、火纸、煤油等小百货。老余头的对门，有一间破烂的小瓦房，土墙已经风化得支离破碎。廖文刚想，未必还住着人？ 晚上，张必双回家去了，他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和井研的同学们写信，怎么写，可难坏了廖文刚。他的父母亲，他中学时的老师、同学，都把他考上解放军外语学院当成了他们的骄傲，都以为他毕业后，应该是当军官，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到挨近国境线的崇山峻岭中当了小学教师。小学教师，虽然廖文刚并没有感到这个职业对自己来说，有什么不恰当，可是，这却是他的父母、同学、老师从来都没有和廖文刚的名字联系过的职业，他怎么给他们解释？他铺开信纸，拿起笔，久久不能下笔。他思考再三，觉得怎么说都说不清，于是决定不给他们讲，只告诉他们云南风光和通讯地址，至于为什么写“云南省永德县班卡完小”的问题，他给他们编造的理由是“为了保密”。他按照这个思路，给父母亲、李秀芝、程茜平、廖清风、殷科、殷正清、钟同等同学各写了一封短信。 第84章 逛班卡街子 建新篮球场 第二天，廖文刚上算术课，施主任在后面听。廖文刚虽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同学们在下面却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廖文刚不时扫视一下学生，发现同学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做作业时，只有学习委员崔玉华一个人能做起。主任听后哭笑不得，只是说：“你的时间还掌握得好。”廖文刚下来访问学生，原来，大家都听不懂他讲的话。廖文刚想：有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川话，就只能由我来适应，学习班卡话了。午饭后，他找来了班长黄国美和学习委员崔玉华，请他们用班卡话读报纸和语文课文、算术教材给他听，他仔细地做笔记，弄清每个字语音的差异，并标记在书上、报上，下来后，研究其中的读音规律。从此，天天如此，每天一个小时，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完全能用班卡话和师生们交流了。 星期天的中午，廖文刚去邮电所交信，在大寨小学门口，遇见赵文龙，原来他住在完小，却在这里上课。星期天，他还要来这里看看校舍。赵老师说：“我陪你先到班卡街逛一圈。”廖文刚说：“最好。刚来的那晚上，天黑，简直累瘫了，没有把班卡街弄醒豁。” 他们一分多钟就到了班卡街。现在，才看清楚了，班卡街，其实就是一个不方不圆的土坝子，长宽都有100来米，里面还有一个篮球场；固定球桩的几个巨大的石头，已经挤到了路边。坝子西边坐落着供销社的门市，几十米长的一排，高大的木门铺板，显出有五道门，五个铺面。里面齐腰高的柜台上摆着布匹、食品、油盐之类。柜台后面还有高高的货架，放着胶鞋、面盆、水瓶、香皂、肥皂之类。 有四个服务员，一男三女，在柜台和货架之间站着。一切都是定价，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过程。他们背后就是职工宿舍，仓库。施主任、赵钰的夫人都是班卡供销社的职工，所以，他们两位也住在那里。赵文龙说：“街子天，坝子里摆满了水果、鸡蛋，兽皮、各种土特产，很热闹的。”廖文刚说：“假期里，我再来欣赏。” 坝子南端，有一个小饭店，比坝子矮下去几尺，虽是土瓦房，但显得又宽又矮，房子不是一排，而是一堆，有点像几只母鸡张开翅膀，互相遮掩着。店主唐红光，长得个子不高，微胖，红光满面的。赵文龙说：“来了四川老乡也不招呼坐？”“昨晚，我就听出来是四川人，看你们像钦差一样的拥着，也不好打招呼。在下姓唐，小兄弟贵姓？”廖文刚说：“免贵，姓廖，井研人。”唐红光说：“我是岳池人，当兵流落至此，就安了家，以后欢迎来小店吃饭喝茶。”廖文刚说：“他乡遇同乡，格外亲切，也欢迎唐师傅到学校来玩。” 赵文龙说：“老廖，路还不熟，我陪你走走。”廖文刚说：“那就先感谢了。”廖文刚和赵文龙走出坝子，一队马帮驮着东西，叮当叮当地进了坝子，马都喘着粗气，身上汗淋淋的。赵文龙边和马帮师傅打着招呼边沿着从班卡街向老街的大路走了百来步，有石板路插入大寨小学，顺着学校外一条窄窄的石板路，斜斜的往上走百来米就是班卡粮站、邮电所等单位了。 邮电所位于紧挨班卡公社的一个小小的阁楼上。廖文刚从长长的木楼梯上去，见是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小间，屋里很暗，陈旧不堪的柜台上放着一部同样陈旧不堪的老式电话机，这地方最多能容纳七八个人站。柜台旁站着一位老人，五十以上年纪，满脸皱纹，给人“满面尘灰烟火色”的感觉。但身板粗阔，颇为壮健。他见廖文刚上楼来，就问：“是新来的廖老师？”廖文刚说：“是，来交几封信。”赵文龙说：“老吴一个人，邮电所所长，邮递员、炊事员、清洁工、电话员都干了。班卡所有人的信函、报刊，都靠老吴一个人驮。” 廖文刚说：“辛苦了。”老吴只是淡淡地笑笑。这个阁楼还有门通到里面，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妇，差不多又露出身影。交了信，二人下楼来。廖文刚说：“赵老师，还回大寨小学去吗？”赵文龙说：“学生都走了，一所空房子，老婆又不在，还回去干啥？”廖文刚问：“你爱人在哪里？”“在德党老家，高挑个儿，德党的美人哩！”赵文龙说得眉开眼笑。“那星期天，怎么不回去？”赵文龙说：“走松林，120里；走永康，六十里，没有车，还有31公里等着你，回去能看不能干，还是不见的好。”廖文刚当时还听不懂这些话，说：“看看也好嘛。”赵文龙说：“你还不懂，五里不同铺，要老命的。”说得廖文刚云里雾里的。 赵文龙领着廖文刚穿过公社，从后门进，前门出。廖文刚看班卡公社院子，前后两道高大的木门里，是两层楼的封闭的四合院。大柱木楼，都是红木树的，相当结实。楼层修得很高，二楼有宽阔的过道和四面相通。过道都有半人多高的栏杆，门窗栏杆都高大轩峻，并且精雕细刻着龙凤花饰。这院子里高大的门上挂着班卡公社信用社、卫生所、税务所等许多牌子。 赵文龙说：“这原是一个大地主的院子，刚刚修好，解放军来了，这个地主，就跑外国去了。”廖文刚问：“这班卡公社究竟有多大？”赵老师说：“方圆五六十平方公里。班卡街子这里有两个寨子，中心的叫大寨，有五个生产队；这公社左前方叫小寨，有两个生产队。我们学校那里叫老街，背后是廖家寨，有两个生产队；学校对门叫风吹山，一个生产队。离学校大约二十来里，地名海别，有两个生产队。大寨往北下坡，半坡上有一个生产队，叫厂街；吴书记就在那里住。你从芒东河上来，班卡大坡上有一条路，下去十来里，有一个傣族寨子，叫登腮，那里有一所村小。从我们学校往后门出去，分别有放马场、十二炉火、放牛场，冷水箐四个寨子，都有生产队。周社长就是放马场的人。十二炉火，再往下，是尖山。也就是说芒东河的东山坡，全是班卡公社的。”廖文刚说：“赵老师，这么熟哇！”赵老师说：“哪个寨子，我没有走几十遍？” 走出公社大门，才见门口挂着“中国共产党班卡公社委员会”、“云南省永德县班卡人民公社”的白底黑字大吊牌。大门外是一个不规则的小土坝，土坝外是一个峡谷，坝子里面长着十几株高大的杂树，站在公社院子里，就只能看见粗大笔直的树干，从这个陡坡下去，就合着班卡到老街的大路了。从这里向老街方向走，一直是下坡，到班卡完小不到两里路。 这个坡下到底，是一座小桥，桥下是深壑，这时是林木丛生，看不见沟底。赵文龙说：“涨水天，站在这桥上，真是狂涛拍岸，惊风扑脸，很有些吓人的声威。”桥旁边有一根很高的大青树，枝丫粗壮却不多。赵文龙问：“你胆子大不大？”廖文刚说：“不怎么小。” 赵老师说：“看见这棵树，我就想起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个陶某本来很胆小，常说胆子大，走路腰上都要别一把匕首。他的好朋友李某，知道他一个人走路心头都虚得很。一天晚上，有些月亮，李某就躲在这根大青树上，等陶某到了桥上就学豹子叫。陶某听到吼声，站在桥上不敢动步，嘴里直念：‘豹子豹子别咬我，豹子豹子别咬我。’李某装出模胡的豹子声说：‘我不会咬你的。’陶某说：“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了，我以后打两个兔子来送给你吃。’就一溜烟地跑了。 事后，他逢人就摆那晚上遇见豹子精了。不然怎么会说人话？还真的打了两个兔子放到桥下，当然都被李某捡回去吃了。李某见了陶某说：‘你打的兔子味道还可以。’‘你怎么知道？’‘我是豹子精呀！’陶某这才恍然大悟，气得举起刀就要割李某的耳朵，李某赶忙讨饶。廖文刚问：“要是真遇见了豹子，怎么办？”赵文龙说：“最好各走各的路，你不惹它，它也不会惹你。”“要是它要咬你怎么办？”“什么动物都怕火，身上带一个打火机，随便抓一把树叶，一烧，什么野兽，都会逃跑。”从此以后，廖文刚身上总要带一盒火柴或者一只打火机和一张废报纸。 拐一个直角弯，下面有一口水井，方方正正的，终年水满而清澈，老街的人，都到这里挑水吃。水井上方的路，看得出来，是将左边一个斜坡硬砍开形成的，左边的断崖和大路垂直，只有三四米高，长满葱茏的草木，上面有一家人，是廖文刚班上学生廖勤贵的家，在大路上完全看不见，只能看见旁边一条弯曲的小路。这里到老街，只有一百多米。老街现在已经不是街了，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农村户口，但住户都分住大路两边，中间留出的部分，本来就是不窄的街道。据说以前曾经很繁荣，回汉冲突的年代，人都跑光了。现在只有老余开着一个小百货店，还有点街的影子。 回到学校，廖文刚到办公室，制定工作计划。他计划着如何熟悉学生，在学生中建立自理机制。廖文刚所教的五年级这个班共有42人，其中男生31人，女生11人，住校生38人，通学生4人。他拿着花名册，早把名字都背熟了，他每天记8个学生的姓名、特征，现在已经记住了一大半，他决定一个星期把全班人记清楚。他按照军队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大民主的精神，在班上制定了班规，并已逐条讲解。他计划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对班干部进行培训。并把每个干部的工作细化，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他计划在班上大唱革命歌曲，给学生讲故事，初步拟定，讲《林海雪原》和《红旗飘飘》上的战斗故事及《说岳全传》，以后再讲《说唐》、《水浒传》。为了对学生心中有数，他打算给每个学生搞一个人头档案，记录他们作业上、课堂提问中出现的问题。此外，他计划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着作，并循序渐进地学习古典文学、鲁迅作品。他把每晚的九点以前安排为工作时间，九点至十一点，安排为学习时间。张必双老师，大都是十一点睡觉，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不影响他，起居就和他同步。 在完全掌握班卡的语言之前，他上课都是先请同学读课文，连算术课也这样进行。团队活动，他主要教大家唱歌。他声音高亢优美，节拍准确，立即引起了全校的注意。施主任找到他说：“每个星期三晚上，请你教全校住校生唱革命歌曲。”廖文刚说：“行。”从此，每周星期三晚上，校园里一定歌声嘹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廖文刚已经把五年级这个班搞得井井有条了。 廖文刚陆续收到了亲人和同学们的回信，程茜平还寄来一张二寸照片，美得真像出水芙蓉，老师们见了，都羡慕廖文刚有一个绝色佳人。程茜平还在照片后面题了这么一行字：“文刚，我愿把班卡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廖文刚看后，不是高兴，而是大吃一惊。 到了星期六晚上，张老师回家去了，廖文刚才独坐煤油灯前，提笔给程茜平回信，他提起笔，呆了很久，却难以下笔。他想，如果让程茜平来，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要被彻底揭穿，这还是小事；更使人为难的是，自己虽然不怕吃苦，苦也有苦趣，但是，边疆毕竟极为艰苦，单说走路就不简单，有什么必要让程茜平来受这份罪呢？再说，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小学教师，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于社会底层，程茜平凭他的人才，随便也能找到一个比小学教师强得多的人作终身伴侣，更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民办中学的教师了。长痛不如短痛，廖文刚是有当机立断魄力的，自己还未满21岁，还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他权衡再三，下定了决心，向程茜平挑明，他们两人不可能发展为恋爱关系。廖文刚又撒了一回谎，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茜平同学： 收到你的回信，我非常感动。既为你累遭不幸而痛苦，又为你的坚忍顽强而高兴。我们的关系，我已经再三请示领导，领导都以保密工作为由，不予批准，并劝我给你作好工作，不能发展为恋爱关系。我考虑再三，你是一位真诚美丽有能力的姑娘，完全可以找个比我强的人作终身伴侣。人世间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事，比比皆是。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当然不能把恋爱看得高于一切。我想，我们现在明确我们只能保持同学关系，各人按个人的环境去发展，也许对大家都更为有利。茜平，我想，你是会理解我的心境的？ 祝 早日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 你的同学文刚于1966年4月1日夜 廖文刚写好信，又呆坐了很久，程茜平的音容笑貌不断在脑际浮现，他把信封好后，一滴豆大的泪珠滴到了信封上。他立即擦干眼泪，擦干信封上的泪水。直到五天过后，他才把信交出去了。 班卡完小每天晚饭后，校园里，差不多又会有一场篮球赛。这天晚饭后，球场上龙腾虎跃，围观的学生和社员欢声雷动：教师球队正和学生球队激战。教师球队个子高大的张必双当球队长 ，率领着赵钰、赵文龙、聂世德、廖文刚。学生球队的学生年龄都在二十上下，个子高矮和老师差不多，只是身材单调些。教师沉着应战，靠传球迅速取胜；学生队求胜心切，靠横冲直撞进球。这时赵文龙老师还在半场就把球投向篮圈，重重砸在篮板上，赵文龙又纵身抢着篮板球，学生张成贵猛扑上去，赵文龙双手往右边一缩，把球传给了聂世德。已经在对方十二码内的赵钰高喊：“老聂！”聂老师一个长传，赵钰接过，双手一举，“唰”一声，球进了！全场一阵欢叫。学生队可不服输，个个都小老虎似的扑、抢、抓，速度快得像旋风，眨眼间兵临城下，张成贵，个子高而瘦，投球频频得手，场上三次出现了平局。等到终场哨子将响之前，赵钰在半场投篮命中，教师队才算赢了一个球。学生中还有好些“名将”未能上场，十分不服。一个矮胖子说：“要是我上去，绝对把老师队吃了！” 星期一开周前会时，施主任说：“大家都喜欢打球，师生近三百人，一个球场是不够的，我征求了几个班主任的意见，打算再在后门外修一个篮球场。大家意见如何？”赵钰说：“三好的第一好就是身体好，这是好事。”教师们都发言热烈支持。施主任说：“那就这样决定了。从这一周开始，所有班级的劳动课，体育课、班会课，都去平操场。通学生带工具。” 开完会，施永福就带领大家从后门出去，爬坡上去三四十米，在石马山脚下，有一个小平坡，上面只有些野草和稀疏的灌木。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修球场。”大家四周看了看，都无异议，于是由赵钰负责规划、由谌源负责画线，圈出了一个长80米，宽45米的疆界。从第二天起，这里就成了热火朝天的操场建设工地。每天都有几个班轮流施工。师生的劳动工具中，除了锄头、畚箕外，还有一种“木板犁”，就是用一块两三尺长、两尺来高的木板，中间钉上结实的木条，木板下面的两端打上洞，拴上两股绳子，一人把稳木条使木板插进挖松的土里，两个人在前边拉。在斜坡上挖土，这个办法比挑土快得多。 这天，廖文刚带着五年级的同学，到了工地。廖文刚放开嗓门说：“同学们，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世界’，这里原本没有球场，我们就要用劳动创造一个球场。劳动还可以锻炼体力，锻炼意志。我们四个组，比赛，看哪个组，挖得又快又好！” 他的声音，大得在山谷间回荡。一组的杨凤美说：“廖老师到我们组，我们组有五个女生。”三组的罗锡昌说：“廖老师到我们组，我们组的同学都小。”廖文刚说：“好，我在一组干半小时，在三组干半小时。马上开工！” 班卡完小给每位教师都配有一套劳动工具。廖文刚带出去了一把锄头，一副畚箕。他见挖的忙不过来，就参加挖；见挑的忙不过来，就参加挑。这时的廖文刚刚满了21岁，留着娃娃头，满脸是活泼的稚气，他把军用腰带作皮带，把军人的黄衬衫扎进裤腰里。脚下是黄色的军用胶鞋。廖文刚根本就没有便服，所以，一直穿着军装。他，一会儿挑土，跑得只见脚上军鞋翻；一会儿挖土，挖得只见锄头银光闪。同学们在他的带领下，干得个个脸上红霞飞。 放了学，施永福主任带着所有的老师加班来了。廖文刚喊同学们：“再挑十挑泥，才放学！”施主任、张必双拖着“木板犁”直跑。赵钰、杨富兴挑着泥，步伐快如飞。聂世德抡起锄头，银光闪耀，谌源掌着木板犁，插得又深又稳。班卡完小唯一的女教师鲁李美，中等个儿，容貌端庄，姿态优美，终日满脸笑容，肩扛锄头，带着她的儿子亚平，女儿亚玲，也上阵来了。这两个小孩，大的六岁，小的四岁，长得小巧玲珑，一个扛小锄，一个提小篼，也来挖土运土。炊事员小郭也带着锄头来参战。廖文刚把学生放了之后，和老师们一直干到暮色如烟，才和大家收工回校吃晚饭。 第84章 逛班卡街子 建新篮球场 第二天，廖文刚上算术课，施主任在后面听。廖文刚虽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同学们在下面却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廖文刚不时扫视一下学生，发现同学们都没有什么反应。做作业时，只有学习委员崔玉华一个人能做起。主任听后哭笑不得，只是说：“你的时间还掌握得好。”廖文刚下来访问学生，原来，大家都听不懂他讲的话。廖文刚想：有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学生听不懂普通话、四川话，就只能由我来适应，学习班卡话了。午饭后，他找来了班长黄国美和学习委员崔玉华，请他们用班卡话读报纸和语文课文、算术教材给他听，他仔细地做笔记，弄清每个字语音的差异，并标记在书上、报上，下来后，研究其中的读音规律。从此，天天如此，每天一个小时，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完全能用班卡话和师生们交流了。 星期天的中午，廖文刚去邮电所交信，在大寨小学门口，遇见赵文龙，原来他住在完小，却在这里上课。星期天，他还要来这里看看校舍。赵老师说：“我陪你先到班卡街逛一圈。”廖文刚说：“最好。刚来的那晚上，天黑，简直累瘫了，没有把班卡街弄醒豁。” 他们一分多钟就到了班卡街。现在，才看清楚了，班卡街，其实就是一个不方不圆的土坝子，长宽都有100来米，里面还有一个篮球场；固定球桩的几个巨大的石头，已经挤到了路边。坝子西边坐落着供销社的门市，几十米长的一排，高大的木门铺板，显出有五道门，五个铺面。里面齐腰高的柜台上摆着布匹、食品、油盐之类。柜台后面还有高高的货架，放着胶鞋、面盆、水瓶、香皂、肥皂之类。 有四个服务员，一男三女，在柜台和货架之间站着。一切都是定价，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过程。他们背后就是职工宿舍，仓库。施主任、赵钰的夫人都是班卡供销社的职工，所以，他们两位也住在那里。赵文龙说：“街子天，坝子里摆满了水果、鸡蛋，兽皮、各种土特产，很热闹的。”廖文刚说：“假期里，我再来欣赏。” 坝子南端，有一个小饭店，比坝子矮下去几尺，虽是土瓦房，但显得又宽又矮，房子不是一排，而是一堆，有点像几只母鸡张开翅膀，互相遮掩着。店主唐红光，长得个子不高，微胖，红光满面的。赵文龙说：“来了四川老乡也不招呼坐？”“昨晚，我就听出来是四川人，看你们像钦差一样的拥着，也不好打招呼。在下姓唐，小兄弟贵姓？”廖文刚说：“免贵，姓廖，井研人。”唐红光说：“我是岳池人，当兵流落至此，就安了家，以后欢迎来小店吃饭喝茶。”廖文刚说：“他乡遇同乡，格外亲切，也欢迎唐师傅到学校来玩。” 赵文龙说：“老廖，路还不熟，我陪你走走。”廖文刚说：“那就先感谢了。”廖文刚和赵文龙走出坝子，一队马帮驮着东西，叮当叮当地进了坝子，马都喘着粗气，身上汗淋淋的。赵文龙边和马帮师傅打着招呼边沿着从班卡街向老街的大路走了百来步，有石板路插入大寨小学，顺着学校外一条窄窄的石板路，斜斜的往上走百来米就是班卡粮站、邮电所等单位了。 邮电所位于紧挨班卡公社的一个小小的阁楼上。廖文刚从长长的木楼梯上去，见是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小间，屋里很暗，陈旧不堪的柜台上放着一部同样陈旧不堪的老式电话机，这地方最多能容纳七八个人站。柜台旁站着一位老人，五十以上年纪，满脸皱纹，给人“满面尘灰烟火色”的感觉。但身板粗阔，颇为壮健。他见廖文刚上楼来，就问：“是新来的廖老师？”廖文刚说：“是，来交几封信。”赵文龙说：“老吴一个人，邮电所所长，邮递员、炊事员、清洁工、电话员都干了。班卡所有人的信函、报刊，都靠老吴一个人驮。” 廖文刚说：“辛苦了。”老吴只是淡淡地笑笑。这个阁楼还有门通到里面，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妇，差不多又露出身影。交了信，二人下楼来。廖文刚说：“赵老师，还回大寨小学去吗？”赵文龙说：“学生都走了，一所空房子，老婆又不在，还回去干啥？”廖文刚问：“你爱人在哪里？”“在德党老家，高挑个儿，德党的美人哩！”赵文龙说得眉开眼笑。“那星期天，怎么不回去？”赵文龙说：“走松林，120里；走永康，六十里，没有车，还有31公里等着你，回去能看不能干，还是不见的好。”廖文刚当时还听不懂这些话，说：“看看也好嘛。”赵文龙说：“你还不懂，五里不同铺，要老命的。”说得廖文刚云里雾里的。 赵文龙领着廖文刚穿过公社，从后门进，前门出。廖文刚看班卡公社院子，前后两道高大的木门里，是两层楼的封闭的四合院。大柱木楼，都是红木树的，相当结实。楼层修得很高，二楼有宽阔的过道和四面相通。过道都有半人多高的栏杆，门窗栏杆都高大轩峻，并且精雕细刻着龙凤花饰。这院子里高大的门上挂着班卡公社信用社、卫生所、税务所等许多牌子。 赵文龙说：“这原是一个大地主的院子，刚刚修好，解放军来了，这个地主，就跑外国去了。”廖文刚问：“这班卡公社究竟有多大？”赵老师说：“方圆五六十平方公里。班卡街子这里有两个寨子，中心的叫大寨，有五个生产队；这公社左前方叫小寨，有两个生产队。我们学校那里叫老街，背后是廖家寨，有两个生产队；学校对门叫风吹山，一个生产队。离学校大约二十来里，地名海别，有两个生产队。大寨往北下坡，半坡上有一个生产队，叫厂街；吴书记就在那里住。你从芒东河上来，班卡大坡上有一条路，下去十来里，有一个傣族寨子，叫登腮，那里有一所村小。从我们学校往后门出去，分别有放马场、十二炉火、放牛场，冷水箐四个寨子，都有生产队。周社长就是放马场的人。十二炉火，再往下，是尖山。也就是说芒东河的东山坡，全是班卡公社的。”廖文刚说：“赵老师，这么熟哇！”赵老师说：“哪个寨子，我没有走几十遍？” 走出公社大门，才见门口挂着“中国共产党班卡公社委员会”、“云南省永德县班卡人民公社”的白底黑字大吊牌。大门外是一个不规则的小土坝，土坝外是一个峡谷，坝子里面长着十几株高大的杂树，站在公社院子里，就只能看见粗大笔直的树干，从这个陡坡下去，就合着班卡到老街的大路了。从这里向老街方向走，一直是下坡，到班卡完小不到两里路。 这个坡下到底，是一座小桥，桥下是深壑，这时是林木丛生，看不见沟底。赵文龙说：“涨水天，站在这桥上，真是狂涛拍岸，惊风扑脸，很有些吓人的声威。”桥旁边有一根很高的大青树，枝丫粗壮却不多。赵文龙问：“你胆子大不大？”廖文刚说：“不怎么小。” 赵老师说：“看见这棵树，我就想起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个陶某本来很胆小，常说胆子大，走路腰上都要别一把匕首。他的好朋友李某，知道他一个人走路心头都虚得很。一天晚上，有些月亮，李某就躲在这根大青树上，等陶某到了桥上就学豹子叫。陶某听到吼声，站在桥上不敢动步，嘴里直念：‘豹子豹子别咬我，豹子豹子别咬我。’李某装出模胡的豹子声说：‘我不会咬你的。’陶某说：“谢天谢地了，谢天谢地了，我以后打两个兔子来送给你吃。’就一溜烟地跑了。 事后，他逢人就摆那晚上遇见豹子精了。不然怎么会说人话？还真的打了两个兔子放到桥下，当然都被李某捡回去吃了。李某见了陶某说：‘你打的兔子味道还可以。’‘你怎么知道？’‘我是豹子精呀！’陶某这才恍然大悟，气得举起刀就要割李某的耳朵，李某赶忙讨饶。廖文刚问：“要是真遇见了豹子，怎么办？”赵文龙说：“最好各走各的路，你不惹它，它也不会惹你。”“要是它要咬你怎么办？”“什么动物都怕火，身上带一个打火机，随便抓一把树叶，一烧，什么野兽，都会逃跑。”从此以后，廖文刚身上总要带一盒火柴或者一只打火机和一张废报纸。 拐一个直角弯，下面有一口水井，方方正正的，终年水满而清澈，老街的人，都到这里挑水吃。水井上方的路，看得出来，是将左边一个斜坡硬砍开形成的，左边的断崖和大路垂直，只有三四米高，长满葱茏的草木，上面有一家人，是廖文刚班上学生廖勤贵的家，在大路上完全看不见，只能看见旁边一条弯曲的小路。这里到老街，只有一百多米。老街现在已经不是街了，只有十几户人家，都是农村户口，但住户都分住大路两边，中间留出的部分，本来就是不窄的街道。据说以前曾经很繁荣，回汉冲突的年代，人都跑光了。现在只有老余开着一个小百货店，还有点街的影子。 回到学校，廖文刚到办公室，制定工作计划。他计划着如何熟悉学生，在学生中建立自理机制。廖文刚所教的五年级这个班共有42人，其中男生31人，女生11人，住校生38人，通学生4人。他拿着花名册，早把名字都背熟了，他每天记8个学生的姓名、特征，现在已经记住了一大半，他决定一个星期把全班人记清楚。他按照军队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大民主的精神，在班上制定了班规，并已逐条讲解。他计划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对班干部进行培训。并把每个干部的工作细化，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他计划在班上大唱革命歌曲，给学生讲故事，初步拟定，讲《林海雪原》和《红旗飘飘》上的战斗故事及《说岳全传》，以后再讲《说唐》、《水浒传》。为了对学生心中有数，他打算给每个学生搞一个人头档案，记录他们作业上、课堂提问中出现的问题。此外，他计划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着作，并循序渐进地学习古典文学、鲁迅作品。他把每晚的九点以前安排为工作时间，九点至十一点，安排为学习时间。张必双老师，大都是十一点睡觉，两个人睡一张床，为了不影响他，起居就和他同步。 在完全掌握班卡的语言之前，他上课都是先请同学读课文，连算术课也这样进行。团队活动，他主要教大家唱歌。他声音高亢优美，节拍准确，立即引起了全校的注意。施主任找到他说：“每个星期三晚上，请你教全校住校生唱革命歌曲。”廖文刚说：“行。”从此，每周星期三晚上，校园里一定歌声嘹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廖文刚已经把五年级这个班搞得井井有条了。 廖文刚陆续收到了亲人和同学们的回信，程茜平还寄来一张二寸照片，美得真像出水芙蓉，老师们见了，都羡慕廖文刚有一个绝色佳人。程茜平还在照片后面题了这么一行字：“文刚，我愿把班卡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廖文刚看后，不是高兴，而是大吃一惊。 到了星期六晚上，张老师回家去了，廖文刚才独坐煤油灯前，提笔给程茜平回信，他提起笔，呆了很久，却难以下笔。他想，如果让程茜平来，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要被彻底揭穿，这还是小事；更使人为难的是，自己虽然不怕吃苦，苦也有苦趣，但是，边疆毕竟极为艰苦，单说走路就不简单，有什么必要让程茜平来受这份罪呢？再说，自己现在就是一个小学教师，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于社会底层，程茜平凭他的人才，随便也能找到一个比小学教师强得多的人作终身伴侣，更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民办中学的教师了。长痛不如短痛，廖文刚是有当机立断魄力的，自己还未满21岁，还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他权衡再三，下定了决心，向程茜平挑明，他们两人不可能发展为恋爱关系。廖文刚又撒了一回谎，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茜平同学： 收到你的回信，我非常感动。既为你累遭不幸而痛苦，又为你的坚忍顽强而高兴。我们的关系，我已经再三请示领导，领导都以保密工作为由，不予批准，并劝我给你作好工作，不能发展为恋爱关系。我考虑再三，你是一位真诚美丽有能力的姑娘，完全可以找个比我强的人作终身伴侣。人世间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事，比比皆是。我们新时代的青年，当然不能把恋爱看得高于一切。我想，我们现在明确我们只能保持同学关系，各人按个人的环境去发展，也许对大家都更为有利。茜平，我想，你是会理解我的心境的？ 祝 早日找到自己的终身伴侣！ 你的同学文刚于1966年4月1日夜 廖文刚写好信，又呆坐了很久，程茜平的音容笑貌不断在脑际浮现，他把信封好后，一滴豆大的泪珠滴到了信封上。他立即擦干眼泪，擦干信封上的泪水。直到五天过后，他才把信交出去了。 班卡完小每天晚饭后，校园里，差不多又会有一场篮球赛。这天晚饭后，球场上龙腾虎跃，围观的学生和社员欢声雷动：教师球队正和学生球队激战。教师球队个子高大的张必双当球队长 ，率领着赵钰、赵文龙、聂世德、廖文刚。学生球队的学生年龄都在二十上下，个子高矮和老师差不多，只是身材单调些。教师沉着应战，靠传球迅速取胜；学生队求胜心切，靠横冲直撞进球。这时赵文龙老师还在半场就把球投向篮圈，重重砸在篮板上，赵文龙又纵身抢着篮板球，学生张成贵猛扑上去，赵文龙双手往右边一缩，把球传给了聂世德。已经在对方十二码内的赵钰高喊：“老聂！”聂老师一个长传，赵钰接过，双手一举，“唰”一声，球进了！全场一阵欢叫。学生队可不服输，个个都小老虎似的扑、抢、抓，速度快得像旋风，眨眼间兵临城下，张成贵，个子高而瘦，投球频频得手，场上三次出现了平局。等到终场哨子将响之前，赵钰在半场投篮命中，教师队才算赢了一个球。学生中还有好些“名将”未能上场，十分不服。一个矮胖子说：“要是我上去，绝对把老师队吃了！” 星期一开周前会时，施主任说：“大家都喜欢打球，师生近三百人，一个球场是不够的，我征求了几个班主任的意见，打算再在后门外修一个篮球场。大家意见如何？”赵钰说：“三好的第一好就是身体好，这是好事。”教师们都发言热烈支持。施主任说：“那就这样决定了。从这一周开始，所有班级的劳动课，体育课、班会课，都去平操场。通学生带工具。” 开完会，施永福就带领大家从后门出去，爬坡上去三四十米，在石马山脚下，有一个小平坡，上面只有些野草和稀疏的灌木。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修球场。”大家四周看了看，都无异议，于是由赵钰负责规划、由谌源负责画线，圈出了一个长80米，宽45米的疆界。从第二天起，这里就成了热火朝天的操场建设工地。每天都有几个班轮流施工。师生的劳动工具中，除了锄头、畚箕外，还有一种“木板犁”，就是用一块两三尺长、两尺来高的木板，中间钉上结实的木条，木板下面的两端打上洞，拴上两股绳子，一人把稳木条使木板插进挖松的土里，两个人在前边拉。在斜坡上挖土，这个办法比挑土快得多。 这天，廖文刚带着五年级的同学，到了工地。廖文刚放开嗓门说：“同学们，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世界’，这里原本没有球场，我们就要用劳动创造一个球场。劳动还可以锻炼体力，锻炼意志。我们四个组，比赛，看哪个组，挖得又快又好！” 他的声音，大得在山谷间回荡。一组的杨凤美说：“廖老师到我们组，我们组有五个女生。”三组的罗锡昌说：“廖老师到我们组，我们组的同学都小。”廖文刚说：“好，我在一组干半小时，在三组干半小时。马上开工！” 班卡完小给每位教师都配有一套劳动工具。廖文刚带出去了一把锄头，一副畚箕。他见挖的忙不过来，就参加挖；见挑的忙不过来，就参加挑。这时的廖文刚刚满了21岁，留着娃娃头，满脸是活泼的稚气，他把军用腰带作皮带，把军人的黄衬衫扎进裤腰里。脚下是黄色的军用胶鞋。廖文刚根本就没有便服，所以，一直穿着军装。他，一会儿挑土，跑得只见脚上军鞋翻；一会儿挖土，挖得只见锄头银光闪。同学们在他的带领下，干得个个脸上红霞飞。 放了学，施永福主任带着所有的老师加班来了。廖文刚喊同学们：“再挑十挑泥，才放学！”施主任、张必双拖着“木板犁”直跑。赵钰、杨富兴挑着泥，步伐快如飞。聂世德抡起锄头，银光闪耀，谌源掌着木板犁，插得又深又稳。班卡完小唯一的女教师鲁李美，中等个儿，容貌端庄，姿态优美，终日满脸笑容，肩扛锄头，带着她的儿子亚平，女儿亚玲，也上阵来了。这两个小孩，大的六岁，小的四岁，长得小巧玲珑，一个扛小锄，一个提小篼，也来挖土运土。炊事员小郭也带着锄头来参战。廖文刚把学生放了之后，和老师们一直干到暮色如烟，才和大家收工回校吃晚饭。 第85章 砍柴历陡峭 捉猪遇横人 每个月有一个星期五下午，住校生和教师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上山砍柴。云南边疆虽说到处是森林树木，但是城镇村寨的周围，大都变成了耕地，只有不能作柴烧的庞大的大青树、核桃树和各种果树，而且，这些地方完全没有“卖柴”这样的概念，所以，社员师生，都要走出几里路外，去砍烧柴。 这天，吃过午饭，师生们就出发了。每个人，腰上都有一个用坚硬的木料镂空的“刀挎拉”，这东西，不到四寸宽，只有寸把长，镂空的部分，比刀稍宽稍厚，砍刀插在里面，凭刀把的厚度，悬吊在腰上。两端有把，可以套上绳子，拴在腰间。此外，还有两根长长的牛皮条，一端有扣，便于把柴扣紧，也拴在腰上。挑的，有一根扁担，或是竹的，或是木的。年龄小的，个子矮的，一般选择了背或扛。廖文刚知道，路甚陡峭，挑，左摇右摆，晃来荡去，没有把握，他也选择了“扛”。 他们顺着正在平整的操场，向石马山方向攀去。路，都在树丛、草丛中，不迈动步子，根本就看不见。往平处看，都是郁郁葱葱的小麻栗树、小松树；抬头看，则是一望无际的峰峦，直伸到白云深处。又走了两里多路，山坡陡得能碰着人的鼻子，坡上并没有路，有的地方，连脚也放不稳。廖文刚问身旁的崔玉华：“这么陡的路，等会儿扛着柴，怎么走呢？”崔玉华说：“把柴背起，一只手抓住树枝、藤子、石头，总会有办法的。太陡的地方，还可以用长绳子拴住柴，往下放。手还是要抓稳树子。滚下去，就只有到小黑河里捡了。” 队伍进入了森林，满眼是林海树涛。施主任说：“除了松树，都可以砍。”同学们都找枯枝砍，找不到枯枝的就砍大树的枝丫或者砍长得不高大的杂树。廖文刚找到了一根枯树，有大碗粗。他问小郭：“砍回去能烧吗？”小郭说：“可以，几斧头劈开，就是柴了。”廖文刚就挥动大砍刀，“砰砰砰砰”地砍起来，好些同学已经捆好柴往回走了，廖文刚才砍了一半，这时张德贵同学跑过来说：“廖老师，看我的。”这孩子只有十二岁，样子很奶气，衣服很破烂。廖文刚说：“你比我行？”张德贵说：“试试瞧。”廖文刚不好打击小同学的积极性，把砍刀递给了他。只见他登起八字脚，双手抡砍刀，不从廖文刚砍的地方下刀，而是从没有砍的地方下刀，只听他“砰砰砰”砍了十来下，就高喊：“让开！”然后站起来，伸脚一踹，那树就“轰”的一声倒了。廖文刚大惊，高喊：“张德贵，不简单呀！”张德贵一边剔枝丫一边说：“我七岁就上山砍柴。老脚手了，山都被我砍光了一座。” 等张德贵剔光枝丫后，廖文刚把那段枯树，放在肩上试了试，好家伙，不下60斤。谌源看见了，说：“重了些？”廖文刚说：“还行。”廖文刚和老师们还在森林里到处看了看，喊了喊，见没有学生了，才扛着收获，往回走。 砍柴大军浩浩荡荡地走在回校的路上。有挑的，有扛的，有背的，但绝对没有抬的。这样的小路，这样的陡坡，只适宜单兵作战。对于班卡完小的师生来说，砍柴运柴，不过是小玩意儿，他们竟然还一路上唱唱喊喊，把羊肠小道陡峭的坡变成了欢乐的河流。唯独廖文刚还是生平第一次负重走这样的山路，他不仅不敢分心唱歌，也不敢分心说话，甚至也没有去管肩头的沉重，只是两只眼睛，紧盯着脚下的路。每一步都必须稳当。那种全神贯注的劲头，决不亚于高考和实弹射击。到了最为险要的地方，这个坡，少不了70度，下脚的地方只是草丛、树根，必须一只手扶住柴，一只手抓住树枝，才能下去。廖文刚站在那里，不敢动步：一只手扶柴已经扶不住了，必须把柴固定在背上，腾出两只手来，才可能下这个坡。 这时，他想，如果是我自己的，扔下坡去就完事，现在不仅是在给学校做事，而且是在给军人争光，在给学生做表率。哪有没有办法的事？他后退了几步，放下木头，想办法。这时，赵文龙老师过来了，“下不去？”他问。“能下去的。”廖文刚回答。赵文龙端详了一下廖文则扛的那根木棒说：“最好横起背，腾出双手。”赵文龙放下挑着的柴，说：“解下牛皮绳，我说‘有用’，如何？”廖文刚才想起了拴在腰间的牛皮绳，慌忙解下。赵文龙接过绳子，又把木头抓起试了试，把两根绳子拴紧在木头中间，留下一段，做成背篓的背索。赵文龙说：“来，我给你放到背上。” 廖文刚伸开手臂，背上木头，感觉轻便多了。廖文刚说：“太感谢你了，赵老师，我正无计可施哩。”赵文龙说：“那有什么！你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嘛。”廖文刚横背着树，觉得稳当多了。赵文龙说：“要回转身来，手抓树，面朝坡，眼看脚，一步一步往下挪。”廖文刚说：“这简直就是一首好诗嘛。”赵文龙说：“还有呢”，他又用花灯调唱道：“上坡噻容易啊下坡噻难哟，上坡噻无非哟多出啊汗哩，下坡噻要防啊腿跌啊断哟。”赵文龙说：“面朝坡，只要手不松，就跌不下去。”廖文刚照着他教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向下挪。脚踩稳了才放手，手抓稳了才动脚。每一个环节，都精心应对，终于下完了长坡。等到廖文刚把木棒背到校园放下以后，才发现衣服裤子，已经被汗水湿透，心还狂跳不止，一身也都酸软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施主任又从邮电所给廖文刚带来了三封信。一封是家信，一封是李秀芝来的，一封是李荷艳的。下午，老师和同学们都回家去了，廖文刚才坐在宿舍的办公桌前写信。 廖文刚先看李荷艳的信，充满了悲观的情调和对廖文刚的爱慕之情。他还是硬着心肠，鼓励她要自信，还是按给程茜平回信的思路，给她回了一封信。后看李秀芝的来信，都是思念和鼓励的话。自从上次给程茜平的信交出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程茜平的信了。但他一有闲空，李秀芝、程茜平、李荷艳就会在眼前反复出现。让李荷艳和程茜平有一条更好的生活道路，还好想办法，让李秀芝离开自己，可就难了，她是贫农出身，政法学院学生，总不能再说领导不批准。而且他和李秀芝的感情和与李荷艳、程茜平的感情并不相同。对她们两位，同情的成分居多，而李秀芝，是在将近六年的工作和学习中自然地成为了知音的，他，因为年龄的关系，当时对爱情还处在朦胧阶段，但他相信，如果以后能成为一家人，一定是很幸福的。 而现在的情况，却让他十分为难。李秀芝大学毕业后，一定是政法干部，而自己现在就是小学教师一个，而且在崇山峻岭之中。在他想来，小学教师不可能是李秀芝的选择，也不可能是李秀芝心目中廖文刚这个形象的归宿。李秀芝现在的条件，怎么也能选一个比他强的人作终身伴侣，因此，廖文刚决定要终止这种关系，以便隐藏住自己的这一段曲折，不致于使之成为她心中的隐痛，而耽误了她的前程。他不肯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也想不出任何可以让李秀芝信服的理由。他久久地捧着李秀芝的信，摇了摇头，他明知她深深地爱着他，他还是下定了决心，绝不能让李秀芝跟着自己过这样的苦日子。廖文刚只得还是按以前的口气给李秀芝回了一封信。 廖文刚把给李秀芝写的信装进信封，封好后，再看家信——他这种习惯是从他大哥那里得到的启示。他大哥廖文辉给他父亲、舅父各写了一封信，却装错了信封。他父亲看着信，大惑不解，这是谁呢？落款，又只是个“侄儿”。他舅拿着信，也莫名其妙，因为他的儿子们全在彭县家里。所以，写信得写好一封装一封，才免得出错。——这封家信是祥宁小弟以母亲的名义写的，说寄去的30元钱已经收到。全家人一切都好。信里还有这样的话：“我们家还算幸运。你们小的时候，父亲能找钱，现在有了铁桶装油，油篓子、黄桶不兴时了，你父亲只能靠编点篾货，糊他自己的口，这时你又能找钱了。”这些话使廖文刚明确了自己寄回的钱有多么重要。他马上给母亲回信，信中说：“我的工资是每月45元5角，米，7分钱一斤，猪肉3角8分一斤，班卡的鸡只4角4分一斤。我不抽烟，不喝酒，15元多，完全够用了，还可以有点结余，请母亲放心，我每月领了工资就按时寄30元钱回来。” 廖文刚正在写家信的信封，赵文龙就来约他：“哪有那么多话写不完？走，到小黑河边逛逛去。”廖文刚说：“行。” 廖文刚放下笔，也不锁门，便和赵老师两人一路，从后门出去，学校地里的豌豆已经饱满了。他们到了同学们打水的河边。这里他已经来过多次了，河边有一户农家，姓邓，这里能看见草房、竹林。向东望去，几百米处，是一座山包。这山包长得奇特，似乎和它旁边的山并没有长在一起，很像是从石马山头滚下来的一块方正的巨石，可那上面的植物特别葱茏清秀，和鲜花盛开的四周环境大不相同。 这里的水被称为“白沙水”，二三十步的范围内，沙子是水晶似的晶莹剔透，有四股水，从砂石间“突突突”地向上冒，激起阵阵水浪。那水清亮得就像孩子的眼珠，或者荷叶上的水珠，每一粒沙都不像是在水里，而好像就是明明白白地摆在河滩上。最为奇特的是，河上有一座“树桥”，是小黑河对岸的一根大青树横铺到河面的树枝，那树枝有斗碗粗，社员就把树枝朝上的一小半削去，把小枝丫砍去，于是成了连通两岸的桥梁。桥面离水只有五六寸，这座桥的上面还有一根斜伸到河中心的大树枝，使过桥的大人都必须埋着头。而大树的主干就堵在对面河边，从这边过桥，到了桥头，还必须抱着树，低着头，才能登上彼岸。 他们过了树桥，走进了一个向三面伸展的坝子，里面全是水田。秧田里稻秧嫩绿。河边路边田边，杂花竞开；蜜蜂粉蝶，成群结队。旁边有一家人，姓车，院子四周的桃树、李树上已经结满了豌豆大的果子。他们顺着河边走了不到300米，听到前面传来轰轰的雷声。只见小山包的中央一个大洞，四面被草树遮掩，喷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来，水在青枝绿叶间喷流，好像千群白鹤从洞里争飞而出。 再往前走，细沫飞到脸上，冰凉冰凉的。对面说话也听不清，地面也像在震动。赵文龙说：“这就是小黑河的源头，据说，有人试验过，从澜沧江里放进糠壳，两天以后，就能从这个洞里飞出。”廖文刚久久伫立河边，欣赏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廖文刚手舞足蹈地高声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水的本性是奔泻，崇山峻岭也挡不住！”赵文龙说：“哟，诗人，真出口成章哩！”廖文刚说：“李白没有见到过的，廖文刚见到了！” 他们踏青归来，回到学校，小二嫂和小二哥串门来了。赵文龙见有人找廖文刚就抱起篮球到新修的操场里投球玩去了。小二嫂夫妻俩都是四川安岳人，都六十开外，解放前为了躲壮丁，逃往云南做生意，流落班卡，又无儿无女，年纪大了，都是五保户，就住在老余头对面那间土墙风化得沟壑纵横的小屋里。他们听说廖文刚是四川人，高兴异常，常来找廖文刚摆龙门阵。 这小二嫂个子瘦小，满脸的皱纹，给人一个干核桃的感觉。话多得像小黑河的水，滔滔不绝，她有诉不完的苦。小二哥，姓李，半天也不会主动说一句话，嘴上老是含着一根3尺来长的烟管。小二嫂说话时，他就笑微微地听着。这天，小二嫂又来向廖文刚控拆民兵排长禹贵安。他说：“禹贵安不是人啊，我两口子，六十多岁了，种点菜，小半桶小半桶地提水抬肥，嘿，菜长出来了，他的猪进去了，啃来只剩下根根。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猪吃了你的菜，你找猪去，找我民兵排长干什么！’呃，廖老师，你说，气不气得死人嘛！”小二哥说：“我们独在异乡，小事儿，就忍着。”小二嫂说：“还要怎么忍，人家踢我十脚，我最多还他一脚。这种人，你让他一尺，他就欺你一丈。”廖文刚听罢怒形于色，说：“我去会会他！” 这时，赵文龙跑进来说：“老廖快出来。有猪吃我们的豌豆！”廖文刚站起跑了出去，小二哥夫妻也跟了出来。廖文刚看见，在夕阳的照耀下，豌豆地里一片金碧交辉，一只大猪，长得油光水滑，少不了二百斤，正在埋头大嚼。小二嫂一看说：“禹贵安的，禹贵安的！”廖文刚说：“不管是谁的，先把猪捉住再说。等猪老板来，我们才教育他。” 小二嫂说：“猪可不好捉。”廖文刚说：“看我的，看是人行还是猪行！”于是，他们四个人，把住四方，向猪合围。大猪发现情况不妙，于是掉头向小黑河坡下奔去。廖文刚年轻气盛，如风般赶去。那猪基本上是肥猪了，跑了一百公尺左右，就气衰力竭，伏在路边直喘。廖文刚随手扯根藤子，拴在猪脖子上，就往学校拖。赵文龙赶来了，小二哥、小二嫂还远远地跟着。廖文刚在前面拖，赵文龙折根小树枝在后面赶，到了地边，小二哥、小二嫂一齐帮着，把猪赶到了学校，拴在厨房外的树子上。小二嫂说：“狗日的乱吃，怎么不害瘟呀！这种恶人，不要放过他，要喊他看糟蹋了多少豌豆，赔产量！” 小二哥夫妇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小时，天已经要黑了，猪的主人才来了，果然是禹贵安。这个人个子瘦高，皮肤很黄，头尖尖的，给人的总体印象，像一条黄鳝。他进门就大叫道：“把我的猪拴在这里干啥！”廖文刚说：“禹排长，请坐。”“不坐了，我公事多得很。”他回答着就去解藤子。赵文龙大喝一声：“慢！禹排长！吃了学校那么多豌豆，就算了！”“猪不懂事，关我屁事。”廖文刚说：“禹排长这话就不在理了。你的猪，你就得管，你看这老街四周都是庄稼地，糟蹋了集体的，糟蹋了个人的都不好。”禹贵安竟然说：“你廖文刚，连班卡的地皮子都没有踩热，就敢来教训我！你对，才21岁，为什么就被部队赶下来了？你说是我的猪糟蹋了你的豌豆，请拿出证据来。老街有几百头猪，怎么证明就是我的猪吃了的？” 廖文刚说：“禹排长，要这样不讲道理，我们就公事公办。我们没有说你的猪吃了我们的豌豆，我们只是说这头猪吃了我们的豌豆，你说这头猪是你的，请你拿出证明来，去地里看过后，赔了产，才能把猪牵走！” 这时，廖家寨的人收工回寨路过后门，听见学校里面在吵，就涌进来看。廖文刚给他们介绍了情况。白发苍苍的廖二爷说：“贵安儿，你混求帐！自己的猪糟蹋了学校的庄稼，就给人家赔起。廖文刚是我们廖家的人，千里万里的来班卡教我们班卡人的子弟。你敢欺负他！”禹贵安见廖家寨的人进来得越来越多，只好自己打圆场：“我刚才是和小廖老师开玩笑，一头猪能吃多少？我赔十斤就是了。”廖文刚说：“民兵排长，大小也是个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给干部丢脸！学校的庄稼不能糟蹋，社员的庄稼也不能糟蹋！把猪牵回去。” 禹贵安正解绳牵猪，小二嫂、小二哥不知什么时候又进来了。只听小二嫂放开了尖嗓子：“禹贵安，把我的菜吃光了，赔多少？”禹贵安说：“哪个吃了你的菜！”“就是你的这头猪！”禹贵安竟然说：“那你问猪要呀！”小二嫂立即上前去牵猪：“行，你说得好，我就向这头猪要！”禹贵安见小二嫂来解树上的藤子，用力把小二嫂推开，小二嫂一个踉跄，被赵文龙眼明手快抓住，才没有倒地。廖家寨的人都吼起来了：“禹贵安，好男不和女斗，你要行凶啊！”“你狗日的，谨防挨扁担！”廖二爷说：“小二哥、小二嫂，是五保户，人家这么大年纪，种点菜，你也去糟蹋！把猪牵到廖家寨，明天请公社来解决。” 立即有五六个小伙子，闻声上前来牵猪。禹贵安见这边人多势众，不敢吱声。廖文刚觉得把事闹大了，毫无价值，就从人丛中钻过去找到廖二爷，耳语了一阵。然后高声说：“小二哥、小二嫂的事，我负责和老街二队的干部商量，去地里看了解决。今天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老街人，我们廖家寨人，是主持正义的。禹贵安，作为老街二队的干部，要从今天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丢掉地痞作风。用我们手中的权，好好为人民服务！” 禹贵安，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牵着猪，灰溜溜地走了。小二嫂说：“小廖老师，这个人报复心强得很，今天，吃了这个亏，一定要报复你。”廖文刚说：“‘树正不怕月影斜’！我行得端，坐得正，怕什么！”廖二爷说：“都不要怕，大路不平旁人铲。对这种歪人横人，就是要治。”大家在校园里，闲谈了好一阵，才散去。走的时候，廖二爷说：“廖老师，廖家寨就是你的家，要常来走走。”廖文刚说：“我会来的，也欢迎你们常来玩。” 第二天，是星期天，廖文刚约起老街二队队长，去看了小二哥的菜地。除了东南角上还有三棵青菜外，三分地里，只剩了被猪啃剩的菜根。队长姓廖，四十来岁。他给廖文刚说：“禹贵安，属于猫儿毛，要顺倒抹，昨天的事，他回来给我讲了。他很不服气，等我给公社吴书记汇报，请领导出面找他。”廖文刚说：“请廖队长向吴书记转告我的意见，这样的人当干部，只会给共产党抹黑！” 第85章 砍柴历陡峭 捉猪遇横人 每个月有一个星期五下午，住校生和教师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上山砍柴。云南边疆虽说到处是森林树木，但是城镇村寨的周围，大都变成了耕地，只有不能作柴烧的庞大的大青树、核桃树和各种果树，而且，这些地方完全没有“卖柴”这样的概念，所以，社员师生，都要走出几里路外，去砍烧柴。 这天，吃过午饭，师生们就出发了。每个人，腰上都有一个用坚硬的木料镂空的“刀挎拉”，这东西，不到四寸宽，只有寸把长，镂空的部分，比刀稍宽稍厚，砍刀插在里面，凭刀把的厚度，悬吊在腰上。两端有把，可以套上绳子，拴在腰间。此外，还有两根长长的牛皮条，一端有扣，便于把柴扣紧，也拴在腰上。挑的，有一根扁担，或是竹的，或是木的。年龄小的，个子矮的，一般选择了背或扛。廖文刚知道，路甚陡峭，挑，左摇右摆，晃来荡去，没有把握，他也选择了“扛”。 他们顺着正在平整的操场，向石马山方向攀去。路，都在树丛、草丛中，不迈动步子，根本就看不见。往平处看，都是郁郁葱葱的小麻栗树、小松树；抬头看，则是一望无际的峰峦，直伸到白云深处。又走了两里多路，山坡陡得能碰着人的鼻子，坡上并没有路，有的地方，连脚也放不稳。廖文刚问身旁的崔玉华：“这么陡的路，等会儿扛着柴，怎么走呢？”崔玉华说：“把柴背起，一只手抓住树枝、藤子、石头，总会有办法的。太陡的地方，还可以用长绳子拴住柴，往下放。手还是要抓稳树子。滚下去，就只有到小黑河里捡了。” 队伍进入了森林，满眼是林海树涛。施主任说：“除了松树，都可以砍。”同学们都找枯枝砍，找不到枯枝的就砍大树的枝丫或者砍长得不高大的杂树。廖文刚找到了一根枯树，有大碗粗。他问小郭：“砍回去能烧吗？”小郭说：“可以，几斧头劈开，就是柴了。”廖文刚就挥动大砍刀，“砰砰砰砰”地砍起来，好些同学已经捆好柴往回走了，廖文刚才砍了一半，这时张德贵同学跑过来说：“廖老师，看我的。”这孩子只有十二岁，样子很奶气，衣服很破烂。廖文刚说：“你比我行？”张德贵说：“试试瞧。”廖文刚不好打击小同学的积极性，把砍刀递给了他。只见他登起八字脚，双手抡砍刀，不从廖文刚砍的地方下刀，而是从没有砍的地方下刀，只听他“砰砰砰”砍了十来下，就高喊：“让开！”然后站起来，伸脚一踹，那树就“轰”的一声倒了。廖文刚大惊，高喊：“张德贵，不简单呀！”张德贵一边剔枝丫一边说：“我七岁就上山砍柴。老脚手了，山都被我砍光了一座。” 等张德贵剔光枝丫后，廖文刚把那段枯树，放在肩上试了试，好家伙，不下60斤。谌源看见了，说：“重了些？”廖文刚说：“还行。”廖文刚和老师们还在森林里到处看了看，喊了喊，见没有学生了，才扛着收获，往回走。 砍柴大军浩浩荡荡地走在回校的路上。有挑的，有扛的，有背的，但绝对没有抬的。这样的小路，这样的陡坡，只适宜单兵作战。对于班卡完小的师生来说，砍柴运柴，不过是小玩意儿，他们竟然还一路上唱唱喊喊，把羊肠小道陡峭的坡变成了欢乐的河流。唯独廖文刚还是生平第一次负重走这样的山路，他不仅不敢分心唱歌，也不敢分心说话，甚至也没有去管肩头的沉重，只是两只眼睛，紧盯着脚下的路。每一步都必须稳当。那种全神贯注的劲头，决不亚于高考和实弹射击。到了最为险要的地方，这个坡，少不了70度，下脚的地方只是草丛、树根，必须一只手扶住柴，一只手抓住树枝，才能下去。廖文刚站在那里，不敢动步：一只手扶柴已经扶不住了，必须把柴固定在背上，腾出两只手来，才可能下这个坡。 这时，他想，如果是我自己的，扔下坡去就完事，现在不仅是在给学校做事，而且是在给军人争光，在给学生做表率。哪有没有办法的事？他后退了几步，放下木头，想办法。这时，赵文龙老师过来了，“下不去？”他问。“能下去的。”廖文刚回答。赵文龙端详了一下廖文则扛的那根木棒说：“最好横起背，腾出双手。”赵文龙放下挑着的柴，说：“解下牛皮绳，我说‘有用’，如何？”廖文刚才想起了拴在腰间的牛皮绳，慌忙解下。赵文龙接过绳子，又把木头抓起试了试，把两根绳子拴紧在木头中间，留下一段，做成背篓的背索。赵文龙说：“来，我给你放到背上。” 廖文刚伸开手臂，背上木头，感觉轻便多了。廖文刚说：“太感谢你了，赵老师，我正无计可施哩。”赵文龙说：“那有什么！你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嘛。”廖文刚横背着树，觉得稳当多了。赵文龙说：“要回转身来，手抓树，面朝坡，眼看脚，一步一步往下挪。”廖文刚说：“这简直就是一首好诗嘛。”赵文龙说：“还有呢”，他又用花灯调唱道：“上坡噻容易啊下坡噻难哟，上坡噻无非哟多出啊汗哩，下坡噻要防啊腿跌啊断哟。”赵文龙说：“面朝坡，只要手不松，就跌不下去。”廖文刚照着他教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向下挪。脚踩稳了才放手，手抓稳了才动脚。每一个环节，都精心应对，终于下完了长坡。等到廖文刚把木棒背到校园放下以后，才发现衣服裤子，已经被汗水湿透，心还狂跳不止，一身也都酸软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施主任又从邮电所给廖文刚带来了三封信。一封是家信，一封是李秀芝来的，一封是李荷艳的。下午，老师和同学们都回家去了，廖文刚才坐在宿舍的办公桌前写信。 廖文刚先看李荷艳的信，充满了悲观的情调和对廖文刚的爱慕之情。他还是硬着心肠，鼓励她要自信，还是按给程茜平回信的思路，给她回了一封信。后看李秀芝的来信，都是思念和鼓励的话。自从上次给程茜平的信交出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程茜平的信了。但他一有闲空，李秀芝、程茜平、李荷艳就会在眼前反复出现。让李荷艳和程茜平有一条更好的生活道路，还好想办法，让李秀芝离开自己，可就难了，她是贫农出身，政法学院学生，总不能再说领导不批准。而且他和李秀芝的感情和与李荷艳、程茜平的感情并不相同。对她们两位，同情的成分居多，而李秀芝，是在将近六年的工作和学习中自然地成为了知音的，他，因为年龄的关系，当时对爱情还处在朦胧阶段，但他相信，如果以后能成为一家人，一定是很幸福的。 而现在的情况，却让他十分为难。李秀芝大学毕业后，一定是政法干部，而自己现在就是小学教师一个，而且在崇山峻岭之中。在他想来，小学教师不可能是李秀芝的选择，也不可能是李秀芝心目中廖文刚这个形象的归宿。李秀芝现在的条件，怎么也能选一个比他强的人作终身伴侣，因此，廖文刚决定要终止这种关系，以便隐藏住自己的这一段曲折，不致于使之成为她心中的隐痛，而耽误了她的前程。他不肯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也想不出任何可以让李秀芝信服的理由。他久久地捧着李秀芝的信，摇了摇头，他明知她深深地爱着他，他还是下定了决心，绝不能让李秀芝跟着自己过这样的苦日子。廖文刚只得还是按以前的口气给李秀芝回了一封信。 廖文刚把给李秀芝写的信装进信封，封好后，再看家信——他这种习惯是从他大哥那里得到的启示。他大哥廖文辉给他父亲、舅父各写了一封信，却装错了信封。他父亲看着信，大惑不解，这是谁呢？落款，又只是个“侄儿”。他舅拿着信，也莫名其妙，因为他的儿子们全在彭县家里。所以，写信得写好一封装一封，才免得出错。——这封家信是祥宁小弟以母亲的名义写的，说寄去的30元钱已经收到。全家人一切都好。信里还有这样的话：“我们家还算幸运。你们小的时候，父亲能找钱，现在有了铁桶装油，油篓子、黄桶不兴时了，你父亲只能靠编点篾货，糊他自己的口，这时你又能找钱了。”这些话使廖文刚明确了自己寄回的钱有多么重要。他马上给母亲回信，信中说：“我的工资是每月45元5角，米，7分钱一斤，猪肉3角8分一斤，班卡的鸡只4角4分一斤。我不抽烟，不喝酒，15元多，完全够用了，还可以有点结余，请母亲放心，我每月领了工资就按时寄30元钱回来。” 廖文刚正在写家信的信封，赵文龙就来约他：“哪有那么多话写不完？走，到小黑河边逛逛去。”廖文刚说：“行。” 廖文刚放下笔，也不锁门，便和赵老师两人一路，从后门出去，学校地里的豌豆已经饱满了。他们到了同学们打水的河边。这里他已经来过多次了，河边有一户农家，姓邓，这里能看见草房、竹林。向东望去，几百米处，是一座山包。这山包长得奇特，似乎和它旁边的山并没有长在一起，很像是从石马山头滚下来的一块方正的巨石，可那上面的植物特别葱茏清秀，和鲜花盛开的四周环境大不相同。 这里的水被称为“白沙水”，二三十步的范围内，沙子是水晶似的晶莹剔透，有四股水，从砂石间“突突突”地向上冒，激起阵阵水浪。那水清亮得就像孩子的眼珠，或者荷叶上的水珠，每一粒沙都不像是在水里，而好像就是明明白白地摆在河滩上。最为奇特的是，河上有一座“树桥”，是小黑河对岸的一根大青树横铺到河面的树枝，那树枝有斗碗粗，社员就把树枝朝上的一小半削去，把小枝丫砍去，于是成了连通两岸的桥梁。桥面离水只有五六寸，这座桥的上面还有一根斜伸到河中心的大树枝，使过桥的大人都必须埋着头。而大树的主干就堵在对面河边，从这边过桥，到了桥头，还必须抱着树，低着头，才能登上彼岸。 他们过了树桥，走进了一个向三面伸展的坝子，里面全是水田。秧田里稻秧嫩绿。河边路边田边，杂花竞开；蜜蜂粉蝶，成群结队。旁边有一家人，姓车，院子四周的桃树、李树上已经结满了豌豆大的果子。他们顺着河边走了不到300米，听到前面传来轰轰的雷声。只见小山包的中央一个大洞，四面被草树遮掩，喷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来，水在青枝绿叶间喷流，好像千群白鹤从洞里争飞而出。 再往前走，细沫飞到脸上，冰凉冰凉的。对面说话也听不清，地面也像在震动。赵文龙说：“这就是小黑河的源头，据说，有人试验过，从澜沧江里放进糠壳，两天以后，就能从这个洞里飞出。”廖文刚久久伫立河边，欣赏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廖文刚手舞足蹈地高声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水的本性是奔泻，崇山峻岭也挡不住！”赵文龙说：“哟，诗人，真出口成章哩！”廖文刚说：“李白没有见到过的，廖文刚见到了！” 他们踏青归来，回到学校，小二嫂和小二哥串门来了。赵文龙见有人找廖文刚就抱起篮球到新修的操场里投球玩去了。小二嫂夫妻俩都是四川安岳人，都六十开外，解放前为了躲壮丁，逃往云南做生意，流落班卡，又无儿无女，年纪大了，都是五保户，就住在老余头对面那间土墙风化得沟壑纵横的小屋里。他们听说廖文刚是四川人，高兴异常，常来找廖文刚摆龙门阵。 这小二嫂个子瘦小，满脸的皱纹，给人一个干核桃的感觉。话多得像小黑河的水，滔滔不绝，她有诉不完的苦。小二哥，姓李，半天也不会主动说一句话，嘴上老是含着一根3尺来长的烟管。小二嫂说话时，他就笑微微地听着。这天，小二嫂又来向廖文刚控拆民兵排长禹贵安。他说：“禹贵安不是人啊，我两口子，六十多岁了，种点菜，小半桶小半桶地提水抬肥，嘿，菜长出来了，他的猪进去了，啃来只剩下根根。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竟然说‘猪吃了你的菜，你找猪去，找我民兵排长干什么！’呃，廖老师，你说，气不气得死人嘛！”小二哥说：“我们独在异乡，小事儿，就忍着。”小二嫂说：“还要怎么忍，人家踢我十脚，我最多还他一脚。这种人，你让他一尺，他就欺你一丈。”廖文刚听罢怒形于色，说：“我去会会他！” 这时，赵文龙跑进来说：“老廖快出来。有猪吃我们的豌豆！”廖文刚站起跑了出去，小二哥夫妻也跟了出来。廖文刚看见，在夕阳的照耀下，豌豆地里一片金碧交辉，一只大猪，长得油光水滑，少不了二百斤，正在埋头大嚼。小二嫂一看说：“禹贵安的，禹贵安的！”廖文刚说：“不管是谁的，先把猪捉住再说。等猪老板来，我们才教育他。” 小二嫂说：“猪可不好捉。”廖文刚说：“看我的，看是人行还是猪行！”于是，他们四个人，把住四方，向猪合围。大猪发现情况不妙，于是掉头向小黑河坡下奔去。廖文刚年轻气盛，如风般赶去。那猪基本上是肥猪了，跑了一百公尺左右，就气衰力竭，伏在路边直喘。廖文刚随手扯根藤子，拴在猪脖子上，就往学校拖。赵文龙赶来了，小二哥、小二嫂还远远地跟着。廖文刚在前面拖，赵文龙折根小树枝在后面赶，到了地边，小二哥、小二嫂一齐帮着，把猪赶到了学校，拴在厨房外的树子上。小二嫂说：“狗日的乱吃，怎么不害瘟呀！这种恶人，不要放过他，要喊他看糟蹋了多少豌豆，赔产量！” 小二哥夫妇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小时，天已经要黑了，猪的主人才来了，果然是禹贵安。这个人个子瘦高，皮肤很黄，头尖尖的，给人的总体印象，像一条黄鳝。他进门就大叫道：“把我的猪拴在这里干啥！”廖文刚说：“禹排长，请坐。”“不坐了，我公事多得很。”他回答着就去解藤子。赵文龙大喝一声：“慢！禹排长！吃了学校那么多豌豆，就算了！”“猪不懂事，关我屁事。”廖文刚说：“禹排长这话就不在理了。你的猪，你就得管，你看这老街四周都是庄稼地，糟蹋了集体的，糟蹋了个人的都不好。”禹贵安竟然说：“你廖文刚，连班卡的地皮子都没有踩热，就敢来教训我！你对，才21岁，为什么就被部队赶下来了？你说是我的猪糟蹋了你的豌豆，请拿出证据来。老街有几百头猪，怎么证明就是我的猪吃了的？” 廖文刚说：“禹排长，要这样不讲道理，我们就公事公办。我们没有说你的猪吃了我们的豌豆，我们只是说这头猪吃了我们的豌豆，你说这头猪是你的，请你拿出证明来，去地里看过后，赔了产，才能把猪牵走！” 这时，廖家寨的人收工回寨路过后门，听见学校里面在吵，就涌进来看。廖文刚给他们介绍了情况。白发苍苍的廖二爷说：“贵安儿，你混求帐！自己的猪糟蹋了学校的庄稼，就给人家赔起。廖文刚是我们廖家的人，千里万里的来班卡教我们班卡人的子弟。你敢欺负他！”禹贵安见廖家寨的人进来得越来越多，只好自己打圆场：“我刚才是和小廖老师开玩笑，一头猪能吃多少？我赔十斤就是了。”廖文刚说：“民兵排长，大小也是个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给干部丢脸！学校的庄稼不能糟蹋，社员的庄稼也不能糟蹋！把猪牵回去。” 禹贵安正解绳牵猪，小二嫂、小二哥不知什么时候又进来了。只听小二嫂放开了尖嗓子：“禹贵安，把我的菜吃光了，赔多少？”禹贵安说：“哪个吃了你的菜！”“就是你的这头猪！”禹贵安竟然说：“那你问猪要呀！”小二嫂立即上前去牵猪：“行，你说得好，我就向这头猪要！”禹贵安见小二嫂来解树上的藤子，用力把小二嫂推开，小二嫂一个踉跄，被赵文龙眼明手快抓住，才没有倒地。廖家寨的人都吼起来了：“禹贵安，好男不和女斗，你要行凶啊！”“你狗日的，谨防挨扁担！”廖二爷说：“小二哥、小二嫂，是五保户，人家这么大年纪，种点菜，你也去糟蹋！把猪牵到廖家寨，明天请公社来解决。” 立即有五六个小伙子，闻声上前来牵猪。禹贵安见这边人多势众，不敢吱声。廖文刚觉得把事闹大了，毫无价值，就从人丛中钻过去找到廖二爷，耳语了一阵。然后高声说：“小二哥、小二嫂的事，我负责和老街二队的干部商量，去地里看了解决。今天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老街人，我们廖家寨人，是主持正义的。禹贵安，作为老街二队的干部，要从今天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丢掉地痞作风。用我们手中的权，好好为人民服务！” 禹贵安，在人们的一片嘘声中，牵着猪，灰溜溜地走了。小二嫂说：“小廖老师，这个人报复心强得很，今天，吃了这个亏，一定要报复你。”廖文刚说：“‘树正不怕月影斜’！我行得端，坐得正，怕什么！”廖二爷说：“都不要怕，大路不平旁人铲。对这种歪人横人，就是要治。”大家在校园里，闲谈了好一阵，才散去。走的时候，廖二爷说：“廖老师，廖家寨就是你的家，要常来走走。”廖文刚说：“我会来的，也欢迎你们常来玩。” 第二天，是星期天，廖文刚约起老街二队队长，去看了小二哥的菜地。除了东南角上还有三棵青菜外，三分地里，只剩了被猪啃剩的菜根。队长姓廖，四十来岁。他给廖文刚说：“禹贵安，属于猫儿毛，要顺倒抹，昨天的事，他回来给我讲了。他很不服气，等我给公社吴书记汇报，请领导出面找他。”廖文刚说：“请廖队长向吴书记转告我的意见，这样的人当干部，只会给共产党抹黑！” 第86章 中心校学文件 安球桩做土墼 班卡完小，是中心校，还管辖着芒东、岭干，麻溜寨、登腮、放牛场、大地和大寨7所村小。这些小学离班卡完小一般都有二三十里路程。五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心校开会，风尘仆仆地来了7位老师，廖文刚都一一认识了。 芒东小学的老师叫吴健强，个子高而较瘦，老练而健谈，36岁，是上海人；大地小学有两位老师，一位个子瘦高、轻言细语，叫卞永平，是昆明人，35岁；另一位叫杨正明，瘦高个子，傣族，总是不言不语地听人家说。这位老师，只是高小毕业，汉语说得不太标准，他上课，没有多话说，时间都让给学生读书、写字、抄书、做作业，他获得过全县统考第一。这使廖文刚懂得了，教书，应以学生动手动口为主。 麻溜寨的朱时明，傣族，长得矮壮，满脸的络腮胡子，40来岁，谈笑风生。登腮小学的老师名叫杨正高，也是傣族，30多岁，长得壮实，成天笑盈盈的，他会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说得上是语言专家。放牛场小学的老师名叫杨尚清，50来岁，个子矮胖，教书很有一套，家庭出身地主，对人一团和气，什么事也不会主动发表意见。岭干小学的教师叫段铸明，白族，有40多岁，显得热情而有主见。大寨小学，就是赵文龙老师。 这天到上午11点，村小教师都到齐了，他们一个个都背着一个大包或者背篓之类，手里还提着一个瓶子，好顺便在班卡街上买些米、面、油、盐、香皂、肥皂、煤油之类，因为班卡是方圆三十里内唯一的街子。 村小的8位加上班卡完小的8位，共是16位教师。他们都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听施主任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贯彻县委宣传部校长会议精神。会议室就是完小的办公室，因为房子太老，墙上都斑斑驳驳的。东墙正中贴着毛主席彩色画像，旁边还挂着一架淡黄色的木盒自鸣钟。会议室里本来就有7张办公桌，靠东墙摆着三张，靠西窗前门有两张，后门有两张，各配有一把藤椅或木椅。桌上大多堆有作业本，放着些报纸。椅子，都让给村小的教师坐了，这已经成了定规。班卡完小的教师们，都坐着学生凳子。他们听主任讲话时，都聚精会神、边听边记。这16位老师，只有聂世德、张必双和廖文刚是年轻人，他们脸上显得很平静。而其余的教师，大都在四十上下，个个脸上都显得凝重。 讨论时，教师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生怕成了落后分子。大家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完全一样：毛主席指示非常正确，坚决照办。廖文刚等到第八位发完言，才抢着了发言的机会，他可不喜欢人云亦云，颇好标新立异，他说：“中国这么大，毛主席又隔得那么远，我们学习五七指示，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班卡的实际。学生，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中有工科、理科、文科，学什么，各不相同。我们的小学生，都是农村孩子，农，他们就是小专家；工，班卡，什么工厂都没有。军，我们离军队驻地也不近，所以，识字写字学算术、画画唱歌学点乐器，懂得社会，学会做人的规矩，这就是以学为主。至于学工学农，我以为主要是学习工农的思想品质，热爱劳动，热爱祖国。学军，主要是学军人的三八作风。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廖文刚来自军队，按照好多年来形成的观念，转业军人，是党政要重用的人才，大家都认为讲到了点子上。施主任最后总结时说：“老廖说得有道理。要结合实际，我们这些地方，首先得把科学文化知识学好。至于批判资产阶级，我们按县委的部署办。各位老师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揭发教师的问题。学校要统计好数字，写了多少大字报，揭发了哪些问题，每周汇报一次。” 吃了饭，已经下午五点半钟了，村小的老师们才急急起程赶回学校去。他们都给廖文刚说：“老廖，假期头，欢迎来我们乡下耍。”廖文刚说：“谢谢！我一定来！” 班卡完小，经过教师和少先队干部认真讨论，少先队大队部，更名为“班卡完小红小兵大队部”，总辅导员仍由聂世德担任，大队长和委员都没有改变。然后各班发动学生写大字报，学生都不知道写什么，都睁大眼睛问老师：“怎么写呀？”老师们就一再诱导，多数都启而不发，大多数班级就搞成了老师念，同学们听写。因为规定每人必须写一张，学校的所有报纸都由同学们听写成了大字报，贴了个满校园都是。 称得上真正合乎文化大革命意义上的大字报，只有一张。那是一天早晨，在廖文刚宿舍的门上贴着的，只有三十几个字：“廖文刚，你那么对，为什么把帽灰领章拿回来？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被赶出了部队，要老是交待！”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年月日。字写得歪歪扭扭，竟然有三个错别字。这逐渐惊动了全校的师生都来看。杨富兴老师说：“我出去挑水，见禹贵安拿着一张纸进学校来了。”赵文龙说：“给他撕了！”廖文刚说：“不能撕，这是人家的自由。” 后边的篮球场已经修好，这天下午，太阳正明，西斜的阳光给正把篮球桩从院子里往外面搬运的师生们身上涂了一层金粉。篮球板已经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六年级的大个子男生，是主力军。身材微胖的赵钰负责指挥，师生们都面对面地站在篮球桩的两边。赵老师喊：“把手握牢！”师生们就伸出双手握住面前的部分。赵钰又喊：“起！”师生们把篮球桩抬离了地面两尺多。“走！”师生们就像蚂蚁抬骨头似的，用手抬着慢慢向外移动步子。过了后门，师生们的汗水已经冒到脸上了。赵钰喊：“轻轻放下！”篮球桩便放到了坡上。 他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把两个篮球架移到了新修的后操场里。到了新操场里，赵文龙、赵钰负责挖坑；聂世德、谌源拿着手钳子，负责上篮球板。栽桩的坑挖好后，篮球板也上好了。他们在顶端拴上两根长绳子，由聂世德、赵钰带领十六个同学负责牵引，赵文龙、廖文刚两位老师也和学生一起拉绳子。其余的师生把球架移到土坑旁后，又缓缓地扶进坑里，向上掀起，拉绳子的，用尽全力使球桩慢慢站直了。施主任和谌源到球场中心看了几回，一会儿喊：“向左偏点”，大家就往左移一点。他们又喊：“向右移点。”大家又向右移，直到他们喊“好，好！就这样”，大家才往坑里放石头、填土。直到吃晚饭时，篮球架才安好，性急的同学们，已经抱出篮球，“乒乒乓乓”地投起篮来了。老师中的球迷们虽已汗流满面还是笑逐颜开地卷进球场里抢球去了。 一天夜里，西边的围墙倒了一段，幸好是向外倒的，并没有伤着学生。下午放学后，施主任领着老师们都带上锄头、砖模到了小黑河边。他们把一块地的泥用锄头挖细，把用刀铡成的一寸把长的谷草，放进土里，然后加上水，光着脚板，在里面踩。廖文刚也脱掉鞋袜，进去和大家一同踩起来。虽说已经到了五月份，脚下还是冰凉的。施主任说：“老廖，以前干过这活路没有？”廖文刚说：“以前只是看大人们干过，叫‘踩草筋泥’拿来糊夹泥笆笆的。” 大家踩了半个钟头，泥和草已经融为一体，比汤元粉还要粘稠时，就把砖模放在平顺的地面，用手把踩好的泥抱起，放入砖模中，再用手四周轻轻按一按，把砖模平稳地提起，地下就出现了一个四面光溜溜的土砖，不过，这里的人不叫它土砖，而是叫“土墼”。等到土墼摆了几十平方米，老师们才到小黑河里洗手洗脚穿鞋。这时风吹山响起了弦子声，放猪牛羊的人们，手里“咯哆咯哆”地摇着葫芦，从风吹山下来，从海别那边过来。牧人多数是儿童，尤其以小女孩居多。也有老人。老人们都和老师们打着招呼。 廖文刚问：“这些小孩，都没有读书吗？”施主任说：“我们班卡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一般都是多子女，都要留一两个孩子在家放猪放牛。”廖文刚说：“应该动员他们，多来上学。”施主任说：“不仅仅是动员的事，现在，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我们一起修嘛！”“到哪里找老师去？”“班卡除了我们几个，就没有可以当老师的？”谌源说：“怎么没有？就是出身不好。”廖文刚说：“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嘛。”施主任说：“全县都是这样，上头不会批的。”廖文刚说：“上头怎么回事，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老师们都面面相觑，不好回答廖文刚的问题。 第86章 中心校学文件 安球桩做土墼 班卡完小，是中心校，还管辖着芒东、岭干，麻溜寨、登腮、放牛场、大地和大寨7所村小。这些小学离班卡完小一般都有二三十里路程。五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中心校开会，风尘仆仆地来了7位老师，廖文刚都一一认识了。 芒东小学的老师叫吴健强，个子高而较瘦，老练而健谈，36岁，是上海人；大地小学有两位老师，一位个子瘦高、轻言细语，叫卞永平，是昆明人，35岁；另一位叫杨正明，瘦高个子，傣族，总是不言不语地听人家说。这位老师，只是高小毕业，汉语说得不太标准，他上课，没有多话说，时间都让给学生读书、写字、抄书、做作业，他获得过全县统考第一。这使廖文刚懂得了，教书，应以学生动手动口为主。 麻溜寨的朱时明，傣族，长得矮壮，满脸的络腮胡子，40来岁，谈笑风生。登腮小学的老师名叫杨正高，也是傣族，30多岁，长得壮实，成天笑盈盈的，他会十几种少数民族语言，说得上是语言专家。放牛场小学的老师名叫杨尚清，50来岁，个子矮胖，教书很有一套，家庭出身地主，对人一团和气，什么事也不会主动发表意见。岭干小学的教师叫段铸明，白族，有40多岁，显得热情而有主见。大寨小学，就是赵文龙老师。 这天到上午11点，村小教师都到齐了，他们一个个都背着一个大包或者背篓之类，手里还提着一个瓶子，好顺便在班卡街上买些米、面、油、盐、香皂、肥皂、煤油之类，因为班卡是方圆三十里内唯一的街子。 村小的8位加上班卡完小的8位，共是16位教师。他们都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听施主任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贯彻县委宣传部校长会议精神。会议室就是完小的办公室，因为房子太老，墙上都斑斑驳驳的。东墙正中贴着毛主席彩色画像，旁边还挂着一架淡黄色的木盒自鸣钟。会议室里本来就有7张办公桌，靠东墙摆着三张，靠西窗前门有两张，后门有两张，各配有一把藤椅或木椅。桌上大多堆有作业本，放着些报纸。椅子，都让给村小的教师坐了，这已经成了定规。班卡完小的教师们，都坐着学生凳子。他们听主任讲话时，都聚精会神、边听边记。这16位老师，只有聂世德、张必双和廖文刚是年轻人，他们脸上显得很平静。而其余的教师，大都在四十上下，个个脸上都显得凝重。 讨论时，教师们都争先恐后地发言。生怕成了落后分子。大家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完全一样：毛主席指示非常正确，坚决照办。廖文刚等到第八位发完言，才抢着了发言的机会，他可不喜欢人云亦云，颇好标新立异，他说：“中国这么大，毛主席又隔得那么远，我们学习五七指示，最重要的是要结合我们班卡的实际。学生，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中有工科、理科、文科，学什么，各不相同。我们的小学生，都是农村孩子，农，他们就是小专家；工，班卡，什么工厂都没有。军，我们离军队驻地也不近，所以，识字写字学算术、画画唱歌学点乐器，懂得社会，学会做人的规矩，这就是以学为主。至于学工学农，我以为主要是学习工农的思想品质，热爱劳动，热爱祖国。学军，主要是学军人的三八作风。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廖文刚来自军队，按照好多年来形成的观念，转业军人，是党政要重用的人才，大家都认为讲到了点子上。施主任最后总结时说：“老廖说得有道理。要结合实际，我们这些地方，首先得把科学文化知识学好。至于批判资产阶级，我们按县委的部署办。各位老师都要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揭发教师的问题。学校要统计好数字，写了多少大字报，揭发了哪些问题，每周汇报一次。” 吃了饭，已经下午五点半钟了，村小的老师们才急急起程赶回学校去。他们都给廖文刚说：“老廖，假期头，欢迎来我们乡下耍。”廖文刚说：“谢谢！我一定来！” 班卡完小，经过教师和少先队干部认真讨论，少先队大队部，更名为“班卡完小红小兵大队部”，总辅导员仍由聂世德担任，大队长和委员都没有改变。然后各班发动学生写大字报，学生都不知道写什么，都睁大眼睛问老师：“怎么写呀？”老师们就一再诱导，多数都启而不发，大多数班级就搞成了老师念，同学们听写。因为规定每人必须写一张，学校的所有报纸都由同学们听写成了大字报，贴了个满校园都是。 称得上真正合乎文化大革命意义上的大字报，只有一张。那是一天早晨，在廖文刚宿舍的门上贴着的，只有三十几个字：“廖文刚，你那么对，为什么把帽灰领章拿回来？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被赶出了部队，要老是交待！”没有署名，也没有写年月日。字写得歪歪扭扭，竟然有三个错别字。这逐渐惊动了全校的师生都来看。杨富兴老师说：“我出去挑水，见禹贵安拿着一张纸进学校来了。”赵文龙说：“给他撕了！”廖文刚说：“不能撕，这是人家的自由。” 后边的篮球场已经修好，这天下午，太阳正明，西斜的阳光给正把篮球桩从院子里往外面搬运的师生们身上涂了一层金粉。篮球板已经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六年级的大个子男生，是主力军。身材微胖的赵钰负责指挥，师生们都面对面地站在篮球桩的两边。赵老师喊：“把手握牢！”师生们就伸出双手握住面前的部分。赵钰又喊：“起！”师生们把篮球桩抬离了地面两尺多。“走！”师生们就像蚂蚁抬骨头似的，用手抬着慢慢向外移动步子。过了后门，师生们的汗水已经冒到脸上了。赵钰喊：“轻轻放下！”篮球桩便放到了坡上。 他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手，把两个篮球架移到了新修的后操场里。到了新操场里，赵文龙、赵钰负责挖坑；聂世德、谌源拿着手钳子，负责上篮球板。栽桩的坑挖好后，篮球板也上好了。他们在顶端拴上两根长绳子，由聂世德、赵钰带领十六个同学负责牵引，赵文龙、廖文刚两位老师也和学生一起拉绳子。其余的师生把球架移到土坑旁后，又缓缓地扶进坑里，向上掀起，拉绳子的，用尽全力使球桩慢慢站直了。施主任和谌源到球场中心看了几回，一会儿喊：“向左偏点”，大家就往左移一点。他们又喊：“向右移点。”大家又向右移，直到他们喊“好，好！就这样”，大家才往坑里放石头、填土。直到吃晚饭时，篮球架才安好，性急的同学们，已经抱出篮球，“乒乒乓乓”地投起篮来了。老师中的球迷们虽已汗流满面还是笑逐颜开地卷进球场里抢球去了。 一天夜里，西边的围墙倒了一段，幸好是向外倒的，并没有伤着学生。下午放学后，施主任领着老师们都带上锄头、砖模到了小黑河边。他们把一块地的泥用锄头挖细，把用刀铡成的一寸把长的谷草，放进土里，然后加上水，光着脚板，在里面踩。廖文刚也脱掉鞋袜，进去和大家一同踩起来。虽说已经到了五月份，脚下还是冰凉的。施主任说：“老廖，以前干过这活路没有？”廖文刚说：“以前只是看大人们干过，叫‘踩草筋泥’拿来糊夹泥笆笆的。” 大家踩了半个钟头，泥和草已经融为一体，比汤元粉还要粘稠时，就把砖模放在平顺的地面，用手把踩好的泥抱起，放入砖模中，再用手四周轻轻按一按，把砖模平稳地提起，地下就出现了一个四面光溜溜的土砖，不过，这里的人不叫它土砖，而是叫“土墼”。等到土墼摆了几十平方米，老师们才到小黑河里洗手洗脚穿鞋。这时风吹山响起了弦子声，放猪牛羊的人们，手里“咯哆咯哆”地摇着葫芦，从风吹山下来，从海别那边过来。牧人多数是儿童，尤其以小女孩居多。也有老人。老人们都和老师们打着招呼。 廖文刚问：“这些小孩，都没有读书吗？”施主任说：“我们班卡的儿童入学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一般都是多子女，都要留一两个孩子在家放猪放牛。”廖文刚说：“应该动员他们，多来上学。”施主任说：“不仅仅是动员的事，现在，没有教师，也没有校舍。”“我们一起修嘛！”“到哪里找老师去？”“班卡除了我们几个，就没有可以当老师的？”谌源说：“怎么没有？就是出身不好。”廖文刚说：“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嘛。”施主任说：“全县都是这样，上头不会批的。”廖文刚说：“上头怎么回事，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老师们都面面相觑，不好回答廖文刚的问题。 第87章 到永康开教师会 去厂街住书记家 5月29日，施主任上课前召开教师会，宣布说：“接到区委通知，全体教师，明天到永康开会。放一个月的农忙假。今天下午就放，6月29日通学生到校，6月30日正式行课。各个班的班主任，要叮嘱学生按时到校，要锁好门窗，检查各个寝室，把火灭掉。五六年级的班主任，请顺路的同学给村小教师带通知。”他发了两封信给廖文刚，说：“放牛场的，交给崔玉华，登腮的交给黄国美。”上完两节课，廖文刚给五年级的同学讲了放农忙假的有关事宜，最后说：“一个月的农忙假，时间不短呀，同学们都把书带回去，抽时间看看书，写写字。俗话说‘三天不念，口生；三天不做，手生。’” 张德贵说：“家里那么多活路，哪有时间看书！”廖文刚说：“有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只要善于挤，就总会有的。’雷锋同志也说过：‘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雷锋同志还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要善于挤和善于钻。’” 廖文刚见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就说：“同学们，以后不论去干什么，都要有真本事。本事从哪里来？首先是把书读好，然后才是边干边学。所以，同学们，为了你们的未来，为了以后给国家作出贡献，你们一定要把学习放在第一的位置！我建议你们，在农忙假中，每天看数学书半小时，抄语文书半小时。能做到吗？”“能做到！”声音还算整齐。 廖文刚很满意，补充道：“农忙假，你们当然要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家务劳动。我建议你们，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比如语文的生字，算术的九九表、运算法则，都可以搞一个小本子，随时带在身上，离开家时，看一个知识点，在路上默记，到工地上，就完全烂熟于心了。回来时又记一个，休息时又记一个。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方法，长期积累，同学们，不得了啊！谁能一辈子这样坚持，成为专家学者也不难啊！” 廖文刚见大家都心领神会、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回家，代我向家长问好，并且把我今天讲的，讲给家长听，请他们支持，就这样，再见！”同学们齐声说了“老师再见”后，才涌出教室。廖文刚和生活委员罗锡昌一起关好门窗后，才离开教室。 放学以后，同学们都不煮饭吃，背着被子、提着春袋，涌出校门。从大校门出去的人很多，廖文刚知道，那是朝芒东、大地、海别、大寨、小寨、厂街、麻溜寨、登腮、尖山去的。从后门走的也有几十人，那是去放马场、十二炉火、冷水箐、放牛场的。他们大多打着光脚板，有的，压根儿就没有鞋；有的是舍不得把母亲千针万线做出来的布鞋拿去磨这几十里山路。往后门走的，没有一个女生，都一色的毛蓝布衣服，只有新旧之分罢了。穿得最破烂的是他所在班的张德贵，这孩子，个子不高，长得壮实，圆圆的脸，一脸的孩子气，廖文刚觉得，他小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天，七点钟，班卡完小的老师，就一同向永康出发了。谌源、鲁李美夫妇还带着亚平和亚玲。除了廖文刚外，大都带着雨伞，背着春袋。这种袋子，都是用布缝成的，装东西的部分，只有一尺多长，长方形，从四角伸出一对两尺多长的带子，好挎在肩上，下面吊着两寸长的丝绦。大家几乎都穿布鞋，这种布鞋的鞋面，前面很短，脚趾头的指甲以外的部分，几乎都冒在外面，所以“云南十八怪”里有“脚趾露在鞋子外”。只有廖文刚依然是一身军服，他还没有想过应该做一套老百姓衣服，因为，部队发的，从内衣到外套，棉的、布的、卡琪的、棉绒的，还有差不多一箱子，五六年也穿不完，况且，家里又急着等钱用，自己节约一分是一分。 老师们一路谈着家常，议论着报纸上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文化大革命。施主任说：“老廖，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谈谈，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廖文刚说：“我在想，解放十七年了，干部中养尊处优的现象是存在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脱离实际，瞎指挥，搞得民不聊生的事情也不少，我们四川，就饿死了很多人，这种官老爷，也该整。” 赵文龙问：“四川真的饿死了人吗？”“那还有假？我老家的生产队，饿死的人都在四分之一以上。我们井研县饿死的人至少在五万以上。”聂世德说：“听说调我们云南的苞谷到四川去。我们这些地方，苞谷，现在也只喂猪。”廖文刚说：“要感谢云南人，你们的苞谷救了我们多少四川人的命。” 要走到芒东河时，一条背上花纹怪异的蛇，从草丛中窜出，逶迤着横穿大路，聂世德、赵文龙、赵钰眼明手快，捡起大石头砸去，正中头部，身子还浪花般地翻了七八圈。赵钰细看了一回说：“这就是五步蛇，咬着人，你只能跑五步就会倒地。” 廖文刚说：“这条蛇，这时死在这里，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施主任说：“请道其详。”廖文刚说：“说它偶然，是因为我们都不是故意到这里来打蛇的，这个事件，没有规律，不能重复，不在计划之中。”几个老师都问：“怎么解释必然呢？”廖文刚说：“这条蛇，从出生开始，不知翻过多少山坳，它的经历造成了它今天此时，必须从这里过。而我们，由于我们的经历、见识、国家的局势，决定了我们今天也必须从这里过，并且见了蛇也一定有些人要动手。” 谌源说：“你这不等于就是说前世因缘吗？”廖文刚说：“不对，前世因缘，说的是上天注定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各种社会的自然的个人的因素决定的。”“玄。”聂世德说。“看来廖文刚还是哲学家呢。”施永福说。廖文刚说：“哪敢称家，只是遇事就在思考。” 谌源夫妇领着两个小孩，走不快，大家就轮流背。这时已经是阳历六月的天气了，下过好几场大雨，过芒东河时，河面已有五十来米宽，只见河中，巨石乱卧，水就在乱石间奔流，有的地方可以从石头上跳过，有的地方只能从水里淌过，大家都脱鞋卷裤，跳上顽石，又入激流。鲁李美和两个孩子都不敢自己过河，谌源就背鲁李美，聂世德背亚平，张必双背亚玲。 过了河上坡时，廖文刚背亚玲。廖文刚问：“亚玲，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吃枇杷果。”并且往地下梭。廖文刚扭头一看，旁边一棵树子，有两人高，叶子很像四川人说的“的瓜藤”的叶子，碧绿椭圆有锯齿，不过四川的“的瓜藤”的藤子只有筷子粗细，叶子，只有拇指大小，这棵树的枝干，有人腿粗，叶子却比巴掌还大。树梢上结着些拳头大的红色卵形果子，而它的根须极其发达，竟在树下形成了一个穹窿形的洞，大得和陕北的窑洞相似，能坐下几个人，而粗粗细细的须根上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子，和四川的“地瓜”一模一样。 廖文刚问：“这能吃吗？”亚玲说：“好吃。”聂世德说：“头上的果子，是搓冰粉的好原料。”赵文龙说：“下面的果子也好吃。放猪的遇见了，人和猪都可以饱吃一顿。”廖文刚放下亚玲，也摘来吃起来，味道和四川的“的瓜”一模一样。不觉赞扬道：“真好吃！四川要是有这种树子，六一二年，也会少饿死不少人！”施主任说：“老廖喜欢吃这些，山上到处都可以吃饱。”大家都吃了一阵枇杷果，歇了一会儿气，又往前走。 这一行大小11人，到下午一点过才到了永康饭店。大家打好旅馆，吃了饭，才到永康完小去。亚平姊妹没人带，也只好跟着。向东横穿过永康街，是一个建在坡上的寨子，房子横七竖八，大青树的根，直伸到路上，七纵八横的。农民家的小猪、小狗、小猫、鸡、羊跑来跑去。横穿过这个寨子斜坡一直伸展上去，就是永康小学。 坡路很宽，可容十来个人并排走。朝街的这一方没有围墙，向山顶的那边有土砖围墙。整个的学校就在一个坡上，郁郁葱葱的，长满了树；五个排列砖木结构的平房，一列更比一列高。最下面是一个土坝操场。穿过操场就是一条坡路，从正中把校舍分成两半。最高层，虽是平房，房子却特别高大，那是教工宿舍。它的前面有一个小坝子，坝子边上种有菠萝和几株叶子阔大且绿得晶莹的树，只有一人多高。廖文刚不认识，一问，才知是芒果树。背面就是绵延到班卡的崇山峻岭。两头都是小树林。老师们都互相认识，打着招呼，进到宿舍里坐着喝茶。 廖文刚只认识天津来的尤、史二老师。廖文刚到了尤庆璋老师的宿舍里，这宿舍长而不宽，除了床，还有一半的空间放着衣架、小凳、木椅、条桌。尤老师泡好茶，史老师也进来闲谈。廖文刚说：“我们的住房可是各有千秋啊，我和张必双两人一间床。不过，我住的可是楼房。”尤庆璋说：“没办法，就这样，过。” 有人招呼开会了，廖文刚和尤、史二老师走出宿舍，随着人流，下到第三排，进入了一间教室。大家坐好，就有人叫：“安静了，不讲话了。”旁边的尤老师给廖文刚介绍说：“我们永康小学校长，杨洪。”廖文刚初到永康是见过这位校长的，四十左右年纪，五尺左右身材，慈眉善目的，很有精神。只听他说：“请李主任讲话。”这位李主任，个子不高，身体较瘦，年纪和杨校长不相上下。神态显得有些疲惫。 史老师说：“他是永康辅导区主任，叫李润。他爱人熊老师，有神经病。”李主任主要是讲教学方面的事情，还讲了放农忙假，要由区里统一安排，下队的同志都一定要教一首歌：《我是中国人》；还要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廖文刚看这教室里，班卡村小的8位教师都来了。教室里坐着五十多位教师。有十来个女教师。像他这样年轻的人，不过五六个。穿军服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长得十分健壮，像运动员。听她和别人说话，是成都腔。 廖文刚问：“老师，也是四川的？”“成都的，老乡，哪里的？姓啥子？”廖文刚回答了她，并问她的姓名，知道她是永康农场的教师，叫欧阳锦柏。李主任讲完话，大家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李主任还请杨校长念了这次农忙假教师分配名单，廖文刚听清了，他被分到班卡的厂街。最后，杨校长说：“请沙老师教歌。”这位沙老师，个子瘦高，长得黑凛凛的，石老师说是傣族人。他先教《我是中国人》。声音高亢，节拍也准。廖文刚颇有音乐天资，一会儿就学会了。那歌词的头两句是：“我是中国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教了十来遍，大家也都会了。沙老师又教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廖文刚边唱边感到了音乐的神奇，毛主席语录居然也能唱。 晚餐，集体开伙，都在永康饭店吃。史以举个子不矮，长得横厚，声音洪亮，逢人就问好握手，笑容可掬。开饭前，他用餐厅的抹桌布把每张桌子都抹一遍，直抹得油亮亮的，然后帮服务员端菜端饭，饭后又抹桌子，扫地。只听施主任对杨校长说：“你们学校出了这样一个活雷锋啊。”杨校长小声说：“施主任看得起，那就和你们的廖文刚换好了。”“我的可是大学生，他呢？”“社会青年。”廖文刚吃完饭，就和班卡的其他老师一起，逛永康街去了。第二天，廖文刚又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回到了班卡。 经过班卡时，廖文刚顺便到邮电所，看有信没有。还没有爬完楼梯，就听老吴说：“廖老师，没有你的信。”廖文刚说声“老吴好”，就转身下楼穿过公社回学校去。廖文刚走到院子中央，就见书记吴世文和社长周双柱从门外进来。两人都长得中等个头，健壮结实。吴书记总是一身毛兰布衣服，方正的脸，显得和蔼可亲；周社长是转业军人，终年一身军服，轮廓分明的脸，显得精悍。“廖大学，开会回来了？”公社干部都这样叫他，因为这个公社还不曾有过大学生。廖文刚说：“吴书记、周社长好。农忙假，我分到厂街，要搞一个月，厂街怎么走？” 吴书记喜出望外地说：“分到厂街？我就是厂街的，就住我家里！明天我领你去！”周社长说：“廖大学，怎么不分到我们放马场去？”廖文刚见书记、社长那么真诚热情，就说：“下次，我一定来！”这时，一个中年汉子汗流满面地跑了进来，高喊：“周社长，我们队出事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穆队长，来，到办公室慢慢说。”穆队长边跟着周社长走，边说：“七八家人闹着要搬家。”“农忙时节，搬什么家！”“两个疯婆子和那个疯汉子，都说六月二十五，有天兵天将下降到我们小寨的山头上，不离开的人，都得死。”“疯子说的话大家也要听？”廖文刚问。 吴书记拉着廖文刚的手说：“文化少，就迷信多，你到厂街，特别要抓好文化室，教歌教字，组织大家读报读书。”廖文刚说：“行。社员，有没有兴趣？”“兴趣高得很哩，你下去就知道了。” 廖文刚回到学校洗漱完毕，张必双进屋来说：“廖老师，我们要分别了。”廖文刚站起来问：“怎么回事？”“我调到芒角小学去了。”“那里更好些吗？”“不，我的那位在芒角供销社。”廖文刚说：“祝贺你！祝你们幸福！”廖文刚就帮着张必双收拾床上用品和衣服书本，装进一个大包。收拾完毕，张老师说：“以后一定到芒角来玩。”廖文刚紧紧握住张必双的手说：“感谢你！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班卡朋友，又同室同床了三个多月。我以后一定来看望你和嫂子。”廖文刚一直把张必双送到校门口，才挥手而别。 廖文刚有了自己的专有宿舍了，于是重新铺床。他的床单，就是一幅白布，是单人床的，部队都没有枕头，只是把棉裤用包袱皮包好，就算是枕头了。蚊帐，也是部队的单人小帐。他按照部队的办法，把蚊帐一头固定在墙上，对面横拉背包绳（因为没有买到铁丝）睡时才扯。收拾好了，他看了一眼，把折得四棱四线的被子放在中间，还过得去。宿舍就绪，就做明天的准备工作。他找出抄有许多名歌的本子、《毛主席语录》、《白居易诗选》、手电筒，放在军用挎包里。然后就看《史记》。 第二天，一起床就把行李捆好，7点钟吃过早饭，老师们互道再见后，各人就背着行李下乡了。廖文刚背着军用背包，肩挂军用挎包，一身半新旧的军服，脚上军用胶鞋，到了班卡公社，吴书记一见，说：“好英俊的战士！”周社长端详了一阵说：“是从正规军出来的！”廖文刚说：“那还有假！军人出身嘛，就是这样的！战士要下乡了，两位首长，请吩咐。”廖文刚还做了个立正姿势。周社长说：“最不方便的是下面没有厕所，只能满山屙野屎。”廖文刚吃惊地问：“为什么不挖一个？”吴书记说：“一是习惯了，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这样，本地人可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地广人稀，种的都是懒庄稼，从不施肥，粪便堆积起来，还不好处理哩。”廖文刚说：“那我得先上厕所。还得再买点手纸。”“行啊，我等你。”吴书记说。 吴书记在前，廖文刚在后，向厂街进发。过了班卡街拐向小路走，不到三里路，过了一个垭口，就看见下面半坡上横着一个不小的寨子。吴书记说：“这就是厂街，我的家在中间。”廖文刚看这寨子，背后是连绵的群山，寨子的前面和左右两边都是向下倾斜的大土坡。大到什么程度？下面看不见底，左右看不到边。而这些土坡又起起伏伏的，在这起伏中就留下了许多田地。吴世文说：“全是好土，地里不容易找到一块石头。滇西这地方，可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 他们走了四五里地，到了寨子门口。芭蕉掩映，屋舍俨然，鸡鸣狗吠，牛叫马嘶。廖文刚说：“吴书记的老家很富庶嘛。”吴书记说：“听老人们讲，这里办过银厂，是一条大街，现在人们吃穿不愁，就是没有文化。”“吴书记读过多少书？”“读过两年私学。我看见你这样的大学生，心头就佩服，那得读多少书啊！”廖文刚说：“以后，读书人会越来越多；将来，人人都会是大学生。”吴书记说：“我们大家努力，争取这一天早点到来！” 廖文刚随吴书记进了寨子，这寨子中间有一条大路，把寨子分成上下两边。两边的房子，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各有三二十家。吴书记指着进寨的第一间竹瓦土墙房子说：“这就是文化室，可坐五六十人，你晚上就在这里教歌教识字。这里的适龄儿童，还有一半在家里放猪放牛，不能到学校读书。办好文化室，晚上扫盲，是现在能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廖文刚说：“吴书记的这个想法切合实际。”他看这文化室，有一个教室那么长，但没有教室那样宽，门关着，还上了锁。 吴书记把廖文刚领到队长家。队长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这么早哇！”吴书记说：“不早点，你钻进林子里去了，到哪里找你？”队长说：“吴胖子才最爱钻林子。”吴书记介绍说：“夏队长，外号大喇叭，他一叫，全公社都能听见。这是廖老师，新来的，廖老师就住我的家里，廖老师来，主要是督促春耕，宣传政策，把文化室活动搞起来。”吴书记介绍时，两人都点头致意。 廖文刚见这夏队长壮得像座小山，他端详了廖文刚一会儿说：“长得这么细皮嫩肉的，又这么眉清目秀，看厂街哪个姑娘有福气。”吴书记说：“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哩，哪个姑娘，他看得起？”廖文刚羞红了脸说：“不是看不起，我年纪还小，不说这些。”队长问：“廖老师多大了？”“21岁。”“不小了，十五岁当爹，十三岁当娘的，有的是。”吴书记说：“那是解放前、没有文化的人。”廖文刚说：“夏队长，多支持。”大家闲聊了一阵，廖文刚了解到，这个队的人口有211人，土地，有田350亩，地880亩。人平6亩多。吴书记说：“春种秋收，忙一个月都还忙不完。”夏队长说：“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可不小呀，户平8564斤！”廖文刚很吃惊：“这么多！真有这么多？”吴书记说：“到秋收时，你来看，每天全队人搬，所有的牛马驮，一个月还运不完！”廖文刚说：“我代表吃国家粮的人感谢你们！” 告别了夏队长，廖文刚跟着吴书记到了他的家里，宽阔的石头阶沿，土墙，木瓦，吴书记的爱人，大个头，蟠桃脸，大手大脚大眼睛。一见面就笑声朗朗。吴书记的母亲，六十开外，身板硬朗。慈母般地笑着，吴书记的兄弟，只有十七八岁，腼腆得不敢抬头看人。吴书记只有一个女儿，十岁，个头不矮，身材像松树般的粗壮，看上去有十四五岁，正要上山放猪。吴世文说：“梅英，见了老师也不喊！”那女孩问：“他是老师？没见过。”廖文刚说：“吴梅英，可是一个大词人哩。不在班卡完小读？”吴梅英迟疑地看着廖文刚：“我在大寨小学读。什么瓷人泥人，我长得不白净。”廖文刚大笑起来，说：“词就相当于现在说的诗，句子是长长短短的。词人，就是很会写这种诗的人。”吴梅英说：“我会读，不会写。”廖文刚说：“将近一千年前，就有个吴梅英，很会写词。不过，他是一个老公公。”“吴梅英是一个老公公”，吴梅英笑着赶着牛羊上山去了。 吴书记房子的布局和滇西一般人的差不多，阶沿很宽，靠门有石头水缸，打开门，中间是堂屋，堂屋里正中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墙头还用木板搭了一个半截楼，堂屋的右手边靠墙是灶，左手边是饭桌，堂屋的两边各有两间屋，左边住着吴书记夫妇和女儿，左手边住着他母亲和兄弟。这就是正房。两边都有厢房，左手边堆柴和劳动工具，右手边关着猪鸡羊。家里养了3条狗，见了生人也不咬，只是嗅嗅，就摇着尾巴走开了。 吴书记的家右边是人家，左边是一片林子，前边是一大片芭蕉林。吴书记因为来客多，堂屋靠左墙安有一张床。吴书记给廖文刚接下背包，放在堂屋的床上。给全家人说：“廖老师是我们公社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川人，到过北京，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月。”吴嫂说：“怕照顾不好哟。”廖文刚说：“吴嫂放心，军人出身，什么饭菜都能吃一肚子，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得愉快。”吴大娘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就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就说。” 第87章 到永康开教师会 去厂街住书记家 5月29日，施主任上课前召开教师会，宣布说：“接到区委通知，全体教师，明天到永康开会。放一个月的农忙假。今天下午就放，6月29日通学生到校，6月30日正式行课。各个班的班主任，要叮嘱学生按时到校，要锁好门窗，检查各个寝室，把火灭掉。五六年级的班主任，请顺路的同学给村小教师带通知。”他发了两封信给廖文刚，说：“放牛场的，交给崔玉华，登腮的交给黄国美。”上完两节课，廖文刚给五年级的同学讲了放农忙假的有关事宜，最后说：“一个月的农忙假，时间不短呀，同学们都把书带回去，抽时间看看书，写写字。俗话说‘三天不念，口生；三天不做，手生。’” 张德贵说：“家里那么多活路，哪有时间看书！”廖文刚说：“有个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只要善于挤，就总会有的。’雷锋同志也说过：‘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雷锋同志还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要善于挤和善于钻。’” 廖文刚见同学们都听得很认真，就说：“同学们，以后不论去干什么，都要有真本事。本事从哪里来？首先是把书读好，然后才是边干边学。所以，同学们，为了你们的未来，为了以后给国家作出贡献，你们一定要把学习放在第一的位置！我建议你们，在农忙假中，每天看数学书半小时，抄语文书半小时。能做到吗？”“能做到！”声音还算整齐。 廖文刚很满意，补充道：“农忙假，你们当然要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家务劳动。我建议你们，充分利用零碎时间学习。比如语文的生字，算术的九九表、运算法则，都可以搞一个小本子，随时带在身上，离开家时，看一个知识点，在路上默记，到工地上，就完全烂熟于心了。回来时又记一个，休息时又记一个。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方法，长期积累，同学们，不得了啊！谁能一辈子这样坚持，成为专家学者也不难啊！” 廖文刚见大家都心领神会、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回家，代我向家长问好，并且把我今天讲的，讲给家长听，请他们支持，就这样，再见！”同学们齐声说了“老师再见”后，才涌出教室。廖文刚和生活委员罗锡昌一起关好门窗后，才离开教室。 放学以后，同学们都不煮饭吃，背着被子、提着春袋，涌出校门。从大校门出去的人很多，廖文刚知道，那是朝芒东、大地、海别、大寨、小寨、厂街、麻溜寨、登腮、尖山去的。从后门走的也有几十人，那是去放马场、十二炉火、冷水箐、放牛场的。他们大多打着光脚板，有的，压根儿就没有鞋；有的是舍不得把母亲千针万线做出来的布鞋拿去磨这几十里山路。往后门走的，没有一个女生，都一色的毛蓝布衣服，只有新旧之分罢了。穿得最破烂的是他所在班的张德贵，这孩子，个子不高，长得壮实，圆圆的脸，一脸的孩子气，廖文刚觉得，他小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第二天，七点钟，班卡完小的老师，就一同向永康出发了。谌源、鲁李美夫妇还带着亚平和亚玲。除了廖文刚外，大都带着雨伞，背着春袋。这种袋子，都是用布缝成的，装东西的部分，只有一尺多长，长方形，从四角伸出一对两尺多长的带子，好挎在肩上，下面吊着两寸长的丝绦。大家几乎都穿布鞋，这种布鞋的鞋面，前面很短，脚趾头的指甲以外的部分，几乎都冒在外面，所以“云南十八怪”里有“脚趾露在鞋子外”。只有廖文刚依然是一身军服，他还没有想过应该做一套老百姓衣服，因为，部队发的，从内衣到外套，棉的、布的、卡琪的、棉绒的，还有差不多一箱子，五六年也穿不完，况且，家里又急着等钱用，自己节约一分是一分。 老师们一路谈着家常，议论着报纸上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文化大革命。施主任说：“老廖，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谈谈，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廖文刚说：“我在想，解放十七年了，干部中养尊处优的现象是存在的，听不得批评意见，脱离实际，瞎指挥，搞得民不聊生的事情也不少，我们四川，就饿死了很多人，这种官老爷，也该整。” 赵文龙问：“四川真的饿死了人吗？”“那还有假？我老家的生产队，饿死的人都在四分之一以上。我们井研县饿死的人至少在五万以上。”聂世德说：“听说调我们云南的苞谷到四川去。我们这些地方，苞谷，现在也只喂猪。”廖文刚说：“要感谢云南人，你们的苞谷救了我们多少四川人的命。” 要走到芒东河时，一条背上花纹怪异的蛇，从草丛中窜出，逶迤着横穿大路，聂世德、赵文龙、赵钰眼明手快，捡起大石头砸去，正中头部，身子还浪花般地翻了七八圈。赵钰细看了一回说：“这就是五步蛇，咬着人，你只能跑五步就会倒地。” 廖文刚说：“这条蛇，这时死在这里，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施主任说：“请道其详。”廖文刚说：“说它偶然，是因为我们都不是故意到这里来打蛇的，这个事件，没有规律，不能重复，不在计划之中。”几个老师都问：“怎么解释必然呢？”廖文刚说：“这条蛇，从出生开始，不知翻过多少山坳，它的经历造成了它今天此时，必须从这里过。而我们，由于我们的经历、见识、国家的局势，决定了我们今天也必须从这里过，并且见了蛇也一定有些人要动手。” 谌源说：“你这不等于就是说前世因缘吗？”廖文刚说：“不对，前世因缘，说的是上天注定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各种社会的自然的个人的因素决定的。”“玄。”聂世德说。“看来廖文刚还是哲学家呢。”施永福说。廖文刚说：“哪敢称家，只是遇事就在思考。” 谌源夫妇领着两个小孩，走不快，大家就轮流背。这时已经是阳历六月的天气了，下过好几场大雨，过芒东河时，河面已有五十来米宽，只见河中，巨石乱卧，水就在乱石间奔流，有的地方可以从石头上跳过，有的地方只能从水里淌过，大家都脱鞋卷裤，跳上顽石，又入激流。鲁李美和两个孩子都不敢自己过河，谌源就背鲁李美，聂世德背亚平，张必双背亚玲。 过了河上坡时，廖文刚背亚玲。廖文刚问：“亚玲，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吃枇杷果。”并且往地下梭。廖文刚扭头一看，旁边一棵树子，有两人高，叶子很像四川人说的“的瓜藤”的叶子，碧绿椭圆有锯齿，不过四川的“的瓜藤”的藤子只有筷子粗细，叶子，只有拇指大小，这棵树的枝干，有人腿粗，叶子却比巴掌还大。树梢上结着些拳头大的红色卵形果子，而它的根须极其发达，竟在树下形成了一个穹窿形的洞，大得和陕北的窑洞相似，能坐下几个人，而粗粗细细的须根上结满了红色的小果子，和四川的“地瓜”一模一样。 廖文刚问：“这能吃吗？”亚玲说：“好吃。”聂世德说：“头上的果子，是搓冰粉的好原料。”赵文龙说：“下面的果子也好吃。放猪的遇见了，人和猪都可以饱吃一顿。”廖文刚放下亚玲，也摘来吃起来，味道和四川的“的瓜”一模一样。不觉赞扬道：“真好吃！四川要是有这种树子，六一二年，也会少饿死不少人！”施主任说：“老廖喜欢吃这些，山上到处都可以吃饱。”大家都吃了一阵枇杷果，歇了一会儿气，又往前走。 这一行大小11人，到下午一点过才到了永康饭店。大家打好旅馆，吃了饭，才到永康完小去。亚平姊妹没人带，也只好跟着。向东横穿过永康街，是一个建在坡上的寨子，房子横七竖八，大青树的根，直伸到路上，七纵八横的。农民家的小猪、小狗、小猫、鸡、羊跑来跑去。横穿过这个寨子斜坡一直伸展上去，就是永康小学。 坡路很宽，可容十来个人并排走。朝街的这一方没有围墙，向山顶的那边有土砖围墙。整个的学校就在一个坡上，郁郁葱葱的，长满了树；五个排列砖木结构的平房，一列更比一列高。最下面是一个土坝操场。穿过操场就是一条坡路，从正中把校舍分成两半。最高层，虽是平房，房子却特别高大，那是教工宿舍。它的前面有一个小坝子，坝子边上种有菠萝和几株叶子阔大且绿得晶莹的树，只有一人多高。廖文刚不认识，一问，才知是芒果树。背面就是绵延到班卡的崇山峻岭。两头都是小树林。老师们都互相认识，打着招呼，进到宿舍里坐着喝茶。 廖文刚只认识天津来的尤、史二老师。廖文刚到了尤庆璋老师的宿舍里，这宿舍长而不宽，除了床，还有一半的空间放着衣架、小凳、木椅、条桌。尤老师泡好茶，史老师也进来闲谈。廖文刚说：“我们的住房可是各有千秋啊，我和张必双两人一间床。不过，我住的可是楼房。”尤庆璋说：“没办法，就这样，过。” 有人招呼开会了，廖文刚和尤、史二老师走出宿舍，随着人流，下到第三排，进入了一间教室。大家坐好，就有人叫：“安静了，不讲话了。”旁边的尤老师给廖文刚介绍说：“我们永康小学校长，杨洪。”廖文刚初到永康是见过这位校长的，四十左右年纪，五尺左右身材，慈眉善目的，很有精神。只听他说：“请李主任讲话。”这位李主任，个子不高，身体较瘦，年纪和杨校长不相上下。神态显得有些疲惫。 史老师说：“他是永康辅导区主任，叫李润。他爱人熊老师，有神经病。”李主任主要是讲教学方面的事情，还讲了放农忙假，要由区里统一安排，下队的同志都一定要教一首歌：《我是中国人》；还要教唱《毛主席语录歌》。廖文刚看这教室里，班卡村小的8位教师都来了。教室里坐着五十多位教师。有十来个女教师。像他这样年轻的人，不过五六个。穿军服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长得十分健壮，像运动员。听她和别人说话，是成都腔。 廖文刚问：“老师，也是四川的？”“成都的，老乡，哪里的？姓啥子？”廖文刚回答了她，并问她的姓名，知道她是永康农场的教师，叫欧阳锦柏。李主任讲完话，大家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李主任还请杨校长念了这次农忙假教师分配名单，廖文刚听清了，他被分到班卡的厂街。最后，杨校长说：“请沙老师教歌。”这位沙老师，个子瘦高，长得黑凛凛的，石老师说是傣族人。他先教《我是中国人》。声音高亢，节拍也准。廖文刚颇有音乐天资，一会儿就学会了。那歌词的头两句是：“我是中国人，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教了十来遍，大家也都会了。沙老师又教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廖文刚边唱边感到了音乐的神奇，毛主席语录居然也能唱。 晚餐，集体开伙，都在永康饭店吃。史以举个子不矮，长得横厚，声音洪亮，逢人就问好握手，笑容可掬。开饭前，他用餐厅的抹桌布把每张桌子都抹一遍，直抹得油亮亮的，然后帮服务员端菜端饭，饭后又抹桌子，扫地。只听施主任对杨校长说：“你们学校出了这样一个活雷锋啊。”杨校长小声说：“施主任看得起，那就和你们的廖文刚换好了。”“我的可是大学生，他呢？”“社会青年。”廖文刚吃完饭，就和班卡的其他老师一起，逛永康街去了。第二天，廖文刚又和大家一起，跋山涉水回到了班卡。 经过班卡时，廖文刚顺便到邮电所，看有信没有。还没有爬完楼梯，就听老吴说：“廖老师，没有你的信。”廖文刚说声“老吴好”，就转身下楼穿过公社回学校去。廖文刚走到院子中央，就见书记吴世文和社长周双柱从门外进来。两人都长得中等个头，健壮结实。吴书记总是一身毛兰布衣服，方正的脸，显得和蔼可亲；周社长是转业军人，终年一身军服，轮廓分明的脸，显得精悍。“廖大学，开会回来了？”公社干部都这样叫他，因为这个公社还不曾有过大学生。廖文刚说：“吴书记、周社长好。农忙假，我分到厂街，要搞一个月，厂街怎么走？” 吴书记喜出望外地说：“分到厂街？我就是厂街的，就住我家里！明天我领你去！”周社长说：“廖大学，怎么不分到我们放马场去？”廖文刚见书记、社长那么真诚热情，就说：“下次，我一定来！”这时，一个中年汉子汗流满面地跑了进来，高喊：“周社长，我们队出事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穆队长，来，到办公室慢慢说。”穆队长边跟着周社长走，边说：“七八家人闹着要搬家。”“农忙时节，搬什么家！”“两个疯婆子和那个疯汉子，都说六月二十五，有天兵天将下降到我们小寨的山头上，不离开的人，都得死。”“疯子说的话大家也要听？”廖文刚问。 吴书记拉着廖文刚的手说：“文化少，就迷信多，你到厂街，特别要抓好文化室，教歌教字，组织大家读报读书。”廖文刚说：“行。社员，有没有兴趣？”“兴趣高得很哩，你下去就知道了。” 廖文刚回到学校洗漱完毕，张必双进屋来说：“廖老师，我们要分别了。”廖文刚站起来问：“怎么回事？”“我调到芒角小学去了。”“那里更好些吗？”“不，我的那位在芒角供销社。”廖文刚说：“祝贺你！祝你们幸福！”廖文刚就帮着张必双收拾床上用品和衣服书本，装进一个大包。收拾完毕，张老师说：“以后一定到芒角来玩。”廖文刚紧紧握住张必双的手说：“感谢你！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班卡朋友，又同室同床了三个多月。我以后一定来看望你和嫂子。”廖文刚一直把张必双送到校门口，才挥手而别。 廖文刚有了自己的专有宿舍了，于是重新铺床。他的床单，就是一幅白布，是单人床的，部队都没有枕头，只是把棉裤用包袱皮包好，就算是枕头了。蚊帐，也是部队的单人小帐。他按照部队的办法，把蚊帐一头固定在墙上，对面横拉背包绳（因为没有买到铁丝）睡时才扯。收拾好了，他看了一眼，把折得四棱四线的被子放在中间，还过得去。宿舍就绪，就做明天的准备工作。他找出抄有许多名歌的本子、《毛主席语录》、《白居易诗选》、手电筒，放在军用挎包里。然后就看《史记》。 第二天，一起床就把行李捆好，7点钟吃过早饭，老师们互道再见后，各人就背着行李下乡了。廖文刚背着军用背包，肩挂军用挎包，一身半新旧的军服，脚上军用胶鞋，到了班卡公社，吴书记一见，说：“好英俊的战士！”周社长端详了一阵说：“是从正规军出来的！”廖文刚说：“那还有假！军人出身嘛，就是这样的！战士要下乡了，两位首长，请吩咐。”廖文刚还做了个立正姿势。周社长说：“最不方便的是下面没有厕所，只能满山屙野屎。”廖文刚吃惊地问：“为什么不挖一个？”吴书记说：“一是习惯了，自从盘古开天地，这里就这样，本地人可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地广人稀，种的都是懒庄稼，从不施肥，粪便堆积起来，还不好处理哩。”廖文刚说：“那我得先上厕所。还得再买点手纸。”“行啊，我等你。”吴书记说。 吴书记在前，廖文刚在后，向厂街进发。过了班卡街拐向小路走，不到三里路，过了一个垭口，就看见下面半坡上横着一个不小的寨子。吴书记说：“这就是厂街，我的家在中间。”廖文刚看这寨子，背后是连绵的群山，寨子的前面和左右两边都是向下倾斜的大土坡。大到什么程度？下面看不见底，左右看不到边。而这些土坡又起起伏伏的，在这起伏中就留下了许多田地。吴世文说：“全是好土，地里不容易找到一块石头。滇西这地方，可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 他们走了四五里地，到了寨子门口。芭蕉掩映，屋舍俨然，鸡鸣狗吠，牛叫马嘶。廖文刚说：“吴书记的老家很富庶嘛。”吴书记说：“听老人们讲，这里办过银厂，是一条大街，现在人们吃穿不愁，就是没有文化。”“吴书记读过多少书？”“读过两年私学。我看见你这样的大学生，心头就佩服，那得读多少书啊！”廖文刚说：“以后，读书人会越来越多；将来，人人都会是大学生。”吴书记说：“我们大家努力，争取这一天早点到来！” 廖文刚随吴书记进了寨子，这寨子中间有一条大路，把寨子分成上下两边。两边的房子，参差错落、鳞次栉比，各有三二十家。吴书记指着进寨的第一间竹瓦土墙房子说：“这就是文化室，可坐五六十人，你晚上就在这里教歌教识字。这里的适龄儿童，还有一半在家里放猪放牛，不能到学校读书。办好文化室，晚上扫盲，是现在能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廖文刚说：“吴书记的这个想法切合实际。”他看这文化室，有一个教室那么长，但没有教室那样宽，门关着，还上了锁。 吴书记把廖文刚领到队长家。队长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这么早哇！”吴书记说：“不早点，你钻进林子里去了，到哪里找你？”队长说：“吴胖子才最爱钻林子。”吴书记介绍说：“夏队长，外号大喇叭，他一叫，全公社都能听见。这是廖老师，新来的，廖老师就住我的家里，廖老师来，主要是督促春耕，宣传政策，把文化室活动搞起来。”吴书记介绍时，两人都点头致意。 廖文刚见这夏队长壮得像座小山，他端详了廖文刚一会儿说：“长得这么细皮嫩肉的，又这么眉清目秀，看厂街哪个姑娘有福气。”吴书记说：“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哩，哪个姑娘，他看得起？”廖文刚羞红了脸说：“不是看不起，我年纪还小，不说这些。”队长问：“廖老师多大了？”“21岁。”“不小了，十五岁当爹，十三岁当娘的，有的是。”吴书记说：“那是解放前、没有文化的人。”廖文刚说：“夏队长，多支持。”大家闲聊了一阵，廖文刚了解到，这个队的人口有211人，土地，有田350亩，地880亩。人平6亩多。吴书记说：“春种秋收，忙一个月都还忙不完。”夏队长说：“我们对国家的贡献可不小呀，户平8564斤！”廖文刚很吃惊：“这么多！真有这么多？”吴书记说：“到秋收时，你来看，每天全队人搬，所有的牛马驮，一个月还运不完！”廖文刚说：“我代表吃国家粮的人感谢你们！” 告别了夏队长，廖文刚跟着吴书记到了他的家里，宽阔的石头阶沿，土墙，木瓦，吴书记的爱人，大个头，蟠桃脸，大手大脚大眼睛。一见面就笑声朗朗。吴书记的母亲，六十开外，身板硬朗。慈母般地笑着，吴书记的兄弟，只有十七八岁，腼腆得不敢抬头看人。吴书记只有一个女儿，十岁，个头不矮，身材像松树般的粗壮，看上去有十四五岁，正要上山放猪。吴世文说：“梅英，见了老师也不喊！”那女孩问：“他是老师？没见过。”廖文刚说：“吴梅英，可是一个大词人哩。不在班卡完小读？”吴梅英迟疑地看着廖文刚：“我在大寨小学读。什么瓷人泥人，我长得不白净。”廖文刚大笑起来，说：“词就相当于现在说的诗，句子是长长短短的。词人，就是很会写这种诗的人。”吴梅英说：“我会读，不会写。”廖文刚说：“将近一千年前，就有个吴梅英，很会写词。不过，他是一个老公公。”“吴梅英是一个老公公”，吴梅英笑着赶着牛羊上山去了。 吴书记房子的布局和滇西一般人的差不多，阶沿很宽，靠门有石头水缸，打开门，中间是堂屋，堂屋里正中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墙头还用木板搭了一个半截楼，堂屋的右手边靠墙是灶，左手边是饭桌，堂屋的两边各有两间屋，左边住着吴书记夫妇和女儿，左手边住着他母亲和兄弟。这就是正房。两边都有厢房，左手边堆柴和劳动工具，右手边关着猪鸡羊。家里养了3条狗，见了生人也不咬，只是嗅嗅，就摇着尾巴走开了。 吴书记的家右边是人家，左边是一片林子，前边是一大片芭蕉林。吴书记因为来客多，堂屋靠左墙安有一张床。吴书记给廖文刚接下背包，放在堂屋的床上。给全家人说：“廖老师是我们公社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四川人，到过北京，要在我们家住一个月。”吴嫂说：“怕照顾不好哟。”廖文刚说：“吴嫂放心，军人出身，什么饭菜都能吃一肚子，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得愉快。”吴大娘说：“那就好，那就好。你就要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吃什么就说。” 第88章 厂街二十日 歌声满山川 吴书记握着廖文刚的手说：“廖大学，你就安安心心在这里住，公社那边的事多，我几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你就不要见外。”廖文刚说：“吴书记，放心忙去。‘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啊。’”廖文刚竟然唱起来了。吴书记说：“这就好！寨子上的青年，都喜欢唱唱跳跳。” 吴书记和廖文刚握过手走了之后，出工的钟声响了。部分男社员们手执牛鞭，肩扛铁犁和枷担、赶着牛；妇女和未成年人手拿盆箩，肩扛口袋，里面账鼓鼓的，是苞谷种子：这是点苞谷的队伍；还有些人，主要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他们都手拿月牙形的镰刀，背着背篓，挑着箩筐，女的还大多背一个春袋，这是割麦子、收豌豆、胡豆的队伍。廖文刚说：“我跟着男社员走。”吴嫂说：“那你端个小竹篼，撒种。”吴嫂找出一个小圆篼，廖文刚接过就去追男社员的队伍。吴嫂也跟在廖文刚后面，肩上还挎一个红色的春袋。 到了地头，男人们把两头黄牛架在一起，犁起地来。这坡地顺着山梁，起起伏伏，宽得看不到头。犁地的人，各依地势，隔着三两丈，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都是两头黄牛在前，扶犁人在牛后扬着鞭子，播种人在扶犁人后“手舞足蹈”：扬手丢苞谷，运脚盖泥土。廖文刚学着妇女们的样子，跟在犁手后，一步一窝，丢三四颗种子在犁沟里，然后提起脚，踢碎些泥土，把种子掩上。扶犁人挥着鞭子掌着犁，从这一山直犁到那一山，从入犁到起犁，可能一里路都有余。有些陡峭的地段，牛和人都不大站得稳，犁起的大些的泥块就哗啦啦往下滚。但人们都不去理会，依旧从这个山头直犁到那个山头。 一会儿，犁地人吼起牛歌，播种人讲些笑话，牛儿扇着耳朵、甩动尾巴。加上春阳游过山头，苍鹰在天空盘旋，山雀在树上啼叫；天是碧蓝的，地是黄绿相间的；四周的野花，五彩缤纷，人和牛在这样的环境中耕耘着，构成了一幅声色俱全的春耕图。大家劳动了两个小时左右，宽阔的山坡上已经布上了一片鲜土的绸带，夏队长高喊：“休息一会儿！”扶犁人把犁头高高提起，向地里重重一插，解开牛嘴笼，让它就地吃青草。播种人就地放下篮筐。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地头的一棵大青树奔去，男人们抽起了旱烟，女人们从春袋里拿出鞋底纳起来，廖文刚就给大家高声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夏队长说：“听晓琴讲，廖老师的歌唱得好。我们欢迎廖老师来一个，好不好？”大家都拍起手来。廖文刚就站起来唱了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唱得斗志昂扬，声震群山。社员们都听得凝神屏息、意气风发。等到廖文刚一唱完，山坡上掌声骤起，如春雷秋涛。吴嫂说：“廖老师，怎么会唱得这么好？”廖文刚说：“我也是学的，欢迎大家晚上到文化室来，我就先教这首歌。” 休息了半个多钟头，又劳动到太阳有点向西偏了，夏队长才喊放牛吃午饭。这山坡离厂街寨子大约有三四里远，虽然较近，但农忙时节，社员都习惯在山上吃饭。只见背春袋的妇女都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篾盒来，样子有点古色古香，就是一个微型篾箱子，这篾盒长有四五寸，宽有二三寸，高有三四寸，由高度一样的两半合拢，分开就一人一盒。她们还从袋里拿出一个竹筒，里面装的是咸菜。筷子，是不带的，就地折一根蒿秆，折成一样长，就从竹筒里拈菜下饭吃起来。 吴嫂就给了廖文刚这样的半盒饭，并把她的竹筒放在了廖文刚坐的身边。廖文刚说声“谢谢”，就自制筷子吃起来，他拈了一筷竹筒里的东西，比萝卜丝还细，颜色可有些白里透黑，放在嘴里，酸得可口。“吴嫂，这是什么菜？”旁边的姑娘小伙们异口同声地说：“酸笋丝！”“吃不惯？”吴嫂问。“好吃，好吃！”廖文刚说。吃完饭后，一个大辫子姑娘说：“廖老师，到过北京，给我们讲讲。”廖文刚说：“行。”于是就给大家介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肃穆，天安门城楼的雄伟，故宫的堂皇，北京车站的热闹，电车的方便、王府井大街物品的丰富，北京人的热情，社员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下午直干到天将黑，大家才收工回家。廖文刚刚走到门口，吴大娘就端出一瓷盆热水来，说：“廖老师辛苦了，大学生哪里干过这些活哟！”廖文刚说：“谢谢大娘，以后我自己来，我习惯洗冷水。”吴嫂说：“你可不要给我们节约，我们这些地方满山都是烧柴。”廖文刚说：“吴嫂，你洗。”吴嫂说：“不，我有的。”廖文刚看这盆子，崭新的，底部一条鲜活的鲤鱼，似乎要从水里跳跃而出，毛巾也是崭新的，山茶花红得耀眼，而且打了很多香皂，廖文刚只是把毛巾提了提，水就变成了乳白色。盛情难却，廖文刚只得洗脸。 吴嫂却拿着一种特别的工具去打水洗脸。这工具是一筒巨大的竹子做的，粗如猫肚，两头从竹节处齐齐锯下，不到一尺长，上面削去一小半，下面削平。这就是他们的竹盆。吃晚饭时，吴嫂踮起脚从堂屋的小楼上拿下一个方形的竹箩，倒放在阶沿上，摆上饭菜，原来这是竹篾桌。坐具也有点五花八门，有小方竹椅，有长条凳，还有一种凳，形似螃蟹，是一段树干，留下个枝丫做成的。枝丫和树干，形成小于90度的角度，砍成大体一样长。盘盘曲曲，别有风味，廖文刚很喜欢，抓一条树凳来坐起。问：“这种凳子有名字吗？”“没有。”“就它叫木马凳好了，很像体育课上用的木马。”廖文刚说。吴大娘说：“木马凳，好啊，像木头做的一匹小马。” 桌子上有一大碗腊肉，青菜，也有中午吃的那种酸笋丝。吃晚饭的，连廖文刚只有5个人：吴大娘、吴大嫂、吴世文的弟弟吴世武、女儿吴梅英。廖文刚问：“酸笋丝是怎么做成的呢？”吴梅英比划着说：“把笋打回来，切切切，切成丝，加上杀了猪的血，放在盆里，用手和和和，装进坛子里，把坛子口口封好。几个月后，打开，就是了。”吴世武说：“那还不臭了？还得加盐。”吴嫂说：“要味道好，还要加上些花椒面，胡椒面，辣椒面。” 吃完饭，月亮已经升起，像青菜叶子形状的天上布满了星星，廖文刚就带上挎包，约起吴世武、吴梅英，打着手电，直奔文化室。已经有人在那里了，屋里点着灯，廖文刚还没有进门就说：“来得好早！”“我在管钥匙。”廖文刚进门一看，前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黑板，桌上一个瓦片，上面放着指头宽，尺来长的一块柴，在熊熊燃烧，火焰不小，浓烟直滚。里面桌子不多，凳子不少，大部分是“木马凳”，有的还很长，能坐七八个人。他看清了，就是那位大辫子姑娘。头发不长，却编成两个硕大的发辫，比一般人的粗大一倍，油黑发亮。面目却长得秀气。“叫什么名字？”“叫夏新美。”吴梅英抢着说。吴世武说：“文化室的室长。”廖文刚伸出手去：“握个手，太好了，先要感谢你的支持。”夏新美羞红了脸，伸出手来说：“应该我感谢廖老师，”廖文刚笑着说：“感谢我做什么呀！”“支持我们文化室的工作。” 两人握过手，廖文刚坐在中间第一排的凳子上，问：“这点的是什么呀？”“松明”，夏新美笑道，“就是长了松香的松树，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吴梅英说：“没有钱买煤油、手电筒，就用这个。”夏新美说：“松明的火很亮，点着走路不容易吹熄，满山都是。”大家说着闲话，不到二十分钟，文化室已经座无虚席了。其中大半是年轻人，干部都来了，吴大娘、吴大嫂也来了。廖文刚根据夏新美的意见，今晚教唱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夏新美说：“欢迎廖老师先唱一遍！”每个人都把巴掌拍得尽量响。廖文刚先唱了一遍，唱得声情并茂，全场掌声雷动。廖文刚就采用写一句教一句的办法，一句一句地教起来。厂街人对音乐的理解能力相当强，教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基本上能唱了。廖文刚又采用抽人独唱，请几个人齐唱的方法来加以巩固。然后教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识记歌词。估计已经十点过了，廖文刚说：“今晚就教到这里。”下面竟然响起了：“再教一个！”“再教一个！”的叫声。廖文刚说：“我要在这里住一个月，来日方长。大忙季节，明天还有繁重的劳动，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夏队长说：“明天劳动休息时，各个小组长就领着大家练习练习，不要明晚上全还给廖老师了。都回去睡觉。” 廖文刚只在这里住了20天，才教会了14支歌，这天上午一歇活路还没有完，吴书记就到山上找着廖文刚通知他，马上回学校去，明天赶到德党学习。廖文刚立即和山上的吴嫂、夏队长告别。山上的人知道了，都围拢来，依依不舍。夏队长说：“廖老师来了，大家都像过年一样高兴，每晚上唱歌，个个都像过节似的，这突然走了，晚上怎么办？”廖文刚心里也很难过，说：“隔得不远，我以后一定还会来的。”廖文刚和每一个人握过手，在“廖老师慢走”声中，和吴书记走了。 才走出一里多路，只听后面有人喊：“廖老师，等一等。”廖文刚回头一看是夏新美，跑得满脸通红，廖文刚迎了上去，她气喘吁吁地说：“廖老师，我在那边山头上，不知道你要走，我跑来送你。”廖文刚说：“谢谢你。”“你以后还会来吗？”“我一定再来！”夏新美伸出手来：“用你的话，‘我们握个手’。”廖文刚伸出手去，两人紧紧地握着。廖文刚感受到了她粗大厚实的手在发抖。廖文刚抽出手，挥了挥：“也欢迎你到学校来玩。”“我会来的。” 廖文刚说：“就不要再送了。那边还等你播种呢。”夏新美说：“我就送你回寨子。我去给割麦子的人说，今晚大家不要来文化室了。”吴书记说：“你也可以领着大家活动呀。”夏新美说：“今晚大家不能来……”她说着，声音哽咽了。吴书记小声对廖文刚说：“夏新美是真的动感情了。”廖文刚回头对夏新美说：“我们就在班卡公社，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我会经常来厂街看你们的。”吴书记说：“我们一路，公社这一阵事情多。新美，回去。”夏新美不说话，一直把廖文刚送到吴书记家，帮着他捆行李，送他们到寨口，看着他们往坡上走，直到看不见了，还呆呆地站着。 廖文刚三次回头向她挥手。这样的分别，廖文刚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但他心里依然很难过。人啊，就是这样的多情。程茜平、李秀芝、唐燕群、蔡丽新、李学明、韩润茂、陈玉忠，分别时，都是这样的。这里又多了一个夏新美。廖文刚觉得这就是真挚的同志情。 吴书记边走边对廖文刚说：“我了解了一下，干部社员对你反映很好，说话、做事，认真负责有水平。家庭出身也好，真是根红苗正啊”，吴书记看定廖文刚问，“你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在部队里写过。”“那你再写一份，交给我。共产党就要你这样的人。”廖文刚说：“行。我一直都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自从1963年9月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我就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吴书记说：“这很好。班卡的教师还没有党员，你要争取成为第一个。” 廖文刚和吴书记握手而别，回到学校，把衣服洗来晾好，就立即写了他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吃了晚饭后，交到了吴书记手里。吴书记非常高兴：“好，雷厉风行，像个干事的！”廖文刚说：“我在申请书里写得很明白，因为我还年轻，思想上很不成熟，希望组织在我成熟后再批准我入党。我写这份入党申请书的目的是表明我的政治倾向，表明我的理想。”吴书记说：“这个认识好，不过，什么时候批准，那是组织的事了。你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做好准备，积极争取。”廖文刚说：“好，我记住了。” 第88章 厂街二十日 歌声满山川 吴书记握着廖文刚的手说：“廖大学，你就安安心心在这里住，公社那边的事多，我几个星期才能回来一次。你就不要见外。”廖文刚说：“吴书记，放心忙去。‘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啊。’”廖文刚竟然唱起来了。吴书记说：“这就好！寨子上的青年，都喜欢唱唱跳跳。” 吴书记和廖文刚握过手走了之后，出工的钟声响了。部分男社员们手执牛鞭，肩扛铁犁和枷担、赶着牛；妇女和未成年人手拿盆箩，肩扛口袋，里面账鼓鼓的，是苞谷种子：这是点苞谷的队伍；还有些人，主要是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他们都手拿月牙形的镰刀，背着背篓，挑着箩筐，女的还大多背一个春袋，这是割麦子、收豌豆、胡豆的队伍。廖文刚说：“我跟着男社员走。”吴嫂说：“那你端个小竹篼，撒种。”吴嫂找出一个小圆篼，廖文刚接过就去追男社员的队伍。吴嫂也跟在廖文刚后面，肩上还挎一个红色的春袋。 到了地头，男人们把两头黄牛架在一起，犁起地来。这坡地顺着山梁，起起伏伏，宽得看不到头。犁地的人，各依地势，隔着三两丈，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都是两头黄牛在前，扶犁人在牛后扬着鞭子，播种人在扶犁人后“手舞足蹈”：扬手丢苞谷，运脚盖泥土。廖文刚学着妇女们的样子，跟在犁手后，一步一窝，丢三四颗种子在犁沟里，然后提起脚，踢碎些泥土，把种子掩上。扶犁人挥着鞭子掌着犁，从这一山直犁到那一山，从入犁到起犁，可能一里路都有余。有些陡峭的地段，牛和人都不大站得稳，犁起的大些的泥块就哗啦啦往下滚。但人们都不去理会，依旧从这个山头直犁到那个山头。 一会儿，犁地人吼起牛歌，播种人讲些笑话，牛儿扇着耳朵、甩动尾巴。加上春阳游过山头，苍鹰在天空盘旋，山雀在树上啼叫；天是碧蓝的，地是黄绿相间的；四周的野花，五彩缤纷，人和牛在这样的环境中耕耘着，构成了一幅声色俱全的春耕图。大家劳动了两个小时左右，宽阔的山坡上已经布上了一片鲜土的绸带，夏队长高喊：“休息一会儿！”扶犁人把犁头高高提起，向地里重重一插，解开牛嘴笼，让它就地吃青草。播种人就地放下篮筐。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地头的一棵大青树奔去，男人们抽起了旱烟，女人们从春袋里拿出鞋底纳起来，廖文刚就给大家高声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夏队长说：“听晓琴讲，廖老师的歌唱得好。我们欢迎廖老师来一个，好不好？”大家都拍起手来。廖文刚就站起来唱了一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唱得斗志昂扬，声震群山。社员们都听得凝神屏息、意气风发。等到廖文刚一唱完，山坡上掌声骤起，如春雷秋涛。吴嫂说：“廖老师，怎么会唱得这么好？”廖文刚说：“我也是学的，欢迎大家晚上到文化室来，我就先教这首歌。” 休息了半个多钟头，又劳动到太阳有点向西偏了，夏队长才喊放牛吃午饭。这山坡离厂街寨子大约有三四里远，虽然较近，但农忙时节，社员都习惯在山上吃饭。只见背春袋的妇女都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篾盒来，样子有点古色古香，就是一个微型篾箱子，这篾盒长有四五寸，宽有二三寸，高有三四寸，由高度一样的两半合拢，分开就一人一盒。她们还从袋里拿出一个竹筒，里面装的是咸菜。筷子，是不带的，就地折一根蒿秆，折成一样长，就从竹筒里拈菜下饭吃起来。 吴嫂就给了廖文刚这样的半盒饭，并把她的竹筒放在了廖文刚坐的身边。廖文刚说声“谢谢”，就自制筷子吃起来，他拈了一筷竹筒里的东西，比萝卜丝还细，颜色可有些白里透黑，放在嘴里，酸得可口。“吴嫂，这是什么菜？”旁边的姑娘小伙们异口同声地说：“酸笋丝！”“吃不惯？”吴嫂问。“好吃，好吃！”廖文刚说。吃完饭后，一个大辫子姑娘说：“廖老师，到过北京，给我们讲讲。”廖文刚说：“行。”于是就给大家介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肃穆，天安门城楼的雄伟，故宫的堂皇，北京车站的热闹，电车的方便、王府井大街物品的丰富，北京人的热情，社员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下午直干到天将黑，大家才收工回家。廖文刚刚走到门口，吴大娘就端出一瓷盆热水来，说：“廖老师辛苦了，大学生哪里干过这些活哟！”廖文刚说：“谢谢大娘，以后我自己来，我习惯洗冷水。”吴嫂说：“你可不要给我们节约，我们这些地方满山都是烧柴。”廖文刚说：“吴嫂，你洗。”吴嫂说：“不，我有的。”廖文刚看这盆子，崭新的，底部一条鲜活的鲤鱼，似乎要从水里跳跃而出，毛巾也是崭新的，山茶花红得耀眼，而且打了很多香皂，廖文刚只是把毛巾提了提，水就变成了乳白色。盛情难却，廖文刚只得洗脸。 吴嫂却拿着一种特别的工具去打水洗脸。这工具是一筒巨大的竹子做的，粗如猫肚，两头从竹节处齐齐锯下，不到一尺长，上面削去一小半，下面削平。这就是他们的竹盆。吃晚饭时，吴嫂踮起脚从堂屋的小楼上拿下一个方形的竹箩，倒放在阶沿上，摆上饭菜，原来这是竹篾桌。坐具也有点五花八门，有小方竹椅，有长条凳，还有一种凳，形似螃蟹，是一段树干，留下个枝丫做成的。枝丫和树干，形成小于90度的角度，砍成大体一样长。盘盘曲曲，别有风味，廖文刚很喜欢，抓一条树凳来坐起。问：“这种凳子有名字吗？”“没有。”“就它叫木马凳好了，很像体育课上用的木马。”廖文刚说。吴大娘说：“木马凳，好啊，像木头做的一匹小马。” 桌子上有一大碗腊肉，青菜，也有中午吃的那种酸笋丝。吃晚饭的，连廖文刚只有5个人：吴大娘、吴大嫂、吴世文的弟弟吴世武、女儿吴梅英。廖文刚问：“酸笋丝是怎么做成的呢？”吴梅英比划着说：“把笋打回来，切切切，切成丝，加上杀了猪的血，放在盆里，用手和和和，装进坛子里，把坛子口口封好。几个月后，打开，就是了。”吴世武说：“那还不臭了？还得加盐。”吴嫂说：“要味道好，还要加上些花椒面，胡椒面，辣椒面。” 吃完饭，月亮已经升起，像青菜叶子形状的天上布满了星星，廖文刚就带上挎包，约起吴世武、吴梅英，打着手电，直奔文化室。已经有人在那里了，屋里点着灯，廖文刚还没有进门就说：“来得好早！”“我在管钥匙。”廖文刚进门一看，前面还有一个不大的黑板，桌上一个瓦片，上面放着指头宽，尺来长的一块柴，在熊熊燃烧，火焰不小，浓烟直滚。里面桌子不多，凳子不少，大部分是“木马凳”，有的还很长，能坐七八个人。他看清了，就是那位大辫子姑娘。头发不长，却编成两个硕大的发辫，比一般人的粗大一倍，油黑发亮。面目却长得秀气。“叫什么名字？”“叫夏新美。”吴梅英抢着说。吴世武说：“文化室的室长。”廖文刚伸出手去：“握个手，太好了，先要感谢你的支持。”夏新美羞红了脸，伸出手来说：“应该我感谢廖老师，”廖文刚笑着说：“感谢我做什么呀！”“支持我们文化室的工作。” 两人握过手，廖文刚坐在中间第一排的凳子上，问：“这点的是什么呀？”“松明”，夏新美笑道，“就是长了松香的松树，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吴梅英说：“没有钱买煤油、手电筒，就用这个。”夏新美说：“松明的火很亮，点着走路不容易吹熄，满山都是。”大家说着闲话，不到二十分钟，文化室已经座无虚席了。其中大半是年轻人，干部都来了，吴大娘、吴大嫂也来了。廖文刚根据夏新美的意见，今晚教唱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夏新美说：“欢迎廖老师先唱一遍！”每个人都把巴掌拍得尽量响。廖文刚先唱了一遍，唱得声情并茂，全场掌声雷动。廖文刚就采用写一句教一句的办法，一句一句地教起来。厂街人对音乐的理解能力相当强，教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基本上能唱了。廖文刚又采用抽人独唱，请几个人齐唱的方法来加以巩固。然后教大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识记歌词。估计已经十点过了，廖文刚说：“今晚就教到这里。”下面竟然响起了：“再教一个！”“再教一个！”的叫声。廖文刚说：“我要在这里住一个月，来日方长。大忙季节，明天还有繁重的劳动，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夏队长说：“明天劳动休息时，各个小组长就领着大家练习练习，不要明晚上全还给廖老师了。都回去睡觉。” 廖文刚只在这里住了20天，才教会了14支歌，这天上午一歇活路还没有完，吴书记就到山上找着廖文刚通知他，马上回学校去，明天赶到德党学习。廖文刚立即和山上的吴嫂、夏队长告别。山上的人知道了，都围拢来，依依不舍。夏队长说：“廖老师来了，大家都像过年一样高兴，每晚上唱歌，个个都像过节似的，这突然走了，晚上怎么办？”廖文刚心里也很难过，说：“隔得不远，我以后一定还会来的。”廖文刚和每一个人握过手，在“廖老师慢走”声中，和吴书记走了。 才走出一里多路，只听后面有人喊：“廖老师，等一等。”廖文刚回头一看是夏新美，跑得满脸通红，廖文刚迎了上去，她气喘吁吁地说：“廖老师，我在那边山头上，不知道你要走，我跑来送你。”廖文刚说：“谢谢你。”“你以后还会来吗？”“我一定再来！”夏新美伸出手来：“用你的话，‘我们握个手’。”廖文刚伸出手去，两人紧紧地握着。廖文刚感受到了她粗大厚实的手在发抖。廖文刚抽出手，挥了挥：“也欢迎你到学校来玩。”“我会来的。” 廖文刚说：“就不要再送了。那边还等你播种呢。”夏新美说：“我就送你回寨子。我去给割麦子的人说，今晚大家不要来文化室了。”吴书记说：“你也可以领着大家活动呀。”夏新美说：“今晚大家不能来……”她说着，声音哽咽了。吴书记小声对廖文刚说：“夏新美是真的动感情了。”廖文刚回头对夏新美说：“我们就在班卡公社，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多，我会经常来厂街看你们的。”吴书记说：“我们一路，公社这一阵事情多。新美，回去。”夏新美不说话，一直把廖文刚送到吴书记家，帮着他捆行李，送他们到寨口，看着他们往坡上走，直到看不见了，还呆呆地站着。 廖文刚三次回头向她挥手。这样的分别，廖文刚已经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但他心里依然很难过。人啊，就是这样的多情。程茜平、李秀芝、唐燕群、蔡丽新、李学明、韩润茂、陈玉忠，分别时，都是这样的。这里又多了一个夏新美。廖文刚觉得这就是真挚的同志情。 吴书记边走边对廖文刚说：“我了解了一下，干部社员对你反映很好，说话、做事，认真负责有水平。家庭出身也好，真是根红苗正啊”，吴书记看定廖文刚问，“你以前写过入党申请书没有？”“在部队里写过。”“那你再写一份，交给我。共产党就要你这样的人。”廖文刚说：“行。我一直都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自从1963年9月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我就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吴书记说：“这很好。班卡的教师还没有党员，你要争取成为第一个。” 廖文刚和吴书记握手而别，回到学校，把衣服洗来晾好，就立即写了他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吃了晚饭后，交到了吴书记手里。吴书记非常高兴：“好，雷厉风行，像个干事的！”廖文刚说：“我在申请书里写得很明白，因为我还年轻，思想上很不成熟，希望组织在我成熟后再批准我入党。我写这份入党申请书的目的是表明我的政治倾向，表明我的理想。”吴书记说：“这个认识好，不过，什么时候批准，那是组织的事了。你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做好准备，积极争取。”廖文刚说：“好，我记住了。” 第89章 德党学习起风波 教师愤怒诉心曲 第二天，班卡完小的教师加上赵文龙共9名教师，由施主任带领，从另一条山路到永德县城——德党。这条路有一百二十里。 廖文刚问：“为什么不走永康呢？”施主任说：“现在到永康也没有汽车。走公路更远。再说，也节约点钱嘛。”赵文龙说：“我的工资还没有你那么多，还得养老婆孩子呀！”廖文刚说：“我也是喜欢走山路的，一路的险峻可都是风景啊！” 这支队伍有点像游击队，除了赵文龙和两个小孩外，每人都背着被子，被子捆得又并不规则，廖文刚的是正规军气派，其余的，能背稳就行。花的、蓝的、灰的、黑的都有。每人还挎一个包，包也是长长短短、宽宽窄窄，五花八门。每人还有一把弯把伞，大多横插在被带上，亚玲还背一个拳头大的小水壶。老师们都不背水壶，因为到处有山泉可喝。而包里，都带有钢笔、笔记本、书籍。 这条路，不再走班卡大坡，而是向班卡大坡的方向走出一里地，便从山梁左拐，折向芒东河谷。这条路更加陡峭，对面是芒东的莽莽群山，下面是芒东河谷，他们才走了几里地，就听见闷雷似的吼声。廖文刚看看山形水势，知道这就是小黑河水流进芒东河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将到河边时，“哗哗”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山摇地动。瀑布并不宽，看上去，不过一两丈，就像一群大白鹅，你挤我撞地往下滚。下面一个深潭，不断升起雪白的浪花，激起阵阵狂风。潭水的波纹一个接一个，直簸到河水中。这里也并不是芒东河的源头，上游还潺潺地流着清亮的河水，但比班卡大坡下的水还小，水里一样的躺着巨石，既没有路，也没有桥，只是自己从这个石头，跳到另一个石头，不用湿鞋，就过了河。 过河之后，芒东坡和班卡坡一样的陡，但没有那么长。到了山顶，芒东小学的吴健强老师又加入了跋涉的队伍。大家寒暄已毕，就摆着龙门阵走。那时的教师，都十分谨慎，摆龙门阵，无非摆些家常，喂的猪、鸡，种的菜、粮，打猎、捕鱼，是主要话题。此后便进入大地峡谷，翻两个大山梁。几乎一直都在莽莽大松林中穿行。脚下，黄黄的土地上铺满了松针；头上早晨是缠绕在松枝的淡雾轻云，中午以后，从密密的松枝松叶中透出缕缕阳光，片片蓝天。泉水淙淙，山猿啼叫，百鸟争鸣。六月的山林，山花烂漫，一路都是菌子香。亚玲和亚平，还是由老师们轮流背着走。这两个孩子都患了肺结核，在吃雷密封。 到大地时，遇见一个残疾人，他走路都是弓箭步，因为右脚是弯的，不能伸直。大家都叫他杨书记。打过招呼，走了一段，赵文龙说：“大地公社的这位杨书记，经历有些传奇色彩。”廖文刚说：“那赵老师就任主讲。”赵文龙老师说：“他参加抗美援朝，被敌人俘虏了。这边都以为战死了。县政府给他家里挂上了烈属的光荣牌。他的妻子嫁给了他的兄弟。他在美军的俘虏营里受尽折磨，右腿是被他们用针打残了的。后来，中美双方释放俘虏，台湾派人来动员他们到台湾去，他坚决反对，回到了祖国，退伍回家。当他背着背包跛进家门时，狗还给他摇头摆尾，妻子和兄弟却惊叫着“鬼来了”，拔腿就跑。后来，他的兄弟要把嫂子还给他，他不同意，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因为他在俘虏营里坚持斗争，回国后恢复了党籍，回地方后，被任命为大地公社的党支部书记（那时永德县的公社是小公社，下面没有大队，只有生产队，党员也不多，所以，公社只设党支部，不设党委，）。还是个能干人呢。”老师们听了都叹惋不已。 到了松林，这是一个公社，路边有饭店，旁边就是松林小学，四周群峰点点，松风阵阵，云雾团团，真有人间仙境的味道。班卡完小的老师却明白，这是实实在在的险山峻岭，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不仅人人汗透衣衫，而且早已饥肠辘辘。他们进到店里，扑通一声坐下，有气无力地，各人要菜要饭——那时可没有人敢操这个大方：一人包了；学校也没有一分钱可以自己支配，只得各人凭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买自吃了。廖文刚看了一眼，竟没有一个人点肉食的，都是半斤米，一碗汤菜。这里的蘑菇遍山都是，五分钱一大碗，廖文刚要了一碗，也是半斤米的饭，不到抽一支烟的工夫，饭菜汤都已经滚进了肚子里。吃了午饭，大家又有了劲儿。施主任喊一声：“走啦！”大家又迈开大步，去征服崇山峻岭。 到日薄西山时，德党已经遥遥在望了。对面一个大坡的半坡上，有一小片房屋，背后是云屯雾绕的莽莽大山，高松连云。他们的脚下是一个平缓的长坡直拖到谷底。这个坡上全是庄稼地，还有水田、菜地。他们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脚板，渐渐地亲吻完了在山头上看见的风光，到了德党城，天还未黑，他们顺永德县招待所外的斜坡直上，就进了大山脚下的永德中学。进门是操场，有人在门口指点，报到，操场中间的地下，巨大的筲箕里装着饭，大瓷盆里装着菜，有不少教师或蹲或站地在吃饭。班卡的教师按上级指示继续登上一个只有几级的石梯路，又是一个坝子，周围都是平房。他们找着了写着“班卡教师住地”的一间教室，地上铺着稻草，屋顶中间吊着电灯。大地、麻溜寨的老师，已经先到了，正在铺地铺。廖文刚说：“你们走得好快。”大地的卞允平说：“不是走得快，我们近三十多里哩。” 蚊子肥大，撞人的脸。大家不声不响地放好行李，施主任说：“走，先去吃饭，那里有碗筷，有水洗手。”廖文刚脚有些酸软，僵着腿脚，跟着大家，倒回到门口的操场中间，去露天食堂吃饭。拿好碗筷，有人打给菜，自己舀饭。没有桌凳，廖文刚就坐在石头阶沿上吃。大家都累了，不想说话，只听碗筷叮当响。他们吃着饭，门口不断有背着行李的老师进来。 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大约有500来人，都坐到了德党中学的礼堂里。这个礼堂也是饭堂，上面有主席台，是三面有墙的台子，台高一米左右。下面就是一个三合土的坝子，三面都没有墙，只是砖柱撑起一个长长的屋顶。德党中学的教师坐在最右边，然后依次是德党区、永康区、小勐统区、崇岗区、乌木龙区、大雪山区的教师。各个区都是整队入场的，每位教师都抬着一张学生椅。廖文刚注意到德党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三个穿军装的，他们三人都坐在一起。廖文刚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是沈孝增、周开俭、赵希扬。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白面书生，头梳得溜光，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斯文而略显傲慢。廖文刚问坐在旁边的赵文龙：“他是什么人？”赵文龙说：“叫林华章，是教育科坐办公室的，也是你们四川老乡。”只听他用四川话，有些拿腔拿调地说：“蔡科长和各中学的校长，宣传部的干部，都到临沧学习去了。你们的学习，就由我主持。”随后，他就讲这次学习的内容、要达到的目的，具体的办法和各阶段的安排。主要是学习报章杂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要人人检查，个个表态，大会和小会结合，以区为单位的小会为主。然后，他就读各种文件。他读累了，就叫坐在台上的另一个人读。这个人，四五十岁，江苏口音，颇难懂，穿着朴素。赵文龙告诉廖文刚，这个人也是教育科的办事员，大家都叫他老苏。赵文龙告诉廖文刚，教育科加上新调来的会计，一共四个人。 中间休息时，廖文刚跑到德党中学的队伍里，找到了三个转业军人。廖文刚说：“我们虽然几次见过面，但并不了解，我先自报家门，我叫廖文刚，我是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的，现在在班卡完小当小学教师。”三位转业军人都站起来了，都是一米七五以上的高个子。穿海军服的，四十多岁，年纪最大，长得清瘦而文雅。他说：“我叫沈孝增，是北海舰队下来的，让我教高中语文。”那位和沈老师身材长得几乎一样但长得更白晰，也更显得活泼的，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周开俭，是总政文工团下来的，教语文，还兼上音乐课。”年轻健壮而朝气蓬勃的那位说：“我叫赵希扬，也是总政的，教体育课。” 廖文刚说：“太好了，我以后，要好好向三位首长学习。”沈孝增说：“都是战友、教师，不要再称首长了，你一个人在班卡，更艰苦，不容易。”廖文刚说：“我觉得好玩极了。背后石马山，耸入霄汉；旁边小黑河，波浪滔天；门口芒东河谷，睡雾如棉。”赵希扬说：“这个小鬼真不懂愁！”周开俭说：“这样好，愁闷也过一天，开心也过一天。愁有什么好。”沈孝增说：“以后进城就来找我们玩。战友，都教书，有缘。”廖文刚说：“我一定来。” 休息了一会儿，林华章又接着找文章来读，最后他说：“这次学习，每个区的教师为一个组。早上要出操，晚上要点名。人人要写思想总结，要清理混进教师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清理叛徒、特务、要交待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县里教育、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中学校长都到临沧学习去了。小学的领导都是齐的，区由辅导员任组长，区完小校长任副组长。任何教师都不能请假，不能在外头住宿。” 赵文龙小声说：“管得够宽的。我又不是地主富农，家就在外头，为什么不能住？” 从下午开始，永康区的学习，就由李主任和杨校长主持。李主任，中等个子，身材单调，脸上没有多少血色，终日显得抑郁，说话慢条斯理的，生怕说错了一个字。杨校长，显得壮实些，经常笑盈盈的。说话，要开朗一些。赵文龙告诉廖文刚，他们两位都是地主出身。 什么样的讨论，廖文刚都积极发言。他讲自己的家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不过廖文刚虽然年纪轻，因为书看得多，《毛泽东选集》他通读了不只两遍，鲁迅的杂文他看了十来本，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也看了一些。他的发言往往能使听众折服。他喜欢谈个人的看法，每次都声明，不一定对。他的发言使年轻人拍手称快，使老年人胆战心惊。 大会发言时，永康区都推荐廖文刚去。发言稿写好后，交给大会总负责人林华章看，并由他作了仔细修改。到大会发言的那天，这么一个全身军装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一站上台子，就吸引了全县五百多老师的目光。他讲话，口齿清晰，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让人听得清清楚楚；加上声音洪亮，感情激越，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充满了他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讲话引经据典、既有毛泽东的，又有马克思的，还有鲁迅的，而且引用得恰如其分，有极强的逻辑性，几乎句句掷地有声。他的发言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廖文刚，班卡的小廖，就刻进了永德县中小学教师的脑子里。 最后一个上午，林华章安排了几个老教师发言，谈自己的体会。其中有位教师，名叫董定忠。这位老师，年近花甲，头发斑白，身材矮胖。走上台时，手脚都在抖，他是照着稿子念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在他的手里就像风中的蝴蝶，扇动着翅膀，他在讲话中，可能是过于紧张，竟然几次说“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听众，开始是鸦雀无声，一会儿便人声鼎沸，林华章也许是“心不在焉”，可能并没注意董老师说的什么，只是大声喊“安静！安静！”下面有教师给林华章递去纸条，有人高呼：“不准地主分子放毒！”等到董定忠讲完话，林华章板起面孔批评递纸条的人：“大惊小怪。”下面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人大声说：“明明错了，怎么说群众是大惊小怪！”德党区有个教师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地主分子董定忠！”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老教师吓得浑身发抖。廖文刚虽然觉得董老师肯定是不小心把话说错了，说不上“放毒”，但主持人的态度却是不可容忍的，给大家纠正一下不就完了吗？不宜说群众“大惊小怪”。 林华章在台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老舒才站起来，大喊：“各校的负责人留下，开会。散会！”永德中学的一群教师，愤愤不平，说：“给林华章贴大字报！”几位转业军人也很活跃，他们说：“真把群众当阿斗了。”有位教师，给人短小精悍的感觉，他对廖文刚说：“小廖，该放一炮才走！”有人介绍说，他叫何峨，是永德语文界的权威。廖文刚说：“行，我写底稿，你们给我抄成大字，贴出去。”于是拿出钢笔，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 林华章的资产阶级立场应该批判 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董定忠竟然呼喊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动口号，董定忠，人老嘴拙，是否故意，犹当别论；可是林华章，身为大会主持人，对这样的反动口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说革命群众大惊小怪。这充分显示了林华章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必须彻底批判！林华章这样的人，哪有资格领导学习？ 这时，谌老师来对廖文刚说：“走，我们一路，走路到永康，住一晚上再回去。” 廖文刚说：“行，何老师，我就写这些，还想加上什么，你们自己加，给我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何峨说：“‘董定忠，人老嘴拙’，可以不要。”廖文刚说：“这是我的观点。要落我的名字，就要这些话。再说，董定忠只是一般教师，不是文化大革命整的对象。你看他上台讲话吓成那个样子，借给他二十四个胆子，他也不敢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何老师说：“行，也行。” 廖文刚收拾好行李，和班卡、永康的教师，顺着大公路往永康赶。这条公路上，来往的汽车极少，下午，只有从镇康来的一辆客车，早已经开过去了。此外，就是偶然有一辆货车开过。一天之中，最多不过有三四辆汽车通过。返校的永康的教师们，都个一堆，七八个一群，摆着龙门阵向前赶。年轻教师，大多谈笑风生；老年教师，大多默默地埋头走路。永康的一个大个子、微黄脸的老师，快步走过来对廖文刚说：“小廖，讲得好！”廖文刚说：“夸奖了。老师贵姓？”旁边一个个子更高大的老师说：“他叫马云武，我叫徐仕昌。”廖文刚说：“马老师，徐老师，见笑了！”徐老师附着廖文刚耳朵说：“小伙子，要三思，反右时，所有大会发言的人，都成了右派。”廖文刚说：“每个人有一个脑袋，每个人有一张嘴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可不管那么多。”马云武走上两步，握着廖文刚的手说：“英雄所见略同！敢说话的人多起来了，就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了。”走在旁边的一个年轻女老师说：“你是武，当然不怕，老徐是仕，当然怕了！”徐老师说：“董开芳老师，你怕不怕？”“我怕什么！”她笑着往前走了。 第89章 德党学习起风波 教师愤怒诉心曲 第二天，班卡完小的教师加上赵文龙共9名教师，由施主任带领，从另一条山路到永德县城——德党。这条路有一百二十里。 廖文刚问：“为什么不走永康呢？”施主任说：“现在到永康也没有汽车。走公路更远。再说，也节约点钱嘛。”赵文龙说：“我的工资还没有你那么多，还得养老婆孩子呀！”廖文刚说：“我也是喜欢走山路的，一路的险峻可都是风景啊！” 这支队伍有点像游击队，除了赵文龙和两个小孩外，每人都背着被子，被子捆得又并不规则，廖文刚的是正规军气派，其余的，能背稳就行。花的、蓝的、灰的、黑的都有。每人还挎一个包，包也是长长短短、宽宽窄窄，五花八门。每人还有一把弯把伞，大多横插在被带上，亚玲还背一个拳头大的小水壶。老师们都不背水壶，因为到处有山泉可喝。而包里，都带有钢笔、笔记本、书籍。 这条路，不再走班卡大坡，而是向班卡大坡的方向走出一里地，便从山梁左拐，折向芒东河谷。这条路更加陡峭，对面是芒东的莽莽群山，下面是芒东河谷，他们才走了几里地，就听见闷雷似的吼声。廖文刚看看山形水势，知道这就是小黑河水流进芒东河的声响。声音越来越大，将到河边时，“哗哗”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山摇地动。瀑布并不宽，看上去，不过一两丈，就像一群大白鹅，你挤我撞地往下滚。下面一个深潭，不断升起雪白的浪花，激起阵阵狂风。潭水的波纹一个接一个，直簸到河水中。这里也并不是芒东河的源头，上游还潺潺地流着清亮的河水，但比班卡大坡下的水还小，水里一样的躺着巨石，既没有路，也没有桥，只是自己从这个石头，跳到另一个石头，不用湿鞋，就过了河。 过河之后，芒东坡和班卡坡一样的陡，但没有那么长。到了山顶，芒东小学的吴健强老师又加入了跋涉的队伍。大家寒暄已毕，就摆着龙门阵走。那时的教师，都十分谨慎，摆龙门阵，无非摆些家常，喂的猪、鸡，种的菜、粮，打猎、捕鱼，是主要话题。此后便进入大地峡谷，翻两个大山梁。几乎一直都在莽莽大松林中穿行。脚下，黄黄的土地上铺满了松针；头上早晨是缠绕在松枝的淡雾轻云，中午以后，从密密的松枝松叶中透出缕缕阳光，片片蓝天。泉水淙淙，山猿啼叫，百鸟争鸣。六月的山林，山花烂漫，一路都是菌子香。亚玲和亚平，还是由老师们轮流背着走。这两个孩子都患了肺结核，在吃雷密封。 到大地时，遇见一个残疾人，他走路都是弓箭步，因为右脚是弯的，不能伸直。大家都叫他杨书记。打过招呼，走了一段，赵文龙说：“大地公社的这位杨书记，经历有些传奇色彩。”廖文刚说：“那赵老师就任主讲。”赵文龙老师说：“他参加抗美援朝，被敌人俘虏了。这边都以为战死了。县政府给他家里挂上了烈属的光荣牌。他的妻子嫁给了他的兄弟。他在美军的俘虏营里受尽折磨，右腿是被他们用针打残了的。后来，中美双方释放俘虏，台湾派人来动员他们到台湾去，他坚决反对，回到了祖国，退伍回家。当他背着背包跛进家门时，狗还给他摇头摆尾，妻子和兄弟却惊叫着“鬼来了”，拔腿就跑。后来，他的兄弟要把嫂子还给他，他不同意，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因为他在俘虏营里坚持斗争，回国后恢复了党籍，回地方后，被任命为大地公社的党支部书记（那时永德县的公社是小公社，下面没有大队，只有生产队，党员也不多，所以，公社只设党支部，不设党委，）。还是个能干人呢。”老师们听了都叹惋不已。 到了松林，这是一个公社，路边有饭店，旁边就是松林小学，四周群峰点点，松风阵阵，云雾团团，真有人间仙境的味道。班卡完小的老师却明白，这是实实在在的险山峻岭，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他们不仅人人汗透衣衫，而且早已饥肠辘辘。他们进到店里，扑通一声坐下，有气无力地，各人要菜要饭——那时可没有人敢操这个大方：一人包了；学校也没有一分钱可以自己支配，只得各人凭自己的经济能力，自买自吃了。廖文刚看了一眼，竟没有一个人点肉食的，都是半斤米，一碗汤菜。这里的蘑菇遍山都是，五分钱一大碗，廖文刚要了一碗，也是半斤米的饭，不到抽一支烟的工夫，饭菜汤都已经滚进了肚子里。吃了午饭，大家又有了劲儿。施主任喊一声：“走啦！”大家又迈开大步，去征服崇山峻岭。 到日薄西山时，德党已经遥遥在望了。对面一个大坡的半坡上，有一小片房屋，背后是云屯雾绕的莽莽大山，高松连云。他们的脚下是一个平缓的长坡直拖到谷底。这个坡上全是庄稼地，还有水田、菜地。他们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脚板，渐渐地亲吻完了在山头上看见的风光，到了德党城，天还未黑，他们顺永德县招待所外的斜坡直上，就进了大山脚下的永德中学。进门是操场，有人在门口指点，报到，操场中间的地下，巨大的筲箕里装着饭，大瓷盆里装着菜，有不少教师或蹲或站地在吃饭。班卡的教师按上级指示继续登上一个只有几级的石梯路，又是一个坝子，周围都是平房。他们找着了写着“班卡教师住地”的一间教室，地上铺着稻草，屋顶中间吊着电灯。大地、麻溜寨的老师，已经先到了，正在铺地铺。廖文刚说：“你们走得好快。”大地的卞允平说：“不是走得快，我们近三十多里哩。” 蚊子肥大，撞人的脸。大家不声不响地放好行李，施主任说：“走，先去吃饭，那里有碗筷，有水洗手。”廖文刚脚有些酸软，僵着腿脚，跟着大家，倒回到门口的操场中间，去露天食堂吃饭。拿好碗筷，有人打给菜，自己舀饭。没有桌凳，廖文刚就坐在石头阶沿上吃。大家都累了，不想说话，只听碗筷叮当响。他们吃着饭，门口不断有背着行李的老师进来。 第二天就开始学习。 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大约有500来人，都坐到了德党中学的礼堂里。这个礼堂也是饭堂，上面有主席台，是三面有墙的台子，台高一米左右。下面就是一个三合土的坝子，三面都没有墙，只是砖柱撑起一个长长的屋顶。德党中学的教师坐在最右边，然后依次是德党区、永康区、小勐统区、崇岗区、乌木龙区、大雪山区的教师。各个区都是整队入场的，每位教师都抬着一张学生椅。廖文刚注意到德党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三个穿军装的，他们三人都坐在一起。廖文刚一眼就看出了，他们是沈孝增、周开俭、赵希扬。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白面书生，头梳得溜光，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斯文而略显傲慢。廖文刚问坐在旁边的赵文龙：“他是什么人？”赵文龙说：“叫林华章，是教育科坐办公室的，也是你们四川老乡。”只听他用四川话，有些拿腔拿调地说：“蔡科长和各中学的校长，宣传部的干部，都到临沧学习去了。你们的学习，就由我主持。”随后，他就讲这次学习的内容、要达到的目的，具体的办法和各阶段的安排。主要是学习报章杂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要人人检查，个个表态，大会和小会结合，以区为单位的小会为主。然后，他就读各种文件。他读累了，就叫坐在台上的另一个人读。这个人，四五十岁，江苏口音，颇难懂，穿着朴素。赵文龙告诉廖文刚，这个人也是教育科的办事员，大家都叫他老苏。赵文龙告诉廖文刚，教育科加上新调来的会计，一共四个人。 中间休息时，廖文刚跑到德党中学的队伍里，找到了三个转业军人。廖文刚说：“我们虽然几次见过面，但并不了解，我先自报家门，我叫廖文刚，我是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的，现在在班卡完小当小学教师。”三位转业军人都站起来了，都是一米七五以上的高个子。穿海军服的，四十多岁，年纪最大，长得清瘦而文雅。他说：“我叫沈孝增，是北海舰队下来的，让我教高中语文。”那位和沈老师身材长得几乎一样但长得更白晰，也更显得活泼的，握着廖文刚的手说：“我叫周开俭，是总政文工团下来的，教语文，还兼上音乐课。”年轻健壮而朝气蓬勃的那位说：“我叫赵希扬，也是总政的，教体育课。” 廖文刚说：“太好了，我以后，要好好向三位首长学习。”沈孝增说：“都是战友、教师，不要再称首长了，你一个人在班卡，更艰苦，不容易。”廖文刚说：“我觉得好玩极了。背后石马山，耸入霄汉；旁边小黑河，波浪滔天；门口芒东河谷，睡雾如棉。”赵希扬说：“这个小鬼真不懂愁！”周开俭说：“这样好，愁闷也过一天，开心也过一天。愁有什么好。”沈孝增说：“以后进城就来找我们玩。战友，都教书，有缘。”廖文刚说：“我一定来。” 休息了一会儿，林华章又接着找文章来读，最后他说：“这次学习，每个区的教师为一个组。早上要出操，晚上要点名。人人要写思想总结，要清理混进教师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清理叛徒、特务、要交待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县里教育、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中学校长都到临沧学习去了。小学的领导都是齐的，区由辅导员任组长，区完小校长任副组长。任何教师都不能请假，不能在外头住宿。” 赵文龙小声说：“管得够宽的。我又不是地主富农，家就在外头，为什么不能住？” 从下午开始，永康区的学习，就由李主任和杨校长主持。李主任，中等个子，身材单调，脸上没有多少血色，终日显得抑郁，说话慢条斯理的，生怕说错了一个字。杨校长，显得壮实些，经常笑盈盈的。说话，要开朗一些。赵文龙告诉廖文刚，他们两位都是地主出身。 什么样的讨论，廖文刚都积极发言。他讲自己的家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不过廖文刚虽然年纪轻，因为书看得多，《毛泽东选集》他通读了不只两遍，鲁迅的杂文他看了十来本，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也看了一些。他的发言往往能使听众折服。他喜欢谈个人的看法，每次都声明，不一定对。他的发言使年轻人拍手称快，使老年人胆战心惊。 大会发言时，永康区都推荐廖文刚去。发言稿写好后，交给大会总负责人林华章看，并由他作了仔细修改。到大会发言的那天，这么一个全身军装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一站上台子，就吸引了全县五百多老师的目光。他讲话，口齿清晰，每个字都说得字正腔圆，让人听得清清楚楚；加上声音洪亮，感情激越，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充满了他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讲话引经据典、既有毛泽东的，又有马克思的，还有鲁迅的，而且引用得恰如其分，有极强的逻辑性，几乎句句掷地有声。他的发言博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此，廖文刚，班卡的小廖，就刻进了永德县中小学教师的脑子里。 最后一个上午，林华章安排了几个老教师发言，谈自己的体会。其中有位教师，名叫董定忠。这位老师，年近花甲，头发斑白，身材矮胖。走上台时，手脚都在抖，他是照着稿子念的，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在他的手里就像风中的蝴蝶，扇动着翅膀，他在讲话中，可能是过于紧张，竟然几次说“要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听众，开始是鸦雀无声，一会儿便人声鼎沸，林华章也许是“心不在焉”，可能并没注意董老师说的什么，只是大声喊“安静！安静！”下面有教师给林华章递去纸条，有人高呼：“不准地主分子放毒！”等到董定忠讲完话，林华章板起面孔批评递纸条的人：“大惊小怪。”下面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学教师队伍里有人大声说：“明明错了，怎么说群众是大惊小怪！”德党区有个教师站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地主分子董定忠！”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老教师吓得浑身发抖。廖文刚虽然觉得董老师肯定是不小心把话说错了，说不上“放毒”，但主持人的态度却是不可容忍的，给大家纠正一下不就完了吗？不宜说群众“大惊小怪”。 林华章在台上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老舒才站起来，大喊：“各校的负责人留下，开会。散会！”永德中学的一群教师，愤愤不平，说：“给林华章贴大字报！”几位转业军人也很活跃，他们说：“真把群众当阿斗了。”有位教师，给人短小精悍的感觉，他对廖文刚说：“小廖，该放一炮才走！”有人介绍说，他叫何峨，是永德语文界的权威。廖文刚说：“行，我写底稿，你们给我抄成大字，贴出去。”于是拿出钢笔，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道： 林华章的资产阶级立场应该批判 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董定忠竟然呼喊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动口号，董定忠，人老嘴拙，是否故意，犹当别论；可是林华章，身为大会主持人，对这样的反动口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说革命群众大惊小怪。这充分显示了林华章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必须彻底批判！林华章这样的人，哪有资格领导学习？ 这时，谌老师来对廖文刚说：“走，我们一路，走路到永康，住一晚上再回去。” 廖文刚说：“行，何老师，我就写这些，还想加上什么，你们自己加，给我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何峨说：“‘董定忠，人老嘴拙’，可以不要。”廖文刚说：“这是我的观点。要落我的名字，就要这些话。再说，董定忠只是一般教师，不是文化大革命整的对象。你看他上台讲话吓成那个样子，借给他二十四个胆子，他也不敢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何老师说：“行，也行。” 廖文刚收拾好行李，和班卡、永康的教师，顺着大公路往永康赶。这条公路上，来往的汽车极少，下午，只有从镇康来的一辆客车，早已经开过去了。此外，就是偶然有一辆货车开过。一天之中，最多不过有三四辆汽车通过。返校的永康的教师们，都个一堆，七八个一群，摆着龙门阵向前赶。年轻教师，大多谈笑风生；老年教师，大多默默地埋头走路。永康的一个大个子、微黄脸的老师，快步走过来对廖文刚说：“小廖，讲得好！”廖文刚说：“夸奖了。老师贵姓？”旁边一个个子更高大的老师说：“他叫马云武，我叫徐仕昌。”廖文刚说：“马老师，徐老师，见笑了！”徐老师附着廖文刚耳朵说：“小伙子，要三思，反右时，所有大会发言的人，都成了右派。”廖文刚说：“每个人有一个脑袋，每个人有一张嘴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可不管那么多。”马云武走上两步，握着廖文刚的手说：“英雄所见略同！敢说话的人多起来了，就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了。”走在旁边的一个年轻女老师说：“你是武，当然不怕，老徐是仕，当然怕了！”徐老师说：“董开芳老师，你怕不怕？”“我怕什么！”她笑着往前走了。 第90章 德党学习崭露头角 动员学生夜遇豹子 班卡的老师们回校后，千辛万苦才把学生找齐，上了几周的课，没想到，8月分，全县的老师又被集中到德党学习。廖文刚被指定为永康区的第二负责人，早晨负责领着大喊“一二三四”，学习时负责作记录。这次学习是“结合实际批‘三家村’”，要求人人检查过关，最后还有一个揭发批斗阶段。许多老教师都诚惶诚恐。廖文刚因为初来乍到，对各位老师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只负责记录。教师们都只说自己，不说别人。说自己也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天早操时清点人数，发现永康区不见了杨天禄。这是一位村小教师，有50多岁，身材高而瘦，爱抽烟，不爱说话，见人一团和气。廖文刚问:“杨老师，在德党有亲戚吗？”永康的教师都说：“没有。”按当时大会规定，回家住宿和离开德党中学，都必须向区指定的负责人请假。廖文刚虽然没有经验，但他明白，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老师，是决不会不假而走的。他立即把情况和自己的担心报告了主持人林华章。林华章也觉得事情蹊跷，叫廖文刚立即组织人寻找。 廖文刚找了16个人分成四组，从永德中学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寻找。上午一无所获。下午又继续寻找。这天下午，太阳火辣辣的，廖文刚和赵文龙、永康小学的马云武、杨定昌一个组向西搜寻，每一个山林，每一条山沟都找遍了，并没有杨老师的踪影。马云武说：“凶多吉少。”廖文刚也心急如焚。 他们返回时，看见山坳上有一个水碓房，还没有去察看过。这种水碓房在滇西特别多，水碓房十分简陋：四根木柱子，撑起一个房顶，盖上竹瓦、木瓦、山草之类，四周不要墙，地下一个坑，可以是石砌的，也可以是石灰宰的，还可以是用整块石头凿空而成的，里面放要舂的谷子；杵，却是一个特殊的装置：一般是一根三四米长的大树干，中间打洞穿上轴，形成一个杠杆，挨近碓坑的那一头，把树干削细些，装上小碗粗的直木，前端削成半球形；后半部分，掏空尾部的三分之二，像一只小船，“船舷”，后面低，另三面高，就是水槽，水流入槽，水满尾重，杵就翘起，水尽头重，杵就舂下。农民把谷物放进碓坑里，等半天或一晚就来取舂得雪白的米。400 这个水碓，四周不见人家，地势又相当高，廖文刚一行四人仰头向上奔去。还有十几米，能听见水碓“叽——砰，叽——砰”的舂米声，似从天上传来，山包挡住了视线，看不见水碓房里的情况，只觉得里面一片阳光。等他们登上山包，四个人都惊呆了，在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水碓房里，西斜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杨天禄，背靠着东边的柱子，脚离地不到一寸，身体拉得笔直，嘴微微张开，舌头伸出有两寸长，颈子上一根黄色的棕绳，另一头紧拴在东柱的梁上。赵老师凄厉地说：“杨老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马云武说：“与其活得心惊胆战，不如死了的好。”廖文刚说：“有什么，找组织嘛。”马老师说：“人家不相信你说的。”廖文刚说：“马老师、杨老师，你们马上去报告公安局，我和赵老师在这里守着。” 马、杨二老师应声而去，廖、赵两位，就在外面站着。廖文刚说：“怎么会这样呢？”赵文龙说：“你不知道，有点年纪的老师，解放前哪能没有点问题，总得找口饭吃呀，参加三青团、国民党，当个乡丁什么的，一到运动，翻来复去写检查、斗争，不准出门，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总通不过。低头弯腰、跪板凳、跪瓷瓦子，整来哪里还像个人哟！唉，好多人受不了，就选择了走这条路。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大家觉得快了。”廖文刚嗟叹不已。 不到一小时，马云武和七八个老师拿着担架领着公安局的三个同志来了，公安局的同志向廖文刚问了问发现的过程，然后到处观察了一遍，在纸上写了些字，拍了些照，就叫放下抬走。廖文刚这才进去细看，死者的背后有一个南瓜大小的石头，离石头东边有一堆纸烟灰，旁边一个烟盒，春耕牌的。这是最廉价的香烟，七分钱一包。看得出来，杨天禄死前在这里坐了很久。廖文刚请身材高大的马云武踩着石头解绳子，他和赵文龙扶住尸体，绳子一松，从嘴里窜出一股臭气，廖文刚和赵文龙把尸体放倒，抬上担架，几个老师轮流抬着，找了一个马车送回永康。 廖文刚要继续当记录，没有去永康，但他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杨老师妻子儿女的悲哭场面。杨天禄的死，对廖文刚震动很大，他想，一位老教师，宁可死而不参加这样的运动，可见，这种运动对教师伤害有多深。他去大会办公室找林华章。大会办公室设在永德中学校长办公室，小平房，门外有一株芒果树，结满了青青的芒果。李亚校长在里面，廖文刚问：“李校长好，学习回来了？林华章同志呢？”“他到乌木龙参加讨论去了。”李校长50多岁，身材高大，较胖，脸色灰黄，有些像发得太泡了的面包。廖文刚问道：“李校长，把教师这样搞来人人检查过关，有好处吗？”李校长说：“小兄弟，哪次运动不是这样？知识分子要改造，要脱胎换骨，一贯就是这样的，这是不能问的，怀疑不得的。你不要去找老林了。我是因为有病，才从临沧请假回来的。批斗了好多人啊，永德县才开始哩。” 廖文刚说了声：“谢谢”，离开了大会办公室。他想，难怪那么多老教师胆战心惊。他是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四清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党的政策，他了解得很清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没有说得有整教师。他边想边走，还是到了乌木龙区教师学习的地方。 一个大力士模样的年轻人问：“小廖，你找谁？”廖文刚看这人，虽只二十多岁模样，却长相不凡，头大脸大眼睛大，脸上有一股桀骜不驯气，颈子比一般人的粗两倍，露出的手臂，比廖文刚的腿肚还粗。和廖文刚高矮差不多，但身板宽大粗壮，两个廖文刚也不如。廖文刚想，这人要是在三国时代，至少也是典韦一类人物。便主动上前握手说：“请问高姓大名。”他的手也大得惊人，廖文刚的手放在他手里只能算一个婴儿的小巴掌。“我叫陈昆！”廖文刚说：“真是壮士！”陈昆声音粗大，说道：“可惜没有用武之地呀！”廖文刚说：“这么好的社会，到处都可以大显身手呀！”陈昆说：“当个小学教师，36元5角一个月，还差不多又弄来训一顿。心头窝着一团火！”廖文刚说：“陈昆，你好大胆！我两个素不相识，你怎么就敢和我说这些？”陈昆说：“我认真听了你的发言，你是我们中的聪明人，哪个聪明人会看不透这些？” 廖文刚说：“大陈昆，很聪明。我们永康区已经死了一个老教师了，照这样整下去，还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呢，我想找林华章同志，谈我的看法。”陈昆说：“可以，我支持你，差不多又把教师拿来整，老师当真是半夜的熟桃子呀！” 有了素不相识的教师支持，廖文刚更觉得自己有道理，和陈昆握手告别后，径直走进会场。谁知林华章又到永康区去了。等廖文刚赶回永康区教师开会的地点时，正听见林华章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他看见廖文刚来了，就大声说：“廖文刚，没有你的责任，你大胆领导，毛主席不是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用不着大惊不怪。”全场鸦雀无声，六七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廖文刚。 “不对！不是大惊小怪！”全场一片死寂。廖文刚大声说：“毛主席的这席话是1927年讲的，我以为在解放前是适用的，我国大陆已经解放17年了，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主人翁，哪怕有了缺点错误，也是个批评教育的问题，怎么可以用揭发批判这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呢！我在四清办公室工作过。没有见过整教师的文件。昨天发表的中央文件也说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廖文刚讲完话后，会场里静得哪个人的痰在喉咙里响都能听见。林华章的脸色由激动变得柔和。过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他态度和缓地说：“照你说，怎么办？”廖文刚说：“教师都是群众，群众嘛，学习学习，谈点心得体会就完。下一步的工作，停止。”林华章说：“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是领导，无权决定这些。局领导和中学教师、中小学校长都还在临沧地区学习。我向县委请示后再说。”第二天，大会宣布结束，只留下主持学校工作的人开会，班卡有施主任参加。廖文刚和林华章的这一席对话，由永康传遍了永德县。廖文刚这个名字，在永德县的小学教师中成了传奇。 和永德县所有的乡村学校一样，班卡完小的教师回校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学生回校上课。施主任第二天傍晚才回学校。廖文刚感到他的神态有些不自然。在教师会上，他没有谈德党学习的问题，只是把大家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三个人一路，逐队去找学生回校。 廖文刚和施主任、赵钰一个组，他们走的地方是放马场、十二炉火、尖山。每到一个寨子，狗都叫成一片，他们都不得不随手抄起一根长长的柴或者竹棍。他们见人就喊，请他们通知寨子上的学生明天到校上课。开课之后，各个班都一定还有没来的，晚上各个组的老师们又到寨子上这些学生的家里，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 这天晚上，他们三人从尖山回来，每人都打着一个手电筒，走到一个斜坡上，路的下方是一个三角形的庄稼地，里面长满了苞谷，廖文刚的手电筒照着了玉米地里两个晶亮的眼睛。赵钰说：“不要照，豹子！”三个人赶快熄了手电筒，蹑手蹑脚地急行。天上有星月也有云团，沟谷里雾气正在渐渐腾起。大家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廖文刚借着淡淡的星光看那豹子，离他们不过十来米，硕大的头高高昂起，警惕地竖起宽大的耳朵，有肥壮的大猪那么长，一身的毛皮，在月光下也似乎闪着光彩。那豹子似乎并不想攻击人，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纵身跳进沟谷里，跑了。大家这才长长舒了口气。 廖文刚问：“要是豹子进攻怎么办？”赵钰说：“马上点火。”“如果没有火呢？”“上树也可以。”廖文刚说：“手里捏一把匕首，如果不怕死，人能战胜豹子吗？”施主任说：“那得看你的气力了。”赵钰说：“我们县就出过一个打豹英雄，是一个民兵排长。名字我可记不清了。他一个人到区里开会回家，打着一把柏树皮火把。这种火把，一甩就燃起明火，不甩，就只是红红的一团。坡头上就蹲着一个金钱豹，他可不知道，照样走他的路，那火把已经甩到了豹子的鼻尖子上。那豹子‘嗷’的一声大叫，纵身向他扑来。那民兵排长眼明心稳动作快，就地一滚，滚到了豹子的身后，那豹尾一扫，头都可以给你削去半边。”“有那么凶呀？”廖文刚问。施主任说：“写文章都要求凤头猪肚豹尾，可见豹子尾巴特别有力。” 赵钰接着说：“那民兵排长也是情急智生，还在豹尾没有甩动之前，双手紧紧抓住了豹子尾巴。幸运的是，他正好站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坡上，他拼命往下拖，豹子反而害怕了，死劲往上奔，完全没有回过头的打算，那民兵排长力气大，抓紧豹子尾巴一点一点地往坡下拖，拖到了一堆柴的旁边，他双脚一蹬，腾出右手顺手抓起一块柴，狠命向豹子的腰上砸去。”施主任说：“豹子是铜头铁背豆腐腰嘛。”赵钰说：“那豹子就瘫了不能动，被民兵排长一顿猛打，死了。这些地方虎豹伤人的事很多，那位民兵干部，还被评为了打豹英雄，政府还奖给他一枝猎枪哩。”廖文刚问：“是哪一年的事？”“1952年。”施主任说。“具体是永德的什么地方？”赵钰说：“也记不清了。大概是小勐统方向的人。”他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月儿西斜了。 第90章 德党学习崭露头角 动员学生夜遇豹子 班卡的老师们回校后，千辛万苦才把学生找齐，上了几周的课，没想到，8月分，全县的老师又被集中到德党学习。廖文刚被指定为永康区的第二负责人，早晨负责领着大喊“一二三四”，学习时负责作记录。这次学习是“结合实际批‘三家村’”，要求人人检查过关，最后还有一个揭发批斗阶段。许多老教师都诚惶诚恐。廖文刚因为初来乍到，对各位老师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只负责记录。教师们都只说自己，不说别人。说自己也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天早操时清点人数，发现永康区不见了杨天禄。这是一位村小教师，有50多岁，身材高而瘦，爱抽烟，不爱说话，见人一团和气。廖文刚问:“杨老师，在德党有亲戚吗？”永康的教师都说：“没有。”按当时大会规定，回家住宿和离开德党中学，都必须向区指定的负责人请假。廖文刚虽然没有经验，但他明白，这样一位谨小慎微的老师，是决不会不假而走的。他立即把情况和自己的担心报告了主持人林华章。林华章也觉得事情蹊跷，叫廖文刚立即组织人寻找。 廖文刚找了16个人分成四组，从永德中学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寻找。上午一无所获。下午又继续寻找。这天下午，太阳火辣辣的，廖文刚和赵文龙、永康小学的马云武、杨定昌一个组向西搜寻，每一个山林，每一条山沟都找遍了，并没有杨老师的踪影。马云武说：“凶多吉少。”廖文刚也心急如焚。 他们返回时，看见山坳上有一个水碓房，还没有去察看过。这种水碓房在滇西特别多，水碓房十分简陋：四根木柱子，撑起一个房顶，盖上竹瓦、木瓦、山草之类，四周不要墙，地下一个坑，可以是石砌的，也可以是石灰宰的，还可以是用整块石头凿空而成的，里面放要舂的谷子；杵，却是一个特殊的装置：一般是一根三四米长的大树干，中间打洞穿上轴，形成一个杠杆，挨近碓坑的那一头，把树干削细些，装上小碗粗的直木，前端削成半球形；后半部分，掏空尾部的三分之二，像一只小船，“船舷”，后面低，另三面高，就是水槽，水流入槽，水满尾重，杵就翘起，水尽头重，杵就舂下。农民把谷物放进碓坑里，等半天或一晚就来取舂得雪白的米。400 这个水碓，四周不见人家，地势又相当高，廖文刚一行四人仰头向上奔去。还有十几米，能听见水碓“叽——砰，叽——砰”的舂米声，似从天上传来，山包挡住了视线，看不见水碓房里的情况，只觉得里面一片阳光。等他们登上山包，四个人都惊呆了，在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水碓房里，西斜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杨天禄，背靠着东边的柱子，脚离地不到一寸，身体拉得笔直，嘴微微张开，舌头伸出有两寸长，颈子上一根黄色的棕绳，另一头紧拴在东柱的梁上。赵老师凄厉地说：“杨老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马云武说：“与其活得心惊胆战，不如死了的好。”廖文刚说：“有什么，找组织嘛。”马老师说：“人家不相信你说的。”廖文刚说：“马老师、杨老师，你们马上去报告公安局，我和赵老师在这里守着。” 马、杨二老师应声而去，廖、赵两位，就在外面站着。廖文刚说：“怎么会这样呢？”赵文龙说：“你不知道，有点年纪的老师，解放前哪能没有点问题，总得找口饭吃呀，参加三青团、国民党，当个乡丁什么的，一到运动，翻来复去写检查、斗争，不准出门，几天几夜不准睡觉，总通不过。低头弯腰、跪板凳、跪瓷瓦子，整来哪里还像个人哟！唉，好多人受不了，就选择了走这条路。文化大革命，虽然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大家觉得快了。”廖文刚嗟叹不已。 不到一小时，马云武和七八个老师拿着担架领着公安局的三个同志来了，公安局的同志向廖文刚问了问发现的过程，然后到处观察了一遍，在纸上写了些字，拍了些照，就叫放下抬走。廖文刚这才进去细看，死者的背后有一个南瓜大小的石头，离石头东边有一堆纸烟灰，旁边一个烟盒，春耕牌的。这是最廉价的香烟，七分钱一包。看得出来，杨天禄死前在这里坐了很久。廖文刚请身材高大的马云武踩着石头解绳子，他和赵文龙扶住尸体，绳子一松，从嘴里窜出一股臭气，廖文刚和赵文龙把尸体放倒，抬上担架，几个老师轮流抬着，找了一个马车送回永康。 廖文刚要继续当记录，没有去永康，但他的脑海里不断涌现出杨老师妻子儿女的悲哭场面。杨天禄的死，对廖文刚震动很大，他想，一位老教师，宁可死而不参加这样的运动，可见，这种运动对教师伤害有多深。他去大会办公室找林华章。大会办公室设在永德中学校长办公室，小平房，门外有一株芒果树，结满了青青的芒果。李亚校长在里面，廖文刚问：“李校长好，学习回来了？林华章同志呢？”“他到乌木龙参加讨论去了。”李校长50多岁，身材高大，较胖，脸色灰黄，有些像发得太泡了的面包。廖文刚问道：“李校长，把教师这样搞来人人检查过关，有好处吗？”李校长说：“小兄弟，哪次运动不是这样？知识分子要改造，要脱胎换骨，一贯就是这样的，这是不能问的，怀疑不得的。你不要去找老林了。我是因为有病，才从临沧请假回来的。批斗了好多人啊，永德县才开始哩。” 廖文刚说了声：“谢谢”，离开了大会办公室。他想，难怪那么多老教师胆战心惊。他是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四清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党的政策，他了解得很清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没有说得有整教师。他边想边走，还是到了乌木龙区教师学习的地方。 一个大力士模样的年轻人问：“小廖，你找谁？”廖文刚看这人，虽只二十多岁模样，却长相不凡，头大脸大眼睛大，脸上有一股桀骜不驯气，颈子比一般人的粗两倍，露出的手臂，比廖文刚的腿肚还粗。和廖文刚高矮差不多，但身板宽大粗壮，两个廖文刚也不如。廖文刚想，这人要是在三国时代，至少也是典韦一类人物。便主动上前握手说：“请问高姓大名。”他的手也大得惊人，廖文刚的手放在他手里只能算一个婴儿的小巴掌。“我叫陈昆！”廖文刚说：“真是壮士！”陈昆声音粗大，说道：“可惜没有用武之地呀！”廖文刚说：“这么好的社会，到处都可以大显身手呀！”陈昆说：“当个小学教师，36元5角一个月，还差不多又弄来训一顿。心头窝着一团火！”廖文刚说：“陈昆，你好大胆！我两个素不相识，你怎么就敢和我说这些？”陈昆说：“我认真听了你的发言，你是我们中的聪明人，哪个聪明人会看不透这些？” 廖文刚说：“大陈昆，很聪明。我们永康区已经死了一个老教师了，照这样整下去，还不知道要吓死多少人呢，我想找林华章同志，谈我的看法。”陈昆说：“可以，我支持你，差不多又把教师拿来整，老师当真是半夜的熟桃子呀！” 有了素不相识的教师支持，廖文刚更觉得自己有道理，和陈昆握手告别后，径直走进会场。谁知林华章又到永康区去了。等廖文刚赶回永康区教师开会的地点时，正听见林华章在滔滔不绝地讲话，他看见廖文刚来了，就大声说：“廖文刚，没有你的责任，你大胆领导，毛主席不是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用不着大惊不怪。”全场鸦雀无声，六七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廖文刚。 “不对！不是大惊小怪！”全场一片死寂。廖文刚大声说：“毛主席的这席话是1927年讲的，我以为在解放前是适用的，我国大陆已经解放17年了，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主人翁，哪怕有了缺点错误，也是个批评教育的问题，怎么可以用揭发批判这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呢！我在四清办公室工作过。没有见过整教师的文件。昨天发表的中央文件也说得明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廖文刚讲完话后，会场里静得哪个人的痰在喉咙里响都能听见。林华章的脸色由激动变得柔和。过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他态度和缓地说：“照你说，怎么办？”廖文刚说：“教师都是群众，群众嘛，学习学习，谈点心得体会就完。下一步的工作，停止。”林华章说：“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只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不是领导，无权决定这些。局领导和中学教师、中小学校长都还在临沧地区学习。我向县委请示后再说。”第二天，大会宣布结束，只留下主持学校工作的人开会，班卡有施主任参加。廖文刚和林华章的这一席对话，由永康传遍了永德县。廖文刚这个名字，在永德县的小学教师中成了传奇。 和永德县所有的乡村学校一样，班卡完小的教师回校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学生回校上课。施主任第二天傍晚才回学校。廖文刚感到他的神态有些不自然。在教师会上，他没有谈德党学习的问题，只是把大家分成三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三个人一路，逐队去找学生回校。 廖文刚和施主任、赵钰一个组，他们走的地方是放马场、十二炉火、尖山。每到一个寨子，狗都叫成一片，他们都不得不随手抄起一根长长的柴或者竹棍。他们见人就喊，请他们通知寨子上的学生明天到校上课。开课之后，各个班都一定还有没来的，晚上各个组的老师们又到寨子上这些学生的家里，一家一家地做工作，一个一个地动员。 这天晚上，他们三人从尖山回来，每人都打着一个手电筒，走到一个斜坡上，路的下方是一个三角形的庄稼地，里面长满了苞谷，廖文刚的手电筒照着了玉米地里两个晶亮的眼睛。赵钰说：“不要照，豹子！”三个人赶快熄了手电筒，蹑手蹑脚地急行。天上有星月也有云团，沟谷里雾气正在渐渐腾起。大家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廖文刚借着淡淡的星光看那豹子，离他们不过十来米，硕大的头高高昂起，警惕地竖起宽大的耳朵，有肥壮的大猪那么长，一身的毛皮，在月光下也似乎闪着光彩。那豹子似乎并不想攻击人，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一纵身跳进沟谷里，跑了。大家这才长长舒了口气。 廖文刚问：“要是豹子进攻怎么办？”赵钰说：“马上点火。”“如果没有火呢？”“上树也可以。”廖文刚说：“手里捏一把匕首，如果不怕死，人能战胜豹子吗？”施主任说：“那得看你的气力了。”赵钰说：“我们县就出过一个打豹英雄，是一个民兵排长。名字我可记不清了。他一个人到区里开会回家，打着一把柏树皮火把。这种火把，一甩就燃起明火，不甩，就只是红红的一团。坡头上就蹲着一个金钱豹，他可不知道，照样走他的路，那火把已经甩到了豹子的鼻尖子上。那豹子‘嗷’的一声大叫，纵身向他扑来。那民兵排长眼明心稳动作快，就地一滚，滚到了豹子的身后，那豹尾一扫，头都可以给你削去半边。”“有那么凶呀？”廖文刚问。施主任说：“写文章都要求凤头猪肚豹尾，可见豹子尾巴特别有力。” 赵钰接着说：“那民兵排长也是情急智生，还在豹尾没有甩动之前，双手紧紧抓住了豹子尾巴。幸运的是，他正好站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坡上，他拼命往下拖，豹子反而害怕了，死劲往上奔，完全没有回过头的打算，那民兵排长力气大，抓紧豹子尾巴一点一点地往坡下拖，拖到了一堆柴的旁边，他双脚一蹬，腾出右手顺手抓起一块柴，狠命向豹子的腰上砸去。”施主任说：“豹子是铜头铁背豆腐腰嘛。”赵钰说：“那豹子就瘫了不能动，被民兵排长一顿猛打，死了。这些地方虎豹伤人的事很多，那位民兵干部，还被评为了打豹英雄，政府还奖给他一枝猎枪哩。”廖文刚问：“是哪一年的事？”“1952年。”施主任说。“具体是永德的什么地方？”赵钰说：“也记不清了。大概是小勐统方向的人。”他们回到学校，已经是月儿西斜了。 第91章 响应号召办实事 举行演出多好评 廖文刚有天天看报的习惯，可惜这里往往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报纸，从这一叠叠的报纸上，廖文刚看出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成风起云涌之势，报纸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李秀芝寄来了一大堆重庆的传单，上面载有诸如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重庆的815、川大的826各造反派的主张和争论，不久又传来了昆明823和炮兵团的传单。其中有昆明的“95”悬案，连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颜上将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廖文刚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到了下学期开学的时候，班卡完小的老师们都觉得我们也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配合文化大革命做点什么。 主任领导大家讨论了一小时。赵钰说：“我们学校的房舍，好些地方，瓦都破损了，有钱都没地方买瓦。”廖文刚问：“原来这些房上的瓦是哪来的？”杨富兴说：“都是从外地去请师傅来，造窑烧砖瓦，需要多少烧多少。”赵钰说：“破四旧，我们去把石洞寺的瓦搬回来，补到学校的房子上去。”施主任说：“这算一件事，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是正面教育，扫盲识字，我们这些地方最需要，我们在校门口设一个识字岗，写出一些毛主席语录，能读的，就放过去，不能读的，就教他一个字，给他读一遍，再放过去。”聂世德说：“外面的草房也在漏了，我们上山去割草来盖好，也是好事嘛。”杨富兴说：“我们搞些节目，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去演出，送文化下乡。”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先办好这四件事。 这天正是赶场天，廖文刚奉命领着黄国美、崔玉华、杨凤美、廖勤贵、罗锡昌五个学生去摆设识字岗。地点选在老街向班卡街方向走七八十米的地方，也就是在水井的上方，那里有一片竹林，路较宽阔，好布置；上面是山，下面是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好设卡。他们在左手边立一根一人高的竹筒，上面贴一张字条，上端写“识字岗”三个字，下面写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的左右两边各站一个个子高大的学生，把一根粗长的篾条扳成弓形，两人各执一端。从这里路过的人，识字的就读，不识字的就教一个字，给他们读一遍。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低眉顺眼，短衫草鞋，一根竹扁担，两头各挑一个禽类动物，那动物和鸡没有区别，但比鸡大得多，头，比两个鹅头还大，脚，和人腿差不多长。廖文刚问：“同志，挑的什么？”“鸡”。“鸡有这么大的？有多重？”“30多斤一只。你们要检查？”廖文刚说：“不，不，不，我们是识字岗，会认就读一遍，不会认就教一个字，给你读一遍。”“那，你们读。”学生崔玉华给他读了一遍。他挑起鸡过了岗，走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找不倒事干！”廖文刚听了笑道：“这倒不假，内地闹得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呢？”过路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人可就堆起了。廖文刚来了个小改革：一批一批地教和读。这可就快多了。 已经要到中午时，廖文刚见远远来了一个头戴草帽的人，一直到了廖文刚面前，那人都低着头。廖文刚凭穿着知道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就招呼道：“大爷，请读。”廖文刚用教鞭指着纸条，几个学生拔腿就跑。只有一个同学还站在旁边，竹篾的“弓”，已经变成了“剑”，直指天空：被崔玉华执着。廖文刚虽觉得奇怪，因为正在岗位上，还无暇问及同学们跑开的原因，直到那人发出含混不清的怪声，廖文刚才把目光移到了他的脸上，一时惊得手足无措。 这张脸比《聊斋》和《西游记》上的任何一个妖魔鬼怪还要可怕。整个的脸都不是肉组成的，而是布满了条条血色干枯的筋，没有鼻子，只有两个朝天的洞，“洞”里“毛骨悚然”；上下嘴唇，就是用廖文刚钉木箱用的那种废铁皮，歪歪扭扭地挂着。牙齿和牙龈全裸露在外，红白分明。耳朵没有耳廓，用更宽一点的铁皮做成耳朵模样，松松地挂在那里。所有脸上的部件，都用细细的麻绳固定。眼睛，两颗晶亮的珠子，在血不像血，肉不像肉、骨不像骨，筋不像筋的眶里闪动着。 廖文刚的第一反应是麻风病人。他本想丢下教鞭就跑，又想到自己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校学员出身，这毕竟也是一种岗位，他观察这人，四肢却很健全，分明是人的手，人的脚。那人看来还识字，不等廖文刚指，他已经读完，每一个字他发出的声音，都和这个字正常的发音有些联系。廖文刚示意让他过去，他友好地点点头。崔玉华也向他点点头，那个人头也不回地过去了。 崔玉华说：“我认识，他是大落水那边的马会计，他们在山上收玉米，一个小孩被老熊抱走了，马会计去抢，被熊一把抓去了脸皮。”“那小孩呢？”崔玉华说：“老熊见后面的人追来了，把小孩丢下就跑了。”跑远的同学都回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吓死我们了！”廖文刚说：“我也吓坏了，不过我不相信鬼神，我只怀疑是一个麻风病人，其实他还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哩！” 这种识字岗坚持了两个星期，大家觉得价值并不大，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卡完小的全体教师和高年级的大同学，都带着扁担、筐篼、背篓去石洞寺破四旧。这个洞在风吹山和海别之间，离班卡完小五里左右。从风吹山过去，跨过一个不大的沟壑，就是一个坡度70度以上的陡峭山坡，这个山坡相当宽阔，也极为高峻，好像横摆着一个巨大的鳖甲。看上去，只见泥土，不见石头。山坡上本没有路，只是攀登的人用脚踩出了斜斜的两条可以放脚的白印子和脚窝窝。坡上树木不多，草却很丰茂。蓬蓬松松的，又好像张着一幅巨大的豹皮。 只用了三十来分钟就爬到了坡头，到了坡头还看不见石洞寺，走过一段青石路，青石路在一座石山的半山腰，这座石山几乎和那面坡垂直。青石路很窄，背后是犬牙交错的石峰，面前是猛风呼啸的大峡谷，对面是如海浪般起伏的群峰。青石路突然宽阔起来，一个大石礅，下面由山石削成的石路上有一只巨大的脚印，足有两尺来长，八寸来宽，脚趾足纹，历历可辨。施主任说：“据说，这是一个神仙留下的，他从这里一步就跨到对面的山上去了，深深地留下了这只左脚印。”廖文刚细看，这里离洞口不过三米左右，全是异常坚硬的黑石头，到处都留下了斧凿痕迹。洞口颇宽大，人完全可以直身出入。洞旁边有几株不大的柏树，崖下的高松把碧绿的枝叶伸到了洞门口。单在洞门口坐着，风飘飘而吹衣，日冉冉而将坠，岭重重而云绕，树森森而鸟鸣，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洞里，广阔如大厅，脚下是碎石泥沙，两边有矮木屋，这些小屋，都是木架青瓦，相互隔开，有十几座，估计是以前供菩萨的，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梁木已经朽坏，有的房里有床有草，散发着霉臭气。廖文刚还没有来过，直往洞里走，差不多又有通天洞，射进光明，所以洞里光线并不太暗。头上悬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 在一个拐角处，还有一个“卫生厕所”，是一间用厚实的木板搭在山崖边的小木屋。要上这个厕所，先得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气度，走进厕所，木板先“咯吱咯吱”响，风从下面呼呼吹来。往上看，能见苍鹰盘旋；往下看是无底的深渊。廖文刚，好奇心极重，这样的厕所都不上一下，会后悔一辈子的。他小心翼翼地进去，先小便了还不过瘾，还做起大便的样子，体验了一下这“仙境”，冷风从下窜过背心直贯头顶，凄神寒肌，哪敢贪恋，他慌忙站起，提着裤子一步跨了出来，还心有余悸。 洞有几百米长，外宽内窄。没有任何的神像，墙壁上有反动标语，估计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这里藏身时写的。等他把石洞寺浏览了一遍，好些师生已经拆下小屋上的瓦片出洞而去了。还有一些师生正在从小木屋上揭瓦来装在自己的运输工具中。他吸取了扛柴的教训，这回只从小屋上拆了三十片瓦放进背篓里。他把背篓放在床上，蹲下身子去背，觉得背篓不稳，他又站起来挪一挪背篓，觉得稻草里有什么硬东西。他拿起一角碎瓦片向草里一拨，竟露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手枪。 廖文刚大叫一声：“枪！”几个老师和同学都围拢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廖文刚先拿起扳了几扳，是一支左轮手枪，只有四五寸长，锈迹斑斑，枪柄的木料已经朽坏，轮子和扳机都不能动了。他确信没有安全隐患，才传给老师和同学们看。赵钰说：“丢掉算了，一坨废铁。”廖文刚说：“用火烧一烧，涂上点漆，可以作演出的道具。”等大家都看了一遍，廖文刚把手枪放进背篓里，又在稻草里找了几遍，找到了三颗子弹，都已经朽坏，全扔了。 廖文刚背着瓦出得洞来，心里涌上一丝伤感，这个石洞寺，好一个天造地设的洞窟，既然叫“寺”，可见曾经香火旺盛，现在却败落成了这个样子。天下兴亡，人事沧桑，谁管得了呢？这些瓦，当年运上来是多么艰难，现在运下去，也不容易。人间的事情，竟然就是这样的变化无穷。他忽然又想起了他的战友们，现在或者是在机房里“的的嗒嗒”地抄报发报，或者是在北京上海街头漫步，谁会想到他现在正在陡峭的山梁上背瓦呢？ 廖文刚登山下坡的本领已非昔日，他沉思着，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学校。进校门时，赵钰走在前头，他走后头，刚跨过门坎，遮盖大门的小檐上突然掉下一片瓦正砸在赵钰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廖文刚几步赶上说：“赵老师，快放下担子！”赵钰说：“没问题。”仍把瓦挑进校园，放好了，才去包扎。后面有同学小声说：“石洞寺的菩萨显灵了。”廖文刚把瓦放好了，才对几个同学说：“不要相信迷信，这些瓦放在洞里也会坏的，现在搬来为同学们服务，如果真有菩萨，他们也不会反对的。” 廖文刚简单洗了洗，就把手枪拿到厨房放到火里烧，烧得通红后，放在水里，再拿出来，擦干净，扳机轮子都能动了，扣一下，轮子就向左转动一孔，一共六个孔，可装6发子弹。这可成了宝贝，老师同学都来扣着玩。手比着射击的姿势，嘴里还“叭巩叭巩”地嚷。 瓦都由老师和同学盖上了房头。老师们又和全校同学一起上山去割了一下午的山草，加上原来打好的土砖，只三天时间，就使靠西边的围墙和草房焕然一新了。 施主任又组织教师排练节目，并请廖文刚执笔，编一个花灯剧。廖文刚请赵文龙和施主任、鲁李美唱了几个花灯调，他就按谱编词，三天编起了一幕剧，题目是《抢收》，写社员在公私矛盾中克服私心积极参加秋收的故事，由施永福、赵文龙、鲁李美三人排演。学校还规定老师们和同学自由组合，每个教师至少出两个节目。到了国庆节的下午，师生们七手八脚在学校办公室外的花台旁搭了一个台子，下面放书桌，上面放板子。班卡大寨、小寨、厂街、老街、廖家寨、风吹山、海别的男女老少闻讯都早早吃了晚饭向学校涌来。厂街的社员们都来找廖文刚拉家常。夏新美也来了。廖文刚就在院子里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廖文刚说：“真对不起得很，我连请你们坐的凳子都没有，只有让大家在院子里站。”夏新美说：“大家能见一面就高兴了。” 到了8点过钟，东边山缺处涌出一弯新月，千峰万岭，一片苍茫。班卡完小内操场里，台子上四盏马灯照耀，台下三百多学生整齐地坐在凳子上，占据着中间位置，四周都是附近的社员，带了凳子的就挨着学生坐着，没有带凳子的就各选地势或蹲或站。学校的坝子里、几个花台上、树子上、围墙上、南北两楼的楼梯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节目准时开演，由唯一的女教师鲁李美报幕，施主任致词，节目一个接一个，精彩纷呈。有民乐合奏、芦笙独奏、弦子合奏、笛子独奏、独唱、合唱、相声、小话剧、花灯剧等等。花灯剧《抢收》演出时，赵钰、谌源用笛子、弦子伴奏，乐声悠扬，响彻天外。施主任演思想落后的老头，长长的胡子、长长的烟管，走起路来像木偶的动作，生硬而不合节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廖文刚一身军装，戴上帽徽领章，唱《真正乐死人》，声音高亢风趣，引起一阵喝彩。台下来了不少厂街的，有人喊起了“廖老师，再来一个！”全场都响起了“廖老师，再来一个！”廖文刚又演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依旧掌声不断。最有意思的是杨富兴老师和学生余玲演《逛新城》，杨老师个子高，步子大，又不懂碎步之类，才在唱“女儿呢，呃，等着我，啊”，他已经两步跨到台子边上了，只得在那里等“女儿”。惹得全场笑声不断。虽然演出水平有限，但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师生社员都很满足了。 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完了演出，又心满意足地学着、唱着、喊着、闹着，吹着芦笙、弹着弦子，吹着树叶、竹叶往家里去，学校四周的峰峰岭岭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不断飘来笑声和歌声。好几个寨子的群众闻讯，都专程到学校来，请师生们去演出。他们先后去了登腮、放牛场、芒东等地演出。 第91章 响应号召办实事 举行演出多好评 廖文刚有天天看报的习惯，可惜这里往往是一个星期才来一次报纸，从这一叠叠的报纸上，廖文刚看出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已成风起云涌之势，报纸上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李秀芝寄来了一大堆重庆的传单，上面载有诸如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重庆的815、川大的826各造反派的主张和争论，不久又传来了昆明823和炮兵团的传单。其中有昆明的“95”悬案，连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颜上将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廖文刚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到了下学期开学的时候，班卡完小的老师们都觉得我们也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配合文化大革命做点什么。 主任领导大家讨论了一小时。赵钰说：“我们学校的房舍，好些地方，瓦都破损了，有钱都没地方买瓦。”廖文刚问：“原来这些房上的瓦是哪来的？”杨富兴说：“都是从外地去请师傅来，造窑烧砖瓦，需要多少烧多少。”赵钰说：“破四旧，我们去把石洞寺的瓦搬回来，补到学校的房子上去。”施主任说：“这算一件事，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是正面教育，扫盲识字，我们这些地方最需要，我们在校门口设一个识字岗，写出一些毛主席语录，能读的，就放过去，不能读的，就教他一个字，给他读一遍，再放过去。”聂世德说：“外面的草房也在漏了，我们上山去割草来盖好，也是好事嘛。”杨富兴说：“我们搞些节目，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去演出，送文化下乡。”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先办好这四件事。 这天正是赶场天，廖文刚奉命领着黄国美、崔玉华、杨凤美、廖勤贵、罗锡昌五个学生去摆设识字岗。地点选在老街向班卡街方向走七八十米的地方，也就是在水井的上方，那里有一片竹林，路较宽阔，好布置；上面是山，下面是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好设卡。他们在左手边立一根一人高的竹筒，上面贴一张字条，上端写“识字岗”三个字，下面写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的左右两边各站一个个子高大的学生，把一根粗长的篾条扳成弓形，两人各执一端。从这里路过的人，识字的就读，不识字的就教一个字，给他们读一遍。 一会儿，来了一个人，低眉顺眼，短衫草鞋，一根竹扁担，两头各挑一个禽类动物，那动物和鸡没有区别，但比鸡大得多，头，比两个鹅头还大，脚，和人腿差不多长。廖文刚问：“同志，挑的什么？”“鸡”。“鸡有这么大的？有多重？”“30多斤一只。你们要检查？”廖文刚说：“不，不，不，我们是识字岗，会认就读一遍，不会认就教一个字，给你读一遍。”“那，你们读。”学生崔玉华给他读了一遍。他挑起鸡过了岗，走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找不倒事干！”廖文刚听了笑道：“这倒不假，内地闹得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呢？”过路的人越来越多，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人可就堆起了。廖文刚来了个小改革：一批一批地教和读。这可就快多了。 已经要到中午时，廖文刚见远远来了一个头戴草帽的人，一直到了廖文刚面前，那人都低着头。廖文刚凭穿着知道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就招呼道：“大爷，请读。”廖文刚用教鞭指着纸条，几个学生拔腿就跑。只有一个同学还站在旁边，竹篾的“弓”，已经变成了“剑”，直指天空：被崔玉华执着。廖文刚虽觉得奇怪，因为正在岗位上，还无暇问及同学们跑开的原因，直到那人发出含混不清的怪声，廖文刚才把目光移到了他的脸上，一时惊得手足无措。 这张脸比《聊斋》和《西游记》上的任何一个妖魔鬼怪还要可怕。整个的脸都不是肉组成的，而是布满了条条血色干枯的筋，没有鼻子，只有两个朝天的洞，“洞”里“毛骨悚然”；上下嘴唇，就是用廖文刚钉木箱用的那种废铁皮，歪歪扭扭地挂着。牙齿和牙龈全裸露在外，红白分明。耳朵没有耳廓，用更宽一点的铁皮做成耳朵模样，松松地挂在那里。所有脸上的部件，都用细细的麻绳固定。眼睛，两颗晶亮的珠子，在血不像血，肉不像肉、骨不像骨，筋不像筋的眶里闪动着。 廖文刚的第一反应是麻风病人。他本想丢下教鞭就跑，又想到自己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校学员出身，这毕竟也是一种岗位，他观察这人，四肢却很健全，分明是人的手，人的脚。那人看来还识字，不等廖文刚指，他已经读完，每一个字他发出的声音，都和这个字正常的发音有些联系。廖文刚示意让他过去，他友好地点点头。崔玉华也向他点点头，那个人头也不回地过去了。 崔玉华说：“我认识，他是大落水那边的马会计，他们在山上收玉米，一个小孩被老熊抱走了，马会计去抢，被熊一把抓去了脸皮。”“那小孩呢？”崔玉华说：“老熊见后面的人追来了，把小孩丢下就跑了。”跑远的同学都回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吓死我们了！”廖文刚说：“我也吓坏了，不过我不相信鬼神，我只怀疑是一个麻风病人，其实他还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哩！” 这种识字岗坚持了两个星期，大家觉得价值并不大，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卡完小的全体教师和高年级的大同学，都带着扁担、筐篼、背篓去石洞寺破四旧。这个洞在风吹山和海别之间，离班卡完小五里左右。从风吹山过去，跨过一个不大的沟壑，就是一个坡度70度以上的陡峭山坡，这个山坡相当宽阔，也极为高峻，好像横摆着一个巨大的鳖甲。看上去，只见泥土，不见石头。山坡上本没有路，只是攀登的人用脚踩出了斜斜的两条可以放脚的白印子和脚窝窝。坡上树木不多，草却很丰茂。蓬蓬松松的，又好像张着一幅巨大的豹皮。 只用了三十来分钟就爬到了坡头，到了坡头还看不见石洞寺，走过一段青石路，青石路在一座石山的半山腰，这座石山几乎和那面坡垂直。青石路很窄，背后是犬牙交错的石峰，面前是猛风呼啸的大峡谷，对面是如海浪般起伏的群峰。青石路突然宽阔起来，一个大石礅，下面由山石削成的石路上有一只巨大的脚印，足有两尺来长，八寸来宽，脚趾足纹，历历可辨。施主任说：“据说，这是一个神仙留下的，他从这里一步就跨到对面的山上去了，深深地留下了这只左脚印。”廖文刚细看，这里离洞口不过三米左右，全是异常坚硬的黑石头，到处都留下了斧凿痕迹。洞口颇宽大，人完全可以直身出入。洞旁边有几株不大的柏树，崖下的高松把碧绿的枝叶伸到了洞门口。单在洞门口坐着，风飘飘而吹衣，日冉冉而将坠，岭重重而云绕，树森森而鸟鸣，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洞里，广阔如大厅，脚下是碎石泥沙，两边有矮木屋，这些小屋，都是木架青瓦，相互隔开，有十几座，估计是以前供菩萨的，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梁木已经朽坏，有的房里有床有草，散发着霉臭气。廖文刚还没有来过，直往洞里走，差不多又有通天洞，射进光明，所以洞里光线并不太暗。头上悬着奇形怪状的钟乳石。 在一个拐角处，还有一个“卫生厕所”，是一间用厚实的木板搭在山崖边的小木屋。要上这个厕所，先得有置生死于度外的气度，走进厕所，木板先“咯吱咯吱”响，风从下面呼呼吹来。往上看，能见苍鹰盘旋；往下看是无底的深渊。廖文刚，好奇心极重，这样的厕所都不上一下，会后悔一辈子的。他小心翼翼地进去，先小便了还不过瘾，还做起大便的样子，体验了一下这“仙境”，冷风从下窜过背心直贯头顶，凄神寒肌，哪敢贪恋，他慌忙站起，提着裤子一步跨了出来，还心有余悸。 洞有几百米长，外宽内窄。没有任何的神像，墙壁上有反动标语，估计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在这里藏身时写的。等他把石洞寺浏览了一遍，好些师生已经拆下小屋上的瓦片出洞而去了。还有一些师生正在从小木屋上揭瓦来装在自己的运输工具中。他吸取了扛柴的教训，这回只从小屋上拆了三十片瓦放进背篓里。他把背篓放在床上，蹲下身子去背，觉得背篓不稳，他又站起来挪一挪背篓，觉得稻草里有什么硬东西。他拿起一角碎瓦片向草里一拨，竟露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手枪。 廖文刚大叫一声：“枪！”几个老师和同学都围拢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廖文刚先拿起扳了几扳，是一支左轮手枪，只有四五寸长，锈迹斑斑，枪柄的木料已经朽坏，轮子和扳机都不能动了。他确信没有安全隐患，才传给老师和同学们看。赵钰说：“丢掉算了，一坨废铁。”廖文刚说：“用火烧一烧，涂上点漆，可以作演出的道具。”等大家都看了一遍，廖文刚把手枪放进背篓里，又在稻草里找了几遍，找到了三颗子弹，都已经朽坏，全扔了。 廖文刚背着瓦出得洞来，心里涌上一丝伤感，这个石洞寺，好一个天造地设的洞窟，既然叫“寺”，可见曾经香火旺盛，现在却败落成了这个样子。天下兴亡，人事沧桑，谁管得了呢？这些瓦，当年运上来是多么艰难，现在运下去，也不容易。人间的事情，竟然就是这样的变化无穷。他忽然又想起了他的战友们，现在或者是在机房里“的的嗒嗒”地抄报发报，或者是在北京上海街头漫步，谁会想到他现在正在陡峭的山梁上背瓦呢？ 廖文刚登山下坡的本领已非昔日，他沉思着，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学校。进校门时，赵钰走在前头，他走后头，刚跨过门坎，遮盖大门的小檐上突然掉下一片瓦正砸在赵钰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廖文刚几步赶上说：“赵老师，快放下担子！”赵钰说：“没问题。”仍把瓦挑进校园，放好了，才去包扎。后面有同学小声说：“石洞寺的菩萨显灵了。”廖文刚把瓦放好了，才对几个同学说：“不要相信迷信，这些瓦放在洞里也会坏的，现在搬来为同学们服务，如果真有菩萨，他们也不会反对的。” 廖文刚简单洗了洗，就把手枪拿到厨房放到火里烧，烧得通红后，放在水里，再拿出来，擦干净，扳机轮子都能动了，扣一下，轮子就向左转动一孔，一共六个孔，可装6发子弹。这可成了宝贝，老师同学都来扣着玩。手比着射击的姿势，嘴里还“叭巩叭巩”地嚷。 瓦都由老师和同学盖上了房头。老师们又和全校同学一起上山去割了一下午的山草，加上原来打好的土砖，只三天时间，就使靠西边的围墙和草房焕然一新了。 施主任又组织教师排练节目，并请廖文刚执笔，编一个花灯剧。廖文刚请赵文龙和施主任、鲁李美唱了几个花灯调，他就按谱编词，三天编起了一幕剧，题目是《抢收》，写社员在公私矛盾中克服私心积极参加秋收的故事，由施永福、赵文龙、鲁李美三人排演。学校还规定老师们和同学自由组合，每个教师至少出两个节目。到了国庆节的下午，师生们七手八脚在学校办公室外的花台旁搭了一个台子，下面放书桌，上面放板子。班卡大寨、小寨、厂街、老街、廖家寨、风吹山、海别的男女老少闻讯都早早吃了晚饭向学校涌来。厂街的社员们都来找廖文刚拉家常。夏新美也来了。廖文刚就在院子里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廖文刚说：“真对不起得很，我连请你们坐的凳子都没有，只有让大家在院子里站。”夏新美说：“大家能见一面就高兴了。” 到了8点过钟，东边山缺处涌出一弯新月，千峰万岭，一片苍茫。班卡完小内操场里，台子上四盏马灯照耀，台下三百多学生整齐地坐在凳子上，占据着中间位置，四周都是附近的社员，带了凳子的就挨着学生坐着，没有带凳子的就各选地势或蹲或站。学校的坝子里、几个花台上、树子上、围墙上、南北两楼的楼梯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节目准时开演，由唯一的女教师鲁李美报幕，施主任致词，节目一个接一个，精彩纷呈。有民乐合奏、芦笙独奏、弦子合奏、笛子独奏、独唱、合唱、相声、小话剧、花灯剧等等。花灯剧《抢收》演出时，赵钰、谌源用笛子、弦子伴奏，乐声悠扬，响彻天外。施主任演思想落后的老头，长长的胡子、长长的烟管，走起路来像木偶的动作，生硬而不合节奏，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廖文刚一身军装，戴上帽徽领章，唱《真正乐死人》，声音高亢风趣，引起一阵喝彩。台下来了不少厂街的，有人喊起了“廖老师，再来一个！”全场都响起了“廖老师，再来一个！”廖文刚又演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依旧掌声不断。最有意思的是杨富兴老师和学生余玲演《逛新城》，杨老师个子高，步子大，又不懂碎步之类，才在唱“女儿呢，呃，等着我，啊”，他已经两步跨到台子边上了，只得在那里等“女儿”。惹得全场笑声不断。虽然演出水平有限，但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师生社员都很满足了。 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完了演出，又心满意足地学着、唱着、喊着、闹着，吹着芦笙、弹着弦子，吹着树叶、竹叶往家里去，学校四周的峰峰岭岭有将近一小时的时间不断飘来笑声和歌声。好几个寨子的群众闻讯，都专程到学校来，请师生们去演出。他们先后去了登腮、放牛场、芒东等地演出。 第92章 写语录吃蟒肉 收苞谷打谷子 十月中旬，又接到县委通知，放农忙假，秋收秋种。这次是全县统一安排。班卡的老师们先背着行李到了永康区，先听区委杨书记的报告。杨书记个头不高，脸面黎黑，讲起话来，声音铿锵有力。他说：“今年是个丰收年，要发动群众，做到颗粒归仓。老师们不仅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学习‘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社员家里都没有贴毛主席语录。你们下去要做到每家每户至少贴两张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办法呢？就要请你们写。我们已经开过干部会了，每个生产队都买有笔墨和红纸，等着你们去书写。”杨书记讲完话，就请区视导员李润主任公布下队的名单。赵文龙和廖文刚，分到鸭塘三队四队。这个地方属于小勐统区，但离永康只有二十多里。 第二天，廖文刚、赵文龙在永康饭店吃过早饭，各人又买了三个馒头，背起背包，带上行李，迈步前往。太阳正要出山，永康坝方圆十几里，稻谷金黄，还没有开始收割。因为一切统一指挥，要县里部署、区里动员了才能开镰。开垦成耕地的山坡上，是望不到边的苞谷林，这时有朵朵白云在苞谷林上浮游。永康坝上的芒果林、香蕉林一片翠绿；更远的山头已被阳光照成一片金色。他们的脚下，尽是青草，挂满了露珠，脚步声惊得青蛙“卟咚卟咚”往田里跳，惊得白鹤“呼啦啦”往天上飞。 两人边走边摆龙门阵。中午才到了鸭塘。一个并不大的池塘，就是三四队的分界线。两人挥手而别，各自去找队长安排住处。四队就在池塘的下面，一个小坝子，芭蕉林掩映下，二三十间房子。大都是竹瓦，土墙。廖文刚进了寨子，一条大路把寨子分成两半，既没有狗，也没有人。廖文刚进了几个院子，用永德话高喊：“屋里该有人？”只有回声。廖文刚又回到大路上，不知所措。 这时从大路的那一头，过来一个中年人，吃力地拖着什么。廖文刚迎上去才看清，这人满脸伤痕累累，全身湿淋淋的。问：“同志，是四队的？”那人见一个背背包、着军装的年轻人，也止住了脚：“你是分来的老师？”“是的，廖文刚。”“啊，廖老师，好年轻啊。”廖文刚低头看他拖的东西，有两米来长，有小猪那么粗。身上全是小钱大小的黑白分明的鳞甲，尾巴像乌鱼的尾巴，并不细长。颈子处拴着一根粗藤子。“是一条蟒！”那中年人擦着汗：“这畜牲想要我的命，我去屙屎，就把我缠着，从坡头直滚到河底。我只有拼命卡住它的脖子，抱起它往石头上撞，四周又没有人。翻来复去，搏斗了一个把小时。这下好了，有招待老师的了。”“好险呀，同志，叫什么名字？”“黎柱子，四队的队长，廖老师就住我家。”“那就谢谢了。”廖文刚也伸出一只手，帮着他拖蟒。“有多重？”“百十来斤。” 黎队长的家就在大路东边。进门是芭蕉林，然后是土坝子，正房子阶沿宽阔，两边的厢房，是关猪牛羊的。走上街沿，开门就是堂屋。堂屋的东边是锅灶，西边一张空床，是专门供下乡的干部住的。黎队长，接下廖文刚的背包，放在了上面。“条件不好，廖老师就住这儿。”廖文刚说：“很不错的，麻烦队长了。”廖文刚又把上级精神给他说了几句。 黎队长说：“我们的土地太宽，公余粮户均一万斤。天不亮就吃饭，月亮升起才回家。”他顿了顿说：“你是当兵的？”“是的。”“不简单，能文能武。这样，到队部办公室，写毛主席语录，上头要检查。每家不少于两张。”廖文刚有些为难地跟着队长向办公室走。他说：“我的毛笔字可写得不像样子。”黎队长却说：“不过是表示一个意思，反正大家都不识字。” 到了办公室，这也是鸭唐四队的保管室，就在塘边上，一列五间草房，墙高门厚坝子宽，最边上的一间还挂着“鸭塘四队文化室”的牌子，和三队的办公室同在一根大青树下。赵文龙已经在那里摆起了战场。队长和廖文刚也抬出长桌子、凳子，拿出新买的红纸、笔、墨和上级发下来的要求写的语录。黎队长说：“廖老师，只管写，等会儿我叫社员来取。我要打整那东西，今晚大家好吃。”等队长走后，廖文刚先去看赵文龙写。赵老师说：“老廖，你来，你来，我这不成字。”廖文刚一看，字写得细瘦，且不整齐，似乎比自己写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说：“我的字可能比你的更丑。”赵文龙说：“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怕什么。”于是廖文刚也去把纸裁成四开，展纸醮墨，大写起来。 廖文刚越写越顺手，写得风快，字反而刚健有力。一会儿就写来摆了一坝子。谁知忽然卷起一阵风，把他们两人晾晒在阳光下的毛主席语录吹得满天飞，两人慌了手脚，急忙起身拦阻抢捡，飘在头顶的，两人跳起来抓。已经有不少“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了。赵文龙说：“糟糕，要成反革命了。”廖文刚说：“成什么反革命，‘天有不测风云’，天上在飞，树上在挂，水里在漂，说明天地山川都喜欢我们写的毛主席语录嘛。” 赵文龙说：“水塘里的，看起来红红黑黑的，怕要捡起来才行。我马上去找根长竹竿来。”赵文龙一会儿找来几根细竹竿，两人顺着塘边捞取，捞起来的，也已一塌糊涂了。赵文龙说：“我挖个坑埋起来。”廖文刚说：“这么好的太阳，晒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烧掉。”还有几张在水塘中间，捞不到。赵文龙说：“我不会游泳，你会不？去捞起来。”廖文刚说：“正好，走了一身的汗，我下去洗个澡。”于是钻到苞谷林里，脱得只剩下短裤，“咚”的一声，跳到塘里，溅起几尺浪花，赵文龙就拿着长竹竿，搜索树上的。廖文刚先劈波斩浪，捞起了所有的语录，然后在水里尽情地涌浪翻波。洗了个痛快，然后再起来，到玉米林里脱掉短裤，拧干，再穿到身上。 他们再写时，就有了经验，晾晒时，就用泥块、树枝压住。到天黑时，社员都来领取，男男女女，一大群，闹闹嚷嚷，把保管室围了个水泄不通。廖文刚高喊：“每家只取两张，拿回去贴好。”大家嘻嘻哈哈，顺提倒拿着毛主席语录走了，赵廖二位才发现，连塘里捞起来的，也被大家抓走了。 两人不敢怠慢，又各写了五六张，立刻回到住地，到各家各户去一一查看，帮助社员把贴倒了，颠倒过来，把贴歪了的，拨正过来。发现从塘里捞起来字迹模糊的，就给另外换上。 晚饭时，鸭塘四队的社员，家家户户吃蟒肉。黎队长家里只有四口人，他母亲，黎大娘，身板硬朗，手脚麻利；她爱人古小所，身材瘦弱；他女儿黎红莲，12岁。晚餐就在堂屋里吃。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左右两边是廖文刚写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下面的墙上钉着一根竹签，挂着马灯。古小所和女儿坐挨灶的一方，好添菜加汤；黎大娘坐她们对面，廖文刚坐主席像下，他对面是队长。桌子上蟒肉是红烧的，还有腊肉。队长和廖文刚面前还各摆着一个酒碗，盛了一大碗苞谷酒。 队长说：“今天托廖老师的福，没丢老命，还有肉吃。来，干！”队长脖子一仰，一碗酒便下了肚子。廖文刚说：“我的酒量浅，就喝这一碗，祝贺队长，战胜大蟒，有了美餐。”黎队长又斟满了一碗。还伸着酒瓶要给廖文刚斟。廖文刚说：“盛情我领了，晚上我到保管室教大家唱歌。就不喝了。”队长说：“好，廖老师就吃菜。我们这里的何老师，歌也唱得好。”廖文刚问：“这里有学校？”黎大娘说：“有，就在山背后。”黎红莲说：“何老师的名字叫何超才，歌唱得好，惊山映水的。” 蟒肉，廖文刚可从没有吃过，但看见他们全家都吃得眉开眼笑的，也去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和乌鱼肉不相上下。他们搞得又麻又辣，完全没有什么异味，也就放心地吃起来。 吃过晚饭，已经星光满天。黎红莲提着马灯，当向导，高喊：“到文化室唱歌罗！”随着喊声，从寨子里涌出一大群男女青少年，直奔文化室。这文化室也和厂街的一样，长长的一间屋，前有黑板，下有凳子，不过这里的凳子都是松木的，比较标准，也安得整齐。廖文刚挂好马灯，见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就说：“社员同志们好，我叫廖文刚，班卡完小的老师，今晚教大家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好不好？’”下面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会唱了！”黎红莲说：“何老师也经常来文化室教我们唱歌。”廖文刚说：“我起个音，大家唱给我听听。”廖文刚站起来，起音：“向前，向前，向前——唱！”廖文刚在前面指挥，文化室里顿时响起了威武雄壮的歌声。唱得不但很整齐，而且比较准确。 唱完之后，下面一个大辫子姑娘说：“欢迎廖老师唱一支歌！”文化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廖文刚，想了想，于是唱起了“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廖文刚的歌唱得雄壮有力，高亢雄浑，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里还夹杂着“就教这支歌，就教这支歌”的呼声。于是廖文刚就说：“好，就教这支歌。”廖文刚边写歌词边教，大家唱得聚精会神，教了一个把小时，基本上会了。廖文刚说：“大忙季节，同志们很辛苦，就唱到这里。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每晚都来，还是隔一晚上来唱一次？”大家高声答道：“每晚都来！”幸好，廖文刚会唱的歌特别多，而且随身带有一个歌本。从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小屋子里，夜夜传出嘹亮的歌声。白天，廖文刚前半月参加收苞谷，后半月参加打谷子。 吃过早饭，天还没有亮明白，四周朦朦胧胧的，山，若有若无；路，似隐似现。廖文刚和社员们挑着箩筐、挎着竹篮，赶着一大群驮着空筐的牛马，出工收玉米了。路有些往下倾斜，人和牲口，都不由自主地小跑步，那“轰隆隆”的脚步声，真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廖文刚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年轻的社员们也跟着放开喉咙唱起来。山谷在震响，雾气也似乎在抖动。 玉米地就在离寨子里路的山坡上。走进坡地，只见浩茫茫一片，草有半人高，玉米秆高过人头。草叶上、玉米叶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社员排成纵列，每人只管两行，齐头并进。一进到地里，只见千万珍珠飘落，只几分钟，衣袖、鞋帮、裤脚早已湿透。廖文刚学着社员的样子，从玉米秆上剥下玉米，用左手扔进斜挎左肩的竹篮。玉米棒又长又粗，不到抽半支烟的工夫，肩上便沉重起来，廖文刚回头一看，篮子已经满了，就背到地边，倒进马驮的空筐里，牛马驮子满了的，就由老年人吆喝着往家里赶。 太阳渐渐高起，满山露珠闪亮。廖文刚利用到地边倒玉米的机会，登上小丘一看，满眼是玉米的海洋，望不到边际。昨天队长说这个队户平交公余粮一万斤，看来不是虚夸。太阳越升越高，人也越来越热，廖文刚只觉手肘、手臂、颈子、脸面、背心里、头上，似乎都放上了辣椒面，像中了八角叉，辣痛奇痒，好不难受。可他看那些小伙子、大姑娘，老大爷、老大娘，还有小学生，一个个谈笑风生，像风卷残云般，“哗哗哗”卷了过去，廖文刚也鼓起干劲，穷追不舍。 地边的玉米已经堆积如山，运输的马帮忙不过来，队长喊道：“小伙子们，参加运输队！”廖文刚也站了出来。黎队长说：“廖老师，还是参加收。运输，要有力气的。”廖文刚说：“试试看。”黎队长说：“廖老师，要挑也只能用这一副小箩筐。”廖文刚接过小箩筐，装了满满的一挑，用肩膀试了试，说道：“还行”，就挑起担子，融入了运输的行列。 长长的一列，有三十四人，其中还有十二个女社员。一路上，只听脚步“轰轰”响，扁担有节奏地发出“嘎叽嘎叽”声，远远望去像雁阵翔于蓝天，似锦鳞游于绿水。开头的路，都是下坡，背后一个妇女见廖文刚的脚步随着箩筐前倾后摆，就说：“廖老师，要稳住“桩子”，脚用劲站稳。手抓住筐绳！”廖文刚说了声“谢谢”，并照着办了，就不再那样手忙脚乱了。后来就是上坡，坡并不很陡，也不算长。但上坡肩头上就觉得更沉了，向前跨一步都必须用腰腹之力。队伍里没有了笑谈声，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廖文刚渐感呼吸有些困难，嗓子干得冒烟。 这时，正好到了崖边，崖虽不高，藤蔓密布的崖畔却挂着一缕白花花的山泉。有位女同志的声音：“大家都谢会儿，喝口水。”这声音虽不大，却像将军令一样一呼百应。大家都各占地势，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先挥袖擦汗，歇了歇，再洗手捧水喝。廖文刚记起了妈妈的话：“热爆爆的，不能马上喝冷水。”就等到最后，才去洗手、洗脸，喝水。人到飞瀑下，顿感清凉。手触到水，浑身舒爽，冷水入肚，美妙不可言喻。歇了一会儿，雁列又向保管室飞去。 收苞谷，就这样先收，后运，用了26天的时间，还有几天就要返校了，廖文刚又去参加打谷子。打谷子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水田都在沟壑的两边，都是梯田。吃完早饭，黎队长给了廖文刚一把齿镰，一根牛皮绳。廖文刚把牛皮绳拴在腰间，提着镰刀，和队长一路高喊着“出工罗”往稻田走去。社员们也附和着喊着“出工啰！”，出了家门。赶马帮牛帮的，挑箩筐的，手拿木弯钩的，拿撮箕的，都陆续跟上来了。 廖文刚看牛马身上，除了驮子外，还驮着锄头和裹成筒的晒垫，竟然还放着床单，被单。他估计，是不是有人想在山上睡午觉？整个队伍里却没有扛抬四川人打谷子必用的拌桶，廖文刚估计，因为拌桶笨重，可能是放在山上了。这一列打谷子的人群，排了差不多半里路长，年轻人疯玩着，唱着、闹着往前赶，老年人笑谈着，漫不经心地走着，牛帮马帮则“轰隆轰隆”地向前涌。那气势，使寂静的山野、凌云的群山，显出了勃勃生机。 河谷两旁，远看就像镶着两条金黄色的锦带。到了田边，满眼是黄金，稻叶上、田边密不透风的的青草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所有的人都下田挥镰割水稻。田里，大部分是干的，也有个别的田里有水。割好的水稻并不捆扎成把，而是谷粒向外，整齐地散放在田埂上，等太阳曝晒。差不多又有人抓着了鲫鱼、黄鳝，就顺手摘根桑条柳枝穿好挂在树上晒起。到了中午，太阳烈得像火烤。千峰万岭油亮得刺眼，割下的稻谷，黄得醉人。队长喊了声“休息”，大家就直奔大青树下，拿出自己带的竹盒，一分为二，随便摘根蒿草秆作筷子吃起午饭来。廖文刚抓住这个机会，高喊：“社员同志们，边吃饭边听，我给大家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待大家讲话声小些了，廖文刚就高声朗读起来。读完之后，廖文刚接过黎红莲递给的饭盒和摘来的荆条筷子，大口吃起饭来。 饭后，其余的人仍旧割谷子，队长就领着个人，在摆着谷子的中心地方，找一块干爽的田，用锄头平整一番，放上至少六床晒垫，这就是打谷场了。等到下午四点左右，社员们就把割下的稻子搬运到晒场上来。然后，两个人一组，把运来的稻子铺在打场里，放两个排列，让谷稍与谷稍紧紧相挨，这两个人就手持木弯勾，一个从左到右，一个从右到左，打击谷稍。这种木弯钩，把有一米多，着地处有一尺多长。打谷子时，只举起两尺多高，有节奏地打击谷稍。打了一遍，又翻过来，再打一遍，弯腰抓起谷草，再抖一抖，就把谷草堆在田边上。廖文刚仔细察看了打过的谷草，谷粒已经完全脱落。 廖文刚加入了运稻把的队伍。到了堆放谷把的地方，就把牛皮绳平放在田埂上，然后抱起稻禾，轻轻放在牛皮绳上，捆扎紧，又轻轻举到肩上，运到打场上去。这个过程中，谷粒依然在掉落。廖文刚心疼地说：“大家动作轻些，争取颗粒还仓！”黎红莲笑着说：“廖老师，那是做不到的，你看，放了稻禾的地方，洒的谷子，两百颗都有。” 廖文刚说：“你可以组织小朋友捡一捡好吗？”小黎说：“捡它干什么？白鹇、山鸡、孔雀，人家也得吃呀！”廖文刚想想，大有道理，于是不再强调颗粒归仓。 廖文刚见一根大树下，有一小堆稻禾，就两臂合拢，抱起往牛皮绳上放，只觉肩臂处，冷冰冰的一条滑过，他扭头一看，一条比拇指粗的长长的白花蛇，已从稻禾里钻出，尾巴还在他脖子上扫了一下，蹿入草林中去了。廖文刚惊得丢下稻禾就跑，边跑边喊：“打蛇打蛇！”黎红莲说：“不用怕，给你这个，只要在口里嚼一会儿，什么蛇咬了都不怕。”廖文刚接过，白色的，像木柴。廖文刚问：“真有这么神奇？”黎红莲说：“那是当然。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蛇，你看我们，谁被咬死过？”廖文刚虽然放在口中嚼了，还是不放心，于是折断一根两米多长的树枝作木棍，到了稻禾堆旁，先在四周重重敲击几下，重重的顿几下脚，来了个打草惊蛇，吓蛇出堆。这个办法还真管用，那天下午，他就吓出来了四条蛇。 割下的稻禾全运到打场里来了，打下的谷子已经堆成小山似的。这时，一些社员就用草扒捞去里面的稻草，然后进行最后一道工序：风谷子。廖文刚家乡风谷子，是用风车，当地叫风簸。这里可没有这种工具。永德人风谷子，是另有高招：两人拉开一个被单，左右两只手各抓住被单的一角，靠两只手上下撑开，形成竖立的平面，然后两个人的四只手向着一个方向簸扬，就形成了风。另外一个社员，站在被单前面两米左右的地方，肩与被单成直角，双手举起一大撮箕稻谷，缓缓往下倒，被单像蝴蝶飞舞似的，卷起不小的风，把混在谷子里的碎草叶、瘪谷壳吹向米远的地方，谷粒则垂直落于脚旁。社员们把一撮箕一撮箕的谷子传送过来，那位社员风完一撮箕就扔下空撮箕，端起另一撮箕均匀地往下倒。 廖文刚很觉惊奇，开始既怀疑其速度，也怀疑其质量。他先抓了几把风过的谷子看，真是粒粒饱满。太阳西斜时他们开始风，等到月儿还没有出山时已经全部风完，然后装口袋，过秤，会计一袋一袋登记，再放上马背、牛背往家里驮运。那一天，整个打谷场打出的净谷子9866斤。廖文刚粗略计算了一下，竟然比家乡打谷子的速度快得多。黎队长说：“谷子再晒一天，就可入库了。”廖文刚问：“今天打的谷子，晒干后，大概还有多少斤？”黎队长说：“不会少于8000斤。” 廖文刚和赵文龙在鸭塘一直劳动到11月20号，才一同回到班卡学校。 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上册到此结束。要知廖文刚后来的奋斗历程，请看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下册。 第92章 写语录吃蟒肉 收苞谷打谷子 十月中旬，又接到县委通知，放农忙假，秋收秋种。这次是全县统一安排。班卡的老师们先背着行李到了永康区，先听区委杨书记的报告。杨书记个头不高，脸面黎黑，讲起话来，声音铿锵有力。他说：“今年是个丰收年，要发动群众，做到颗粒归仓。老师们不仅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组织广大社员群众学习‘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社员家里都没有贴毛主席语录。你们下去要做到每家每户至少贴两张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办法呢？就要请你们写。我们已经开过干部会了，每个生产队都买有笔墨和红纸，等着你们去书写。”杨书记讲完话，就请区视导员李润主任公布下队的名单。赵文龙和廖文刚，分到鸭塘三队四队。这个地方属于小勐统区，但离永康只有二十多里。 第二天，廖文刚、赵文龙在永康饭店吃过早饭，各人又买了三个馒头，背起背包，带上行李，迈步前往。太阳正要出山，永康坝方圆十几里，稻谷金黄，还没有开始收割。因为一切统一指挥，要县里部署、区里动员了才能开镰。开垦成耕地的山坡上，是望不到边的苞谷林，这时有朵朵白云在苞谷林上浮游。永康坝上的芒果林、香蕉林一片翠绿；更远的山头已被阳光照成一片金色。他们的脚下，尽是青草，挂满了露珠，脚步声惊得青蛙“卟咚卟咚”往田里跳，惊得白鹤“呼啦啦”往天上飞。 两人边走边摆龙门阵。中午才到了鸭塘。一个并不大的池塘，就是三四队的分界线。两人挥手而别，各自去找队长安排住处。四队就在池塘的下面，一个小坝子，芭蕉林掩映下，二三十间房子。大都是竹瓦，土墙。廖文刚进了寨子，一条大路把寨子分成两半，既没有狗，也没有人。廖文刚进了几个院子，用永德话高喊：“屋里该有人？”只有回声。廖文刚又回到大路上，不知所措。 这时从大路的那一头，过来一个中年人，吃力地拖着什么。廖文刚迎上去才看清，这人满脸伤痕累累，全身湿淋淋的。问：“同志，是四队的？”那人见一个背背包、着军装的年轻人，也止住了脚：“你是分来的老师？”“是的，廖文刚。”“啊，廖老师，好年轻啊。”廖文刚低头看他拖的东西，有两米来长，有小猪那么粗。身上全是小钱大小的黑白分明的鳞甲，尾巴像乌鱼的尾巴，并不细长。颈子处拴着一根粗藤子。“是一条蟒！”那中年人擦着汗：“这畜牲想要我的命，我去屙屎，就把我缠着，从坡头直滚到河底。我只有拼命卡住它的脖子，抱起它往石头上撞，四周又没有人。翻来复去，搏斗了一个把小时。这下好了，有招待老师的了。”“好险呀，同志，叫什么名字？”“黎柱子，四队的队长，廖老师就住我家。”“那就谢谢了。”廖文刚也伸出一只手，帮着他拖蟒。“有多重？”“百十来斤。” 黎队长的家就在大路东边。进门是芭蕉林，然后是土坝子，正房子阶沿宽阔，两边的厢房，是关猪牛羊的。走上街沿，开门就是堂屋。堂屋的东边是锅灶，西边一张空床，是专门供下乡的干部住的。黎队长，接下廖文刚的背包，放在了上面。“条件不好，廖老师就住这儿。”廖文刚说：“很不错的，麻烦队长了。”廖文刚又把上级精神给他说了几句。 黎队长说：“我们的土地太宽，公余粮户均一万斤。天不亮就吃饭，月亮升起才回家。”他顿了顿说：“你是当兵的？”“是的。”“不简单，能文能武。这样，到队部办公室，写毛主席语录，上头要检查。每家不少于两张。”廖文刚有些为难地跟着队长向办公室走。他说：“我的毛笔字可写得不像样子。”黎队长却说：“不过是表示一个意思，反正大家都不识字。” 到了办公室，这也是鸭唐四队的保管室，就在塘边上，一列五间草房，墙高门厚坝子宽，最边上的一间还挂着“鸭塘四队文化室”的牌子，和三队的办公室同在一根大青树下。赵文龙已经在那里摆起了战场。队长和廖文刚也抬出长桌子、凳子，拿出新买的红纸、笔、墨和上级发下来的要求写的语录。黎队长说：“廖老师，只管写，等会儿我叫社员来取。我要打整那东西，今晚大家好吃。”等队长走后，廖文刚先去看赵文龙写。赵老师说：“老廖，你来，你来，我这不成字。”廖文刚一看，字写得细瘦，且不整齐，似乎比自己写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说：“我的字可能比你的更丑。”赵文龙说：“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怕什么。”于是廖文刚也去把纸裁成四开，展纸醮墨，大写起来。 廖文刚越写越顺手，写得风快，字反而刚健有力。一会儿就写来摆了一坝子。谁知忽然卷起一阵风，把他们两人晾晒在阳光下的毛主席语录吹得满天飞，两人慌了手脚，急忙起身拦阻抢捡，飘在头顶的，两人跳起来抓。已经有不少“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了。赵文龙说：“糟糕，要成反革命了。”廖文刚说：“成什么反革命，‘天有不测风云’，天上在飞，树上在挂，水里在漂，说明天地山川都喜欢我们写的毛主席语录嘛。” 赵文龙说：“水塘里的，看起来红红黑黑的，怕要捡起来才行。我马上去找根长竹竿来。”赵文龙一会儿找来几根细竹竿，两人顺着塘边捞取，捞起来的，也已一塌糊涂了。赵文龙说：“我挖个坑埋起来。”廖文刚说：“这么好的太阳，晒起，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烧掉。”还有几张在水塘中间，捞不到。赵文龙说：“我不会游泳，你会不？去捞起来。”廖文刚说：“正好，走了一身的汗，我下去洗个澡。”于是钻到苞谷林里，脱得只剩下短裤，“咚”的一声，跳到塘里，溅起几尺浪花，赵文龙就拿着长竹竿，搜索树上的。廖文刚先劈波斩浪，捞起了所有的语录，然后在水里尽情地涌浪翻波。洗了个痛快，然后再起来，到玉米林里脱掉短裤，拧干，再穿到身上。 他们再写时，就有了经验，晾晒时，就用泥块、树枝压住。到天黑时，社员都来领取，男男女女，一大群，闹闹嚷嚷，把保管室围了个水泄不通。廖文刚高喊：“每家只取两张，拿回去贴好。”大家嘻嘻哈哈，顺提倒拿着毛主席语录走了，赵廖二位才发现，连塘里捞起来的，也被大家抓走了。 两人不敢怠慢，又各写了五六张，立刻回到住地，到各家各户去一一查看，帮助社员把贴倒了，颠倒过来，把贴歪了的，拨正过来。发现从塘里捞起来字迹模糊的，就给另外换上。 晚饭时，鸭塘四队的社员，家家户户吃蟒肉。黎队长家里只有四口人，他母亲，黎大娘，身板硬朗，手脚麻利；她爱人古小所，身材瘦弱；他女儿黎红莲，12岁。晚餐就在堂屋里吃。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左右两边是廖文刚写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下面的墙上钉着一根竹签，挂着马灯。古小所和女儿坐挨灶的一方，好添菜加汤；黎大娘坐她们对面，廖文刚坐主席像下，他对面是队长。桌子上蟒肉是红烧的，还有腊肉。队长和廖文刚面前还各摆着一个酒碗，盛了一大碗苞谷酒。 队长说：“今天托廖老师的福，没丢老命，还有肉吃。来，干！”队长脖子一仰，一碗酒便下了肚子。廖文刚说：“我的酒量浅，就喝这一碗，祝贺队长，战胜大蟒，有了美餐。”黎队长又斟满了一碗。还伸着酒瓶要给廖文刚斟。廖文刚说：“盛情我领了，晚上我到保管室教大家唱歌。就不喝了。”队长说：“好，廖老师就吃菜。我们这里的何老师，歌也唱得好。”廖文刚问：“这里有学校？”黎大娘说：“有，就在山背后。”黎红莲说：“何老师的名字叫何超才，歌唱得好，惊山映水的。” 蟒肉，廖文刚可从没有吃过，但看见他们全家都吃得眉开眼笑的，也去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和乌鱼肉不相上下。他们搞得又麻又辣，完全没有什么异味，也就放心地吃起来。 吃过晚饭，已经星光满天。黎红莲提着马灯，当向导，高喊：“到文化室唱歌罗！”随着喊声，从寨子里涌出一大群男女青少年，直奔文化室。这文化室也和厂街的一样，长长的一间屋，前有黑板，下有凳子，不过这里的凳子都是松木的，比较标准，也安得整齐。廖文刚挂好马灯，见里面已经座无虚席，就说：“社员同志们好，我叫廖文刚，班卡完小的老师，今晚教大家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好不好？’”下面竟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会唱了！”黎红莲说：“何老师也经常来文化室教我们唱歌。”廖文刚说：“我起个音，大家唱给我听听。”廖文刚站起来，起音：“向前，向前，向前——唱！”廖文刚在前面指挥，文化室里顿时响起了威武雄壮的歌声。唱得不但很整齐，而且比较准确。 唱完之后，下面一个大辫子姑娘说：“欢迎廖老师唱一支歌！”文化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廖文刚，想了想，于是唱起了“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廖文刚的歌唱得雄壮有力，高亢雄浑，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掌声里还夹杂着“就教这支歌，就教这支歌”的呼声。于是廖文刚就说：“好，就教这支歌。”廖文刚边写歌词边教，大家唱得聚精会神，教了一个把小时，基本上会了。廖文刚说：“大忙季节，同志们很辛苦，就唱到这里。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每晚都来，还是隔一晚上来唱一次？”大家高声答道：“每晚都来！”幸好，廖文刚会唱的歌特别多，而且随身带有一个歌本。从此，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小屋子里，夜夜传出嘹亮的歌声。白天，廖文刚前半月参加收苞谷，后半月参加打谷子。 吃过早饭，天还没有亮明白，四周朦朦胧胧的，山，若有若无；路，似隐似现。廖文刚和社员们挑着箩筐、挎着竹篮，赶着一大群驮着空筐的牛马，出工收玉米了。路有些往下倾斜，人和牲口，都不由自主地小跑步，那“轰隆隆”的脚步声，真有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廖文刚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年轻的社员们也跟着放开喉咙唱起来。山谷在震响，雾气也似乎在抖动。 玉米地就在离寨子里路的山坡上。走进坡地，只见浩茫茫一片，草有半人高，玉米秆高过人头。草叶上、玉米叶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社员排成纵列，每人只管两行，齐头并进。一进到地里，只见千万珍珠飘落，只几分钟，衣袖、鞋帮、裤脚早已湿透。廖文刚学着社员的样子，从玉米秆上剥下玉米，用左手扔进斜挎左肩的竹篮。玉米棒又长又粗，不到抽半支烟的工夫，肩上便沉重起来，廖文刚回头一看，篮子已经满了，就背到地边，倒进马驮的空筐里，牛马驮子满了的，就由老年人吆喝着往家里赶。 太阳渐渐高起，满山露珠闪亮。廖文刚利用到地边倒玉米的机会，登上小丘一看，满眼是玉米的海洋，望不到边际。昨天队长说这个队户平交公余粮一万斤，看来不是虚夸。太阳越升越高，人也越来越热，廖文刚只觉手肘、手臂、颈子、脸面、背心里、头上，似乎都放上了辣椒面，像中了八角叉，辣痛奇痒，好不难受。可他看那些小伙子、大姑娘，老大爷、老大娘，还有小学生，一个个谈笑风生，像风卷残云般，“哗哗哗”卷了过去，廖文刚也鼓起干劲，穷追不舍。 地边的玉米已经堆积如山，运输的马帮忙不过来，队长喊道：“小伙子们，参加运输队！”廖文刚也站了出来。黎队长说：“廖老师，还是参加收。运输，要有力气的。”廖文刚说：“试试看。”黎队长说：“廖老师，要挑也只能用这一副小箩筐。”廖文刚接过小箩筐，装了满满的一挑，用肩膀试了试，说道：“还行”，就挑起担子，融入了运输的行列。 长长的一列，有三十四人，其中还有十二个女社员。一路上，只听脚步“轰轰”响，扁担有节奏地发出“嘎叽嘎叽”声，远远望去像雁阵翔于蓝天，似锦鳞游于绿水。开头的路，都是下坡，背后一个妇女见廖文刚的脚步随着箩筐前倾后摆，就说：“廖老师，要稳住“桩子”，脚用劲站稳。手抓住筐绳！”廖文刚说了声“谢谢”，并照着办了，就不再那样手忙脚乱了。后来就是上坡，坡并不很陡，也不算长。但上坡肩头上就觉得更沉了，向前跨一步都必须用腰腹之力。队伍里没有了笑谈声，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廖文刚渐感呼吸有些困难，嗓子干得冒烟。 这时，正好到了崖边，崖虽不高，藤蔓密布的崖畔却挂着一缕白花花的山泉。有位女同志的声音：“大家都谢会儿，喝口水。”这声音虽不大，却像将军令一样一呼百应。大家都各占地势，放下担子，坐在扁担上，先挥袖擦汗，歇了歇，再洗手捧水喝。廖文刚记起了妈妈的话：“热爆爆的，不能马上喝冷水。”就等到最后，才去洗手、洗脸，喝水。人到飞瀑下，顿感清凉。手触到水，浑身舒爽，冷水入肚，美妙不可言喻。歇了一会儿，雁列又向保管室飞去。 收苞谷，就这样先收，后运，用了26天的时间，还有几天就要返校了，廖文刚又去参加打谷子。打谷子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水田都在沟壑的两边，都是梯田。吃完早饭，黎队长给了廖文刚一把齿镰，一根牛皮绳。廖文刚把牛皮绳拴在腰间，提着镰刀，和队长一路高喊着“出工罗”往稻田走去。社员们也附和着喊着“出工啰！”，出了家门。赶马帮牛帮的，挑箩筐的，手拿木弯钩的，拿撮箕的，都陆续跟上来了。 廖文刚看牛马身上，除了驮子外，还驮着锄头和裹成筒的晒垫，竟然还放着床单，被单。他估计，是不是有人想在山上睡午觉？整个队伍里却没有扛抬四川人打谷子必用的拌桶，廖文刚估计，因为拌桶笨重，可能是放在山上了。这一列打谷子的人群，排了差不多半里路长，年轻人疯玩着，唱着、闹着往前赶，老年人笑谈着，漫不经心地走着，牛帮马帮则“轰隆轰隆”地向前涌。那气势，使寂静的山野、凌云的群山，显出了勃勃生机。 河谷两旁，远看就像镶着两条金黄色的锦带。到了田边，满眼是黄金，稻叶上、田边密不透风的的青草上挂满了晶亮的露珠。所有的人都下田挥镰割水稻。田里，大部分是干的，也有个别的田里有水。割好的水稻并不捆扎成把，而是谷粒向外，整齐地散放在田埂上，等太阳曝晒。差不多又有人抓着了鲫鱼、黄鳝，就顺手摘根桑条柳枝穿好挂在树上晒起。到了中午，太阳烈得像火烤。千峰万岭油亮得刺眼，割下的稻谷，黄得醉人。队长喊了声“休息”，大家就直奔大青树下，拿出自己带的竹盒，一分为二，随便摘根蒿草秆作筷子吃起午饭来。廖文刚抓住这个机会，高喊：“社员同志们，边吃饭边听，我给大家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待大家讲话声小些了，廖文刚就高声朗读起来。读完之后，廖文刚接过黎红莲递给的饭盒和摘来的荆条筷子，大口吃起饭来。 饭后，其余的人仍旧割谷子，队长就领着个人，在摆着谷子的中心地方，找一块干爽的田，用锄头平整一番，放上至少六床晒垫，这就是打谷场了。等到下午四点左右，社员们就把割下的稻子搬运到晒场上来。然后，两个人一组，把运来的稻子铺在打场里，放两个排列，让谷稍与谷稍紧紧相挨，这两个人就手持木弯勾，一个从左到右，一个从右到左，打击谷稍。这种木弯钩，把有一米多，着地处有一尺多长。打谷子时，只举起两尺多高，有节奏地打击谷稍。打了一遍，又翻过来，再打一遍，弯腰抓起谷草，再抖一抖，就把谷草堆在田边上。廖文刚仔细察看了打过的谷草，谷粒已经完全脱落。 廖文刚加入了运稻把的队伍。到了堆放谷把的地方，就把牛皮绳平放在田埂上，然后抱起稻禾，轻轻放在牛皮绳上，捆扎紧，又轻轻举到肩上，运到打场上去。这个过程中，谷粒依然在掉落。廖文刚心疼地说：“大家动作轻些，争取颗粒还仓！”黎红莲笑着说：“廖老师，那是做不到的，你看，放了稻禾的地方，洒的谷子，两百颗都有。” 廖文刚说：“你可以组织小朋友捡一捡好吗？”小黎说：“捡它干什么？白鹇、山鸡、孔雀，人家也得吃呀！”廖文刚想想，大有道理，于是不再强调颗粒归仓。 廖文刚见一根大树下，有一小堆稻禾，就两臂合拢，抱起往牛皮绳上放，只觉肩臂处，冷冰冰的一条滑过，他扭头一看，一条比拇指粗的长长的白花蛇，已从稻禾里钻出，尾巴还在他脖子上扫了一下，蹿入草林中去了。廖文刚惊得丢下稻禾就跑，边跑边喊：“打蛇打蛇！”黎红莲说：“不用怕，给你这个，只要在口里嚼一会儿，什么蛇咬了都不怕。”廖文刚接过，白色的，像木柴。廖文刚问：“真有这么神奇？”黎红莲说：“那是当然。这些地方到处都是蛇，你看我们，谁被咬死过？”廖文刚虽然放在口中嚼了，还是不放心，于是折断一根两米多长的树枝作木棍，到了稻禾堆旁，先在四周重重敲击几下，重重的顿几下脚，来了个打草惊蛇，吓蛇出堆。这个办法还真管用，那天下午，他就吓出来了四条蛇。 割下的稻禾全运到打场里来了，打下的谷子已经堆成小山似的。这时，一些社员就用草扒捞去里面的稻草，然后进行最后一道工序：风谷子。廖文刚家乡风谷子，是用风车，当地叫风簸。这里可没有这种工具。永德人风谷子，是另有高招：两人拉开一个被单，左右两只手各抓住被单的一角，靠两只手上下撑开，形成竖立的平面，然后两个人的四只手向着一个方向簸扬，就形成了风。另外一个社员，站在被单前面两米左右的地方，肩与被单成直角，双手举起一大撮箕稻谷，缓缓往下倒，被单像蝴蝶飞舞似的，卷起不小的风，把混在谷子里的碎草叶、瘪谷壳吹向米远的地方，谷粒则垂直落于脚旁。社员们把一撮箕一撮箕的谷子传送过来，那位社员风完一撮箕就扔下空撮箕，端起另一撮箕均匀地往下倒。 廖文刚很觉惊奇，开始既怀疑其速度，也怀疑其质量。他先抓了几把风过的谷子看，真是粒粒饱满。太阳西斜时他们开始风，等到月儿还没有出山时已经全部风完，然后装口袋，过秤，会计一袋一袋登记，再放上马背、牛背往家里驮运。那一天，整个打谷场打出的净谷子9866斤。廖文刚粗略计算了一下，竟然比家乡打谷子的速度快得多。黎队长说：“谷子再晒一天，就可入库了。”廖文刚问：“今天打的谷子，晒干后，大概还有多少斤？”黎队长说：“不会少于8000斤。” 廖文刚和赵文龙在鸭塘一直劳动到11月20号，才一同回到班卡学校。 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上册到此结束。要知廖文刚后来的奋斗历程，请看龚尔思笑的新书风雨人生记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