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传》 第一章 谁不知道聂鲁达？！ 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假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1957，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魂牵梦萦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景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位诗人之间有过多次幽默、诙谐的亲切交谈。艾青曾风趣地问诗人： “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是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1952年聂鲁达与诗人萧三在布拉格 诗人艾青陪同聂鲁达访问重庆（左二为聂鲁达，左三为聂鲁达夫人，右一为艾青，右四为巴西作家亚马多，右二为亚马多夫人）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蝈蝈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了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作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他的诗作才重新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聂鲁达本人直到去世也没能再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长达2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与聂鲁达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再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而对于聂鲁达，则是我们疏远了他。毋庸讳言，聂鲁达确实曾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者”，尽管这绝非人民的意愿。于是和他就只有划清界限的问题，谁还敢再提什么友谊？！ 尽管如此，聂鲁达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热切地寻觅着他的中国朋友丁玲、艾青、萧三……的踪迹。诗人热爱中国，只要有哪怕一点儿可能，他也一定会越过重洋来寻找友谊。然而，诗人只能面对横无际涯的太平洋，朝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呼唤艾青！而艾青，在被与世隔绝的20年中，不但听不到聂鲁达的一点儿消息，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写的诗，而且直到1980年，才知道聂鲁达早已于1973年与世长辞！真可谓是生死两茫茫！1995年年底，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泪花闪闪地回忆起聂鲁达：“他对我很好，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后来却没能再见到他，永远见不到了！” 万幸的是，在相隔20年之后，聂鲁达终于又能“重返”中国。从1980年开始，聂鲁达的诗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作品集又开始不断出版。聂鲁达诗选已经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诗人的代表作《漫歌集》于1984年以《诗歌总集》的译名第一次全文出版；诗人的回忆录也已有了若干个中译本…… 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对“聂鲁达是中国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这一习惯性说法也就不能不发生了怀疑。的确，与其他拉美诗人相比，聂鲁达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最大，作品被评介最多。但是，当我们知道聂鲁达的作品集总共有50余部，而我们完整译过来的诗文集只占十分之一时，我们还能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已经很多吗？而对于诗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仅凭已经译成中文的、只占这么小小比例的诗人的部分作品，只凭对诗人一生轮廓式的了解，就想对聂鲁达这样一位诗人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谈何容易！我们对诗人的实际了解，与我们对他名字的熟悉程度是并不相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研究在苏联等许多国家就被列入美洲文学研究重点课题。他的作品每出一部，就有相应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同步问世。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常说自己是个欠债者，“对于前辈作家”，“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而我们，对聂鲁达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智利诗人，对这样一位如此热爱中国，对中国满怀兄弟情谊和殷切期望的诗人朋友，岂不也是欠了债？ 因此，我们写出了这本小书，但愿它能对热爱聂鲁达和他的诗歌的人们有所帮助。聂鲁达，这位被称为大海的儿子的诗人，是怎样从世界的边陲智利起锚，向东方、向欧洲、向世界扬帆远航？他是怎样出航又归来，在他祖国智利的土地上，在如此广阔的世界上，建树非凡的诗人的功勋？他停泊过多少陌生的港湾，经历过多少狂涛巨浪？特别是，在我们相互不通音讯的年代，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南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从他们脚下直着挖下去，挖通到地球的另一头，就是中国），诗人又是怎样生，怎样死？……请读一读这本小书吧，它虽不能使你了解一切，但一定能让你了解一些，而且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些”…… 不朽的航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智利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再次挂帅出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强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出版的作品将近20部。他去世后出版的9部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出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干满载水的四万吨位巨轮。”在中文里有个更精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粗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部，其中不少是大部头作品。如诗体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写给所有的人》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家中惊闻噩耗：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害殉职。聂鲁达为之奋斗毕生的正义事业遭到重创，这对诗人，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他那为世界和平、为智利人民幸福操劳多年、被忧虑和病痛折磨得衰弱不堪的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去世。“巴勃罗·聂鲁达死于智利的灾难！”人民愤怒的抗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曾亲自派专机到智利接聂鲁达，但诗人拒绝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走，他应该留在智利，和自己的人民共患难。诗人坚守在他的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刻。他是在战斗中倒下的，他以生命殉于人民的崇高事业。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千千万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为自己的诗人送行。人们手捧红色康乃馨，迎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在一排排闪着幽光的黑洞洞的枪口下，高唱着《国际歌》前进。他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聂鲁达活在他的诗歌中，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是的，他仍然在歌唱，继续在战斗。在人民的心中，他获得了永生。 第一章 谁不知道聂鲁达？！ 远隔重洋的思念 聂鲁达，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在中国，提起拉丁美洲诗人，人们不假思索就能冲口而出的第一位，准是聂鲁达。的确，巴勃罗·聂鲁达堪称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诗人。 聂鲁达是到过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个。来过中国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这样几位：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1952，1953年），危地马拉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1961，1967年），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1952，1957，1987年），而聂鲁达则来过中国三次，是其中来的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还是这些作家中既到过旧中国，又访问过新中国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聂鲁达能活到高龄，我敢说，诗人的中国之行必定还会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会穿洋过海而来的。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他魂牵梦萦的朋友；因为在这方遥远的土地上，有这么多的朋友怀念着他。 聂鲁达与中国，可以说有特殊的缘分；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国人眼中陌生得犹如这块“新大陆”还不曾被“发现”。就在那个时代，聂鲁达启程向东方远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领事时途经中国。 诗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当时被残酷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两个畸形大都会。就在这里，他亲眼看到，在中国的海域中、内河里，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装甲舰耀武扬威，挂着万国旗的海盗船横冲直撞。而中国，就像“一个穿着破旧的绸缎衣裳讨饭的母亲”：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 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 世界各国的军队， 开进来又开出去。 墙上溅满了鲜血。 他们抢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没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这同时，从你的港口里， 却开走了一艘又一艘装满财宝的船， 那些冒险家为了争夺你的继承权、 你的矿藏和大理石，正吵个不休， 他们盘算着，在吸干了你的鲜血之后， 将怎样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头装走。 ——《新中国之歌》 而与此同时，毒瘤般遍布的鸦片烟馆，张开黑夜的大嘴吞噬着无告而又无奈的国民，窒息着他们的精神： 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 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 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诗人亲身体验了这个罪恶社会的可怕——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他被拦路抢劫。抢劫者飞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衬衫、鞋、帽，甚至连领带、袜子都没放过，强盗熟练麻利得像杂耍演员。他们抢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后，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当然，也就是这次遭劫，使诗人认识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真诚——当他走到有亮光之处，碰到不少人，这些中国人尽管与他语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极为热心地想帮他脱离困境。他们想方设法终于把诗人带到他乘坐的船上。 诗人看透了这繁华都市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下的罪恶。他满怀激愤、一语破的，称这里“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 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次旧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后来的新中国之行，才必然会有诗人对新中国如此深挚的感情。因为这个新中国，是诗人——这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在大海那边”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许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却依然存在。”他因此坚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云彩和人民—— 这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大地之歌》 当新中国诞生时，诗人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骄傲：“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回首话沧桑》）还有谁，能像诗人这样，对中华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聂鲁达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国的深挚爱情，“怀着真诚得像大地一样的爱情”，来到新生的共和国的。1951年，聂鲁达和爱伦堡一起，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经蒙古来到中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给宋庆龄颁发国际和平奖。诗人的来访，给正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孤立之中的中国，带来了远在地球那一边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举行颁奖仪式之后，聂鲁达出席了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参加者除受奖人外，还有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席间每人面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饮。朱德元帅正坐在诗人对面，他爽朗地笑着，频频举杯邀请诗人干杯。 在中国，聂鲁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热情地接待他的中国文化界朋友：小说家丁玲、茅盾，诗人萧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游览北京市的风景名胜，如颐和园、香山卧佛寺等，还送他一本齐白石画册。两位诗人之间有过多次幽默、诙谐的亲切交谈。艾青曾风趣地问诗人： “按照我们方块汉字，您这聂鲁达的‘聂’字是三个耳朵，我看您只有两只耳朵，还有一只呢？” 诗人诚恳地望着艾青，用指头点着自己的额头，幽默地回答：“在这儿呢，它在倾听未来！” 从此诗人就接受了这个由三个耳朵组成的聂字，而且对这个地道的中国姓氏颇为喜欢。出于对大海深挚的爱，他也曾说过，自己这三只耳朵，其中有一只是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 1954年，在聂鲁达50岁诞辰时，艾青和萧三以及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翻译陈用仪应邀去智利。由于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他们绕道欧洲、非洲，飞行8天，才远涉重洋到达智利，带去了中国人民对诗人的真诚祝愿。这个小小的中国代表团在智利停留了一个月，亲眼看到那儿的人民是如何热爱和尊敬自己的诗人的。艾青以准确的描述为诗人画了一幅传神的肖像画：“聂鲁达有着外交官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诗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间歌手的纯朴的品德。他站在海滨别墅门前，就仿佛远洋航轮上的大副。” 1957年，聂鲁达再次来到中国访问。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还有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和他的夫人泽莉亚。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缅甸飞来的客人们，陪他们游览了昆明、重庆，然后到达北京。在昆明，他们游览了壮美的石林；在重庆，他们参观了横跨长江的宏伟大桥；在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航程中，他们领略了奇伟瑰丽的三峡风光。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难险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就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织的大江上，诗人认识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新中国的建设者——农民、工人、渔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巅，只要是有土壤的褶皱上，就缀着新绿，就有人在那儿耕种。他看1952年聂鲁达与诗人萧三在布拉格 诗人艾青陪同聂鲁达访问重庆（左二为聂鲁达，左三为聂鲁达夫人，右一为艾青，右四为巴西作家亚马多，右二为亚马多夫人）到农民的巧手怎样把上百只蝈蝈儿一只只分别装在用细篾条编成的精巧小笼里，造出了发出阵阵清脆虫鸣的城堡。在长江边上的小茶馆里，他听过民间艺人在人群中边弹边唱……诗人不由得赞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他坚信：“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北京，诗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他的老朋友萧三等。他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在开满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国朋友们一起饮酒、抽烟、欢笑。聂鲁达在中国赋诗演讲，表达了对新生的中国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诗人访华时，就应丁玲之约，写了长诗《新中国之歌》。这次访华，在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北京文联联合举行的欢迎诗人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又朗诵了自己的新作《中国大地之歌》。诗人还作了演讲，深刻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随着聂鲁达的来访，20世纪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国翻译出版了不少聂鲁达的作品。诗人在中国的访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一切都显得愉快而和谐。直到有一天，诗人照例请翻译念报。他随手一指，正是有关一个政治案件的内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诗人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中国当代文化的精英。他这才知道，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正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而首当其冲的牺牲者就有聂鲁达熟识的朋友们。达摩克利斯之剑达摩克利斯之剑：据古希腊传说，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的宠臣达摩克利斯，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宝座上空悬着一把用一根马鬃拴着的、随时可能落到他头上的利剑。由此使他认识到，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时刻都处在危险之中，并不幸福。“达摩克利斯之剑”后来就成为一个典故，意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正悬在他们头上，但是这些可敬的中国人从未对诗人谈及一个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没有一点儿流露。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国人！当聂鲁达访问结束、离开中国时，艾青没能去送行，他已经被打入另册，失去了送行的资格。聂鲁达的心战栗了，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开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聂鲁达在回忆中描述了他辗转打听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惨命运，并提及他打听不到消息的萧三，然后他写道：“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细心的人会发现，聂鲁达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情况很耐人寻味。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61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诗人好几部作品，如《聂鲁达诗文集》《伐木者，醒来吧！》《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等，登载在报纸杂志上的散译诗歌为数也不少。但从1961年下半年后，聂鲁达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和出版界就几乎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这沉寂一直延续了20年之久，直到1980年，他的诗作才重新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聂鲁达本人直到去世也没能再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长达2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与聂鲁达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再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而对于聂鲁达，则是我们疏远了他。毋庸讳言，聂鲁达确实曾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者”，尽管这绝非人民的意愿。于是和他就只有划清界限的问题，谁还敢再提什么友谊？！ 尽管如此，聂鲁达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热切地寻觅着他的中国朋友丁玲、艾青、萧三……的踪迹。诗人热爱中国，只要有哪怕一点儿可能，他也一定会越过重洋来寻找友谊。然而，诗人只能面对横无际涯的太平洋，朝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呼唤艾青！而艾青，在被与世隔绝的20年中，不但听不到聂鲁达的一点儿消息，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写的诗，而且直到1980年，才知道聂鲁达早已于1973年与世长辞！真可谓是生死两茫茫！1995年年底，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泪花闪闪地回忆起聂鲁达：“他对我很好，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后来却没能再见到他，永远见不到了！” 万幸的是，在相隔20年之后，聂鲁达终于又能“重返”中国。从1980年开始，聂鲁达的诗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作品集又开始不断出版。聂鲁达诗选已经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诗人的代表作《漫歌集》于1984年以《诗歌总集》的译名第一次全文出版；诗人的回忆录也已有了若干个中译本…… 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对“聂鲁达是中国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这一习惯性说法也就不能不发生了怀疑。的确，与其他拉美诗人相比，聂鲁达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最大，作品被评介最多。但是，当我们知道聂鲁达的作品集总共有50余部，而我们完整译过来的诗文集只占十分之一时，我们还能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已经很多吗？而对于诗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仅凭已经译成中文的、只占这么小小比例的诗人的部分作品，只凭对诗人一生轮廓式的了解，就想对聂鲁达这样一位诗人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谈何容易！我们对诗人的实际了解，与我们对他名字的熟悉程度是并不相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研究在苏联等许多国家就被列入美洲文学研究重点课题。他的作品每出一部，就有相应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同步问世。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常说自己是个欠债者，“对于前辈作家”，“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而我们，对聂鲁达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智利诗人，对这样一位如此热爱中国，对中国满怀兄弟情谊和殷切期望的诗人朋友，岂不也是欠了债？ 因此，我们写出了这本小书，但愿它能对热爱聂鲁达和他的诗歌的人们有所帮助。聂鲁达，这位被称为大海的儿子的诗人，是怎样从世界的边陲智利起锚，向东方、向欧洲、向世界扬帆远航？他是怎样出航又归来，在他祖国智利的土地上，在如此广阔的世界上，建树非凡的诗人的功勋？他停泊过多少陌生的港湾，经历过多少狂涛巨浪？特别是，在我们相互不通音讯的年代，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南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从他们脚下直着挖下去，挖通到地球的另一头，就是中国），诗人又是怎样生，怎样死？……请读一读这本小书吧，它虽不能使你了解一切，但一定能让你了解一些，而且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些”…… 不朽的航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智利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让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流下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20世纪60年代，在回首往事时，他又强调说：“我对于真理，对于永不消失的希望、正义和诗的信心都来自那个遥远的时代（西班牙内战）并伴随我直到今天。” 从“二战”中返回智利到最后去世这30年间，聂鲁达始终忠诚地战斗在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谋求和平和幸福的斗争行列中。他的诗正是这种沸腾而多彩的斗争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为和平和幸福而斗争的武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他就认识到：“我登上美洲这个斗争舞台才懂得，我作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满腔热血和赤子之心，连同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希望，一起参加进去，因为只有斗争的滚滚洪流，才能产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变化。”他始终坚守在这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是这“斗争的滚滚洪流”造就了伟大诗人聂鲁达。 1950年出版的《漫歌集》是聂鲁达创作的高峰。诗人在这部卷帙浩瀚、绚丽多彩的作品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全部经验和全部理想，显示了他广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卓越的才能。诗人以史诗般的气魄，展示出绚丽多姿、雄壮浑厚的拉丁美洲全景历史画卷，从大地对美洲人的召唤一直写到作者作为战士和诗人的责任，弘扬了高昂的民族精神，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漫歌集》之后，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另一部著名诗集《葡萄与风》，这是他以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活动，特别是访问欧洲、苏联和中国以后创作的。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与此同时，诗人匿名出版了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诗集《船长的诗》。诗人称它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诗人还创作出版了3部《元素的颂歌》。他在构成大千世界的众“元素”中探索美与善，以浅白易懂的诗句阐释了深刻的哲理。20世纪50年代末，诗人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英雄事业的赞歌》，献给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的《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先后问世。正如诗人所说： 义务和爱情 是我的两只翅膀。 ——《海滨之花的颂歌》 对于这两者的关系，诗人有明确的阐述： “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他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 “现在，我们再看看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仅仅写一些谈政治问题的诗，我们不能只用一种颜色来画画，我们应该响应所有向我们说话的声音，无论是高山上说话的声音，或是从海洋里传出来的声音。政治上的责任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长远的责任，是诗人所不能忘记的。 “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个诗人，他不描写自己祖国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话，也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诗人应该向别人显示出事物和人们的本质、天性。……对于诗人来说，所有的道路都是开放的……诗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远。……有了这一切力量，一个诗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诗人本人的阐述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创作思想，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事件和变化对笃信共产主义的聂鲁达冲击很大。他虽有过迷惘、彷徨，但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仍然不懈地航行在大海上，出航又归来。在世界各地，在智利南北，到处都留下他追求的足迹、奋斗的身影。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更是直接参加了智利的总统竞选活动，并出任智利驻法国大使。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再次挂帅出征。他要为智利人民寻找更多的朋友，为智利的富强争取更多的援助。这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10年间完成出版的作品将近20部。他去世后出版的9部遗著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1971年，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奖状上写着：“因为您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瑞典学院院士卡尔·拉戈内·西耶罗在介绍诗人获奖原因时，称颂他的作品具有“世界意义”，“与人类和大地和谐”，“讴歌奋斗”，“为维护理想和未来呐喊”，因而“有益于全人类”。 在谈及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时，卡尔·拉戈内·西耶罗曾颇有几分无奈地承认：“要想用几句话就勾勒出聂鲁达的创作轨迹，无异于是妄图用小匙舀干满载水的四万吨位巨轮。”在中文里有个更精彩的说法，即无异于是以蠡测海。而评论家们则作如是说：聂鲁达一个人完成的是一打诗人的工作，他的诗作构成一个宇宙。 据粗略统计，聂鲁达的作品（包括遗著和去世后由他人汇编的诗文、书信集）有50余部，其中不少是大部头作品。如诗体回忆录《黑岛纪事》，由5卷组成；《漫歌集》，约15万行；散文集《我命该出世》，7卷近500页。诗人的作品全集——还不是最终版——已超过5000页。 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随时准备献身。 ——《写给所有的人》 1973年9月11日，聂鲁达在黑岛家中惊闻噩耗：智利发生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在莫内达宫遇害殉职。聂鲁达为之奋斗毕生的正义事业遭到重创，这对诗人，不啻是致命的打击。他那为世界和平、为智利人民幸福操劳多年、被忧虑和病痛折磨得衰弱不堪的心，再也无法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9月23日，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去世。“巴勃罗·聂鲁达死于智利的灾难！”人民愤怒的抗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政变发生后，墨西哥总统曾亲自派专机到智利接聂鲁达，但诗人拒绝离开。在这种时候，他不能走，他应该留在智利，和自己的人民共患难。诗人坚守在他的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刻。他是在战斗中倒下的，他以生命殉于人民的崇高事业。他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千千万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为自己的诗人送行。人们手捧红色康乃馨，迎着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在一排排闪着幽光的黑洞洞的枪口下，高唱着《国际歌》前进。他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聂鲁达活在他的诗歌中，活在他的人民的心中。是的，他仍然在歌唱，继续在战斗。在人民的心中，他获得了永生。 第二章 从阿劳卡尼亚的冷雨中“起锚”“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1904年7月12日，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回首话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巴勃罗·聂鲁达走进帕拉尔一所破败的老屋，“寻访”母亲。他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世的，而她，也是在这儿去世的。一位母亲生前熟识的老邻居匆匆赶来，她不知该怎样接待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对自己母亲一无所知的诗人渴望了解一切。老邻居递上一张颜色发黄的旧照片，“喏，这就是她：罗莎·内夫塔利·巴索阿尔托。她只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母亲的名字。 诗人接过这张陈年旧照，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母亲的面容。他久久地端详着，似乎要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这差不多是一张全身照，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一只大手搭在窄窄的椅子背上。她穿一套深色衣裙，胸前别着一枝银领花，耳朵上坠着像樱桃那么大的暗色圆耳环。她的鼻子很高，弯弓似的浓眉下是一双不很大的眼睛。那紧闭的双唇，直视前方的目光，表现出对生活的依恋。这是她在去世前不久照的。她是一位乡村教师，生前在帕拉尔女子学校教书。1903年她结婚时已经38岁，1904年9月14日对于聂鲁达母亲去世的准确时间，有不同说法。，生下聂鲁达后仅两个月零两天，就因肺结核病去世。 聂鲁达生母 站在窄小的院子里，诗人久久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儿忙进忙出，她在这儿看过天是不是要下雨，在这儿浇过花，也许就在这儿看过书。“是的，罗莎·内夫塔利看书，而且喜欢诗！”这位老邻居强调说，她成了诗人“拜访”母亲的向导。聂鲁达仔细地询问着母亲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习惯，她常爱说什么话，用什么词，还有谁能告诉他更多有关母亲的情况，等等。他希望得到这张照片。老邻居爽快地答应了，那是当然！除了他还有谁更有权保存这张照片？！聂鲁达深情地注视着已经荒废的宅院，和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在这儿了。他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但知道她和书有缘，甚至喜欢诗，这使诗人感到欣慰。后来又听说，她写过诗，可惜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在诗人记忆中找不到母亲的踪影，但在诗人的作品中却留下了他对早逝母亲的亲切絮语，他一直怀念着她。1980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诗人少年时代的诗作、文章很多都收入其中。这里至少有两首诗是献给他的母亲的。这部诗文集的名字《看不见的河流》就是来自他赠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月亮》： 在我降生的时候，我母亲去世， 带着那痛苦的神圣的灵魂。 她的身躯洁白明净， 肌肉下有一个星星似的发光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伴随着一支无敌的晨歌， 让我微笑又使我惊愕。 她病魔缠身，生就 一副嶙峋瘦骨， 临终时她惨白的双手， 使我想起那皎洁的月色…… 因此——兄弟啊——在透明的玻璃窗外， 田野是这样的凄凉…… 我生命中的这轮苍白的月亮 照耀我成为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这是诗人16岁时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一首诗。另一首是《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 我的母亲，我来晚了，为了能亲吻你， 为了你纯洁的双手能为我祝福； 你可爱的步履已经消逝， 它已回归大地。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需求是这么少，我的母亲。 也许这束水灵的紫罗兰 在你温柔的手中也是多余， 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诗人这少年时代的诗虽写得稚拙，但却充满真情。他不知和母亲说过多少悄悄话，这些只是用笔记录下的几句知心话。 母亲去世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内夫塔利被送到爷爷家。奶奶为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正奶孩子的女人，她的奶水很多，足以喂饱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这孩子长得不错，但总显得不太壮实。爷爷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土地不多，名为“贝伦”，意为耶稣降生模型。他有几个儿子，也多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他们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阿瓦迪亚斯、霍埃尔……爷爷经常耐心地、亲切地给孩子讲这些圣经中人物的故事。孩子喜欢听爷爷以讲经布道的音调抑扬顿挫地念圣经故事，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他睁着大眼好奇地问：“那么，爷爷，为什么霍埃尔叔叔叫霍埃尔？”这位爷爷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长寿，活到了1939年，比他的儿子何塞·德尔·卡门还晚一年去世。 何塞·德尔·卡门年纪轻轻就离开父亲不足以养活众多子女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入了智利四处找活干的劳动大军。他曾翻山越岭远去阿根廷寻找希望，但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智利。当时很多人向盛产硝石的北方迁移，那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那儿的硝石被招工头们吹得不亚于远古时代科尔喀斯那神奇的金羊毛科尔喀斯金羊毛，见希腊神话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但是，这个在智利中部绿色葡萄园中长大的男子汉，对北方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不感兴趣。他的目光注视着完全相反的南方，那被称为智利“西部”的阿劳卡尼亚。在那个时代，移动100公里就算得上是长途旅行了。而何塞·德尔·卡门却勇气十足地一下子就向南迁到了塔尔卡瓦诺港，从小自耕农直接变成了船坞工人。不久，他又迁到更南部被称为智利边界地区的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搭乘马车到了特木科——开拓者刚建立的小市镇，在铁路上开道碴车。他把内夫塔利也从老家帕拉尔接到了这个边界小镇。他们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其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穿一件长到膝盖的白色带袖罩衫，一条黑裤子，左手扶在一张宽背椅座上，一双眼睛大睁着望着前方。他看到了什么？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6年10月13日。”就这样，小内夫塔利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帕拉尔。那年，他大约是6岁。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当他重返出生地，寻找母亲留下的踪迹时，已是一位头顶微秃的著名诗人。他没有惊动别人，留宿在一位叔叔家中，受到充满家庭温馨的热情款待。几年后，1967年，诗人又回到帕拉尔，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帕拉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城一片欢腾。头一天，是声势浩大的游行。行进在队伍中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律师、学生、儿童，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穿红色制服戴金属头盔的消防队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第二天，帕拉尔市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从田野、村镇、工厂、学校会聚在这里，参加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帕拉尔杰出儿子”光荣称号的隆重仪式。晚上，是带有醇厚乡土色彩的晚会。烤肉的篝火噼啪作响，构成了欢快的奎卡舞的背景。著名演员马丽亚·马卢恩达朗诵了帕拉尔人的诗《献给帕拉尔的聂鲁达》。这不是即兴之作，它已经和介绍诗人生平的许多文章一起登载在当地的各种报纸上。 诗人热爱欢乐，而且总是希望和朋友们共享欢乐。每次庆祝活动，他都要邀请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参加——这是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参加庆祝活动的除了诗人的乡亲们——全体帕拉尔人，还有来自智利各地甚至外国的客人们。其中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委内瑞拉议员、加拉加斯《国民报》主编、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的贵宾。他们被敬为上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职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帕拉尔杰出儿子”巴勃罗·聂鲁达的朋友。在这儿，亲情、友谊是最权威的通行证。 在欢声、笑语、祝酒声中，诗人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一位中学教师请求尊贵的客人们为学校的孩子们写几句祝词。聂鲁达拿出他的绿墨水钢笔写起来：“帕拉尔，1967年11月25日，给中学的孩子们。早上好！！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问候早上好！！这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他人在生活中交流希望的语言。而后者要更有意义得多，它意味着一切。我们作为个人活着，同时也为理解他人而活着，他们比我们更为重要！！早上好！！”诗人把引导少年聂鲁达走上生活之路的箴言书赠给新的一代。 面对熊熊的篝火，在奎卡舞节奏鲜明的乐声中，诗人谈起帕拉尔：他记得的东西很少，离开这里时他还很小很小……他长年生活在别处的土地上。但是，他强调说，他母亲的坟墓在这儿，而且，雷耶斯家族正在这儿继续繁衍。帕拉尔人以真挚的乡里亲情，接纳了他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的，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他的根是在这里：帕拉尔。 “从那块疆土……出发” 诗人生在帕拉尔，长在特木科。当他到达特木科时，那里还是一座开拓者刚建起的小村镇。到处是密密的森林，手锯、长刨、斧头声中锯末、刨花飞扬，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刚砍下的树木的清香。人们在新砍伐的森林空地上盖起营房似的住宅，铺上闪亮的铁轨。这个新建的小村镇没有往事，但这个被称为智利南部边境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却有一部漫长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就是在这儿，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第安阿劳科人打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战争。特木科的所在地就是刚刚进行过激烈血战的战场。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劳卡尼亚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顽强抵抗：“整整三个世纪，这个/橡树的勇武的种族在斗争；整整三百年来，阿劳科的火花仍然/遍布帝国腹腔里的灰烬。”（《漫歌集》）当年的西班牙，对智利是“谈虎色变”。宫廷里最可怕的警告就是：“小心派你去智利！”阿劳科人的英雄伟绩，他们的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全都镌刻在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军人，诗人。的不朽史诗《阿劳加纳》中。但如今，印第安人却丧失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赶到荒山野岭，住在简陋的茅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了被遗忘的人。诗人就在这块浸透印第安人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长大，他对印第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情，他对他们的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他始终认为，印第安人是构成智利民族的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他们的传统和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智利文化财富。他以诗歌颂阿劳科英雄考波利坎、劳塔罗。他为印第安人的幸福，为争得他们应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就是在特木科这个新开发的小镇，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目睹第一头牛、第一棵庄稼在这寒冷多雨的处女地诞生，目睹第一批原木房子在林中空地上落成。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未来。这里带有边境地区——智利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人们的姓氏五花八门：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挪威……几乎哪国姓氏的人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智利的。不管是什奈克、席勒、史密斯，还是弗朗科、拉米雷斯、雷耶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怀着共同的希望迈出开创未来的第一步。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回首话沧桑》）敲打着锌皮屋顶的雨声成了为诗人童年生活伴奏的“钢琴声”。每当他回忆起童年，耳旁就响起这必不可少的雨声。他最初的诗歌，就是在这雨声中写成的。几十年后，当他筹建黑岛的家时，还念念不忘屋顶一定要铺上锌皮，为的是在写诗时，有这童年的“钢琴声”——敲打锌皮的雨声——做伴。阿劳卡尼亚的雨下得很有耐性，整年整月地下个不停。没有水泥路面的街道成了烂泥的汪洋，一幢幢房屋像浮在海上的船。锌皮屋顶遮不严实，屋里到处漏雨。木桶、脸盆、瓦罐……所有的容器都拿出来接雨。孩子们总是顶着严寒和雨水去上学，总是从头湿到脚。诗人后来说过，他和特木科的孩子们一样，是淋着南方的冷雨长大的。除了没完没了的雨，还有把整个村落冲走的洪水。大地也不时在颤抖、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回首话沧桑》） 诗人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在森林中穿行。茂密的森林，潺潺的小溪，起伏的山峦，各式各样的小鸟、五颜六色的甲虫、野鸟蛋……还有仰望不见顶的智利南洋杉、柏树、肖楠，像一座座高塔耸立。它们脚下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五颜六色的野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这一切让他眼花缭乱，意醉神迷。而当这孩子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他惊呆了：汹涌的波涛，几米高的雪白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他感到自己“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从此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就成为这位未来诗人笔下的基本“元素”。他和大自然的默契、交流从此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诗人所说：“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伸进我的诗里，再也不能离去。”“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诗人说过：“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这最早的“漂泊”就是坐着道砟车穿山过林。他作为诗人的丰富想象力，与大自然的默契，大大得益于这童年的“漂泊”。而每次“漂泊”归来，他都急切地扑进母亲怀中，他需要父亲所不能给予的慈爱。这位能给予他无限慈母之爱的人就是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他的继母。这位诗人童年时代的守护天使，聪明、温柔、善良，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她穿着木屐，悄无声息而又麻利地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她为孩子们烤面包、做饭、洗衣服，剪开面口袋布给他们缝布鞋；给生病的孩子喂药，仅有的一点点牛奶留给内夫塔利这个体弱的孩子。她还开荒种地，补贴家用；同时也在孩子们的心田上耕耘，在那儿撒下热爱生活的种子。她不知疲倦、毫无怨言地从早忙到黑，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天职。 对这样一位善良、慈爱的守护天使，怎么能叫她“继母”呢？！于是，小内夫塔利·雷耶斯自造了一个巧妙的新词赠给她：“mamadre”。这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合成的称呼，最确切地表达了他对母亲又敬又爱的孺子之情。他的第一首诗——几行半押韵的词句，就是献给他的mamadre的。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他把写着“诗”的横格纸递给正专心地谈着什么的父母。父亲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纸片上的字句，问道：“这是从哪儿抄来的？”随手就把纸片还给了孩子。诗人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父亲这漫不经心的问话就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文学批评。 诗人10岁那年，在堂娜特立尼达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贺词：“在金色的田野上/我采集，为了献给您，亲爱的妈妈，这张小小的画片。内夫塔利。”他力图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写成诗，内夫塔利Neftalí和采集escogí是押韵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内夫塔利的水平也提高了，开始懂得找韵脚。而他这最初的习作，就是献给他这位天使般的母亲的。诗人的童年完全是在她的温馨庇护下度过的。她不声不响地操劳着，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当孩子们：内夫塔利、劳拉、鲁道夫一个一个地长大了，自立了，这位温柔、善良、辛劳了一生的mamadre“躺进了小小的棺材，在特木科的暴雨下/第一次得到了休息。” 诗人对父亲的感情比较复杂，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惧的又敬又畏的感情。在1964年出版的《黑岛纪事》中，诗人称他为“粗犷的父亲”。他的出现带有典型职业色彩：火车头的汽笛声一响就宣告他到了。然后是大门震动，聂鲁达2岁时聂鲁达和继母及妹妹劳拉当他走进屋子，屋子就开始发抖，门、梯子也发出呻吟。在全家出门旅行时，他用火车司机专用的哨子把全家叫醒，沿途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铁路哨子指挥下进行。诗人称他是陆地上的水手，开着火车，在没有海的港口之间——森林中奔驰。边境开拓时期的严酷生活造就了他粗犷的性格。 这个硬汉子豪爽而好客，他喜欢和朋友们同桌共饮。他的饭桌上总是坐满朋友，在碰杯的祝酒声中响着男子汉们友爱而热烈的交谈。当没有人和他共同进餐时，他就站在家门口，邀请过路人进屋和他分享面包，和他一起喝上一杯。诗人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家风，和父亲一样，认为没有朋友同桌进餐简直不可思议。他的饭桌上也总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 诗人对父亲又敬又畏，而且这种畏惧远超出一般子女对严父的惧怕。奥地利名作家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对现代西方文学有很大影响。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认作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有位“专横有如暴君”的父亲，而聂鲁达则有位坚决反对他写诗的父亲。何塞·德尔·卡门坚定不移地认为，写诗是毫不着边际地幻想的女人干的事儿。这位来自农村的铁路工人，希望儿子能在社会上有高点儿的地位。但做父亲的既无土地又无金钱，就只能靠儿子考上大学学门专业，得个文凭，谋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定要有个正经职业，当医生、工程师、律师或教师都行，但绝对不能当诗人。写诗哪能算得上一种职业？他永远不能理解，诗人究竟有什么用？！不，他可不愿意有个“不务正业”的诗人儿子！内夫塔利数学分数这么低，还不是因为整天迷着写诗？！于是，这位父亲没收内夫塔利的“闲书”——文学书，把他写满诗歌的练习本扔进火里。孩子遭到严厉训斥，甚至还为此挨过鞭子。儿子为之意醉神迷的诗歌却是父亲的死敌。 但是，内夫塔利是个身体瘦弱却意志坚强的少年。他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再也不肯回头。为了瞒过父亲，不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在写诗发表，内夫塔利不得不决定找个笔名。他读过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扬·聂鲁达（1834—1891），捷克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印象深刻。“聂鲁达”这个词他觉得挺顺耳，他又找了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巴勃罗”。于是，他就在诗稿上签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当时他14岁。最初，他曾使用过几个不同的笔名，到1920年，最后确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作为唯一笔名。从此，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参加社交活动。但是，这个名字为法律所承认，却是在20多年之后。1946年12月28日，智利法院宣布判决巴勃罗·聂鲁达为诗人的合法名字。实际上，诗人早就和他帕拉尔户籍簿上登记的名字分手了。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特木科那个瘦高个男孩儿，他常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到密林里去捉金龟子，捡野鸡蛋，拔喇叭藤……那是已经成为遥远过去的诗人的“史前时期”。 “诗来找我”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她来的方式。 ——《诗》 当年的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又瘦又高，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但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特别引人注目。他那双不大的眼睛总是大睁着，专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和他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相反。当诗人60岁时，有人问过他：“你怎么能识破这么多秘密？关于树木、飞鸟、石头，自然界的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他回答：“这全凭观察。”这是一种有教养的目光，它尊重物质，对物质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它的颜色、形态，一直看到了内部结构、性质……比森特·维多夫罗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石头有“内脏”，而聂鲁达则更进一步，他不但发现了物质的“内脏”，而且发现了物质的“面孔”。当他的同龄人在追逐、嬉闹时，他却在长久地观察世界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片树叶，一只甲虫……诗就这样静悄悄地产生。他不是不喜欢和孩子们打闹、嬉戏，问题是在这种游戏中他从来占不了上风。他是用橡实打仗的积极参战者，但在混战中他总是挨打。他热衷的是看橡实在空中飞行划出的美丽的绿色弧线，吸引他的是那一颗颗碧绿光滑、有灰色帽盖的奇妙的橡实本身。就在他愣神儿观察的时候，雨点般的橡实就砸到他头上，这回它们可不像艺术品那么富有诗意，而是一颗颗子弹，打得他生疼。 聂鲁达的叔叔奥尔兰多·马松是他少年时代认识的第一位诗人，也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叛逆的斗士。他是少年聂鲁达心中的楷模。马松办了一家报纸——《晨报》，抨击陈规陋习，宣传真理，主持正义。结果这家报纸的印刷所被人在夜里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少年聂鲁达感到这场大火烧毁的就是自己的家。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他的第一篇文章，他的最早的几首诗，就是发表在《晨报》上的。他的写作爱好，得到了叔叔的赞赏和鼓励，1917年7月18日，《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作者是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文章。那年，诗人刚满13岁。他的叔叔为有这么一个侄子而感到骄傲。但除了他叔叔，没有人看重他写的东西。在家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那个瘦高个儿、心不在焉的男孩儿。 与此同时，他像个狂热的航海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沉醉在各式各样的书籍中，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在布法洛·比尔布法洛·比尔（1846—1917），美国陆军侦察兵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绰号。的伟业里，在埃米利奥·萨尔加里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小说家。所写小说多以海盗生活为题材，内容奇特，曾风行一时。的游历中，在巴尔加斯·比拉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奇遇中，他周游世界。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费利佩·特里戈费利佩·特里戈（1865—1916），西班牙小说家。，从百科全书派主将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全在他的视野之内。《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发表于1862年。冉·阿让、珂赛特、马吕斯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里冉·阿让的不幸，珂赛特的忧伤，马吕斯的至诚，深深打动着他。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的《保尔和薇吉妮》，赢得了浪漫而富于幻想的13岁孩子内夫塔利·雷耶斯同情的热泪。遍地珍宝的书海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说：“人类智慧的万宝囊破裂了，它洒落在夜色中的特木科。我不吃也不睡，埋头阅读。”在如注的大雨把特木科笼罩的黑夜里，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在书海中漫游。 他像只鸵鸟，一头扎进书堆里，饥不择食地“吞下”所有能拿到手的书。当然，他的阅读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从萨尔加里和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的作品开始。然后是他叔叔奥尔兰多·马松的所有藏书，紧接着是学校图书馆和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书籍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的涉猎范围，很快就远远超出了同龄人。他的法语教师很喜欢这个好读书的孩子，借给他阿尔蒂尔·兰波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对现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代表作品有散文诗集《灵光集》等。、夏尔·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作品有长诗《恶之华》等。的作品。除了法国作家外，他还读英国作家的作品。一位在市图书馆结识的老诗人被他的勤奋所感动，不断给他介绍书，如易卜生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蓬松·迪泰雷伊蓬松·迪泰雷伊（1829—1871），法国小说家，塑造了罗康博尔这个有名的人物形象。、巴尔加斯·比拉等的作品。所有的作品，他都一视同仁地一口吞下去。他还喜欢把英语诗和法语诗对译，把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1890年左右被年轻的象征派诗人们奉为诗坛魁首。、波德莱尔、保尔弗保尔弗（1872—1960），法国诗人，数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写作“巴拉德”（民歌形式的短歌），作品收入总集《法兰西巴拉德》。他的“巴拉德”在法国诗歌史上独具一格。的诗译成西班牙文。他把这视为一种学习的好方法。他请人刻了一枚橡皮图章，在那些写满译诗的纸页上印上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名字。不久，他就选学了欧洲诗歌这门课程。 当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最杰出的女诗人。1945年9月“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正在特木科女子中学当校长。经常有年轻诗人登门拜访请她指导，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一天，内夫塔利·雷耶斯也带着他的诗上门求教，正巧女诗人不在家。这个沉默寡言的瘦高个儿男孩儿一言不发，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才失望地离开。但这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孩子，第二天他又去了。“真是不巧，”女秘书告诉他，“加夫列拉在家，但她头疼，不能接待客人。”准是这孩子满脸的沮丧和失望感动了她，她亲切地问他有什么事，能不能把他写满诗的练习本留下？“不过，我想和她当面谈谈，我想听到她的意见。”孩子结结巴巴地小声说。秘书请他几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几个小时后，孩子准时敲响了米斯特拉尔家的大门。这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自南方麦哲伦地区白雪皑皑的彭塔阿雷纳斯，在圣地亚哥“花奖赛诗会”上刚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质奖章。女诗人亲切地对他点头致意，他的诗她读过了而且也修改过了。她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写的诗。接着，她补充道，她还从来没对任何人做过这样的评价。 她对内夫塔利·雷耶斯说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她把自己最推崇的作家介绍给他。后来她还不时地送几本书给他，全是被她视为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此，这些俄国作家就成为内夫塔利·雷耶斯，也是后来的巴勃罗·聂鲁达最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他生活的教科书，陪伴了他一生。从这些俄国作家那里，他不但学到了应该怎么写文学作品，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认识社会，学会了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号。从此，他那双眼睛总是大睁着，为了看清世上的一切。当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从一个否定它的大写的“不”字开始。除了读文学书外，他还热心地读那些反专制独裁、抨击不合理社会的政治书籍。他的诗逐渐开始带有一种社会诗人的色彩。1920年，在《南方的森林》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农民的手》，这首诗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它不是这类诗的第一首，但在这首诗中，社会诗人的特点已经非常鲜明。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引路人。两位智利伟大诗人的友谊就这样从特木科开始，然后是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在为真理而奔走呼号的数十年共同斗争中，他们结下了经受住艰苦岁月考验的、牢不可破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那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已经去世。在北方安托法加斯塔的一所中学，聂鲁达听孩子们唱以他的诗谱成的歌。一位当地诗人问孩子们：“你们唱的是智利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吧？”一个小女孩儿回答：“不，我们唱的是聂鲁达先生的诗……智利最伟大的诗人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笑起来，他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对那位诗人说：“我们要去霍萨发特山谷霍萨发特山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墓地。把孩子们的话告诉加夫列拉……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作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练习本。他是一个写诗而且致力于发表的极为认真的初学者，他向各种杂志投稿。他最初的诗是一些半押韵的词句。在他的学生练习本上有一首未能免俗的《夜曲》，是在他14岁以前发表的。从此，初学者就开始摸索着前行。1918年，圣地亚哥《跑吧——飞吧》杂志发表了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我的双眼》，在同一年，又发表了他的3首诗。《跑吧——飞吧》不是文学杂志，但它有一个名为“智利缪斯”的专栏专登诗歌。少年诗人先后有十几首诗在那儿发表。他还经常在一些学生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如瓦尔迪维亚的《文化》，瓦尔帕莱索的《永远》，特木科的《南方大森林》。契扬等地的刊物上也不时有他的作品发表。从少年时代开始，内夫塔利·雷耶斯就是各种赛诗会的坚持不懈的参加者。1919年，他以《理想的夜曲》一诗参加离他出生地帕拉尔不远的马乌莱奖花赛诗会，获三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1920年，他又获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一等奖。 少年诗人沉默寡言，但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喜欢生活在人群中。从15岁开始，他就是圣地亚哥《光明》杂志在特木科男子中学的代理人和通讯员。1920年，他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文学协会会长和考廷学生联合会执行秘书。他曾代表特木科男子中学文学协会授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该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这个腼腆的少年在这位智利著名女诗人面前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 和他的腼腆、沉默寡言正好相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文笔尖锐而犀利。作为诗人，他的散文经常被研究家们所忽略。不研究聂鲁达的散文，是不可能全面认识诗人的，散文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聂鲁达最早发表的和最后留下的作品都是散文，这就是1917年的《热心和恒心》，1973年的绝笔《回首话沧桑——回忆录》。他的散文形式多样：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游记、演讲词、创作谈……数量也不小，有100多篇。他的早期散文就表现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他抨击那些有钱有闲整天在广场上闲逛的“上等人”，称他们是轻浮的、粗俗的、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上等人是那些做工的、写作的、读书的，他们才具有高尚的人的尊严。对劳动者被排斥在“好人家”之外的社会偏见，诗人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的父亲是个工人——火车司机。按照世俗观点，他算不得好“出身”，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从十几岁起，他就懂得了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他写道：“你并不孤单，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和你一样，被剥削、受欺凌，但我们是反抗者。”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锋芒毕露，显示了那个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50多年后，1980年3月，聂鲁达早期诗文由他夫人马蒂尔德汇集、智利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注释、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汇编集名为《看不见的河流》，这是诗人成名前所写诗文的第一次汇集出版。这部诗文集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哀歌、颂歌共78首，还有散文45篇，分为7辑，每辑有一个标题。 第1辑《早期诗歌》共收短诗35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早的诗作《夜曲》，写于1918年4月18日。它记述了当年那位不满14岁的少年在摇曳的烛光下的沉思：暮色降临，他想到了大海、渔民、爬行的小甲虫、池塘、小溪……对不尽的往事的怀念使他浮想联翩，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第7辑《别人的痛苦》是散文选，其中包括了他1917年7月18日发表于特木科《晨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诗文集中有两首诗是献给诗人母亲的：《月亮》和《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在《月亮》一诗中，诗人写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汇集者从这后一句诗中选取了诗文集的名字。 出版者在《看不见的河流》的序言中写道： “他（指聂鲁达）早期的诗作和散文都是发表在本省的日报和圣地亚哥的杂志上的。他那时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抄录在3个练习本上，这些练习本以前一直是属于诗人的妹妹劳拉·雷耶斯·坎迪亚个人的。”“尽管所选的一些作品在形式上未臻完美，可是这本书对于聂鲁达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作者早熟的才能的一个不可多见的明证。同时本书包含着他成熟阶段全部伟大作品的萌芽：爱情的抒情，大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对弱小者的同情、支持，对不平等社会的激烈反叛，对地方的狭隘爱国狂的批评，甚至包含了诗人晚年所具有的幽默感和一些自传的成分。” 应该感谢《看不见的河流》的汇集出版者，他们为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要想对聂鲁达早年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乃至他的一生和创作有真正的了解，这部诗文集是不可不读的。 聂鲁达在特木科男子中学学完文科课程，于1920年毕业。他说过：“要是没有萨恰，我永远也别想中学毕业。我始终背不下来那个乘法表。”他称亚历杭德罗·塞拉尼为萨恰，这位后来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律师，是诗人中学的好友。聂鲁达当选为男子中学文学协会会长时，萨恰为该会秘书。当年他们经常一起复习功课，译英语诗。众所周知，内夫塔利最怕数学，萨恰花了不少工夫帮他复习。他们选择了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地点，考廷河边。萨恰提议按学校的方式，学习45分钟休息一刻钟。内夫塔利却主张最好倒过来，每学15分钟，休息45分钟。萨恰当然不能让步，照此办理，还叫学习吗？！他们一起复习代数、几何，45分钟真让内夫塔利感到“度日如年”。他的目光常常被河水、岸上的花朵吸引过去。好不容易熬够了45分钟，他冲下河滩，捡那又圆又扁的石头和萨恰比赛打水漂儿。 要上大学首先就得中学毕业，得通过10年级期末考试。可是数学对内夫塔利来说是一堵可怕的、难以逾越的高墙。的确，萨恰费了很大劲帮他学数学，但真正有效地给他帮了大忙的还是校长先生，他“网开三面”让内夫塔利过了数学考试关。也许校长意识到，这个面对方程式、三角形不开窍的小伙子，在文学上却非同寻常。他的才能不是在数学上，而是在文学上。据说数年后在黑岛，已遐迩闻名的聂鲁达，眼镜滑到鼻尖上，用笔在纸上画着问他妹妹：“喂，劳丽达，5乘8等于几？”劳拉·雷耶斯怜悯地看着他，好像学校的老师面对愚不可教的学生，无可奈何地回答：“上帝啊！当然是等于40呀！”不管怎么说，内夫塔利·雷耶斯是过了数学考试关，“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 第二章 从阿劳卡尼亚的冷雨中“起锚”“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1904年7月12日，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回首话沧桑——聂鲁达回忆录》 巴勃罗·聂鲁达走进帕拉尔一所破败的老屋，“寻访”母亲。他就是在这所房子里出世的，而她，也是在这儿去世的。一位母亲生前熟识的老邻居匆匆赶来，她不知该怎样接待这位世界闻名的人物。对自己母亲一无所知的诗人渴望了解一切。老邻居递上一张颜色发黄的旧照片，“喏，这就是她：罗莎·内夫塔利·巴索阿尔托。她只留下这么一张照片。”诗人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其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母亲的名字。 诗人接过这张陈年旧照，这还是他头一次看到母亲的面容。他久久地端详着，似乎要把这个形象深深地刻在脑海里。这差不多是一张全身照，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一只大手搭在窄窄的椅子背上。她穿一套深色衣裙，胸前别着一枝银领花，耳朵上坠着像樱桃那么大的暗色圆耳环。她的鼻子很高，弯弓似的浓眉下是一双不很大的眼睛。那紧闭的双唇，直视前方的目光，表现出对生活的依恋。这是她在去世前不久照的。她是一位乡村教师，生前在帕拉尔女子学校教书。1903年她结婚时已经38岁，1904年9月14日对于聂鲁达母亲去世的准确时间，有不同说法。，生下聂鲁达后仅两个月零两天，就因肺结核病去世。 聂鲁达生母 站在窄小的院子里，诗人久久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在这儿忙进忙出，她在这儿看过天是不是要下雨，在这儿浇过花，也许就在这儿看过书。“是的，罗莎·内夫塔利看书，而且喜欢诗！”这位老邻居强调说，她成了诗人“拜访”母亲的向导。聂鲁达仔细地询问着母亲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习惯，她常爱说什么话，用什么词，还有谁能告诉他更多有关母亲的情况，等等。他希望得到这张照片。老邻居爽快地答应了，那是当然！除了他还有谁更有权保存这张照片？！聂鲁达深情地注视着已经荒废的宅院，和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在这儿了。他能了解到的情况很少，但知道她和书有缘，甚至喜欢诗，这使诗人感到欣慰。后来又听说，她写过诗，可惜没有留下片纸只字。 虽然在诗人记忆中找不到母亲的踪影，但在诗人的作品中却留下了他对早逝母亲的亲切絮语，他一直怀念着她。1980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诗人少年时代的诗作、文章很多都收入其中。这里至少有两首诗是献给他的母亲的。这部诗文集的名字《看不见的河流》就是来自他赠母亲的诗。其中一首是《月亮》： 在我降生的时候，我母亲去世， 带着那痛苦的神圣的灵魂。 她的身躯洁白明净， 肌肉下有一个星星似的发光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伴随着一支无敌的晨歌， 让我微笑又使我惊愕。 她病魔缠身，生就 一副嶙峋瘦骨， 临终时她惨白的双手， 使我想起那皎洁的月色…… 因此——兄弟啊——在透明的玻璃窗外， 田野是这样的凄凉…… 我生命中的这轮苍白的月亮 照耀我成为从死亡中萌发的一棵新芽…… 这是诗人16岁时为悼念母亲而写的一首诗。另一首是《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 我的母亲，我来晚了，为了能亲吻你， 为了你纯洁的双手能为我祝福； 你可爱的步履已经消逝， 它已回归大地。 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需求是这么少，我的母亲。 也许这束水灵的紫罗兰 在你温柔的手中也是多余， 它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诗人这少年时代的诗虽写得稚拙，但却充满真情。他不知和母亲说过多少悄悄话，这些只是用笔记录下的几句知心话。 母亲去世后，还在襁褓之中的内夫塔利被送到爷爷家。奶奶为他在村子里找了一个正奶孩子的女人，她的奶水很多，足以喂饱自己的孩子再加上这个没有母亲的婴儿。这孩子长得不错，但总显得不太壮实。爷爷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土地不多，名为“贝伦”，意为耶稣降生模型。他有几个儿子，也多以圣经中的人物名字命名，他们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阿瓦迪亚斯、霍埃尔……爷爷经常耐心地、亲切地给孩子讲这些圣经中人物的故事。孩子喜欢听爷爷以讲经布道的音调抑扬顿挫地念圣经故事，尽管他什么也听不懂。他睁着大眼好奇地问：“那么，爷爷，为什么霍埃尔叔叔叫霍埃尔？”这位爷爷像圣经里的人物一样长寿，活到了1939年，比他的儿子何塞·德尔·卡门还晚一年去世。 何塞·德尔·卡门年纪轻轻就离开父亲不足以养活众多子女的那一小块土地，加入了智利四处找活干的劳动大军。他曾翻山越岭远去阿根廷寻找希望，但却只能两手空空地返回智利。当时很多人向盛产硝石的北方迁移，那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希望之乡”。那儿的硝石被招工头们吹得不亚于远古时代科尔喀斯那神奇的金羊毛科尔喀斯金羊毛，见希腊神话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但是，这个在智利中部绿色葡萄园中长大的男子汉，对北方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漠不感兴趣。他的目光注视着完全相反的南方，那被称为智利“西部”的阿劳卡尼亚。在那个时代，移动100公里就算得上是长途旅行了。而何塞·德尔·卡门却勇气十足地一下子就向南迁到了塔尔卡瓦诺港，从小自耕农直接变成了船坞工人。不久，他又迁到更南部被称为智利边界地区的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搭乘马车到了特木科——开拓者刚建立的小市镇，在铁路上开道碴车。他把内夫塔利也从老家帕拉尔接到了这个边界小镇。他们只带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其中有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两岁的孩子，穿一件长到膝盖的白色带袖罩衫，一条黑裤子，左手扶在一张宽背椅座上，一双眼睛大睁着望着前方。他看到了什么？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内夫塔利·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6年10月13日。”就这样，小内夫塔利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帕拉尔。那年，他大约是6岁。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当他重返出生地，寻找母亲留下的踪迹时，已是一位头顶微秃的著名诗人。他没有惊动别人，留宿在一位叔叔家中，受到充满家庭温馨的热情款待。几年后，1967年，诗人又回到帕拉尔，受到全城人民的热烈欢迎。帕拉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城一片欢腾。头一天，是声势浩大的游行。行进在队伍中的有工人、农民、教师、律师、学生、儿童，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乡下人，穿红色制服戴金属头盔的消防队员……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第二天，帕拉尔市剧院座无虚席。人们从田野、村镇、工厂、学校会聚在这里，参加授予巴勃罗·聂鲁达“帕拉尔杰出儿子”光荣称号的隆重仪式。晚上，是带有醇厚乡土色彩的晚会。烤肉的篝火噼啪作响，构成了欢快的奎卡舞的背景。著名演员马丽亚·马卢恩达朗诵了帕拉尔人的诗《献给帕拉尔的聂鲁达》。这不是即兴之作，它已经和介绍诗人生平的许多文章一起登载在当地的各种报纸上。 诗人热爱欢乐，而且总是希望和朋友们共享欢乐。每次庆祝活动，他都要邀请各地甚至国外的朋友参加——这是朋友们欢聚一堂的好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参加庆祝活动的除了诗人的乡亲们——全体帕拉尔人，还有来自智利各地甚至外国的客人们。其中有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科·科洛阿内，委内瑞拉议员、加拉加斯《国民报》主编、小说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甚至还有来自遥远的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的贵宾。他们被敬为上宾，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职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帕拉尔杰出儿子”巴勃罗·聂鲁达的朋友。在这儿，亲情、友谊是最权威的通行证。 在欢声、笑语、祝酒声中，诗人听到一个胆怯的声音。一位中学教师请求尊贵的客人们为学校的孩子们写几句祝词。聂鲁达拿出他的绿墨水钢笔写起来：“帕拉尔，1967年11月25日，给中学的孩子们。早上好！！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是问候早上好！！这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和他人在生活中交流希望的语言。而后者要更有意义得多，它意味着一切。我们作为个人活着，同时也为理解他人而活着，他们比我们更为重要！！早上好！！”诗人把引导少年聂鲁达走上生活之路的箴言书赠给新的一代。 面对熊熊的篝火，在奎卡舞节奏鲜明的乐声中，诗人谈起帕拉尔：他记得的东西很少，离开这里时他还很小很小……他长年生活在别处的土地上。但是，他强调说，他母亲的坟墓在这儿，而且，雷耶斯家族正在这儿继续繁衍。帕拉尔人以真挚的乡里亲情，接纳了他这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是的，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但他的根是在这里：帕拉尔。 “从那块疆土……出发” 诗人生在帕拉尔，长在特木科。当他到达特木科时，那里还是一座开拓者刚建起的小村镇。到处是密密的森林，手锯、长刨、斧头声中锯末、刨花飞扬，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刚砍下的树木的清香。人们在新砍伐的森林空地上盖起营房似的住宅，铺上闪亮的铁轨。这个新建的小村镇没有往事，但这个被称为智利南部边境的阿劳卡尼亚地区却有一部漫长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就是在这儿，西班牙征服者对土著印第安阿劳科人打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战争。特木科的所在地就是刚刚进行过激烈血战的战场。西班牙征服者在阿劳卡尼亚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顽强抵抗：“整整三个世纪，这个/橡树的勇武的种族在斗争；整整三百年来，阿劳科的火花仍然/遍布帝国腹腔里的灰烬。”（《漫歌集》）当年的西班牙，对智利是“谈虎色变”。宫廷里最可怕的警告就是：“小心派你去智利！”阿劳科人的英雄伟绩，他们的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全都镌刻在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1533—1594），西班牙军人，诗人。的不朽史诗《阿劳加纳》中。但如今，印第安人却丧失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赶到荒山野岭，住在简陋的茅屋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成了被遗忘的人。诗人就在这块浸透印第安人汗水和血泪的土地上长大，他对印第安人有一种天然的亲情，他对他们的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他始终认为，印第安人是构成智利民族的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他们的传统和文化都是极为宝贵的智利文化财富。他以诗歌颂阿劳科英雄考波利坎、劳塔罗。他为印第安人的幸福，为争得他们应有的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就是在特木科这个新开发的小镇，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目睹第一头牛、第一棵庄稼在这寒冷多雨的处女地诞生，目睹第一批原木房子在林中空地上落成。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寻找未来。这里带有边境地区——智利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人们的姓氏五花八门：德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挪威……几乎哪国姓氏的人都有，当然最多的还是智利的。不管是什奈克、席勒、史密斯，还是弗朗科、拉米雷斯、雷耶斯，大家都是平等的。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怀着共同的希望迈出开创未来的第一步。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回首话沧桑》）敲打着锌皮屋顶的雨声成了为诗人童年生活伴奏的“钢琴声”。每当他回忆起童年，耳旁就响起这必不可少的雨声。他最初的诗歌，就是在这雨声中写成的。几十年后，当他筹建黑岛的家时，还念念不忘屋顶一定要铺上锌皮，为的是在写诗时，有这童年的“钢琴声”——敲打锌皮的雨声——做伴。阿劳卡尼亚的雨下得很有耐性，整年整月地下个不停。没有水泥路面的街道成了烂泥的汪洋，一幢幢房屋像浮在海上的船。锌皮屋顶遮不严实，屋里到处漏雨。木桶、脸盆、瓦罐……所有的容器都拿出来接雨。孩子们总是顶着严寒和雨水去上学，总是从头湿到脚。诗人后来说过，他和特木科的孩子们一样，是淋着南方的冷雨长大的。除了没完没了的雨，还有把整个村落冲走的洪水。大地也不时在颤抖、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回首话沧桑》） 诗人童年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在森林中穿行。茂密的森林，潺潺的小溪，起伏的山峦，各式各样的小鸟、五颜六色的甲虫、野鸟蛋……还有仰望不见顶的智利南洋杉、柏树、肖楠，像一座座高塔耸立。它们脚下是郁郁葱葱的灌木，五颜六色的野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这一切让他眼花缭乱，意醉神迷。而当这孩子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他惊呆了：汹涌的波涛，几米高的雪白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他感到自己“得以窥见一种令人压抑的奥秘”。从此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从此，大雨、洪水、地震、火山、森林、花草、昆虫、海洋……就成为这位未来诗人笔下的基本“元素”。他和大自然的默契、交流从此成为他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诗人所说：“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伸进我的诗里，再也不能离去。”“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诗人说过：“我的一生便是一次漫长的漂泊，始终四处奔波……”这最早的“漂泊”就是坐着道砟车穿山过林。他作为诗人的丰富想象力，与大自然的默契，大大得益于这童年的“漂泊”。而每次“漂泊”归来，他都急切地扑进母亲怀中，他需要父亲所不能给予的慈爱。这位能给予他无限慈母之爱的人就是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他的继母。这位诗人童年时代的守护天使，聪明、温柔、善良，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她穿着木屐，悄无声息而又麻利地操持着一家人的吃穿。她为孩子们烤面包、做饭、洗衣服，剪开面口袋布给他们缝布鞋；给生病的孩子喂药，仅有的一点点牛奶留给内夫塔利这个体弱的孩子。她还开荒种地，补贴家用；同时也在孩子们的心田上耕耘，在那儿撒下热爱生活的种子。她不知疲倦、毫无怨言地从早忙到黑，这是她作为母亲的天职。 对这样一位善良、慈爱的守护天使，怎么能叫她“继母”呢？！于是，小内夫塔利·雷耶斯自造了一个巧妙的新词赠给她：“mamadre”。这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合成的称呼，最确切地表达了他对母亲又敬又爱的孺子之情。他的第一首诗——几行半押韵的词句，就是献给他的mamadre的。当时，他只有六七岁。他把写着“诗”的横格纸递给正专心地谈着什么的父母。父亲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纸片上的字句，问道：“这是从哪儿抄来的？”随手就把纸片还给了孩子。诗人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父亲这漫不经心的问话就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文学批评。 诗人10岁那年，在堂娜特立尼达生日的时候，他为她写了贺词：“在金色的田野上/我采集，为了献给您，亲爱的妈妈，这张小小的画片。内夫塔利。”他力图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写成诗，内夫塔利Neftalí和采集escogí是押韵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内夫塔利的水平也提高了，开始懂得找韵脚。而他这最初的习作，就是献给他这位天使般的母亲的。诗人的童年完全是在她的温馨庇护下度过的。她不声不响地操劳着，里里外外地忙碌着。当孩子们：内夫塔利、劳拉、鲁道夫一个一个地长大了，自立了，这位温柔、善良、辛劳了一生的mamadre“躺进了小小的棺材，在特木科的暴雨下/第一次得到了休息。” 诗人对父亲的感情比较复杂，是一种交织着爱和惧的又敬又畏的感情。在1964年出版的《黑岛纪事》中，诗人称他为“粗犷的父亲”。他的出现带有典型职业色彩：火车头的汽笛声一响就宣告他到了。然后是大门震动，聂鲁达2岁时聂鲁达和继母及妹妹劳拉当他走进屋子，屋子就开始发抖，门、梯子也发出呻吟。在全家出门旅行时，他用火车司机专用的哨子把全家叫醒，沿途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铁路哨子指挥下进行。诗人称他是陆地上的水手，开着火车，在没有海的港口之间——森林中奔驰。边境开拓时期的严酷生活造就了他粗犷的性格。 这个硬汉子豪爽而好客，他喜欢和朋友们同桌共饮。他的饭桌上总是坐满朋友，在碰杯的祝酒声中响着男子汉们友爱而热烈的交谈。当没有人和他共同进餐时，他就站在家门口，邀请过路人进屋和他分享面包，和他一起喝上一杯。诗人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家风，和父亲一样，认为没有朋友同桌进餐简直不可思议。他的饭桌上也总是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不断。 诗人对父亲又敬又畏，而且这种畏惧远超出一般子女对严父的惧怕。奥地利名作家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对现代西方文学有很大影响。他和乔伊斯、普鲁斯特一起，被认作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有位“专横有如暴君”的父亲，而聂鲁达则有位坚决反对他写诗的父亲。何塞·德尔·卡门坚定不移地认为，写诗是毫不着边际地幻想的女人干的事儿。这位来自农村的铁路工人，希望儿子能在社会上有高点儿的地位。但做父亲的既无土地又无金钱，就只能靠儿子考上大学学门专业，得个文凭，谋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定要有个正经职业，当医生、工程师、律师或教师都行，但绝对不能当诗人。写诗哪能算得上一种职业？他永远不能理解，诗人究竟有什么用？！不，他可不愿意有个“不务正业”的诗人儿子！内夫塔利数学分数这么低，还不是因为整天迷着写诗？！于是，这位父亲没收内夫塔利的“闲书”——文学书，把他写满诗歌的练习本扔进火里。孩子遭到严厉训斥，甚至还为此挨过鞭子。儿子为之意醉神迷的诗歌却是父亲的死敌。 但是，内夫塔利是个身体瘦弱却意志坚强的少年。他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再也不肯回头。为了瞒过父亲，不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在写诗发表，内夫塔利不得不决定找个笔名。他读过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扬·聂鲁达（1834—1891），捷克诗人、小说家。的作品，印象深刻。“聂鲁达”这个词他觉得挺顺耳，他又找了个自己喜欢的名字“巴勃罗”。于是，他就在诗稿上签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当时他14岁。最初，他曾使用过几个不同的笔名，到1920年，最后确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作为唯一笔名。从此，他就一直使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参加社交活动。但是，这个名字为法律所承认，却是在20多年之后。1946年12月28日，智利法院宣布判决巴勃罗·聂鲁达为诗人的合法名字。实际上，诗人早就和他帕拉尔户籍簿上登记的名字分手了。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是特木科那个瘦高个男孩儿，他常坐着父亲的道砟车到密林里去捉金龟子，捡野鸡蛋，拔喇叭藤……那是已经成为遥远过去的诗人的“史前时期”。 “诗来找我”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她来的方式。 ——《诗》 当年的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又瘦又高，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但他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特别引人注目。他那双不大的眼睛总是大睁着，专注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和他心不在焉的神情完全相反。当诗人60岁时，有人问过他：“你怎么能识破这么多秘密？关于树木、飞鸟、石头，自然界的一切，你怎么都知道？”他回答：“这全凭观察。”这是一种有教养的目光，它尊重物质，对物质抱有浓厚的兴趣：从它的颜色、形态，一直看到了内部结构、性质……比森特·维多夫罗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石头有“内脏”，而聂鲁达则更进一步，他不但发现了物质的“内脏”，而且发现了物质的“面孔”。当他的同龄人在追逐、嬉闹时，他却在长久地观察世界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一片树叶，一只甲虫……诗就这样静悄悄地产生。他不是不喜欢和孩子们打闹、嬉戏，问题是在这种游戏中他从来占不了上风。他是用橡实打仗的积极参战者，但在混战中他总是挨打。他热衷的是看橡实在空中飞行划出的美丽的绿色弧线，吸引他的是那一颗颗碧绿光滑、有灰色帽盖的奇妙的橡实本身。就在他愣神儿观察的时候，雨点般的橡实就砸到他头上，这回它们可不像艺术品那么富有诗意，而是一颗颗子弹，打得他生疼。 聂鲁达的叔叔奥尔兰多·马松是他少年时代认识的第一位诗人，也是他认识的第一位叛逆的斗士。他是少年聂鲁达心中的楷模。马松办了一家报纸——《晨报》，抨击陈规陋习，宣传真理，主持正义。结果这家报纸的印刷所被人在夜里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少年聂鲁达感到这场大火烧毁的就是自己的家。他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也许就从这儿开始。他的第一篇文章，他的最早的几首诗，就是发表在《晨报》上的。他的写作爱好，得到了叔叔的赞赏和鼓励，1917年7月18日，《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作者是内夫塔利·雷耶斯，这是诗人第一次发表文章。那年，诗人刚满13岁。他的叔叔为有这么一个侄子而感到骄傲。但除了他叔叔，没有人看重他写的东西。在家人的眼里，他仍然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那个瘦高个儿、心不在焉的男孩儿。 与此同时，他像个狂热的航海者，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沉醉在各式各样的书籍中，废寝忘食地埋头阅读。在布法洛·比尔布法洛·比尔（1846—1917），美国陆军侦察兵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的绰号。的伟业里，在埃米利奥·萨尔加里埃米利奥·萨尔加里（1863—1911），意大利小说家。所写小说多以海盗生活为题材，内容奇特，曾风行一时。的游历中，在巴尔加斯·比拉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哥伦比亚作家、文学评论家。的奇遇中，他周游世界。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费利佩·特里戈费利佩·特里戈（1865—1916），西班牙小说家。，从百科全书派主将狄德罗狄德罗（1713—1784），法国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到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奠基人。，全在他的视野之内。《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发表于1862年。冉·阿让、珂赛特、马吕斯是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里冉·阿让的不幸，珂赛特的忧伤，马吕斯的至诚，深深打动着他。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的《保尔和薇吉妮》，赢得了浪漫而富于幻想的13岁孩子内夫塔利·雷耶斯同情的热泪。遍地珍宝的书海让他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说：“人类智慧的万宝囊破裂了，它洒落在夜色中的特木科。我不吃也不睡，埋头阅读。”在如注的大雨把特木科笼罩的黑夜里，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在书海中漫游。 他像只鸵鸟，一头扎进书堆里，饥不择食地“吞下”所有能拿到手的书。当然，他的阅读和他的同龄人一样，从萨尔加里和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科学幻想和冒险小说家。的作品开始。然后是他叔叔奥尔兰多·马松的所有藏书，紧接着是学校图书馆和市立图书馆的藏书。书籍像磁石般吸引着他，他的涉猎范围，很快就远远超出了同龄人。他的法语教师很喜欢这个好读书的孩子，借给他阿尔蒂尔·兰波阿尔蒂尔·兰波（1854—1891），法国著名诗人，象征主义运动的典范，对现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代表作品有散文诗集《灵光集》等。、夏尔·波德莱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作品有长诗《恶之华》等。的作品。除了法国作家外，他还读英国作家的作品。一位在市图书馆结识的老诗人被他的勤奋所感动，不断给他介绍书，如易卜生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蓬松·迪泰雷伊蓬松·迪泰雷伊（1829—1871），法国小说家，塑造了罗康博尔这个有名的人物形象。、巴尔加斯·比拉等的作品。所有的作品，他都一视同仁地一口吞下去。他还喜欢把英语诗和法语诗对译，把魏尔兰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1890年左右被年轻的象征派诗人们奉为诗坛魁首。、波德莱尔、保尔弗保尔弗（1872—1960），法国诗人，数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写作“巴拉德”（民歌形式的短歌），作品收入总集《法兰西巴拉德》。他的“巴拉德”在法国诗歌史上独具一格。的诗译成西班牙文。他把这视为一种学习的好方法。他请人刻了一枚橡皮图章，在那些写满译诗的纸页上印上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名字。不久，他就选学了欧洲诗歌这门课程。 当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智利最杰出的女诗人。1945年9月“因为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拉丁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正在特木科女子中学当校长。经常有年轻诗人登门拜访请她指导，他们大部分是中学生。一天，内夫塔利·雷耶斯也带着他的诗上门求教，正巧女诗人不在家。这个沉默寡言的瘦高个儿男孩儿一言不发，耐心地等了3个小时，才失望地离开。但这不是一个肯轻易认输的孩子，第二天他又去了。“真是不巧，”女秘书告诉他，“加夫列拉在家，但她头疼，不能接待客人。”准是这孩子满脸的沮丧和失望感动了她，她亲切地问他有什么事，能不能把他写满诗的练习本留下？“不过，我想和她当面谈谈，我想听到她的意见。”孩子结结巴巴地小声说。秘书请他几个小时后再来看看。几个小时后，孩子准时敲响了米斯特拉尔家的大门。这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自南方麦哲伦地区白雪皑皑的彭塔阿雷纳斯，在圣地亚哥“花奖赛诗会”上刚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质奖章。女诗人亲切地对他点头致意，他的诗她读过了而且也修改过了。她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写的诗。接着，她补充道，她还从来没对任何人做过这样的评价。 她对内夫塔利·雷耶斯说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她把自己最推崇的作家介绍给他。后来她还不时地送几本书给他，全是被她视为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俄国文学作品。从此，这些俄国作家就成为内夫塔利·雷耶斯，也是后来的巴勃罗·聂鲁达最喜爱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他生活的教科书，陪伴了他一生。从这些俄国作家那里，他不但学到了应该怎么写文学作品，而且，懂得了应该怎样认识社会，学会了倾听来自底层的呼号。从此，他那双眼睛总是大睁着，为了看清世上的一切。当他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时，就已经认识到社会的不合理。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就要从一个否定它的大写的“不”字开始。除了读文学书外，他还热心地读那些反专制独裁、抨击不合理社会的政治书籍。他的诗逐渐开始带有一种社会诗人的色彩。1920年，在《南方的森林》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农民的手》，这首诗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它不是这类诗的第一首，但在这首诗中，社会诗人的特点已经非常鲜明。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是内夫塔利·雷耶斯的引路人。两位智利伟大诗人的友谊就这样从特木科开始，然后是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在为真理而奔走呼号的数十年共同斗争中，他们结下了经受住艰苦岁月考验的、牢不可破的友谊。20世纪60年代，那时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已经去世。在北方安托法加斯塔的一所中学，聂鲁达听孩子们唱以他的诗谱成的歌。一位当地诗人问孩子们：“你们唱的是智利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吧？”一个小女孩儿回答：“不，我们唱的是聂鲁达先生的诗……智利最伟大的诗人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笑起来，他抚摸着小女孩儿的头对那位诗人说：“我们要去霍萨发特山谷霍萨发特山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墓地。把孩子们的话告诉加夫列拉……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作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练习本。他是一个写诗而且致力于发表的极为认真的初学者，他向各种杂志投稿。他最初的诗是一些半押韵的词句。在他的学生练习本上有一首未能免俗的《夜曲》，是在他14岁以前发表的。从此，初学者就开始摸索着前行。1918年，圣地亚哥《跑吧——飞吧》杂志发表了署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诗《我的双眼》，在同一年，又发表了他的3首诗。《跑吧——飞吧》不是文学杂志，但它有一个名为“智利缪斯”的专栏专登诗歌。少年诗人先后有十几首诗在那儿发表。他还经常在一些学生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如瓦尔迪维亚的《文化》，瓦尔帕莱索的《永远》，特木科的《南方大森林》。契扬等地的刊物上也不时有他的作品发表。从少年时代开始，内夫塔利·雷耶斯就是各种赛诗会的坚持不懈的参加者。1919年，他以《理想的夜曲》一诗参加离他出生地帕拉尔不远的马乌莱奖花赛诗会，获三等奖。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1920年，他又获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一等奖。 少年诗人沉默寡言，但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喜欢生活在人群中。从15岁开始，他就是圣地亚哥《光明》杂志在特木科男子中学的代理人和通讯员。1920年，他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文学协会会长和考廷学生联合会执行秘书。他曾代表特木科男子中学文学协会授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该协会名誉会长的称号。这个腼腆的少年在这位智利著名女诗人面前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结巴了。 和他的腼腆、沉默寡言正好相反，内夫塔利·雷耶斯的文笔尖锐而犀利。作为诗人，他的散文经常被研究家们所忽略。不研究聂鲁达的散文，是不可能全面认识诗人的，散文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聂鲁达最早发表的和最后留下的作品都是散文，这就是1917年的《热心和恒心》，1973年的绝笔《回首话沧桑——回忆录》。他的散文形式多样：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游记、演讲词、创作谈……数量也不小，有100多篇。他的早期散文就表现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他抨击那些有钱有闲整天在广场上闲逛的“上等人”，称他们是轻浮的、粗俗的、装模作样的花花公子。他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上等人是那些做工的、写作的、读书的，他们才具有高尚的人的尊严。对劳动者被排斥在“好人家”之外的社会偏见，诗人是有切身体会的。他的父亲是个工人——火车司机。按照世俗观点，他算不得好“出身”，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从十几岁起，他就懂得了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他写道：“你并不孤单，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和你一样，被剥削、受欺凌，但我们是反抗者。”他的散文从一开始就锋芒毕露，显示了那个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50多年后，1980年3月，聂鲁达早期诗文由他夫人马蒂尔德汇集、智利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注释、巴塞罗那的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汇编集名为《看不见的河流》，这是诗人成名前所写诗文的第一次汇集出版。这部诗文集包括十四行诗、歌谣、哀歌、颂歌共78首，还有散文45篇，分为7辑，每辑有一个标题。 第1辑《早期诗歌》共收短诗35首，其中第一首，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早的诗作《夜曲》，写于1918年4月18日。它记述了当年那位不满14岁的少年在摇曳的烛光下的沉思：暮色降临，他想到了大海、渔民、爬行的小甲虫、池塘、小溪……对不尽的往事的怀念使他浮想联翩，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第7辑《别人的痛苦》是散文选，其中包括了他1917年7月18日发表于特木科《晨报》上的第一篇文章《热心与恒心》。诗文集中有两首诗是献给诗人母亲的：《月亮》和《为使我母亲安息的谦恭诗行》。在《月亮》一诗中，诗人写道： 她死去，而我已出世。因此 我血管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汇集者从这后一句诗中选取了诗文集的名字。 出版者在《看不见的河流》的序言中写道： “他（指聂鲁达）早期的诗作和散文都是发表在本省的日报和圣地亚哥的杂志上的。他那时发表过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抄录在3个练习本上，这些练习本以前一直是属于诗人的妹妹劳拉·雷耶斯·坎迪亚个人的。”“尽管所选的一些作品在形式上未臻完美，可是这本书对于聂鲁达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作者早熟的才能的一个不可多见的明证。同时本书包含着他成熟阶段全部伟大作品的萌芽：爱情的抒情，大自然的强大的生命力，对弱小者的同情、支持，对不平等社会的激烈反叛，对地方的狭隘爱国狂的批评，甚至包含了诗人晚年所具有的幽默感和一些自传的成分。” 应该感谢《看不见的河流》的汇集出版者，他们为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要想对聂鲁达早年所走过的文学创作道路，乃至他的一生和创作有真正的了解，这部诗文集是不可不读的。 聂鲁达在特木科男子中学学完文科课程，于1920年毕业。他说过：“要是没有萨恰，我永远也别想中学毕业。我始终背不下来那个乘法表。”他称亚历杭德罗·塞拉尼为萨恰，这位后来的民主政治活动家、律师，是诗人中学的好友。聂鲁达当选为男子中学文学协会会长时，萨恰为该会秘书。当年他们经常一起复习功课，译英语诗。众所周知，内夫塔利最怕数学，萨恰花了不少工夫帮他复习。他们选择了能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地点，考廷河边。萨恰提议按学校的方式，学习45分钟休息一刻钟。内夫塔利却主张最好倒过来，每学15分钟，休息45分钟。萨恰当然不能让步，照此办理，还叫学习吗？！他们一起复习代数、几何，45分钟真让内夫塔利感到“度日如年”。他的目光常常被河水、岸上的花朵吸引过去。好不容易熬够了45分钟，他冲下河滩，捡那又圆又扁的石头和萨恰比赛打水漂儿。 要上大学首先就得中学毕业，得通过10年级期末考试。可是数学对内夫塔利来说是一堵可怕的、难以逾越的高墙。的确，萨恰费了很大劲帮他学数学，但真正有效地给他帮了大忙的还是校长先生，他“网开三面”让内夫塔利过了数学考试关。也许校长意识到，这个面对方程式、三角形不开窍的小伙子，在文学上却非同寻常。他的才能不是在数学上，而是在文学上。据说数年后在黑岛，已遐迩闻名的聂鲁达，眼镜滑到鼻尖上，用笔在纸上画着问他妹妹：“喂，劳丽达，5乘8等于几？”劳拉·雷耶斯怜悯地看着他，好像学校的老师面对愚不可教的学生，无可奈何地回答：“上帝啊！当然是等于40呀！”不管怎么说，内夫塔利·雷耶斯是过了数学考试关，“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 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它是聂鲁达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上的地位。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诗人忘乎所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不能重复已出版的诗集，必须和它们“决裂”。他渴望寻找新的大陆，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召唤：出发！ 就在此时，聂鲁达身边出现了一位酷爱旅行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刚从美国回来，唯一的梦想是再次登程上路。阿尔瓦罗的家在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的瓦尔帕莱索，那是一个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梦幻者的眼睛敞开大门的地方。1925年到1927年，聂鲁达经常去瓦尔帕莱索，和阿尔瓦罗一起，逛市场，游码头。而诗人最喜欢的，是爬上草木杂生的山峦眺望大海。那“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那种“会化为梦境的齑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永远地融注在他的灵魂之中。 在把聂鲁达引进家门之前，阿尔瓦罗提醒家人，不要缠着客人说话，因为诗人不喜欢闲聊。没想到诗人进门后不久，就和阿尔瓦罗的母亲聊上了，而且一聊就是两个小时。阿尔瓦罗的姐姐惊奇地问母亲他们谈什么谈了这么久？母亲回答：“谈怎么做生意。这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这是真的。当时的聂鲁达和阿尔瓦罗满脑瓜都是“生意经”，他们草拟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计划，简直成了智利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最大、最老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建者。。无论如何，得摆脱贫困。一旦不必再为每天的面包发愁，就可以安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写诗。真是万变不离其宗，诗人不管有多少奇思异想，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写诗。 离开智利到另一块土地上去耕耘、开拓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二十来岁、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诗人。在给阿尔维蒂娜的信中他写道：“我到瓦尔帕莱索准备乘船去欧洲……什么时候能走得成还不知道。‘阿德里亚娜’号轮船本来答应带我去德国，结果没成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今天得到派我去法国进修法语的通知，这两天就能知道有没有旅费。如果能拿到现钱，我就乘火车飞回去吻你。”……诗人急切地寻找各种可能走向世界，似乎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如愿。 直到1927年，“幸运”才来眷顾聂鲁达。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驻缅甸仰光领事。6月，诗人和他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起，由瓦尔帕莱索乘火车横越安第斯山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们用聂鲁达的一张头等船票换得两张三等船票，乘“巴登号”轮船去神奇的东方。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远航，从地处南极附近的小小共和国一直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他们穿大西洋，过地中海，经过里约热内卢、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科伦坡、新加坡、曼谷、上海、东京，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仰光。这是诗人第一次走出智利，走向世界。他大睁着两眼，兴致勃勃地观望着广阔而陌生的世界。圣地亚哥《民族报》陆续发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记事”。这些相当于诗人旅途日记的文章，文笔诙谐，文思敏捷。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进到了人的隐秘内心。 担任驻仰光领事，是聂鲁达多方设法奔走了两年才谋到的差事。那一天，诗人在外交部的保护人一连串报出了几个分散于世界各地、有领事职位空缺的城市，问他想去哪儿。被好运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当他拿到派驻仰光领事的委任书时，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城市究竟在哪儿。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厅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旧地球仪上找了很久，没想到仰光正在那个凹陷处，那儿是亚洲。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个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他只能告诉前来祝贺的朋友们，他将要去的是神奇的东方，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就在地球仪上的一个凹洞里。 曾经那么渴望早日离开智利的聂鲁达，绝不会想到，他穿洋过海，结果真是落进了凹洞——深井一样的孤寂之中。亏得他足够强健，未遭灭顶之灾。从1927年到1932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仰光、锡兰科伦坡、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任领事。评论家说：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是诗人精神危机的时代。诗人本人则作如是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聂鲁达在锡兰 作为领事，他的薪金是从领事馆收入（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没有保障。他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当地的三流店员。而且，当没有货物运往智利时，他就没有工资收入。他曾有一连5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可悲又可怕的记录。而领事馆必不可少的一切费用：家具费、房租、邮资等却都要由诗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他无权开支旅差费，当突然接到调令时，他甚至没有钱买票上路。他不得不像当年住膳宿公寓的穷学生时代那样，继续睡在简易行军床上。每个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资成了诗人的奢望。他仍然不能摆脱没有钱的窘况。当年圣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辛；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东方社会的贫穷苦难，更如噩梦般压在他心头。欧美人远隔重洋所津津乐道的、有着迷人异国情调的神奇东方，在诗人面前揭开了它那神秘虚幻的面纱，丧失了它罩在头上的诱人光环。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利安·维奥。等作家的小说，如今对他已完全丧失了魅力。他每天都在读一本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触目惊心的苦难。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诗人眼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触的是使他憎恶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物的强盗。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入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流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国家，等级森严，分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骄横的宗主国官员、商贾使用的地方，而这些生活在国中之国里的所谓上等人对当地人则充满鄙视。聂鲁达和这些偏见很深的欧美人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称他们是高雅的无耻之徒。最初他得到各种“忠告”，后来他们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们的抵制反而让诗人高兴：“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回首话沧桑》） 诗人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千百万人劳作，睡眠，出生，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这就是以文明自诩的殖民主义者对它的殖民帝国的恩赐。它离开自己的原有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厂、住房、医院，只留下监狱、垃圾，还有贫穷和苦难。诗人动情地听过眼神忧郁的当地青年以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反抗的歌，他们力图反抗贫穷和神明。这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一般的激情，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诗人进入真实生活。但是，“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这是他遇到的又一难题。全然不相通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传统，使他始终只能是个游离于东方社会生活之外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对于这一点，诗人在《回首话沧桑》中说得很形象：“处在每晚都穿无尾长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 诗人作为领事的外交官职权，他每隔3个月才有机会行使一次。到时候会有一只船从加尔各答开来，满载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和成箱的茶叶去智利。于是诗人就得发疯似的整整忙碌两天，在所有的有关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无所事事地等上3个月，才有下一班船从加尔各答开到。在这漫长的3个月中间，没有一个缅甸人想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遥远的智利；也没有一个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绕道，路过缅甸。诗人只能隐士般地独自在市场和寺院闲逛，消磨时光。 聂鲁达，就像“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感到无依无靠，感到孤独又寂寞。这孤寂，“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他“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叹息道：“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他怀念那如此遥远的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怀念他所爱的一切人，而最让他思念的人就是阿尔维蒂娜。 聂鲁达从东方，从他居留过的各个地方写信给阿尔维蒂娜。像当年在圣地亚哥膳宿公寓里一样，她的大照片被郑重地摆在独腿小圆桌上。这样，那双他觉得总不肯专注地凝视他的眼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视着他。诗人把新写的诗寄给她，并告诉她：“你会发现，我的诗仍然是为你写的。”“那些最好的诗都是写给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对她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会装载这么多亲吻。”阿尔维蒂娜于康塞普西翁大学毕业后，进了一所实验学校当教师，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时进修。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蒂娜比利时的住处。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爱恋。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诗人要求阿尔维蒂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蒂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人！他周到而具体地告诉阿尔维蒂娜应该怎么乘船来，什么时间，该在哪儿上船……焦灼的领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会到？ 诗人在让人厌烦、痛苦、麻木的孤独中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受着煎熬。他经常不得不一连几周缄口不语，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谈话的机会，根本不需发号施令，这个比影子还要安静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诗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愤怒，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曾把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的狗抱回来做伴，没想到这些狗也如此无情无义，吃饱了肚子就跑没影了。他甚至怀疑起自己还会不会说西班牙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寄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来，在这种几乎没有机会用西班牙语的环境中，他非常担心自己在写诗时会犯文法、拼写上的错误。 诗人焦急地、长久地、无望地等待着，他等到的是从比利时退回的他寄给阿尔维蒂娜的挂号信，信上批着：退回原处，他绝望了。当阿尔维蒂娜返回康塞普西翁后，诗人写去了一封绝交信。他原本希望阿尔维蒂娜能成为自己的妻子，以了他们多年爱情的夙愿。但是……现在，他要求：销毁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还他给她的所有照片。特别是那张用挂号信寄到布鲁塞尔的、诗人穿孟加拉服饰照的照片，他请她立即退回，说有急用。“永别了，阿尔维蒂娜。忘掉我，但要相信，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幸福。”这是一封绝交信，但并不是诗人给阿尔维蒂娜的最后一封信。 1932年，聂鲁达回智利时还从圣地亚哥给阿尔维蒂娜写过几封信。他报告一个她已经知道的消息：“你一定知道我已于1930年12月结婚。你不肯帮助我摆脱的孤独使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应该理解，我这么多年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太不对了。我在所有的电报、所有的信件中都说得很清楚，你一到科伦坡我们就结婚……阿尔维蒂娜，我已经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到了必需的钱……但现在我妹妹却说我是要求你去科伦坡和我同居而不是结婚，因此你拒绝了，还说：决不！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你的不理解，已经让我非常痛苦，现在还得忍受你的中伤……但是，还是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吧，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满怀希望。” 最后一封信写于1932年6月11日，于圣地亚哥。诗人的心并没有找到归宿，他茫然而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你……而你依然和从前一样无情无义。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肯去我那儿。”半个世纪之后，阿尔维蒂娜回忆起当年，简略而平静地谈起遥远的往事：“巴勃罗从仰光写信给我，要求我去和他结婚。后来我去了巴黎、伦敦，和一位女朋友一起过复活节。巴勃罗给我的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一些被退了回去，这使他很生气。”事情果真是这么简单，仅仅是由于误会吗？恐怕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人对阿尔维蒂娜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都不敢苟同。被孤寂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的聂鲁达结了婚。他的妻子是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诗人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描述说：“她比我稍微高一点，黄头发，蓝眼睛。因为我不懂荷兰语，她不懂西班牙语，我们就用我俩都能说得相当好的英语交谈……”是的，她不懂西班牙语，尽管她曾开始学习，但并没有学会。显然，她没有学会的不仅是语言。 但是，在这孤寂的荒漠中，聂鲁达还是找到了绿洲。他写道：“读书、听音乐、洗海水澡是多么愉快啊！”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读书机会，读书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他从来没有像在那个孤独年代那样读那么多书，而且读得那么高兴。在他结交的有数的几位好朋友中，有一位叫莱昂内尔·温特，他拥有一座大图书馆，而且能收到英国最新出版的书。他每周都派人骑车给聂鲁达送一袋书去，成为诗人精神食粮的慷慨供给者。 诗人说他那段时间里阅读的作品，排列起来可达好几公里长，对他有吸引力的只有文学。“我不时回到兰波、克维多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去。《斯万之家》《斯万之家》，法国作家、意识流先驱普鲁斯特的多卷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苦闷、爱情和妒忌。”（《回首话沧桑》）那个时代英国名作家T。S.艾略特T。S.艾略特（1888—1965），当代英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批评家和诗人。和D。H.劳伦斯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作品他更是读得手不释卷。他熟读斯蒂文森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著名小说《金银岛》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为以挖掘宝藏为题材的小说开了先例。和狄更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共写有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的作品，以至通过这些小说对伦敦的大街小巷、酒吧都了如指掌。……毫无疑问，这种广泛、深入的阅读对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聂鲁达曾说过，他在东方当领事这几年，过的是形同流放的生活。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智利外交部那架“旧地球仪上的一个小洞里”，而且是在真实的地球上的一个凹洞里，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而诗人自己，则落入无边的孤寂之中。但孤独和无所作为并不是同义词。远隔重洋在“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移植”，使他有了痛苦然而并非无益的新的人生阅历。诗人在自己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中，把他在东方遭受的这种孤独名之为“灿烂的孤独”，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诗人的资质和他所具有的语言和见解都发自内心肺腑的特性，使他的孤寂、忧郁、苦闷和焦虑转化为诗歌。在这个阶段，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研究着死的辞典” 评论家说《大地上的居所》的开头部分是属于智利的。在诗人去遥远的东方之前，即1927年之前，其中的诗至少已有4首在智利先后发表在不同杂志上。《小夜曲》：1925年12月（《Z字形》）；《病痛》：1926年7月（《雅典娜》）；《死的奔驰》：1926年8月（《光明》）；《重重磨难》：1926年12月（《雅典娜》）。《病痛》和《重重磨难》后来收入《大地上的居所》时分别改名为《冬天里写下的情歌》和《幻影》。完成于智利的诗除了已发表的这4首外，还有大约8首或12首。确切数字虽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部分诗构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的核心内容。而其他部分——从数量上说是大部分——则完成于东方。 这个时期，尽管聂鲁达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甚至还相当辉煌，但是诗人自己却觉得这是他的心灵饱受磨难的时期：无论是他的存在还是他的作品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他的计划总是落空，他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这使他感到痛苦。首先是，他强烈渴望的旅行——到别的土地上去，不管是去哪儿——尽管有过种种诱人的可能，可哪一次也未成行。再有，就是他那位在外交部的保护人、领事司司长的许诺长达两年一拖再拖地不能兑现——尽管这位官员一再保证：诗人“在国外的职位十拿九稳”，“随时都可能拿到委任状”。特别是，作为诗人生活重要内容的爱情带给他的也是焦灼不安。在诗人和所爱的女人之间，有爱情的欢乐，更有离别、苦思，甚至疏远，还有他始终无法摆脱的魔影——贫穷，这是他中途辍学的重要原因。 诗人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尝试”，他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围绕着他的是严酷的破灭： 如灰烬，如遍布的海洋， 在沉没的徐缓中，在无定形之中， …… 哎呀，我苍白的心不能包容， 热泪几乎滚滚流出。 ——《死的奔驰》 在1925年到1927年写成于圣地亚哥的《拂晓之弱》中写道： 不幸者们的日子，破晓苍白的一天 带着灰蒙蒙的力量，带着揪心的寒气…… 那是诗人精神沮丧的日子，纷乱的思绪、揪心的惶惑： 没有可忙的，没有可乐的，也没有可自豪的， 一切都变得明显的贫乏。 本应灿烂的阳光，在诗人眼中竟然： 不像钟声，更似泪流。 而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则是： 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 雨水浇在我身上，雨水和我一个样， 它怪模怪样，孤独地待在这死亡的世上， 它本不肯落下尘埃，可是没有坚强的形状。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诗人启程去东方。尽管这职务是诗人自己谋求的，但这“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在东方的生活，对于他实际上形同流放。他的孤独感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那《一支绝望的歌》开始，到东方后，愈演愈烈，几乎是到了极点。他在智利时就曾经写过：“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而此时，那“散乱”已经成了“混乱”。在他的周围只有破灭、遗弃，一切趋向死亡。整个世界都在解体之中：混乱、无序，他看到的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死亡。他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在这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的东方，诗人处于一种失根的心态之中。 于是他的笔下写出了：“从我心中揪出地狱的主管，/规定出那无尽期的伤心条款。”“我四处游荡，耽于幻想。”（《梦中的马》）他悲叹：“我埋头劳动，围着自己打转，/仿佛乌鸦围着死尸，那服丧的乌鸦。”他感到窒息：“一个单位混乱的极端帝国/联合起来包围着我。”（《单位》）他的周围是寂寞，死一般的沉寂：“阴郁地落下来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复活的悲伤，是忘却。在我那没有肖像的卧室里，在我这身没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积可以永存？缓慢而笔直的阳光如何浓缩才能成为一个深色的水滴。”（《荒无人烟》）“被黑色拂晓捆住又经过醍醐灌顶的天文学博士们，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痛哭的。”（《夜间的规定》）正是：“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回首话沧桑》） 按照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研究着死的辞典，跳着孤独的探戈舞”。《大地上的居所》由三组诗歌一组散文诗组成。这三组诗歌的标题（同时也是每组诗歌第一首诗的标题）分别为：《死的奔驰》《孤独的骑士》《诗歌》，散文诗的标题是：《士兵之夜》。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从其中一些诗歌的标题大致就可以看出一二。如：《梦中的马》《冬天里写下的情歌》《缓慢的悲吟》《黑夜的收藏》《不可抵抗的》《阴郁的系统》《奏鸣曲与毁灭》《荒无人烟》《东方的葬礼》《鳏夫的探戈》《寒冷的工作》《意味着黑暗》……当然，要确切地把握，仅看标题远远不够，必须对每组每篇诗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有研究者把诗集的主题概括为死亡和孤寂。著名的聂鲁达诗歌研究家阿马多·阿隆索阿马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聂鲁达诗歌的著名研究者和解释者。认为，诗人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他笔下的混乱状态是彻底的。阿隆索评论说：“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一颗奇特的、痛苦的、阴影重重的心。诗篇充满破灭、孤寂、死亡，被严重扭曲的创伤、颓废。”“《大地上的居所》没有一页不表现毁灭的绝望，这就是诗人耳闻目睹、观察所体验的不可克服的悲观厌世情绪。” 诗人采取了相应的特殊方式，来表现这样的特定内容。对于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研究者有各种颇为详尽的分析。例如诗集中的象征。诗人常赋予某些词以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些词的数量相当大，即诗人表述个人见解的象征是丰富的：蜜蜂、宝剑、火焰、葡萄、蚂蚁、蝴蝶、野鸽、鱼、盐、玫瑰，甚至石头、土地、面包、小麦，都是他诗中常用到的富有意味的词语。野鸽、蜜蜂、玫瑰象征着生命和活力，石头、土地、面包象征着基础和纯洁……而且这种种象征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固定的。但从总体上可以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词汇中，隐含着爱情、生气、欢愉、仇恨、否定、梦幻，这些词语包含着诗人对生活特定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看法。 《大地上的居所》不是一部容易读懂的诗集，它的诗句读起来不大像创作而像翻译。它的许多诗作缺乏正常的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有评论说：“诗人关于分崩离析的感觉，在书中处处出现。”“在书中，他将逻辑和句法作为他的内在见识的形式后果加以摒弃。其结果就是一种通过分裂的思想、句子和词语所得到的崩溃的启示。在这些书里难以发现一行诗没有亵渎不敬。” 诗人以这样的特定手法表现了他瞬息万变的感情、矛盾的心理，这表明了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发自肺腑的真实性特点。但对读者来说，却往往成了晦涩、神秘，甚至类似梦游者的呓语，令人费解，难以引起共鸣。这个时期聂鲁达读了大量西方作家特别是那个时代名家的作品，而当时的西方，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有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各自开辟新的蹊径的时代。面对这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主义，诗人虽有困惑不解，但也难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诗人是在模仿象征主义的代表作《荒原》，恐怕也不无道理。 评论家阿马多·阿隆索等提出：《大地上的居所》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这可不是个小题目，谁是谁非？结论只能下在深入研究之后。但说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大概总不为过。例如在语言方面，超现实主义主张语言革命，推崇意象自由联想和文字自由联用，这两种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非逻辑论。即用强力使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文字凑合或组合在一起，取得逻辑思维所达不到的奇异效果。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在这部诗集中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突出的。 反对者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他们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等认为梦幻比理性更能真实地反映世界，所以要表现思维的实际功能，就必须摆脱逻辑、道德、审美等方面的一切束缚，在下意识状态里进行写作，即所谓的“自动写作法”。以这个尺度来衡量，《大地上的居所》显然不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诗人在下意识中用“自动写作法”写就的作品，而是有明确创作意图、有特定美学追求的，有意识、自觉的创作。 贫穷、孤寂，遥远而又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爱情，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殖民统治下东方惨烈的愚昧、贫苦……这一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忧郁、焦虑、冲动、谴责乃至抗议，他的诗就在这种狂热的心境中骚动地迸涌。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2005），智利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在评论《大地上的居所》时说得好：“在描述那种巨大的混乱状态时，聂鲁达前无古人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惧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坏的传统留给他们的错误意识，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独，作为失败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面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过热带丛林、海洋和山脉对他们的压迫，以及由于剥削、贫困和疾病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位智利文学评论家在诗集中看到了这种起着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对后来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之所以会发生那种被认为是“突然变化”的最好解释。而诗人自己则说《大地上的居所》“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诗人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回首话沧桑》）。可见，这部诗集与超现实主义的下意识、“自动写作法”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聂鲁达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数量少。在东方当领事的5年中，他完成的作品只有一部：《大地上的居所》。他被移植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切对于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本来完全可以都转化为诗，但实际并不如此。在寂寞中除了写作几乎没有别的可干的聂鲁达却写得很少。他自己就这么说过：“我那个时期写出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大地上的居所》中的这些诗。”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由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诗人在回忆中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这是根本原因。 诗人对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追求，他在创作上的刻意求工，也是这部诗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由智利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的《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中已相当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追求，尽管这部作品明显受到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等很大影响。《大地上的居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是出自同一“矿层”，表现了诗人同样的创新追求，但却形成不同“矿脉”。前者的追求更加强烈，而且更有成效。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诗人以特殊方式表现了世界的混乱性，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通过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思想、情感和体验创造一种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去表现混乱的世界。”而诗人笔下的混乱状态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荡着推动新世界产生的力量。他的视觉和表述都是独特的——聂鲁达式的。他在道德、审美方面都有明确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头一次有了显著成效。 聂鲁达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所描写的多是时代的重大题材。而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他追求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力求将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种追求和努力开始得很早，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已初见成效。正如诗人后来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这种创作态度就从那个时代开始。 落成艰难的“居所” 在聂鲁达的作品中，《大地上的居所》是一部命途多舛的诗集。诗人胳臂下夹着这本诗稿，东奔西走地为它找出版社，足足找了6年之久。1927年6月，聂鲁达起程去东方赴任，途经欧洲。7月16日一到马德里他就开始寻找，希望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他已完成的那部分诗稿。为此他拜访了多位作家，特别是满怀希望地拜访了西班牙诗人、极端主义运动理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吉列尔莫·德托雷（1900—1971），西班牙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他认真地读完了聂鲁达的诗稿，然后以朋友的坦诚说，他看不懂这些诗，他不能理解作者通过这些诗想要说明些什么。而这还只是一连串失望的开头。当然聂鲁达始终没放弃过努力。 下一站是巴黎，诗人在法国首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和旅居巴黎的南美洲同胞们进行了广泛接触，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就在那儿，他认识了杰出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智利著名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当时也在巴黎。聂鲁达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位麦塞纳斯麦塞纳斯，古罗马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他通过亲信麦塞纳斯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团结在自己周围。因此麦塞纳斯后来成为文学家的保护人的代称。，而且竟然找到了，这就是阿尔弗雷多·孔东。孔东是位年轻的智利外交官、作家，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以慷慨豪爽著名。更重要的是他与巴黎和欧洲许多大都市的文化界关系密切，是许多文化人的朋友。 孔东非常欣赏聂鲁达的作品。1927年12月，他在马德里《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欧洲读者评介聂鲁达一年前在圣地亚哥出版的诗集《指环》。这大概是在欧洲发表的评介智利诗人聂鲁达和他的作品的第一篇文章。而正是这同一个《文艺报》几个月前曾让聂鲁达吃了闭门羹。聂鲁达在巴黎只停留几天就去了东方，但是巴黎的麦塞纳斯没有忘记他。孔东不遗余力地在西班牙作家朋友中介绍、宣传聂鲁达的作品，希望推动他们为出版诗人的这部诗集出力。拉斐尔·阿尔维蒂拉斐尔·阿尔维蒂（1902—1999），西班牙诗人。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 这位西班牙卡迪斯诗人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中描述了有关情况。在一个大雨之夜阿尔维蒂拿到了一部奇特的诗稿，是智利使馆秘书阿尔弗雷多·孔东带给他的。诗集的名字是：《大地上的居所》，作者：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对于西班牙作家来说颇为陌生的名字。读着这些与西班牙诗歌的韵律和情调全然不同的诗歌，阿尔维蒂真是又惊又喜，十分钦佩。他立刻打听作者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得知聂鲁达是智利驻爪哇领事，远离祖国和自己熟悉的语言，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孤寂与绝望之中。孤独的领事的唯一希望是这部诗稿能早日出版。 热心的阿尔维蒂立即行动起来，把帮助远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诗人当成自己的分内事。他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获是，《西方杂志》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1期上选登了诗稿中的3首诗：《死的奔驰》《小夜曲》《梦中的马》。阿尔维蒂不甘心于这种失败。为了让西班牙，首先是当时杰出的年轻一代诗人——“二七年一代”，在诗稿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能早日认识它，阿尔维蒂采用了新的战术。他带着诗稿走遍马德里，哪儿有诗人聚会，他就去哪儿朗诵。没多久，这部尚未出版的诗稿在新一代诗人中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一群年轻诗人加入了阿尔维蒂的队伍，成为聂鲁达诗歌的热情宣传者。这在西班牙堪称一个文学奇观。对此，聂鲁达曾有过评说：“我收进《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维蒂、洛尔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阿莱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迭戈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一代优秀诗人，“二七年一代”成员。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陷于孤寂中的聂鲁达渴望着他的诗集能早日问世。他十分担心这部诗集会“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经过时。诗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八方发信询问、联系出版事宜。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的带给诗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间就破灭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这部诗稿，并决定出版。可惜就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出版社就倒闭了。这让聂鲁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诗人本人大失所望。 诗人的忠实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尔·埃安迪建议他在阿根廷出版。尽管诗人渴望他的诗集能早日出版，但他还是坚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偏远外省，马德里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在圣地亚哥出版的难度要小得多。“在那儿，有一位出版商无论如何总会接受我的作品并支付稿费。”诗人在信中这样答复埃安迪。同时，他对智利可能出现的尖刻评论也心怀疑惧。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埃安迪，你还记得我那些名为《我们在一起》的诗吗？它们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来三四篇通篇是辱骂的评论，说这是我的愚蠢的产物。” 西班牙对这部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蒂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出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交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部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儿，不管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出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马德里“十字与线条”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进步诗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做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出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蒂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热”，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种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种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子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诗人。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出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谴责。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出了东方，走出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进步而战的自觉战士。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进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处了。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我否定了它们。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投入火热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出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 聂鲁达找到了正确的创作原则，而且坚持了一生。但他对自己具体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变化的。不久诗人就“赦免”了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许它们再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些抒写了“往昔的痛苦”的作品做了如下评述：“在某些场合，我也讲过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此版以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当代拉美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为序。他写道：“巴勃罗，我非常理解，你作为诗人的人生道路已经使你远离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认为必要的态度摒弃了它们。你后来的诗，继续由你的生活涌流而出的伟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斗士的意识中远比这两卷诗重要得多。”这位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踢石戏》闻名于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这两卷神秘费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硕壮的种子。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着你未来的诗篇；而且，与此同时——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它们还孕育了你这位革命诗人。”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它是聂鲁达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智利诗坛上的地位。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诗人忘乎所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不能重复已出版的诗集，必须和它们“决裂”。他渴望寻找新的大陆，进行新的创造。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他召唤：出发！ 就在此时，聂鲁达身边出现了一位酷爱旅行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刚从美国回来，唯一的梦想是再次登程上路。阿尔瓦罗的家在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的瓦尔帕莱索，那是一个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梦幻者的眼睛敞开大门的地方。1925年到1927年，聂鲁达经常去瓦尔帕莱索，和阿尔瓦罗一起，逛市场，游码头。而诗人最喜欢的，是爬上草木杂生的山峦眺望大海。那“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那种“会化为梦境的齑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永远地融注在他的灵魂之中。 在把聂鲁达引进家门之前，阿尔瓦罗提醒家人，不要缠着客人说话，因为诗人不喜欢闲聊。没想到诗人进门后不久，就和阿尔瓦罗的母亲聊上了，而且一聊就是两个小时。阿尔瓦罗的姐姐惊奇地问母亲他们谈什么谈了这么久？母亲回答：“谈怎么做生意。这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这是真的。当时的聂鲁达和阿尔瓦罗满脑瓜都是“生意经”，他们草拟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计划，简直成了智利的洛克菲勒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最大、最老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的创建者。。无论如何，得摆脱贫困。一旦不必再为每天的面包发愁，就可以安下心来全力以赴地写诗。真是万变不离其宗，诗人不管有多少奇思异想，都离不开一个根本：写诗。 离开智利到另一块土地上去耕耘、开拓的念头强烈地吸引着二十来岁、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年轻诗人。在给阿尔维蒂娜的信中他写道：“我到瓦尔帕莱索准备乘船去欧洲……什么时候能走得成还不知道。‘阿德里亚娜’号轮船本来答应带我去德国，结果没成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今天得到派我去法国进修法语的通知，这两天就能知道有没有旅费。如果能拿到现钱，我就乘火车飞回去吻你。”……诗人急切地寻找各种可能走向世界，似乎也有过一次又一次机会，但他始终未能如愿。 直到1927年，“幸运”才来眷顾聂鲁达。这一年，他被任命为驻缅甸仰光领事。6月，诗人和他的朋友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起，由瓦尔帕莱索乘火车横越安第斯山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们用聂鲁达的一张头等船票换得两张三等船票，乘“巴登号”轮船去神奇的东方。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远航，从地处南极附近的小小共和国一直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他们穿大西洋，过地中海，经过里约热内卢、里斯本、马德里、巴黎、马赛、科伦坡、新加坡、曼谷、上海、东京，最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仰光。这是诗人第一次走出智利，走向世界。他大睁着两眼，兴致勃勃地观望着广阔而陌生的世界。圣地亚哥《民族报》陆续发表了多篇他在旅途中寄回的“记事”。这些相当于诗人旅途日记的文章，文笔诙谐，文思敏捷。他的目光，不但深入了自然，而且掘进到了人的隐秘内心。 担任驻仰光领事，是聂鲁达多方设法奔走了两年才谋到的差事。那一天，诗人在外交部的保护人一连串报出了几个分散于世界各地、有领事职位空缺的城市，问他想去哪儿。被好运突降弄得不知所措的诗人，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当他拿到派驻仰光领事的委任书时，甚至还弄不清这个城市究竟在哪儿。他和朋友在外交部大厅那架有道很深凹痕的旧地球仪上找了很久，没想到仰光正在那个凹陷处，那儿是亚洲。当他兴高采烈地走到街上，又忘了那个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而又如此重要的名字。他只能告诉前来祝贺的朋友们，他将要去的是神奇的东方，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就在地球仪上的一个凹洞里。 曾经那么渴望早日离开智利的聂鲁达，绝不会想到，他穿洋过海，结果真是落进了凹洞——深井一样的孤寂之中。亏得他足够强健，未遭灭顶之灾。从1927年到1932年，聂鲁达先后在缅甸仰光、锡兰科伦坡、爪哇巴达维亚、新加坡任领事。评论家说：这是诗人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这是诗人精神危机的时代。诗人本人则作如是说：“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聂鲁达在锡兰 作为领事，他的薪金是从领事馆收入（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中提取的，不但非常微薄而且没有保障。他的平均工资，仅相当于当地的三流店员。而且，当没有货物运往智利时，他就没有工资收入。他曾有一连5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可悲又可怕的记录。而领事馆必不可少的一切费用：家具费、房租、邮资等却都要由诗人一天不差地按月支付。他无权开支旅差费，当突然接到调令时，他甚至没有钱买票上路。他不得不像当年住膳宿公寓的穷学生时代那样，继续睡在简易行军床上。每个月末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可以糊口的工资成了诗人的奢望。他仍然不能摆脱没有钱的窘况。当年圣地亚哥的穷大学生，如今虽然当了领事，依然甩不掉一个穷字。 然而，使他感到痛苦的不仅仅是穷领事生活的艰辛；他所面对的一个真实的东方社会的贫穷苦难，更如噩梦般压在他心头。欧美人远隔重洋所津津乐道的、有着迷人异国情调的神奇东方，在诗人面前揭开了它那神秘虚幻的面纱，丧失了它罩在头上的诱人光环。曾经强烈吸引过他的描写东方风土人情的洛蒂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利安·维奥。等作家的小说，如今对他已完全丧失了魅力。他每天都在读一本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东方现实生活的书。他生活在英国和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国家，残酷的殖民统治，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打上了野蛮的烙印。他不能不直面浮游在周围的惨淡的人生，正视触目惊心的苦难。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诗人眼见的是剥削、贫困和愚昧，接触的是使他憎恶的殖民政府的官僚、商贾和公开劫掠东方珍贵文物的强盗。东方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 在圣地亚哥，聂鲁达朋友成群，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之中。而在这遥远的东方，他却落入无边的孤独中，过着形同流放的生活。他所在的国家，等级森严，分为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骄横的宗主国官员、商贾使用的地方，而这些生活在国中之国里的所谓上等人对当地人则充满鄙视。聂鲁达和这些偏见很深的欧美人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他称他们是高雅的无耻之徒。最初他得到各种“忠告”，后来他们就不再跟他打招呼。但他们的抵制反而让诗人高兴：“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回首话沧桑》） 诗人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千百万人劳作，睡眠，出生，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这就是以文明自诩的殖民主义者对它的殖民帝国的恩赐。它离开自己的原有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厂、住房、医院，只留下监狱、垃圾，还有贫穷和苦难。诗人动情地听过眼神忧郁的当地青年以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反抗的歌，他们力图反抗贫穷和神明。这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和它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一般的激情，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诗人进入真实生活。但是，“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这是他遇到的又一难题。全然不相通的语言，迥异的文化传统，使他始终只能是个游离于东方社会生活之外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对于这一点，诗人在《回首话沧桑》中说得很形象：“处在每晚都穿无尾长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 诗人作为领事的外交官职权，他每隔3个月才有机会行使一次。到时候会有一只船从加尔各答开来，满载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和成箱的茶叶去智利。于是诗人就得发疯似的整整忙碌两天，在所有的有关文件上签字盖章。然后，无所事事地等上3个月，才有下一班船从加尔各答开到。在这漫长的3个月中间，没有一个缅甸人想去对他们来说是极其遥远的智利；也没有一个智利人，哪怕是偶然绕道，路过缅甸。诗人只能隐士般地独自在市场和寺院闲逛，消磨时光。 聂鲁达，就像“一个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外来人”，感到无依无靠，感到孤独又寂寞。这孤寂，“硬得像监狱的墙壁，即使你拼命尖叫号哭，让自己一头撞死，也不会有人理会”。他“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禁叹息道：“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他怀念那如此遥远的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怀念他所爱的一切人，而最让他思念的人就是阿尔维蒂娜。 聂鲁达从东方，从他居留过的各个地方写信给阿尔维蒂娜。像当年在圣地亚哥膳宿公寓里一样，她的大照片被郑重地摆在独腿小圆桌上。这样，那双他觉得总不肯专注地凝视他的眼睛就不能不白天黑夜地注视着他。诗人把新写的诗寄给她，并告诉她：“你会发现，我的诗仍然是为你写的。”“那些最好的诗都是写给你的。”他寄去航空信，对她说，“从来没有一架飞机，会装载这么多亲吻。”阿尔维蒂娜于康塞普西翁大学毕业后，进了一所实验学校当教师，不久即被派往比利时进修。诗人的信件很快就追踪而至，源源不断地寄到了阿尔维蒂娜比利时的住处。 这些信，一如既往，满载着思念和爱恋。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敦促。诗人要求阿尔维蒂娜尽快到东方来和他结婚，为此他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已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了必需的经费……他再不能忍受孤独的折磨，他已经受够了。诗人郑重地对阿尔维蒂娜说明：这是决定他们在生活中能否走到一起的最后机会。如果她执意不来，他将不得不和别人结婚。这不能怪他无情，最残酷的是她不肯来。因为，诗人从来没有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人！他周到而具体地告诉阿尔维蒂娜应该怎么乘船来，什么时间，该在哪儿上船……焦灼的领事每天都在想：她今天可能会到？ 诗人在让人厌烦、痛苦、麻木的孤独中焦急地盼望着、等待着，受着煎熬。他经常不得不一连几周缄口不语，因为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交谈，甚至和仆人都找不到谈话的机会，根本不需发号施令，这个比影子还要安静的仆人就安排好了一切。诗人的焦灼、失望以至愤怒，都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曾把在街上游荡、无家可归的狗抱回来做伴，没想到这些狗也如此无情无义，吃饱了肚子就跑没影了。他甚至怀疑起自己还会不会说西班牙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寄一本西班牙语字典来，在这种几乎没有机会用西班牙语的环境中，他非常担心自己在写诗时会犯文法、拼写上的错误。 诗人焦急地、长久地、无望地等待着，他等到的是从比利时退回的他寄给阿尔维蒂娜的挂号信，信上批着：退回原处，他绝望了。当阿尔维蒂娜返回康塞普西翁后，诗人写去了一封绝交信。他原本希望阿尔维蒂娜能成为自己的妻子，以了他们多年爱情的夙愿。但是……现在，他要求：销毁留在她手中的他的所有信件和物品，退还他给她的所有照片。特别是那张用挂号信寄到布鲁塞尔的、诗人穿孟加拉服饰照的照片，他请她立即退回，说有急用。“永别了，阿尔维蒂娜。忘掉我，但要相信，我唯一的希望是你能幸福。”这是一封绝交信，但并不是诗人给阿尔维蒂娜的最后一封信。 1932年，聂鲁达回智利时还从圣地亚哥给阿尔维蒂娜写过几封信。他报告一个她已经知道的消息：“你一定知道我已于1930年12月结婚。你不肯帮助我摆脱的孤独使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你应该理解，我这么多年过的是被流放的生活。”诗人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觉得你做得太不对了。我在所有的电报、所有的信件中都说得很清楚，你一到科伦坡我们就结婚……阿尔维蒂娜，我已经得到了结婚批准，申请到了必需的钱……但现在我妹妹却说我是要求你去科伦坡和我同居而不是结婚，因此你拒绝了，还说：决不！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你的不理解，已经让我非常痛苦，现在还得忍受你的中伤……但是，还是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往事吧，让我们成为朋友，让我们满怀希望。” 最后一封信写于1932年6月11日，于圣地亚哥。诗人的心并没有找到归宿，他茫然而痛苦：“我每天都在想念你……而你依然和从前一样无情无义。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你在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肯去我那儿。”半个世纪之后，阿尔维蒂娜回忆起当年，简略而平静地谈起遥远的往事：“巴勃罗从仰光写信给我，要求我去和他结婚。后来我去了巴黎、伦敦，和一位女朋友一起过复活节。巴勃罗给我的信我收到得很晚，有一些被退了回去，这使他很生气。”事情果真是这么简单，仅仅是由于误会吗？恐怕稍微了解一些内情的人对阿尔维蒂娜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都不敢苟同。被孤寂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的聂鲁达结了婚。他的妻子是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诗人在给他父母的信中描述说：“她比我稍微高一点，黄头发，蓝眼睛。因为我不懂荷兰语，她不懂西班牙语，我们就用我俩都能说得相当好的英语交谈……”是的，她不懂西班牙语，尽管她曾开始学习，但并没有学会。显然，她没有学会的不仅是语言。 但是，在这孤寂的荒漠中，聂鲁达还是找到了绿洲。他写道：“读书、听音乐、洗海水澡是多么愉快啊！”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读书机会，读书成了他唯一的乐趣。他从来没有像在那个孤独年代那样读那么多书，而且读得那么高兴。在他结交的有数的几位好朋友中，有一位叫莱昂内尔·温特，他拥有一座大图书馆，而且能收到英国最新出版的书。他每周都派人骑车给聂鲁达送一袋书去，成为诗人精神食粮的慷慨供给者。 诗人说他那段时间里阅读的作品，排列起来可达好几公里长，对他有吸引力的只有文学。“我不时回到兰波、克维多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去。《斯万之家》《斯万之家》，法国作家、意识流先驱普鲁斯特的多卷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苦闷、爱情和妒忌。”（《回首话沧桑》）那个时代英国名作家T。S.艾略特T。S.艾略特（1888—1965），当代英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批评家和诗人。和D。H.劳伦斯D。H.劳伦斯（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作品他更是读得手不释卷。他熟读斯蒂文森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著名小说《金银岛》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为以挖掘宝藏为题材的小说开了先例。和狄更斯狄更斯（1812—1870），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共写有14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以及杂文、游记、戏剧等。文学成就对世界文学影响巨大。的作品，以至通过这些小说对伦敦的大街小巷、酒吧都了如指掌。……毫无疑问，这种广泛、深入的阅读对他的诗歌创作，首先是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不能不产生重要影响。 聂鲁达曾说过，他在东方当领事这几年，过的是形同流放的生活。他被派驻当领事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智利外交部那架“旧地球仪上的一个小洞里”，而且是在真实的地球上的一个凹洞里，是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而诗人自己，则落入无边的孤寂之中。但孤独和无所作为并不是同义词。远隔重洋在“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的“移植”，使他有了痛苦然而并非无益的新的人生阅历。诗人在自己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中，把他在东方遭受的这种孤独名之为“灿烂的孤独”，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诗人的资质和他所具有的语言和见解都发自内心肺腑的特性，使他的孤寂、忧郁、苦闷和焦虑转化为诗歌。在这个阶段，聂鲁达完成了他的又一部重要诗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 “研究着死的辞典” 评论家说《大地上的居所》的开头部分是属于智利的。在诗人去遥远的东方之前，即1927年之前，其中的诗至少已有4首在智利先后发表在不同杂志上。《小夜曲》：1925年12月（《Z字形》）；《病痛》：1926年7月（《雅典娜》）；《死的奔驰》：1926年8月（《光明》）；《重重磨难》：1926年12月（《雅典娜》）。《病痛》和《重重磨难》后来收入《大地上的居所》时分别改名为《冬天里写下的情歌》和《幻影》。完成于智利的诗除了已发表的这4首外，还有大约8首或12首。确切数字虽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部分诗构成了《大地上的居所》的核心内容。而其他部分——从数量上说是大部分——则完成于东方。 这个时期，尽管聂鲁达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甚至还相当辉煌，但是诗人自己却觉得这是他的心灵饱受磨难的时期：无论是他的存在还是他的作品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他的计划总是落空，他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这使他感到痛苦。首先是，他强烈渴望的旅行——到别的土地上去，不管是去哪儿——尽管有过种种诱人的可能，可哪一次也未成行。再有，就是他那位在外交部的保护人、领事司司长的许诺长达两年一拖再拖地不能兑现——尽管这位官员一再保证：诗人“在国外的职位十拿九稳”，“随时都可能拿到委任状”。特别是，作为诗人生活重要内容的爱情带给他的也是焦灼不安。在诗人和所爱的女人之间，有爱情的欢乐，更有离别、苦思，甚至疏远，还有他始终无法摆脱的魔影——贫穷，这是他中途辍学的重要原因。 诗人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尝试”，他的一切希望，都付诸东流，围绕着他的是严酷的破灭： 如灰烬，如遍布的海洋， 在沉没的徐缓中，在无定形之中， …… 哎呀，我苍白的心不能包容， 热泪几乎滚滚流出。 ——《死的奔驰》 在1925年到1927年写成于圣地亚哥的《拂晓之弱》中写道： 不幸者们的日子，破晓苍白的一天 带着灰蒙蒙的力量，带着揪心的寒气…… 那是诗人精神沮丧的日子，纷乱的思绪、揪心的惶惑： 没有可忙的，没有可乐的，也没有可自豪的， 一切都变得明显的贫乏。 本应灿烂的阳光，在诗人眼中竟然： 不像钟声，更似泪流。 而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则是： 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 雨水浇在我身上，雨水和我一个样， 它怪模怪样，孤独地待在这死亡的世上， 它本不肯落下尘埃，可是没有坚强的形状。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诗人启程去东方。尽管这职务是诗人自己谋求的，但这“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在东方的生活，对于他实际上形同流放。他的孤独感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那《一支绝望的歌》开始，到东方后，愈演愈烈，几乎是到了极点。他在智利时就曾经写过：“我孤独地待在散乱的物质里”，而此时，那“散乱”已经成了“混乱”。在他的周围只有破灭、遗弃，一切趋向死亡。整个世界都在解体之中：混乱、无序，他看到的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死亡。他被“移植到狂烈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在这神奇与腐朽同在、智慧和愚昧并存的东方，诗人处于一种失根的心态之中。 于是他的笔下写出了：“从我心中揪出地狱的主管，/规定出那无尽期的伤心条款。”“我四处游荡，耽于幻想。”（《梦中的马》）他悲叹：“我埋头劳动，围着自己打转，/仿佛乌鸦围着死尸，那服丧的乌鸦。”他感到窒息：“一个单位混乱的极端帝国/联合起来包围着我。”（《单位》）他的周围是寂寞，死一般的沉寂：“阴郁地落下来的雨的冰冷原料是不能复活的悲伤，是忘却。在我那没有肖像的卧室里，在我这身没有光亮的衣服上，多大的容积可以永存？缓慢而笔直的阳光如何浓缩才能成为一个深色的水滴。”（《荒无人烟》）“被黑色拂晓捆住又经过醍醐灌顶的天文学博士们，如果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痛哭的。”（《夜间的规定》）正是：“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回首话沧桑》） 按照聂鲁达自己的说法，他是在“研究着死的辞典，跳着孤独的探戈舞”。《大地上的居所》由三组诗歌一组散文诗组成。这三组诗歌的标题（同时也是每组诗歌第一首诗的标题）分别为：《死的奔驰》《孤独的骑士》《诗歌》，散文诗的标题是：《士兵之夜》。究竟写的是什么呢？从其中一些诗歌的标题大致就可以看出一二。如：《梦中的马》《冬天里写下的情歌》《缓慢的悲吟》《黑夜的收藏》《不可抵抗的》《阴郁的系统》《奏鸣曲与毁灭》《荒无人烟》《东方的葬礼》《鳏夫的探戈》《寒冷的工作》《意味着黑暗》……当然，要确切地把握，仅看标题远远不够，必须对每组每篇诗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有研究者把诗集的主题概括为死亡和孤寂。著名的聂鲁达诗歌研究家阿马多·阿隆索阿马多·阿隆索（1896—1952），西班牙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聂鲁达诗歌的著名研究者和解释者。认为，诗人对世界末日的启示录式的描述是他的唯一宣言，他笔下的混乱状态是彻底的。阿隆索评论说：“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一颗奇特的、痛苦的、阴影重重的心。诗篇充满破灭、孤寂、死亡，被严重扭曲的创伤、颓废。”“《大地上的居所》没有一页不表现毁灭的绝望，这就是诗人耳闻目睹、观察所体验的不可克服的悲观厌世情绪。” 诗人采取了相应的特殊方式，来表现这样的特定内容。对于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研究者有各种颇为详尽的分析。例如诗集中的象征。诗人常赋予某些词以特殊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些词的数量相当大，即诗人表述个人见解的象征是丰富的：蜜蜂、宝剑、火焰、葡萄、蚂蚁、蝴蝶、野鸽、鱼、盐、玫瑰，甚至石头、土地、面包、小麦，都是他诗中常用到的富有意味的词语。野鸽、蜜蜂、玫瑰象征着生命和活力，石头、土地、面包象征着基础和纯洁……而且这种种象征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固定的。但从总体上可以说，在这些象征性的词汇中，隐含着爱情、生气、欢愉、仇恨、否定、梦幻，这些词语包含着诗人对生活特定的而且是相当独特的看法。 《大地上的居所》不是一部容易读懂的诗集，它的诗句读起来不大像创作而像翻译。它的许多诗作缺乏正常的逻辑，句式混乱，意象别致，类比新奇。有评论说：“诗人关于分崩离析的感觉，在书中处处出现。”“在书中，他将逻辑和句法作为他的内在见识的形式后果加以摒弃。其结果就是一种通过分裂的思想、句子和词语所得到的崩溃的启示。在这些书里难以发现一行诗没有亵渎不敬。” 诗人以这样的特定手法表现了他瞬息万变的感情、矛盾的心理，这表明了他的诗歌创作具有发自肺腑的真实性特点。但对读者来说，却往往成了晦涩、神秘，甚至类似梦游者的呓语，令人费解，难以引起共鸣。这个时期聂鲁达读了大量西方作家特别是那个时代名家的作品，而当时的西方，正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还有拉美的极端主义和创造主义各自开辟新的蹊径的时代。面对这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流派、主义，诗人虽有困惑不解，但也难免要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诗人是在模仿象征主义的代表作《荒原》，恐怕也不无道理。 评论家阿马多·阿隆索等提出：《大地上的居所》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但也有人反驳说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匆忙。这可不是个小题目，谁是谁非？结论只能下在深入研究之后。但说这部作品带有浓重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大概总不为过。例如在语言方面，超现实主义主张语言革命，推崇意象自由联想和文字自由联用，这两种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非逻辑论。即用强力使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文字凑合或组合在一起，取得逻辑思维所达不到的奇异效果。超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在这部诗集中的表现的确是非常突出的。 反对者的理由也相当充分。他们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等认为梦幻比理性更能真实地反映世界，所以要表现思维的实际功能，就必须摆脱逻辑、道德、审美等方面的一切束缚，在下意识状态里进行写作，即所谓的“自动写作法”。以这个尺度来衡量，《大地上的居所》显然不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诗人在下意识中用“自动写作法”写就的作品，而是有明确创作意图、有特定美学追求的，有意识、自觉的创作。 贫穷、孤寂，遥远而又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爱情，迥然不同的文化、习俗，殖民统治下东方惨烈的愚昧、贫苦……这一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忧郁、焦虑、冲动、谴责乃至抗议，他的诗就在这种狂热的心境中骚动地迸涌。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1918—2005），智利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在评论《大地上的居所》时说得好：“在描述那种巨大的混乱状态时，聂鲁达前无古人地表达了拉丁美洲人心理上的痛苦、恐惧和迷信，宗教教育和印第安祖先被破坏的传统留给他们的错误意识，在自己不理解因而也不尊重的陌生文明中感到的孤独，作为失败者的痛苦良心，在大自然面前的恐怖心情，大自然通过热带丛林、海洋和山脉对他们的压迫，以及由于剥削、贫困和疾病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位智利文学评论家在诗集中看到了这种起着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也是对后来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三卷之所以会发生那种被认为是“突然变化”的最好解释。而诗人自己则说《大地上的居所》“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诗人把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回首话沧桑》）。可见，这部诗集与超现实主义的下意识、“自动写作法”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聂鲁达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数量少。在东方当领事的5年中，他完成的作品只有一部：《大地上的居所》。他被移植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一切对于作为诗人的聂鲁达，本来完全可以都转化为诗，但实际并不如此。在寂寞中除了写作几乎没有别的可干的聂鲁达却写得很少。他自己就这么说过：“我那个时期写出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大地上的居所》中的这些诗。”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是由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诗人在回忆中曾提到过这个问题：“《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这是根本原因。 诗人对自己独特创作风格的追求，他在创作上的刻意求工，也是这部诗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1925年由智利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的《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中已相当突出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追求，尽管这部作品明显受到法国作家阿波利奈尔等很大影响。《大地上的居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是出自同一“矿层”，表现了诗人同样的创新追求，但却形成不同“矿脉”。前者的追求更加强烈，而且更有成效。在《大地上的居所》中诗人以特殊方式表现了世界的混乱性，正像评论者所说的：“通过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思想、情感和体验创造一种奇异、怪诞、朦胧、晦涩的语言，然后用这种语言去表现混乱的世界。”而诗人笔下的混乱状态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荡着推动新世界产生的力量。他的视觉和表述都是独特的——聂鲁达式的。他在道德、审美方面都有明确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头一次有了显著成效。 聂鲁达在创作进入成熟期后，所描写的多是时代的重大题材。而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他追求语言和形象的艺术魅力，力求将现实主义的社会、政治内容与他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这种追求和努力开始得很早，在《大地上的居所》中已初见成效。正如诗人后来所说的：“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这种创作态度就从那个时代开始。 落成艰难的“居所” 在聂鲁达的作品中，《大地上的居所》是一部命途多舛的诗集。诗人胳臂下夹着这本诗稿，东奔西走地为它找出版社，足足找了6年之久。1927年6月，聂鲁达起程去东方赴任，途经欧洲。7月16日一到马德里他就开始寻找，希望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他已完成的那部分诗稿。为此他拜访了多位作家，特别是满怀希望地拜访了西班牙诗人、极端主义运动理论家吉列尔莫·德托雷吉列尔莫·德托雷（1900—1971），西班牙诗人、评论家、翻译家。。他认真地读完了聂鲁达的诗稿，然后以朋友的坦诚说，他看不懂这些诗，他不能理解作者通过这些诗想要说明些什么。而这还只是一连串失望的开头。当然聂鲁达始终没放弃过努力。 下一站是巴黎，诗人在法国首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和旅居巴黎的南美洲同胞们进行了广泛接触，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就在那儿，他认识了杰出的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小说家。。智利著名诗人、创造派的创始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当时也在巴黎。聂鲁达迫切希望能找到一位麦塞纳斯麦塞纳斯，古罗马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他通过亲信麦塞纳斯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团结在自己周围。因此麦塞纳斯后来成为文学家的保护人的代称。，而且竟然找到了，这就是阿尔弗雷多·孔东。孔东是位年轻的智利外交官、作家，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以慷慨豪爽著名。更重要的是他与巴黎和欧洲许多大都市的文化界关系密切，是许多文化人的朋友。 孔东非常欣赏聂鲁达的作品。1927年12月，他在马德里《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欧洲读者评介聂鲁达一年前在圣地亚哥出版的诗集《指环》。这大概是在欧洲发表的评介智利诗人聂鲁达和他的作品的第一篇文章。而正是这同一个《文艺报》几个月前曾让聂鲁达吃了闭门羹。聂鲁达在巴黎只停留几天就去了东方，但是巴黎的麦塞纳斯没有忘记他。孔东不遗余力地在西班牙作家朋友中介绍、宣传聂鲁达的作品，希望推动他们为出版诗人的这部诗集出力。拉斐尔·阿尔维蒂拉斐尔·阿尔维蒂（1902—1999），西班牙诗人。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 这位西班牙卡迪斯诗人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中描述了有关情况。在一个大雨之夜阿尔维蒂拿到了一部奇特的诗稿，是智利使馆秘书阿尔弗雷多·孔东带给他的。诗集的名字是：《大地上的居所》，作者：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对于西班牙作家来说颇为陌生的名字。读着这些与西班牙诗歌的韵律和情调全然不同的诗歌，阿尔维蒂真是又惊又喜，十分钦佩。他立刻打听作者姓甚名谁，是何方人氏。得知聂鲁达是智利驻爪哇领事，远离祖国和自己熟悉的语言，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孤寂与绝望之中。孤独的领事的唯一希望是这部诗稿能早日出版。 热心的阿尔维蒂立即行动起来，把帮助远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诗人当成自己的分内事。他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获是，《西方杂志》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1期上选登了诗稿中的3首诗：《死的奔驰》《小夜曲》《梦中的马》。阿尔维蒂不甘心于这种失败。为了让西班牙，首先是当时杰出的年轻一代诗人——“二七年一代”，在诗稿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能早日认识它，阿尔维蒂采用了新的战术。他带着诗稿走遍马德里，哪儿有诗人聚会，他就去哪儿朗诵。没多久，这部尚未出版的诗稿在新一代诗人中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一群年轻诗人加入了阿尔维蒂的队伍，成为聂鲁达诗歌的热情宣传者。这在西班牙堪称一个文学奇观。对此，聂鲁达曾有过评说：“我收进《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维蒂、洛尔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阿莱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迭戈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一代优秀诗人，“二七年一代”成员。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陷于孤寂中的聂鲁达渴望着他的诗集能早日问世。他十分担心这部诗集会“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经过时。诗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八方发信询问、联系出版事宜。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的带给诗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间就破灭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这部诗稿，并决定出版。可惜就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出版社就倒闭了。这让聂鲁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诗人本人大失所望。 诗人的忠实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尔·埃安迪建议他在阿根廷出版。尽管诗人渴望他的诗集能早日出版，但他还是坚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偏远外省，马德里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在圣地亚哥出版的难度要小得多。“在那儿，有一位出版商无论如何总会接受我的作品并支付稿费。”诗人在信中这样答复埃安迪。同时，他对智利可能出现的尖刻评论也心怀疑惧。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埃安迪，你还记得我那些名为《我们在一起》的诗吗？它们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来三四篇通篇是辱骂的评论，说这是我的愚蠢的产物。” 西班牙对这部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蒂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出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交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部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儿，不管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出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马德里“十字与线条”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进步诗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做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出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蒂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热”，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种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种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子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达已经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拉美诗人。不少国家要求诗人准许他们翻译出版他早年的旧作，却遭到了拒绝。他不愿意再版那些充满绝望、沮丧情绪的诗歌。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在树下留下一本打开的《大地上的居所》然后自杀的智利青年，他感到这是对自己的一种谴责。更何况，这时的聂鲁达，早已走出了东方，走出了曾经使他窒息的孤寂。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诗人，已经成为为了智利更为了世界各国的和平进步而战的自觉战士。他发现、认识了一代满怀希望、勇敢奋进的青年，他自己也早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49年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上，聂鲁达说：“重读那些我曾经认真地下过功夫的作品，我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再有用处了。它们太陈旧了，它们带着一个死亡的时代的苦难的烙印。一页一页，我重新阅读，仿佛任何一页都没有价值去重新获得生命。没有一页可以作为建设用的钢铁；没有一首诗能够给人们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健康和面包。我否定了它们。我不希望这些往昔的痛苦给新生活带来沮丧。”投入火热斗争的聂鲁达，看到了未来和光明，告别了孤独和失望，告别了黑暗和死亡，他认识到作为诗人必须考虑社会效果，真正的诗人应该写出真正的诗——建设生活的钢铁和面包。 聂鲁达找到了正确的创作原则，而且坚持了一生。但他对自己具体作品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变化的。不久诗人就“赦免”了这些曾被否定的作品，允许它们再版。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些抒写了“往昔的痛苦”的作品做了如下评述：“在某些场合，我也讲过否定《大地上的居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矛盾。” 1971年，新的法文版《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此版以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小说家，当代拉美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致巴勃罗·聂鲁达的公开信”为序。他写道：“巴勃罗，我非常理解，你作为诗人的人生道路已经使你远离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你以你认为必要的态度摒弃了它们。你后来的诗，继续由你的生活涌流而出的伟大的《漫歌集》，在你南美斗士的意识中远比这两卷诗重要得多。”这位以标新立异的“反小说”《踢石戏》闻名于世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在这两卷神秘费解的《大地上的居所》中发现了它所蕴含的硕壮的种子。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这头两卷《大地上的居所》孕育着你未来的诗篇；而且，与此同时——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它们还孕育了你这位革命诗人。”这就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 第七章 浩渺大洋上的航行巴黎的“替身” 智利政府对聂鲁达的迫害在全世界激起公愤，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反应特别强烈。许多国家举行向诗人致敬的集会，出版他的诗集，伦敦《亚当国际评论》出版了聂鲁达专号。 1948年7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界大会上，巴勃罗·聂鲁达的同名朋友巴勃罗·毕加索发表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愤慨地说，他的一位朋友，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的一个，本应该也在这里参加大会，但是他却不能到会。这位杰出人物不仅是他的祖国智利、是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聂鲁达。他以美的形式为人类创造财富，他始终支持穷苦人的正义要求并为此而斗争。可是现在，他却横遭迫害，下落不明。毕加索强调指出，这是对我们全体文化界人士的挑衅，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他呼吁： “以世界文化界大会的名义，向伟大诗人聂鲁达表达我们的支持和同情，向他致敬！ “到会的46个国家的500名代表，一致行动起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智利法西斯政府的卑鄙行径。他们竟敢迫害文化界最优秀的代表。 “强烈要求给聂鲁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毕加索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是世界文化名人聚集一堂的盛会。到会的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巴勃罗·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对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德国的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查利·卓别林查利·卓别林（1889—1977），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形式为喜剧性而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保尔·罗伯逊保尔·罗伯逊（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WE杜波依斯WE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作家。出生于贫苦黑人家庭，法学、哲学博士。；苏联的伊利亚·爱伦堡、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多年担任苏联作协领导职务。、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作曲家，人民艺术家。；南斯拉夫的I安德里奇I安德里奇（1892—1975），塞尔维亚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郭沫若、萧三……到会的拉丁美洲代表有200人。其中有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拉萨罗·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活动家。；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2），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派画家。、路易斯·塞瓦内路易斯·塞瓦内（1910—1979），阿根廷抽象派画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巴西的若热·亚马多；危地马拉的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1904—），危地马拉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诗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海地的雷内·德佩斯特雷；委内瑞拉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1985），委内瑞拉诗人和小说家。和埃克托尔·波莱奥…… 4月25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执行主席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现在，请最后一位演讲者上台！他是几分钟前刚刚到达的……他是正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这时，聂鲁达戏剧性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他销声匿迹一年零两个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立刻，全场一片欢腾，代表们全体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欢迎聂鲁达。激动的诗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似乎在为他来迟了而表示歉意。“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遥远大地上的人们的问候。正是我国的政治迫害使我认识到，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诗人对热情的欢迎者们朗诵了他的《一首献给玻利瓦尔的歌》。人们热烈地拥抱这位逃出智利独裁者残酷迫害的坚强诗人。 第二天一早，圣地亚哥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一条发自巴黎的消息：“被追捕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没有任何预告、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巴黎。他出席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演讲。他是怎样离开智利来到这儿的，的确是个难解的谜。”聂鲁达在巴黎公开露面的前一天，智利警察局长刚对报界郑重宣布：聂鲁达还在智利，就在他们的手心里，逮捕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法兰西快报的一位记者拜访了聂鲁达，告诉他，得知他在巴黎出现的消息后，魏地拉政府发表了“辟谣”声明，声称，在巴黎的那个自称是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伙是个骗子，是个替身。记者于是来找这位聂鲁达的“替身”，和诗人商量该怎么回敬魏地拉。 其实还真不能说魏地拉之流“造谣”，聂鲁达确实是当了一次“替身”。在阿根廷，他向正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官的老朋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到护照，凭着两个人相似的长相：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胖胖的身体，顺利地以危地马拉杰出小说家和外交官阿斯图里亚斯的身份，从阿根廷经乌拉圭到达巴黎。因此，从所持身份证看，到达巴黎的是阿斯图里亚斯，或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替身”聂鲁达。当然，对色厉内荏、打肿脸充胖子的魏地拉独裁政府不能轻饶。于是聂鲁达告诉记者：“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从此，诗人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流亡生活，并向新的海域扬帆启航。这位从不懈怠的航海者，在风浪中一程又一程地驶向浩渺的大洋。最早，他是特木科地方诗人；然后是首都圣地亚哥20年代大学生诗人；这以后不久，是智利国家诗人；再以后，随着诗人作品的传播和他本人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诗名逐渐扩大，超出了国界。首先是在阿根廷，然后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并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已成为“新大陆”的知名诗人。1949年，拉丁美洲评论界已公认聂鲁达是本大陆的第一位大诗人。但在欧洲，熟悉他的人还不多。在“旧大陆”这几年流亡中，诗人不仅为智利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而斗争。因此，人们认识了和平战士聂鲁达，也熟悉了他的诗。他的诗不但受到西班牙语读者，而且受到其他语种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首先是在巴黎，聂鲁达受到热烈欢迎，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初，法国作协举行大会向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各国作家表示敬意。大会上聂鲁达朗诵了他刚刚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漫歌集》中的一篇《逃亡者》，然后由阿拉贡用法语朗诵全诗。犹如胜利的欢呼，诗人骄傲地说： 你那渺小的暂时的胜利， 多么凄凉！而阿拉贡， 爱伦堡，艾吕雅，这些巴黎的诗人， 委内瑞拉的 勇敢的 作家，还有许多别的人，别的人， 都跟我在一起。 而你，该死的人， 却只与埃斯卡尼利亚和库埃瓦斯， 佩卢乔诺和波夫莱特埃斯卡尼利亚等4人，均为贡萨莱斯·魏地拉的党徒。等等为伍！ 聂鲁达是一个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他总是生活在和谐友爱的群体之中。他到巴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热闹团体。这里有西班牙的老朋友，墨西哥时代的老朋友，众多的拉美作家，再加上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们。聂鲁达从隐居和逃亡的孤寂中到了文明的大都市，他有许多话迫不及待地要对朋友们说，他也渴望着听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谈。他的住处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接待10余次来访。但是他的航程并未终了，他又向新的海域起锚。 在这几年间，聂鲁达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奔忙，操劳。许多国家：苏联、墨西哥、危地马拉、捷克、波兰、匈牙利、法国、印度、蒙古、中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都留下他来去匆匆的身影。许多城市：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新德里、北京、柏林、卡普里……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去苏联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人民艺术节，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到北京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在各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罗马、米兰都举行了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诗名也随着他漂洋过海，走出智利，走出美洲，走遍世界。他的诗集或诗选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匈牙利、美国、苏联、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典、巴勒斯坦、叙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冰岛等国出版。不但有大语种译本，而且许多小语种也有了译本，如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而且属于世界。 “新世界多么辽阔” 魏地拉独裁统治的迫害，迫使聂鲁达不得不于1949年2月24日穿越安第斯山南部密林，逃出智利，直到1952年8月12日才得以重返祖国。在这几年中，诗人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但他不是浪迹天涯、漫游四方的旅人，而是重任在肩，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战士。正如1949年9月，出席于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时，他对记者所说：“我们受到了赞扬，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骄傲”，“我们是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士，这支军队必将阻止战争爆发。谁反对和平，谁就是与生活为敌”。 在这个时期里，聂鲁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头一次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埋葬了他的梦想的黑暗中的祖国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在被战争夷成废墟、数千万人被杀害的大地上崛起的新世界。他与众多老朋友重逢在世界各地，又与许多新朋友结识在他乡异国。这位游吟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从前只能是梦中才会见到的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 对这部诗集，作者本人有过明确的评价。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诗人说：“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与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起步走向世界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书中有我本来不认识，只是通过多次旅行才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 《葡萄与风》由23个部分组成，除了前面的序和后面的尾声，主体分为21章，每一章又由若干首诗组成，内容相当丰富。如果说《漫歌集》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业绩，是拉丁美洲的英雄史诗，那么，《葡萄与风》堪称是欧洲和亚洲已经获得解放和正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英雄史诗。特别是，诗人用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观感。 诗人写出了对新世界热情的歌颂和由衷的钦佩：《新世界多么辽阔》。“我要叙述和赞美/我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要知道这里是/新事物无休止地产生的国土。”“苏维埃联盟是多么辽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辽阔。/它容纳着/最小的蓝色的花朵，/也容纳下了巨大的工厂。”“苏维埃国土的统治者——是人。/小小的，刚刚诞生出来的/人。/他名叫伊凡或者彼得……”“在这儿人将要歌唱和劳动，/劳动和歌唱，/因为他的富饶的国土/就是人们的创造。”“一切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完成，/但在艰苦中却有着力量和欢乐。/而今天从海洋到海洋/伊凡继承了春天——/我正带着你在这春日的大地上行走。”“在这儿新的人/正在创造着新的自然。”“你那坚强的意志/能够使世界翻过身来。/哦，无边无际的土地！”“从此在我的眼睛里，/永远留下了你那珍贵的形象，就像留下了永无止境的/未来的春天！”脚踏着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望着“伏尔加深暗色的河水在静静地流”，诗人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赞美这座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英雄城市。 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诗人热烈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盛赞：“巨人啊是那么高大，他一步一步丈量着/他的水稻，他的小麦，他的土地，他的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认出了他：‘你成长得多么的快啊，兄弟！’”“从大海到大海，从平原到雪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啊，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诗人表达了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洲的人民”，“热带的穷人”，“玻利维亚的勇敢的矿工”，巴西的“宽肩阔膀的工人”，“巴塔戈尼亚无边草原上的牧羊人”，“都望着你啊，人民中国，/都向你致敬，并且同我一道，/给你的前额送来了这个亲吻”。 在《布拉格的谈话——献给尤利乌斯·伏契克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捷克民族英雄。》这首分为9节的长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和崇高敬意。每当诗人走过伏契克曾在那儿受过拷问的房子：“我总是望着它，抚摸着/它的墙壁，在里面寻觅着回声，/声音和英雄的话语……”“而当你那死亡的悠长的时辰/已经在你生命的时钟上敲响——/你带着像健在时一样的光辉的欢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伏契克视死如归，正因为：“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而像伏契克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绝不止一个：“曾经有过很多人，/很多个伏契克，/生平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伏契克的一代人，一种/默默无言地充满快乐的人！”“伏契克的一代人，像火一般燃烧，/正在战胜着那使人腐朽的死亡。”正是伏契克的一代人的奋斗、牺牲，赢来了今天： 我通过你，尤利乌斯·伏契克， 赞美那焕然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 像你一样忠诚的儿子们的母亲， 大地的沉默的英雄们的母亲， 赞美那烟雾弥漫的玻璃之国， 葡萄串和麦穗，钢铁和人民！ 还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兄弟，他一直活在诗人心中。在缅怀捐躯者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米格尔！《漫歌集》中就有专门献给这位牧羊人的诗篇《给在西班牙流放地被谋杀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在晚年——已是米格尔去世后30年了——写成的回忆录中，也专有一章献给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而在《葡萄与风》中，在《西班牙》这首近400行的长诗中，有近300行是献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 人们叫他米格尔，他是 奥里维拉河岸上的 一个牧羊娃。 …… 他歌唱， 为了让牢门打开， 为了让自由在大道上畅行。 …… 他将在地下 永远吟诗！ …… 米格尔，在这儿，谁也没有忘记你！ …… 要知道！ 时间快到了， 你的风，人民的风将向他们 飞奔而来； 让伊巴露丽伊巴露丽（1895—1989），别名“热情之花”，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公开出现， 让他们听见 永生的西班牙的胜利的脚步声， 我们的西班牙的脚步声，而你 在这个时候， 哦，山羊的天使长， 你，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牧羊人， 你，伟大的人民诗人， 你，我的儿子，将要在那些旗帜上 看见你的脸孔， 整个布满善良的皱纹。 你将要生活在我们的胜利中， 和你的人民一道复活， 同我们一道前进，从此 谁也不能够再让你离开 西班牙的亲密的怀抱！ 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 是准备着自卫的针刺， 是斯大林格勒的 伟大的春天， 是斯大林格勒的 永远不朽的芬芳。 辽阔的苏维埃联盟，英雄的苏联人民，就这样进入了聂鲁达的心中。从此，诗人成为拜访苏联的常客。特别是1952年12月，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奖评委后，去苏联就成为他的常规旅行。他和苏联作家们、和苏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所说的：“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 “船长”与“罗萨里奥” 195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引人注目的诗集：《船长的诗》，未署作者姓名。它装帧精美，印数极少，只印了50册，得到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诗集一出现，就成了文学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的热门话题，尽管真正读过它的人还不多。 第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船长的诗》，大受欢迎。此后，又数次再版，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诗集上找不到作者姓名，但却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写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3日，于哈瓦那。信是写给出版者的，署名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 信中写道：“我冒昧地把这些尚未公开过的诗稿寄给您，想您一定会感兴趣。我保存着这些诗的全部手稿，它们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咖啡馆里，在各种地方写成的。这些诗几乎是不加修改地写在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甚至餐巾上。这种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8月，当时我作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巡回演出。他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马丁内斯，是拉米雷斯，还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 到处都在谈论这位不知名的船长和他的诗。船长究竟是谁？人们在寻找，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黑岛——聂鲁达就住在那儿。他的名字越来越紧地和这部诗集联系在一起。最后，“船长就是聂鲁达”，终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但是，诗人自己公开承认却是在10年之后。《船长的诗》动笔于1951年8月，是在布加勒斯特，然后，继续写于横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上，写于中国、布拉格、维也纳和瑞士，最后完成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它是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 正如聂鲁达所说，这本以佚名方式出版的诗集“在生活中闯出了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船长真名实姓的《船长的诗》自豪地走遍四方”。它的成功，没沾一点儿诗人名望的光。它全凭自身的价值，闯出一条路，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匿名出版，曾经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归结为政治原因：“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对此聂鲁达本人做了明确回答：“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唯一的真相是”，“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她“是我18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温柔的她。” 1952年，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他是得到第一版《船长的诗》的有数的知情人之一）画了一幅奇画，一张双头女士像。正面的是马蒂尔德，侧面的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一头和马蒂尔德一样的浓密红发披在两张脸旁。更奇的是，如果仔细看，在那头红发下，分明可以看出匿名船长——聂鲁达的面影。 《船长的诗》是一部奇特的爱情诗集，说它奇特，并不是因为热恋中的作者曾隐名埋姓达10年之久。而是因为，很少有人像这位“船长”诗人这样，依照爱情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爱情。 从智慧过人的古代智者所罗门所罗门，公元前965—前928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大卫之子。他在位期间是国家强盛时期。他以智慧著称。传说圣经的某些篇章（包括《雅歌》）是他所写。，歌颂醇酒和爱情的阿那克瑞翁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50？—前465？），希腊抒情诗人。他写了5卷诗，歌颂醇酒和爱情。，还有萨福萨福（公元前612？—？），古希腊女诗人，写情歌和婚歌，她写过9卷诗。、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他写过各种爱情诗，包括《恋歌》《爱的艺术》等。，到后来的兰波、魏尔兰、贝克尔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散文作家。……都是随心所欲地把爱情分割成灵与肉两个方面。聂鲁达却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人“遗世而独立”的结合，它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世俗感情，它与人类复杂的生存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必然离不开对新生活，对正义美好的世界的追求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船长的诗》分为7章，共47首诗，这7章是：爱情；愿望；愤怒；生活；颂歌和萌芽；贺婚诗；旅中书。它们组成一部完整的爱情之歌。这支歌是诗人和马蒂尔德恋爱的记录，诗人说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聂鲁达的第一个妻子是土生土长在爪哇的荷兰人，德丽亚是阿根廷人，而马蒂尔德却和诗人一样，是智利外省人： 你来自贫穷的南方，那是我的灵魂的故乡： 你的母亲依旧在天上跟我的母亲 一同浣衣。我为此选你做伴。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 有人试图把《船长的诗》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进行比较，寻找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距离。《船长的诗》写的已不是30年前那种年轻小伙子的爱情。船长已经扬帆远航了数十年，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停靠过多少个陌生的港湾。这只航船早就驶出了特木科、圣地亚哥，进入了浩瀚的大海。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经成为一个驰骋大洋、航向明确的干练船长。船长的爱与船长追求寻找正义和幸福的航程是合为一体的。 因此，他的心上人已不再是30年前那“伟大、丰盈、有魅力的女奴”，而是“女王”： 我给你起名为女王。 有人个子比你高，高过你。 有人比你更质朴，更纯洁。 有人比你更漂亮，比你更美丽。 但你是女王。 ——《女王》（《船长的诗》） 他笔下也不再是当年“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的悲叹，而是急切的呼唤： 跟我走吧。 黑夜攀上山。 饥饿流入河。 跟我走吧。 谁在受难？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我的人。 跟我走吧。 …… 斗争会很艰苦， 生活会很艰苦， 但你会跟我走。 ——《河山》（《船长的诗》） 最后一首诗是《旅中书》，它是一首告别辞，船长出航，奔赴新的战斗。 别了，但你仍然 跟我在一起，在我身体内 是动脉里流着的一滴血， …… 爱人，我在走向战斗。 …… 请眺望海，因为我发光， 眺望夜，因为我航行， 我走了，却未曾离开你， 而海和夜都是你的眼。 尽管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他们一定会重逢： 你会跟着我走， 那时刻我会等着你， …… 假如可恨的哀愁走来 敲你的门， 请告诉它我在等着你， 假如寂寞要你换掉 有我名字的指环， 就让寂寞跟我谈判， 告诉它我不能不离去， 因为我是军人， 告诉它此刻 我在雨水下 在火焰里 等着你，我的爱。 …… 假如他们说：“那人 不爱你”，请记住 夜里我孤单的脚在找 心爱的那双甜蜜的纤足。 爱人哪，假如有人说 我已经忘掉你，即使是我讲的， 即使是我亲口对你讲的， 请不要相信， …… 但是我也不能 忘记我的同胞兄弟。 我在每一条街 每一块石头后面作战。 请用你的爱支持我： …… 读着这首诗，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诗人西蒙诺夫那首动人的《等着我》，尽管写诗的境况并不相同。西蒙诺夫当时是在卫国战争的前线，每天都有最亲近的战友在激战中倒下，随时都可能轮到他。他的诗，就是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写成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但是两首诗又有相同之处，两位诗人都把爱情与为正义事业而战联系在一起。 马蒂尔德没有辜负诗人的期望，她跟上了他的步伐，他们终于重逢了，重逢在共同的事业中。爱情支持着他们抵御了各种灾变。即使在失去了聂鲁达的艰难岁月里，马蒂尔德也坚强地斗争着，为完成诗人未竟的事业奋斗不息。 对于他们的恋爱史，聂鲁达和马蒂尔德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马蒂尔德才讲出了人们早就想知道的一切。而在1979年，当记者问到她是怎么认识聂鲁达的，她还断然回答：“无可奉告。” 他们相识于1946年，在智利弗雷斯达尔公园的一次音乐会上。聂鲁达记住了马蒂尔德的笑声，而诗人能看到人心底的目光使马蒂尔德永远难忘。这第一次见面是短暂的，但却是决定性的。 马蒂尔德登上了旅途，她要去美洲、欧洲一些国家巡回演出，她是个歌手。正像《船长的诗》代序的信中所说，她走遍城镇，以唱歌谋生。她曾在秘鲁拍过电影，还在阿根廷、墨西哥的广播电台演唱过。 聂鲁达则留在智利，与他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后来，他被迫转入地下，最后逃出智利，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走过了地球上不少地方。 1949年，聂鲁达和马蒂尔德重逢在墨西哥，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能忍受分离。 那是在1949年9月，诗人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会后他病倒了，卧床不起。每天都有许多朋友去看他，他的住处成了地道的文艺沙龙，总是挤满了人。就在这时，他见到一张“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脸，那动人的笑声也使他感到耳熟，一双灵巧温柔的手为他铺床，垫枕头，扶起他的头，按时给他吃药……他在哪儿见到过这双智利女人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也分明在说：“我们曾经见过面。”她，就是马蒂尔德。 马蒂尔德出生于智利南方以陶瓷制品闻名的小城契扬，毕业于圣地亚哥艺术学校，学的是唱歌。她曾在一些国家巡回演出。那年，她正好居留在墨西哥，在那儿办了一个音乐学校。现在，歌手成了志愿护士。好给人起别名的诗人称她为“罗萨里奥”，并把这个名字写进了《漫歌集》等诗集中：“和平应该属于/我这只愿意书写罗萨里奥的右手。”（《伐木者醒来吧》）但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名字的真实含义。这是一次生死恋，它在1949年扎下根，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聂鲁达去世。准确地说，应该是直到马蒂尔德也追随诗人而去的1985年。 聂鲁达1955年与德丽亚正式分手，在这之前的五六年间，他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马蒂尔德几乎成了旅行家，她和聂鲁达——德丽亚夫妇总在进行一种“平行”旅行，她总在他们附近，经常与诗人暗中相会。 诗人是个忠实的情人，他几乎天天给马蒂尔德写诗。她把这些写满诗的、大小不一的小纸片都珍藏在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精致小木匣里。他们的爱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他们十分小心地护卫着它。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机会见面。但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卡普里岛度过的，他们称之为“难忘的时光”。对它的美好回忆伴随了他们一生。那里芳香四溢，遍地鲜花，天空碧蓝，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就是在这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意大利历史学家欧文·切里奥出于对本国政府曾强令聂鲁达离开意大利的愤慨，为诗人和马蒂尔德提供了自己的别墅。他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甜蜜的爱情里“蛰居”。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到达卡普里岛的。高峻的海岸，白色的房子，窄窄的小街，静谧的夜……一辆精巧的马车载着他们，飞快地奔向盼望了那么久的“家”……这一切，恍如梦境。有个家，对于一般人，不是难事，但对于他们，却真是“来之不易”，让人竟然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终于到家了！一所漂亮的白房子，门开着。一张和善的脸，一声热情的“欢迎”把他们迎进门。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精致的小卡片上，写着一行工整漂亮的小字：“献给马蒂尔德。欧文·切里奥。”大壁炉里，火花欢快地飞溅着，炉火熊熊。一位长者站在炉旁，高大、睿智，仪表堂堂，穿一身白衣服，“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尊神明爷爷”。这就是欧文·切里奥。他笑着迎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这句听来平常的欢迎词让他们非常感动：终于有了一个家，多少年的梦想今天成真。 冬天的卡普里岛非常清静，和挤满游人的夏天大不相同。这儿的居民已经听说了聂鲁达曾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事儿，他们为他抱不平，同时也很想认识认识这位著名诗人。因此，第二天一早，当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进切里奥称之为上帝的杰作的广场，人们纷纷迎上前去向他们问候，对他们表示热情的欢迎和真诚的同情。在这儿，再没有人跟踪他们，他们像是获得了解放。卡普里人的厚道、慷慨、诚挚，使这两个浪迹天涯的旅人感到温暖、安慰，有一种回到自己人中的安全感。从登上这个小岛那一刻起，他们就爱上了卡普里。 他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居民，学会了这里特殊的生活方式：在岛上买东西不用付现钱，东西都送到家里，月底结账。这真是一座美丽而神奇宛如世外桃源的小岛，唯一让他们失望的是那儿的海滩。当他们漫步在海边，诗人若有所思地说：“这海要是有浪翻腾咆哮就美了！你看，它太平静了，连拍打着海岸的浪花都是悄无声息的。而且，闻不到海的气味。”他一定是又怀念起黑岛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片高耸的礁石，那儿的海水扑打着礁石，翻腾着浪花，吸引了他们。他们久久地凝视着那与遥远故乡相似的大海，不忍离去。在这片礁石上，他们拍了不少照片。 不久，一桩喜事临门，马蒂尔德怀了孕。在拿到医院检查结果那天，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他们去餐馆吃晚饭，又笑又唱，喝了不少岛上自产的酒。那酒清醇，平和，好像劲儿不大，但实际并不如此。很晚了，他们才作为最后的客人离开餐馆。走到家门口，却进不去，钥匙不见了。诗人摸遍了口袋，马蒂尔德倒空了皮包，一无所获，马蒂尔德要再摸摸诗人的口袋，她记得是他拿着钥匙。但他说：“不必了，我已经找过两遍了。”他们不得不找了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马蒂尔德一睁眼，就见诗人一只手伸到她面前，手上是那把失踪了的钥匙。原来它就在他口袋里，可惜他今天早上才摸到。他们是乐昏了头，那家酿美酒大概也帮了点儿倒忙。 这个孩子将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当父母了，聂鲁达提议，等月亮圆的时候，他们要举行婚礼，请月亮证婚。为此，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定做的结婚戒指不久就送到了，上面刻着：“卡普里，1952年5月3日，你的船长。”结婚礼服也做好了，是用卡普里本地织的绿色条纹布料做的，上面镶着一条条金线。选定的日子到了。他们起了个大早，马蒂尔德下厨房准备吃的，诗人负责装饰房间。当她走出厨房，不禁惊喜地站住了：房间里挂满了鲜艳的花朵，翠绿的树枝，还有各种颜色的纸片，上面用大号字写着：“马蒂尔德，我爱你！”“我爱你，马蒂尔德！”她感到非常的幸福，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夜色降临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升上天空，她准时应邀来参加婚礼了。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到平台上，她那绿条纹的结婚礼服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沐浴在温馨、恬静、梦幻般的夜色中。诗人仰望夜空，向高悬的明月，郑重地请求，请她为他们证婚。他对月亮说，他们不能在人间结婚，尘世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她，热恋的诗人们的缪斯，会为他们证婚，这婚姻比凡间的婚姻更为神圣。然后，他低下头，握住马蒂尔德的手，为她戴上结婚戒指，郑重地说：“你要永远戴着它。”他让马蒂尔德仔细瞧那月亮，他断言，“月亮的嘴在动，她在为我们祝福！” 他们手挽着手，唱着婚礼进行曲，庄重地缓步走在厅里。然后，他们唱起歌，跳起舞。天上的明月透过窗子望着他们，她也张着嘴在笑。他们斟满酒，举杯邀明月，和他们一起痛饮。多么美的月光！多么幸福的夜！当第一线晨曦照进窗里，他们大吃一惊：新婚之夜竟然如此短暂！ 这以后，他们曾参加过不少朋友的婚礼。但他们断定，哪一次婚礼也没有他们这次由月亮证婚和祝福的婚礼这么幸福，这么美满。那一夜像神圣甜美的梦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许多年后，聂鲁达解除了与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的婚姻。于是，他和马蒂尔德在1966年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次庆典邀了众多客人，拍了不少照片，大宴宾客，人们为他们敬酒祝福。但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婚礼是那一夜，在卡普里岛上月亮为他们证婚的那一夜。卡普里之夜，犹如不可能再重现的梦，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那美得醉人的岛上，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诗人的创作也获得了丰收。 每天早晨，聂鲁达在书房里埋头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写好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就是在这儿，聂鲁达完成了他的许多诗篇，他一天也没停过笔。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船长的诗》就是在这儿定稿的。《葡萄与风》中的许多诗，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些聂鲁达研究者，曾认定诗人所描述的卡普里岛实际是黑岛。这是因为有很多年，卡普里之行一直是诗人——“船长”和马蒂尔德——“罗萨里奥”两个人的秘密。 夏天到了，游人开始上岛。诗人和马蒂尔德在卡普里戈里街另外找了一处他们能租得起的小房子。夏天，切里奥的别墅肯定是要出租给游人的。 他们决定邀请一些朋友举行一次聚会，一是和切里奥宽敞美丽的住宅告别；二是庆祝诗人最后完成了他致中国的一首长诗，这首诗收在《葡萄与风》中。为了迎接客人，诗人的写字台挪了个地方，台上放满诗稿，台下有装满本子的纸筐。 客人们如期而至，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人数不断增加，别墅里热闹非凡。一盘盘炸馅儿饼穿梭不断地从厨房往外端，尽管有3个人掌勺炸制，可是仍然供不应求。对于客人们来说，这馅儿饼颇有异国风味，谁都想多吃几个。 每次聚会，聂鲁达总有办法使气氛活跃，人人愉快，这成了他的特点。他总能让聚会充满生气，充满欢笑和情谊。这一天过得真快活。 第二天，诗人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工作，突然发现一部分诗稿不见了。他们找遍各处，甚至去了垃圾场，但终于彻底失望了。关于中国的那一章全部不见了，那一章特别长，而且写得特别精彩。诗人很懊丧，这么长的诗，重写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蒂尔德很内疚，觉得责任在她，没保存好诗稿。这是她与诗人共同生活中的第一次严重失误。她非常珍惜这种生活，一直精心安排，想使它完美无缺。 找到原稿是没有希望了，马蒂尔德建议诗人重写。“写出来也不会是原样了，”他说，“不可能照原样重写出来的。”但是，除了重写，别无他法。诗人终于重新写出了这首诗。但他们总在想，那份原稿是什么样的呢？ 诗人和马蒂尔德经常从卡普里去那不勒斯。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那儿的智利领事正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热情地欢迎他们，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她这么做，还真算得上是“玩忽职守”。因为智利外交部向其所有驻外使馆、领事馆下达了禁令：“不许接待逃亡国外的巴勃罗·聂鲁达。”接到这样的命令，加夫列拉禁不住笑了。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从智利发来命令，禁止我接待聂鲁达。他们真是看错了人。要让我对这位朋友，对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闭门不纳，那我宁可去死。何况，他是一个被迫害的智利人。我也曾横遭迫害，被报纸和杂志扫地出门……这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应该有勇气说真话……” 马蒂尔德由聂鲁达陪着，第一次游了威尼斯，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第一天的一大早，他们兴致勃勃地去一个咖啡店吃早点，胃口大开地吃了不少。然后他们离座而去，手挽着手，准备徒步游览威尼斯。 突然，一位先生怒气冲冲地拦住了他们，这人的双手、两眼、嘴巴协同作战，把他们狠骂了一顿：你们没付饭钱！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先是一愣，然后他们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在卡普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吃完就走，忘了在威尼斯却是要付现钱的。这两位蛰居卡普里忘了大千世界惯例的“岛民”从此就成了这家咖啡馆的常客，而满面笑容地接待他们的也总是这位先生。 诗人和马蒂尔德坐着平底小船在河里漫游。船夫们和善而健谈，他们很乐意和游客聊天。这些人相当聪明，能猜出哪些是相伴的恋人，于是，就特意把船划得很慢，很慢。 跟聂鲁达在一起，就像随身带了一本小百科全书，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所有高大建筑物的名字，他全叫得上来。当时，正逢两年一度的联欢节。他们大饱眼福，欣赏了威尼斯最为壮观的盛景。 后来，他们又不止一次地去过威尼斯，但最难忘的，却是这一次。 夏天到了，卡普里，这个迷人的小岛，完全变了样，到处挤满游客，满耳是喧声闹语，人们来去匆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这个芳香四溢的小岛本身：它那遍地的鲜花，清新的空气，柔和的轻风，还有闪烁在碧蓝天空中的明朗阳光。 诗人和马蒂尔德每天去散步，总要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采摘鲜花，收集花籽。可是现在，这却成了问题。游人们到处打听岛上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得知一位著名的智利诗人正住在这儿，于是，纷纷登门拜访。诗人和马蒂尔德不得不离开卡普里，迁到一个没有游人光顾的僻静渔村：圣安黑洛。 卡普里的生活到此结束了，但对它的美好回忆却伴随了他们一生。慷慨好客的卡普里人，平静的大海，怒放的鲜花，明朗的阳光，爱情，友谊…… 圣安黑洛是个小海湾，那儿有几处很浅的海滩。就在那儿，马蒂尔德发现“船长”竟然不会游泳。她很高兴：她总算可以教诗人学点儿什么了！于是，先教他浮水，然后陪他游。但她得时刻提高警惕，免得上当受骗：诗人常常耍滑头，用一条腿撑着地走，看上去就像是在游一样。他从小不好运动，但这次却迷上了游泳。当学会挥臂划水时，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的确，“船长”怎么能不会游泳呢？！他们天天去游，一天不落。 诗人与警察 我们——是从警察局来的。 您从哪儿来？ 您是什么人？ 您要到哪儿去？ 您父亲是谁？兄弟是谁？ 在最近七个晚上 您是跟谁共宿在一起？ ——《意大利》（《葡萄与风》） 流亡期间，聂鲁达曾在意大利小住。他称那段时期是“难忘的时光”。那里的一切，都在慷慨的赐予：鲜花、阳光，友谊、爱情。但是，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还有让人厌恶的：无处不在的警察。诗人成了他们跟踪的重要目标。 聂鲁达走遍欧洲，但他不是游客，而是战士。他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不倦地揭露、谴责独裁统治。这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魏地拉坐卧不宁，他通过智利驻外使馆要求意大利、法国等政府限制诗人的活动，直至把他驱逐出境。诗人不得不继续与警察打交道。 在威尼斯，盯梢的警察与诗人相距仅两米远。在那不勒斯，警察通知诗人必须当天离开意大利。这两桩事情，和它们喜剧式的结局，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和《意大利》一诗中已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实际上，这并不是仅有的两次。正如诗人所说，他到处都碰到警察跟踪，“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一次，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由那不勒斯乘火车去威尼斯，途经波伦亚。18世纪智利有位爱国学者莫里纳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1740—1829），智利长老、自然科学家。长老曾被流放到这里，并在这儿与世长辞。一上火车，诗人就对马蒂尔德动情地讲起这位不寻常的爱国者的苦难经历、英雄业绩。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艰辛的聂鲁达对莫里纳长老十分崇敬。 火车一进波伦亚站，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就走出包厢，俯身守在过道车窗前，想好好看看这座莫里纳长老度过最后岁月的城市。忽然，站台上有人在呼叫：“聂鲁达！”他们抬头一望，只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车窗外。车上跳下一队人，迅速地分头跑向各节车厢。 与警察周旋多年，颇有经验的聂鲁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马蒂尔德说：“警察在找我们。你回包厢去，我留在这儿。”马蒂尔德马上抽出随身带在包里的围巾，把一头红发遮了个严实。她走进包厢，坐到一个正入迷地看书的年轻人对面。她一边和年轻人拉话，一边掏出口红，仔细地抹起来。正在这时，有两个人走进包厢。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年纪很轻，个子挺矮，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聂鲁达相去甚远。对马蒂尔德，他们却没看一眼。一会儿，这两人下了车。聂鲁达一直脸朝外俯身守在窗前，没人注意到他。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汽笛声响，火车起动。诗人目送着那伙人下了火车，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回包厢。“全靠莫里纳长老保佑。”他说。确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要看长老生活过的城市而走出包厢，准会被上车搜查的人认出来。 甚至在马蒂尔德单独行动时，也因为聂鲁达的关系，不得不“享受”警察的特别“关照”。那是在那不勒斯，马蒂尔德的朋友萨拉送她上火车去罗马。临上车时，萨拉悄声告诉她：“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人‘护送’，有两个警察跟着你。”看到她一脸惊慌，萨拉安慰说：“他们把你当成共产党倒也不坏，他们因此会更尊重你。”火车开动了，马蒂尔德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动也不能动。每当她起身走动，警察也必定跟着站起来。 当马蒂尔德和聂鲁达在瑞士重逢时，她对诗人讲述了他们分手后自己极不顺利的卡普里之行。遇上风暴，她坐的驳船几乎被大浪打翻。而当她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回到栖身的海滨小旅馆时，等待她的却是警察，他们追问“聂鲁达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道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紧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马蒂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马蒂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马蒂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感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马蒂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马蒂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爱》：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诗人和马蒂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器著名。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器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流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出入。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马蒂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头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感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子。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进一家餐馆，点了菜。一会儿，一只鸡端上桌子。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道：“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鸡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感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马蒂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爱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马蒂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马蒂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点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头。他们按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头，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巴勃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马蒂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马蒂尔德的头发、眼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感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过了海关，一切顺利。载客上轮的小艇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响起了广播：“聂鲁达先生，请到边防检查站来！”他们默然相对，愣了一会儿。然后，聂鲁达微笑着走了。忽然，在等着上船的乘客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这声音相当大：“这是个共产党，煽动家。我知道他，我是智利人。”她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比头一个声音要响亮得多：“你真不知羞耻，夫人。身为智利人，你竟然辱骂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我是乌拉圭人，但我们都热爱这位所谓的煽动家！”谴责声越来越多，头一位夫人再没出声，她是个坐头等舱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只剩下马蒂尔德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她说，聂鲁达让她先上船，他随后就到。马蒂尔德不信任地望着小伙子。“不，”她回答，“不见巴勃罗，我不上船。”最后一只小艇要开了，人们朝她喊着，让她快上船，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眼前一亮：前面，就在不远的海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高举着一条白围巾，像挥动一面旗帜。“是巴勃罗，我的巴勃罗！”马蒂尔德立刻跨上正要离岸的最后一只小艇。警察局的小艇正送聂鲁达上大船。于是，两只小艇并排向海上驶去。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马蒂尔德看得出诗人非常难过，他受到重创。聂鲁达凝视着大海，凝视着即将远去的港口，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叫我去就是为了通知我。”警察相当客气，抱歉地说这是奉命行事，并允许他发表声明。在驱逐令上，聂鲁达写道，他一直热爱法国，为宣传法国文化他曾竭尽全力，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最后，”他说，“警察请我签字留念，多可笑！” 船启航了，诗人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凝视着远去的海港，以深沉的悲哀，与他所热爱的法国告别。 第七章 浩渺大洋上的航行巴黎的“替身” 智利政府对聂鲁达的迫害在全世界激起公愤，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反应特别强烈。许多国家举行向诗人致敬的集会，出版他的诗集，伦敦《亚当国际评论》出版了聂鲁达专号。 1948年7月，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世界文化界大会上，巴勃罗·聂鲁达的同名朋友巴勃罗·毕加索发表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说。他愤慨地说，他的一位朋友，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中的一个，本应该也在这里参加大会，但是他却不能到会。这位杰出人物不仅是他的祖国智利、是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就是聂鲁达。他以美的形式为人类创造财富，他始终支持穷苦人的正义要求并为此而斗争。可是现在，他却横遭迫害，下落不明。毕加索强调指出，这是对我们全体文化界人士的挑衅，对此我们决不能容忍。他呼吁： “以世界文化界大会的名义，向伟大诗人聂鲁达表达我们的支持和同情，向他致敬！ “到会的46个国家的500名代表，一致行动起来，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智利法西斯政府的卑鄙行径。他们竟敢迫害文化界最优秀的代表。 “强烈要求给聂鲁达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 毕加索的呼吁，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 1949年4月，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开幕。这是世界文化名人聚集一堂的盛会。到会的有：法国的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保尔·艾吕雅（1895—1952），法国著名诗人。、巴勃罗·毕加索、约里奥·居里约里奥·居里（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对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德国的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作家。、查利·卓别林查利·卓别林（1889—1977），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编剧。在电影作品中创造了形式为喜剧性而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小人物”形象。、保尔·罗伯逊保尔·罗伯逊（1898—1976），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WE杜波依斯WE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作家。出生于贫苦黑人家庭，法学、哲学博士。；苏联的伊利亚·爱伦堡、肖洛霍夫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作家。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法捷耶夫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作家。曾多年担任苏联作协领导职务。、萧斯塔科维奇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联作曲家，人民艺术家。；南斯拉夫的I安德里奇I安德里奇（1892—1975），塞尔维亚作家。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郭沫若、萧三……到会的拉丁美洲代表有200人。其中有墨西哥的迭戈、里维拉、拉萨罗·卡德纳斯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墨西哥政治活动家。；阿根廷的安东尼奥·贝尔尼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1982），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派画家。、路易斯·塞瓦内路易斯·塞瓦内（1910—1979），阿根廷抽象派画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胡安·马里内略；巴西的若热·亚马多；危地马拉的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路易斯·卡尔多萨·伊·阿拉贡（1904—），危地马拉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诗人。、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海地的雷内·德佩斯特雷；委内瑞拉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1908—1985），委内瑞拉诗人和小说家。和埃克托尔·波莱奥…… 4月25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执行主席以一种特别的语调宣布：“现在，请最后一位演讲者上台！他是几分钟前刚刚到达的……他是正被追捕的逃亡者……他，就是巴勃罗·聂鲁达！”这时，聂鲁达戏剧性地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他销声匿迹一年零两个月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立刻，全场一片欢腾，代表们全体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欢迎聂鲁达。激动的诗人做了简短的发言，似乎在为他来迟了而表示歉意。“亲爱的朋友们，”他说，“我来晚了，因为，我得克服重重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遥远大地上的人们的问候。正是我国的政治迫害使我认识到，人类的团结一致可以冲破一切障碍。”诗人对热情的欢迎者们朗诵了他的《一首献给玻利瓦尔的歌》。人们热烈地拥抱这位逃出智利独裁者残酷迫害的坚强诗人。 第二天一早，圣地亚哥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一条发自巴黎的消息：“被追捕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没有任何预告、不合时宜地出现在巴黎。他出席了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并做了演讲。他是怎样离开智利来到这儿的，的确是个难解的谜。”聂鲁达在巴黎公开露面的前一天，智利警察局长刚对报界郑重宣布：聂鲁达还在智利，就在他们的手心里，逮捕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法兰西快报的一位记者拜访了聂鲁达，告诉他，得知他在巴黎出现的消息后，魏地拉政府发表了“辟谣”声明，声称，在巴黎的那个自称是巴勃罗·聂鲁达的家伙是个骗子，是个替身。记者于是来找这位聂鲁达的“替身”，和诗人商量该怎么回敬魏地拉。 其实还真不能说魏地拉之流“造谣”，聂鲁达确实是当了一次“替身”。在阿根廷，他向正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官的老朋友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借到护照，凭着两个人相似的长相：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胖胖的身体，顺利地以危地马拉杰出小说家和外交官阿斯图里亚斯的身份，从阿根廷经乌拉圭到达巴黎。因此，从所持身份证看，到达巴黎的是阿斯图里亚斯，或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替身”聂鲁达。当然，对色厉内荏、打肿脸充胖子的魏地拉独裁政府不能轻饶。于是聂鲁达告诉记者：“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从此，诗人开始了长达3年半的流亡生活，并向新的海域扬帆启航。这位从不懈怠的航海者，在风浪中一程又一程地驶向浩渺的大洋。最早，他是特木科地方诗人；然后是首都圣地亚哥20年代大学生诗人；这以后不久，是智利国家诗人；再以后，随着诗人作品的传播和他本人的足迹所到之处，他的诗名逐渐扩大，超出了国界。首先是在阿根廷，然后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并迅速扩展到拉丁美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已成为“新大陆”的知名诗人。1949年，拉丁美洲评论界已公认聂鲁达是本大陆的第一位大诗人。但在欧洲，熟悉他的人还不多。在“旧大陆”这几年流亡中，诗人不仅为智利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和平、自由而斗争。因此，人们认识了和平战士聂鲁达，也熟悉了他的诗。他的诗不但受到西班牙语读者，而且受到其他语种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 首先是在巴黎，聂鲁达受到热烈欢迎，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49年5月初，法国作协举行大会向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各国作家表示敬意。大会上聂鲁达朗诵了他刚刚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新作《漫歌集》中的一篇《逃亡者》，然后由阿拉贡用法语朗诵全诗。犹如胜利的欢呼，诗人骄傲地说： 你那渺小的暂时的胜利， 多么凄凉！而阿拉贡， 爱伦堡，艾吕雅，这些巴黎的诗人， 委内瑞拉的 勇敢的 作家，还有许多别的人，别的人， 都跟我在一起。 而你，该死的人， 却只与埃斯卡尼利亚和库埃瓦斯， 佩卢乔诺和波夫莱特埃斯卡尼利亚等4人，均为贡萨莱斯·魏地拉的党徒。等等为伍！ 聂鲁达是一个极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他总是生活在和谐友爱的群体之中。他到巴黎不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热闹团体。这里有西班牙的老朋友，墨西哥时代的老朋友，众多的拉美作家，再加上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们。聂鲁达从隐居和逃亡的孤寂中到了文明的大都市，他有许多话迫不及待地要对朋友们说，他也渴望着听朋友们海阔天空地谈。他的住处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接待10余次来访。但是他的航程并未终了，他又向新的海域起锚。 在这几年间，聂鲁达为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奔忙，操劳。许多国家：苏联、墨西哥、危地马拉、捷克、波兰、匈牙利、法国、印度、蒙古、中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都留下他来去匆匆的身影。许多城市：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新德里、北京、柏林、卡普里……都留下他的足迹。他去苏联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席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和莫斯科人民艺术节，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到北京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在各地举行诗歌朗诵会，如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灵、热那亚、罗马、米兰都举行了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聂鲁达的诗名也随着他漂洋过海，走出智利，走出美洲，走遍世界。他的诗集或诗选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匈牙利、美国、苏联、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阿根廷、印度、波兰、瑞典、巴勒斯坦、叙利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冰岛等国出版。不但有大语种译本，而且许多小语种也有了译本，如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乌克兰语、葡萄牙语、乌兹别克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而且属于世界。 “新世界多么辽阔” 魏地拉独裁统治的迫害，迫使聂鲁达不得不于1949年2月24日穿越安第斯山南部密林，逃出智利，直到1952年8月12日才得以重返祖国。在这几年中，诗人可以说是走遍了世界，但他不是浪迹天涯、漫游四方的旅人，而是重任在肩，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的战士。正如1949年9月，出席于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时，他对记者所说：“我们受到了赞扬，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骄傲”，“我们是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中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战士，这支军队必将阻止战争爆发。谁反对和平，谁就是与生活为敌”。 在这个时期里，聂鲁达到过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头一次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埋葬了他的梦想的黑暗中的祖国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在被战争夷成废墟、数千万人被杀害的大地上崛起的新世界。他与众多老朋友重逢在世界各地，又与许多新朋友结识在他乡异国。这位游吟诗人，在欧洲的葡萄园里，在亚洲的和风中，在从前只能是梦中才会见到的新世界的辽阔大地上，放声歌唱。他写出了空间开阔、充满光明的新诗集《葡萄与风》。 对这部诗集，作者本人有过明确的评价。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诗人说：“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说实话，我是偏爱《葡萄与风》的，或许是因为它不被人理解，或许是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诗篇我才起步走向世界的。这本诗集带着道路的灰尘和江河的水滴；书中有我本来不认识，只是通过多次旅行才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 《葡萄与风》由23个部分组成，除了前面的序和后面的尾声，主体分为21章，每一章又由若干首诗组成，内容相当丰富。如果说《漫歌集》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的业绩，是拉丁美洲的英雄史诗，那么，《葡萄与风》堪称是欧洲和亚洲已经获得解放和正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英雄史诗。特别是，诗人用相当多的笔墨记叙了他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以及访问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印象、观感。 诗人写出了对新世界热情的歌颂和由衷的钦佩：《新世界多么辽阔》。“我要叙述和赞美/我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所看见的/事物。”“要知道这里是/新事物无休止地产生的国土。”“苏维埃联盟是多么辽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它更辽阔。/它容纳着/最小的蓝色的花朵，/也容纳下了巨大的工厂。”“苏维埃国土的统治者——是人。/小小的，刚刚诞生出来的/人。/他名叫伊凡或者彼得……”“在这儿人将要歌唱和劳动，/劳动和歌唱，/因为他的富饶的国土/就是人们的创造。”“一切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完成，/但在艰苦中却有着力量和欢乐。/而今天从海洋到海洋/伊凡继承了春天——/我正带着你在这春日的大地上行走。”“在这儿新的人/正在创造着新的自然。”“你那坚强的意志/能够使世界翻过身来。/哦，无边无际的土地！”“从此在我的眼睛里，/永远留下了你那珍贵的形象，就像留下了永无止境的/未来的春天！”脚踏着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望着“伏尔加深暗色的河水在静静地流”，诗人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赞美这座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的英雄城市。 在《向中国致敬》一诗中，诗人热烈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沐浴着黎明的阳光。”他盛赞：“巨人啊是那么高大，他一步一步丈量着/他的水稻，他的小麦，他的土地，他的家，/而世界各国人民都认出了他：‘你成长得多么的快啊，兄弟！’”“从大海到大海，从平原到雪山，/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你啊，中国：‘我们有了一个多么强大的兄弟！’”诗人表达了美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美洲的人民”，“热带的穷人”，“玻利维亚的勇敢的矿工”，巴西的“宽肩阔膀的工人”，“巴塔戈尼亚无边草原上的牧羊人”，“都望着你啊，人民中国，/都向你致敬，并且同我一道，/给你的前额送来了这个亲吻”。 在《布拉格的谈话——献给尤利乌斯·伏契克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捷克文艺评论家、作家，捷克民族英雄。》这首分为9节的长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的缅怀和崇高敬意。每当诗人走过伏契克曾在那儿受过拷问的房子：“我总是望着它，抚摸着/它的墙壁，在里面寻觅着回声，/声音和英雄的话语……”“而当你那死亡的悠长的时辰/已经在你生命的时钟上敲响——/你带着像健在时一样的光辉的欢乐，/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伏契克视死如归，正因为：“你——不是遗产，而是活鲜鲜的血液，/你不是记忆，而是持久的事业。”而像伏契克这样舍生取义的英雄，绝不止一个：“曾经有过很多人，/很多个伏契克，/生平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伏契克的一代人，一种/默默无言地充满快乐的人！”“伏契克的一代人，像火一般燃烧，/正在战胜着那使人腐朽的死亡。”正是伏契克的一代人的奋斗、牺牲，赢来了今天： 我通过你，尤利乌斯·伏契克， 赞美那焕然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 像你一样忠诚的儿子们的母亲， 大地的沉默的英雄们的母亲， 赞美那烟雾弥漫的玻璃之国， 葡萄串和麦穗，钢铁和人民！ 还有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兄弟，他一直活在诗人心中。在缅怀捐躯者的时候，怎么能没有米格尔！《漫歌集》中就有专门献给这位牧羊人的诗篇《给在西班牙流放地被谋杀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诗人在晚年——已是米格尔去世后30年了——写成的回忆录中，也专有一章献给他：《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而在《葡萄与风》中，在《西班牙》这首近400行的长诗中，有近300行是献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 人们叫他米格尔，他是 奥里维拉河岸上的 一个牧羊娃。 …… 他歌唱， 为了让牢门打开， 为了让自由在大道上畅行。 …… 他将在地下 永远吟诗！ …… 米格尔，在这儿，谁也没有忘记你！ …… 要知道！ 时间快到了， 你的风，人民的风将向他们 飞奔而来； 让伊巴露丽伊巴露丽（1895—1989），别名“热情之花”，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公开出现， 让他们听见 永生的西班牙的胜利的脚步声， 我们的西班牙的脚步声，而你 在这个时候， 哦，山羊的天使长， 你，在战争中牺牲了的牧羊人， 你，伟大的人民诗人， 你，我的儿子，将要在那些旗帜上 看见你的脸孔， 整个布满善良的皱纹。 你将要生活在我们的胜利中， 和你的人民一道复活， 同我们一道前进，从此 谁也不能够再让你离开 西班牙的亲密的怀抱！ 流亡诗人还写出了他对遥远祖国的深切怀念：《在我的祖国正是春天》。10月，在北半球的欧洲，正是秋天：“今天——是一片金黄和红色的火焰，/而明天——是一望无垠，是白雪和洁净。”但在南半球的智利，10月，正是温暖“由北方走向南方，散发着清香”的春天，诗人渴望能回到祖国： 十月呀，春天呀， 把我带到我的人民那儿去吧！ 看不见你们的男子汉和姑娘们，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用自己的肩头来负担起大家共同的希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不作为一个旗手在前进， 我怎么能生活下去； 在我们伟大斗争的行列里， 这面旗帜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现在它正传到了我的手上。 因此，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返回他遥远的故土：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 什么时候， 你才能和我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 我才能和你一道走着， 什么时候呀， 什么时候？ 20年后，在夺去诗人生命的智利那场灾难性军事政变中，几千人背井离乡，流亡四方。这首诗曾使多少长年流亡他乡的诗人的同胞们读起来热泪盈眶： 哦，智利，你这由波浪、葡萄酒和白雪 所组成的长长的花瓣，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呀，哦，什么时候 我才能重新和你相见？ 诗人试图打破拉丁美洲那种世界是广漠的孤寂感，《葡萄与风》中充满了深刻的国际主义，作者构思这部诗集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人想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走遍世界的旅人的惊讶、赞美，对友谊的感谢，甚至不是单纯的责任，他发现了大写的“人”和辽阔的新世界。聂鲁达对这个大写的“人”的英雄业绩的赞颂从《西班牙在我心中》开始，在《漫歌集》中得到发展，在《葡萄与风》中得以继续。这条轨迹划出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方向。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沿着这个轨迹创作的。 正因此，《葡萄与风》引来了不少批评。一位厄瓜多尔评论家说，这本诗集中，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他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针对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几乎是以同样的激烈憎恶《大地上的居所》，聂鲁达做了如下回答：“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居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也许，诗人在1972年4月纽约笔会上的发言说得更清楚明确：“政治斗争历来与诗不可分。人类的解放要通过流血，可是永远要通过诗歌来争得。在我们这个充满苦难与争取解放斗争的伟大时代，人类的诗歌日益丰富多彩。” “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上” 聂鲁达是乘着诗歌的翅膀进入苏联的。1949年6月，诗人第一次踏上辽阔的苏联大地，他应邀去参加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的诗却比他早10年就到了那里。还是在1939年，莫斯科就出版了《西班牙在我心中》，俄译者就是爱伦堡。这部诗集中的一些诗，在1938年就已译成俄文在苏联传开。从那时起，聂鲁达的诗就被不断介绍到苏联，刊登在《新时代》和《文学报》上。西班牙内战让苏联人认识了聂鲁达，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上。因此，当诗人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就发现，人们对他已经非常熟悉。 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苏联村庄，普希金几次来此小住，1824—1826在此处服流刑。1922年起为国立普希金博物馆，包括附近的三山村和普希金安葬地圣山修道院。，前去拜谒的聂鲁达和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同众多的崇拜者们在树林中举行纪念会，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诗人似乎感到，周围的人群，满眼的树叶，正在生长新麦的广袤大地，都激动得在颤抖。忽然一道闪电在天边划过，接着是滂沱大雨。诗人觉得这场大雨像是跟踪他而来的，好像他又重新回到雨中的故乡特木科。特木科与米哈伊洛夫斯克虽然远隔万里，但却灵犀相通，息息相关。 聂鲁达轻轻地、缓步走进故居，来看望一个半世纪前被杀害的普希金：“他在彼得堡倒下了，胸膛里怀着那颗卑劣的子弹。”普希金的伤口使诗歌至今还在滴血。聂鲁达看见了普希金： 我看见了普希金； 他是那样的年轻， 他成了我的朋友。 他不能讲话， 我只好从书本上倾听他。 我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行走， 一面观望着他，读着他的书本。 他用他那些诗歌为我揭示了 人们和大地的生活。 当他和我一道 在那些城市和草原的 自由辽阔的土地上空 飞翔， 在透明的空气中他是那样的透明， 笼罩着他面容的， 是像幻想一样的 宁静的自豪。 ——《普希金》 聂鲁达满怀激情地读着普希金的诗，他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认识俄国，更好地了解苏联。他买了一套普希金作品全集，有11册，还买了各种版本的普希金作品集。几年后，诗人向智利大学捐赠的那批书籍中，就包括这些从涅瓦河畔买到的珍贵书籍。 当诗人坐在庄严的纪念会大厅里，一种特殊的感觉传遍全身。当年在特木科，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借给他的俄国小说，是他和这个如此遥远的国家的第一次接触。这些小说，一直是诗人一生中最爱读的作品。转瞬光阴，多少年过去了，今天，他终于来到了这个从小就渴望认识的国家，脚踏在这块似曾相识的亲切的大地上，他终于如愿以偿！ 27日，苏联作家协会在莫斯科艺术学校大礼堂举行晚会欢迎聂鲁达，大会由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主持。大厅里座无虚席，作家们，特别是诗人们参加了大会。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聂鲁达最好的朋友，正是这种朋友加同志的情谊成为他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之中有尼古拉·吉洪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1896—1979），俄罗斯作家、社会活动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俄罗斯作家。曾任《文学报》主编、苏联作协副书记和书记处书记。、谢苗·基尔萨诺夫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罗斯诗人。、奥瓦季·萨维奇奥瓦季·萨维奇（1896—1967），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基尔萨诺夫后来曾多次访问智利，成为智利人民忠实的朋友，也成为聂鲁达的至交。他把聂鲁达的诗出神入化地译成俄文。聂鲁达对他极为赞赏，说他“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辞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而奥瓦季·萨维奇则不仅是聂鲁达也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作的译者。聂鲁达称赞他：“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 晚会上爱伦堡作了讲演。他是聂鲁达《西班牙在我心中》的俄文译者和作序者。而聂鲁达则为爱伦堡的《消灭侵略者》的西班牙文版作了序。这部作品中的文章，在战争期间几乎每天都在苏联报纸上登载，成为射向法西斯的子弹。爱伦堡在发言中阐述了他为《聂鲁达诗集》俄译版所写序言的内容要点。这部诗集几天后就由苏联国家文化出版社出版。爱伦堡这篇序言也是一篇精彩的论文，它是苏联聂鲁达研究的开端。从此，聂鲁达研究成为苏联美洲文学研究家们的重点课题。他们发表的研究文章有数百篇之多。聂鲁达的所有作品几乎都译成了俄文，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苏联境内使用的其他多种语种，如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等。 聂鲁达参观了工厂、农村，把他的诗带进了厂房，带到了田野上。他为人民朗诵《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他的诗在工人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走着、看着，有时似乎在走神，好像对所参观之处兴趣不大。但不久，在他的诗中，就出现了他对所到之处出人意料的细致而又独特的描绘。他那看似怠倦的目光敏锐地捕捉着，以一种极有个性的视觉和方法观察、表现现实。 苏联人总爱向来访的外国客人问：“你想去哪儿？”当问到聂鲁达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西班牙一样，同在诗人心中。“热情之花”伊巴露丽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把西班牙和斯大林格勒融合为一。”为了证实自己的话，这位聂鲁达诗歌的爱好者引用了聂鲁达的诗： ……还有那些背靠着墙壁被处决的西班牙人， 他们一齐询问，是不是斯大林格勒依旧活着； 还有那一列列被牢狱生活所折磨而深陷的眼睛， 它们用你的名字刺穿墙壁； 西班牙因你的流血牺牲而鼓舞起来了， 斯大林格勒啊，你曾经倾注你的心灵给西班牙， 当西班牙像你现在一样被英雄们的血所肥沃着的时候。 ——《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 在这第一次苏联之行中，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斯大林格勒——这座诗人曾为之献上两首情歌的英雄城市是一定要去的。聂鲁达站在伏尔加河岸上，望着深暗色的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战争的炮火已经停息了4年，正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一座在废墟中崛起的全新的城市矗立在诗人面前。诗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提笔写出了《献给斯大林格勒的第三支情歌》。 一切仿佛都很平常，一切似乎都很普通。炎夏中的斯大林格勒，无数高楼大厦耸立，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去上班，狗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走着，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个信封在匆忙赶路……但是4年前，这里的一切都曾经倒塌过，躺在灰烬里，躺在战争的血泊里。是的，这儿的一切都曾倒塌过，但是除了“那些日子里的人，/苏维埃国家的兵士”，他们坚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每一幢房屋，与法西斯强盗进行了殊死战，争夺着每一米，甚至每一厘米的土地。于是，“在这儿，用鲜血夺回了/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我们全部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就在这儿，“斫断了/那个紧紧地套住/历史脖颈的绞索”。 因此，才有了今天“这极寻常的太阳/照耀人们的和平生活——/胜利才踏着这神圣的土地的灰烬/来到了这儿”。 今天，这书本，这面包， 这早晨栽上的松树， 这充满阳光的大街 （它刚刚离开了那张 建筑家冒着战争风暴 绘制好的图纸）， 这一旁走过的姑娘， 这只在阳光下、在灰尘中的狗儿—— 这一切全都是奇迹， 是鲜血创造出来的奇迹， 是钢铁和党创造出来的奇迹， 我们的新世界的 奇迹。 这座英雄的城市“不是从地上/而是从人们心坎里修建起来的”。如今： 在这个夜里什么都有——明朗，月亮，辽阔， 纯洁和决心。 而在那高高的地方 是洋槐的枝条， 是绿叶和鲜花， 是准备着自卫的针刺， 是斯大林格勒的 伟大的春天， 是斯大林格勒的 永远不朽的芬芳。 辽阔的苏维埃联盟，英雄的苏联人民，就这样进入了聂鲁达的心中。从此，诗人成为拜访苏联的常客。特别是1952年12月，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奖评委后，去苏联就成为他的常规旅行。他和苏联作家们、和苏联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他所说的：“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 “船长”与“罗萨里奥” 1952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版了一本奇特的、引人注目的诗集：《船长的诗》，未署作者姓名。它装帧精美，印数极少，只印了50册，得到它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诗集一出现，就成了文学聚会和其他社交活动中的热门话题，尽管真正读过它的人还不多。 第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船长的诗》，大受欢迎。此后，又数次再版，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诗集上找不到作者姓名，但却有一篇书信式的代序。写信的日期是1951年10月3日，于哈瓦那。信是写给出版者的，署名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 信中写道：“我冒昧地把这些尚未公开过的诗稿寄给您，想您一定会感兴趣。我保存着这些诗的全部手稿，它们是在火车上、飞机上、咖啡馆里，在各种地方写成的。这些诗几乎是不加修改地写在各色各样的小纸片甚至餐巾上。这种爱，这次热恋，发生在有一年的8月，当时我作为演员，正在法国——西班牙边境的城镇巡回演出。他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战场，遗憾的是，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马丁内斯，是拉米雷斯，还是桑切斯。我只是叫他：‘我的船长。’” 到处都在谈论这位不知名的船长和他的诗。船长究竟是谁？人们在寻找，他们的目光逐渐集中到了黑岛——聂鲁达就住在那儿。他的名字越来越紧地和这部诗集联系在一起。最后，“船长就是聂鲁达”，终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但是，诗人自己公开承认却是在10年之后。《船长的诗》动笔于1951年8月，是在布加勒斯特，然后，继续写于横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上，写于中国、布拉格、维也纳和瑞士，最后完成于意大利卡普里岛，它是献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是“自然的儿女，自然的爱的结晶”。 正如聂鲁达所说，这本以佚名方式出版的诗集“在生活中闯出了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船长真名实姓的《船长的诗》自豪地走遍四方”。它的成功，没沾一点儿诗人名望的光。它全凭自身的价值，闯出一条路，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匿名出版，曾经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归结为政治原因：“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对此聂鲁达本人做了明确回答：“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唯一的真相是”，“我不愿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她“是我18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温柔的她。” 1952年，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他是得到第一版《船长的诗》的有数的知情人之一）画了一幅奇画，一张双头女士像。正面的是马蒂尔德，侧面的是“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一头和马蒂尔德一样的浓密红发披在两张脸旁。更奇的是，如果仔细看，在那头红发下，分明可以看出匿名船长——聂鲁达的面影。 《船长的诗》是一部奇特的爱情诗集，说它奇特，并不是因为热恋中的作者曾隐名埋姓达10年之久。而是因为，很少有人像这位“船长”诗人这样，依照爱情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爱情。 从智慧过人的古代智者所罗门所罗门，公元前965—前928年以色列—犹太国国王，大卫之子。他在位期间是国家强盛时期。他以智慧著称。传说圣经的某些篇章（包括《雅歌》）是他所写。，歌颂醇酒和爱情的阿那克瑞翁阿那克瑞翁（公元前550？—前465？），希腊抒情诗人。他写了5卷诗，歌颂醇酒和爱情。，还有萨福萨福（公元前612？—？），古希腊女诗人，写情歌和婚歌，她写过9卷诗。、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他写过各种爱情诗，包括《恋歌》《爱的艺术》等。，到后来的兰波、魏尔兰、贝克尔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诗人、散文作家。……都是随心所欲地把爱情分割成灵与肉两个方面。聂鲁达却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人“遗世而独立”的结合，它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世俗感情，它与人类复杂的生存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必然离不开对新生活，对正义美好的世界的追求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船长的诗》分为7章，共47首诗，这7章是：爱情；愿望；愤怒；生活；颂歌和萌芽；贺婚诗；旅中书。它们组成一部完整的爱情之歌。这支歌是诗人和马蒂尔德恋爱的记录，诗人说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聂鲁达的第一个妻子是土生土长在爪哇的荷兰人，德丽亚是阿根廷人，而马蒂尔德却和诗人一样，是智利外省人： 你来自贫穷的南方，那是我的灵魂的故乡： 你的母亲依旧在天上跟我的母亲 一同浣衣。我为此选你做伴。 ——《十四行情诗一百首》 有人试图把《船长的诗》与《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进行比较，寻找相似之处。这两部作品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很大的距离。《船长的诗》写的已不是30年前那种年轻小伙子的爱情。船长已经扬帆远航了数十年，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停靠过多少个陌生的港湾。这只航船早就驶出了特木科、圣地亚哥，进入了浩瀚的大海。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经成为一个驰骋大洋、航向明确的干练船长。船长的爱与船长追求寻找正义和幸福的航程是合为一体的。 因此，他的心上人已不再是30年前那“伟大、丰盈、有魅力的女奴”，而是“女王”： 我给你起名为女王。 有人个子比你高，高过你。 有人比你更质朴，更纯洁。 有人比你更漂亮，比你更美丽。 但你是女王。 ——《女王》（《船长的诗》） 他笔下也不再是当年“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的悲叹，而是急切的呼唤： 跟我走吧。 黑夜攀上山。 饥饿流入河。 跟我走吧。 谁在受难？ 我不知道，但他们是我的人。 跟我走吧。 …… 斗争会很艰苦， 生活会很艰苦， 但你会跟我走。 ——《河山》（《船长的诗》） 最后一首诗是《旅中书》，它是一首告别辞，船长出航，奔赴新的战斗。 别了，但你仍然 跟我在一起，在我身体内 是动脉里流着的一滴血， …… 爱人，我在走向战斗。 …… 请眺望海，因为我发光， 眺望夜，因为我航行， 我走了，却未曾离开你， 而海和夜都是你的眼。 尽管有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但他们一定会重逢： 你会跟着我走， 那时刻我会等着你， …… 假如可恨的哀愁走来 敲你的门， 请告诉它我在等着你， 假如寂寞要你换掉 有我名字的指环， 就让寂寞跟我谈判， 告诉它我不能不离去， 因为我是军人， 告诉它此刻 我在雨水下 在火焰里 等着你，我的爱。 …… 假如他们说：“那人 不爱你”，请记住 夜里我孤单的脚在找 心爱的那双甜蜜的纤足。 爱人哪，假如有人说 我已经忘掉你，即使是我讲的， 即使是我亲口对你讲的， 请不要相信， …… 但是我也不能 忘记我的同胞兄弟。 我在每一条街 每一块石头后面作战。 请用你的爱支持我： …… 读着这首诗，不禁使人联想到苏联诗人西蒙诺夫那首动人的《等着我》，尽管写诗的境况并不相同。西蒙诺夫当时是在卫国战争的前线，每天都有最亲近的战友在激战中倒下，随时都可能轮到他。他的诗，就是在那种严峻的情况下写成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但是两首诗又有相同之处，两位诗人都把爱情与为正义事业而战联系在一起。 马蒂尔德没有辜负诗人的期望，她跟上了他的步伐，他们终于重逢了，重逢在共同的事业中。爱情支持着他们抵御了各种灾变。即使在失去了聂鲁达的艰难岁月里，马蒂尔德也坚强地斗争着，为完成诗人未竟的事业奋斗不息。 对于他们的恋爱史，聂鲁达和马蒂尔德一直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马蒂尔德才讲出了人们早就想知道的一切。而在1979年，当记者问到她是怎么认识聂鲁达的，她还断然回答：“无可奉告。” 他们相识于1946年，在智利弗雷斯达尔公园的一次音乐会上。聂鲁达记住了马蒂尔德的笑声，而诗人能看到人心底的目光使马蒂尔德永远难忘。这第一次见面是短暂的，但却是决定性的。 马蒂尔德登上了旅途，她要去美洲、欧洲一些国家巡回演出，她是个歌手。正像《船长的诗》代序的信中所说，她走遍城镇，以唱歌谋生。她曾在秘鲁拍过电影，还在阿根廷、墨西哥的广播电台演唱过。 聂鲁达则留在智利，与他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后来，他被迫转入地下，最后逃出智利，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走过了地球上不少地方。 1949年，聂鲁达和马蒂尔德重逢在墨西哥，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能忍受分离。 那是在1949年9月，诗人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拉丁美洲保卫和平大会。会后他病倒了，卧床不起。每天都有许多朋友去看他，他的住处成了地道的文艺沙龙，总是挤满了人。就在这时，他见到一张“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脸，那动人的笑声也使他感到耳熟，一双灵巧温柔的手为他铺床，垫枕头，扶起他的头，按时给他吃药……他在哪儿见到过这双智利女人的眼睛。是的，这双眼睛也分明在说：“我们曾经见过面。”她，就是马蒂尔德。 马蒂尔德出生于智利南方以陶瓷制品闻名的小城契扬，毕业于圣地亚哥艺术学校，学的是唱歌。她曾在一些国家巡回演出。那年，她正好居留在墨西哥，在那儿办了一个音乐学校。现在，歌手成了志愿护士。好给人起别名的诗人称她为“罗萨里奥”，并把这个名字写进了《漫歌集》等诗集中：“和平应该属于/我这只愿意书写罗萨里奥的右手。”（《伐木者醒来吧》）但在那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名字的真实含义。这是一次生死恋，它在1949年扎下根，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聂鲁达去世。准确地说，应该是直到马蒂尔德也追随诗人而去的1985年。 聂鲁达1955年与德丽亚正式分手，在这之前的五六年间，他不得不过着双重生活。马蒂尔德几乎成了旅行家，她和聂鲁达——德丽亚夫妇总在进行一种“平行”旅行，她总在他们附近，经常与诗人暗中相会。 诗人是个忠实的情人，他几乎天天给马蒂尔德写诗。她把这些写满诗的、大小不一的小纸片都珍藏在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精致小木匣里。他们的爱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秘密，他们十分小心地护卫着它。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能找到机会见面。但是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卡普里岛度过的，他们称之为“难忘的时光”。对它的美好回忆伴随了他们一生。那里芳香四溢，遍地鲜花，天空碧蓝，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就是在这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意大利历史学家欧文·切里奥出于对本国政府曾强令聂鲁达离开意大利的愤慨，为诗人和马蒂尔德提供了自己的别墅。他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甜蜜的爱情里“蛰居”。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到达卡普里岛的。高峻的海岸，白色的房子，窄窄的小街，静谧的夜……一辆精巧的马车载着他们，飞快地奔向盼望了那么久的“家”……这一切，恍如梦境。有个家，对于一般人，不是难事，但对于他们，却真是“来之不易”，让人竟然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终于到家了！一所漂亮的白房子，门开着。一张和善的脸，一声热情的“欢迎”把他们迎进门。桌上，摆着盛开的鲜花，精致的小卡片上，写着一行工整漂亮的小字：“献给马蒂尔德。欧文·切里奥。”大壁炉里，火花欢快地飞溅着，炉火熊熊。一位长者站在炉旁，高大、睿智，仪表堂堂，穿一身白衣服，“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尊神明爷爷”。这就是欧文·切里奥。他笑着迎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这儿就是你们的家！”这句听来平常的欢迎词让他们非常感动：终于有了一个家，多少年的梦想今天成真。 冬天的卡普里岛非常清静，和挤满游人的夏天大不相同。这儿的居民已经听说了聂鲁达曾被意大利政府驱逐的事儿，他们为他抱不平，同时也很想认识认识这位著名诗人。因此，第二天一早，当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进切里奥称之为上帝的杰作的广场，人们纷纷迎上前去向他们问候，对他们表示热情的欢迎和真诚的同情。在这儿，再没有人跟踪他们，他们像是获得了解放。卡普里人的厚道、慷慨、诚挚，使这两个浪迹天涯的旅人感到温暖、安慰，有一种回到自己人中的安全感。从登上这个小岛那一刻起，他们就爱上了卡普里。 他们逐渐熟悉了这里的居民，学会了这里特殊的生活方式：在岛上买东西不用付现钱，东西都送到家里，月底结账。这真是一座美丽而神奇宛如世外桃源的小岛，唯一让他们失望的是那儿的海滩。当他们漫步在海边，诗人若有所思地说：“这海要是有浪翻腾咆哮就美了！你看，它太平静了，连拍打着海岸的浪花都是悄无声息的。而且，闻不到海的气味。”他一定是又怀念起黑岛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了。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片高耸的礁石，那儿的海水扑打着礁石，翻腾着浪花，吸引了他们。他们久久地凝视着那与遥远故乡相似的大海，不忍离去。在这片礁石上，他们拍了不少照片。 不久，一桩喜事临门，马蒂尔德怀了孕。在拿到医院检查结果那天，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了一番。他们去餐馆吃晚饭，又笑又唱，喝了不少岛上自产的酒。那酒清醇，平和，好像劲儿不大，但实际并不如此。很晚了，他们才作为最后的客人离开餐馆。走到家门口，却进不去，钥匙不见了。诗人摸遍了口袋，马蒂尔德倒空了皮包，一无所获，马蒂尔德要再摸摸诗人的口袋，她记得是他拿着钥匙。但他说：“不必了，我已经找过两遍了。”他们不得不找了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马蒂尔德一睁眼，就见诗人一只手伸到她面前，手上是那把失踪了的钥匙。原来它就在他口袋里，可惜他今天早上才摸到。他们是乐昏了头，那家酿美酒大概也帮了点儿倒忙。 这个孩子将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要当父母了，聂鲁达提议，等月亮圆的时候，他们要举行婚礼，请月亮证婚。为此，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定做的结婚戒指不久就送到了，上面刻着：“卡普里，1952年5月3日，你的船长。”结婚礼服也做好了，是用卡普里本地织的绿色条纹布料做的，上面镶着一条条金线。选定的日子到了。他们起了个大早，马蒂尔德下厨房准备吃的，诗人负责装饰房间。当她走出厨房，不禁惊喜地站住了：房间里挂满了鲜艳的花朵，翠绿的树枝，还有各种颜色的纸片，上面用大号字写着：“马蒂尔德，我爱你！”“我爱你，马蒂尔德！”她感到非常的幸福，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夜色降临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升上天空，她准时应邀来参加婚礼了。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走到平台上，她那绿条纹的结婚礼服在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他们沐浴在温馨、恬静、梦幻般的夜色中。诗人仰望夜空，向高悬的明月，郑重地请求，请她为他们证婚。他对月亮说，他们不能在人间结婚，尘世不承认他们的婚姻。但是她，热恋的诗人们的缪斯，会为他们证婚，这婚姻比凡间的婚姻更为神圣。然后，他低下头，握住马蒂尔德的手，为她戴上结婚戒指，郑重地说：“你要永远戴着它。”他让马蒂尔德仔细瞧那月亮，他断言，“月亮的嘴在动，她在为我们祝福！” 他们手挽着手，唱着婚礼进行曲，庄重地缓步走在厅里。然后，他们唱起歌，跳起舞。天上的明月透过窗子望着他们，她也张着嘴在笑。他们斟满酒，举杯邀明月，和他们一起痛饮。多么美的月光！多么幸福的夜！当第一线晨曦照进窗里，他们大吃一惊：新婚之夜竟然如此短暂！ 这以后，他们曾参加过不少朋友的婚礼。但他们断定，哪一次婚礼也没有他们这次由月亮证婚和祝福的婚礼这么幸福，这么美满。那一夜像神圣甜美的梦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许多年后，聂鲁达解除了与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的婚姻。于是，他和马蒂尔德在1966年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次庆典邀了众多客人，拍了不少照片，大宴宾客，人们为他们敬酒祝福。但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婚礼是那一夜，在卡普里岛上月亮为他们证婚的那一夜。卡普里之夜，犹如不可能再重现的梦，让他们终生难忘。 在那美得醉人的岛上，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诗人的创作也获得了丰收。 每天早晨，聂鲁达在书房里埋头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写好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就是在这儿，聂鲁达完成了他的许多诗篇，他一天也没停过笔。这是他创作的丰收期。《船长的诗》就是在这儿定稿的。《葡萄与风》中的许多诗，也是在这儿写成的。有些聂鲁达研究者，曾认定诗人所描述的卡普里岛实际是黑岛。这是因为有很多年，卡普里之行一直是诗人——“船长”和马蒂尔德——“罗萨里奥”两个人的秘密。 夏天到了，游人开始上岛。诗人和马蒂尔德在卡普里戈里街另外找了一处他们能租得起的小房子。夏天，切里奥的别墅肯定是要出租给游人的。 他们决定邀请一些朋友举行一次聚会，一是和切里奥宽敞美丽的住宅告别；二是庆祝诗人最后完成了他致中国的一首长诗，这首诗收在《葡萄与风》中。为了迎接客人，诗人的写字台挪了个地方，台上放满诗稿，台下有装满本子的纸筐。 客人们如期而至，有作家、诗人、画家、演员，人数不断增加，别墅里热闹非凡。一盘盘炸馅儿饼穿梭不断地从厨房往外端，尽管有3个人掌勺炸制，可是仍然供不应求。对于客人们来说，这馅儿饼颇有异国风味，谁都想多吃几个。 每次聚会，聂鲁达总有办法使气氛活跃，人人愉快，这成了他的特点。他总能让聚会充满生气，充满欢笑和情谊。这一天过得真快活。 第二天，诗人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工作，突然发现一部分诗稿不见了。他们找遍各处，甚至去了垃圾场，但终于彻底失望了。关于中国的那一章全部不见了，那一章特别长，而且写得特别精彩。诗人很懊丧，这么长的诗，重写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蒂尔德很内疚，觉得责任在她，没保存好诗稿。这是她与诗人共同生活中的第一次严重失误。她非常珍惜这种生活，一直精心安排，想使它完美无缺。 找到原稿是没有希望了，马蒂尔德建议诗人重写。“写出来也不会是原样了，”他说，“不可能照原样重写出来的。”但是，除了重写，别无他法。诗人终于重新写出了这首诗。但他们总在想，那份原稿是什么样的呢？ 诗人和马蒂尔德经常从卡普里去那不勒斯。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那儿的智利领事正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热情地欢迎他们，请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她这么做，还真算得上是“玩忽职守”。因为智利外交部向其所有驻外使馆、领事馆下达了禁令：“不许接待逃亡国外的巴勃罗·聂鲁达。”接到这样的命令，加夫列拉禁不住笑了。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从智利发来命令，禁止我接待聂鲁达。他们真是看错了人。要让我对这位朋友，对西班牙语最伟大的诗人闭门不纳，那我宁可去死。何况，他是一个被迫害的智利人。我也曾横遭迫害，被报纸和杂志扫地出门……这一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应该有勇气说真话……” 马蒂尔德由聂鲁达陪着，第一次游了威尼斯，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一周。第一天的一大早，他们兴致勃勃地去一个咖啡店吃早点，胃口大开地吃了不少。然后他们离座而去，手挽着手，准备徒步游览威尼斯。 突然，一位先生怒气冲冲地拦住了他们，这人的双手、两眼、嘴巴协同作战，把他们狠骂了一顿：你们没付饭钱！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先是一愣，然后他们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在卡普里，他们已经习惯了吃完就走，忘了在威尼斯却是要付现钱的。这两位蛰居卡普里忘了大千世界惯例的“岛民”从此就成了这家咖啡馆的常客，而满面笑容地接待他们的也总是这位先生。 诗人和马蒂尔德坐着平底小船在河里漫游。船夫们和善而健谈，他们很乐意和游客聊天。这些人相当聪明，能猜出哪些是相伴的恋人，于是，就特意把船划得很慢，很慢。 跟聂鲁达在一起，就像随身带了一本小百科全书，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所有高大建筑物的名字，他全叫得上来。当时，正逢两年一度的联欢节。他们大饱眼福，欣赏了威尼斯最为壮观的盛景。 后来，他们又不止一次地去过威尼斯，但最难忘的，却是这一次。 夏天到了，卡普里，这个迷人的小岛，完全变了样，到处挤满游客，满耳是喧声闹语，人们来去匆匆。几乎没有人再关注这个芳香四溢的小岛本身：它那遍地的鲜花，清新的空气，柔和的轻风，还有闪烁在碧蓝天空中的明朗阳光。 诗人和马蒂尔德每天去散步，总要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采摘鲜花，收集花籽。可是现在，这却成了问题。游人们到处打听岛上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得知一位著名的智利诗人正住在这儿，于是，纷纷登门拜访。诗人和马蒂尔德不得不离开卡普里，迁到一个没有游人光顾的僻静渔村：圣安黑洛。 卡普里的生活到此结束了，但对它的美好回忆却伴随了他们一生。慷慨好客的卡普里人，平静的大海，怒放的鲜花，明朗的阳光，爱情，友谊…… 圣安黑洛是个小海湾，那儿有几处很浅的海滩。就在那儿，马蒂尔德发现“船长”竟然不会游泳。她很高兴：她总算可以教诗人学点儿什么了！于是，先教他浮水，然后陪他游。但她得时刻提高警惕，免得上当受骗：诗人常常耍滑头，用一条腿撑着地走，看上去就像是在游一样。他从小不好运动，但这次却迷上了游泳。当学会挥臂划水时，他高兴得像个大孩子。的确，“船长”怎么能不会游泳呢？！他们天天去游，一天不落。 诗人与警察 我们——是从警察局来的。 您从哪儿来？ 您是什么人？ 您要到哪儿去？ 您父亲是谁？兄弟是谁？ 在最近七个晚上 您是跟谁共宿在一起？ ——《意大利》（《葡萄与风》） 流亡期间，聂鲁达曾在意大利小住。他称那段时期是“难忘的时光”。那里的一切，都在慷慨的赐予：鲜花、阳光，友谊、爱情。但是，除了这些令人愉快的，还有让人厌恶的：无处不在的警察。诗人成了他们跟踪的重要目标。 聂鲁达走遍欧洲，但他不是游客，而是战士。他积极参加各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活动，不倦地揭露、谴责独裁统治。这让远在万里之外的魏地拉坐卧不宁，他通过智利驻外使馆要求意大利、法国等政府限制诗人的活动，直至把他驱逐出境。诗人不得不继续与警察打交道。 在威尼斯，盯梢的警察与诗人相距仅两米远。在那不勒斯，警察通知诗人必须当天离开意大利。这两桩事情，和它们喜剧式的结局，聂鲁达在他的回忆录和《意大利》一诗中已有详尽而精彩的描述。实际上，这并不是仅有的两次。正如诗人所说，他到处都碰到警察跟踪，“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一次，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由那不勒斯乘火车去威尼斯，途经波伦亚。18世纪智利有位爱国学者莫里纳胡安·伊格纳西奥·莫里纳（1740—1829），智利长老、自然科学家。长老曾被流放到这里，并在这儿与世长辞。一上火车，诗人就对马蒂尔德动情地讲起这位不寻常的爱国者的苦难经历、英雄业绩。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和艰辛的聂鲁达对莫里纳长老十分崇敬。 火车一进波伦亚站，聂鲁达和马蒂尔德就走出包厢，俯身守在过道车窗前，想好好看看这座莫里纳长老度过最后岁月的城市。忽然，站台上有人在呼叫：“聂鲁达！”他们抬头一望，只见一辆汽车正停在车窗外。车上跳下一队人，迅速地分头跑向各节车厢。 与警察周旋多年，颇有经验的聂鲁达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马蒂尔德说：“警察在找我们。你回包厢去，我留在这儿。”马蒂尔德马上抽出随身带在包里的围巾，把一头红发遮了个严实。她走进包厢，坐到一个正入迷地看书的年轻人对面。她一边和年轻人拉话，一边掏出口红，仔细地抹起来。正在这时，有两个人走进包厢。他们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年轻人——他年纪很轻，个子挺矮，戴一副近视眼镜，和聂鲁达相去甚远。对马蒂尔德，他们却没看一眼。一会儿，这两人下了车。聂鲁达一直脸朝外俯身守在窗前，没人注意到他。他们要寻找的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 汽笛声响，火车起动。诗人目送着那伙人下了火车，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回包厢。“全靠莫里纳长老保佑。”他说。确实，如果他们不是为了要看长老生活过的城市而走出包厢，准会被上车搜查的人认出来。 甚至在马蒂尔德单独行动时，也因为聂鲁达的关系，不得不“享受”警察的特别“关照”。那是在那不勒斯，马蒂尔德的朋友萨拉送她上火车去罗马。临上车时，萨拉悄声告诉她：“不会出什么事的，有人‘护送’，有两个警察跟着你。”看到她一脸惊慌，萨拉安慰说：“他们把你当成共产党倒也不坏，他们因此会更尊重你。”火车开动了，马蒂尔德像被钉在了座位上，一动也不能动。每当她起身走动，警察也必定跟着站起来。 当马蒂尔德和聂鲁达在瑞士重逢时，她对诗人讲述了他们分手后自己极不顺利的卡普里之行。遇上风暴，她坐的驳船几乎被大浪打翻。而当她浑身湿透，精疲力竭地回到栖身的海滨小旅馆时，等待她的却是警察，他们追问“聂鲁达去哪儿了”，她回答：“两天前就离开了意大利。要想知道详情，可以去问那个警察：他紧跟着聂鲁达上了汽车，而且会一直奉陪到边境。”真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警察跟踪，即使是马蒂尔德一个人行动的时候。既然聂鲁达是共产党，马蒂尔德还能不是共产党？ 聂鲁达平静地听着马蒂尔德愤愤不平地述说，这些让她感到气愤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了。他告诉马蒂尔德：战前，在西班牙，他被当成是共产党，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共产党员，而他和他们一起战斗。战后，他回到智利，继续为正义而战，又被登上共产党要人的黑名单。既然为真理而斗争就是共产党，“那我就应该是个共产党员”，于是，他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始终是个优秀党员。他应该而且必须这样，只要活着，就要以诗歌乃至生命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马蒂尔德也许曾经对政治一无所知，但自从和聂鲁达生活在一起，她就成为诗人同甘苦、共患难的伴侣和同志。在《船长的诗》中有一首《战士的爱》： 你将磨穿鞋底， 但是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只能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1952年，返航回智利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诗人和马蒂尔德买好了船票，他们将在法国戛纳乘“朱理安·恺撒号”回国。启程的前一天，诗人建议去附近的毕加索的小村瓦加乌里斯瓦加乌里斯，法国的小市镇，以生产陶器著名。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晚年定居在这儿，从事绘制陶器的艺术。吃晚饭。他说：“当年我流亡到这儿时，毕加索待我就像亲兄弟。”“他给我一把自己书房的钥匙，以便我随时出入。有一次我打开房门，见他正在画那张著名的《和平鸽》。他已经画了上百张，但还在画，一直到画出自己满意的那张为止。他真是一个可敬的不知疲倦的画家。” 诗人的回忆，使马蒂尔德联想起两件事，是她从保尔·艾吕雅那儿听来的。诗人好奇地追问是什么事？头一件是：一天，聂鲁达和毕加索在瓦加乌里斯的一次宴会上，人们团团围住他们要求签名，让人感到厌烦。于是诗人悄悄对毕加索说：“你签聂鲁达，我签毕加索，肯定没人发现。”他们就照此办理，果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其中的奥妙。两位签名者乐得像淘气的孩子。 另一件是：他们俩不惹人注意地走进一家餐馆，点了菜。一会儿，一只鸡端上桌子。就在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位摄影师，对着他俩咔嚓一声按下快门，然后，又像来时一样突然消失了。毕加索生气地站起来要去追，诗人却拉住他劝道：“坐下吧，坐下吧。也许，他只不过是想照下这只鸡而已。” 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开怀大笑。饭吃完了，但兴犹未尽。他们去逛瓦加乌里斯的街巷，边走边唱智利国歌：就要回祖国了！真让人感到幸福。他们绝不会料到，第二天竟会遇到那么大麻烦。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过了很久我还一直觉得，那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航运公司。一个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人朝聂鲁达走去，这是保尔·艾吕雅。他听说聂鲁达在这儿，特来邀他去吃午饭。毕加索、艾吕雅的夫人，还有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夫妇等人正等着。马蒂尔德躲开了，她不想让艾吕雅看见。她和诗人本打算不惊动任何人，一起回国。当时，他们的爱情对大多数人还是个秘密。 艾吕雅走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诗人对马蒂尔德说：“你最好也去，就说咱们俩是正巧在这儿碰上的。”马蒂尔德大笑起来，这真是3岁小孩儿的傻主意，谁会相信呢？最后商定还是诗人一个人去，下午4点上船前两人在海关碰头。他们按时到了海关。朋友们要一直送诗人上码头，但被毕加索挡了驾，他假说聂鲁达还要去他的画室。这个巴勃罗一直缠着诗人让他讲讲马蒂尔德，于是诗人对他的同名人描述了马蒂尔德的头发、眼睛，他们的生活。毕加索听着，神情越来越严肃。最后，他感慨地说：“要理解这一切，实在不容易。” 聂鲁达和马蒂尔德过了海关，一切顺利。载客上轮的小艇就要到了。就在这时，响起了广播：“聂鲁达先生，请到边防检查站来！”他们默然相对，愣了一会儿。然后，聂鲁达微笑着走了。忽然，在等着上船的乘客中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是特意为了让大家都听到，这声音相当大：“这是个共产党，煽动家。我知道他，我是智利人。”她的话音刚落，立刻响起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比头一个声音要响亮得多：“你真不知羞耻，夫人。身为智利人，你竟然辱骂最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我是乌拉圭人，但我们都热爱这位所谓的煽动家！”谴责声越来越多，头一位夫人再没出声，她是个坐头等舱的乘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只剩下马蒂尔德了。一个小伙子走过来对她说，聂鲁达让她先上船，他随后就到。马蒂尔德不信任地望着小伙子。“不，”她回答，“不见巴勃罗，我不上船。”最后一只小艇要开了，人们朝她喊着，让她快上船，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她眼前一亮：前面，就在不远的海面上，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只小船。船上，有人高举着一条白围巾，像挥动一面旗帜。“是巴勃罗，我的巴勃罗！”马蒂尔德立刻跨上正要离岸的最后一只小艇。警察局的小艇正送聂鲁达上大船。于是，两只小艇并排向海上驶去。 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马蒂尔德看得出诗人非常难过，他受到重创。聂鲁达凝视着大海，凝视着即将远去的港口，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我非常难过，我被法国驱逐出境。他们叫我去就是为了通知我。”警察相当客气，抱歉地说这是奉命行事，并允许他发表声明。在驱逐令上，聂鲁达写道，他一直热爱法国，为宣传法国文化他曾竭尽全力，今后，他仍将一如既往。“最后，”他说，“警察请我签字留念，多可笑！” 船启航了，诗人仍然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甲板上，凝视着远去的海港，以深沉的悲哀，与他所热爱的法国告别。 第八章 远航归来返航 智利人民一致要求，准许聂鲁达回国！政府收到了请愿书。请愿者们宣告：聂鲁达有权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但却都是权威人士，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签名者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就在不久后的9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欧亨尼奥·冈萨雷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纳；激进派政治家马西亚尔·莫拉。 官方报纸立即发表文章，通篇谩骂，气急败坏地为魏地拉政府辩护，对鲁聂达进行攻击。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个极不合适的化名“历史学家”。他竟然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动了呼吁让它的党派领袖聂鲁达回国的攻势。”说什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聂鲁达都领着一份不断增加的津贴，那是从被国际苏维埃压迫的工人口袋里榨取的，因此他得以过着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他们攻击诗人，说他不仅犯有诽谤中伤共和国的罪，而且还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位荷兰公民，被他遗弃在爪哇。” 魏地拉亲自派人把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从荷兰接到智利。当然，用的是国库的钱，还为她请了律师。对智利复杂的政局一无所知的玛丽亚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摆弄的木偶。 这支政府组织的“十字军十字军，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发动侵略性战争，前后8次，历时200年（11—13世纪）。东侵的参加者都在外衣上缝有红十字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十字军。远征队”之所以这么语无伦次地胡编乱造，正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们战旗后的只有一家报纸，给他们助威的议员也寥寥无几。 人民在盼望着，等待着聂鲁达返回祖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 聂鲁达准备回归，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发表公开讲话：“听从我的人民的召唤，我将返回祖国。8月中旬我会到达智利。”“我们智利人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个“历史学家”的挑衅：“我将以生命捍卫智利的荣誉。” 聂鲁达就要回国了！必须保护他，不能让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依靠群众。圣地亚哥的墙上出现了大标语：“不许碰聂鲁达！” 一天上午，圣地亚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剧院里正开大会。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接到一个同志送来的字条。他面对7000名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念道：“巴勃罗·聂鲁达今天下午两点到达塞里略斯机场。我们要全体出动去机场接他，以防警察寻衅闹事。”人们像听到了号令，涌出会场，群情激昂，一个不落地向机场进发，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但是，聂鲁达不在机场！是不是被哪个国家的独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个遍布独裁统治的大陆。还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尽管靠了各种进步力量3年零几个月的努力，对聂鲁达的逮捕令已经撤销，但魏地拉之流历来是不讲信誉的。 人们向诗人可能经过的各个地方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诗人的下落。那时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电话打到日内瓦：“是的，他到过这儿，但是已经去法国了。”他在哪儿？人们最初的担心和疑虑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人们在为自己的诗人担忧。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诗人是在蒙得维的亚，大家这才放心。 8月12日，聂鲁达终于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议员陪他走下飞机。他们3人组成了迎接委员会，负责从国外接诗人回国。他们在蒙得维的亚从“恺撒号”船上把诗人接上岸。他们既负责接送，也负责保卫，以防独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 等在机场的人们一看到聂鲁达，就唱起了庄严的智利国歌，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诗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却向他献上一束干枯的花。那天，第一次听说聂鲁达要到达时，她就是举着这束当时正盛开的鲜花和挤满塞里略斯机场的人们一起等候诗人的，但没有等到。今天，她终于把这束花献给了诗人。 第二天，在布尔内斯广场为聂鲁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诗人在演说中，号召面临大选而分成派别的智利人民为祖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一股欢快的人流涌向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儿有两个警察“把门”，他们把停在诗人家门口的汽车执照号码一一记录下来。警察和聂鲁达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诗人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任职期间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并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人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和矿工们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达矿区，这是双方都盼望已久的。诗人向煤矿工人讲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辽阔的，大地是宽广的，但我却来回走了两趟。”他感谢矿工们，感谢智利人民：“我能够回来，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赐。”的确如此。 当《埃尔西利西》杂志记者采访诗人时，他特别指出，国内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竞选。当然，在竞选中，他支持阿连德。但是这场战役只是长远斗争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智利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因为，他所以能够重返祖国，是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这斗争，从他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强调说，在斗争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和聂鲁达同乘“恺撒号”航船回美洲的马蒂尔德，不久也从她上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回到圣地亚哥。她住在一处朋友帮助找的、她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里。那时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秃秃的树，屋里是没热气的炉子、摇曳的烛光……来自碧海蓝天、阳光明朗、鲜花遍地的卡普里的马蒂尔德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回这儿来？” 就在这时，这个“为什么”就进了门，聂鲁达喊着：“我的巴多哈巴多哈，乡下女孩。聂鲁达给马蒂尔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儿？”他们紧紧拥抱。满心委屈的马蒂尔德忍不住冲口而出：“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破地方来？” 听到这话，诗人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马蒂尔德从罗马买回的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国！你必须留在这儿，尽管这儿又穷又苦，你得学会爱它。这就是生活。活着，就不能回避丑恶和困难。” 马蒂尔德从没见诗人发过这么大火，她的眼泪涌上眼眶，这是诗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静下来：“请原谅，我太粗暴了。我应该体谅你，你在国外待得太久了。而人们常把祖国理想化，可现实却是另一个样。但是，我们要在这儿生活下去，因为生活已经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 在《回首话沧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况，写得非常简略。诗人写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做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然后，他扼要地列举了几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从这个简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诗人这几年非常忙碌，过得并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接着，组织了美洲大陆文化大会。然后是与来自各大洲的朋友们庆祝他的50岁生日；创办并主编《智利报》；出访欧洲，访问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向智利大学捐赠藏书并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获斯大林和平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举行诗歌朗诵会……而他的重要诗集：《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就在这几年先后出版。 这几年，诗人过得十分充实，有些事情不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详细记述的。 聂鲁达很善于对事物做总体规划，通盘考虑。他想到要举行一个美洲知识界大会。他联络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声誉卓著的人做发起人，他们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1861—1957），哥伦比亚文艺评论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华金·加西亚·蒙赫华金·加西亚·蒙赫（1881—1958），哥斯达黎加作家。。 一封简洁但富有号召力的倡议书不久就发送到美洲各国。倡议书中写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和痛苦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对改善人类状况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举行一次会议，把大家联合起来，为使美洲更美好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把意见和观点摆到桌面上，进行商讨、交流。这样的会议不仅对本大陆知识界，而且对美洲大陆的全体人民都极为有益。 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内，响应倡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诗人维尼休斯·德·莫莱斯维尼休斯·德·莫莱斯（1913—1980），巴西诗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亚马多还专程去圣地亚哥，参加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于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圣地亚哥召开。尽管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拖延签证，甚至威胁要下禁开令。但是最终，大会不但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开的文化会议，没有哪一次能这么成功，能有这么多美洲文化名人到会。可以说全美洲的杰出人士都聚会在圣地亚哥，整个城市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之中。 聂鲁达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美国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谈起。这位被卢文·达里奥称为“白胡子的美国佬教长”的伟大诗人在1881年就说过：“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惠特曼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劳科：arauc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警察还特地请了一个“专家”，徒劳无益地把爱伦堡带的一本他译的俄文版聂鲁达诗集再译成西班牙语。不知他们究竟想从中找到什么？！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据哪家逻辑。就是推理大师福尔摩斯对此恐怕也只能是“莫名其妙”。这一切让爱伦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简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时代，在基辅监狱被警察审讯。 由于政府当局从中作梗，没有一个剧场肯为颁奖提供场地。最后，颁奖仪式只能在萨沃依宾馆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爱伦堡和他的妻子柳芭，还有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萧三。智利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费尔南多·桑蒂万主持了仪式。这样一个和平奖的颁发，却让智利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如临大敌，公开设了警戒线，派警察把宾馆围了个严实。因此，颁奖仪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卫和平的战斗。 爱伦堡在颁奖演说中，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同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聂鲁达。而聂鲁达则把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与战争狂们受到的礼遇做了尖锐对比。那些鼓吹战争的政客们在这儿总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欢迎，被敬若上宾。决没有人去没收他们手中的小玩意儿，去追究写在纸片上的植物名称，更不会把他们的译诗再译回原文。在智利，“战争”与“和平”真是泾渭分明。 爱伦堡夫妇就下榻在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这是一所用石头和锈迹斑斑的木头搭盖成的房子，从山那边吹来的冷风刺骨。爱伦堡叼着烟卷，苦笑着说，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也从来没这么冷得发抖过。但是到了晚上，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壁炉里冒着火苗的木柴噼啪作响；桌上有让人暖和的酒；特别是深厚的同志情谊，温暖着每一颗心。 五十寿辰 聂鲁达不过命名日，但对过生日却很重视，几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里程碑，对于奋进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诗人的50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这毕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日子。庆祝活动不只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只是在那一个月，可以说是持续了整整一年。 实际上，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就是向智利大学捐赠图书。诗人总是以极有意义的特殊方式庆祝生日。按照《埃尔西利亚》杂志的说法，诗人是捐赠了一个图书馆，这话说得还真不夸张。捐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经过公证处公证，诗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册图书和各种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郑重移交给智利大学。 这些赠品堪称无价之宝。那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海螺来自各大洋。5000册书来自世界各国。它们是聂鲁达30年间穿洋过海走遍世界，以极大的热情费尽心血搜罗到的，这批书，不但数量大、范围广，而且不乏珍本奇书。从几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诗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到现代的朱尔斯·拉弗格朱尔斯·拉弗格（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兰波、洛特雷亚蒙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历代名家作品尽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另外还有克维多、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魏尔兰、普希金、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尔塔（1582—1622）的封号。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书：17世纪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还有雨果的《海上劳工》，书中有雨果本人的亲笔修改和注释；附有作家亲笔信的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之家》。另外，还有雨果、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重要作家。、魏尔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珍贵手稿。兰波的资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贝尔·兰波的两封亲笔信，是她由马赛写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了兰波在医院去世的情况。这些资料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垂涎的珍宝。这两封信对于聂鲁达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是保尔·艾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些图书和收藏品全是聂鲁达爱不释手的宝贝。每一册、每一件上都留有诗人抚爱过的痕迹，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记载着诗人思想和感情的历程。他怎么会舍得割爱呢？ 捐赠的念头是这样产生的：流亡归来，诗人回到阔别4年之久的家。他走进宽敞而且高得出奇（相当于正常高度两倍）的书房，那里的书几乎要挤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杰作。书房里等待他的是残冬的浓烈气息。“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归来的温馨》）他感到这些心爱的书在他流亡期间也遭受了痛苦磨难：被遗忘，形同死亡。可怜的书！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而它们的价值，只有在被阅读和研究中才能得以体现。 正是为此，诗人曾考虑再三，捐给谁最合适？最初，他想到国家图书馆。但是，这5000册书在那里的几百万册书中，会不会像盐撒进大海，渺无踪迹？最后，他决定捐给智利大学，大学会为了美洲的新诗人们善待、用好这批书的。 当时的智利大学校长胡安·戈梅斯·米利亚斯对诗人的意图极为赞赏。该大学决定提供资金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在校内成立智利和外国古今诗歌学习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种诗作的初版本、原稿、诗人传记、肖像等，以扩大聂鲁达捐赠书的藏书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 第八章 远航归来返航 智利人民一致要求，准许聂鲁达回国！政府收到了请愿书。请愿者们宣告：聂鲁达有权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但却都是权威人士，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签名者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就在不久后的9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欧亨尼奥·冈萨雷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纳；激进派政治家马西亚尔·莫拉。 官方报纸立即发表文章，通篇谩骂，气急败坏地为魏地拉政府辩护，对鲁聂达进行攻击。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个极不合适的化名“历史学家”。他竟然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动了呼吁让它的党派领袖聂鲁达回国的攻势。”说什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聂鲁达都领着一份不断增加的津贴，那是从被国际苏维埃压迫的工人口袋里榨取的，因此他得以过着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他们攻击诗人，说他不仅犯有诽谤中伤共和国的罪，而且还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位荷兰公民，被他遗弃在爪哇。” 魏地拉亲自派人把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从荷兰接到智利。当然，用的是国库的钱，还为她请了律师。对智利复杂的政局一无所知的玛丽亚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摆弄的木偶。 这支政府组织的“十字军十字军，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发动侵略性战争，前后8次，历时200年（11—13世纪）。东侵的参加者都在外衣上缝有红十字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十字军。远征队”之所以这么语无伦次地胡编乱造，正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们战旗后的只有一家报纸，给他们助威的议员也寥寥无几。 人民在盼望着，等待着聂鲁达返回祖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 聂鲁达准备回归，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发表公开讲话：“听从我的人民的召唤，我将返回祖国。8月中旬我会到达智利。”“我们智利人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个“历史学家”的挑衅：“我将以生命捍卫智利的荣誉。” 聂鲁达就要回国了！必须保护他，不能让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依靠群众。圣地亚哥的墙上出现了大标语：“不许碰聂鲁达！” 一天上午，圣地亚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剧院里正开大会。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接到一个同志送来的字条。他面对7000名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念道：“巴勃罗·聂鲁达今天下午两点到达塞里略斯机场。我们要全体出动去机场接他，以防警察寻衅闹事。”人们像听到了号令，涌出会场，群情激昂，一个不落地向机场进发，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但是，聂鲁达不在机场！是不是被哪个国家的独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个遍布独裁统治的大陆。还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尽管靠了各种进步力量3年零几个月的努力，对聂鲁达的逮捕令已经撤销，但魏地拉之流历来是不讲信誉的。 人们向诗人可能经过的各个地方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诗人的下落。那时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电话打到日内瓦：“是的，他到过这儿，但是已经去法国了。”他在哪儿？人们最初的担心和疑虑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人们在为自己的诗人担忧。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诗人是在蒙得维的亚，大家这才放心。 8月12日，聂鲁达终于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议员陪他走下飞机。他们3人组成了迎接委员会，负责从国外接诗人回国。他们在蒙得维的亚从“恺撒号”船上把诗人接上岸。他们既负责接送，也负责保卫，以防独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 等在机场的人们一看到聂鲁达，就唱起了庄严的智利国歌，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诗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却向他献上一束干枯的花。那天，第一次听说聂鲁达要到达时，她就是举着这束当时正盛开的鲜花和挤满塞里略斯机场的人们一起等候诗人的，但没有等到。今天，她终于把这束花献给了诗人。 第二天，在布尔内斯广场为聂鲁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诗人在演说中，号召面临大选而分成派别的智利人民为祖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一股欢快的人流涌向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儿有两个警察“把门”，他们把停在诗人家门口的汽车执照号码一一记录下来。警察和聂鲁达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诗人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任职期间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并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人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和矿工们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达矿区，这是双方都盼望已久的。诗人向煤矿工人讲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辽阔的，大地是宽广的，但我却来回走了两趟。”他感谢矿工们，感谢智利人民：“我能够回来，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赐。”的确如此。 当《埃尔西利西》杂志记者采访诗人时，他特别指出，国内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竞选。当然，在竞选中，他支持阿连德。但是这场战役只是长远斗争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智利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因为，他所以能够重返祖国，是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这斗争，从他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强调说，在斗争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和聂鲁达同乘“恺撒号”航船回美洲的马蒂尔德，不久也从她上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回到圣地亚哥。她住在一处朋友帮助找的、她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里。那时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秃秃的树，屋里是没热气的炉子、摇曳的烛光……来自碧海蓝天、阳光明朗、鲜花遍地的卡普里的马蒂尔德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回这儿来？” 就在这时，这个“为什么”就进了门，聂鲁达喊着：“我的巴多哈巴多哈，乡下女孩。聂鲁达给马蒂尔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儿？”他们紧紧拥抱。满心委屈的马蒂尔德忍不住冲口而出：“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破地方来？” 听到这话，诗人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马蒂尔德从罗马买回的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国！你必须留在这儿，尽管这儿又穷又苦，你得学会爱它。这就是生活。活着，就不能回避丑恶和困难。” 马蒂尔德从没见诗人发过这么大火，她的眼泪涌上眼眶，这是诗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静下来：“请原谅，我太粗暴了。我应该体谅你，你在国外待得太久了。而人们常把祖国理想化，可现实却是另一个样。但是，我们要在这儿生活下去，因为生活已经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 在《回首话沧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况，写得非常简略。诗人写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做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然后，他扼要地列举了几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从这个简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诗人这几年非常忙碌，过得并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接着，组织了美洲大陆文化大会。然后是与来自各大洲的朋友们庆祝他的50岁生日；创办并主编《智利报》；出访欧洲，访问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向智利大学捐赠藏书并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获斯大林和平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举行诗歌朗诵会……而他的重要诗集：《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就在这几年先后出版。 这几年，诗人过得十分充实，有些事情不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详细记述的。 聂鲁达很善于对事物做总体规划，通盘考虑。他想到要举行一个美洲知识界大会。他联络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声誉卓著的人做发起人，他们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1861—1957），哥伦比亚文艺评论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华金·加西亚·蒙赫华金·加西亚·蒙赫（1881—1958），哥斯达黎加作家。。 一封简洁但富有号召力的倡议书不久就发送到美洲各国。倡议书中写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和痛苦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对改善人类状况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举行一次会议，把大家联合起来，为使美洲更美好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把意见和观点摆到桌面上，进行商讨、交流。这样的会议不仅对本大陆知识界，而且对美洲大陆的全体人民都极为有益。 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内，响应倡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诗人维尼休斯·德·莫莱斯维尼休斯·德·莫莱斯（1913—1980），巴西诗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亚马多还专程去圣地亚哥，参加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于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圣地亚哥召开。尽管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拖延签证，甚至威胁要下禁开令。但是最终，大会不但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开的文化会议，没有哪一次能这么成功，能有这么多美洲文化名人到会。可以说全美洲的杰出人士都聚会在圣地亚哥，整个城市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之中。 聂鲁达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美国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谈起。这位被卢文·达里奥称为“白胡子的美国佬教长”的伟大诗人在1881年就说过：“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惠特曼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劳科：arauc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警察还特地请了一个“专家”，徒劳无益地把爱伦堡带的一本他译的俄文版聂鲁达诗集再译成西班牙语。不知他们究竟想从中找到什么？！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据哪家逻辑。就是推理大师福尔摩斯对此恐怕也只能是“莫名其妙”。这一切让爱伦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简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时代，在基辅监狱被警察审讯。 由于政府当局从中作梗，没有一个剧场肯为颁奖提供场地。最后，颁奖仪式只能在萨沃依宾馆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爱伦堡和他的妻子柳芭，还有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萧三。智利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费尔南多·桑蒂万主持了仪式。这样一个和平奖的颁发，却让智利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如临大敌，公开设了警戒线，派警察把宾馆围了个严实。因此，颁奖仪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卫和平的战斗。 爱伦堡在颁奖演说中，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同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聂鲁达。而聂鲁达则把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与战争狂们受到的礼遇做了尖锐对比。那些鼓吹战争的政客们在这儿总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欢迎，被敬若上宾。决没有人去没收他们手中的小玩意儿，去追究写在纸片上的植物名称，更不会把他们的译诗再译回原文。在智利，“战争”与“和平”真是泾渭分明。 爱伦堡夫妇就下榻在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这是一所用石头和锈迹斑斑的木头搭盖成的房子，从山那边吹来的冷风刺骨。爱伦堡叼着烟卷，苦笑着说，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也从来没这么冷得发抖过。但是到了晚上，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壁炉里冒着火苗的木柴噼啪作响；桌上有让人暖和的酒；特别是深厚的同志情谊，温暖着每一颗心。 五十寿辰 聂鲁达不过命名日，但对过生日却很重视，几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里程碑，对于奋进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诗人的50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这毕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日子。庆祝活动不只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只是在那一个月，可以说是持续了整整一年。 实际上，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就是向智利大学捐赠图书。诗人总是以极有意义的特殊方式庆祝生日。按照《埃尔西利亚》杂志的说法，诗人是捐赠了一个图书馆，这话说得还真不夸张。捐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经过公证处公证，诗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册图书和各种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郑重移交给智利大学。 这些赠品堪称无价之宝。那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海螺来自各大洋。5000册书来自世界各国。它们是聂鲁达30年间穿洋过海走遍世界，以极大的热情费尽心血搜罗到的，这批书，不但数量大、范围广，而且不乏珍本奇书。从几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诗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到现代的朱尔斯·拉弗格朱尔斯·拉弗格（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兰波、洛特雷亚蒙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历代名家作品尽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另外还有克维多、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魏尔兰、普希金、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尔塔（1582—1622）的封号。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书：17世纪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还有雨果的《海上劳工》，书中有雨果本人的亲笔修改和注释；附有作家亲笔信的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之家》。另外，还有雨果、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重要作家。、魏尔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珍贵手稿。兰波的资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贝尔·兰波的两封亲笔信，是她由马赛写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了兰波在医院去世的情况。这些资料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垂涎的珍宝。这两封信对于聂鲁达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是保尔·艾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些图书和收藏品全是聂鲁达爱不释手的宝贝。每一册、每一件上都留有诗人抚爱过的痕迹，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记载着诗人思想和感情的历程。他怎么会舍得割爱呢？ 捐赠的念头是这样产生的：流亡归来，诗人回到阔别4年之久的家。他走进宽敞而且高得出奇（相当于正常高度两倍）的书房，那里的书几乎要挤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杰作。书房里等待他的是残冬的浓烈气息。“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归来的温馨》）他感到这些心爱的书在他流亡期间也遭受了痛苦磨难：被遗忘，形同死亡。可怜的书！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而它们的价值，只有在被阅读和研究中才能得以体现。 正是为此，诗人曾考虑再三，捐给谁最合适？最初，他想到国家图书馆。但是，这5000册书在那里的几百万册书中，会不会像盐撒进大海，渺无踪迹？最后，他决定捐给智利大学，大学会为了美洲的新诗人们善待、用好这批书的。 当时的智利大学校长胡安·戈梅斯·米利亚斯对诗人的意图极为赞赏。该大学决定提供资金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在校内成立智利和外国古今诗歌学习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种诗作的初版本、原稿、诗人传记、肖像等，以扩大聂鲁达捐赠书的藏书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 第九章 “我弹奏着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元素的颂歌 1954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了巴勃罗·聂鲁达的新作《元素颂》，这是对诗人五十寿辰的献礼。 这部诗集的创作，开始于3年前。1951年底，诗人的挚友、当时正主办加拉加斯《国民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向他约稿，请他每周为该报的文学增刊写些东西，诗人痛快地答应了。但他要求，他的诗别登在文艺版上，要放在新闻版上。这样，才能让各类读者都看得到。 就是这些陆续在新闻版上登出的诗歌，组成了《元素颂》的主体。1956年，《新元素颂》出版。1957年，又出了《颂歌第三集》。还有一部诗集，诗人自己曾名之为《颂歌第四集》，后来称为《出航与归来》。 在3部颂歌集中共有诗185首，绝大部分是咏物诗，也有一些是歌颂人物的，如《献给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献给保尔·罗伯逊的颂歌》《献给塞萨尔·巴列霍的颂歌》《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等。咏物诗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上至“天空”，下至“大地”；大如“江海”，小到“原子”；雅如“希望”，俗到“洋葱”，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例如：风、洋蓟、冬、洋葱、书、酒、孤独、大海、幸福的一天、原子、番茄、数字、生活、夜、面包、欢乐、智利的鸟……真是无所不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宇宙。这些诗的排列顺序也很独特，根据标题的第一个字母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丝毫不考虑其他分类标准。因此，从题目排列看，十分滑稽，有趣。如“爱情”，后面是“原子”，“智利的鸟”，因为它们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生活”后面是“酒”，因为它们都以“v”开头。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独出心裁的尝试。诗人像能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于是凡是他摸触的东西就都变成金子。，经他的艺术魔杖一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以至视而不见的普通事物就有了生命。 诗人为什么要歌颂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事物呢？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初始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的确，这3部诗集，被公认为是诗人笔下最通俗易懂的诗篇，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字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他用朴素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他的追求：为人民大众而写。他说：“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万文盲这块绊脚石，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该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因此，他要用朴实无华、能够为大众所理解的语言，为他们写出宇宙、自然、社会、人类中的一切题材。他要“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 他唱道： 在这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 我写下了 这些颂歌， 我弹奏着 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 我知道我歌唱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的歌走向何处。 是的，我明白： 奇迹和神话的收买商， 进入了我用砖头和原木建造的 颂歌的住宅之后， 他将憎恶所有的家具， 他将憎恶祖先的肖像， 我的祖国的风景画， 朴素的 面包 和盐。 但我的颂歌的住宅就是这个样！ 我推翻了黑暗的王国， 我搅乱了梦幻的发丝， 我踩住了御用文人的尾巴， 我选择了新的事物， 我挑选了大地和人类 所需要的水和火。 …… 我希望，通过我的颂歌的大门， 所有的人民都能坐到一条长凳上。 …… 让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吧， 让他们找到， 让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人， 一个智利人， 一个从大洋上漂泊 归来的航海者。 我没有留在海岛上 高戴着王冠， 我没有留在梦幻中的宝座上。 我只是回来，为了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也为了大家而工作。 我写作，就是为了大家都能住在 我的房屋里， 我这用透明的颂歌 建筑起来的房屋里！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聂鲁达黑岛家的门外。这个家被他设计成船的模样，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跟大海和航海有关的东西。黑岛的家 聂鲁达黑岛家中的船首雕像。这是聂鲁达最钟爱的一个船首雕像，因为她的眼睛是蜡做的，有时她会流眼泪。 聂鲁达将已经离开人世的朋友的名字都刻在黑岛家中的房顶上。他说这样就像他们从未离开，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而且黑岛永远是他们的家。聂鲁达在黑岛家中 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黑岛家中那时，聂鲁达还住在洛斯金多斯，那是他和“蚂蚁”的家。那座房子也是用诗人喜欢的两种材料：石头和木头建的。为纪念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诗人特地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舞台。那儿总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和诗人共进午餐。饭后，诗人要睡午觉，天天如此。但并不是在洛斯金多斯，而是去拉查斯哥那。这已成了惯例，所以他离开时，不必再打招呼，也不会有人问及什么。准确地说，没有人在德丽亚面前评说什么，因为除了德丽亚，其他人都心中有数，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聂鲁达一直希望能和马蒂尔德有个孩子，这也是她的愿望。她曾怀孕3次，但是都没能保住。最后一次是在圣地亚哥，为了保住这孩子，马蒂尔德遵医嘱卧床休息了整整6个月。孩子已有了生命的征兆，她在动。他们高兴极了，商量着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最后决定，在出生前，暂时叫她“Procopio”。它是什么意思？寄寓着什么？这恐怕只有擅长起名的诗人本人说得准。因为字典上是没有这个词的。诗人希望这是个女孩儿，实际上也是个女孩儿，可惜没能保住。在医生说的危险期过后，马蒂尔德开始下床活动，但10天后，孩子又流产了。费了这么大劲，吃了这么多苦，仍然没能保住她。马蒂尔德难过地住进医院。聂鲁达刚从北方回来，他抱着一大捧鲜花，赶到医院，他还有勇气笑着说：“不要紧，一切如初，你和我，还有我们的爱情。”“既然这可能夺去你的健康，甚至生命，那我宁愿不要孩子。对于我，最宝贵的是我的‘巴多哈’。” 从此，他们不再谈孩子的事，他们开始筹建自己的家“拉查斯哥那”。他们渴望见面，渴望在一起。他们常常“溜”出去做短期旅行，为了能在一起。他们曾去过阿特兰蒂达，住在乌拉圭朋友海滩上的别墅里。每天他们都闻着周围松树林的芳香，下海游泳。诗人还没忘记他在圣安黑洛学会的那两下子，但总得让马蒂尔德陪着。他说：“要是你不下水，我就什么都不记得，我会沉下去的。”在那儿，聂鲁达写了很多诗。在诗中，他称阿特兰蒂达为达蒂特拉，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名字。暂时得保密，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一起到过那儿。诗人和马蒂尔德越来越清楚，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再分开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马蒂尔德为诗人誊清手稿，抄出第一稿，成为他不公开的秘书。于是谣传随之而起：聂鲁达带回一个意大利女友，没人认识她，他也不向人介绍。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神秘。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聂鲁达因故辞退了洛斯金多斯家里的园丁，而园丁和那儿唯一知道马蒂尔德的“存在”的司机是好友。于是在走前，园丁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德丽亚。德丽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被伤害，她要求聂鲁达放弃这种爱情，否则，她就离开。诗人和马蒂尔德也感到很痛苦，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约在先，诗人要保持与德丽亚的夫妻关系，他们不想伤害德丽亚，他们想避免这种痛苦的决裂。马蒂尔德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德丽亚那儿夺走什么。当她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之间已经只存在友谊了。她不希望德丽亚失去妻子的名分，因为马蒂尔德对这不感兴趣。她知道聂鲁达的爱情是属于她的，即使他属于另一个家庭。 一天晚上，聂鲁达用绿墨水（他一直用绿墨水书写）给德丽亚写了告别信，他请好友、作家博洛迪亚代为转交。博洛迪亚坐在诗人和马蒂尔德的家里，等着他写信，等了很久。聂鲁达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写得也很费劲儿。这封信由博洛迪亚交给德丽亚的一位朋友转交。他们都是守信用的，恪守了送信人的职责。因此，除了聂鲁达和收信人，始终没人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和聂鲁达共同生活了20年后，德丽亚又回到了她那无数脱缰的奔马中间，成了一个隐居的画家。她和诗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家米却肯，从此再不叫这个名字，而只简单地称为洛斯金多斯。原来的餐厅改成了画室，那儿四周全是玻璃窗，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院里的花草树木。 诗人和马蒂尔德一起住在拉查斯哥那，但他一直关注着“蚂蚁”，希望她能承受住离异的沉重打击，振作起来。当他听说现在只属于德丽亚一个人的洛斯金多斯又开始举行绘画—文学聚会，他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地下活动”终于结束，诗人和马蒂尔德有两个家——拉查斯哥那和黑岛。“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契扬，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按评论家的说法，是“给女王加冕”的。诗人是“欢呼着”闯入马蒂尔德的生活的，但是，在很多年里，这不可抑制的爱情却不得不以缄默的方式表达它的欢乐。诗人只能用佚名诗歌唱他的幸福，比如《船长的诗》。他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心上人的名字，那表达炽烈的火山爆发般的感情的诗句，只能以不知名的船长献给神秘莫测的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的方式出现。 1957年，聂鲁达在黑岛开始写献给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十四行诗，他头一次在诗中写出她的名字，他渴望让人们都知道。身边，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面前，是他挚爱的大海。他诗思泉涌，一首又一首十四行诗从笔下溢出。 十四行诗最初源于民间，13世纪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格律的文人作者。他绝不会想到，这种形式的诗歌后来会成为诗国中的“女王”。这种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构成、每行11个音节的十四行诗，成为每一个时代诗人追求的伟大目标。十四行诗首先在但丁特别是彼特拉克笔下臻于完美，然后由意大利传到英国、西班牙、法国，又传到更遥远的其他国家，应用到各种奇异的语言中，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重要诗体。十四行诗走到哪儿都大受欢迎，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于是产生了变体。16世纪的英国，先后出现了许多十四行诗诗人，使十四行诗辉煌的当首推莎士比亚。他的十四行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押韵的格式由古典的ABBA，ABBA，CDE，CDE，改成ABAB，CDCD，EFEF，GG。诗句每行有10个抑扬格音节。这种十四行诗，后来就称为“莎士比亚体”。1964年，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巴勃罗·聂鲁达评论道，这位英国天才作家，与其说是戏剧家，不如说是诗人。而作为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位十四行诗诗人。 英国的弥尔顿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雪莱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勃朗宁夫人勃朗宁夫人（1806—1861），英国女诗人。都写十四行诗，其中不乏名篇。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名著《恶之花》中，十四行诗占很大比重。十四行诗直到现代，仍富有生命力。不少现代欧洲著名诗人，如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莱里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思想家。，都用彼特拉克式的变体写十四行诗。用西班牙语写十四行诗，则始于15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有被称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第一位重要诗人。，黄金世纪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的洛卜·德·拉·维加写过1500首十四行诗。几乎所有的伟大西班牙诗人都写过出色的十四行诗。 写十四行诗，聂鲁达也有自己的方式，与莎士比亚的相去甚远。诗人保留了传统的分节格式，即两节四行诗，两节三行诗。但诗句的音节却由诗人的思绪和情致而定，不拘一格：有十音节的，有十一音节的，也有十二、十三，甚至十八个音节的。诗句的构成取决于诗人所要歌唱的爱情的需要。 提出创造主义诗歌理论的先锋派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曾说：“我不写十四行诗，因为那是我的祖父母辈写的。”他认为写十四行诗是复古，只能写出优雅但却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石雕式作品。但巴勃罗·聂鲁达却没有这种顾忌。当然，他是力图不受束缚有所创新的。有评论家判断，诗人写十四行诗也许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意图一样？塞万提斯厌恶离奇虚幻的骑士小说，他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宣布他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堂吉诃德》以戏拟骑士小说的形式宣告了骑士小说的终结。但聂鲁达并不想以这100首十四行诗结束十四行诗，因为天才的前辈诗人们在这由四节三节诗组成的金杯中给我们留下了最纯正的点金石。诗人只是想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服饰和语言来装扮它。尽管诗人在献给马蒂尔德的题词中模仿地道的骑士语言，但他的诗中写得明白，他为心上人献上的不是闪着珠光宝气或响着刀剑撞击声的抒情诗，而是“木质”的十四行诗，它们是用斧头砍刀削出来的“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为了让诗人所挚爱和歌唱的心上人生活在里面。他敬重前辈诗人，但是在面对世界时，他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革新者。他想用朴素的方式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 诗人放声歌唱他对马蒂尔德的爱。为了对心上人倾诉衷情，他选定了100这个数字。他写了100首十四行诗，为了把这爱情的方方面面都写到。好的、美的、甜的、愉快、忠诚、美德、纯朴、理智，写进了他的诗中。而坏的、丑的、苦的、悲伤、不忠、狡猾、恶习、无理也写在诗中。爱情的“是”和“否”尽在其中。他曾在诗中写道：“知道吗，我不爱你又爱你/因为这是生活的两种方式，/话语是沉默的一只翅膀/而火焰有一半是冷的。” 为了包容那宽广的感情，诗人走遍了一天的每个时辰：100首诗分为晨、午、黄昏和夜四个部分。但是却没有诗人青年时代那么热爱的晚霞，因为它有种浪漫的意味。而在这部爱情诗集里，爱情是有血有肉，有空间有时间的实体。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是聂鲁达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充分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诗思，是西班牙语十四行诗的杰作。它为十四行诗这位“女王”在西班牙的诗国中“加冕”，而在诗集中，诗人为他心中的“女王”马蒂尔德“加冕”。 “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 1960年，聂鲁达乘“路易·吕米埃号”轮船离开美洲去欧洲旅行。4月12日，在航程中，他完成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这正是古巴革命胜利1年零3个月之时。 在《赞歌》序言中，聂鲁达重申他的主张：要写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诗。他为自己肩负着这种责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希望能有所作为。人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即使为他们做了一切，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部诗集不是无奈的叹息，而是献到每天都在战斗的情同手足的人民手上的锐利武器，为了给他们以有效的、真诚的帮助。对于可能招来的非议，他也早有准备。他说：“那些不遗余力地指责我的人又要指手画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以此为荣。” 他为自己写出了《赞歌》而骄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人。”确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一部诗集歌颂马蒂儿女们英雄业绩的诗人。1968年，在这部诗集乌拉圭版的前言中他又一次谈到有关情况。诗集完成后，诗人曾走遍美洲，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朗诵它。在他的祖国智利，他朗诵着歌颂古巴人民英雄业绩的诗篇，从北部沙漠一直走到麦哲伦海峡以南。墨西哥和秘鲁都听到过他的朗诵。他的热情的听众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他曾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诗人向众多听众朗诵他的抒情诗、史诗和反帝诗篇，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赞成诗人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诗人亲自证实了，与拉丁美洲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英雄事业的赞歌》出了一版又一版，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诗人再次自豪地说：“它是早于古巴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诗人写出的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虽然在这之后出现了古巴作家联名信事件，聂鲁达遭到无端的攻击（诗人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记述），但诗人仍然未改初衷，他对这件事有十分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说：“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因此，“我仍然是写过《英雄事业的赞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 聂鲁达明确指出《赞歌》“是献给古巴的解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和国际共运活动家。、他的同志们和全体古巴人民的，是献给为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波多黎各和加勒比人民的”。《赞歌》中的一些诗篇写于黑岛，另一些写于1959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时，当时诗人正在委内瑞拉旅行。它的最后完成，是在“路易·吕米埃号”上，在由美洲去欧洲的旅途中。也就是说，《赞歌》动笔于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那时他写的是加勒比人民特别是波多黎各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正在此时，古巴革命成功，这一辉煌胜利改变了诗人的思路，歌颂古巴人民的英雄业绩成为诗集的主体。 加勒比，一直是聂鲁达关注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拉丁美洲还有24个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几乎都在加勒比。“二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迅速取代英国，称霸拉美。昔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帝国曾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如今，加勒比海也几乎成了美国的领海——“美国的地中海”，他在那儿为所欲为。加勒比地区发生的一切，聂鲁达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10年前，在《漫歌集》中，他就沉痛而愤恨地写道：“坏年头，耗子的年头，肮脏的年头！”“在古巴，人们被暗杀！”“为了让甘蔗田的嘶哑声音/再也不会发出。”“恶年头，你看到/蛮荒丛林浓重的阴影那边，/我们地理的细腰吗？/浪涛/好像一个蓝色蜜蜂的蜂房，/撞碎在海岸边，两边大洋的/闪烁光芒，在痛苦的土地上飞掠……/……我的土地的苦难！啊，/压抑着一片沉默的窒息！/啊，长时期受苦的人民！/啊，呜咽啜泣中的细腰！” 诗人特别写到波多黎各，它是最早落到新殖民主义魔爪中的地区。1898年，美国迫不及待地对西班牙宣战，通过美西战争，从老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古巴沦为它的“保护国”，波多黎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 第九章 “我弹奏着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元素的颂歌 1954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了巴勃罗·聂鲁达的新作《元素颂》，这是对诗人五十寿辰的献礼。 这部诗集的创作，开始于3年前。1951年底，诗人的挚友、当时正主办加拉加斯《国民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向他约稿，请他每周为该报的文学增刊写些东西，诗人痛快地答应了。但他要求，他的诗别登在文艺版上，要放在新闻版上。这样，才能让各类读者都看得到。 就是这些陆续在新闻版上登出的诗歌，组成了《元素颂》的主体。1956年，《新元素颂》出版。1957年，又出了《颂歌第三集》。还有一部诗集，诗人自己曾名之为《颂歌第四集》，后来称为《出航与归来》。 在3部颂歌集中共有诗185首，绝大部分是咏物诗，也有一些是歌颂人物的，如《献给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献给保尔·罗伯逊的颂歌》《献给塞萨尔·巴列霍的颂歌》《歌唱一位夜晚的洗衣妇》等。咏物诗几乎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上至“天空”，下至“大地”；大如“江海”，小到“原子”；雅如“希望”，俗到“洋葱”，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例如：风、洋蓟、冬、洋葱、书、酒、孤独、大海、幸福的一天、原子、番茄、数字、生活、夜、面包、欢乐、智利的鸟……真是无所不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宇宙。这些诗的排列顺序也很独特，根据标题的第一个字母严格按照字母表顺序排列，丝毫不考虑其他分类标准。因此，从题目排列看，十分滑稽，有趣。如“爱情”，后面是“原子”，“智利的鸟”，因为它们的第一个字母都是“a”。“生活”后面是“酒”，因为它们都以“v”开头。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独出心裁的尝试。诗人像能点石成金的弥达斯弥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弗里吉亚国王。酒神狄俄尼索斯把点金术传给了他，于是凡是他摸触的东西就都变成金子。，经他的艺术魔杖一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以至视而不见的普通事物就有了生命。 诗人为什么要歌颂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事物呢？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初始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的确，这3部诗集，被公认为是诗人笔下最通俗易懂的诗篇，它的语言简洁、活泼，节奏缓慢，一步一顿，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字甚至一个字： 在高耸、 陡峭的山脉， 凿石， 钉木板， 缝衣， 砍柴， 捣碎土块…… 他用朴素的语言明确表达了他的追求：为人民大众而写。他说：“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万文盲这块绊脚石，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该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因此，他要用朴实无华、能够为大众所理解的语言，为他们写出宇宙、自然、社会、人类中的一切题材。他要“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 他唱道： 在这 一千九百五十七年 我写下了 这些颂歌， 我弹奏着 我那正义而响亮的七弦琴， 我知道我歌唱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的歌走向何处。 是的，我明白： 奇迹和神话的收买商， 进入了我用砖头和原木建造的 颂歌的住宅之后， 他将憎恶所有的家具， 他将憎恶祖先的肖像， 我的祖国的风景画， 朴素的 面包 和盐。 但我的颂歌的住宅就是这个样！ 我推翻了黑暗的王国， 我搅乱了梦幻的发丝， 我踩住了御用文人的尾巴， 我选择了新的事物， 我挑选了大地和人类 所需要的水和火。 …… 我希望，通过我的颂歌的大门， 所有的人民都能坐到一条长凳上。 …… 让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吧， 让他们找到， 让他们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是一个来自南方的人， 一个智利人， 一个从大洋上漂泊 归来的航海者。 我没有留在海岛上 高戴着王冠， 我没有留在梦幻中的宝座上。 我只是回来，为了 和大家在一起工作， 也为了大家而工作。 我写作，就是为了大家都能住在 我的房屋里， 我这用透明的颂歌 建筑起来的房屋里！ ——《颂歌的住宅》 诗人是为谁而写，用什么方式写，为什么要这样写，全都一清二楚地通过这首诗表达出来。这是他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地捍卫的原则。 这颇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必然招致形形色色卫道士们的大为不满。他们指手画脚，说长道短。比如，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对诗人以小鸭子作为题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类小动物不宜作为诗歌题材。这类批评家企图强制文学家只涉及高雅崇高的题材。聂鲁达毫不含糊地指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诗人正是这样，几乎是用所有的“元素”营造了他的“颂歌的住宅”，不管他们是高雅的还是“卑俗”的，是崇高的还是平凡的：它们在宇宙中的合法存在就决定了它们在诗歌中有权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论”的挑战。 还有人出来量聂鲁达诗句的长短。他们指责说：“颂歌”中多是短句，一句诗分成几行，每行只有两三个甚至一个字，这是对诗句的肢解。 应该承认，这些人是相当准确地抓住了“颂歌”的显著特点，但由此而产生的批评却是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这里用“无知”是解释不了的，用“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解释大概正合适。 诗人的答复是明确的：“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做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做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又有人说：“颂歌”对生活中普通事物的“亲近”表现了诗人对政治的“疏远”，这是他“共产主义思想”的“滑坡”。甚至还有人疑虑重重地提出，“颂歌”中表现出的欢快、乐观，是一种策略，其中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这已经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政治偏见了。可见当时的智利，对“共产主义”的了解是多么浮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诗人的聂鲁达所处的环境又是多么严峻，绝非到处是鲜花和歌声。 聂鲁达很清楚，文艺批评总是带点火药味的，难免存在派别之争。因此，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时地受到攻击并不很在意。但是，他也绝不放弃不失时机地阐述他的主张的机会，并顺手回敬两枪。他说：“我的诗日益倾向简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对这些批评我不在意。对我的诗歌的反对来自两个相当确定的方面：来自各种各样的反动派和那些书呆子与唯美主义者们，他们几乎总是文学中的落伍者和被生活所否定了的人。” 他认为，他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在这场争论中他没有发言权，却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当《元素颂》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时，诗人挑战式地笑着宣告：“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的名字就叫《新元素颂》。”这部诗集果然于1956年问世，他歌颂了铁丝、短袜、胆量、多变的一天……有评论称诗人为“物品主义者”，断言在这第二集中，他的“元素”宝库已被挖尽。但是，出乎他们意料，各种“元素”源源不断地继续被诗人收进“颂歌”，赋予生命。于是，在又一次近于嘲弄式的挑战中，《颂歌第三集》问世。 当然，更多的还是公正的批评，杰出的评论家毕竟还是大有人在。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正直和勇气成为诗人的忠实战友，诗歌的捍卫者。 他们敏锐地指出，3部颂歌体现了诗人创作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新阶段。这些“颂歌”对世界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审视和评价，这种方式从《漫歌集》开始日益明显。但它的存在实际更早，早已分散地表现在诗人的个别诗篇中。“颂歌”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在多年前就初露端倪，而现在，它以新的内容强烈、突出而且集中地表现出来。诗人涉及的每一种“元素”，都不是无垠太空中的无序个体，而是存在于一定空间、时间和运动之中的。它们存在于星球的某一处，参与着人的存在，在人的生活中各得其所。因此这和诗人青年时代的泛神论远不是一回事，它们已不再被奉为神明。 诗人对“元素”的这种审视，不是鸟瞰式的，也不是走马观花。很少有诗人能这么深入地进入它的本质。他不仅仅是“利用”了几乎一切“元素”，更重要的是，在准确地把握它们各自的“本质”的基础上，找到适当的语言来描绘——“装扮”它们，使它们具有生命。由此，宇宙万物，从“原子”到“大海”，从“孤独”到“生活”，从“夜”到“日”，从“面包”到“酒”，在诗中都获得了生命。诗人不但揭示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存在价值”。由此，多少世纪以来在文学中一向被当作配角的众“元素”，第一次成了主角。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把大自然与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歌颂过大自然。据说在拜伦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前，欧洲人还不曾歌颂过大海的美。《游记》歌颂大海的威力，以大海象征不可征服的自由力量，谁要妄图征服大海，大海就必将把他摔得粉碎。而普希金在《致大海》一诗中，借对大海的赞美，抒发了对自由的渴望。它的第一句就是：“再见吧，自由的元素！”可见，大自然进入诗歌，作为“元素”被歌颂，并不始自聂鲁达。 但评论家们却坚持认为，在文学史上，吟咏“元素”最精彩的，当属聂鲁达，没有哪一位诗人像他这样，如此大量地普遍地把人们周围的各种事物——“元素”收入诗中，而且以几部专集来吟诵。他的吟唱是抒情的、热情奔放的，但又是非常客观的。诗人严格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予客观的、质朴的描写。因此，他笔下的众“元素”没有被“主观化”，极少个人色彩。这与19世纪浪漫主义对大自然的强烈主观抒情性的描写大相径庭。诗人施展了他的全部才能，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感官，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他的智慧、思绪、感情全部转化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他从质地、结构、颜色、面积、体积、形态、味道、气味……各个方面挖掘“元素”的本质，谱就了颂歌。在对“元素”内在价值的感受和领会方面，诗人具有一种超人的敏锐。 聂鲁达以新的眼光，从新的角度，观察、认识构成世界的众“元素”，从中探索美与善。他以丰富的艺术想象、朴素的艺术风格，对宇宙万物——“元素”给以精雕细刻，展示出了它们本身所蕴含的诗意和哲理。这就构成了几部元素颂歌的基本特点：通俗的诗句中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因此，要真正读懂它们，并非易事。 元素的颂歌产生于一种内心的呼唤，多年以来，这种愿望就一直萦绕在诗人心中，即使在用最苦涩的语言写诗的日子里他也未能忘怀。1922年，当他18岁时，现代派的矫揉造作使他感到苦恼，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尝试质朴的表达方式。他在《光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有时候他产生这样一种愿望，写诗要简略，不讲究方式，用活跃在街头巷尾现实生活中的普通语言。 1935年10月，他在《绿马》诗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不纯粹的诗》一文，主张诗歌“要有生活气息”，“要横扫纯粹诗歌的贫乏的抽象”，表现了对“纯粹诗歌”的大不敬。这是由理念走向客观现实的重要一步，尽管他还没有试图探索事物的“生命”，还没有谈到诗歌的社会公益作用。但是他确实开始感觉到，诗歌是他斗争中不可分离的战友。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没几个月，他写出了《献给阵亡民兵的母亲们》一诗，然后是整个《西班牙在我心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20世纪初的诗歌，几乎把史诗完全排除在外，但聂鲁达就写出了拉丁美洲史诗《漫歌集》。在这部诗集中，他就开始写构成世界的一些“元素”。在开篇第一章《大地上的灯》中，他以6小节，分别写了拉丁美洲的：“植物、兽类、鸟儿、河流、矿藏、人类。”他认为，任何物质都不应该被排斥在外。这些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应该回过头来重新描写它们，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 1953年，当描写元素的一部分诗歌已在世上流行，巴勃罗·聂鲁达在圣地亚哥召开的美洲文化大会上作了演讲，他承认，质朴地写诗，已经成为他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可见，“元素”在西班牙语诗歌中得到重新评价，获得应有地位，是诗人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的结果。 “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 当记者问及聂鲁达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他回答：“建筑学和法语。”建筑学？人们感到奇怪。是的，他学过建筑学。他听过一些课，但后来就没再去听。这真是有点儿遗憾。因为诗人始终对房屋设计建造有种特殊的爱好，他称得上是个天生的建筑师。他的住宅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趣味建成的。他虽然请了设计师，但房子实际上却总是按他的主意盖。 黑岛的家是诗人的第一处住宅。那年，他从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返回智利，寻找一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他“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他要在海边找个落脚点，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面对他热爱的大海，不受干扰地专心写作。 在几乎还没有居民的荒凉海岸拉斯加维奥达，他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主是位饱经风霜的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校，出于对大海的怀念，他在海边买地盖了房。得知要买房子的是聂鲁达时，这位老海员豪爽地说，和这位诗人，可以不讲价，随便他给多少，“他可是为西班牙做了好事的人！”上校对诗人在西班牙的作为极为赞赏，有这样的买主，他感到荣幸。 黑岛的“家”就像人，像树木，它在不断长大。诗人对它加工改造：加了塔楼，用石块砌成了宽敞的起居室，用从科尔多瓦峡谷里捡回的大卵石砌了一个大壁炉，一扇大落地窗户外就是汹涌澎湃的太平洋，夹杂着咸沙、海藻气味的海风扑面而来，带来海浪的絮语。窗下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野花，阳光慷慨地照耀着。它们一年一新生，青春永驻。起居室入口处，迎面是一块大木牌，上面是诗人亲手写的大字：“远航归来，乐在其中。”诗人爱海胜过一切。马蒂尔德说过，巴勃罗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与其说诗人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热爱海，特别是他祖国的大海。一次，是在欧洲，聂鲁达对马蒂尔德说：“真想回去，看看大海。”后者一听就笑起来，因为当时他们正在海边散步。那是在意大利的维亚雷焦。聂鲁达解释说：“这儿算不得大海。你看，它根本不翻腾，不咆哮，而且没有海洋的气味儿。”黑岛的海，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就在这座木石房子里，坐在壁炉旁，面对大海，聂鲁达在他的诗国里遨游。他这个积习难改的命名者，把那个当时只有3户人家的地方改名为黑岛。那里从此就以这个名字闻名天下。世界各地都有人打听它，人们以各种方式去想象它。诗人黑岛的家，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马蒂尔德说过：“与其说它是现实的，不如说它是想象的产物——一个诗人丰富想象力的产物。这诗人从小坐着父亲开的运碎石的火车走遍四方，这种漫游培养了他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其实，黑岛并不是岛，也不是黑色的，那儿的房屋以坚实的大陆为根基，周围是长满茂盛绿色海滨植物的黄沙地。 聂鲁达去世后，曾有穿着朴素的农妇坚持要求进诗人黑岛的家，她想“看看巴勃罗在海底的那间透明房子，那间他一边写诗一边看鱼儿游过的房子”。马蒂尔德不想让她失望，告诉她：“巴勃罗活着时，有这间屋子。他去世了，屋子也不存在了。”这农妇很难过，直说自己来晚了，并羡慕地对马蒂尔德说：“你真有福气，和巴勃罗在这样的房子里生活过。”这就是诗歌的魅力。 “拉查斯哥那”，是聂鲁达流亡归来后建的一处别墅，最初那儿是“罗萨里奥”和“船长”的秘密“小巢”。那儿原来是一块长满黑莓的斜坡，它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山脚，一条清澈的瀑布从山间飞流直下，不时可以听到附近动物园里狮子的怒吼声。他们被这儿的景致迷住了，毅然买下了这块并不适宜建房的地皮。爱情使他们年轻了，办起事来也像年轻人一样浪漫冲动。聂鲁达请来了建筑师，一位朋友。建筑师一看到这块地就大笑起来：“住在这种地方，每天都得爬台阶。”他拿来了图纸：“房子向阳，面对圣地亚哥市区。”诗人把图上的房子转了180度，他不愿意整天看着闹市，他喜欢看山。他把图纸改了又改，改得起居室只剩下一面墙，其他三面都成了落地窗。房子建成后，马蒂尔德向建筑师致谢，她觉得房子很漂亮。这位朋友说：“设计这房子的不是我，是巴勃罗。”的确如此，连屋里的家具都是诗人自己设计的，床的靠背上烙着两个大写字母P和MP。和M。，Pablo（巴勃罗）和Matilde（马蒂尔德）的缩写。。桌上摆着那张迭戈·里维拉画的双头女士像。 聂鲁达黑岛家的门外。这个家被他设计成船的模样，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跟大海和航海有关的东西。黑岛的家 聂鲁达黑岛家中的船首雕像。这是聂鲁达最钟爱的一个船首雕像，因为她的眼睛是蜡做的，有时她会流眼泪。 聂鲁达将已经离开人世的朋友的名字都刻在黑岛家中的房顶上。他说这样就像他们从未离开，永远留在他的身边，而且黑岛永远是他们的家。聂鲁达在黑岛家中 聂鲁达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黑岛家中那时，聂鲁达还住在洛斯金多斯，那是他和“蚂蚁”的家。那座房子也是用诗人喜欢的两种材料：石头和木头建的。为纪念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诗人特地在院子里建了一个小舞台。那儿总是高朋满座，朋友们和诗人共进午餐。饭后，诗人要睡午觉，天天如此。但并不是在洛斯金多斯，而是去拉查斯哥那。这已成了惯例，所以他离开时，不必再打招呼，也不会有人问及什么。准确地说，没有人在德丽亚面前评说什么，因为除了德丽亚，其他人都心中有数，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聂鲁达一直希望能和马蒂尔德有个孩子，这也是她的愿望。她曾怀孕3次，但是都没能保住。最后一次是在圣地亚哥，为了保住这孩子，马蒂尔德遵医嘱卧床休息了整整6个月。孩子已有了生命的征兆，她在动。他们高兴极了，商量着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最后决定，在出生前，暂时叫她“Procopio”。它是什么意思？寄寓着什么？这恐怕只有擅长起名的诗人本人说得准。因为字典上是没有这个词的。诗人希望这是个女孩儿，实际上也是个女孩儿，可惜没能保住。在医生说的危险期过后，马蒂尔德开始下床活动，但10天后，孩子又流产了。费了这么大劲，吃了这么多苦，仍然没能保住她。马蒂尔德难过地住进医院。聂鲁达刚从北方回来，他抱着一大捧鲜花，赶到医院，他还有勇气笑着说：“不要紧，一切如初，你和我，还有我们的爱情。”“既然这可能夺去你的健康，甚至生命，那我宁愿不要孩子。对于我，最宝贵的是我的‘巴多哈’。” 从此，他们不再谈孩子的事，他们开始筹建自己的家“拉查斯哥那”。他们渴望见面，渴望在一起。他们常常“溜”出去做短期旅行，为了能在一起。他们曾去过阿特兰蒂达，住在乌拉圭朋友海滩上的别墅里。每天他们都闻着周围松树林的芳香，下海游泳。诗人还没忘记他在圣安黑洛学会的那两下子，但总得让马蒂尔德陪着。他说：“要是你不下水，我就什么都不记得，我会沉下去的。”在那儿，聂鲁达写了很多诗。在诗中，他称阿特兰蒂达为达蒂特拉，这也是一个杜撰的名字。暂时得保密，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曾一起到过那儿。诗人和马蒂尔德越来越清楚，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再分开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好几年过去了。马蒂尔德为诗人誊清手稿，抄出第一稿，成为他不公开的秘书。于是谣传随之而起：聂鲁达带回一个意大利女友，没人认识她，他也不向人介绍。这一切变得越来越神秘。 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聂鲁达因故辞退了洛斯金多斯家里的园丁，而园丁和那儿唯一知道马蒂尔德的“存在”的司机是好友。于是在走前，园丁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德丽亚。德丽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被伤害，她要求聂鲁达放弃这种爱情，否则，她就离开。诗人和马蒂尔德也感到很痛苦，从一开始他们就有约在先，诗人要保持与德丽亚的夫妻关系，他们不想伤害德丽亚，他们想避免这种痛苦的决裂。马蒂尔德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德丽亚那儿夺走什么。当她进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之间已经只存在友谊了。她不希望德丽亚失去妻子的名分，因为马蒂尔德对这不感兴趣。她知道聂鲁达的爱情是属于她的，即使他属于另一个家庭。 一天晚上，聂鲁达用绿墨水（他一直用绿墨水书写）给德丽亚写了告别信，他请好友、作家博洛迪亚代为转交。博洛迪亚坐在诗人和马蒂尔德的家里，等着他写信，等了很久。聂鲁达这封信写得很长，大概写得也很费劲儿。这封信由博洛迪亚交给德丽亚的一位朋友转交。他们都是守信用的，恪守了送信人的职责。因此，除了聂鲁达和收信人，始终没人知道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和聂鲁达共同生活了20年后，德丽亚又回到了她那无数脱缰的奔马中间，成了一个隐居的画家。她和诗人曾经共同生活过的家米却肯，从此再不叫这个名字，而只简单地称为洛斯金多斯。原来的餐厅改成了画室，那儿四周全是玻璃窗，光线充足，可以清楚地看到院里的花草树木。 诗人和马蒂尔德一起住在拉查斯哥那，但他一直关注着“蚂蚁”，希望她能承受住离异的沉重打击，振作起来。当他听说现在只属于德丽亚一个人的洛斯金多斯又开始举行绘画—文学聚会，他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现在，“地下活动”终于结束，诗人和马蒂尔德有两个家——拉查斯哥那和黑岛。“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诗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契扬，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按评论家的说法，是“给女王加冕”的。诗人是“欢呼着”闯入马蒂尔德的生活的，但是，在很多年里，这不可抑制的爱情却不得不以缄默的方式表达它的欢乐。诗人只能用佚名诗歌唱他的幸福，比如《船长的诗》。他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和他的心上人的名字，那表达炽烈的火山爆发般的感情的诗句，只能以不知名的船长献给神秘莫测的罗萨里奥·德·拉·塞尔达的方式出现。 1957年，聂鲁达在黑岛开始写献给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十四行诗，他头一次在诗中写出她的名字，他渴望让人们都知道。身边，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马蒂尔德；面前，是他挚爱的大海。他诗思泉涌，一首又一首十四行诗从笔下溢出。 十四行诗最初源于民间，13世纪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个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并使之具有严谨格律的文人作者。他绝不会想到，这种形式的诗歌后来会成为诗国中的“女王”。这种由两节四行诗和二节三行诗构成、每行11个音节的十四行诗，成为每一个时代诗人追求的伟大目标。十四行诗首先在但丁特别是彼特拉克笔下臻于完美，然后由意大利传到英国、西班牙、法国，又传到更遥远的其他国家，应用到各种奇异的语言中，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重要诗体。十四行诗走到哪儿都大受欢迎，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于是产生了变体。16世纪的英国，先后出现了许多十四行诗诗人，使十四行诗辉煌的当首推莎士比亚。他的十四行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押韵的格式由古典的ABBA，ABBA，CDE，CDE，改成ABAB，CDCD，EFEF，GG。诗句每行有10个抑扬格音节。这种十四行诗，后来就称为“莎士比亚体”。1964年，在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巴勃罗·聂鲁达评论道，这位英国天才作家，与其说是戏剧家，不如说是诗人。而作为诗人，确切地说，他是位十四行诗诗人。 英国的弥尔顿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治活动家。、华兹华斯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的代表。、雪莱雪莱（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济慈（1795—1821），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勃朗宁夫人勃朗宁夫人（1806—1861），英国女诗人。都写十四行诗，其中不乏名篇。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名著《恶之花》中，十四行诗占很大比重。十四行诗直到现代，仍富有生命力。不少现代欧洲著名诗人，如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莱里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评论家、思想家。，都用彼特拉克式的变体写十四行诗。用西班牙语写十四行诗，则始于15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有被称为“西班牙的彼特拉克”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3—1536），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时代”的第一位重要诗人。，黄金世纪被誉为“天才中的凤凰”的洛卜·德·拉·维加写过1500首十四行诗。几乎所有的伟大西班牙诗人都写过出色的十四行诗。 写十四行诗，聂鲁达也有自己的方式，与莎士比亚的相去甚远。诗人保留了传统的分节格式，即两节四行诗，两节三行诗。但诗句的音节却由诗人的思绪和情致而定，不拘一格：有十音节的，有十一音节的，也有十二、十三，甚至十八个音节的。诗句的构成取决于诗人所要歌唱的爱情的需要。 提出创造主义诗歌理论的先锋派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曾说：“我不写十四行诗，因为那是我的祖父母辈写的。”他认为写十四行诗是复古，只能写出优雅但却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石雕式作品。但巴勃罗·聂鲁达却没有这种顾忌。当然，他是力图不受束缚有所创新的。有评论家判断，诗人写十四行诗也许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意图一样？塞万提斯厌恶离奇虚幻的骑士小说，他在这部小说自序中宣布他要“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堂吉诃德》以戏拟骑士小说的形式宣告了骑士小说的终结。但聂鲁达并不想以这100首十四行诗结束十四行诗，因为天才的前辈诗人们在这由四节三节诗组成的金杯中给我们留下了最纯正的点金石。诗人只是想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服饰和语言来装扮它。尽管诗人在献给马蒂尔德的题词中模仿地道的骑士语言，但他的诗中写得明白，他为心上人献上的不是闪着珠光宝气或响着刀剑撞击声的抒情诗，而是“木质”的十四行诗，它们是用斧头砍刀削出来的“十四块木板搭成的小屋”，为了让诗人所挚爱和歌唱的心上人生活在里面。他敬重前辈诗人，但是在面对世界时，他要使用自己的语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革新者。他想用朴素的方式写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 诗人放声歌唱他对马蒂尔德的爱。为了对心上人倾诉衷情，他选定了100这个数字。他写了100首十四行诗，为了把这爱情的方方面面都写到。好的、美的、甜的、愉快、忠诚、美德、纯朴、理智，写进了他的诗中。而坏的、丑的、苦的、悲伤、不忠、狡猾、恶习、无理也写在诗中。爱情的“是”和“否”尽在其中。他曾在诗中写道：“知道吗，我不爱你又爱你/因为这是生活的两种方式，/话语是沉默的一只翅膀/而火焰有一半是冷的。” 为了包容那宽广的感情，诗人走遍了一天的每个时辰：100首诗分为晨、午、黄昏和夜四个部分。但是却没有诗人青年时代那么热爱的晚霞，因为它有种浪漫的意味。而在这部爱情诗集里，爱情是有血有肉，有空间有时间的实体。 《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是聂鲁达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充分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诗思，是西班牙语十四行诗的杰作。它为十四行诗这位“女王”在西班牙的诗国中“加冕”，而在诗集中，诗人为他心中的“女王”马蒂尔德“加冕”。 “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 1960年，聂鲁达乘“路易·吕米埃号”轮船离开美洲去欧洲旅行。4月12日，在航程中，他完成了诗集《英雄事业的赞歌》。这正是古巴革命胜利1年零3个月之时。 在《赞歌》序言中，聂鲁达重申他的主张：要写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诗。他为自己肩负着这种责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希望能有所作为。人民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即使为他们做了一切，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部诗集不是无奈的叹息，而是献到每天都在战斗的情同手足的人民手上的锐利武器，为了给他们以有效的、真诚的帮助。对于可能招来的非议，他也早有准备。他说：“那些不遗余力地指责我的人又要指手画脚了，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以此为荣。” 他为自己写出了《赞歌》而骄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人。”确实，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一部诗集歌颂马蒂儿女们英雄业绩的诗人。1968年，在这部诗集乌拉圭版的前言中他又一次谈到有关情况。诗集完成后，诗人曾走遍美洲，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朗诵它。在他的祖国智利，他朗诵着歌颂古巴人民英雄业绩的诗篇，从北部沙漠一直走到麦哲伦海峡以南。墨西哥和秘鲁都听到过他的朗诵。他的热情的听众大部分是学生和工人。他曾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诗人向众多听众朗诵他的抒情诗、史诗和反帝诗篇，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赞成诗人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诗人亲自证实了，与拉丁美洲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英雄事业的赞歌》出了一版又一版，一直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诗人再次自豪地说：“它是早于古巴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诗人写出的第一部献给古巴革命的书。”虽然在这之后出现了古巴作家联名信事件，聂鲁达遭到无端的攻击（诗人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记述），但诗人仍然未改初衷，他对这件事有十分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说：“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因此，“我仍然是写过《英雄事业的赞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 聂鲁达明确指出《赞歌》“是献给古巴的解放者：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古巴和国际共运活动家。、他的同志们和全体古巴人民的，是献给为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为争取自由而战的波多黎各和加勒比人民的”。《赞歌》中的一些诗篇写于黑岛，另一些写于1959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时，当时诗人正在委内瑞拉旅行。它的最后完成，是在“路易·吕米埃号”上，在由美洲去欧洲的旅途中。也就是说，《赞歌》动笔于古巴革命胜利之前，那时他写的是加勒比人民特别是波多黎各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正在此时，古巴革命成功，这一辉煌胜利改变了诗人的思路，歌颂古巴人民的英雄业绩成为诗集的主体。 加勒比，一直是聂鲁达关注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末，拉丁美洲还有24个地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它们几乎都在加勒比。“二战”后，美国在拉丁美洲扩张势力，迅速取代英国，称霸拉美。昔日，称霸世界的古罗马帝国曾称地中海为“我们的海”。如今，加勒比海也几乎成了美国的领海——“美国的地中海”，他在那儿为所欲为。加勒比地区发生的一切，聂鲁达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10年前，在《漫歌集》中，他就沉痛而愤恨地写道：“坏年头，耗子的年头，肮脏的年头！”“在古巴，人们被暗杀！”“为了让甘蔗田的嘶哑声音/再也不会发出。”“恶年头，你看到/蛮荒丛林浓重的阴影那边，/我们地理的细腰吗？/浪涛/好像一个蓝色蜜蜂的蜂房，/撞碎在海岸边，两边大洋的/闪烁光芒，在痛苦的土地上飞掠……/……我的土地的苦难！啊，/压抑着一片沉默的窒息！/啊，长时期受苦的人民！/啊，呜咽啜泣中的细腰！” 诗人特别写到波多黎各，它是最早落到新殖民主义魔爪中的地区。1898年，美国迫不及待地对西班牙宣战，通过美西战争，从老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去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古巴沦为它的“保护国”，波多黎各则被兼并。上岛之初，美国佬曾信誓旦旦：要解救波多黎各人民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但曾几何时，他们撕下笑脸假面具，露出了狰狞的真面目。美国制糖工业的4家大公司在波多黎各建起了7600个农场，像章鱼的千百个吸盘，死死地扼住了它的经济命脉，疯狂地吸吮它白色的血液。美国政府强迫波多黎各放弃西班牙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学校里全部用英语教学。富兰克林·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美国第32届总统。总统对此有明确“指示”：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政策必须使“在波多黎各的下一代美国公民长大后都能对英语运用自如”。“二战”后，波多黎各人民要求独立争取自由的斗争不断高涨，但却遭到残酷镇压，一批又一批为自由而战的爱国者被押进监狱。这一切使聂鲁达痛心疾首，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漫歌集》中就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小岛上的野蛮罪行，痛斥杜鲁门杜鲁门（1884—1972），美国第33届总统。“冷战政策”的倡导者之一。总统剥夺波多黎各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权利。 杜鲁门先生来到 波多黎各岛， 来到 我们海洋的洁净蓝水里 洗刷他的染血的指头。 他刚刚下令处死 二百名希腊青年。 他的机关枪 功能精确， 每一天 在他的命令下，都有 多里克柱头——葡萄与橄榄， 古代大海的眼睛， 科林斯花冠的花瓣， 掉落进希腊的尘埃。 凶手们 与美国来的专家们 高举塞浦路斯甜酒的杯子， 纵声哈哈大笑，胡子上 还沾满着油腻和希腊的血。 杜鲁门来到我们的水域， 来洗濯他的沾上 远方鲜血的红手，同时， 在大学里，用他的语言 说服，劝解，微笑， 闭住卡斯蒂利亚的嘴巴， 掩盖在那里像一条 水晶长河那样长期循环的 语言的光芒，规定下： “让你的语言死了吧，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加勒比诸岛苦难的人民，一直在聂鲁达心上。1958年，波多黎各独立解放运动战士安东尼奥·圣埃利亚·布兰科到智利参加会议，结识了聂鲁达。从他那儿诗人直接地、详尽地了解到波多黎各人民在美国殖民统治下的悲惨处境和艰苦斗争。这一切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到强烈震动。他决心要写一些诗，也许是一部诗集，为了不幸而又不屈的波多黎各人民。伟大的波多黎各爱国志士佩德罗·阿尔维苏·坎波斯在20世纪30年代说过：“我们没有武器能消灭他们的海军，但是我们有可以让他们在全世界臭名远扬、威信扫地的武器。”这就是“揭露”，揭露他们的罪恶。向全世界揭露抨击殖民主义者的罪行，让他们身败名裂，这正是圣埃利亚·布兰科高举的武器。而巴勃罗·聂鲁达要写的书，也正是这样的武器。他要写出加勒比诸岛人民多舛的命运，首先写出的是波多黎各的悲剧。就在这时，古巴爆发了新的斗争，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成立了新政府。古巴革命成功了！这辉煌的胜利使这部关于加勒比的书有了新的内容，新的规模，新的歌。诗人的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希望的呼唤，现在，他可以放声歌唱一种美好的现实，它就存在于拉美的大地上：它是爆发在深重苦难之中的胜利的革命。 当一些人面对古巴革命惊骇、惶惑，还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聂鲁达就独具慧眼，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所在。拉丁美洲一直以希望的大陆著称，但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有了希望。诗人说：“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从那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千千万万拉丁美洲人觉醒了，他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古巴的一切。古巴在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存在着，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高兴地、放心地笑了，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人民的希望是不可战胜的。 《英雄事业的赞歌》共有42首诗，写的是波多黎各、古巴、萨尔瓦多、尼加拉瓜……这些地方的统治者，或已上台几年，或为新上台者，但在残暴、独裁上却毫无二致，是清一色的专制暴君。而在伟大的前辈英雄光辉榜样的鼓舞下，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风云变幻、战斗的年代。老殖民主义刚刚寿终正寝，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却接踵而至，而且更加贪婪、残暴。因此，“到处都有马埃斯特拉山”也就成为必然。 诗人像中世纪的行吟诗人出现在舞台上，向观众说明他的意图：他选择的是一个震撼人心的主题，它染着血迹，看得到棕榈树，还有沉寂。“要说的是一个岛/被浩渺的大洋和无数的死亡所包围。”他写道：“Puerto Rico，Puerto Pobre”，波多黎各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富庶的港口”，所以这句诗既可以理解为“波多黎各，贫穷的港口”，又可以理解为“富庶的港口，贫穷的港口”。诗人以这样一句双关语，以鲜明的对比沉痛地道出了一个事实，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被称为富庶的港口的波多黎各，何以成了贫穷之地？！因为这是一块拉丁美洲人民至今未能收复的土地！ 诗人写到尼加拉瓜。10年前，在《漫歌集》中，就有《桑地诺》一诗： 但是，因为血与火加上金元， 都摧毁不了 桑地诺的高塔， 华尔街的武士们 只好和平谈判， 邀请游击战士赴宴。 于是，一个新雇佣的叛徒， 向他开了卡宾枪。 这个人名叫索摩查。直到 今天他仍然统治着尼加拉瓜： 三十块银币在他的肚子里 生长着，增加着。 这就是桑地诺的故事。 他是尼加拉瓜的领袖， 是我们被出卖的， 被分割的，被袭击的沙场的 令人心碎的化身。 今天，那里仍然被索摩查家族的世袭专制统治窒息着。老索摩查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台。这伙“叛徒”“雇佣兵，暴徒，刽子手”是一堆蛆虫，他们玷污桑地诺的鲜血，蚀空卢文·达里奥播种的根苗。聂鲁达虽没来得及看到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但是他预告这胜利必然到来。他号召举起“愤怒的剑”，他盛赞“桑地诺是一座旗帜飘扬的高塔，/桑地诺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步枪”。中美洲人民悲壮的战斗历程历历在目。 终于，多少年的浴血奋战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硕果，自由让古巴迎到了拉丁美洲。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青年，加勒比海上乘风破浪的“格拉玛”号游船，马埃斯特拉山上的游击英雄、游击队的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光彩夺目地登上历史舞台。于是，诗人不仅要激励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仇敌忾，而且更要热烈赞扬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古巴的天空，也就是飘扬在整个拉丁美洲上空，在黑暗中奋斗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终于盼到了真正的胜利。诗人提议：为马埃斯拉山歌唱，同时，要想到更远，要注视着2000年。 在对古巴革命的赞扬中，感激、钦佩、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菲德尔，菲德尔，人民感谢你”，“因此我从远方给你带来/一杯来自我的祖国的酒”，这酒来自“地底下的人民”，正是他们——矿工，几个世纪以来，不停地“从冰冷的土地里挖掘出火焰”。诗人表达了智利人民的心意。但是，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诗人也没有放松警惕。他清醒地看到了天边翻滚的乌云，帝国主义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表达了本大陆人民同仇敌忾奋起保卫古巴革命的坚强意志，如果谁敢进犯自由的古巴——“必将撞上人民的拳头，/我们要挖出埋藏的武器！”挺身而出，“保卫亲爱的古巴”。对于聂鲁达，古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1971年，一位英语报纸记者话里有话地问诗人，对古巴经验有何感想？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地回答：“对于我，古巴革命非常重要，它是神圣的。这是我们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话他曾说过多次。在1969年出版的《世界末日》一书中，他也谈到古巴。诗人向英雄的起义者致敬，光荣属于他们，这是拉丁美洲的太阳放射出的第一道灿烂朝霞。 反帝斗争的伟大事业，凸现在《赞歌》的每一页。美国的大棒式“睦邻政策”又一次成为诗人痛斥的目标，但是诗人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严格地区别开来，人民是沃尔特·惠特曼和保尔·罗伯逊们。《赞歌》的第39首就是《献给美国朋友》，这使我们联想起《漫歌集》中的著名篇章《伐木者醒来吧》。在这首诗中，诗人继续谴责了美国政府，但对美国人民——“北方的汉子”，“村庄和工厂里的美国人”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他很清楚，这些普通老百姓，也生活在困厄之中，他们面对种种难题而一筹莫展。美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受害者。诗人向他们呼唤理解和共同的希望。他写道，美国人和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也不排斥，但是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所有，我们有广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生活。 在《赞歌》中，还突出地表现了始终贯穿在聂鲁达作品中的思想：世界在发展变化，和平事业不断取得成就，希望在未来。因此，诗人在《赞歌》中为苏联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而欢呼，这是人类的胜利，这是世界飞跃前进的明证。就在《赞歌》出版后几个月，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尤里·加加林（1934—1968），苏联宇航员、上校，苏联英雄（1961）。1961年4月12日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1968年在试飞时失事遇难。月球背面一环形山以加加林名字命名。驾驶“东方号”宇宙飞船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航天飞行。稍后，古尔曼·季托夫古尔曼·季托夫（1935—2000），苏联宇航员，空军中将（1979），苏联英雄（1961）。1961年8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飞行。又乘“东方—2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功勋。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诗人称他们为“两只人鸟”。聂鲁达这位至诚的爱国者还念念不忘地紧追着季托夫，问他在太空时看到智利没有？当季托夫回答看到南美洲有几条高耸的黄色山脉，也许那就是智利，诗人立刻应道：“同志，那当然是智利！”他的话饱含着骄傲、自豪和拳拳的孺子之情。 《赞歌》爱憎分明，感情强烈，对人民满怀深情，为革命高唱赞歌，对帝国主义声讨、鞭挞，毫不留情。诗人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他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正如赫拉克勒斯紧抱安泰安泰，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海神波塞冬和地神该亚的儿子。他在与人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就能不断从大地母亲身上汲取力量，因此所向无敌。赫拉克勒斯在与安泰格斗时，曾把他打倒3次，发现他每接触一次大地就力量倍增，于是就把他举在半空中，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为的是要用强有力的双臂把他扼死。因此这部诗集，在大受欢迎的同时必然也招来非议，有偏狭者讥之为“遵命”的“应景”之作。聂鲁达的确是位有高度责任感的诗人，他肩负崇高的使命。因此，写诗对于他绝不是穷极无聊的“侃”，更不是玩世不恭的“玩”。写诗对于他，是在完成有益于人类的庄严使命。他就是要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紧跟时代的步伐，写出人民的爱和恨，写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他明确地说过：在斗争中间，“我们有很多诗人，都是追随着人民一齐前进的”。因此，他必然要在自己的诗中歌颂，倾诉，揭露，抨击，破坏，爱，赞扬，建设。“如果不是为了我的人民/和我一起战斗一起前进”，那么，写诗干什么？他庄严宣告： 我的责任和我的诗歌携手同行， 我是我，可又不是我：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的遭遇和受苦的人相同， 他们的苦痛也是我的苦痛。 如果我不属于被压迫的大众， 我就不成其为我， 我来自人民，我为人民歌唱： 我的诗是赞歌，也是鞭挞。 有人对我说：你属于阴影， 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正走向光明。 我是农民和渔夫中间的一个， 在书卷堆里可找我不着， 男女百姓里才有我的踪影， 因为他们教我认识了永恒。 ——《这就是我的生活》（《英雄事业的赞歌》） 《英雄事业的赞歌》1960年由古巴出版，印了25万册。1961年，又由智利圣地亚哥南方出版社出版。蒙德维的亚也出了一版。聂鲁达生前的最后一版是由智利圣地亚哥基曼图出版社印制的，那是在1973年。7月末，印刷完毕，将投放市场3万册，是普及本。这些书正在车间装订，转眼已到了8月底9月初，接着是灾难的9月11日，一场军事政变毁灭了一切。聂鲁达的书也未能幸免。基曼图出版社被攻占，它的职工被逮捕。仓库里的书大部分被捣毁，《英雄事业的赞歌》也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大火还是裁切机都不能毁灭一切。有几册：两册，3册，也许是5册——很难说清准数——逃脱了死亡，被小心地收藏起来。出版社的一位职员伊里斯·拉尔戈冒死抢出两本。 今天，这仅有的几本劫难后的“幸存者”成了无价之宝，莫斯科外文图书馆珍藏着一本。《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烧不尽、捣不烂的。而聂鲁达，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诗歌仍然继续在战斗中赢得新的胜利。 诗体回忆录 1964年，巴勃罗·聂鲁达满60岁。他的生日成了智利全国性的节日。从北到南，全国各地，人们组织各种活动热烈庆祝。智利国立图书馆举办了有聂鲁达本人和智利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隆重庆祝会。它办的《马波乔》杂志出了聂鲁达专号，第一篇就是聂鲁达在庆祝会上的讲话，题为《我怎样看自己的作品》。另外还有海梅·孔查、阿方索·埃斯库德罗、吉列尔莫·费拉达、海梅·希奥尔达诺、乌戈·蒙特斯等多人的评论文章。智利作家协会办的杂志《落叶松》也由一批智利作家还有巴西、委内瑞拉作家撰稿出了专刊。《曙光》杂志、《智利大学年刊》，圣地亚哥《时代报》等报纸杂志都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和作品的重要资料。 聂鲁达自己也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在年满60岁时，他要展示出新的成就。他早就开始准备“生日献礼”——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黑岛纪事》。1963年，意大利阿尔皮尼亚诺出版社出了他的一本诗集《概要》，后来收入《黑岛纪事》。《概要》只印了430册，印得非常精美。用了上好的纸张，每册都有精致的套盒。这个出版社以印制名家精品书而著名，曾印过彼特拉克、但丁、龙萨龙萨（1524—158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杰出诗人。、莎士比亚、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宗教和政治活动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立人、数学家。等名家作品。这些精品书印得都非常精致漂亮，而且印数都非常少，只供珍藏用。聂鲁达的《概要》为这份宝藏又增添了新的光彩。1964年7月12日，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诗人向他的人民郑重献上5卷本诗体“自传”《黑岛纪事》。这5卷的标题分别是：“雨的出生地”“迷宫里的月亮”“寻根者”“烈火”“批评的奏鸣曲”。 聂鲁达的“献礼”不仅是一部《黑岛纪事》，他还译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杰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把这位英国名作家的不朽戏剧译成西班牙语，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诗人取得了成功，他的译作获得好评。天才戏剧家莎士比亚和天才诗人聂鲁达在西班牙语中融合为一。这一年9月9日，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聂鲁达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0月10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在智利首都安东尼奥·巴拉斯礼堂首演《罗密欧与朱丽叶》。 杰出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罗萨莱斯说过，真正的回忆并不在聂鲁达回忆录《回首话沧桑》里，而是在《黑岛纪事》中，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尽管《黑岛纪事》写在诗人去世前10年，最后10年的生活未能包括在内，但是毕竟囊括了他60年的人生历程，可以算得上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诗体回忆录。实际上，聂鲁达经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既承着过去，又向着未来。若非寻乎异常，就都不免在向前中也有反顾。《漫歌集》最后一章《我是》就被视为广义的回忆录中的第一部。诗人在这一章里自咏了他前半生的经历，他的诗歌创作、斗争道路。《黑岛纪事》在《漫歌集》后15年问世，仍然是回顾，但有15年新的阅历丰富了人生，回顾的眼光自然也不同。 《黑岛纪事》第一卷《雨的出生地》有20首诗。60岁的诗人又重新找回童年的印象，没有刻意的描绘，诗人用质朴的语言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他起步的地方。他“诞生在众多诞生的人之中”，“生活在众多生活着的人们中间”。那儿是智利的中部，葡萄藤绿色的丝蔓舒卷，阳光滋养着葡萄，而酒就产生在人们的脚下。那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但不久，诗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诞生之地帕拉尔，和父亲一起迁居到“雨中的阿劳卡尼亚”。就在这智利南部由开拓者新建的小镇特木科，诗人度过了他的童年。聂鲁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童年岁月中唯一不能忘怀的就是雨。智利南方的雨成年累月地由天空倾泻而下，浸泡着整个世界。那个地区的人都成了“雨生物”，诗人和那儿的孩子们一样，都是淋着冷雨长大的。《黑岛纪事》第一卷定名为《雨的出生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在这连绵不断的大雨中出现了各种人和物，它们和雨一起给诗人留下了对人生的最初印象。其中有“慈爱的mamadre”和“粗犷的父亲”。 诗人的母亲在他刚满两个月时就去世了，他父亲不久就去了南部边境小镇特木科，那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重新开始生活。在那儿他认识了堂娜特立尼达，于是诗人有了一个新的母亲。诗人称呼她为“mamadre”，这是他自造的词，一个甜蜜的词：由妈妈——mama和母亲——madre重叠组合而成。诗人爱好而且善于起名字的特长大概从那时起就初露端倪。这样的称呼饱含着他对这位继母的深厚感情。在《回首话沧桑》中，诗人写道：“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在《黑岛纪事》中他写道：“啊，温柔的mamadre——我永远不能称你为继母。” 和“温柔的mamadre”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粗犷的父亲”的形象。诗人崇拜他，但又怕他。他们在感情上有层隔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斗争。父亲不愿意儿子写诗，他疑心很重，为此缩减了儿子的生活费。年轻的诗人不得不把写诗的激情掩盖起来，写诗成了地下活动。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在写诗发表，诗人不得不找一个笔名。一位捷克作家扬·聂鲁达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给自己选定了一个笔名：巴勃罗·聂鲁达，那年他14岁。实际上，这位父亲也是深爱儿子的，但他不得不把这爱深藏在心底。他是“那个时代的人”，那是严酷的拓荒年代，在蛮荒的边境地区，强悍是求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他也只能这样要求儿子。诗人这样描写他的父亲： 粗犷的父亲 从列车回来： 晚上 雨声里 我们认出 火车头 凄厉的 汽笛， 夜的悲歌， 然后 大门震动； 一阵强风跟着 我的父亲回家， 屋子 在脚步和压力之间 发抖， 惊恐的门 发出粗哑的 枪声， 梯子呻吟， 轧出尖锐的 叫骂 阴影同时 骚动，雨水像瀑布 泻落屋顶， 逐渐淹没 世界， 于是什么都听不见了， 除了交加的风和雨。 …… 铁路工人是陆上的水手， 在没有海岸的港口之间 ——森林的家乡——跑着跑着 穿过大自然， 完成陆地的航行。 …… 强壮而贫穷的父亲 在生活的轴心， 在男性的友爱和注满的酒杯里， 他的生活是急行军， 在起床和上路之间， 在匆忙的来去之间， 而雨下得最凶的一个日子， 车务员何塞·德尔·卡门·雷耶斯 上了死亡列车，今天还没有回家。 ——《父亲》 交加的风雨，静穆的原始森林，粗犷的父亲，慈爱的mamadre，这是首先进入少年聂鲁达诗中的“元素”。但在他这时的诗中，还有其他的“元素”，或说是“原材料”，这一切塑造了诗人和他的诗。他曾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几米高的巨浪，震耳欲聋的轰鸣——他称之为“宇宙的搏动”，使他愕然。从此那永无休止的滚滚波涛就涌进了他的生活，涌进了他的诗篇。他曾在神秘莫测的原始大森林中探险，沉醉在鸟的国度、甲虫的世界和大自然馥郁的浓香中。还有那智利多石的海岸，丰饶的土地，滔滔的大河都让他意醉神迷。他的诗就由此诞生，这个孩子，未来的诗人就从这儿起程：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道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 ——《诗》（《黑岛纪事》） 这个孩子在茫茫世界中寻找他的根，寻找他自己。缓慢地，一步一步地。他逐渐懂得了脚下有什么。他很快就体验到了不公正，不合理。那个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谬令他难解：有人造房，有人锯木，有人烤面包，有人肩负重物，有人开动机器创造奇妙的新产品。然而创造了这一切的人得到的只是苦难和饥饿。欢乐只属于少数人，人民得到的只是痛苦。制造面包的人应当有面包吃！“从此我不再是孩子，/因为我懂得了我的人民，/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穴。”显然，诗人一出世就面对的雨，和与这雨同在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色。 《黑岛纪事》第二卷《迷宫里的月亮》包括25首诗，从1920年与黛莱莎的爱写到1933年从东方归来。黛莱莎这位特木科姑娘，是激发诗人产生灵感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女神之一。诗人有时称之为“玛丽索尔”。1920年在特木科春节赛诗会上聂鲁达获一等奖，黛莱莎则是春光皇后，爱情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在《黑岛纪事》中诗人又忆起往事，隔着时间的重雾，又看见了已经如此遥远的她。尽管那已是久远的往事，尽管诗人的心早已有了归宿……但是，青春岁月里的美好情怀毕竟难以忘怀：“你的眼睛在哪儿？”诗人追寻着。 外省、家、灵巧漂亮的黑姑娘在记忆中远去。诗人满脑子装着书籍、梦想和诗离家上路去首都。那是一座迷宫。在扑朔迷离的圣地亚哥，他会遇到什么？在那儿，他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罗哈斯·希门尼斯、奥梅罗·阿尔塞、华金·西恩富特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一伙写诗的年轻人，他们与诗歌挽臂而行的狂热给那时的穷日子添了光彩。在那儿，出现了“玛丽松布拉”，《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一半是献给她的，献给这位“头戴贝雷帽，心里一片平静的姑娘”。她的真名实姓几乎无人知晓。只是在诗人去世后，她的名字：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才和诗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诗人给她写过100多封信，1976年这些信集结成册出版。1927年，聂鲁达起程“迁徙”向东方。大海为他敞开远航的大门，一个更为陌生的世界等待着他。一个又一个地名出现在回忆中：巴黎、仰光、科伦坡、巴达维亚、新加坡……在他60岁的时候，隔着岁月的长河，他又一次在那青春岁月的迷宫里寻宝淘金。那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锤炼了诗人。接着而来的就是烈火的铸造。 在《烈火》卷中，聂鲁达又一次回到始终在他心中的西班牙，这部分是本书的精髓。西班牙内战的惨痛印象让诗人始终不得安宁。有多少诗人所挚爱的所珍贵的都埋葬在那狂轰滥炸后成吨的残砖烂瓦堆下。他写道：他歌唱过、描述过西班牙双手捧给他的一切，但战争从生活中夺去了一切，只留下哭泣，风在苦涩的洞穴中的哭泣，在回忆中带血的哭泣。聂鲁达回忆起他逝去的挚友：费德里科、米格尔，他们是在“受尽侮辱极端痛苦”中死去的。诗人也谈到他那充满爱的使命；为满载着生命和希望的“温尼伯号”向智利启航所做的艰苦而且几乎是无望的奋斗…… 西班牙永远不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每一座城市，每一条小巷，甚至一草一木，都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在旅途中走近西班牙的边境，或在它的某一个巷口：比戈或巴塞罗那做短暂停留，他的心跳就会加快，他的眼前就会涌现出往昔那青春与阳光、血与火的岁月。“我热爱马德里但是我不能/不能再注视它，再也不能，永远不能……”西班牙留在大洋的那一边，诗人痛苦地离开了，智利在等着他。他返航了，但却是带着为西班牙内战擦亮的眼睛回到祖国。他开始认识到“人”的真正含义，他开始成为“未可限量者”：人民中的一分子。但作为人民的诗人，又应该是他的人民的全权代表，他们的代言人。这是他的义务，也是他的职责。对这个阶段的回忆没有原原本本地按年代进行。这个时期的许多事件、片段都已收在《漫歌集》中。诗人只简要提到他当选为议员，然后就是魏地拉独裁政府迫害下的流亡。它最后一首诗打动着多少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游子的心： 流放是圆形的， 一个圆圈，一个环： 你得迈开双脚四处奔波，在土地上穿行， 但那却不是你的土地。 阳光将你唤醒，但那却不是你的阳光。 夜降临：没有星辰。 你找得到兄弟：但却不是你的同胞。 正是这烈火铸造了诗人。 《寻根者》中，诗人力求与大自然重逢，大自然是构成他存在的不可缺的要素。他寻找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天堂，而是脚下养育他的大地： 我走进自己的树林，带着根 和我的丰饶：你从什么地方 来？大得像地图的 一片绿叶子问我。 我不回答。那儿 土壤是潮湿的， 我的靴子践下去，搜索， 要打开大地， 而大地沉默。 …… 我来寻根， 找到一些 森林的矿质食粮， 坚韧的 物质，黝黑的锌， 有毒的铜。 那根须必须养活我的血， …… ——《树林里的猎人》（《黑岛纪事》） 在诗人笔下出现了德丽亚的名字，那个“极为温柔的旅人”，她曾用“钢和蜜的绳子”捆住诗人的双手。墨西哥也随着一支小夜曲出现在《寻根者》的篇章中。墨西哥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在聂鲁达的诗中，因为“我们是同一棵植物，/人们触摸到的只能是我们共同的根”。 这一卷的最后一首诗是《给妒忌》。出于妒忌的诋毁、攻击时不时落到诗人头上，对此，他有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诗中写道，“也许妒忌”正是给他“增添一种营养，/那正是我的工作所必需的”，这种粗暴的侵犯对他起的作用是妒忌者始料不及的，是“粗鲁的鞭策”。这正和了一位中国文化巨匠的名言：“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聂鲁达也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这样的效果，大概要让那些“不依不饶”的嫉妒者痛悔莫及。 第五卷《批评的奏鸣曲》有20首诗，包括范围很广，不再是自传式的抒写，而是对各种问题的思考。诗人谈到了各种问题：美学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在《有魅力的艺术》一诗中，诗人重申他的诗歌理论。他坚持认为：书产生于“这样多的爱和交往”，如果没有男人和女人，如果没有饥饿、欲望、愤怒、亲吻和旅程，就没有诗。即，没有生活，就没有诗。因此，诗人在生活中行进着歌唱。在一些诗中，隐约可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展开的思考。这些作品是：《白天的手》《还有》《世界末日》《烧红的剑》等诗集和他的一些遗作。这里也记录了他的迷惘和彷徨：“真理在哪里？”他问道。他认为自己有钥匙，“可是钥匙/已失落于成列的门户，/跟其它钥匙乱成一堆，/再也/找不到/配合的锁”（《最后，没有人了》）。 《黑岛纪事》以5卷的篇幅包容了诗人60年的生活，他的根和梦，任性的青年时代，疑问，寻觅，决心，柔情，热情……是诗人的一部诗体回忆录。聂鲁达以抒情随想的方式写出了他60年的经历，他的所爱、所恨、所想。《黑岛纪事》没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但有一条传记式的线索贯穿其中，大致可以看出诗人童年、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历程，可以捕捉到他由特木科雨中起锚向远东、西班牙、欧洲、美洲和在他祖国智利长途跋涉的足迹。谁要想了解聂鲁达，就请细读《黑岛纪事》，诗人所能回忆起的一切几乎都在其中了。他时常回到一些过去谈过的题目，但审视的眼光并不相同，它有了时间的距离，阅历的视野，它是带着怀念的重温。这部诗集在聂鲁达作品全集中占了足足200页，但这并不是结束，生命属于诗人还有12年。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知道的是：来日方长。他激情满怀地注视着未来：“我爱不能不做梦的人。我的花园长满子虚乌有的鲜花。”“我想造一个平常的海。”（《真理》）他永远在“倾听未来”！ 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聂鲁达奋笔疾书，写出散发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同时，他也从没有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稍停。尽管他已重病缠身，尽管政局动荡不安，但他仍然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未来，他坚信：来日方长。他把刚完成的8部诗稿交给出版社，这是他为自己即将到来的70岁生日献上的厚礼。他重视过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庆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贡献。他要求不要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就通知诗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满70周岁时，要举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将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参加，当然，还有全国人民。在接受了诺贝尔奖回到智利时，诗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即将到来的他的生日庆祝活动将更盛大。为了对人民的盛情给予哪怕是极小的报答，诗人着手准备他的“魔匣”——生日礼物，他要给所有爱他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8部诗集！因此，它们应该在他生日前夕作为献礼和人民见面。 智利灾难性的政变，使这些诗集不幸成了聂鲁达的遗著，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但其中《被剥离的玫瑰》在诗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过法文版。它是诗人复活节岛之行的产物。20年前，聂鲁达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专有几节描写过复活节岛：“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岛却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诺·拉拉古火山口，凝视那深不见底的圆形洞口，据说那是举行活人献祭之处。忽然，从那无底深渊里冒出一团潮湿而浓重的亮光，笼罩了洞口上俯视的人们。天下着雨，风呼啸着扫过山顶。雨雾笼罩下的天地显得十分寂寥，显示出一种摄人魂魄的美丽。仿佛有声声呼唤传入人们惊惧的耳朵，那是被献祭少女不屈服的呼声。出身自岛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导玛尔卡利达催促着说：“快走吧，神发怒了。” 诗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们突兀在蓝天上的巨大头颅。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窝。他们沉默地矗立在这被称为“地球之脐”的复活节岛上，注视着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几千年之久。 他们是怎么从拉诺·拉拉古火山走到海边的？对于这个问题，玛尔卡利达严肃而又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是自己走来的了。”这是岛民们世代笃信的说法。在那样的氛围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给聂鲁达留下深刻的印象。复活节岛之行激发了他追本溯源的怀古幽情，他写出了在这些巨石面孔上寻找永恒的哲学沉思。 成为遗著的不少作品，是聂鲁达躺在病床上倚着枕头，面对每夜都在门外窥伺的死亡写出来的。他的笔并未就此停歇，《回首话沧桑》还未最后完成。除了写诗，他还忙于各种事务。 聂鲁达计划办个黑岛出版社，专门为藏书家们出版印数不多、装帧独特的珍本。他考虑得很具体：首先出版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情书集，由他作序。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记者路·阿·曼西利亚，委托他具体办理。 诗人在离黑岛不远的海滨买下一块地皮，他要为那些没有钱却多梦的穷作家们建一个作家村。他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的稿费付清了这笔费用，借以回报浩瀚大海对他的厚爱。距那儿不远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尔卡岬，这是一个阿劳科语名字，意为“霹雳岬”。因为在那儿，大海撞击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达百米。诗人自己已经得以住在海边、对着浪涛吟诗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们也能有福气面对大海构想未来。对于他，大海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诗思泉涌之源。诗人为这个未来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崂，还为它郑重安放了“奠基石”：锚。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这位大海的儿子，视锚为最好的奠基物。 与此同时，诗人正致力于“改造黑岛”：这里应当修起花园，建个广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诗人负责组织工作。 他还促使阿连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岛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儿办展览，长期展览穷苦的人们手工织成的壁挂。他们用的不是精致的丝绸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灯光下，这些穷苦的人们在粗麻布上织进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渴望。诗人希望这些产生于民间的壁挂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岛：聂鲁达卧病在床，接受人们对他69岁生日的祝贺。他提出，人民联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该办：建立阿劳卡尼亚大学，教授土著语言，把土著文学和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印第安人有权作为一个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终是聂鲁达牵挂在心的一大问题。30年前在墨西哥，为宣传智利，诗人印了一本精美的杂志，就取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肖像。诗人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结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长的训斥：“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这些数典忘祖的统治者“急于忘记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对此，诗人极为愤慨。 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发表的演说中，他说：“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我们在《阿劳加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加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卡尼亚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印第安人》。他大声疾呼：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加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加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根”。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出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头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道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马蒂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马蒂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势已去。马蒂尔德竭力安慰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出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感觉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马蒂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宫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他悲愤地揭露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进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马蒂尔德非常紧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口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乱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宫，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子周围，枪口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子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器。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种危险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口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在他的家里，能找到的只有诗歌。而他的诗歌，对于敌人，就是最危险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从圣地亚哥传来。诗人的朋友、熟人们，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被逮捕，还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这就像钢刀刺在心上，诗人痛苦而忧伤，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日，一辆救护车接聂鲁达去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车被士兵两次截住搜查。诗人眼里饱含着泪水，这是马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流泪。他请求：“巴多哈，帮我擦一下脸。”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智利而哭泣：灾难，巨大的灾难落在智利人民头上。 聂鲁达住进圣玛丽亚医院。朋友们来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坚持要接诗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派了一架飞机供他专用。马蒂尔德劝巴勃罗离开，但诗人对这话连听都不要听：“我绝不离开智利，我要在这儿承受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岗位就在这儿。”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们又来了，他们力图说服诗人离开智利。他们劝了很久，陈述了各种理由。特别提到他的病在这儿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还有他没有最后完成的回忆录……最后，聂鲁达终于同意了。但他只带少量必需品，因为不管怎样，他要尽快回来。但是，当马蒂尔德从黑岛取了一些必需品赶回医院时，诗人又变卦了。他刚和一些朋友谈过话，马蒂尔德竭力瞒着不让他知道的许多野蛮暴行，残酷屠杀……他都知道了：“他们在杀人，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停尸所堆满死人。维克多尔·哈拉维克多尔·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军事政变一开始就被残酷杀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几段而死……”他痛苦，他震惊，他忧伤，他愤怒，但他却无能为力。最后，他温柔但却是坚决地对马蒂尔德说：不，他不离开智利，他希望这也是她的决定。他热爱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他的人民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不能逃跑，他要亲眼看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马蒂尔德说：“好吧，我们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诉墨西哥大使，谢绝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听了这话，聂鲁达才平静下来。 夜里，诗人睡得很不安稳。在梦中他喊了几次：“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听着直升机在轰鸣，警车在呼啸，还有枪声……他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他一再说：“我不走，我应该留在这儿……”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头脑清醒，关注着一切。22日上午，他和画家内梅奥·安图内斯谈论形势。在政变后不到两周，他就预言，政变当局将长久统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16年之久。这位画家，成了聂鲁达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诗人的脸上留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后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国内外记者涌进医院，朋友们也到了。有人走近马蒂尔德问：“送巴勃罗去哪儿？”“回家。”她回答。他们惊愕了，他们都知道那个“家”的惨状，但没有人敢劝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马蒂尔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这房子从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烂砖头、黄泥汤。四门大开，却无法进去。一股激流沿着入口处的楼梯冲出来——原来从房后流过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进屋里——一楼淹没在泥水中。有人建议：是不是送聂鲁达去作家协会？“不，巴勃罗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别处。”马蒂尔德断然拒绝了。这时，所有的邻居都知道诗人“回家”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找出木板、砖块、棍棒……几分钟后，一座“桥”就搭成了。人们抬着棺材爬上屋后的陡坡，从已经没有门的后门进到二楼。终于，去世后的聂鲁达进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轻人紧跟在棺材后面。忽然，他们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个人高声呼唤，众人齐声响应：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对两周前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杀、逮捕发出的最早的抗议呼声。 满地的碎玻璃在人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间“透明屋子”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现在一块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处是一堆堆火灰，里面还杂着烧剩一角的图画、书页。撕成几片的纸扇、珍稀鸟类的彩色羽毛被踩进烂泥。电话已连根扯断扔在泥水里，家具不翼而飞，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马蒂尔德只能坐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几乎麻木的双脚。餐厅像遭了轰炸，吊灯碎在地上，墙上飘着扯烂的画，印着污浊的皮靴印。人们动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马蒂尔德止住了他们：“不要捡，就这么留在那儿吧。巴勃罗会要求保留遭劫现场的。”她把一束红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这时，瑞典大使踩着碎玻璃碴、烂泥，举着大花圈走来，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长长的蓝色和黄色云纹带子上写着：“献给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尔弗。”大使对记者们愤怒地高声喊道：“请拍照，请把这些破坏、抢劫全拍下来，全拍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了很多朋友，他们是勇敢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到这儿来的。他们告诉马蒂尔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个包围着。周围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被警察挡住，不敢往前走。马蒂尔德去邻居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长回答：“夫人，这是为了保护你和聂鲁达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厚颜无耻！正是他们把诗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废墟！在马蒂尔德坚持下，警察向后撤远了一些，这样，周围街道上等候的人们总算可以往前走动，进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们源源不断地列队走进来，流着泪向聂鲁达致哀，和他告别。墨西哥大使、法国大使……在泥水中走进诗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别。一位全身着黑的老人蹒跚地走来，他流着泪，迷惑不解地看着周围，似乎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被聂鲁达称为“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的阿洛内。当年他曾慷慨解囊，资助19岁的聂鲁达出了第一部诗集《晚霞》；后来，他也曾写文章反对阿连德政府，因为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现在，屠杀、抢劫、逮捕，还有这被砸成废墟的诗人的家，让他惶惑了，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胜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里西奥·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诗人告别的。前几天著名歌唱家维克多尔·哈拉刚被害。这是死亡横行的时刻，对不肯屈服的人们就更是危险，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记者比希尼娅·比达尔凝视着聂鲁达的面庞，他的两眼紧闭着，但厚嘴唇上却留着笑意。记者回忆起诗人从斯德哥尔摩受奖回来下飞机时与记者的对话。“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旧鞋子。”“哪个词你最喜欢？”“爱。”而现在，他躺在那儿，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陪伴他的爱他的人们中间永远地沉睡了。 一队年轻的共产党员走进来，他们是在附近的基曼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在此时，攻占出版社的军队正在用裁切机粉碎上万册刚装订好的书籍，聂鲁达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就在其中。年轻人们请求记者不要照相。他们肃穆地排成整齐的行列，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和自己的诗人告别。源源不断的人流在庄严的沉寂中缓缓移动着。 朋友们在“拉查斯哥那”亲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野蛮和残暴。“生命之树”，这件墨西哥民间艺术杰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娅小心地从一堆碎片中捡出一个小小的泥塑圣母像。卧室里，床已粉碎，床垫上满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刻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写字母P和M的石砌壁炉。三楼藏书室和四楼工作室里散发着一股很浓的焦煳味。罗伯托·帕拉达捡起一张烧焦的书皮，上面印着：《对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尔·乌纳穆诺。他含着泪把纸抚平，装进口袋。座钟被开了膛，摆锤被拽走，指针也不见了。满地是撕烂的、烧焦的书籍、画册。画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们从水流里捞出的餐具、托盘、陶瓷器、书、画……堆成一座小山。 一个声称是皮诺切特副官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卡宾枪手走进来，说是来吊唁，但却不摘头上的帽子和钢盔。他问，聂鲁达的遗孀或亲属在哪儿？切拉·阿尔西雷斯激动地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聂鲁达的亲属！请尊重我们的哀悼！”阿伊达·菲格罗亚指给他们看周围的一切：“在你们造下的这座废墟里我们为聂鲁达守灵。我们需要安静，请尊重我们，不要打扰我们对诗人的悼念。”周围的人们沉默地怒视着他们。最后，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地溜走了。军政府曾发通告为聂鲁达去世哀悼3天，从诗人去世时算起。但从通告发出到截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即它的有效期实际只有两个小时。马蒂尔德是看着这个佩着闪闪发光金银丝带的副官走进来的，但是，她缓缓地转身上楼，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她拒绝接受军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绝！智利被钉上十字架，鲜血还在流，而他们正是罪魁祸首！聂鲁达绝不是他们的朋友。可惜诗人去得太匆忙，只来得及在回忆录中写出一章对他们的谴责。但就是这一章，已经击中要害，把他们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后，作家、大学生、工人、妇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拉查斯哥那”，无数双手抬起聂鲁达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断从大街小巷涌出汇入这支送葬行列。这是一支勇敢者的队伍，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自己的诗人告别，为他送行。街道两旁是一辆接一辆的兵车，机枪、自动步枪全都对准送葬的队伍。卡宾枪手们驾着摩托车在队伍旁窜来窜去，随时准备冲进人群。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着人们平端起枪瞄准。但是，队伍仍然在前进，人们目不斜视，望着前方，仿佛没看见闪着寒光的黑洞洞枪口正对准他们。而且，加入这支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路旁的军车也一辆挨着一辆，不见尽头。这是史无前例的由举枪瞄准的士兵“护送”的葬礼。为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为一个诗人，他们出动了多少军队？！ 这时，行进的队伍中响起一个高亢的声音： 将军们 卖国贼：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这是基曼图工会主席，他高声朗诵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们跟着他齐声背诵，聂鲁达的诗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张口背诵： 你们的每一件罪行都铸造了子弹， 总有一天， 将打中你们的心房。 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 为什么不诉说梦想、树叶 和你祖国的大火山？ 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 你们来看 街上的鲜血。 来看鲜血 在街上流淌！ 这是聂鲁达在控诉，这是人民在控诉，37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悲剧，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响起胆怯而略带犹豫的歌声，有人小声唱起被禁唱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来：“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后，是全体的歌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人们昂头挺胸，走在持枪的军警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长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响着朗诵声，人们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聂鲁达的诗：“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是的，聂鲁达仍然坚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击。 妇女们举着鲜花加入送葬的队伍，她们哭泣着。男人们把红色康乃馨紧握在胸前，满脸哀伤，但目光却坚定如钢。他们没有眼泪，有的是期望。街道两旁的窗口都挤满了人，他们向这支队伍挥动头巾、招手致意。当队伍从一个工地旁走过时，站在高高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全都摘下黄色头盔，肃立默哀，目送着诗人远去。数十个外国记者、电视台、制片厂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照录音。有他们在场，对送葬的人们是一种保护。队伍走到墓地时，那里已经被装甲车、兵车包围着。面对军方的威胁，人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维克多·哈拉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走进墓地的大门。队伍中又响起洪亮的朗诵声：“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剑，准备战斗。”接着，一个声音呼叫：“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众人齐声回答：“到！”“维克多·哈拉同志！”“到！”“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到！”这是人民的呼声。人民对聂鲁达的哀悼，对以身殉职的总统的拥护，对屠杀的愤恨，对正义的渴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聂鲁达的棺木缓缓放入墓穴，人群肃立墓前。人们朗诵着《漫歌集》中的诗句和诗人告别。一位年轻工人朗诵了他自己刚写出的诗。诗人墓前摆满鲜花。最后，响起了国际歌声，这歌声庄严而缓慢：永别了，人民的诗人！ 聂鲁达的葬礼成了9月11日以来智利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事政变游行示威。这是诗人的功绩，他去世后仍然在继续战斗。当人们呼叫：“聂鲁达同志！”永远可以听到响亮的回答：“到！” 遗著 聂鲁达入葬后马蒂尔德回到黑岛。她走进诗人的工作室，只见桌上摊开着卷宗，摆着一沓沓已复和待复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刚刚还在这儿，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并未走远，她立刻意识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着她继续完成。特别是整理出版聂鲁达的遗著，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马蒂尔德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和聂鲁达的同志们、朋友们一起，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收集、整理出版了聂鲁达的遗著10余部。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也是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最好纪念。其中的8部诗集：《被剥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本拟于1974年上半年在聂鲁达生日前夕出版，但政变打破了原定计划。1973年9月11日前后已判若两个世界。可是这8部诗集后来终于得以陆续出版，其间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该出世》出版，这部书近500页，分为7卷，收集了聂鲁达半个世纪间写的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旅行游记、友情忆旧、演讲词、文学创作谈等。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散文诗到1971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演说共120篇。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诗人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补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传”。诗人生活中各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有意义的片段，他的思想、观点，他的情趣、好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些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随笔、游记和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报告、演讲中留下了生动、忠实的记录。 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是由马蒂尔德收集并由她和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加了详细注释和说明后出版的。马蒂尔德在国家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聂鲁达早年向报纸、杂志投寄的作品。经她手查过的旧报纸杂志有：报纸《特木科之晨》，文学杂志《跑吧——飞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诗人早期作品汇编成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发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热心与恒心》，署名为内夫塔利·雷耶斯，当时诗人还是个刚过完13岁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结束》，这是由马蒂尔德收集汇编的一部诗集。它收入了聂鲁达1933年到1973年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诗歌，还有一部分是未曾发表过的。诗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诗组成，标题即为诗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为《鸽子的内心》，它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作为单行本曾经出版过，但也可以说没有出版过，因为它那次“出版”，只出了1册，是193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聂鲁达写诗，由另一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绘制插图的。这本出了1册的诗集是赠给萨拉·托尔努·德·罗哈斯·巴斯的，并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诗集粗麻布的封面上，用绿丝线绣着一只鸽子。 在聂鲁达的10余部遗著中，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变和死亡打断了回忆录的撰写，使诗人政变后3天写下的几页急就章：《阿连德》成了它的最后一章。诗人去世后，留下的是《回首话沧桑》的口授记录稿。找谁合作给这部回忆录定稿？怎样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当务之急的是，怎么保住这部手稿不被政变当局查抄销毁？马蒂尔德给墨西哥使馆打电话请求帮助。使馆派秘书取走回忆录的原稿，送回复印件，原稿由使馆保存。马蒂尔德这才放心，头一个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整理这部口授记录稿，马蒂尔德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帮助她，这就是奥梅罗·阿尔塞——聂鲁达的秘书和好友。他很熟悉这部书稿，诗人几乎对他口授了全部内容。第二天，奥梅罗·阿尔塞应邀来到黑岛。马蒂尔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为他腾出一个大桌子，把有关回忆录的全部材料都搬出来。奥梅罗忧伤地沉默着，然后，他极为严肃地表示，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有话要说。他说的是：“当前局势太可怕了，巴勃罗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应该撤掉。”马蒂尔德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既然奥梅罗是这么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马蒂尔德收起资料，转身上楼，浑身发抖。但这还只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灭。第二天，马蒂尔德送奥梅罗去圣安东尼奥。车子刚开进村庄，他就要求下车，因为：“巴勃罗的车谁都认识。”分手前，马蒂尔德问他，是不是愿意作为合作者在回忆录上署名？他拒绝了：不，他不署名。注视着他提着箱子远去，马蒂尔德凄凉地感到：失去了一个信任多年的朋友，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找谁合作为回忆录定稿？应该找位作家。马蒂尔德想到他们的挚友、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他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她马上打电话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来智利。但奥特罗·席尔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马蒂尔德惊呆了，难道连他们最亲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吗？！她忍不住流泪了。但是，她错了。米格尔要求她去委内瑞拉。当天下午，委内瑞拉使馆就派人去黑岛解决马蒂尔德的旅行问题，特别是帮助她通过外交邮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从他们那儿马蒂尔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议会上，米格尔作为议员就聂鲁达的去世作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沉痛而一针见血地说：“巴勃罗死于智利的灾难！”他愤怒谴责肆意杀戮的智利政变当局。当天，他又在大学里演讲揭露军政府的血腥屠杀。马蒂尔德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来智利，才觉出自己的建议太天真了。 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马蒂尔德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终于回到朋友们中间！她长出了一口气。奥特罗·席尔瓦对她说：“明天早晨8点，我们就动手整理回忆录。”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们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记录稿，比较凌乱，要理清头绪，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删改，这是个基本原则。原稿涉及数不清的细节，牵涉到很多回忆。需要查找资料，给以注释说明。米格尔对聂鲁达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儿有无数大字典，几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从8点开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对于他们大概都是头一回。原来预计一个月完成，但实际上整整奋战了两个月才整理完毕。 手稿整理工作一结束，米格尔和马蒂尔德立刻去巴塞罗那和他们亲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尔门·巴尔塞尔斯一起审阅书稿，这位朋友是马蒂尔德艰难岁月中的坚强支柱。然后，马蒂尔德直接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回忆录手稿送一份给洛萨达出版社。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1974年3月，圣周前几天，马蒂尔德接到洛萨达出版社通知，回忆录即将出版。她高兴极了，立刻整装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回忆录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马蒂尔德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她要把这些书带进去。她把36本回忆录打成一个小包，用麻绳紧紧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书的封面。这些回忆录，她一定要带回智利。 马蒂尔德提着箱子和这个用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走进圣地亚哥海关。海关检查得很严，不等几个小时，就别想通过。海关检查员问马蒂尔德包里是什么？她大声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罗·聂鲁达的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出版的。我是他的遗孀。”好几位正在等待检查的女士立刻围上去向马蒂尔德问候，对她诉说她们对聂鲁达的敬仰、怀念。马蒂尔德被人们包围在中间。海关官员大为不满，他不耐烦地关上马蒂尔德的箱子，对她说：“快过去吧！”马蒂尔德顺利地进了关，她松了口气，感激地想：这些女士们永远也想不到她们帮了她多大的忙！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一直被列为禁书。马蒂尔德带进智利的这些回忆录，是那些年间通过海关进入智利的仅有的几十本。 《回首话沧桑》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和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紧接着就出现在世界各国，它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走遍了世界。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聂鲁达写回忆录，他们预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归根结底，聂鲁达不仅仅是位伟大诗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人。特别是诗人获诺贝尔奖后，这种呼声就更强烈。实际上聂鲁达早就动笔在写，在诺曼底罗昂大主教的“城堡”——“马厩”里，在他的老朋友和秘书、智利诗人奥梅罗·阿尔塞的协助下，“天天都在写《回忆录》”，诗人在一封信中说。《回忆录》是他为庆祝70岁寿辰准备的献礼之一。因此，智利军事政变、聂鲁达去世后，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诗人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并捣毁，智利处于混乱、恐怖之中……这一切让人们非常担心，瑞典一家报纸甚至发过消息：“《回忆录》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忆录》西班牙文版刚出，各种译本紧跟着就纷纷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话沧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诚而动情的“诗人的回忆录”。聂鲁达“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回忆录的确是一部精彩之作。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尤里·巴巴洛夫所说：“我对《回忆录》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阅历要丰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聂鲁达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结识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然，一本回忆录不可能容纳这一切，不可能满足渴望了解诗人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百万读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军事政变带来的灾难，聂鲁达的《回忆录》绝不会在《阿连德》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会写得更多。很明显，最后10年中的许多人和事就都没写到。对这一点，马蒂尔德曾明确说过：“这本《回忆录》是没有写完的。” 有人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最后一章《阿连德》不是聂鲁达写的，而是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和马蒂尔德加上去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一章的作者。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马蒂尔德的回答是明确的。她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对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聂鲁达研究家们对他的文章风格很熟悉，他的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这一章是我们写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请他一起整理这部书稿。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巴勃罗说的……标题，副标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巴勃罗的话，没有添加过一个字。而且我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对作者的亵渎。”在马蒂尔德自己写的回忆中她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聂鲁达研究者们断言那样的东西是禁不住认真推敲的：巴勃罗的文笔很难模仿。而且，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认为我会允许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没有写下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回忆录》中的每一行都是聂鲁达写的。最后几页是《回忆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书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语言风格也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写作风格是模仿不了的。 对于因期望从聂鲁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遗憾的热心读者们，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给他们以些许安慰，那就是请读一读马蒂尔德写的回忆录：《和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一起》，这部回忆录1986年9月由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马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年5月3日生于智利契扬，1985年1月5日在圣地亚哥去世。这位被聂鲁达称为“我的巴多哈”的文静、秀丽的女子，是诗人心中的缪斯。聂鲁达有两部写得最好的诗集是奉献给马蒂尔德的。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和诗人一起承受艰辛苦难，共享胜利欢乐。诗人去世后，马蒂尔德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继承诗人的遗志，继续战斗。这部回忆录，就是她为热爱聂鲁达的人们献上的厚礼。 聂鲁达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战，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这部回忆中都有真实、生动、详细的记载。马蒂尔德以深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追述了聂鲁达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爱和憎。特别是，他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马蒂尔德写出了聂鲁达流亡生活的艰辛，诗歌创作的甘苦，献身者的胸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称巴勃罗为“爱情诗人”，这的确是作为诗人知音的真知灼见。聂鲁达在他历尽沧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他的诗作，充满对故乡、祖国、亲友、人民，对生活、对真理大海一样真挚、深沉的爱。他像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泥土中，与人民血肉相连，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赢得了人民深挚的爱、永恒的怀念。马蒂尔德的回忆录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有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详情、细节。诗人的生活在马蒂尔德笔下得到了忠实、生动的再现，她为诗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鲁达的遗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两部：《爱情书信集》《给劳拉的信》。《爱情书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揭开了一个严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两个姑娘的形象：玛丽索尔、玛丽松布拉。她们究竟是谁，一直是评论家和研究者们的一道难题，一个难解之谜。而诗人对此的回答是：“人们常常问起我《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的两位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爱情书信集》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说为115封），全部是聂鲁达写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的。她就是被诗人称为“玛丽松布拉”的那位“头戴灰色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发诗人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这本《爱情书信集》的出版同时又受到了指责。当时仍然健在的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对记者声明，这些信件是她侄子从她手中骗去的。他假说要帮她整理这些信件，但实际上却把它们卖给了一个古董商，换取古玩。这个古董商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就是《爱情书信集》的出版者。阿尔维蒂娜提出诉讼，打赢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这些信件被印成书出版，却成了既成事实。 提出抗议的还有马蒂尔德。这部书信集公布的信件内容对她丝毫无损，她是聂鲁达深挚爱情的最终拥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她的是费尔南德斯的“海盗行径”。《爱情书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维蒂娜的侄子用欺骗手段偷偷摸摸搞出来的。他们没经过收信人的同意，更没有经过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同意。马蒂尔德是聂鲁达财产、包括精神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她对记者发表声明说：“这位先生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应该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版、侵权……这本书，当然不能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阿尔维蒂娜、马蒂尔德没拿到一分钱，那个古董商却因此赚了大钱。正如马蒂尔德所说：“这本书非常畅销，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这些信件必将收入新版的聂鲁达全集，但要去掉《爱情书信集》中费尔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乱语。何况，聂鲁达的“爱情书信”，绝不仅仅是这111封写给阿尔维蒂娜的信，还有他给黛莱莎的、德丽亚的，特别是给马蒂尔德的大量书信，都应该包括在内。 《给劳拉的信》是由作家乌戈·蒙特斯编辑，由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经常去拜访聂鲁达的妹妹劳拉，特别是在马蒂尔德去世后，他成了劳拉的常客。他喜欢听劳拉回忆20世纪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开拓时期的生活。听劳拉讲述她的也是聂鲁达的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诗人的mamadre——劳拉的生身母亲，特别是聂鲁达——他那时的名字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劳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给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聂鲁达从世界各地寄给劳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捆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信件，直觉得烫手。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劳拉，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劳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极为小心仔细地把它们包好，然后郑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会给这些信件以最适当的处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这本印制得极为精美的书信集《给劳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颜色以摹写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称是书志学中的瑰宝。 蒙特斯为《给劳拉的信》写了序，强调指出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亲情、兄妹情谊。这对人们完整、全面地认识聂鲁达起着任何别的资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28封信和17张明信片充满远离故土、难耐寂寞的游子对父母、妹妹的怀念、温情。劳拉·雷耶斯是聂鲁达生活中的坚强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学生公寓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是劳拉设法不时找几个钱捎去接济这位饿死鬼诗人。在远离智利的东方，是劳拉远隔重洋给诗人捎去家乡亲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着诗人早年写满诗歌的练习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里，是她和马蒂尔德一起为诗人最后合上他的双眼。 这些信件和文学作品不同，是诗人心灵、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亲情。他亲昵地称劳拉为“小兔子”，对父亲则尊重，又略带敬畏，永远称之为“亲爱的父亲”。而对母亲，则始终是：“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热地拥抱你，你的儿子内夫塔利·里卡多。”这部书信集使发生在诗人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不致被湮没，使人们能更亲切地感知诗人的内心，他对家人的温情、眷恋。它也是对那些攻击诬蔑者的有力回击。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诗人没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坏丈夫，坏兄弟，不孝子。读《给劳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聂鲁达本人。它为我们认识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扬帆远航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的枪口下，成千上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进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他们手捧红色康乃馨，唱着国际歌，朗诵着聂鲁达的诗，高呼着：“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自己的诗人送行。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走在这千万人组成的行列中，听着这悲壮的呼声、歌声，马蒂尔德擦干泪水，抬起头。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智利民族的呼号。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人民的事业。一种坚强的信念注入她的心灵，她不再哭泣。她决心接过聂鲁达手中的旗帜，献身于诗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像巴勃罗那样生活！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响在她的耳边，鼓舞着她。 你将磨穿鞋底， 但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须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属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里，排着长队等待认领尸体。她帮着失踪者的亲属，四处打听寻找他们不见踪影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死难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罗·聂鲁达一样，死于智利的灾难，他们都是她的“亲兄弟，亲姐妹”。她参与各种活动，在马波乔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动联盟……世界各地都邀请她去，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更属于全世界。但是，有两个日子对于马蒂尔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聂鲁达身边。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去黑岛，拜谒聂鲁达黑岛的家。于是，那儿房前的篱笆上就会挂满各色各样的字条、信笺、礼物，人们向诗人祝寿，和他交谈。诗人的家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每年的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总公墓，在聂鲁达坟前，都聚满人群摆满鲜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布满持枪的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这一天，马蒂尔德总是坚强地屹立在聂鲁达墓前，成为诗人永远活着的标志和象征。 死后要埋葬在黑岛，这是聂鲁达生前的愿望。为的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永远听浪涛呼啸，看浪花翻滚。他是大海的儿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离开大海，即使在死后。但是，政变当局不允许按照聂鲁达的遗愿把他葬在黑岛。他们把诗人黑岛的住宅作为共产党的财产登记在册，宣布没收。在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反对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马蒂尔德有居住权。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聂鲁达被葬在圣地亚哥总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内。那是他们的好友阿德里亚娜·迪特沃恩主动热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说，把巴勃罗·聂鲁达葬在她们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荣。但是6个月后，当她不在国内时，她的家人却写信给马蒂尔德要求把聂鲁达的棺木迁走。 圣地亚哥总公墓很大，像个小城，里面街道纵横，有路灯、路标。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样，贫富悬殊，门第森严：划分成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区。而聂鲁达新的墓穴却在离这儿很远的墨西哥小区，已经到了墓地的边缘。死后也能遥望大海，这是巴勃罗生前的愿望。而在这儿，他能看见的却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构成的汪洋大海，这里全是穷人的坟墓。马蒂尔德找来一个罐子，插上鲜花，摆在聂鲁达墓前。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朋友们用一段黑炭写下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因为当天已经来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马蒂尔德一早就赶到墓地，买了鲜花。当她走到诗人墓前，不禁热泪盈眶：那用黑炭写着聂鲁达名字的简陋的墓前，早已摆满鲜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马蒂尔德和朋友们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面只有几个字：“巴勃罗·聂鲁达。1973年9月23日。”这是一个异常简陋朴素的坟墓。但是，无论是马蒂尔德，还是诗人的朋友们，都认为聂鲁达在这儿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华的陵墓里更合适。这对诗人是一种回归：他出生于下层劳动者家庭，一生为劳苦大众讴歌，为他们伸张正义，谋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劳动者中间，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聂鲁达一样，死在同一个月死于同一灾难。 1974年7月12日，第一个没有了巴勃罗的巴勃罗的生日。这一年，他该满70周岁。马蒂尔德一大早就出了门，她想第一个赶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鲜艳的衣服，巴勃罗讨厌忧伤，他热爱欢乐。在墓园门口，马蒂尔德买了一大捧红色康乃馨，这种花颜色鲜艳、漂亮，不易凋谢。一进墓地，就看到墓园里一车一车的警察。这么强大的军政府，竟然会这么怕一个已经去世的诗人！来了很多人，有熟识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泪，一些人从衣服下面拿出藏着的红色康乃馨。女人们和马蒂尔德拥抱，对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着她。墓前的鲜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吓不住人们。他们似乎在问，这么多警察到墓地来干什么？难道他们还要对死者宣战吗？！在寒风中，马蒂尔德在聂鲁达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着满世界的鲜花，往事涌上马蒂尔德心头：“巴勃罗的生日，总是热热闹闹，鞭炮响连天，烟花闪烁，巨大的气球欢乐地飘荡在天空，像鸟在飞翔。这个一生播种欢乐的大孩子留给人多少回忆！”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会纪念聂鲁达，诗人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在圣地亚哥总公墓，祖国人民对诗人的朴素纪念一定让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没有白唱。每年的这两天，聂鲁达的墓地周围都布满士兵。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诗人墓前。他们沉默无言地肃立着，虔诚地向诗人献上他们的悼念、他们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们手捧康乃馨，就像捧着一颗颗红星。在这样一个周年纪念日里，当人们正肃立墓前致哀时，一个青年缓缓走到墓前。他默默无言地从口袋里郑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来。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吹奏完毕，他以同样庄重的神态收起笛子，沉默地离开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珍爱的方式：音乐，悼念他热爱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深知：诗人热爱欢乐！ 1979年，马蒂尔德重返卡普里，并应那不勒斯市长的邀请参加该市纪念聂鲁达75周年诞辰的活动。她回忆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诗集《船长的诗》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葡萄与风》也是在这儿动笔的。还有《元素颂》的第一首《看不见的人》也是在这儿写成的。这首诗，现在所有的智利诗人都能背诵。这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 1981年，马蒂尔德和博洛迪亚同机飞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纪念大会。马蒂尔德回忆了遥远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之后仅一年，悲剧就断送了诗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发言，使听众们深为感动。博洛迪亚则赞扬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举着聂鲁达的旗帜，奋勇向前。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向聂鲁达致敬的纪念活动。世界著名哑剧演员马塞尔·马塞昂，这位按照哑剧规则在舞台演出中从来不开口的大师这回头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说：“多年前，我曾在智利为聂鲁达演出过。今天，我要为他的遗孀演出。我表演的节目叫‘牢笼’，这对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的祖国有现实意义。”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再没有开过口，他用丰富的动作、生动的表情说明了一个被囚禁的人应该怎样冲破牢笼。马蒂尔德向人们讲述了智利发生的最新情况，讲述了聂鲁达和他的诗是怎样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个子先生缓缓走上台，他讲的是：“一个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聂鲁达的朋友、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 马蒂尔德正像当年的聂鲁达，出航又归来。她永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继承聂鲁达的遗志，每一天都把它变为新的现实。”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名为“智利向自己的诗人致敬”的隆重纪念会，纪念巴勃罗·聂鲁达逝世10周年。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智利迅猛发展，打破了军政府不许公开集会纪念聂鲁达的禁锢。参加大会的是整个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长拉斐尔·阿尔维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记者。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新闻记者、小说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何塞·万徒勒里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智利当代著名画家。等数十人。大会由智利人权委员会、作家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她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要这么说：巴勃罗活着。我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罗的同志。他在《船长的歌》中要求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诗中要求我，作为他的战友，和他一起为和平而战。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坚持不懈地奋斗了一生。 “在《旗帜》一诗中，他对我说：‘起来，/你快快站起来，/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肩并肩/去战斗，/冲破罪恶的罗网，/推翻制造饥饿的制度，/粉碎制造贫困的体制！’ “……人民的贫困，是多么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是自己祖国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国对于他是一部没有任何秘密的大书。 “他认得出智利所有的鸟，熟悉它们的叫声，知道它们怎么摆动尾巴，知道它们羽毛的样式和颜色。当我们在路上看到美丽的野花却叫不上名字时，他就十分丧气。 “每年1月，我们都去南方。我们缓缓而行，访问每一个村庄。我们去市场，赶集市。巴勃罗认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当地生活。他和买卖人交谈、调查，询问他们都制造什么样的工艺品，干什么活，挣多少，吃什么，读什么，说什么。然后，对这一切的回忆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依据。 “巴勃罗的诗歌天地广阔，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智利人都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在剧院、广场、街头和市场到处朗诵。巴勃罗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诗歌奉献给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难他看得见，摸得着。 “他在诗歌中歌颂平凡的东西：他赞颂卑贱者，使它变得高尚。他歌唱葱头、西红柿、洋蓟，歌唱面包、空气……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爱情诗人。歌唱自己爱恋的人时，他是那样的动情。当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飞鸟、花草树木，热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在诗中歌唱整个世界。 “他热爱人民，为此他谴责独裁者，是他们剥夺了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他说：‘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们肩负着安放新标志的责任。 “今天，他去世已经10年了。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他活着，他在战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为他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类的尊严，诗人和爱国者的尊严。他的心仍然在跳动，他的声音仍然在呼唤，他仍然在和我们一起战斗。 “非常感谢世界各地人民对巴勃罗表示的敬意。巴勃罗在和我们一起呼吁： “不能再流放人！ “为什么要把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我们要求公开被捕者和失踪者的真相，结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它让智利人民受尽了煎熬。 “把祖国还给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正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母亲一样。怎么能想象竟然有人敢于剥夺人民如此神圣的权利。 “我们要求严惩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业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是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 “但是，他们已经奋起抗议，他们正直、勇敢、坚定，高举着旗帜和他们被杀害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画像。 “我向这些无比坚强的智利人呼吁：让我们的呼声融为一体，让我们手拉着手，团结起来。只有万众一心，我们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有面包、有工作、有正义、有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和骗人的法律彻底决裂，正像巴勃罗所说，少数人穷奢极侈，而穷人却一无所有，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窝棚。因此他们抗议，他们要工作，要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监狱。而现在，又加上子弹。 “最后，让我念几行诗，这是《爱情十四行诗》第94首中的几句。对于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罗在诗中对我说：‘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坚强地活着，/用你纯洁的力量驱散阴霾和寒冷，/睁大你明亮的双眼走遍南方，/展开你银铃般的歌喉日夜欢唱。/但愿你永不停止欢笑，脚步永不迟疑，/但愿我留下的欢乐永不消逝。’ “……他热爱欢乐…… “因此，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不要以默哀一分钟来悼念巴勃罗，绝对不要！请你们给巴勃罗一分钟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谢谢！” 世界各地不断邀请马蒂尔德去参加各种纪念聂鲁达的活动。她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一艘巨型油轮将举行以“巴勃罗·聂鲁达”为名的命名仪式。尽管旅途艰难、路途遥远，马蒂尔德还是赶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里加港。不同寻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许多是聂鲁达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车，人们走上一架饰满鲜花的舷梯。舷梯顶端，矗立着聂鲁达的巨幅画像，四周缀满鲜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命名仪式，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全体船员都守候在大厅里。原来只想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少数人参加，但船员们坚决要求全体参加，他们都热爱聂鲁达。 船长简短致辞后，就请马蒂尔德发言。该讲些什么呢？她决定讲聂鲁达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那就是，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聂鲁达，这个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镇长大的青年，在他开始写诗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马蒂尔德为聂鲁达感到骄傲。她感谢人们对一位诗人所表达的崇高敬意。而这位诗人，如今正长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简陋的坟墓里。 命名式气氛热烈，人们情绪高昂。原定在下午6点起锚的油船，直到半夜还停在港口里。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摇晃着巨轮，而船上却洋溢着温暖和欢乐。翻译感慨地对马蒂尔德说：“夫人，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来没见过！”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聂鲁达的聚会——却回答：“这是自己人的聚会。巴勃罗就在这儿，他就是发起人。”船长兴奋地对马蒂尔德说：“你不知道，我们会感到多么骄傲！当轮船进港时，人们会问：‘返航的是谁？’我们的回答是：‘巴勃罗·聂鲁达返航了！’”当马蒂尔德离开苏联时，“巴勃罗·聂鲁达”号早已扬帆远航。“他”穿洋过海，走遍世界。就像当年那位老航海者继续出航和归来，他永远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罗·聂鲁达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遗体从圣地亚哥总公墓迁出葬于首都以西70英里的黑岛。诗人辞世近20年后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葬在黑岛： 伙伴们，把我埋葬在黑岛上， 面对着我熟悉的大海，面对着 粗粝的礁石和汹涌的波浪， …… 海边土地上所有的湿润的钥匙， 都了解我的欢乐的每一个阶段， 都知道我愿意在这里， 在大海和陆地的眼皮之间长眠…… 我愿意 被拖着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风所冲击所粉碎的雨中， 然后从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边给我所爱的人挖个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与我为伴。 ——《后事》 他就在这里，永远和他的人民在一起，获得了永生： 不论怎样，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将来，当我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间， 在不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因为，我将无言地回到这里来， 没有嘴唇也没有声音，干干净净； 我要回到这里来， 为了变成奔腾的大海， 为了变成她的不羁的心； 我将在这里迷失，我也将在这里被找到； 在这里我也许将变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来的》 麻胶版画《聂鲁达和他的人民》 第十一章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到！面对死亡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聂鲁达奋笔疾书，写出散发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同时，他也从没有在追求美好未来的道路上稍停。尽管他已重病缠身，尽管政局动荡不安，但他仍然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未来，他坚信：来日方长。他把刚完成的8部诗稿交给出版社，这是他为自己即将到来的70岁生日献上的厚礼。他重视过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庆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贡献。他要求不要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就通知诗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满70周岁时，要举行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将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参加，当然，还有全国人民。在接受了诺贝尔奖回到智利时，诗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即将到来的他的生日庆祝活动将更盛大。为了对人民的盛情给予哪怕是极小的报答，诗人着手准备他的“魔匣”——生日礼物，他要给所有爱他的人一个意外的惊喜：8部诗集！因此，它们应该在他生日前夕作为献礼和人民见面。 智利灾难性的政变，使这些诗集不幸成了聂鲁达的遗著，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但其中《被剥离的玫瑰》在诗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过法文版。它是诗人复活节岛之行的产物。20年前，聂鲁达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专有几节描写过复活节岛：“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岛却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诺·拉拉古火山口，凝视那深不见底的圆形洞口，据说那是举行活人献祭之处。忽然，从那无底深渊里冒出一团潮湿而浓重的亮光，笼罩了洞口上俯视的人们。天下着雨，风呼啸着扫过山顶。雨雾笼罩下的天地显得十分寂寥，显示出一种摄人魂魄的美丽。仿佛有声声呼唤传入人们惊惧的耳朵，那是被献祭少女不屈服的呼声。出身自岛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导玛尔卡利达催促着说：“快走吧，神发怒了。” 诗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们突兀在蓝天上的巨大头颅。这些被当地人称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窝。他们沉默地矗立在这被称为“地球之脐”的复活节岛上，注视着波涛滚滚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几千年之久。 他们是怎么从拉诺·拉拉古火山走到海边的？对于这个问题，玛尔卡利达严肃而又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是自己走来的了。”这是岛民们世代笃信的说法。在那样的氛围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给聂鲁达留下深刻的印象。复活节岛之行激发了他追本溯源的怀古幽情，他写出了在这些巨石面孔上寻找永恒的哲学沉思。 成为遗著的不少作品，是聂鲁达躺在病床上倚着枕头，面对每夜都在门外窥伺的死亡写出来的。他的笔并未就此停歇，《回首话沧桑》还未最后完成。除了写诗，他还忙于各种事务。 聂鲁达计划办个黑岛出版社，专门为藏书家们出版印数不多、装帧独特的珍本。他考虑得很具体：首先出版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的情书集，由他作序。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记者路·阿·曼西利亚，委托他具体办理。 诗人在离黑岛不远的海滨买下一块地皮，他要为那些没有钱却多梦的穷作家们建一个作家村。他用在海边写成的作品的稿费付清了这笔费用，借以回报浩瀚大海对他的厚爱。距那儿不远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尔卡岬，这是一个阿劳科语名字，意为“霹雳岬”。因为在那儿，大海撞击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达百米。诗人自己已经得以住在海边、对着浪涛吟诗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们也能有福气面对大海构想未来。对于他，大海不可须臾或缺，这是他诗思泉涌之源。诗人为这个未来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崂，还为它郑重安放了“奠基石”：锚。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这位大海的儿子，视锚为最好的奠基物。 与此同时，诗人正致力于“改造黑岛”：这里应当修起花园，建个广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诗人负责组织工作。 他还促使阿连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岛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儿办展览，长期展览穷苦的人们手工织成的壁挂。他们用的不是精致的丝绸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灯光下，这些穷苦的人们在粗麻布上织进自己实现不了的梦想、渴望。诗人希望这些产生于民间的壁挂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岛：聂鲁达卧病在床，接受人们对他69岁生日的祝贺。他提出，人民联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该办：建立阿劳卡尼亚大学，教授土著语言，把土著文学和文化用文字记录下来。印第安人有权作为一个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终是聂鲁达牵挂在心的一大问题。30年前在墨西哥，为宣传智利，诗人印了一本精美的杂志，就取名为《阿劳卡尼亚》。封面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肖像。诗人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微笑。”结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长的训斥：“你杂志如不改名，着即停刊，我国并非印第安人国家。”这些数典忘祖的统治者“急于忘记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对此，诗人极为愤慨。 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学哲学教育系学术委员时发表的演说中，他说：“我们的第一位民族小说家是位诗人，就是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我们在《阿劳加纳》这篇史诗中，不仅看到人们殊死斗争的惊天动地的场面，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难分难解的厮杀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临死前的痛苦，还能看到对我国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罗万象的生动描绘。飞禽、草木、河流、小鸟、习俗、礼仪、语言、发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属于我们的这一切，终于在史诗《阿劳加纳》中得到了名称，而正因为有了名称，这一切才开始生存。我们继承的这笔响亮的遗产是我们的生命，理应受到我们的精心保护。”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卡尼亚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我们是印第安人》。他大声疾呼： “外交部先生，请您重印《阿劳加纳》，并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把它送给智利的每一个儿童（也请给我一部）。政府先生，请尽快设立阿劳科大学。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同志，《阿劳加纳》不仅仅是一部史诗，它还是一条道路。”“而正是埃尔西利亚的作品，正是这些明净如水的诗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诗和人文主义。”他称《阿劳加纳》是一部字字珠玑的史诗：“智利的发现者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以其璀璨夺目的宝石照亮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土地，他还将我们阿劳卡尼亚的人与事公之于世。”“埃尔西利亚的伟大史诗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诗人在他重病卧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寻回阿劳卡尼亚的“根”。听着他满怀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议，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诗人还给阿连德总统写信，建议印100万册他的诗选的普及本，赠送给学校、工会和军队。并说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洛萨达出版社，对这一版书的收益都将分文不取。诗人请总统为这本诗选写前言，如果不行，他将印上获诺贝尔奖时阿连德的贺词作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能读到他的诗。 他手头正忙着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还有酝酿中的计划，未来的梦…… 聂鲁达永远“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当年初次远航时那个20岁的小伙子，兴致勃勃，眼望未来，幻想无边。又像40岁的壮年船长，航向明确，稳稳地把着舵，扬帆破浪。他为智利今天的建设添砖加瓦，又为它的明天绘制蓝图。他有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梦。这就是诗人对守候在门外，窥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个宁静的早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聂鲁达黑岛的家。大海平静，天空晴朗，微风轻摇着院子里的花朵。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晨，没有一点儿不祥的征兆。这该是又一个忙碌的日子，好几项早就开始着手办理的事情今天将最后完成。聂鲁达的律师也是他的亲密朋友，当时正担任阿连德政府司法部长的内格尔·塞尔希奥将到黑岛，他要带来聂鲁达基金会的章程、基金会办公处的平面图和设计模型。这些都已完成，只待今天最后审定。 要来的还有何塞·米格尔·贝拉斯，他将带给诗人他最喜欢收到的东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诗集，基曼图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还有一位讲究吃的朋友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也要来，得为他准备一顿可口的午餐。这又将是繁忙而热闹的一天。诗人和马蒂尔德谈说着今天的计划，愉快地等着朋友们到来。没有任何迹象预示这是和平生活将告结束的一天，他们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深渊的边缘。 时间还早，聂鲁达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他大吃一惊：除了麦哲伦省电台，所有的台都哑然无声。忽然他们听到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诗人双拳紧握，听着这位总统在炸弹呼啸、爆炸声中的最后演说：“……忠于人民事业，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诗人急切地打开另一台收音机，同时收听圣地亚哥和外国电台的报道。他不停地扭着调谐度盘，绝望地寻找着那个消失了的声音。 不久，首先听到外国电台报道：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烈焰冲天的拉莫内达宫以身殉职。几小时后圣地亚哥电台才公布总统的死讯。真是霎时间天昏地暗，整个世界都塌陷了。聂鲁达和马蒂尔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当天下午，聂鲁达开始发烧。马蒂尔德费了很大劲儿才给圣地亚哥的医生打通电话，他开了药方，并且要求：“关掉收音机，关掉电视机，不要让巴勃罗知道正发生的事情，这对他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这怎么可能？诗人始终不肯离开收音机，他要听到一切，知道一切。 电视机就摆在他面前：拉莫内达宫浓烟滚滚，坦克轰隆隆地在街上碾过，数百名市民陈尸街头，他们大概只是过路的行人。然后是戒严令：“任何人不许走出家门，违者杀无赦。”他们看到总统府被攻占，有人在抢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们从电视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们圣地亚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样的劫难：被劫、被捣毁、被焚烧。 这一天，从欧洲，从德国，从西班牙，从法国……不断打来电话，人们急于知道聂鲁达怎么样。外国有消息说他已经去世。马蒂尔德告诉人们，那不是真的，聂鲁达活着，活着！但是，他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心被击中了。他非常沮丧地对马蒂尔德说：“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势已去。马蒂尔德竭力安慰他：“但愿情况还不那么严重。”诗人沉痛地回答：“很严重，这是法西斯主义。”为消灭贫穷、为争取和平自由，诗人以他的笔和生命奋斗终生，他是那样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那已经建成的大厦，那刚描绘出的蓝图……全都在刹那间化为乌有。诗人的生命所附丽的事业被毁灭，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显地恶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总统府 14日早晨，聂鲁达感觉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马蒂尔德急忙拿好纸笔立刻坐到他床边记录。这就是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最后一章《阿连德》。他激愤地谴责政变，谴责对拉莫内达宫的轰炸：“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他悲愤地揭露杀害阿连德总统的罪行：“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诗人在政变发生后刚3天，就为他的回忆录写下了这几行急就章。这是他作为见证人的愤怒控诉。 忽然，诗人的司机惊慌地跑进来：“这是非法闯入民宅。来了3汽车的士兵。”马蒂尔德非常紧张，她担心的是手上这几页诗人的口授记录稿。她急忙把这几页纸夹在一叠杂志里，然后把杂志乱摊成一堆。在拉莫内达宫，飞机坦克曾对准一个人——阿连德猛攻。现在，在黑岛，全副武装的士兵又把一个重病卧床诗人的家包围得水泄不通。机关枪架在房子周围，枪口对准门窗。士兵们用靴子跺着地板，问有没有地下室，他们要搜查武器。卧病在床的诗人对带队的上尉说：“对于你们，这里只有一种危险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并惊慌地伸手去摸腰间的手枪。“这——就——是——诗——歌！”诗人一字一顿地回答。上尉耸耸肩，松了口气，以为这不过是诗人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他不懂，诗人是在庄严宣告：在他的家里，能找到的只有诗歌。而他的诗歌，对于敌人，就是最危险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坏消息从圣地亚哥传来。诗人的朋友、熟人们，有的躲藏起来，有的被逮捕，还有很多人，已经死去。这就像钢刀刺在心上，诗人痛苦而忧伤，他的病情迅速恶化。19日，一辆救护车接聂鲁达去圣地亚哥医院。一路上，车被士兵两次截住搜查。诗人眼里饱含着泪水，这是马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流泪。他请求：“巴多哈，帮我擦一下脸。”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他的智利而哭泣：灾难，巨大的灾难落在智利人民头上。 聂鲁达住进圣玛丽亚医院。朋友们来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坚持要接诗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总统派了一架飞机供他专用。马蒂尔德劝巴勃罗离开，但诗人对这话连听都不要听：“我绝不离开智利，我要在这儿承受我的命运。这是我的祖国，我的岗位就在这儿。”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们又来了，他们力图说服诗人离开智利。他们劝了很久，陈述了各种理由。特别提到他的病在这儿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还有他没有最后完成的回忆录……最后，聂鲁达终于同意了。但他只带少量必需品，因为不管怎样，他要尽快回来。但是，当马蒂尔德从黑岛取了一些必需品赶回医院时，诗人又变卦了。他刚和一些朋友谈过话，马蒂尔德竭力瞒着不让他知道的许多野蛮暴行，残酷屠杀……他都知道了：“他们在杀人，尸体都是残缺不全的，停尸所堆满死人。维克多尔·哈拉维克多尔·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军事政变一开始就被残酷杀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几段而死……”他痛苦，他震惊，他忧伤，他愤怒，但他却无能为力。最后，他温柔但却是坚决地对马蒂尔德说：不，他不离开智利，他希望这也是她的决定。他热爱的一切都在这里，当他的人民遭受残酷迫害的时候，他不能逃跑，他要亲眼看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马蒂尔德说：“好吧，我们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诉墨西哥大使，谢绝埃切维里亚总统的邀请。”听了这话，聂鲁达才平静下来。 夜里，诗人睡得很不安稳。在梦中他喊了几次：“他们在杀人，他们在开枪。”听着直升机在轰鸣，警车在呼啸，还有枪声……他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他一再说：“我不走，我应该留在这儿……”后来，他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没有醒。马蒂尔德还以为他是太累了：让他安安稳稳地多睡一会儿吧。她什么都想到过，就是没想到诗人会这么突然就离去。医生对她说过，癌症已经控制住，如果不发生意外，诗人还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头脑清醒，关注着一切。22日上午，他和画家内梅奥·安图内斯谈论形势。在政变后不到两周，他就预言，政变当局将长久统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军政府统治智利长达16年之久。这位画家，成了聂鲁达生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 3个忧愁的女人：马蒂尔德、诗人的妹妹劳拉、一位亲密朋友特雷莎·阿米尔，一直守候在诗人床前。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诗人动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马蒂尔德俯下身去，只见一阵轻微的颤抖掠过他的全身，然后，他再也不动了。诗人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他从前一夜的噩梦中径直走向了死亡。这是1973年9月23日夜里10点半，政变发生后的第12天。聂鲁达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他的心碎了。” 聂鲁达以生命履行了自己庄严的誓言： 但是，我却深深眷恋着 我那寒冷的小小国家。 如果必须死一千次， 我只愿意死在那里： 如果必须生一千次，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伐木者醒来吧》 送别 劳拉在哭，马蒂尔德像傻了一样愣在那儿，欲哭无泪。只有特雷莎·阿米尔头脑清醒地操持着，她催促马蒂尔德找衣服。她们给聂鲁达穿上他平日喜欢的一件鲜艳的方格衬衣，外面套上近于咖啡色和红色之间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条红丝巾围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进来，很丑陋，但总算不是黑色的。马蒂尔德特别嘱咐过，要浅色的，聂鲁达不喜欢黑棺材。他们曾戏谑地谈到过死，诗人说：“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为什么没有浅色的、鲜艳的，甚至木盖上有小花的？”而现在，马蒂尔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轻轻把诗人的头扶正，让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诗人的病床前一样。她还没意识到死亡已经把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只觉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顾。诗人的脸上留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后一刻，他想到了什么？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国内外记者涌进医院，朋友们也到了。有人走近马蒂尔德问：“送巴勃罗去哪儿？”“回家。”她回答。他们惊愕了，他们都知道那个“家”的惨状，但没有人敢劝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马蒂尔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个世界翻了个个儿，这房子从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烂砖头、黄泥汤。四门大开，却无法进去。一股激流沿着入口处的楼梯冲出来——原来从房后流过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进屋里——一楼淹没在泥水中。有人建议：是不是送聂鲁达去作家协会？“不，巴勃罗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别处。”马蒂尔德断然拒绝了。这时，所有的邻居都知道诗人“回家”了。他们从自己家里找出木板、砖块、棍棒……几分钟后，一座“桥”就搭成了。人们抬着棺材爬上屋后的陡坡，从已经没有门的后门进到二楼。终于，去世后的聂鲁达进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轻人紧跟在棺材后面。忽然，他们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个人高声呼唤，众人齐声响应：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到！”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今天——永远” “和我们在一起！” 这是对两周前开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杀、逮捕发出的最早的抗议呼声。 满地的碎玻璃在人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间“透明屋子”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窗，现在一块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处是一堆堆火灰，里面还杂着烧剩一角的图画、书页。撕成几片的纸扇、珍稀鸟类的彩色羽毛被踩进烂泥。电话已连根扯断扔在泥水里，家具不翼而飞，拿不走的就被砸烂。马蒂尔德只能坐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几乎麻木的双脚。餐厅像遭了轰炸，吊灯碎在地上，墙上飘着扯烂的画，印着污浊的皮靴印。人们动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马蒂尔德止住了他们：“不要捡，就这么留在那儿吧。巴勃罗会要求保留遭劫现场的。”她把一束红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这时，瑞典大使踩着碎玻璃碴、烂泥，举着大花圈走来，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长长的蓝色和黄色云纹带子上写着：“献给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瑞典国王古斯塔沃·阿道尔弗。”大使对记者们愤怒地高声喊道：“请拍照，请把这些破坏、抢劫全拍下来，全拍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来了很多朋友，他们是勇敢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到这儿来的。他们告诉马蒂尔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个包围着。周围街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被警察挡住，不敢往前走。马蒂尔德去邻居家给警察局长打电话，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长回答：“夫人，这是为了保护你和聂鲁达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话！真是厚颜无耻！正是他们把诗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废墟！在马蒂尔德坚持下，警察向后撤远了一些，这样，周围街道上等候的人们总算可以往前走动，进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们源源不断地列队走进来，流着泪向聂鲁达致哀，和他告别。墨西哥大使、法国大使……在泥水中走进诗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别。一位全身着黑的老人蹒跚地走来，他流着泪，迷惑不解地看着周围，似乎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被聂鲁达称为“我国的评论大师（同时又是矛盾大师）”的阿洛内。当年他曾慷慨解囊，资助19岁的聂鲁达出了第一部诗集《晚霞》；后来，他也曾写文章反对阿连德政府，因为他不喜欢“共产主义”。但现在，屠杀、抢劫、逮捕，还有这被砸成废墟的诗人的家，让他惶惑了，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胜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里西奥·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诗人告别的。前几天著名歌唱家维克多尔·哈拉刚被害。这是死亡横行的时刻，对不肯屈服的人们就更是危险，他们不得不躲藏起来。记者比希尼娅·比达尔凝视着聂鲁达的面庞，他的两眼紧闭着，但厚嘴唇上却留着笑意。记者回忆起诗人从斯德哥尔摩受奖回来下飞机时与记者的对话。“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旧鞋子。”“哪个词你最喜欢？”“爱。”而现在，他躺在那儿，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陪伴他的爱他的人们中间永远地沉睡了。 一队年轻的共产党员走进来，他们是在附近的基曼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就在此时，攻占出版社的军队正在用裁切机粉碎上万册刚装订好的书籍，聂鲁达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业的赞歌》就在其中。年轻人们请求记者不要照相。他们肃穆地排成整齐的行列，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和自己的诗人告别。源源不断的人流在庄严的沉寂中缓缓移动着。 朋友们在“拉查斯哥那”亲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野蛮和残暴。“生命之树”，这件墨西哥民间艺术杰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娅小心地从一堆碎片中捡出一个小小的泥塑圣母像。卧室里，床已粉碎，床垫上满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刻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写字母P和M的石砌壁炉。三楼藏书室和四楼工作室里散发着一股很浓的焦煳味。罗伯托·帕拉达捡起一张烧焦的书皮，上面印着：《对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尔·乌纳穆诺。他含着泪把纸抚平，装进口袋。座钟被开了膛，摆锤被拽走，指针也不见了。满地是撕烂的、烧焦的书籍、画册。画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们从水流里捞出的餐具、托盘、陶瓷器、书、画……堆成一座小山。 一个声称是皮诺切特副官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卡宾枪手走进来，说是来吊唁，但却不摘头上的帽子和钢盔。他问，聂鲁达的遗孀或亲属在哪儿？切拉·阿尔西雷斯激动地回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聂鲁达的亲属！请尊重我们的哀悼！”阿伊达·菲格罗亚指给他们看周围的一切：“在你们造下的这座废墟里我们为聂鲁达守灵。我们需要安静，请尊重我们，不要打扰我们对诗人的悼念。”周围的人们沉默地怒视着他们。最后，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狼狈地溜走了。军政府曾发通告为聂鲁达去世哀悼3天，从诗人去世时算起。但从通告发出到截止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即它的有效期实际只有两个小时。马蒂尔德是看着这个佩着闪闪发光金银丝带的副官走进来的，但是，她缓缓地转身上楼，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她拒绝接受军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绝！智利被钉上十字架，鲜血还在流，而他们正是罪魁祸首！聂鲁达绝不是他们的朋友。可惜诗人去得太匆忙，只来得及在回忆录中写出一章对他们的谴责。但就是这一章，已经击中要害，把他们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后，作家、大学生、工人、妇女……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拉查斯哥那”，无数双手抬起聂鲁达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断从大街小巷涌出汇入这支送葬行列。这是一支勇敢者的队伍，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和自己的诗人告别，为他送行。街道两旁是一辆接一辆的兵车，机枪、自动步枪全都对准送葬的队伍。卡宾枪手们驾着摩托车在队伍旁窜来窜去，随时准备冲进人群。戴黑色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着人们平端起枪瞄准。但是，队伍仍然在前进，人们目不斜视，望着前方，仿佛没看见闪着寒光的黑洞洞枪口正对准他们。而且，加入这支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而路旁的军车也一辆挨着一辆，不见尽头。这是史无前例的由举枪瞄准的士兵“护送”的葬礼。为一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为一个诗人，他们出动了多少军队？！ 这时，行进的队伍中响起一个高亢的声音： 将军们 卖国贼：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这是基曼图工会主席，他高声朗诵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们跟着他齐声背诵，聂鲁达的诗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张口背诵： 你们的每一件罪行都铸造了子弹， 总有一天， 将打中你们的心房。 你们会问我：你的诗篇 为什么不诉说梦想、树叶 和你祖国的大火山？ 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吧。 你们来看 街上的鲜血。 来看鲜血 在街上流淌！ 这是聂鲁达在控诉，这是人民在控诉，37年前发生在西班牙的悲剧，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响起胆怯而略带犹豫的歌声，有人小声唱起被禁唱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来：“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后，是全体的歌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人们昂头挺胸，走在持枪的军警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长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响着朗诵声，人们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聂鲁达的诗：“兄弟啊，起来跟我一起诞生。”“你们来看街上的鲜血……”是的，聂鲁达仍然坚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击。 妇女们举着鲜花加入送葬的队伍，她们哭泣着。男人们把红色康乃馨紧握在胸前，满脸哀伤，但目光却坚定如钢。他们没有眼泪，有的是期望。街道两旁的窗口都挤满了人，他们向这支队伍挥动头巾、招手致意。当队伍从一个工地旁走过时，站在高高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全都摘下黄色头盔，肃立默哀，目送着诗人远去。数十个外国记者、电视台、制片厂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照录音。有他们在场，对送葬的人们是一种保护。队伍走到墓地时，那里已经被装甲车、兵车包围着。面对军方的威胁，人们振臂高呼： “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维克多·哈拉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然后，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走进墓地的大门。队伍中又响起洪亮的朗诵声：“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剑，准备战斗。”接着，一个声音呼叫：“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众人齐声回答：“到！”“维克多·哈拉同志！”“到！”“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到！”这是人民的呼声。人民对聂鲁达的哀悼，对以身殉职的总统的拥护，对屠杀的愤恨，对正义的渴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聂鲁达的棺木缓缓放入墓穴，人群肃立墓前。人们朗诵着《漫歌集》中的诗句和诗人告别。一位年轻工人朗诵了他自己刚写出的诗。诗人墓前摆满鲜花。最后，响起了国际歌声，这歌声庄严而缓慢：永别了，人民的诗人！ 聂鲁达的葬礼成了9月11日以来智利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军事政变游行示威。这是诗人的功绩，他去世后仍然在继续战斗。当人们呼叫：“聂鲁达同志！”永远可以听到响亮的回答：“到！” 遗著 聂鲁达入葬后马蒂尔德回到黑岛。她走进诗人的工作室，只见桌上摊开着卷宗，摆着一沓沓已复和待复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刚刚还在这儿，只是暂时离开一下，并未走远，她立刻意识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着她继续完成。特别是整理出版聂鲁达的遗著，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马蒂尔德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和聂鲁达的同志们、朋友们一起，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收集、整理出版了聂鲁达的遗著10余部。这是他们的一大功绩，也是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最好纪念。其中的8部诗集：《被剥离的玫瑰》《冬天的花园》《2000年》《黄色的心》《疑难集》《挽歌》《海与钟》《挑眼集》，本拟于1974年上半年在聂鲁达生日前夕出版，但政变打破了原定计划。1973年9月11日前后已判若两个世界。可是这8部诗集后来终于得以陆续出版，其间经过了多少艰苦斗争，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该出世》出版，这部书近500页，分为7卷，收集了聂鲁达半个世纪间写的抒情散文诗、读书札记、随笔、旅行游记、友情忆旧、演讲词、文学创作谈等。从20世纪20年代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散文诗到1971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演说共120篇。这部散文集可以说是诗人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补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传”。诗人生活中各个时期的许多重要事件，有意义的片段，他的思想、观点，他的情趣、好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这些登载于各种报纸杂志上的散文、随笔、游记和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报告、演讲中留下了生动、忠实的记录。 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是由马蒂尔德收集并由她和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加了详细注释和说明后出版的。马蒂尔德在国家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查找聂鲁达早年向报纸、杂志投寄的作品。经她手查过的旧报纸杂志有：报纸《特木科之晨》，文学杂志《跑吧——飞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诗人早期作品汇编成诗文集《看不见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发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热心与恒心》，署名为内夫塔利·雷耶斯，当时诗人还是个刚过完13岁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结束》，这是由马蒂尔德收集汇编的一部诗集。它收入了聂鲁达1933年到1973年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诗歌，还有一部分是未曾发表过的。诗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诗组成，标题即为诗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为《鸽子的内心》，它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作为单行本曾经出版过，但也可以说没有出版过，因为它那次“出版”，只出了1册，是193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聂鲁达写诗，由另一位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绘制插图的。这本出了1册的诗集是赠给萨拉·托尔努·德·罗哈斯·巴斯的，并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诗集粗麻布的封面上，用绿丝线绣着一只鸽子。 在聂鲁达的10余部遗著中，回忆录《回首话沧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变和死亡打断了回忆录的撰写，使诗人政变后3天写下的几页急就章：《阿连德》成了它的最后一章。诗人去世后，留下的是《回首话沧桑》的口授记录稿。找谁合作给这部回忆录定稿？怎样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当务之急的是，怎么保住这部手稿不被政变当局查抄销毁？马蒂尔德给墨西哥使馆打电话请求帮助。使馆派秘书取走回忆录的原稿，送回复印件，原稿由使馆保存。马蒂尔德这才放心，头一个难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整理这部口授记录稿，马蒂尔德想到，只有一个人能帮助她，这就是奥梅罗·阿尔塞——聂鲁达的秘书和好友。他很熟悉这部书稿，诗人几乎对他口授了全部内容。第二天，奥梅罗·阿尔塞应邀来到黑岛。马蒂尔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为他腾出一个大桌子，把有关回忆录的全部材料都搬出来。奥梅罗忧伤地沉默着，然后，他极为严肃地表示，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有话要说。他说的是：“当前局势太可怕了，巴勃罗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应该撤掉。”马蒂尔德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恐惧，极度的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既然奥梅罗是这么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马蒂尔德收起资料，转身上楼，浑身发抖。但这还只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灭。第二天，马蒂尔德送奥梅罗去圣安东尼奥。车子刚开进村庄，他就要求下车，因为：“巴勃罗的车谁都认识。”分手前，马蒂尔德问他，是不是愿意作为合作者在回忆录上署名？他拒绝了：不，他不署名。注视着他提着箱子远去，马蒂尔德凄凉地感到：失去了一个信任多年的朋友，一个重要支柱。 应该找谁合作为回忆录定稿？应该找位作家。马蒂尔德想到他们的挚友、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他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她马上打电话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来智利。但奥特罗·席尔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马蒂尔德惊呆了，难道连他们最亲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吗？！她忍不住流泪了。但是，她错了。米格尔要求她去委内瑞拉。当天下午，委内瑞拉使馆就派人去黑岛解决马蒂尔德的旅行问题，特别是帮助她通过外交邮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从他们那儿马蒂尔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议会上，米格尔作为议员就聂鲁达的去世作了言辞激烈的演说，他沉痛而一针见血地说：“巴勃罗死于智利的灾难！”他愤怒谴责肆意杀戮的智利政变当局。当天，他又在大学里演讲揭露军政府的血腥屠杀。马蒂尔德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来智利，才觉出自己的建议太天真了。 飞机降落在加拉加斯，马蒂尔德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终于回到朋友们中间！她长出了一口气。奥特罗·席尔瓦对她说：“明天早晨8点，我们就动手整理回忆录。”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们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记录稿，比较凌乱，要理清头绪，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删改，这是个基本原则。原稿涉及数不清的细节，牵涉到很多回忆。需要查找资料，给以注释说明。米格尔对聂鲁达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儿有无数大字典，几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资料，他们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从8点开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这对于他们大概都是头一回。原来预计一个月完成，但实际上整整奋战了两个月才整理完毕。 手稿整理工作一结束，米格尔和马蒂尔德立刻去巴塞罗那和他们亲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尔门·巴尔塞尔斯一起审阅书稿，这位朋友是马蒂尔德艰难岁月中的坚强支柱。然后，马蒂尔德直接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把回忆录手稿送一份给洛萨达出版社。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这还是第一次。 1974年3月，圣周前几天，马蒂尔德接到洛萨达出版社通知，回忆录即将出版。她高兴极了，立刻整装出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聂鲁达的回忆录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马蒂尔德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她要把这些书带进去。她把36本回忆录打成一个小包，用麻绳紧紧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书的封面。这些回忆录，她一定要带回智利。 马蒂尔德提着箱子和这个用麻绳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走进圣地亚哥海关。海关检查得很严，不等几个小时，就别想通过。海关检查员问马蒂尔德包里是什么？她大声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罗·聂鲁达的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刚出版的。我是他的遗孀。”好几位正在等待检查的女士立刻围上去向马蒂尔德问候，对她诉说她们对聂鲁达的敬仰、怀念。马蒂尔德被人们包围在中间。海关官员大为不满，他不耐烦地关上马蒂尔德的箱子，对她说：“快过去吧！”马蒂尔德顺利地进了关，她松了口气，感激地想：这些女士们永远也想不到她们帮了她多大的忙！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一直被列为禁书。马蒂尔德带进智利的这些回忆录，是那些年间通过海关进入智利的仅有的几十本。 《回首话沧桑》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和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各种文字的译本紧接着就出现在世界各国，它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英语、匈牙利语、葡萄牙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走遍了世界。多年来，人们一直要求聂鲁达写回忆录，他们预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归根结底，聂鲁达不仅仅是位伟大诗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独厚的见证人。特别是诗人获诺贝尔奖后，这种呼声就更强烈。实际上聂鲁达早就动笔在写，在诺曼底罗昂大主教的“城堡”——“马厩”里，在他的老朋友和秘书、智利诗人奥梅罗·阿尔塞的协助下，“天天都在写《回忆录》”，诗人在一封信中说。《回忆录》是他为庆祝70岁寿辰准备的献礼之一。因此，智利军事政变、聂鲁达去世后，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国文化界关注的热点。诗人瓦尔帕莱索和圣地亚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并捣毁，智利处于混乱、恐怖之中……这一切让人们非常担心，瑞典一家报纸甚至发过消息：“《回忆录》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忆录》西班牙文版刚出，各种译本紧跟着就纷纷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话沧桑》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诚而动情的“诗人的回忆录”。聂鲁达“为我们提供一座画廊，里边陈列着受他那个时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动的众多幻影”。他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所经历的生活”。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回忆录的确是一部精彩之作。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感到遗憾。正如一位苏联作家尤里·巴巴洛夫所说：“我对《回忆录》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阅历要丰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聂鲁达的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结识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当然，一本回忆录不可能容纳这一切，不可能满足渴望了解诗人全部生活和创作的百万读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军事政变带来的灾难，聂鲁达的《回忆录》绝不会在《阿连德》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会写得更多。很明显，最后10年中的许多人和事就都没写到。对这一点，马蒂尔德曾明确说过：“这本《回忆录》是没有写完的。” 有人对《回忆录》的真实性提出怀疑，认为最后一章《阿连德》不是聂鲁达写的，而是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和马蒂尔德加上去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一章的作者。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马蒂尔德的回答是明确的。她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对最后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是站不住脚的。聂鲁达研究家们对他的文章风格很熟悉，他的风格是很独特的。……他们之中没有人会说这一章是我们写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请他一起整理这部书稿。回忆录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巴勃罗说的……标题，副标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巴勃罗的话，没有添加过一个字。而且我也绝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对作者的亵渎。”在马蒂尔德自己写的回忆中她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聂鲁达研究者们断言那样的东西是禁不住认真推敲的：巴勃罗的文笔很难模仿。而且，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认为我会允许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没有写下的东西。”因此，毫无疑问，《回忆录》中的每一行都是聂鲁达写的。最后几页是《回忆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和书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语言风格也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写作风格是模仿不了的。 对于因期望从聂鲁达的《回忆录》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遗憾的热心读者们，有一个办法一定可以给他们以些许安慰，那就是请读一读马蒂尔德写的回忆录：《和巴勃罗·聂鲁达生活在一起》，这部回忆录1986年9月由巴塞罗那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马蒂尔德·乌鲁蒂亚1912年5月3日生于智利契扬，1985年1月5日在圣地亚哥去世。这位被聂鲁达称为“我的巴多哈”的文静、秀丽的女子，是诗人心中的缪斯。聂鲁达有两部写得最好的诗集是奉献给马蒂尔德的。她是个勇敢、坚强的人，和诗人一起承受艰辛苦难，共享胜利欢乐。诗人去世后，马蒂尔德坚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继承诗人的遗志，继续战斗。这部回忆录，就是她为热爱聂鲁达的人们献上的厚礼。 聂鲁达的最后征程，他的最后一战，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这部回忆中都有真实、生动、详细的记载。马蒂尔德以深挚的感情，诗一般的语言，追述了聂鲁达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奋斗，他的欢乐和痛苦，他的爱和憎。特别是，他们共同度过的难忘岁月。马蒂尔德写出了聂鲁达流亡生活的艰辛，诗歌创作的甘苦，献身者的胸怀，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称巴勃罗为“爱情诗人”，这的确是作为诗人知音的真知灼见。聂鲁达在他历尽沧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他坚信：“吟唱诗歌不会劳而无功。”他的诗作，充满对故乡、祖国、亲友、人民，对生活、对真理大海一样真挚、深沉的爱。他像参天大树，深深扎根于泥土中，与人民血肉相连，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他赢得了人民深挚的爱、永恒的怀念。马蒂尔德的回忆录是一份难得的史料，有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有关聂鲁达生活和创作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详情、细节。诗人的生活在马蒂尔德笔下得到了忠实、生动的再现，她为诗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聂鲁达的遗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以外，还有两部：《爱情书信集》《给劳拉的信》。《爱情书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广大读者，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揭开了一个严守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有两个姑娘的形象：玛丽索尔、玛丽松布拉。她们究竟是谁，一直是评论家和研究者们的一道难题，一个难解之谜。而诗人对此的回答是：“人们常常问起我《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里的两位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爱情书信集》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说为115封），全部是聂鲁达写给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的。她就是被诗人称为“玛丽松布拉”的那位“头戴灰色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发诗人写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这本《爱情书信集》的出版同时又受到了指责。当时仍然健在的阿尔维蒂娜·阿索卡尔对记者声明，这些信件是她侄子从她手中骗去的。他假说要帮她整理这些信件，但实际上却把它们卖给了一个古董商，换取古玩。这个古董商塞尔希奥·费尔南德斯·拉腊因就是《爱情书信集》的出版者。阿尔维蒂娜提出诉讼，打赢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这些信件被印成书出版，却成了既成事实。 提出抗议的还有马蒂尔德。这部书信集公布的信件内容对她丝毫无损，她是聂鲁达深挚爱情的最终拥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伤害她的是费尔南德斯的“海盗行径”。《爱情书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费尔南德斯和阿尔维蒂娜的侄子用欺骗手段偷偷摸摸搞出来的。他们没经过收信人的同意，更没有经过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同意。马蒂尔德是聂鲁达财产、包括精神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她对记者发表声明说：“这位先生这么干是非常卑鄙的。他应该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没有这么做。因此，这种行为构成了盗版、侵权……这本书，当然不能再出版。”这本书的出版，阿尔维蒂娜、马蒂尔德没拿到一分钱，那个古董商却因此赚了大钱。正如马蒂尔德所说：“这本书非常畅销，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毫无疑问，这些信件必将收入新版的聂鲁达全集，但要去掉《爱情书信集》中费尔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乱语。何况，聂鲁达的“爱情书信”，绝不仅仅是这111封写给阿尔维蒂娜的信，还有他给黛莱莎的、德丽亚的，特别是给马蒂尔德的大量书信，都应该包括在内。 《给劳拉的信》是由作家乌戈·蒙特斯编辑，由马德里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经常去拜访聂鲁达的妹妹劳拉，特别是在马蒂尔德去世后，他成了劳拉的常客。他喜欢听劳拉回忆20世纪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开拓时期的生活。听劳拉讲述她的也是聂鲁达的当铁路工人的父亲，诗人的mamadre——劳拉的生身母亲，特别是聂鲁达——他那时的名字是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劳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里的一捆信件给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聂鲁达从世界各地寄给劳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捆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信件，直觉得烫手。好久他才说出一句话：“劳拉，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劳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极为小心仔细地把它们包好，然后郑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会给这些信件以最适当的处理。于是，不久就出版了这本印制得极为精美的书信集《给劳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颜色以摹写的方式印制而成的，堪称是书志学中的瑰宝。 蒙特斯为《给劳拉的信》写了序，强调指出这些信件的特殊价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重要方面：父子亲情、兄妹情谊。这对人们完整、全面地认识聂鲁达起着任何别的资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这28封信和17张明信片充满远离故土、难耐寂寞的游子对父母、妹妹的怀念、温情。劳拉·雷耶斯是聂鲁达生活中的坚强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学生公寓那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是劳拉设法不时找几个钱捎去接济这位饿死鬼诗人。在远离智利的东方，是劳拉远隔重洋给诗人捎去家乡亲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着诗人早年写满诗歌的练习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里，是她和马蒂尔德一起为诗人最后合上他的双眼。 这些信件和文学作品不同，是诗人心灵、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现了他作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亲情。他亲昵地称劳拉为“小兔子”，对父亲则尊重，又略带敬畏，永远称之为“亲爱的父亲”。而对母亲，则始终是：“我亲爱的妈妈，我永远在你身边，亲热地拥抱你，你的儿子内夫塔利·里卡多。”这部书信集使发生在诗人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许多趣闻逸事不致被湮没，使人们能更亲切地感知诗人的内心，他对家人的温情、眷恋。它也是对那些攻击诬蔑者的有力回击。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什么诗人没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坏丈夫，坏兄弟，不孝子。读《给劳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聂鲁达本人。它为我们认识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扬帆远航 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的枪口下，成千上万智利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四面八方涌进为聂鲁达送葬的行列。他们手捧红色康乃馨，唱着国际歌，朗诵着聂鲁达的诗，高呼着：“巴勃罗·聂鲁达同志！今天——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为自己的诗人送行。热爱人民的人，人民必然爱他。这爱，深挚而永恒。走在这千万人组成的行列中，听着这悲壮的呼声、歌声，马蒂尔德擦干泪水，抬起头。这是人民的声音，这是智利民族的呼号。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志和朋友，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罗给她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人民的事业。一种坚强的信念注入她的心灵，她不再哭泣。她决心接过聂鲁达手中的旗帜，献身于诗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像巴勃罗那样生活！她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响在她的耳边，鼓舞着她。 你将磨穿鞋底， 但你会在前进中成长。 你须在荆棘中跋涉 洒下鲜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亲爱的， 擦亮这杆枪，同志。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着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属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里，排着长队等待认领尸体。她帮着失踪者的亲属，四处打听寻找他们不见踪影的亲人……因为，所有的死难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罗·聂鲁达一样，死于智利的灾难，他们都是她的“亲兄弟，亲姐妹”。她参与各种活动，在马波乔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动联盟……世界各地都邀请她去，聂鲁达不仅属于智利，更属于全世界。但是，有两个日子对于马蒂尔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聂鲁达身边。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去黑岛，拜谒聂鲁达黑岛的家。于是，那儿房前的篱笆上就会挂满各色各样的字条、信笺、礼物，人们向诗人祝寿，和他交谈。诗人的家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每年的9月23日，在圣地亚哥总公墓，在聂鲁达坟前，都聚满人群摆满鲜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布满持枪的警察，他们虎视眈眈，如临大敌。在这一天，马蒂尔德总是坚强地屹立在聂鲁达墓前，成为诗人永远活着的标志和象征。 死后要埋葬在黑岛，这是聂鲁达生前的愿望。为的是，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永远听浪涛呼啸，看浪花翻滚。他是大海的儿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离开大海，即使在死后。但是，政变当局不允许按照聂鲁达的遗愿把他葬在黑岛。他们把诗人黑岛的住宅作为共产党的财产登记在册，宣布没收。在世界各国和国内各界反对下，他们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马蒂尔德有居住权。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聂鲁达被葬在圣地亚哥总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内。那是他们的好友阿德里亚娜·迪特沃恩主动热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说，把巴勃罗·聂鲁达葬在她们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荣。但是6个月后，当她不在国内时，她的家人却写信给马蒂尔德要求把聂鲁达的棺木迁走。 圣地亚哥总公墓很大，像个小城，里面街道纵横，有路灯、路标。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样，贫富悬殊，门第森严：划分成富人区、平民区和贫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区。而聂鲁达新的墓穴却在离这儿很远的墨西哥小区，已经到了墓地的边缘。死后也能遥望大海，这是巴勃罗生前的愿望。而在这儿，他能看见的却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构成的汪洋大海，这里全是穷人的坟墓。马蒂尔德找来一个罐子，插上鲜花，摆在聂鲁达墓前。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朋友们用一段黑炭写下了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因为当天已经来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马蒂尔德一早就赶到墓地，买了鲜花。当她走到诗人墓前，不禁热泪盈眶：那用黑炭写着聂鲁达名字的简陋的墓前，早已摆满鲜花。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诗人。马蒂尔德和朋友们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面只有几个字：“巴勃罗·聂鲁达。1973年9月23日。”这是一个异常简陋朴素的坟墓。但是，无论是马蒂尔德，还是诗人的朋友们，都认为聂鲁达在这儿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华的陵墓里更合适。这对诗人是一种回归：他出生于下层劳动者家庭，一生为劳苦大众讴歌，为他们伸张正义，谋求幸福。死后他也仍然在劳动者中间，与千千万万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聂鲁达一样，死在同一个月死于同一灾难。 1974年7月12日，第一个没有了巴勃罗的巴勃罗的生日。这一年，他该满70周岁。马蒂尔德一大早就出了门，她想第一个赶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鲜艳的衣服，巴勃罗讨厌忧伤，他热爱欢乐。在墓园门口，马蒂尔德买了一大捧红色康乃馨，这种花颜色鲜艳、漂亮，不易凋谢。一进墓地，就看到墓园里一车一车的警察。这么强大的军政府，竟然会这么怕一个已经去世的诗人！来了很多人，有熟识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泪，一些人从衣服下面拿出藏着的红色康乃馨。女人们和马蒂尔德拥抱，对她倾诉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着她。墓前的鲜花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吓不住人们。他们似乎在问，这么多警察到墓地来干什么？难道他们还要对死者宣战吗？！在寒风中，马蒂尔德在聂鲁达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着满世界的鲜花，往事涌上马蒂尔德心头：“巴勃罗的生日，总是热热闹闹，鞭炮响连天，烟花闪烁，巨大的气球欢乐地飘荡在天空，像鸟在飞翔。这个一生播种欢乐的大孩子留给人多少回忆！”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会纪念聂鲁达，诗人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但是在圣地亚哥总公墓，祖国人民对诗人的朴素纪念一定让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没有白唱。每年的这两天，聂鲁达的墓地周围都布满士兵。但是，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来到诗人墓前。他们沉默无言地肃立着，虔诚地向诗人献上他们的悼念、他们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们手捧康乃馨，就像捧着一颗颗红星。在这样一个周年纪念日里，当人们正肃立墓前致哀时，一个青年缓缓走到墓前。他默默无言地从口袋里郑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来。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吹奏完毕，他以同样庄重的神态收起笛子，沉默地离开了。他是谁，叫什么名字，这并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以自己珍爱的方式：音乐，悼念他热爱的诗人。也许正因为他深知：诗人热爱欢乐！ 1979年，马蒂尔德重返卡普里，并应那不勒斯市长的邀请参加该市纪念聂鲁达75周年诞辰的活动。她回忆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诗集《船长的诗》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葡萄与风》也是在这儿动笔的。还有《元素颂》的第一首《看不见的人》也是在这儿写成的。这首诗，现在所有的智利诗人都能背诵。这其中的缘由，可想而知。 1981年，马蒂尔德和博洛迪亚同机飞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纪念大会。马蒂尔德回忆了遥远的往昔，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可是那之后仅一年，悲剧就断送了诗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发言，使听众们深为感动。博洛迪亚则赞扬了这位坚强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举着聂鲁达的旗帜，奋勇向前。 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向聂鲁达致敬的纪念活动。世界著名哑剧演员马塞尔·马塞昂，这位按照哑剧规则在舞台演出中从来不开口的大师这回头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说：“多年前，我曾在智利为聂鲁达演出过。今天，我要为他的遗孀演出。我表演的节目叫‘牢笼’，这对聂鲁达和马蒂尔德的祖国有现实意义。”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再没有开过口，他用丰富的动作、生动的表情说明了一个被囚禁的人应该怎样冲破牢笼。马蒂尔德向人们讲述了智利发生的最新情况，讲述了聂鲁达和他的诗是怎样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后，一位高个子先生缓缓走上台，他讲的是：“一个微笑的斗士。”他就是聂鲁达的朋友、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 马蒂尔德正像当年的聂鲁达，出航又归来。她永远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继承聂鲁达的遗志，每一天都把它变为新的现实。” 1983年10月22日，在圣地亚哥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名为“智利向自己的诗人致敬”的隆重纪念会，纪念巴勃罗·聂鲁达逝世10周年。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智利迅猛发展，打破了军政府不许公开集会纪念聂鲁达的禁锢。参加大会的是整个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长拉斐尔·阿尔维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记者。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阿尔贝托·莫拉维亚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新闻记者、小说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何塞·万徒勒里何塞·万徒勒里（1924—1988），智利当代著名画家。等数十人。大会由智利人权委员会、作家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在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她说： “亲爱的朋友们： “我曾经说过，而且现在还要这么说：巴勃罗活着。我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罗的同志。他在《船长的歌》中要求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诗中要求我，作为他的战友，和他一起为和平而战。他无限热爱自己的人民，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坚持不懈地奋斗了一生。 “在《旗帜》一诗中，他对我说：‘起来，/你快快站起来，/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肩并肩/去战斗，/冲破罪恶的罗网，/推翻制造饥饿的制度，/粉碎制造贫困的体制！’ “……人民的贫困，是多么沉重地压在他心头…… “他是自己祖国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国对于他是一部没有任何秘密的大书。 “他认得出智利所有的鸟，熟悉它们的叫声，知道它们怎么摆动尾巴，知道它们羽毛的样式和颜色。当我们在路上看到美丽的野花却叫不上名字时，他就十分丧气。 “每年1月，我们都去南方。我们缓缓而行，访问每一个村庄。我们去市场，赶集市。巴勃罗认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当地生活。他和买卖人交谈、调查，询问他们都制造什么样的工艺品，干什么活，挣多少，吃什么，读什么，说什么。然后，对这一切的回忆就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依据。 “巴勃罗的诗歌天地广阔，他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智利人都听过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在剧院、广场、街头和市场到处朗诵。巴勃罗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诗歌奉献给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难他看得见，摸得着。 “他在诗歌中歌颂平凡的东西：他赞颂卑贱者，使它变得高尚。他歌唱葱头、西红柿、洋蓟，歌唱面包、空气……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爱情诗人。歌唱自己爱恋的人时，他是那样的动情。当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飞鸟、花草树木，热爱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在诗中歌唱整个世界。 “他热爱人民，为此他谴责独裁者，是他们剥夺了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他说：‘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诗都写得扎扎实实，就像看得清摸得着的物体那样；我力图使我写的每首诗都成为劳动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诗歌都成为十字路口的路标，像一块石头、一段木头那样，让他人，让后来的人们，能在上边留下新的标志。’ “我们肩负着安放新标志的责任。 “今天，他去世已经10年了。毫无疑问，我们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们身旁，他活着，他在战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为他有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性格，还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对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类的尊严，诗人和爱国者的尊严。他的心仍然在跳动，他的声音仍然在呼唤，他仍然在和我们一起战斗。 “非常感谢世界各地人民对巴勃罗表示的敬意。巴勃罗在和我们一起呼吁： “不能再流放人！ “为什么要把我们美丽可爱的祖国变成一座大监狱？ “我们要求公开被捕者和失踪者的真相，结束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它让智利人民受尽了煎熬。 “把祖国还给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国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正像每个人都有权拥有母亲一样。怎么能想象竟然有人敢于剥夺人民如此神圣的权利。 “我们要求严惩造成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业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是在饥饿中挣扎的儿童。 “但是，他们已经奋起抗议，他们正直、勇敢、坚定，高举着旗帜和他们被杀害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画像。 “我向这些无比坚强的智利人呼吁：让我们的呼声融为一体，让我们手拉着手，团结起来。只有万众一心，我们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才能赢得一个有面包、有工作、有正义、有自由的国家。 “我们必须和骗人的法律彻底决裂，正像巴勃罗所说，少数人穷奢极侈，而穷人却一无所有，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窝棚。因此他们抗议，他们要工作，要面包。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监狱。而现在，又加上子弹。 “最后，让我念几行诗，这是《爱情十四行诗》第94首中的几句。对于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罗在诗中对我说：‘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坚强地活着，/用你纯洁的力量驱散阴霾和寒冷，/睁大你明亮的双眼走遍南方，/展开你银铃般的歌喉日夜欢唱。/但愿你永不停止欢笑，脚步永不迟疑，/但愿我留下的欢乐永不消逝。’ “……他热爱欢乐…… “因此，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不要以默哀一分钟来悼念巴勃罗，绝对不要！请你们给巴勃罗一分钟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谢谢！” 世界各地不断邀请马蒂尔德去参加各种纪念聂鲁达的活动。她收到了苏联的邀请，一艘巨型油轮将举行以“巴勃罗·聂鲁达”为名的命名仪式。尽管旅途艰难、路途遥远，马蒂尔德还是赶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里加港。不同寻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许多是聂鲁达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尔·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车，人们走上一架饰满鲜花的舷梯。舷梯顶端，矗立着聂鲁达的巨幅画像，四周缀满鲜花，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命名仪式，而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全体船员都守候在大厅里。原来只想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少数人参加，但船员们坚决要求全体参加，他们都热爱聂鲁达。 船长简短致辞后，就请马蒂尔德发言。该讲些什么呢？她决定讲聂鲁达生活的一个本质方面。那就是，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聂鲁达，这个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镇长大的青年，在他开始写诗时，绝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马蒂尔德为聂鲁达感到骄傲。她感谢人们对一位诗人所表达的崇高敬意。而这位诗人，如今正长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简陋的坟墓里。 命名式气氛热烈，人们情绪高昂。原定在下午6点起锚的油船，直到半夜还停在港口里。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摇晃着巨轮，而船上却洋溢着温暖和欢乐。翻译感慨地对马蒂尔德说：“夫人，这样的场面，我还从来没见过！”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参加过聂鲁达的聚会——却回答：“这是自己人的聚会。巴勃罗就在这儿，他就是发起人。”船长兴奋地对马蒂尔德说：“你不知道，我们会感到多么骄傲！当轮船进港时，人们会问：‘返航的是谁？’我们的回答是：‘巴勃罗·聂鲁达返航了！’”当马蒂尔德离开苏联时，“巴勃罗·聂鲁达”号早已扬帆远航。“他”穿洋过海，走遍世界。就像当年那位老航海者继续出航和归来，他永远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罗·聂鲁达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的遗体从圣地亚哥总公墓迁出葬于首都以西70英里的黑岛。诗人辞世近20年后终于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葬在黑岛： 伙伴们，把我埋葬在黑岛上， 面对着我熟悉的大海，面对着 粗粝的礁石和汹涌的波浪， …… 海边土地上所有的湿润的钥匙， 都了解我的欢乐的每一个阶段， 都知道我愿意在这里， 在大海和陆地的眼皮之间长眠…… 我愿意 被拖着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风所冲击所粉碎的雨中， 然后从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边给我所爱的人挖个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与我为伴。 ——《后事》 他就在这里，永远和他的人民在一起，获得了永生： 不论怎样，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将来，当我已不复存在的时候，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间， 在不安静的浪花的闪光里。 寻找我吧，就到这里来寻找， 因为，我将无言地回到这里来， 没有嘴唇也没有声音，干干净净； 我要回到这里来， 为了变成奔腾的大海， 为了变成她的不羁的心； 我将在这里迷失，我也将在这里被找到； 在这里我也许将变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来的》 麻胶版画《聂鲁达和他的人民》